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艺术论文十篇

话语艺术论文篇1

关键词：雅舍 张力 期待视野 文本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2）04-0089-03

作者简介：蒋长兰（1969―），女，江苏如皋人，教育硕士，江苏教育学院如皋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教学。

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雅舍》以“序”的形式立于其文集《雅舍小品》之首，开启了“雅舍体”散文的创作道路，成为透视梁实秋先生“雅舍现象”“雅舍精神”的窗口。老舍先生曾说：“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P.50 ）那么，《雅舍》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散文经典，是因为作品本身具有艺术价值方面的文学特质。基于此，本文意在从《雅舍》文本话语艺术张力的角度探讨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张力”一词，原为物理学专用术语，即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在其内部产生的牵引力。后来，该词被借用到艺术研究中，指艺术文本内部诸要素排列组合中生成的紧张关系，并聚增为超常的、能洞穿读者惯常感觉心理的势能。文学理论中，第一个确切地提出并使用“张力”这个概念的是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他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 （P.130 ）从那以后，张力就成了文学批评中进行描述和评价的通用术语。文学张力说认为，文学的各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因素之间存在着张力并构成张力场，且对作品的艺术性明示着或潜藏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后来受接受美学影响，研究者们认识到“张力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内部，而且更存在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读者的接受心理之中”，?? （P.79 ）认为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自身的心理期待在与作品的碰撞与互渗过程中，也充满了既统一又矛盾的心理张力，维持阅读心理的动态平衡。” ?? （P.79 ）总之，文学张力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它直接关系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一、读者的心理期待与《雅舍》文本话语之间的艺术张力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往往是带着一定的心理期待阅读文学作品的。这种“心理期待”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素养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当这种“期待”遭遇到作品的颠覆时，读者的心理会失去平衡，审美情感会暂时被压抑，从而构成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对立冲突的心理张力。这种张力能唤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使读者主动调整与作品的关系，调动自己全部的心理能量进行新的积极的思考，扩充、丰富期待视野，最终使期待视野与作品在新的高度上达成融合与统一。正如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所言：“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 （P.340 ）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就蕴涵着读者的心理期待与文本话语之间的艺术张力。

初读《雅舍》，读者一般都会产生“文不对题”的阅读感受。因为大多数读者凭着自己对“雅”字语义内涵的理解，会推断梁实秋先生笔下的“雅舍”是一座典雅、别致、舒适、惬意的住所。然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雅舍》文本话语几乎完全颠覆了读者的这种心理期待，梁实秋笔下作为居所的“雅舍”只不过是一处结构简易、行走不便、环境嘈杂、陈设简朴的“陋舍”，甚至连房屋最基本的功能――遮风避雨，都不具备。文中一千多字描写“雅舍”的文字完全突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阻碍了读者的阅读思路，形成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与“雅舍”文本话语之间互相冲突的张力。这种张力延长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它能刺激读者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对“雅舍”内涵的理解，深入思索这样的问题：“雅舍”不雅，梁实秋为什么要以“雅舍”命名呢？“雅舍”中“雅”字的意蕴在文中究竟指什么？而这些质疑与思索又会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心理潜能，激活读者的审美注意，唤起其探究《雅舍》文本深层内蕴的阅读欲望。这种张力让读者抵达阅读目标前有一个来得及咀嚼和享受的过程，并为这个过程做足功课，这比瞬间实现更有价值。

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当读者读到“‘雅舍’最宜月夜……”及“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 （P.4 ）等文本话语时，读者会获得“小舟撑出柳阴来”的意外喜悦，先前被压抑的审美情感在这里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雅舍》的意义内涵及梁实秋先生的人格、境界、审美意趣等都蕴涵在这些文本话语中。深入解读这些话语，读者就能领悟“雅舍”之“雅”不在于作为物质形态的那两间平房，而是居住在这平房里的作者――梁实秋先生，他有一种淡定苦难、诗意栖居的豁达心境，有一种困境中寻觅生活情趣、陋舍里品出人生雅意的儒雅情怀。至此，读者会因探究与挖掘出了作品的奥秘与内蕴，扩充和丰富了自己的期待视野而感到欣慰与满足，从而达到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张力平衡。

二、《雅舍》文本话语内在的艺术张力

文学作品文本张力的构建主要有两种基本范式：一种范式是同质元素的叠加、聚增。如杜甫《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于杜甫这样的古代文人，“别家去国”本身就是令人愁苦悲伤的，何况是万里漂泊且“作客”，又在“落木萧萧”的深秋时节，于百病缠身的垂暮之年，孤独地“登台”望远。经过逐层叠加，蕴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沉郁悲抑的感情被聚集成了一种能穿透读者心扉的强大心理势能，触动读者的审美感知，感受诗歌殊深的艺术魅力。另一种范式是文学作品文本中异质元素的悖论式组合。如“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葱翠的芳树、妖娆的山花、清脆的鸟鸣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美丽迷人的春山春景图，但诗句中嵌入的“无人”二字完全消解了自然美景的意义，行走在春山中的抒情主人公心间满装着无限的哀愁，无心观赏身边的美景佳境，山花只能自开自落，鸟儿只能徒然鸣叫。自然景物之美与诗人内心之愁形成了对立冲突且又悖论式地并存于诗行中，从而产生能穿透读者审美感知的强大势能。梁实秋《雅舍》文本张力的构建就使用了上述两种范式。

话语艺术论文篇2

平时教学，虽然不会有初次登台的紧张与不安，但要做到上课思路清楚，讲话条理清晰，课前肯定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否则，教师会越讲越混乱，学生会越听越糊涂。教师应对教材做深入钻研和细致分析，精心组织教学语言，甚至要预设课堂导入、过渡与结束。一堂课，40分钟，教学内容不会是单一的。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为主，什么为次；什么内容应该贯穿课堂始终等，教师应在这个“次序”上多动脑筋。书面表达往往可以多线索，多层次推进，但课堂语言属于口语表达，最好采用单一结构形式推进。吕不韦《吕氏春秋•用民》“壹引其纲，万目皆张”，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这些均说明了只有课堂脉络清晰，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这样课堂内容就会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前后连贯，学生听课才会抓住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课堂语言要力求简明扼要

