经济史研究十篇

经济史研究篇1

英文名称：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2-8005

国内刊号：11-1082/F

邮发代号：89502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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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篇2

徐凯希认为晚清末年是湖北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侧重发展生物技术，大力发展农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显著特点。①苑朋欣、朱彦华介绍了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②直隶是创办农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最早的省份之一。苑朋欣撰文对此做了介绍。③抗战前在华北，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抗战爆发后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趋势。王加华归纳了这一变化，并总结了原因。④民国时期，陕西大规模引进、培育和推广棉麦良种，成效显著。王建军、陈钊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次改进的成就与经验。⑤王川以四川省档案馆史料为主，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农业改进活动。⑥唐咸明从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以及人口压力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甘蔗种植和制糖业落后的原因。⑦郑林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所引发的农业技术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的影响。⑧

武力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并非是由于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所致。⑨唐晓腾、曾绍阳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从而促进农业生产⑩。吴滔认为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⑾温锐考察了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⑿徐畅认为高利贷固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它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⒀梅德平考察了政府时期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史讨程。⒁黄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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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凯希：《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述略》，《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苑朋欣、朱彦华：《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③ 苑朋欣：《清末直隶的农业教育》，《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

④ 王加华：《抗日战争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一一以棉花与粮食作物对比为中心》，《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王建军、陈钊：《民国时期陕西棉麦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王川：《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唐咸明：《试论近代中国甘蔗种植和制糖业落后之原因》，《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郑林：《现代化与三元结构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一一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与需求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⑨ 武力：《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⑩ 唐晓腾、曾绍阳：《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一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⑾ 吴滔：《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一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⑿ 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一一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⒀ 徐畅：《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一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⒁ 梅德平：《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问题。①刘芳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的原因。②

慈鸿飞从农垦、水利、林业诸方面，论述了1912—1949年间西北各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③任泉香、侯甬坚利用地方志文献考察了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④张天政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宁夏地方当局为增强其经济实力，采取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政策措施。⑤李群对苏、浙、皖民国时期畜禽饲养数统计资料进行了整理、校正和分析。⑥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羽离子将其与圈地运动做了对比，认为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⑦苏新留通过对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资料的爬梳，重建了河南省水旱灾害的等级序列，并进行了初步分析。⑧

工商业及市场研究

对于抗战期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过去研究者较少涉猎。汪敬虞从人均生产量、值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对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一家，杜恂诚对其进行了考察。⑩戴一峰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闽行与侨批局关系演化的个案考察，揭示了两者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并进而重新检讨了以往学术界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研究中的若干理论偏颇。⑾以天津为例，宋美云认为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⑿郑会欣分析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二战前的投资经营活动，认为其在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⒀巩为为认为“官督商办”向“商办”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企业模式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官助商办”这样的中间形态，并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进行了阐述。⒁沪东棉纺织厂区曾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先行区，罗苏文认为其兴起过程伴随着近代私营工厂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官营工场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量、共存、离合。⒂周忍伟对芜湖近代工业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陈述，并分析了其内涵及相关环境。⒃薛毅论述了资源委员会对台湾工矿企业的接管。⒄胡玉海介绍了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交涉的有关情况。⒅陈志杰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关键作用。⒆王海虹论述了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的广告竞争。⒇赵娟霞以英美烟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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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刘芳：《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

③ 慈鸿飞：《1912—1949年西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任泉香、侯甬坚：《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⑤ 张天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述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⑥ 李群：《民国时期苏、浙、皖三省畜禽饲养数探讨》，《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羽离子：《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⑨ 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杜恂诚：《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一一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⑾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一一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⑿ 宋美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一一以天津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3期。

⒀ 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巩为为：《盛宜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⒂ 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

⒃ 周忍伟：《传统城市近代工业发展轨迹和特征一一芜湖近代工业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⒄ 薛毅：《资源委员会接管台湾工矿企业略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⒅ 胡玉海：《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⒆ 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⒇ 王海虹：《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广告竞争述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民族资本烟厂所发起的一系列商标侵权案件为基础，分析了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在执行时的失效问题。①贾鸿雁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旅游发展以抗战为界，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一系列近代化特征。②严亚明论述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③宋士云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有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历史过程。④李丹桂、何新易分析了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⑤张燕萍评述了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特种矿产统制。⑥杨在军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⑦严亚明综述了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的研究。⑧冯小红、光梅红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⑨

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⑩史建云顺着施坚雅的思路，采用同样的规则，对其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市场社区理论等，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探讨了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差异．⑾任放总结了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他认为尽管它存在局限性，但这一模式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⑿黄正林认为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⒀行龙、张万寿以山西清代、民国各州县地方志资料为基础，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近代山西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⒁张彩霞认为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的贸易，使山东内地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整合到了以海洋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市场体系中。⒂方书生从时间演进和空间推移的角度，描述了1843年广州开埠后，岭南商埠格局的发展变迁，并比较了各个商埠的开放及其腹地的调整。⒃1948年夏秋，国民政府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采取了严格的限价政策。马军认为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抢米风潮发生。⒄张建平分析了近代长沙米市的形成原因。⒅吴松弟、樊如森认为天津港的开埠直接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带动了腹地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牧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⒆陈晓鸣则认为九江开埠不仅促使近代江西商路变迁和货流逆转，也导致市场重心的位移与城镇结构变化，同时对外贸易使产业结构得到局部的调整。⒇霍新宾认为抗战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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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娟霞：《从英美烟公司对民族烟厂的侵权案件看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失效》，《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贾鸿雁：《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

③ 严亚明：《论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宋士云：《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 李丹桂、何新易：《南通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一一兼与章开沅、田彤先生商榷》，《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张燕萍：《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⑦ 杨在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⑧ 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冯小红、光梅红：《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⑾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⑿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⒀ 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⒁ 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⒂ 张彩霞：《以海洋为纽带：近代山东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⒃ 方书生：《近代岭南商埠格局的变迁(1843—193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⒄ 马军：《从限价到抢米一一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

⒅ 张建平：《试论近代长沙米市的历史成因》，《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⒆ 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⒇ 陈晓鸣：《九江开埠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4期。

统一管理，致使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其结果促使了黑市和腐败的大规模滋生。①

财政、金融与货币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前夕的迅速扩张期、甲午以后的急剧膨胀期。申学锋、张小莉撰文介绍了这一演变及其原因。②马金华认为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③清代及民国时期云南的盐政经历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武晓芬分析了这些变化对云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④林建宇认为盐务稽核所是帝国主义勒索中国经济的工具，但它推行的盐务体制改革业促进了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董振平认为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比较注重民食，1942年以后其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⑥张立杰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⑦李建国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的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对当时边区贸易、财政、金融的巨大影响。⑧李铁强从四个方面探讨了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他认为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种种努力基本归于失败，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势力强大。⑨杨华山介绍了晚清裁厘时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方案均告失败的情况。⑩刘增合认为由于鸦片禁政使清廷的财政税收遭到削弱，致使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⑾

吴景平通过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认为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底，上海钱业公会虽然从对国民政府的垫借款、承销债券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时期里其所持态度趋于消极，仅据达成的各项协议文本便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则失之简单。⑿姜良芹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并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做了对比。⒀魏浩然、梁川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⒁朱荫贵根据中外文资料，对“孤岛”时期上海西商众业公所的上市证券、交易品种、交易从清淡到形成投机狂热的几个阶段、特点和原因，以及外商企业利用投机狂热吸收中国资金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⒂何品考察了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过程，并揭示了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互动关系。⒃陶水木、邹荣华认为由于操纵了上海的“银拆”和“洋厘”，上海钱业公会在北洋时期对上海自由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面前，上海钱业公会发挥着重要作用。⒄张天政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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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新宾：《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一一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期。

