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治管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综治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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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繁多的书籍、文献信息不断地进入高校中的图书馆,这就要求管理人员要对这些信息先收集后加工,然后经过提炼快速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读者,让这些信息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需要管理人员非常优秀的心理素质,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从心理上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胜任工作,这是管理人员必须要做到的,充分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新的工作挑战,敢于尝试使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工作方式,从心理上战胜工作带来的压力。

2高校图书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措施

2.1加强有关职业道德教育,增强管理人员服务意识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图书管理人员提出的道德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自觉的对自己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在自我教育的同时,通过对国家形势与政策的学习,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社会实践锻炼等活动,可以在单位组织的图书管理人员职业道德交流会上相互交流学习心得,通过这些方式,深入理解读者第一、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当好教学科研的后勤兵的战略思想,让这些优秀思想植根于每一个图书管理人员心中。做到这些,图书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是服务于大众读者。其次,培养图书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每个人都有主人翁意识。最后,图书馆需要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图书管理人员的各种思想变化,大力的开展各项政治方面的活动,让管理人员拥有正确的思想导向。

2.2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

要大力培养图书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作为高校的领导,要通过有效策略,以组织培训的方式,让每个图书管理员都能有不断学习的机会,以此方式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只有图书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得到提升,才能有效提高图书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才能为广大师生提供最优质的图书服务。在信息化不断深化发展的今天,对图书管理人员不断进行业务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

2.3注重管理人员的心理素质培养

针对不同读者的各种要求,图书管理人员要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因而就需要管理员具有分析读者的心理特点、读者需要、活动过程等能力。读者在查找文献时的心理特点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希望工作人员帮助,带有目的性地请求工作人员帮助查找资料,有的读者喜欢亲自查资料,但遇到问题后又表露出无奈的情绪。遇到无奈的情况时,图书管理人员应主动提出询问,热情帮助读者解决困难。这种服务方式往往比第一种方式更加适合读者的心理。管理人员是信息资料和用户的桥梁,资料的价值因人而异,工作人员应主动与读者联系,了解他们对信息资料变化要求的规律,研究读者的变化对提高图书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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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土传病害是一类严重的植物病害，土壤处理是防治土传病害的重要途径之一。针对睢宁县设施蔬菜发展较快的特点，提出蔬菜栽培土壤处理技术。

睢宁县地处徐淮地区北部，温光资源丰富，春季气温回升早而且迅速，适宜早春设施蔬菜栽培。近两年由于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县设施蔬菜发展较快，目前，全县已有6000~7000hm2，主要以春提早辣椒、西瓜、番茄、黄瓜等为主。但随着面积的扩大及重茬次数的增加，在生产过程中病害越来越多，特别是土传病害发生严重，如根腐病、立枯病、枯萎病、炭疽病等，只要发现就很难根治。每年3~4月份都有不少农户反映这个问题，这些病害都是由土壤带菌引起，要想根治必须从土壤处理上着手进行。

1重施草杂肥，提高土壤综合肥力

茄果类蔬菜一般都是连续坐果性强、采摘期长、产量高，当然对营养的吸收也就很高，要想满足这些蔬菜品种的生长需要，就必须加大施肥量才有可能形成高产，但过多地施用化肥不但会造成土壤板结、根系不发、营养不全等，而且植株生长不健壮，抗病性极差，所以要想蔬菜高产、抗病，搞好土壤培肥是关键。培肥土壤就是在田内多多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土杂肥）、烂草（稻壳）等。至少施土杂肥75~120m3/hm2、烂草45~75m3/hm2，提前1个月施下去后深翻40cm以备用。特别是粮田改菜田的农户，由于粮田土壤板结，容易造成根系难发，更要加大草杂肥的施用量。如我县梁集镇光华村农户刘金山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他每年4~5月份就开始将鲜鸡粪（牛粪）掺些碎草，然后盖上薄膜，堆在田头进行腐熟，一直到11月份才施入大田。他家辣椒从1997年种到现在都未换过茬，但是从来就没发生过根腐病等现象，而且产量都在75t/hm2以上。这是因为多施土杂肥不仅能为作物提供全面而又充足的养分，更重要的是它们能使土壤变得疏松、透气，这样才能促使根系发达，养好根，从而使植株生长健壮，抗病性增强，形成高产。

