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秩序论文十篇

经济秩序论文篇1

人类文明的历史亦即人性从异化到不断解放的历程，意味着人之自由的不断进步。可以说，自由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更接近他自身实现的过程(弗洛姆，1988)。法律被视为正义之物，而“整个法律正义哲学都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博登海默，1987)。而自由为何物，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法哲学领域抑或经济学领域，都是众说纷纭。法律视角最直接关注的是人的行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通过规范人的行为以影响社会关系，进而规整与塑造社会秩序。因此，法律关注的自由，首先是描述某种行为或活动状态。自由首先就是行为之自由，虽然这不是自由的全部。即使，我们经常可以将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还原为诸行为的自由或不自由，但二者毕竟具有不同的价值。如：自由选择是行为自由，但其结果并不必然使自己处于自由的状态，而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不能因其源自自由的选择而符合自由价值观。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言，不能将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由行为与不自由状态相混淆(哈耶克，1997)。但“行为自由”过于宽泛，理解行为自由还需要理解法律视角下行为的特质。

不同学科从自身学科的视角出发，对行为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受哲学思辨影响的人，会将“行为”定义为“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现代汉语小词典》，1982)。而在伦理学领域，由于其强调行为目的之合理性，行为是指“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宋希仁等，1989)。行为科学家由于从“人和环境交互作用”出发，主要强调行为的社会性，因而关注那些与社会发生互动的行为(刘凤瑞，1991)。马克斯·韦伯就是将社会学定义为“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的科学”(韦伯，2006)，从而将“非社会行为”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但毫无疑问，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表现部分，另一方面是内在的主观方面。行为自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正如叔本华所言，“在我们的思想中，自由的概念总是动物的宾语”(叔本华，2004)。因此，自由总与人或动物的主观状态相关联。就人之行为而言，意志构成行为的内在方面，内在方面的行为自由，即通常所谓之意志自由。但是，在现代法律中，若无外在的表现或表达，意志自由，在规范意义上，没有实质性价值。内在的意志不表达于外，就失去其社会性特征，那么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就失去意义。行为的外在方面，即为行为人客观可观察的举止，其为人之器官的各种活动或不活动，其作用于外，方产生行为的社会性，才具有规范价值。但是，若脱离行为的内在方面的自由，行为的外在举止的自由，仅意味着在功能上无障碍，这显然不是伦理或价值论意义上的自由。因此，行为自由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意志自由以及意志表达与实现上的举止自由。行为自由表现于社会关系之中，表现为不受他人意志的强制。自由原本就是“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哈耶克，1997)。荒岛上的鲁宾逊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因为同其发生关系的他人意志是不存在的。

二、组织体的行为自由

通常，传统法学理论上所谓的行为自由往往指个体的行为自由或者说是与政治权威相对的被管理者或被统治者的行为自由。这一传统信念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相切合。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仅仅有公权组织的存在，还有众多的非公权的经济组织，而这些组织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的影响远远超出自然人。因此，“组织行为”的自由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组织行为的自由在内、外两个方面显得相当复杂。传统的行为自由理论对于组织行为在以下两方面缺乏解释力：

首先，人为地割裂了两类组织体的行为自由。就私法人而言，我们常常用权利和自由来对其行为进行描述；对于公法人，通常用权力来描述其行为，而几乎不谈其行为的自由问题。就自由的本来涵义而言，行使权力的行为与权利行为同样是意志自由的表现。如果说私权组织具有意志，而且是自由的，那么公权组织就不存在意志?其意志在行为时与他人意志发生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它是非自由的?

其次，对于公权力行为问题，通常是用“职责理论”来进行阐述的。如果用“职责理论”来反对公权力行使中的“行为自由”，则混淆了此等行为中的内外部关系。

组织行为依赖于自然人的躯体活动，但这些特殊的人的躯体活动确是“组织”的而非“活动着或不活动着的人”的行为。这原本是“非自然的”，是因为生活中的约定俗成或法律的设定而使之如此。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一个外在表现为自然人的举止被视为一个组织的行为呢?显然，是其内在的主观方面的因素。“我以...的名义”，这样的开场白，显然表达了行为的内容为被代表者的意图，而非行动者的意图。但是，实际的困难是：对于行为的受众来说，其直观感觉到的是举止者的躯体活动。无论任何，作为行动承担者的举止者，在进行躯体活动时，同样表露着其自身的主观色彩，包括思想、情感、态度或情绪。因此，对于行为受众来说，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对其产生影响，一方面是，通过作为代表者的自然人的举止表达出来的组织的意向，另一方面是，代表者在表达组织的意向时，自己表露在外的思想、情感、态度与情绪。因此，在组织行为中，行为受众受到两个方面意向的影响，而不是“组织”的单一意向。

同时，实际的举止者在从事代表行为的时候，他的内心意志中已经与被代表者发生内在的联系。而这内在的联系本身也是这一行为的要素或逻辑前提。因此，就行为及其社会关系而言，组织行为蕴含如图1所示的三种关系。

作为组织的代表，自然人的举止，一方面基于结构关系，受制于其与组织的结构关系所产生的某种要求；对于行为受者，举止活动的主观意向不属于举止者，而属于组织，因此，在举止者与举止受者之间形成的主要是一种外在活动所表现的物质互动关系。而行为受者的意志与组织的主观意志发生关系，因此组织与行为受者之间发生了一种意志上的关系。而正是这种意志上的关系，被我们视为真正重要的关系。但有必要声明，并非是说图示中的“结构关系”和“物质关系”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正如上文中所说，举止者的思想、欲望、情绪等都对行为受者产生影响；而且结构关系本身又是另一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意志内容的关系。

“职责理论”忽视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要么将举止者的“行为”解释为职责之所在，而非意志自由引导的系列变化；要么将组织的“行为”解释为职责使然。前一种解释，显然混淆了组织行为关系体系中的“物质关系”与“意志关系”。组织行为所产生的真正社会关系是“意志关系”，考察行为是否自由的重点实质为组织意志及其展开，而非举止者的意志状态。后一种解释则是混淆了意志源起与意志自由的关系。无论公法人组织或私法人组织的行为自由，都表现为组织意志的自由表达与实现。我们不难想像私法人意志在源起上受到法人制度及其运行体系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法人在行为时，意志是受到强制的。而且，“职责理论”同样忽视了自然人意志在源起上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是法律制度之外的，而另一些则是法律制度之内的。意志自由意味着，在行为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关系中不受对方意志的强制束缚，而并不意味着受其组织机构制度的影响以及受到社会的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公法人本身也是出于公法人体系的制度性机构体系之中，其意志的产生与源起同样受其置身于其中的机构体系的影响。但公法人在行使职责时，其行为相当于相对人来说，其意志是不受强制的。可见，公法人与私法人、甚至是自然人，在行为的意志自由方面没有区别，而区别仅在于行为过程的外在表现以及行为过程的复合关系。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

经济自由作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与政治自由相对应。并且，在传统的自由主义观中，两者往往也被认为是可以分开的。虽然，经济自由对政治自由具有特殊的功能性作用，甚至是必要的条件。但经济自由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而且被视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弗里德曼，1986)。作为价值目标的经济自由，无疑就与社会的价值体系密切相关。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看市场行为，其本质上是自由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所要求的。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经济自由的理念长期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乃至成为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受凯恩斯主义短期冲击后，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再次主导着西方的经济学观点。有经济学家甚至呼吁“古典自由主义……一定不能从世上绝迹”(布坎南，1988)。自由主义坚持市场的自发作用，作为交换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经济行为的自由。经济自由乃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结构决定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交换，“看不见之手”的调节机制基于无数平等自愿的市场交换得以实施。意志自由的交换主体是这一机制的细胞，而自由的交换就是这一机制的动脉。

经济行为的自由主要表现为契约自由与竞争自由，而作为这两者的逻辑前提是私有财产权利。因此，经济自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虽然亦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经济人”假设始终是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经济人”意味着市场中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私利角逐者。作为单个交换主体，获利是其根本目的。而自由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此为逻辑起点，那么，意志上的自由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必需品。从微观上看，这就是前文所述之行为自由的内在方面，即自由的经济行为的意志自由。其次是生产经营的自由。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市场主体都是逐利者，依据自己对自己利益的判断，进行生产经营。而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基于自由的交换，市场机制所发挥的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配置功能才得以实现。交换通过当事人之间契约而完成，因此交换的自由亦可谓之契约自由。因此，生产经营的自由包括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全部过程中的行为自由。再次是竞争的自由。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必然产生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自由的市场经济，要求按照市场规律调节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由竞争主体根据自己对自己利益的判断，自由选择。自由的竞争导致市场主体在自我发展上的自由。一言以蔽之，经济自由，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即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自由。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消费自由。商品的终极价值体现于消费使用，而且人人皆为消费者。因此，消费自由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决定着物质享受过程的心理愉悦状态，而且这一消费过程是人人都参与的过程，因此关涉到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消费自由最常见的障碍是垄断，一些垄断构成对消费者意志自由的强制，导致不自由；而一些则仅仅构成行为的物理障碍，而不构成消费者的不自由(哈耶克，1997)，如自然垄断。

与经济自由一样，经济秩序亦构成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所谓秩序，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基本面：首先，秩序表现为人们一致的、至少是相对一致的行为或具有一致价值取向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其次，此等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具有明显的或不可调和的冲突，原因在于其内在的价值体系相互可以协调或利益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调和。再次，秩序意味着行为规则的当然存在，而且构成秩序的行为规则构成一个有效的调节人们行为的体系，此一体系相对而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价值体系上的一致性，其适用于人们的行为，不至于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或者即使产生冲突也可以通过规则体系内部的调整而有效地消除冲突。这就意味着形成秩序的规则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自身可以不断适应外界变化的开放体系。最后，至于秩序本身也是一个可变的动态的人类关系体系。其可变性源自人类物质生活状态的不断演进以及由其而引发的人类价值体系的不断演化。而对于一个局部社会来说，其秩序的演化可以是内在力量的推动，也可以是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无论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还是来自少数人的意志，其都是内生变化的，除非持创世观，没有人类以外的智力引发或诱导社会生活的变迁。因此，无论是内生的秩序演化，还是外在的秩序变迁，秩序都具有历史现实性。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经济秩序首先是一个历史性和地域可分性的社会现象。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应当界定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秩序，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经济秩序乃是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经济秩序。就市场经济秩序而言，从不同的角度可做不同的区分：

从形成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来源的角度，可分为私人自发的经济秩序和调控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源于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本源于私人自发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千百万自发的交换行为形成了市场经济最原初的秩序。此等由于人们自发的物质需求而导致的行为，由于其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因而表现为相对一致的行为模式，从而产生市场经济秩序中最基础的部分。当然，在国家还是当今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组织形式的前提下，此等自发秩序要得到有效的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有效保护，因此，此等经济秩序实际上也是被法律制度化了的。与自发的经济秩序相对应的是调控秩序。自发的经济秩序即使在法律保护下，亦不能免于走向自身的反面。任何事物都有向其反面发展的内在倾向。因此，当自发的经济秩序发生有悖于其自身的要求或导致自身的崩溃，国家作为社会的组织者，毫无疑问将进行干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而形成了不同于自发秩序的经济秩序，此等经济秩序明显具有国家意志的特征。当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而形成的调控秩序与自发秩序是交织于一体的，就具体的单一经济关系而言，其中的自发因素和国家调控因素相互起作用。因此，这一区分是理念形态的，在实际社会关系中，此二者共同并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或者说同一经济社会关系体现着二者的意志。

