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教育经费十篇

时间:2023-04-04 13:58:13

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篇1

学历教育不属于职工教育,所以不可列为职工教育经费列支,具体依据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从该条例可以看出,职工教育经费应按实际发生额据实列支;

2、职工教育经费的列支范围主要依据《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第三条第九款规定: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上的学历教育以及个人为取得学位而参加的在职教育,所需费用应由个人承担,不能挤占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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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教育经费篇2

关键词:教育经费 提取 使用

职工教育经费是指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用于职工教育事业的一项费用,是企业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而支付的费用。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是企业的一项流动负债,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和使用在“应付职工薪酬”账户进行核算。

一、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

(一)计提基数

企业计提基数的工资总额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1号令),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个部分组成。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计算工资总额时,下列人员不得列入基数: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原企业职工;虽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企业不支付基本工资、生活费的人员;由职工福利费、劳动保险费等列支工资的职工。

(二)计提比例

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二、职工教育经费列支范围

根据财政部、全国总工会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财建[2006]317号),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面向全体职工开展教育培训,特别是要加强各类高校技能人才的培养.具体列支范围包括:

(1)上岗和转岗培训; (2)各类岗位适应性培训; (3)岗位培训、职业技术等级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训; (4)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5)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6)企业组织的职工外送培训的经费支出; (7)职工参加的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认证等经费支出; 8、购置教学设备与设施; (9)职工岗位自学成才奖励费用; (10)职工教育培训管理费用; (11)有关职工教育的其他开支。

(一)以下两种情况也可以从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1)经单位批准参加继续教育以及政府有关部门集中举办的专业技术、岗位培训、职业技术等级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训所需经费,可从职工所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中列支。

(2)矿山和建筑企业等聘用外来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接受农村转移劳动力较多的企业,对农民工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所需的费用,可从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中支出。

(二)以下两种情况不允许从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1)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上的学历教育以及个人为取得学位而参加的在职教育,所需费用应由个人承担,不能挤占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

(2)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境外培训和考察,其一次性单项支出较高的费用应从其他管理费用中支出,避免挤占日常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开支。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面向全体职工开展教育培训,特别是要加强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要保证经费专项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严禁挪作他用。规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60%以上应用于企业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

三、职工教育经费的补充

(1)企业新建项目,应充分考虑岗位技术技能要求、设备操作难度等因素,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在项目投资中列支技术技能培训费用。

(2)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研究开发新技术、试制新产品,应按相关规定从项目投入中提取职工技术技能培训经费,重点保证专业技术骨干、高技能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的需要。

(3)企业工会年度内按规定留成的工会经费中,应有一定部分用于职工教育与培训,列入工会预算掌握使用。

四、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务处理

职工教育经费在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企业在实务处理中需要加以关注。

(一)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

在财税[2006]88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可以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必须为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并且比例不超过计税工资总额的2.5%。这一规定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可以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必须为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如只按规定提取并未使用仍不允许企业进行税前扣除。

二是企业在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如果未超过计税工资总额的2.5%则可以据实扣除,如超过计税工资总额的2.5%,则只能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2.5%进行税前扣除。

(二)会计与税法差异的递延所得税处理

(1)当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等于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2.5%计提的职工教育经费时,不会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因而无需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2)当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小于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2.5%计提的职工教育经费时,应付职工薪酬(职工教育经费)存在账面价值,而不存在计税基础,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0之间的差额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但是,由于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以后纳税年度不能结转扣除,因此企业应当将其视同永久性差异处理。即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应当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增加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无需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当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大于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2.5%计提的职工教育经费时,应付职工薪酬(职工教育经费)不存在账面价值,而按照税法规定能够确定其计税基础,其账面价值0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属于所得税准则中所界定的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由于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因此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增加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在预计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下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参考文献:

职工教育经费篇3

一、职工教育经费的来源

根据《关于集团公司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和缴纳的通知》(矿司[2005]105号)精神,集团公司职工教育经费提取和使用比例定为企业职工核定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五。基层各单位要按照规定比例及时足额提取;其中,基层各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1.5%提取使用;集团公司本部按照集团公司职工工资总额的1%提取,由集团公司统筹使用。

二、职工教育经费的开支范围

1、开支范围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主要包括:

⑴培训(养)费。指集团公司统一组织的职工学历教育培养费;职工岗位培训、安全技术教育、职业资格培训等培训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继续教育、业务短训和业务进修培训费;职工参加集团公司统一组织的品行习练费用等。

⑵兼课酬金。指聘请兼职教师的兼课酬金。

⑶开班费用。指由集团公司和矿(厂、处、院)组织的各类培训班开班所发生的薄本费、培训资料费、出卷费、阅卷费、监考费,学员在培训学习期间的住宿、交通费等。

⑷评审、鉴定费。指集团公司在职职工晋升工人技师、工人高级技师所需的评审费,工人技能等级鉴定费等。

⑸公务资料费。指专职教职员工的办公费和资料费,教学器具的维修费,教学实验费,培训教材编印费等。

⑹设备购置费。指购置职工教育用一般教学器具、实验仪器、图书等费用。

⑺学员生活补助费。指各类学员在规定时间内的脱产培训或函授面授所享有的生活补助费。

⑼职工教育目标管理年度考核兑现奖;国家、省、市、集团公司职工教育培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奖。

⑽其他必须由职教经费支付的零星开支。

下列各项不包括在职工教育经费以内,应按有关规定开支。

⑴专职教职员工的工资和各项劳保、福利、奖金等,以及按规定发给脱产学习的学员工资。

⑵学员个人学习用参考资料、计算尺(器)、小件绘图仪器(如量角器、三角板、圆规等)和笔墨、纸张等其他学习用品,应有学员个人自理。

⑶举办职工教育所必需购置的设备,凡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按规定列支。

⑷属于企业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的技术培训费用。

2、调整部分经费标准

⑴教师讲课费:内部聘请的兼职教师,高级职称者每课时30元,中级职称者每课时25元,初级职称每课时20元;外聘兼职教师,特聘国内外名教授、名专家,授课费用根据市场价格协商决定。

