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同诉十篇

经济合同诉篇1

委托人（下称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下称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原告）因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诉讼，经双方协议，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______________律师为甲方诉讼人。

二、甲方委托乙方权限：

1．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一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

2．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二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提起上诉、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

3．甲方委托乙方申请执行程序的人

乙方权限：代为向法院提起执行程序及相关工作，代为收转被执行标的；

甲方委托乙方上述____________项工作。

三、双方协商同意律师费及交纳办法如下：

1．如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_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费人民币____________元；

2．如分期支付，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费人民币___________元，其余费于_________之前缴足，共计人民币____________元；

3．风险条款，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____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费人民币____________元，如____________甲方向乙方加付人民币____________元；

4．其他特别规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甲方所在地和乙方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

五、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六、如乙方承办律师不按规定程序认真负责地从事事务，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人恶意串通，损害甲方权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委托协议，要求乙方如数退还或拒付费，并可依法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甲方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材料。

八、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费不退回。

九、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办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

十、甲方未如约交纳费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其工作和本协议，已收费用不再退还。如乙方在甲方未交纳全部费的情况下已经履行了全部工作，则乙方除有权要求甲方如数缴清费外，还可要求甲方支付未缴清款每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十一、本协议如须补充、变更或提前终止，双方应协商一致后决定。

经济合同诉篇2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价值功能分析

凡是缺乏司法救济的场合，便无权利可言，这将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准则。如果承认“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注：谢晖：《独立的司法与可诉的法》，载于《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的话， 那么经济法的可诉性也就是指经济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经济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基本属性。虽然在实践中具有法律上判断职能的主体是多元的，如民众自治组织、调解组织、仲裁组织和行政组织等，但在现代法律中，在理论上，最公正权威的裁判者是司法。只要法律具有可诉性，那么司法便是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要素和任何法律纠纷判断的最权威象征。在立法上以可诉性为宗旨建立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即任何一部经济法律法规都有可诉讼的功能，使经济法与诉讼法必然关联。这样，既可明确经济法的可诉性属性，使经济法更具有操作性，也能使诉讼和司法成为任何经济法律法规的必要要素，从而使司法权借助法的可诉性得以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为司法权的强大，并足以和其它国家权力相并列存在提供了更大可能，经济法的可诉性程度越高，可诉范围越宽，则司法权的作用越大。

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冲突尖锐化的必然产物。笔者认为，经济冲突表现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状态。内部不经济又表现为投资者对经济管理丧失信心、经营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严重低下、成本费用过高、分配显失公平等。外部不经济表现为不正当竞争、垄断、可持续发展受阻、经济负增长、供需严重脱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明显化等。这些冲突显然与民事冲突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冲突具有严重的反社会性，因为它对整体经济发展构成直接的潜在的致命的威胁，当它达到一定的强度，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从而加重了它的反社会性，所以对于这种冲突一般不能由当事人自决和和解，也不允许或不适用于运用调解和仲裁手段，只能由诉讼加以解决。因为经济冲突的强度越高，排解的难度就越大，诉讼在排解冲突方面具有与其他手段不同的特殊效能，它可以强制地将不愿介入的冲突主体纳入到诉讼程序中来，使其无法回避冲突的解决程序；也可以强制地使权益恢复到原有状态或给予合法权益者的权利行使以强制性保障，并迫使义务主体履行义务或作出补偿；还可以排除冲突主体间社会身份和力量的差异而给冲突解决带来的障碍。

同时，树立经济法的可诉性观念有利于丰富、变革和完善诉与诉权的基本理念。人们已经破除了诉与诉权专属于民事诉讼的传统思维框框，这是一大进步。诉是当事人在特定诉讼制度指引下，要求审判机关解决其相互之间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或确认有关法律行为与事实是否成立与存在， 应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一系列程序化活动。 （注：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p.26. 1979 by west publishing company.）依据哪些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享有起诉权，可以把诉分为受损害人之诉、利害关系人之诉、机关之诉和民众之诉。“受损害人之诉”是最典型之诉，最能体现对权利的保护精神，为权益最低保护水平。现有三大诉讼法均接纳之：“利害关系人之诉”兼顾了权益保护范围适度扩大和控制滥诉行为发生两方面要求，因而为各国界定诉权范围之通行标准：“机关之诉”又称职务之诉，指有关机关在发现行为违法时，有责任提起诉讼，如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就是这种诉：“民众之诉”，有人称之为“爱发牢骚者之诉”，指任何公民和组织均可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其为传统诉讼法所排除，但它最符合维护和监督之目的，在日本等少数国家承认“民众之诉”，在解决经济冲突时可资借鉴。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等理念，诉权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请求法院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诉权与实体权利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每一合法的实体权利都应有相应的诉权，经济权利也不例外，经济法在赋予经济法主体某项经济权利的同时，应当赋予经济法主体在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运用诉讼手段加以排除的权利，即经济诉权。同时，经济诉权的独立存在回应了经济权利司法救济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经济法的独立性。

在我国，对于经济法制与法治，虽然在理论上很多人把它高高举起、高谈阔论，但在实践中却常将其轻轻放下，避而不谈。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经济法的不可诉性是具有决定性的致因。为此，应当明确赋予经济法的可诉性内容。

二、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表现及成因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中，不可诉现象大量存在，这就是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职权列举得不厌其详，对经济义务表述得淋漓尽致，但对包括诉权在内的补救权利则忽略不提，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也无其他救济条款；有的经济法律法规中尽管明确规定了诉权条款，但作了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诉权的充分实现。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法律都具有判断性，问题只在于由谁来判断。在我国，这种判断明显地倾向于行政，而不是司法，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判断权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权的分解，这一分解明显消解了司法应有的职能和完整性。在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求助于诉讼，自然会寻求其他手段解决纠纷，无论违法“私了”也好，找领导托关系也好，寻求行政裁决也好，都是对诉讼选择的削弱，致使社会对司法的依赖和信任下降。尽管经济生活中离不开行政管理，可能引发行政纠纷，导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但行政诉讼争执的焦点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极受限制的，无法涵盖经济纠纷的全部内容；另外，由于经济纠纷案件的被告人多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显然处理经济纠纷案件也不能完全适用行政诉讼程序。