从经济秩序所体现的价值而言，我们认为经济秩序至少可区别为效率秩序与正义秩序。在汉语中，经济的另一日常含义即为效率。市场经济的微观方面是通过交换各取所需，而宏观方面就是通过交换而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从中观角度来看，经营者的经营应当具有尽可能的高效率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因此，那些与效率要求相一致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关系就形成了效率经济秩序。当然，效率不能解决人类生活关系的一切方面，更不是经济秩序的惟一目标。正义的生活是人类矢志不渝的理想，正义的要求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经济生活。市场经济在历史上的一系列挫折和危机，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更加关注经济生活的正义问题。经济法视角下，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处处体现着正义的原则要求。消费者保护，体现正义要求的实质平等；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体现着符合正义要求的自由竞争；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反映了正义所要求的对人的基本保护与人道主义关怀。效率与正义不至于像有些理论家眼中那样处于格格不入的尖锐对立之中。果真如此，要么，现实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延续；要么，道德水平始终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说效率与正义始终处于和谐与相互一致的状态。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的暂时性对立是在所难免的。

霍布斯对原始丛林中导致每个人对每个人发生战争的自由与权利的描写，似乎表明：自由意味着就是撕裂秩序之网的利刃。在集体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眼中，个人自由即使不是对立于秩序的和谐，也与之发生着紧张的关系，因此就产生了集体优先于个人的教义或民主主义(多数人的统治)。而自由主义者，在坚持自由精神与追求的同时，其不可能否认自由与秩序的并存。如果，自由果真导致每个人与每个人发生战争，任何严肃的理性学者都不会倡导自由。而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与秩序的并存，坚持这种并存状态——“自由秩序”的价值。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反对将基于自由选择或被动接受而产生的使人处于奴役状态的秩序视为自由(哈耶克，1997)。在其眼中，自由不仅是人的不受奴役的状态，而且是一种值得过而且应当去追求的社会秩序。在具有集体主义倾向或民主的思想中，秩序的形成不成问题，多数人的意志或集体的意志决定了秩序的建构。但在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框架中，秩序的形成却不折不扣是个难题。

四、市场经济自由秩序的形成

“如果要保存或恢复一个自由社会，我们必须传播的是信念。”(哈耶克，1989)即使是在坚持自由秩序的自发生成观的哈耶克看来，人的主观性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此一来，这种自发生成的自由秩序观，不仅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由意识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市场行为衍生出来，还意味着这种市场秩序需要一种对某种自由的市场秩序的信念作为基础。问题在于：这样信念下的自由观仍然是一种具有主观上的构建性质。很明显，哈耶克所持的自由秩序原本就不是客观现实中的一种真实自由秩序。至少哈耶克，从反对理性建构的立场出发，又不可避免地卷入另一形态的建构主义。哈耶克的改革显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而非一种客观的自由秩序。

如果从主观介入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任何秩序的形成，都不可能避开有意识的主观行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人的有意识的行为主要是“计划行为”。无论是各个纯自然人的计划、国家或政府的计划，还是竞争组织的计划，都是主观知识的一种运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建构作用，这从“计划”一词的意涵即可得以明证。即使在哈耶克的语境下，无数个人的自由计划衍生了真正自由的经济秩序，属于内生性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思考，其前提假设就是政府或国家是市场秩序之外的。这根本就不符合与建构理论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混沌理论中秩序的“涌现”或“生成”理论(沃尔德罗，1997)。政府或国家这样的组织本身也是“涌现”或“生成”的结果，其与市场都是同一涌现过程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秩序的自发涌现的现象。两者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市场与国家。

因此，那种强调由千百万个个人自发的自由市场行为生成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这本身就是：首先，人为地割裂了人类生活秩序。我们从理性认知上可以将市场秩序与公共生活尤其是国家组织体之下的公共生活区分开来。但实际上这两种被人为割裂的社会秩序是交织在一起的。抽象的区分适宜于智识上的理解与认识，但歪曲了事实，作为复杂“涌现”的社会秩序具有整体性。这一整体性表现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其作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秩序是这些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共同演绎而“涌现”出来的。

其次，这种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类历史上，国家从来就没有从经济事务中完全超脱出来。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例，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最终形成是通过政治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军事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渐进式的改革、圈地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政治上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形成。而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确立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守夜人”。海外殖民与关税壁垒就是明证，由其导致的武装冲突更是极端的表现。

而且，这样的理论也割裂了自然人的自由与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机构的自由。正如本文一开始分析的那样，任何组织体，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是自由的。那么国家在市场秩序中所表现的自由同样是存在的，这并不能仅仅以“守夜人”这样的职责来表达。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以职责来替代自由，仅仅是另一层次上的理论构造，是一种至今未曾证实的信念。

那种反对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的理论，还做了另一个“歧视性”对待。那就是允许个人在不完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计划，而坚决反对有缺陷的国家进行的计划。允许千百万个个人有缺陷的计划，以至于造成大危机也坚信“自发的市场力量”能够重新恢复秩序，却不能容忍有缺陷的国家干预。索罗斯认为美国政府拯救雷曼兄弟公司，将使政府面临“道德风险”。而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海外殖民，也决不因为道德问题而从未发生过。两恶之间谁更恶，这根本就不清楚，那么反对国家的“介入”的理由也就只能置于信念或社会的道德观上了。然而道德观是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在中国，“有问题找政府”，似乎就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信条。

因此，人类的任何秩序都是内生的，因为没有人类以外的智慧在安排计划我们的生活，人类社会完全就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有意识的自由的行为不仅是这一过程的细胞，还是这一过程的动力。就自由的市场秩序而言，不仅仅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组织的自由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其中包括国家和政府的自由。而市场秩序的形成，正是无数自由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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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小辞典［K］.1982.北京：商务印书馆：617.

经济秩序论文篇2

[关键词]会计法会计信息会计管理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于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经过1993年和1999年的两次修改，新修订的《会计法》在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工作秩序有序进行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任何法律法规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加以补充和修改，才能日臻完善。因此，会计法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会计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缺乏对“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法律界定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失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但如果搞不清什么是会计信息的“真”，就无法判断什么是会计信息的“失真”。《会计法》虽然在总则第l条将“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作为立法宗旨加以规定，但却缺乏对”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含义的法律界定，即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于会计专业人士而言，一般都是以专业标准来衡量信息是否真实，只要符合标准，即遵循现行有效的会计规则而产生出来的会计信息不管其所反映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实一致，都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而非专业人士，比如广大社会投资者、投资商等在认定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时，其标准是是否与客观事实一致。这样，在《会计法》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情况下，当发生因会计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时，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判断。

（二）对会计管理体制的规定不完善

会计管理体制是指一国对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安排，它包括会计法规的制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行为的监督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会计职业，它们实行行业自律管理。而我国会计职业发展并不十分迅速，会计管理也就由政府来加以管理。即国务院财政部门作为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机关，对会计工作进行全面的管理。而单位内部人员的管理，是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特有内容。

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会产生矛盾，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比如：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够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也就出现利益冲突。

在我国现行会计管理体制下，会计人员是单位的雇员，在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处于各种利益冲突的中心。信息使用者希望得到企业相关可靠的信息。但由于会计人员直接服务于管理层，对管理层负责，而管理层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不愿意详尽披露信息使用者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会计本身是一门专业技术，会计人员必须服从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专业技术规则。但管理上又要服从管理层，按其指示办事。于是，会计人员就常常处于服务的最终对象与直接对象的对立中，处于职业标准与管理层旨意的两难选择中。虽然新修订的《会计法》把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结合进入“单位内部监督”的管理体制中，但会计人员由于在实践中面临的利益冲突，难以真正依法发挥其监督作用。

（三）会计法律的竞合性问题尚未解决

对于某些会计违法行为，如果同时涉及到不同法律的管辖范围，则不同的执法机关可以同时行使其处罚权，这就是会计法律的竞合性问题，由此导致了会计法律责任的叠加问题。会计违法行为人是否因自己的一个违法行为承担双重或多重责任，1999年以前，我国会计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实践中，相关政府部门就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不仅使被处罚人不堪重负，而且引起了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1999年新修订的《会计法》虽然做出部分修改，但会计法律的竞合、责任的叠加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集中体现在《会计法》第42条和第49条的规定上。

《会计法》第42条第土款规定了违反会计工作基础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4款指出：“有关法律对第l款所列行为对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依此规定，财政部门在处理“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等案件中，会面临以下选择：一是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而不用《会计法》处理，二是移交税务机关处理。这两种做法不如按《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由税务机关处理，而在《会计法》不作要求来得更为简单，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出现这种结果，其根源就在于为解决法律的竞合性问题补充了第42条第4款的规定，但这一规定过于简单机械化了。

《会计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同时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由有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进行处罚。”。这一规定其本意是为了分清有关部门追究会计法律责任的权限，避免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但由于并没有规定法规竞合时，是否可以同时处罚，于是，同一违法会计行为就可能受到不同执法部门依照不同法律的多次处罚，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严格界定“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含义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界定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确定标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是理论在行为规范上的体现，是理论有效指导实践的必然途径。对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而言，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意味着其必须依据法律的要求，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因而使法定确认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对于监督部门而言，法定确认标准是判定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失真并由此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依据。

在实践中，对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的理解差别相当大，甚至形成完全相反的意见，其原因最主要是由于信息使用者视角不同所导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真实、完整”的理解，可以只顾方利益而不考虑他方利益。笔者认为，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就是指一个会计主体为了满足人们决策的需要，而提供的会计资料信息，与该会计资料信息所须表达的经济现象或经济状况实际相符的一种要求。《会计法》对于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界定应当体现这一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改完善。建议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才艮据《会计法》的原则，在有关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对“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作出具体规范，明确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条件、程序、标准等。

（二）建立多元化会计管理体制

在我国现行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下，由于会计人员处于各种利益的对立之中，因而其监督职能难以发挥。所以，我们应借鉴国外相关法律制度，改变单一的会计人员管理局面，采用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对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而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财务会计规章制度较为健全，会计工作容易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范畴，所以可以实行会计委派制；对于大部分的企业，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会计公司”，由会计公司与企业签订协议的形式进行管理。会计公司派出专业会计人员担任企业的会计，会计人员的薪金报酬由会计公司支付，从而保证了会计人员行使会计监督职能的独立性。

为此，《会计法》在“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中增加关于多元化管理体制的内容。

（三）协调法律规定，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

经济秩序论文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秩序；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5－00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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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是基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的重要过程。区域市场秩序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地方行为对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及由此造成的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影响有复杂的机理，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地方政府行为、市场秩序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三者之间关系有更深入认识。

一、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

（一）区域市场秩序形成的内生论和干预论

关于政府行为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学术界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市场秩序就是一种交易关系，是由法制规章给予保障的市场交易关系。也就是以法律、法规、章程、行业制度等形式进行规范，对市场运行的各种利益主体给予具体规定。区域市场秩序就是由法律规章等制度来进行保障的区域市场交易关系。但是，对区域市场秩序的本质，也就是说它到底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自发形成的约束关系，还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通过施加特殊影响而形成的市场关系，这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事实上，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内生论和干预论，也就是说区域市场秩序主要是自发秩序还是后天形成，这对宏观调控的思路产生重要影响。它决定了政府在处理自身行为和发展市场中的优先秩序。即政府调控和市场规范孰先孰后。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理念，在政策层面会对微观经济产生千差万别的效果。

