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治理十篇

源头治理篇1

关键词：治理超载：从源头抓起

从2007年12月开始，山西省启动了新一轮的治超行动，1年多的时间，全省超载率由8％～11％下降到0.2％，基本杜绝了车货总重55t以上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道路通畅率明显提高。客车正点率由60％提高到91％，国省干线公路桥涵受损率下降了89.1％，县乡公路桥涵受损率下降了60％，长期存在的超载超限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从山西省的治超成果来看，要从根本上根治这一顽症，必须政府牵头、部门联手，创新机制，从源头抓起。

1 车辆超限超载的危害性

1.1　对公共安全的漠视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把超限超载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为，车辆超限超载后，对其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轮胎负荷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使得驾驶员难以在有效时间、有效距离内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易导致交通事故。近年来，超限超载成为与超速、酒后驾车并行的三大“杀手”。超限超载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漠视。

1.2　对公共产品的滥用

道路是国家财产，同时也是公共产品。道路这种公共产品除具有一般公共产品所共有的公众使用权利平等、使用机会平等，用公共财政建设、养护、管理的特点外，还有“有限性”和“周期性”的特征。超限超载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对道路造成损坏，使得这一有限资源被不正当使用。不仅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剥夺了他人使用道路的机会，而且也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1.3　对公平竞争经济秩序的破坏

超限超载刚出现时是使车辆用户为了获取暴利，但当社会出现“趋同”现象时，就必然造成恶性竞争，一方面“驱逐”了不超限超载的合法经营者，另一方面又使得超限超载自身走向“微利”乃至“亏损”状态，“不超限超载就不能挣钱”恰恰是超限超载的恶果。

2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治超”费用较高

现行的治超模式是依托原有收费站和治超站。结合计重收费、治超检测、劝返、卸载、罚款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治超”模式的费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设备费用：计重收费的主要功能部件由称重系统、轴类型识别器、红外分车器以及收费工控机4部分组成。收费公路为将现有收费系统改造为计重收费系统，需要安装计重设备、改造现有收费台，那么总费用包括以上安装计重设备的费用、改造现有收费台的费用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费用支出。

运行及维护费用：中国地域辽阔，计重及检测设备的后续服务等都要花费一定的运行及维护费用。随着中国公路里程的不断延伸，设备及运行和维护费用也会增加。 人员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统一治超期间，上路检查的执法人员在20万人左右，执法人员的工资、补助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2　操作存在一定难度

现行“治超”模式主要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卸载和劝返。由于卸载的货物品种繁多，在强行卸载的情况下，路政部门必须考虑货物的堆放场所以及货物是否安全、是否腐烂变质等问题，同时卸载以及卸载货物的处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执法人员不仅要反复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还需要有耐心地去作思想工作，并且需要驾驶人员的配合，因此操作难度较大。

2.3　巩固“治超”成果难度增加

现行的治超模式重心是在路上查、堵，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治超站，一旦治超站稍有放松，极易出现反弹，这也是目前治超面临的难题之一。治超成果难以巩固。主要体现在：

短期集中联合执法，七部门(或九部门)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但难以长期坚持。而且这种执法必须每天24h不间断，一旦出现盲区。运输经营者就会找到漏洞，乘机超限超载上路。

治超工作对一线员工的忍耐性和细心性也是一种考验，整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司乘人员和车辆，工作的全部就是查检和测量，技术含量不高，再加上目前对人员提升和考核的政策还处于研究状态。使工作人员难以看到个人的长远发展空间，所以长期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一线员工难免觉得乏味和枯燥。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难以长期保持。

3　山西省治超工作经验分析

3.1 坚持政府治超，形成政府主抓、部门联动的治超格局

山西省委、省政府把治超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由行业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确立了市、县政府是治超的责任主体，市长、县长为治超的第一责任人，独创了“一横两纵”的治超体制。建立了“管理无缝隙”、“责任网格化”的监管模式，形成了政府主抓、条块结合、区域协作、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3.2　坚持依法治超，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山西省从完善法制人手，省政府出台了2个政府规章、6个政府文件，省人大已将《山西省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条例》列人立法进程，各相关部门还制定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办法。完善的法规体系，解决了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宽泛的不足，赋予了执法部门暂扣生产工具、查封生产场所的强制手段，化解了源头治理无依据、行政处罚无手段、责任追究难落实的矛盾。

3.3　坚持源头治理，实现标本兼治

山西省在治超过程中，注重“堵”、“疏”结合。在全面加强路面执法监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源头治理上，调动和发挥公安、工商、运管等部门的力量，把好车辆标准、源头装载、货物运输“三个关口”，对公示的1.1万户货源企业实行派驻和全天候巡查，基本上把违法超限超载问题遏制在源头，解决在苗头。

3.4　坚持责任倒查和重奖重罚，严明工作纪律

不到两年时间，有400多名干部因治超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10家企业受到处罚。还有一名在职县长被免职。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对治超成绩突出的市县，给予奖励；对治超反弹的市县，实行交通项目限批。

4　治理超载的几点建议

4.1　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公路保护条例》已经列入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有望2009年能够出台。各地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争取地方立法资源，推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出台，使治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2　有关部门应尽快颁布强制性标准

从汽车的生产、改装、牌照发放年审、使用等4个环节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各汽车生产、改装厂家要严禁生产“大吨小标”等违规车辆。对新出的违规车辆一律不发牌照，对已使用车辆，不予通过年审，并要求限期淘汰。

4.3　加强货物源头装载管理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制定出结合本地实际的管理办法，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公安、安监、工商等成员单位的支持，加强信息互通，建立源头管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对于进驻检测点的运管人员，要在市治理超限超载领导组的统一领导下。做好进驻准备工作，加强对货物装载源头的监管，确保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不出厂、不出站。同时，加强道路运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严格落实黑名单制度。对确认的违法超限运输企业和车辆，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的审批发放等多个环节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4.4　加强路面执法力度

保持依法严管态势，坚持交通、公安联合开展路面执法不松懈。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依托现有治超检测站点，采取固定检测与流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路面执法监管力度不降低。在治理对象上，要以车货总重超过55t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为重点，联防联控，严禁此类违法车辆上路过桥。

