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建设论文十篇

政权建设论文篇1

关键词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治理转型

提及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人们并不陌生，至少从上个世纪年代体制解体以来，它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说是政权建设，而是说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体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几年，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好像并不仅仅是关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和中国研究的大问题，因此，其一举一动总会扯动整个知识界的视线。结果，心有所鹜，载荷甚重，就不免进人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话语自我建构的境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种话语建构于农村的现实关切如何暂不清楚，但至少已经离理论的预期不远，于是便有人开始说，关于中国的研究几近进人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当然，细心人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几州皆谑的说法，所以才有“热闹中的冷想”一说。川然而，如果不做如此解读，却也可以反过来正解为学界进人一个让农村和农民来为国家发展投石问路的年代。

中国农村似乎总是在晚近以来的历史中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不过，人们旋即明白，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过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按的话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改造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被其所改造。虽然自晚清以降，引领历史前行的城市这一现代化的火车头，因为拖不动过于庞大的乡村而翻车出轨，一度反由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但山穷水覆以后，历史最终还是选择让城市来铺排农村的前途。当人们从理论自我建构的楼阁中领悟到这一由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常识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构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成为真正关乎乡村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去发掘“草根民主”的乡村价值，并且还真有人从中看出了些许门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之“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从此，村庄的选举便被一些学者相应地视为国家通过其在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的再构，以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之功的举措。这一新的说法，似乎还能从近代乡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找到论据，或者帮助人们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原本对应的是一段欧洲政治发展的经验。按照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从时间上看，这即是一般史书上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空间上看，它又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海外汉学界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概念来照应中国乡村的政治变迁，而其基本着力点就在于，借此来分析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如何出现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绅治”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过，这多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与现实研究无关，而上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学界将这一概念引人到当代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却有另一番新解，它所强调者，不是历史研究中所着意要凸现的“官治”对“自治”的解组，而是为了说明草根民主在弥补后公社时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借用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已经不是选举对于中国发展的路径效应，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乡村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这样，在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现一种有别于宏大国家关怀的底层取向，它所对应者，正是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长出另外一种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定位，其功用首在治理，而非民主。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区分有些牵强，因为现代治理观所讲求的正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转换基础上的权能运作绩效，它本身即内含了公民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成分。但许多研究者在做这种区分时，并非不知道这一涵盖关系，而是有意借这种概念的区分来凸显与单纯民主理路的乡村体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治理”一词来强调如何救治和缓解因为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庄公共品供给缺失、村庄公益事业废弛、农民因为公共权力无为而面临种种从生产到生活的困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的作用无法发挥等。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以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路来考量近代乡村发展的前提，那么，这种救治和缓解的现实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历史反溯的意向，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来乡村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得失成败的依据。

这样一来，一些新生代学人不仅自认为打通了乡村治理研究与晚清以降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似乎还重新挖掘出实践在这一政权建设历史序列中的位置与价值。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公社时期正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管控最为得力的时期，这种得力已经不仅表现在它曾经努力扮演过的向理想社会渡的“桥梁”作用这种通往未来之路的尝试似乎不再愿意被今人所提起，或者干脆就要刻意地忘记，更在于它将基层社会拧成一股绳的无上功力。如果说，这种功力在年前曾经是学界所要检讨的对象，那么，在现今一些人的眼里，却可能正是其要被重新整理和强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在痛感因“权力无助”而致的当今乡村治理弱化之时。结果，依此标准，一种重新被发现整理出来的历史逻辑便被呈现大集体时期标志着自近代开始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进程的成功和结束，而自年代开始的治理变革，反倒可能是某种退化。因为，人们在无法看到外在权力秩序之于乡村社会无所不在的约束之时，却看到了农村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一言以蔽之为权力退出状态下的村庄原子化。于是，当新世纪初有人开始思考农民善分还是善合的问题时，作为救济之道，便有人开始期盼权力对于农村社会的重新介入，且以为要解决农民合作的问题，非权力的大力涉人，没有他途。虽然还未看到这种呼唤有否被我们的地方政府所采纳，可若单就认识的发展线路来讲，思想的历史确实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当一年代的学界在全力反思全能主义之弊时，仅仅在短短的年之后，似乎又有人要历史折回到它的起点-这样说也许太夸张，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要在历史的武库中去寻觅可以缓解当下问题的利器。这一轮回来得如此之快，让我们这些过往之人有些来不及适应。难道当初的反思错了中国乡村社会只配被捆绑起来才有望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而且也没有人会如此天真地看问题，但关键倒不是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尽管这也十分重要，而是应该如何来应对现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面临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选择。从现实来看，因权力不足而引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显然不是酿成当下乡村困局的全部原因，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找出因权力强悍而致的乡村和农民受困的大量案例。可见，面对复杂的现实，任何单项度的解释都显得单薄无力，或者反过来讲，目前学界所存在着的对权力制约和涉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各自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学界显然已经没有了年代那份单纯的批判性自信，人们意识到，当下农村诸多困局的缓解，可能既与限制权力过深的涉人有关，又与改变权力的消极无为相连。一方面，权力如何摆脱历史的运作惯习，仍然是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基本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增加权力的作为也确是克服乡村治理弱化的必要举措。所以，面对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尽可不必去苛责谁不面向现实，谁又缺乏历史的体验，因为我们确已经难以单凭遏阻权力来保护农民，也同样难以单凭弘扬权力去推动发展，缺乏权利的保障与缺乏权力的扶助，可能都是乡村社会中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要遭遇的真实问题。

无疑，深人的农村调查既能让我们看到摆脱全能型治理后农民在自由、自治和自立状态下所获得的解放，也能让我们目睹他们不时仍旧会遭遇权力侵害的无奈既能让我们找到因权力扶持而脱贫致富的案例，也会向我们展示因权力无为而任凭市场风雨吹打的乡村社会的凋敝，各种情况同时存在，几乎很难厘清谁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谁又是加重问题的根源，或者不如说它们在相互的交切与强化中共同促成了成绩与问题的生成。所以，要理清对立两极间矛盾与悖论共生的困惑，便不是要做单项度的思考，也不应该是在回到权力的深度介人与维持无为的守夜人角色之间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进一步厘清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的运作特性、功能及其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改良与完善之策。所以，在治理实践中，我们究竟要规范和制约什么样的权力，又要改善和提升何种权力运作的功能，才是应该思考的正题。

在这方面，英国学者迈可·曼的权力二分理论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迈可·曼把国家权力分作两个层面，一是强制性权力，即国家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基础性权力，即国家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决策的能力。〔这提醒我们去进一步关注乡村基层权力运作之不同项面的关系。因为，在乡村社会的权力运行中，同样可以细分出强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两个方面，前者标志着公共权力相对于社会和农民个体所具有的无可挑战的势能，后者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所承担的公共供给与服务职能。以此线路来思考乡村权力运行中两者的关系，笔者发现，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包括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正式权力设置和代表国家行使村庄治权的社区自治权力运行似乎受到历史惯习的影响，往往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特征也可以叫做大一统，即其强制性和基础性两个方面关联密切，往往是一进俱进、一退俱退，一强俱强、一弱俱弱。即要么以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基础性权力表现得强而有力如时期那样，要么当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或有所减弱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弱甚至崩解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反之，为了重新增强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只有再去寻求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哪怕因此而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

由此，笔者得以理解现实乡村社会中两类全然不同的权力运作现象并存，以及由这种并存所造成的种种权力运作之混合效果的原因。一方面，强制性权力已经极大地隐匿于后台，并不时示人以威慑，但总体上却不受社会制约，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自主行动空间。所以，当某些基层权力组织在市场状态下想要将自己变为谋利工具时，其所具有的权力势能会非常容易地帮助它们达到目的。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征地等开发性事宜中农民缺乏基本的谈判能力，只能听任政府组织对利益分割做出安排。另一方面，基层权力的供给与服务能力受财政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又被极大地消解，致使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常常因为缺乏公共权力这支“有形之手”的扶助，而遭受“无形之手”的“折磨”和“蹂厢”。并且，也会因为缺乏公供品有效供给与服务，而让村庄公益事业陷人瘫痪、半瘫痪的境地。这可能只是对一些最为极端的状态所做的分析，其中自然省略了公共权力造福于民这一更为基本和主流的事实但是，这些极端的状态和事例却可能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从反面去形塑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

我们说，农民也要分类，其中也有不是省油的灯者，这些人动辄会用“弱者的武器”来与强势的权力抗衡，从而使硬统治遭遇软抵抗而减弱其效能。又有人说，现在“无公德个人”的泛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使以村庄公共伦理与需求为基础的公益职能在普遍私德的包围中难有作为。其实，这些同样属于特殊的事例和状态，即是这一特定治理生态的陶塑物。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磨练什么样的生存技术，有自由无权利者在遭遇侵害时最节约成本的反应自然是弱者武器的运用，而被遗忘的底层原子化生存状态，更是普遍催生转型期无公德自利行为时事观察的温床。这一切，都既与强制性权力仍旧过强有关，又是基础性权力遭到消解的结果。更有那些不是省油的灯的农民更为准确地讲，可能是由某种既无权利保障、又无社会责任意识的“准丛林”状态所塑造出的典型原子化个人，往往会为一己之利而利用种种制度裂隙与政策不接轨来“反制”于国家之于乡村治理的种种努力。如前些年隐匿土地数量、拖欠税费，近些年在土地开发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捞上一把，甚至利用“缠访”等非正常手段步步营利等，都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极端化表达。站在局外的角度，可能会以为这些都是农民的正当维权但深人农村实地观察，却发现它们更可能是由于治理不能正常施展而孵化出来的一种个人对社会的逃逸与不合作，或者说是行为者对社会及其公共权力的一种基于个体而非集体理性的“反制”，即行为者以牺牲普遍伦理和社会公益为代价以求自利。因此，这种农民的“反制”在削弱基层政权治理绩效之时，其实也牺牲了社区的公共利益如果近距离看，还会发现行为者可能也在挥霍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心，从而使治理失效，也使治者和被治者陷人一种从长时段来看是“双输”的权力博弈中。

