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论文十篇

市场规制论文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市场规制：改革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此，我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市场规制政策，可以说是面临双重任务：放松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规制制度与措施，同时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新的市场规制制度。虽然在两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依然很多。一方面是市场规制依然过度或越位，现实中的集中表现就是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审批还是过宽或过严；另一方面是市场规制职能缺位，即在需要政府行使规制职能的地方却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此外，我国市场规制领域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对规制主体的规制。由于法治基础薄弱及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我国，规制者的违规成本很低，由此经常导致规制决策的利益偏向、规制执法不严或不合程序等现象。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市场规制改革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放松经济性规制

经济性规制是指政府使用各种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的质和量以及投资、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活动所进行的规制。当前要放松我国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过度的经济性规制限制了竞争，保护了垄断，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从经济理论上来讲，政府与市场是两个独立的范畴，市场规制的逻辑起点是市场失灵。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规制不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出发点，而是全面替代市场。当前，我国的市场规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具体问题上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而是坚持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最典型的是政府在竞争性领域实行过多的进入规制，限制了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参与竞争，窒息了经济的活力，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育。

第二，过度的经济性规制滋生了大量寻租行为。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当政府借助于法律手段和行政权威，强制性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设置经济租金以及追逐租金的现象就会自然产生。租金的来源可以分为政府被动创租和政府主动创租两类。被动创租指政府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用其职权，创造和维护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通过非法报酬或影响力，诱使或迫使政府制定对其有利的规制政策，从而形成了租金。如，行业垄断者为保住自身的垄断地位，游说、收买政府及其官员，使之限制新企业的加入。主动创租主要指政府部门预期到寻租行为为其带来的收益，从而通过行政干预来主动创造租金。如，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在竞争性领域实行严格的进入规制，行业潜在进入者为早日得到进入许可，就必须采取各种方式的“关系营销”打通各方面关系。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的行为相当普遍。规制者滥用手中的规制权力，谋求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要求必须放松经济性规制。加拿大学者D·萨维指出：“全球化经济要求国家自由裁量权的某种牺牲，将其让渡于国际机构并服从国际规则。如，一国贸易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协议的限制。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以国家为信用凭证承诺遵守国际既定的游戏规则。与此相联系，按照市场导向进一步更新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放松经济性规制以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已势在必行。”

由此看来，要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政府必须放松经济性规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完全撤消对被规制产业的各种价格、进入、投资、服务等方面的限制，使企业处于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要树立“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即：凡是没被法律禁止的，就都是允许做的；只有被法律明文禁止的，才是不可以做的。这就是说，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创业行为无需政府来批准，许多经济活动根本不需要政府层层审批，只需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或备案就可进行；另一个层次就是部分地取消规制，即有些方面的限制性规定被取消，而有些规定继续保留；或原来较为严格、繁琐、苛刻的规则条款变得较为宽松、开明，如在进入规制中，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等。

建立新的市场体制，必然意味着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严格规制的打破。而体制惯性表明我国转型经济中的放松政府经济性规制将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任务。

二、强化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

间接规制主要是针对不公平竞争的规制，即政府通过反垄断法、民法、商法等法律对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间接制约。间接规制的着眼点在于那些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坚持市场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尊重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是为了维护竞争市场以确保私人企业的正常运行。社会性规制则针对于外部性、非价值性物品等问题，由政府对企业进行限制，以防止公害，保护环境，保证健康、安全等。之所以提出当前我国要强化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主要有以下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按照制度的分析来理解，市场经济在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存在着为市场确定公平竞争规则、维护公众利益的制度任务，顺应市场要求的规制制度不仅应当建立，在某些情况下，还可适当加强。博兰尼(KarlPolani)在对英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所做的描述分析中指出：只有当市场经济的制度设定存在时，市场规律才能自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一直依赖于市场与对市场的限制的特定结合，而且放弃限制会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诺斯的观点则更为明确：“由于新古典理论关注于有效的要素和商品市场的运作，西方经济学家很少理解创建这种有效市场所需的必要制度条件，因为他们将此视为想当然。只有一套能够提供较低交易成本和可信承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能使支撑经济增长的有效的要素和商品市场成为可能。”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规制是经济发展“看得见的手”，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看不见的手”，而以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模式来看，规制与市场则是我国实现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的“两翼”。第二，从改革实践来说。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持续强劲势头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当然是由于市场释放出了巨大能量，也要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所做的贡献，但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原因。在比较的意义上，着眼于俄罗斯及其它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就能发现，事实上，在多数转轨国家中，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还是转轨更彻底的国家，抑或是市场化进程较缓慢的国家，都没有迎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相反，却遭受了未曾料想到的经济衰退。分析个中缘由，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指出：松弛的预算约束和名存实亡的行政控制的灾难性结合是转轨国家经济衰退的根源。由此可以认为，单纯的市场经济的成长至少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是中国近年来经济成就的惟一解释因素，而行政控制或者准确地说适当的市场规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规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仍是我国未来发展所必须的。

第三，从我国目前部分领域内的市场秩序混乱，地下经济、黑市交易频生，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现实来看，就一种政府责任来讲，加强规制仍然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题中之义。

当前我国政府加强规制主要是要加强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一方面，政府要有意识地创造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手段，制定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性立法，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社会性规制，抑制企业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并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转型经济中的外部不经济大多是由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所引起的。政府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直接干预的一种形式，可以迫使企业或个人考虑外部成本或外溢效应；信息不对称在任何一种经济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消费者很难收集到全面信息或即使收集到了也很难理解，从而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因此，需要通过市场规制降低消费者得到或理解信息的成本。当前政府要通过强化社会性规制，在以下两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维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往往因为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而受到各种侵害。政府通过社会性规制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公共安全与卫生保障，惩罚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改变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不利地位，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二是保证生产安全。厂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做出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市场规制通过强制性措施防止以工人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代价降低生产成本的现象，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设施与援助，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三、加强对规制主体的规制

规制“规制者”的问题已成为市场规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规制的具体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最终离不开人的行为，所以必须首先解决规制者的问题，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束之高阁或半途而废，失去应有的社会作用。这些都说明，对规制者的规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有学者指出：“法规的具体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除了要受许多相关制度的制约外，更取决于对规制者的规制结构，即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规制者行为，使其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不致被弃用、滥用和被不公正地使用。”强化对规制者的规制，主要有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从理论上来看：规制者既不是完全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的“公益人”。这就导致政府组织所具备的“公共性”目标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行为目标之间的差异。从规范角度说，政府的市场规制行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和机构组成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必然和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存在产生政府部门和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的可能。在规制者的责任大量增加而收益却没有相应增加的条件下，成本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可能使得规制部门和相关官员在没有法治约束和责任意识的情况下，超出规制边界或者在各种利益的平衡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的医药规制，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对新药上市速度大大减缓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是假的，规制官员必须负起相应责任；但是药卖了多少，他们并没有收益。因此，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申请报告压起来就是最合理的选择。据估计，实行药品规制后，美国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死亡的患者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因政府防假药而减少的人数。

市场规制论文篇2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过对独立主体行为方式的刚性规制来刻划个体自由的社会意义和个体与整体的历时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不仅对个体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对个体所属的整体也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对社会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种确定的标准，标准的现实体现即是规则。制度化规则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为诉求的强制。这种强制对于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体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为，不直接涉及精神过程；只涉及主体行为的表达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大多数制度化规则都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表现为强制。对待违规行为的结果的反应是一种直接涉及利害的反应，而不是仅仅限于一种贬抑性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结构，它与自然人性中所涵纳的“趋利避害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趋利避害性总是通过人的理性能力来表达。理性算计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情，它是人们适应这个世界时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规则能够发挥其社会行为整合性能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关性和技术度量的确定性的重要基础。

从形式上来看，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归正是自由。即是说，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验的特征，而是通过人类的制度铨选突显自身；主体关系的秩序性和可预见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才能够确定。制度化规则赋予每个主体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并给予其社会行为以相应的预期参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解到规则系统“定义”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使社会历史过程相对理性化。它既使社会存在成为确定的、可预见的，也使人的自由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这种确定性既意味着它的结构模式的相对静态性、稳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它外在的刚性规制方式。在类的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仅就个体或整体自身而言，自由也不会是绝对一贯的。这里不仅涉及个体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点上的冲突。制度化规则会为人们的自由创造一个具有相对相容性的现实空间，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证。制度化规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发生模式，它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规则对人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塑造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制而实现的。人的行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决定，必须是在制度化规则裁切其负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正是制度化规则那种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静态性”、一律性、强制性等规定的内在价值根源。