不过，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学界的认识还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在市场秩序形成和维护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是因为：首先，区域市场秩序无论是内生论还是干预论者，都不可能否认地方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规则、规章制度等的执行、监督、推广和完善，缺乏政府力量，单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导向（比如导致市场秩序失灵和无序竞争）。其次，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章程和法制，基本都是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组织制定、颁布和实施。这就导致了市场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融合和体现地方政府意识，包含着地方的主体利益。再次，作为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地方政府在维护和推动区域市场秩序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地方更容易从区域经济的实际状况出发，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市场，推动交易双方达成契约，推动市场信息更迅速、便捷的传递以及切实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高度信用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保障，它的存在使市场主体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创造良好的信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从良好的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获得利益，比方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繁荣，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财政和税收收益，等等。

（二）我国区域市场秩序形成的特殊逻辑

经济秩序论文篇4

关键词：哈耶克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哈耶克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坚定的自信，称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社会主义是“致命的自负”。实际上，哈耶克的这种道路自信是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为指南，以自发市场秩序为保障的，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有机统一。

哈耶克的理论自信

哈耶克的理论自信集中表现为他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和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坚定维护。

哈耶克所谓的建构主义是指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哈耶克把那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到社会科学的做法，称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并将那种把科学主义视作控制社会的正当理由的做法，称之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邓正来，2004）。哈耶克认为，西方社会自笛卡尔以降，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这种理性主义产生于对科学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盲目乐观，认为由于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准确地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活动的发生，因此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准确地认识和控制每一社会事件，能把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它的设计运行。这种相信能够运用科学理性来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改造社会的理性主义，就是他所反对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或构成论理性主义。“构成论理性主义者（认为）在所有的人类制度和行为中都能够发现人类的理智、意愿和企图，因此他们相信人类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相信人类能够根据理性标准来重新改造社会” （安德鲁·甘希尔，2002）。

哈耶克认为建构论理性主义不仅错误，而且非常有害：它使人类思想回到了早期的幼稚方式，并从中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它成了我们的传统，影响了我们现时代的全部思想，没有给正确的社会理论留下一席之地；“它肯定会毁掉所有的道德价值，它也倾向于根据所追求的目标为一切手段进行辩护”；“不少现代社会理论，恐怕都会因这种谬论而失去价值”；“使一切事物都臣服于理性的控制这种思想，似乎并不能使理性发挥最大的效用，倒不如说，因为误解了理性的力量而滥用理性，到头来只会毁掉许多自由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交流正是理性得以繁荣成长的基础”； “它侵蚀了欧洲某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包括伊曼努尔·康德”（哈耶克，2000）；它可能断送个人自由。

为了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他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理性是人类对社会的识知能力”。但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理性，我并不认为它在此处的含义是指那种构成了思想之链以及推理论证的领悟能力，而是指一些明确的行动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产生了所有的德性以及对确当养育道德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邓正来，2004）。可见，哈耶克的所谓理性，主要是指个人从事社会活动时所凭借的主观原则。他认为，个人所凭借的这些主观原则的形成发展，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不是人类特意设计的产物，而是通过个人谨慎的、渐进性的、尝试性的和不断试错的过程形成的，是一种通过个人进化与选择过程的产物，经由示范和教育的手段，主要是经由语言教育，得以延续。因此，他把持这种观点的理性主义称之为进化论理性主义。

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特点在于特别强调理性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既是一种共时层面的有限性，也是一种历时层面的有限性。在共时层面上，哈耶克认为，每个人的主观知识都是分立的、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不可知的，所以其他人的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也必然是他无法知道的，是他理性不及的。在历时层面上，哈耶克认为，理性的完善有一个个人无法预测的进化过程，因此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他的理性总是不完善的、有限的，从而任何试图用个人理性掌控一切的做法都不过是“致命的自负”，都是错误的、不可能的。

哈耶克的这种进化论理性主义实质上来源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与其一致，不过在波普尔那里，哈耶克所称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理性主义分别被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或真的理性主义（证伪性的）”和“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全面的理性主义（实证性的）”（卡尔·波普尔，1999）。事实上，“哈耶克1957年接受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杨建飞、刘宏雄，1999），而且哈耶克自己也说，“我们从卡尔·波普尔那儿知道（1934/1959），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加快我们犯错误的过程”。

哈耶克的道路自信

借助于两种理性主义的区分，哈耶克以之作为武器，对计划经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以坚定地维护自由市场经济，这就构成了哈耶克的道路自信。

哈耶克所谓的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包括一切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实施干预的理论主张，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这些理论主张都是等同的，“他把它们统统归为‘集体主义’、‘计划主义’、‘集权主义’，认为它们统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尤其憎恶（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靳玉英，2001）。因此，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反之亦然。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主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科学社会主义，后者只是他所批判的一种，是他最憎恶的但不是他最主要批判的。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是建构论理性主义的产物。他（2003）指出，“对社会现象进行自觉控制的理想，在经济学领域里影响最大，当前‘经济计划’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惟科学主义观念的得势。这个领域中的惟科学主义理想，是以应用科学家，尤其是工程师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妨把讨论这种影响与评价工程师的典型理想结合起来”。即，现代应用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科学主义的盛行，由此产生了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控制的信念。因此他认为，反对计划经济与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一致的。

哈耶克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极其危险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不可能。除了秉承其老师米塞斯的思想外，哈耶克从其知识论出发，对社会主义计算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知识是分立的，计划当局无力使之集中，并且情势是变化的，人们对何种消费更重要的评判依情势而定，计划当局也无力安排，所以计划当局如果想剥夺个人自由选择商品的裁量权，事事亲躬，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实行计划经济必然剥夺个人自由，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2003）认为，“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竞争必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这个方面的问题也只得留待中央权力机构经由专断决策的方式去解决”。结果，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所有的产品都归集体所有，由中央权力机构统一指导所有物质性生产资源的使用，因而中央权力机构可以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情。这就必然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出现。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好证实了这一点，“法西斯主义不过是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同一种极权主义的不同变种”，所以如果隐含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之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趋势得不到制约，那么俄国和德国的命运也同样会成为英国的命运。

第三，实行凯恩斯主义既解决不了失业，又解决不了通胀。凯恩斯主义是为了应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而产生的，它主张通过通货膨胀扩大就业。因此，其实质在于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哈耶克看来，“它将破坏货币通过价格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本该发挥的那种传递信息的作用，使市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自动调节功能失效，使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经济处于失衡状态，经济波动频繁”（靳玉英，2001）。其结果是，“首先，为了达到其目标，这种通货膨胀会不断加剧，而这种加速度的通货膨胀，迟早会达到让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失效的程度”；“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从长远看，这种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其结果甚至比它要阻止的情况更为严重，即陷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以牺牲通胀来解决失业，结果只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胀和失业。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陷入悖论和失灵，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缘故，只是因为“它的论证与年代久远的小店主意识颇相吻合，即他的生意兴隆，全赖消费者对他的货物有所需求” 这样一种心理原因。

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计划，哈耶克提出了自由主义计划。哈耶克认为，他与社会主义的分歧“不是价值上的分歧，而是有关具体措施将会造成的结果的分歧”，因此社会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要实现的价值目标，而在于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错误的，要纠正社会主义的错误，就必须正确地辨明它的手段。

哈耶克认为，计划这个概念歧义丛生，自由主义计划比社会主义计划其含义更科学。所谓自由主义计划，就是承认计划只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个人自己的计划即服务于个人自己目的的计划。自由主义计划的特点是，为了个人的目标“仅仅设计一个最合理的永久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之内，不同的个人会按照他们各自的计划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具有强制权的人应当“把自己局限于一般性地创造条件，使个人的知识和创造性有最好的空间，从而使他们能够最成功地进行计划”。他认为，只有自由主义计划才与他的知识论一致，才是科学的。

为了实行自由主义计划，哈耶克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展市场经济。他认为，正如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样，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等于个人自由。市场经济是他毕生都为之辩护和坚定维护的。他之所以维护市场经济，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致，是利用分立的个人知识以有效利用资源的唯一手段。哈耶克（2003）指出，“可见，保证我们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得到最有效利用的问题；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设计者所面对的任务，是要找出如何使这些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一个从事计划的结构，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们的全部相关细节。……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觉地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只能利用某种机制，它把具体的决策留给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去做，并为此向他们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那些具体条件。这正是各种不同的‘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市场经济是维护社会文明的关键。“在哈耶克看来，文明社会之所以优于原始社会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文明社会能够维持更多人口的生活；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在于工业社会能够增加多少人口数量而经济核算就是生命个数的计算”（安德鲁·甘希尔，2002）。据此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加文明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使人口大量增加，资产阶级“创造”和养活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尽管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仍然能够生存生活，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境遇也在持续改善。当然他也看到，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使一部分最贫穷人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但是他认为，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也未尝不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人们加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身上的很多罪名，其实应该归咎于资本主义前的制度之残余或复活：垄断要么是不够明智的国家活动的直接后果，要么就是由于没有弄清竞争秩序要平稳运行，需要某种合适的法律框架”。即，资本主义即使是罪恶的，也不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所留下的残余造成的。

哈耶克的制度自信

为了进一步批判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哈耶克提出和区分了人造秩序和自发秩序，并激烈批判人造秩序，坚定维护自发秩序，确立了他对自发秩序的制度自信。

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秩序（order），就是由人的知识所组织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系统），“即它是‘一种事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各样的要素（指个人的知识——引者注）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根据对整体中某个特殊部分要素的认识，去形成对其余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有机会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邓正来，2004）。因此，对知识的理解不同，必然导致对秩序的理解不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秩序。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秩序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秩序与市场经济的含义在逻辑上一致，他首先区分了Economy（经济）和交换系统（cartallaxy）。

在他看来，“Economy（经济）一词既指致力于一系列统一的目标而对资源进行的精心安排的组织，如家政和企业，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组织，又指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这类Economy 所组成的结构，即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国民经济或‘世界经济’，它们常常也被简称为‘经济’”。因此，经济与建构论理性主义一致，它与计划组合形成计划经济合乎逻辑，但若与市场组合就不符合逻辑了，因为市场经济应当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致。因此，哈耶克别出心裁，从词源上另找一词“交换系统”（cartallaxy）来指市场本身。“这种旧词新用的做法，主要的目的是强调，Cartallaxy 既不应当、也不能被用来服务于一系列具体的目标，因此对它的表现也不能根据具体结果的总和加以评价”。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市场交往系统”，达到了逻辑的一致。

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交往系统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秩序，与之对应，他提出了人造秩序与自发秩序。哈耶克的人造秩序就是“人为秩序”、“Taxis”、“Teleocracy”（目标的统治），指由人之计划或设想建构的计划秩序，主要是计划经济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我成长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行动结构”、“Cosmos”、“ Nomocracy”（规则的统治），指独立于人之计划外、在人之行动作用下偶然生成的一种秩序，主要是市场秩序。“自发秩序包括两个必要的机制，一是个人对具体情况的调适，另一个是人们对某些规则的普遍遵守……规则与个人调适构成了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全部内容”（靳玉英，2001）。哈耶克晚年在《致命的自负》中称之为扩展秩序，“意指这种自发秩序必须从家庭分工，扩展到国内的社会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这个过程是自发的”（靳玉英，2001）。