一方面要不断形塑自身的公共性，其运作要受到制度规约，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提高和完善其作为基层公共组织的供给与服务职能。当然，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要公民化，既能享有权利，又具备公民的义务、责任和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官与民相互塑造的过程，但矛盾和责任的主要方在前者，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毕竟是它掌握着现代规制与村民文化培塑的主动权。

这些并不都是笔者个人的发现，而是历史的经验。历史经验未必有普世性，但却可以有借鉴性以及对现实的引导性和规范性。总之，有感于“政权建设”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总是更易于引发人们对诸如“增强”、“强化”及“扩张”权力效能的单面想象，而易于忽略这一概念中所本应内含的对权力制约、授权来源重构那个“元历史”的价值积淀，为避免因词蔽义，笔者以为，不如就将权力和治理的变革叫做治理转型更好。转型的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合法性重建及治理之道的重新探讨，也包含了增强和改善基础性权力功能等一系列内容，不易失之偏颇。

所以，笔者在此敬上一言乡村社会中“政权建设”的概念，不用也罢。毕竟，相对于历史上的欧洲，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所更需要的，不是一种去家族化和去分割化的政权公共性建设，而是治道的变革。

可见，对于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运作的特征以及由此塑造的官民关系，绝不可轻率地做非此即彼的定位，前述两种单项度的主张，应该说都各自看到了问题，却又都有珑曲痴枷，

政权建设论文篇2

自愿、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阵地战分别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实施场所、组织者和夺权方式。增强教育和自觉的合力作用、坚持发展群众路线、发挥知识分子的模范作用、夯实廉政文化基础，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廉政文化；要素；对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飞跃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却面临着巨大的失败，同时也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活跃起来，葛兰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案研究学者不同，葛兰西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实践家，写下了叹为观止《狱中札记》，对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提出无产阶级借助攻破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获得文化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党政自身建设，提升无产阶级神圣性以及合法性。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党政方面的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关于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四要素分析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前提

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阐释，理论确立需要保证各个阶层都是自愿的接受统治者实际的领导地位以及思想理念，因此，自愿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提。［1］国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大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一致的世界观。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与建立世界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不掌握文化领导权就无法建立世界观，这就需要广大民众给予认同，凝聚各阶级的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主动权。葛兰西的共产主义相关理念过程中，将领导权划分为政治以及文化两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统治阶级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掌握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领导权，有效巩固通知地位，实现自身有效统治。此外，在文化领导权的控制过程中，还需要保证从属阶级在思想上的认同性，属于一种自愿，社会中大多数居民都是资源同意而组成的。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施场所

关于市民社会理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应用于政治领域。由于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就使得社会对市民定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关系的综合，葛兰西则更加倾向于将市民社会划分在上层建筑领域，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国家支配，属于自主性非常强的社会团体，诸如，学校、教会等等。统治阶级在实际的阶级统治过程中，可以利用学校或者是教会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广大民众能够认同世界观；市民社会为思想、言论交流等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提升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需要充分发挥文化领导权作用，实现意识形态有效传播以及文化的有效巩固。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还对上层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代表了自身集团实际利益，充分发挥对国家发展的指导、管理以及传播等功能。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之中能够充分发挥文化统治作用，有效维护阶级利益；知识分子作为新思想与新理念的传播者，承担着代表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传播作用，对启发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领导者以及组织者，对组织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知识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统治阶级获得文化领导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式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认为，阵地战对获取文化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为了能够获得胜利，就需要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获得领导权并且实现合法地位的有效巩固。阵地战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阵地，逐渐攻破工会、学校等民间机构，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除，构建文化针对，提高思想觉悟，为无产阶级提供文化领导。实际上，文化领导是一个发展缓慢、理性化并且长期性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瓦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否获得社会大部分成员的赞同，是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阵地战则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2］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作用

（一）注重党政文化建设，构建廉政文化基础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进行市民社会领导权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自身建设。作为国家重要的领导力量，党需要获得人民拥护以及信任，不断提升自身建设。面对国内国外复杂的发展形势，党政建设刻不容缓。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廉政的重要目的，充分利用文化这一发展载体，有效抵御党内的不良之风。从目前发展来看，我国需要更加注重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特别是需要注重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价值取向的廉洁性、正确性，实现有效的传导，同时还需要党员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党员干部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党政反腐倡廉相关理论，同时还需要注重权利、利益二者之间关系，有效抵制在金钱、个人等思想意识理念以及生活方式方面的侵蚀。此外，还需要更加注重优良传统文化方面的继承发展，坚持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效吸收世界各国关于反腐倡廉成功经验，有效巩固廉政文化。

（二）明确定位，注重教育、自觉二者之间的结合

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式，阵地战能够有效瓦解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无产阶级能够提升意识形态的同化力，获得民众更大的认同。在进行文化领导权实施过程中，无产阶级、社会成员之间教育，实现批判性自觉。［3］在进行党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党员干部教育，特别是以及法纪方面的学习，实现知识结构的有效扩展，提升丰富性。理论学习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保证先进文化发展方面。在进行群众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相关政策方面的宣传，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为群众、党之间的一致性提供保障。在进行大众化教育过程中，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综合素质，树立群众主人翁意识，为廉政文化的有效开展创造更加有利外部环境。从党员干部角度来看，自觉主要知耻、自律两方面内容，为党员干部提供精神，提升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有效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有效遏制腐败。

（三）坚持发展群众路线，保证务实清廉

文化领导权需要坚持人民群众自愿性，坚持内心上的认同。无产阶级需要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循理论、实践相结合，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民众日常生活进行有效关联，尽可能获得民众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作为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路线则是党的发展生命线。民众需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能够从内心上认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维护以及巩固，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坚持群众路线。党员需要明确自身肩负的重要职责，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坚持群众为本的发展路线，为人民谋得更大的利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来自党的关怀。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牢固群众发展基础，坚持党与人民的紧靠相依，实现党方针政策有效宣传，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渗透，让群众能够更加自觉、更加自愿的接受意识形态理念，支持党的领导。党组织还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从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基本点，倾听群众的声音，吸收群众意见，获得群众更多拥护。

（四）坚持有效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对获得文化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承担着指导、教育以及管理等作用。［4］从党廉政文化建设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发挥着组织以及传播作用，这就需要认识到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以及艰巨性，根据学科性质不同，注重廉政文化研究角度的针对性，形成更加有效的理论成果，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指导。党员干部教育过程中，知识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党内发展基础以及群众发展基础，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党的发展凝聚力。

三、结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继承以及发展，文化领导权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的过分夸大，但是对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曾经反复强调党风廉政相关建设工作，强调反腐工作四要素的重要性，将廉政建设工作看做实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利益驱动型以及消极腐败思想等较为严重，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因此，党廉政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文化领导权进行合理化建设，注重党政建设，提升廉政文化建设有效性。

作者：范秋贵 单位：商丘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参考文献：

［1］张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2）：62．

［2］邹英姿．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简要评析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J］．剑南文学，2013（6）：304．

政权建设论文篇3

关键字：宪政 政治文明 人权 民主政治 法治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政治文明”引入了现行宪法，规定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⑴这一规定标志着政治文明建设在我国国家根本大法上正式获得了最高法律地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政治文明是什么？政治文明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形态，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实践所规定和体现的社会文明。”⑵其中，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形态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宪政制度是当今社会公认的一种文明先进的政治法律形态，是最能够集中体现政治文明的政治法律形态。宪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一 宪政的基本原则与要求与政治文明的终极关怀相一致

“文明的政治不仅仅在于保障人权，更在于以保障人权为终极关怀。”⑶在整个社会运行体系中，人是最重要的主体。人的幸福与完整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对人的幸福与完整的关注就是要求人权要得以保障。政治运行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一种重要的活动，也必须以发展和保障人权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以，从终极意义上分析，“人权是政治的目的，人权是政治文明的终极关怀。”⑷

近现代宪法发展出来以后，人权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成为了构建社会秩序时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价值。伴随着近现代宪法产生而建立的宪政制度也就体现了人权这一价值，为人权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特别是宪政的基本原则更集中体现了人权的价值要求。

虽然对宪政的含义众说纷纭，尚无统一认识，但公认的是宪政具备两个基本原则与要求：一是，行政权力受到限制；二是，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前者不仅是防止具有内在易扩张性的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而且通过具体的规范要求与程序设计促使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要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发展。后者则更是直接的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与保障。当然宪政状态下的宪法确认与保障的公民权利一般都只是指最基本的人权。这主要是由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只适合对根源性和制度性问题作出规定决定的。“基本人权是人权的核心部分，具有固有性、排他性和母体性”⑸，对基本人权的规定能够在宪政国家的其他法律中得到延伸和发展，从而使得人权整体受到保障。

1997年、1998年，我国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人权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认可与发展。2004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⑹。第一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用最高法律形式将其确认，赋予或者说是确认了“人权”在我国国家中的重要法律地位。我国政府将促进和保障人权正式法定为其重要职责之一。这是人权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也是人权将在我国宪政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中将继续获得发展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人权在我国的政治文明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 宪政为政治文明持续存在与不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治文明的持续存在与不断发展需要较为稳定的制度保障。现代实现政治文明的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民主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有效保障，是政治文明的根本制度保障。政治的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人民的治理。只有民主制度的长期存在，人权才能够切实拥有保障；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的存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这是近现代宪法的合法性基础。在宪政国家，这通过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实现。各国的宪法或直接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或间接的承认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我国宪法直接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明确的承认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有利于实现我国政治文明。

实行民主政治能够实现和保障政治文明。人民拥有国家一切权力决定和要求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体现人民的利益需要。人民当家作主，是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权的实现前提。人民利益得以维护，公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是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民主是宪政的前提，宪政为民主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例如，宪政制度包含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权力制约制度、司法独立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是宪政从制度层面为政治文明提供的保障。

三 宪政为政治文明提供了基本运作方式

政治文明要求政治运作方式的文明。政治的运作文明化要求政治活动的运作要摆脱受任何个人利益的追求的影响，政治活动的运作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为最终目的。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因为“法律限制个人情欲和进行理智行为。”法治包含了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⑺法治是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克服政治运作受到个人情欲影响的惟一长期可行的途径。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运作方式。