二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它们之间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构建总需要一定的价值铺垫，而这种价值通常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信念，这些价值信念不仅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合理性的根据，而且是其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的现实有效性离不开德性的内在担保，完全脱离人的道德认同的制度化规则无异于“机心”对人心的宰制，无异于“物性”对人性的役使。正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制度化规则系统就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直接现实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提升主体境界的积极作用。它为经济主体建构了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抢劫而是采取合规范的竞争易方式在社会个体之间分配权益。由此，它就为人们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与道德价值企向相接近的倾向性，同时也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化规则结构相关联。德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以这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为现实背景。离开特定的制度化规则系统抽象地强调个体的德性境界，不仅会使这种强调失去应有的现实基础，而且会使道德本身扭曲变形。离开制度化结构的正义性谈论个人道德的完善，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对于制度化规则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制度化规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外在制约，而德性的外化却要通过具体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意识来实现。当主体的行为出于德性时，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呈现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对完美存在的确证和追求，制度化规则所体现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制度化规则是基于公共权威的强制，而德性则是基于对“义务”认同的主体性自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义务与权利是一组对等的范畴，这种对等性是制度化规则结构公正性的初始条件之一；对德性而言，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对等性，而是倾向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一般地，对一个对象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对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不相容或绝然割裂，而是为了通过道德主体的积极反应抑制人们积淀于自然属性中的那种重视权利而忽视义务的心理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方式确实有着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不但无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而且刻意追求它们在方法论层面的严格“同构”，执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说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行政法规化等，其结果是导致道德的非道德化。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这种主张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规则系统规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种特定的价值符号来表征的“道德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坚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够把握人的“真正本质”。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趋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构成，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规则层面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会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祈求。凡事诉诸人的德性，一事当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视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调节方式，企图以道德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思路决定了泛道德主义必然漠视社会制度化规则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习惯于把造成社会生活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体的品德修养，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与制度化规则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义上的确定性，人的理性自觉和意志自律同样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换句话说，德性的非实体化形态，决定了道德化裁量标准在操作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校准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诸多难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规则系统的内在动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观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微观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E.博登海默，1987：366）热衷于精神领域的道德强制，就必然忽视制度化规则系统的设置、创新及其运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甚至认为专注于制度化规则的技术性问题是舍本逐末。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演进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难以实现，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多地诉求德性，不断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终使德性本身遭受难以弥合的伤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僵化、封闭与落后，而且给我们在对诸如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德性本身的意义、道德的社会效用及其发挥效用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上造成混乱。第四，道德强制使社会生活中假慈伪善流行。道德强制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规则的合理性上，这实际上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欺诈行为提供了方便。这不仅对伦理崇高是一种伤害，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润，而是受到德性的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导与携领，而是受到绝对的蔑视与禁锢，最终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处永远不可弥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理想德性的确立及其外化，必须立足于制度化规则的基本规定性，否则，人们就会希求道德担当起整合社会秩序的全部责任，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德治”传统，就是在道德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对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强调代替制度化规则的程序化运作，严重忽视对制度化结构本身的理性建构。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结晶，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学的官学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义，而且还强化了残酷的专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国政治哲学高扬“调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玛”功能，只要官家成圣为善，百姓自当景从不二。政治问题从而道德化，政治秩序仅只由道德意图之基础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们常常不是依据制度化规则严格界定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依据道德标准或是出于道德义愤评判当事人本身。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中就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规则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但长期以来，学界确实存在苛求道德的倾向：出于对社会失范的忧虑，极端地强调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种各样的追求道德社会效用的偏激主张。“因为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性变得徒有虚名。”（梁治平，1991：254）强调道德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磨灭，善良的初衷却带来人心的禁锢或放逐。这种理论企向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视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则差别。要使德性在引导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层次中更加光彩夺目；要使道德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态滋润人的心田，养育人的良知，守护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必须使道德从沉重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就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对待德性与制度化规则，依照其内在规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职，而不是使它们“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如果一如既往地仅仅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调节，就难以准确厘定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制度化规则不仅能够提供界定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所需的技术细则，而且能促动大多数利益主体协调一致地创造利益，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符合这一总体思路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在等价交换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规则肯定追求功利价值的现实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规则的利益驱动机制所内含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外趋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权威的巨大强制力量，使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不断强化，以致可能把交换原则外推到非市场领域，使原本丰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场化所销蚀、肢解，导致“物性”对人性的宰制。这类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规则的强制性裁切。德性在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时，是通过对人格的塑造，通过把社会目标和制度化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坚持把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区分开来，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发挥消解功利价值观外趋倾向的功能，才能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如果一定要坚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学说，实质上就意味着以利害观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对人的感化变成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倾向的他律性规制，从而使德性在根底处丧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A.麦金太尔，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人追求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它的旨趣在于养护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种被赋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的界定与确认，不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倾向于对个体自身利益意识的某种消解。社会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合乎制度化规则的，但在德性层面上看，却未必值得特别推崇。

如果说在旧中国，强使制度化规则与德性浑然无分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执于这一运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了。德性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自觉，与强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学理的谬误，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态的反映。虽然用心无邪，但结果却极其有害。我们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分立的观点。由于现代制度化结构系统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机制，故从操作方式上将它和道德系统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统和制度化系统之间的严格同构，增强道德的理想性，会使道德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魅力。德性应该成为关照人生的一盏明灯，它并不企求人惧怕它。要摆脱靠恨一些人去爱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仅凭制度化规则的规范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情感的升华，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创造。要创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就必须坚持道德诉诸自觉的原则，这个原则既给了道德自我创生的机会，也给予它维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与功利化的顾忌绝然无涉。

我认为，在当前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大背景下，探讨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我们对“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误解，从而达到正确地贯彻这一战略思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③.林毓生，1988年，《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三联书店。

市场规制论文篇3

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2．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经济运行、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经济只有在良好的秩序环境下才能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但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营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有可能单纯看到个人利益而置其他经营者与社会利益于不顾，如经济形态上的垄断，组织上对交易的不正当限制，方法上的不公正竞争和交易。政府行使经济权力必然要通过对市场主体活动的适当干预，以超越个体利益的超然姿态来调整甚或限制、禁止市场个体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以期营造适应经济有序运行的环境。

3．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还具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具备独立地位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独立性来自于对最广泛的自由与平等的确认。但是，社会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等。20世纪以来，社会日益分化，市场主体被不断组合，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劳动领域、消费领域以及竞争领域，由于主体力量的不对等，存在着大量无意志自由、无选择自由的弱势群体，无法与强者谈及平等。因此在承认他们形式上平等性的同时，还应正视他们实质上的不平等。

二、规制与市场规制

1．规制

规制(regulate)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塞尔兹尼克说：“规制是指一个公共机构针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的持续、集中的控制。”规制，是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规制是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

2．市场规制

市场规制，是指政府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许可、认可、限制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

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市场规制不同于通常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关联的对性质行为的控制，用马佐尼的话来说：“只有在认为市场行为于其自身有价值并因而需要保护和控制的社会中，才能对市场行为进行规制。”

其次市场规制远非仅仅通过一部法律那样简单。“成熟的”市场规制常被定义为“三方面基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而要使上述三元素变为持续的、紧密的过程，必然要赋予规制主体相应的权力。

三、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

1．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国家为了更加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便赋予政府经济权力。当然这种经济权力是法定的，政府及下属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企业、对市场的必要管理，其权限都由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政府经济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作用；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制裁、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它需要经济权力的运用，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2．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同点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特殊权力，它是指行政上依靠国家赋予的强制力，为履行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行政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其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联系也颇为紧密：

(1)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享有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它包括市场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立法权及经济监督权力等诸多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对经济的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将上述权力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其中就包括享有行政权力，担负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并且这类主体的数量也是最为庞大的。

(2)经济权力的运行模式尤其是在市场规制中的运行模式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基本相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可以行使经济权力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这与传统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并无太大差别。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力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措施也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因此，传统行政权力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结果。

四、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1．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借鉴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1)运用行政权力的动因应符合立法目的，应与法律追求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一致。任何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而行政法律规范授予行政主体某种行政权力都是为了实现该项立法目的。特别是在行政主体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时，立法目的尤其要进行特别考虑。

