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论文十篇

封建社会论文篇1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封建社会论文篇2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　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　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　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　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　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　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　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　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　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　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　，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　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　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　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　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　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　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　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　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　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　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　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　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　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8年10　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中国古代　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开得很热闹，知识分子沉寂了多年，开始又能畅所欲言。　而且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无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长　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重有人提。会下就有一位与会的　教授说：‘现在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5]1979年后，全　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论文，出现了“春秋封建说”、“秦统　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论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论争的热度才逐渐冷却下来。

中国古史分期论辨最为纷扰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各派虽均以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产工具为矩，或以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规，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先后出现八种“封建说”，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学术魅力也引人入胜：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　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　、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　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　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关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　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　，也表示主张此说。

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lǎng@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lǎng@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封建社会论文篇3

布洛赫扩大了封建主义理论。布洛赫这样阐述欧洲封建主义："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制的广泛使用--薪俸制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威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2](布洛赫：《封建社会》，第446页。下文各处引文凡出自此书，只注页码。)试比较布洛赫同时代的冈绍夫的狭义定义，"一套制度，它们创造并规定了一种自由人（附庸）对另一种自由人（领主）的服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领主对附庸提供保护和生计的义　务。"[3]显然，布洛赫已经突破了主流的法律政治的狭义封建主义的概念。

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类型。他从整体上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封建社会类型的那些历史现象。他探讨封建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描述和分析中世纪西欧社会各色人等的集体心态，比较各地区封建主义的异同，研究社会诸组织和集团在封建主义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分析它们作用于封建主义的功能，从世界的角度来比较封建主义有无统一性，等等。正是通过此类描摹与刻画，布洛赫向读者展示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这里，布洛赫很突出地实践了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因此《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作者对历史最为抽象的解释。作者所定义的欧洲封建主义的诸多特征，其实就是他建构的社会模型的诸要素。我们能够感受到同时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也隐约感受到韦伯理想类型的某些特征。将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类型，体现了布洛赫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各种因素的伟大综合。它冲破了传统狭义封建主义的藩篱，为封建主义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从此，在封建主义体系下，不再只有贵族，更有农民；不再只有法律政治，更有社会经济；不再只有制度，更有精神；不再只有个人，更有集体；不再只有事件，更有总体；不再只有局部，更有整体；不再只有欧洲，更有世界。……

布洛赫扩大封建主义概念的关键在于将下层社会依附关系纳入进来。在他的定义中，依附农民居诸要素特征之首。如我们所知，构成狭义封建主义的两大基石是附庸与采邑。前者主要涉及的是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委身投靠，效忠臣服。这种臣服效忠只限于上层社会之中。其最底层为骑士，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是，布洛赫认为，"依附于他人的'人'并非仅见于以军事效忠制为典型特征的上流社会阶层。"（第241页）他真正关注到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因此，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是两个层次的：在上层为附庸，在下层则为农奴。为此布洛赫不仅讨论上层依附关系，而且探讨了社会下层依附关系在庄园制或者领的自然背景存在和运行。虽然，在一些中世纪史家看来，布洛赫对上层依附所做的描述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对下层社会依附关系的讨论，却体现了他作为农业史研究家的情怀和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的远见。

因为引入依附农民，布洛赫同样远离了狭义封建主义的另一基石--采邑。随着采邑的兴起，封建主义不仅仅只表现出人身依附的特征，而且逐渐体现出更为突出的土地依附的特征。采邑成为狭义封建主义的关键。封建主义一词也由采邑演变而来。对此布洛赫不能不知。事实上，他也追寻了采邑的渊源并描述了采邑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布洛赫对采邑的关注只集中在上层。在讨论下层社会之时，他关注更多的是人身关系，而非土地关系。"我们至少需仔细区分两种隶属形式：对一个人的人身有影响的隶属形式，以及只对其作为一块土地的持有者而有影响的隶属形式。毫无疑问，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其中一种关系往往之涉及到另一种关系。但与附庸制和采邑盛行的社会形成对照的是，在下层社会，这两种关系远不是一致的。"（第242-243页）我们确实看到了布洛赫讨论采邑与附庸。但他实际上削弱了采邑的地位，加强了附庸的地位。至少，布洛赫让我们看到二者并不必然相伴始终。因此，布洛赫的扩大封建主义，不是以采邑关系，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贯穿始终。所以，最近有人批评布洛赫在大谈封建主义之时，竟然无视采邑的存在。[4]

