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意识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30 02:36:05

消费意识论文

消费意识论文篇1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行为;情境因素;因子分析

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将会有不同的行为。在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中,消费行为也受到情境的影响。面对同样的营销刺激,如同样的产品、服务及同样的广告,同一个消费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将会作出不同的反应,采取不同的消费行为[1]。以往学者对于情境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情境对消费行为哪些方面有影响,而忽视了到底是情境因素中哪些因子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以及情境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2]。本文便在贝克情境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分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一、情境理论与消费者行为

(一)情境理论

情境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或购买活动发生时个体所面临的短暂的环境因素,如购物时的气候、购物场所的拥挤程度以及消费者的心情等等。贝克(Belk)认为,情境由五个变量或因素构成,即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时间、任务和先行状态[1]。贝克的情境理论提出后,学者对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情境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品牌选择、信息搜集范围、涉入度的影响等。然而,不同学者应用情境解释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却千差万别。Belk的研究表明,情境因素是解释消费行为的主要变量,它解释了消费行为18.7%的变异量,而个人因素只能解释3.4%的行为变异;Sandell的研究则证明,高达40%的消费行为变异可以归因于情境因素,个人因素对行为变异的贡献率仅占28%;Lutz和Kakkar的研究结论却显示,情境对消费行为的解释力只有不到6%[3-4]。

尽管这些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都表明情境对消费行为有影响作用。本文便是在情境理论及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就情境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具体是情境中的哪些因子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二)消费者行为研究

国际上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关注开始于18世纪,当时,消费社会开始在英国出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大众消费显著增长,到了19世纪,这种消费社会形态在美国和法国也相继出现。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观念越来越关注消费者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企业的经营观念已从生产取向、推销取向发展为营销取向。在市场营销观念的推动下,西方的消费者行为研究逐渐发展起来[5]。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特别是香港和台湾的学者。目前,他们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者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1999年,国内学者卢泰宏教授开始致力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主要就中国青年一代生活方式、消费者气质行为模式、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5]。另外,国内学者还对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主要就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综合而言,国内学者认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主要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产品自身方面的因素等[1,6-8]。

二、研究方法

在贝克情境理论的指导下,笔者进行了实地的分析观察,提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变量主要有天气、周围的物质、商店的地理位置、背景音乐、灯光、气味、广告、折扣、优惠券、购买的紧迫性、购买时间是否为特殊时点、时间压力、是否有他人在场(朋友、服务人员)、是否与他人进行了互动,以及消费行为发生之前购买目的是否明确和消费行为发生时消费者的负面和正面情绪等17个变量[1]。应用SPSS16.0分析软件对这17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因子,并对这些主因子进行命名[9]。讨论这些主因子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分析情境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在此研究过程中,采用问卷法让被调查者回忆自己最近的一次消费经历,然后根据当时的真实感受填写问卷,以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

(一)样本选择

通过问卷初稿,先对20个大学生进行试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后,于2008年11月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对本科生进行了正式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得到28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3.3%,被调查的大学生年龄为18-24岁,平均年龄为21岁,其中男生61%,女生占39%。选择学生样本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同质性高,使得研究有较高的内在效度。

(二)产品选择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请被调查者回忆自己在最近购买口香糖、牙膏、瓶装水、衣服、鞋子、手机或电脑等几种商品中的一种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消费经历,并根据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回答问卷中的问题。所选择的商品都是大学生较多购买的,因此被调查者有普遍的消费经验,提高了所收集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为调查对象提供了较多的商品以供选择,这将有助于研究发现的概括性[10]。

(三)数据分析

1.数据信度检验。运用SPSS的可靠性分析对调查问卷的信度进行a系数检验。本文采用的问卷是对情境变量的分析,计算得出的a系数为0.769。a系数越大,表示量表内的内部一致性越高,若a系数值大于0.7则显示其信度相当高,若介于0.7与0.35间的信度为尚可,而如小于0.35则表示信度低。本文研究的数据采集的a系数大于0.7,属于高信度,因此数据的可靠性很高。

2.数据效度检验。本次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进行定序测量,按“非常认同”、“认同”、“一般”、“不太认同”和“非常不认同”5个等级设计成表格,让受访者根据自己对每项问题的认同程度在相应的等级下面做出标记,最后按照“5=非常认同”、“4=认同”、“3=一般”、“2=不太认同”和“1=非常不认同”进行赋值并输入计算机,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

KMO统计量的取值在0和1之间,KMO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0.9以上表示非常适合,0.8表示适合,0.7表示一般,0.6表示不太适合,0.5以下表示极不适合。其结果KMO值=0.817,大于0.8,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效度要求。

(四)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取公因子,针对SPSS的统计结果取其特征根大于1,负荷量绝对值大于0.5的变量,作为因子命名的依据,共六个因子且各自的变量负荷量的绝对值均在0.5以上,总计累积贡献率达66.614%,能反应较大部分的信息,因此本文选取了六个公因子作为分析依据。同时,运用SPSS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进行分析,对初始的因子做了进一步的旋转,得出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最终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表,如表1。

然后分别确定六个因子各自的决定变量,现将六个因子的决定变量和因子负荷量详细阐述如下:

因子一:心理因子,该因子的三个变量分别为负面情绪、正面情绪和购买目的,它们的因子负荷量分别是:0.872、0.746和0.555,均大于0.5。心理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采取消费行为时的心理因素,包括消费者在采取消费行为之前便已明确的购买目的和消费者当时的情绪。对于同一种产品,购买的具体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同时消费者的情绪包括正面情绪(如高兴、兴奋等)和负面情绪(如压抑、沮丧、悲伤等)。

因子二:环境因子,该因子共计四个变量:背景音乐、灯光、广告及气味,对应的因子负荷量分别为:0.713、0.700、0.608和0.533,均大于0.5。环境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采取消费行为时消费场景中的环境因素,包括店内的背景音乐、灯光的明暗程度、店内的气味以及是否有相关的广告悬挂于消费者的视线范围内。

因子三:营销因子,该因子共计两个变量:折扣和优惠券,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886和0.827,均大于0.5。营销因子描述的是消费者消费场景中的营销因素,包括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是否有折扣,是否会赠送购物券等。

因子四:时间因子,该因子共计三个变量:购买的紧迫性、特殊时点及时间压力,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767、0.673、0.550,均大于0.5。时间因子所描述的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时间因素,主要是指该消费行为的紧迫性,即是否迫切的需要购买,消费时间是否是某一特殊的时点,如一天、一周或是一月的某一特殊时间,以及消费者的时间压力,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仔细挑选。

因子五:物质因子,该因子共计三个变量,即天气、周围的物质和地理位置,对应的因子负荷量分别为0.804、0.504、0.504,均大于0.5。物质因子所描述的是消费情境中的物质因素,包括消费行为发生时的天气情况、周围的物质以及消费场所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等。

因子六:互动因子,互动因子共计两个变量:与他人的互动和是否有他人在场,对应的因子负荷量为0.835和0.691,均大于0.5。该因子所描述的是消费行为发生时消费者与情境中相关人员的互动,包括是否有服务人员及自己的同伴在场以及是否与他们进行了互动。

三、结论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情境因素由六个因子组成,通过分析研究将这六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心理因子、环境因子、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和互动因子。总结以往学者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得到影响消费者行为因素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由此得到结论,情境因素与消费者自身因素、产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及营销者因素一样对消费者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它由心理因子、环境因子、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和互动因子等六个因子组成,是这六个因子分别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六个因子又不同程度的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例如,心理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者自身因素的影响,营销因子受到营销者因素的影响,互动因子则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等。可见,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四、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的研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还存有一定的不足。首先,研究的过程中所选取的样本比较单一,年龄结构比较集中,这使得样本的多样性较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广泛的样本。其次,研究虽然得出结论,说明情境因素可以被区分为六个因子,但具体而言,对于每个因子影响作用的权重究竟如何,则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再次,虽然也指出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未具体分析指出交互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以后可以在这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只是对情境因素常见的17个变量进行了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多的变量进行分析,得到更为完善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70.

[2]KennethA.Coney.ConsumerBehavior:BuildingMarketingstrategy[M].MCGVAWHill/Irwin,2000.

