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十篇

科技伦理篇1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科技伦理篇2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直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动对整个社会起到负面和消极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须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危机科技伦理

引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三科技伦理创新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1]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2]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哲学动态，2000。[3]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吕耀怀，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道德与文明，2001。[5]吴恒斌，关于科技伦理与法的思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

科技伦理篇3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摘要：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其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广泛化。我们应该科学客观的看待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同志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科技伦理道德的研究，指导科技伦理道德持续深入地发展。

关键词：科技；伦理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科技伦理篇4

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致使在某些情况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导致恶的结果。众所周知，道德作用是有限的，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仅承担道德意义上的责任还不够，在某些方面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法律伦理观的角度文分析了二者的内涵及关系，并针对当前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概说

（一）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的概念

1．科技伦理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一种实践活动，它本身需要道德规范，因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会孕育出一定的道德观念，即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伦理道德。比如，科学技术的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等，就构成现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成份。而事实上，科学道德问题一直与近代科技进步形影相随。

科技伦理其实就是对科学技术的研发、使用过程中的道德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制定相应科技道德规范的学科，同时也指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

2．科技立法

有学者认为科技立法是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针对这一概念赵震江曾申明：科技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就法律规范体系的调整而言，除了科技法加以调整外，民法、行政法等也都参与调整，不能说科技立法调整因科技活动引发的全部社会关系。

科技立法其实可以总结为：它作为新的部门法，是调整科技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映了科技发展与法律发展的辩证关系，是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系统化科学。

（二）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的关系

1．首先要讨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存在差异。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起源不同：道德是在人类早期的劳动和交往中产生的，它的产生早于法律。而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国家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二是表现形式不同：道德通常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中，求助于人的良心；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多为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三是反应内容不同：道德侧重于人们的义务，法律强调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 四是实施方式不同：道德的实施方式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法律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道德与法律的区别说明了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有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道德予以辅佐和补充。

道德与法律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二是道德需借助法律权威之力才能建立起来，而法律必须承认和反映社会存续所必要的道德要求。三是法律是道德实现的保障；四是道德和法律是互动的，法律也可以转化为道德，在道德控制力减弱时，许多道德规范逐渐被法律所取代，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原先由法律调整的对象交由道德调节。

2．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的关系

正因为道德不像法律那样具有裸的强制性，违背了科技道德规范受到的只是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善恶评价，必然不能阻止无道德感的人对社会的危害。因此说科技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1）科技伦理须上升为法律

科技带来的危害不能由科技自身来解决，它的固有缺陷须在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下才能健康发展，由于道德没有权威性，约束力也不足，它只是靠人的自律行为，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知道，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同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防止一些性质恶略、可能危害到国家乃至人类安全的科研行为发生，避免科学界出现科学道德缺失和道德危机等现象，维护市场秩序正常运行。

（2）科技立法对科技伦理有补充作用

我们知道科技立法是科技自身发展、社会伦理道德滑坡的产物，科技发展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科技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就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适时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来巩固科技伦理道德规范，使其得以落实；通过科技立法使个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责任和义务变得更加明晰；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后果的控制所制定出来的国际法或者国际公约，促进和保障各个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合作。

二、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研究现状

（一）科技发展冲击传统伦理观念

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人工授精和无性繁殖等生物技术虽然可以通过控制人的生殖过程，解决生殖障碍，促进人类健康发展，但它也可能割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联系，损害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打乱了传统的人伦道德关系。器官移植虽然给了因器官残缺或器官功能丧失的人获得新生的希望，但它冲击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家理论和关于死亡的传统社会伦理观，这些都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冲击。科技发展还引发了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冲击，如核辐射、核毁灭，对地球大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科技也引发了人自身的异化，人对机器、技术等物的依赖性的加剧，使得人逐渐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

（二）国内外科技立法现状

我国近二十年内不断颁布与修改新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法规，在科技活动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宪法也为科技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相继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等一系列法规和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对科技成果规定了提成奖，使我国绝大部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均做到了有法可依的先进程度。1993年制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为完善我国的科技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环境保护法》使我国的环保工作有了法律的依托。这些表明了我国科技立法已经开始逐渐进入到了壮大的阶段，但是目前仍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和不足。