② 申学锋、张小莉：《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③ 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一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林建宇：《盐务稽核所与中国盐务近代化》，《中国井矿盐》2004年第]期。

⑥ 董振平：《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⑦ 张立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李建国：《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⑨ 李铁强：《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江汉论坛》2004年第Ⅱ期。

⑩ 杨华山：《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⑾ 刘增合：《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一一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⑿ 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一一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⒀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魏浩然、梁川：《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⒂ 朱荫贵：《“孤岛”时期的上海众业公所》，《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⒃ 何品：《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⒄ 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

定金融所做的重大贡献①。石涛、张军介绍了1890—1935年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②齐大之探讨了近代中国缺乏统一的交易结算方式，以物易物、以钱易物、早期商业信用几种新旧方式长期并存的原因。③1931—1937年间，由于国家金融势力的进人，以及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以较快地发展。李云峰、赵俊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分析了其对西北地方金融的影响。④诸静分析了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⑤董昕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领券制的兴废。⑥郑成林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参与银行法制建设的种种努力。⑦林星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研究了晚清福建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转型。⑧

刘巍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⑨刘巍还对19’27—1936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与之关系密切因素的动态趋势做了分析；在数量关系的引导下，对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了理论分析。⑩吴景平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考察了金圆券政策的失败。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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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天政：《“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石涛、张军：《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③ 齐大之：《中国近代早期的货款结算》，《新理财》2004年第3期。

④ 李云峰、赵俊：《1931—1937年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⑤ 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⑥ 董昕：《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⑦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林星：《城市金融业的近代化一一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福建论坛》2004年第8期。

⑨ 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一一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刘巍：《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⑾ 吴景平：《金圆券政策的再研究一一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朱英认为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中保留着某些旧式行会的特色。主要是继续采取维护同业垄断利益的非常举措，对官府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⑿彭南生考察了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的历程，他的结论是这种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⒀彭南生还从组织功能、社会功能，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⒁赵炎才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从价值取向、思想内涵、具体规范、理想人格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商会的伦理道德思想。⒂张芳霖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⒃曹莉萍分析了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⒄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商会进行了改组，杨宁认为新商会在构成基础、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⒅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魏文享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⒆

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体现出浓厚的家族特色，它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资本构成、管理体制和企业精神等三个方面。邹进文分析了这种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企业经营的正负效应。⒇胡波探讨了香山买办对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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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朱英：《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彭南生：《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⒂ 赵炎才：《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一一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⒃ 张芳霖：《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⒄ 曹莉萍：《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⒅ 杨宁：《20世纪so年代汉口商会特点论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⒆ 魏文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⒇ 邹进文：《论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的家族特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l期。

海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上海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形成的作用。①在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中，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有区别，马学强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买办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着深远影响。②孙毅认为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③张秀莉研究了19世纪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④陶士和分析了虞洽卿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谋略。⑤黄鹤群对张謇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梳理。⑥周春英探讨了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企业人才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⑦董惠民对近代浔商迅速嵋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⑧他还总结了浔商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思想开放、反帝爱国的新儒商特征。⑨马方方通过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近代商人人格的特点。⑩曹莉萍认为商人习俗对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风俗影响极大，推动了整个天津社会风俗中西兼有、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格局的形成。⑾

杜恂诚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⑿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创建水电煤等近代公用事业，对此上海人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并最终走向认同．邢建榕研究了这一过程中，华界士绅向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学习，努力变被动为主动的心态。⒀孙利霞对比了抗战前成都工人与上海工人，指出由于工业发展程度和整体社会环境的不同，两地工人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却不同。⒁

外贸与华人华侨经济 张思注意到19世纪下半叶天津、烟台两口岸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是在当地中国商人的控制之下并依凭传统市场网络的支撑而实现的，与外国商人的努力及内地新式流通运输体系无大关系．并认为以往学者关于洋货未能打人华北内地的看法值得商榷。⒂金志焕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从出台到因日本的干预而终于流产的过程。⒃孙宝根考察了晚清海关缉私体制的建构以及缉私工作的成效。⒄他还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收回部分海关后，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⒅1933—1937年间，日本浪人军事当局和使领人员的纵容下在中国华北大肆走私，简萍研究了走私的路线、商品以及走私对于中国经济秩序的冲击。⒆吴布林、王培文认为与中美、中英贸易相比，中日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时间最长；而就贸易平衡角度而言，中英贸易造成的贸易逆差最大，影响最恶劣。⒇袁欣探析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21]羊毛出口所得是我国近代西北地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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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4期。

② 马学强：《论近代上海买办的教育背景》，《史林》2004年第4期。

③ 孙毅：《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④ 张秀莉：《19世纪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史林》2004年第4期。

⑤ 陶士和：《试析虞洽卿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谋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⑥ 黄鹤群：《张謇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与实践》，《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⑦ 周春英：《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⑧ 董惠民：《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⑨ 董惠民：《论近代浔商的新儒商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⑩ 马方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一一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⑾ 曹莉萍：《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

⑿ 杜恂诚：《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⒀ 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⒁ 孙利霞：《抗战前成都工人与上海工人之比较》，《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期。

⒂ 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一一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史林》2004年第4期。

⒃ 金志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⒄ 孙宝根：《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⒅ 孙宝根：《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⒆ 简萍：《试析1933—1937年间华北走私及其影响和冲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⒇ 吴布林、王培文：《近代中日贸易与中国的国际收支》，《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1] 袁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牧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渠占辉考察了影响西北羊毛出口的因素以及羊毛出口贸易对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①许建英归纳了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在杨增新时期的特点和三个阶段，以及英国与俄／苏在对新贸易方面的关系。②仇华飞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额的变化消长之间的关系。③杜裕根认为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不仅继承了晚清积极引进侨资的政策，而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④

经济政策、城市化与社会变迁

郭大松、泮君玲评述了清末农工商部振兴工商的措施。⑤周群认为晚清湖广督府在1890一1911年汉口市场的发展进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⑥胡勇指出1930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值得关注。⑦易继苍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是中国经济法制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⑧黄长义总结了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间的关系。⑨王梦庆梳理了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一套特殊政策对山西建设的促进作用。⑩连浩鋈分析了1930年代广东军阀陈济棠推行工业建设的动机和策略，并勾划出当时广州地区省营、民营工业发展的面貌。⑾杜丽红根据北平市市政部门的档案和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的法规、社会调查和报刊，大致勾勒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交通管理的概况，并对其做一评价。⑿朴敬石考察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荒政史的角度，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⒀

赵津、李菁认为虽然城市近代化发展水平高低不同，但中国近代城市崛起的模式大体相同：都是经历了一个因商而兴、由工而盛、工商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⒁周子峰以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为个案，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化之特点。⒂沈松平、张颖讨论了宁波商人对宁波近代市政的贡献。⒃戴鞍钢指出内河航运在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⒄董建波、李学昌对近代江苏常熟市镇状况进行了评估，并指出近代常熟经历了有别于普遍市镇成长的城市化过程。⒅赵春晨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间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得失。⒆郎友兴分析了南浔的富商即“四象”在南浔近代经济变化与发展中的角色。⒇李建国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发展滞后，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封建军事性和政治性十分突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且分布不均：城市功能结构单一。[21]蒋国宏总结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受挫及其启示。[22]童远忠认为常德自开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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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渠占辉：《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许建英：《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③ 仇华飞：《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④ 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郭大松、泮君玲：《清末商部一一农工商部振兴工商措施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周群：《汉口市场发展进程中晚清湖广督府的作用》，《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⑦ 胡勇：《略论一九三0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⑧ 易继苍：《中国经济法制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一一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⑨ 黄长义：《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⑩ 王梦庆：《阎锡山与旧山西的经济架构》，《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4期。