⑵班主任津贴:短训班(教学时间两周内),每期30~50元;长训班(教学时间两周以上、一月内),每期60~100元。

⑶出卷、阅卷、监考费:出卷费每份50~100元(视试题数量和难度而定);阅卷费每份0.8~1.0元;监考费每人每场50元。

⑷培训教材编写费:按每千字30元核算。

⑸学员生活补助费:一年内,职工脱产培训(含函授面授)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按每天每人15元予以补助;集团公司统一组织的学历教育班学员补助按原规定执行。

三、职工教育经费的管理

1、严格实行预算管理制度。职工教育经费使用应由集团公司和矿(厂、处、公司等)两级教委编制年度预算草案,依照有关程序列入同级财务部门用款计划,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使用。

2、坚持“专款专用、节约使用、节余结转”原则。集团公司和矿(厂、处、公司等)职教经费必须按照规定建立使用专帐,并做到“专款专用、节约使用”,当年度节余费用可结转下年度使用;禁止克扣、挪用和侵占职教经费。

3、强化两级教委对职教经费的管理。集团公司和矿(厂、处、公司等)两级教委分别负责职教经费的管理工作;两级教委主任负责职教经费的审批;两级教委办负责职教经费使用标准的审核。

4、加强职工外培费用管理。职工外出参加各类培训,须经集团公司和基层党委会研究同意,培训费、资料费由职工所在单位职教经费支出,住宿和差旅费由其他渠道支出;个人私自外出参加的各类培训所发生的任何费用,均由个人负担。

5、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工资发放、统计管理工作的规定》(矿司2005[40]号)的要求,加强工资(劳务)费用的统计工作。对聘请集团公司内部兼职教师的讲课费,由相应教育部门报工资部门备案,对审稿费和班主任津贴一律由工资部门按工资审批规定办理。

职工教育经费篇4

各区、县劳动局,各企业主管局、总公司劳动处:

现将劳动部《转发财政部〈关于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调整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教育经费计提基数的通知〉的通知》(劳险字〔1992〕17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了搞好企业劳保医疗制度改革,推动我市大病医疗统筹试点工作,各区、县、局、总公司要积极开展大病医疗费统筹试点,并不断扩大试点面,可将按(92)财工字第120号文件规定提高的3%福利基金作为职工大病医疗费统筹基金的部分来源。

附件:劳动部《转发财政部〈关于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调整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教育经费计提基数的通知〉的通知》(略)

职工教育经费篇5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据统计,目前中国从事制造、服务业的一线人员中,五成以上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这其中受过专门职业培训的却不足20%。此外,中国的技术工人和创新型人才亦十分紧缺,高级技工严重匮乏的问题尤为突出,产业升级亟需人才结构调整。而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进一步破除普通民众对于大学和高学历的“迷信”,一项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学生就业率直线下滑了25个百分点,而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就业率则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技能型产业工人的产生离不开职业技能教育,这也是金融危机后职业技能型人才“吃香”的重要原因。

因此,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今后五年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而中央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但是,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仍是整个教育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提高质量、持续发展的任务仍相当艰巨。究其根本来看,中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些严重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清晰认识这些瓶颈,并联系中国国情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提出可行政策建议,则是解决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而在这种种瓶颈之中,职业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则是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我国职业教育经费不足现状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低靡不振,办学条件差、生源萎缩、巩固率下降、骨干教师奇缺,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紧张所至,职业教育经费不足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主要因素。据统计,职业教育生均教育成本约是普通高中的3倍。然而,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生均教育经费数量上都低于普通高中。表1显示,2003年我国京、津、沪三地区的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拨款均低于普通高中,而生均学费却大大高于普通高中。职业教育经费的相对短缺已成为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绊脚石”。

表1 2003年京、津、沪地区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性拨款与生均学费的比较(单位:元)

普通高中 职业中学

生均预算内事业性拨款 生均学费 生均预算内事业性拨款 生均学费

北京 6043.15 1086.26 5133.03 1822.23

天津 4124.67 994.38 2844.69 1614

上海 6329.35 3210.98 4160.36 2489.84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近些年,尽管中央和地方都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但经费不足、办学设施简陋、教学和实训设备缺乏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据江苏省测算,职业教育生均培养成本一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6倍。而财政对中等职业学校拨款一般参照普通高中标准,只拨给教师人头费和公用经费,有的另加职教专项设备补助费;有的不仅没有专项设备补助费,甚至连普通高中拨款标准也达不到。还有不少地方财政连职业学校教师工资都保障不了,仍实行差额拨款。有些省反映,有的地方财政只拨给职业学校编制内教师工资的40%~60%,其他经费靠学校自筹。这几年职业学校连年扩招,但许多地方并没有相应增加经费,办学条件也没有随之改善。财政拨款不足,行业、企业资助渠道不畅,导致职业学校收费偏高。

三、职业教育经费不足的原因

职业教育经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的是因为经济欠发达,地方财力弱;有的是因为缺乏生均经费标准,举办者拨款随意。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调研的这7个省区中,只有个别省制订了财政生均拨款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并未按培养学生成本制订经费标准。另外,对现有的政策执行得不好。国务院曾明确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但这些规定在许多地方至今得不到落实。

四、解决职业教育经费不足的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严重短缺。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协调发展,需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1.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经费