[3]代祺,周庭锐,胡培.情境视角下从众与反从众消费行为研究[J].管理科学,2007,20(4):39.

[4]LutzR,KakkarP.ThePsychologicalSituationsasaDeterminantofConsumerBehavior[J].AdvancesinConsumerResearch,1974,2(1):439-454.

[5]杨晓燕.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综述[J].经济经纬,2003(1):56-57.

[6]任锦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分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2(1):31-32.

[7]左洪亮.对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心理因素的研究[J].商业研究,2005(10):98-99.

[8]曾洁.影响中国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之因素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9]薛薇.基于SPSS的数据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59-385.

消费意识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合理行为理论;购买动机

合理行为理论是分析影响行为意向因素的理论,经常被应用到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研究中,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有效工具。本研究将结合合理行为理论对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为奢侈品动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文献回顾

奢侈品是那些通过使用或展示某个特定品牌的产品而使拥有者受到尊重的产品,奢侈品与其使用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奢侈品使消费者得到心理上和功能上的满足,而奢侈品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奢侈品与假冒品相区别的主要原因。奢侈品往往是与相应的品牌相联系的,品牌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相区别的最直接标志。Nueno和Quelch将奢侈品牌定义为那些功能性效用与价格比较低,而无形效用和情景性效用与价格比较高的品牌。

对于消费者获得奢侈品动机的研究最初认为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消费者希望通过其消费行为营造出受欢迎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人们购买奢侈品是出于社会目的,一方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突出其在社会中的突出位置,这种观点得到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支持。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讲到,“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和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凡勃伦区别了炫耀性消费的两种动机。一种是歧视性对比,一种是金钱竞赛。前者指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而后者则指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力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效仿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以期被认为是其中一员。奢侈品一方面具有价格昂贵的特征,另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往往能够达到炫耀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区别于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比,还是为了从属于特定群体的金钱竞赛,都是一种社会目的。消费者这种区别于特定群体和从属于特定群体的心理不仅表现在对财富的炫耀上,而且表现在对稀缺产品的渴求上。产品的稀缺会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忉当一个奢侈品因为其独特性而更难获得时,其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有吸引力,产品的稀缺使产品拥有者与非拥有者相区别,而从属于其他产品拥有者所构成的群体。

之后,学者们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研究了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这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不仅出于社会目的,而且出于个人目的,应该从社会导向和个人导向两个方面研究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从个人导向研究消费者购买动机主要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后会获得的情感利益、象征利益和使用利益三个方面出发,从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的个人原因包括:自我享乐;自我奖励;与内在自我相一致;质量保证。理论上说,奢侈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个人导向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导向的。这些潜在利益的满足情况是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奢侈程度的衡量标准。由于中国在文化上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更为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消费者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

二、理论模型建立

1967年Fishbein以Dulany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合理行为理论。合理行为理论假设在社会心理学中大部分行为是在意志控制范围内的,而且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的,一个人具体行为意向会影响其随后的行为。在合理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是指在既定情境下执行某一特定行动而得到预期表现的意愿。合理行为理论通过分析影响行为意向的因素来解释人们行为意向的原因,该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个有效理论。

根据合理行为理论,有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特定行为意向,即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其中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即行为态度,指一个人对在既定环境下执行特定行为的态度,该变量取决于这个人对各行为结果的评价以及对结果产生可能性的预期。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即主观规范,指一个人认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人认为他应该或不应该执行特定行为可能性的信念,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合理行为理论可以概括为图1。

尽管合理行为模型对美国样本有很好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模型中存在西方文化偏见。韩国一些学者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以韩国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的数据不能否定合理行为模型,但是经过跨文化修正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更好。妇李东进等考虑到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与西方文化在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因而根据中国文化特点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修正,用面子意识和群体一致意识两个变量替换了主观规范这个变量,提出了更为适合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的模型。如图2。

通过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出于社会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炫耀财富的需求,奢侈品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负担得起,而这部分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较多的财富,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也就成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奢侈品本身也成了一种社会符号;其次,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猎奇的需求,奢侈品往往是潮流的引领者,而且相同款式数量极少,从而使对奢侈品的消费成为品位的象征,同时对奢侈品的占有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可以表现出其在社会中的优越感。二是出于个人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享乐需求,享乐性反应消费者通过对奢侈品消费而获得感官上的满足和乐趣;其次,所购买的奢侈品是拥有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来增强自我概念,再次,是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高质量需求,消费者感知奢侈品牌有更高的价值可能是因为其提供了更高的品牌质量和信誉。学者们也是从这五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品牌的奢侈程度的,只有一个品牌在这五个方面的得分较高,才可以称其为奢侈品牌。

由合理行为理论可知,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人方面的因素,而主观规范是他人方面因素。对行为的态度取决于行为对个人可能带来的结果,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期望带来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得到优质的产品、享乐和表现内在自我。所以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优质性、奢侈品的享乐性和奢侈品的自我延伸分别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的态度正相关。另外,奢侈品炫耀性和稀缺性这两个方面是他人影响的基础,本研究用面子意识代替合理行为理论的主观规范这个变量,而且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炫耀性和稀缺性与消费者面子意识正相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奢侈品购买意向模型概括为图3。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调查消费者对奢侈品以及购买奢侈品行为的一些看法。问卷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购买奢侈品动机的量表,该量表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优质性、自我延伸、炫耀性、稀缺性、享乐性,每个方面由四个问项组成,共20个问项。第二部分是面子意识,由四个问项构成。第三部分是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态度,由三个问项构成。第四部分是奢侈品购买意向,由三个问项构成。第五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样本的个人信息,由四个问题构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5份,其中有效问卷266份。被调查者中,男士128人,占4&1%;女士138人,占51.9%。

本研究利用SPSS15.0对问卷中的项日进行了探索性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KMO指标为0.846,Bartlett’s检验的著性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旋转后因子荷载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如表1所示。

五个变量的Cronbach0t值均大于0.7,所以可以认为问卷中这五个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可靠的。

在删除了AI4、A19、A5三个题项后再次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后,以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三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行为态度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一0.827,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417、0.337、0.392,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分别与购买奢侈品行为态度显著相关。

以炫耀性、稀缺性两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面子意识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R2—0.785,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炫耀性、稀缺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396、0.308,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炫耀性、稀缺陛分别与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时的面子意识正相关。

以行为态度、面子意识为自变量,行为意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为一0.876,显著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面子意识、行为态度的标准系数分别是0.343、0.451,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面子意识、行为态度分别与购买奢侈品意向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的态度与奢侈品的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三个变量显著相关,而炫耀性、稀缺性这两个变量与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上的面子意识显著相关。另外,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意向方面既会考虑个人态度,又会考虑他人的看法。

消费意识论文篇3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消费主义;幻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匮乏的生产社会”已经转变为“丰盛的消费社会”。而消费主义的流行,让人们渐渐迷恋消费、迷失自我,成为单向度的人或者符号化的人,甚至最终被异化。消费从“手段”变成了“目的”,社会开始畸形发展。面对人类的困境,理论家们,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出于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文化消费展开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

李辉的《幻象的饕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研究》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作者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首先呈现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他们力图超越目前的社会制度,努力为人们实现理想生活寻找新的思路。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理论基石十分坚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其提供坚实支撑。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消费消费的研究批判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大众文化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对文化消费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化消费的主动性,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且所提出的拯救消费社会的措施也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还是给沉醉于消费社会的丰盛商品中的消费者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运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等方法,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分别从思想起源、理论视点、发展过程、理论意义等多个方面对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菲克斯、鲍德里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消费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该书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创新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研究的两个视角和理论基石”,并详细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折。作者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消费理论历史发展衍变过程中的转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构建和谐理性的消费观指明了方向。

其次,作者对于文化消费的复杂性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一方面,他审慎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消费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褒扬,对其中的片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文化消费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异化研究方法主导,同时采取多元化的研究策略和开放式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作者看到消费主义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文学艺术。但他没用片面的将文学和经济看做水火不容的天地,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了消费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艺术。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消费主义盛行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冲击,又要承认市场化商品化对文化繁荣所作出的贡献。