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之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姑且不谈由于监督检查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思想和业务素质差，使不正竞争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追究；就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来说，往往并没有特定的直接受害人，如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和违法奖售等等，这些行为损害的直接客体或为法律所保护的广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或为法律所保护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所侵害的共同客体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公平竞争秩序，所以追究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就不可能通过由受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

又如，由于公司监督机构在人格和财产上的非独立性，董事和监事的特殊关系，必然导致监督的懈怠。事前监督的懈怠和失败，还应有事后对监督的补充和救济。而我国现行公司法第54条和第126 条（三）规定，“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监事）要求董事经理予以纠正”。但未规定制止违法行为的请求方式，特别是最终的诉讼方式。既缺乏可操作性，又让人不免有“摆摆样子”之嫌。公司法第62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而，由谁如何追究董事、监事、经理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没有明文规定。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是股东权中最重要的最后的权利，但也是“事前监督”的请求权，同样“不彻底”和缺乏可操作性。这就使公司业务行为的监督环节链，缺了一环，导致现实中，公司和股东的权利遭受侵害而诉说无门的事件出现。

再如，由于国有企业事实上没有自然人之人格化主体，对于任何公有主体的个别成员而言，所有权或物权的客体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因而财产权之行使，如果不将责、权、利相联系，必然会导致漠不关心、扯皮拖拉，或化公为私、分光吃光的结果。尽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了承包制和租赁制是国企转机建制的两种形式，使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契约化，但由于这种契约得不到切实履行和可靠的司法保障，反而削弱了企业经营权及法人财产权的法定性质，使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回复至“人治”轨道。经济责任制在本质上应将经济利益同公有财产经营管理上的权责相结合，要求严格考核，赏罚分明、 监督有力， 要求摆脱当事人自治和私法自治而上升为经济法和司法上的普遍制度。“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152页。 ）但是，我国传统民法学理论界大多数人认为，企业（公司）的法人机关一般只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不承担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和第49条也是根据这一理念作出规定的。实践证明，排除法人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经济责任的理论和立法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造成了经济活动中出现我国特有的穷庙富方丈的变态现象，这不能不说在责任体系这张法网上有一个天窗和漏洞。

尽管各级人民法院自1979年以来先后建立经济审判庭，司法实践中也有“民事审判”与“经济审判”、“民事诉讼”与“经济诉讼”的说法，然而，无论是立法上还是理论上，经济诉讼并未彻底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尚未能揭示经济诉讼的全部应然之理，我们在这里所着重构绘的经济诉讼的概貌，依然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尤其是民诉模式）在观念和制度上给我们所设置的限定。”（注：顾培东等：《经济诉讼的理论与实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依据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相互关系的机理，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冲突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所导致的纠纷；而民事诉讼所主管的案件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所引起的争议。经济法理论界已基本趋于将属于民事纠纷性质的合同纠纷从经济冲突中剔除出去，划入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但司法实践中仍将合同纠纷纳入经济案件的范围，审理合同纠纷事实上就成了经济审判的最主要任务。这种违背诉讼机理的做法，不仅无法为经济诉讼严格区分于民事诉讼提供理论依据，反而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规范大肆旁落，无法很好地体现经济审判直接为经济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的历史使命。

总之，如果说对经济行为的可诉性的严格限定或完全漠视，是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经济审判庭的职能事实上与民事审判庭的职能别无二致的原因的话，那么，经济诉权理论不发达或根本没有重视则是经济审判功能错位的理论根源。

三、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弥补

要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就要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或创设一种新型的诉讼形式，即经济诉讼。新型诉讼形式的出现总是与相应的实体法需要相适应，并且总是为了满足解决相关社会冲突的客观要求。

人类社会诉讼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发展规律表明，诉讼形式是实体法律制度的必然派生，特定类型的实体法律制度是相应诉讼形式产生的逻辑根据。正如马克思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动物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当具有同样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78 页。）正是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这种密切联系，经济法规在我国的大量颁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诉讼的产生，经济诉讼作为经济法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有效地体现了经济法规所内含的强制约束力，维护了经济法的切实实施。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分别按照各自的调整对象，用各自不同的调整方法共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种实体法相对应，我国早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立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不断得到完善，经济法也被公认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然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经济诉讼制度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仅要完善经济法这一实体法，还应注意制定和完善经济诉讼法这一程序法。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做保障，实体法也就难以付诸实施。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经济违法现象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且层出不穷，究其原因，缺乏经济诉讼机制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冲突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要对这种冲突按照人们主观划定的框框逐一进行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决，不仅成本甚高，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和必要。能动地适应这种变化，势必要引起传统的诉讼分类方式的改变，至少将改变现在的诉讼类型结构。如果要保持现有诉讼结构的原状，就应该增设一种新的诉讼类型，我们把它界定为经济诉讼，它是一种复合型的，但又独具特色的新型诉讼机制。近年来，一些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审判人员根据经济法上制裁手段多元化的特点和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了经济诉讼制裁手段一体化的设想。主张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经济、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作出三种不同的制裁和处理，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这一突破传统诉讼制度和理论的设想，避免了由不同诉讼程序转换所带来的诉讼成本增加和处理结论矛盾等问题，反映了经济冲突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克服当前经济审判职能仅局限于经济权益的确定和经济意义上的制裁的严重弊端，充分发挥经济诉讼的综合功能。

经济合同诉篇3

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经济合同诉篇4

在我国，许多经济法纠纷无法正常提交司法程序解决的情况客观存在，即便是在司法制度更为完善的西方国家，相较于其它纠纷，经济法纠纷更难接近司法。根据法院能否接受并处理的原则，经济法可诉性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即不能诉和不愿诉的经济法纠纷。

