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范文10篇

话语权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公民文化阶层话语权建构

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对此，应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以真正实现阶层话语权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均衡状态，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与均衡阶层话语权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各民族、各阶级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时期所形成的一套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各阶层成员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塑造与引导，影响着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而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则是左右社会政治秩序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形塑与社会性质相符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状态，就必须建构相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延续和持久的基础。

最早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以成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取向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地域型政治文化，存在于传统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感情强烈，但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意识，基本不参与政治；二是依附型政治文化，成员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相关，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体系；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部分，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同时，阿尔蒙德又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取向规定了四个常量：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其中，“输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民主取向的既定指标，“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衡量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程度的既定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地域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接近于零；依附型政治文化的“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和“输出目标”取向高频率地出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相对地高频率出现。显然，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均较活跃的只有参与型政治文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类型不同，社会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迥异，社会的性质也大相径庭。除却无涉阶层话语权的传统社会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臣民被强制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社会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是二元分张的，高等级攫取权利过多而承担义务过少，低等级的权利大多被掳夺而所剩多是义务。在此情况下，人们所形成的多是臣民型人格。公共政策的输出只是统治精英阶层意志的单向度表达，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平等，因此易于形成自主人格。公共政策的形成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公开博弈的结果，阶层话语权趋向均衡，民主政治运作才得以实现。

然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否必然导致均衡的阶层话语权，并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呢?回答是否定的。纯粹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高度危险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本身与政治不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通过某些中介因素的因果链条两者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现代化的影响包含三种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二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些中介因素环环相扣，成为制约变动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极端的政治参与触发的阶层话语表达爆炸很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制的崩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与现代化延续几个世纪之久、一般是每次解决一个问题或危机的西方国家不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不是相继而来，而是同时出现，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尤重。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并且人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话语诉求也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即使在民主政治非常发达的国家，政治文化的类型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附加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复合体，这就是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在公民文化中，许多人关心政治，公共政策是阶层话语权均衡博弈的呈现，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更被动的臣民角色，把政治参与的话语诉求控制在既有政治体制的容纳限度之内。更重要的，甚至在扮演主动政治角色的公民中，臣民和地域民角色也没有被取代，他们被附加在参与者角色上，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是宽容的、理性的民主主义者，而非极端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仅保存下来，而且它们在公民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地域民和臣民取向缓和了个人的政治参与和主动性的强度……再者，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同参与者互相依存，它还渗透并约束了参与者取向。”可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

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史，依附型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阶层、各地方各具特色，地域型文化根基深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博弈，提高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能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政治文化，应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复合文化，它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

阿尔蒙德说：“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塑造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主体—公民。公民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政治人格，公民首先是政治文化人。如果在一个政治系统中，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那么这个系统很可能是民主体制，较高政治素质的公民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反之，公民如果是被动的、消极的、政治知识极端贫乏且毫无政治热情，那么这个制度很可能是专制体制，消极、冷漠的公民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只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才能够塑造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性格，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土壤，均衡的阶层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是不可能哺育民主政治的。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复合型公民文化是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基础，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治理国家；它必须有权力和领导权并作出决策。另一方面，它必须对它的公民负起责任。因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政府的精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应答”。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在表达话语欲求的同时，也给政治精英以压力和约束，明确了其责任；地域型和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则把政治参与的取向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不致于过度，不致于使其失去效力。公民文化是复合性质的，“它包含着一系列的取向平衡。政治主动性是存在的，但它们是适度的；政治歧异是存在的，但它受到制约”。西方的公民文化是渐进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在长期激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博弈的基础上，传统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而我国是后发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理念的张扬，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初衷。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政治体制的容量、张力有限，因而必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话语表达行为进行引导，否则不但达不到发展人民民主政治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保持政治稳定的大局，才能够舒缓阶层话语权之间的张力，逐步实现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均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强势群体话语霸权，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资源；中势群体的话语权快速增长，但还不能主导社会话语权；弱势群体话语权虽得到一定的表达，但仍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整体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公平、公正彰显。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本质上是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有自主人格的人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可有效地使阶层话语权趋于均衡。

(四)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源泉。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阿尔蒙德说：“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而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得以实现并趋于均衡的过程。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仅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阶层话语权日趋均衡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五)致力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当前，我国人民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已得到很大改进，但这种参与和监督仍然处于自发式、呼吁式、建议式、批评式、揭露式、分散的阶段，并且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状况也不均衡。因此，当前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大力推进人民的政治参与与监督，才能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建构途径

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应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情势，循序渐进地进行。具体来说，包括：

(一)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莫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进而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权的意识得到增强。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公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建设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进人蓬勃发展期，人学率和教育质量都有了巨大提高；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日渐丰富；报刊杂志、视频传媒发展尤为迅速。这都为信息的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进行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也为当前逐步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进人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举措纷纷出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实现决策的程序正义；党内民主与监督，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设等，这些新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渠道，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为实现阶层话语权的均衡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

话语权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话语权；公平缺失；成因

一、学生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不仅是以抽象语言符号为载体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主体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态度等的主要方式，甚至是一种权力机制。正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阐明的，“话语是一种权力体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他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福柯称这种权力为话语权。学生话语权是指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教育活动中，尤其是在课堂中所具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等的权力，包含口头和书面两个方面。

二、公平的学生话语权特征

严格说来，课堂话语公平应该包括师生间话语公平和生生间话语公平。但本文的学生话语权是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教师话语权而言，所以本文也只分析课堂师生间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而不分析学生内部的话语权公平问题。再说，生生间话语权公平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教师的不公平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造成的。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客观上要求一种全新的课堂作为支撑。在新课堂里，教师从传统教学中的“教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帮助者”和“引路人”，学生从传统课堂的边缘真正的进入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因此教师不应该成为课堂话语的唯一主宰者，学生话语权的重要性和主体地位应该被突出。这种新的公平的学生话语权应能体现以下特征：

(一)生命性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以独立的生命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不仅仅是抽象的知识传授和接受过程，还是教师和学生主体生命间的交流和体验的活动。学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习者”，而是一个有着多种需求及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人，所以课堂话语不仅是知识传输和接受的工具，更应该是生命意义体现的方式，它不仅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还应该是复杂多元的。因此应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那种片面地关注学生学科知识的“术语性话语”和偏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话语”，而应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那样，回归学生的生活话语，还学生话语的生命完整性，这样才能“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自由性

正如公平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一样，公平的话语也应该是自由的话语。套用石中英的自由教育精神，自由性的话语也应该是人本的、民主的、理性的。所谓人本，指的是以学生为本，教师的话语应该围绕学生话语而展开，而不是围绕学科话语而展开，更不是为了巩固教师的权威而展开；所谓民主，指的是教师话语权和学生话语权处于平等地位，师生话语有冲突时，应该多通过磋商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运用控制和强化的手段；所谓理性，指的是学生话语权的自由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规范(并不是传统的管理规范或行为规范)和原则：有利于自己全面发展并且不妨碍其他人的话语自由；公平(equitable)的英语解释也是fairandjust；reasonable(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

(三)发展性

假如说生命性是公平学生话语权的表现形式，自由性是其保障的话，那么发展性就是公平学生话语权的目标。这种发展性要求学生的话语在一定积累基础上有着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因循守旧，不敢突破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身获得最大最快发展，使课堂话语体系更加科学完善，使社会获得不断进步。

三、课堂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

根据公平话语权的特征，凡是不自由、不能发展、没有生命性的话语，都是一种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它从不同角度有不同分类，在此从社会学视角，对这种公平缺失现象分类阐述。

(一)无声的话语权

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或几乎不表露自己的见解，从头至尾都默默地跟着老师的节奏在学习，或者是沉迷于自己的另类世界里，做着自己的事。究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1)糊涂不觉醒。要么这类学生从来都不怀疑老师的话语，或者根本没想过自己还能有什么新的话语；要么根本就不在乎老师有什么样的话语，换句话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过老师的话语。(2)妥协不较真。这类学生认为老师讲的话嘛，总有一定道理吧，即使老师的话有点不妙的地方，可能也是老师一时疏忽。老师即使错了，学生也不需指出，总得给老师一点面子。再说跟老师对着说，可能对自己以后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不管老师怎么说，也故妄听之，什么话也不说。按照吴康宁的观点，学力是涵盖智力、成绩、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知识结构等的一种综合指标，是指学习的一种原动力，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对学力高的人(超前的疏离者)和学力低的人(滞后的疏离者)都缺乏吸引力，这就产生了另外两种无声的话语权：(3)无力出声，主要是滞后的疏离者；(4)无意出声，主要是超前的疏离者。无声也是一种话语权，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内容，但这种沉默也在诉说着一种不公平：我怎么就没有声音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地把我的生命性话语表露出来?难道不出声也能使我很好地进步发展吗?