在他看来，人造秩序与建构论理性主义一致，自发秩序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致，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目的性与非目的性。人造秩序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其最根本特点是目的性，是指向特定目的，为特定人的特定目的服务的。自发秩序是在普遍规则约束下知识分立而有限的个人在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中不经意间自发形成的，不指向特定目的，也不为特定目的服务。因此，哈耶克把人造秩序称为“受目标统治的社会”即极权主义社会，而把自发秩序称为“法治社会”。二是封闭性与开放性。人造秩序是一种只有利于特定群体的封闭秩序而自发秩序是对所有人都平等开放的秩序，人造秩序是一种僵化而没有活力的秩序而自发秩序是一种充满活力不断进化的秩序。三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人造秩序建立在命令与服从关系的基础上，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权威，有权对下级实施强制性指挥。自发秩序以个人的意图和意愿为基础，只受普遍规则的约束，是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偶然产物，没有强制性。四是简单性与复杂性。由于人造秩序具有目的性、封闭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就简单明了，可以精确预测。相反，自发秩序没有设计者，没有整体的目的，有的只是个人的目的，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因此是一种复杂的秩序。五是非道德性与道德性。人造秩序没有自由平等，个人不能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不能因其而实现文明进化，因而是不道德的秩序。反之，自发秩序以体现个人自由平等的普遍规则作指引，个人能够自由追逐自我利益，社会文明也因之而不断进化，所以是一种合道德的秩序。

结论

总的来看，哈耶克的自信确实存在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他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主张人的认识变化发展的辩证观点反对孤立静止地看待人的认识的形而上学观点；二是实践证明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人造秩序缺陷和问题的批判比较有效，他所指出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如无法进行有效计算和抹杀个人的平等自由等，确实客观存在；三是他揭示了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如知识、信息、货币、价格、竞争、产权、公平规则等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充分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哈耶克脱离实践，主观地从个人立场看问题，割裂个人认识发展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关系，个人理性有限性与人类理性无限性的关系，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作为形式的资源配置手段与作为内容的社会制度的关系等等，从片面发展计划经济的极端走向片面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极端，以致不敢正视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相反却极力为其辩护，这就使其理论最终成为一种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而其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难免成为另一种“致命的自负”。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英]安德鲁·甘希尔著.王晓冬，朱之江译.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英]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英]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余波[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杨建飞，刘宏雄.经济哲学若干理论问题刍议[J].江海学刊，1999（6）

6.[英]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7.靳玉英.自由主义的旗手：弗·冯·哈耶克[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8.[英]哈耶克著.秋风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9.[英]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经济秩序论文篇5

到18世纪初，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式的经济停滞。只是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民族国家形成，市场经济发展、海外贸易扩张，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和推动下，才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世界其他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仍处在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的缓慢发展和经济停滞之中。于是就出现了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中的“大分岔”现象。

进入20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总体上也没有增进人类福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国家才真正从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中复苏，开始一波快速经济增长。随后，日本、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才开始各自的经济起飞，而到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初，世界上才有另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国、印度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较快经济“追赶”。尽管如此，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纠结于自己国内的制度安排、文化传统以及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只有较缓慢的经济增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人类社会近代乃至当代历史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大分岔”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是什么？人类社会正在向哪个方向演化发展？在回答这些宏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上，众多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史、经济史乃至跨学科的理论探讨和解释，已有大量专著出版。

人类进入21世纪“理性社会”后，这些宏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似乎挥之不去，到目前仍争论不休。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和巴里·R.温格斯特等三位作者，于200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正是要为这些宏大的世界历史与现实问题，给出他们自己的新解释。

20世纪80年代起，诺思、温格斯特和瓦利斯就多次合作研究，并共同发表学术文章。他们从暴力与社会秩序关系的理论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大范围和长时段社会变迁，最早发表的成果是2006年的《诠释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概念框架》。在2007年9月世界银行的“工作论文”系列中，诺思又与瓦利斯、斯蒂芬·B.韦伯以及温格斯特一起发表了《发展中国家的限制进入秩序：对发展问题的新研究》。上述两篇文章基本构建了本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到2009年，三人合作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专著便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在前两篇论文和这部著作中，诺思及其合作者以自己新近创造的几个概念和跨学科的宏大叙事，试图用“以论释史”的方法，揭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讨论并反思了人类诸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纠结、问题和机理。就此而论，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也显然是一本指向未来的理论论著。其写作宗旨，如果说不是在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仍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的国家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开药方”，至少也是想以史为鉴、以据说理，向世人标出他们所认为的通向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一块路标。

本书的三位作者中，诺思教授为名满世界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温格斯特则是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多年，现任国际新制度经济学社主席；第三位作者瓦利斯是一位经济史学家，曾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也是这部著作的主要撰写者。

诺思及其合作者提出，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着）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限制进入秩序”和“开放进入秩序”。他们还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在近现展的关键在于弄清从限制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完成了这一社会转型，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上开放和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原始社会秩序是指人类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食物为生阶段的早期社会；而限制进入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一万多年，并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指出，与限制进入秩序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是一种“自然国”。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发展到了开放进入秩序，而与其相匹配的政治形式则是一种稳定的民主体制。

在这些新近发表和出版的文著中，诺思及其合作者还对他们所认为的限制进入秩序以及开放社会秩序的各自特征及其运作机理分别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在限制进入秩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自然国中，政治与经济紧密绞缠在一起，国家设定受限的进入而创造经济租，租金又被社会精英阶层用以支撑现存政治制度和维系社会秩序。因而，在具有限制进入秩序的自然国中，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而言不是外生的，因为政府是经济中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同样，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来说也不是外生的，因为正是“经济租的存在建构了政治关系”。

正因为这样，限制进入秩序的特征是不断创生出有限地进入一些有特殊价值的权利和活动的特权，而这些特权又为国家内部的某些政治和军事精英及其集团所维系和享有，从而“产权的发生和法律制度亦为精英的权利所界定”。这样的社会安排，必然导致在自然国中“国家控制贸易”。

由于在限制进入秩序中，“一个自然国的维系并不依赖于非精英阶层的支持，他们并不能有效威胁国家和特权阶层”的统治，反过来他们也“无法信任国家所做出的保护他们权利的承诺”。由此，诺思及其合作者发现：“由于自然国具有建立在排他、特权、租金创造之上的内在力量，它们是稳定的秩序，因而，要完成其转型极度困难。”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信，依照其理论分析框架，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缺乏进入政治组织的情况下来保持经济的开放进入，或者换句话说，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竞争，因而“开放进入经济组织”与“限制进入政治组织”的失衡体制格局不可能永远维系。他们由此认为，尽管这种自然国“能提供一种长时段的社会稳定，为经济增长提供某种环境条件，但总存在蕴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从而“暴动和内战经常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新近撰写的文著中，诺思、瓦利斯和温格斯特也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观点：尽管在具有限制进入秩序的自然国中可以像开放进入秩序一样有法律，甚至有“法治”，但这些法律和“法治”只对一些精英来说才有实际意义。正如秘鲁制度经济学家狄索托在《资本之谜》一书中所发现，在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亦即在诺思、瓦利斯和温格斯特这里所说的限制进入秩序中，普通民众实际上享受不到一些法律、制度和特权组织（如豪华俱乐部）的好处，因为同样的法律和制度“在限制进入秩序中与在开放进入秩序中的运作是不同的”。

诺思及其合作者认为，正是这一区别，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对制度的经济绩效影响方面的经验研究中陷入极大的困惑：为什么同样的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为什么有些法律和市场制度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作用良好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就不怎么工作？为什么形式上相同或相类似的制度在不同社会体制中的经济绩效不同？

很显然，在诺思、瓦里斯和温格斯特看来，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秩序是“限制进入的，还是开放进入的”。对此，三位作者曾明确表示：“答案在于开放进入和竞争：所有这些机制在开放和竞争存在的条件下在运作上会有差异。自然国限制进入和排斥竞争者。这使一些组织的形成变得非常困难，使那些能协调民众反对政府的组织极大地受限。”相反，在一个开放进入秩序中，“政治竞争实际上要求众多大的、复杂的和良好组织的利益群体存在，以致不论在任何政治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他们均能有效地相互竞争”。由此，他们得出一个尤为重要的结论：“只有在经济竞争存在且有复杂的经济组织出现的前提条件下，可持续的竞争民主才有可能。”

当下，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世界经济衰退以来的缓慢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而中国则正处在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大转型前夜。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这本书的出版和中译本的发行，也许有其恰逢其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近些年，在国际上不断有新的关于人类社会大范围、长时段制度变迁的理论与著作出版问世，这本专著无疑是其中之一。这些新著的出版，无疑也意味着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自己内部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各国自己未来的选择。

经济秩序论文篇6

关键词：新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逐渐得到了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彻底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它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承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在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在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我们在了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的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二）自发秩序理论方面的缺陷。哈耶克基本上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重叠起来。这样，他的所有理论探讨和论证实际上也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辩护。然而，哈耶克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首先，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的不纯粹性。哈耶克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基础的，只能是那些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规则，而不是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他在这里强调的当然是那些起源于个人之间相互协调行为的习惯性规则，这些习惯性规则是众多自利的个人在做出各种相互独立的决策时无意产生的结果，在生成这些习惯性规则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发挥着作用：在起点的决定问题上，偶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一旦起点确定后，必然性将最终造就出一种均衡态。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论证并不成功，市场经济规则的出现和维持离不开某种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的推动和实施。其次，自由主义原则含义模糊。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给出了自由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的状态适成对照。在这里，自由概念的准确界定依赖于强制概念的确定。由于强制概念的混乱，哈耶克的这个定义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它根本无法对社会关系的性质做出判断。

总之，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摈弃其错误和糟粕，吸取其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启发借鉴意义的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2004.166.

经济秩序论文篇7

【关键词】共建共享 和谐秩序 科学发展 全体更富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成果共享”或“成果分享”问题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很多学者的重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党的十报告多处指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该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要求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富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笔者将这一思想概括表述为“共建共享与和谐的有机统一理论”，简称为“有机统一理论”。这一理论是党和全国人民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抽象和总结，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解释和发展是有意义的。

首先，共建共享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或者全体社会成员更加富裕。与单纯的富裕目标不同的是，我们明确提出的是“共同富裕”，准确来讲，即不断的共同更加富裕，这个过程也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过程。其次，共建共享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和谐的秩序。和谐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追求的秩序则是一种和谐的秩序。第三，共建共享的方法和手段是科学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发展，只有实现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总结为“一体”、“两翼”、“一目标”的“有机统一理论”。该理论内在地蕴含了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思想。共建共享在“有机统一理论”中居于基础地位，本文的主要内容即是通过以共建共享对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的影响为基础，而对该理论进行深入阐述。

共建共享与“秩序”之翼

“有机统一理论”中的“和谐”作为一种秩序，本质上是指社会成员行为之间的相对均衡、相对稳定与相对协调的状态。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利益等完全同质，或者将不同质的社会成员抽象为利益等完全一致的“人”，和谐秩序的讨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抽象本身就意味着和谐。所以，研究秩序与和谐的前提在于承认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的不同社会个体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单一社会个体形不成秩序与和谐，秩序与和谐必须讨论整个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富裕”中的“共”强调的正是整个社会中不同质社会成员的“共”，所以，共建共享不但为秩序和谐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对秩序和谐提出了要求。