4.5　加强收费监管。解决居高不下的各种收费

源头治理篇2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时常发生供应商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现象，不仅扰乱了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损害了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政府采购环境，助长了腐败现象，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串通投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质上是信用缺失的不正当竞争，其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由于串通投标的手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加之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无论是采购机构还是监督管理部门的手段又相对有限，在实际工作中对串通投标行为的查证、认定和处理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有效遏制串通投标现象的发生，必须构建长效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串通投标现象、成因及防治对策作一浅析。

一、围标串标和陪标主要表现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及(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对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行为没有界定，也没有列举哪些情形属于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行为。而围标、串标和陪标手段比较隐蔽，除非起内讧，否则，不容易被发觉和掌握证据。但是，通过蛛丝马迹还是能识破串通投标行为的。串通投标的基本特征是人为操纵投标报价，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排挤或限制其他供应商进行公平竞争。

供应商之间串通投标主要表现：一是编制的投标文件内容、编制风格相似，有的甚至出自同一模板，表述上的错误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完全一致。二是投标报价有人为拉动痕迹。政府采购一般采用综合评分法，在价格分的计算方法上采用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价格分为满分。陪标供应商为了确保陪标对象中标，故意提高自己各项分项报价和费用测算。三是故意制造无效投标或者弃标。无效投标的发生有时并非供应商粗心所致，而是故意而为，或法人代表未签字，或投标文件份数不符，或报价漏项、重复计价等，只有一家作出了实质性响应。

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与供应商之间串通投标的主要表现：一是透露信息。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将能够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信息(如获取招标文件、勘察现场供应商名单，以及在招标文件中没有详尽表述的技术和方案要求等)透露给特定的供应商，造成投标供应商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二是差别待遇。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通过操纵专家评审委员会在审查评选标书时，对不同投标供应商相同或类似的投标文件实行差别待遇。三是“量身招标”。对意向中的特定投标供应商量体裁衣，设置技术和商务要求，以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四是控制授权。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故意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某种资质(如生产厂家授权等)，只有意向中的供应商才能拿到授权，从而操纵中标结果等。

总之，在普遍缺乏诚信机制制约的采购活动中，串通投标形式五花八门，手段也越来越隐蔽，让人防不胜防。高水平的串通投标已经发展到从形式上和招标文件中找不到丝毫瑕疵，而且令政府采购中心无奈的是，许多时候只能从逻辑或表象上推测是串通投标而拿不出证据证明，凭空指责，供应商一旦抵赖，将难以应付，只能是任心中怒火焚烧，或是等到当围标串标的供应商之间关系破裂，真相曝光时才能攻破串标堡垒。

二，围标、串标和陪标成因

供应商之间、供应商与招标采购单位之间进行串通投标，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通过串通投标的“合法”形式，捞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政府采购活动中串通投标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激烈。政府采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和企业采购，政府信誉好，付款比较及时，供应商和政府采购单位容易沟通，所以政府采购活动越来越受到供应商的关注，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曾组织一个预算100多万元的项目，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就达24家。这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必然形成激烈的竞争，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要想获取政府采购合同，必然竞相降价。

二是制度上的漏洞给串通投标以可乘之机。(《政府采购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同时又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这种制度上的漏洞给采购单位和供应商串通投标以可乘之机。比如，一些采购单位往往以保证采购项目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为由，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投标货物必须有生产厂家授权，必须具备何种资质，注册资金要达到多少万元，必须有何种业绩等等。这些堂而皇之的合法合理要求，实际上暗藏玄机，为意向中的供应商清除障碍，铺平中标的道路。制度上的缺陷还“唆使”采购单位“哀求”供应商参与陪标。一些软件、硬件或系统升级项目，为了保持配套或项目的一致性，只能从原供应商处采购，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单一来源采购条件。一方面采购单位不是嫌办理采购方式变更审批手续复杂，而不愿意办理采购方式变更审批；另一方面采购监管部门担心批准单一来源采购存在风险，而不愿意批准。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单位非常乐意花钱雇人来陪标或授意原项目供应商去找“托”，保证投标供应商有三家使得在形式上合法。这种做法，助长了串通投标的歪风。

三是评委信用缺失。有的评委专业水平、职业操守、信誉等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要求的差距较大，存在集中采购机构使用和监督管理部门管理脱节的现象。在评标现场有迹象表明评审专家有倾向性，甚至明显倒戈，采购中心除了提醒、敦促评委恪守职业道德，按照要求独立发表评审意见外，不能有任何作为，更奈何不了评委。

四是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健全。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存在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罚则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政府采购法》已经施行了五年多，至今没有出台实施细则。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虽然有对供应商恶意串通和投标人串通投标应如何处罚的规定，却没有给围标、串标和陪标下过定义，界定哪种情形属于围标、串标和陪标，由谁认定，怎么认定。

三、围标、串标和陪标对策

在招投标活动中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领域出现串通投标问题，给政府采购这项阳光工程投下了阴影。有效遏制串通投标现象的发生，必须构建长效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

一是要完善法律制度。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对围标、串标和陪标提出认定标准，由谁认定，怎么认定，认定的程序和方法是什么应作出明确规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应赋予评标委员会认定的权力，凡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属于串通投标，并被认定为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供应商，实行终身禁入制，相关部门在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以起到震慑作用。法律要明确规定采购单位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同时，要赋予政府采购中心拒绝采购单位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的权力，堵塞在采购文件编制阶段就给供应商提供串标的漏洞。