(二)独自无群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一般都是孤立地产生，无人喝彩，无人合作。西方课堂一般都有许多学习小组，学生在小组中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学生的话语都代表着小群体话语，得到小组同学的认同和喝彩。这种话语可以和其他小组的话语不同，当然也能和老师的话语不同，学生不会为此感到受孤立。中国的课堂也有许多小组，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行政小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便于管理而设。班级内互动要么是师个互动，要么是个班互动，很少有群群互动。这就是所谓的“孤独的个体，静态的群体”。学生的话语基调只有和老师或以老师为首的班集体保持一致，才能得到认同和喝彩，否则就成了被孤立、被忽视甚至是被抛弃的话语。这种独自无群的话语权当然是不公平的，它不是以学生为本，而是以教师或教师的班级为中心；他产生的话语不是学生的生命性话语，而是受到老师规制的学术性话语和制度性话语。

(三)教师统治下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权的最大的不公平之处就是不主动，它是一种被动的话语权表现形式，是对教师的统治性话语的一种应答，有以下几种情况：(1)对老师命令权威的(有时转变为要求的形式)应答。命令是不需要理由，也是不能妥协的，学生的应对话语只能是yes，否则就会出现第二种情况。(2)对教师惩罚强制的应答。教师的惩罚强制性话语包括讽刺、批评、嘲笑、呵斥、恐吓、发怒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学生轻则话语主动权荡然无存，严重者连人格尊严都很难保全。(3)对教师控制管理的应答。学生更多面对的有可能是这种教师话语，它包括教师的委婉建议(不是前面所提的命令要求)、规范提醒、话语孤立等。(4)对教师磋商的应答。教师的磋商往往包括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利诱人，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吹捧学生。一般来说学生更愿意面对后两种话语，尤其是第四种。但显而易见，面对教师的控制、管理和磋商，学生也只能被动应答。学生的应答话语只是强化了管理，突出了老师的教学技巧，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学生在这种话语中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不是自由的、突出学生生命活力的发展，而是一种规制性的符合主流社会意愿的发展。

四、课堂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成因

传统的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不以教育对象为中心，它片面地强调教师、教材等外在于学生因素的价值，而忽视了教育的最终指向——学生内在的价值取向。随着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削弱，其在课堂中的话语权公平自然也得不到保障，整个课堂充满了教师的霸权话语。

探究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话语权力并不是来源于话语符号系统本身，而是更多的来源于说话者社会权力和地位，话语权正是人的社会地位在话语符号系统中的折射和反映。学生的课堂话语权是通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的获得而确立的，它是学生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可是由于“官本位”的影响，产生了政府服从社会、学校服从政府、老师服从学校、学生服从老师(社会接纳学生)的怪圈。学生处于教育链中的最末一节，学生的地位当然就无从保障，学生的话语权公平也就遭到剥削而产生缺失。从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儒家道德传统“明人伦”思想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古代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同列，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尊师”的传统。尊师的传统提高了我国古代教师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教学活动中它却异化为“畏师”“师本位”。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一开始就受伦理等级关系的影响，教师永远高高在上，所以就几乎拥有了所有的话语权，至少是话语主动权，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也就自然产生。

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师拥有更多的知识、更成熟的心理和生理。教师“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所以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更高的素养和能力，而学生则处于相对“无知”的地位。正是因为师生问的这种差异，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便认为教师是课堂话语中的天然主宰者，学生的话语权缺失是理所当然。这种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把丰富复杂多元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学生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客体，处于边缘状态，教师则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宰，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被控制”的关系，学生的话语权公平当然也无从谈起。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教师往往是社会、国家和学校的代言人，承担着传承社会文化、传达国家意志和参与学校管理的责任，教师的话语代表着理性话语(专家学者对文化教育的解释和说明)和权威话语(社会权力机构对教育的规定和要求)。在这种压力下，学生的那些不符合理性规范和权威规范的想法和主张自然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学生的话语权便开始由受压制而转变为缺失。

话语权范文篇3

一、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影响

话语权是当前民主政治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所谓“话语权”，简单的理解就是指说话机会的多寡。最早提出“话语权”概念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权”中的“权”有两层含义———权利与权力，这也就决定了话语权有两种意义，即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因此，对话语权的准确表达应该是“有权利说而且被倾听”。从民主政治角度看，公众话语权实质是公民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一种权利和权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在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过程中，公众话语权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公众不仅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而且通过这种话语权的掌握与运用，影响着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各个方面。(一)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察觉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与这种巨变相伴的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无序性、变动性越来越明显。所有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某一领域矛盾的体现，更有错综复杂的整个社会诸因素在起作用，形成非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了现代社会决策的风险性越来越大。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有责任和义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识别公共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使之成为政策问题并加以解决。但是由于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包括知识、资源、时间、信息等)，使其无法发现、识别、确定所有的公共问题。同时，政府是由“经济人”构成的，在某些时候出于自利性，也不愿去发现、识别、确定对其不利的公共问题。退一步分析，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上述重重困难，发现所有的问题，但要从中区分轻重缓急，并给出明确的排序，也是十分困难的。而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公众，这里包括所有非政府、非特定专业领域以及与公共问题相关的利益个体和群体，具有强烈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能力。公众的知识汇集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愿望，包含了公众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和对政府的诉求。作为意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倾听、回应公众的呼声，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既可以在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系统、有效地察觉和解决问题，又能够有效减少社会成本和国家资源的浪费，获取公众的合法性支持，增强政府决策能力。此时，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行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二)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在政策问题构建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前者是客观的存在，而后者则打上了人类认知的烙印，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所以，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即是说公共政策问题不是自然的“社会问题”，而是人们对自然的社会问题进行界定、识别的结果，它凝结了不同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改造，即不同个体或群体语言表达的结果。曾有学者对“城市主要社会问题”的两项研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同样的研究主题下，由于对问题界定方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而不同的结论又进一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议题选项、议题重点、议题时间和方案内容。分析者对两项课题研究背后的逻辑作了深层次的分析，发现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起始“谁来界定问题”，即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其中一项课题的问题界定是“专家主导、公众补充”模式，而另一项课题是“公众主导、专家辅导”模式。由于在城市社会问题理解上专家的思路与公众的感受不一致，两种对城市社会问题的不同界定方式导致结果差异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在政策问题界定中，公众是否行使话语权，以及如何行使话语权，对探究公共政策问题的性质、原因和范围有着重要影响。(三)公众话语权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简洁明了地指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首先指的就是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要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要做到这一点，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过程必须体现“程序正义”，也就是必须有追求民主理念的公众的高度参与。Bellah等人也明确地主张:“要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必须靠老百姓有理性的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不断地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公众通过话语权这一载体，围绕公共问题的善与恶、利与弊、对与错等进行讨论，整合并表达公众意见，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从而稳妥地矫正政府的决定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公众话语权的使用保证了契合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问题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表达和利益诉求来实现的。

二、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分享

(一)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缺失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度转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政策价值取向的重塑以及公众参与手段的增多，政策活动中由政府垄断的“一元话语”格局已被打破，公众的话语权逐渐得到尊重和保障。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这种话语权的尊重和保障仍存在不完整性，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是一种“插入式参与”，政策问题构建阶段的公众话语权缺失依然普遍。我们知道，公共政策活动是由问题构建、方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调整所构成的完整系统。所以，真正充分的话语权分享应是从政策问题构建开始。但是，实践表明，现行政策的公民参与往往是在方案的制定阶段进入并给予充分重视。此时，公众只能就已定的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是不是”公共政策问题，“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则没有发言权。只要政府认定了就是政策问题，而究竟是怎么认定的、如何确保认定的科学性似乎显得不重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在问题构建时确实有表达的“权利”。只不过这种权利的使用并不具有影响力，即没有“权力”。此时，公众话语权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围绕政府已经确认的问题进行论证并给予肯定和支持的表示。实质上，这是政府利用话语“霸权”在人们内心深处设定先入为主的“话语”逻辑，以此塑造着特定时期公众的认知特点、价值偏好和行动方式，这必然会影响到特定社会问题的识别和认定。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机会，因为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和价值的分配机制，政策问题构建能够首先界定予以分配的去向，即向哪分配，然后才是政策方案确定的如何分配的问题。所以，政府必须从政策问题构建开始就倾听民众的声音，从而保障公众话语权全过程的享有和充分行使。(二)我国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分享的实现路径1．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分享的核心:公共政策问题的类型公共政策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认定时都需要公众的参与，如有关国家机密的外交、国防问题等;公众也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公众对政策问题确认及其原因分析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因为“政策问题不同，公民参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也不同”，按照达尔的说法，“如果你认为同可以预期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参与的驱动力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政策问题性质不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不同，公众参与的动力也不同。由此，必须弄清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是公众应该参与的和公众愿意参与的。在这些问题进行构建时，政府必须保证公众的话语权。2．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公众话语权的分享必须是真实的福克斯和米勒认为，只有公共政策的话语形式具备真实性，使用合理的语言并造成某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才能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我们期望着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表面和谐的异口同声，也就是说，公众话语权与政府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因此公众在使用话语权时，必须是真诚的、具有意向性的及实质性的贡献，这些就是话语正当性的条件。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说而不听”、“听而不证”，我们期待政府给予公众的话语充分的重视，公众参与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特定利益的追逐，而是通过行使话语权，表达各种偏好、提供各种信息、与决策主体进行富有诚意的交流，从而使决策的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公众话语权的分享就是对决策者和特定利益集团话语霸权进行制约，从而使政策运行自始就彰显“公共性”。否则，公众参与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随之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3．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话语权的分享要形成常态机制公共政策问题的考察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如果等到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症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社会不满情绪反应已经达到爆发的临界点，再来确认该问题，不仅会影响政府形象，甚至会造成社会的震荡和失稳。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这一特性，要求公众话语权的分享亦要具有前瞻性。公众参与政策问题构建不再是简单的听证或者是成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形成一种常态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公民论坛、展开民意调查等形式，让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使得引起公共决策者深切关注的公共问题更多地由此产生。这种常态机制可为公众话语权的使用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和双向沟通的通道，保证公众与公共政策决策中枢在平等、公开、信息透明、相互尊重和主动参与氛围下，对具有重大影响但充满争议的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形成共识。