1．不能诉的障碍。即使当事人诉求司法来解决纠纷，但是司法机关拒绝受理的纠纷称之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大陆法实施的国家，对于的案件，法院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进行受理，不能诉是因为法律规定；普通法实施的国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诉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诉讼是要根据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诉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和法院本身认定的不应当受理。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指的是法院没有被立法者授予处理经济法纠纷的有关权力。立法者之所以没有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经济法纠纷不适合进行审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一些属于行政机关裁量的经济法纠纷不需要司法机关涉入。迄今为止，究竟什么类型的经济法纠纷不能进行裁判、什么类型司法机关无权处理、司法行政权的分界点在哪等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法院认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论中认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严奠定的基础，也就是不去干预超出自身管辖范围的事。

2．不愿诉的障碍。这一点主要指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是为纠纷提供提交司法解决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纠纷是否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将纠纷诉诸于司法部门。当然，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如果在通过其它方式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拒绝诉求于司法时，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纠纷解决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等因素，“搭便车”的心理也是影响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正当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经济法的纠纷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损害的也都是公众利益或者是群体利益。因此，当公众中的某个人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群体公众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就是伴随着这种正外部性而产生的。利益受损的个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别人去进行法律，自己就坐享其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主动。

二、克服经济法可诉的策略

1．拓展法院职能。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还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经济法纠纷的不能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对法院职能的认识。想要克服经济法纠纷的不可诉，就要从新认识法院职能。作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日益独立出来的处理纠纷的专门性机构。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有实行行政机关和纠纷处理机关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合一的，但这一种形式仅仅只是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司法独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许多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此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真正实现了分离，法院开始担任起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法院还起着暴力工具的作用，诸如审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担任中间人的职能，能够公正地进行裁决，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不断扩大，法院权力开始萎缩。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应该认定为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经济法存在的可诉，就需要在认识法院职能、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拓展法院的职能。拓展法院的职能对普通法国家较为简单，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够有才智和勇气冲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缚，受理新型的经济法纠纷。不墨守陈规、敢于冲破束缚和约束是普通法最显著的生命力，有时候法院的大胆行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实施的违宪审查权，是“自我加冕”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成文法国家遇到的阻碍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扩充法院职能的必要性，并将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条文中，与此同时，法院也不能碌碌无为，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重新解释现行法律，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拓展法院职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极大的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变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权利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和尊重。19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挑战了这一观念，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对抗。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严重阻碍了私人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大生产催生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凭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规则下强加给个人，从而危害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护，这不仅仅危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这反映到法律上有两点体现，一是民法逐步现代化，而是催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维护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经济法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根据“经济人”的理论，个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就是个人自己。通常，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进行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司法保护。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凡属于这个多数人利益集团的个人都能够在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中获益，因此，个人便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但是受“搭便车”理论的影响，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维护公共利益使别人坐享其成。想要对公众利益进行更好的司法保护，就要在改革传统诉讼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新方法，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本位法，相较于民法侧重维护个人的利益，经济法更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民事诉讼维护个人私权不同，经济法诉讼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司法解决的通道，即公益诉讼制度。换句话说，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克服经济法可塑的重要策略。

3．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想要克服经济法的可诉，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变革诉讼机制的创立符合时展的诉讼形式，也就是经济诉讼。人类诉讼的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的发展史表明，实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派生了诉讼形式，诉讼形式的逻辑依据就是特定的实体法律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法和审判程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像是动物和动物的外形一样。审判程序应当和法律一样，因为审判程序不仅仅只是法律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它还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大量经济法规的不断出台导致了经济诉讼的应运而生。作为经济法“内部表现形式”，经济诉讼的存在体现了经济法规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从而保障了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都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按照自己的调整对象来共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相对应，我国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远发展，经济法也成为了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与此现象不相符的是经济诉讼制度却迟迟不能完善，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完善经济法制，不仅仅需要完善实体法的经济法，还需要完善程序法的经济诉讼法，增设经济诉讼。

经济合同诉篇5

论文关键词 公共利益 经济公益 诉讼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损害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追究相关者责任的诉讼活动。经济公益诉讼保护的公共利益主要是：国有资产流失、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等。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

普通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原告本人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要求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以确认自己权利或制止他人侵权行为，归根结底其目的是为了私益。而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一定范围内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而非私益。

2.经济公益诉讼中诉讼双方力量的失衡性

原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团体，他们力单势薄。而被告一般为大型公司或强势企业，其往往掌握专业知识、拥有雄厚财力。致使双方之间力量不均衡。

3.经济公益诉讼请求内容的复杂性

诉讼涉及经济生活触碰公益方面，因而提讼主体可以是非涉及直接利益的机关或组织。其诉求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因此请求内容具有一定复杂性。

4.经济公益诉讼具有明显预防性

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只要证明存在危害经济公共利益的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就可以依法提起经济公益诉讼。这样就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后期为弥补损害而产生的费用。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学基础

通过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证可知：新制度的可行性在于其降低交易成本，假设老制度的交易成本不变，则其后果新老制度构成新的数量组合。在某一阶段，当过度使用新制度也会造成交易成本升高时，新制度的使用量就会受到抑制，在增长和抑制的交替下，会使新老制度达到平衡。无论这种均衡的数量如何，只要平衡存在，则设置新制度就存在必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不当，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急需新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出现符合经济学的规律。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法理学基础

1.追求社会正义的要求

正义是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公益诉讼是维护经济生活正义的必要途径。“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为了更好的实现正义，就得运用法律手段惩罚违反法律的非正义行为，惩恶扬善，保护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权益。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和视窗操作系统软件非法捆绑销售。造成竞争对手销售额下降40%。同时也间接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微软违反了反垄断法时，提讼的并不是直接受其侵害的公司，而是美国司法部，这便是典型的经济公益诉讼。微软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对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然而美国政府仍然选择了，这正是为了要实现社会正义。