语言表达要简明，是一个重要的语言能力。“简”是量上的要求，用尽可能少的语言符号传递尽可能多的语言信息；“明”是质上的要求，指表达效果要佳，表达的明晰度要高。语言表达简明，也是学生所应具有的语言能力，故而教师课堂语言的简明就应给学生示范性效应。同时课堂时间又具有短暂而有限的特点，简明扼要的课堂语言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提高课堂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课堂语言表达，若冗长繁杂，势必造成教学重点不突出。

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中注意课堂语言的凝练性，以有利于学生从教师洗练的语言中一下就能把握住每句话、每节课的重点，更好地领悟教师的意图。如在讲授《离骚》这首古诗时，我考虑到高一学生文言底子较薄，其中一个班，就一字一句的给他们翻译串讲，面面俱到，生怕有遗漏。而另一个班我让学生朗读感知，并结合注释自行理解诗歌大意，然后再简要点拨和关键强调。而作业情况，后一个班远远好于前一个班，学生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比较到位。

因此，教师应在备课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吸收能力，精心设计课堂语言，高度概括，言简意赅，这样学生听课才抓得住重点，突出记忆，印象才会深刻，才可能在最短的课堂时间内有最大的课堂收益。

课堂语言要富有时代气息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新事物新信息大量涌现，而这些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语言的变化。因为语言的功能是用于表达交流，它势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特别是网络，已成为一个容量巨大而又变化迅捷的信息媒介，网络语言就是充分例证。网络热词的大量涌现，就反映了社会生活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当前流行文化。一方面极大的丰富了汉语词汇，使汉语语言表达灵活多样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其构成情况比较复杂，作为一线的语文教师，不仅要感知这些变化，同时也要慧眼识珠。

不仅要善于利用网络更新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语言，与时代同步；同时也肩负着引导学生去粗取精，选择性运用新词新语的任务。比如新造词“特首”是我国成功实行一国两制后，对香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称呼；“雷人”指出人意料且令人格外震惊的举动或事件；“给力”表示给劲、带劲。

而又有旧词载新义，从而成为新词语。“豆腐渣”原是制豆浆剩下的渣滓，近年来被人们用来比喻劣质产品。“下课”本意指学生一堂课结束后休息，现泛指停止某人的工作。教师在课堂上，适时恰当地使用新词新语、网络热词，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不仅可以让学生感知教师的不断求知与上进，也可以让课堂语言变得生动鲜活，让语文课堂生动有趣，收效颇丰。

课堂语言要风趣幽默而不失睿智

一道佳肴，不放适量的佐料，尽管原料珍贵稀有，长时间食之，也会食之无味。其实教学也是这样，每天都是那几节课，那几个学科，那几位教师，如果课堂不注入新鲜的东西，都是简单轮回，再有学习激情的学生都会厌倦而降低学习效率。此时，除了新知识的注入外，能够直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就是睿智而风趣幽默的课堂语言，它就好比一味强有力的调节剂。前苏联教育家斯雅特洛夫曾说：“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妙趣横生的课堂语言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强力催化剂。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兴趣。”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学生的学习兴趣才是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最关键因素。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没有积极主动地学习诉求，他对学习的愿望和情绪就会低落，学习效率理所当然也就很低下了。而风趣幽默的教学语言，可以黏住学生，激发起他的学习激情，让学生感到课堂新奇多趣，消除学生的课堂疲惫感，吸引学生认真听讲，积极主动地思索探求。而风趣幽默的语言体现的应该是睿智，而不是简单低级的逗乐。

话语艺术论文篇3

要注意语言的启发性

很多学生之所以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与教师长期的灌输式教育也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很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往往会花上很多时间把教材上的知识点一一总结归纳，然后在课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劳动成果一丝不差地“丢”给学生。这种“喂食”式的教学方式虽然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却也剥夺了学生思考的权利。

要知道，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年龄段，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让他们单纯地扮演知识容器的角色，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政治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些启发性的语言来告诉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喂进”学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给学生上到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积极的生活态度》这节课的内容时，在说到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长篇大论地给学生讲授树立目标的重要性，而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某研究机构曾经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的内容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拥有目标，测试结果显示，在这个班级中，有20%的学生有明确而远大的目标，55%有模糊的近期目标，而25%的学生则表示没有目标。

20年以后，这家机构对当年参与测试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拥有明确目标的20%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了社会上的杰出人才，而拥有模糊目标的学生则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层，至于那些没有目标的25%的学生，如今的生活状况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处于社会的低层。通过这个案例的启发，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要重视身体语言的运用

在教学语言中，身体语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明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懂得运用身体语言，有的教师一堂课上下来，脚步基本上就没有迈出过讲台以外，更谈不上身体语言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口头语言以外，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等都属于身体语言的范畴。