作者：孙萍鲍丽明单位：东北大学沈阳化工大学

话语权范文篇4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在报告中被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其工作领导权，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在校学生历来都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点对象。而体现有效掌握高校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高校掌握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研究生处于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群体，也是国家事业发展中人才竞争的重要储备，其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与本科生不同，不能照搬照拿，要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建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研究现状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内涵界定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具备较强的话语能力，承载道德规范、政治站位、思想观点的话语，对研究生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引导、教育，使研究生具备一定社会需求的影响力。2013年3月的《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中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融入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掌握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就能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掌控其科学道德、学风等教育方向。随着国家“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形势需求还是实质需要，都需着力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有利于高校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建立高水平、有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CNKI总库中，以“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为“主题”检索，共检索公开发表文献4篇，即广西大学周俊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实践研究》，兰州大学杜敏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刘姝君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建构研究》，西南大学王国泽的《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建设的现实际遇及策略研究》。从检索结果来看，对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研究只有1篇，其他3篇偏向于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几。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招，其群体规模与本科生相差无异，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像本科生一样得到社会关注。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困境

（一）话语主体的现实问题。话语权实质上是话语主体通过话语对话语客体产生控制、影响和支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话语主体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高校中具体身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研究生导师、思政课教师、任课教师等。在现实中，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话语权会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如研究生的个人偏好及接受、内化能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话语实力等，不同环节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控制权、主导权产生不同的影响。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有些教育者认为培养研究生只需重点关注学术科研；有些教育者认为研究生的价值观已经成形，无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些教育者认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照搬本科生思政治工作即可。种种偏见足以表现出对话语主体的重视不足，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研究生导师，不愿承担育德职责，认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是辅导员或学校相关部门的任务，忽略自身作为话语主体的权责。（二）话语客体的多样性。话语权的目标即话语客体，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话语客体为研究生，负责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话语进行接收和内化。研究生在年龄上偏大，知识阅历较强，生源构成较广，本科生阶段的价值观较稳固，使研究生群体在高校呈现思想与行为多样性，如对年级与班级的概念相对淡化、行动分散且自由支配学习时间和方式、有选择性地接纳新观点或思维、隐蔽自己的思想行为等，这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增加了难度。（三）话语内容及话语桥梁单一。话语内容是言语本身的信息。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内容简单重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组织、表达状态没有处理，“灌输型”的话语说教内容与方式，使话语客体研究生没有接收到有效的话语信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在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国内不良思潮暗流汹涌，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将工作话语、研究生生活需求、实际时代挑战等相结合，使话语内容生动活泼，形成话语权的影响力。话语桥梁是话语主体表达言语的途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话语桥梁依赖于口头陈述与大众媒体，创新不足，其枯燥单一的传播形式影响了研究生的接收能力。许多高校通过新媒体平台作为话语桥梁，但往往由于不善管理、内容空洞等原因流于形式。（四）网络话语难监管。网络技术的飞快发展给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带来新工作阵地的同时，也为网络话语的监管带来困难。研究生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话语客体，他们求知欲强，思维开阔，然而对网络上存在的海量信息及知识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生群体更善于隐蔽自己的负面情绪，表现出积极阳光的形象。而在网络世界里，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在情感和言语表达上容易不假思索地发表评论、进行传播。在虚拟话语环境中，作为话语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无法掌控其在网络中的思想行为，造成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失效。

三、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完善策略

（一）培育素质过硬、德才兼备的复合型队伍。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到，大学办学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教师队伍素质。评价一名好教师拥有好素质的准则是：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否有扎实学识、是否有仁爱之心［1］。这就需要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有过硬的政治素质、精湛的业务能力和高超的育人水平，能够掌握研究生群体的教育规律及事务性工作，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中形成影响力。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意识形态素养为基调，落实研究生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重视思想政治课教师、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主体的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话语能力。通过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提升研究生国家意识、责任意识、理想信念等意识形态整体水平。（二）发挥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高校课堂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笔者所在学校高度重视课程思政改革工作，已连续开展两届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竞赛，让专业教师承担起“思政话语权任务”，将课堂教学由传统的“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方向转化，探索构建全员、全课程、全方位的话语体系。在课堂教学中，加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校史校情教育、法治教育，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将“高大上”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微道理”，使学生信服，并乐于接受。（三）打造科学有效、喜闻乐见的话语桥梁。互联网充斥于研究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利用新媒体打造科学有效的话语桥梁，能够使话语高效地更新与传播。以研究生喜爱聚集的新媒体平台话语桥梁为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如微博、抖音、B站等，加强信息组织及宣传力度，以图片、视频、网文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推送具有正向积极教育意义与研究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达到既能够让研究生喜欢又能够育人的目的。同时，在整个话语桥梁中，注意主流意识形态导向问题，筛选不良信息，引导研究生科学、理智地使用网络，合理表达自身诉求。笔者所在学院微信公众号，设立了“环化周刊”“环化er”“青春朗读者”等栏目。“环化周刊”报道学院一周工作动态，使学生了解并紧跟学院发展；“环化er”推送在学习、科创、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方面优秀学生事迹，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青春朗读者”邀请专业教师、辅导员、优秀学生代表朗诵经典书籍、分享读书心得、人生感悟，实现思想价值引领。截至目前，微信平台粉丝4193人，文章461篇，其中原创文章232篇，累计阅读量181万。（四）构建平等互动、疏堵结合的话语主客体对话方式。平等互动的对话方式是良好沟通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以探讨、倾听、对话等方式代替灌输型说教、强制性要求等话语方式。网络大众化使研究生有更强的“平民”意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话语主体要以平等的对话方式，结合当下的网络流行用语，巧借外力疏堵结合，营造有利的对话环境，潜移默化地主导研究生思想行为。

参考文献：

话语权范文篇5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法话语权;话语内容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构想，其宗旨是通过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沿线各国和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如何实现愿景是目前许多领域都在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从国际法角度，“一带一路”宗旨的实现离不开调整中国与沿线各国关系的国际法规则，拥有国际法话语权是制定这些国际法规则的前提。因此，国际法话语权对“一带一路”宗旨的实现尤为重要。

一、国际法话语权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意义

1．国际法话语权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国际话语权是国家通过一定话语平台，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提出并阐释观点，从而引导、控制国际舆论发挥国际影响力，并得到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的权利和权力。国际话语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国际话语权掌握在哪个国家手里，哪个国家就能利用话语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其中，国际法话语权是其重要方面，是国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国际法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1］。国际社会的发展使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经贸交往更需要国际法并依赖国际法律规则的保障。谁拥有国际法话语权，谁就能在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中形成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规则导向，从而占有国际话语权优势。“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大构想，其实施需要沿线各国的接受与认同。“一带一路”地理涵盖的范围是亚欧非大陆及其附近海洋，沿线国家既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也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既有信奉佛教的，也有以伊斯兰教立国的;既有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也有秉承东方理念的［2］。与这些有着不同制度、不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及有着不同经济利益需求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必须有能够协调各国意志，反映不同利益需求的法律规则作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求同存异基础上的相互协调，也才能发掘聚同化异带来的互补潜力。因此，国际法话语权是推动和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新规则和新秩序的关键，是提升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际话语权重要手段。2．国际法话语权是制定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法律规则的基本条件。全球化趋势使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要实现国际合作，意味着接受共同认可的能将各成员紧密团结和制约在一起并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想通过这些规则实现利益最大化，更多体现本国意志。“一带一路”本身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协议，不具有实体和固定机制或治理框架，而是一系列倡议、项目的综合［3］。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要建立在各国认可的有效规则基础上。国际经贸交往与合作是一个整体国际秩序问题，“一带一路”是“以我为主”的构想，其必须在一个体现中国立场、观点和话语的国际秩序下进行，并依赖于这一有效秩序的保障［4］。谁拥有规则的话语权，谁就能在规则制定中最大限度地体现本国意志，从而建立有利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的国家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种误解对“一带一路”实施十分不利。如果拥有国际法话语权，通过对“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设定和规则制定，提供和制定更多合理有效的国际法规范，能更明确清晰地表达中国遵循平等，追求互利，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立场。3．国际法话语权有利于中国的价值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效传播。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及国家政策能否被其他国家理解和认同，该国的价值理念是否具有普适性是重要因素之一。“和谐世界”“合作共赢”等理念是在尊重其他国家价值观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利益需求。国际法话语权有助于形成体现中国价值理念的规则导向，使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各国接受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理解“一带一路”所秉承的“合作共赢”理念的包容性，愿意与中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实施，实现共赢的构想。总之，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只有中国才能更好地诠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刻内涵。中国能否在国际法律制度框架内，通过设置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规则导向，使沿线各国接受中国的话语及其政策行为，并愿意履行相关义务，对“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中国国际法话语权存在的问题