因此，在理解“共”的主体即“人民群众”时，应该将之理解为由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理性水平和行为倾向的众多社会个体构成结构性概念。同时，人类是群居生物，人类出生以后必然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必然生活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追求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中。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具有不同称呼和涵义、可能在某些方面相互交叉的各类利益共同体：个体、家庭、企业、学校、军队等;集体、集团、群体、阶级、阶层、党派等;政府、机关、组织、农村、城镇等。“有机统一”理论中强调共，就是这些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势力、不同权力的社会主体的共。“共”字的基本涵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各得其获，同时又使各个阶层个体都有生存并且向上流动的希望和途径。这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良好秩序状态。但不同阶层安何位、尽何能、得何获，社会个体如何保障生存并向上流动，也就是如何形成秩序和谐，却需要规则的调节。

规则是用于激励、约束、引导和协调不同社会个体的行为的，而规则本身则是一个由多个子规则组成的复杂规则层次系统。社会规则总体上包括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包括个体习惯、群体习俗、硬性惯例等，各非正式规则之间要求保持结构合理与兼容;正式规则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例、部门规定、地方规定、政府政策等，各正式规则之间要求结构合理和相互兼容，而不能相互冲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规则还可以分计划经济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则。规则调节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秩序，也可以形成混乱的秩序，和谐秩序要求规则结构必须是合理的。具有合理结构的规则体系调节众多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共”的行为，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目前，我国微观上出现人与人之间缺乏安全感、公众与企业矛盾突出、公众与政府关系紧张等现象，中观上出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优化艰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等现象，宏观上出现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社会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等“中国式失衡”问题①，这些社会秩序不和谐的背后是各类社会个体行为激励和约束的失控，即社会规则结构存在问题。

规则体系内部的冲突，首先表现为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的冲突。比如计划经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强调等价交换。其次，是法则与其他正式规则的冲突。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我国公民对政府政策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较为缺乏。再次，一般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如我国《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等法律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冲突。第四，政府政策与其他正式规则之间及政策内部也存在冲突。第五，我国是一个典型的由传统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轨国家，因此，计划经济体制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规则的冲突在我国十分普遍。规则结构的矛盾、冲突、断层等不协调问题会导致主体行为失去约束，并对社会主体行为产生错误激励。规则结构的冲突为不同社会主体在同一事件中适用不同的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与政府密切相联系的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选择适用那些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利益最大的规则。社会和谐秩序形成的前提是规则本身具有普适性、公平性并为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受。而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规则适用上的不公平性，必然导致双方行为冲突和矛盾，社会秩序和谐就无从谈起。

共建共享与“发展”之翼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物质财富创造，即科学的经济增长。这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参、建、享和富。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社会中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的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包括了社会各弱势群体和普通人民群众，以他们的利益和发展为本，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共”。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发展的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因此，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中的有机统一。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要求实现共建共享，而共建共享的实现也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

保障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共参、共建、共享和共富的权利，对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对于提高各阶层、各群体社会个体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学者周其仁指出，正式制度对原来就属于并且其最终效果实际掌握在个人身上的个体私人资产的保护，可以真正的激发社会个体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从而有利于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及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对于保证我国公民共参、共建、共享和共富的权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许多社会成员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富裕方面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使社会财富和发展成果向少数社会强势群体集中，在需求方面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和成果共享不均。

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共参、共建、共享、共富权利得不到实现，将会直接影响科学发展的实现。一是，如果没有共建共享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是低下的，会导致增长与发展的脱节，经济增长就不是科学发展;没有成果共享的实现将会直接影响劳动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不公将导致贫富分化，影响社会个体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进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成果共享不公会通过影响需求结构从而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③。二是，如果共建共享无法实现，还将对我国总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成果共享不公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严重时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这都会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④。所以，共建共享要求实现科学发展，反过来，如果科学发展没有实现，共建共享也只能成为空谈。我国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非科学发展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思路和发展方案，如研究比较热的可持续、包容性、共享型、益贫式和集约型增长等。而要实现这些发展策略从深层次上都离不开共参、共建、共享、共富的实现，否则单纯从技术层面来强调科学发展而不解决深层问题，科学发展将难以实现。

理论的有机统一性

有机统一理论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共建共享、秩序和谐、科学发展、全体更富。其中，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应该与强势群体都能够实现更加富裕，并且最终实现共同的更加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目标。科学发展是指为了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更加富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并且发展过程要求以人为本，这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翼”。秩序和谐是指包括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个体行为和谐以及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和谐，从而形成一种协调、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翼”。而共建共享是对有机统一理论中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共同富裕的简称，是有机统一理论的“体”。理论中的有机统一讲的是以上这些因素之间的有机统一，可以简单称为“一体”、“两翼”、“一目标”以及“体”内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在中央各类相关文件政策和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中，多侧重于说明共建与共享的关系，一般认为共建是共享的前提、途径、手段和基础，则共享则是共建的结果、目标和动力，要求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关于共建、共享和和谐三者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和谐与共建共享等。笔者认为从严肃的论研究角度来说，这些表述或者研究缺乏一定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

首先，可以分析理论之“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在共参、共建、共享、和谐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再向前推理加上几个规则属性的维度。可在原有框架内加入决、参、权、法、宪、德六维。对由德到参，最后到富，这些概念本身属性就知，必然不只是某一或少数社会的行为属性和结果，所以，在这些概念之前要加一个“共”字。如此以来，就形成了从共德、共参至共富的系列分析维度，所谓有机统一则包括所有这些分析维度的有机统一，称为广义的共建、共享、和谐有机统一理论，简称广义有机统一理论，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从德到富一系列分析维度有相互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二，是共与德至富的逻辑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三，是从共德、共参到共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四，是指共建共享、和谐秩序、科学发展、全体更富五个因素之间是有机统一的。

其次，还应该以“共”字作为核心来分析有机统一理论的有机统一性。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共”的主体问题，它包括各个组织、党派、阶层、集团、群体。由于弱势群体在共的主体中处于越来越低的地位，而且弱势群体在我国公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目前强调“共”，更多的强调弱势群体的“共”。其次回答的是何为“共”。要求“共”并不是一拥而上，“共”讲的是同、均和等，“共”要求良好秩序，其本质是和而不同即和谐。就其内涵上来讲，“共”讲究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获。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是讲究效率与公平，各尽其能要求的是效率，各得其获要求的是公平，而各安其位实质上是一种资源的配置过程，资源配置手段包括集中计划权威配置和分散自主市场配置，不管哪种配置手段，都要求效率与公平。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共”。如何实现和谐的“共”？这需要结构合理的各层次规则的调节。第四个问题是共什么。“共”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共”改即共同参与改革，第二类是“共”建即共同参与建设。共改是规则形成层次的共同参与，共建是在规则指导下具体建设实践层次的共同参与。所以，“共”的内容可以分为：文化建设、法治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第五个问题是“共”的结果是什么。“共”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文化、法治、经济、生态、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表现为社会成员拥有更多更好的精神粮食、合法权利、物质财富、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最后，由于富、建此类要素本身并非绝对，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所以，理论中的有机统一是指动态有机统一理论。

最后，应该将“一体”、“两翼”、“一目标”结合起来研究有机统一理论的有机统一性。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即是有机统一理论中所强调的：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更加富有，此目标实际需要科学的建设、实践、改革和发展即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要求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均衡、协调即和谐，和谐的社会秩序要求保障结构合理的规则的实现。实质上共建共享不但通过规则影响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而且也会直接对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共建共享本身也就意味着秩序和谐和科学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李炳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的探索”，《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26～34页。

②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张贤明，文宏：“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实现机制的理念定位”，《理论月刊》，2009年第7期，第5～10页。

经济秩序论文篇8

关键词：江泽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

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含义

所谓国际秩序是指某一时期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着一定的目标，在某种利益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凭借其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垄断国际事务，侵略、压迫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然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命题。江泽民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在各种场合论述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多次重申这个观点。

在1995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他指出：“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向我们提出庄严而迫切的要求。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1]

在2002年4月，江泽民在出访德国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在以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1]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江泽民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应发挥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他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从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方面论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为各国正确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提出积极的建议，他倡导的一些原则，既有以往实行而又行之有效的，也有新提出并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这些论述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和谐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命题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同一时代的各个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上不可能是一致的，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该和平共处，这是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和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江泽民有过多次论述。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时，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欢迎宴会讲话中说“这种新秩序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因为这些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

1999年3月下旬，江泽民出访欧洲，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产生于五十年代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确立半个世纪以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是亚非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的有力武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的行为准则，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提供理论依据。作为国际法原则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不仅因为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它运转了多年，早已根深蒂固、约定俗成，还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既有道义层面的抽象原则，又有具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在这众多的要件中，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呢？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试图用某种单一的模式来套住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不现实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1]

1995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讲话中说：“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1]

1999年11月初，江泽民在访问沙特时发表演讲中说：“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1] 只有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通过交流、借鉴来取长补短，整个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60亿人民才能和睦相处，整个世界不仅不会单一化、同质化，还会变得更加和谐，更有生机和活力，变得更加兴旺发达。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有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是认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世界矛盾冲突的根源；二是认为只有欧美式的文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是最先进的，是普世价值，应该在全世界推广。基于这种理念，一些国家可以把本国的法律作为衡量别国体制的标杆，可以充当世界宪兵到他国指手划脚、行使权利，甚至动辄干涉他国内政……1991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看双方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应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1]

1995年5月上旬，江泽民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历史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世界经济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迫切。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1]

1998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中美关系时指出：“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大国应该站在推动历史前进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摒弃冷战思维，努力寻求和扩大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和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

世界是由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在于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中国哲学强调“君子和而不同”，推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彼此交流的起点，如果国家之间能够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将是一个太平的世界。

（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亮点是新安全观

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国家为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采用发展军备和与他国结成军事联盟的两种方式。殊不知这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导致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国家关系中的严重失衡。1999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1]

2001年7月中旬，江泽民在出访俄罗斯时，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和平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1]

新安全观是江泽民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各国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新安全观的理念被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采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发展中国家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末端，而既有的国际秩序与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改善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依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的正义事业，支持他们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1996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与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1]

1999年8月，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1]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这就注定了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虽然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对比中占优势，但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也有改变的空间。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发达国家已不可能抛开发展中国家为所欲为，它必须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便获取后者在重大国际事务或国际冲突中的支持与配合。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才能显示其力量和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江泽民在党中央工作的十四年里，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胸怀，深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及作用等问题，在许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从基础、核心、途径、亮点、主力军这五个方面深刻分析和论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重要思想，这些论述不仅使这一论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而且站在了人类道德正义的制高点。

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需要相应的国际和平环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几代领导人追求的理想。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生前曾说过：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应当为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并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时，鉴于自身实力的原因，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字眼，但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确是中国外交实践中的重要内容。英国路透社曾这样报道：“中国在自从共产党政府执政以来的22年中，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多事的国家壮大起来，达到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个国家在古代达到顶峰之后，曾沉睡了数百年，现在已经觉醒了，成为一个工业和农业上的巨人，世界的五大核大国之一。自从这个共和国在1949年建立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是在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时候，也一直对世界事务发挥深远的影响。”[2]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以后，审时度势，用宽广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在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这个倡导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多边外交活动等内容一起，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建国后中国外交的成功实践使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互利共赢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思维

全球化时代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共同繁荣息息相关。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做法丝毫不因中国国力的变化和地位的上升而动摇。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突出内容。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不断表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立场。正如他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3]上述内容是胡锦涛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念的新解读，特别是他对“新秩序”中经济、文化、环保内容的新见解，对于回应外界长期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重要的化解作用。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导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然而，伴随着“金砖四国”、“钻石五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昔日超级大国一家独霸的威风已经不再，区域组织的纷纷建立，“G20”在国际事务中活跃的身影，都显示这样一个迹象：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和各国人民一起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共同繁荣、国际关系民主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经济秩序论文篇9