话语艺术论文篇4

艺术符号构成了美学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按照莫里斯符号学的观点，如果从符号的语形、语义、语用要素及其互相关系分析一个符号，则该符号可以得到全面分析，由此相应产生符号学的三个组成学科：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同样道理，对于艺术符号的分析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上文讨论艺术符号的特异性时，已涉及这三个方面。关于艺术符号载体与所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属于语义学范畴，关于艺术符号结构的分析属于语形学的范畴，关于审美知觉的分析属于语用学范畴。相应于一般符号学的三个组成分支，莫里斯也区分了美学符号学的三个组成分支：美学语形学、美学语义学和美学语用学。莫里斯将美学语形学的任务界定为“详细阐述一门适用于讨论艺术符号之间语形上或形式上的相互关系的语言”。众所周知，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为莫里斯的语形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作为科学话语的语形学，逻辑句法学能为美学语形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迪。逻辑句法学中的一些概念，如初始术语、初始语句、形成规则、转换规则、后承关系、演证、派生等同样可以应用于艺术话语的分析。在艺术作品中，一些常用的特定艺术符号载体可以被称为原始艺术术语，这些原始艺术符号载体起初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即遵循了形成规则。从一些艺术符号组合可以得到另一些艺术符号组合，这体现了转换规则和后承关系等。当某些艺术符号组合与另一些艺术符号组合关系一致时，我们称之为有效的，否则为无效的。按照莫里斯的设想，我们可以像卡尔纳普用逻辑句法学分析科学话语那样，开发出一门专门语言来分析艺术作品。莫里斯对于美学语形学的发展充满信心。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迎合了当代学术界对艺术符号载体分析的重视，拓宽了符号学的视野。语形学不足以充分分析符号，而语义学则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补充的符号分析工具。同样地，美学语义学对于艺术作品的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上文中关于类象符号与非类象符号的区分以及把艺术符号界定为类象符号的做法都属于美学语义学的范畴。把艺术符号的所指谓描述成价值特征的方法以及关于艺术符号与客观情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都隶属于美学语义学。不同类象符号所组成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类象符号，这一过程体现了不同符号的语义规则联合起来形成界定单一符号的单一语义规则。艺术真实性问题也被莫里斯归入美学语义学。美学符号的真实性与科学符号的真实性是不同的。在逻辑和科学中，一个符号若具有所指称，则是真实的。而关于艺术符号真实性的判断则是从语义学角度证实艺术作品是否与某对象或情境的价值结构类象。莫里斯同时指出，应区别艺术作品本身真实性问题和关于艺术作品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后者是科学话语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美学语用学主要处理的是艺术符号与创造者及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上文所讨论的审美问题。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艺术符号实施的交流问题都属于美学语用学问题。美学语用学问题集中于一个问题，即艺术所起的作用问题。莫里斯认为，一般来说，艺术符号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是：用符合完成行动的价值来控制正在进行的行动；一个特定的艺术符号载体以客观的形式呈现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法。艺术符号是实现艺术作品的手段，艺术作品本身也是一个艺术类象符号，因此，艺术作品与艺术符号载体具有相同性质的存在。艺术符号载体以及艺术作品的类象性质使艺术既具备满足功能，又具备工具功能。由于艺术符号载体直接包含了所指谓对象的价值特征，因此，艺术家可以将自己的心愿融入到所建构的世界中，解释者可以直接从艺术作品中得到满足，又由于艺术作品的要素符号载体所表征的价值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并且艺术作品间接地呈现这些价值，因此，这些价值在其他价值情境中起到工具作用。推而广之，艺术家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可能为许多其他问题提供了解决模式，相应地，他就会用艺术作品表征、说明和推进一群人、一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的价值结构。莫里斯历来强调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在符号学中的统一，同样，他认为，美学语形学、美学语义学和美学语用学应该统一在美学符号学整体中。仅局限于一个维度的美学理论是不完整的。例如，形式主义只关注艺术符号的语形维度、社会学批评只关注艺术符号的语义维度，而接受美学则仅关注语用过程。历史上，不同的美学流派通常只关注三个维度中的一个维度，而把其他方面的描述看作是曲解。这种分裂的研究局面不利于美学理论的发展。因此。莫里斯强调美学符号学的整体性，只有按照这个整体，美学的各个组成分支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关系才能够加以讨论。

二、符号学视野下的艺术话语用符号学方法分析

艺术话语有什么优点呢？莫里斯认为，从符号学的宽阔视野看待美学问题，可以使艺术话语的特征呈现出来。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艺术话语不仅对于美学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考察艺术与人类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艺术作品是符号的观点很容易理解，但把艺术看作一门语言或一种话语形式却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特别是关于是否把那些非自然语言艺术（如音乐和绘画）看作语言，是值得讨论的。苏珊•朗格（Susanne）虽然承认音乐和绘画是符号现象，但不承认它们是语言，因为这些艺术中没有自然语言中那种具有相对稳定意思的词汇。参照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Martinet.A）所提出的语言分节观，非语言艺术缺少自然语言的双重分节（doublearticulation）性质。莫里斯认为，决定艺术是否是语言，不应局限于是否具有词汇这一标准，更重要的标准是艺术在功能上能否像语言一样以相似的方式做出相似的意指，如果在艺术分析中重点考察艺术符号的类象性，则音乐和绘画的语言特征就会令人可信地得以保持。在莫里斯看来，一首音乐或一幅画将其材料主要建构成类象符号，然后把这些类象符号建构成一个单一的复合类象符号，并且能以这种方式意指任何能够用类象符号所意指的东西。当然，绘画并不局限于意指所能看到的东西，音乐也并不局限于意指所能听到的东西。虽然艺术作品有时依赖于语言的解释，对于某些交际目的来说，没有语言那样有效，但对于另一些目的来说却比语言更有效，并且在意指内容和方式上，与语言功能不相上下。因此，莫里斯断定，他找不到任何强制原因不把艺术看作语言。把艺术作品看作类象符号，而类象符号可以以任何意指方式意指。一个类象符号可以指谓，也可以评价或规定。正如皮尔士指出的，写有姓名的一张照片与关于照片中人的描述同样是一个陈述，类象符号可以以指谓方式进行意指，漫画符号可以对某物做出评•170•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价，即艺术符号可以以评价的方式作出意指；类象符号可以作出规定意指，如交通符号中的禁行标志意指了一种规定性的命令。绘画和音乐也可以用作许多用途，如传递信息、做出评价等。虽然莫里斯把艺术看作语言，但艺术与自然语言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类象符号的主导作用。作为类象符号组成的艺术语言与自然语言相比，在意指方面的优势不在于指谓意指和规定意指，而在于评价意指。类象符号并不胜任充当科学陈述的完全载体，图表通常用作语言的辅助工具，因此音乐和绘画并不是科学话语的理想材料。类象符号也不是做出规定的理想符号，充满规定要素的宗教话语并不能单独用音乐或绘画加以充分表达。莫里斯认为，由于音乐与绘画能够用类象符号等以其评价潜力生动而且具体地表征所意指对象的特征，因此，音乐和绘画对于评价/估价话语来说是最不可缺少的。音乐和绘画意指价值，通常被用作估价（valuative）用途，即帮助解释者对对象做出优先选择。以语言为媒介的各种艺术的共同特征基本上也在于意指目标对象的符号的估价用途。同时符号的使用方式也唤起把符号本身作为目标对象的正面估价。小说、诗歌等与绘画、音乐一样是艺术作品。在这些语言艺术作品中，一个类象符号表征了一目标对象的特征，旨在诱发对该对象的评价，并且该类象符号本身被估价，从而使艺术话语的估价目标得以充分实现。由此看来，类象符号在语言作品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小说和诗歌从其引起的意象以及其风格（或‘形式’）对于其主题（‘内容’）的适切性来看，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类象特征。”其实，将艺术看作一种专门化的语言，把艺术作品看成一个符号，甚至看作一个类象符号，并非莫里斯首创，前人的美学思想对此问题已有所涉及，莫里斯的功劳在于从符号学角度发展并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柏拉图的模仿论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的解释可以说是把艺术作品看作类象符号的起源。柏拉图认为，画家和诗人都是模仿者，他们的作品是对理念的模仿的模仿。模仿说表达了文艺作品的符号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模仿并不局限于对现有对象的复制，文艺作品还应对人们所认为的事物面貌或应该具有的面貌进行模仿。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莫里斯关于艺术作品所意指的对象价值、操作价值和设想价值的观点是一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承认艺术作品是模仿，就是承认艺术作品是符号，一种独特的符号，即类象符号，或人们常说的意象，这种符号模仿所指谓对象并且本身也表征符号所指谓对象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堪称从符号理论角度探讨美学问题的先驱之作。