“法治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⑻法治的最高形式就是确认宪法至上的法治政，法治的终极走向即是宪政。宪政体制下的国家运作方式正是也只能是法治。美国等宪政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法治上升到宪法治理高度然后输出。虽然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没有直接出现“法治”一词，但是法治原则，存在并贯穿于整部宪法的内容和精神。而其他宪政国家大多数都在宪法中确定法治为治国方略，而且还在宪法或者其他具体法律中详细的规定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运行机制和基本制度。

我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也正在加快宪政体制的建设。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并于3月22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而制定和颁布。是我国宪政建设的具体表现，也是为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四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与关键

“在宪政轨道上的政治才可能是文明的政治。”⑼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形态，宪政是当今世界惟一发达的优越的政治法律形态。在我国，宪政建设是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与关键。

实施宪政，必须约束国家权力，建立有限政府。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是宪政的核心与基础。这是由国家权力的两面性决定的：一方面，国家权力是社会秩序的维护、政治社会价值实现的最有力保障，体现为“一种组织性之支配……是制定法律，维护法律与运用法律之力。”⑽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具有消极的一面。权力的易扩张性会使没有约束的权力成为最有害的权力。国家权力若没有约束，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社会进步、妨碍人权的实现甚至否定人权。

政治的运行与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的行使。要实现政治文明，就要实现行政权力的文明行使，也就是需要对其施加制约。“要保证政府的权力受到控制，以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宪政制度正是体现了政治文明这一核心要求。

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宪政建设还很缓慢，阻力重重。而宪政又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宪政建设也就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与关键。要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就必须加深对于宪政建设的认识，加快宪政建设的探索。以宪政的实现来带动政治文明的实现。

五 宪政建设的困难与探索

如上文讨论，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宪政建设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首要问题与关键问题。因此，笔者打算在本文的余下部分简单讨论一下个人对中国宪政建设的思考。

 

（一）我国宪政建设的难点

在我国，对宪政建设的关注与广泛讨论应该说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公开进行。十多年来，在理论上，宪政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宪政知识在学界已经上升为一种显性学识，而且吸引了法学、政治学以外的诸如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的加入研究与探讨。但在实际方面，宪政制度却发展的极其缓慢。这也许与宪法、宪政在中国属于引进的有关。如果想在本土存活需要漫长的历史来为之创建相应的环境；也需要社会各界的主动参与与推动。

宪政建设的困难因素众多，甚至多到了难以列举。笔者粗浅的从宏观上分析后认为，宪政文化的幼稚、宪政建设动力的缺失及一些重要的前提性制度的不健全是目前最为突出的也是亟需解决的困难。

1.宪政文化的幼稚

宪政文化的幼稚是指奠定宪政制度根基的如公民权利意识、权力有限观念等思想文化意识在社会文化体系、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系统中的地位不够高与比重不够大，甚至是很弱。在西方，文艺复兴带来的“天赋人权”等先进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为宪政的建立提供了文化基础。对人的关注的普遍要求、对从制度层面对人加以关注的要求是宪政文化成熟的表现。成熟的宪政文化是宪政制度确立的前提性前提，是宪政在一国得以存活的最重要的土壤元素。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一直是以“家”为单位而非对“个人”加以关注。对宪政意义上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关注。近代社会，“宪法”的引进，先进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对宪政的渴望与呐喊也并没有彻底的改变中国社会对“人”的忽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宪政的研究，“人”的确受到了关注，但这种关注局限于少数相关知识分子的视野。甚至连这些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是肤浅的。试问这般幼稚的尚待促进发展的宪政文化怎能够支撑起中国的宪政大厦？

2.宪政建设动力的缺失

宪政建设不是仅靠一个或几个学者和学界就能够完成的事务，宪政建设是也只能够是由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方能见效的重任。宪政建设需要作为社会秩序的建设者的政府与作为社会秩序中最重要主体的“普通人”⑾联合创建。

目前，中国宪政建设存在的动力有哪些呢？综观多年的宪政建设努力，也许我们会发现提供中国宪政建设动力的社会元素仅有学者的研究与呼喊。在整个建设中，仅有这样单纯的学术追求产生的动力，显现出来宪政建设的动力元素太单调了，太无力了。当然我们政府正在努力，正在试图改变自身在宪政建设中的缺位状态。通过对“三农”问题的关注，通过对“依法行政”的推动，政府正在尝试加入宪政建设，为之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动力。不过，理论界的动力加上政府的推动力仍然不能够为宪政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社会“普通人”对宪政的要求与探索形成的实践动力才是最有力也是最重要的动力。可是，也许可以说是不幸的，在我国，这一本应为宪政建设最强大的动力却一直并仍然处于缺失状态。在学界提供的理论动力的兴盛，政府引导动力的涨升的情况下，社会“普通人”却始终沉默。如何唤起民众的宪政参与精神，帮助形成宪政建设的实践动力是今后需要长期深刻关注与研究的问题。这是中国宪政能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甚至关系到了中国宪政的最终成败。

3.重要的前提性制度不健全

宪政制度作为社会秩序构成部分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具体的制度，她的创建需要有许多前提性制度的存在。这些前提性制度包括完善的公民参与制度、发达的行政制度、有力的监督制度等等。此类制度为宪政制度提供的是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宪政制度建立与稳定的基础因素。

在中国，虽不能武断的认为这些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却可以肯定即使是存在也是不健全的或者是无力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社会也普遍承认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知情权，但这些权利如何操作与行使很少甚至无明确的法律细化规定和救济途径。行政制度方面，政府虽然在进行着多种改革尝试和制度推进，但是还谈不上发达。部分行政的管理色彩仍很浓厚。监督制度在近代中国一直处于被强调但是却很难见实效的状态。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司法对行政的监督等很多时候甚至是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纸上。对此作出的改革探索也一直无法触及该制度的骨髓。在建设宪政、追求政治文明进程中，设计并运行有效的公民参与制度，形成制衡的行政机制，发展与落实各项监督制度是极为困难但却不容怠慢的工作。

（二）中国宪政建设的初步探索

任何困难的存在都不能够成为停止努力的借口。相反，宪政建设存在诸多“绊脚石”正是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探索的原因。面对宪政这一系统而宏大的社会工程，究竟应该如何做呢？这样的复杂的问题当然不是几个学者或者几篇学术论文就能够解决的。本文则更不敢奢望能够对此问题作出准确而全面的回答。在此，只简单谈一下笔者思考的几项也许能够对宪政建设有所帮助的基础问题。

1.开拓多样的社会性教育，引导社会“普通人”形成宪政思想与权利意识

文化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更需要通过教育作为中介来将之传输给社会。在宪政建设中，开拓多样的社会性教育，不仅仅是要发展各级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启动社会环境教育功能，从一个人出生起，就使之能够观察到甚至直接参与到各类体现民主的社会活动。

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一般是在选举、听证制度中得以实现。在中国应该如何实现呢？这需要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我国，最能够反映民主的，也是公民最有可能直接参与的制度应该是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与落实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是帮助公民形成宪政思维，发掘“观念宪法”⑿从而推动宪政建设最可行的途径。

2.鼓励与促进ngo的发展，形成多元制衡的政治文化

ngo（即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及其相关制度发达的当今宪政国家的显著特征之一。ngo是由一定利益的代表自发组成的，以某特定利益为追求目标，在宪法法律规范下进行活动的社会组织。ngo的目标的不一性，促进政治文化多元性的产生。ngo的民间自发性与受法律规范性，能够保障政治文化的多元制衡。多元制衡的政治文化创造了民主深化的可能性，有助于宪政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ngo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而且有其天生不足。由于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通过ngo来追求与实现自身利益还没有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察觉与认可，ngo还经常受到某些政府部分的无理由干涉或者苛刻的限制，中国ngo的发展，还很艰难。另外，从近年的发展来，国内ngo多以学术研究型为主，只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于有限的与研究有关的实践探索。ngo应该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多元制衡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3.继续深化司法改革，构件宪政建设的法制基础

宪政建设既是政治体制建设的内容，也涉及到法制度建设内容。而且法制度建设更能够影响宪政制度的实质。是否拥有优良的法治队伍，是否形成了完备的法制度，是宪政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司法改革在我国改革开发过程中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但我们还不能够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法治道路，至多只能够认为我们刚刚起步。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法制度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司法不能够独立、司法腐败、法律法规多而杂乃至冲突广泛存在与发生等一系列问题都显现出司法制度仍需要深化改革，冲破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法制度还需要重组与发展。

按照“三权分立”理论，司法权应该是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的另外一项重要权力。在国家中的各种活动中扮演着中立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司法权能够公正行使，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司法独立下，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才有可能，宪政制度的法制基础也才有可能形成。

余论

在我国，政治文明无论在宪法规定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独已经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一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重要任务。政治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明白：一项制度、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实现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久的历史进化。追求政治文明、构建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宪政制度，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种漫长甚至可能跨越我们的生命、超越我们能够作出的想象。建设宪政制度，追求政治文明的实现，需要我们拥有平和而无私的胸怀，去在困境中探索。经历时间的塑造，宪政大厦的根基才会坚实；承受历史的考验，政治文明才真正永恒。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

政权建设论文篇4

关键词：孙中山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07-02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高瞻远瞩的思想迄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孙中山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希望发展实业以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同时天才地预见到贫富分化危机的产生，并提前采取防治措施。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看到欧美国家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为避免重蹈欧美国家贫富分化的覆辙，孙中山将“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主要纲领，具体包括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等几个重要实施步骤。这对于我们今天解决房价上涨、群众买房难的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孙中山还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等理论主张，在《实业计划》中提出要首先发展交通运输业，修建大型海港、铁路、公路、水路等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同时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并举；主张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技术与人才；提出“耕者有其田”、 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和为农业立法等思想主张。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还提出修筑“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田线”等多条铁路，建设连接内地和西南、西北的“高原铁路系统”，这些思想，无疑对社会主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效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开发和建设中西部地区、逐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仍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民权”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及“五权宪法”和“权能分立”的“民权观”，为民主共和政体奠定了基本框架。孙中山说：“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1]352

孙中山指出：“想造成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1]352这样用“五权宪法”组织的政府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而人民通过“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的“政权”来驾驭政府“五权”之“治权”，既发挥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又能有效地制衡政府的权力，从而实现“全民政治”。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独立思考中国政治模式而不盲目照搬欧美制度，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又提供了具体方法的借鉴。