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立法此时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和完备的阶段。首先，各国的科技立法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到逐步化、体系化的过程。其次，国外立法的内容更具有广泛性。科技立法的范围涉及到科技研发、科技成果的保护和转化、科技奖励、高技术专门领域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再次，西方国家密切注视和跟踪科技发展的新态势，及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使得立法紧跟时代。国外的这些立法发展趋势和特点给我国科技立法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和借鉴意义。

三、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现存问题

（一）科技伦理现存问题

1．科技发展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

第一，生命伦理学问题。人工受精、试管婴儿引发的伦理问题包括人工授精是否切断了婚姻与生育的纽带、是否破坏了家庭的血缘关系以及人工授精下的婴儿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和养育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等，代孕母亲引发了人伦冲突，给社会带来了人伦秩序混乱的局面，这些伦理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第二，人类对大气等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引发了生态伦理学问题，人类最终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合适的平衡点，即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可持续发展。

第三，网络信息的共享与安全的伦理问题：网络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安全因素：如隐私权被侵犯，重要信息和机密被非法侵入，资源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目前网络技术的主体被虚拟化而导致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使得不道德行为难以监督和控制，信任和责任出现危机。

2．科技道德缺失问题

科技活动是一项创造性极强的活动，从事科技活动中的主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受功利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来自学位、职称、政府和企业等压力，导致他们之中有些人道德责任感淡薄，违背了造福人类的宗旨，缺乏自律，致使科技道德面临严重缺失和危机。

（二）科技立法现存问题

1.目前我国法律中的科学技术的因素还很欠缺，法律中的科学精神、法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科学研究成果的采纳都很缺乏。

2.我国高技术法、技术创新法目前比较薄弱，知识产权保护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适时立法。国家制定高科技法时虽然从现实关怀出发，但还是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

3. 立法仓促、被动，缺乏系统性，效率层次低，法律规范缺乏预见性且公意性不足，影响了伦理选择的可行性。法律条文大多是鼓励性、倡导性条款，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2008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对如何承担责任仍没有给出具体规定。

4. 科技立法体制仍存在很大弊端，对技术应用的全面评估制度的规定尚不完善，诸多法律只是被分散提到，目前仍有许多法律空白，立法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体系不完整，科技法规原则性强，操作性差等问题，如我国《科技进步法》就缺乏具体操作性的量化指标。

四、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协调发展的对策

面对着目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使人类认识到科技与伦理、法律之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寻找合理有效的途径来化解彼此的冲突，促进其协调发展。

第一，要加强科技治理过程中德治与法治研究，明确科技立法指导思想，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以完善我国科技立法体系。针对当前国内外面临的现状和问题，提倡德法合治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把法治社会中的伦理基础、伦理目标运用到科技立法当中，并把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作为科技立法的最高伦理目标。即将科技伦理上升为法律，用法律约束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的活动，通过法伦理的重建使他们切实履行科技伦理责任，避免道德缺失和危机，维护市场秩序正常运行。

第二，要解决好立法与司法伦理问题上难题，针对安乐死、堕胎、克隆人、信息网络等社会热点的法律和道德难题，把"自由、人道、秩序"作为协调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发展对策的三大范畴，同时还要求立法机关的设立必须有"道德评议委员"会的参加，立法人员的道德素质作为科技立法当中的重要因素。

第三，重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包括执法、守法伦理等方面内容。从道德的视角对法律进行全面的审视，提出和以往不同的法的道德理念，即扬善避恶，正义、和谐，重要的是把正义的伦理理念纳入科技立法当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技立法的核心伦理理念，实现利益的均衡，在实践中提出更好的伦理对策。

参考文献:

[1] 高建明.科技进步与伦理道德.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3）

[2] 赵震江.科技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

[3]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35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 熊炎.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西南师范大学,2002(5).

[5] 范光泉.关于科技伦理作用再认识.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4（7）.

[6] 赵艳华.科技立法的哲学探析.新疆大学,2007(5).

[7] 王小兵.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及其化解途径.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4).