中国国际法话语权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而不断变化的。从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加之清政府的无能，中国处于被动接受国际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国际法话语权，关于国际事务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国家利益的立场、观点得不到认同，基本处于无语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许多发达国家也表示接受，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原则。改革开放后，由于发展的需要，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随着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国际法话语权也在提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看，综合国力的提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话语地位。由于历史、文化理念或者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国际法话语权方面仍然存在话语内容缺乏创新、话语平台建设不足、话语反馈不理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会影响通过法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1．话语内容保守缺乏建设性。话语内容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或有关领域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国际法话语权的话语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国家通过有关议程的设置，对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国际法规则所表达的本国观点和立场，目的是形成有利的规则导向并影响法律规范的形成。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话语内容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拥有的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所决定的。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认为，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这种国际政治将国家作为其基本的构成实体。任何法律体系无不反映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张［5］。这说明法律离不开政治，其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制定的，国际法同样不能脱离国际政治。国际法的规范及其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博弈，而绝非纯粹的法律问题，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权主导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大国博弈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实力优于美德和规则的社会［6］。从国际法产生和发展看，国际法规则一直或主要是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大国主导。中国的话语内容也是由中国的实力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决定的。正如上文所述，从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在国际法方面基本上是“失语”的，属于被动接受国际法，话语内容缺乏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表达，这导致中国国际法话语权的话语能力先天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被认同和接受的国际法原则，但总体上中国仍然是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虽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中国更认识到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但由于话语能力的先天不足，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建构方面仍然比较被动，立场和观点往往比较模糊。一方面在参与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有关议题讨论时，中国不善于提出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新发展和中国明确立场的议程建议，这和缺乏话语意识以及话语内容设计上自信不足有关;另一方面，对一项既有议题的基础性或原则性问题，有时候缺乏明确观点，往往用官话、套话表达模糊立场。对一些具体问题虽有主张，但由于惯性思维，观点也比较保守，缺乏创新。这种话语内容的保守和缺乏建设性造成许多国际法规则无法充分体现中国的立场，当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时，难以引证更有利的国际法依据。2．话语平台的掌控能力有限。国家在某个领域的话语表达，总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或渠道，这就是常说的话语平台。国家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表达也需要一定的话语平台，利用和建设好这个话语平台对争取国际法话语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国际司法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国际法话语表达的平台，其中，国际组织应该是最为主要的话语平台。国际组织的决议既可能在成员国同意的基础上直接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则的证据和解释资料。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组织已经成为解决全球问题进行多边合作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各国争夺国际法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法院、国际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而逐渐提高。国际组织为中国表达国际法观点和立场提供了话语平台。由于历史原因，通过国际组织已经建立的多边合作机制存在许多弊端，尽管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建设和改革，并努力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话语平台，但还是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组织公共产品形成方面建设性参与不够。国际公共产品是能使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受益的公共品，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越多，惠及的国家越多，影响力自然就会越强。在国际法语境下，对国际组织建设性规范提供得越多，惠及的国家越多，就越能发展成为各国都愿意遵守的原则和规范。这方面中国能够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对这方面的认识有限等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组织的主导程度不够。当今的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都是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在国际组织这个话语平台，谁的主导程度越高，谁就越能掌握规则导向，并使其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原则与规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1月27日宣布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该组织的第三大股东。但实际上组织机构仍然由美国和欧盟控制，在重大决策上美国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在主导权上并不占优势。这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成员，但掌控能力还不够，还不占有绝对的国际法话语权。3．话语反馈缺乏积极回应。话语反馈是国家话语表达的立场和观点等得到的某种结果。国际法话语权施行的结果如何，其他国家对话语内容是否接受与认同，并愿意采取相应的积极行动去实现话语内容，最为直观和有效的检验方式就是看话语反馈的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内容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应，或者话语对象转变身份提出与话语内容相反的立场观点，即消极反馈;二是话语内容引起某种程度上的关注或得到明确的回应，即积极反馈。话语内容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国际社会的某种认同。对国际法话语权而言，有关国家对话语内容的认同是关键。由于中国国际法话语权话语内容的保守和缺乏建设性，在国际法规则制定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提出的观点与相关国家需求的利益契合度不高，难以产生共鸣，而无法得到积极回应。另外，中国就国际事务阐述本国立场时使用的语言还没有和世界接轨，没有学会运用国际社会都听得懂的语言，这也是影响话语反馈效果的因素。

三、提升国际法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2015年，中国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中可能发生各种风险和问题，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解决。因此，“一带一路”必须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国际法话语权是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国际法律规则的重要条件，只有解决中国国际法话语权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实施。1．提出建设性话语内容，促进“一带一路”法治化。国际法话语权的话语内容反映着国家在国际法某一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国家是否能通过话语内容充分表达本国的观点和立场，形成有利的规则导向并影响法律规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据是否充分，因为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形成都是以一定理论为支撑。因此，要使话语内容具有建设性，并促进“一带一路”法治化，第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现代的国际法理论都是西方国家构建的，体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我们必须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对现有国际法概念、规则和各国法律中共有的理念、价值、概念进行不同的解释，大力改变中国法学受制于西方的概念框架、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现状［7］。我们应该在总结我国国际法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符合我国价值理念的国际法的概念和原则，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为话语内容中国立场和观点的表达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二，话语内容本身具有建构性，我们要增强话语表达的自信，敢于发声。中国应该在准确掌握利益着眼点基础上，根据“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来决定话语内容，使其能够体现中国的主观意愿和预期目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都是世贸组织协议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受这些国际法规则的规制。我们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具有建设性的规则导向，使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更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利益，并有利于调整“一带一路”实施中的问题。在新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中，改变以往观点不明确、立场不鲜明的局面，要有符合中国利益发展需求的中国方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的双边或多边经贸协定，要继续推进、升级和完善。在有准确的评估和合理的判断基础上，积极引领与沿线各国现在尚缺乏但对“一带一路”实施极为重要的金融、投资等方面的协定签订。在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中，我们要结合“一带一路”的宗旨和目标充分阐述对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立场和观点，促使协定尽快签订。另外，在坚持自由公平的国际投资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争取增加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定，这样中国企业到外国投资就可以要求当地东道国给予准入前的国民待遇。2．加强话语平台的利用和建设，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国家的立场和观点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或渠道表达，没有话语平台或话语平台有限，再好的话语也无法展现。当今的国际社会日趋组织化，国际组织及其决议所涉及范围日渐广泛，影响力也在扩大。在国际法话语权方面，国际组织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话语平台。中国国际法话语权的实现就是要在国际组织制度框架下，通过议程设置，将话语转化为使他人自觉遵守的权力。也就是说，中国要将自己话语通过制度外化，以此来使他者同化。为此，中国应该加强利用和建设国际法话语平台，提升话语平台的掌控能力，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逐渐完善合作机制。第一，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框架下形成的现有话语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都已在不同的国际组织开展过合作，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中，很多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现有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带有一定历史的烙印，已经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有些规则难免存在不公。但中国要做的不是挑战已经建立起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应该融入并积极维护公正合理的规则和制度，主动发声影响国际议题设置，推进不合理制度改革，形成既有利于中国发展，又有利于世界发展的更加合理的规则制度，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国际法话语权。第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主导性。“一带一路”实施要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我们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提升在这些组织中的主导性，争取更多的国际法话语权，为这些区域合作组织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促使现有合作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一带一路”秉承的是开放包容精神，倡议的地域和国别范围也是开放的，涉及的国家和实体会很多，现有的区域合作规则可能无法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所以，中国应积极倡导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合作平台，形成新的国际法话语平台。这样更有利于中国主动设置议题，提出体现中国意愿的建设性方案，形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规则导向，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拥有更多的话语对象，使话语内容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3．增强话语反馈积极效果，争取更多沿线国家的认同与接受。话语反馈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话语对象的认同。这种认同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话语主体表达的观点与话语对象的利益的契合，这是话语产生积极反馈的必要条件;二是话语论证逻辑为话语对象所接受和认同，这取决于话语质量。其中，话语主体表达的观点与话语对象的利益的契合度往往起决定作用。国际法话语能否得到积极反馈，主要是看话语主体对国际法规则所表达的观点与话语对象利益需求的契合度，契合度越高就越能得到积极反馈，并能让话语对象自觉承诺并愿意遵守。国际法既是各国协调一致的反映，也是各国价值理念碰撞的产物。无论是国际法基本原则，还是具体行为规范都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要想提出的规则主张与话语对象的利益契合度高，第一，要有能被认同的价值理念，并能将价值理念融入主张的规则观点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大多是积极反馈，主要是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理念与沿线国家利益需求的契合度高。有了共同认同的价值理念，中国提出的反映“合作共赢”的规则主张就会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可，从而得到积极话语反馈。为此，中国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应该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惠及更多国家，这样会增强话语反馈的积极效果。第二，增强话语反馈积极效果还涉及用什么话语表达的问题。中国的国际法主张不能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或者空洞的政治口号，必须学会运用法理，用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法语言来表达。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国际法话语权，在话语表达时就要学会运用“法言法语”表达观点。要做到这点，一方面如前面所述，应以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为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精通国际法律、并能为推动“一带一路”实施提供更多国际法建议的人才，这实际影响着话语表达的质量，是获得积极话语反馈的应然条件。