2.保障公民权利的结果

权利是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念，而经济公益诉讼很好的体现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是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患病儿童家长在提讼时更多考虑自身力量和高昂诉讼成本，因此有所顾及，怠于行使其权利。此时全国各地的律师自发的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免费为受害儿童家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有助于突破受害公民的维权困境。诉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将个体成员的社会整体利益补充代表机制引入到经济公益诉讼活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允许公民进行经济公益诉讼，他们的诉权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社会经济公共利益也能得到救济。

三、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现实基础

（一）我国法律新增规定

我国于2012年8月31日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新增加的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该条弥补以往法律对经济公益诉讼的空缺，使得诉讼主体多元化。

（二）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些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普法教育唤起公民对自己合法权利的重视，同时也关注起社会经济公共利益。有关保护经济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出现，这些案件因其经济性和公共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上海市民邓维捷用建行龙卡在交通银行atm自动柜员机上进行操作时，意外地发现卡上的余额少了0.3元。经询问，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对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每笔0.3元人民币。邓维捷认为收取跨行查询费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向法院提讼。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郝劲松乘坐北京开往上海的t109次列车，因在车上就餐没要到发票而首次把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尽管这次案件败诉，但郝劲松没有放弃维权，几次状告铁路、地铁、税务部门不开发票的行为。作为一个纳税人，郝劲松面对垄断行业、政府部门的不法行为提讼，不仅维护他个人的权益，也维护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虽然仅仅是0.3元和一张发票，但从这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公民维护经济公共利益的意识已经觉醒。他们正通过法律途径来对抗经济生活中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

（三）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纠纷案件频繁发生，社会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案件集中体现在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进行不正当竞争谋取暴利，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面对一些触及经济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公民和社会组织因为出于对诉讼费用和力量悬殊对比的考虑，而放弃自己的诉权。因此有必要在诉讼制度上对其进行保障，使合法的经济公共利益得到保障。

四、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完善

（一）设立预审制度

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审判机关在正式受理经济公益诉讼时，对原告进行审查，以保证原告所控侵犯公益的违法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充分的予以提讼，对证据不充分的不予以。若原告故意捏造事实，损害他人利益的应相应的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这种滥用诉权的行为给予限制，来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我国举证责任法律规定的分配标准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单一的适用该原则会导致一般组织和个人面临举证的困难。涉及经济公益诉讼中相关举证责任问题：如果由检查机关提讼，其享有侦查权具有相应收集证据的优势，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若由一般组织提起的诉讼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因为他们由于自身的原因，获取信息有限，收集证据困难，且缺少专业知识与技能，不可能拥有像检察机关那样的优势资源。为使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若被告否认其损害经济利益的行为，则必须提供反证。与此同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的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三）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

我国诉讼费用的缴纳是以诉讼标的额为依据逐渐增加，并由原告预交诉讼费用。然而经济公益诉讼一般涉及较大范围的利益。且涉及较高数额的标的和复杂的专业知识。原告可能会花费高昂的技术鉴定费用，一般组织和个人都难以承受。他们往往出于诉讼费用的考虑放弃诉讼，这使得其权益得不到有利的保障。欲但又考虑过多。同时，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败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也不利于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对一般的组织收取适当的费用，其余的由国家补贴。或是建立起公益诉讼的基金，提讼的一半组织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由基金组织审查通过后给予一定资金补助。

经济合同诉篇6

思考一：

审判机关收取的诉讼费是财政性资金，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诉讼收费是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而司法救助则是对诉讼收费基本制度所难以包容的特殊问题的必要救济和补充，应坚持法无明文规定的不救助，法有明文规定的必须救助的原则。在执行《规定》时，既要强调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确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又要注意防止冒用司法救助之名，随意减、免当事人的诉讼费用，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在实践中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司法救助的条件和范围。根据《规定》，申请司法救助的条件有两个：其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而且必须是当事人能够举证说明或者侵害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有胜诉的希望或可能的。其二，当事人经济上确有困难，难以承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规定》对司法救助的范围详细列举了十一项内容，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即追索赡养费用、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等生活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这是司法救助的主要方面。二是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如福利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这是司法救助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和范围的当事人才能申请司法救助。

第二，司法救助申请的审批。司法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弱群体”，关键是经济上“确有困难”。因此，在司法救助的审批过程中应注意：（1）当事人除递交司法救助申请外，还应提供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如：提供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的证明等。当事人正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法律援助的，在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同时，应提交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2）确定缓交诉讼费的期限。基于《规定》、《人民法院收费办法》和案件的审理期限等综合因素考虑，经审查同意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的，可通知当事人先预交50%的诉讼费，余下部分，一审案件缓交期限最好不超过两个月，二审案件最好不超过一个月。（3）通知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当事人缓交诉讼费后，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开始对案件进行审理。”因此，经审查同意当事人司法救助申请后，立案机构应履行二项通知义务：一是通知当事人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救助的决定；同意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的，应同时通知当事人缓交期限的具体时间以及不按时交纳诉讼费的法律后果。二是将案件司法救助的决定随案通知相关的业务庭，以便业务庭视诉讼收费的具体情况对案件进行处理。如：同意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的，缓交期限届满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诉处理；人民法院决定对 一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对方当事人败诉的，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交纳，等等。

诉讼费的最后支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的决定，是对“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一方当事人作出的，而非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对于人民法院实行司法救助的案件诉讼费的最后负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都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一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对方当事人败诉的，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交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因此，人民法院实行司法救助的案件，在案件审结时应根据以下原则确定诉讼费的最后支付：经审查决定对一方当事人实行司法救助的案件，对方当事人败诉的，诉讼费应由对方当事人交纳；双方当事人分担诉讼费的，接受司法救助方的当事人分担的诉讼费，按司法救助的决定办理，对方当事人分担的诉讼费应向法院交纳。对于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当事人，经法院审查决定实行司法救助的，诉讼费的最后支付亦应根据该原则把握。只有这样，人民法院才能在受理各类民事、行政案件时，认真地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做到既能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规定精神，让所有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但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都能及时得到司法救助，都能够打得起官司，都能够充分地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保证不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思考二：