在我国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加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已成为促进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薄弱环节,因此,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促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解决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从适应基本国情、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出发,政府也应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职业教育迎来了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央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切实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加强职业教育的投入,切实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中“教育附加费20%~30%应用于职业教育”的规定,解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需要多方面筹集社会资金,以更加优惠的措施,吸引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企业投资举办职业教育。为了形成多元的办学经费来源途径,职业教育机构可以通过与行业、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以及面向行业、企业、社区培养特色人才等多种模式,来获得不同渠道的经费支持。如为行业及企业“订单”培养人才、承担政府委派或不同单位委托的职工培训、面向社会急需开展多种社会化培训等。

2.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

目前,我国对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相对比较完善,而职业教育的资助政策刚刚开始建立。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完善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意见,国家财政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安排4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建设,解决了部分职业教育贫困学生的就学问题。但如前所述,我国职业教育的学生多为家庭经济收入低的农民子女和城镇工人子女,贫困生比例高,目前的助学体系尚不能覆盖全体职业学校学生,因此,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投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完善职业教育贫困学生助学制度,实现全覆盖,使所有职业教育学生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不因贫困而失学。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职工教育经费篇6

关键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职) 教育经费 现状 对策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显得更为突出。现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呢?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

1.国家关于教育经费筹措的法律、规定与政策措施未能全面贯彻执行

近些年,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对教育的投入,但遗憾的是都未能全面贯彻实施。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文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 4%。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简称《教育法》)第54条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第5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即“三个增长”)。教育部 2005年2月28日在《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别强调:“要根据当地实际,调整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在本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相应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重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与实际教育经费投入缺乏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观察下表,1998年至2002年全国落实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只略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2002年还一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上升,但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虽有个别年份有所增长但总体却呈下降趋势(1997年为240.43元)。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已显不足,如果不能按照《教育法》规定实现“三个增长”,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更加步履维艰。

2.中职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所占比例过低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存在着投资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投资整体向高等教育倾斜,而在中等教育中又向普通教育倾斜,导致中职投资比例过低。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2000-2004中职投资比例过低。

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构成来讲,高等教育投入占26.26%,中等专业学校占6.71%,技工学校占0.57%,中学占 28.60%,职业中学占3.08%,小学占 28.42%,特殊教育学校占0.30%,幼儿园占 1.44%,其他占4.06%。可以看出,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只占全部教育经费的 10.36%,远远低于国家、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也远远低于国家、政府对普通中学的投入比例。由于统计资料中,“中学”包括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高中阶段教育,这个比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比较一下生均成本就一目了然了。2001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学为812.49(由于包括初中,高中实际生均支出大大高于这个数字),职业中学为 1400.09,仅为前者的1.7倍,而一般来说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3倍,因此这个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3.中等职业教育对社会资金利用不够

据200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年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收入构成如下(见饼图):

从图可以看出,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构成中,政府拨款所占比例超过了500,单从比例来看,政府拨款与国际一般水平大体相当。然而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却很小,不到5%。这个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如韩国高达48.5%,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在10%以上。政府财力有限,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社会资金,那么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将长期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

我们知道,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劳动者,根据谁受益谁买单的经济原则,企业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而且也有能力为中职发展出一份力。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简称《职业教育法》)第28条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从而明确了企业的职责。但是实际当中我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微乎其微。虽然《职业教育法》第29条进一步规定:“企业未按本法第20条的规定实施职业教育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但都未真正贯彻执行。国家虽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兴学、助学,但由于配套的政策法规迟迟未能出台,民办教育的发展尚未完全纳入正轨。1979年以来,我国开始引进教育外资,但所接受的外资只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极小一部分,与经济项目相比大为逊色。

4.中职学校教育经费利用效率不高

教育经费支出,主要包括事业费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由于基建费主要由国家单独拨款,分配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事业费支出,而事业费又包括个人部分和公用部分。个人部分主要用于教职工工资和学生补助,公用部分主要用于公务业务支出(主要是教学)、设备修缮等,是最直接用于培养学生的费用。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基建费过低不能保证学校的校舍和设备,人员经费比例过高、公用经费比例过低会使教育投资只能用于支付教职工工资,而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

以2001年为例,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为1517.09万人,学生与教职工比例 9.6,仍未达到国家要求的10以上,而且大大低于世界二些教育发达国家数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2002年高中阶段教育生师比为15,德国的同期数字为16,日本为12。而我国务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员经费基本上都接近甚至超过了50%,平均比例为50.09%,人员经费所占比例过高而公用经费比例偏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遍规模偏小,同时专任教师比例偏低。2001年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平均在校生为852.68万人,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平均仅为58.58%。学校平均规模偏小,造成师生比例低,而专任教师比例低说明学校机构设置庞杂、冗员过多,因而人员开支居高不下,挤占了公用经费。由于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除了需要与普通教育一样的教学条件:教室、教师及活动设施,还需要一定的实习场地、训练场地、各种设备,因此需要更高的公用经费作为支持,不然无法实现培养目标。

另外,我国大部分中职学校图书资料、实验实习仪器设备利用率很低,各学校都一味追求“大而全”、“大而详”,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使得本来就少的教育经费更加拮据。

二、中职教育经费问题的对策

1.促进税费改革,保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上文中提到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 GNP比例一直未能实现《纲要》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4%目标,这个目标是经过验证的,以我国现在的国力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为什么迟迟未能实现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而财政收入是财政性教育拨款的主要来源。我国的教育财政拨款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低,甚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导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比例偏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举措在于“税费改革”。目前,我国存在很多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管理的不规范的收费,政府很难控制和管理这部分收入,而这部分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至少为1:1。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只有实行费改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进而确保政府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