总之，“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构想，关系着“中国梦”的实现。要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解决与沿线国家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必须依据国际法。中国只有拥有国际法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才能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作者:王群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群．和谐世界理念和国际法基本原则［N］．光明日报，2007－11－12(9)．

［2］为共同发展添砖加瓦(钟声•客观准确认识“一带一路”)［N］．人民日报，2015－02－13(3)．

［3］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规则的制定权［J］．中国法律评论，2016，(2):39－45．

［4］李鸣．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研究［J］．法学杂志，2016，(1):11－17．

［5］［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张乃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5．

话语权范文篇6

关键词：微媒体；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微”的形式已经无限的扩展，传媒大师麦克卢汉说过，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基于手机客户端为主体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等微媒体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微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便捷而又简单，信息传播内容丰富多样，影响范围广泛，人人都能成为舆论传播者。微媒体创新了话语传播的途径，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平台。但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面对全新的话语环境，如何在微媒体平台中构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微媒体视域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弱化及其原因分析

（一）微媒体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碎片化削弱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微媒体的产生，以微的形式创造了新的话语场域。微媒体环境下话语信息内容繁杂、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信息的传递、接收和处理能实现一体化，信息的传输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实现了传播的及时性和高效化。微媒体的便捷性，青年获得权威信息的渠道增多，受教育者不再依赖教育者的言语传输来获得信息，他们和教育者之间形成平行的接收教育信息的关系。话语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话语主导权的局面被打破，青年不再完全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者的信息权威，因此导致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不断被弱化。思想文化的传递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来实现，微媒体在传递信息时具有碎片化的特点，媒体的碎片化利用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向人们提供碎片化的信息。与传统媒体叙事宏大、语境严肃相比微媒体自带的网络语言简明扼要、诙谐新奇，更容易被青年群体所接受。但是微媒体信息“碎片化”导致青年在接受信息、阅读信息的过程中，近停留在浅层化的状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往往都带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如果青年不加以深入思考，只是碎片化的阅读，不能做到入脑、入心的话就很难实现被教育。（二）微媒体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论创新不足。先进的理论和与时俱进的话语权创新体系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确立的关键，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微媒体中实现自身的话语权，首先就要自身理论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在微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平台逐渐被拓宽，但是话语权的理论创新却呈现不足的现象。在微媒体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被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论并没有跟随微媒体的发展而及时更新理论基础。在微媒体背景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气息，政治和行政色彩浓厚，与现实结合的不够紧密，缺乏相应的亲和力。话语权理论创新不足和滞后使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这一平台中的实践缺少理论指导，从而影响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实现，导致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弱化。（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平台建设力度不足。微媒体的便捷性、互动性和广泛传播性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更加宽泛的传播平台，但是目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微媒体平台建设力度不足。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采用微媒体技术、开辟新渠道、占领微媒体新阵地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官方媒体在微媒体中的领军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传统媒体都相继推出了微媒体新闻客户端，各大政府部门也拥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官微、甚至是短视频账号，但是其影响力和关注度却有待提高。微媒体平台中能够担当“舆论领袖”的官方媒体较少，微媒体视域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吸引力不足，内容相对陈旧、创意性不强、特色不够明显。对微媒体的管理缺乏经验，在防范错误思想的传播、应对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微媒体平台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力度不足导致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被弱化。

二、微媒体视域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一）坚持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正确理论导向。微媒体时代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实现面临话语权弱化的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正是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不动摇能够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工作指明前进的方向，为当前微媒体时代话语权的斗争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不断完善和修正自身的理论，更新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现实发展紧密结合，与青年的实际需要联系在一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青年问题，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引导力。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理论创新能力，理论创新是话语力量的不竭源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不断与时展紧密结合，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微媒体发展的要求，满足青年全面发展的要求。同时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善于从中国优综述及其他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理论滋养，不断丰富理论基础，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确立夯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极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增强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是当前时展的要求，也是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任何一种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了才能发挥出它的真正价值，培养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承载主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青年群体，培育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党和政府部门要积极占领微媒体这一全新话语平台，利用微媒体文字、图片、视频等功能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让理论走进青年生活，使得理论贴近青年生活。培育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提升微媒体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二）依托微媒体平台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影响力。依托微媒体平台建构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信息化时展的必然要求，是符合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微媒体实现其话语权，就要加强微媒体平台建设，加大微媒体科学技术的投入，拓宽微媒体宣传规模，优化微媒体宣传结构，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功能和现实意义，抢占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制高点。打造一批具有鲜明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官微，创办优秀一流的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微博、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建设融思想性、趣味性、服务型于一体的话语主体教育官微，提高微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斗争防御能力。从当前微媒体的影响力来说，粉丝数量、转发量、点赞量和被@次数都和影响力和信息传播力度密切相关，充分利用微媒体的互动性，通过转发、评论、私信、留言等功能与青年群体进行交流，实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培育具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舆论领袖”引导微媒体平台舆论风向，从而扩大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通过微媒体阵地的建设，形成覆盖范围广泛、影响力大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和宣传的体系，充分发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平台的教育引导功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微媒体场域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政治意识进行及时的规范和管理。在微媒体管理方面，教育者科学把握微媒体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弘扬社会主旋律、把握时展脉搏、净化网络舆论空间，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创造良好的微媒体文化环境。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作用，尊重青年话语表达的权利，给予青年发表不同意见、不同想法的话语空间。在尊重青年话语表达权利的同时引导青年理性思考和正确的表达，青年对新鲜事物和热点问题持有较高的好奇心，但是往往他们不能正确的辨析事物的性质，需要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时刻关注青年思想动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思辨思维，理性全面的对待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现象。（三）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对话艺术。雅思贝尔斯说过“对话是探索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1]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话式”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微媒体时代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微媒体的互动性使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模式不再拘泥于课堂之上，将虚拟世界的“对话式”教育变成现实。微信、微博、短视频等APP都具有聊天的功能，教育者运用微媒体与青年群体进行“对话”，将话语的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方式表达出来，运用微语言中的网络流行语、表情、表情包等元素穿插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巧妙的融合与微媒体当中。强调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2]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即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情感往往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中介，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话语的“情感融入”功能，运用情感的话语语言来激发青年的情感细胞，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性，情感性，避免话语缺乏生机而使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吸引力。满足青年成长和发展的需要，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现实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针对青年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设置不同的教育目标，在满足青年发展需要的同时促使青年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当中，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调动青年群体的积极性，让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深入人心。（四）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微媒体驾驭能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微媒体意识才能适应微媒体这一新的话语场域并且有效的开展工作。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微媒体意识，首先要从教育者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出发，在使用微媒体的过程中感受微媒体带来的便捷、了解微媒体运作的方式，不断掌握微媒体的应用技术。通过微信、微博、QQ、短视频等微媒体了解青年的思想变化和心理动态。其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紧密关注微媒体视域中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向，分析不同年龄层次青年的思想需求和话语诉求，捕捉社会舆论下青年思想发展动向，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和青年针对性的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微媒体的驾驭能力。提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微媒体驾驭能力，教育者要对微媒体视域内的话语进行创新。实现微媒体视域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微转向”并不是意味着一味地迎合青年的需要，更不是意味着摒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手段。将传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特有优势与微媒体相结合，运用微媒体的传播优势对传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进行延伸和拓展，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微媒体视域下的话语局限和话语权弱化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1-12.