2加热

加热的基本原理是使土壤的温度升高，从而有效杀死土壤中的病原体、节肢动物和害虫，通常70℃处理30～60min即可有效杀灭大多数害虫，但对于特定的病毒病TMV没有效果。在欧洲20世纪前该方法即在温室中被利用。该方法的2个关键性问题是：①温度必须达到或超过土壤中害虫可以忍受的温度；②温度不能太高，高于70℃特别是温度达到100℃时，可能会伤害土壤中的大多数生物，并导致有益微生物（根瘤菌、菌根、拮抗菌）死亡。如果温度控制不当，加热的土壤可能比不加热的土壤更易感病。因此，土壤剖面温度的分配对于最小限度地扰乱土壤中微生物活动非常重要。

3大水浸泡

大水浸泡土壤被认为是种植前有效防治病害的处理方法。氧气浓度降低、二氧化碳浓度增大，以及各种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对于土传病害的存在是不利的，如厌氧过程中有毒物质的产生。经典的例子就是大面积地控制香蕉的枯萎病：香蕉种植园中土壤被浸泡3～4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水深至少30cm），可有效控制香蕉的枯萎病。

4深耕

深耕可减少植物根系与病原菌的联系，利用土埋和暴露病原菌在自然温度和干燥的条件下提高病原菌的死亡率。深翻有机质是无污染的耕作方式，可有效控制花生的白绢病。同时与浅耕相比，深耕降低了番茄枯萎病的发生率，提高了产量。

5光能利用

在种植前借光能加热土壤防治病害。方法是在土壤上加盖塑料薄膜，提高土壤的温度，从而控制病害的发生。温室大棚即运用了该原理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6土壤卫生

土壤卫生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各种方法阻止或减少病原菌侵入土壤。农作时注意农具的卫生，防止因农具造成病原菌的传播；很多地区为了更好地控制土壤的卫生，选择在温室种植可以方便地控制各种条件，从而减少来自土壤外界的污染，对于出现的病害植株及时地处理清除，可减少进一步侵染。

7施用土壤添加剂

土壤添加剂是一种由动植物体有机质、化学肥料及少量无机盐合成的有机、无机营养混合物。无机添加物可以直接促进作物的生长，还可以抑制土壤中的病原菌；有机质可增进土壤肥力，改善土壤通气性和增加微生物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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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知识管理；知识共享

企业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企业的知识存量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发现未来的机会、配置资源的方法等创新活动的能力。企业内的知识，尤其是一些隐性知识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企业内各种资源效能发挥程度的差别都是由企业现有的知识所决定的，从而最终在企业产出及市场力量中体现出竞争优势。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增值资源，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应成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核心。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建立企业知识库，实现知识共享和增值。知识共享是价值链增值的重要手段，知识增值是企业价值链的增值。

知识管理的产生和发展

知识管理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西方企业管理界和经济理论界总结和实践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方法。它是指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整体对知识的获取、存储、学习、传播、应用、共享、创新的管理过程，目的是提高组织中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反应速度，创新商业模式，增强核心竞争力。

一般认为，知识管理的概念最早是由彼得·F·德鲁克提出来的。他在1988年发表的《新型组织的出现》一文中指出，在经历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命令－支配型组织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将进入新的形态：由专家小组构成的知识型企业。它“应该被称为信息型组织。它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发生这样变化的根源是信息技术。《新型组织的出现》一文被称为知识管理的“指南针式的开山之作”。

日本教授野中郁次郎深入研究了日本企业的知识创新经验，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创造转换模式”，该模式已成为知识管理研究的经典基础理论。野中郁次郎特别强调隐性知识和知识环境对于企业知识创造和共享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惟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当原有的市场开始衰落、新技术突飞猛进、竞争对手成倍增长、产品淘汰速度飞快的时候，只有那些持续创造新知识，将新知识传遍整个组织，并迅速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才能成功。”他把这种企业称为“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这种组织中知识创新的基本模式有四种：从隐性到显性，从显性到显性，从隐性到隐性，从显性到隐性。知识创新是一个通过隐喻、类比和模型，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所以，知识创新型企业的管理就是“从无序到概念”。