2.把重视职业教育落到实处,加大对中职的投资比例

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经费模式,即是在发达国家,政府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如澳大利亚来自于政府的职教经费占职教总经费的比例为50%;新西兰为70%;美国约为75%(其中45%来自地方税收);而与我国同处亚州的韩国也占到了50%以上。对职业教育的私立办学机构,一些国家的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经费资助。而我国职业教育经费中政府拨款虽也占到了50%,但是这个比例是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中由政府拨款所占比例最低的。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来说,有限的教育经费应集中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上,这不但涉及教育公平问题,同时也符合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战后德日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因此,政府要担负起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责任,就要不断加大对其投入。

3.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仍属发展中国家,财力十分有限,要求国家在短期内大幅度加大对中职的投入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慢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相反我们要利用职业教育特有的优势,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增加对中职的投入。而要想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金。为此,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调整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使之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同时增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团体、个人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进而增加职教的经费总量,拓展经费的来源渠道,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4.提高教育经费利用效率,确保中职培养水平

职工教育经费篇7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教育 保障机制

[作者简介]王岚(1973- ),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研究;朱静然(1980- ),女,河北高碑店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研究。(河北 石家庄 05001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084-02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纪介于16岁到30岁之间,在城乡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口。据统计,我国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达1.5亿人,其中约60%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然而相关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8年,且仅有9%接受过职业教育。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起了社会和广大学者的关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的步伐,而且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与城乡统筹发展。

一、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提供政策保障

为了推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央及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和颁布了《2003―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雨露计划》以及“阳光工程”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计划。但各项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及配套的保障措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开展步履维艰。

(一)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依靠国家法律法规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法》有效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法》目前缺少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专项条款,导致农民工职业教育由于经费不足、管理体制不顺,而产生了基础设施落后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无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时代性需求。

因此,笔者建议修订《职业教育法》,增加关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专项法律条款,明确规定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目标、地位、实施和管理等,从而依靠国家法律法规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开展。具体到地方,可以由各省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明确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同时,从法律层面规定企业在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企业拒绝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以刚性制度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

(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消除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制度壁垒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传统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是城市里的工人,但无法享受城市的待遇,成为一个“双重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举办的针对城镇下岗人员的免费培训等职业教育培训。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制度壁垒。因此,应促进现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形成区域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培训机构及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1.完善企业主动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如专项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调动企业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这在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又能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2.整合民间培训机构,积极扶持农民工职业教育基地建设。首先,对现有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评估,建立动态的淘汰机制,对不符合要求的培训机构限期整顿甚至“关转停”。其次,建立严格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准入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运用面向社会招标的形式,制定培训机构准入标准,从而确保新加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的质量。再次,建设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基地。选择一批设施齐备、师资优良的机构,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性的、有一定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基地,带动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3.推行“职业准入制度”,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推行“职业准入制度”,如规定新就业或者重新就业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已经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在三年内保证一定的时间到职业学校学习等。从制度上使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如果没有一定的素质和技能就无法在城市立足,从而转变观念,主动参加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二、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提供经费保障

经费是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经济基础。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看,仍存在政府投入不足、企业投入不积极、农民工自我投资能力弱等问题。因此,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调动“受益者”(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投入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一)加大中央及各级政府投入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提供核心资金保障

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正逐步加大。但相对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些培训经费平均到每位农民工身上,仅为100多元。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属于基础建设范畴,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农民工职业教育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层面的受益。因此,政府经费投入应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核心资金。然而,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资金来源中,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仅占5%。这显然对有效支撑农民工的培训差距还很大,政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增加相关财政投入:第一,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财政预算,并将之纳入当地的职教体系中。第二,提高对农民工培训项目经费的补贴标准,使每年农民工培训经费的增长略高于当地劳务收入增长,并保证每年经费到位。第三,中央及各级政府设立“农民工职业教育基金”,专款专用,为支持符合要求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等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第四,对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实行经费补贴或奖励制度。

(二)多渠道筹措资金,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共同分担的职业教育投资机制

在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投资教育能力很弱的情况下,可采取企业出资、政府补贴、农民工支付部分学费的方式,多渠道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第一,企业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企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从根本上说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企业往往更看重短期的利润。一方面,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另一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因投资回收期长,使企业投资风险加大。这些都使企业对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有所顾虑,不愿意进行经费投入。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对企业支付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经费按照相应比例给予补贴,鼓励企业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经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企业实行订单培训,使出资企业直接受益,投资的积极性提高。

第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出资参加培训。由于收入有限,大部分农民工无力承担过高的培训费用。有些农民工即使有一定的资金,但由于预期收入不明朗,他们也不太愿意拿出自己不多的积蓄来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因此,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还需要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对农民工进行补贴;同时,实现培训支付方式多元化,对于部分经济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让他们提前支取培训费用,然后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逐步偿还,从而使农民工愿意出资也能够出资参加培训。

三、建立多层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提供组织保障

(一)加大政府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政府主导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即政府根据市场和农民工的需求,制定培训政策、培训计划,并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组织和领导整个培训过程。目前已经开展的“全国家政服务工程”、劳动力“双转移”培训等属于此类培训。但总体来看,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覆盖面仍需加大,尤其应增加农民工需求比较迫切的一些免费培训项目。

(二)充分发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作用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公办培训机构和其他公益社团组织,还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群众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是民办公助,即由非盈利组组织提供经费,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等人创立的“富平家政学校”,它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现代家政服务学校。该校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培训了大量高质量的家政服务人员,使许多来自贫困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就业机会。二是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工会可以凭借其最广泛的组织网络优势,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保障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深圳市总工会在农民工中实施的“圆梦计划”,为在深圳地区农民工提供了5000多个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学位,并组织了2000场次的农民工素质教育讲座,农民工职业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三是社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即建立由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培训学院、社区居民学校、驻区单位以及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教育服务平台,从而在各街道、社区内逐渐形成各类隐性的“学习圈”,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搭建平台。

(三)加强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促进农民工培训水平的提升

首先,职业院校培训重心下移。职业院校应走下去,建立专门机构,搭建企业和院校的沟通平台,及时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农民工的多样化需求,并根据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加强特色专业建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其次,企业要有计划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使农民工与其他职工一样享有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机会。同时,积极与职业院校配合,及时反馈企业对所需职工的素质需求,由职业院校提供订单式服务,建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特色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项目。

[参考文献]

[1]孙金锋.人口红利渐失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探析[J].职教论坛,2011(16).

