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消费十篇

最低消费篇1

消费者在出入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时，经常会遭遇经营者设置的“最低消费”问题。所谓最低消费，是指经营者单方面规定，消费者在其经营场所的消费额必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没有达到最低消费标准的，按照最低消费标准支付费用；达到最低消费标准的，则按实际价格支付。关于最低消费问题的讨论，法学界、经济学界及实务界人士都曾有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但是至今仍未取得一致见解。各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对最低消费的态度也有较大分歧。北京市商委于1999年出台《北京市饮食业实施经营服务规范化管理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遵守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得强行销售、强行服务，不得设置最低消费。” 2004年1月，南京市出台《南京市餐饮业价格行为规则》采取了与北京相同的态度，明确规定，餐饮业不得设置最低消费。而上海则采取了与北京、南京不同的态度。 2004年1月，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下发了《加强餐饮企业经营规范的通知》，规定对包房最低消费和自带酒水服务费等内容，应当醒目明示，以利消费者自主选择，即在经营者向消费者明示最低消费标准时，承认最低消费标准的法律效力。

最低消费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有关媒体的报道来看，因最低消费问题引发的纠纷也在不断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最低消费的观点应该尽快统一。否则，在发生类似纠纷时，不同的法院采取不同的态度，同一法院在处理不同的案件中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也对最低消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对法学界统一最低消费问题的认识有所助益。我认为，“最低消费”问题属于民法中的格式条款问题。本文即从民法对格式条款规制的角度切入，来分析最低消费问题。

二、最低消费与格式条款

（一）格式条款概说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在现代交易中的大量使用，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交易大量而频繁的发生，交易内容也具有定型化和程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消费合同中更是明显。这就意味着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缔结合同的方式，由当事人个别磋商，讨价还价，议定合同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使用格式条款，对经营者而言，不仅有利于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也有利于经营者事先分配风险，减少合同纠纷，促进企业的合理化经营。对消费者而言，格式条款的使用，也使其不必耗费心力就交易条件进行讨价还价；而且经营者由于使用格式条款，降低了交易成本，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这对消费者亦属有利。于是，格式条款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格式条款设有规定，只是各国对格式条款的名称并不相同。德国法上称为一般交易条款，法国法称为附合合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定型化契约条款。

利之所在，亦弊之所存。格式条款的弊端在于：企业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经常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制定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消费者的条款。例如免责条款、失权条款、法院管辖地条款等，对合同上的风险及负担作不合理的分配。一般消费者对此条款多未注意，不知其存在；或虽知其存在，但因此种合同条款多为冗长，字体细小，不易阅读；或虽加阅读，因文义艰涩，难以理解其真意；纵能理解其真意，知悉对己不利条款的存在，亦多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接受与拒绝间加以选择。然而，由于某类企业具有独占性，或因各企业使用类似的格式条款，消费者实无选择机会。因此，如何在合同自由的体制下，维护 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藉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面临的艰巨 任务。[①]

基于对格式条款弊端的认识，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合同正义，各国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消费者组织和舆论等各种途径对格式条款进行严格了的规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控制的功能，本文即主要讨论司法控制。对格式条款的司法控制，应严格按照下列秩序展开[②]：1、格式条款的认定；2、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3、格式条款的解释；4、格式条款内容的控制，即格式条款效力的审查，此为核心问题。

（二）最低消费标准是格式条款

1、格式条款的认定

《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依此规定，格式条款具有三个法律特征：（1）格式条款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的；（2）格式条款适用于不特定多数的相对人；（3）格式条款具有附从性，相对人对合同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格式条款通常多以书面形式为之，可以单独文件的形式出现，也可与其它合同条款结合在一起。就范围而言，格式条款可以合同书的形式出现，亦可以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形式出现，不一而足。

2、最低消费标准是格式条款

最低消费标准是经营者单方面规定的，对进入其经营场所的不特定消费者一律适用的合同条件。消费者对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要么接受，要么离开。因此，最低消费标准完全符合格式条款的法律特征。至于实践中最低消费标准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多种多样。酒店、茶楼的经营者可以在其服务台或大堂内张贴告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服务生对每个消费者进行个别告知的方式。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影响最低消费标准作为格式条款。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反对最低消费的人群所主张的一条重要理由，即是最低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③]具体来说，经营者单方面规定的最低消费标准，不允许消费者讨价还价，消费者只能要么接受经营者的最低消费条件，要么走开去其它的经营场所消费，这构成了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本身是否正确，关注一下这种观点的思路，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主张最低消费是格式条款，进而论证最低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的。所以，我们认定最低消费标准是格式条款，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 （三）最低消费条款是否订入合同 [④]

1、格式条款订入合同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合同条款，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必须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致，才能正式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格式条款虽然具有形式上的定型化，适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有类似于法律规范的特征。但是，格式条款系企业经营者单方拟订，而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所以格式条款虽然区别于传统的议定条款，但其本质仍然是合同条款，而不是法律规范。因此，格式条款订入合同，仍须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致。

同时，因为格式条款通常是由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的企业经营者单方预先拟订，在订立合同时，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也不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合同相对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决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由，此其一。其二，格式条款在形式上复杂多样，有的与合同文本合为一体有的采取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的方式。其三，现代社会，产品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拓展，消费者对格式条款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信息缺乏深刻认识；此外，由于消费者并非都是法律专家，对格式条款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往往缺乏认识，以至于经常落入格式条款提供者的法律陷阱之中。有鉴于上述几点理由，为维护最低限度的合同自由，坚持合同正义，使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应与传统个别磋商的缔约方式有所不同。

格式条款如何订入合同，各国法律一般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305条第2项也规定：“仅在下列情况下，一般交易条件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1）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以明示的方式指出一般交易条件；或者，如依订立合同的方式，明示指出具有过于巨大的困难，使用人应在合同订立地以明了易见的告示形式指出一般交易条件。并且，2）使用人设法使合同对方当事人有可能以可合理期待的方式知悉一般交易条件的内容，该方式也应适当顾及对方当事人的某种可为使用人识别的物理上的障碍。并且，合同对方当事人对一般交易条件的适用表示同意。”我认为，我国合同法与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关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规定，虽然详略有所不同，但是两者规定的基本要件是一致的。即都必须符合三个基本的要件：第一，企业经营者应以明示或其他合理方式，告知相对人其欲以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第二，格式条款提供者应使相对人有合理机会了解格式条款的内容；第三，合同相对人表示同意，同意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⑤]

2、最低消费条款订入合同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是规范及解释格式条款的前提，也是格式条款的效力基础。[⑥]因此，在审查最低消费条款的效力之前，首先应分析最低消费条款是否已经订入合同。如果不首先考查最低消费条款是否已订入合同，而直接审查最低消费条款的效力，从法律思维上来看，就是不严谨的。因为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某一条款尚未成为合同的内容，即使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该条款是有效的，但因其尚未成为合同的内容，因此对合同当事人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法律实践中，如果法官跨过对“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的考查，而直接审查最低消费条款的效力，会导致将尚未订入合同的最低消费条款认定有效，从而使其约束合同当事人，这样可能会出现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结果。所以法律实践中，应避免越过对“最低消费条款是否订入合同”的考查，而直接审查格式条款的效力。

至于实践中，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如何才能使最低消费条款订入合同。我认为，按照上文分析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三个要件，只要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的显眼位置，以醒目的方式张贴了最低消费标准，或者由服务生对进入经营场所的消费者采用个别告知的方式，只要消费者不表示反对，即可认为消费者系以默认方式同意最低消费条款订入合同。应注意的是，如果经营者对最低消费条款采个别告知的方式，则其告知的时间应该是在正式的消费合同订立之前，或者说应该在消费者正式开始消费之前。如果消费合同已经正式订立，经营者再告知消费者最低消费标准的，则只能理解为经营者想在已经成立的合同中加入新的合同条件，其实质是变更合同。而合同变更，则需要消费者明示的同意，否则，最低消费条款不订入合同。另外，最低消费条款是否订入合同有争议的，考虑到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消费者举证手段的限制，举证责任应该由经营者承担。