“知识管理之父”、瑞典企业家卡尔·爱立克·斯威比博士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他更着重于阐述以知识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作用。有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知识管理”一词的人，首先发现和定义了“知识型组织”这一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并开创性地对它的组织特性、生命周期、治理结构和成功要素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斯威比提出以知识为核心的企业发展战略框架，并将关于知识型企业的组织理论，包括有形和无形资产在内的监测信息系统统一在知识战略框架之下，形成完整的知识型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他始终把人这一知识的真正载体置于知识管理的核心。

知识的定义与分类

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很多。巴斯：知识管理是指为了增强组织的绩效而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过程。奎达斯等：知识管理“是一个管理各种知识的连续过程，以满足现在和将来出现的各种需要，确定和探索现有和获得的知识资产，开发新的机会”。维格：知识管理主要涉及四个方面：自上而下地监测、推动与知识有关的活动；创造和维护知识基础设施；更新组织和转化知识资产；使用知识以提高其价值。文莉：知识管理是“帮助人们对拥有的知识进行反思，帮助和发展支持人们进行知识交流的技术和企业内部结构，并帮助人们获得知识来源，促进他们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法拉普罗：“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马斯：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地发现、选择、组织、过滤和表述信息的过程，目的是改善雇员对待特定问题的理解。达文波特：知识管理真正的显著方面分为两个重要类别：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等等。

马家培认为，“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经历了文献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性情报管理，演进到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它同信息管理以往各阶段不一样，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与知识（除显性知识外还包括隐性知识）的共享，运用群体的智慧进行创新，以赢得竞争优势”。

上面各种定义从不同侧面对知识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表述。说到底，知识管理就是企业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资源的合理调配。亚太经合组织把知识分为四大类：知道是什么即知事（又称事实知识）、知道为什么即知因（又称原理知识）、知道怎样做即知窍（又称技能知识）和知道谁有知识即知人（又称人力知识）。其中前两类是可表述出来的知识，即显性知识，而后两类则难以用文字明确表述，亦即隐性知识。有人也称为“言传性知识”和“意会性知识”，或“明晰知识”与“隐含知识”。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主要是编码化、数据库化；而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则主要是显性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显性知识都应该进行编码，也不是所有的隐性知识都应该显性化。一般来讲，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完善、更能创造价值，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将成为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通过运用隐喻、概念、类比和模型，可以将存在于整个组织中的有价值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容易传播的显性知识。另一方面，显性知识必须转换为隐性知识，从而成为组织有价值的资产。

对一个企业而言，其生产知识可分为关于生产技术的知识和关于协调生产的制度知识。有人将企业的知识构成大致分为四种存在形式：物化在机器设备上的知识；体现在书本、资料、说明书、报告中的编码后的知识；存在于职员头脑里的意会知识；固化在组织制度、管理形式、企业文化中的知识。所以从知识的构成来看，企业知识管理除了应对企业的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外，还应包括技术创新的管理、企业文化的管理、员工知识的管理、组织和制度的管理、企业固化知识的管理等。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是通过采用信息系统和股票期权等技术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设计、构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组织形式，发掘固有知识、引导知识创新，实现知识共享，并通过对共享的知识进行有效应用，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从增值的角度看，知识可以分为增值知识（提供可以将企业与竞争者进行差异化区分的能力）、直接支持知识、间接支持知识。

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必然性

1、知识经济的来临，使知识管理成为企业管理活动的主要领域。知识管理是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取自生能力的途径，是企业适应环境的选择。

2、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产品、技术、企业或某种事业，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周期。追求可持续成长，就是要超越特定产品、技术和事业领域的制约，使企业获得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间。企业的这种成长和突破过程，是同企业的知识积累和创新密切相关的。在企业的每一次成长期，企业知识存量不断增加，但同时沿着这条路径的成长历史可能会限制企业的选择，需要在内部实现知识创新，或从外部学习到“额外”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基础，这样才能使企业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

3、从企业竞争来看，知识将是形成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测度企业竞争优势的四个基本尺度，即创新能力、难以模仿、可持续性以及学习能力，都依赖于知识。