[2].在2018年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23/c_129938245.htm.

话语权范文篇7

论文摘要：传统课堂“师本位”的教学思想是课堂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新课堂要求构建一种基于学生主体性的话语权。本文试图对新的学生主体性的话语权做出探讨，并对其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一)学生话语权的内洒

话语是主体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态度的主要的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权力。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他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福柯称这种权利为话语权。实际上，语言的权力并不是来源于话语符号系统本身，符号系统自产生以来，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思想的工具。话语中权力的获得更多的是说话者社会权力和地位在话语符号系统中的折射和反映。

学生的话语权是指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教育活动中，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所具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权利。它不仅包含学生在课堂教学行为过程中通过师生、生生等交往活动主动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的权利，还包括以书面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思想、见解表达的权利。学生的话语权是通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获得而确立的、它是学生作为“人”所本应具有的权利，可是由于教育的某种“异化力量”，学生的话语权屡遭缺失。

(二)传统课堂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传统的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教育对象的教学，它片面地强调教师、教材、书本等外在于学生因素的价值，而忽视了教育的最终指向—学生内在的价值取向。它“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生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客体，处于边缘状态，教师则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宰。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被控制”的关系。随着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丧失，其在课堂中的话语权自然也得不到保障，整个教学活动成了教师的“独白”和“一言堂”。探究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一是我国传统社会伦理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儒家道德传统“明人伦”思想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古代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同列，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尊师”的传统。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尊师的传统提高了我国古代教师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教学活动中却异化为“畏师”。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一开始就带有伦理等级关系。

二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教师往往是国家和社会的代言人，承担着传承社会文化、传达社会意志的责任。他的一切育活动实际上都屈从于权威话语(社会权力机构对教育的规定和要求)和理性话语(专家学者对文化教育的解释和说明)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学生的那些不符合权威规范的想法和主张自然是被认为是错误的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上对教师认识的影响。我国古代教育家韩愈早在《师说》一文中就指出教师只是“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正是教师这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教师才能“传道，授业，解惑”。而学生则处于相对“无知”的地位。这种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教师注定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的话语主宰者。

(三)新课堂呼咦新的学生话语权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客观上要求一种全新的课堂作为支撑。在新课堂里，教师从传统教学中的“主宰者”转变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帮助者”和“引路人”，学生从传统课堂的边缘者真正的进人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的生命主体性价值得到重视和张扬。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人的位置。”由于新课堂充分赋予了学生主体地位，客观上要求构建一种新的学生话语权。这种新的学生话语权能体现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力和能动性，是学生生命主体性在课堂教学中能动的表现，是一种基于学生生命主体性要求的话语权。具体有以下特征:

1生命性。话语是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是鲜活生命个体的直观表达。在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以整体的生命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不是抽象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主体生命间的交流和体验的活动。以往的课堂教学由于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富有生命丰富性的师生交往活动片面化地抽象为知识的传授，这是教学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新课堂要求把儿童从抽象的“知识的存储器”还原为具体实在的充满生命情感和活力的人。学生在课堂中作为生命个体是真实完整的存在，学生课堂话语的表达是其完整生命的内在需要。因此，应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那种片面地关注学生学科知识的“术语性话语”，而应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那样，回归学生的生活话语，还学生话语的生命完整性，这样才能“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2.主体性。学生在课堂中主体地位的获得是其话语权获得的保障，而学生话语权的获得又进一步地巩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黑格尔认为主体性是指“具有坚强的主体性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它表现在自由、自主和创造性三个方面。其中自由是基础，自主是表现，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追求。所谓自由的话语是指学生在课堂中能尽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受约束;自主的话语是指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替别人或权威说话。创造性的话语是基于前面二者之上的更高的层次。它要求学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是学生主体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四)新课堂学生话语权的构建

新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的获得为学生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也提出了必要性。新的学生话语权是基于学生生命主体性的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分别从教师、学生和课堂三方面去重新建构。

1教师话语观的转变和话语霸权的解构。

（1）教师话语观的转变。教师话语观的转变有赖于教师对自我在课堂中角色的重新认识。教师应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角色转变成多元的课堂活动者角色，课堂角色的多元化要求教师也应有多元的话语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好教师的学科性话语、教育性话语及生活性话语间的关系。以往的课堂教学单纯地强调学科知识获得的重要性，而无视教学的教育性和生活性。课堂中充斥着的是学科性话语生硬的气氛，而缺少人类精神话语的融合与沟通。新的课堂教学应使三者结合起来，使知识在充满人类生命激情的教学中得以传授和学习。二是从学生方面来看，正确处理学生话语的多样性问题。学生话语按其性质可分为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按其智力活动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理论分析型话语和实践操作型话语。教师应该关注每个学生不同的话语特点，用不同的话语方式去处理不同的话语。就像契斯佳科夫所说:“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因此不必把风格教给他们，而只须正确地，即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就是了。”

(2)教师话语霸权的解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民主的提高及学生地位的获得，教师话语霸权的解构成为必然。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单向传输到双向互动。传统的课堂教学所采取的是教师“独白式”的单向传输信息的模式，学生在教学活动的另一端只是知识的容器，师生的双向的教学活动被割裂开。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认为知识是由学生积极建构而成的。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知识只能是外在于学生灵魂.的附着物。因此，要求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相互交流和沟通。二是从权威灌输到民主对话。对话是课堂教学活动借以开展的方式，孔子主张“启发诱导”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都是对话教学的典型。现代教师应从传统课堂的知识—权利的中心地位走下来，与学生展开积极的民主的对话，共同探究和建构知识。

2.学生主体意识的提升和课堂话语的表达。

(1)学生课堂主体意识的提升。重塑学生的话语权，主要是寻求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的提升。然而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客观授予并不能充分保障学生课堂主体意识的提升。提升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围绕学生的兴趣展开教学。兴趣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内发性动机和原动力。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材的选编，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实施，都应从学生的兴趣人手。二是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由于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差异，只有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的特点进行教学，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需求，才能调动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三是围绕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开展教学活动。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主张教育应“关于生活”、

“依据生活”和“为了生活”。只有是“关于生活”的教育，才是学生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教育。只有“依据生活”的教育，才是真正视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只有“为了生活”的教育，才是学生真正所寻求的教育。

(2)话语权的表达。学生主体地位的获得和主体意识的提升，必然诉诸于课堂话语权的表达。学生课堂话语的表达应该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学生课堂话语的假性赋予和表达。学生课堂话语应是作为完整生命内部需求的表达，而在现实有些课堂中，学生言语的表达是按照教师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去进行的。“这种对话从根本上说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对话，它不过是中世纪宗教性教学中所运用的问答教学罢了。”二是防止从教师的“一言堂”演变为学生的“一言堂”。学生虽然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主体而存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学习活动只有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没有教师的课堂引导，学生将会在其学习活动中迷失方向、无所适从。

话语权范文篇8

关键词：新课堂话语权构建

一、学生话语权的内洒

话语是主体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态度的主要的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权力。后现代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他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福柯称这种权利为话语权。实际上，语言的权力并不是来源于话语符号系统本身，符号系统自产生以来，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思想的工具。话语中权力的获得更多的是说话者社会权力和地位在话语符号系统中的折射和反映。

学生的话语权是指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教育活动中，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所具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权利。它不仅包含学生在课堂教学行为过程中通过师生、生生等交往活动主动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的权利，还包括以书面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思想、见解表达的权利。学生的话语权是通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获得而确立的、它是学生作为“人”所本应具有的权利，可是由于教育的某种“异化力量”，学生的话语权屡遭缺失。

二、传统课堂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传统的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教育对象的教学，它片面地强调教师、教材、书本等外在于学生因素的价值，而忽视了教育的最终指向—学生内在的价值取向。它“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生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客体，处于边缘状态，教师则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宰。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被控制”的关系。随着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丧失，其在课堂中的话语权自然也得不到保障，整个教学活动成了教师的“独白”和“一言堂”。探究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一是我国传统社会伦理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儒家道德传统“明人伦”思想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古代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同列，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尊师”的传统。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尊师的传统提高了我国古代教师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教学活动中却异化为“畏师”。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一开始就带有伦理等级关系。

二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教师往往是国家和社会的代言人，承担着传承社会文化、传达社会意志的责任。他的一切育活动实际上都屈从于权威话语(社会权力机构对教育的规定和要求)和理性话语(专家学者对文化教育的解释和说明)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学生的那些不符合权威规范的想法和主张自然是被认为是错误的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上对教师认识的影响。我国古代教育家韩愈早在《师说》一文中就指出教师只是“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正是教师这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教师才能“传道，授业，解惑”。而学生则处于相对“无知”的地位。这种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教师注定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的话语主宰者。