其三,作者在否定语境中对文化消费展开了批判,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完全的消费社会,但是,随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种各种文化消费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大熔炉中进行熔铸的时候,我们会痛心地发现,原来高高在上的艺术已经走下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台,转身走进了一条世俗的路。在这里,艺术的灵韵即使没有完全消耗殆尽,也只能算是苟延残喘了。“麦当劳化”的文化艺术创作使得原本需要人们静心品味的文化艺术作品变成了一道道便捷有余,营养不足的快餐。人们更多的是将文化艺术作为一种商品。炫耀性的文化消费从根源上说,是源自人内心的信仰的缺失。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信仰做支撑,所以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定位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样不会迷失。真实的需求早已经被这种从众心理所强加的虚假需求所代替。但是,在大众传媒、广告以及舆论领袖的轮番轰炸影响下,人们还是会被浮云遮住望眼,贪恋这一场“幻象的饕餮盛宴”。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了可贵的忧患意识。在这个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宗教、物质文化极度发达、文化产业轰轰烈烈大发展、世人多沉溺或者被蒙骗于消费主义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了一枚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认为“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问题,更是一种哲学问题。人类必须从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中清醒过来,讲究一种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消费,与自然和谐相处。”[1]335,他呼吁:“人的消费应该是适度的,而不是无休止的。适度的消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由于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多节省一点,未来的子孙们就能多享受一份我们的恩泽。”[1]P335美好的,究竟会有多少人能从消费的迷雾中走出来,引领我们的社会走向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拭目以待。

消费意识论文篇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消费意识论文篇5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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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国家生态环境也正面临严峻挑战。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已成影响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制约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障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对于国家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因而,现阶段是遏制生态恶化的关键时刻[1],国家应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2]“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绿色发展的新定位,期望通过高效利用能源、清洁生产,实现绿色GDP。同时,随着国民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环保产品,我国环保产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3]然而,由于环保产业具有典型的利他性质,以及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使得环保产业融资较为困难。虽然国家每年对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额的财政投入,且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8%,但仍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4]相较于其他产业,环保产业所处的产业链相对较短,价值增值传递无法延伸。[5]且我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呈连年下降的趋势,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环保企业的正常发展。[6]因此,政府深刻认识到加快创新环保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拓宽当前融的资渠道,探索出一种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型融资方式势在必行。[7]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2016年8月国家七部委在联合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环保产业中,从而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也有利于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在产能过剩、杠杆高企的背景下,2017年是国家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符合供给侧改革促消费的政策理念。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靠监管手段倒逼环保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靠资金推动环保发展。2016年10月11日财政部在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推进工作,通过研发环保融资产品,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来吸收社会资金降低政府部门的融资成本与风险。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社会资本对公益性项目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还需考虑叠加外部效应提升吸引力。

鉴于具有良好的社会属性,其公益金资助公共领域不太理想的产品[8],可成为弥补国家对社会福利事业缺乏资金投入的理性选择。[9]并且这种无需支付股息和债息、不具有强制性的方式,拥有良好的市场潜力。[10-13]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通过发行环保来募集环保建设资金,吸收社会资金进入环境保护领域,以此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14]由过往对环保展开的研究可知,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环保的概念。[15]随后,学者们对环保发行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认为发行环保有利于传播环保理念,为环保事业筹措资金。[16]不过,当前研究更多聚焦环保本身的概念、性质等方面,对环保购买行为的研究较为少见,但有P消费者环保类产品消费决策的研究很多。国外主要从产品的宣传效果[17]、消费者掌握的产品知识[18-19]、产品的原产地[20]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国内对于环保类产品的消费行为决策的探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的生活方式[21-22]、环保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23-24]、环保类产品购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25]

综合以往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关于环保类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消费者价值观、态度、信念等内在因素对于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而有关社会责任、舆论氛围等主观规范对环保类产品的消费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较少。[26]鉴于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市居民环保的购买决策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重点将社会责任放入到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的研究中,拓展研究的边界,加深对消费决策的理解。此外,期望研究结论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发行环保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基本假设

国内外关于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机制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激活理论、新生态范式理论、环境稀缺理论、价值观理论、VBN理论以及计划行为理论。其中,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最为广泛,该理论可以追溯到1963年Fishbein[27]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即行为的态度决定行为的意向,预期的行为结果和结果评估又决定了行为的态度。后来Ajzen和Fishbein[2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理论,实际行为直接决定于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发现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个人意志完全决定,理理论的使用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29]随后,由多属性态度理论和理理论的结合产生了计划行为理论。自该理论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健康传播、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领域来预测个体行为。尤其在行为研究领域,学者们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中小企业创新行为[30]、网购消费行为[31]、绿色消费行为[32]等。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非个人意志可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实际控制条件的间接影响;只有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意向才能直接决定实际行为;个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相关,且共同决定行为意向;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这三种个人信念分别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绪基础。[33]其中,个人信念是个体对执行某具体行为的认知,消费者对所需决策事物的认知度越深,进行该项具体行为决策的可能性越大。米松华[34]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环境认知越高,越会主动进行环保行为,且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对环境保护的贡献为25. 5%。行为态度是个人对具体某项行为的偏好及评价,消费者对所需决策事物的评价越积极,其进行该项行为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知觉行为控制个体执行某具体行为的难易程度。主观规范是个人在决策具体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消费者的主观规范是在进行行为决策时所受到来自周围的推力或压力。[35]朱启荣[36]经研究发现,加大环保补贴力度和政府监管力度会对消费者进行环保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为适应我国特定场景,提升研究我国环保消费者的消费影响机制的适用性,本研究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扩展:个人信念由环境认知和认知构成,个人的环境认知和认知分别影响经济导向、社会导向以及心理导向,并共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其中,经济导向是指消费者由于自身经济条件限制而选择购买环保的可能性和容易程度,是环保购买者的知觉行为控制;社会导向是指消费者在思考是否购买环保时所感知到的社会责任,是社会环境对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心理导向是指消费者对环保的喜好程度;行为决策是指消费者购买环保的倾向。[37]这一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11个假设:

环境认知是指消费者对我国当前严重环境形势的了解以及自身自X承担环保责任的程度。对我国环境现状较为了解,并意识到自身环保责任的消费者,往往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愿意为改善环境、建设环保事业出一份力;环境认知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偏向于对环保产品进行投资来获取利益,由于我国环保产品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认知较高的投资者通常会选择这种新兴产业进行投资来取得竞争优势;对环境认识较为深刻的消费者,一般对环境保护所衍生出的相关领域感兴趣。[38]所以,对于环境的认知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在决策前的主观判断。

假设一(H1):环境认识对社会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二(H2):环境认识对经济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三(H3):环境认识对心理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认知是指消费者对这种融资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公益金的认识程度。通常对公益金的用途有所了解的消费者会更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支持社会的公益事业;对比较了解的消费者通常希望可以借助这一优势来提高自己的中奖几率,从而获得额外收入;认识程度高的消费者往往是属于喜欢刺激性挑战的群体普遍具有冒险精神,喜欢以小博大。以购买为娱乐方式的消费者会比一般消费者对的认识程度更高;对认识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偏好于靠运气做事。[13]所以,认知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在决策前的主观判断。

假设四(H4):认知对社会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五(H5):认知对经济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六(H6):认知对心理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社会导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消费者是否愿意承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是否支持国家社会公益及环保事业的发展。通常情况下,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公益,支持环保的消费者会愿意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所以,消费者所受社会主观规范的约束往往会影响其最终的行为决策;经济导向重点关注消费者是否想要通过中奖来获得额外收入。现实生活中,喜欢享受中奖所带来的愉悦的消费者有更强的购买意愿。偏好于以小博大方式来获取收入的消费者比起其他消费者在上会有更大的花销;心理导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消费者对事物感兴趣的程度、是否有喜欢碰运气的处事作风以及是否有寻求刺激的行为偏好。对环保事业比较关注、喜欢碰运气的消费者会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烈的购买意愿;拥有较多环保知识和愿意承担环保责任的消费者会积极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对于国家发展环保事业持有乐观态度的消费者会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消费者感知周围生态环境对自身影响的程度越大,越容易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对行业、公益金提取方式及运作流程较为了解或容易受周围彩民影响的消费者会更可能购买环保。所以,环境认知、认知、社会导向、经济导向和心理导向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