1922年孙中山又提出了“官治”与“民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民权理论，赋予了“在民”新的内涵：“欲知在民之实现否，不当于权利之分配观之，而当权利之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则为官治；权在于民，则为民治。”[2]33-34而孙中山主持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集中反映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思想。可以说，我国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比孙中山“民权”思想要完善，但孙中山的“监察权独立”以及“权能分立”、 “在民”的思想对我国当前完善监察制度，加强人民监督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有重要借鉴和启迪意义。

孙中山还主张在边疆地区贯彻“民主自治”的原则。他说：“一区之移民为数已足时，应授以自治特权。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2]264这一思想，对当前促进民族团结，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原则”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三、孙中山的文化教育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912年12月，孙中山《在杭州五十一团体欢迎会的演说》中把教育与资本、土地、实业并列为“民生主义”“四大纲”，并多次强调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其呕心沥血制定的《建国方略》中就指出：“中国复兴事业，非先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2]222在1923年发表的《中国宣言》中指出：“厉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3]253孙中山强调普及教育不分男女、贫富贵贱，还特别重视儿童、女子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决定在教育部设立蒙藏教育司，主管蒙藏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

孙中山还提出开放教育思想，鼓励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主张引进外国优秀人才。他说：“至于人才问题之解决，则有二法焉：一为多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校，二为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也。” [3]134此外孙中山在20世纪初即高瞻远瞩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说：“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2]525 “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2]180这些思想，对我国发展教育事业、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孙中山的社会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孙中山思想中亦有许多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尤其是其“天下为公” [1]11思想。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因而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私人资本”。他强调“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指出：“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打破资本制度”，“要实行民生主义，还必须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1]409孙中山还主张废除影响工商业发展和加重人民负担的“厘金”和一切不合理的赋税，制定并执行对外贸易的“保护税法”、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实现“民生畅遂”和“养民”之目的。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为我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和方法论、认识论的指导。

五、孙中山的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远见卓识的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萌发了生态文明思想。他说：“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1]409，“植林于全河（黄河）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事业”[2]265-266， 孙中山还主张把广州建成“南方大港”的同时，建成“花园城市”。他说：“广州附近景物，特为美丽动人，若以建一花园城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广州城之地势，恰似南京，而其伟观与美景又过之。”[2]308孙中山提出的这一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融为一体的生态观，对我们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六、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孙中山亦具有如此伟大的政党思想。这对我们当前坚定党的领导仍具信念上启发与支持意义。他说：政党是“政治之中心势力”。“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 [1]96，“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国民因之而希望于政党者亦大。”[3]469“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3]396-397。孙中山尤其强调政党代表国民利益，他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之进步也”，“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为党见”[4]64。政党良好的道德水平与其政策的正确，是国民赞同和支持的决定性因素。孙中山指出：“惟是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4]1尽管孙中山组建的中国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但孙中山的“党为国民”、“以党治国”的政党观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完善党的监察制度，加强人民和各派的协作与监督，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纯洁党的队伍亦有着深刻的警醒和指导之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政权建设论文篇5

关键词：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反腐倡廉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同志在2010年全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2010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突出重点,完善内控机制”。要“把完善内控机制作为惩防体系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载体,全面推进。”如何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是摆在我们各级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项全新的重要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应当对其理论渊源、制度结构内容和构建方式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税务系统的工作实际,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渊源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体系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多年来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税务系统的工作特点,“将内部控制理论引入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建设”而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专有名词,是税务系统各级工作人员对税务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运行中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自我发现、自我防范、自我控制的一系列制度、方法、措施的总称,是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理论创新的一个标志:也是税务系统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具体方向和思路。

1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党中央关于预防行政****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具体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党对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调整和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部署和实施,表明党中央对预防****的理论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反****的实际工作越来越重视,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对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明确。当前,国家税务总局在认真总结系统内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部门的工作特点,将在企业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引入到税务系统的反****倡廉工作之中,形成系统的具有部门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思路和方法。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关于反腐倡廉理论与税务部门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反腐倡廉理论的继承应用和发展创新。

2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税务系统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多年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注意与税收业务相结合,积极探索,创造了一系列与税收工作相匹配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为了加强对税务干部行使行政权力时的监督制约,有效预防****行为的发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就改“一人进厂,各税统管”,为“征、管”两分离或“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新模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经历了以“纳税申报、税务、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为标志的税收征管模式。在注重对税务行政执法权监督制约的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在90年代中期又提出要加强对于部人事管理、大宗物品采购等税务行政管理权进行监督制约,形成了有税务部门特色的“两权监督”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建立法制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总体战略,结合税务工作的特点,建立并实施了以细化税收执法岗责体系,统一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明确执法责任为特点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税务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体系,强化了对税务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对违法、违纪、执法过错行为责任追究的力度。在此过程中,一些税务机关还积极学习、借鉴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将流程再造理论、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等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税收管理之中,通过对税收征管流程的再造,强化各环节的监督制约,使目标管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岗位和环节,进而达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的目的。税务机关的这些探索和实践,为建立行为规范、权责明确、运转流畅的内部控制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在税收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拓展。内部控制理论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制止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保证管理权力的顺

畅运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理论的目标、理论方法、技术措施等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内部管理的工作机理是一致的,与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和反廉倡廉的目标要求是一致的。因此,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内控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将内控理论中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应用到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并结合税务部门的工作特点,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二、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框架结构的具体思路

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指出:“要把内控机制建设作为税收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税制、征管、内部行政管理等改革,积极完善内部岗责体系,优化流程,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形成权力层层分解、工作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制约的科学严密的管理链条,从源头和机制上防范****风险。”这无疑为各级税务机关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指明了方向。

结合当前税务系统的工作实际和对内控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前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坚持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体系为目标;在各级税务机关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监督部门的组织作用,各有关业务部门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整体合力;根据现有的机构设置和税收征管模式,以建立健全税务机关岗责体系为基础,明确各个工作岗位权力和责任;以优化税务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为主线,以完善税收工作程序和规范税务工作行为为重点,以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为主要内容,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强化信息传递、沟通;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对税务系统行政权力的行使和运用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制约。进而构建起工作岗位标准化、权力责任明晰化、办事程序化、监督实时化、追究及时化的体制机制,体现出分权制衡、流程制约、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风险管理功能,实现对税务系统“两权”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内控机制,保证各级税务机关“两权”运行的规范、透明、高效。

1　明确内控目标,把握内控机制的建设方向。依法治税,用法律的手段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多年来税收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是党和国家对税收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各级税务机关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保证干部正确履行职责,执法为民的政治保障。因此,将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设定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总体目标,将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预防****体系为内控机制的具体目标,为内控机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内控机制框架的构建和功能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完善内控机制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税务机关的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党组书记负总责,纪检组长(或者责成一名分管执法监督工作的副局长)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或者是责成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负责执法监督的部门中的一个部门)作为具体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实施内控。才能有效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内控实施方案,协助党组具体分解和落实内控任务,并对内控机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价。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梳理工作规范,落实具体内控工作任务。

3　全面梳理权力事项,明确岗责体系。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机构改革,对本级机关各部门的权力事项,特别是税收业务管理权、人财物管理权、税收执法权等进行全面梳理,列出“权力清单”。按照机构设置和征管模式,严格划分不同岗位的权力的使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别权力的特征和作用,建立职权清楚、责任明确的岗责体系,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融入到每一个岗位,实现权力、岗位、责任、义务的有机结合,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4　优化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在坚持依法治税和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部门的权力事项和用权方式,简化权力运行程序,下放行政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权力运行流程,明确具体权力事项的业务操作程序,做到下一道程序对上一道程序进行控制,每道程序之间互相制衡。在“简、放、提、优”的基础上,科学配置权力,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对权力事项的运行程序、行使依据、承办岗位、职责要求、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的权利、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内容,以图示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流程图将权力行使过程进行固化,使每项权力的行使过程都做到可视可控。

三、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路径选择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税

务机关内部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当前,为了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应当理清思路,明确工作方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完善制度,规范税务人员行政行为。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税务人员每一项行政行为都要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制定出统一的标准规范,使所有的工作行为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紧紧围绕“两权”运行轨迹,全面清理整合工作规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总结实践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进行规范和固化,并上升为制度。建立起一系列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要求的工作制度,既明确规定应当怎么办,又要规定违反规定后如何处理,形成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保证行政权力的和谐有序运行。”

2　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实现对风险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防范和控制。从分析权力运行风险人手,对税收管理、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中可能引发风险的各种信息进行识别,并根据不同风险度和风险成因,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实现风险的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行政执法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一般纳税人认定、优惠政策审批、税款核定、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行政处罚等环节;行政管理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干部任用、资金分配、项目决定、资产处置,以及许可权、审批权、征收权、处罚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比较集中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风险点的查找,应当按照“对照岗位职责——梳理岗位职权——找准权力风险点——公示接受建议”的统一流程,由部门和个人结合工作实际主动查找,并将查找出来的结果集中公示。对查找出的风险,要按照权力运行频率高低、人为因素大小、自由裁量幅度的高低、制度机制漏洞的多少、危害损失的严重程度等对风险点进行分级评估,明确各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健全防控措施。要把风险排查、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工作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和具体工作环节,使风险管理真正科学、实用。

3　充分利用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强化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将权力行使过程变为信息处理过程,强化程序的严密性,弱化人为因素,遏制随意性,形成机器控权的制约机制。要依托综合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纪检监察管理信息系统和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将以审批事项为重点的各类权力运行纳入信息化管理,使各类信息互融互通,便于沟通和监控,实现实时监督、控制和综合分析,做到全程留痕,可查可控。要进一步运用好现有的监控决策、执法考核、执法监察等信息系统,切实掌握各类事项的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等信息,做到实时监控,全程制约。

4　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税收内部控制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包括管理理念、组织机构、岗责体系业务流程等要素构成的内控环境。在内控环境中,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所有的制度都需要有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人来执行,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人的思想理念和能力素质。因此,必须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将依法治税、廉洁行政的观念和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内化为税务干部的思想观念,成为全体税务工作人员的共识,并将这种治税思想和管理理念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始终,引导全体税务人员加强对依法治税思想和科学内控管理理念的认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的观念,在工作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实施环境。