(2)行政权力的运用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所谓正当考虑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一行政行为时，在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动机上，不得违背社会公平或法律的精神，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臆断，脱离实际或存在法律动机以外的追求。正当考虑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活动时必须出于公心，不抱成见、偏见，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3)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做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乎理性。行政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人之常情，包括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具体来讲是指行政行为应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必要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实现法律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适当性要求手段是达到行政目的所能采取的成本最小的，最有效的；比例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做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禁止那些个人的损害程度超过了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的措施。

2．如何在市场规制中合理运用经济权力

由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解读，我们得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是指权力主体作出的决定、命令，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符合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方式中选择适当的方式。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禁止等。但是为尊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保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有效化，合理运用经济权力要求政府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手段，通过认真分析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对市场秩序破坏的程度及规制成本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方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使市场机制顺利运行。

(2)政府须谨慎运用经济权力进行市场规制。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政府的市场规制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经济权力的运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而谨慎干预是对政府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进行规制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规制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和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

(3)政府进行市场规制须遵循法定程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程序越简单越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事程序简化，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约时间、争取机遇，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但是运用经济权力作出各种决定、命令，是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权益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允许私自简化程序，更不允许随意变更程序。

(4)政府运用经济权力又总是以具体的个人为权力主体，由个人加以行使和运用，必然受权力主体个人意志的作用。这就要求规制主体行使经济权力不仅必须出于善意，而且要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规制主体行使处罚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合理性原则相悖。再者由于个人工作能力、认识能力、知识水平冲突、道德水准、利益关系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经济权力被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如市场规制中的行政处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现实生活中随意处罚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于是提高行政能力，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内控力，便成为合理运用经济权力的主体方面的有效保障。

市场规制论文篇4

[论文摘要]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是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市场的管理不仪需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经济 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履行各自的职能，还要注意引导和发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社会监督管理体系，包括建立义务监督机制、举报奖励制度、文化行业协会自律机制、媒体舆论监督机制等。

一、济南市文化市场现状及管理模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 发展 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济南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领域的建设步伐，泉城的文化产业取得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娱乐、 网络 、音像、 艺术 品等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目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8年底，全市共有文化经营单位6307家，其中歌舞娱乐场787家、 电子 游戏经营场所65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1130家(其中连锁网吧362家)、音像制品经营单位426家(其中连锁音像门店169家)、美术品经营单位1317家、动漫 企业 116家、其他文化单位2466家，吸纳从业人员9万余人，安置下岗职工3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实现营业收人19.05亿元。

文化市场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要在管理上跟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济南市目前文化市场发展势头良好，而如何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是确保当前文化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的重要问题。山东省文化厅于2007年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促进全省文化市场建设的通知》(鲁文市「2007]4号)。通知要求全省文化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长效管理机制，以实现全省文化市场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健全济南市文化市场的管理机制是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迫切任务。

但文化市场的管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领域广，涉及到文化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由于各部门职能不明确，职能混叉，造成文化市场管理中该管的不管，管理当中不免会产生一些疏漏。

鉴于文化市场范围广、布局分散、管理力量薄弱，不可能对所有的地区所有的行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因此文化市场行政管理部门还需要各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市场的监管，形成政府、文化行业、社会公众及媒体舆论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这样一方面节省了文化市场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全方位监督企业经营行为，及时举报查处，净化市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二、当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的社会监管机制

近几年，济南市在以文化局为主体，联合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物价局、卫生局、司法局等建立了联席会议制，统一组成了一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并设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等。在发挥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的同时，也注意引导社会公众及组织团体的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群众监督、行业自律、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监督管理机制:

(一)义务监督员机制

义务监督员一般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退休干部等组成，主要是义务监督文化市场中文化经营单位及文化消费者的行为，并及时反馈给有关的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净化文化市场。义务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降低一些社会监督成本，维护文化市场秩序，是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监督力量。

济南市文化局于2004年组织招聘了l00名网吧义务监督员，对济南市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等情况进行监督和举报。据介绍，这些监督员的下作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义务进行的，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职责包括:向市民和经营业主宣传有关互联网上网服务管理的法规政策，对在网吧上网的未成年人进行劝阻 教育 ，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超时经营等违规情况进行监督、举报，并做到“对违规网吧要举报，对合法网吧不骚扰”。

(二)举报奖励制度

为有效发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作用，打击文化市场中的违法经营行为，保证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山东省从2005年8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启用“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山东省17个市的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为所辖区域的统一接听机构。

济南市文化局也相应地开通了24小时由专人值守的12318举报电话，制定了相关的登记、查处、反馈等工作制度。对受理的举报，根据不同情况直接查处或转县(区、市)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查处。群众可以对一些违反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属实的给以相应的奖励。这种举报奖励制度弥补了文化行政和执法部门在监管上的疏漏，是辅助管理部门进行文化市场监督，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重要方式。

(三)评议和公开听证制度

济南市文化局还通过印发“济南市文化市场管理评议卡”和“监督卡”给各文化经营单位，让各文化市场主体对济南市文化局、各县(市)区文化局工作给出评议，并能给予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反馈给文化局。这样，文化经营主体可以对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和市场管理行为进行监督，使其更好地推进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另外，济南市文化局还建立了文化经营许可事项的公开听证制度，比如某一文化经营单位，尤其是文化娱乐经营单位在申请审批事项时，文化局要通知该场所周围学校、机关等单位及公民报名参加听证，可提出意见，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可以监督文化部门审批项目时是否遵循相应的法规。这是文化管理部门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一些娱乐审批项目的批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意见。

(四)文化行业协会自律机制

行业协会属于广义的社会中介组织，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功能，实施具体的服务、执行及部分监督的社会组织”。

济南市在全省最早成立了网络文化协会，倡导“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共同发展”，加强经营者自律，维护守法经营者权益。协会开展了“网络文化进社区”、“规范经营、健康发展”大型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倡导网吧经营者自律签名仪式等，配合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规范网吧行业经营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社会各种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

利用报刊、广播影视、 网络 等媒体对文化市场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曝光，同时也对文化市场稽查机构、市场管理先进单位及个人、文明经营单位等进行表彰。如2008年2月1日济南时报第6版《济南市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光荣榜》。

三、当前济南市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中存在的不足

(一)文化市场的相关法规不够完善，内容表述模糊，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跟不上现实的需求，出现 法律 法规滞后于市场现实的现象，这样容易被一些不法经营者钻空子，使文化市场的监管出现真空地带。

(二)人们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意识不强，热情不高，监督力度不够，有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举报和处理。

(三)由社会力量自愿组成的义务监督员队伍一般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师、公务员等组成，成分复杂，真正监督市场的时间有限，而且监督员队伍往往因为管理不善而比较松散，难以实现有效、统一地管理。

(四)文化行业协会人员队伍组成呈现老龄化、兼职化倾向。文化行业协会成员大多由机关单位退休人员或由机关单位的人员兼职，办事效率低下，限制了文化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利于专门有效地进行市场管理;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协会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经费和人员配备上都附属于政府，所以很难发挥协会自律和监督的作用。

(五)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力度不够。较窄的新闻自由度是造成社会舆论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

四、建立健全济南市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

(一)完善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有法可依。法律法规是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员、公民个人等对违法行为进行判定的依据，所以要根据文化市场 发展 的实际不断更新添加新的条例，让不法单位无缝可钻。

(二)培养社会公众白觉维护和参与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识。政府除了一方面要继续举行审批项目公开听证制度以及对文化局的评议制度外，还要负责宣传普及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引导公民自觉监督和举报非法经营。在全社会倡导监督市场、人人有责的理念，逐步培养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树立责任意识，形成人人监督市场、市场有序发展的局面。

(三)加强对义务监督员文化市场知识、管理法规及业务素质的培训，并奖励在市场的监督中作出贡献的人，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义务监督员队伍中选拔一些优秀的成员担任领导，组织成员定期召开会议，了解近阶段市场状况及分配各自的职责范围，鼓励他们互相沟通，建言献策;文化行政部门还要赋予他们一定的监督权利，保证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举报奖励制度要注意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另外还要进一步开通网上的举报奖励平台。在文化经营单位集聚的地区，直接设立举报点，由专人负责举报和及时进行查处的事宜，以便提高办事效率。例如，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是济南市最大的文化市场，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四大文化市场之一，其中涵盖了书刊、音像、 艺术 、玉器等产业的各种文化产品。英雄山文化市场的四周也汇聚了百旺文化市场、新世纪文化商城、山东文物总店等文化产品交易场所。在这些文化市场内，各种文化产品琳琅满目、鱼龙混杂，存在着诸如盗版、无证违章经营等非法现象。因此，在这种文化产品汇集范围较大、交易次数较多、人流数量庞大的文化市场宜建立文化市场执法管理单位，并设立举报点。