那么，最低消费条款订入消费合同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⑦]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的重要权利。反对最低消费的人士也经常以最低消费标准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作为重要理由。本文认为，最低消费条款如果依合法方式订入了消费合同，则不会侵犯消费者的这两种权利。首先，如果经营者按照上文所述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件，以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最低消费标准，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对该条款作出了说明，而消费者又没有表示反对的，则合理的解释是消费者知道并同意最低消费条款订入合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最低消费条款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其次，最低消费标准也没有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网上许多言论和文章是这样论证最低消费条款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即意味着消费者享有自主决定是否消费，在何处消费，以及消费多少的权利；而经营者规定最低消费标准，要求消费者必须消费一定数额以上的金额，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多少的权利”。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规定最低消费标准，是经营者的一种自主定价行为。按照《价格法》的规定，酒店、茶楼等充分竞争的行业，经营者在遵守明码标价的前提下，有权按照市场供求自主定价。如果说经营者制定最低消费条款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则无疑是说经营者制定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么，显然只有价格为零的时候才不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但是，价格为零时，消费者又能选择到什么呢？显然是什么也选择不到。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由此可见。因此，如果最低消费条款严格按照“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求订入合同，则不存在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经营者规定最低消费标准不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四）最低消费条款的解释

1、格式条款的解释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成为合同内容后，应经由解释始能确定条款的内容。解释格式条款尚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才能使解释的结果符合合同当事人的真意，实现合同正义。格式条款的解释，应遵循的规则有两类。（1）法律行为或合同的解释规则。格式条款本质上是合同条款，只不过有其特殊性，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自然可以适用。同时传统的法律行为或合同的解释规则是针对双方议定的条款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适用时又要作必要的审查，看格式条款的特殊性（即单方拟制）是否构成背离一般解释规则的理由。否则仍然适用。[⑧]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此即合同法对合同一般解释规则的规定。（2）格式条款的特别解释规则。鉴于格式条款的功能，及其对相对人（消费者）可能产生的不利，王泽鉴教授认为，解释格式条款应注意四项原则，即客观解释原则、限制解释原则、不明确解释原则、及统一解释原则。[⑨]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特殊解释规则也作了规定。《合同法》第41条

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2、最低消费条款的解释

最低消费标准作为格式条款，因为其内容简单明了，对其解释不涉及太多的问题。仅依据《合同法》对其作文义解释和客观解释，即能获得正确的解释。比如某经营场所规定，“本店最低消费100元”。在遵循客观解释原则的前提下，对其作文义解释，就能明确该条款是指经营者规定，消费者在其经营场所的消费额必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100元，没有达到最低消费标准的，按照最低消费标准100元支付费用；达到最低消费标准的，则按实际价格支付。实际生活中，对最低消费标准的解释一般也不存在争议。

（五）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成为合同内容，并经由解释确定其含义后，即应审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有效。此为对格式条款进行司法控制的中心环节。所应考虑的是格式条款是否违反强行性规定，是否背于诚实信用原则。如果该格式条款违反了强行性规定，或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则该格式条款无效。

1、 格式条款是否违反强行性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从《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事由的一般规定均适用于格式条款；同时，基于格式条款的特点，合同法为保护条款相对人（消费者）的利益，还特别设置了几种格式条款的无效事由，从而大大加强了对格式条款内容的控制。

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设置的最低消费条款，按照前述“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方式，订入合同成为了合同条款后，即应审查该条款的效力。衡诸格式条款的无效事由，只要经营者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最低消费条款本身显然并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的规定，也没有免除条款提供者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因此，最低消费条款并不违反强行性规定。

2、 格式条款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具有封闭性的特点，有明确的范围。而诚实信用则属概括性规定，适用范围甚为广泛，具有弹性，因此是控制不当格式条款的主要方法。《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307条第1项规定，一般交易条件中的规定，如违背诚实信用的要求，不合理地损害使用人的合同相对方的利益，则该规定不生效力。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第1项也规定，定型化契约中之条款，违反诚信原则，对消费者显示公平者，无效。但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显示公平，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其适用需要法官于个案中，斟酌具体案件的各种情事，对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作综合的利益衡量。[⑩]最低消费条款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也就需要法官对最低消费条款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做综合的利益衡量始能确定。对最低消费的利益衡量，本文将单独讨论。

三、最低消费条款与利益衡量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和原则

法律解释有复数解释结论的可能性，这是现代法解释学的共识。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就在于，法律解释有复数解释结论的可能性。法院裁判案件，似乎是依三段论推理从法律规定得出判决。但实际上，多数情形取决于实质判断。假如将法律条文用一个图形来表，这是一个中心部分非常浓厚，愈接近周边愈益稀薄的圆形。在其中心部分，应严格按照条文的原意予以适用，不应变动。如果说中心部分通常可以直接依条文决定的话，则周边部分可能出现甲乙两种解释结论，仅依法条文义，难以判定谁对谁错。因此，适用法律时当然要考虑各种各样实质的妥当性，即进行利益衡量。那种认为仅从法律条文就可以得出唯一的正确结论的说法，只是一种幻想。对于该具体情形，究竟应注重甲的利益，或是应注重乙的利益，在进行各种细微的利益衡量之后，作为综合判断可能会认定甲应受保护。[11]在出现法律漏洞和需要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具体化时，利益衡量就更显的必要。因此，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的利益衡量理论认为，法官运用法律进行判案的过程就是利益衡量的过程。

利益衡量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借诸多实例来说明利益衡量应遵守的原则：[12]（1）首先取决于，在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13]（2）假使根本无法做抽象的比较，于此种情形，一方面取决于应受保护法益被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假使某种利益须让步时，其受害程度如何；（3）最后尚须适用比例原则、最轻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则。

（二）试对最低消费条款涉及的利益作利益衡量

最低消费条款涉及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由于经营者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根本无法从权利位阶上做抽象的比较，因此，对最低消费条款的利益衡量仅须遵循上文利益衡量原则中的后两项原则。本文对最低消费的利益衡量分两种情况讨论。

1、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有效

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有效，对经营者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有利于经营者降低定价成本。因为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营者除提供酒菜、茶等易于直接定价的商品外，还提供了优美的环境、舒适的座位、优质的服务等，而这些服务通常由于度量成本太高而无法直接定价。经营者通过规定最低消费标准，使最低消费包含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避免了对各种商品和服务分别定价，从而降低了定价成本。[14]其次，有利于经营者的合理化经营。经营者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为实现营利的目标，经营者需要按照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目标客户群。而利用最低消费条款，经营者就可以选择自己的消费者群体，使那些对其商品和服务的评价超过或等于最低消费标准的消费者成为其客户；而把那些对其商品和服务评价较低的消费者拒之门外。再次，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体现了对经营者自主经营权的尊重和维护。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行业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按照我国现行《价格法》的规定，这些行业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经营者享有包括自主定价权在内的广泛的自主经营权。《价格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因此，经营者在逢年过节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适当提高最低消费标准，也应属于经营者自主定价的范围。法律应该承认并保护经营者的这种自主定价行为。当然，如果经营者之间有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行为的，则应属非法。

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也不会对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造成损害。首先，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不会损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酒店、茶楼等是充分竞争的行业，消费者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如果一家经营者的最低消费标准过高，消费者自然可以抬脚走人，换家别的。只要政府不设置市场准入限制，因而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消费者就总能选择到满意的消费。其次，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也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享有公平交易权，但是一项具体的交易是否公平合理，现代法律采取主观等值标准，只要当事人主观上愿意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的，即为公平合理。[15]当然如果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显示公平的情况下，则须依客观等值原则处理。因此，消费者同意订入合同的最低消费条款，只要不存在前述几种情形的，即可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而且，经营者作为利润的追逐者，在制定最低消费标准时也会自觉的考虑市场的供求状况。如果个别的经营者制定的最低消费标准过高，市场自会对其作出调整，从而使其价格趋向合理。再次，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不但不会损害消费者的权利，而且会使经营场所对消费者群体的整体效用达到最大化。这是因为，最低消费条款有选择消费者群体的功能。经营者利用最低消费条款，把那些对其商品和服务评价较低的消费者拒之门外的同时，使那些对其商品和服务的评价超过或等于最低消费标准的消费者成为其客户。[16]这样一个经营场所总是由对其效用评价最