5　不断深化政务公开,实行阳光执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政务公开的部署和要求,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开办税制度,对各部门的权力进行汇总统计,审核认定,编制目录,明确公开的要求、时限、范围,实现权力、责任、流程、制度、风险“五个公开”,使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规范地运行,不断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拓展监督渠道,促进内部管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

6　加强与外部控制的联系和有效衔接,促进内控机制的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分别运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税务机关“两权”运行进行监督,这两种不同的监督控制机制又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在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做好与外部控制的沟通、联系和衔接,更好地发挥两种控制机制的合力作用。税收内控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在内控机制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注意与公、检、法、纪检监察机关等外部控制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发现内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部门把明确权责、规范流程、风险排查、完善制度等要求落实到位,发挥内控的作用。积极学习、借鉴外部控制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为我

政权建设论文篇6

众所周知，由于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机场、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污水处理厂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其投资主体历来由各级政（论文库）府承担，其投资方式也一直是政（论文库）府直接投资。但是，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出现市场化运作的新情况、新特色，并且出现企业资本甚至私人资本的BOT投资模式在中国变异适用的倾向，值得理论界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所说的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是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由各类法人或私人等非政（论文库）府的投资主体，以市场方式并服从市场规律进行投资建设的操作方式。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及在投资模式方面对BOT方式的变异适用，在我国当前涉及数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控制和安全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相对于传统的政（论文库）府投资的单一模式，采用国际通用的BOT方式并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变异适用的规范运作，以及研究其规范运作应当注意的有关法律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及其基本特点

今年4月2日，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主流媒体均报道：浙江和上海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共同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为合作开发浙江洋山深水港项目，上海市成立了投资主体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而浙江省也成立浙江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深水港项目中的跨海大桥，还同时成立大桥项目公司。在投融资体制上实行投资、建设、运营、监管四分开的创新模式。两地合作以公司方式投资建设一座共长34公里，其中海中长达26公里的跨海大桥，这是目前世界上海洋跨度最长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对政（论文库）府直接投资模式的重大突破。

建国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例如机场、桥梁、码头、隧道、公路等建设项目，都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国计民生的根本利益，所以，各级政（论文库）府的领导都把这些项目作为任职期间的实事和大事来实施；而且随着各地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项目投资的规模或数量也日益增长，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投资（主要是中央政（论文库）府）为主、以地方政（论文库）府投资为补充的体制，这也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框架。以国内高速公路为例，中央和地方政（论文库）府的共同投资体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八五”期间，高速公路总里程从574公里发展到2141公里，平均每年建成300公里。进入“九五”期间，则以每年新建1000公里的速度发展，至1997年末，全国已建成4771公里高速公路。1998年开始，国家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全国公路建设的投资额每年超过500亿元。因此，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各级政（论文库）府尤其是积极性更高的地方政（论文库）府作为投资主体所构成的政（论文库）府投资模式，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投资模式。

上述政（论文库）府投资模式，其投资主体决定了运作模式的非市场化，各级政（论文库）府负责官员往往把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作为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体现，因此，此类建设项目的运作，较多地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不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

但是，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相对稳定的回报，以及政（论文库）府对企业投资和外资投资的鼓励，在国内的内资企业中，出现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作后盾，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往往能够筹集几亿、几十亿人民币的投资量，这是以市场主体而非政（论文库）府作为主体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该市场主体作为各级政（论文库）府投资的补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很显然，以公司方式的市场主体以市场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般不反映长官意志和行政政绩，而以市场规律为行为准则。

作为一种投资模式，内资投资的市场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内资本地投资。通常是当地政（论文库）府许可的具有相应开发资质的公司募集资金，用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和特点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海南省三亚市在90年代初实施的“十路四桥”计划，其基本投资模式是内资本地投资。海南省人大为此专门通过地方法规《海南省基础设施投资综合补偿条例》，赋予这种投资方式以法律依据。

另一种是内资异地投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异地的国内企业被本地投资者作为募集资金的对象吸收投资；还有一种则是异地国内企业获得当地政（论文库）府的特许，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国内企业在异地实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以上海市为例，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借鉴BOT模式的变异适用，建造和经营的投融资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面，先后出现不同的情况。

1、关于投融资项目的施工营建及风险控制。

上海市在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过程中，经历了参照和变异适用BOT模式的发展阶段；而投融资方式是否包括项目的施工营建成为变异适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是包括施工营建的投资模式：这是一般意义上的BOT模式，也即投融资阶段包括建造、经营和转让三个阶段，其典型案例为前述上海市延安东路复线隧道建设项目。在上海市政（论文库）府制订延安东路隧道专营管理办法的同时，我所在的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从1993年底接受上海中信隧道发展有限公司（即项目公司）和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起草隧道工程总承包合同。政（论文库）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在未进入市场之前，是一套计划体制下的传统运作模式，上海早在六十年代建设打浦路隧道和延安东路原隧道时，都是用计划任务书的方式组织施工的。所以，当我们在起草、制作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时，所面对的既是BOT条件下运作的项目投资，又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现成资料可参考的复杂的非诉讼法律事务。我们在建设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香港西线隧道总承包合同英文版文本。由于西线隧道也是BOT条件下运作的，又由于外资投资者也是香港的客商，我们参考了香港的隧道总承包合同文本、国际承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文本以及国内由建设部和国家工商局推荐使用的文本，并根据延安东路隧道BOT运作模式和专营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商业条款，在1994年初，完成了总承包合同文本的制作和修改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审核，为整个工程于1994年1月正式开工创造了条件。该文本比起当时建设部的标准示范文本，在强化施工造价、质量和进度控制三大方面设置了许多新的结合上海地方特点的条款，明确了分阶段结算和节点工期具有合同约束力的原则，并特别设定了工程保险、履约保证、索赔程序、质量监理等条款，而这些条款所载明的内容正是项目发起人和融资者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巨大风险的责任和防范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外资投资模式需要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BOT运作前提下，工程能否顺利按预定的期限竣工交付使用，是整个BOT投资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工程营建又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隧道工程除了施工本身的艰难危险以外，工程周期、质量、成本的控制等构成了BOT项目能否顺利完工乃至整个BOT项目能否顺利运作的风险体系，因此，总承包合同就成为分解、分担风险，强化和落实风险管理责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由于延安东路隧道复线总承包合同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合同条款完整、严密、具有操作性，为整个复线隧道工程于1995年11月28日提前竣工，奠定了法律文件的基本框架及其成功基础。上海延安东路复线隧道的顺利建设，表明上海市完全有能力实施包括施工营建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BOT模式的三阶段的典型模式运作。

第二种是不包括基本建设的投资模式：比如上海两桥一隧（打浦路隧道、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内环线高架路和南北高架路等项目的投资模式，是BOT（建设、经营和转让）模式变异为POT（购买、经营和转让）模式。即由政（论文库）府出售已建成的、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好的基础设施并授予特许专营权，由投资者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的股权和特许专营权。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在项目基本建设完成之后的特许经营的安排，除了每个项目本身的特殊情况外，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有些境外银企等投资者对在我国境内进行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的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缺乏估计，认为存在相当的不可预见的潜在风险，于是索性就避免了对此高风险阶段的介入。但是，作为一种外资投资模式，也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就外资投资基础设施不经历施工营造阶段的两桥一隧特许经营项目而言，其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一个重心在于桥梁、道路交通的政（论文库）府管制和企业运营之间的统一协调问题，具体涉及诸如确定特许经营期间的收费、与周边同类设施收费的同步调整、交通安全事故处理、交通管制等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有关政（论文库）府在特许经营期满无偿收回设施的问题，具体涉及经营期内设施折旧费和维修基金的提取和使用、维修和检修的要求，资料和管理方式的移交，收回后一定期限内最低运营资金的保证等等。

不包括项目建设的BOT投融资模式的变异适用，表明在市场条件下，BOT投融资的双方在涉及到项目营建本身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有可以探讨的余地，这本应由市场需求决定。这种适用BOT模式的变异，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适用范围，或者说，是市场的需求决定了BOT模式变异适用的新模式。

2、关于经营特许权授予方式。

BOT投融资模式的核心内容在于项目公司对特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特许专营权的获取，以及特许专营权具体内容的确定。因此，不论以何种BOT方式或类似于BOT方式运作的基础设施，其特许文件的授予或获取，都是投资主体决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关键和前提。

在上海市，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的授予，先后出现行政方式和市场方式两种不同形式，这也是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前提下BOT投融资模式变异适用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第一种是以行政方式授予。上海市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营权的特许方式，原先主要由政（论文库）府或政（论文库）府部门以行政方式授予。1994年以来，上海授予基础设施项目特许文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政（论文库）府通过立法性文件确立授权关系，例如前述由上海市人民政（论文库）府通过《上海市延安东路隧道专营办法》的颁布授予专营特许权；

（2）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确定特许关系，即由政（论文库）府或政（论文库）府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项目的特许合同或协议；

（3）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式来确定授权关系，即先由政（论文库）府单方面公布项目立法性文件，然后再由政（论文库）府或授权部门与项目主办人签订特许权授予的合同或协议。

通过政（论文库）府就某特定项目公布立法性文件来特许授权，或者通过具有政（论文库）府背景的、某一领域主管部门的国有公司出面与项目主办人签订专营合同，政（论文库）府实行直接监控，该专营合同实质仍是基于行政行为而由政（论文库）府认可的公司以行政方式授予特许专营权。

第二种是以市场方式授予。这主要是指前不久在上海出现的以招标方式授予基础设施经营特许权。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在浦东计划建设一座日处理20万吨污水、需投资1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基础设施，政（论文库）府主管部门上海市水务局采用招标设立项目公司并对该项目公司授予特许权的市场运作方式。政（论文库）府主管部门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和市场竞争方法择优决定特许权的授予者，这是对传统的行政授予方式的重大变化。本项目招标方的招标文件允许有资格、有能力的企业单独或联合投标，联合投标须由联合各方提供投标前合作协议书。依招标文件约定的招、投标程序，凡中标者经考核后方授予建设、经营污水处理厂以及20年的特许经营权和相应土地的无偿使用权。这种特许权授予方式改变了以往由政（论文库）府直接授予或通过政（论文库）府下属公司与投资者合作经营方式授予的行政授予方式，给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以更大的变异空间。重要的是，被授予特许权的项目法人，在中标之后还必须进行一次确定项目承包人的建设工程的招投标，于是，本项目的建设过程会涉及到二次招投标，这是市场化运作的最新操作模式，这同时对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的法律问题。例如：联合投标体中标后至特许权正式授予的运作期间，包括对承包人的招标，均非以公司形式运作。联合各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一旦获得特许权以及项目公司正式成立后，则可以公司方式承担以注册资本为限的有限责任，这种先连带责任后有限责任的过渡阶段的法律责任方式，对合同关系的设定以及采取不同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运作要求。