[2]唐踔.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深度思考[J].职教论坛,2010(25).

职工教育经费篇8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约因素;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0-0070-06

一、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情况

农村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教育形式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其内涵也不断丰富。一般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于城市职业教育,针对农村的经济、地理环境、人文特征等区域特点而提出来的,是指市、县以下经济区域开办的职业教育。其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培养农村各类型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普及和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与成果、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教育内容,具体包括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其学校类型有: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职业初中以及相应的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等。

据统计,我国中专和技校等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生源约占70%[1],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生源仍将是职业学校的生源主体。因此,在安徽省缺少公开的县镇职业教育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拟用市中等职业教育数据来反映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一)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分析

从表1、表2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增长呈现如下特点。

1.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总量保持增长,但增速波动较大

2010年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总量为438499.7万元,比上年增长20%。2001~2010年间平均增速为17.8%,最高增速为2001年的9.38倍,最低为2006年的-0.06倍。职业中学经费投入自2001年之后一直保持最大比重,总平均增长速度为20.8%,位列第二。中等专业学校2002~2009年经费投入规模保持第二位,总平均增长速度为13.9%,位列第三。技工学校规模最小,但2010年技工学校经费投入首次超过中等专业学校,总平均增长速度73.9%,位列第一,见表1。

表1 2001~2010年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规模与增速(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2001~2011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2 2001~2010年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分类生均经费(元/人)

资料来源:同上。

2.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总体保持增长势头,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2005年和2010年外,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生均经费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最高年份生均经费达到4026.71元。除个别年份,中等专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一直遥遥领先,其次是职业高中,而技工学校类农村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处于最低水平,见表2。将最高生均经费年份(2009年)与全国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4026.71元的生均经费远远低于5557.38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在三类学校中,中等专业学校生均经费最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达到全国生均投入的93%,而其他两类学校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0%。

3.农村职业教育生均经费与普通高等教育差距过大,但有缩小趋势

农村职业教育生均经费2000年最低,只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2009年最高,也只占普通高等教育的31%,两者差距过大,见表2。职业教育所需经费往往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3倍。因此,即使农村职业教育层次较低,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其生均经费投入也不应差距过大。从历史数据来看,两者间的差距有所减小,这得益于安徽省近几年对职业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

(二)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结构分析

1.2000~2010年经费来源结构

表3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00~2010年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除投资、捐赠经费来源外,其他各类收入来源呈稳步增长势头。在几项经费来源中,国家财政投入一直占最大比重,且上升幅度明显,由2000年的51.36%上升到2010年的67.52%,提升了16个百分点。但在国家财政投入中,预算内拨款并没有很大提高,仅由2000年的45.87%上升到2010年的48.11%,上升不足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几年国家财政投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基建拨款的提高。近几年事业收入经费来源所占比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2000年最高的44.51%降至2010年29.14%的历史最低水平,减少了近16个百分点。从表中数据来看,事业收入的减少部分大多依靠预算外财政投入来弥补。而投资和捐赠经费无论是规模还是比重都不大。

2.分类经费结构

在三类农村职业教育学校中,职业高中所获经费最高,其次是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经费最少。职业高中所获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财政投入,占76.33%,排第二位的中等专业学校经费也有近60%来自财政,而技工学校经费中的财政投入仅占42.66%,资金缺口几乎全靠事业收入弥补,没有社会投资和捐赠,经费来源过于单一,见表4。

表4 2010年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分类来源结构(单位:千元)

数据来源:2011年安徽统计年鉴。

(三)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

表5 农村职业教育经费与GDP的相关分析

职工教育经费篇9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核算;现状;对策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全面实行,核算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既是满足社会和学生对教育成本知情权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高职院校提升自身办学效益和实力的客观需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高等学校(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归属于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目前高职院校在进行成本核算中还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障碍,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高职院校很有必要借鉴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原理和方法,在与高校现行会计制度相协调的基础上,建立适合高职教育的教育成本核算体系。

一、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的现状

1.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不科学,影响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的真实性。按照中国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但是,现行的收付实现制基础给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造成了很大障碍。高职院校要实行教育成本核算首先必须解决教育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成本是对象化了的费用,也就是说成本必须是和一定的对象相联系的。高职院校必须将为提供教育服务而发生的耗费,根据配比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归集和分配到相应的对象之后才能形成高职院校教育成本。www.133229.coM根据成本核算的配比原则和费用发生的时间来看,要核算教育成本就必然涉及的费用的预提和待摊问题。而收付实现制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处理经济业务,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反映的是高职院校现实的收支情况,不存在费用预提或待摊的慨念,这样势必会影响教育成本信息核算的准确性。因此,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问题是高职院校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2.高职院校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不合理,影响高职院校会计核算的完整性。按照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当年购置的固定资产直接计入当年的设备购置支出,在使用的收益年限内不计提折旧,因此,高职院校现有的会计数据中都无法反映固定资产新旧程度和已耗损价值。在办学过程中,房屋、建筑物、图书、教学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购置支出在高职院校经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高职院校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进行的重要投入,与学校的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因此,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的损耗成本应是高职院校教育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不反映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的价值,这样得出的教育成本信息就不完整。