[关键词] 《烟草专卖法》 价值取向 社会福利 经济秩序

《烟草专卖法》的价值取向是在贯彻落实《烟草专卖法》的工作实践中能够确切驾驭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坚定不移地践行《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体现公平、效率、自由、秩序的法律精神，提高司法效益、降低司法成本的重要纲领。本文对《烟草专卖法》的价值取向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和实践上的把握。

一、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

《烟草专卖法》对公众需要的满足，降低了公众从事烟草及其制品的消费、生产、交易、存储等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了公众从事烟草及其制品的消费、生产、交易、存储等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率，显示出“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的价值取向。

法的价值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烟草专卖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可以从它的每一个条文和整体框架显示出来。例如，以专卖形式确保国家税收的增加和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权衡轻重，统筹兼顾，用以“征税”代“禁烟”、以“专卖”代“控制”的制度设计保障着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这一具体的利益配置模式明确展示了《烟草专卖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这一绝对超越指向是《烟草专卖法》执行过程中，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错综复杂的行为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选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这一绝对超越指向就是《烟草专卖法》的价值取向。

二、法的价值的具体内容包括自由、秩序、正义、效率等。《烟草专卖法》在这四个方面展示出它的价值取向

法律保障和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公众权利的确切保障和充分维护就是自由。

对于《烟草专卖法》而言，《烟草专卖法》对公众包括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目标下的行为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选择的充分的自由。

法学上所言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是人的行为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选择的共同的约束：限制或激励不同种类的行为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

对于《烟草专卖法》而言，秩序提高预期水平，秩序降低交易费用。作为烟草行业秩序的维护者，《烟草专卖法》引导着经济运行趋向“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

正义是契约的性质：促进社会进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需要。

就《烟草专卖法》而言，对公众在烟草及其制品的交易、生产、消费、存储等环节中的行为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的选择，给予了现实历史条件之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约束。

效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就《烟草专卖法》而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且当前实行效率优先与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契合如一，是趋向“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由上所述，《烟草专卖法》的自由、秩序、正义、效率意蕴，共同展示出《烟草专卖法》的确切的价值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

三、《烟草专卖法》“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的价值取向有着多方面的具体表现

例如：国家战略视角下的《烟草专卖法》的利益配置；烟草专卖行业的价值观；烟草专卖系统作为国家公共部门的职能等。

同时，《烟草专卖法》 “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 的价值取向，有着多方面的功能：《烟草专卖法》价值取向是对烟草行业价值取向的引导和规范；《烟草专卖法》的价值取向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烟草专卖法》的价值取向对烟草文化的影响等。

四、结论

《烟草专卖法》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运行有序化”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对《烟草专卖法》本身有着重要作用：（1）使《烟草专卖法》成为保障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和促进经济运行有序化的一种制度机制；（2）使《烟草专卖法》有效提高烟草专卖系统这一国家公共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效率、降低职能部门的运行成本；（3）使《烟草专卖法》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价格竟争秩序、增强市场经济的财富增值功能。

参考文献：

经济秩序论文篇10

一、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的目的

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下的人类社会的条理化状态，也是法律规范下的主体生活模式，它是任何人类社会法律所共同追求的目的。何以有这一结论？

（一）法律及其调整起因于人类秩序的失调

由于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悠远，法律的起源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尚很难得出统一结论的问题。虽然学者们在此方面殚精竭虑，但因为对法律本身所采的立场完全不同，因此，结论亦截然相异。1如站在社会法学的立场，可得出法律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结论；在自然法学的立场，则会得出法律源自与人相关的自然精神的结论；而站在规范法学的立场，法律则又顺理成章地起因于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形成的强者的要求。不论人们如何理解，实在法（不论社会法学意义上的，还是规范法学意义上的）起因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冲突则是毫无异义的。倘若人类社会关系在无法律规范的情形下，因人们的行为而自然形成井然的秩序，那么，设定法律则无必要，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与此同时，人类的历史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结论，中国古籍认为：“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2这是说法律（刑法）的产生是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冲突紧密相关的。即使“周公制礼”，从根本上讲，也是针对商末以来社会关系的失序状态而使社会有序化的举动。后世历朝历代的制刑作礼行为，莫不针对秩序的紊乱、世道的浊浑。不仅中国如此，西方法律的发达亦可给我们以启示：在西方国家，法律最发达者不是那些实行土地国有或采邑制的地方和时代，而是那些通行商品化的地方和时代。雅典城邦高度发达的商业及其相关的法律，古罗马盛极一时的商品经济与同样发达的法律，中世纪沿海城市欣欣向荣的工商业及与此相适应的商法、海商法的发展等等，都表明了秩序状态与法律设立的必然关联。由于凡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和地方，必然同时也是容易导致失序的时代和地方，正是在此一视角，我们可深刻观察到秩序紊乱与法律产生间的内在关联性。

然而，秩序紊乱作为法律产生的原因仍不能说明何以法律调整以法律秩序为目的的问题。于是我们还需论证人类在秩序紊乱状态下，在社会冲突条件下所创生的法律，其目的不是使秩序紊乱的状态加剧，不是使社会冲突的情形更烈，而是恰恰相反：使秩序紊乱状态停歇，使社会冲突情形减弱；与此同时，一旦出现新的秩序紊乱和社会冲突，法律或者予以矫正，或者予以协调，从而恢复秩序的法定状态，使人类在有序的社会氛围中生存和发展。这正是法律产生的目的所在。不论人类历史上的具体法律其本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立法对秩序的这一宗旨要求却是同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所追求的是何种秩序。对此，我将在另文中论述。

总之，在法律起因于人类秩序的失调并意图调整这种失调从而达致秩序和谐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秩序对法律调整的目的性。法律调整的结果倘没有形成法律秩序，那么，秩序失调照旧，社会冲突依然。那样，有法律还不如无法律，因为此时人们对法律的热切期盼被冷却，甚至熄灭了！

（二）法律及其调整作用于人类社群生活的安排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是以有意识的社群方式存在的动物。这表明：一方面，人类是有意识的动物，这业已是现代生物学、人类学和哲学的常识；另一方面，人类是以社群方式生存的动物，这一特点，虽在许多动物界都有，但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是简单的群居，而是组合为独特的社群结构的生存。由于有人类意识作用于其中，所以，人类的社群生活方式是所有动物界最高级的社群生活方式。这其中包括人类有意识地使社群生活方式贯穿着一系列规则（其中最主要者为法律规则），自觉地或强制地使社群生活接受法律的调节。毫无疑问，法律是人类社群生活的一种最重要的秩序安排方式。

人类的社群生活，并不总是和谐地进行的。就事实而言，要维护一种和谐的社群生活，其成本之高要远甚于破坏一种社群生活。可以形象地说，对社群生活和谐的维护往往要难于上青天，但对社群生活的破坏却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人类必须以社群方式生存，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导致的人类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更加“个人化”，只是人类社群生活方式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而不是人类社群生活方式被个体生活方式所取代。这就必然预示着人类的社群存在的生活方式会不断面临来自人类自身的破坏。如果没有像法律般具有统一效力的自主认可或强制保障的规则，那么，人类的社群存在本身会变成悲剧的存在：或者是刺刀悬梁式的存在，或者是道路以目式的存在。在这种情形下，似乎也有秩序，但其代价之大、成本之高，不只是超出了人类的负荷，而且有悖人性之伸张。因此，在公开的、统一的、程序化的规则规制下的人类社群，就大大地优越于在裸的暴力高压下的人类社群。所以，法律有可能是专制的，但是再专制的法律，对于率性而为、为所欲为的个人和团体行为本身都是一种制约；对于人类和谐的社群生存方式却是一种有效的保障。

如果说，人类自产生以来的生存毫无例外地是社群的生存的话，那么，随着近现代工业生产和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社群生存方式更加发展到一个极致。尤其技术革命的发展及人类在网上的社群依赖性，使任何个人的破坏行为所致的不仅是对某个人的损害、个别受害对象的损害，而有可能是对全人类之社群生存方式的破坏。一个电脑黑客可以用很短时间公布一个跨国公司的全部商业秘密，破坏其程序编码，从而影响到世界各地和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也可能使世界股市狂跌，使核密码泄露，从而给全人类的（而不是地域的、局部的）社群生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可以说，技术理性时代的社群生活，从其外表看来庞大无比，但另一方面也脆弱无比。在一个古典生活中的人看来很小的故障，却有可能引致技术理性时代人类群体生活的高度恐慌，甚至崩溃。因此，如果说人类所有的社群生活皆需法律的规范调整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技术理性的时代，人类的社群生活更需法律的规范与调整。法律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人类社群生活的有序与和谐，就是对一切有悖于人类社群生活方式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警示和制裁，就是安排、维护、保障人类良好的社群（秩序化）的生存方式。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得出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目的的结论，即人类的社群生存方式决定了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社群生存，那么，法律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基本意义。

（三）法律及其调整直接顺应着人类秩序需求

社群生存的人，有各式各样矛盾的需求，我曾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设定为自由和秩序两个方面，两者分别源出于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3那么，何以不说法律调整的目的是自由或者既是秩序又是自由，而单说是法律秩序呢？这是由于倘若将人类的自由和秩序两者均置于放任的视角上，则自由可通过人们自发的行为来完成，而秩序却必须借人们的自觉去完成。自由需求及行为顺人们天性而来，但秩序需求及行为必须经过相当的生活磨练、精神修养和社群生存之后人们才可悟得。自由与秩序需求的这种性状方面的差异自始就决定了在同等条件下，从个别视角出发自由较易和秩序较难。4更重要的是秩序之难又影响了更大范围内自由的实现。从这一视角看，自由毫无疑问是法律调整的目的，但与秩序相比较，后者与法律调整的关系更为直接，或者说，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的目的，而法律上的自由是法律秩序所追求的目的（当然，法律上的自由从古至今有很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特权化”的自由；另一是“普遍权利化”的自由。两种自由模式分别代表了法律的两个不同时代），是法律调整的相对间接的目的，这正是法律规范本身大多以义务规则为主，而不以权利规则为主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凡法律不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即法律直接目的在秩序，秩序实现后的终极目的在人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这一原则具有合理性的原因所在。法律秩序对法律调整的这种直接的目的性，不论从法律产生之时，还是在其发展到现如今，均是显见的。

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分的秩序化现象（即因秩序而损害主体自由）的出现，人类通过法律调整如何使秩序由死序变成活序，即直接实现人们的自由越来越受重视，这正是近现代法律强调“权利本位”的原因所在，其所针对的大体上是国家权力本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由已取代秩序而成为法律调整的直接目的呢？我对之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权利及与其相关的自由是法律调整的直接目的，但法律上的大量自由却在法律之外，它需要通过一系列推定机制，法律规范对它所做的只能是认可，即权利推定的合法性授予。至于具体的权利及自由，并不一定化作详尽的规条。然而秩序却不是如此，由于秩序总意味着在外在层面上或多或少的限制，因此，秩序的弹性状态直接关系着人们自由的伸展程度。因此，它必须以法律规则来明示，亦即人们的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则明示，国家的权力必须以法律规则明示，违法的责任必须以法律规则明示。易言之，此三者，从应然角度看，决不允许在法外推定。否则，既无法律秩序可言，亦无法律自由可言。从法律中与秩序相关的规范必须明示、不能推定这一事实中，我们亦可知法律秩序之于法律调整的直接目的性。而法律自由，虽不乏对法律调整的直接目的的方面，但更多的法律自由，却是法律秩序在实现过程中所追求的目的，即是法律调整的间接目的。