⑾ 连浩鋈：《陈济棠主粤时期(1929—1936年)广州地区的工业发展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⑿ 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交通管理》，《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⒀ 朴敬石：《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⒁ 赵津、李菁：《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

⒂ 周子峰：《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及其影响(1920---193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⒃ 沈松平、张颖：《宁波商人与宁波近代市政》，《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⒄ 戴鞍钢：《内河航运与上海城市发展》，《史林》2004年第4期。

⒅ 董建波、李学昌：《近代江苏常熟市镇状况评估》，《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

⒆ 赵春晨：《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广东社会科》)2004年第2期。

⒇ 郎友兴：《“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1]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2004年第]期。[22] 蒋国宏：《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受挫及其启示》，《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也有利于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①方旭红、王国平论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吴江的城镇化趋势，指出吴江城镇化主要得益于新型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作用，以及报刊的思想引导等．③谭玉秀、范立君分析了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城市化发展的具体表现。③彭南生、定光平对南浔和羊楼洞进行对比观照，力图探讨近代市镇的成长模式。④

张东刚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更加突出。囚邓小东论述了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他认为民国时期乞业发达，乞丐在继承传统谋生方式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⑥成积春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原因。⑦蔡云辉分析了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的原因和后果。⑧姚琦阐述了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⑨王荣华反思了国民政府时期对西北的开发。⑩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财源有三：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张建俅对其进行了分析。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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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远忠：《清末常德自开商埠述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方旭红、王国平：《论20世纪20、30年代吴江城镇化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 谭玉秀、范立君：《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城市化发展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5期。

④ 彭南生、定光平：《近代市镇成长道路探析一一南浔与羊楼洞的对比观照》，《江汉论坛》2004年第2期。

⑤ 张东刚：《消费需求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⑥ 邓小东：《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l期。

⑦ 成积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人口学思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蔡云辉：《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⑨ 姚琦：《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经济史研究篇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 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 他已建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 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注：参见会议综述，《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注：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注：《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注：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注：《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贾履让等指出， 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 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注：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近年来建立物流产业已被列入日程。（注：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传统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 2期。）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古典学派却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他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吴承明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中的商品、市场问题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至1952年共12卷；1953至1957年共9卷； 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年）；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价格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年），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这种流通体制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至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至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至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注：《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 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注：《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学术界一般持肯定的评价。谢洁萍考察了1953至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把它分为两个阶段：1953至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至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注：《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注：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注：《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情况（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至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注：《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武力的《论50 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注：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董志凯对1978 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注：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中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至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注：《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注：《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研究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问题。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形成的原因，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注：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 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至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至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注：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注：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分析1952至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从这一时期价格变动关系看剪刀差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年。）。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至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 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至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 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至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注：《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注：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 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是螺旋式上升的进程。尽管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经济史研究篇4

关键词：思想史；经济；范式规定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综合各位名家及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遵循的指导思想、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及服务目标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笃信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的指导意义，并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践，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其亲身经历验证并加深了其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认识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一直困扰的问题。

而另一位名家叶世昌先生则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赵靖先生则具体明确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运用。”

在老一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之后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股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的思潮。资本主义思想也在逐步影响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异的研究体系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种体系有两种迥异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不要以不适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摈弃传统的受西方经济思想史影响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应是通过现代的经济术语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

胡寄窗先生从多个方面阐述了以现代的经济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带来的好处。比如在正确用词方面，他提出了“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现代语言诠释古代语言，使两个时空连接在一起。

（三）理论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各类经济范畴进行对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终得出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政治经济学前史》就是运用此法的实例。

叶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参照西方经济学。但不要用所学得的经济学知识硬套中国的经济思想，不应对前人的经济思想做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理论和主张出发，而不是从相承的某种模式出发。”

香港树仁学院宋叙五教授提出的两个时空完全不同的社会如果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会产生相近似的经济思想的观点，则把中国古代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与西方某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又是一种推崇比较分析的观点。

现今又出现了通过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从中找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的文章，并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潮流。也有学者认为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融合

一种意见应将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语言来解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历史性，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准确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他指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需的过程：一是“转译”；二是“对口径”；三是“加工”。他的这一观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研究的总指导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界的许多学者在努力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基础。比如，北京大学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与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的基础相联系，山西财经大学的毕世宏认为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促进中国目前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等。

（四）服务目标

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这是中国思想史界的共识。

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安徽师范大学戴家龙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不断对中国经济思想典籍进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要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科学之中、在现代经济理论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取决于其对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影响能力。”

当前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不断涌现。

二、从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方法

（一）以人物来编排

编撰经济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据时间、年代顺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据此编排章节结构，另外附以点评。在分析人物时可结合多种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观点，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其经济思想的源泉与影响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了解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论的延续性、观点的持续变化、结论未完结、经济学者有待历史考验；其次，由于人物数量、思想素材很少，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难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够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学派数量极少，历史的完整性难以依靠此方法获得。

（二）根据热点（或重点）问题编排

即按时间顺序以某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为专题，然后归纳综合与此相关的探讨观点，据此编排章节结构。

其优点是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较为客观。但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从庞杂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价值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

（三）因循发展的线索，展现发展的过程

“写经济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术性的观点综述，而应着重梳理有价值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轨迹。”我们要从浩渺的思想资料中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整理、合理表现出理论史的线索，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论分析和评判。

赵靖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必须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来划分，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体历史特点，他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三大阶段。其中，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阶段可分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思想支配的时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又可分为近代初期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两个时期。

这种方法要把握两点：一要“还原历史”，而非“制造历史”。即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客观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历史内容，而不能主观臆断；其二，要史、论结合。不能仅仅限于整理历史资料和描述发展流程，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评价阐释。

“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总体考察、归纳和类比分析，从诸多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范性。如果从这一方法论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内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须能够提炼出理论要素，可以归入一种理论线索或理论体系。”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众多研究者及相应数目的理论和观点，但在这个领域，当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显示着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领域在不断延伸，愈加呈现出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的特征。我们深信，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体裁等方面会有更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程霖，刘甲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7）．

[2] 叶世昌．谈谈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

[3]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学刊，1986，（3）．

经济史研究篇5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开始照射到历史研究领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撰写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邓初民、胡绳等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相继撰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从而使传统的史研究领域，面目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击败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挑战，取得了胜利，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

全国解放以后，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幕的优良学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出现过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使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部分的失误，十年内乱期间，史学界成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的重灾区，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迫害致死，历史唯物主义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数千年的中国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争史”，借用历史的亡灵，为他们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妄图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迷梦。他们倒行逆施，搞得史学园地百花凋零、毒草丛生，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们的史学园地。

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国产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严峻地告诉我们：当前，要把中国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本文的目的：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讨中国古代史研究论的过程中的一些粗浅体会，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讨论。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序言》中对他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概括性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马克思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把复杂的社会形态看作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同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的普遍联系中，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第82页)。列宁在说明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表述时指出：“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 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求对于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生产方式为主要对象的经济科学看作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石。同样，对于以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历史科学来说，必须把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史科学看作是一切历史科学的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飞跃。马克思一经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用于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资本论》，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以其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卷，第8页)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版序言中所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同上，第3 7页)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中，必须把经济研究置于首位。那么，同样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也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把经济史研究置于首位。

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的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25页)但是，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因此，我国传统史学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从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掌握，中国古代经济史才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的实践证明：要在理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实践中，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当前，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中，还有不少有待揭开的历史哑迷，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的解决?究其原因，大多数是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薄弱有关。譬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还需继续讨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能够把先秦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态透彻地阐明，还没有能够把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转变时期的经济变革的全过程揭示出来。显而易见，在没有把决定社会变迁的经济关系研究清楚之前。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地得到解决的。再如，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农民起义、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而经济利益是直接由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人们在其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要正确论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就必须认真地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农民起义前后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动。如果仔细地考察一番决定农民起义爆发的动因——经济关系，那么就会发现作为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的运动必然替社会发展开辟道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是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如果对农民起义前后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一番比较的研究，那么就决不会得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3－24页)的结论，显而易见，在没有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清楚社会经济关系之前，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很难加以正确论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如要揭开历史的哑迷、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难题，把中国古代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那就必须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正如刘大年同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文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根据的情况，是否也可以考虑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方面来寻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觉得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毫无疑问，这段话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应当狠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总而言之，加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这不仅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实践的需要。