假设七(H7):社会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八(H8):经济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九(H9):心理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十(H10):环境认知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十一(H11):认知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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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BT4](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得到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的测量工具,所有的变量都尽可能依据有出处的文献或者已经实施的调查问卷题项。没有合适的参考依据则根据已有文献对概念的定义以及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编制。初始问卷设计完成后,向本领域的5位专家就问卷的提问设计、结构安排、概念释义等展开讨论,根据讨论的结果对问卷中具体的题目进行了修正和表述上的优化。随后,选择北京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35位学生进行了便利抽样的预调查,且被调查者均有消费的经历。基于预调查的结果,对提问比较模糊、容易误解的题目进行了修改,并删除了可靠性分析中得分较低的题目,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问卷一共确定了7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月收入、居住地和婚姻状况;21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包括认知方面:环境、态度、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个人环境态度、社会环境态度、环境影响程度、个人环境认识、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支持环保事业、环保投入太少、支持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动机方面:兴趣、刺激、娱乐、碰碰运气、以小博大、中奖和赚钱;2个因变量,环保费用支付意愿和环保购买意愿;4个行为识别题项,包括经历、年龄、频率和花销;2个推广方式选择题项,包括发行方式和方式。除基本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识别题、推广方式选择题外,其它指标均采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问卷选项。

[BT4](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取街头调查和定点调查两种问卷收集方式。关于样本数量的选择,一些学者直接从问卷调查的属性来界定正式样本人数,如Creswell[39]提出正式的问卷调查原则上样本的数量需要大于350,才能保证问卷的信度。结合以往研究问卷发放的数量,如刘秀红[13]调查济南市生态购买意愿,共发放问卷240份;范坤[40]调查南京市体育消费者行为特征,共发放问卷87份;吴贞选[41]调查广州市品牌个性感知对意愿的影响,共发放450份;鉴于文章使用SEM进行验证分析,样本数与观察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10至1:15之间[42],问卷共29个变量,以及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高于上述三个地域,最终确定发放问卷1000份。问卷的调查时间为2015年1月至2015年4月,剔除无效作答和信息不全的问卷,累计回收824份,回收率为824%。其中定点调查主要针对北京市部分站现场彩民的调查,街头调查则通过对北京市部分重点公共场所,如图书馆、电影院、商场等展开的调查。

[BT4](三)样本描述

问卷主要收集了被调查对象的以下基本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居住地以及婚姻状况,经由SPSS240计算所得描述性统计分析内容如下:

所示,此次调查人口统计特征分布较为科学,能真实的反应调查区域对象的基本情况。其中,年龄段呈现了正态分布,这与购买的消费者特征基本相似,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职业方面以公司员工、公职/事业单位、在校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学历方面大学/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占到了74%,考虑到北京市受教育年限比较长,调查对象所呈现的高学历原则上可以接受。收入方面以介于1000~3500、3500~5000、5000~8000为主,更加倾向于低收入群体,这与购买者投机的心理有很大的联系。居住地方面,由于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区,因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重较高。婚姻方面,未婚与已婚比例基本一致,还有部分离异或丧偶的被调查对象。

[BT4](四)指标选取

将问卷中最初设定的21个初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多次尝试对变量进行判别,剔除了态度、社会环境态度、个人环境认识和h保投入这4在各公因子上负荷小于0.5和公共因子包含变量小于3个的变量以提高数据效度,最终保留了剩余的17个变量。基于因子变量的最大载荷,公共因子应当尽量体现因子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并对公共因子命名。因子一环境认知有四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个人环境态度和环境影响程度;因子二心理导向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娱乐、刺激、兴趣和碰运气;因子三经济导向有三个变量,其中包括赚钱、中奖和以小博大;因子四认知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和环境;因子五社会导向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和支持环保事业。结合因子分析结果和调查问卷指标,选择进入结构方程模型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五)模型构建与分析

基于以下思路构建环保消费者行为决策影响机制的初始概念模型:首先,进入初始模型的潜在变量为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五个维度的影响变量和行为决策变量;其次,参考相关文献及计划行为理论,对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设定;最后,运用Amos240对模型进行拟合,最终形成初始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经适配度检验发现,初始模型与观察数据之间无法适配,模型需要进一步依照理论依据和经验数据进行修正,将不合理的和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的路径剔除。在初始模型中,认知与行为决策、环境认知与经济导向、心理导向与行为决策和经济导向与行为决策路径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以上变量两两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首先应当将这些路径剔除。在对参数进行修正的过程中,根据模型修改指数表修正残差的协方差和理论所需进行修正,尽可能每次只修正一个参数,每修正一个参数进行一次模型检验,并按照最大修正指标值确定的修正模型顺序展开后续的修正工作。

可知,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社会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一成立。拥有较深的环保理念和勇于承担环保责任的态度会使消费者更愿意支持环保事业,更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经济导向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二不成立。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心理导向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三不成立。消费者的认知与社会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四成立。消费者对的关注程度越高,对运作流程的了解越多,对公益金的认识程度越深,越希望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消费者的认知与经济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五成立。对的了解程度越深,消费者越希望自己通过中奖来获利。消费者的认知与心理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六成立。周围购买的人越多,消费者会更容易有购买的倾向。消费者的社会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假设七成立。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更愿意支付一定的环保费来支持国家环保事业。消费者的经济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假设八不成立。消费者的心理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不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九不成立。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十成立。消费者受生态环境影响越大,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就会越容易产生环保的购买意愿。消费者的认知与行为决策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十一不成立。

四、结论与讨论

[BT4](一)研究结论

在总结已有环保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构建了消费者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研究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的分析方法对上文中所提的一系列假设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如下:

本文设定的环境认知中4个观测变量(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消费者环保态度、环境影响程度)全部对消费者的环境认知有积极影响作用。具体来说,环保理念普及和环境影响程度对环境认知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受生态环境影响越大、环保理念普及程度越深的消费者对环境了解越多。认知中3个观测变量(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环境)全部对消费者的认知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认识程度和公益金J识程度对认知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对本身及其所提公益金的了解越多的消费者越会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心理导向中4个观测变量(娱乐、刺激、兴趣、碰碰运气)全部对消费者的心理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刺激、碰碰运气这两个因素对心理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兴趣对心理导向的影响程度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是趋于追求所带来的刺激以及想碰碰运气,真正由于对本身感兴趣而购买的消费者所占整体比例偏少。经济导向中3个观测变量(赚钱、中奖、以小博大)全部对消费者的经济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以小博大对经济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喜欢以小博大这种冒险创收方式的消费者往往会在行为决策上优先考虑经济问题。社会导向中3个观测变量(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支持环保事业)全部对消费者的社会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越愿意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越会在行为决策上优先考虑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确定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五个构成因子(环境认知、认知、经济导向、社会导向、心理导向)之间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环境认知和认知是经济导向、社会导向以及心理导向的先行因子。也就是说,对于事物的认知越多,越容易产生相关行为的各种思维判断。

确定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两个构成因子(环境认知、社会导向)对行为决策有正向影响关系。其中,社会导向对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系数最高(0689),其次是环境认知对其行为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0415),对于环保购买与否主要取决于人们受社会导向的影响程度。因此,发行环保的关键是要突出其为国家做贡献的社会价值,以便吸引公众积极购买。

[BT4](二)理论贡献与启示

第一,本文深入探究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得出消费者的社会导向以及环境认知程度对其购买环保类产品的行为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环境认知程度高、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而更愿意购买环保。以往对的发行一般通过提高的中奖率、中奖金额来强化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但这种营销行为不能吸引消费者长期购买环保。基于所得结论可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促进消费者形成日常购买习惯,需要在进行环保的宣传中强调其对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环保正确、独特的社会价值主张,让消费者意识到自身所需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

第二,环保的发行,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严格的监管,保证环保购买的公平公正,保证抽奖环节的公开透明,提高公民对环保的信任度。同时需要丰富相应的玩法,增加消费的趣味性,并进行合理的价值引导,让消费者在社会使命感的影响下,科学、理性地进行环保购买活动。

第三,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早日解决环保产业融资困难这一瓶颈的突破,对绿色政策金融体系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环保领域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率偏低,未来引入资本的规模和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环保的发行能够科学分担政府投资中的风险。此外,环保类PPP项目因其经营周期较长,容易受到外界不可抗力的影响,从而使项目运营存在风险,以环保进行融资可对质押担保、资金回流以及期限不匹配等波动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BT4](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研究结果支持了作者的部分观点,也为研究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文章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希望可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第一,本研究的样本范围仅限于北京地区,所得结果带有区域特点,希望今后可以进行全国范围的数据收集,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第二,文章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由于前人对本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关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调查量表较为单薄。今后可借鉴环保基金、环保债券等融资产品的影响因素,丰富环保研究量表的维度。第三,文章主要研究消费者的主观因素对其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到外部客观因素的作用。在未来研究中可加入政府政策及推广宣传等因素对消费者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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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6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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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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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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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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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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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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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13]郭洪义.鹏城人读书立潮头[EB/OL].人间网,2002-11-01.