3.现行高职院校会计科目的设置单一,弱化了高职院校会计核算的目标,不利于实行成本核算。现行的高职院校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体系的设置,主要考虑的是政府部门预算管理的需要,重点反映学校教育经费的收支情况,没有考虑到高职院校进行成本核算的需要。如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对于高职院校支出是按支出性质分类而不是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有以下两种分类:第一,按照支出用途将事业支出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物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八类支出,反映了一定分类核算意识但比较粗糙,难以满足教育成本核算的需要;第二种是按照支出内容分为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其他费用和业务招待费等,这给高职院校实行教育成本核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高职院校如果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就必须按支出功能对现有支出数据进行归类和重组。中国理论工作者曾对此做过两种尝试:一是根据支出原始凭证,按功能分类重新核算成本;二是利用会计科目细目数据按功能进行大致归类来核算教育成本,但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工作量过大,很难推广;第二种方法缺点在于比较粗略,难以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信息,所以,高职院校如果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就必须对现有的会计科目体系进行改革。

4.高职院校经费使用效益考核评价的片面性,软化了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制。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对高职院校投资只注重其消费性,忽视其投资性,导致对高职院校经费使用效益考核评价的片面性,往往只侧重评价经费使用后体现出的事业效果和社会效益,而对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又缺乏科学的定量指标体系,结果造成高职院校经费运行中投入产出相脱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脱节。由于缺乏对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方面的考核评价,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学校自身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财务信息方面,而缺乏对衡量高职院校综合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指标的需求拉动,导致高职院校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中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机制的软化。

二、构建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途径与对策

高职院校会计环境的诸多变化,已使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已难以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其制度性缺陷和缺失成为成本核算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走出困境,科学实施高职院校会计成本核算,必须借鉴企业会计的成熟做法,弥补和完善高职院校会计制度,进而针对高职院校会计成本的特点,构建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从而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确定高职院校教育的本核算的对象和会计期间。由于高职院校不招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存在不同层次间学生数的转换,因此可以认为,高职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就是按专业分类的全日制高职生。成本核算周期应以一学年为一个计算期,起止时间从公历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

2.明确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原则。高职教育成本核算主要应遵循:(1)权责发生制原则,指确认本期的收入和费用是以其归属期为标准。即根据收入和费用之间的权责关系确定。(2)配比原则,指成本费用与其相关的收益相配合.即将某一会计期内的费用成本或归集于某些对象上的费用成本与有关的收人或产出相配合、相比较。(3)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指将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支出计入当期的损益,将与当期以及以后多个期间的收益相关的支出计人资产的价值。

3.设置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具体项目。为满足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和控制的需要,根据高校教育活动的特点和高校教育成本的内涵,可将教育成本项目设置为:人员工资、公务费、业务费、助学金、折旧费、间接教育成本等六项,各个成本项目归集的费用内容如下:

人员工资,这是教育成本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此处的工资是广义的工资,是指高校支付给教师以及为教学服务的教辅、行政等部门的职工的薪金报酬、职工福利及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高校发放给教职工的工资、津贴、奖金,计提的职工福利赞、工会费以及学校为教职工负担的公费医疗、养老金、失业金、住房公积金等内容,但不包括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和补助支出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剥离出来的人员的薪酬支出。

公务费,指高校用于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日常公务活动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租赁费、招待费、维修费等。

业务费,指高校为完成教学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和购置教学耗用品的开支,包括教学差旅费、资料印刷费、生产实习费、军训费、招生费、教学(实验)材料费、资料讲义费等。

助学金,指高校按照规定给在校学生发放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酬金、困难补助、学生公费医疗、生活补助等学生事务的支出。

折旧费,是高校教学所用的固定资产耗费的价值,是教育成本的重要内容。

按照现行的会计制度,学校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现有的账簿记录不能反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及已经损耗的价值。为了进行教育成本核算,需要对现有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或折旧年限,按期计提折旧费计入教育成本。

间接教育成本,用于归集与学校提供教育服务间接相关,但需要通过一定成本分配的方法才能分配到各个教育成本对象的成本,如学校管理、教辅、后勤等部门的各项支出及学校开支的公共费用等。

职工教育经费篇10

[关键词]职业教育 立法 经费 保障

[作者简介]何振海(1978- ),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河北 保定 071002)

[课题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国家一般课题“外国职业教育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AA07004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2-0008-03

一、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现实缺憾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实践性特征和技能操作导向,其教育过程需要更为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因此较之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经费的需求更高。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有效经费保障的缺乏,已成为阻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同时这一缺憾也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客观而言,造成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得不到有力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特别是经费保障立法体系尚未健全。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当下,立法已经普遍成为规约、引导政府及社会主体行为的指南。立法环节的缺失必然导致政府与社会主体在相关领域行为活动的失范,职业教育也概莫能外。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至今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国务院也没有出台专门的职业教育经费配套法规或实施条例。在已有的职业教育立法中,有关经费保障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停留于宏观或一般性的政策引导。如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条款只是宏观性地提出“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要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领域职业学校的生均经费标准,同时做出国家“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等原则性规定。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有关文件中,对职业教育经费或经费保障内容的规定也大都带有类似特点。如2002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和2005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有关职业教育经费的规定只是原则上要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渠道和投入力度,缺乏更为刚性和明确的指标约束。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经费投入方面相对短缺的现象。例如,尽管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由2005年的939.25亿增长到2011年的2811.69亿,但其占全部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却始终徘徊在11%~13%,远低于25%的世界平均标准,与优先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战略形成了鲜明反差。