4、从企业运作来看，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从简单走向复杂化，需要充分挖掘、利用和创新企业的知识，并将其以最快的速度应用于竞争，企业运作模式呈现知识化趋向。

5、从资源的角度讲，知识资源（无形资产、信息资源、智力资源等）在知识经济社会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管理可以使知识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交流和共享，从而实现知识链并进而使价值链增值。

6、实施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有效管理基于无形资产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管理的内容和步骤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目标。它是通过企业对本单位的知识的利用和创新来实现的。知识管理的任务是：建立知识储备，改进知识获取，改善知识环境，推动知识创新，管理知识资产。

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内部形成共享知识的行为环境、实施知识管理的基本条件，共享知识要形成全方位的知识网络环境和知识网络团队。企业的知识来自于企业组织与员工的实践与学习。作为企业管理者，要敢于向自己和传统的行为习惯挑战，敢于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把企业管理模式由控制型、监督型、命令型转为支持型、激励型、指导型，营造共享学习的组织内部环境。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认为贡献知识与人共享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与企业内外人员形成知识网络团队。这里要指出的是，对于企业，关键是要创造一个不断创新、知识共享的环境，这是创新所需的最佳载体。这就要求企业内各成员必须相互信任。要想达到组织内的知识共享，企业员工必须积极协作。企业必须长期、公正地制定并执行有关激励措施，为员工间互相信任并协同工作创造条件。

企业应从以下几点有效推动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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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自主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粮食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重要保证，直接影响到统筹城乡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故此，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粮食安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及其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我们需要全方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

一、推进土地承包权制度改革，尊重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一方面，要确保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具有更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只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以及农民土地承包权利的充分、独立和有效，才能有利于在给予农民土地安全感的前提下，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更大、更长远的投入与经营；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税收、融资、创业等方面的优惠支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良好的政策环境。（说理式展开，操作式展开）

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方面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以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稳产。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高产稳产中的作用，尤其要避免有些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发农业生产技术，将其作为受保护的专利，并以此作为控制粮食、要挟和掠夺他国农民的手段工具；另一方面，增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其走出低端化，能够推出高端产品，改变过去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避免国内企业集中于世界产业链条结构的中低端。（点评：纠正转换，抽取归纳）

三、明确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粮食问题方面的公共责任，加大政府对粮食价格、农资价格、企业原材料价格、人民币稳定性的宏观调控的力度，这些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要避免过度市场化、唯市场化的倾向。一方面，合理提高粮价，降低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加大农业补助和种粮补贴，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其种粮积极性。当前，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政府补贴赶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农民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粮价却缺乏相应合理提高，导致农民收益得不到保障，种粮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合理调控企业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保证人民币的稳定性，有效避免企业生产成本过高。据统计，2007年，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等影响，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点评：纠正转换，针对式展开，抽取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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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VBM 股东价值理论 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

一、引言

现代意义的企业价值管理（Value Based Management）是在股东价值理论与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较量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自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许多公司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观点，开始关注员工福利、社区利益并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关注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激起了理论界对股东价值的重新关注，以往被限制在学术圈的股东价值的思想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并且随着财务咨询的活跃而溢出（Michel Aglietta，2008）。一些被Wheeler & Sillanpaa（1997）称之为“公司劫掠者”的小公司和金融家联手，掀起了一场“股东价值保卫战”，将并购矛头对准了那些善待利益相关者的大公司。这次并购自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垃圾债券市场崩溃才宣告结束。股东价值理论支持者认为这次并购将导致公司行为的持久变化，尤其是对那些顽固的、自我防护的管理者，杠杆收购能够促进公司的变化，这为公司的CEO提了个醒。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然而，从利益相关者价值角度看，这次并购浪潮带来的几乎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动荡。在这次动荡中，无论是公司、管理层、普通员工还是股东几乎没有人完全是受益者，员工大量失业、管理层被解雇、股东长期利益受损。为了避免被敌意并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只操心把红利分给股东们，或者通过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上涨来增加他们的收益。……过分强调价格―收益比，不惜以牺牲对将来必要的投资为代价，结果是首席执行官们保持免于被接管的最低安全限度，……却使公司面临竞争性的攻击、迅速的衰败和最终被合并的命运”（Freeman，1984）。同时，“这样的直接后果是给社会责任留下更小的空间，使权利更加集中，对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更少，而对短期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Wheeler & Sillanpaa，1997）。并购浪潮的这种结果引起了人们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深入思考。理论界和实务界均看到了以会计数字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取向。1994年，Jim Mc Taggar正式提出Value based management（简称VBM）这一术语，现代意义的价值管理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根据Ittner and Larcker （2001）的研究，规范的VBM应该包含六个基本步骤：选择能够导致股东价值提升的特定的内部目标；选择与实现选定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识别具体的业绩变量或价值驱动因素，给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他们确实能够在公司创造价值；发展行为计划，选择业绩指标，并且在价值驱动因素分析中优先识别的基础上设定目标。评估行动计划的成功性并且引入组织的和治理的业绩评价。对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根据现有结果进行持续性的评估，如果需要就修正他们。而当前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业绩衡量指标设计、价值驱动因素识别以及价值管理模型设计等领域。