可以这样理解，就人民法院而言，司法救助的方式就是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诉讼费作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交纳的费用，其作用主要有：一是支付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开支，保证法院有充足的工作经费，维持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转；二是通过令诉讼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认识到行使诉讼权利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在提起每一项诉讼前要深思熟虑、认真负责，不随意挑讼。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对那些确实需要提讼程序，而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等方式的司法救助，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随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实行司法救助的范围应有所放宽，实行司法救助的对象应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理由一：法人从其设立时起，就享有许多和自然人相同的权利，如：名称权、名誉权、著作权、财产所有权，等等。那么，自然人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后，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提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同样，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后，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提讼的，也应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这样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理由二：从法院受理的各类纠纷案件来看，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纠纷，占受理案件数相当的比例。由此可见，法人与自然人、法人与法人、法人与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大部分。把法人列为司法救助对象的范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正如肖扬院长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文中所指出的“确定法人作为受援对象，有利于解决不少企业经济上处于窘境但又需要法律帮助的问题，特别是有利于解决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以稳定经济秩序、依法调整经济关系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稳定。”理由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所涉及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法人。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法函（2000）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则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另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5月8日琼高法（1998）33号《关于涉海南发展银行案件加强审理和执行的意见》也规定，“对涉及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件，应由法院收取的费用（含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鉴定费等）一律缓交，在案件执行中优先收取。”理由四：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承认非法人组织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在非法人组织与其他单位、公民进行民事活动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时，法律赋予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的权利。那么，非法人组织只要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要求，也应成为司法救助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作为司法救助的对象，应针对一定的阶段，针对一定的特殊案件，同时，还应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经济合同诉篇7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弥补

诉讼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想在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保护经济法的可诉性，就要利用救济。公共救济是作为社会主体形式的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公认的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但是，我国的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却与日俱增，这一问题如果仍得不到解决，将会严重威胁到公民的经济权利。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基本内涵和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传统思想等对可诉范围都有明确规定。可以说，国家对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有所限定，使得一些经济纠纷的司法救济被排除。我国对经济法权利的定义，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法权利受到了限制，与经济法主体的实有权存在差异，才使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着缺陷。从经济法的本身开看，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包括所有种类的利益形式，同时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各层次上基本利益的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从实用情况来看，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市场、政府都有不同的缺陷。因此，我们要明示经济法的诉讼权，来规范市场和政府的行为，保护经济法主体权利，以保障公众利益，尽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

任何法都有它的价值，经济法也不例外，除了具有和其他法律同样的价值之外，经济法的核心价值是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维护社会经济的总体公平，所以能否实现经济法价值是要通过司法来保障。只有在保证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和经济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才可以消除传统诉讼模式的影响，遏制那些损害国家利益，违经济秩序的不良行为，利用司法追究，及时惩处经济违法行为，使公众利益得到合理维护。为了确保经济法律的有效运作，经济法主体就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司法部门做到违法必究，经济法的可诉性才能实现。

二、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的缺陷

（一）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机关工作中，大多数情况下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建立。因为司法和政府本来就是两个系统，所以司法工作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制约，造成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司法相背离，严重妨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的实现。经济法虽然有审判执行的权力，但执行机关却是政府机关的职权，两者不能进行一个完美的结合，导致经济司法权的权威性差。在经济法的运行过程中，司法权的行使往往要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但是司法又无法全面监管政府的经济调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二）经济诉权规定不明确

诉讼权是指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是国家的法律制度赋予公民的权利。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或者权利和义务产生冲突的时候，公民都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诉讼权的完整上诉程序包括两个方面：程序含义和实体含义。程序含义是指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程序性权利。实体含义是指请求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或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有权请求法院同意其特定的法律地位或特定的法律效果。但是笔者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了解到，针对经济法的公共救济只有在违反刑法的情况下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而《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就是检察院，这足以显示出，不仅公民的经济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经济法的可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三）经济法司法体系不健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观念的发展，我国目前上诉法中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而诉讼权则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生的。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法律与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相互制约的作用。实行经济法律解决经济纠纷和其他事件，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律的作用，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我国的经济法虽然已经对相关的基本规定的义务做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在一些复杂的经济职权方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对于一些小的民事纠纷却十分欠缺。就目前我国的经济法来看，其中关于诉讼方面的规定不仅非常少，而且还非常模糊，导致法院在处理经济纠纷的时候，缺乏可依据的条例。如果有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件，或者是案子涉及的范围超过了法院管辖范围等，这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法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好采取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解决办法，严重危害到了公民的权利。所以说，我国应该不断完善经济制度，特别是需要建立更加全面的诉讼法，这也是补充经济法结构体系，确保司法实践能够稳定执行的基础。

三、如何弥补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中存在的缺陷

（一）改变思想观念

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是一项全面保护公民诉讼权的法律，所以说经济法的可诉性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重要法律构成部分。经济法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实现的是对经济法权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诉讼制度来保护经济所赋予的权力。经济法作为我国的核心法律，它不仅关系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想要完善经济法，就一定要强调其可诉性，发展经济诉权首先要突破传统诉讼的观念，借鉴国际先进的诉讼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经济诉讼权的效益。

（二）明确相关立法

在经济法的实体法律制度方面，解决可诉性这个问题，应对违法责任的使用和程序性救济措施做出规定，明确规定经济诉权。作为国家的核心法律，它的立法必须要明确各项责任制度和适用的类型，其中包括适用的主体和适用程序，否则法律条规就形同虚设，最终损害法律的权威。为了使经济法的操作性、时效性更加强大，我们就必须要在完善经济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实体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适用范围和对权利救济、司法救济途径，保证主体经济的诉讼权。打破传统诉讼理论中对“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约束和限制，扩大享受经济诉讼权的主体，使社会公众都可以拥有这些权利。同时可以借助司法机关的力量，对经济法律关系构建多重保护机制，处理好经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分配，达到司法与执法的完美结合。这样不仅可以保障经济法的监督检查权，也可以提升社会公众的经济法律意识，赋予他们保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武器。