高的消费者消费，而对其评价较低的消费者同样可以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经营场所消费。结果是，每个经营场所总是由对其效用评价最高的消费者消费。因此，最低消费条款有效，会使经营场所对消费者群体的整体效用达到最大化。 2、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无效

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无效，经营者将遭受重大不利。首先，经营者的定价成本将大大提高。因为经营者提供的不仅有商品，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如果不能设定最低消费条款，按照《价格法》对经营者明码标价的要求，经营者将不得不对其提供的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服务，包括：包厢费、座位费、空调费、环境费、人工服务费等等，分别定价。这样，经营者将负担高昂的定价成本。其次，不利于经营者的合理化经营。由于经营者不能通过最低消费条款选择目标客户群，经营场所内可能坐满了对商品和服务评价较低的消费者，这样经营者可能遭遇一方面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另一方面却是连连亏损的尴尬。再次，法律规定的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自主经营权等权利将永远只是纸面上的权利。

假使最低消费条款无效，对消费者而言也未必是福音。虽然从表面上看，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尊重，顺应了现代社会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但是，任何权利都有其界限，超过正当界限保护一种权利，就会损害与其相邻的他种权利。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无效，就严重损害了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经营者可能会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定价成本，无法使其经营合理化，而破产或主动选择停业。这样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虽然在制度上得到了绝对强有力的保障，但实际上消费者根本无从选择。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消费者。

基于上述利益衡量，可以看出，如果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有效，则对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利；相反，如果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无效，则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要受其害。当然，如果最低消费条款订入合同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或最低消费条款的内容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则不能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有效。

四、结语

法律理性区别于常识理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司法过程中，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应严格按照法律理性进行。判断本文讨论的最低消费标准的法律效力时，当然也应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最低消费标准涉及到消费者保护这一现代法律的敏感神经，就舍弃法律理性的判断，而代之以常识理性或者情感的判断。遵循这一思路，笔者认为，酒店、茶楼等饮食娱乐场所的经营者设置的最低消费标准，性质上属于格式条款。本文严格按照司法对格式条款控制的方式和步骤，来分析最低消费条款。在认定最低消费标准是格式条款的基础后，首先分析最低消费条款如何订入合同，再分析最低消费条款的解释，然后才审查最低消费条款的内容是否合法有效。最后，文章还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对最低消费条款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了综合的分析，认为最低消费条款如果已经按照合法的方式订入合同，则应认定最低消费条款有效，除非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显示公平的情形。

注释

[①]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86-87页。

[②]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00页以下；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7页以下。

[③] 王肖伟：《最低消费应该休矣》，载《中国律师》，2004年第1期（总159期），第40页。

[④] 格式条款订入商业性合同与订入消费者合同不同。格式条款订入商业性合同适用民法的一般缔约理论；格式合同也可以因系列交易理论、共同了解理论、习惯做法或商业惯例的适用而订入商业性合同。本文主题所限，仅讨论格式条款订入消费者合同。

[⑤] G. H. 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7the edition，London Steven & Sons，167-169（1987）。

[⑥] 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63页。

[⑦] 有人认为，最低消费标准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参见：王肖伟：《最低消费应该休矣》，载《中国律师》，2004年第1期（总159期），第40页。

[⑧] 金勇军：《民法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3-4页。

[⑨]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1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94页。

[⑩]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3页。

[11] 梁慧星：《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1页。

[12]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第285页。

[13]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尽管权利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位阶，但是权利位阶秩序并没有整体的确定性，为此，在具体的案件中，权利冲突的解决不能以权利的位阶秩序作为普适的依据，而需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参见：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6期。

[14] 吴建军：《咖啡厅缘何要求最低消费》，载“经济学家”网站，2004年12月9日访问。

[15] 崔建远：《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7页

最低消费篇2

4月9日中午，该校没有办理一卡通的学生，只能在宿舍里啃方便面。

对此，学校方面表示，校园实行无现金流通，体现了学校的信息化特色。校方曾多次向学生下达通知，要求使用一卡通，但效果不好。目前，只能强制推行。

为何不愿办理“校园一卡通”？有学生告诉记者，该校园一卡通与手机绑定，每月有19元的最低消费。不少学生认为，没必要使用两个手机，而且校方这种行为侵犯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学生：学校强制推行不合理

小敏告诉记者，上学期学校曾推行过“校园一卡通”，“受到不少同学排斥后暂停”。但让她意外的是，这学期学校竟强制推行。

小敏说，学校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台手机，每人交了50元钱，“说是手机卡里有50元话费”。

手机和“校园一卡通”绑定，进出教学楼、图书馆都要刷一卡通才行。“没办法，只能激活。没一卡通就不能进出教室，总不能整天借同学的卡。”但让小敏觉得不合理的是：“手机卡每月还有19元的最低消费。”

尽管再办一台手机有诸多不便，但让小敏没想到的是，学校竟然开始强制推广“校园一卡通”。

“好多同学都没法吃饭。”小敏说，4月9日中午，她和同学下课后到食堂吃饭，看到不少同学吃了闭门羹，“不收现金，只能用一卡通”。

“学校强制推行太不合理了。”学生赵斌（化名）说，学校强制使用一卡通，与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相悖，“难道我不办卡，就不能上学吗？”

校方：一卡通是校园信息化特色之一

4月9日，记者在该校食堂窗口上看到了通知，上面写道：4月1日起校内消费试行“一卡通”系统，4月7日起全部实行“一卡通”消费，校内消费禁止现金流通，同学们即日起可到财务室充值。

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副院长叶黎祖说，2012年9月份，学校推行“校园一卡通”，出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之前学校曾向上级部门承诺实现校园无现金流通，而“校园一卡通”也正是信息化特色之一，“学生上课签到、进出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吃饭都需使用”。

“之前实施受到阻力，现在只能强制推行。”叶黎祖说，校方曾向学生下过多次通知，但效果不好。运营商是经过学校反复招投标后选定的，“校园一卡通”和手机绑定，手机免费赠送，手机卡每月最低消费19元。对于贫困学生，学校也有补助。对于学生反映的问题，他表示，学生入学时就曾告知，要求学生不使用其他运营商业务，但个别学生不听劝。“既然选择了学校，就要遵守校规。”叶黎祖称，在校学生包括教职工在内，都要使用“校园一卡通”，这样有利于管理，“校方会强制推广”。

专家声音：一卡通可推行，但不能强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现在有很多学校实行一卡通，将学生证、借书证、饭卡等合在一起，这确实有利于管理。但要做好，取决于学校是免费还是收费，做得好的学校一律免费办卡，只是在丢失补办时才让学生支付卡的成本。

最低消费篇3

关键词：消费；低碳消费；消费特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11-02

一、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从消费领域看，物质主义、奢侈消费、浪费和非理性消费在消费系统中凸显了出来。在消费不断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进一步提升消费水平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消费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则势必出现环境污染、碳排放的增加和生态破坏的加剧。特别是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潮流的今天，着眼于居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消费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结构性拉动消费，就是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低收入者的正常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进一步，低碳背景下的结构性拉动消费是指鼓励低碳消费、抑制非低碳消费。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幸福感与收入多少还处于正相关阶段。通过拉动消费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无疑是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但是拉动消费必须着眼于经济的充分就业和减轻环境压力、降低碳排放三个目标，如果只是笼统的拉动消费需求，一味地拉动消费，而不考虑谁的消费应该被拉动，什么样的消费应该被拉动，那么奢侈、浪费就会得到鼓励，势必出现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剧和高碳排放，同时，富裕群体购买更多非生活必需品，低收入群体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的现象。因此，政府拉动消费的政策不应该是鼓励有一辆车的人再去买第二辆，有一套房的人再去买第二套房等诸如此类的拉动消费的做法，而应该是有选择的拉动消费，即拉动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抑制富裕群体的消费需求，稳定中产阶层的正常消费的结构性拉动消费，引导富裕群体的消费转向公益性消费。这样一来低收入群体由于物质消费的增加而使自身的福利水平提高，富裕群体由于帮助弱势群体、投入社会公益、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等消费同样提高了自身的福利。以及鼓励低碳消费、抑制非低碳消费、稳定基本生活消费的结构性拉动消费，从而避免一味地拉动消费所带来的无谓的碳排放的增加。