三、新课堂呼咦新的学生话语权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客观上要求一种全新的课堂作为支撑。在新课堂里，教师从传统教学中的“主宰者”转变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帮助者”和“引路人”，学生从传统课堂的边缘者真正的进人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的生命主体性价值得到重视和张扬。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人的位置。”由于新课堂充分赋予了学生主体地位，客观上要求构建一种新的学生话语权。这种新的学生话语权能体现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力和能动性，是学生生命主体性在课堂教学中能动的表现，是一种基于学生生命主体性要求的话语权。具体有以下特征:

1生命性。话语是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是鲜活生命个体的直观表达。在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以整体的生命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不是抽象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主体生命间的交流和体验的活动。以往的课堂教学由于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富有生命丰富性的师生交往活动片面化地抽象为知识的传授，这是教学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新课堂要求把儿童从抽象的“知识的存储器”还原为具体实在的充满生命情感和活力的人。学生在课堂中作为生命个体是真实完整的存在，学生课堂话语的表达是其完整生命的内在需要。因此，应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那种片面地关注学生学科知识的“术语性话语”，而应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那样，回归学生的生活话语，还学生话语的生命完整性，这样才能“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2.主体性。学生在课堂中主体地位的获得是其话语权获得的保障，而学生话语权的获得又进一步地巩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黑格尔认为主体性是指“具有坚强的主体性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它表现在自由、自主和创造性三个方面。其中自由是基础，自主是表现，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追求。所谓自由的话语是指学生在课堂中能尽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受约束;自主的话语是指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替别人或权威说话。创造性的话语是基于前面二者之上的更高的层次。它要求学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是学生主体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四、新课堂学生话语权的构建

新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的获得为学生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也提出了必要性。新的学生话语权是基于学生生命主体性的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分别从教师、学生和课堂三方面去重新建构。

1教师话语观的转变和话语霸权的解构。

（1）教师话语观的转变。教师话语观的转变有赖于教师对自我在课堂中角色的重新认识。教师应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角色转变成多元的课堂活动者角色，课堂角色的多元化要求教师也应有多元的话语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好教师的学科性话语、教育性话语及生活性话语间的关系。以往的课堂教学单纯地强调学科知识获得的重要性，而无视教学的教育性和生活性。课堂中充斥着的是学科性话语生硬的气氛，而缺少人类精神话语的融合与沟通。新的课堂教学应使三者结合起来，使知识在充满人类生命激情的教学中得以传授和学习。二是从学生方面来看，正确处理学生话语的多样性问题。学生话语按其性质可分为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按其智力活动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理论分析型话语和实践操作型话语。教师应该关注每个学生不同的话语特点，用不同的话语方式去处理不同的话语。就像契斯佳科夫所说:“每个有才能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因此不必把风格教给他们，而只须正确地，即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就是了。”

(2)教师话语霸权的解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民主的提高及学生地位的获得，教师话语霸权的解构成为必然。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单向传输到双向互动。传统的课堂教学所采取的是教师“独白式”的单向传输信息的模式，学生在教学活动的另一端只是知识的容器，师生的双向的教学活动被割裂开。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认为知识是由学生积极建构而成的。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知识只能是外在于学生灵魂.的附着物。因此，要求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相互交流和沟通。二是从权威灌输到民主对话。对话是课堂教学活动借以开展的方式，孔子主张“启发诱导”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都是对话教学的典型。现代教师应从传统课堂的知识—权利的中心地位走下来，与学生展开积极的民主的对话，共同探究和建构知识。

2.学生主体意识的提升和课堂话语的表达。

(1)学生课堂主体意识的提升。重塑学生的话语权，主要是寻求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的提升。然而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客观授予并不能充分保障学生课堂主体意识的提升。提升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围绕学生的兴趣展开教学。兴趣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内发性动机和原动力。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材的选编，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实施，都应从学生的兴趣人手。二是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由于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差异，只有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的特点进行教学，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需求，才能调动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三是围绕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开展教学活动。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主张教育应“关于生活”、“依据生活”和“为了生活”。只有是“关于生活”的教育，才是学生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教育。只有“依据生活”的教育，才是真正视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只有“为了生活”的教育，才是学生真正所寻求的教育。

(2)话语权的表达。学生主体地位的获得和主体意识的提升，必然诉诸于课堂话语权的表达。学生课堂话语的表达应该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学生课堂话语的假性赋予和表达。学生课堂话语应是作为完整生命内部需求的表达，而在现实有些课堂中，学生言语的表达是按照教师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去进行的。“这种对话从根本上说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对话，它不过是中世纪宗教性教学中所运用的问答教学罢了。”二是防止从教师的“一言堂”演变为学生的“一言堂”。学生虽然作为课堂教学中的主体而存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学习活动只有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没有教师的课堂引导，学生将会在其学习活动中迷失方向、无所适从。公务员之家

话语权范文篇9

关键词：话语权；公平缺失；成因

一、学生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不仅是以抽象语言符号为载体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主体表达自身思想、情感、态度等的主要方式，甚至是一种权力机制。正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阐明的，“话语是一种权力体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他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福柯称这种权力为话语权。学生话语权是指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教育活动中，尤其是在课堂中所具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等的权力，包含口头和书面两个方面。

二、公平的学生话语权特征

严格说来，课堂话语公平应该包括师生间话语公平和生生间话语公平。但本文的学生话语权是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教师话语权而言，所以本文也只分析课堂师生间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而不分析学生内部的话语权公平问题。再说，生生间话语权公平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教师的不公平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造成的。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客观上要求一种全新的课堂作为支撑。在新课堂里，教师从传统教学中的“教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帮助者”和“引路人”，学生从传统课堂的边缘真正的进入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因此教师不应该成为课堂话语的唯一主宰者，学生话语权的重要性和主体地位应该被突出。这种新的公平的学生话语权应能体现以下特征：

(一)生命性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以独立的生命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不仅仅是抽象的知识传授和接受过程，还是教师和学生主体生命间的交流和体验的活动。学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习者”，而是一个有着多种需求及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人，所以课堂话语不仅是知识传输和接受的工具，更应该是生命意义体现的方式，它不仅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还应该是复杂多元的。因此应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活动中的那种片面地关注学生学科知识的“术语性话语”和偏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话语”，而应像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那样，回归学生的生活话语，还学生话语的生命完整性，这样才能“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自由性

正如公平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一样，公平的话语也应该是自由的话语。套用石中英的自由教育精神，自由性的话语也应该是人本的、民主的、理性的。所谓人本，指的是以学生为本，教师的话语应该围绕学生话语而展开，而不是围绕学科话语而展开，更不是为了巩固教师的权威而展开；所谓民主，指的是教师话语权和学生话语权处于平等地位，师生话语有冲突时，应该多通过磋商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运用控制和强化的手段；所谓理性，指的是学生话语权的自由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也应该符合一定的规范(并不是传统的管理规范或行为规范)和原则：有利于自己全面发展并且不妨碍其他人的话语自由；公平(equitable)的英语解释也是fairandjust；reasonable(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

(三)发展性

假如说生命性是公平学生话语权的表现形式，自由性是其保障的话，那么发展性就是公平学生话语权的目标。这种发展性要求学生的话语在一定积累基础上有着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被动地因循守旧，不敢突破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身获得最大最快发展，使课堂话语体系更加科学完善，使社会获得不断进步。

三、课堂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

根据公平话语权的特征，凡是不自由、不能发展、没有生命性的话语，都是一种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它从不同角度有不同分类，在此从社会学视角，对这种公平缺失现象分类阐述。

(一)无声的话语权

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或几乎不表露自己的见解，从头至尾都默默地跟着老师的节奏在学习，或者是沉迷于自己的另类世界里，做着自己的事。究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1)糊涂不觉醒。要么这类学生从来都不怀疑老师的话语，或者根本没想过自己还能有什么新的话语；要么根本就不在乎老师有什么样的话语，换句话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过老师的话语。(2)妥协不较真。这类学生认为老师讲的话嘛，总有一定道理吧，即使老师的话有点不妙的地方，可能也是老师一时疏忽。老师即使错了，学生也不需指出，总得给老师一点面子。再说跟老师对着说，可能对自己以后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不管老师怎么说，也故妄听之，什么话也不说。按照吴康宁的观点，学力是涵盖智力、成绩、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知识结构等的一种综合指标，是指学习的一种原动力，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对学力高的人(超前的疏离者)和学力低的人(滞后的疏离者)都缺乏吸引力，这就产生了另外两种无声的话语权：(3)无力出声，主要是滞后的疏离者；(4)无意出声，主要是超前的疏离者。无声也是一种话语权，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内容，但这种沉默也在诉说着一种不公平：我怎么就没有声音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地把我的生命性话语表露出来?难道不出声也能使我很好地进步发展吗?