二是要扩大招标公告范围。招标公告不能在唯一的媒体上，还应在当地和省级以上媒体，以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参与。通常情况下，如果投标供应商在四家以上，串标的成本成倍提高，串标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三是完善程序。首先取消投标报名、资格预审、集中答疑和现场踏勘，采取不记名方式购买标书、图纸，最好取消招标文件发售。如果发售招标文件的，应做好保密工作，不得向他人透漏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可以实行招标文件网上公示和免费下载，让广大供应商充分了解招标各项要求。工程采购要借鉴货物和服务采购的做法，赋予供应商在一定时限内对招标文件质疑的权力，最大限度消除人为设置投标“陷阱”，搞“对号入座”的现象。其次，严格审查招标文件，必要时请专家审查把关和网上公示。第三，实行分段式操作。政府采购中心和中介机构对编制招标文件、组织评审活动和签订合同要三人分段操作，编制标书的不组织评审活动，组织评审活动的不组织签订合同。第四，在评标方法上下功夫。如果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在招标文件中规定一个报价幅度，不合理的投标报价将被拒绝。对于货物和服务项目的招标，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要求，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加大信誉分的权重。第五，严格评审。采购人代表及其相关人员可以不出席、不参加具体评审活动，评委在隔离的区域内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独立评审，不与采购单位人员和供应商发生正面接触，独立提出评审意见。有的项目实行评委流水作业，分段评审，一个评委只负责投标文件某一部分的评审。第六，加强对评委的考核。政府采购中心对评委有权进行监督、考核，考核意见直接与今后是否继续聘请挂钩。

源头治理篇3

委员们围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立意高、内容实、写法新、接地气，并就土壤污染、水污染等与农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如今，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健康发展。”省政协委员、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表示，农业与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实事求是地讲，农业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重要的污染源。很多面源污染问题就是农业造成的，如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反过来使农业受害，因为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我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绿色无公害的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受到环境制约。因此，对于环境问题我们要给予充分关注，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力度，还农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土壤环境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关于土壤污染治理问题成为此次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现在农田重污染非常严重，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全国耕地污染比例接近1/5，这是相当惊人的。而且土壤污染治理成本极高，济源一片50亩的严重污染土地治理成本就高达800余万元，确实应该下大力气从源头上加强治理。”省政协委员、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牛河钧表示。

“我们现在的土地治理其实只是解决了平整土地的问题以及打井的问题、修路的问题。但是土壤里面，比如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灌溉水的污染等都非常严重，土壤一旦污染，需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修复治理。对于土地治理只进行平整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做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土壤问题。有好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好的粮食。因此，土壤污染治理应该提到议程上。”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厅老干部处处长彭显文的发言引起全场委员共鸣。

水质保护任重道远。南水北调工程为河南输入大量水资源，促进了河南农业、工业的发展，改善了沿线居民的生活品质。省政协委员、省南水北调办主任刘正才建议，省政协和政协委员要继续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调研力度，为南水北调生态廊道建设建言献策。

源头治理篇4

    一、“一把手腐败”与党政领导体制改革

    在当前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腐败”现象最为突出。无论是从发案的绝对数量还是从当年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总量中所占比例来看,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即俗称的“一把手”腐败案件发案率和涉案金额中大案比例近年来都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一把手“前腐后继”的腐败接力赛。据统计, 目前 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中,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4]从大案在“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所占比例来看,1999年“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大案比例是51 8%,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5 1%。[5]

    “一把手腐败”案件的高发频发说明它已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前腐后继”的理性行为,属于制度性腐败。其深层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为“一把手腐败”提供了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同时反映出对“一把手”约束机制的软化。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是“一把手腐败”得以猖獗的主要根源。因此,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成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一把手腐败”的关键。

    首先,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机制。在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和逐级向上负责的体制中,腐败的“一把手”只要“搞掂”与其直接上级的关系就可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而畅行无阻。只有实行选举民主,将“一把手”的选择权交给选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力授受机制,也才能使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从而彻底打破各种各样的关系网。选举民主的突破口是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有人建议,各级党的“一把手”应当坚持差额选举,同时应当实行严格的任期制,任期内不得随意调动,并对连任届数做出明确规定。党代会应当实行常任制,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凡重大 问题 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实行票决制“一人一票”。[6]“一把手腐败”的主体是乡村基层干部,因此推进基层民主对于遏止“一把手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村委会直选推动了 农村 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即首先由党员和村民进行民主推荐投票,然后党员根据民主推荐结果正式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形式较好地解决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结合问题,并增加了党支部书记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合法性。两票制选举目前正由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在农村基层干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一些地方开展了乡镇领导选举方式改革。步云乡在2001年底举行的乡镇长换届选举中采取全乡选民选举出唯一的乡长候选人再由乡镇人大正式选举产生乡长的“两票制”选举方式,将直选的精神实质和程序的合法性有机地统一起来。[7]上述乡村基层选举民主的制度创新和程序创新代表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同时对于从制度根源上解决乡村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应当予以积极鼓励和适时加以推广。

    其次,从体制上解决“一把手”责任无限、权力无边的情况。“一把手”责任无限必然要求权力无边,否则难以承担第一责任人的重任。实行党政分开和政治与行政分开,就是为了明确党政领导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各自的职权和责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行党政分开,最重要的是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避免三种权力同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党委会要负责提名推荐政府首长和法官的人选,提出政策方针路线,交由政府首长去执行,并根据政府首长的执行结果决定其去留。党委会成员可通过法定选举程序进入人大常委会任职,实现党委会和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的衔接,党的“一把手”同时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要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有权挑选和任命副职官员和部门首长,同时改变党政联合决策联合发文的机制,将行政决策权真正交给行政首长,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政府向民众负责的责任政府体制来。在党政分开的基础上,还要落实政治和行政分开的原则。只有实行政治和行政分开,严格限制政治任命官员的范围,依法明确划分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各自的职责权限,事务类公务员实行 考试 录用、考绩晋升和常任制,才能使事务类公务员依法行政、 科学 管理,抵制“一把手”对自己职责范围内事情的不当干预。

    最后,实行参与式决策和决策过程透明化,从决策机制和程序上改变“暗箱操作”、“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等现象。所谓参与式决策就是保障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并在其中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决策方式。参与式决策的具体制度安排包括,重大事项决策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利害相关各方的意见;实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决策方案的设计和决策可行性的评估必须由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及与之相联系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建立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系统,搜集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评价并据此调整政府的政府。参与式决策的制度安排应当上升为法定的决策程序,不经过这些程序做出的决策应当被判定为程序违法而归于无效。决策过程的透明化,要求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因特网等手段对重大决策信息及时进行社会公示,并开辟专栏或专区鼓励公众就相关决策问题展开自由的、理性的讨论和辩论,开展决策者与公众的协商对话。在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总之,改革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同时又缺乏监督制约的状况,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治本之策。