[8] 赵肖筠,王子昀,程海明.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山西科技,1999(4).

[9] 段瑞春.关于科技立法的探讨.中国科技论坛,1985(2)

[10] 张志成.科学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科技立法有关问题省略,2008(5) .

[11] 余谋昌.关注高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4).

[12] 杨建.入世后我国科技立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天津大学,2005(12).

[13]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 李建华.法律伦理学论纲.江西社会科学,1995(9).

科技伦理篇5

那边，霍金等十几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在忧虑：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那边，东北一大城市已把机器人产业升级为强市战略。尽管后者的机器人还远未达到人工智能的标准，却是通向人工智能的必要起点。

我们要不要人工智能？这至少涉及两点，人类是被科技主宰，还是人类主宰科技？即科技伦理;人工智能一旦普及，人类该怎么办？

伦理是人类所有行动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坎，当年克隆羊多莉出现时，很多国家就担心有人会把这一技术运用于人类自身，因而纷纷抵制。

说得直接一些，伦理学就是广义的道德学。一般来讲，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会有利于社会伦理水平的提高。但伦理又有相对独立性，并不时时同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平衡。人工智能又叫AI，是用机器，尤其是计算机尽可能模拟人的精神活动，达到一定智力水平，并在人的工作水平上解决众多领域的疑难问题。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类的思维和动手能力，那人类还剩什么？或许只剩下无能为力的茫然和苍白的感受。

由此延展开来，人类的生命具有两面性，即生物学生命和人格生命。生物学生命的一大特征是负责繁衍，人格生命重在规范群体、操纵世界、把握自由、维护尊严。现在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会成为世界的主宰，让人的自由空心化，尊严无所依附，也就粉碎了人的人格生命。人格生命被粉碎后，生物学生命要么变得可有可无，要么在蜕化中使功能萎缩。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大型计算机已经替代了人类的计算能力，人类的这一能力因此蜕化了。人工智能势必也会替代人类的很多能力。其实，人类意识深处，还是愿意自身的某些功能被替代的，比如一些费力的或危险的工作，关键是人类对人工智能要一直处于可把控、可操纵的地位，而不是相反。这就涉及到如何让它们听命于人类，即规范问题。没有规范或规范不严密，人工智能就会成为人类的主宰。这正是霍金们的担心所在。

另一方面，若人工智能真不为霍金们的意志所转移，那人类将以怎样的方式思考、活动、生活？即当劳动不再成为人的第一需求之后，我们该如何安排自己？用传统的马克思学说解释，那时人类就按需分配了。

科技伦理篇6

一、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既具有一定普适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文化特征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哲学，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决策和行动的是非对错标准，包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伦理背后的基础是人们的价值观，与价值观一样，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发展历史来看，伦理学研究的问题从最初的个人幸福、人与人之间的共济、社会的和谐，逐渐扩大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随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和改造能力不断增强，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科学探索与科技应用的不确定性，人类难以完全预期和掌控科技创新的结果和负面作用，这就使得对科技活动的要求不仅要“求真”，还要“求善”，让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够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类福祉，避免成为危害甚至毁灭人类的力量。基于此，国际社会逐步达成了基本共识：在科技研发和应用活动中，人们应当遵守一定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社会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旨在维护和扩展科技发展的正面价值，限制和减少其负面影响，以妥善解决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长远利益间的复杂关系。从实践层次看，科技伦理既包括科技人员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即科研伦理），也包括在工程和技术开发与应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即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既包括在科技活动中的伦理规范，也包括各类新兴科技（如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引发的新型伦理问题。与其他伦理规范一样，科技伦理既具有一定的“底线”和普适性，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一定的文化特征。例如，对目前人类及未来世代生存安全的保障是科技伦理的底线，对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基本尊重是科技伦理的普遍性要求。但是，对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具体界定，则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文化特征。再比如：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隐私的认知和隐私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又推动着隐私信息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个人隐私保护在信息时代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二、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妥善权衡科技创新的风险收益，这需要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合作与协同