市场规制论文篇5

关键字：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行为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基本理论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基本原则是重中之重。基本原则是联系宗旨和规则的桥梁，而且，基本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一个部门法的特征。可以说没有经济法基本原则，就没有经济法部门。因此，在停止了经济法概念的争论之后，经济法学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法基本理论的实质性研究，其中，非常多的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试图从法理学、民法学的研究入手，另辟蹊径，对基本原则理论做出诠释，进而提出经济法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阐释，以期对实践中的经济法问题进行解释、应用于实践。已经有多篇论文面世，而且新近出版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一、分析方法及标准

首先来看在法学理论中对基本原则的定义：

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中给出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定义 ：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

周旺生编著的《法理学》中给出的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 ：这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他给法的原则下的定义：法中所存在的可作为法的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

其他法理学著作大同小异，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出几个方面：1、体现法的根本价值，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则应体现该部门法的根本价值；2、在法的体系中具有上位阶性质，具有指导、规范法的规则的性质；3、是一定的法的体系的中枢。

在法律英语中，法的基本原则包含两层意思：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门。

综上，笔者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定义为，体现经济法宗旨和根本价值，对经济法的活动具有普遍指导作用，集中体现经济法的特性，是经济法最高的法律原则。

民法理论研究在法学理论中是最成熟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民法关于基本原则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径对我们研究经济法有非常强的指导、借鉴作用。在开始经济法基本原则探讨之前，我先分析一下民法的基本原则的一些情况。

民法基本原则初时有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原则。在民法最典型的子部门法-合同法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出，这三大原则分别是：构建制度前提的基本原则，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后果责任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中三大基本原则，跟法理学中关于法的规范的构成要素：前提假设，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当然法律学界现在较流行二要素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前提假设”部分可能是一个很强的制度，而制度在任何一个法律条文中没有必要反复的重述，否则有失精炼）现在我国民法学理论中有许多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欠缺根本性。比如，在民法实务中被视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 ，虽然它在实务适用甚广而且普遍适用于各个子部门法，但是它跟三大基本原则仍然无法匹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原则仍然可以由上述三大基本原则推导得出（推导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原则要想作为基本原则，除了要具备高度、普适、特色等特征 外，还必须具备根本性，就是在本部门法的至上性，由此，可以得出各个基本原则的独立性和整体的自足性。

上述分析方法恰好与西方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 在基本构架以及分析方法上想吻合。法律中的结构表现为制度；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是模式化的行为；行为绩效在法律中就是法律对该涉法行为的评价，即法律后果。因此，两种分析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两个方法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因为法律所关注的是一定制度下，一定主体的一定行为的法律判断（即在法律上的后果），而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企业环境）下，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的行为能够如何产生的效用。理论的契合的原因载于实践中评判标准的制度化，只能对外在的表现进行评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基本原则的方法，就是从本部门法法的规范的各个构成要素群中各提炼出一个基本原则，由此构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即，分别对经济法制度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制度构建方面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读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上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的法律后果的产生以及形式等进行分析，得出构建经济法法律后果的基本原则。

回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分析中来，现在中国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取得共识，经济法的产生在于市场失灵的突显，因此政府（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广义政府）进入市场进行干预，根据传统公法理论，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即对政府失灵的事前控制），即“无法律授权即无行为”。由此，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产生了经济法。因此在许多经济法学家看来，经济法就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当然，许多经济法学者对于“干预”一词的称谓进行了诸多探讨，得出了管理、协调、调制等等政府行为的称谓，，在探讨的过程中，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的特征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对经济法行为理论的构筑，以及经济法其他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指导。在此，笔者使用干预而不用其他（因为其他三个词我认为都有所缺憾：管理不能突显行为的经济性，协调排斥了不当行为的法律管辖，调制似乎不够包容（经济法体系宽狭，虽属观点差异，总觉有缺憾））。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 经济法基本原则有三个；

二、 这三个基本原则分别属于制度、行为、后果范畴；

三、 它们都是经济法中最高的原则，可以推导出一系列子原则，包括一些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原则；

四、 三个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各子部门法。

本文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

一、 制度范畴的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二、 行为范畴的基本原则：市场行为原则；

三、 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二、原则各论

本文对经济法基本原则重在阐释，对其论证从简，以节约篇幅。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阐释也尽量全面，但是由于基本原则规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因此，阐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本文将尽量展现基本原则规范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该原则在满足高度、普遍原则方面毋庸置疑，在根本性至上性上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经济法根源于市场失灵，直接来源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即授权国家干预并对干预行为进行规范。因此，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干预市场失灵是整个经济法建立的基础，其他经济法制度的都是因为干预的需要 而建立的。从该原则出发，经济法必须遵从以下制度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基础的认同；其次，体现在国家在引进新制度时的态度必须优先考虑市场机制；再次，国家干预主体事关经济全局，其职能、行为方式必须由法律规定；最后，经济法的干预行为必须本着干预的目的而作为，即以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为直接目的。

本原则从它的反面进行解释也就是，非市场失灵部分国家不应干预。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的。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即市场失灵，市场又是不断变化的，此时的市场失灵到彼时市场也许就运行正常了，此时市场无法自我调节，到彼时市场就可以自我调节了。因此，经济法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安定性，法律制定和执行部门应当对经济法存在的基础进行监控、条件改变以后必须相应改变相关法律制度。在市场主体来说，有权要求在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时要求放宽或者取消国家干预，或者改变干预方式。

1、市场基础原则

一国只有先建立市场经济才有所谓的市场失灵，才称得上干预市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指计划经济，国家统一计划，各个企业单位都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存在就是执行国家计划，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根本就无所谓市场，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国家对于资源配置的调整，收入分配的改变，投融资制度的存废，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破坏秩序的行为的规制都通过行政行为来完成，即使有市场，也是严格限制的不反映市场基本调节机制的半市场。该原则在“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下，为国家的干预圈定了一个范围。它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或者其他一切行为时，都绝不能破坏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这点在我国尤其应该强调。战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实行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许多实例（如东西德，朝韩）都表明，在现在的生产力条件下坚持市场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需要。市场机制的坚持，是经济法立法必须首先坚持的原则。其次，在其他经济力量破坏了市场的基础地位时，国家就应当介入进行干预。

2、市场优先原则

国家干预的是失灵了的市场，那么市场失灵与否由谁说了算就是关乎市场基础地位的问题。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应该在市场失灵时予以干预以期矫正，也就是说，市场失灵在先，国家干预在后。国家干预的是被市场证明了市场办不到或者办不好的事（当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而不是国家任意圈定范围，设置莫须有的限制。在中国，对该原则的违反比比皆是，但凡有点权力的部门乱设关卡，各地方乱设许可，办事瞎吹风凭长官个人意志。前一阶段中国金融法学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业对内的开放问题，中国决策层考虑的不是如何开放而是是否开放，不是进入门槛有多高而是是否该有门，不是监管问题而是扼杀。在没有经过市场的洗礼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因为畏惧市场会破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封锁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将问题百出，最终被市场所否定。因此，市场优先原则可以明确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关于国家不敢放开的制度上的行为。

3、机关职能法定原则

由于经济法涉及国家市场秩序和制度建设，因此，对于经济法的执法机关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指定法律。首先，突显机构建立的程序以及各种因素的充分考虑。国家对于国家机构的建立，尤其是涉及经济秩序公民财产安全的重要部门的建立，必须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法律的制定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经过辩论，协商，投票，有的甚至公布草案公开讨论，对于各方面因素考虑比较周全，能够比较正确的反映市场的需求。机构建立的任意性，必然导致市场的反对。其次，机构的职能由法律规定，可以明确分工，明确职责，避免有利争权力，无利相推委，搞得国家机构逐利行为滋生，办事效率低下，权力的自由性导致机构权力的膨胀，国家权威的丧失。最后，根据公法原理“无法律授权既无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将导致其任何行为因无法律依据而无效，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此可以举出一例：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定位于事业单位，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职能部门竟然是一个事业单位着实无法满足设立的初衷，因此，国务院以及最高院认可了它的规章制定权，使其拥有地地道道的部级机关的权能，但是设立它的依据仅仅是行政法规。经济法中的干预主体比如中央银行、反垄断机构，从各国实践看，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为了保证其独立性，必须以法律形式规定其组织机构和行为方式，以保证其独立行使职权。