建造、经营大型基础设施，以BOT模式在国内的变异方式反映了在市场条件下，投资者把BOT投融资模式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的现阶段市场运作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投资主体、建设阶段以及特许权授予方式等BOT模式的最关键的操作层面出现的变异和新情况、新特点，给我们法学研究和实务研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要求。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法学研究应结合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尽快提出规范其行为的研究成果，这是当前研究BOT投融资模式的突出重点。

三、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应引起重视的法律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基础设施投资法，也没有有关BOT方式进行投融资的法律规定，而现有的行政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又没有普遍适用和确认行为效力的约束力，因此，我们进行讨论的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引起争议形成诉讼，则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判断误区和法律尴尬，这是一个严重的法律问题。

政权建设论文篇7

关键词：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反腐倡廉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同志在2010年全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2010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突出重点,完善内控机制”。要“把完善内控机制作为惩防体系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载体,全面推进。”如何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是摆在我们各级税务机关面前的一项全新的重要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应当对其理论渊源、制度结构内容和构建方式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税务系统的工作实际,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渊源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体系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多年来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税务系统的工作特点,“将内部控制理论引入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建设”而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专有名词,是税务系统各级工作人员对税务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运行中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自我发现、自我防范、自我控制的一系列制度、方法、措施的总称,是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理论创新的一个标志:也是税务系统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具体方向和思路。

1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党中央关于预防行政****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具体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党对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调整和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部署和实施,表明党中央对预防****的理论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反****的实际工作越来越重视,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对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明确。当前,国家税务总局在认真总结系统内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部门的工作特点,将在企业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引入到税务系统的反****倡廉工作之中,形成系统的具有部门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思路和方法。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关于反腐倡廉理论与税务部门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反腐倡廉理论的继承应用和发展创新。

2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税务系统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多年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注意与税收业务相结合,积极探索,创造了一系列与税收工作相匹配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为了加强对税务干部行使行政权力时的监督制约,有效预防****行为的发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就改“一人进厂,各税统管”,为“征、管”两分离或“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新模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经历了以“纳税申报、税务、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为标志的税收征管模式。在注重对税务行政执法权监督制约的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在90年代中期又提出要加强对于部人事管理、大宗物品采购等税务行政管理权进行监督制约,形成了有税务部门特色的“两权监督”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建立法制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总体战略,结合税务工作的特点,建立并实施了以细化税收执法岗责体系,统一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明确执法责任为特点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税务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体系,强化了对税务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对违法、违纪、执法过错行为责任追究的力度。在此过程中,一些税务机关还积极学习、借鉴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将流程再造理论、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等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税收管理之中,通过对税收征管流程的再造,强化各环节的监督制约,使目标管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岗位和环节,进而达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的目的。税务机关的这些探索和实践,为建立行为规范、权责明确、运转流畅的内部控制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在税收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拓展。内部控制理论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制止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保证管理权力的顺

畅运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理论的目标、理论方法、技术措施等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内部管理的工作机理是一致的,与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和反廉倡廉的目标要求是一致的。因此,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内控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将内控理论中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应用到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并结合税务部门的工作特点,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二、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框架结构的具体思路

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指出:“要把内控机制建设作为税收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税制、征管、内部行政管理等改革,积极完善内部岗责体系,优化流程,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形成权力层层分解、工作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制约的科学严密的管理链条,从源头和机制上防范****风险。”这无疑为各级税务机关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指明了方向。

结合当前税务系统的工作实际和对内控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前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坚持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体系为目标;在各级税务机关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监督部门的组织作用,各有关业务部门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整体合力;根据现有的机构设置和税收征管模式,以建立健全税务机关岗责体系为基础,明确各个工作岗位权力和责任;以优化税务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为主线,以完善税收工作程序和规范税务工作行为为重点,以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为主要内容,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强化信息传递、沟通;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对税务系统行政权力的行使和运用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制约。进而构建起工作岗位标准化、权力责任明晰化、办事程序化、监督实时化、追究及时化的体制机制,体现出分权制衡、流程制约、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风险管理功能,实现对税务系统“两权”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内控机制,保证各级税务机关“两权”运行的规范、透明、高效。

1　明确内控目标,把握内控机制的建设方向。依法治税,用法律的手段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多年来税收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是党和国家对税收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各级税务机关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保证干部正确履行职责,执法为民的政治保障。因此,将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设定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总体目标,将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预防****体系为内控机制的具体目标,为内控机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内控机制框架的构建和功能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完善内控机制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税务机关的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党组书记负总责,纪检组长(或者责成一名分管执法监督工作的副局长)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或者是责成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负责执法监督的部门中的一个部门)作为具体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实施内控。才能有效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内控实施方案,协助党组具体分解和落实内控任务,并对内控机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价。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梳理工作规范,落实具体内控工作任务。

3　全面梳理权力事项,明确岗责体系。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机构改革,对本级机关各部门的权力事项,特别是税收业务管理权、人财物管理权、税收执法权等进行全面梳理,列出“权力清单”。按照机构设置和征管模式,严格划分不同岗位的权力的使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别权力的特征和作用,建立职权清楚、责任明确的岗责体系,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融入到每一个岗位,实现权力、岗位、责任、义务的有机结合,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4　优化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在坚持依法治税和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部门的权力事项和用权方式,简化权力运行程序,下放行政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权力运行流程,明确具体权力事项的业务操作程序,做到下一道程序对上一道程序进行控制,每道程序之间互相制衡。在“简、放、提、优”的基础上,科学配置权力,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对权力事项的运行程序、行使依据、承办岗位、职责要求、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的权利、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内容,以图示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流程图将权力行使过程进行固化,使每项权力的行使过程都做到可视可控。

三、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路径选择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税

务机关内部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当前,为了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应当理清思路,明确工作方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完善制度,规范税务人员行政行为。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税务人员每一项行政行为都要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制定出统一的标准规范,使所有的工作行为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紧紧围绕“两权”运行轨迹,全面清理整合工作规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总结实践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进行规范和固化,并上升为制度。建立起一系列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要求的工作制度,既明确规定应当怎么办,又要规定违反规定后如何处理,形成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保证行政权力的和谐有序运行。”

2　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实现对风险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防范和控制。从分析权力运行风险人手,对税收管理、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中可能引发风险的各种信息进行识别,并根据不同风险度和风险成因,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实现风险的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行政执法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一般纳税人认定、优惠政策审批、税款核定、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行政处罚等环节;行政管理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干部任用、资金分配、项目决定、资产处置,以及许可权、审批权、征收权、处罚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比较集中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风险点的查找,应当按照“对照岗位职责——梳理岗位职权——找准权力风险点——公示接受建议”的统一流程,由部门和个人结合工作实际主动查找,并将查找出来的结果集中公示。对查找出的风险,要按照权力运行频率高低、人为因素大小、自由裁量幅度的高低、制度机制漏洞的多少、危害损失的严重程度等对风险点进行分级评估,明确各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健全防控措施。要把风险排查、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工作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和具体工作环节,使风险管理真正科学、实用。

3　充分利用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强化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将权力行使过程变为信息处理过程,强化程序的严密性,弱化人为因素,遏制随意性,形成机器控权的制约机制。要依托综合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纪检监察管理信息系统和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将以审批事项为重点的各类权力运行纳入信息化管理,使各类信息互融互通,便于沟通和监控,实现实时监督、控制和综合分析,做到全程留痕,可查可控。要进一步运用好现有的监控决策、执法考核、执法监察等信息系统,切实掌握各类事项的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等信息,做到实时监控,全程制约。

4　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税收内部控制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包括管理理念、组织机构、岗责体系业务流程等要素构成的内控环境。在内控环境中,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所有的制度都需要有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人来执行,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人的思想理念和能力素质。因此,必须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将依法治税、廉洁行政的观念和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内化为税务干部的思想观念,成为全体税务工作人员的共识,并将这种治税思想和管理理念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始终,引导全体税务人员加强对依法治税思想和科学内控管理理念的认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的观念,在工作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实施环境。

5　不断深化政务公开,实行阳光执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政务公开的部署和要求,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严格执行公开办税制度,对各部门的权力进行汇总统计,审核认定,编制目录,明确公开的要求、时限、范围,实现权力、责任、流程、制度、风险“五个公开”,使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规范地运行,不断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拓展监督渠道,促进内部管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

6　加强与外部控制的联系和有效衔接,促进内控机制的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分别运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税务机关“两权”运行进行监督,这两种不同的监督控制机制又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在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做好与外部控制的沟通、联系和衔接,更好地发挥两种控制机制的合力作用。税收内控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内控机制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在内控机制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注意与公、检、法、纪检监察机关等外部控制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发现内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部门把明确权责、规范流程、风险排查、完善制度等要求落实到位,发挥内控的作用。积极学习、借鉴外部控制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为我

政权建设论文篇8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1]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2]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会所铸就，深深扎根于各个特定的社会。故法律移植实属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们国家，朱苏力被视为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苏力先生指出：“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似乎证明了法律移植论的主张。自从近代宪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来，各国就纷纷模仿。各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很大，但几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征：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异于普通法律，主要规定国家的根本组织，内容划为三块，一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权限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宪法的修改。[5]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具有极强地域性的西方宪法的观念和形式覆盖了全世界。西方宪政虽具独特性，但许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法治和宪政的不同需求。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奉行利益导向的形式理性价值观念，就必将选择法治和宪政。在我们看来，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宪政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宪政。