科技伦理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科技研究和应用可能使人和人类社会的受益与科技研究和应用可能产生的风险之间的权衡问题，在科技创新治理上是采取伦理优先还是创新优先的策略。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使得人们对于科技发展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担心它发展太慢，让经济社会发展失速；另一方面又担心它发展太快、失去控制，伤及人类。这一矛盾态度使得人们在对待科技发展特别是新兴技术的应用上，出现了“防范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和“先占原则”（proactionaryprinciple）的持续争论。“防范原则”主张，人们要更谨慎地对待科技发展蕴含的不确定性，以防范其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危害。“先占原则”则认为科技创新自由至关重要，不应过分强调与科技发展相关的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以免失去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在科技创新中引入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治理”理念是权衡科技创新风险收益的重要手段。与传统上以自上而下的管制和制裁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管理”理念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治理”的理念日益受到重视。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既涉及各种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机构和个人；二是强调治理机制的包容性，既重视正式的制度性机制，也重视各种非正式机制；三是强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多元主体间的横向和纵向的沟通、协商和协调。多元化（或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既是价值理念“合法性”的要求，也是平衡各方利益、避免极端决策的有效手段。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共治理，良好的科技伦理治理需要满足一般“善治”（goodgovernance）对多元参与、决策透明、负责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妥善处理科技创新活动及其影响不确定性强、知识门槛高的特殊挑战，即需要在多元化主体（特别是专业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公众）参与和保证治理决策专业性水平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简言之，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质在于，通过构建有效的多元对话和协商机制，促使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努力解决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相关伦理议题的过程中，以最大限度保障人类能充分利用和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尊重人的自主性和尊严，维护他们的权利，防范可能的风险和危害。

三、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寻求正当、高效、审慎的决策机制

科技伦理篇7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哲学需面对与回应现实问题并作出诠释。而理论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实践上如何强化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科技伦理学的当代使命。杨怀中教授的新著《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丰富并完善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科技发展伦理难题的深入研究拓展了思路。

该著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的精要、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通过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分析，强调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性实践，也是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并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向度、科技文化尤其是科学精神的伦理意蕴等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而提出了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若干对策和建议。窃以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一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凸显问题。哲学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是哲学在当今时代体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面对现代科技发展呈现的各种现象，作者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作者认为，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凸现出的问题既有科技本身的，也有科技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这些问题无不与人有关，并突显出文化的特质。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勇于面对问题，强调要走出西方学者提出的 “二难推理”，要面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难题与传统道德面临的严峻挑战。最后，善于解决问题。在书中，作者提出了科技伦理建设的多维视野及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运作策略，这为合理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了参考，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二，强调实践。本研究内容紧扣时展的脉搏，强调多学科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科技发展的实践。同时，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科技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发展历史的考量，为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还形成当代中国科技伦理建设的思路，这些思路包括：社会层面的科技可持续发展；伦理视野的科技文化建设；个体层面的科技发展与道德观念等。实践探索上，强调可操作性，以科技发展为视域来探讨伦理环境建设的内容和意义，对当代科技发展与科技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注重创新。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系统。科技进步促进道德建设，并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道德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但是，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是有条件的，其运行重在建设；对科技在文化中的作用，作者提出科学技术进步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而要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建设，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可持续发展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而是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环境相协调，即通过满足发展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来促进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四，把握规律。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现代社会发展面临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也成为科学技术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历史必然。在此理念下，作者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创新。研究从现代科技伦理问题入手，对科技伦理学的理论进行全面梳理，构建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对科技与伦理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方面，着重从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互动系统及其构建、伦理道德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建设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科技职业活动领域，作者认为，加强科技道德建设就要有科学家与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的自律作用；在高科技应用伦理层面，作者探讨了具体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网络伦理、宇航伦理、生命伦理及核伦理等。作者还对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高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需要对高科技发展进行反思与调控。

科技伦理篇8

【关键词】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人文关怀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伦理道德的原动力，它把世界历史带入一个大调整大转折时期，为人类社会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1]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会见6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曾谈到：“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力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是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2]科技伦理教育对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加强他们的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 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尽管伦理和道德往往被认为是同一个概念，但它们有着细微的差别 。自从有了人类，伦理道德问题就产生了。本文讨论的科技伦理属于道德范畴，它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的道德导引，是调节科技工作者个体之间、个体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称。[3]