    二、“用人腐败”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源头治理篇5

最近几个月备受人民群众关注的新闻里面，包括在海峡两岸引起热议的台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国内第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整治工作，这些新闻都属于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电信诈骗”案件。电信诈骗案件危害极大，国家对电信诈骗案件的打击与整治力度前所未有，全国上下正掀起一波严打电信诈骗的高潮。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猖獗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201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最高检、最高法等2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建立组成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全国打击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2015年10月9日，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会上表示，针对猖獗的电信诈骗，将抓紧研究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提高涉案资金查控效率。

源头治理是打击电信诈骗的重要环节。郭声琨要求抓住电话诈骗渠道和获得赃款渠道这两个关键环节，坚决禁止网络改号电话运营，整治违规出租电信线路、制作传播改号软件等不法经营行为，严格规范对“一号通”、“400”、“商务总机”等重点电信业务市场的管理，加强对电话卡社会营销渠道的管理，依法强制关停涉案诈骗电话。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坚决打击买卖银行卡不法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建立涉嫌电信诈骗账户黑名单制度。抓紧研究建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涉案资金查控效率，尽可能减少受害群众的财产损失。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愈演愈烈，发案数量年均增长20%至30%。其中，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疯狂实施电信诈骗，危害十分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湾，大陆公安机关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但至今仅从台湾追缴回20.7万元人民币。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表明，现台湾有近10万人以从事电信诈骗犯罪为生。

源头治理篇6

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不禁疑惑: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针对近几年来的社会危机事件,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做了诸多分析。概括起来,此类事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突发。一般由某件小事引发,由于围观和参与者增多,导致行为失控。这种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却多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政府失去公信力,加之政府工作人员处置欠妥,促使参与者平时集聚的怨气和不平找到发泄渠道。这其中也不排除敌对势力和消极人群的煽动,最后酿成政府办公地点被围攻,工作人员被殴打的局面。

二是社会转型中因心理失衡产生的社会危机事件。此类事件多由劳资矛盾、拆迁关系双方或者商家和消费者的矛盾引发,其背后往往存在企业社会良知的消失、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等原因,也有舆论引导不当造成的被动局面。

三是个体心理失衡引发的极端事件。因为社会疏离,个体的心理动态事先没有被发现,因而造成后果严重的悲剧。社会各方面对这些群体缺乏关注,忽视或蔑视他们的利益,社会应对心理危机的机构不健全。

总体而言,此类事件的参与者多数为低收入贫困人口,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失业、收入偏低,住房、医疗缺乏保障等原因,生活艰难,产生生存危机感,希望通过对抗形式维护自身权利。他们多半没有严格的组织、计划和准备,寄望凭借群体的力量声势和工具等,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甚至有人进而侵害更弱的对象。

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试图寻求公正的做法途径,但在过程中却遭遇不利。劳资矛盾、征地拆迁等多以安置费等财产利益为主要目的,要求公平正义;引发命案的,往往以明确的伸张正义为目的,也有的是为维护生存和法治的尊严;大量无关人员参与的,多起因于与民争利之类的粗暴执法行为或环境污染等。

归结起来,言路不畅、形式主义、使部分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化解,这是民怨集聚和矛盾得被激化的重要原因。

清理废止与上位法抵触的“土法规”和“土政策”

从法律视角分析,化解社会矛盾,就是要依据法律和条例,清理现有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社会矛盾纷争的焦点,多集中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单位系统内部的“土政策”上。而越是效力低、特别是规范性文件,其与上位法抵触的数量就越多。

以群体突发事件发生率较高的因动迁、拆迁补偿引发的事件为例:

目前,拆迁依据的仍然是1991年制定、2001年修订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与上位法抵触。依据《立法法》“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条例的法律位阶是行政法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的强制执行只能依据法律,但是这个《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效力位阶不够。其次,商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双方是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关系。公益拆迁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被拆迁方处于弱势地位。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第三,是一些省市制定的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等,多半放大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缺陷,使本来有缺陷的条例在具体执行时更是雪上加霜。第四,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出现,国家行政权力才可以对私人财产征用或征收。即使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征用私人财产,也要受法律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限制。商业拆迁行使公益拆迁权力的现象,应当自上而下,立即禁止。

再比如城管问题。1997年我国第一支城管大队在北京宣武区成立。自诞生以来,城管在全国迅速普及。但是,一直处于试运行状态,迄今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城管法规。

有关城管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城管的执法权问题。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法第16条就是这支队伍产生的直接法律根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国务院明确授权省级政府办城管的法规或文件是否存在且不说,即便存在,也没有用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所以,行政处罚法第16条并不能作为城管设定处罚权的直接依据,城管的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在这一点上,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或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执行违反上位法的决定和命令,损害国家法律位阶秩序,有损于国家法律的严肃完整性与统一性,也降低了国家机关自我维护修复、自我纠错机制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有悖于政府职能、执政理念和公务员的价值伦理。所以,必须坚持有法必依,建议国家权力机关,尽快清理废止与上位法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单位系统的“土政策”,规范政府的法规、规章、文件和执法行为。

改革目前一切有悖法治精神的制度

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本来可以采取调解、协议、复核、申诉、控告、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如今却出现游行示威请愿、聚众围堵、罢工、罢课等极端方式。这与我国民众法治历史文化的缺失有关,发达国家公民遇到纠纷习惯找律师,中国人却习惯找领导。这反映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薄弱,没有信仰法律的文化习惯。

中国的老百姓法治观念淡漠,但是崇尚“侠文化”,公平公正、伸张正义的观念却根深蒂固。违不违法老百姓不在意,但是,不可以不讲理。他们用一种善良、纯朴、原始、落后的观念,衡量是否“讲理”。

从当代史看,1949年建立新中国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十分薄弱,基本没有颁布什么法律。直到1979年我国才有了刑法和刑诉法。以后陆续出台一些法律的年份是:1980年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1986年民法、1989年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3年公司法、1994年劳动法、国家赔偿法,1996年行政处罚法、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