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基本法和上位法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方面相关规定所具有的宏观性、原则性、模糊性特征,直接导致我国各地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条例)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如北京市1997年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中,有关政府担负的职业教育经费责任的内容仅限于“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并划拨专款用于发挥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以及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1999年河北省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也只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保证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2014年辽宁省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中同样仅做出“职业教育所需经费,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性质,分别采取各级财政拨款、办学主管部门(单位)自筹、按规定收取学费、学校创收、社会捐助等多种途径解决”的规定。类似的模糊性法律表述在各地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中比比皆是。在现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有关职业教育经费最明确的法律表述仅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按比例提取职工工资用于职业培训的规定,比例一般不低于1.5%;二是对各级政府按比例将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中用于职业教育的规定,具体比例各地标准不一。换而言之,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并没有对政府应负担的职业教育经费具体责任做出强制性和明确性规定,也没有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时应结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点而有所倾斜。

上述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缺憾导致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经费障碍。2014年教育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不无忧虑地谈到:“职业教育仍是各类教育中的‘短板’,与其培养规模和应有地位、作用不匹配。从投入总量上看,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同阶段普通教育相比仍明显偏低。生均总经费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中,中职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高职仅为普通本科的一半。从来源结构上看,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仍较单一,财政性经费所占比例达到74%,多渠道筹资能力不强。从拨款方式来看,部分地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还未建立制度保障体系。”①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现实缺憾与我国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紧迫性。

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主要特征

自近代以来,以立法形式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各国职业教育得以繁荣的基本经验。在各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中,为职业教育提供经费方面的切实保障,是最为核心和最为基本的内容。所谓经费保障,可通俗地理解为谁出钱,出多少,用到哪,给多久。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具体内容,其有关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相关规定基本是围绕上述内容展开的。

(一)职业教育经费责任主体的确定性

有效立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权责明确,而权责明确的前提在于责任主体的明确。具体到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方面,有效的立法首先要明确为职业教育提供或拨付经费的责任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职业教育相关立法中,有关职业教育经费的法律条文无一例外地都对此做出了清晰界定,特别是明确了政府在为职业教育提供经费方面的首要责任。例如,1889年英国颁布的《技术教育法》明确将征收“一便士税”以资助职业教育的权力授予“郡和郡自治市的议会”,1890年颁布的《地方税收法》中授权地方政府从某些物品税中按比例提取部分经费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由于责任主体明确,19世纪90年代英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经费得到了切实保障,如利物浦市根据《地方税收法》在1890~1898年征收的威士忌酒税的提成就达80.7万英镑,其中90%用于发展该市的职业教育。相对充裕的经费为同期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美国于1963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在法案涉及年度按既定数额向各州拨付职业教育经费,同时要求各州政府提供等额配套经费。诸如此类的立法条款赋予了相关主体明确的经费保障职责,体现了责任主体的确定性和排他性,规避了因责任主体缺失或模糊造成的职业教育经费无人负责的现象,从而为职业教育获得稳定、持续、充足的经费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职业教育经费数额及分担比例的明确性

在责任主体明确的前提下,相关主体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或份额的经费责任,是职业教育立法需明确的另一关键环节。在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中,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份额大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极大提高了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如美国于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规定联邦政府在1918财经年度为各州农科教师、督学和主任的工资拨款50万元,为商业、家政业与工业三类教师工资共计拨款50万元,以后逐年递增。法案同时对地方政府所应履行的经费责任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联邦为农、工、商、家政等职业类教师、督学及主任的工资或培训每花费1美元,州或地方学区还必须提供1美元的匹配资金。”此外,为了对各州职业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法案还要求各州把“州内完成的工作和按本法案规定领取和支付拨款的情况,向联邦职业教育管理署做年度报告”②。1960年,加拿大制定了《技术和职业训练支持法》,要求联邦政府在10年内拨款8亿加元作为职业教育经费,同时要求各省级政府按照13的比例分担经费。1990年,为明确私人企业的职业培训职责,澳大利亚颁布《培训保障法》,规定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须将工资预算的1.5%用于员工的职业培训。

上述法案的共同特征在于,法案对相关主体在职业教育经费方面的具体责任都有明确界定。也正是由于责任明晰,这些法案在颁布之后大都得到顺利执行,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经费得到了有效保障。如美国在颁布《史密斯―休斯法》之后,1918财经年度联邦为农科教师及商业、家政、工业等科教师的拨款分别为54.8万美元和56.6万美元,到1920财经年度分别上升到102.4万美元和103.4万美元,到1926财经年度即达到法案规定的300万美元标准,分别为302.7万美元和305万美元。由于经费保障得力,获得联邦资助接受职业教师培训的人数从1918年的6589人很快就上升到1921年的13358人,增长一倍有余。同时,在联邦拨款的带动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其中仅地方社区提供的职业教育经费即由1918年的120万美元增至1921年的518万美元。显然,强制性的立法保障在确保相关主体责任履行的必然性和顺利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针对性和连续性

职业教育经费的立法保障,不仅要确保经费来源的可靠性,还要确保经费使用的针对性和连续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费拨付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职业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行业领域具体、分散,层次类型多样,经费需求广泛、多元。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同时满足所有类型和层次的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通常采取的策略是,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发展现实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职业教育领域、类型或层次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并借助立法的强制性确保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在为职业教育提供切实保障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步和共赢。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当时职业教育发展的停滞状态,日本政府于1951年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将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确定为国家资助的重点,法案实施后的1952年,日本为职业教育编列的经费预算就达到6.6亿日元,有效改善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如职业高中的设备完备率从1952年的20%~40%提高到1957年的60%~80%,为战后日本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经费保障。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费的立法保障还体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特征,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在这一方面的特征尤为明显。自1963年《职业教育法》颁布之后,美国通过持续性的立法活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经费保障,如1963年《职业教育法》规定,截止到1964年6月,联邦须为各州职业教育拨款数额为6000万美元,以后逐年增加,到1967财经年度达到2.25亿美元,之后每年稳定在2.25亿美元。1977年颁布的《生计教育激励法》规定,自1977年起的5个财经年度内,提供总额为3.25亿美元的生计教育拨款。这种坚实的经费保障无疑是美国职业教育长期保持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构建策略