消费意识论文篇7

关键词:产品知识;知识获取渠道;消费行为;茶叶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1-0052-06

一、引言

了解消费者如何从外部来源获得并利用信息,了解和掌握关于某项产品的哪些具体知识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对制定营销策略和引导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一直是心理学、政治学、传播学和营销学感兴趣的问题。消费者具有的产品知识是信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包括产品的类型、可获得的属利益、属性间关系、用于评估属性的标准等内容。消费者产品知识可以消除消费者关于产品的不确定性,更充分的信息也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忠诚度。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对产品本身的功能了解越充分,对产品给自己带来的预期效用的期望就越大,进而会增加其是否消费该产品的确定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有着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为了进一步扩大茶叶消费市场,近年来各级产地政府和茶叶企业加大了茶叶营销和推广力度,各类营销活动和手段层出不穷。然而,哪些信息传播方式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哪些产品知识能够提高消费者的意愿?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范研究。基于此,本文拟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以杭州城市居民茶叶消费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产品知识、知识获取渠道对城市居民茶叶消费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企业进行宣传决策和茶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消费者知识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已有研究对消费者产品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研究消费者产品购买前所拥有的先验知识本身的内涵、构成及测量方法;二是研究消费者产品购买的先验知识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三是知识获取渠道的研究。

在产品知识的概念及内涵方面,Beatty和Smith把产品知识定义为消费者对于某项特定产品所感知到的知识以及对于此项产品的了解。Brucks认为产品知识包括主观知识(Subjective Knowledge)、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和先前经验(Prior Experience)三个部分,而Dacin和Mitchell则认为产品知识应该与产品直接相关的具体的知识、与产品不直接相关的间接知识和消费者情感。Malhotra认为消费者产品知识包括知晓(Awareness)、属性知识(Attribute Knowledge)与价格知识(Price Knowledge)。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是一个从接受信息、产生认知到最终形成购买的行为逻辑,是一个不断接受信息并进行处理的过程。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顾客价值从低到高可分为产品属性(产品本身所固有的特征)、消费结果(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什么)和终极状态(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核心价值、意图和目标)三个层次。在进行消费决策时,消费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知识存量来判定产品的各种属性,并以此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寻找与自身消费需求匹配度高的产品。知识存量对消费者的认知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消费者知识存量越多,越能有效辨别产品间的差异。为此有效增加消费者的知识存量成为关注的重点。知识存量的规模、结构与个体的经验、知识水平等先验知识具有重要关系,而先验知识对消费者的信息获取、信息搜寻及处理策略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为此丰富消费者先验知识成为关键。由于消费者先前经验、知识结构及特征等的差异,使得如何丰富消费者的先验知识的措施也较多,而企业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对消费者进行心智引导,并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是较为有效的方法。

经典的营销学理论把消费者产品知识获取渠道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内部搜寻(Internal Search),即对存储在记忆里的以前关于产品的信息进行检索和分析,并做出消费决策;二是外部搜寻(External Search),包括个人来源(亲朋好友推荐),商业来源(广告、推销、网络)、公共来源(书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个人来源(试用)四大途径。Wells和Prensky认为广告对营销行为的影响存在三个过程:察觉及认识产品(认知学习),对产品产生态度(情感态度),作出购买决策(意欲行为)。信息搜集是消费决策的重要一步,有效的营销战略要考虑目标顾客在购买前进行信息搜集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给目标顾客提供准确信息,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姜潇和杜荣认为口碑是指一个具有信息感知能力的非商业传播者和接收者关于一个产品、品牌、组织或服务的非正式信息沟通行为,是一种直接面对面、无商业目的的行为。许莹分析了农产品广告投放对消费者反应的影响,发现家人朋友的推荐、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是消费者购买时主要的信息来源,而新闻媒介的报道、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信息位于第二层次,广告、卖场促销和售货员的介绍在内的商业信息处于第三层次。

消费者知识存量、知识获取渠道对其消费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上做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产品的特性及数据的难以获取,在实证检验上的成果还不多。特别是针对于某些特殊产品(如茶叶),消费者产品知识匮乏,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知,存在消费误区,其消费行为不能真实反应市场需求,也不能传递有效的市场信息,为此有可能导致“柠檬市场”的出现。为此,本文拟以茶叶消费为例,利用调查数据验证消费者具备或知晓的产品知识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知识获取途径对消费者行为决策的影响。

三、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

由于离散选择模型能够对个体和家庭行为进行经验性的统计分析,在关于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本文对两个模型都进行了回归,并对回归取得的误差项进行正态性检验,检验的结果支持Logit模型,因此本文选择Logit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其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Pi是消费者饮茶的概率,Xki是第i个消费者第k个自变量。为了避免由于存在重大遗漏变量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引人性别、年龄和收入等控制变量,重点考察消费者知道的产品知识及知识获取渠道对茶叶消费行为的影响。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具有的茶叶产品知识、产品知识的获取途径。其中年龄、收入为连续变量,其他变量均为虚拟变量。

(二)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1年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CTIER)对杭州的消费调研数据。本次调查抽样区域集中在杭州市的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以各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权重配置样本量,其中上城区为320份(16%)、下城区为380份(19%)、西湖区为600份(30%)、江于区为420份(21%)、拱墅区为280份(14%),加上有效的预调研问卷200份,合计2200份问卷,经过甄别处理,最终保留了2059份问卷的数据。

从样本结构看,男性和女性分别占总样本量的57.47%和42.53%,年龄覆盖了从16岁到89岁之间的各年龄层的人群,平均年龄35岁左右。样本中有饮茶习惯的占58.5%,年收入平均5.2万元左右。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结果

本文的回归分两个过程,第一步是考查消费者具备的哪些产品知识影响消费行为,第二步则考查哪些知识获取渠道影响消费行为。同时,对每一步报告三个回归结果,一是总体回归结果,另外两个是分别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以便考查性别差异下的结果是否有变化。

(一)茶叶产品知识与茶叶消费

结果1-3报告了茶叶产品知识对茶叶消费的影响。在控制消费者性别、年龄和个人收入因素外,除个别知识外,多数产品知识因子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都有显著影响。其中生产过程知识、质量甄别知识、茶叶冲泡知识、抗衰老美容养颜知识、利尿排毒知识的影响最为显著,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历史文化、提神醒脑功能知识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三高功能知识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性别差异看,对男性来说,生产过程知识、如何冲泡好茶知识、提神醒脑知识的影响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对历史文化、抗衰老美容养颜、解渴、降三高等知识因子更敏感。可见,整体上男性更看重茶叶的社交、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功能,而女性更注重健康方面的知识。具体见表2。