二、准确理解生产关系的科学范畴，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页）可见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不仅对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曾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形态和运动规律作了详尽的研究。他指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3页)所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不但适用于社会的研究，而且也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科学。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准确理解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以往我们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对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理解，往往依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下的“定义”。生产关系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斯大林的这一“定义”是否准确地把握了生产关系这个科学范畴的实质? 这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在以往经济史研究的客观实践中，斯大林的这一“定义”往往把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科学范畴的理解引入片面性、简单化、公式化的歧途。它很容易使人们忘记了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过程的环节中人们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且人为地把生产关系的研究与生产力因素割裂开来。同时又使对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研究脱离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具体环节，片面地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在斯大林这个生产关系“定义”的下，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片面性，使得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地租、赋役等分配形式问题的圈子打转——固然，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它束缚了人们去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要推进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定义”片面理解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所作的一系列论述。

什么是生产关系? 依据马克思的论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62页)这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而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有机组成的总体。所以，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就包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具体论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系之后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没有联系的、各自孤立的几个要素，而是有差别的、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生产关系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的深入理解，使我们明白：要正确地把握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或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必须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研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分析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及其内部联系，对它们进行综合的考察。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科学范畴，有助于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对以考察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来说，历史上所依次发展变化的各个时期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都是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广阔天地。

首先，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其它诸方面最基本的关系，它决定人们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史、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发展史，不仅是经济发展史的基干，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史的主线。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首先必须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这里指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因为农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部门。其次，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手史，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步，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转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和中国古代手工业史的过程中，必须着重研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的人们相互关系，研究农业生产资料和手工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研究农业、手工业中工具的发展、分工的形式及其发展，研究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生产组织形式。譬如，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中，生产组织是一个个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对于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的研究，在过去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还是一块尚来开垦的处女地。除了研究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之外，还需要研究它们的再生产过程；除了研究简单再生产过程之外，还需研究它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如此等等。

第二，关于分配及分配关系，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中就不是仅仅表现为对地租形式的研究，还有手工业内部生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分配形式，也是应当研究的。仅就地租而言，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及其演变与相互关系和联系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对地租的具体形式诸如分成租、定额租等的研究也有深入展开的必要。此外，各种不同的分配形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有何影响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同时，从再分配的角度对历代赋税、傜役的考察，是深入研究历史上各阶级、各阶层相互关系及其经济地位的基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是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主要剧情。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的再分配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迁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同样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三，关于交换及交换关系，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既存在非商品性质的交换，又存在着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流通。我们既缺乏对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内部各成员互相交换活动和劳动产品的非商品性质的交换、交换关系的研究，又缺乏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交换的研究，更缺乏对非商品性质交换与商品交换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此等等，都是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就以流通领域的研究状况采说，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部专门关于中国商业史研究的专著。可见，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忽略了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然而，这是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个多么重要的领域！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里，尽管不存在普遍的、频繁的商品流通，商品经济并不是主导的生产形式，但是，自然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品流通，恰恰相反，不管多么纯粹的自然经济，它都需要商品流通作为它的补充形式。特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成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个主要矛盾，这是一个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自然经济的逐渐衰落，这种量变的不断积累是封建经济从肯定向否定转化过程的主要内容。一旦这种量变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的关节点，就必然出现从封建经济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质的飞跃。同时，在这种量变的过程中，还必然出现部分质变，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它的客观阶段性。所以，对于商品经济与商品交换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古代的商业如何从原始社会后期“日中为市”的萌芽状态，发展到明清时期具有城市、镇市、集市系统的繁荣的商品交换，是中国古代商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其中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各类市场的形成、变迁和发展，商人资本的作用、发展及对市场的控制、商业利润的来源及其在剥削阶级之间的分配、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关系、封建国家对商业的统制，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专题。

最后，消费及消费关系，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是—个被忽略的环节。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过程的终点。它与生产是相对立的两极，然而，它们又是同一的，消费的结果一方面是“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3页)，即“生产”人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消费又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同上，第94页)。如果说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表现是人类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不断提高。那么，作为“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的消费，作为“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的消费，就必然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样重要的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来说，现在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古代史上各个时期的消费模式，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名种消费形式、水平、结构，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关系，奢侈消费与一般消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科学范畴论述的理解，不能满足于仅仅只是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而更重要的还是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人们相互关系的总和，即由这些方面(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同时，在组成这个有机整体(系统)的各要素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要素的要素。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不但要深入研究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要素，更要研究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不但要深入研究这些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更要研究由生产这—要素所决定的这些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构成的生产关系有机整体即系统。

这样，中国古代经济史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发展时，除了研究生产这一要素之外，还要研究生产对于分配、交换、消费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决定作用、研究分配、交换、消费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同样，中国古代经济史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分配、交换、消费的发展时，除了研究分配、交换、消费的本身之外，还要研究生产对它们的决定作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对生产的反作用。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就不会是一幅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种各不相关的“颜色”块所组成的单调、贫乏、枯燥的图画；相反，它是由这四种“颜色”融和起来的、生动的、色彩缤纷的历史画卷。只有在这样的历史画卷中，才会给人们对经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以一目了然的认识。所以，对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畴的准确理解，必然不断地为更深入的研究开辟道路，就会开拓更多的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说明把这种生产关系科学范畴理解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系统，对于开拓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新领域的意义，这里仅以被人们最易忽略的消费要素为例，进行论述。

我们在研究封建社会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消费形态时，除了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消费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之外，更需要研究这种消费形态对生产发展的反作用及其和分配、交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譬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一方面受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为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对生产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其中封建皇室的奢侈消费，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碍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有时甚至有碍简单再生产的维持。但这种奢侈消费却为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动力。因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4页)。中国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优秀工艺、历代官营手工业所生产的精美的手工业产品，固然闪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光，但是没有皇室的奢侈消费需要，官营手工业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又促使它去更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由此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这种供封建统治阶级奢侈消费的奢侈品，无论是直接由地方进贡或直接向生产者掠夺、还是通过市场购买来的，都必然影响到当时的交换形态。元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曾经造成元代海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可见，对生产关系各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出经济历史运动过程中更多的内在客观联系。

经济史研究篇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  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  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经济史研究篇7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经济史研究篇8

传统经济评价 唐宋社会经济变迁，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厦门大学举行了“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也举办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直接体现。在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阎守诚《从唐代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强调，从传统经济的发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从秦汉以来古代社会前期的特点，即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商品经济不够发展，自耕农数量较多；唐后期，传统经济的发展出现带有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特点，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其表现在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赋税制度的变革、经济重心的南移等方面。中国传统经：齐在发展中受制约，在制约中求发展，这种状况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受到影响。对明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应当有过高的估计。韩?N《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复旦学报5)一文，是对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的评论，认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具有准确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在士族的特点，士族与寒素、豪强、官僚的区分，其向城市迁徙的意义等，均提出了与毛氏不同的看法。

农业 农业仍然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刘磐修《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2)的基本观点是：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广泛普及，发明了畜力