二、内容

消费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在经济学领域，消费是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耗和使用，用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望，追求的直接目的的效用的最大化。消费的本质是获得自身的幸福快乐。但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经济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在生态学家眼里，生产者是绿色植物而人类和其他动物统统都是消费者，当然，人类不仅消费植物而且消费矿物，人类消费的极限取决于地球上植物的净生产能力。生态学家认为人类的消费是对自然环境中植物和矿物的消费，而植物和矿物是有限的，消费活动必定会在短期或长期减少的可用资源量。因此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效用水平，还因考虑消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消费和幸福快乐。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健康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

（一）低碳消费

所谓消费方式，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相结合以实现需要满足的方法和形式，是消费的自然形式与消费的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低碳消费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低碳消费是指以低碳为导向，以绿色消费、生态消费为手段，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特征，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以满足居民消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一种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理念和消费方式，“低碳消费”一词源于21世纪初低碳经济的兴起。

就一般意义而言，低碳消费主张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尽量将碳排放量减少到一定的限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有利于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协调共处。在目前中国社会条件下，广义的低碳消费方式涵义包括五个层次：一是“恒温消费”，即消费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二是“经济消费”，即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最小，最经济；三是“安全消费”，即消费结果对消费主体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康危害最小；四是“可持续消费”，即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危害最小；五是“新领域消费”，转向消费新能源，鼓励开发新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品，拓展新的消费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转型，形成生产力发展新趋势，将扩大生产者的就业渠道、提高生产工具的能源效益、增加生产对象的新价值标准。

目前主要用碳足迹来衡量是否低碳的指标，碳足迹标示着某个公司、家庭或个人的“碳耗用量”，是一种用来测量某个公司、家庭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环境影响的指标。碳耗用量越高，导致全球变暖的元凶“二氧化碳”就越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根据碳足迹，低碳消费主要表现在：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低碳饮食、以生态节能为导向的低碳建筑、以绿色环保为导向的低碳交通、以经济适度为导向的低碳日用。

（二）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情况也有明显变化。在居民总体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形成了高、中、低不同阶层的收入和消费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资料显示，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消费倾向有很大差异，社会消费结构也有了较大变化。因此了解目前各收入与消费阶层的构成、消费心理和行为对于把握把握国内不同群体消费需求的变化、指导生产、引导消费、开拓市场，有很大的意义。

高收入群体其基本生活需求已基本满足，在这方面已无过多的消费欲望，但是对于一些高档产品、服务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教育、文化、通信、保健、住宅等成为消费热点，追求时尚化和个性化的消费趋势日趋明显。在饮食方面，讲究营养、风味和品位；穿着上崇尚名牌，讲究款式、品质和个性；在用品方面主要青睐一些科技含量高、时代感强的高档家电产品。但是，高收入群体目前越来越倾向于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甚至是铺张浪费。

凡伯伦认为炫耀性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心理的、精神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满足生理的要求。满足生理要求的消费是有限的，因为生理的满足有极限，而炫耀性消费却没有极限或者说没有绝对量的极限，人们可能在任何绝对量的水平上去争取既定的名次。因此，炫耀性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无穷动力，也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的无穷吸收器。凡伯伦认为，对炫耀性消费的追求会导致社会浪费。他认为，从个人消费者的角度看，炫耀性消费与其他消费没什么两样，二者都为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消费就是浪费，因为它不增加人类整体的幸福和满足，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商的效用所得就是另一个的效用所失，它们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凡伯伦主张对炫耀性消费行为实行管制。而在结构性拉动消费也主张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

中等收入消费群体占据比重较大，是中国消费的主体部分，他们的消费行为对中国整体消费状况的影响是最大的，对这一层次居民消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部分居民属温饱型消费群体。其基本的消费需求已经满足，正积聚资金向更高一层的消费提升。但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的集中推进，使得这些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增，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变得缩手缩脚。造成居民消费行为谨慎的原因，一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增加缺乏信心。二是居民对未来因相关改革引起的预期支出增加比较担心。另外，传统消费观念对其影响也较大，因此其消费心理比较保守，崇尚节俭，不铺张浪费。在结构性拉动消费过程中，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其消费，并努力扩大中产阶级。

低收入消费群体消费状况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其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倾向就很高，但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仍以维持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因此拉动消费必须刺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这一层次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低且增加缓慢，所以政府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有必须实行结构性拉动消费，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低收入者的正常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进一步，低碳背景下的结构性拉动消费是指鼓励低碳消费、抑制非低碳消费，从而抑制碳排放的增加。

参考文献：

[1] [美]戴利.超载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诸大建，胡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9.

[2] 程会强.低碳生活：生态时代的环保责任[J].中国环境报，2010，（6）.

[3] 王智.透视居民消费差距[J].调研世界，2010，（8）.

最低消费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中国；消费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温室气体排放过度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7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以当前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相关可持续发展实践，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将来几十年将继续增长。人类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为世界排放第二大国，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选择正确的消费模式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其与低碳消费的关系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白皮书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我国著名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是人文发展水平和碳生产力（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同时达到一定水平下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付允等人认为低碳经济的内涵是指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金乐琴等人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综上所述，低碳经济是在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目的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消费模式可以定义为在符合低碳原则的前提下，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人们消费行为的程式、规范和质的规定性。低碳消费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它在满足低碳原则的同时也有着与传统消费模式所不同的其他特点，主要包括低碳消费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低碳消费的公平性可以分为两种，即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低碳消费的横向公平是指低碳消费要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平衡，某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要在不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消费的前提下进行。例如，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西北部地区的消费就存在横向不公平，通过低碳消费就可以平衡这些地区的差异。纵向公平就是前后代之间的公平，通过低碳消费，当代人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后代的消费，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进行无节制的消费而不顾后代人的需求。低碳消费的可持续性即低碳消费满足两条原则：资源使用的最小化原则以及废物和污染物排放最小化原则。这两条原则也是低碳经济的原则。

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最终都要体现为现实或未来的消费活动，因而一切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在根本上都是受到全社会各种消费活动的驱动。因此，低碳经济时代，低碳消费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通过低碳消费可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低碳消费的实现，两者相互作用，密切联系，因而通过建立低碳消费模式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建立低碳消费模式的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能源利用率低，碳排放量巨大，而现有的消费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都对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带来了很多制约因素。

（一）低碳消费的相关政策不完善，低碳消费环境不够理想。一国对消费的政策反映了一国对消费的态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低碳消费虽然已被中国政府接受，但是具体完善的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还未形成。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采取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GDP增长了，但是环境却每况愈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低碳消费并不是重点问题，低碳消费对于普通居民来说也还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没有相关的政策指导，低碳消费只能是空想。

（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量巨大。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大，而中国的高耗能工业部门都属于第二产业，碳排放量巨大。但这些高耗能工业部门大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都还有赖于这些产业的支持，在就业压力和税收压力都较大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调整产业结构存在很大的难度。所以，这些产业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建立低碳消费模式的一大阻碍。

（三）收入差距大，消费观念落后，阻碍了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收入的高低直接决定消费水平及消费模式，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了消费水平及消费模式的不同。由于低碳商品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导致其价格也较一般商品高，我国的低收入者在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时就不会考虑这些高价的产品。而高收入者往往具有炫富攀比心理，大排量的进口豪华车在中国的销量很好，而小排量的高价环保车型在中国却难以销售，这就证明了这一点。归根结底，这还是由于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落后，没有形成低碳消费的意识。