三、总结

话语艺术论文篇5

关键词：艺术教育 语言 教学研究

著名教育实践家、教育理论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曾说：“教师的语言是一种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艺术教学作为一门承载语言艺术教育的学科，艺术教师教学中语言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尤为重要。狭义的教学语言指声音语言（口头语言），广义的教学语言指声音语言、书面语言（教材语言、教案语言、板书语言）、体态语言。艺术教学活动中，教师驾驭语言艺术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

视教学为一种艺术的观念由来已久，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因材施教”可谓开教学艺术实践探索的先河，其后的古代教育家大都从艺术角度论述教学问题。直到17世纪捷克教育家enius才首次使用“教学艺术”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阐明大教学论“是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艺术”。教育界有许多人认为“教学也是一门艺术”，那么，怎样才算是艺术呢？“技达于道者，艺也。”“道”乃本源。这就是说，技巧要达到表达事物的本源和规律，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方可算得上艺术。有人提出授业要有“学术功底结合语言艺术”。教学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学习活动，这种活动首先表现为它是一种师生交流活动，而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

一、教学中语言艺术的内涵

首先，艺术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准确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理论，并通过它们构成理论体系，来揭示其客观规律。这些概念、理论，是用专业语言（包括专业名词、术语、符号语言、图形语言等）来表达的，这些专业语言是本学科范围内的共同语言。教学语言要准确地运用本学科的专业语言，不使人产生疑义和误解。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也反映在语言的规范性上。语言有自身的规律，发音要准确、吐字要清晰。此外，选词造句要讲究语法，语言结构要注意修辞。做到讲普通话、不带语病、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其次，教学语言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在严谨上。科学知识的内在联系具有逻辑性，讲述科学知识内涵的语言，也必须逻辑严密。教学语言的逻辑性，要求教师语言结构严谨，概念准确，判断、推理、论证符合逻辑，使人听起来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再次，教学语言的启发性，主要体现在点拨上。学生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许多地方深奥、枯燥、抽象、难懂，这就需要教师善于用启发性语言透彻讲解。若词不达意，语言晦涩，会让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如坠云雾之中。若点拨在点子上，学生便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深入浅出的语言，使深奥的知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使学生对枯燥无味的内容产生兴趣；准确中肯的语言，使学生最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启迪的语言，使人产生联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恰当修辞，使讲解语言更加准确鲜明；耐人寻味的语言，激发学生思考；富于文采的语言，让教学润色生辉。

最后，教学语言的情感性，主要体现在尊重上。教师要关心、爱护、信任学生，从善意出发，理解他们的需要。话语亲切、自然，使学生切实感到教师的良好愿望，从而喜闻乐见，引起学生思想情感上的起伏共鸣，给学生以力量、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教师要尊重学生，用词造句，礼貌得体，语调和蔼可亲，才有教育之功，陶冶之效。

二、艺术类教师的语言艺术

如何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的兴趣，这是当前每个教师都关心的话题，艺术教育理论中提出了诸多具有可行性的方法与要求，如：艺术情景教育、艺术的教学态度、艺术性的教育手段，注重教学的审美性等等，都是前人具有代表性经验的总结，从中提出了教学最优化艺术的研讨这一论题。作为一名艺术教师，笔者个人认为艺术学科涵盖了美术基础、美学和文学理论、艺术欣赏等诸多方面。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更行之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因而艺术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艺术教师应具备特定的对象和独特的语言艺术，其语言艺术极为重要。因此，艺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须在各个方面都讲究艺术性，特别是教学语言更应体现语言艺术。

第一，教师应注意在教学中说话的节奏，节奏技巧的合理运用，能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和美感，易激起学生的共鸣。说话的节奏一般有六种：轻快型、凝重型、低沉型、高亢型、舒缓型、激动型。例如，舞蹈教师在提示快节奏舞步时，就应使用轻快型或激动型节奏的语言；相反，当学生在表演节奏柔美和抒情的舞蹈动作时，教师的提示语言也要相应的舒缓。教师的语言节奏应与舞蹈动作的节奏及音乐的节奏协调配合，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提示效果。

第二，教师应注意说话的语气，它包括喜、怒、哀、乐等人类情感的不同色彩。教师对语气感彩的把握一要贴切，二要丰富，三要深刻。如何把握到准确的感彩呢？首先，要遵循正确的讲课态度，教师切忌用平淡不变的语气给学生讲课，应该讲究课堂的语言艺术，因为它能够感染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舞蹈动作表达的情绪一般都要高于日常生活，更为强烈和直接。无论是哪种情绪的动作.教师在教学指导过程中，教学语言的语气比起其他学科教师应是更为夸张的，教学语言的气质要与教学内容的气质达到一致，这样才更能调动学生的动觉意识。