近年来，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缺失现象不容忽视。比如：实验数据的伪造、论文撰写中的抄袭剽窃、中的一稿多投、学术论文中的不当署名等。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北京某动物园的黑熊惨遭某名牌大学学生的伤害，原因却只是想把黑熊作为简单的实验品验证一下黑熊是否嗅觉灵敏。这虽然是个别人的一种极端行为，但受过十几年教育的大学生竟有如此行为，发人深思。

有资料显示，国内已经有一些院校也开始了科技伦理教育的尝试。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还不成体系，教育成效还未明显显现。在国外，美国大学生自发提出的科学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已经成为世界许多理工科大学生所接受的标准。因此，重视塑造未来科技人才的道德人格特别是加强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大学生中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培养他们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的思维方式等，这不仅对他们将来的发展和成才有帮助，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也非常有益。

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途径浅析

大学生科技理论素养的提升依赖于多元路径的安排，高校实施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也应从各个方面着手，我们可以从改革课程、设立目标，载体渗透、强化效果，人文关怀、整合教育等方面努力。

（一）改革课程、设立目标

目前，我们的科技伦理教育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高等院校在课程设置中，虽然已有《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但是教育内容中很少融入科技伦理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满足不了大学生极为活跃的思想道德发展要求。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与高速发展的科技紧密结合，将科技伦理纳入学校教学体系当中，使科技伦理进课本、进课堂。一方面我们可将网络伦理道德、学术科研伦理道德等教育内容补充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增加对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学术科研伦理道德等方面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专业课程中设置培养学生伦理精神的教育目标，融人文教育于专业学习之中，引导学生从伦理道德的视角看待科技活动，突出科技活动中的社会伦理责任。待条件成熟后，我们还可以专门研究编写教材，开设课程实施专门教育。

（二）载体渗透、强化效果

大学生的科技伦理观念不会自发形成，需要借助载体来渗透。我们可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宣传教育，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关心科学伦理道德、树立科学精神和科技行为规范；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史上的名人示范和大学校园中的教师示范来感化和教育大学生，引导他们改进狭窄、片面、僵化的思维方式，把自身的发展要求与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伦理尊严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还可以利用学生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等载体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寓伦理教育于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三）人文关怀、整合教育

科技道德的沦丧来源于人文关怀的匮乏。越是高科技发展，越需要在人文、科技素养基础之上的伦理水平。加强人文关怀素质的培养，有利于把当代青年大学生培养成为既重视科学技术的物质价值又关注科学技术的精神价值的人，从而具有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统一的良好素质，实现技术与“人文”的统一。因此，我们需加强大学生人文关怀素质的培养，实施科技、人文、伦理整合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使他们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去努力实现科技的人性化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育的作用也不容（下转第90页）（上接第79页）忽视。社会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净化社会经济和科技创新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建立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鼓励和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道德观念。通过建章立制，健全监督，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以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制约人们在科技创新、学术研究和科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倡导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样可以确保大学生在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创新环境中、在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指导下健康成长。[4] 参考文献

[1]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大学（第一章）[M]．湖北人民出版社，1974．

[3]姜春林．论理工科博士生科技伦理素养及提升路径[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7，(3)．