（一）宪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想，还是一种制度或者运动形态，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宪政则是人类在千百次试错和纠错之后所创造的文明中的少数几颗璀璨明珠之一。从国家权力行使入手并试图让人类在国家权力的关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宪政存在的现实意义。显然，这构成了以解放人类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来看，宪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首先，只有建设宪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政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同样十分关注人权的实现和保障。从人权产生的目的来看，人们对人权的推崇，实际上是对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权的保障等权利的渴求。历史上的一切进步运动，都致力于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种权利，建立一个“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从人权的内容看，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反对政治权力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恣意剥夺，追求自由、平等和财产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者的目标。在本质上，社会主义与以往的一切进步运动一样，以实现和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其区别只在于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入手，找到了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路径。

尽管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观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权力，必须存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数权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时刻牢记为公民服务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担心他们滥用职权，对他们的限制就成为多余。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哲学王的幻想只有破灭的命运。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恶的。这从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就可以见得。社会主义学者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认为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在总体上表现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内部的冲突，构成了人性的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前者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关系有序化之间的矛盾，后者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人性在其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人性存在着一种与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这对于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人来说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权力运行不符合权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权目的，甚至反过来侵犯权力所有者权利的事实。宪政作为防止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功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

其次，宪政是标识社会主义特征，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论述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时曾提到，但并未详细论述。[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政治文明是由国家构成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在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地变奏着这一主题，政治文明的转型则是其核心内容。[9]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综合体，其核心因素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文明史显示，始终困扰人们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难题在于，政治文明在不断推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10]  

显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无论从内容还是类型上讲，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历史类型的实质区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抛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当现代化被确定为我国的奋斗目标，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扩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层面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便处于排头兵的地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须使国家权力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运行，宪政正是这样一种制度选择。宪政作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违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构架和实践，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当然评价指标。社会主义宪政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建设获至成功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

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环境，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设宪政。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资本主义后的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但在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十五大报告的论述，这一阶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前途是进入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发展的下一站也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11]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是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间的过渡社会形态。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肩负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重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建设的区别，仅在于建设的方向、道路和领导力量方面，而不表现在建设的具体任务或内容上。”[12]

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历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18世纪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差距产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制度上的差别。当时在英法都存在资本主义，但英国在1688年以后就形成了宪政制度，法国则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当时的英国建立了一种共和宪政制度，存在分权制衡，这种制度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坏资本主义”，经济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种垄断政治。政治垄断使机会主义盛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还与商人勾结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产生的收入分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场的容量，有害于经济发展。只有在宪政制度下，垄断政治和政府的机会主义才会消除，分配才会尽可能公平，进而增强民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13]尽管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能够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经济自由，会面临种种实践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吸取英美法的历史经验，积极利用宪政这一文明财富，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追赶民主、文明的时代潮流，促使社会主义顺利地迈向共产主义。

最后，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政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具有两千余年封建传统的地域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僚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枯荣，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似成定律。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传统的种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传统的周期率问题。记得1945年在延安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他说，我们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的办法，那就是民主。[15]所谓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腐化导致国家分裂动乱。为此，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在摸索如何使国家权力执掌者遵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在毛泽东时代，整党整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外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监督等种种措施多管齐下；邓小平则在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摒弃了运动式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诉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从总体上讲，尽管我们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将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控制在最低程度。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宪政建设在目前是相对较好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尝试。对于有着悠久权力本位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宪政不失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宪政与宪法关系密切，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法与法治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原则和制度要求，但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宪法作为体现和塑造一国客观价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导着一国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坚持法的权威至上。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统帅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宪法被践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统治将沦为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首先是宪治，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奉行什幺样的法治理念，践行什幺样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样的宪政实践。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法治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及制度安排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事情。现代法治是人类告别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价值密切相关联”，是现代西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并为非西方国家所效仿。[16]尽管西方各国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区别，但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构成这一背景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演变。我国学者高鸿钧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实证主义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后的学者如拉兹、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关论述强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尽管思想家的观点在细节上极具智能，但总体含义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十分明显，并受到实践的强力挑战。、[18]在20世纪初期，实质法治在学者对形式法治的一片讨伐声中登堂入室，其始点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实质法治是对形式法治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均、失序冲击秩序的挑战的回应。自此以后，现代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在内容和价值上发生了根本变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个明显的标志。这种变化随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领域。[19]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纽曼、莫尔、沃克，特别是罗尔斯、德沃金等学者的论着中找到实质法治的思想渊源。与形式法治相比，实质法治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正义、道德来衡量和检测法律，要求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从制度安排上来弥补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政权建设论文篇9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权力配置：理论与现实的比较

在社区范围内，划定合适的政府(广义的政府，后文同)权力边界涉及到社区公共权力的界定，这是一个权威组织同社区自治组织的分权问题。在规范的理论背景下，社区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外是两个一是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做支撑，二是运作过程中对相关理论的曲解或者背离。大体总结起来，政府与社区公共权力关系的理论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广泛地运用：

(一)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的权威地位，主要形式是政府的作用介入社区生活。

这一理论认为，社区不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源泉，也是考察现代社会权力的重要场所，因为社区本身就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相互作用的重要领域。美国学者韦尔什说;“城市政治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往往反映出国家政治是否具有良好功能的问题。”

由于城市社区建设涉及到市民的全部生活，它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发展的系统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诉求。社区就这样内含着国家的政权权力和市民的政治权利两个空间，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文件指出:社区发展是政府和市民的双边合作的行动，它有两个条件，即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联合国文件精神反映的是社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政府用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地方政治的发展，并对行政领导、资源动员、政策倾斜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给予支持以外，还以财政支出和福利服务的方式介入社区的生活之中，以实现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当今发达国家大都以此构架作为社区发展的政治政策的理论支撑。显然，政府介入社区的管理生活决非中国才有。

事实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从概念的提出到实施，改革首先触及的就是社区公共权力同政府权力的关系。比如：20世纪90年代时，为了满足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社区建设的核心围绕如何实施民主管理，主要致力于解决政府管理权力的下移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两个问题。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以何种角色和以何种方式进入社区，而这恰恰是社区组织体制的范畴。比如：街道作为政府的“人”该怎样行动才能体现政府的要求和反映政府的声音?应该怎样按照政府指令行使管理社区的职能?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以适当的手段进行必要的指导、监管、控制、协调与服务，与此相反，事无巨细的管理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政府的优势，政府可以运用适当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达到管理的目的，否则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府权力运作的“失灵”现象。

(二)作为社会整合方案的社区理论构架，侧重于公共权力的作用与行使，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社区参与。

这一理论构架有两层意义一是资本动员。即通过社区参与的途径全面调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体现民主国家的发展价值观和社区居民的民主诉求。其中，社会资本就是社区居民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的相应责任，它是社区居民民主理念的原动力。资本动员的核心目标是寻求社区发展的动力，只要激活了社区的各类资本，就能够给社区的发展带来绵绵不绝的力量。二是塑造社区伦理。这是社群主义的观点，即提倡社区居民的德行修养和道德义务，以对抗个体因权利的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和社区凝聚力下降的问题。社群主义观点的核心，是试图在社区居民之间恢复信任和加强社区的联系，因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信任、规范和联系网络方面的弱化，造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消失。而社会资本恰恰是社区建设的最重要资源，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它更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可以在协调和行动的过程中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率。因此，这一理论的构架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社区的组织化方案，它的目标是在社区自助、制度整合的基础上重塑社区。

在此理论架构下，衡量社会整合程度高低的标准是考察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如联合国1960年的文件就把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尺，而联合国1981年出版的广泛参与作为一种战略推动社区层面的行动和国家发展的文件，又进一步把“参与”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层面，鼓励社区居民能够带着创造力的激情参与社区。但是，目前中国的社区参与水平却是极低的，主要表现为：(1)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社区动员的成本一收益比例失衡；(2)社区参与目标层次比较低，主要以致力于解决社区内出现的临时性问题为主；(3)社区参与的形式不够丰富；(4)社区参与的发展不够平衡，如参与服务运作的多而参与决策的少，领受性参与多而贡献性参与少，老年人和学生参与的多而青壮年参与的少，单位参与的多而家庭参与的少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显然是由于体制的设计和运作都没有体现出社会整合要求的结果。

(三)社会冲突的理论构架，侧重于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整合与竞争，主要表现形式为权力力量在社区领域的此消彼长。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变迁演变而来的社区发展理论。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等“冲突论”者认为，社会体系是一个各个部分被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其过程不是均衡的状态，任何社会成员都在为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进行斗争，一切复杂的社会组织都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人们对于权力再分配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围绕权力所进行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是社会内部固有的现象。按照此理论推理，对社区冲突的研究只有涉及与权力相联系的冲突时才是有价值的，无论是政府权力还是社区的公共权力都是如此。

布尔迪厄的“场域论”则显示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的组织与个人，他们在社区范围的不同位置利用“习惯”与“资本”相互争夺权力运作的空间，并在满足自我的过程中出现诸如原则、对策、人力、场所等方面的交易，不同的参与者——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参与者——在其行动过程中因为各自权力基础的不同，会出现“竞争”、“合作”、“冲突”和“妥协”等关系，这是深层次的权力结构关系在基层社区的体现。在我国的社区层面，政府权力的延伸触角同社区公共权力的“场域”存在着以上四种关系，其中的“冲突”体现为政府没有完全放开对“公域”的控制权，城市社区的关系规则又经常变化不定，从而使社区的权力关系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之中。

二、我国的社区改革：分权探索中的相关问题

我国关于社区建设的官方正式文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先后经历了“社区服务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两个阶段。应该说，社区改革从城市启动之时就是权力重新配置和分化之始，政府在社区的一元化权力格局开始逐渐向社区公共权力转移。在实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后，伴随着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关于社区公共权力的观念、组织与制度等的创新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创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既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既可能是渐变的，也可能是突变的；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所以单从社区的组织体制与权力配置的关系来看，我国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态势：

1、注重政治权力延伸和社区基层民主建设的

体制创新模式。这是统合政治权力和社区公共权力的建设思路，目的是借发展民主以实现社区组织体制构建的设想，期望以此作为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使社区的公共权力与政治体制的权威权力相吻合。这种体制模型的特点是把社区体制及其权力成分区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面：(1)在政治层面上，不放松政治权力的权威地位，党、人大、政府、政协的空间都有充分体现，其中党的政治核心领导一直垂直到基层；(2)在政府组织的层面上剥离非政府权力成分，把社区理性地从政府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街道办事处的一级政府职能也被剥离，主要承担协调和指导的职能；(3)在社会组织方面发育社区的公共权力空间，居委会是基层民主的重要标志，其他服务中介组织则扮演着把“选区”和“社区”建立起实质性联系的枢纽的角色。