二、价值管理理论发展回顾

（一）业绩衡量指标发展回顾 1986年，Alfred Rappaport提出公司价值等于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了以自由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然而，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方法在实物中因其操作困难，多为评估公司所采用，实务界需要更加简单的方法来引导价值管理实践。1989年Finegan提出了“经济增加值”（EVA）的术语，并经斯图尔特咨询公司的Joel Stern 和 Bennett Stewart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宣传推广后，这一建立在剩余收益基础上的指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克服EVA指标单期评价时的短期倾向问题，斯图尔特咨询公司又推出了市场增加值（MVA，Market Value Added）的概念。然而，EVA指标中，收益被定义为NOPAT（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受折旧方法和资产使用年限的影响，与ROI一样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加，即使经营业绩不变（Strack &Villis，2002）。瑞典学者Erik Ottosson和Fredik Weissenrieder（1996）提出的现金增加值（CVA，Cash Value Added）弥补了EVA的缺陷。CVA指标的目的是从股东角度持续衡量公司价值的增加。即从现金流开始，对战略投资和账面投资加以区别，并认为只有五年的平均现金增加值指数的折现值等于或大于l，才意味着创造了价值 （马格丽特・梅，2002）。20世纪90年代，波士顿集团还提出了投资现金流回报（CFROI）的概念。Wheeler & Sillanpaa （1997）曾评论道，“EVA就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理论的一个产物。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到执行官更广泛的责任：带动真正的经济活动，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计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还需要其他一些衡量业绩的措施”。Strack&Villis（2002）也认为这些概念（EVA、CVA等）依然更多的集中在投资资本上，很难解释和管理在今天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现象。雇员、顾客等这些新的价值创造资源在当前被广泛使用的资本导向的经营控制标准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进而他们提出了能够将顾客、供应商以及员工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纳入其中的实物资产价值提高器（RAVE，Real Asset Value Enhancer）来实现EVA或CVA的增加。RAVE不仅增加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三个价值维度，还建立了三个维度同EVA或CVA数量上的联系，能够更加有效的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管理与企业最终财务目标结合起来。但RAVE只是在价值管理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元素，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最初表现，但指标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股东价值最大化。Freeman （1984）、Blair （1995）、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普遍认为，企业决策应该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Jensen同意企业价值管理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观点，其在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中的多重经营目标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进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并有“当经济中所有公司企图最大化自身总价值的同时，社会福利也达到最大”的著名论断。然而，Jensen的进步价值最大化，必然是建立在市场强势有效的基础上，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统一说来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问题，这实际上依然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捍卫。从价值管理业绩衡量指标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从单纯的股东指标，到重视包括股东、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等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指标，价值管理理论在股东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利益相关者理论元素，呈现出理论融合的趋势。