4、公共目的性原则

国家进入市场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建立有效竞争并稳定增长的市场秩序，并非为了获取收益，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让大部分市场主体从国家的行为中获益，以刺激他们继续留在市场中，增强对市场的信心。现在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部门借口干预市场从事营利性活动。在此要区分消费性活动和经营性活动。经营性活动是违法的，而消费性活动并不是干预市场的行为，而是本部门作为一个民事进行的民事活动。经济法规范所期望的干预行为，必须是以经济法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行为。干预的公共目的性，是区分公法主体市场行为的主要标准，也是连接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制度”与市场行为原则两大基本原则的桥梁。

（二）市场行为原则

经济法的两个特性：经济性和规制性 ，其实就是国家经济行为的两个特性。国家的市场行为既是市场行为必然具有经济性，由于是出于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同时具有规制性，所以国家市场行为是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统一。下面将就国家的市场行为种类以及其权源作一探讨。

市场行为原则要求经济法的两大主体，国家和市场主体都要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律，一旦破坏了市场竞争的的原则，就会收到国家的干预；同时国家的干预行为也要本着市场行为的原则进行，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不干预，市场调节不好的适当干预，市场无法调节的主动承担，第二，要求国家的干预行为能够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就是要求，能够用市场行为解决的用市场行为，能够不限制市场主体权利的不限制其权利。

遵循市场行为原则最主要的是要遵循产权明确和价格决定机制。国家市场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信息相关、交易、财税、赠与、诉讼。这些行为的性质在下文会逐一详细分析。

1、信息相关行为

现代社会被称之为信息社会，足见信息在我们社会的重要性。国家在社会信息的采集、公布、预测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信息相关的行为，权力来源主要是，市场主体的知情权。虽然，市场主体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作为市场的构成元素，必须公开一部分作为获得市场信息的交换，必要的信息公开时市场交易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有关市场的信息越充分，市场主体做出的市场行为就越理性，良好经济秩序就越容易得到维护，也更容易传导国家的政策倾向。市场信息的良好把握是进行其他经济法行为的前提，因此，国家必须非常重视、并做好信息相关行为。

经济法学研究的信息相关的行为，主要有：国家关于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以及国家的要求，该部分构成了企业法、监管法、规制法的主体；国家对于市场信息的收集、公布和预测等，该部分构成了统计法、预算法、计划法等。

2、市场交易行为

交易行为是国家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也是经济法主要子部门法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宏观调控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交易行为权力来源于经济的波动性和国家的公共性。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都带有明显的波动性，而且这种波动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这就为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信息中心而存在，拥有国内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财力和信息，其行为在一国最具有中立性和可行性。因此，国家调节经济成为各国的主要职能之一。

该行为要求国家在进入市场时应当作为交易的一方，当然由于国家进入市场的公共目的性，也有一些区别于一般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特征。

（1）公共目的性：国家的交易行为并非为了贱买贵卖，谋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任何经济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由于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力和最充分的信息，赋予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市场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只是调节的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

（2）反周期性：由于国家的调节行为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所以它的交易行为应当是在经济过分高涨时打压，经济低迷时拉升。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是的价格普遍低于正常价格时，国家予以高价的收购，保护生产者利益；同样在由于经济周期原因使得价格普遍过高，国家通过大量平价投放基础资源，如粮食、原油等等储备物质，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抑制经济过热。

（3）基础性：由于国家调节经济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些比较重要而商品进行，比如，基础生活资料-粮食、汽油；基础生产资料-煤、石油、钢铁、棉花等；金融交易行为，如货币、期货。

由于交易行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因此，其执行机构必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为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充分的权限，则很有可能贻误最佳的调节时机。

3、财税行为

财税行为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行为，税收是组建国家的经济基础，财政则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财税行为是国家取得和支出的主要形式，其方向可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其对市场的扭曲是基于国家的强大信息库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是对市场长远发展的一种适当扭曲市场的行为，这样引导其向有利于经济法目标的方向发展。由于财政和税收的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而且该行为的特殊性质，无法归入其他行为种类。对于财税行为，论述颇丰。

4、赠与行为

国家的存在意在保障人权，而人权中最为重要者不外生命和健康。另外，由于稳定增长市场的存在必须以稳定社会为前提，因此，为了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收入高的人群必须忍受国家对于收入过低人群的资助。同时，国家这部分支出可以使国家的经济选择权转移到个人手中，使得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理性。该行为的理论基础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主要在于以众人之仁代替个人之仁。

国家的赠与行为，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行为。

（1）失业救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都担负保障职员的生命健康养老等等问题。我们应当以国家的公共利益行为基点，释放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让所有的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国家应当尽量引导企业注重经济效率，不断的开发新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发挥国家的优势，担负起企业在员工正常的使用而造成的失业，而给这部分人以一定的资助。

（2）救助：个人没有义务负担其他人的生存所需，而国家则有责任。国家 对于该国的国民的社会救助义务已经为很多国家的宪法所肯认。个人的财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有求任何个人承担如此的义务。

5、诉讼行为

市场行为中难免引起纠纷，所以，诉讼行为作为市场行为的附带权利也是实体权利实现的保障。除了国家为了执法引起的诉讼之外，国家还担负着涉及面广、众多个人提讼会造成极大的非效率的讼行为。这部分诉讼行为的权力来源于被侵害人的诉讼权利，以及社会秩序遭受破坏而引起的自身的诉讼权利。这部分可以借鉴外国的集团诉讼以及公益诉讼制度。该部分诉讼行为在我国可以设计为经济法中的公诉，它构成了经济诉讼制度的基础。

（三）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法律后果范畴下的基本原则归纳为高效市场原则。此处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被称之为后果原则，而非归责原则或者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归责原则是民法或者刑法中的称谓，是法的后果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化，在民法中，法律后果的主要问题的法律责任（即不利后果）的分配，法律后果中没有其他的有利后果。因此，民法中的后果原则称为归责原则。而经济法则不然，经济法中后果模式的分类应当以奖励、维护、否定、制裁为主要，并不以简单的合法和非法为根据。民法体现个人意志，国家在其中只是扮演纠纷裁判者；而经济法中，国家却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经济法中的后果范畴的有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评判，也有国家行为的评判。

在经济法中，高效市场有其比较特定的含义，指一种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很多学者归纳的平衡协调原则 也是应有之一。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市场秩序是各国追求的有效经济环境，因此，以此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的适法性判断标准体现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法制目标，在具体的案件中，也有利于法院在审判时使用法律。高效市场有别于有效竞争市场，有效竞争市场是一种竞争状态，而高效市场是一种动态的有利于长期高速发展的市场状态。

在适用该基本原则中，双方当事人提供其行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的证明，由执法机关综合考虑法治、社会环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来评判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比如，反垄断法中，对垄断行为定义的易变性就是高效市场原则的具体体现，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垄断行为对市场的影响，而对垄断行为的定义作出适当的修正。

以下就高效市场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果产生的原因、后果的作用原则、后果的种类。

1、导致经济法后果的原因

经济法中后果的产生原因在于主体行为对高效市场（具体指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的影响。奖励的行为是对高效起到创建、促进作用的行为；维护的行为是与国家追求的高效市场精神相符合的行为；否定的行为是与高效市场相违背的行为，但是国家法律尚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制裁的行为是违反高效市场社会的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其违法性并做出制裁规定的。

2、经济法后果作用的原则

对于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则依法办理；如果该行为是新出现的行为，则应当视其对高效市场的作用对该行为予以评价。由于经济法规范一般都比较原则，因此，在经济法中，不必拘泥于其他公法中严格的后果法定原则，而可以适用类推。由于经济法执法机构一般兼具司法、行政性质，因此，在法的规范创制方面可以给予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促进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3、经济法后果的总结与设计

后果种类设计中，笔者一秉高效市场原则，在此处体现高效市场原则的最主要的的方面是，保护现存生产力，并进行高效率的改造，同时尽最大可能的保护私法的主体地位，而限制其乱法行为的可能性。对经济法主体的不同性质的行为设计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且法律后果的涉及考虑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最小损害原则，这样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

对经济法主体的后果模式设计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对干预主体关注较少，是由于，公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经济法没有必要特例独行另搞一套。而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后果则必须重新进行设计，是因为经济法的特定法律价值和目标以及作用方式。