科技伦理篇9

(一)基因技术的伦理忧虑和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

2000年，由联合国组织，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共同参与的人类基因组遗传密码的基本破译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基因组遗传密码的基本破译的创举对科学界的震撼效果，可以和青霉素的发现以及阿波罗计划相媲美，甚至比它们更具有意义。基因草图的绘制对于维护人类的健康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将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但是因为基因工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忧虑:比如基因歧视、通过基因设计后代而使自然孕育过程不复存在、基因决定论导致基因恐惧症等等问题。在目前围绕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中，乐观者坚信基因技术及其发展必将造福人类，因为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解就如同打开了生命的天书，科学家们将由此而掌握人体遗传密码的编码方案、掌握使生命之树常青的秘诀，科学家们不仅将会真正地知道人的基因组成，而且可以改变现今的整个人类图景，甚至能够有计划地培育出一种崭新的人类而使人类得以优化。但也有人指出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它所涉及的基因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公平与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治疗和基因修改设计问题，以及很难限制的基因武器问题等等，这些都关系到人类的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要问题，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容乐观的重大考验。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而进行各种遗传重组，从而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安全。克隆技术也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199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克隆羊的诞生引起了世界轰动，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欣喜的是这是人类科技史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克隆羊的诞生意味着克隆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诞生，可是人们还没有解决好如何面对克隆人这个人类兄弟的伦理问题，人类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没有亲属的兄弟，克隆人是不是人，能否被用来作为医学研究的工具?他们是否应该享有我们人类的一切权利呢?另外，克隆技术的应用是不是我们一种对人类自然发展的一种过界干预?克隆技术会不会造成人类基因的单一性和同一性，而消融人类的多样性?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克隆出完整的人，为了医学需要，我们可以只克隆出医学需要各种人体器官，可是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越矩而克隆出完整的人呢?这些问题都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伦理问题。

(二)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问题

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这种丰富是建立在榨取大自然的基础上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叶后，人类在贪欲的刺激下，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具体来说，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垃圾泛滥，臭氧层破坏，温室气体导致的地球增温，森林危机以及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等。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对人类造成日益严重的危害和威胁，人类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重视环境问题，必须从法律与道德上规范和约束自己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网络伦理问题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推进了信息革命、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出现了许多关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对网络伦理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数字化犯罪、电脑黑客、计算机病毒与垃圾、网络黄毒以及网络技术引发了道德冷漠、人际疏远、隐私侵犯、道德冲突等问题。有人认为，网络塑造的虚拟世界使很多人沉湎其中，网络的虚拟的自由世界放任了人性之恶，给网民提供了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与不能做的事的环境和自由，导致了人性的扭曲。网络技术还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公共伦理无序，进而使人们普遍陷入物质丰足和精神混乱的矛盾等等。特别是随着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过早地接触网络，而当今网络环境令人堪忧，太多的负面信息充斥网络，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四)核技术伦理

20世纪40年代，核技术得到发展，科学技术进入一个新时代。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实验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1975年8月6日，第一颗军用原子弹投在广岛，同年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在了长崎。这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导致60万人的死伤，战争之残酷，后果之惨烈，前所未有。更为严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军备竞赛激烈起来。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英国于1952年1月爆炸了原子弹。特别是1958年至1962年达到高潮，1962年美国进行了96次核试验，苏联进行了42次核试验。至1981年，美国拥有核弹头25000－33000枚，苏联则为11000－15000枚。如果将来要是爆发核战争，那就意味着人类的世界末日，因为这些核弹的爆炸足够毁灭地球了。早在1983年，美国化学家鲍林就提出了核毁灭问题。他在《告别战争》一书中指出，30年来世界处于极大的危险中，一场核战争的爆发，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人类的灭绝。人类一个技术上或心理上的错误将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这场战争将会带来地球文明时代的结束。P131美国气象学家撒根提出了“核冬天”概念，如果核战争爆发，那么战后的世界会处于核冬天。他描述道，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尘埃云将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造成一个黑幕，遮掩了正常的太阳光的百分之五，于是北半球突然降到零下23摄氏度并终年霜冻。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埃尔里奇对核冬天进一步加以描述。许多生物就会饿死，家畜也会荡然无存，植物的光合作用则会停止，这样，“核冬天”就要降临，那么“世界末日”也就到了。以上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当代科技的负面效应，证明着科技是把“双刃剑”，科技与伦理之间存在冲突与对立。这种冲突与对立，引来了很多人对科技理性的批判甚至是贬斥。其实对人类科技力量的批判与贬斥早已有之，道家的老子就指出文明进步带来的苦恼，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把文明视为罪恶。老子认为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人类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人总是会追求更多，人类不断膨胀的贪欲必然会引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激烈冲突和残酷斗争，最终会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而近代的卢梭旗帜鲜明地指出:科技的进步伴随着道德的退步，随同蒸汽机一同到来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法兰克福学派强烈抨击科学理性带来的社会弊病，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新的对人的控制形式，扩展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