第三，说话的方式。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因此，教师和学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令人气愤甚至不能忍受的事情。有的学生不遵守纪律，有的学生任性顶撞老师等等。教师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要掌握一些方式方法，特别是在言语上，因为学生的逆反心理本来就很强，如果教师说出一些过气过激的话，可能会使学生在人格和感情上受到伤害，反而产生更加抵触的心理。尤其是艺术类学科，学生的天生条件差异很大，有的学生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掌握会非常慢，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引起其他同学的嘲笑，在这个时候，教师的语言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可能一句肯定和鼓励的话语就能改变一个学生的兴趣和全班学生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所以艺术类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多些鼓励少些讽刺，多尊重多关爱。

三、结语

艺术学科通过一系列的课程训练，行之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因此，艺术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应具备独特的语言艺术。艺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教师要把自己的学术功底结合语言艺术，须在各个方面都讲究艺术性，特别是教学语言更应体现语言艺术。

话语艺术论文篇6

    关键词:文艺美学  理论话语  学科逻辑  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 (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 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 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 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 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 ,董学文编著《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 )……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 (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八大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 ,钱中文(200 1)、曾繁仁(2001) ,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一方面，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应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有自己的学科逻辑，另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用现实，而向文化。文艺美学如何从这两个一直相互纠缠的方而摆脱出来，既完成学科的建设，又找到自己作用现实和面向文化的恰当方式，困难尚多，道路还长。但是只有当这两方而都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才会清晰起来。

金元浦:《文艺学》，载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 页

话语艺术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审美；文学内涵

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艺术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当下语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要回到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创作、欣赏、批评和教育的文学的时代，是一个建设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艺术时代，还是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并在的新的历史时期?

就像文学艺术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所称的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以来的特指意义上仍然具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来看，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艺术“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共展并存、多样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巨大对象，自身也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从狭义来看，文化研究是指继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之后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东方，后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一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等不同话语一起，构成了世纪之交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文化批评”则特指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批评话语。“批评”作为主词在这里为这一复合概念的含义作了定位：它是文学艺术的批评或相关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它与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和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范式下的众多批评话语一起共同构成了多元范式与多种话语共生并在的当下文学研究的态势或形态。它既不同于统贯为一的文学研究的大一统构架，也不同于以某一种批评方式(如新批评或结构主义)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模式，而是依照文学自身存在的丰富性、无限的可开掘性，推动文学研究的创造的多样性，在扬弃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悖论式困境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从文学艺术自身出发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因了社会和学科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被作为主导凸现出来，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基本估价。其余要素则进入背景，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这样一种“突前——背景”、“主导——视野”的方式构成了我们把握对象的基本途径。而突前构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构素的升沉、移位与交换，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依据文学内在本体的和社会变革的现实与历史而变化的。

关于文学，有人提出，“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

当代文学艺术的这种变化，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然而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在相当丰富、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当然，对于中国文艺学来说，文学的文本性、审美性与自律性作为其在中国本土发展不够充分的一部分，其存在与深入仍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学科自身”内爆”的结果，是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文学艺术要素中的每一要素都既可能是形式，又可能是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其确定不仅相对于二者自身，而且还相对于所处层级、相位，相对于何者，居于什么语境，处在什么历时时段。居于不同层级中的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每一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形式内容的直接同一性，只是在不同的相位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罢了。

文学艺术本源上的多样性，要求文艺术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多样性。多元批评是文学艺术批评的本然状态。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统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代换。文学艺术的全息性是说，文学艺术中全息地包含着所有人类生活中的全部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属人历史的全部成果，实际上，只要人类有过，曾经有过以及现在拥有的，从最形而下到最形而上，从“下半身”到“上半身”，从日常生活到终极关怀，都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呈现在文学中。这就如同人的十月怀胎浓缩地经历和呈现了生物界从单细胞到高级灵长类的全部进化过程，儿童从出生到成人凝缩地再经历人类文明特别是大脑进化的过程一样。

但是这种全息性又不是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并置或平行呈现，那样就取消了文学，也取消了文学研究(文艺学)，取消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独异性与特殊性。于是，全息性与主导，背景与突前，视野与主题构成了主导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的基本关系。主导、突前、和主题，确定了此一事物区别于它一事物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在历史中作历时状流动演化和变动的。

突前构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构素的变化，构成了此一时代、此一种族、此一地域、此一语境下文学的主导品质。而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在历史中运动的：一种要素上升并凸前，成为主导的要素，曾经作为主导的要素则可能退居幕后，处于“二线”了，文学的变革、转换或转型就发生了。

也正因为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多重联系，文学才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话语进行研究的多元方式。因此，文学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辅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一文学符号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文艺美学的、文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的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学的本相。可见，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由某一种话语“独霸”或“独占”的。

什么是我们认定的文学艺术的本体，什么是自律的文学艺术的要件?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内部构成?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我国文学艺术范式由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批评向文学艺术本体或内部研究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审美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成为我国文艺学界的共识。

实际上，对于文学本体的追寻在19世纪社会性历史性为主的总体批评范式之后，人类经历了作者本体论、文本本体论、读者本体论和三元合一本体论等多个范式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存在时期。不同的本体观，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本体(本体构素)，以及对不同本体的体认。

在中国，对于文学本体的追寻，至今具有其历史合理性。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历了对文学本体寻找与厘定的艰苦历程。它一反过去时代从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和共性人手来框定文学的路径，放弃将文学作为附属、作为工具、作为手段的思维方式，转而从文学的个性、特征、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角度去探询文学，寻找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自身独有的本体。这是文本中心主义时代的文学本体观，反过来，文学的“本体”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意义。当代中国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从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年”开始的，但当时的批评界对以语言论为背景的文本主义各话语显得颇为生疏，甚至拒斥；而以社会历史批评为基本前理解的中国学人则很轻易地便“凌空一跃”，直接由社会历史批评滑入接受美学和读者批评，甚至直接进入文化研究，对此有学者曾全力呼吁：补上缺失的环节和缺失的功课，加强对语言论转向背景下的文学本体的研究。我国文学理论界的这一努力在90年代获得了相当的进展。无疑，对于文学本体的探寻，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作为“理论革命”时代的人类遗产，文学的本体范式研究曾深刻地发掘文学内部的多重要素，在文学文本研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话语艺术论文篇8