（1） 奖励：

物质奖励：奖金、免税、资源（含土地等）优惠使用

精神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奖励后果是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对高效市场起到创建、促进作用，而由国家代表社会对其进行表彰奖励的法律后果。在经济法上，这种法律后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对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优惠分配，这样可以给国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各国都广泛使用的方法。

（2） 维护：确认、保护、引导

维护后果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认可，或者追认。私法上所谓“法无禁止即是自由”，但是近代法制对私权主体，在经济法上体现为市场主体，基本上是被框定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才被视为合法。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行为工具日新月异，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在经济法中规定对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予以确认和保护，并进行引导。

（3） 否定：仅仅制止该行为，不予处罚。

由于市场主体的投机性，很可能引至市场主体的行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和经济法精神，破坏高效市场经济秩序。对于法律未明确做出制裁规定的行为，国家只能否定其法律上的正当性，而不能要求其承担公法上的制裁。

（4） 制裁：

①积极制裁：强制提高技术水平、强制合作

经济法中的制裁行为，同样本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建立高效市场的原则，对市场主体能够但是殆于促进生产力时，强制其采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制裁措施。这也是在现代社会，防止垄断者在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基于公共利益，对私权的一种干涉，但具体实施仍是市场主体。

②消极制裁：

Ⅰ、行为能力限制：

定价权：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还应扩展到垄断行业；

股权：表决权的限制：法国等已经在法律中明确做出规定：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票在一定条件下不得行使表决权；

交易权：国家可以限制其交易对象，主要是外国交易者；

收购权：反垄断法关于兼并的规定；

人事权：董事制度，从业资格的规定，特殊行业董事的任职资格

资金使用权：法律关于收益的用途的规定

在市场主体行为违法法律，并且有进一步违反法律的可能性时，法律可以设置其行为能力限制，这样，可以即保证市场主体的相对独立地位，又保护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制裁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弊端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更加小。有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Ⅱ、市场主体资格否定：强制分拆、国有化、解散

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否定，是在市场主体的存在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效市场的秩序无法协调时，所采用的制裁性最强的制裁方式。这些制裁措施在各国已经广泛使用，反垄断法中要求的分拆；早期各国对承担部分央行职能的私人银行进行国有化成为独立的公法组织；现在行政法对主体的否认。

三、结语

该三大基本原则，全面揭示并体现了经济法产生的基础、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以及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体系。三大基本原则分别统管经济法规范构成要素的一个方面：制度前提、行为模式、后果模式，为经济法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基本原则规范。基于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经济法的独立性不言自明，其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别显而易见。

本文限于篇幅，未对经济法基本原则同经济法的其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交叉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解决，将对经济法其他基本范畴理论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也将更好的衔接各主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经济法上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诉讼理论，笔者将陆续在本文基础上推出自己的观点，希望不啻批评指正。

注释：

[1]傅智文（1981—），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本科毕业。

王淇（1980—），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诉硕士研究生，该校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79。

[3]周旺生编著：《法理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组编，北京大学远程教育法学试用教材，P86。

[4]转引自：钱玉林：经济法基本原则之初探，《法学》1995年第1期，见《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

[5]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28。

[6]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7]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8]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9]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0]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

[2].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4].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 杨紫?@.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 邱本。经济法原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 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 [J]，中国法学。2000（5）。

[8]. 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9].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J]，法商研究。1998（6）。

[10]. 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J]，中国法学。2001（2）。

[11]. 刘江琴。法国三大民法原则历史发展之探析[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2]. 李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当代法学。2002（5）。

[13]. 鲁　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J]，现代法学。2000（5）。

[14]. 李君。本质的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J]， 当代法学。2002（4）。

[15]. 张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 当代法学。2002（5）。

[16]. 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J]， 当代法学。2000（5）。

市场规制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8-0039-02

1 城市商业网点的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商业网点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合理化布局，逐渐形成以传统的繁华区或商业界为中心向外辐射，即同心圆向外扩张的模式；组织化创新，多种业态形式的商业设施，大力开展连锁化经营，物流业加速整合；人本化服务，坚持先进市场设计理念与本土消费习惯相结合，立足实际，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利民便民，充分体现为人服务的功能；法制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推动商贸流通体系的发展；信息化助动，网络化运行，规模化发展，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对传统商业加以改造，大幅度提高商业服务质量和效率；生态意识，注意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意识，既要注意到城市内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也要考虑市外尤其是周边地区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从实际出发，从全局着眼，统筹规划；适度超前意识，在把握城市经济和消费发展趋势的同时，借鉴国内外商贸业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放眼世界，在网点分布、业态设置、购物环境等方面适度超前，留有发展空间。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就要求城市的商业网点布局必须要有新的思路，确立新的理念，构建新的模式，真正制定出适合各城市发展的商业网点规划。

2 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理论基础

2.1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关于企业或产业的地理位置及区域分布和变化的理论。主要有：

（1）工业区位理论。

关于工业企业空间位置选择规律的理论。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特定场所的组合构成区位引力场，工业企业依据一定原则选定其最佳区位，从而实现其经济目标（最低成本、最大利润或其它既定目标）。工业区位论即研究这些区位因素对工业企业布局的影响过程，及工业区位选择的各种原则。它是由德国韦伯于1909年提出，其核心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他从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聚集因素等方面说明了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

（2）市场竞争区位理论。

市场竞争区位由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于1935年提出。他从市场的角度来研究区位形成与变化，认为人口的分布变化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都可以打破原有的市场平衡，改变市场和产业的分布状况。

（3）贸易边界理论。

贸易边界理论由费特于1924年提出。他认为，任何工业或商业企业的竞争力都取决于销售量，取决于消费者的数量和市场区域的大小。两个企业的贸易边界由双方的价格，成本之比所决定，价格或成本相同，贸易边界在两个企业的中央；价格或成本不同，市场边界偏向价格或成本高的一方。

（4）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由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提出。他将向周围区域居住的人口供应物品和劳务的地点称为中心点，而消费者到中心点购买商品的成本随离中心点的距离增加而增加。当距离大到一定的限度，消费者就会转向其他距离较近的中心点购买，这个最大距离就是市场边界。在单个企业的情况下，生产区域是圆形的，而在有许多企业的情况下，市场变成相邻的六角形。他还将中心点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由企业维持生存必需的最低收入――门槛所决定。门槛越低，需要的最低光顾人口越少，市场的区域也就越小，中心点的级别也就越低。一定区域的中心点的多少与中心点的级别有关，级别越高，中心点的数量越少，级别越低，中心点的数量就越多。

（5）市场区位理论。

市场区位理论由廖什1939年提出。他认为市场完全是经济力量内部作用的结果，市场区域取决于企业经济力量的扩大和收缩。由于产品价格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者的购买数量随价格的增加而减少，直至为0。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其实质上是对克里斯泰勒的中心位置理论的补充，但它在研究土地利用问题上，加入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即利润，以便更密切地结合经济发展形势，使得土地的利用更趋合理和高效。

2.2 商圈理论

商圈，是指店铺以其所在地点为中心，沿着一定的方向和距离扩展，那些优先选择到该店来消费的顾客所分布的地区范围，换而言之就是指零售店铺或商业街吸引顾客的空间范围，或者来店顾客的地域范围。克里斯泰勒的中心位置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都论证出了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都认为一个商业企业的服务空间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由于这个限度的存在，使得在该商业企业周边存在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区域，该区域在零售学中，就称之为商圈。商圈的规划与定位不仅仅是商业布局的问题，它还直接关系到城市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正确分析现有商圈的发展态势、合理预见未来商圈范围的变化，对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3 集聚效益理论

俗话说:店多成市。通过商店集聚、人流客流集聚和各种经济活动的集聚，能够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当地理上的紧密接近，能为企业产生外在利益时，就出现了集聚经济效益。在商业网点规划方面，集聚经济效益具体表现为:商店或服务设施的集聚；人群和客流的集聚能够产生市场规模效应；集聚能够促进商店的专业化分工提高经营效率；集聚能够提供更为广泛的辅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集聚能够促进有才能企业家的集聚等；产生吸引和辐射效应等。同时，集聚形态和地理位置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特定的城市商业布局形态。

2.4 级差地租理论

20世纪60年代，加纳应用级差地租理论，他认为，具有高门槛的商业职能，具有较高的支付地租能力，因而能够居于城市中高地价的地位。加纳模式的要点为:按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能级，商业布局分为城市中心区、社区和街区等若干等级；在城市中心区域，具有最高门槛的商业活动，占据了地价最高的土地，并按照门槛递减的顺序，在其周围依次环绕其它商业职能活动；任何商业中心的核心区，总是被那些能够显示该商业中心最高级别的职能部门所占据，其它商业职能则按照门槛大小的系列排列；随着商业中心级别的提高，低级职能部门占据的位置，将越来越被排斥到商业中心的边缘，即地价较低的地方。级差地租理论是通过市场土地和商业房屋的供需关系，即土地价格或房租价格的信号，推进商业布局的合理化调整。