（三）完善诉讼程序

笔者认为，要想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的缺陷，除了在实体法上对经济诉讼权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之外，还应该完善诉讼程序。首先是要考虑到案件性质的多样化，因为案件有自诉案件（受害人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公诉案件（监督检查部门依职权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共同诉讼案件（公诉人和自诉人共同参加的诉讼，多个自诉人或多个公诉人共同提起的诉讼）之分。然后是要采取适度适用的调节原则（不能适用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诉案件），调制主体可以通过适度调节来化解公民之间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经济法可诉性中存在的缺陷。其次，就是要规定相关的权力（利）和义务。因为原告一般是受害者，他们正是由于个人能力相对被告而言相对薄弱，才来寻求法律的援助，如果法律再要求其提供证据显然不够合理，所以法庭的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只需要将发生冲突的经过叙述清晰即可，如果被告找不出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则可以反推为其行为违法。不仅体现出了法律的人性化，还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 甄会敏.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策略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2（25）.

[2] 熊丽群.浅谈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及实现[J].才智，2011（26）.

经济合同诉篇8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

    申诉人：XXX，女，

    委托人：广东国扬律师事务所杨翌亭   梁硕南

    被诉人：深圳市XX电子厂。

    地  址：宝安区XXX工业区。

    主要负责人：XXX.

    申诉人诉被诉人劳动争议一案，诉至我会，我会受理后，依法组成仲裁庭，指定仲裁员XXX同志独任审理，XXX同志担任书记员。申诉人及其委托人，被诉人的委托人均到庭参加仲裁活动，本案现已仲裁终结。。申诉人诉称：申诉人于1998年8月入职被诉人处担任业务课长一职。因工作出色，2000年12月被提升为业务部副理，2003年8月再提升为生产部副理（属资材处）。申诉人月基本工资3140元，职务津贴600元，食宿补贴240元，全勤奖30元，共4010元（不含加班工资）o申诉人与被诉人最后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是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但合同均由被诉人保管o 2003年11月10日至11月27日，申诉人请假回家，回来后，申诉人职位已由他人取代o 2003年12月，在合同有效期内，被诉人即单方对申诉人降职降薪（调往技资部，减少职务津贴600元）o当时申诉人已怀孕四个多月（已告知被诉人何子光厂长），但被诉人却完全不顾降职降薪对申诉人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申诉人不服被诉人的决定，曾于2004年元月2日和元月30日，先后两次到松岗劳动办投诉，劳动办出面调解，指出被诉人行为违法，但被诉人却一意孤行，不肯改正。被诉人对申诉人的投诉打击报复，不但不对申诉人复职补薪，反而于2004年2月12日强行将处于怀孕期的申诉人辞退。    .另申诉人每天加班2小时，每周加班1天（星期六），被诉人。：扶杰期申诉人加班加点工资。被诉人也不按申诉人的工资总额为，遍逝丛肆纳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费。

    申诉人为被诉人的经营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却受到被诉人的严重侵害。为了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申诉人在与被诉人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迫向贵会申请仲裁，恳请贵会根据事实和法律，特别是根据对“三期”女职工实行特殊保护的规定，及时作出公正裁决，以维护处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特别是处于“三期”内的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请求事项：1裁令被诉人支付申诉人2004年1月至2月15日的工资6015元及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503元；

    一人与被答辩人于2003年：，月：，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被扣的加班加点工资7909元、婚假工资2324元、主管津贴860元及克扣工资的经济补偿金2773元；

    3、裁令被诉人支付申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8358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19179元；。  4、裁令被诉人支付申诉人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393元；

    5、裁令被诉人支付申诉人孕期、产期、哺乳期工资661657c，；

    6、裁令被诉人为申诉人补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的差额部分；

    被诉人答辩：被答辩人在劳动争议仲裁申诉书中所述与事实不效期为1年。合同期满前，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是否续签劳动合同事宜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在答辩人实际未与被答辩人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03年底因劳动合同期满而自然终止。答辩人并不是被答辩人所述辞退被答辩人，而是与被答辩人的劳动关系自然终止。依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不需要承担任何经济补偿金。被答辩人的仲裁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经查：申诉人于1998年8月被招聘为被诉人单位的员工，任业务部副理一职。双方签订了一份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0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申诉人的加班费已包含在其底薪中。被诉人于2001年9月份起为申诉人办@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申诉人每月薪金：月薪3140元、±管加给600元、食宿补贴240元和全勤奖30元三部分组成。申诉人2003年10月、12月份的实领工资分别为3420元、2910元。申诉人2003年12月18日至2004年2月12日期间，平时加班60小时，休息日加班40小时。工厂规定，如请假的，该月的全勤奖和±管加给按请假天数予以扣漆。申诉人于2003年11月10日以书面m式向被诉人请婚假17天，被诉人已批准，。申诉人放假13天后回厂±班，被诉人只支付了申诉人2天的婚假工资。被诉人在结算申诉人2003年n掘、12月份工资时，共扣除了申诉人860元的±管加给。申诉，必l如04年1月2日、30日以身体不适的理由向被诉人§⑥一天，于2004年2月11日以身体不适去孕检的理由向被诉人请假一天，均得到被诉人的同意‘于2004年2月12日，被诉人作出一分公告，内容是：资材处职员向小风与公司所签订之“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2十2003年12月31日期满未再续签，已非属工厂职员。申诉人±班§2004年2月12日，被诉人未支付申诉人2004年1月、2月份的I资。

    申诉人于2004年2月18日就辞退补偿申诉至本委。

    本会认为：被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应依法负有按时支，酬的权利应得到法律保护，被诉人应支付申诉人2004月12日的工资。被诉人在聘用合同书上约定申诉人[，包含在底薪中，但未约定具体的计算标的，本会认为，：的合法权益，对申诉人的加班工资应按劳动法规定计兰；准参照宝安区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不足部分应予以二：人已过60天申诉期限的加班工资部分，本会不予支持被诉人在答辩时称，申诉人与被诉人的合同是于2003刁终止，被诉人没有与申诉人续签劳动合同即合同自哆：认为，被诉人虽未与申诉人续签劳动合同，但在合同茎；人仍在被诉人单位上班，被诉人也没有以书面形式通三：理瞬疟签劳动合同，双方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  ：i    ；