二、科技伦理何以可能

有人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苇草。如果人类只是像动物一样本能地生活，仅仅满足于个体生命的延续与种属的延续，那么就不会产生科学技术，当然也就不会出现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甚至整个地球上都根本就不存在伦理道德。但是人类既然是一根会思考的苇草，那么就不可能停止思考的步伐，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追求更好生活，促使了人类文明的产生，进而出现科学技术。科技是人类理性力量的体现，科学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拓展了人类的肢体功能，自人类学会使用工具那一刻起，就注定人类会走向依靠科技进步的文明时代。因此，如果一味地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对立，甚至试图运用伦理的力量取消科学技术，企求科技停滞甚至倒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愚蠢想法。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人类是不会停止对科技理性的追求，总会冲破落后观念的束缚与樊笼而不断前行，这也是我们建立科技伦理应有的基本共识。但是，承认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追求，承认科技力量的强大，并不意味我们要认同科学主义和技术万能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需要伦理智慧的引导与规范。而科学主义和技术万能论却割裂了科技与伦理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说技术和应用科学是“双刃剑”还讲得过去，因为技术确实有负面效应，比如原子能的应用能造福人类，但却给我们带来核战争的威胁。但是纯科学却因为其只追求真理和探索自然奥秘，从而是绝对好的东西。但是科学事业也只是人的事业，人的事业有绝好的东西吗?没有。就比如我们知道没有绝对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一样，科学事业也没有绝好的东西。科学是求真，而伦理是求善，科学关注的是事实，而伦理关注的是价值，但是事实和价值却是密不可分的，科学主义者就是完全割裂了二者的联系。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只有真假之分，没有好坏之分。这种观点依据逻辑实证主义著名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或者描述性言说与评价性言说的二分。但是普特南却证明，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事实都渗透着价值，而我们的每一种价值都负载着某种事实，事实与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人不可能绝对中立地、不带任何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而纯粹地描述客观事实，任何概念框架的选择都预设了价值，在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以及思考个人生活计划的框架选择都会涉及人的道德价值。当代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的价值中立，试图说明科学是绝对好的而不容评价的事业，不需要其他哲学伦理学的价值规范与引导，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绝对权力的态度和做法。自然科学提供实证知识，而人文学科虽然不提供实证知识，但提供关于价值的洞见，提供对世界、社会与人生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技术万能论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可被科学所说明进而被技术所操纵、控制的东西而外，什么也没有，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人类只要握有科技之剑，必将无往而不胜，人类知识能达到“欧米茄点”，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现代人在贪欲膨胀的驱使下产生的狂妄，事实上，科学所能把握的自然奥秘是有限的，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未为人知的奥秘。又有人认为技术也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依赖于使用技术的人。但是海德格尔认为批判这种观点，他认为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压力。其实，现代人所感受到的技术的挤压，以及当今中国大学专业中呈现工科热、理科与文科冷的局面就可以说明技术的所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科学解决不了人类的一切问题，人文学科是自然科学无法取代的。人类若想健康平稳地发展，就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比翼齐飞，这也就成为科技伦理学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哲学的范畴来讲，科学技术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其对象是外在的自然伦理道德、也是关于价值的判断，其对象同时也是人的内心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从一个层面上看，科学促进了伦理的变革，从另一个层面上看，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也要发挥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在科学处于强势地位的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伦理对科学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建立和发展科技伦理。