(二)知识获取渠道与茶叶消费

结果4-6报告了茶叶产品知识获取渠道对茶叶消费的影响。总体来看,书籍报刊杂志、网络、朋友介绍的知识获取渠道对茶叶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水平达到1%,广播电视整体上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在10%水平下显著,而各类现场推销活动对茶叶消费没有显著影响,且对男性和女性没有明显的差别。上述结论表明,以公共信息和口碑传播为主的传播渠道对促进茶叶消费有较好效果,而商业性信息传播渠道影响效果有限,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类似推销活动的商业性渠道影响受众范围小,广告目的性太强;二是没有持续影响,曝光度不够。具体见表3。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提高茶叶产品知识的普及程度可以有效影响消费行为,其中生产过程知识、质量甄别知识、冲泡知识、抗衰老美容养颜知识、利尿排毒知识的普及可以显著提高城市居民饮茶的可能性,历史文化知识、提神醒脑功能、降三高功能的宣传也对促进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2)产品知识普及对居民茶叶消费的影响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生产过程知识、冲泡知识、提神醒脑知识对男性的影响更显著,而历史文化、抗衰老美容养颜、解渴、降三高等知识对女性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男性更看重茶叶的社交、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而女性更注重茶叶对身体健康的促进方面;(3)不同的产品知识传播渠道对居民茶叶消费行为有明显差异,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别,其中书籍报刊杂志、网络、朋友介绍三种渠道对茶叶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广播电视整体上也有较大影响,现场推销活动则对茶叶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消费意识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陷阱

DOI:10.15938/ki.iper.2016.03.010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44-04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得到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盛的产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生产过剩日益严重,“潜在的无限生产能力”与“被限制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消费由此演变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就必须极大的唤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大力促进消费的发展,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把刺激消费作为重要国策,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逐渐形成。消费社会的基本景观之一便是“商品的庞大堆积”和“被物包围的世界”。[1]消费社会的来临使得消费主义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蔓延至全世界,从而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认同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与困境,基于此,本文在揭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基础上,剖析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认同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并试图提出应对策略。

一、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布控

1.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教伦理所推崇的节俭、禁欲等价值观念成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此时人们的消费行为更多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否对自己有用”是人们购买或评价一件商品的主要标准。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福特式生产管理方式的推行,资本主义生产由不足走向过剩,且生产过剩的危机愈演愈烈,消费已成为实现资本逻辑的关键环节。因此,为了保证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必须通过培养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其产生新的需要,资本找到的这种新的文化形式便是消费主义。资本的逻辑通过消费主义深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消费主义取代新教伦理成为资本逻辑运行新阶段的意识形态。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虚假需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控制装置,即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虚假需要”不断唤起人们的需要,并深信这是他们真正的需要,最终导致人完全隶属于“商品拜物教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由此得以不断实现。因此,从消费主义中获利最大的便是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彻头彻尾的被赋予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2.异化符号消费的意识形态深化

消费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消费体现民主和自由”“消费就是幸福”甚至“消费就是爱国”等消费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物质占有、时尚追求、娱乐享受等领域,导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沦为娱乐的附庸,最终人类“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从而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无形之中得到维护和巩固。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消费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其控制通过一种更为隐蔽的“符号操纵”得以实现,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控制的秘密所在。消费社会中的商品不仅具有马克思所言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消费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紧密联系,人们从来不消费物品本身(使用价值),而是把物当做能够凸显个体独特性的符号,现代社会的消费由对物的消费异化为对符号的消费,并且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异化符号消费。消费主义运用物质符号系统来表征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使人们认为其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所消费商品档次的高低等因素,是人类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标志。于是,精明的商家便有了可趁之机,他们利用符号消费与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之前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不断制造大量虚假的需要,挑起人们无限的购买欲望,从而为资本逻辑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二、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陷阱

1.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去阶级性”陷阱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体现资本之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消费主义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急先锋的角色,一旦大众认可了消费主义,就意味着他们认可了资本的逻辑及资本对自己的统治。因此,“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3]。消费主义的全球泛滥迫使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按照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资本主义的文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除了一切阶级、身份、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工人和老板、打字员跟她雇主的女儿、黑人和白人等可以消除诸种差异,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同样的服装、同样品牌的高级轿车等,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事实上,消费主义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后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武器,其实质就是利用消费主义消融一切,消除一切对立和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教育者和受教育共同使用的一套言语符号系统,它受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并遵循特定的语言规范与规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4]。 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属性在于其阶级性,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总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相区别的根本特征。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蔓延,当大众都认同、甚至痴迷追求消费主义所允诺的“美好生活”时,对物品的比较慢慢转化为对制度的比较,消费主义正悄无声息抽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去阶级性”的陷阱。

2.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去政治化”陷阱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早在上世纪初就认识到了消费的政治功能并明确指出,“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 ,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5],资产阶级通过向工人阶级提供丰富的物质报酬并使其停留于物质满足层面,导致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掘墓人演变为普通消费者,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倾向逐渐消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物的消费主义,通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影响的过程,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发挥重要的政治功能。消费主义通过控制民众的消费需要和精神追求,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消费领域并通过所谓的消费自由予以弥补,制造形式上的“消费平等”企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背后深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诸多不平等现象,从而消除资本在政治领域的反对派。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无一例外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巩固自己的政权,使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打上了政治烙印,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政治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群中占据重要位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坚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指引。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主义在在大众传媒机器的掩护下,教唆无产阶级认同他们所谓的一套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长此以往,无产阶级有可能退化为普普通通的消费者,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势必抽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的政治性成分,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去政治化”的陷阱。

3.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虚无”陷阱

在消费社会中,“一切为了消费”“消费一切可以消费的东西”[6]成为人们的消费指南,幸福不再是对某种终极真理或理想信念的追求,而是消费过程和消费体验所带来的。由于人们无法在精神层面的信仰中体验幸福,便把人生价值的实现等同于对物的追求,因此,从逻辑顺序上来说,消费主义是价值虚无化的一种表现,其流行和不断蔓延将进一步导致人们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虚无化。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作为符号成为欲望的对象”[7],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消费者无限需要的欲望共同发挥魔力,在“集体无意识”中将消费大众在驯化为“消费动物”[8]。随着消费大众对“物”以及由“物”衍生出来的各种符号的紧紧追随和无限占有,消费主义几乎彻底遮蔽了人的自我批判与反思能力,大众沉迷于商品拜物教的狂欢之中,消费的真正目的和自然本性被忽视,消费的精神层面意蕴被连根抽离,最终导致生命本真的价值与意义被全然漠视。

在我国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下,从直接的言语表达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虽然没有直接表达某种价值诉求,只是表达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但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中实际上内含着一种价值承诺,即只有个体思想品德服务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个体才能生存于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实现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实现个体生存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因此,无论我们如何解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都不能否定其中内含的价值承诺,尤其是其在生命安顿层面的根本价值诉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像精神鸦片一样,打着“我消费故我在”的口号,使人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无止境的消费,鼓励人们在消费中寻找人生意义,沦为“消费动物”的人们最终完全无法领会人类内在精神超越的价值。

三、消费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陷阱的积极应对

1.注重反向批判,实现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据斥

消费主义除了运用传统的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之外,更将广告、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纳入麾下,对消费大众形成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混淆视听,给消费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布置了一系列话语陷阱,对此,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时代特点是最根本的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脱离不了时代的烙印”[9],面对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理论魅力,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严肃批判,引导人们认清其虚假性特征,并根据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反向解构其影响,使人们做到“拒不认同”。

第一,培养主体精神,主动批判消费话语。生产消费话语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首要环节,即赋予消费品或商品特定的符码意义,贴上“流行”“时尚”“身份”等标签,并通过广告、品牌等大众传媒的极度渲染,最终悄无声息的内化为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观念及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等。面对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为了抵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运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本质,揭示消费主义对人的蒙蔽和异化;其次,还应培养人们的主体精神和主体意识,注重从根本上解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引导人们理性认识、反思并破解消费主义对所谓“幸福”“时尚”“身份”等符号的编码,使人们认清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伎俩,不断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与反思。第二,拒斥符号消费控制,提升选择能力。借助于现代电子传媒,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运用多种多样立体生动的形式反复对人们进行劝说与诱导,对人们形成强大的话语攻势。在此情景下,大众如果缺乏积极的主体精神和较强的选择能力,极易形成一种被迫的心理认同。因此,消费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促使大众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着力提升人们的警惕性,引导人们洞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策略与手段,通过积极发挥自身主体精神与选择判断能力,自觉做到不被消费主义外衣所迷惑,能够透过消费主义外衣认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破解消费话语无形的控制与渗透,主动做到“拒不认同”。