(二)独自无群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一般都是孤立地产生，无人喝彩，无人合作。西方课堂一般都有许多学习小组，学生在小组中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学生的话语都代表着小群体话语，得到小组同学的认同和喝彩。这种话语可以和其他小组的话语不同，当然也能和老师的话语不同，学生不会为此感到受孤立。中国的课堂也有许多小组，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行政小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便于管理而设。班级内互动要么是师个互动，要么是个班互动，很少有群群互动。这就是所谓的“孤独的个体，静态的群体”。学生的话语基调只有和老师或以老师为首的班集体保持一致，才能得到认同和喝彩，否则就成了被孤立、被忽视甚至是被抛弃的话语。这种独自无群的话语权当然是不公平的，它不是以学生为本，而是以教师或教师的班级为中心；他产生的话语不是学生的生命性话语，而是受到老师规制的学术性话语和制度性话语。

(三)教师统治下的话语权

这种话语权的最大的不公平之处就是不主动，它是一种被动的话语权表现形式，是对教师的统治性话语的一种应答，有以下几种情况：(1)对老师命令权威的(有时转变为要求的形式)应答。命令是不需要理由，也是不能妥协的，学生的应对话语只能是yes，否则就会出现第二种情况。(2)对教师惩罚强制的应答。教师的惩罚强制性话语包括讽刺、批评、嘲笑、呵斥、恐吓、发怒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学生轻则话语主动权荡然无存，严重者连人格尊严都很难保全。(3)对教师控制管理的应答。学生更多面对的有可能是这种教师话语，它包括教师的委婉建议(不是前面所提的命令要求)、规范提醒、话语孤立等。(4)对教师磋商的应答。教师的磋商往往包括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利诱人，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吹捧学生。一般来说学生更愿意面对后两种话语，尤其是第四种。但显而易见，面对教师的控制、管理和磋商，学生也只能被动应答。学生的应答话语只是强化了管理，突出了老师的教学技巧，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学生在这种话语中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不是自由的、突出学生生命活力的发展，而是一种规制性的符合主流社会意愿的发展。

四、课堂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成因

传统的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不以教育对象为中心，它片面地强调教师、教材等外在于学生因素的价值，而忽视了教育的最终指向——学生内在的价值取向。随着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削弱，其在课堂中的话语权公平自然也得不到保障，整个课堂充满了教师的霸权话语。

探究传统课堂教学中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话语权力并不是来源于话语符号系统本身，而是更多的来源于说话者社会权力和地位，话语权正是人的社会地位在话语符号系统中的折射和反映。学生的课堂话语权是通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的获得而确立的，它是学生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可是由于“官本位”的影响，产生了政府服从社会、学校服从政府、老师服从学校、学生服从老师(社会接纳学生)的怪圈。学生处于教育链中的最末一节，学生的地位当然就无从保障，学生的话语权公平也就遭到剥削而产生缺失。从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我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儒家道德传统“明人伦”思想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古代教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同列，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尊师”的传统。尊师的传统提高了我国古代教师的社会地位，然而在教学活动中它却异化为“畏师”“师本位”。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一开始就受伦理等级关系的影响，教师永远高高在上，所以就几乎拥有了所有的话语权，至少是话语主动权，学生话语权公平缺失现象也就自然产生。

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师拥有更多的知识、更成熟的心理和生理。教师“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所以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更高的素养和能力，而学生则处于相对“无知”的地位。正是因为师生问的这种差异，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便认为教师是课堂话语中的天然主宰者，学生的话语权缺失是理所当然。这种基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把丰富复杂多元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学生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客体，处于边缘状态，教师则成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宰，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被控制”的关系，学生的话语权公平当然也无从谈起。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教师往往是社会、国家和学校的代言人，承担着传承社会文化、传达国家意志和参与学校管理的责任，教师的话语代表着理性话语(专家学者对文化教育的解释和说明)和权威话语(社会权力机构对教育的规定和要求)。在这种压力下，学生的那些不符合理性规范和权威规范的想法和主张自然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学生的话语权便开始由受压制而转变为缺失。

话语权范文篇10

1.1什么是话语权

话语权简而言之就是说话的权力,也是控制舆论的有力力量。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舆论的走向。

1.2什么是国际话语权

目前,国际话语权还没有很准确统一的定义,不同的领域的研究者对国际话语权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本文选取在传播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中两个最具形象的典型定义来阐述国际话语权的定义。国际话语权简单来说就是影响和控制国际舆论的能力。国家实力、传播平台和话语权队伍是掌握话语权的三大前提,而传播议程设置、舆论导向把握和传播表达方式,则是实现有效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国际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权力,影响和调控国际舆论的权力。[3]谁掌握了话语权,可以说就掌握了国际的舆论走向。国际主导权,也就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最主要的内容。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在应对国际纷争中就增加了为自己赢得利益的筹码。从根本上讲,今天人们要争夺和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不是天然的禀赋,而是争取甚至斗争的产物。

[4]1.3什么是体育国际话语权

体育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在国际体育事务中说话的权力,更是一种处理国际体育事务的权力,是依靠争夺才能取得的权力。

2我国当前拥有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及困局

2.1现状浅析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也有了空前提升。但是,在今天的世界,西强东弱的局面并没有被扭转。同样,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要职的也大都是西欧、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员。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体育大国,近几年更是奥运会的夺金大户。而在全世界104个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中,只在排球、乒乓球、武术、龙舟、羽毛球等几个组织中有中国人担任职务,且羽毛球高层中的中国官员吕圣荣已经卸任。相比之下,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太少,与中国目前的体育实力太不般配。而在奥运会等世界重大赛事中,我国遭遇的种种不公平事件,也无不说明中国体育的话语权十分缺乏。

2.2困局解读

2.2.1国内外媒体的因素

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在国外,关于中国的“唯金牌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声音此起彼伏,这也说明了,中国在对自身形象塑造和正确客观的文化传播上做的还不到位,在处理一些突发的国际事务上的公关能力和运筹帷幄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中国体育宣扬自身话语权的媒体力量急需壮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话语权来匹配我们日渐壮大的国家实力。而众所周知,中国在近几届奥运会中取到的金牌大都是跳水、乒乓球、羽毛球等中国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国所获金牌的项目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够大,特别是在三大球、田径等项目上的成绩并不好,所以数量多的金牌并不能正确的反映出中国体育的综合实力,或者媒体把中国体育的实力放大了。

2.2.2世界竞技体育的核心人物欠缺

且不管中国颇受外国争议的举国体制和外国媒体所宣扬的中国的“唯金牌论”,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顶级盛会——奥运会中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这已经很鲜明的证实了中国能搞好体育,那么,就这样一个体育大国、竞技强国,为什么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屡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缺少足够多的李宁、缺少足够多的姚明、缺少足够多的刘翔、缺少足够多的李娜,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的“核心领域”始终缺少足够多的话语权。

2.2.3中国体育官员、教练员、运动员、领队的素质因素

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对中国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问题上曾说,中国体育官员中会说英语的人太少了,影响了与其他体育人士的交流。从我们参加世界顶级经济体育赛事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目前,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等，整体素质水平、公关能力、交际手腕还有待提高。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赛事中,比如奥运会中,如果出现了突发的状况,我过的运动员在和裁判交涉的过程中,大多只会说一些“why”、“what”等较为简单的英语,并不能很清晰明朗的用英语与裁判员进行有效的沟通。而像一些在国际体育界影响力比较大的运动员,如李宁、邓亚萍、姚明、李娜等,都能用流利的英语与裁判和外国记者交流。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遏着中国体育人走向国际,争夺国际话语权。且中国的运动员深受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影响,出现问题时大都不愿与人争执纠缠,殊不知,话语权就是要争夺才能取得的。

2.2.4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权威不够

我国国家队的运动员退役后大多选择体育管理、体育教练或教学、经商，甚至进军娱乐圈,很少有功成名就的运动员退役后继续深造走上国际体坛任职的例子。极少数像出任过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的吕圣荣女士、担任过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以及担任过国际乒联主席的徐寅生,也是从翻译走向国际体坛任职或在某些方面有过重要贡献的缘故。

2.2.5中国体育自身的原因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体育版主编罗京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除了语言、媒体等原因,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体育本身没有运用好现在已有的话语权。在一些重要体育赛事上,各个国家都积极主动召开面向世界记者的新闻会,独有中国代表团是不举行新闻会的,对于各国记者的采访要求也冷然拒绝。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作为东道主,只举行了一次新闻会,反倒是澳大利亚代表团在奥运会开幕前天举行新闻会,抢尽风头,尽管澳大利亚在奥运会上得到的金牌少,但在世界人们心中却保持着一种体育强国的印象。向全世界昭示中国体育,也是中国体育行使话语权的大好机会,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表现自己,或许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体育不懂的把握自身本来拥有的话语权。而把已有的话语权很好的使用起来,也是我们必须应该做的。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