【关键词】歌唱 语言 运用 意义 创新

歌唱语言是歌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歌唱语言的运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歌唱艺术的优劣成败。而歌唱语言的运用，又同所有的艺术一样，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永葆艺术青春。具体而言，歌唱语言的运用与创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理论层面逐层进行解读与研究。

一、歌唱语言运用的重要意义

歌唱语言的运用对于整个歌唱艺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歌唱艺术是用人声唱出的带有语言的音乐，既是语言化的音乐，又是音乐化的语言，音乐与语言，各占歌唱艺术的半壁江山，所谓‘唱的比说的好听’，就是说声乐艺术是‘唱着说话’的艺术。”[1]这“话”就是歌唱语言。

语言作为歌唱艺术的基础，直接决定着歌唱艺术的优劣成败。不同的语言决定不同的歌唱艺术风格、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声乐学派、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美学意蕴、不同的演唱效果。对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歌唱家与音乐理论家早已达成共识，并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国宋代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指出：“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2]明代魏良辅在其所著的《曲律》一书中也指出：“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3]我国的民族歌唱艺术，一向讲求“字正腔圆”。而西洋歌剧更是将语言全部引入歌唱，使歌唱语言运用达到了极致。至于通俗唱法的语言运用，更充满感情化、口语化特点，“歌者仿佛在和你述说某一件事或抒发某种感想，那么贴切，那么亲切。歌者与听者的距离拉得很近，像朋友一样。听甜歌仿佛歌唱者在倾诉悄悄话，听劲歌好像歌者在向你大声地、激动地慷慨演讲。这种语言与声音高度融为一体的演唱风格，听来顺畅、洒脱，犹如身临其境。”[4]

由此可见，歌唱语言在整个歌唱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歌唱语言运用的主要内容

歌唱语言运用，要通过具体的内容得以落实。如果说，歌唱语言运用的重要意义是一个“务虚工程”“软系统”的话，那么歌唱语言运用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实体工程”“硬系统”。

具体而言，歌唱语言运用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唱准字音

唱准字音是歌唱语言运用的首要内容。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当然也是歌曲中使用较多的语言之一。汉语又分普通话与方言两大类，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其文字载体是方块汉字；方言指各地方的语言，例如吴语、湘语、闽语、赣语、客家话、东北话，等等。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语言，其中有许多也进入歌唱艺术之中，例如赫哲族的语言“赫呢哪”、藏族的语言“呀拉索”“巴扎咳”，等等。无论何种语言，首先都要唱准字音，万万不可以唱错。

（二）唱准字调

我国汉语有四个声调，即每个字的高、低、升、降的音高变化，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分别以“-”“/”“∨”“＼”4个符号表示。例如诗（shī）、时（shí）、史（shǐ）、事（shì），妈（mā）、麻（má）、马（mǎ）、骂（mà）等。阴平为不升不降，阳平为从低升到高，上声为从半低降至最低，再升到半高，去声为从高降到低。

字调即字的声调，与音乐关系最为密切，也与词义密切相关。字调唱错，常常导致字义唱错，即形成所谓“倒字”现象。例如“相声小品”不能唱成“响声小频”，“你是灯塔”不能唱成“你是等他”。

（三）唱准字韵

歌词通常要合辙压韵，即句末的字，常是韵母相同的字，不仅便于歌唱和记忆，而且具有音韵美与节奏美。歌唱时要注意收声归韵，不可以“跑韵”。

三、歌唱语言的不断创新

歌唱语言运用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使歌唱艺术不断发展，不断繁荣，永葆艺术青春。

具体而言，当下我国歌唱语言运用的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新词汇的引入，例如《忐忑》中的许多怪诞离奇的“词汇”，务必唱清唱准；第二是外语词汇的引入，例如《千万次的问》中的英语“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my self”，也务必唱清唱准；第三是美声歌曲用意大利原文演唱，更要唱清唱准，千万不要唱成“山东意大利语”或“广东意大利语”。

（注：本文为佳木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歌唱语言运用与创新的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2011-028）

参考文献：

[1]吕利.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实用教学新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175.

[2]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54.

[3]魏良辅.曲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62.

话语艺术论文篇9

关键词:艺术家 话语权 艺术环境

后现代艺术以反传统、反规则,告别整体与统一,挑战传统的艺术观念与大众视野,表现形式与材料的丰富多样性为主要特色,多元性与不确定为其主流,是对自古以来艺术观念的挑战,同时也是艺术世界的一场革命。它在艺术界具有广泛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出现在广大审美接受群体内,也存在于艺术世界内部。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深究其存在及传播的原因,不仅需要认可后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同时也需要对传统的博物馆艺术体制即艺术环境的认可。

一、艺术家身份的认可

话语权是当代社会日益提及的话题, “作为‘话语的功能’,主体的存在是由话语实践的整体结构关系所决定的,……话语造就了我们的自我理解和判断善恶、真假、正误的能力。”①在艺术世界内部话语权同样至关重要,换而言之就是艺术家身份的认可,只有身份被认可所提出的理论、创作的作品才会对现存的物质及精神世界内部造成冲击力,引起艺术社会的思考。

艺术家是艺术话语权的主体,同时作为艺术创作主体在其创作过程中必将会加入一定的创作观念,艺术家与艺术观念之间拥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艺术家是艺术观念的提出者与执行者,艺术家身份的认可是艺术观念得以存在与传播的必要前提,作为艺术家他的话语权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提出的观念或创作的行为更易受到他者的认同,这认同主要来自艺术世界的认同。

后现代艺术反对传统艺术的审美观念,消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否定艺术的原创性,主张艺术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后现代艺术观念的提出与艺术表现形式的执行都需要艺术家,因此后现代艺术家身份的认可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杜尚被成为后现代艺术的鼻祖,他提出 “艺术=非艺术,非艺术=新艺术”后来无论是后现代的波普艺术、大地艺术、大地艺术、摄影艺术以及雕塑艺术最终的根源对位离开的杜尚的艺术主张,可以说这是他艺术家话语权的影响力。