三、我国建立低碳消费模式的建议

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我国政府宣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前，我国政府又宣布将把节能减排的具体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之中。这些都证明了我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低碳经济。消费作为经济中的重要环节，也将备受重视。但是，低碳消费模式的推广，需要由政府、企业、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消费模式。

（一）加强政府对低碳消费的政策引导。政府在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低碳消费。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关于低碳消费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低碳消费进行强制性约束。只有在法律约束下，企业和居民才会真正重视低碳消费，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才会有更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政府可以制定低碳消费的相关税收政策及其他引导政策，提高不符合低碳原则产品的税收，而对低碳产品的消费予以一定的支持，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居民的低碳消费。“气候经济学家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认为，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交通很糟糕，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可以考虑征收拥堵税或设立无车区，也可以禁止非电动车进入市区中心地带；最后，政府自身的消费活动也可以对低碳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政府机构应该从自身做起，带头节能减排，政府部门和单位可以通过早期采用、购买最新先进低碳技术与产品等措施，为其他部门树立榜样。

（二）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新能源开发，促进能源消费转型。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很大，提高能源利用率是实现节能减排最为有效的方式。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富有的煤炭资源也日趋减少，所以提高煤的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也对低碳消费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然资源必定会枯竭，根据消费的公平原则，我们必须要对后代负责，所以要加快新能源的开发。例如，各种工业废渣、农村各种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等都可以作为日常生产以及生活的能源。总之，在能源消费中，将过去传统高排放的能源结构转变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能源结构，这对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肯定是有利的。

（三）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正确的消费理念是建立低碳消费模式的基础，只有符合低碳经济的消费理念才能真正引导低碳消费，使低碳消费成为可能。首先，要通过社会文化、媒体宣传正确的消费理念，提高全民参与低碳消费的意识，这其中网络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对人们的消费理念与行为影响越来越大，它能够支持和帮助新消费模式的建立；其次，从消费者本身出发，正确合理的消费理念也会对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好处，把低碳消费作为道德标准并以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明确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有限与人类欲望无限的矛盾问题，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过度消费。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庄贵阳.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与障碍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9.7.

[2]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3]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最低消费篇5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下降；对策

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我国最终消费中，我国政府消费率较为平稳，由于最终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虽有较大提高，但其增幅却一直低于GDP增幅，导致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199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2％，比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低。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低1.3个百分点，直接拉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可见，居民收入增速缓慢及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导致居民消费率低下。

(四)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当前，居民收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失业人员、企业的减员增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收入不乐观，居民预期支出也不确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改革也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

二、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一)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

1.适度控制投资规模。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来一段时期，为保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较高水平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只有这样，消费率才能逐步提高，才有利于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合理增长。

2.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要消除地方政府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现象，必须从完善体制入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　(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如，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大力消除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更多的机会。出台优惠政策帮助城镇中低收入者增收，逐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同时，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另一方面，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是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尽量使经济发展的财富更多地分配到居民手里。二是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使个人收入分配更加规范化、公平化，让更多的人更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努力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收支预期是促进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条件。社会保障体制越完善，居民未来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居民的顾虑就越少。当前需要尽快建立起覆盖面大、实施范围广、社会化程度高、保障功能强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促进即期消费。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居民基本保障方面，要增加政府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强农民消费的信心。提高对低保家庭的补助标准。通过增加社会保障的种类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通过提高社会保障资金与GDP的比重来增大社会保障基金总量；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异。

最低消费篇6

一、由于消费结构不同，当前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高收入者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类商品构成，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不尽相同，因而由于各类商品价格涨幅不同，对不同收入者消费性支出总量的影响迥然不同。今年1―5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2%，分类结构看，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类商品价格分别上涨11.2%、0.8%、6.3%、1.8%、3.1%、0.2%、0.6%和4.5%。当前的价格上涨会对居民消费性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假定今年全年类商品保持1―5月的价格涨幅，假定今年各收入群体保持2010年的消费结构不变，而且短期内收入和其他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平稳，可以利用2010年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基数水平，依据今年前5月类商品价格涨幅，计算出仅仅由于价格上涨导致2011年五等分收入户人均性消费支出的变化程度（见表1）。

计算结果表明，由于类商品价格上涨，五等份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绝对量看，中低收入者增加额小于高收入者增加额。但从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幅度看，中低收入者增长幅度高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增长幅度最高，为6.4%；中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增长幅度分别为6.0%、5.7%和5.4%；高收入者增长幅度最低，为4.8%。这意味着，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2%的水平下，低收入者物价上涨6.4%，高出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三档中等收入者物价分别上涨6.0%、5.7%和5.4%，分别高出平均水平0.8、0.5和0.2个百分点；高收入者物价上涨4.8%，涨幅低于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由此说明，当前的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而目前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明显增加。

二、历史数据回归表明，物价与消费的弹性系数呈现由低收入向高收入递减的趋势

从短期数据看，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那么长期历史数据物价、消费和收入群体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本文拟通过最小二乘法模拟回归，分别建立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收入和物价的回归方程，以揭示其内在关联性。

（一）周期选定

选定1992―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这一时期我国物价变动经历了高涨期（1993―1997年）、低谷期（1998―2002年）和再度高涨期（2003―2010年）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变动，回归结果的代表性和可信性较强。

（二）指标选定

选择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速度（XF1，XF2，XF3，XF4，XF5）作为因变量，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涨幅（CPI），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收入增长速度（SR1，SR2，SR3，SR4，SR5）作为自变量。选定D1994和D2002两个虚拟变量，由于1994年和2002年部分收入群体的数据出现异常波动，故予以处理。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还包括银行存、贷款利率，证券指数等等，我们在研究中也予以尝试，但效果不好，在此不作考虑。

（三）方程回归结果

方程一：

XF1=0.82*CPI+0.22*SR1-19.2

*D2002+4.6

（4.6） （1.7）

R2=0.94DW=1.49

该方程反映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物价的弹性关系，回归方程通过检验值。它表明居民消费物价每上涨1%，带动低收入户人均消费增长0.82%。物价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位居首位。

方程二：

XF2=0.73*CPI+0.30*SR2+0.91

*D1994-3.30*D2002+4.2

（3.0）（1.6）

R2=0.93DW=1.57

该方程反映中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物价的弹性关系，回归方程通过检验值。它表明居民消费物价每上涨1%，带动中低收入户人均消费增长0.73%。物价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仅次于低收入户，位居第二位。

方程三：

XF3=0.69*CPI+0.27*SR3+5.06

*D1994+0.72*D2002+4.8

（2.6）（1.2）

R2=0.93DW=1.42

该方程反映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物价的弹性关系，回归系数通过检验值。它表明居民消费物价每上涨1%，带动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增长0.69%。物价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小于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位居第三位。

方程四：

XF4=0.67*CPI+0.31*SR4+2.91

*D1994+5.2

（2.1）（1.2 ）

R2=0.87 DW=2.2

该方程反映中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物价的弹性关系，回归系数通过检验值。它表明居民消费物价每上涨1%，带动中高收入户人均消费增长0.67%。物价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小，位居第四位。

方程五：

XF5=0.40*CPI+0.50*SR5+5.21

*D1994+14.7*D2002+3.4

（2.2） （3.5）

R2=0.93 DW=2.1

该方程反映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收入和物价的弹性关系，回归系数通过检验值。它表明居民消费物价每上涨1%，带动高收入户人均消费增长0.40%。物价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小，位居末位。

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历史数据消费和物价的变动关系与短期数据变动趋势相一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弹性影响呈现递减趋势。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居中，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小。