（二）价值驱动因素识别发展回顾 在Ittner and Larcker （2001）提供的价值管理理论框架中，价值驱动因素是价值指标的细化，也是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Copeland（1994）指出，价值的根本驱动因素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企业预期增长率。Alfred Rappaport（1986）通过贴现现金流量模型揭示出企业价值的七大驱动因素：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率、所得税率、固定资本增长率、营运资本增长率、现金流量时间分布和加权资本成本。Morin & Jarrell（2001）指出EVA指标暗示了企业价值的三个基本动因：一个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时间和风险。Strack&Villis（2002）认为，除了这些以投入资本为基础的动因外，还应该对顾客价值增加值、雇员价值增加值以及供应商价值增加值分别进行价值动因的识别。他们提出价值动因分析可以分为五步：评估现有指标；度量新的指标；价值驱动树；场景/行动分析；实施报告系统，并认为这五步不仅能够分析出价值驱动的显性因素，还能找出价值驱动的潜在因素，如顾客价值增加值的潜在动因包括回头率、取消预订和应答率等。但这些驱动因素主要是从股东价值的角度出发得出的，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使得利益相关者管理对于企业价值创造不可或缺。蒋茵（2003）认为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物要素”，更主要的还在于“人要素”，企业价值含量中除了包括实物资本的财务价值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和良好治理结构的价值含量。尹美群（2008）认为，企业价值动因不应该仅锁定企业内部资源，她在借鉴Kathandaraman等（2001）的价值网模型的基础上，认为除了传统的价值动因外，顾客价值、核心能力和企业间关系是在供应链竞争时代的价值动因。Wheeler & Sillanpaa （1997）在其著名的《The Stakeholder Corporation》一书的导论中写到：我们相信，纳入利益相关者忠诚的关系的发展今后将成为决定企业活力和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作为价值动因的重要观点。Lougee & Wallace（2008）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也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可见，在价值动因方面，单纯的股东价值驱动因素正在向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动因的方向转变，由完全的财务指标转向关注客户、供应商、员工管理，甚至直接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社会责任声誉等作为价值驱动因素，显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股东价值导向的价值管理的影响。

（三）价值管理模型发展回顾 价值管理模型的构建是价值管理理论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Morin和Jarrell（2001）在《Corporate Value：Driving Shareholder Value》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公司战略、公司理财和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价值四个基本模块的完整的价值管理模型。Morin和Jarrell认为通过这四个基本模块，企业可以有效的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流行较为广泛的价值管理模型还有麦肯锡管理模型、德勤价值管理模型、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价值管理模型、加利・阿什瓦斯价值模型等［。这些模型虽然各有侧重，但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管理目标则达成了一致。Liu和Leung（2002）提出了一个“软性价值管理模型”，模型包含利益相关者投入、利益相关者价值、潜在的价值矛盾、目标、行为和项目产出结果五个组成部分。其中，投入代表了利益相关者通过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希望、当前实际环境所形成的个人价值；目标是被个人价值系统所支撑的、对高业绩的特殊性需要；价值管理被描绘为受环境中内部和外部输入触发所导致的决策制定程序，这个程序决定了结果；而价值管理系统的输出变成了对其他系统的输入。Liu和Leung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因素引入价值管理中，明确了利益相关者与价值管理目标互动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软性价值管理模型是一个循环体系，能够有效体现出企业长期价值的塑造过程。我国学者在价值管理模型方面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杜胜利（2003）在总结了国内外CFO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中，CFO要扮演五大角色，并相应地从17个方面构建CFO管理模型及价值管理系统框架，称为“CFO17BM”。汤谷良、林长泉（2003）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罗菲（2007）构建了一个以股东价值目标为基础，考虑期权，涉及财务驱动因素和非财务驱动因素、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业绩评价在内的一套价值管理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侧重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来构建价值管理模型。Freeman（198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SHM模型），从理性、程序和交易层面阐述了在战略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应该如何将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Freeman 和Liedtka（1997）重新阐释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型（Stakeholder Capitalism Model），并认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代表了公司的最好状态。我国学者王乃静（2005）将价值链理论和价值分析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全面价值管理”的概念，并设计了“现代制造业中的价值创造型企业”的框架。该框架中的价值包括企业社会价值、顾客价值和企业产品价值。社会价值的提出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 综上可见，国内外价值管理模型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模型中，并且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角度探讨价值管理问题。然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持者的角度看，在价值管理模型中适度引入利益相关者因素的做法还不够，关键的问题是企业最终价值应该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而非仅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利益相关者价值依然是一个定性的“平衡说”，尚未有量化的办法，这对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十分不利的。