耙及牵引软套，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是进大于退。秦冬梅《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1)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一时期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气候异常一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农区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南方地区的开发。气候异常带来的粮食歉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王玲主要论述了《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史4)：少数民族大量内迁，逐渐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胡族的农业化是渐进的。这一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小麦和稻米等。胡族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在饮食原料、加工方法、酿酒业上有明显的表现。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指出，隋末饥荒，群雄竞起，为保证军粮供应及赈济饥民以凝聚人心，而对洛口、回洛、永丰、黎阳等粮仓展开激烈争夺，粮仓得失始终与群雄盛衰密切相关，并引起群雄混争局势之连环变动。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土地设有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粮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吐蕃占领时期在沙州设有仓曹，即仓岸，它源于吐蕃官职岸本，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吐蕃时期的沙州仓官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圩田的争论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不同地区的圩田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之故。孙彩红《唐代屯田、营田费用与效益的量化分析——以营田粮食生产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指出，一般情况下唐代军士屯田营田的平均产量若达6斗以上，其生产成本会低于同等条件下的和籴费用。较之长途转运所费，财政、经济效益均比较突出。募民屯田营田的亩产量若少于6斗，会导致人不尝费，经济效益比较差，但与长途运粮或高价和籴的费用比较，其财政效益仍然相当显著。韩国学者金圣翰《唐代均田制下宽乡的给田基准额》(中国史研究4)指出，均田制把田土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是为了运用给田和限田的功能。永业田20亩和口分田80亩合成100亩具备限田的功能。

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认为：浙西湖、常二州代表了唐代贡茶州茶叶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宣、歙山区的祁门、婺源茶区则是唐代茶叶专门化生产的典型，标志着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魏露苓讨论了《隋唐五代时期园艺作物的培育与引进》(中国农史4)：多种园艺作物培育成功并有为数不少的域外作物引进中土。这些新品种包括花果、蔬菜、香料等，为我国园艺业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人民生活。培育与引进的成功，则是与隋唐五代经济发展、气候条件适宜以及园艺技术提高等因素紧密相关。

手工业 乜小红《略论十六国以来高昌地区的丝织业》(西北师大学报5)以十六国至高昌王国时期的出土文书为重点，兼及吐鲁番时期古墓葬出土的丝织品，讨论了高昌丝织业比较发达的原因。文章对丝织业发展的特殊时代机遇进行了探讨，论及当地桑蚕织造户的状况及其与官府的关系等。立国只有38年的隋代，前期出现了令古今称誉的“开皇之治”，而后期社会危机产生，终于短命而亡。魏明孑L<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4)以新的视角指出，隋代在隋文帝时以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立国之本，使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隋炀帝时期则以牺牲民间手工业经济为代价，一味地从事宫廷建筑、豪华造船业和军事手工业。这是造成隋代前后期经济乃至军事、政治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全面系统探讨了唐代工商：业布局的条件、手工业布局、交通布局和商业

布局，并总结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布局的特点。陈良伟<洛阳出土隋唐至北宋瓦当的类型研究)(考古学报3)全面系统论述了隋唐、五代北宋瓦当的基本类型，并对相关的问题作了深入讨论。吴丽娱《唐宋之际南通地区的盐业发展》(文史知识8)强调，南通地理形成比较晚，其城市形成与盐业的发展分不开，随着盐业生产的扩大，在唐宋之际才有比较固定的行政区划。

商业 交通 郑炳林、徐晓丽《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认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从事商业贸易的既有粟特人。也有从周边政权及中亚波斯印度中原等地出使敦煌的商团，为此归义军政权专门设立了宴设司机构接待外来使节，同时归义军时期敦煌还往这些地区派遣很多具有商业贸易性质的使团，进行中转贸易。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具有国际贸易市场的性质。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从分析唐后期士人对商贾看法、态度的变化，以及士商身份的初步交融人手，探讨了唐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状况。认为唐后期士商鸿沟的渐趋消失与士人经商，是其主要变化。张力《论唐律对市场管理的规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5)认为：唐律对市场的设置有严格的限制，用严厉的刑事法规对市场进行管理，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唐律中的反映。

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大学报5)强调，当时在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以度支尚书为中心的中央管理机构和以专门职官与地方郡守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此外，还有以大司农为代表的关涉机构协调漕运的管理。该时期漕运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由于当时军事斗争的频繁，使得军事将领对漕运从决策到执行以及管理各个环节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何汝泉《唐代地方运使述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指出：唐代地方运使可分为三种类型：陕州和河南运使是“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的一定时期内固定的地方运使；河南、朔方、代北、范阳和平卢淄青运使，是在边境方镇，为“漕以自资”或物资交换而设，多由节度使充任的一定时期内固定的地方运使；鄂州运使和淮颍水运使，是两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运使。

财政 税收 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以德宗建中元年租庸调制的废弃和两税法的实行为分界，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呈现出前后两个时期的鲜明特点。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制继承并总结了北魏隋唐以来的租庸调制，唐代后期两税法和多种工商税的推行则全面开启了征收资产税的法制化新里程。唐代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总体呈现出由租庸调农业税为主向多元资产税并存的转化变动的特点。江晓敏论述了《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唐代两税法的颁布标志着财政新型体系的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送使、留州”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迥然不同。北宋朝廷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开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吴树国《唐宋之际?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认为，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另外，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而在杂税上。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不同意敦煌文书中的“地子”就是“地税”，按亩征收的说法，认为地税范围广，地子范围小，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官布、税草和税柴。作为地税中缴纳粮食的部分——地于是据地缴纳的。农民常常租种土地，地子原则上是由土地拥有者缴纳，并非由租佃人，即土地耕种者交纳。地子的税率约为亩税8升。杜文玉《五代俸禄制度初探》(人文杂志6)研究了朝官、地方官的俸禄以及除陌、折估、俸户等，考证了各种职官尤其是地方官的给禄情况。杜文玉《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1)的结论是，官告院是五代时期创置的专门掌管官员告身的机构，绫纸钱即指告身的成本费。又称胶轴钱。官告院及绫纸钱是研究唐至五代官员考核及选官与待遇的重要资料(南开学报5)。

经济生活 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8)根据张家山汉简，尤其是走马楼吴简提供的材料，认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着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徭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电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徐德龙《南北朝时期寺院及寺院生活特点探析》(江汉论坛7)强调：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寺院的普遍建立，寺院经济逐步产生并发展迅速，由此给寺院和僧侣生活带来各种腐蚀性影响，寺院内等级分明，剥削严酷，僧侣生活腐化，僧侣成份复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具有一系列鲜明特点。丁双双、魏子任《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河北学刊6)认为：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苏金花强调，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僧侣的社会生活已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们既隶属僧籍又挂名俗籍，与世俗家庭保持密切的宗法和经济联系，可以相互继承财产和代偿债务。僧人基本脱离了寺院的集体生活，多与妻儿姊侄共同生活，并象普通百姓一样参加传统私社。这些变化，是佛教寺院集体经济和僧侣个体私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世纪中国寺院僧侣生活世俗化的具体反映(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认为，“春衣”首先是国家对募兵制下的官兵(健儿)及中央内外诸司机构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供给的春季衣装，作为他们值勤服役的衣料报酬；其次，春衣也用于赏赐文武官员；三是作为官员俸料的重要内容；同时，春衣还作为雇价的一部分出现于敦煌文书中，其时春衣已流行于当地民间。卫斯《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西域研究2)对出土高昌麴氏时的《租酒帐》进行了校正，认为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作者支持“姓”是容器的观点，系可容120—180升的大型贮酒陶器。另外，“姓”是“罂”或“瓮”的通假字。傅晓静论述了《唐代民间私社的基本功能》(齐鲁学刊5)：除了具有与官社相同的社祭功能之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四项基本功能，包括丧葬互助、水利管理、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经济互助，从而使民间私社具有更为广阔的组织基础和更为重要的生活意义，成为唐代乡村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艳云、宋冰《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从{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中国保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唐代，现存《唐律疏议》中关于保辜所适用的范围、保辜期限的确立、加害人罪名的最终认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定，是对前代已有保辜制度的发展和完备，而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这件文书，则是以案例的形式说明了保辜制度在唐代具体司法实践中运用与实践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基层组织的执法现状。李白作品中多有饮酒诗，朱雪里<李白饮酒诗文化意蕴诠析》(青海社会科学!)认为，其饮酒诗反映了诗人极其复杂的文化心态。另外，潘春辉从社会因素、寺院内部因素、寺院戒律松弛等方面，发表了《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饮酒原因考》(青海社会科学4)。