实行“依法治国”后,一些地方法规立法技术落后、立法理念有悖于法治精神。

法律是社会矛盾的最后一条底线。依据《立法法》,首先是具体法条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其次,法律、法规的制定,对调整相应的法律关系、对人的行为等都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立法阶段,这种导向作用是可预期的,是为了体现法律的抑恶扬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那么,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时,理应充分考虑具体法条规制的内容所产生的后果,权衡厉害;对该条款产生行为的各个逻辑锁链的可能性进行精密慎重的推断,以避免不利后果。

缩小宪法文本与现实差距

源头治理篇7

    1、贪污、挪用和为亲友非法牟利是石油企业领导人员腐败的最主要手段。企业领导人员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资产,直接操纵资金运作,直接从事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经济活动,这是目前石油企业运行的基本方式。但从石油企业运行机制的现状看,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产供销、人财物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等旧的机制已被打破,而新的机制未能及时建立或虽已建立但不够完善,为少数企业人员违规经营运作留有明显的缝隙,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非常复杂,金钱和物质利益诱惑强烈的条件下,企业人员直面金钱和利益的考验,而贪污、挪用和为亲友非法牟利是获取非法利益最直接的手段。因而,少数企业人员借改革改制之机寻找“空档”,胡作非为。在我们查处的腐败案中,涉及贪污、挪用、为亲友非法牟利的占%以上。(具体案例)

    2、“窝案”、“串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企业上下内外的合作与交流。但由于企业管理、监督等一系列制度的滞后因素,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市场经营合作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管控和规范,一些正常的经营合作行为往往演变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团伙犯罪。从查处的情况看,企业人员犯罪,往往是一个单位内多人合伙,或领导贪污、挪用,有关人员群起效尤,或内外勾结,共同犯罪,往往是办一案,带一串,端一窝。(具体案例)

    3、党政主要负责人“落水”成为日渐突出的问题。近年来,石油企业改革逐步深入,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职能权力相对集中,对发挥企业领导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促进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改革进程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等还不够健全,特别是不少石油企业实行“党政一肩挑”、“党政成员交叉任职”等领导体制,使企业的人、财、物大权集中在党政主要负责人一人手中。主要负责人既是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是企业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出现了事实上无法避免的权力偏轨运行行为。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无效,下级监督不了。尤其是少数企业领导,放松要求,自律不严,在决策上搞一言堂,在财务上搞一支笔,在用人上搞任人唯亲,滥用职权,恣意妄为,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资本”,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利润”。仅2000年以来我们查处的起腐败案中,“一把手”违法违纪的就有人,占%。

    4、权利谋色是国企腐败的又一典型表现。发展市场经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无疑给石油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机遇。但是,打开窗户,就会飞进苍蝇,西方的各种腐朽思想和堕落的生活方式也会亦步亦趋,侵入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肌体。一些企业的领导,经不起诱惑,逐步在酒绿灯红中丧失了党性,迷失了方向,生活糜烂,放纵挥霍,不仅以权谋钱,而且以权谋“色”,以利谋“色”。(具体案例)

    5、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国有企业腐败的必然结果。兴旺的企业是相似的,衰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部分企业效益下降,有的亏损,有的破产,员工下岗待岗,个中原因虽然复杂,但绝大部分亏损衰败企业的背后,必然是与企业违规经营,资产大量流失,经营人员腐败密切相关;必然潜藏着一伙蚕食企业资产的蛀虫。(具体案例)

    二、当前石油企业腐败发生的原因

    在国企改革改制日益深入的今天,由于法律制度的滞后以及管理上的漏洞、体制机制等诸多复杂因素,国企腐败案件的发生逐年增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人职位越来越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石油企业作为我国国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年来,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根治,还存在不少问题。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大多与一些职能部门不正确行使权力、滥用权力和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失范有关,有的背后就隐藏着腐败问题。加上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争权推责,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引发了不少腐败现象。

    1、存在滋生腐败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横向看,石油企业覆盖面宽,工程量大,资金周转数额大、名目多,加之管理相对不规范,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纵向看,石油企业生产过程的环节多、工期长,涉及到的每一个部门、环节都有产生腐败的机会和条件,每一阶段都有寻租的空间,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2、权力运做缺乏规范程序,滥用权力有较大空间。目前,一些石油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力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在权力范围内,随意性大,形成权力壁垒。二是权力运行缺乏规范、制约和透明度,权力滥用成为可能。承包、管理等等各方都有自己的权力范围,都有较大的寻租空间。如,有的单位和部门,握有国家投资的使用权,支出多少,与个人利益无损,国有资产流失,找不到责任人;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很难追究具体人的责任。在工程建设方面,承建方,主要是工程项目中标后,层层转包、分包,其中的行贿受贿、偷工减料等不法行为很难查证。管理及服务方各有说辞,管、卡、压不乏,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干预和插手工程招投标等活动,使问题更加复杂,难以查证。

    3、管理体制不健全,有法不依,依法行政不力。石油企业改革起步相对较早,但至今问题不少。其中,投资体制的不健全、不科学,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资金管理模式是一个重要原因。投资的管理和使用,缺乏法律约束,监督制约乏力,随意性很大。有些单位和部门使用国家投资款,无需承担责任风险,责任主体和资金管理虚化,结果出现不少说不清的经济问题。同时,一些职能部门思想观念滞后,依法行政意识淡薄,自觉不自觉地滥用了权力。一些单位反映:统一的政策在具体的管理中常存在“不统一的裁量空间”;部分工程项目始终游离于市场统一管理之外。许多企业认为:市场乱,主要不是企业造成的,企业存在的问题是“违规多、违法少”。

    4、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乏力。一是部分行政主管部门缺少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尤其缺少在权力行使中对所辖部门的监督意识,使得上级对下级最直接的监督缺位。有的认为监督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与行政主管部门无关。重权力、轻制约,重业务、轻反腐是普遍现象;二是监察部门监督乏力,特别是同级监督难度较大,无法有效实施,监督存在虚化。