二、艺术环境的选择

后现代艺术要取得艺术的地位不但需要艺术家身份的认可同时也需要对诸如博物馆体制的选择。博物馆是艺术作品展览的方式之一,博物馆体制即为艺术寻找适当的环境让欣赏者能够看到艺术作品。艺术环境拥有潜在的话语权,首先他为物品打上了艺术的符号,进入展览馆的人们会带有艺术的眼光去思考或者欣赏,这种艺术环境为后现代艺术打下了一个标签,即在人的潜意识里这是艺术品。

后现代艺术存在的又一前提是必须把后现代艺术作品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否则便不能称之为艺术。在后现代艺术中“现成品的使用,可以被视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创作方式,同时也使材料的范畴无限扩大。”②例如说后现代艺术把一推的废品放在展览馆里可以称之为艺术品,在海边捡起的木头放在展览馆配以合适的名字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但是放在海边没有人欣赏思考。着名后现代艺术家沃霍尔,如果他的《玛丽?莲梦露》一系列复制照片放在私底下那么只是一组照片,但是在展览性的机构中,就成为了艺术品。再如杰夫?昆斯的名为《天堂之爱》的系列作品在后现代艺术的展览中就由媚俗性的甚至是色情性的变为对现代人生活的思考,通过大众文化对艺术内部的潜在价值标准进行评判,挑战人的视觉极限和心理极限。

后现代艺术家采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这是艺术家对生活以及周围社会所处文化状态的思考,后现代艺术家通过对现代所处的历史文化大环境的认识对人的生存现状,精神状态以艺术品的形式展示出来,展示了信息社会下人的无主体性颠覆艺术在传统观念下的评断标准。后现代艺术家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具有的话语权使得后现代艺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艺术展览的体制也使得后现代艺术在引起争议的基础上被更多的接受群体所关注,后现代艺术正在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实现它的艺术观念。

注释:

①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②马永健.后现代主义艺术20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话语艺术论文篇10

上引前一段话简直令人不知所云，后面的判词更武断得令人匪夷所思。难道仅仅因为意识总是具体的，就可以否认对意识进行整体的、共相的把握吗？怎么可以否认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呢？将意识形态说成是种“性质”，学理和现实依据又在哪里？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有新发展，但从未见有学者对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观念和意识这一基本规定加以怀疑。为什么不对前人的工作进行认真清理和思考，却别出心裁、无中生有地另外虚构混乱的分类和规定？鉴于一些人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不了解和无端指责，这里试图简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流变脉络，解析当代中国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及其历史贡献，解释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活动”论的必要性。这样，或许有利于对《教程》理论核心的理解，有利于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文学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

Ideology一词的汉译是“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也常译作“意识形态”。该词最先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观念学派发明，法兰西院士特拉西(Destuttde Trace，1754～1836)采用这个词来研究当时社会中的种种意识和观念，企图由此掌握意识和观念的普遍规律，并构建一套理性、科学的意识和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创造性地运用“意识形态”概念，并注入新内涵，到20世纪，意识形态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各家观点都有自身的思想背景，但它们都聚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概括地讲，自马克思以来，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主要有如下7种模式。1、错误意识。这种理解仍属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范畴，启蒙哲学家们的目的就是使理论现代化世俗化，要让科学和政治领域内的探索和思考从旧式宗教正统的桎梏禁忌中摆脱出来。马克思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即属于此。2、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马克思在参加到工人实践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开始具有阶级论眼光和强大批判力，比如认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的人性论，到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却转而意味着市场制度里“人在市场上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3、物化模式。20世纪初卢卡契用以指现代社会兴起后的合理化、商品化和工具化等思潮和趋势，这些思潮从社会制度到肉体感受各层面对日常生活进行系统化重组。物化模式把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推广到主体身上。韦伯认为，在现代的合理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吞没了价值理性，不祥的命运像“铁笼”一样正不可挽回地落向人类的头顶。卢卡契则转而希冀无产阶级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意识形态，变革社会，消灭资本及其物化进程而臻及全面解放。4、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世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其实是商品逻辑对文化领域的大渗透，启蒙时代以来的批判性文化已被抽空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力量，纳入到商品消费文化中，被完全政治化和商品化了。5、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法共党员阿尔都塞认为，包括家庭、教育制度、宗教等在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执行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它们以国家强制为后盾，用“询唤”的方式为把个体生产为“主体”，提供抚慰性的整体幻景。意识形态就成为“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其功能在于“俘虏”主体并且使之听命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使精神臣服于资本。6、支配权的意识形态。法国学者福柯试图证明现代以理性为自身的中心地位而排斥、压抑和界定处于边缘地位的“疯癫”，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技术全面控制人体，并内化到体验中。再如，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法农则发展出一种种族政治斗争的模式，认为革命就是殖民地人民在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学会摆脱掉强加于他们的自卑感和边缘感，摆脱对殖民者及其支配性价值体系的被动服从。7、语言和传媒的异化。当代的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发现，在当代社会，尽管传播媒介和公共圈层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表面非常开放、多元、灵活，但本身却遵循着商品和政治的逻辑，非常封闭，具有某种压抑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就传媒和公共的关系而言，只能是传媒为你、代表你说话，而你不可能真正向传媒说话或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必须服从传媒的要求，改造为传媒语言（注：这里的模式参照了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对意识形态知识谱系的清理，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206～230页。）。大致而言，前三种模式是较为经典，强调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中的结构性内涵，其关键词大体为“正确”对“谬误”、“先进”对“落后”、“总体”对“局限”等。后几种意识形态模式，则在西方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传媒学的影响下，把意识形态逐渐落实为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强调其商品化、政治化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机制或压抑性功能。这对于理解具体的文学作为话语活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后面再提。