生产关系 吴海燕、冯殿羽《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郑州大学学报2)认为，这一时期的“什伍”之制上承秦汉，作为封建政权基层管理的最末梢组织和对民众实行连保、连坐的法律控制方式，由于当时的动乱背景，“什伍”之制为当时的许多封建政权所实行。当时顺应乡民聚居形态变化而有所修正。蒋福亚(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研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5)：吴国国有土地的租佃关系十分发达，并已基本制度化。之所以如此,既有其历史渊源，更是现实经济的需要。封建政府力图借出租零星国有土地改善财政，农民为维护和改善经济条件而表现出的积极性是其发达和制度化的根本动因。在吴国初年，这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南都学坛1)认为，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手工业者、在外求学的书生，以及重新附籍的农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项土地租税的总和。徐美莉《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民族研究6)认为，北魏前期官员薪酬分配的基本模式是在拓跋?时期确立的。基本内容是，廪给等保障官吏的基本生存，在此基础上是班赐，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战后班赐，以功次为标准，在功勋群体内部进行，最后则是对个体的赏赐。臧知非《三国吴简“旱田”与田租征纳方式》(中国农史2)认为：“旱田”、“熟田”并不是就农民所租田地的质量状况而言，不是指“受旱和正常收获的田亩数”，也不是指“种植旱地作物”和“水稻田”。而是国家征收地租的专门术语，即旱田是低产田，熟田是高产田。刘国石《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北华大学学报1)：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上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乜小红《从吐鲁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国7—10世纪的雇佣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认为，7世纪高昌时期的雇佣关系并不相同，一种是带有承包责任形式的雇佣，一种纯属雇工，出卖劳动力；发展到10世纪，承包性越来越明显，劳动者在身份、地位上有更多的平等性；在经济收获的分配上，交付的东西是定额物，多于归己，劳动者有比较大的自由，这能大大刺激积极性。对发展生产有利。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民事法律不发达，有关债权的法律规定很少。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认为，在唐代的法典及现存的敦煌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债权保障措施，即由双方当事人制定契约，当债务人不履行债负时，通过诉讼等手段对债务人给予刑事处罚；在契约中设定条款，通过国家机构强制债务人财物，来实现债权；针对债务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实行役身折酬的办法；责成债务人提出担保，当债务人无力履行债务时，由担保人代偿。这有力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陈永胜《<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地产诉讼案>若干法律问题析论》(兰州大学学报2)介绍和分析了该文书：是沙州归义军政权曹元忠时期的一件法制文书，内容包括土地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变更之诉、证据制度契约效力等法律制度，为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察其特征提供了佐证。贾志刚讨论了《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唐代军籍勘简趋向于军额限定，中唐以后额内兵与额外兵并存，但军籍虚占、窜名挂籍、军功虚冒之风，普遍存在于各道诸军之中。军费漏洞日益严重．这些现象导致唐廷财政亏空。进而成为国政之弊，而唐政府采取的弥补措施显得软弱无力。李靖莉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出唐代在中原地区近于绝迹的贱口部曲在西州地区仍广泛存在，其中一部分由与其身份相近、且独存于西州地区的“作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奴婢放免而来(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齐鲁学刊5)。

区域经济 民族经济 卢华语《公元3—9世纪重庆工农业生产初探》(衡阳师范学院5)指出：3—9世纪重庆的农业生产，仍然以旱地作物为主，而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垦殖由川崖、阜丘向山地开拓，以及水稻种植的拓展，则是此间农业的重大变化。手工业生产则缺少创新，虽有量的增加，而质的提高却不大，在历史进程中导致了古代重庆经济的整体滞后。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财赋地位及其特征》(中国农史4)强调的是，唐代剑南道经济实力雄厚，是中央的主要赋税区，由于交通闭塞，其传统租赋极少供中央。唐前期为防遏边疆，在河陇地区设置重兵，军需物资多从附近地区调拨。剑南道租赋主要配送陇右诸军，成为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杜甫在夔州寓居两年多，留下430多首诗，其中不少篇章述及夔州物产、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交通等。杜甫夔州诗反映，唐代夔州农业整体水平滞后，手工业稍有可称者，然一枝独秀的则是商业，这也正好反映了唐代整个重庆地区经济开发的实况。朱鹏(浅议唐代广东的海上丝绸贸易》(五邑大学学报5)：广东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南大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在唐代的丝绸贸易从产品来源、贸易范围、贸易方式到贸易管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宁欣、李风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河南大学学报3)通过归纳唐代以幽州为中心人口流动的种种表现和特点，探讨了该地区社会变迁中的人口基础。其基本结论是：以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社会与民族变迁剧烈、人口流动频繁的唐代，幽州地区在中古时期历史格局变迁的大势中，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成为对中国历史大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陈英认为甘肃生态环境历经隋唐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安史之乱前由于政府的关陇本位政治、丝绸之路贸易的国际地位以及科学技术的发达，使甘肃农牧业比例协调，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沙漠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发展之时(隋唐时期甘肃生态环境考述／甘肃农业大学学报1)。

周泓《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经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强调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割据的时代，然而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以及一致性没有削弱，而且这时在高昌地区形成了与内地同一的郡县行政管理体制。周智武、刘正刚《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6)的结论是，该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工具制造业、矿业等，对岭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岭南少数民族的

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交融性。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考证，认为在唐太宗至唐玄宗时的百余年间，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了实施，其中租庸调制的推行，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城市 户口 韩?N《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4)认为：魏晋南北朝土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使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朱世伟《隋唐洛阳城布局与地理环境》(洛阳大学学报3)通过对隋唐洛阳城的城内布局情况分析，探讨其在营建的指导思想方面对传统法式的继承和在具体布局规划过程中所做的创新之举，并分析了其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对后世建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李裕群比较全面考察了《隋唐世代的扬州城》(考古3)。作者认为，扬州城市的发展是先有子城。后筑罗城，而且相隔时间长。这种城市发展的模式，是与扬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赵云旗《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安徽史学4)主要讨论了这一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以及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是，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7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达18万余人，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人口达75万多人。安史之乱后，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耿虎《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认为，逃户的原籍地政府与逃户的寄居地政府，对于不同括户政策的态度很不一致，逃户的发生影响到原籍地的租税，而逃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问题而非括户政策本身。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户籍制度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吐蕃在统治敦煌初期，就采取了严禁吐蕃将领乘战争混乱、社会动荡之机，而侵夺沙州人口、土地的措施；进而推行清查编造户籍的措施。吐蕃在统治敦煌中后期，按其本部的部落、将制，结合唐代的乡里制，重新编造了敦煌户籍制度。其旨在于当局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为其征发劳役及征收赋税提供准确数据。魏向东《魏晋南北朝生育风俗述论》(安徽史学2)指出：重男轻女的生育观，使各种迷信的求子活动大行其道，孕妇保健和胎教初具影响，生产与养育也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并积淀成为一定的风俗习惯。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区别，使各个家庭在相应社会资源的享有和占用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等级观念在生育风俗上比较明确。