    ＼‘矿诉人于2004年2月11日以身体不适去孕检的理I「假一天，且得到被诉人的同意，证明被诉人已知道申；

    ：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九奈：动保护规定》第四条规定，女职工在怀孕期、产期、，：解除劳动合同，在女职工怀孕期间，劳动合同的期限+。单位不能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应当自动延i [满。因此，被诉人在申诉人怀孕期间以双方的劳动合I，解除与申诉人的劳动关系，需支付申诉人经济补偿金：

    规定，女职工在怀孕、产假、哺乳期间有获得基本工资的权利。按申诉人向本委提交的《孕妇初检单》，申诉人的预产期为2004年6月8日，申诉人的怀孕期工资应从被诉人辞退申诉人之日起至2004年6月8日止，而产期工资应从2004年6月9日起，计算90天。

    职工有享受婚假的权益，申诉人作为晚婚者，应享有13天的婚假，被诉人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工资标准支付申诉人13天婚假的工资。但申诉人婚假工资及婚假期间所扣除260元的主管加给的申诉请求已过60天申诉期限，本委不予以支持。被诉人12月份无故扣除申诉人的主管加给600元应予以补发。

    被诉人已为申诉人办理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对申诉人该申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四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广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实施办法》第三条，《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七条，参照《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现裁决如下：

    一、以下款项共计人民币59715元，于本文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完毕。

    （1）被诉人支付申诉人2004年1月至2月12日的工资4431元及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1107元；

    （2）被诉人支付申诉人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12日期间的加班工资471元；

    （3）被诉人支付申诉人主管加给600元：

    （4）被诉人支付申诉人经济补偿金18990元、额外经济补偿金9495元；

    （5）被诉人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申诉人被辞退的经济补偿金3165元；

    （6）被诉人支付申诉人孕期、产期工资共计21456元。

    二、驳回申诉人的其他申诉请求。

    当事人不服本裁决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宝安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一方当事人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向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仲裁员：XXX

    深圳市XX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经济合同诉篇9

    论文摘要: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3.叙事清楚,说明充分。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解决争议的工具,在诉讼文书中清楚地叙事,充分地说理是解决争议的前提。(1)叙事清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凡涉及案情事实必须叙述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案情事实是制作文书的基础,而且因为文书是法院着手处理当事人纠纷的前提。叙述案件事实必须注意两个要求,一是法律上的要求,这就是注意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要围绕构成要件把事实叙述清楚;二是语言表达上的要求。这就是通过语言文字把案件事实表达清楚。为此需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写清事实要素。案件的事实要素因案件的不同类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国际经济纠纷而言,其案件事实主要应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执的事实来记叙。具体要素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纠纷涉及的各方。纠纷产生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各方对所做行为主观状态以及说明证据等。二要写清关键情节。所谓关键情节主要是指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影响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这几类事实情节都必须具体祥尽地记叙清楚。三要写清争执焦点。叙述案情事实就是为阐述案件争执的焦点和理由。争执的焦点和理由是案件事实的组成部分。抓准双方争执的焦点,具体明确地叙述清楚,这是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应当注意的。四要写清因果关系。在国际经济诉讼中,因果关系是确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时就必须把“目的行为后果”三者之间关系交代清楚。五要写清主要证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事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证据,事实就难以确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说叙述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因而,在写清每个案件的事实后,都必须写清能够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主要证据,而且要求书写的证据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够说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2)说明充分。叙事清楚仅仅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确定案件性质准备了基础,根据法律的规定,任何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认定事实后,还需要对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加以分析确定。通过分析已定事实,依据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的性质。说理充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定事实有据。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确凿、充分的证据。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要具体写明证据,并且通过分析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确凿性。二是分析事理切实。无论是认定事实的理由或是适用法律的理由,都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恰如其分地说明事实理由,切实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三是适用法律准确。法律是阐明理由和做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的准绳。因此,在阐明理由时必须注意准确地适用法律、援用法律条款时,应力求明确具体。法律条款分款分项,在援用时应有针对性地引用某条某款某项,并且尽可能地将法律条文的原文引出或写出原条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以达到表达意思完整,阐述有力。四是论证前后一致。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必须做到首尾一致,前后贯通。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选用的论证说明不能前后矛盾。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需要经过论证正确,然后,再依据确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确定处理的结果。

经济合同诉篇10

在刑事诉讼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效益原理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和意义日益凸显。以审前程序为切入点，全面检视我国刑事程序中效益原理的实际运作状况，并在纵横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兼具合理性与操作性的改革举措，无疑在当下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效益原理的基本理念

效益原本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将效益原理引入法学领域，并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分析法律问题，是经济分析法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经济学中，效益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基于稀缺规律的作用，即人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然而现实世界能够提供或满足人类需要或欲望的资源和方式却是有限的。有鉴于此，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分配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资源的供求矛盾。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往来不断增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等原因，犯罪现象不仅没有减少或消灭，反而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家投入到刑事诉讼中的人力、财力和设备等司法资源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资源分配方式等的限制，又总是有限的，远不能满足彻底追究、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这样，在打击犯罪的无限性与国家资源投入的有限性之间凸显出效益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刑事诉讼并非以追求经济或物质利益为前提，刑事诉讼活动的收益主要是伦理性的或非物资性的，难以量化，而且诉讼的投入与产出缺乏共同的可比单位，难以单纯用数量形式进行评价和衡量，因此，诉讼中效益的衡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应该看到，诉讼效益要求诉讼方式的经济性选择，在达成一定的诉讼目的时所选用的不同诉讼方式中所包含的不同耗费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1] 因此我们可以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来评价诉讼收益，即将刑事诉讼的非经济性产出按“好”与“坏”、“应当”或“不应当”分为肯定性收益和否定性收益，也称之为正效益和负效益，正效益(肯定性收益)指正面或正向的产出，这种产出获取越多越好；负效益(否定性收益)指负面或反向的产出，这种产出获取越少越好。[2] 据此，效益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刑事程序的运作过程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即在资源稀缺、成本有限，而大幅度增加司法投入又不太现实的情况下，应当通过科学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合理地设计诉讼程序等方法来实现诉讼效益的极大化。这一价值内涵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因素加以衡量。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以诉讼周期的长短、诉讼程序的繁简以及司法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等标准来评价刑事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