    三、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石油企业腐败的对策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最根本的是要加快法制化建设,健全权力制衡机制和规范权力运用者的行为。针对石油企业腐败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当前,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力度,全方位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从我们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着力全方位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是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企业人员腐败的基础工程。一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要加强艰苦奋斗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始终保持良好的道德情操,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三是要加强法纪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法纪意识和自我监控、自我约束的能力。四是要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位人员的教育,在腐败现象高发区域构筑警戒线。当前主要是物资采购、房地产、建筑承发包等领域和企业对经济运行有调控权的热点部位人员。五是协调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和企业及党团组织齐抓共管,新闻、舆论、文化、教育多头并举,构建反腐倡廉教育网络和道德氛围。同时,从严查处腐败分子,防打结合,标本兼治,杜绝腐败现象的孳生。

    2、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准选好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石油企业更是国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品行和素质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因此,认真解决好党政主要负责人选用的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一是要按照上级的有关要求,克服识人视野不宽,选人渠道不多,用人机制不活的弊端,切实选准选好企业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二是要重视加强企业党委班子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教育管理,用严格的制度规范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用权行为。三是加强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权力监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现重大问题董事会决策,记录投票,责任兑现。坚持市场化和公开化原则,凡是产生利益差别的事情,尽可能采取市场化手段运作,减少人为因素。推行厂务公开,只要不是商业秘密,都要将决策程序、依据、结果公开,接受职工和群众的监督。四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定期谈话、汇报和党风廉政建设巡视等制度。上级领导定期约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同时为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条件。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要结合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定期向上级书面汇报自己履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情况。同时,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通过派出巡视员,加强企业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日常监督和检查。

源头治理篇8

一、建立治理工作长效机制

按局部、省、市相关文件指示精神，市运管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拟制印发了《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对治理工作目标任务、工作要求、阶段划分、责任分工进行了明确。

二、加强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管

各区县运管机构根据区县政府批准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针对容易发生超限超载的矿山、水泥厂、煤场、沙石料厂等道路货物运输量大的货运源头，就超限超载运输监管的共同点与重要环节，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巡查监管制度。自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全市源头治超共出动车辆416辆次，参加治理执法人员1170人次。

三、加大打击非法改拼装车辆力度

各区县运管机构在道路货物运输及相关企业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时，严格按照许可条件予以把关，从源头杜绝了不合规车辆进入运输市场。各区县运管机构在政府主导下联合相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汽车维修市场进行规范整顿，对非法改拼装货运车辆的维修企业，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维修企业改装车辆检查巡查人员482人次，出动车辆404台次。各区县运管机构共收到各地相关部门超限装载和非法改拼装抄告318台次，已责令企业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处理，并严格按照《四川省公路保护条例》规定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吊销企业车辆道路运输证共9个，发放停业整顿通知书共5份。

四、大力营造治理氛围

自道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以来，各区县运管机构深入各乡镇及货运源头单位和货运集散地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悬挂治超宣传横幅。并对企业负责人及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就《四川省道路货运源头管理办法》内容和治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企业所承担的义务进行了详细讲解，要求源头企业在醒目位量设立源头治超警示牌。

五、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我局加强源头治理执法队伍建设，落实人员编制和工作职责。源头治超执法人员均参加了执法培训考试，也都取得了执法资格，实行持证上岗，实施源头治超执法时按规定着装和佩戴标识。我局今年对全市执法人员开展了培训教育，通过培训学习，提高了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坚决杜绝源头治理工作中“三乱”现象的发生。

六、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1、目前，我市源头超限装载现象虽大部分已经得到遏制，但是仍然还有少部分车辆存在超限运输行为，我局将在省运管局、市交通局的领导下持续开展源治超工作，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源头治理篇9

[论文摘要反腐致妥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致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使人对腐败不愿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反腐败斗争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无论从党和政府所花费的精力和采取的措施来看，还是从每年惩处腐败分子的数量来看，反腐败工作的力度都是不小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腐败现象仍是打而不衰，腐而不败，一些层面和环节上的问题依然严重，不断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令社会震惊，无论是案件数量、犯罪金额、腐败主体职级、涉及领域、还是作案手段和形式等，都比以往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正如尉建行同志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原因，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工作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民众普遍认为，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头等社会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底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反腐倡廉要治标，又要治本，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我们党指导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重要方针。抓源头是一项带有实质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不抓源头，反腐败反不胜反，查不胜查，纠不胜纠。只有准确地抓住源头问题，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树有根，水有源”。如果说腐败是“毒草”，那么要彻底铲除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根;如果说腐败是“祸水”，那么要彻底治理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源头。腐败现象打而不衰，说明它的源头未能斩断。腐败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存在于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复发的关键部位。实践表明，解决源头性间题，就要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下面试从经济学视角透视腐败源头，说明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一、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

消极腐败现象的核心是为了一个“钱”字，用钱买权，以权换钱，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腐败分子推磨。钱编织着“关系网”、“腐败网”。

腐败现象虽然较多地以经济或物质的形式显露出来，但是造成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远远不是“经济”或“物质”所能解释清楚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头脑中的腐败意识是产生腐败的总根源，是决定性的在因素，我们必须从对内因的强化和改善人手去寻找确保廉洁的对策。

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打不胜打，其根本原因就是腐败行为主体(个人或集团)丧失高尚的品质、人生的责任、社会的良心、健康的生活，丧失了革命的意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填满了头脑。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不惜一切，不受约束，“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代表全党向我们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的方针。面对新世纪，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他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间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深人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通过教育，使我们对腐败不愿为之。