2.5 提升生活价值与和谐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商业规划应包括社会功能、城市文化、城市建筑风格和城市历史等方面的内在和谐。我们发现，消费者满意度，不再满足于消费物品，而是逐渐转向对提升生活价值的体验。这就要求商业规划能够体现多方面的和谐，如多元化需求与服务功能的和谐；城市商业网络与等级体系的和谐；消费者偏好与企业特色经营的和谐；个性化建筑与地区文化的和谐等，从而为人们提供优质的综合消费服务。

3 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主要内容

3.1 商业空间网络整体框架建设

商业空间网络整体框架即一个城市的总体结构和布局，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各个层次具有不同的内容。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大的方向性的问题要注重宏观分析，需要摸清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契机，同时立求完成下级层次规划的目标。商业网点的中观规划是是指在宏观规划结果的指导下，通过分析人口、企业、交通、环境和竞争等因素的分布情况及综合影响，同时结合城市重点产业、轨道交通等方面的规划资料，来探讨商业规划与城市体系的发展紧密性。商业网点的微观规划着眼于商业流通体系的消费者，从城市文化，居民消费水平和习惯出发，以满足消费者利益为目标进行布局设计，是商业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2 商业行业结构优化体系建设

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在尊重商业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基于政府对商业网点的建设管理要求，并结合全球与区域商业发展的整体趋势，提供科学性与弹性相结合、近期相适性与接轨国际贸易规则相结合的规划指引。在规划过程中强调与城市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交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传承历史文脉相协调，并吸纳现代商业理念中有关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以及网络商业、景观商业、生态商业、休闲商业的理念，根据城市分区规划，通过国内外有关资料整理出人口规模与商业网点配置对应关系表，结合交通设施的发展和商业积聚效应，分商业功能区、分级进行规模、空间布局和业态结构规划。

3.3 政府规制政策措施体系建设

（1）法律规制，以法律法规为管控工具。

在立法模式方面，应采取全国性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在具体的立法内容方面，应该明确立法旨意；加强公众参与性，可以实行听证制度和会审程序；在宏观规划方面,各地规划和商务部门等建立联动机制，负责编制本地商业网点的发展规划。我国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宏观管理，还应该注意利用法律法规，对商业网点的布局、设置、开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在业态、营业面积等方面进行适当的限制和引导，使政府对商业的发展有所依据。

（2）转变政府职能，充分体现政府调控商业的主导地位。

商业网点布局很大程度是一个政府行为。政府职能由直接干预调配转变为合理的宏观调控，其主要职能是：纠正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挖掘商业文化特色，投资建设商业公共设施；增加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方便市场主体决策；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扰，避免过度引导等；更重要的是要在布建商业网点时，用政策、法规等手段引导商业的选址、定位等活动，避免商业行为的短视性。

3.4 城市商业网点选址的地理信息(GIS)系统建设

商业网点的空间选址直接影响到商业网点的运作成本和客户群，目前商业规划的工作涉及的信息量大，技术性很强，传统的调查方法、信息处理技术已远不能满足现实管理的需要。而且，商业规划要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不同尺度的视角需要多维数据的整合分析。社会经济、人文历史、交通规划、人口布局等大部分数据和空间数据相关，GIS是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的最优工具，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可以将多维数据综合叠加分析，来支持科学的决策。基于此，有必要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引入到商业规划之中，并结合城市发展的规划及经济发展的特点，优化配置、合理布局、科学地制定出网点建设规划。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规范》的通知［S］.［2004］180号.

［2］陈姚,朱韬,李石华. 基于GIS的零售商业网点选址模型研究［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11).

［3］贾世冬.我国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必要性分析［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4).

市场规制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市场规划 公众参与 法律建议

一、调查情况

（一）调查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一国经济的增长需要自身的开放和参与。这种开放和参与迫使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采取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市场规划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过程是否开放、透明，与公众参与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着体制改革、行政方式创新等一系列新问题。所以，在信息高度发达、公共服务国际化的今天，公众参与市场规划有利于公共服务标准的提高，有助于我国行政决策者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公众参与是社会分层，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涉及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协调利益群体，它强调公众（公民）参与市场策划编辑过程的管理。它起源于美国，加拿大，本来是打算来宣泄公众的“不满”情绪，以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然后再上升，征询公众的政策，市场策划，决策，民主管理水平。“大众”的一般理解，缺乏具体的设计和机制的公众参与形式的公众参与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

（二）调查对象

西宁市曹家寨农贸市场是以曹家寨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一个综合性农贸市场，村里的耕地从1995年开始被征用，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城东区八一路上的主要的农贸集散地。自2013年5月，曹家寨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对市场布局重新进行了规划，并于2013年9月间完成改造工程。

（三）调查目的

本项目通过对西宁市曹家寨市场的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调研，剖析我国在市场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从而提出健全我国市场规划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四）调查内容

本项目对西宁市曹家寨市场的经营者、部分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实践得出调查结果。调查主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调研，使公众参与市场规划的现状浮出水面，引发民众及行政决策者的思考。二是通过调研，把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把公众参与市场规划的机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述。三是通过调研，进行讨论如何开展我们的方法公众参与，以适应城市化中国的市场规划发展迅速的制定和实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市民走向和谐建设社会，保护环境和生态社区的方向，参与市场的规划做了一些探索。从以上三方面入手，进行调研，并得出调研结果。

（五）调查方式

此次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对西宁市曹家寨市场的经营者、部分消费者进行询问、交谈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实际收回96份，部分经营者因生意繁忙或文化程度影响未交回问卷。所以，以下报告中的数据系根据收回的有效问卷而得到。