三、价值管理理论未来发展趋势

（一）价值管理目标的多样化 Wheeler & Sillanpaa （1997）曾指出：生态学的主要原则就是多样化是生物界力量的源泉。在任何地方，其物种越少，它彻底崩溃和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实体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现今许多生态哲学和“体制思考”的中心。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正逐渐由单一的物质资本主宰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以及关系资本并驾齐驱方向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多样化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我国2007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有限合伙制则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所有权的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该类企业依然被称为合伙企业，但财务资本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为这类企业适应现代资本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将来或许会打破股票市场专为公司制企业服务的现状。价值管理理论也必须要适应所有权多样化的需要，摒弃单一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导向，发展出更具兼容性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多样化目标导向，而该多样化的目标导向并非意味着企业同时有多个目标，只是说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价值管理的目标可能是不同的。

（二）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研究利益相关者价值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的基础。从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价值管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受制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本身的模糊性和定性性，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理论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问题将是未来价值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价值驱动因素的系统化、微观化 价值驱动因素是影响或推动价值创造的决策变量Thakor（2000），是企业将日常经营活动与价值管理目标，与企业最终运营目标连结的桥梁。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其价值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经营，因而也不应该要求所有企业都对统一的价值驱动因素进行管理。价值驱动因素应该与价值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并且形成一种完整的、自循环的系统，即价值驱动因素会直接决定企业价值创造的效果；反之，价值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应为价值驱动因素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价值驱动因素还必须尽量细化、微观化，以最终落实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基层，便于管理和控制。

（四）价值管理模型的简约化、柔性化 现有的价值管理模型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程序。Malmi &Ikaheimo（2003）以芬兰公司为样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芬兰主要公司中大约有98%的CEO接受VBM的基本理念，但只有17%的公司实际宣布要应用VBM。然而，与CFO或CEO面对面的访谈发现，在实践中真正应用VBM的公司的数量更少，且VBM在管理控制领域和决策制定领域的实际应用状况与规范的VBM文献并不相符见（表1）。具体应用方式也不像规范文献那样复杂，这表明实践中更加呼吁VBM的简约化和柔性化。

参考文献：

［1］〔英〕大卫・威勒、（芬）玛利亚・西兰琶：《利益相关者公司》，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D・马丁、J・ 威廉姆・佩顿：《价值管理――公司对股东变革的反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美〕R. 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4］汤谷良、林长泉：《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5］翁世淳：《从价值创造到市值管理: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10年第4期。

［6］尹美群：《价值链与价值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美〕罗杰・莫林、谢丽・杰瑞尔：《公司价值》，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8］罗菲：《基于价值的管理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版。

［9］杜胜利：《CFO管理前沿：价值管理系统框架模型》，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10］汤谷良、林长泉：《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11］王乃静：《现代制造业中的全面价值管理》，《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

［12］Christopher D. Ittner， David F. Larcker.Assess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 A Value-based Management Perspectiv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13］Rainer Strack，Ulrich Villis. RAVE: Integrated Value Management for Customer， Human， Supplier and Invested Capital，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篇6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刚刚起步,现代政治传播理论肇始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是针对西方国家特有的政治背景与媒体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无法照搬和模仿这些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只能从自身的时空背景出发,吸取西方理论资源可以带来的启示,开创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效果研究这一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上,评析梳理西方两大理论资源,并尝试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的启示。

    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政治传播的定义。由于身处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地带,“政治”与“传播”这两个词汇组合中的开放性,使政治传播的定义非常困难。③过往中外学者给出的政治传播定义通常也是出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两种倾向,以致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建立一种“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的政治传播定义。④比如,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政治传播之一的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⑤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5W模型”缩影的定义是比较典型的从传播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定义。

    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定义是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的论述,他认为政治传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其中涵盖了政客、政治行动者、非政治行动者以及媒体等多个主体的所有的政治话语。⑦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则给出了政治传播是“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的定义。⑧和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一样,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认为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闻记者、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个体的、未经组织的一般公众,政治传播的关键在于“信息对于个人、团体、组织的想法、理念和行为,以及所处环境和整个社会都能产生显着的政治影响”,⑨无论政治传播的定义有多少种,几乎所有定义都要包含“政治影响”这一关键要素。