二、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

反腐败之所以反而不衰，是因为我们的体制不顺、机制不灵、制度不全，这使腐败行为有活动的空间，使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使消极腐败现象有滋生的环境和条件。近几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抓住在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诸如: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人“收支两条线”管理，禁止私设“小金库”;逐步推行政府采购，会计委派，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行村务、厂务、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实行建设工程招标制度，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制度，产权交易制度;深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环境，以及富有活力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尽量减少“坏人”当权的机会，铲除任人惟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改革对官员的监督制度，改革立法和司法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由于监督和执法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与官员人数、“公权”个数成正比。政府管的事情越多，政府的规模越大，政府官员的人数越多，对掌握公权的人进行监督与执法的困难就越大，防止消除腐败的成本也就越高。因此，治理腐败一方面要精简政府机构，尽量减少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机会，以缩小腐败滋生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强化权力制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使，凡是可以取消的政府审批权都要取消，防止少数人利用这项权力谋取私利;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代替行政审批的，都要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对政府必须保留的审批和管理权力要作科学合理的分解，规范权力运行程序，使多个岗位、各项职权相互制衡，防止少数人搞暗箱操作的弊端。

总之，预防和治理腐败，要靠体制、靠机制、靠制度、靠管理，使欲腐者不能为之。

三、依法严惩，使欲腐者不敢为

经济学中通常用投人产出的成本—收益比较方法来进行经济效益分析，投人大于产出，经济效益为负;投人等于产出，经济效益为零;投人小于产出，经济效益为正。因此，任何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投人的成本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纳人“腐败成本”核算中，这对于我们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将是有益的尝试。

所谓“腐败成本”，就是指腐败主体(个人或集团)为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有的人认为腐败似乎与一般的生产不同，它只有盈利，而不须有任何投人，实际上并非如此。搞腐败也是有投人的，比如以贪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投入(用钱买官，以钱换权);权力的投人，人格的投人(贪污受贿没有黑心和狠心是不行的);精力和精神的投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害怕，一听警车鸣号就哆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搞腐败所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则为腐败的“后果”(或“收益”)。显然“后果”为正，腐败者得益(“净收益”)，腐败的机会越多，反腐败难度越大;“后果”为负，腐败者则亏，腐败的机会减少，反腐败阻力越小。多少年来，反腐败为什么反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腐败者的惩治不严、打击不力，使腐败者付出的“腐败成本”太低，腐败的“净收益”太多。

“腐败成本”低廉是助长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为“腐败成本”低廉刺激腐败主体疯狂地追逐这种低成本的高额盈利活动，这就是腐败分子明目张胆，顶风作案的动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资本)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艇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纹首的危险。”同样，惟利是图，利欲熏心，也是腐败者从事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当一个权力主体要艇而走险去违纪违法时，从心理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可能获得的利益与遭受的损失之间的差额有多大，得逞的条件怎样，同时，还要考虑被揭露的可能性有多大，败露后受惩处的宽严程度如何等等。把这些问题总和起来，如果形成获利丰厚，容易办到，揭露概率低，惩处程度轻的低“腐败成本”条件下，就会增强对实施腐败行为的诱惑力。当这种诱惑力强于道德的约束力和法律的震慑力的时候，胆从利边生，搞腐败的人就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腐败就更加猖撅。

江泽民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在当前一个时期，反腐败必须出重拳，击重剑，加大惩处力度。腐败者只有受到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惩罚，才会身败名裂，方能威慑腐败发生，遏止腐败势头。重拳重剑重到什么程度，重到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使腐败者得不偿失。施竣法的效力早已被古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证明。普天之下未有对腐败击得狠而使国家、民族不兴而衰的，未有哪种政治力量因反腐败而失去民众的。可是，我国对腐败的惩处过轻过软，尤其是经济处罚更是严重不足，客观上助长了腐败的多发、高发和反弹。

我国对腐败的经济处罚力度太弱，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观念没有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应地改变对重经济处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重政治惩处方式主要产生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性。在政治性的存在状态下，对人进行政治处分，是对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政治性生活日益萎缩，经济生活日渐丰富，政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少，而人们的生活日渐表现为一种经济价值的实现。只要经济方面和经营资格方面不受影响，对腐败者进行纯粹的政治惩处产生不了相应的警戒效应。而目前以法纪为主的政治性处分虽然也惩处了腐败分子，但没有使腐败者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致使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出现有的在监狱服刑期间，亲朋好友乘车入狱为其祝寿;有的由于过去所拥有的权势和金钱，在狱中倍受礼遇;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出狱后，受外国公司聘用，利用其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利，成为巨富。由于经济处罚太轻，没有从根本上断绝腐败者的后路，使一些人心存侥幸，产生“痛苦一阵子，舒服一辈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心理，造成许多违纪违法者“前赴后继”。

第二、“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作为违纪违法的一个“原则”还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起作用。从50年代流传下来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作为处理违纪违法问题的一个“原则”，已不合时宜。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人治的产物，是以教育代替处理，以教育作为处理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办法和标准，它在损害法纪尊严的同时，也降低了教育效果，它使执纪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应该予以废弃。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法纪不健全，“左”的气氛比较浓，对违纪违法问题容易上纲上线，导致处理偏重偏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火做法，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但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只能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国早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法治已经比较完备，结束了无法无纪可依的状况。现在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在一定范围内比较盛行，地和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处理违纪违法问题中的主要倾向，已不是过重过严，而是过宽过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再坚持“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是有害的。这些年东.房败刃之厉V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纪违法者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尤其是对那些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的所谓“要人”，得到领导喜欢的所谓“红人”，玩弄权力魔方的所谓“忙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这些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网开一面，包庇纵容，姑息养奸，甚至出现“一边腐败堕落，一边提拔重用的“边腐边升”的黑色怪圈。

源头治理篇10

摘要：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列出了水污染防治工作时阅表和路线图，辽宁省随即启动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本文分析了辽宁省境内辽河流域水污染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落实“水十条”目标任务和完善各项保障机制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辽河流域：“水十条”；源头治理；环境监管；一体化管理

辽河流域作为我国七大流域之一，是辽宁省内面积最大的流域，属季节性、受控型河流，曾经一度因沿途城市密集、工业集中、排污量大，而导致水污染严重。2008年以来，辽宁秉持“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石心肠”的“三铁精神”，采用行政、法律、经济等综合手段，举全省之力，实施关停造纸企业、建设污水厂、生态治理“三大工程”，以及流域治理“三大战役”，到2012年辽河流域水质由重度污染改善为轻度污染。2014年，辽宁遭遇63年来最严重干旱影响，全省夏秋季主要河流径流量明显减少，河流、水库缺少生态水补给，但辽河流域水质仍保持在轻度污染水平。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列出了水污染防治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水环境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辽宁省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目前，辽宁省已启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有诺必践、有法可依，这是实现辽宁省水环境改善的必要途径。