二、调查问卷反映的问题结论及分析

市场规制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 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 论文论文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的政府模式。本文深入分析了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其深层原因，并积极探索基于服务型政府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模式的创新路径，以进一步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一、服务型政府的时代意蕴 政府本质上是社会与公民普遍需要的一种工具，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与满足社会的普遍需要，能够服务于公共利益，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服务型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使政府由过去的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从行政理念上看，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中，政治生活是全体自由平等公民共同的事业。公民的公共需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不过是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公共行政服务组织，必须尊重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和自主权利。弗雷德里克森曾援引戴维马修斯的话说：“政府是公众集体行动的工具。政府是公共的财产。”政府只有对公民的公共需求做出积极回应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满足公民公共需求，才能证明其合法性，赢得公民的公共认同和支持。政府的权力存在于民意之中。公共利益是政府利益的本质，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宗旨。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树立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行政理念和人民利益至上的行政思想，使政府权力重新回归社会。 从制度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生于对公民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必须依法保证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公共服务行为方式的规范化，实现公共服务的低成本、高效能，实现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协商与合作。 从行为层面上看，无论是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获得社会和公众的最大满意度为依归，也就是说，建立服务型政府模式就是要把“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纳入政府职能的轨道，建立真正的民主行政体制。 总之，我们认为，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以社会本位、公民本位为理念，以持久的和良好的激励制度为平台，在政府工作目的、内容、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用公开的方式给公民、组织和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政府。 二、当前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一)当前我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要求，现阶段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体制已经暴露出一系列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多头执法与管理缺位并存。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局原有的执法机构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各有一套管理队伍和执法装备。由于政出多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相关部门在文化行政执法方面职权不明、职责不清，造成有利的事争着上，无利、难管的事互相推委扯皮。这样，不仅导致重复管理，职能交叉，既浪费财力物力，增加执法成本也存在管理上的脱节和空白，管理效率明显低下。 2．执法主体地位不明确。虽然文化市场稽查队伍初具规模，但是文化市场稽查权还没有能从法律上取得一种独立的地位，同公安、工商等部门的执法权的区别，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一些地方至今仍然是管理与执法一体，没有设立专门的文化市场执法机构。有的地方虽然设立文化市场执法机构，但没有纳入公务员序列，而是事业单位甚至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执法经费没有保障，结果滋生了许多弊端。 3．执法制度不健全。虽然制定了《文化市场稽查暂行办法》，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基本的程序，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也制定了许多有效的执法制度，但是，离依法行政的严格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对文化市场的执法提出了新的标准，与之相应的处罚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等等在文化市场的执法领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 4．执法队伍薄弱。文化市场稽查队伍整体素质仍然不高，人员结构不合理，执法人员对法律内在精神缺乏正确认识，如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把法律作为创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为罚款而罚款、为执法而执法等；个别行政人员的法 治观念较差，依法办事的观念还比较淡薄，甚至还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有的缺乏民主意识等等，同文化市场的执法要求不相适应。 (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执法理念不到位。从深层矛盾上探究根源，在于执法理念不到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执法实践中，存在”重文件轻法律”和”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非常容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故行政处罚行为必须依法实施。 2．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是指中央和地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文化企业、事业的隶属关系对人财务管理权限的划分，计划管理的职责以及管理文化事务活动的制度。文化市场管理体制是我国文化行政管理体制中一个体系。文化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市场体系，它超出了部门和地区的界限，这既是文化市场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又是它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之所在。目前在我国文化市场执法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分兵把手的弊端，人为的割裂了统一的市场，造成政出多门，相互制肘，妨碍了政府执法力度和管理职能的实施。 三、基于服务型政府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模式创新 (一)重塑政府管理理念，树立全新的服务行政理念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观念的转换是政府转变管理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调整管理方式的首要条件。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使政府公共行政从更多地强调“特殊集团”的意志到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从公共行政活动以政府自身的规则为导向到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依归；从强调公共行政对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性作用到强调对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作用；从强调公共行政活动对上级负责到强调对社会公众负责，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公共责任机制。服务行政谋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更谋求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发展公共责任机制。口将“服务”作为一种精神注入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行政之中，使政府成为服务主体，成为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服务者。 (二)完善立法是健全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实践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从法规形式上看，它应在文化大法的基础上，制定各种基本文化法律和与各种基本法律配套的文化法规。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文化市场建设，急于要制定的基本文化法律之一的是《文化市场管理法》。这一基本法律将对我国现阶段文化市场的性质、地位、作用、发展趋向、目标，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职责等作出规定。有了《文化市场管理法》，还需制定与其相配套的各种法律规范，这类配套的法律规范，涉及的方面最多，数量最大，是文化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高素质文化市场执法队伍 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组织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执法队伍，要坚决惩处法制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以保证文化执法队伍的廉洁度，要加强法制和完善群众监督机制，发挥舆论优势，发动全社会对文化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积极有效地监督。 (四)完善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 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体现在执法中重解决实体问题，而忽视对管理程序的规范。因此，要特别重视完善文化市场执法程序法治化建设，以保证执法行为的公正和严肃性，便于群众和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行政程序法治化是文化市场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在具体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实体合法，更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和《文化部文化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 (五)建立文化市场执法责任制 实行文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实现文化市场有效执法的重要举措。执法工作的好坏，关键是要有一个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的机制，用机制来约束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制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环节。首先，实行文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按照文化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明确执法权限和岗位责任，量化执法标准，严明执法程序，制定监督检查考核办法。通过实行执法责任制，增强文化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推动法律正确、合理地实施，从而全面提高文化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其次，实行执法违法追究制度，就是对执法违法的文化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通过查实认定，根据其执法违法的性质和情节，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通过实行执法违 法追究制度，促进文化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断提高素质，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最后，实行领导负责制，就是各级文化行政机关的领导要对本机关的文化市场依法行政情况全面负责。通过强化领导责任，提高领导对文化市场依法行政的重视程度，防止来自领导对文化行政执法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庇护、推委等的不当干预。 (六)加强执法监督建设是实现文化市场法治化管理的保障 强化监督是完备的法治管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善执法监督法制，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监督：首先是强化法律监督。要用法律来审查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是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执法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同时，也要依法来观察经营者是否依法经营。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使管理者依法管理，经营者依法经营。使管理工作和经营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其次是强化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文化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体系中的一个基础环节。舆论主体在法律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舆论工具来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和看法，也就是广泛地、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揭露管理工作和经营活动中的缺点，从而监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改正这些毛病。最后是强化群众监督。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管理行为和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都是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广大群众进行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否依法办事，群众是最清楚的，因此欢迎群众参与监督。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作义务监督员，请他们出谋划策。实现群众监督有奖制度，设立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使管理行为和经营活动，都受群众的监督

市场规制论文篇9

关键词 经济法理论基础 整体经济效益 制度创建

1对学界探索经济法理论基础的评判

学界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摸索是伴随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开展的。早些时候，我国经济法学界在调研经济法构成的本源时，多在经济法构成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并提出“市场失灵说”，以为：在传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机制、竞争机制、价钱机制等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石，资源配置借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来完成。但是，它会呈现“失灵”状态，首要表此刻：自由竞争发展到必然水平就会构成把持，而把持则会抹杀竞争；宏观经济一旦呈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明显不平衡，就可能致使经济危机。如许，就需要借“国家之手”加以管控。而是以呈现的法律空缺又必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来弥补，这类新的法律形式便是经济法。这一“市场失灵说”，曾被经济法学界有意无意地看成经济法理论基础。后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市场失灵”仅仅是经济法的经济基础，经济法还应当有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等。近期，有的学者更直接表述：“无论作为法律部门，抑或法学学科，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其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为现实基础，即客观基础；二为理论基础，即主观基础。作为直接反应经济生活的一种上层建筑形态，经济法具备普遍而坚固的实际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对此已越发构成共鸣”。这里已明显将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客观基础而与理论基础区别开来。

诚然，这类将客观基础与理论基础区分开来是准确的，可是，还不可以作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首先，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客观基础是不适合作为法的理论基础的。因为，任何部门法的理论基础都应当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即对应其自身特有的法权，只有这样，部门法所规定的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才能够得以最终归属，部门法以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体系受到这种“归属”的支撑才能够形成，由此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才能够成立；其次，客观基础尤其是经济基础，可以并且可以作为全部社会科学学科的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足以证实这一点），因而无法尤其针对部门法来做基础；另外，顾名思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只能是部门法的客观基础，它反映的是部门法形成和发展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客观背景，还不是理论，因而与理论基础的涵义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作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是理论基础。作为理论基础，一是要构成理论；二是这一理论应当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即以经济法主体的职权和权利义务为内在要素，使经济法所规定的主体及其职权和权利义务能够得以最终归属，其内容的体系受到这种“归属”的支撑得以形成；三是可以尤其针对经济法来做基础，即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和社会法等区分开来。

2构建区域经济法制度框架的设想

法的系统是与法造成的基础和法的主要任务相适应的。打造地区经济法的规定框架，必需与地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理论依据、政策目的和主耍使命相一致，必需反应经济法和地区经济关系的特征，必需以地区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为规模来肯定。地区经济法是调控地区调控经济关系和地区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法律规章体系，本质上属于经济法的范围。经济法系统一样平常由“一体两翼”三大块组成，即由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部门组成。

经济法主体的市场行动和市场监管行动都必须遵照国家市场规制法的束缚。与此同时，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尤其法律规定，地区市场规制法规定的主要内容还应包含：（1）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借市场培养法律制度规划来建立地区一体化市场，这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前提。（2）为缓解区域内各政府间存在的为实行市场规制法而呈现的立法、法律与司法上的相互牵制，理应成立区域内的市场规制法调和规定。（3）域内政府经济协作条约规定。这是经济法中经济合同规定在地区经济法中的详细落实。（4）域内技术交流与互助规定。（5）域内地皮、资本、能源互助开发利用规定。（6） 一流设备、运输通道基础设施等互助开发利用规定。区域生态环境共建与保护制度。要实现地区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这就起首必要按照地区发展特征、资本状态借立异立法的规定平台建立，打造出一个适合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良法律情况。现在，良多经济地区连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律例、规定，在地区法律规定安本领迈出了坚固的一步，这些立法收获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打下了优良的规定平台。

3结论

本文得出的开端结论是：中国地区经济法造成、存在和发展具备客观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对保障和增进各经济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安妥加速西部大开发，更好更快增加我国综合国力，具备重要意义。打造地区经济法必须坚持中国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应从地区经济法的主体规定、地区市场规制法规定、地区调控法规定、地区经济法的责任规定等多方面打造地区经济法的规定框架。调研打造地区经济法的框架系统，增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法制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系统工程，现在这类调研起步没多久。地区经济法作为经济法调研的新领域、新课题，理应像昔时调研涉外经济法和特区经济法同样，加强调研，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法学调研的又一特性。

参考文献

[1]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5条第2款.

市场规制论文篇10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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