    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进一步指出,政治传播学始终是建立在媒体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断之上,即“信息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机制、以及所有这些存在的社会大环境有鲜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学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传播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Lippmman)的《舆论学》被公认为是现代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关于无线电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宣传效果的,(11)也就是说,李普曼从一开始就为政治传播定下了“效果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传播可以带来政治效果以及怎样的传播可以带来更好的政治生活,这也成为更多学者投身于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麦克罗德等人(Mcleod et.al)所评价,自李普曼1922年发表《舆论学》以来,通过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进行主动和广泛的公民参与的价值,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动力。(12)

    纵观自李普曼以来近百年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传播学文献围绕着“效果”二字展开,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为研究的前提与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传播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中最为复杂和难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课题之一。粗略地看,过去西方政治传播学中和效果有关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围绕传播对于个体的政治效果而展开;一类是宏观层面,围绕媒体与其他社会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展开。

    (一)微观层面——个体政治效果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活动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这里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又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的影响,比如政治修辞研究,政治家在大众传媒舞台上的“戏剧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对一般公众,特别是选民的影响研究,比如政治广告对选民态度的影响,新闻报道与选民投票行为的关系等。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治传播学基本上局限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下媒体内容与个体选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上。(13)早期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都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成果。这种着力于微观层面效果研究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生了很大变化,70年代之后,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横向和纵向上都对媒体个人效果研究进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微观层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现出重新繁荣的趋势,并且与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科相结合,从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媒体信息究竟会给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以怎样的信息处理方式带来影响。多丽丝·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对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间发表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领域的社会科学期刊进行检索,共有11本杂志刊登过137篇主要讨论政治传播的文章,而对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显示,除了竞选研究这一长期热门的政治传播话题外,信息处理研究和新媒体研究成为21世纪政治传播研究的两大新兴学术方向。所谓信息处理研究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人对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借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类个体的认知、功能、理性行为、异见规避等理论的研究,探索总结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处理理论。(15)

    (二)宏观层面——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将目光更多转向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媒体不再仅仅是某个主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介质手段,而且本身就作为一种享有并行使权力的主体登上舞台,在干预政治的过程中,媒体与政府、商业巨头等力量之间,尤其是媒体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谓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传模式”理论(Propaganda Model)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16)

    除了这种关于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政治传播宏观研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媒体以及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系统性影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个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参与(无论是作为介质手段还是作为主体),究竟是一件对民主政治有利还是有弊的事情?怎样的媒体才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这个终极目标?这样的研究旨趣同样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当李普曼开始关注宣传效果的时候,“推进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在最初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关于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知情公众三者密切关系的研究旨趣”。(17)遗憾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观层面,几乎很少有相关研究关注到制度分析。(18)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媒体、传播和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政治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尤其在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政治环境与媒体环境都在经历转型的当代中国,媒体如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是政治传播学者正在关注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也重在阐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的启示。

    西方两大理论资源的政治传播研究影响

    毋庸置疑,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时,如果要回答“媒体行为能否促进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样的媒体才是对民主政治是有利的”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断,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对衡量评判政治传播的前提标准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对照这些标准来分析媒体行为,达到了这些标准则为民主之福、做不到则为民主之祸。

    那么,标准又来自何方?这与政治学民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麦克罗德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关于社会应当怎样的基准假设密不可分。(19)就媒体和政治的课题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论对媒体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责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纵观现代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盛行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可谓最为深刻,而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成为近年来媒体研究的“圣语”(！~Godterm)。(20)

    (一)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政治传播学影响

    在大量关于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系统性影响的研究文献中,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认为媒体对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预和限制的媒体则是保证这种核心作用的关键,这似乎是无需证明的“公理”。(21)在中国媒体研究文献中,“看门狗(watchdog)”角色、舆论监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视为衡量一家媒体于民主建设良劣的重要的、无需论证的标准。然而,有政治学者却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classical liberalism)为前提的,而发展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诸多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并非无需证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纪遭到其他政治理论的广泛的批判与某种程度上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