经济史研究篇9

一、《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李华编录，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统治中心，四方辐辏，士商云集，会馆之设，冠于全国。以清末为例，北京共有会馆四百余处，其中绝大部分为封建士大夫应试候选的居停之所，是同乡人的“试馆”。属于工商业者的会馆（包括公所、公会），有五十余处，时称“行馆”。这些会馆的设置，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文献记载寥寥，语焉不详，有关碑刻便成了极重要的原始资料。本书编者李华多年从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尝对北京工商业会馆遗址进行普遍考察，访得明季以降有关碑刻近二百块。经过挑选、整理、标点，一九六四年付排，后因故中辍，直至前年才和读者见面。全书共收录九十余件较有价值的碑文，其中明代二件、清代七十一件、民国二十四件，涉及到四百间会馆、公所乃至公会的广泛内容，重点是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系统整理出版这方面的碑刻资料，在国内尚属首次。

通观该《选编》，读者可以清晰看出北京工商会馆的兴衰与嬗变。据山西平遥颜料会馆等处的碑刻记载，自明代中叶起，北京就出现了商人会馆。明末清初，兵革扰攘，多数会馆难于幸免。康、雍两朝，渐有增加的趋势，还出现了突破地域观念、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会馆，如皮箱公会、西金行等。乾、嘉、道时期，工商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诚如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颜料行会馆碑记》所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可以说，清朝中叶是北京工商会馆的全盛时期。庚子之变，北京罹于兵燹，许多会馆倾毁废止。事后各地商人庀材鸠工、重整殿宇，恢复了一批，其中以山西商人会馆居多。《选编》中不少碑碣，便是记叙重修经过的，镌诸青石，以求垂之永久。鸦片战争后，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旨创办“京师商务总会”，各行各业便利用一些会馆成立了同业公会，如采面同业公会、芝麻油业公会等，唯其作用与商人自发筹建的会馆已迥然不同了。

北京工商业会馆的性质，是学术界尚在讨论的一个课题，迄无定论。李华在本《选编》前言中认为，会馆即行会，它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基本相同。我国有的学者对此特相反看法，认为会馆还不是行会，更有别于欧洲型行会。日本加藤繁则认为，不是建成了会馆才组成行的，但会馆的出现，加强了行的组织，成了行的中心。《选编》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它必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琳琅满目的碑刻资料看，北京各会馆的缘起、宗旨及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尽相同。若概言其共同之处，约有四端：崇祀神明、敦睦乡谊、兴办义举、襄助经营。

在封建时代，商人们总是祈望得到神灵的庇祐，旅途平安、财运亨通，所以绝大多数会馆都把“答神庥”做为第一要务。如山西商人“同在临汾乡祠公会，默叨神贶，保护平安。”[①]同时，各地商人旅贾于京师，“恐乡人越数千里来，无以联之；或渔沈若路人，不相顾问。”[②]因而设立会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③]，一般会馆都为同乡中欲宿栈假馆者提供方便，个别的如临汾会馆还供治病养疴之用。另外，为体恤同乡客死京师、棺木无力回里者，不少会馆还有义园之设，“庶死者入土为安，而夜台当无零露之悲矣。”[④]象鄞县会馆等完全是为同乡人死亡停枢、春秋祭祀、择地安葬而设。以上三个方面，即“贾人所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也。”[⑤]可以说是北京商人会馆的主旨，也可以说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起到了襄助经营的作用。至于会馆直接涉足、影响工商业经营的资料，鸦片战争前的碑刻记载寥寥：一条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桐油行商人以会馆为纽带，与牙行展开斗争[⑥]；一条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靛行会馆自设经济四名，以防“外牙索诈滋扰”[⑦]。迨鸦片战争后，这类记载才有增加。首先，维护商人利益、抵制牙行勒索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临汾乡祠公会碑记》约定山西省商人“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其次，对新开店铺提出某些条件。如“有新开猪店，必须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方准上市生理。”[⑧]第三，限制招收学徒人数。如《糖饼行永远长久碑记》规定，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起，停止收徒弟三年，期满后“各家炉房收徒弟一名，各徒弟家出银三两。”第四，规定工人工价及工作时间。如糖饼行有五块碑刻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会馆直接关涉工商经营的资料几乎全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年间，究竟是会馆的性质、作用到这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抑是以往的史料尚付阙如？这就有待专家学者研讨剖断了。

这里我们要高兴提及的是，日本东洋学文献中心目前也在陆续出版一套类似的资料集。原来，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加藤繁博士曾对北京商人会馆进行过调查，撰有专文。四十年代，仁井田陞博士继续了这项工作，搜集到北京五十余处会馆、公会的碑文、章程，并对知情人进行了访问。他原拟撰写一系列论文，但不幸于一九六六年谢世。为不使这些史料湮没，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佐伯有一教授在田仲一成助教授协理下，决定将全部资料编注出版，书名为《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自一九七五年至今，已刊印了六册。该集将各会馆、公所的地址、建筑状况、碑刻与匾额内容、调查问答笔记等一一编录，并附有加藤繁、仁井田陞等人论文摘要和许多注释，搜罗齐备，资料精当。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将李华先生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所写的前言发表，佐伯有一教授读后十分兴奋，寄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望早日与李华先生取得联系，并表示愿将所掌握的资料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学者，诚挚之情，跃然纸上。未几，两位学者在京相晤。佐伯有一教授欲将《选编》中的若干碑文收到他主编的资料集中出版，李华先生欣然同意。今后，我国有识之士若也将该资料集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何啻有益于学人，不亦是中日学术交流上的一段佳话么！

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上海，濒东海，居长江口，扼水陆交通要冲。南宋咸淳年间设镇，元至元时设县，明清时期，上海、嘉定等县隶属松江府。自明万历至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和海上交通的发展，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则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缩影。解放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区暨嘉定、松江等郊县，发现许多宋元以来遗存碑刻，特加整理、选录、编辑出版。该《选辑》共收录碑文二百四十五份，分编为“沿革和名胜古迹”、“社会经济”、“会馆公所”、“社会治安”、“学校”及“其它”六类，其中反映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赋役制度、水利、手工业、商业及航运业的碑文，占了最多篇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政府推行一条鞭法，内容之一是民间税粮改折银两征收，此举在当时有何种意义，本《选辑》第六四、六五号碑文向我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材料。嘉定地区原有漕粮之征，但“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方可展艰难。民不堪命，遂至十室九空，竟成蒿莱满目，必须改折漕粮，乃可挽回流窜。”后来奉旨改折银两征收，“万姓欢呼，如去汤火”，“向者逃亡之室，父子相保，荒茅乱菼之区，鸡犬相闻。”这是张居正改革能够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吴淞江是重点工程之一。“吴淞江为众流入海之要津，实东南水利之关键”，若年久失修“潮沙渐湮，溪港无源。农田失利， 潦为害。漕艘商舶，改经黄浦，风涛震惊。”[⑨]雍正、嘉庆、道光年间，多次进行大规模挑浚，有关碑碣详细刻载了工程时限、规模、丁夫“计方受直”的工价等，是研究江南水利史的珍贵资料。明清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上海沙船业有较快的发展，大小船只使用许多舵水工人“悉系雇用贫民”，码头上搬运货物的扛夫、箩夫，也是商号“随便雇用”，工价都有详定数目，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清政府指派封建牙行（又称“税牙”）对沙船商人进行严密控制和百般索诈。船入港要“择牙报税”，出港要“具舱单请验给牌”[⑩]，“税牙阳奉阴违，留难掯报，致使舡不得验，货物发霉，商人坐困。”[11]在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钳制下，上海沙船业得不到正常发展。由于船型落后、设备陈旧，后来无力与外国先进的轮船相竞争，结果日趋衰落，直至夭折。