三、不同价格上涨方案下，五等份收入户消费支出的测算

今年我国居民消费物价的调控目标是4%，从目前物价走势看，输入型通胀有增无减、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以及充裕的货币供应量等因素均对物价上涨构成较强的推动力，决定物价波动的变数始终存在，因此物价调控的任务十分艰巨，全年物价涨幅有可能超过4%。我们将今年CPI涨幅设定为4%、5%两个方案。根据不同收入群体历史数据回归的弹性系数，以2010年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基数，比较计算两种价格上涨方案下，2011年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受到的不同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一）物价上涨对五等份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假如今年物价调控取得积极成效，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控制在4%，那么物价上涨对各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普遍较小，但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低收入户物价与消费的弹性关系为1∶0.82，物价上涨4%，将使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增长3.28%，消费性支出年增加210.2元，月均增加支出17.5元，占月均收入的2.78%。

中低收入户物价与消费的弹性关系为1∶0.73，物价上涨4%，将使中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增长2.92%，消费性支出年增加281.8元，月均增加支出23.5元，占月均收入的1.96%。

中等收入户物价与消费的弹性关系为1∶0.69，物价上涨4%，将使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增长2.76%，消费性支出年增加348.0元，月均增加支出29.0元，占月均收入的1.61%。

中高收入户物价与消费的弹性关系为1∶0.67，物价上涨4%，将使中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增长2.68%，消费性支出年增加432.6元，月均增加支出36.0元，占月均收入的1.44%。

高收入户物价与消费的弹性关系为1∶0.40，物价上涨4%，将使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增长1.60%，消费性支出年增加421.4元，月均增加支出35.1元，占月均收入的0.88%。

假如今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由于自然灾害收成不佳，复杂国际局势加大输入型通胀对我国物价的传导影响，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加大控制物价的难度，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较为强烈，那么今年4%的物价调控目标将无法实现，如果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涨幅达到5%，对各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参见表2。

（二）几点结论

第一，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的影响，低收入户最高，中等收入户次之，高收入户最低。第二，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性支出绝对量的影响，中高收入户最大，高收入户次之，低收入户最小。第三，物价上涨导致的消费新增量占月均收入的比重，低收入户最高，中等收入户次之，高收入户最低。总体判断，无论从当前居民消费结构来分析，还是从物价、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相关性变动趋势来分析，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均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而且物价涨幅越高，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不利影响越大。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和供给的稳定机制

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带动价格上涨的龙头，而低收入群体受物价影响较大也缘于食品消费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我国一定要把稳定和保护农副产品的耕种放在首要位置，通过扩大耕种面积、减小种植成本和增加务农补贴等方式，确保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丰收和稳定供给。此外，要增强不同省市之间农副产品的余缺调剂，加大个别农副产品人为炒作的打击力度，以充裕的供给确保农副产品价格水平的稳定。

（二）对低收入群体物价补贴的措施应制度化、规范化和多样化

目前我国对低收入群体的物价补贴基本是一事一议，短期行为较强，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应出台物价补贴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文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不打折扣地执行。一是制定物价上涨的底线，确定物价涨幅和补贴发放的联动机制。二是明确物价补贴群体的收入等级，并按上年居民收入水平变化自动调整。三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应多样化，可根据需要，采取货币补贴、实物补贴和消费券补贴等多种形式。

（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

最低消费篇7

“低碳”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话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了人类社会的共识。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而最终引起这场变革的是大众的低碳消费观念的形成，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又有赖于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低碳消费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低碳消费模式回答了消费者怎样拥有和拥有怎样的消费手段与对象,以及怎样利用它们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问题。当人们把低碳消费作为自己的一种态度、习惯、价值观时，这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模式，会使人类社会这一系统工程的各单元能够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均衡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生态消费；会使人类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更加科学化。但是，低碳消费模式最终形成必须由大众、政府、企业在低碳经济共同理念支撑下，共同努力方可奏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倡导低碳消费模式，形成大众价值观

一个社会大众的消费模式会引导市场的价值取向，最终催生一种适应这种消费需求的经济现象。一个社会要推动一项经济模式的发展，必须以大众的消费模式为根基。所以要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必须让人们消费观念上发生根本变革，要通过消费理念灌输，让大众树立新的资源观、环境观和消费价值观。

1、培养低碳消费观念。有人曾说：“当大多数人看到一辆豪华汽车，首先想到它导致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环境道德就来了。同样，当大多数人看到过度包装，一次性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购物中心而认为这些是对子孙犯罪而愤怒的时候，消费主义就处于衰退之中了”。因此，提高个体环境素养（即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在这种认知下所表现出环保行为）问题出现了。解决这个问题，唯通过教育向人们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的信息，改变人们的态度，进而促使亲环境、亲社会的环保行为及低碳消费价值观形成。低碳教育的目的是增强公众低碳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当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人类社会正在遭遇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危害，并涉及个人自身时，他们的消费态度和行为倾向也会随之改变。公众会意识到，在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低碳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当低碳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共同行动目标和社会价值观时，全社会节能减排社会责任必然会逐渐上升，在此约束下的利他性购买行为和消费态度必然会改变，自我利益保护与经济利益回收、自然保护型消费必然会趋于一致，“过度消费”、“便利消费”、“一次性消费”必然会被适度消费、责任消费、文明消费等低碳消费理念和价值观所替代，并会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必定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2、培养低碳消费文化。目前，低碳消费还只是一种社会消费意识，还没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个体消费惯性、社会消费文化和个体消费价值观的差异都是造成消费者对低碳认知和最终做出实际消费行为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消费文化对消费者最终的消费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低碳消费的社会文化强度较弱，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如果低碳消费社会文化强度高于个体消费价值观，那么个体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购买甚至是持续购买低碳产品。解决这个问题，唯通过教育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和以此作为生活目的的价值观念，摒弃极力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和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提升低碳消费社会文化强度，进而促使低碳消费文化养成。达成这个目的需要在公民中积极倡导发展性和智力性消费，鼓励公众在消费时间内多参与以提高和发展为目的的看书、读报、学习知识技能等活动；要积极倡导自发性和主动性消费，通过消费满足公民个人的爱好，培养良好的个性，自觉抵制攀比性消费；要积极倡导精神性消费和文化消费，反对过度的挥霍性和炫耀性物质消费，通过降低文化的消费门槛，让普通群众有能力也有机会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要在全社会开展低碳消费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让公众直观感受到传统的高碳消费方式给自然、社会造成的破坏与污染，改变社会舆论导向，使“低碳消费”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让“低碳消费文化”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使得低碳消费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人消费意识的一种，形成“低碳消费”的社会氛围。

二、引领低碳消费模式，建立健全政策体系

低碳消费与低碳经济密不可分。低碳消费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要落到实处，政府的引导至关重要。要引导公众逐步形成低碳消费的习惯，要尽快建立健全和完善低碳消费政策与制度体系。

1、将低碳消费纳入政府规划。政府要制定全面、长期、明确、可行性强的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和工作规划，在产业布局、能源、交通、建筑、金融等各个领域拟定标准和目标，为低碳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政策、技术、资金保障。要设立专门的低碳考核和监督部门，建立健全长效的运行机制和考核监督机制，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把低碳发展作为政府行为纳入政府目标管理。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要率先垂范，认真做好低碳消费的引导者和先行者，充分发挥引领指导作用。

2、将低碳消费纳入法制轨道。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积极推动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公平性、持续性，使各项行为都有法可依。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与《环境保护法》等。但从总体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标准等技术法规，有关的配套措施不到位。因此，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实际情况，运用相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等方面实施有效激励与监督，协调各方面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利益矛盾。

3、将低碳消费纳入体制保障。完善的宏观管理体制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政府应推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完成“碳交易”模式；建立企业准入制度，完善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环境标志和能效标识的认证体系，没有绿色认证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保证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碳排放量不超标，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人；建立低碳产品流动市场管理体制；完善低碳金融制度；通过税收，抑制消费主体的高碳消费方式；建立低碳经济信息披露制度和举报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导向作用，对企业和生活展开全面的监督和舆论指导。只有上下联动，共同促进，才有助于我国低碳消费模式的渐进转型。#p#分页标题#e#