三、可能的出路

要克服科技发展与应用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结合伦理的智慧，需要建设科技伦理。而要建设好科技伦理学，我们首先必须正确把握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科技与伦理因为其属性特征、评价标准不同而有区别，但是二者不是完全的没有联系，它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科技与伦理要实现结合，保持科技与伦理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必须的，这种张力不仅要求以科学技术的“真”为准则，而且应当以顺应自然、适应人性的伦理的“善”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强调物质的真与精神的善的有机统一、完美结合，以达到使人们生活在更好的物质环境中，更优的社会伦理环境中。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有必要建设科技伦理，而建设科技伦理的核心是要人类握有的这把科技之剑不能损害到人类的生存条件特别是不能损害到生命健康，从而保障人类的切身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使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共同进步，科技才能发挥出服务于人类的巨大威力，而伦理也才能够真正成为正确指引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导，而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羁绊。在新的世纪，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依然会出现新的伦理危机，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但是不应该感到恐惧，甚至陷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误区。虽然科技与伦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会存在，有时还可能相当尖锐，但是通过科技和伦理的互动，可以实现科技的真正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真正实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科技伦理的建立，意味着科学不是没有的。科学伦理伦理规范不仅需要遵循普遍伦理精神，而且针对不同的伦理问题还需建立不同的伦理原则。比如生态伦理问题，我们就需要遵循生态整体原则，不能只是把自然分解为各种元素，而忽视从整体去看待自然。在运用科技手段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利益，考虑特殊群体的利益需求，而忽略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平等生存权，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价值;在生命医学伦理问题领域，人类在着眼现代人的生命健康的同时，也应该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对于破坏人伦关系的克隆技术及基因重组技术，必须等到人类可以建立足够控制其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发展的伦理规范时才能继续进行。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用伦理来限制科技的发展，并非要以伦理的标准来衡量科学，并不是要违背科学自由的原则，而恰是为了维护科学自由，只有科学技术真正做到为人类造福，维护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时候，科学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本文认为科技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善

善与恶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最重要的范畴。人们通常把有利于自己、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事件当成善的，是值得赞扬的、肯定的东西。把有害于自己、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事件，称为恶，是值得谴责、否定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善恶不是源于自由意志，也不是源于理念，而是源于人们的现实利益及其利害关系。科技本身并不是一种纯善的东西，因此它会产生恶，再加上现代科技研究在结构与功能上已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脱离了以探索宇宙奥秘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格局，而成为满足社会的某种经济需求、体现社会的某种政治意图的手段，并成为达到科研活动之组织者意欲的工具，科技甚至已成为人类满足贪欲的手段，因此，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必定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技术与善的关系，其实也就是科学与伦理的关系。科学求真，伦理求善，科学技术中在求真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对善的重视，这样就会导致科技发展对伦理提出挑战。科技发展和进步最后都应当以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善为目的，如果科技的发展偏离了这个目的，那么就会产生科技理性越强大就越危险的后果。

(二)正义

正义与不正义不仅是一对伦理学范畴，而且也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一对范畴。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阐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平等原则和最不利者受益原则。科技的发展，可能导致社会更多的不正义。比如基因改造，会导致基因歧视。社会信息化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要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正义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伦理对科技的引导作用。科技的发展不仅要以促进整个人类的全面自由为目标，更要在这实现过程中尊重最不利者受益的正义原则，为消除贫富分化做出应有贡献。另外，科技发展必须以社会正义为基本原则，实现社会平等，这种平等还应该考虑到代际公平。

(三)权利与义务

科技伦理篇10

一http://次次的科技浪潮，在给世界带来许多惊喜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特别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给我们带来了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给人们的生活以许许多多的方便。而与此同时，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也给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如：臭氧层的破坏、日益泛滥的黄色不健康印刷影视作品及逐日增多的高科技犯罪等等。作为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科技的现状及其发展进步。这样，在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就产生了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一步一步地突现出来。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三种观点：(1)科技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而且对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道德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看法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又离不开道德，要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存在，没有它，也就不存在科学技术了。(3)科技中立说。wWw.133229.COM这种看法认为，对于科技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好与坏。要是科学技术为好人所掌握并使用，会给人类和社会造福，但如果一旦为坏人或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损失乃至无尽的灾难。于是就得出结论说科技与伦理道德无关，有关的也只是取决于人的素质罢了。

2、科技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1)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http://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4.1 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科技、道德伦理约束与法律约束的双重制约机制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技术等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就要求人们超越政治制度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人类的本性更多是讲求合作互助，而不是竞争，合作是竞争的前提和基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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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拓宽科学合作的渠道，积极参加更多的重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作项目” 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普遍繁荣，减少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各国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