查问题、拢原因，工作举措有的放矢

寻找差距，认清形势

“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境内辽河流域治理取得较大成就，水污染防治工作有序推进，但2014年，辽宁省境内辽河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仅约20%，距“水十条”要求尚有较大差距，流经城市的河段、城市偏僻区域、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人口聚集区的河流沟渠普遍受到污染。对照“水十条”要求，水污染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亟需解决。

分析原因，找准着力点

辽河流域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受传统老工业基地工业布局影响，行业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二是辽宁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环保投入压力增大，环境基础设施与监管措施仍不完备；三是农村生产生活污染日趋严重：四是辽宁省为缺水省份，水资源分配极不平衡，部分河流生态流量严重不足，自净能力差：五是河流受控性、季节性特征明显，氨氮污染受此影响，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有诺必践，落实“水十条”目标任务

以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强化重点治理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抓“两头”带“中间”。针对社会公众诉求和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阶段性特点，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进一步提升“大伙房”等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消除全流域劣V类和城镇小河小沟黑臭水体，在“好水”、“差水”两头上体现治污成效，并全面带动其他水体水质改善进程。首先，持续开展放心水源工程，加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开展水源规范化建设，实施勘界立标工程，拆除保护区违法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优先解决水源地水质超标问题，制定并落实超标水源达标治理方案。其次，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开展良好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制订并实施全省湖库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形成“以防为主、慎重开发、绿色流域建设”的湖库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再次，采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排查并每半年向社会公布城市黑臭水体清单及治理时限，制定实施“一河一策”深度治理方案。最后，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以陆源污染控制、人海河流管控、海洋生态红线严守、污染源风险防范、岸线生态修复和应急能力建设为重点任务，构建“陆一河一岸一滩一海”立体化的防控体系。

实施环境优化发展战略，强化源头治理

以钢铁、化工、制药、纺织印染等行业为重点，尤其是重点河段、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园区等重点地区，从解决排污量远超环境容量这一问题出发，在控制排放、优化发展、节水减污三个环节实施源头严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增强产业竞争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第一，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及排污许可等相关环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工业污染物达标排放率。强化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第二，完善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加快雨污分流改造，封堵污水直排口，消除污水直排现象，提高污水处理率和排放标准，实现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污泥处理处置。第三，推进农业源污染防治。综合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继续推动农村连片整治。

协同推进水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

尊重客观规律，用系统思维统筹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多个环节，坚持节水即治污，强化节水和再生水利用，节水减污与增流增容并重，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将水资源合理开发、生态流量保障作为维护生态空间、促进生态恢复的重要手段，构建水质、水量、水生态统筹兼顾、多措并举、协调推进的格局。通过提高用水效率，严控地下水超采，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加强水生态保护等工作，形成从地表到地下、从山顶到海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生态系统一体化管理。

用好管理手段，强化环境监管

利用环评手段严格环境准人措施，优化结构调整，从源头上防止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环境问题；积极保护生态空间，完成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加强清洁生产审核，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推进工业水循环利用，促进再生水利用方案；因地制宜发展环保产业，推进沈阳、大连环保服务业聚集区试点工程，建设一批“东北最大、全国领先”的龙头企业，带动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的环保服务业快速发展。依据新《环境保护法》，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开展水污染源专项执法，严惩违法行为。

有法可依，完善各项保障机制

统一布局，协调合作

水环境治理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多部门，需要整合有关各方力量，建立环保协调机制，制定详尽的任务和时限，发挥环保、海洋、国土、水利等部门合力，实现互补与交流，在信息共享、执法监督、预警应急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考核跟进，奖惩结合

完善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考核制度，明确各级政府负责制度，细化各项任务分工，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担任辖区的“河长”、“段长”，负责水环境治理工作，并将签订的责任书指标层层落实。促进考核评估标准化、规范化、数据化，以跨界河流生态补偿为例，对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的地区进行资金补偿，在原有“罚劣”的基础上“奖优”，调动治污先进地区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

保障资金，开源节流

多渠道筹措资金，充分发挥好“三河三湖”治理资金、良好湖库保护资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的使用效益。严格资金监管，建立内控制度，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确保治污项目建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同时探索环境保护投资的税费政策，积极引导银行、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投入，扩大环保资金筹措渠道，保障重点环保工程的实施。特别是污水处理费用要做到应收尽收，推进改革污水处理收费方式，以排人市政管网的排水量替代给水量，保障污水厂正常运行。

科技引领，成果先行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流域污染治理，国家水污染科技重大专项在辽河流域形成的点源治理技术、水质目标管理技术、监控预警技术等重大成果，要在控制单元先行先试。

健全机制，违法必究

强化政府的政策制订与引领作用，建立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推进机制。注重机制创新，全面推进环境管理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开展水污染治理创造更好的环境。从完善法规、标准、制度体系人手，严惩违法行为，实施全过程严格监管、系统治理。以不达标水源、城市黑臭河段等和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体为行动对象，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水环境改善的效果。

公开信息，全民参与

通过门户网站公开辽河流域水质、重点污水处理厂、国家重点控制企业监测等数据信息，同时开发手机端公众查询系统，公众可通过手机查询污水厂在线运行的实时数据等。提升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形成了全省上下齐心治理辽河的良好氛围。加强宣传教育，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氛围，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和理解“水十条”，促进水环境质量的提升。

培养人才，锻炼队伍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通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制定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建立了后备人才库，通过培训等方式进行后续培养，为更好地开展环保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能力超前的高素质环保人才队伍，做到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结语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面对我国经济开发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水资源再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水十条”的，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这份关注将对改善水环境质量和推动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时不待我，唯有尽心竭力，全力付出，做出让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成绩，让大家感受到环境的切实改善，才是环保人的终极使命。

主要

参考文献

[1]赵化明．关于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R].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