2.注重正面发声,促进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动认同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面对消费主义思潮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带来的一系列认同陷阱,消费社会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加强自身建设。首先,应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社会思潮,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导地位,这是抵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认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领地位的根本之策。具体而言,应做好三个层面的工作: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结构与实践要求等方面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理论支撑。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始终保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说服力;第二,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类历史发展观等融会贯通,在原有教育内容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第三,在公众的实际日常生活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批判的武器,主动分析、回应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从价值观层面分析解答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引领诸如消费主义等多样社会思潮,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促进其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动认同。

其次,应加强消费观教育,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促进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动认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面对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充实教育内容,加强社会主义适度消费观教育,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用科学的话语理论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自觉抵制消费主义的侵蚀,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谓社会主义的适度消费观,既不是禁欲式的抑制性消费,也不奢侈型的过度性消费,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生产力水平与消费能力同步发展的消费,这种社会主义适度消费观念坚持目的性与规律性两大原则。一方面,社会主义适度消费观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重在满足人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理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人的需求层次,倡导情感性、创造性、精神性等非物质消费需求,推进文化消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适度消费观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使消费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拒绝过度消费,倡导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充实社会主义适度消费观这部分内容,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唯有如此才能自觉抵制各种异化消费观念,抵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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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堤清二.消费社会批判[M].朱绍文,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70.

消费意识论文篇9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创造忠诚客户并使新产品(服务)得到比较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研究和战术的运用。一定不能将它与广告、促销或公关活动混为一谈!

消费者教育的产生

1928年世界上第一个消费者教育机构即消费者研究所在美国建立,1936年从中分化出的消费者同盟,现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消费者教育机构。西方一些著名的消费者保护文献中,也都明确规定消费者有享受教育的权力。在消费者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日本,形成了消费者教育三阶段理论。

1、“聪明的消费者”阶段 在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商品对消费者的损害最为典型。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购物知识的启蒙教育,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2、“自立的消费者”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商品和信息充斥市场,在这一阶段消费者作为生活的主体,要具备自我决定的意识、消费者的合同意识、交易基本知识、生活设计能力、对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合理判断能力。

3、“自觉的消费者”阶段由于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企业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就不能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行为不但是消费者的个人问题,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问题,因为消费者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经营方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消费者生存的社会价值,使消费者成为美好生存环境的创造者,培养“自觉的消费者”,这就是消费者教育的本质。

“自觉的消费者”的理念,在消费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要求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行为时,不能只从个人的角度判断和选择,而是应将自己作为经济社会的一员,自觉重视消费行为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承担责任;在消费者个人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方面,要求消费者充分认识消费行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考虑商品是否健康安全,是否造成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的浪费,是否增加垃圾等影响。

消费者教育的必要性

1、从商品和市场角度来看:丰富的品种和复杂的交易

在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对消费者教育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1)商品的日益丰富和消费者知识的相对贫乏。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约有150万种商品,我国有近50万种,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在人们经常光顾的大型零售商店经营的商品已达4万种以上,置身于这样的商品海洋,令人目不暇接,不知作何选择,而这种困惑,往往源自商品知识的贫乏、消费经验的不足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够强,因此购买活动中被诱购,被欺骗的情况经常出现。

(2)市场秩序的不规范和交易的专业性复杂性,使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

(3)消费者教育活动还是一块很大的空白。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拥有九大权利,这些权利的维护除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外,更有赖于消费者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意识。

2、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需求和利益的冲突

在市场活动中,消费者的需求与消费者利益不相一致的实际情形起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1)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往往具有非理性和不合理性。例如,不良嗜好消费,迷信消费等等就属于非理性消费,而盲目消费、盲从消费则是属于不合理消费。

(2)部分消费模式不是一种“可持续性消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资源的无限制过度滥用。二是过度的开发和消费破坏了生态平衡。三是对消费者自身的损害。例如,许多“愉悦产品”(Pleasing Products)的消费,虽能对消费者产生立即的满足,但是长期却可能对消费者产生危害。比如为了满足感官的无穷欲望,产品益加精益求精,“食不厌精,烩不厌细。”但是美味佳肴也带来了心脑血管疾病和肥胖症,使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人类的头号杀手。

(3)部分消费格局是一种不公平的消费格局。这主要表现为少数高消费国家和少数高消费群体耗费了更多的消费资源,造成了消费在地区分布和群体分布上的不公平、不合理。仅占全球消费者总数6%的美国消费者却消耗了全球资源的1/6。

3、从理论上来看:消费行为的有限理性

理性消费的提出是以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的,而理性人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所做出的行为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绝对的理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占有足够信息,二是具有完备逻辑。这两个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无法真正满足,何况在比较紧急时还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即运用逻辑尽可能快。所以人们非理性是绝对的。

但是,理性人只是经济学的一种模型,一种假设,是整合了经济学假设条件下的人的行为特征。由于人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人们在理解、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至多只能达到“有限理性”的水平。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行为科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消费者教育对现代营销的影响

1、消费者教育与企业营销的关系

“消费者教育”的基本内涵是,营销企业仅仅“迎合”需求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者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营销企业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消费需求,辨别消费需求的合理性,判断这种需求的满足对消费者个体的利益、整体的利益、眼前的利益、长远的利益的影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运用企业的营销手段,引导消费者、教育消费者,增强消费者的理性程度,提高消费者的素质,通过企业的营销活动,实现消费者需要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增加消费者的利益,使市场营销观念倡导的”Win-Win Game”得以实现。所以说,将引导消费者、教育消费者的思想纳入市场营销观念体系是对市场营销观念的发展和完善。

2、消费者教育对企业营销的意义

作为政府和社会团体倡导实施的消费者教育活动构成了企业的营销环境,而由企业组织实施的消费者教育活动,则直接是企业营销活动的组成部分,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企业的营销实践中,,尽管有人意识到消费者教育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把消费者教育一直混含于广告、公共关系和SP促销活动之中,但是很少有人从更深和更广的范围内充分分析消费者教育在现代营销理论和现代营销实践活动中的潜在价值。我们认为,消费者教育――不仅只是一种环境力量,而是作为企业营销的具体构成,在现代营销理论和现代营销实践活动中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重大价值。企业的“消费者教育”意识是对现代营销观念的发展和完善;“消费者教育”理论是现代营销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消费者教育”活动是现代营销活动的新的领域。

现代营销理论的基本体系是分析营销环境(marketing environment),寻找合适的营销机会(marketing targeting),根据目标市场特征设计合适的营销组合(marketing mix)。营销组合4P’S认为只要做到开发合适的产品,设计合适的价格,并且将产品呈现在合适的时空地点并且进行合适的促销,同时比竞争者更好,消费者(用户)自然会比较和选择,自然会针对我的营销刺激做出营销者所预期的反应。

很显然,在这样的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中,已经事先隐含了作为企业服务对象的目标顾客是“全知全能”“充分理性”的成熟消费者这样的基本假设。但是现实消费者特别是消费者市场的消费者并非这样:消费者可能对商品的内在价值并不内行,甚至不能分辨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可能缺乏成熟的购物心理和购物经验,经常被一些不法企业的“营销技巧”所愚弄;消费者可能对有关市场行情不了解,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搜寻成本”过高;消费者可能还有非理性消费的一面等等。因此,面对顾客“有限理性”的客观现实,以提高消费者素质,增加消费者消费理性度和成熟度为主要目标的“消费者教育”就是对现代营销理论的重要修正和完善。

消费者教育的营销模式

一、消费者教育营销的内容

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消费者教育旨在灌输正确的观念,提高消费者素质,培养理性成熟的消费者,以求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高度统一。因此,消费者教育的内容是:

(一)消费者观念教育

观念是行为的指导。营销活动中倡导和培养何种消费观念对营销结果有着重大影响,是在我国整体市场由数量追求向质量追求的转变时期,企业营销从数量、价格、个别促销等低层次的营销走向质量、服务、整体营销的高层次营销的客观需要。消费者观念教育的核心是在正确的企业经营理念指导下,通过大力倡导和宣传,使消费者树立与消费水平相适应,与优秀文化传统相适应,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相适应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观。具体内容如下:

1、消费者的个人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既是一种营销环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消费者价值取向的形成既受其所受文化、意识形态、教育程度和社会风气等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微观层面营销者的营销宣传的影响。就营销宣传而言,最大限度地对非理性的“刺激”、 “煽情”消费氛围的营造,已经使企业陷入了一味玩弄技巧和愚弄消费者的泥潭,走向了“反市场营销”的深渊。企业在端正自身经营理念的同时,引导和培育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适应企业“可持续营销”的健康、正当、合理、文明的消费价值观,使消费者不被令人眼花缭乱的促销技巧所迷惑,抵制不切实际的,与文化伦理相抵触的不良消费欲望的诱惑,选择适合消费者个人和家庭的消费方式。

2、消费者的社会价值观教育。 现代工业文明犹如一把双叉剑,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许多商品的消费是利害并存的,不仅涉及消费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如抽烟、噪音等)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如环境污染)。对消费者进行个人消费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就是要使消费者个人可能产生的过度消费、有害消费及环境污染等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

3、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观教育。 生活方式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但由于观念的相对滞后,进步的物质新产品的消费往往受阻于传统和落后的生活方式观,使其不能很快地形成规模市场。因此,使消费者接受与人类文明进步同步的新的生活方式观,使企业所生产的能够改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新产品能够顺利地实现消费,就成为消费者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消费者素质教育

消费者素质是消费者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购物行为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因此,消费者素质教育应包括:

1、商品知识传授。无知的消费者绝对当不成真正的上帝。假冒伪劣商品的盛行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消费者的无知,改变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一是能有效地使消费者识别真伪优劣,借助于消费者的力量淘汰伪劣产品;二是能促使企业彻底打消”欺骗”的念头,改进销售服务;三是能够带动企业其他营销活动水平的提高(至少可以大大提高目前企业的广告水平);四是能够减少用于解决各种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营销费用。

2、购买能力培养。消费者购买能力是其语言表达能力、谈判能力、计算能力、识别能力、思维判断能力、决策能力等诸多能力的综合反映。从营销角度讲,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于进行消费者辨别能力、判断思维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培养,从而增强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成熟度和理性度,使消费者买其所需的商品,买其必买的商品,买其充分消费的商品,避免上当购买、无效购买、后悔购买和有限消费购买。

二、消费者教育营销的方式

消费者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信息沟通,旨在为消费者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知识,形成消费者购买的“合理预期”。

(一)产品整体中的消费者教育

包含于产品整体中的消费者教育是消费者教育的最基本层次,以产品整体中形成产品的相关要素为信息源和信息载体,将企业所要传达的观念、知识等内容附于其中,由接触该商品的消费者通过阅读后产生教育效果。由于该层次的消费者教育以形式产品的相关要素为载体,是一种稍作改进就能有很好效果而又较为经济的消费者教育模式,在现代超市化经营,要发挥该模式的消费者教育功能,必须改变产品安装等形式产品要素的设计思路,尤其要改变对产品功能、配方、使用、注意事项、建议和忠告等内容过于弱化和简单的设计,加大消费者教育的内容,变包装等形式产品要素中过分追求色彩、符号等方面的广告功能设计为教育与广告设计并重。

(二)分销过程中的消费者教育

分销过程中的消费者教育需要渠道各成员的密切合作。制造商为主,经销商配合支持应是分销过程中消费者教育的基本框架。经销商的素质和能力对消费者购买的巨大影响力,决定了消费者教育过程中对经销商进行下列教育、帮助和指导是必需的:(1)对经销商的培训教育,使之成为具备足够的商品知识的合格的商品经营者。(2)有关生产、技术、产品等情报资料的提供。(3)对经销商开展消费者教育的内容、形式和程度的意见、要求,甚至规定。(4)对经销商开展消费者教育的帮助和指导。(5)与经销商联合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

(三)人员推销中的消费者教育

推销的特点是推销与被推销双方可以就被推销商品进行直接交流,信息沟通充分,能当面答疑解惑,针对性强,即时效果好。90年代以来,人员推销这一成本―效益极不经济的消费品营销方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教育与推销合二为一的营销方式的强大生命力,在于适应了顾客需要购物指导与服务的强烈需求。所以,成功的人员推销的过程同时就是对消费者教育的过程。人员推销过程中,下列消费者教育形式必不可少:(1)介绍与演示。(2)接受咨询。(3)维修。4)建议与指导。

(四)非人员促销中的消费者教育

1、“会员制俱乐部”教育。 即由教育者(通常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相关人员),以传播商品知识,现身说法介绍消费经验,以及产品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对一群消费者进行教育。由于俱乐部式的消费者教育不与任何商品的推销直接关联,消费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没有购物的心理压力,而且还能陶冶消费者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容易得到消费者的响应与支持。俱乐部可以是消费者家庭聚会、沙龙、联谊会,也可以是消费者学院(包括享受特定利益的会员制俱乐部和一般俱乐部)等。

消费意识论文篇10

【关键词】消费社会;角色认知;消费者;责任

20世纪西方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获得极大地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在我国的部分大中城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消费社会特征已经初露端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势将扩展波及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消费市场。

一、消费社会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本着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因此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看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励,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供给的角度看,商品供给空前充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联合大众传媒不断刺激消费者的各种消费欲望,使消费者的角色认知与传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者主要表现为如下的两种角色认知:

1.消费者上帝论。这种消费者角色的认知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对自身与企业的相对权利和地位的认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利用营销的功夫来取悦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就是上帝”成为消费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以往相比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商品、公平交易等权利,不再像商品不充裕社会那样,缺少自由的选择权。而伴随着物质的日益充裕,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念,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消费主体,消费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2.消费者论。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从他开始,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由人出发,一切服从于人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自然界就只能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和满足实践需求的对象而存在[1]。消费者论正是以此为依据,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理论得到极大认同,人们越发认为消费权利至上,使消费者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

二、对消费社会下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的深层解读

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企业和大众媒体的推演,上述探讨的“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两种主要的自我角色认知,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如此乐观,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下面是对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实质的分析:

1.真正的劣势地位——对消费者上帝论的驳斥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市场已进入买方市场,但消费者在市场中具有天生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导致“消费者是上帝”在很多情况下是消费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面对垄断行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即使是非垄断行业消费者也存在着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对称等种种的劣势[2]。近年频繁出现的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证明“消费者上帝论”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而已。

2.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利用工具——对消费者论的驳斥

由于消费者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消费者思想的渗透,消费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日益认同,认为自身相对于他人,相对于社会、相对于自然,均是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消费的自由权利不涉。而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由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变得越发的危险。它为人们不受制约的追求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提供了借口,使人们欠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自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伦理现象大量滋生。由于消费者缺乏对自身消费的道德考量、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公平正义的判断,被物质消费欲望所束缚,精神领域却日渐贫乏。人类在消费上的无度而导致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3]

三、我国消费者自我角色认知的重建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建立起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努力塑造自身成为责任型、智慧型的消费者。

责任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论得到极大的认同,但是这种极端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从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消费的理想模式[4]。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在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现消费公平正义的责任。消费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消费权时,以不影响他人消费和整个社会消费等为前提。主要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涉及当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消费方面的权利极不平等。即使在我国,目前消费不公现象也普遍存在。穷人和富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富裕阶层的奢侈、炫耀、浪费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行为大行其道。而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资源的过多占用就是对他人的掠夺和不公。代际公平是指人类代际间对消费利益的享有也应该实现机会上的均等。当代人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子孙后代赖以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5]。(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追求合理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绿色消费。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在消费时对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杜绝不必要的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从而间接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三)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责任。消费价值观、消费习俗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价值观和人们消费习俗的良性变化,对一国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应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避免过度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避免只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消费时,弘扬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悲天悯人、敬畏自然的传统消费文化理念,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智慧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虽然“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论”充斥我们的视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消费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角色地位,塑造自身成为智慧型消费者。智慧型消费者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两个方面。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源于消费者对自身弱势地位的理性认知。现代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在地位上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经常出现。消费者应该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件,熟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渠道和法律,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的自我约束主要是指消费者应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就是适当合理的消费,既包括数量上的适度合理也包括质量上的适度合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得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我国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无度的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容易使人逐渐在消费中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无度的消费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适度消费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人生意义的理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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