2、培育社区公共权力的自治型体制创新模式。

这是从社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上着眼的管理体制创新尝试，体现了自治对社区公共权力的基本诉求：

(1)在纵向上区分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界限，突破了“街道”一级的行政区限制，不但将街道“行政区”与社区做了区分，而且还将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这样在客观上要求转变社区组织的整合方式，实行有效的分权和放权，使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平衡发展。(2)在横向上广泛配置社区的公共权力，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种社区组织的社会，并赋予其相当的权力。如：议事、决策型的社区组织主要担负起调动社区内各种社会资源、统一规划社区发展与社区服务的功能；咨询、智囊型社区组织担负着社区事务评议、咨询与协调的功能；有偿服务型组织则要具备管理、服务与中介的职能等。

3、以社区体系建设为重点的体制创新模式。

这种模式以社区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在不同领域的分权为前提，凸显了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的两条主线，呈现网络型交织的、相互关联的特征：(1)突出社区建设的三大行为主体(政府、社区、居民)的不同权力地位和作用：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权力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是当前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社区组织承担公共权力的职能，居委会是联系政府和市民的纽带，并同时满足社区组织的需求，其未来的发展取向应较多地向市民倾斜，而社区成员，特别是社区居民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2)将社区建设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领域，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领域。在我国的城市社区中，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是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这既包含着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也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因此，这三个领域的建设过程就是动员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力量的过程，也是整合二种力量的过程，它们彼此之问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并直接关系着社区建设的面貌和进程。

上述三种社区组织体制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考察和设计的结果，在没有具体参照系的情况下，很难说孰优孰劣。由于对社建设的内涵理解存在着差异，再加上我国社区发展的不均衡，这三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可以在不同城市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这些模式有共性的话，那便是它们都体现了社区建设对分权的共同要求，体现了对社区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空间的关注。自去年起开始展露风采的“四平模式”把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于“学习型、服务型、管理型、自治型”，其落实的核心仍然在于体制与权力的配置。

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而言，社区改革的重心无疑是社区自治，在社区的权力体系中政府必须让度更多的权力空间，政府现在的一些不合理的职能要被重新分解，政府原先的不合理的权力负荷也要找到承载的主体。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层面止住发生的变化，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社区公共权力更迭的趋势。

即便有如此丰富的体制模式，我社区公共权力的划分仍然问题颇多，有些已经直接涉及到社区体制的层面。当这些问题同我们的成就相比时，我们发现社区权力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是最突出的：首先，我国社区权力的配置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互动性不足，政府权威组织的地位优势明。政治、社会和社区关系的构建本来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再加上我政治层面的渚关系的特殊性，除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需要正确的定位以外，还需要解决好党同社区的权力关系问题。总之，社区体制内的党、政府和社区三者的权力关系仍然处于待建的状态之中。其次，体制内的权力配置并没有完全走出转型期的调整格局，社区公共权力的空间比较狭小，权力整合的共同基础薄弱。集中表现为传统的“街居制”与社区的自治体制的权力冲突。“街居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对现代城市社区体制的影响是历史的，今天“街道”与“社区”模糊不清的尴尬局面即来源于此。尽管社区公共管理的改革动作已经触动了，传统的衡道管理模式，但根据宪法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的有关规定，街道是“政府的派Ⅲ机构”，其权力地位的法定性同自治的社区公共权力之间任体制的运作下一·直冲突不止。另外，“街居制”的权力惯性在客观上提高了社区体制转轨的成本。如：政府机构所特有的行政惰性，把、效率低下等弊端“传染”给了社区的公共权力组织，消磨了社区公共管理的资源。第三，社区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社区组织体制的法制保障薄弱。

最突出的表现是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社区组织的职、权、责的规范性不明确。比如：城市的经济开发区所在的社区组织(主要是街道)同开发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就比较典型。双方就某些问题都有权管，但也存在着都无权管的无奈。表现在对社区公共权力主体的培育上，我国尚未形成规范、互动的多元格局：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其余权力主体的参与基本上还是空白，各主体作用的发挥同社区公共管理的实际要求有较大的距离，少数管理主体垄断社区资源的局面尚未得到彻底地打破。

三、几点思考

政权建设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政治文明是由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政治目的四个要件构成的。文明的政治理念是整个政治文明的先导。这些文明的政治理念主要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人民主权、宪政、法治等等。近代民法也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两者在墓本理念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本文仅从三个方面论述民法与政治文明在理念方面的一致性，从中概括出民法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得出结论: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

对于政治文明有很多人研究，但主要研究的是政治文明的含义和特征，在如何促进政治文明的问题上主要从政治及公法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而对于民法在促进政治文明的建设方面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从民法角度论述民法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以期引起大家对民法的重视。

一、政治文明的提出及其涵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也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

政治文明是个系统的工程，其有机构成为四大要件: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政治目的。政治文明泛指政治领域的进步状态;如果说物质文明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成果，精神文明专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成果;那么政治文明就是人们改造国家的成果。文明的政治理念是整个政治文明的先导。有了文明的政治理念才会有文明的政治制度，才能出现文明的政治秩序，才能达到文明的政治目的。因此文明的政治理念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文明的政治理念主要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人民主权、宪政、法治等等。这些理念的核心就是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对待人，就是“以人为本”。

在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曾庆红在视察江苏时强调，要充分认识三个文明建设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致性，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也好，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载体上来，要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物质文明为和谐社会莫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创建智力体系。131因此，我们在这里讲民法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实际也是在讲民法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民法与政治文明理念的一致性

(一)政治文明的理念有“自由”“民主”，而民法是私法，是维护私权利的法，“私权神圣”“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理念。所谓“私权神圣”，即人民权利、个人权利、民事权利不可侵犯，非有重大的正当理由并依法定程序，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所谓私法自治亦称意思自治，是指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决。民法最大限度给予社会成员以自由，最大限度地排斥国家的干涉。这在1999年10月l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首先，(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第(二)、(三)、(四)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8条是一致，其他几项都进行了修改。

第一、《民法通则》规定:“一方民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的行为全部认为无效。而在《合同法》则只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是无效的。而把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和乘人之危规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即相对无效的合同。“无效”在民法理论认为是“绝对无效”，即无效的民事行为是绝对不能发生效力的，不仅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依职权主动确认无效民事行为，而且任何人都可主张无效民事行为无效;而且是“当然无效”，不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无效都是无效的;无效是“确定无效”，无效从行为一开始就是确定不变的，不会因为其他事实而使之有效，也不会因当事人的主张或不主张而有效。可以看出，无效行为是国家对当事人意思的粗暴干涉，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当然，如果这一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国家必须管，不能让它有效，否则是对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负责，是失职。而如果只是损害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当事人又不主张权利，国家就不能主动干涉，当当事人主张权利时国家还不能推托，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好。国家要做什么，取决于民众的意愿。“相对无效”就是这样。它把主动权交给当事人，当事人想让其有效就不提出任何主张;如果不想让它有效，就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张变更或者撤销。

第二，(民法通则》规定“违反法律”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则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才是无效的。虽然都是违反“法律”，但两处的“法律”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行政规章等，而后者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第三，(合同法》把原来(民法通则)规定为无效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规定为是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有效无效取决于其法定人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意愿。

其次，民法是任意法，其法律规范为任意性规范，表达方式是“可以”，绝大多数规定都是给民事主体以建议而不是命令。当事人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排除其适用。《合同法》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体现。

第一、在《合同法》中很多地方虽然进行了一些规定，但接下来就规定“有约定从约定”。

第二、在《合同法》第12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共规定了8个条款，没有规定“必须具备”、“应当具备”的字样。而且从(合同法)第61条规定可以看出，这8个条款中有5项没有规定都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

第三、在合同形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3条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根据此规定，有人认为如果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特别是法律规定应当采用特殊书面形式(批准、登记等)而没有采用，合同会不产生效力。而所谓批准和登记等就是国家对当事人意思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力、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转贴于

从以上这两个性质可以看出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给予当事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国家的干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体现了民法是私法的性质，符合“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二)文明的政治理念还有平等，而民法就是平等法，民法最讲平等的。首先，从调整对象来看。《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次，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法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法律地位平等，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任何主体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着行政隶属关系、尊卑血缘关系或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差别，也都不能改变他们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中大多数具有等价有偿的特点。再次，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民事活动中，任何民事主体都必须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得尔虞我诈，强取豪夺，不得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得无偿剥夺和占有他人的财产，任何民事主体一旦造成对他人的损害，都必须用等量的财产给予补偿。最后，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总之，民法中始终贯穿着平等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任何民事主体即使是国家机关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如果违反了平等的原则，利用手中的特权强迫对方进行违背其真实意思的行为，都不会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三)政治文明的理念还有“人权”。保障人权是，政治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换句话，不讲人权就无政治文明可言。所谓“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其中首先是人格权和财产权。民法就是权利法，这些权利首先由民法予以规定和保护，它们是民法上最重要的民事权利。尤其人格权，是享有其他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保障人权是民法的基本任务。首先，民法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权及财产权;在人身权方面，规定了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荣誉权等;在财产权方面，规定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其中所有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其次，在《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并在《民法通则》第六章通过规定“民事责任”来保护民事权利，使民事权利的实现有法律上的保障。而民事责任的保护是对人权最细微、最实际的。只有侵权行为达到相当严重程度时才会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而且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都是交给国家，而不给受害人。而在民法中，只要受到损害无论多少，都会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即使已经承担了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也不会免除。并且，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完全向受害人承担。

三、民法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一、以权利制约权力，抑制行政机关权力的的膨胀和限制行政干预。向社会成员大量地进行民法宣传，以权利制约权力，抑制行政机关权力的的膨胀和限制行政干预。

第二、使管理者转变特权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向管理者进行民法宣传，使他们转变特权思想，知道社会成员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权利，是用来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的，为权利服务的，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摆正自己的位置。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

这样，就能够使政府转变职能，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政治文明得以建成。和谐社会就得以建成。正像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的讲演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

【参考文献】

[l]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