三、推动低碳消费模式，发挥中枢、桥梁作用

企业既是全社会推行低碳消费方式的“瓶颈”（企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也是“桥梁”（企业也是低碳消费产品的提供主体,是联系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性消费的桥梁）。只有企业提供了低碳节能的消费品,使公众消费产品时根据低碳化程度有所选择,才能有更广泛、更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只有低碳经济成为企业的一种“集体行动”，更多企业自觉地转化为低碳企业时，我国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才有现实的基础。发展低碳经济既需要政府主导，也需要实施节能减排的主体---企业，始终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行为，及时把握政府的政策动向，将低碳战略转化成发展理念，采取低碳经济的运行模式，建立起低碳经济的责任制度。

1、要积极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低碳化新能源产品，尽可能减少碳排放，切实做到低碳制造。要提供低能耗环保产品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创新、研发新技术，围绕节能减排、环境脆弱、低碳经济等重大问题，提高资金利润率，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企业在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要降低管理成本，有效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实现低碳办公，在各项环节上想办法减少工序，提高效率。

2、要转变企业增长方式，由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变，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要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力求占有一大批可信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全面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提高企业内部劳动者的素质，选拔和培训优秀的产业工人；要把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抓住“低碳”乘势而上。

3、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制定和完善本企业的节能低碳目标体系。要制定增设节能低碳目标项目的发展规划，用企业规章制度严格规定产品在生产、流通领域内的碳排放，保证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最低消费篇8

一、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一)投资率过高导致消费率偏低。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逐年上升，储蓄率过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最终分两部分：储蓄和消费。近年来，当最终消费率走低时，居民储蓄存款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时，随着储蓄的增加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消费率相对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率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扩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要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下工夫，但从地方的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比较难，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因此，要加快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形成了大搞建设的投资热潮，其结果是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导致投资的过度膨胀。

(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低收入群体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低，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虽有较大提高，但其增幅却一直低于GDP增幅，导致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199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2％，比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低。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低1.3个百分点，直接拉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可见，居民收入增速缓慢及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导致居民消费率低下。

(四)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当前，居民收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失业人员、企业的减员增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收入不乐观，居民预期支出也不确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改革也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

二、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一)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

1.适度控制投资规模。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来一段时期，为保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较高水平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只有这样，消费率才能逐步提高，才有利于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合理增长。

2.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要消除地方政府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现象，必须从完善体制入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根据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划分，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在财税、金融、投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分工和职责。

(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如，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大力消除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更多的机会。出台优惠政策帮助城镇中低收入者增收，逐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同时，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另一方面，必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是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尽量使经济发展的财富更多地分配到居民手里。二是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使个人收入分配更加规范化、公平化，让更多的人更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努力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最低消费篇9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道德 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们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了人们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的提升与改变。而这一变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物质文化消费领域得到了凸显，并且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家庭及经济背景的不同，当代大学生消费的水平和模式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作为一个没有经济收入的纯粹消费者来说，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意识、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已经与社会公众接近，并且在消费领域中显露出与已有经济收入的新富群体靠近的趋势，而这种高消费的行为出现在了无收入或者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中，这种超越于自己学生身份的消费现象值得每个人关注和深思。高校和社会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理念和行为。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生消费的现状，阐述了大学生消费道德的内涵和重要意义，总结了大学生消费道德教育的途径。

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现状

在当今经济、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了社会中消费的生力军，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中国青年校园先锋文化有限公司公布的《200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态研究报告》表明：不同于一般公众的认知，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每学期的平均支出为4819元，而经常性的负债消费的大学生比例超过10%。他们具有明显的品牌偏好。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的年度可支配收入在8000-9000元之间。将大学生在两个假期的消费支出计算在内，我国大学生每年的平均消费支出在一万元以上，超过了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这里仅仅是平均水平，由于南北方地区经济的差异，南方一些大学生的消费还要高一些。在学生群体中，这种高消费（不仅是高档消费品，还包括高级消费模式等）已经不是新鲜事。所谓的大学生新三大件（手机、电脑、数码相机）刚刚成为旧事，要求学校为学生开辟停车场的话题又一再出现，当然这里指的是轿车。“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用，两三千是扮酷，四五千元真大户”。这个流行于大学校园的顺口溜，其实是很多大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具体来说，大学生消费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提高自身的能力而再充电不惜钱

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大学生在学校已经不满足于自身专业，为将来在社会中更有竞争力，于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可以获取证书的学习班和等级考试或资格考试，而参考书、培训费、资料费、报名费等相关费用加起来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但通常在这样的消费项目上，家长是最支持的。

（二）为“吃、穿、住、行”而花钱不算账

在吃上，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就餐消费已经超越了温饱的标准，讲究气氛、档次和时尚。校外聚餐的费用和名目与日俱增，麦当劳、肯德基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在穿上，普通消费向品牌消费、甚至是奢侈品转变，衣服、化妆品、首饰等单件动辄上千元。因为当代的大学生不再是两个人的独生子女，而是父母和祖父母六个人的孩子。同样，在住上，也不愿住在学校十个人左右的大通间，而是住进了高级公寓。在行上，以往校园简单的“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被打乱，校区的扩大，使得学生的出行必须有相应的交通费的支出，出租车、高级轿车在校园门口越来越多。另外，泡吧、K歌、蹦迪等成人消费在大学生中也广有市场。

（三）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大学生的信息费用暴增

在网络市场，最忠诚的消费者就是大学生，宿舍里有时间和照明的限制，而独立自由的的大学生更多的愿意呆在网吧里。学校周边的网吧是不会担心挣不到钱而倒闭的；校园里频繁更换新款手机的学生大有人在，通信费自然不会低。手机、电脑、DV等让工薪阶层购买前都掂量再三的“奢侈品”，如今在大学生中见怪不怪了。

当然，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了人们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学生消费的非理性，追求高消费，“贵族化”的趋势不容乐观，这种现象一旦成为校园中的常态，对个人、家庭、社会来说都增加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它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表面上看消费是个人行为，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影响了亲人间的感情，对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还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校园人际关系，增加了学校教育管理的难度，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生个人来说，这一时期形成的道德观念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且与其人生观、价值观、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在资源巨大消耗的社会中，谋求社会经济，家庭和谐、个人成长的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引导、教育大学生进行适度、适当并合理的消费。

低碳经济下引导、教育大学生科学消费的重要意义

消费道德即消费伦理，是指在整个消费活动中，以善恶为标准来评价在消费行为中的价值取向以及消费者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原则的总和。它一般通过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在知晓善恶、是非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消费传统和习惯，从而指导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道德对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消费道德作为社会一般道德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内容无疑会随着人们消费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社会道德的变化而变化。在日常的消费行为中，在消费的数量、内容和方式上，人们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影响。

低碳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更经济、更讲究生活质量与消费性价比的经济，是一种基于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从生活理念到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是一种全方位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革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虽然持续、快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依赖于资源的极大消耗，现行的消费模式下消费者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影响了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关系。由于受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奢侈消费、挥霍性消费、面子消费、透支消费以及一些不健康的的消费有增无减。造成了大量资源得不到有效使用和浪费，使我国的资源压力不断增大，甚至消耗过度出现结构性危机，这将必然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就现在的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模式，无论是高端消费，还是中低端消费，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理性成分。从衣食住行到学习、文化娱乐等，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具体行为很多都与低碳经济的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发展低碳消费，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是中国当代大学生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担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国家、企业和公民的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低碳消费下科学消费道德的引导与树立

（一）培养和树立当代大学生的低碳消费理念

低碳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消费领域的变化并非是自然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变化需要经过消费者不断克服长期形成的消费模式、消费倾向惯性，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社会不断引导，近年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已经开始转变，不断理解并接受低碳消费的科学理念，培养文明的低碳消费方式，但仍然有部分人对低碳消费观念还存有疑惑或者不赞成，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消费者等社会各个方面应该共同努力，广泛宣传可持续发展经济、节能减排、环保生态、低碳消费等科学知识，利用媒体、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引导每一个人构建低碳消费意识，了解低碳消费的内涵，使人人都认识到节约资源、生态环保、低碳消费对自身的重大意义，让每一位消费者回归理性消费，改掉以往不良消费习惯，树立科学、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成就绿色消费、低碳消费。