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内涵另有准制度化的规定。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也由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逐步地确立起来。“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在并不必定失去它的批判性内涵的同时，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其内涵相对地“中性化”了。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当做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人们由此也开始公开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思想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也大致从前苏联引进，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是如此，始终与意识形态关联。“意识形态”一词最初以音译“意德沃罗基”引入，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在20年代一再引用，非常时髦。从一开始把文学界说为“意识形态”，就有着非常机械论和实用主义的色彩，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是“一个阶级的武器”，“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是宣传”（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的理论观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申明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学艺术“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而有阶级性，“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反映论和文艺观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群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发挥了文艺在政治革命和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此后，“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或“文学是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惯用语，其基本内涵直至90年代仍然沿用。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整体变迁好比一个钟摆，一个时期摆向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一个时期摆向文学独立和主体审美。从总体上看，将文艺规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强调政治化斗争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一直占主导地位（注：参见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建国后进入建设时代，新中国文学观念理应作相应调整，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政治情势和“左”的思潮的惯性影响，从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文学和文论一直被看成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学和文论为其发端。文学观念和理论长期裹足不前，封建僵化，只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斗争，不尊重文艺的独立性，抹杀了文艺理论自身学理探索的必要，几十年一以贯之，并且加以神化，把科学变成了迷信，甚至成为政治斗争、清除异己的手段。进入80年代，文学观念和理论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古今中外的各方面的思想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开始深化。80年代初中期，全国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前苏联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西方20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各种批评理论都成为实现文艺理论观念变革的重要资源。正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钱中文、童庆炳和王元骧等文论家，根据文学实践校正50至80年代文艺思想，总结百年中国文论，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反映”论。

据考证，“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最初出自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沃罗夫斯基的论文《马克西姆·高尔基》(1910)（注：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78页；亦可参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但较为成熟、有学理的研究来自苏联美学家布罗夫。他认为，文学是与政治、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列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思想里面，只有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在存在”；“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注：布罗夫：《美学：问题与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42页。）。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审美”并不是简单地对“意识形态”进行修饰和限定的“种差”。在80年代中国，当时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几位倡导者都有自己的思路，不尽相同。钱中文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所以为文学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非那种抽象化了的、非实体存在的文学形态。在具体地研究文学时，则要注意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的融合。只满足于从哲学的角度看到文学是一种意识的形式，是人对现实的意识反映，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讨论文学的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在理解和把握文学的内涵时，必须把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注：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文学观念的系统性》，《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论文学形式的发生》，《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童庆炳则认为，探讨文学的具体特性必须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角结合起来，既要看到文学价值的多元性和结合性，更要看清审美是文学的“志业”，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基本依据和特殊本质。文学广延性强，它必然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属性，但文学的所有这些属性都必须溶解在审美活动中，文学才可能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他同时又指出，把文学仅仅规定为“审美”、“娱乐”、“体验”还是太陕隘，不能揭示文学全部版图的种种景观，为此他甚至提出“文学五十维”、“文学五十元”说，在90年代末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注：参见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文学五十维》，《新作家》1992年第1期；童庆炳为“文化与诗学丛书”撰写的总序，载童庆炳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从总体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倡者诸家在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的革新上都有一致性：一是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情意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人的内在的审美要求，文学是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出于外在功利需求或政治目的的需要。二是在理论研究上强调必要在确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将文学活动、认识活动、伦理实践等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从总结20世纪的高度把握文学研究，既要看到其社会文化的延展面，更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规律。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审美活动，文学的特性是审美，应当辩证全面地看待“审美”本质。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强调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本性，又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本质特征，从而摆脱了僵化的旧有文学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也超越了80年代出现的一些纯审美理论的狭隘性。因此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在新的现实中发展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是八九十年代文论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具体到《文学理论教程》，也要看到它在1989年之后的具体语境中（初版在1992年），试图实现在教材中使文学观念更新换代，步步修订加以完善的努力。《教程》的核心命题“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世界文化思潮和现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把苏联模式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古典文论与欧美文论中的审美论、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审美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点进行现实的碰撞和整合的结果。反过来看单同学坚持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不同质，……意识形态性的现实实用特征和审美的非功利、超越及自由性的特征使两者具有天然的相斥性，他们不可能融汇成为一个实存事物”的观点，以及“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的说法，就让人感到不免简单和轻率了。

引入“话语活动”论的必要性

单小曦认为：“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想法恰恰透露出对《教程》中引入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的无知。我们知道，在90年代以来文学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其中最为探本的是文体和语言的问题。针对过去认定文学语言只是形式的理论，人们发现，文学所展现的生活与语言是无法剥离的，“审美意识形态”也没能深入解释文学中语言所具魅力问题。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它自身的话语活动（或体制）又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呢？正是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教程》引入“话语活动”论，并且把对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界说进一步语言化、话语化。

现代语言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意识活动从来都是与语言活动相辅而行，没有脱离语言而独存的意识活动，也没有哪种意识不能以语言（包括各种“拟语言”和人体语言）表达表现出来，文学活动是意识～话语两位一体的活动。而意识形态作为比较系统的社会意识也是如此，在具体性上它总是以话语活动的面目出现。甚至精神分析学所描述的“无意识”和“本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识”、“超我”和“语言”（按照拉康的看法，一个人的无意识恰恰是他人的意识和语言，而梦是符号变成想象的过程）的一块隐蔽的殖民地。从批判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不会仅仅停留在理性的强制层面上，相反，它往往偷袭、渗透、占领无意识王国，而且这种对无意识的隐蔽操纵也常常是卓有成效的。阿尔都塞曾根据语言学的“结构”和拉康的“想象态”的概念，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话语体系，即“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则的表征体系(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但意识形态并不表达人们的真实生活，因为“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样，意识形态是人与世界的体验关系，或是人们借以体验现实世界的那种“想象态方式”。以话语体系的概念来理解意识形态，确实看到了艺术所提供给我们的体验的独特性和社会性。当然，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并不能与意识形态划等号，而是具有双重性质：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当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存在时，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因此，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的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审美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注：以上分别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203页；董学文、荣伟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1，537页。）

艺术就是这种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的话语形式。这一看法，对于那种把艺术看做意识形态的直接图解的庸俗唯物论来说，无疑较能切合艺术的实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程》将“意识形态”界说为“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他艺术等”，强调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话语体系）与人们所身处于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它表明话语领域存在着不同集团、阶层、阶级、民族或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冲突与调解情形。而文学正具有这种性质”（第59页）。“‘话语’更能显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即文学并非单纯个人话语行为，而是许多因素或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话语活动”（第60页）。当然文学属于意识形态话语，但并非任何话语都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或体系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性、活动性和复杂性。那么，从理论上讲，到底艺术与意识形态如何既“分离”又“结合”呢？阿尔都塞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关于艺术本质的双重性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既“分离”又“结合”、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