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基本做法,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完备有效的立法保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内容。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现实需求,在为职业教育经费提供立法保障方面,我国应从如下几方面着力推进:

(一)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必须以完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为前提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主要有作为职业教育基本法的《职业教育法》(1996年颁布)、各地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中央部门的规章文件(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6]15号)等)以及涉及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企业职工培训条例》等)。从宏观体系来看,《职业教育法》颁布已近二十年,却未经任何修订,严重削弱了其作为职业教育基本法所应发挥的效用,同时现有的职业教育立法中没有国家层面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导致《职业教育法》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导依据;从立法内容来看,众多法律法规中有关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内容大都具有模糊性,看似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宽松的灵活空间和弹性范围,实则回避了具体的经费责任归属;而且,由于大量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系政出多头,实行归口管理,因此未能与《职业教育法》形成一个内在有机、完整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

职业教育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一方面导致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缺乏明确、可靠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导致经费的投入责任、使用主体、管理机制凌乱分散,不利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使用和管理的统筹规划,降低了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效能。基于此,我国要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必须将职业教育立法体系的完善作为前提,一是尽快完成《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使职业教育拥有一部可依赖的基本法;二是国务院应根据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结合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定更为明确、详细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三是各省级政府和中央部委应在国务院的统筹下制定省级实施颁发和部门条例,明确各自在职业教育中应承担的具体职责。通过上述改革,逐步构建起完整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实现职业教育责任的全覆盖,使职业教育的各个层次、领域和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法能依,为职业教育的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扎实的立法支撑。

(二)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必须体现经费责任的确定性

确定性是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共同特征。这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立法对职业教育经费责任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的明确界定上,更体现于对相关主体所承担具体责任(如经费额度、比例等)的明确界定上。具体到我国而言,在健全职业教育立法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方向,另一方面还必须首先明确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经费责任。作为可行的改革路径之一,我国在修订《职业教育法》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国家有关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宏观战略,在立法条文中明确政府职业教育经费年度预算占教育总经费年度预算的最低比例。同时,各省在其《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中也应明确政府拨付的年度预算占总经费预算的比例,此比例依法不得低于《职业教育法》所确定的标准。此外,针对当前中央政府提供的年度性职业教育专项拨款,也应有专门立法对其加以规范和明确,包括确定专项拨款的总额、资助对象、使用范围,以及地方政府配套经费的具体比例等。

除政府外,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机构也是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要主体。在主要发达国家,相关立法对激发企业和雇主投资职业教育的热情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以德国为例,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企业是职业教育经费最主要的来源,如2005年,德国企业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投入为276.8亿欧元,而当年公共财政(包括联邦和州)的投入为28.15亿欧元,企业投入是政府投入的近十倍。德国企业为职业教育投入巨资的动力来源于立法的规约和激励。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和《企业基本法》就明确规定,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一般可获得其培训费用的50%~80%的补助。与此相比,当前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存在较大缺憾,尽管也有部分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做出了鼓励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规定,并提出要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对企业给予回报,但在实践中,这些仅具有引导性的政策措施很难得以实现,各级政府对企业的优惠举措大多停留在口头或文件上,企业难以获得实际收益,因此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不高,投资力度不大。对此,我国在完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的进程中,应该将《职业教育法》有关“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的规定落到实处,通过专项立法、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的形式,加大对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扶持和鼓励力度,特别是要明确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收益回报,如根据企业投入经费的数额按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政府按一定标准提供直接的经费补贴等。

(三)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立法保障,必须体现经费支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本身又是一个“高消费”的教育领域。基于这一特点,发达国家在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外部支持特别是经费保障方面,普遍体现出了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征,确保了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经费的稳步提升。如澳大利亚自1992年起开始颁布年度性职业教育与培训拨款法案,立法机构每年都会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下一年度的拨款事宜进行修订,称作《某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拨款修订法案》。法案的连续颁布有效保证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本身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具体到职业教育经费的立法保障方面,现有立法体系中既没有专门的经费立法,更谈不上对立法的持续修订和完善。由于缺乏连续性的立法保障,我国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拨付机制始终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规约,职业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的低占比与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极不协调,政府与社会机构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依靠的仅仅是作为投资主体的自觉性,而非源于立法的确定性和强制性。

在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连续和稳定的经费立法保障方面,我国的立法机构虽然不必完全效仿发达国家为职业教育经费制定年度性拨款法案的做法,但却应借鉴其立法保障的连续性特征,最大限度地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如针对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全国人大应对《职业教育法》进行认真修订和完善,特别是应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形势和现实需求,制定出相应的职业教育经费拨付标准;国务院根据《职业教育法》制定的相关实施条例或办法,以及中央部门制定的相关法规文件也应体现出对职业教育经费支持的倾斜性,如确定职业教育经费在政府年度教育经费预算中的明确比例以及增长额度等;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办法也应按期修订,核心内容是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拨付总额、使用程序等进行适时性调整。借助上述立法,使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经费得到长期保障和稳定增长。

[注释]

① 宗河.1.23万亿助推职教发展――教育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就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答记者问[N].中国教育报,2014-07-01.

② 夏之莲.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2.

[参考文献]

[1]国立教育研究所.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10卷[M].东京:文唱堂,1973.

[2]侯建国.加拿大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传双.国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激励机制探究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11(6).

[4]王桂.当代外国教育――教育改革的浪潮与趋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5]魏晓峰,张敏珠,顾月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特点及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

[6]吴雪萍.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7]杨公安,宁锐.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缺失与建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9).

[8]翟海魂.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历史演进[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9]I.L.Kandel. Twenty-five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Collected Essays[M].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