（二）培养大学生的消费道德从自身做起

低碳消费其实需要的先是一种态度，然后在个体行为的实施上逐渐形成一种习惯，最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定型为一种价值观而最终成为指导个体消费行为的理念。在大学生的群体中，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范围相对简单一些，所以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枝末节做起，改掉不良的消费习惯。如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不购买过多和昂贵的服装；不吸烟、少喝酒；坚持步行上下学，出门少打的；随手关灯，使用环保购物袋，不用一次性餐具；尽量少去泡吧；废旧物品再利用等，在可选择、可替换的条件下，首选自然、环保、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低碳生活的具体表现，其实它就呈现在我们生活周围。

（三）实现大学生个性化消费和多元化消费的有机统一

在这个崇尚和彰显个性的时代，物质资料的丰富使得大学生是最有个性的群体，自然也是个性化消费的主体，他们正处于社会角色变换最频繁、自我彰显、自我需求不断扩张的时期，以传统模式中的一些消费习惯去要求他们“节约”消费，显然与他们消费的时尚，消费的青春和活力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财商”，这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素养的要求。“财商”是指一个人在财务方面的智力和能力，即对钱财的理性认识与运用。在消费中，敢用钱并不难，难得是发挥钱财在某一事项中的最大功用，而这种恰恰是生活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所缺乏的。他们往往具备消费的冲动和能力，但缺少消费的合理和适度，即消费理性。常常发生自不量力的消费（也就是所谓的“透支”消费），所以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财产的统筹安排，实现个性化消费和多元化消费的有机统一，应成为现代大学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四）建立健全低碳消费政策与创新的政府导向

低碳消费要落到实处，政府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消费行为的影响，政府部门通过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表率，将部分科学的低碳消费制定为政策，鼓励企业和公民进行低碳消费，对于开发低碳产品，生产和制造节约能源的企业给予大力扶持，在企业贷款、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在学校中，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如能创造一些更加简单实用并节约资源或能源的产品、方法等也可以由政府或者给予奖励，并予以推广。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社会建设之栋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培养大学生的低碳消费道德，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着经济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卢嘉瑞.消费主义在中国：表现、危害及治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4)

2.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3.苏恩.低碳消费新主张[J].中国纺织，2009(12)

最低消费篇10

所以，随着中国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多数产业逐步走向成熟，中国企业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企业的结构必须与市场结构一致，越是大企业，只要以国内为目标市场，越是不可能超越整体市场结构。

刚刚解决了温饱和小康的消费者，正在走向以中端为主的消费结构。中国的中端市场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中端市场，做中端的能力将成为龙头企业基本的生存能力。但从低端向中端升级，不仅需要实力，更需要智慧。

结构升级从中产入手

中国企业从低端向中端升级，往往经历这样的路径：低端—高端（伪高端）—中端，而不是简单地走“低端—中端”的路径，这是中国中端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国是个典型的M型社会（或者说是心理上的M型社会），其典型特征就是中端消费者的缺失。所以，中国企业的市场营销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企业占领低端市场，而高端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跨国品牌的天下。中端市场的缺失，使中国企业的升级面临着无路可走的窘境。

李宁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原来的低端品牌想转型，结果遭遇“中产阶级”陷阱。中产阶级的消费，不是趋高消费，就是趋低消费。中端消费是个“泥泞的中间地带”。

中端消费者的缺失，既表现为收入的缺失，也表现为心理的缺失。中国企业的升级，必须从认知中国的中产阶级入手，他们才是中端消费的主力。

尽管调查数据显示有三成中国家庭已跨入中产行列，但很多人感觉自己“被中产”了，说明多数中国人不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与身份认同的心理有关。

中产既是一种收入划分，更是一种消费心态。见识和消费过高端甚至奢侈品，不以消费高端为喜；有足够的购买力消费附加值较高的中端产品，是中端消费的主流；即使购买物美价廉的低端产品，也不以为耻。因而，中国企业的升级，首先面临的不是收入问题（消费能力问题），而是身份认同问题。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一部分满足基本的生活或生存需要，低端产品多数属于此类消费，附加值低，物美价廉，属于理性消费；另一部分满足社会认同需要，通过消费获得社会认同，属于感性消费，甚至是狂躁型消费。比如：香烟在中国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普通消费者的低端消费，以及大量的高端“面子消费”——社交性消费。

电视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专家们预测14寸电视应该是主流。但当收入极低的中国消费者跳过14寸、18寸，直接购买21寸电视的时候，专家们才发现预测失误。这种现象在中国很常见。当消费者购买属于身份认知性的产品时，往往会跨越一个消费层次。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者，除了部分高收入者外，也包括很多中低收入的消费者。

满足“身份认同消费”

身份认同消费有两种情况：一是自我身份认同。比如：因为我是中产阶级，所以有着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二是社会认同。比如：因为我敢消费高端商品或奢侈品，证明我有钱、有品位、有身份，炫耀性消费就是如此。

成熟社会的价值消费，通常是第一种身份认同消费。追赶型国家的消费者，个人身份的变化很快，第二种身份认同消费很普遍。所以，中国人在价值消费领域总是表现出一种与收入不相称的消费行为。中国人在国外旅行，人均消费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并不证明中国人特别有钱。实际上，日本和台湾的旅行者同样曾经表现出这种消费方式，但现在的消费反而更加理性。

一个有着自我身份认同的人，心理是强大的，消费不容易受环境影响，消费是因为自己需要。一个寻求社会认同的人，很在乎其他人的看法，消费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

如此分析，就能发现中国消费者有三个特点：第一，收入水平整体提高，有着价值消费的能力和意识；第二，自我身份认同不高，自我身份认同低于收入水平，并且有着改变身份认同的愿望和收入能力；第三，价值消费最好能够带来有利的社会身份认同。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发现曾经被认为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着理性的理由：一是低收入消费者购买与收入明显不对应的奢侈品消费（偶尔）；二是中产阶级消费的不是中端价值型产品，而是有着高端形象的中端产品。

有着高端形象的中端产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品牌或产品形象有高端印迹；二是价位属于中端价位。中国企业的升级，必须满足消费者这种由于身份认同带来的价值需求。

这就意味着从低端向中端的直接升级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升级有两个特点：第一，价格上属于中端；第二，品牌或产品形象属于低端。比如：如果伊利、华龙、白象、双汇等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改造成金伊利、金双汇、金华龙、金白象，即使产品品质真的不错，但由于这些品牌在形象上整体属于低端，这样的升级也很难被中国的消费者接受。

瞄着月亮打飞机

打造一个看起来像高端的品牌或产品，然后“高开低走”，稳定在中端价位。这样的产品，形象高（价值型、身份认同）、价位合适（与购买力相对应），这才是中国企业升级的正确做法。这种做法被戏称为“瞄着月亮打飞机”，或者“求乎其上，得乎其中”。

很多企业升级成功，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比如：

华龙没有升级为“金华龙”，而是“今麦郎”，最初感受像高端产品，现在已经是中端价位。

双汇的升级产品不是“金双汇”，而是“王中王”，双汇王中王最初定位于高端，初期销量也不大。但蒙牛的升级产品“特仑苏”，看似高端产品，却位居中端价位。

雪花啤酒，最初是高端定位，但随着价位下调，销量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中国单一品牌销量最大的啤酒。

这种升级方式，能够给刚进入价值型消费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心理利益，也更利于消费者获得社会认同。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消费者从价格型消费转向价值型消费，并不是循序渐进的，在心理上是跨越式的。但受制于消费能力，又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所以就会树立一个“伪高端”的价值标杆，同时满足消费者的价值诉求与支付能力这对看似矛盾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