（四）法律及其调整归根结底使人类的秩序需求有了实现的技术手段

从法治视角看，法律是近代以来人类所追求的重要目的之一。众所周知，西欧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期间提出了几个著名的口号，即以与神权相对的人权、与等级相对的平等、与奴役相对的自由、与偏爱相对的博爱、与专制相对的民主、与人治相对的法治。可以说，这六个口号皆是近代以来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在这其中，法治又对上述口号具有统摄性和包括性。人权、自由要反映为法律上的权利，民主要表达为法律上的秩序，博爱就爱人的成分而言要表现为法律上的公平。正是在此意义上，法治明显地是目的之目的，是众果之果。上述口号倘若最终落实不到法治这一层面上，那么，只能是不成熟的果，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果之花。既然法治具有如上层面的目的性，那么，又如何与秩序是法律调整的目的这一命题相圆通呢？

其实，法治作为人类上述诸追求的目的，只是一种过程性的结论，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结论。之所以是过程性的结论是因为当上述诸目的尚未形成具体的实现方案时，如何将其法治化便是诸口号共同追求的目标。而一旦法律明确赋予了上述诸种追求时，则它们连同法治一起均是法律调整的价值旨归。这些价值对法律而言均有目的性，但这是法律中的或法律上的目的，是法律内的价值蕴含。法律正是有了这种价值性，其必要性才更为显著。相反，倘若法律缺乏这种价值性，那么，其必要性便显黯然。上述诸价值或诸目的，在法律上又必须表现为法律调整下的秩序，没有法律秩序，那么，人权、自由、博爱、平等、民主等等均成美丽的海市蜃楼。事实上，法治之为目的，就在于其使上述追求秩序化，或者在秩序化状态下追求上述目的，因此，法治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状态，它是蕴含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正义等价值在内的一种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正是现代法律调整的目的。简言之，法治就是现代法律调整的目的。

当然，不能说任何时代法律调整的目的皆为法治化的法律秩序，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人类历史上的法律并不总是对应着法治，法律调整并不总是表现为法治化的秩序。如果法律自身盛载着奴役、专制、偏爱、神权、等级等等价值追求，那么，其调整的结果只能是暴力秩序，而非法治的法律秩序。但不论如何，法律秩序之为法律调整的目的这一结论均是成立的。

法律除了目的性因素之外，更多的内容则是工具性、技术性和操作性的，这就使法律调整成为人类目的实现的基本机制，更成为法律秩序形成的基本机制。法律的技术性状况是法律秩序这一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法律虽然具有技术性和操作性，但并不是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之法律操作性在技术水平上都是相当的或一样的，易言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条件下的法律总是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异。在此情况下，倘法律的技术水平高，则其调整的效果也理想，即法律秩序的形成也好；反之，如果法律的技术水平低，则其调整的效果便不可能理想，即法律秩序的形成状态也差。因此，强化立法时法律的技术性因素，可以更好地发挥法律调整的效果。当代中国法律的重要缺陷之一，就是其技术性因素较差，从而导致法律调整无法形成理想的法律秩序，有时甚至形成法律调整与秩序的对立局面，这是值得法学界和法律界深思的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有众多的价值或目的，因此，其调整相应地也有多元目标，但在这多元目标中，法律秩序乃是法律调整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的。那么，能否因此得出凡是法律秩序均具有正当性的结论即都是好的结论呢？这是我们如下需要论证并解决的问题。

二、法律秩序（法律调整目的）的正当性

之所以提出法律调整目的（法律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是因为就人类历史经验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秩序均是正当的，如人类历史上的所谓“铁血秩序”、所谓“高压水龙头下的秩序”等，并不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秩序，相反，它们是人类应当否定或尽量弱化的秩序。

（一）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秩序

在人类法律发达史上，曾经产生过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秩序。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的专制型法律秩序，与这种法律秩序相应的价值观念大致有帝王专权、等级特权、服从受命、国家至上、权力优位、官府本位等。帝王专权对应着最高统治者，等级特权对应着以官阶或社会阶层为特征的不同身份，而服从受命对应着广大的民众，国家至上使社会权利和社会要求得以冲淡，权力优位使主体权利（如果有的话）变成可以随意侵犯的对象，而官府本位使人民成了官府的受动者而不是主动者。大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秩序，主要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专制型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的形成，是和当时法律所追求的前述价值目标相一致的，即法律顺着如上价值目标调整，就必然会形成相关的法律秩序，这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法律秩序。在当代许多集权制国家仍然存在着类似的法律秩序。与前述第一种法律秩序相对的，则是上下互动或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民主型法律秩序模式。在这种法律秩序中，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宗旨。民主是君主的对立物，它意味着法治秩序与君主人治秩序的根本对立，也意味着人类政治统治方式的根本型变。自由是奴役的对立物，它意味着人类基本行动的自主和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人类社群生存方式由强制钳制型间协作自主型的转变。人权是神权的对立物，它表明人类活动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人之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为了神权的所谓神圣。人类的政治活动及其他一切活动倘若离开人的普遍权利之保障，则均是有悖于民主型法律秩序的内在要求的。平等是等级的对立物，它是民主的必然的逻辑展开，民主倘丧失了平等，那么只能是借民主的专制。即使在多数决定制原则下，对少数者的意见表达自由和所表达出的意见，必须设定保护原则，因为昔日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明日多数人的意见；同理，昔日少数人的立场，亦未必在未来仍是少数人所持有。这种宽容的保护，正是使民主的法律秩序得以保持鲜活的原因所在。如果说专制时代的等级制所实现的具体法律手段是身份制的话，那么民主时代的平等制实现的具体法律手段是契约制，所以，从等级到平等的价值转化，又是从身份到契约的技术转化。博爱是偏爱的对立物，虽然从思想源头上，它产生甚早，如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爱”，都有一定意义上的博爱的成分，5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博爱，却只是近现代以来的事，甚至直到目前在实现了民主制的国家，博爱这一崇高理想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方面。本世纪后期，随着人权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和社会普及，博爱的制度化才渐趋完善。综上所述，民主的法律秩序与专制的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价值内容截然有别，由此形成了两种法律秩序的分野。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对两种法律秩序进行正当与否的评判。其实，两种法律秩序分别有其所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简单地评判前者不合理而后者合理只是把今人的目光及判断强加于古人身上，把民主制法律秩序的理念强加于专制法律秩序。6然而，如果不是从动态视角而是从静态视角看，那么，民主法律秩序及其价值蕴含当然要比专制法律秩序更正当、更合理，更能代表人类法律秩序发展的方向。那么，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二）法律秩序正当性的理念

什么是法律秩序的正当性？要对其作出一个定性的回答是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对之作出框架性的描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将在下文中对法律秩序的正当性作一框架性设想。

黑格尔曾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7我们以往的理论家在批判此结论时常采取去头取尾的策略，这当然是不足取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粗暴的批评，而非以理服人的批评。不过，即使将该断语的前后两句话联系起来考察，从一般经验的意义上也可对之证伪。我以为以合理为前提来界定存在是有道理的，但以存在为前提说明合理性显然无道理，因为人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获取的存在但并不合理的情形太多了。具体到法律秩序，则虽然任何一种法律秩序均有其所存在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法律秩序都有合理性。法律秩序的正当性或合理性虽不乏实然性，但总的说来，它是应然性的命题，而法律存在却是一种实然性的状态。以应然性为主的命题来判断法律秩序的实然性，自然会查出一系列不合理之处来。因此，即便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但并不能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辨正了法律秩序的实然和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应然这层关系，我们可更好地解决法律正当性之框架问题。

1?法律秩序的适时性是其正当性的第一要素

不同时代的法律具有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要研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既要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进行预测性观察，也要站在“时情论”的立场上进行静态的观察。其中“时情论”所指的就是法律秩序的适时性。法律既是社会关系的调节者，同时也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既不能将商业经济时代具有可适性的规则置于纯粹的产业经济时代，也不能以产业经济时代的法律规则来处理和解决商业经济时代的纠纷。这样讲，并不是说在产业经济时代和商业经济时代没有共同的东西和共通的法律规则，只是说两个时代和两种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或相异的东西及规则更多。对秩序而言，共通的规则（如不准偷盗等）固然可一以贯之地维护人类从古至今的秩序，但它并不决定不同时代法律秩序的特定样式，只决定不同时代法律秩序的共通内容。如果法律秩序与特定社会时代的特殊要求不相适应，那么，它要么是超前的，要么是滞后的。而就法律秩序本身言，这种超前的或滞后的规则虽有可能导致某种实有的秩序，但在整体上其最终只能是规则设定的秩序，而不是实践化的法律秩序。因此，相关法律往往是废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在制定当时超越了中国特定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和所有权模式，因此，超越了时代的限域；而当所有制结构和所有权模式有了定的改革之后，它又滞后于新的所有制结构和所有权模式。因此，其大致上是一部难以发挥作用，并形成相关法律秩序的废法。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所谓适时的“时”，大体上有几个相应的经济时代，即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时代、以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时代和以知识信息为主的信息经济时代。不同的时代不仅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而且这种经济模式的不同必然又决定着人们社会关系状态的不同，如在产业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的内向性、人际团体的亲缘性和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等级性；商业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的外向性、人际团体的业缘性和人际关系的平等性。信息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又是何种状态？学术界尚未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是尚待学者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论如何，在不同的经济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正是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直接决定着法律秩序的模式，法律如能适时地调节这些社会关系，则在该法律调节下会形成与该经济时代相吻合的法律秩序；否则，法律如果不能适时地调节这些社会关系，则该法律的调节难以形成与经济时代相吻合的法律秩序，即法律不具有适时性，因此，即使在一定意义上形成相关法律秩序，该秩序也不具有适时性。

2?文化性是法律秩序正当性的第二要素

所谓法律秩序的文化性，是指其与不同文化类型的相洽性。如果法律秩序反映了相关文化类型的内在特质，则其具有正当性；反之，如果法律秩序并未反映甚至悖于相关文化类型的内在特质，那么，其不具有正当性。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类型是个可从两个视角得出结论的问题：其一是时序上的文化类型，如我们通常所谓封建主义文化类型、资本主义文化类型等。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类型划分。法律秩序对这层意义上的文化类型的适应和反映，是与前述法律秩序的适时性相一致的，即这一意义上的法律秩序的文化性就是指其适时性。其二是地域上的文化类型，如西方文化类型、东亚文化类型、伊斯兰文化类型等。这种文化类型必须以共时性为参照进行划分，即在同一时代或大体相同的社会进程下文化类型的差异性。这里所讲的法律秩序的文化性，指的就是在同一时序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类型的差异性对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影响。