二是刑事程序的结果具有合目的性，即刑事诉讼效果的实现必须符合诉讼主体的欲望和需求。这一价值内涵主要通过伦理因素或非经济性因素，着重从价值层面来进行评判。就国家专门机关而言，刑事诉讼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惩罚犯罪的覆盖程度、准确程度和执行程度上，即覆盖程度、准确程度和执行程度越高，诉讼结果越具有合目的性，反之则越低；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刑事诉讼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法律正当程序的实现程度、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及对裁判结果的满意程度等方面，即上述程度越高，当事人会认为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就越强，反之则越低。因此，刑事诉讼效益的极大化是在满足国家(专门机关)的利益愿望和满足公民个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愿望之间达到平衡而实现的。

综上，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本质上要求人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寻求最佳的方式来科学合理地利用诉讼资源，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本质上要求刑事诉讼结果的实现必须符合公正、秩序和自由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效益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寻找最佳的方式，即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3] 可见，效益所包含的两项价值内涵本身就体现了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之间的关系。正如经济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波斯纳在其名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所指出：“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讲，就是效益”。[4]

二、效益原理在各国刑事审前程序中之体现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它可以减少世界的复杂性、降低协调成本，简化识别负担。综观世界各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制度设计，效益原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司法权的合理放纵

司法权的合理放纵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审前阶段对侦查、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相对弱化，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在约束过多所必然引起的诉讼活动迟缓、拖延，消除司法官员的心理顾虑，从而使侦查、起诉活动高效进行。以日本为例，日本刑事侦查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可以分别采用或者一并采用。所谓任意侦查，是指以受侦查人同意或承诺为前提而进行的侦查，包括要求被疑人或被疑人以外的人到场并对他进行调查，要求某人前往一定场所，获得被疑人或其他人自愿提出的书面材料、委托鉴定、口译和笔译，等等。[5] 对于任意侦查，法律上没有特别限制，主要就是为了便于侦查机关迅速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赋予侦查、检察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扩大自由裁量权意味着使司法官员尤其是警察获得广阔而充分的活动时空，因而能针对外界的细小而纷繁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并灵活处置，避免因贻误时机而进行补救时增加更大的投入。比如西方各国在普遍实行逮捕、搜查司法令状主义的同时，又允许进行无证逮捕(紧急逮捕)、无证搜查，这正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益的重要举措。

2. 诉讼成本的有效节俭

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加大审前程序的司法投入、增加先进侦查手段、扩大运用科技证据的范围等措施固然能够提高审前程序的诉讼效益，但这些均属于增加投入的“粗放性”措施，不符合刑事诉讼中“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在司法资源供求矛盾暂时难以缓解的背景下往往是杯水车薪。因此各国主要通过缩减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资源利用率的方式来提高诉讼效益。就程序本身来说，诉讼周期的长短、诉讼程序的繁简、诉讼费用的高低等，对诉讼成本的增减均可带来直接性影响。为此各国普遍建立了如下成本节俭机制。

一是诉讼周期的缩短。诉讼周期，是指诉讼程序从发生到终结的时间延续过程。诉讼周期的长短一方面影响着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的实际经济耗费，因为，时间的耗费总是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密不可分的；时间占用得越长，经济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反之就越少。另一方面，诉讼周期的长短对诉讼主体的伦理成本也发生着直接的影响。诉讼中的伦理成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般消极评价所导致的名誉损失以及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感情投入，一般说来，诉讼周期越长，伦理成本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既然诉讼周期的长短与诉讼成本的消耗量成正比，因此，缩短诉讼周期就成为提高诉讼效益的最简捷的措施之一。审前程序的诉讼期限具体表现为对侦查羁押期限以及其他强制措施期限的要求。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均对诉讼周期问题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5条(a)规定：“持根据控告签发的逮捕令执行逮捕的官员，或者未持逮捕令执行逮捕的其他人员，应当无不必要延误地将被捕人解送至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处。”所谓“无不必要延误”显然是将诉讼周期缩减至最低。此外，大多数国家还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遵守诉讼期间的法律后果。

二是程序的简化、合并甚至取消。诉讼程序具有交涉性的特点，[6] 程序的繁简显然与诉讼效益问题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在诉讼结果相同的前提下，审前程序越繁琐，效益就越低，反之则相反。为解决因诉讼程序繁琐而导致的案件大量积压的顽症，促进司法资源的整体节约，取消或者简化特定诉讼程序的某些内部环节，无疑是提高诉讼效益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正当程序简易化”的司法实践，各国以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比例已经在全部案件中占到绝对优势，并呈现出继续上升的趋势。以德国为例，一般认为，德国刑事诉讼中有9种特别程序，其中与审前程序直接相关的是刑罚命令程序、加快程序。[7] 在这两种简易程序中，针对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立法允许省略起诉书的制作与提交、案件预审等程序，直接进入法庭审理或判决阶段，这无疑大大节省了诉讼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益。与此类似，修改后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也增设了大量简易程序，着力简化审前程序中的诉讼环节。在一定情况下，将本应分别属于不同主体行使的职能活动有条件地合并于同一时空下进行，甚至由同一主体同时行使，这无疑将极大地节约诉讼资源。例如，德国和日本实行检察官指挥侦查制度，检察官可提前介入侦查程序，这意味着公诉准备活动的提前和节约，使案件可以迅速地交付审判，相应也就提高了诉讼效益。

3. 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