这本选辑还收录了有关会馆、公所的碑文一百十七份，细心研读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情况：上海商人会馆出现的略晚，最早的一处建于清顺治年间。数量亦少，鸦片战争前共建立了二十六所。性质较单纯，几乎都限于祀神、义举方面，绝少直接干预经营活动。如顺治年间出现的“关山东公所”，就是关东、山东两帮商人的葬埋公地。“上海商贾汇集，凡贸易于斯者，类有此举”[12]，“会馆者，所以祀神明，以联桑梓也”[13]，就是当时情况的写真。迨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会馆、公所的建立出现高潮，前后共有六十余处，其作用也在嬗替演变。以光绪年间建立的水木工业公所为例，除“给医药，施棺榇”外，还“订同业之规划”、“和解其争讼”，面对外强入侵的严重局面，公所极力鼓吹自强自立之精神：“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然而慈善事宜者，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也。精神何在？在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联合心志，而切劘其智识材能。”[14]这则稀见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不少会馆直接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业公所，它们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与四方贸易，十分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州有丝织、染布、踹布、水木、造纸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有绸缎铺、布行、金业铺、油麻杂货铺等五十多种商业行业。每一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如康熙年间，苏州城内布商就有七十六家，染布作坊六十四处，木商一百三十二家。吴江县的一个小市镇——盛泽镇，户口上万，仅外省商人就在这里建立多处会馆，工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苏州地区存世的有关碑碣，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特别是考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早在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博物馆所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就集录了百余件有关苏州的碑文。这次苏州博物馆等三单位对明清苏州府及所属各县的碑刻与拓本，重加调查、搜集、整理，裒然成书，收录较高史料价值的碑文，凡二百五十余份。

纵览全书，有三个方面最引人注目。

第一，有关会馆、公所的碑志。

此碑刻集中记载的会馆、公所达九十余个，《重修金华会馆碑》云：“吴郡金阊，为四方士商辐辏之所。故建立会馆，备于他省。”最早会馆出现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发展得最快，是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兵火所及，大部会馆倾圮焚毁。同治、光绪年间陆续恢复，有些行业还新建了会馆。按苏州的会馆、公所，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和商帮所建，与工商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少数会馆由仕商合建，它们多创办于乾隆、嘉庆以前，而且以照顾商人的利益为主。纯由官绅修建的会馆，只有一个。象京师那种应试候选的“试馆”，苏州则根本没有。

苏州的会馆、公所也以“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为宗旨，但从碑刻资料看，又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义举的内容更广泛。除停柩、安葬外，还有济贫、医病、义学等项，如三义公所“伙友年迈无依，不能作工，由公所内每月酌给膳金若干。如遇有病，无力医治，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15]其次，会馆、公所的一举一动，无不由官府控制。凡新建馆、所，必须禀报府县，核准立案；议定章程、行规，要经官府同意才可实行；发生纠葛、冲突，亦需府衙排解、仲裁。各会馆所立的碑碣，多数就是苏州府或下属县所颁告示全文，晓谕各商，“凛遵毋违”。第三，会馆、公所对工商业有重要的保护和约束作用，直接参与生产及经营活动。举凡手工业方面的入行开业、匠人工价、徒弟收留，商业方面的货物存贮、秤斛计量、价格标准等，会馆、公所都要过问，制度相当完备，为北京、上海工商会馆所不经见。特别是《碑刻集》中收录的《吴县纱缎业行规条约碑》等十余份行业规条和公议章程，内容详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工商会馆、公所的看法存在歧异，缘由之一是资料不足。目前三种碑刻资料业已问世，倘若我们用比较方法对北京、上海、苏州的工商会馆、公所进行研究，必会大大深化已有的认识。

第二，有关严禁工匠“倡众停工”、“齐行增价”的碑志。

共有二十余份，其中一部分早为史学界所熟知，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匠反抗斗争的珍贵资料。从十六世纪开始，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时至清初，染布、踹布、造纸、印书等行业也雇用了大量工匠，如“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16]，他们“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赖佣工度日[17]。各手工业作坊或雇一二人，或雇二三十人，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少数行业和工种采用计日工资制。由于工资极低，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工匠们“倡众歇作”、“勒加工价”的斗争时有发生。许多工匠为了自身生计，还极力反对增收学徒。《苏州府为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等翔实记述了罢工及官府进行弹压、调停、干预的始末。但是，雇主与雇工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稽诸碑刻资料，有六、七个行业都屡屡发生过这种要求增价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第三，有关申禁“铺户当官”、“科累商户”的碑志。

明清之标，封建官府强制工商行业编排值月，为衙门办物，名曰“铺户当官”。官府出票提取铺行货物，付价极少，甚至分文不给。胥吏、差役、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广泛收罗史料，长期进行探讨。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录宏富，蔚为大国。现在三种碑刻集出版，必有裨于明清史的研究，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可惜的是印数太少，早已售罄，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要，希望重版的呼声甚高。目前，我国各地还散布着无数碑碣刻石，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大量的碑帖拓本，我们应该统筹规划，通力合作，编辑、出版各种碑刻选集，使史学园地的这簇奇花异卉，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经济史研究篇10

王棣著，长春出版社，2001

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某一专门历史的研究，都毫无疑问地要涉及史学和相关学科的融合，尤其是走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路径之后，传统史学与诸多现代学科的理论方法都相隔愈来愈远；这就使得某一专门史的研究面临着学科交叉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困境：任何简单的移用都可能造成双面的硬伤。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近期重读王棣先生撰写的《宋代经济史稿》（2001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发觉其研究理路颇值得玩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出版的涉及宋代经济史的专著有李剑农的《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葛金芳的《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但就专门研究宋代经济史的专著而言，王棣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稿》是继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之后的第二部。

《宋代经济史稿》在充分吸收前人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宋代经济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有所创新和突破。王棣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经济史，以唐中期780年两税法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是以土地产权私有为代表的私有产权形态日益深化的阶段。宋代的社会经济，其基础构成仍是自然经济，这是最基本的形态。但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商品经济日趋广泛深入、私有产权形态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构成了宋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呈现出有别前代经济的鲜明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产权的具体结构以具体的和可预测的方式影响经济物品（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而由于个人不仅作为消费者，同时也作为组织（私人企业、政府机关和大学等）中的成员，会千方百计追求效用最大化，产权制度的任何变化都将对资源配置、所生产商品的构成和收入分配等产生具体的和可预测的影响。

王棣先生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之施用于对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与分析，进而指出，在唐中期施行两税法后，到了宋代，私有产权观念和制度逐渐确立，并对以后中国历朝的社会经济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展现出来。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契约租佃制。

在宋代，由于劳动力产权观念和土地私有产权观念逐步确立，加之国家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产生了契约租佃制。契约租佃制是一种非经济干预越来越弱，纯经济性越来越强的生产资源组合方式，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和劳动力产权的拥有者在追求各自产权收益最大化过程中经过博弈后达成的妥协结果。与前朝部曲佃客制相比较，契约租佃制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此外，随之而来的则是产品分配方式的变化。

在产品分配这场博弈中，国家政权、私人土地产权所有者和劳动力产权所有者都在私有产权观念和制度建立的基础上，努力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如国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保证自身税收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和劳动力产权所有者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契约。可以说，在宋代各种产品分配方式中，发展趋势呈现为越来越纯的经济关系和越来越直接的商品买卖。这样，劳动力产权的劳动价值体现日益清晰，而国家与私有产权拥有者之间，以及产权拥有者与劳动力产权拥有者之间关于产权收益分配份额的争夺也日显突出，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大的改变。

在分析了宋代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产品分配方式和社会结构三方面变化的基础上，王棣先生不无敏锐地指出，宋代的社会经济，无论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其决定性因素都在于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在这一前提下，为数众多的经济元在进行经济选择、经济决策时，都毫无例外地遵循着一个相同的基本原则，即在市场上通过进行产权交换，在各种显存的制约条件下寻求产权收益的最大化，进而也促成了宋代经济与贸易的繁荣局面，而这种繁荣局面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非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