法律秩序必须与不同的文化类型相一致，反映不同文化形态下人们的一般要求和主张。这种情形亦可称为法律秩序的民族性，恰如众所周知的萨维尼等历史法学派的主张那样。可以说，不同地域条件下截然有别的法律及法律秩序就是该地域文化的最集中的表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具有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法律应当自觉去适应文化对法律的支配力和要求，如伊斯兰世界的法律不能规定对“真主”不敬的条款，否则，不但不产生效力，而且会因此产生秩序的破坏，从而法律与秩序无缘。再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果法律公开否定家庭的功能，那么，社会秩序将因此而一塌糊涂，人们非但不能因法律而受益，反而因此而获害，这就使法律背离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特质。同样假如我们的法律背弃汉语文表达，而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文字表达，则必然会因国民普遍对之消化不良而难以实现，使法律成为废法。以这一标准来观照当代中国的立法，虽不乏对中国文化特质适应性的内容，但同时也不乏与中国文化特质相背反的内容。例如，仪式结婚乃是中国自古而然的习惯法，但这一习惯法在法律规则上却被登记结婚所取代，其直接后果不是推进了人们的婚姻观念，相反，却严重扼制了婚姻成立的健康发展和有效秩序，并因此带来了政府对未登记结婚者非理性的处罚。这是我国立法不慎重考虑其文化性的典型表现，结果是：一方面相关法律秩序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形成的法律秩序，也每每是失当的。

法律秩序的适时性和其文化性分别代表了其开放性和封闭性两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前者意味着法律秩序与时而变，后者意味着法律秩序因地而宜。今天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既是个因时而变（开放）的过程，也是因地而宜（中国特色）的过程。当然，法律秩序的文化性自身，也不排除一种法律秩序对他种文化类型的汲取和借鉴。从这层意义言，法律秩序的文化性并不完全意味着保守，或者这是一种必要的保守。

3?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是其正当的第三个要素

如果说法律秩序的适时性是其开放的应变性的话，那么，它还必须具有与此相反的属性才更具有正当性，这一属性便是保守的稳定性。如果一味强调适时性或应变性，那么，法律秩序便因流动不居而导向无序化、非理化。在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种法律秩序，从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如果不具有保守性，就不会有法律秩序的稳定性。而倘若法律秩序不具有稳定性，其也就不具有秩序固有的特征。任何一种法律秩序，都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制约，制约要求人们行为的保守性。因此，这里所讲的保守性不是从贬义而言的，而是就该词的中性特征而讲的。

那么，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是否就意味着其文化性呢？或者两者所表达的意思是否一致呢？前文有言，法律秩序的文化性本身意味着其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如果认为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那么，再在此单独开列出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何以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是所有法律秩序的固有要求，法律秩序的文化性则因不同文化类型而有所不同。不论是法兰西文化下的法律秩序、英吉利文化下的法律秩序、美利坚文化下的法律秩序还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下的法律秩序，对于稳定性的要求是完全相同的，即文化类型及其引导下的法律秩序类型的差异，并不否定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或者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是所有法律秩序的共同特征。正因如此，法律秩序的文化性所体现的是不同法律秩序间分割的保守性，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所体现的是不同法律秩序间统一的保守性。文化性表明不同法律秩序之异，而稳定性表明不同法律秩序之同。前者是具象的分析，后者是抽象的结论。由是可见，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不同于其文化性，至于两者各自的视角（前者重状态，重一般性；后者重内容，重特殊性）之异，则更为明显。

法律秩序之所以需要稳定性，在于任何一种法律秩序，都是为了给人们一种现实的安全和未来的预测。即通过法律，人们既能感到安全保障，又能预测到某种行为将会得到何种后果-肯定允许的？否定禁止的？表彰奖励的？惩治处罚的？等等。如果人们不能从法律秩序中得到这种事先的预测，那么，则表明法律秩序的虚无；如果人们依照某种法律得出的预测届时难以兑现，也表明法律秩序的不稳定。这些情形，均使法律秩序在事实上丧失，使人们面对法律，却不知所措，这当然使“法律秩序”与正当性无缘。换言之，只有稳定的法律秩序，才是正当的法律秩序。

4?法律秩序的公共性是其正当性的第四要素

公共性是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法律秩序共有的追求。即使人类历史上最专制残暴的法律，也不会公开申明其与公共对抗，相反，却必须借公共的旗号建立法律秩序。只是因古今中外公共观的截然不同，导致法律秩序所体现的公共内容大相径庭，如希特勒的法律中表现的公共观与《联合国》表达的公共观相异，西方近现代的公共观又与中国固有的公共观有别。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法律中的公共观因时而变，如当美国法律在选举上对妇女和黑人加以歧视时，其公共观只是男子的公共观和白人的公共观，而妇女和黑人只是男人和白人公共歧视的对象。后来其宪法随女权运动和黑人运动而修正，表明对前述公共观的修正。从抽象层面言，人类的公共观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国家主义的公共观，它强调国家对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全权代表性，因此，国家的命令就是公理，服从它就是服从公理，支持公共。一种是社群主义的公共观，8它强调社群对于公共的代表性。而社群的生成，却有截然不同的逻辑根据，大致说来，又有三种情形，即强制的社群，由此形成的社群主义公共观与国家主义公共观大致无异；亲缘、业缘或地缘的社群，这种社群以人们间形成的自发的或自觉的关系为根据，是一种最正统的社群主义公共观，即强调人们因各种因缘而结成的社群的至上性和公共性；自主的社群，由此形成的社群主义公共观与如下要谈及的自由主义公共观有关自由主义的系统论述，9又大致无异。再一种是自由主义公共观，它强调个人自由对于公共价值形成的意义，即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自愿，才是对公共的尊重。只要这种个人选择和个人意愿并不违背大众的利益，就应在法律上予以尊重和肯定。上述三种不同的公共观分别形成了国家主义的法律秩序（如当代中国）、社群主义的法律秩序（如北欧国家）和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如美国、英国及中国香港）。三种不同的法律秩序分别实现着各自的公共目的。在当今世界，虽然各种不同的公共价值因文化的交流而日益渗透，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不同的秩序观影响下的法律秩序在当代世界的共存。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因公共观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法律秩序，但任何一种法律秩序均毫无例外地强调公共性。虽然不同的公共性尚有价值评判的优劣，但公共性自身对法律秩序而言却是必备的要素。倘若法律秩序失却公共性，那么，其便是非理性和失当性的代名词。当代中国的法律，虽然标举公共的旗帜，但因之而成的法律秩序的脆弱并未实在地使公共价值以更大体现，这是由于规则的公共性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同时，和规则相关的组织、行为、观念、监督等与规则追求的公共要求尚不配套，其中人们观念与公共要求的差距更远。诚如梁启超在上世纪末所言：中国“日即衰落”的原因在于“公共观念之缺乏”。10此种情形，百年之后至今依然。这迫切要求我们对法律秩序之公共性的关注。

前述四方面，构成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完整体系。那么，法律调整对这种正当性的意义何在？

（三）法律调整技术与法律秩序的正当性

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大致是一个价值性的概念，虽然，法律秩序的适时性、文化性等等是可以借一定的技术手段予以测评、定论的问题，但这些概念自身主要是价值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要使这些价值性的内容在实践中得以再现，必须以一系列法律调整的技术手段予以处理。如果说法律秩序是一张经纬有度的网的话，那么，法律调整的技术手段便是勾织这张网的梭。网绳及其结构表达的是网的质的因素，而梭所展现的是织网的技术因素。法律调整技术之于法律秩序而言，正是这种基本的技术手段，没有这一技术手段，则无法形成法律秩序。

这种调整手段诚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其一是以主体自主为机制的法律调整；其二是以国家（社会）强制为机制的法律调整。法律调整的前一技术手段要求在法律规则和法律主体间产生必要的内洽，即法律主体在心理和行为上服膺法律、谨从法律。规则内容与主体心理和行为的大体一致，是一种最有效的法律调整方式，也是法律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也需要从法主体良好的法律素质，包括法律心理素质和法律行为素质。它既需要一种文化的系统营造，也是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在西方法治型文化氛围下，所通行的正是这种以主体自觉为主的法律调整方式。之所以能够通行，一方面在于文化类型-法治型文化的自然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法律规则自身与人们心理需求的一致性。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西方独特的法律秩序结构，也使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成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学习乃至效法的对象。固然，直接师法西方或法治文化传统并不必然使师法者形成统治秩序，但通过学习对西方法治型文化下法律调整技术的方法借鉴-以主体自觉来推导法律的运行，实现法律秩序，是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必要的和必然的过程。中国法制现代化固毋须对西方法治亦步亦趋，但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当是公理。当然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有积淀数千年的规则的自觉调整方式，这在礼仪调节中更显其要。可以说，现代法律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民事法和行政法的内容，只是礼仪（从形式层面言）向法律的转化。有人将民事法称为“礼法”，11其基本旨意是大致不错的。我们更进一步的意思是如何借助中国古人对礼仪的高度自觉（在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对礼的这种自觉依然抱持高度的自觉和内心的热忱，这不仅是学者们考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12而且是笔者作为一个偏远地区农民的儿子几十年来的切身体验，这种体验即使用再传神的妙笔也无以传达）推进人们对法律的高度自觉。这其中涉及法律自身的文化性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对这种方法的借取和有效转化，乃是推进中国法律调整技术趋向于自觉式调整的有生力量。

当然，在强调以主体自主为机制的调整方式时，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强制方式的必要性，其基本原因在于实践中违法行为的不可避免性。再公正和最宽容的法律，也不可能全面地无以遗漏地涵括人们所有的价值追求。既然在社会上存在着与法律相异的价值追求，那么，必然会产生体现该价值追求，并与法律相冲突的行为。更何况法律并不能消除人们的实践过失，甚至法律自身亦不时有过失。法律既是一种正面的宣告，也是一种反面的预防。没有社会冲突，没有与法律相对抗的行为，那么，设立法律的必要性便大可怀疑。这些，正是法律须借助国家强制调整的原因所在。强制之于法律调整技术的作用，实际上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隐含的强制，即在法律运行和调整之背后必然性地存在强制机制；二是实在的强制，即因违法行为的出现而施加的法律强制。法律的强制调整技术照例是法律秩序正当性不可或缺的方面，如果面对屡屡破坏法律秩序的现象，而不见强制力量对这种行为的追加，那么可以肯定这种法律秩序具有非理性。

法律的自主性调整技术和强制性调整技术在实践中必然是交互使用的。一味依赖前者，其实是过分相信自主的力量，它的可能的逻辑取向是人们因自由而放弃约束，从而导致托克维尔引用格言所担心的那种情形-“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3因为人性的不健全不是指某些（个）人，而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法律调整就是针对人性本身的缺漏而产生的。恰当地运用主体自主和国家强制，自律调节和他律调节两个方面，是法律秩序正当性的必要技术保障，失却这一技术保障，法律秩序只能停留于价值性的预设，而无法转化为实践性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参见周长龄：《法律的起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以下内容；古棣、周英：《法和法学发生学-法和法学的历史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以下内容；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以下内容。

[2]《左传·昭公六年》。另，武树臣先生据《说文解字》认为，这里的“乱”，“亦作‘治’解。开国大治，始立法制”。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注①。

[3]参见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以下内容。

[4]当然，从整体视角观察，自由之实现比秩序之实现则要困难得多，因为自己需要秩序与之同在，而秩序却并不一定要求自由与其同在。

[5]虽然，儒家囿于礼而倡导爱的等差，但在等差间所充溢的仍是仁爱，而不是疏离和恨，因此，到了孟子便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明显的仁爱立场。

[6]亚当·普里泽沃斯基认为，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冲突的偶然结果”。（参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9页以下内容）。这启示我们，专制往往是社会冲突的常态结果，而民主却是其变态结果，因此，维持民主比实行专制一般要困难得多。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8]有关社群主义的系统论述，参见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这里只是借用了“社群主义”这一概念，其内容未必与社群主义尽同。

[9]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秦立彦：《面对国家的个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

[10]转引自《公共论丛·写在前面》，三联书店1995年版。

[11]参见刘大生：《法律层次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