布洛赫遭到狭义论者的激烈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布洛赫对下层依附关系所做的研究与分析上。莱昂批评他明明知道自由依附与非自由依附的区别，却有意混淆。[5]比森批评他混淆了附庸与农奴。[6]福尔昆批评他混淆了封建主义和领。[7]狭义论者的批评并非都是无的放失。但是，因为囿于其法律政治传统，他们往往显得相当狭隘。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批评夸大了布洛赫与狭义封建主义的区别。并且从狭义论者的批评中，隐隐透出一丝他们对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不安。在我看来，布洛赫没有真正意义上远离狭义封建主义。是的，布洛赫将依附农民纳入到了封建主义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上层与下层依附的特征。在过分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时候，他甚至部分地削弱了狭义封建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的采邑。但是，布洛赫维持了另一基石，人身依附关系。其封建主义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法律政治的。一切都是在这一核心下延伸出来的。因此，布朗认为，布洛赫与冈绍夫之间的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T.S.布朗，前言）马克??教授也认为布洛赫要放弃狭义封建主义不是那么容易。（马克??，中文版序言）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从9世纪末到13世纪。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1050-1250年的200年。[8]"13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社会决定性地脱离了封建方式。"（第448页）在其封建主义理论体系下，他没有给予整个中世纪欧洲社会近千年的历史以真正的解释。

布洛赫扩大封建主义的努力也赢得了不少的赞扬。波斯坦认为布洛赫远离了德国和英国的学术传统，为封建主义的研究开辟了宽广的视野。《封建社会》也因此被视为讨论封建主义问题的经典杰作。（波斯坦，1961年英文版序言）比森认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关注使布洛赫研究的不仅仅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的研究。《封建社会》也因此成为所有西方语言中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最好的研究。[9]布洛赫之后，"封建社会"成为追随者称呼中世纪欧洲的流行术语，依附农民也成为这一社会的基本甚至关键的构成要素。虽然许多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修正了布洛赫的观点和理论，但仍然可以这样说，后布洛赫时代的封建主义研究无法回避他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确实，封建主义一直在狭义的法律政治的领域里存在，而历史的实际是在狭义的封建主义之外存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更多样化的历史问题。封建主义并不能够为那些问题提供解释和说明，也不能够为广阔的领域提供理论和其他的支撑。封建主义既然是一个主流的话语，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又不能在其中得到阐释，则自然给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一个核心的历史概念却不能解释历史问题，这是历史学家们所难以接受的。布洛赫正是将那些问题和领域纳入到了封建主义的解释体系之中。

布洛赫将狭义论者抛弃的农民纳入到了封建主义体系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表达了对布洛赫广义封建主义的欣赏和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洛赫之间有根本性的不同。依附农民从未成为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的中心。在布洛赫那里，以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核心来理解下层社会，只是上层封建依附关系的一个变种。虽然他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但他只是要说明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布洛赫的依附农民并没有与其封建主义相始终。布洛赫没有将问题进行到底。他的依附农民最终被抛弃于封建主义之外。在13世纪典型的封建主义消亡之后，依附农民仍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早期的人身依附在晚期转变为土地依附，则是封建主义的衰落。"在庄园内部的所有依附形式中，最地道的封建依附形式是农奴制，尽管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变成土地依附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但它在法国一直延存到大革命前夕。"（第44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布洛赫将依附农民纳入封建主义只是暂时的。更说明他的核心仍然是政治法律的封建主义。他说，"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以特殊性质的人类关系为标志的社会组织，不仅表现在新的制度的生成上，而且如同通过棱镜传播色彩一样，将其自身的色彩分给它从过去所接受的事物，并传播给下一个时代。"（第279页）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政治法律封建主义与古老的庄园制度、农奴制度之间的关系。

布洛赫的广义封建主义的流行，直接促成了国际学术界三种封建主义理论鼎立局面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者最坚决地反对狭义封建主义论，对布洛赫式的广义封建主义则有些惺惺相惜。但是，我以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狭义论者并不能真正做到绝对的只从技术（政治法律）角度来认识封建主义。（T.S.布朗，前言）因为，扩大封建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在过分扩大之后，人们又有些埋怨。广义论者虽然视野更为开阔，也没有真正抛弃狭义政治法律的核心。布洛赫在事实上也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远离狭义封建主义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领主和农民的对立，但在领主阶层依附关系的形成上，则完全采纳了传统的狭义封建主义的表达。至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此，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安德逊等人的著作就可以明了。[10]当然，在处理下层社会与封建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三者仍然存在有相当大的差异。狭义论者将依附农民置于封建主义之外，只强调上层依附。作为广义论者的布洛赫则自上层依附关系出发，承认下层依附与上层一样具有封建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依附农民作为认识封建社会的基点和核心。三者间复杂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两种理论传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不是说没有介绍和了解，而是说它们没有真正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理论和历史的资源。我想，科学地认真地对待狭义和广义封建主义，能够加深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文本意是归纳和评析布洛赫封建主义的特点，行文至此却发现自己已为封建主义理论的复杂性所困。只有一个问题在脑海里激荡：到底什么是封建主义？我想，或许这就是阅读《封建社会》所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吧。为此，应该特别感谢张绪山先生组织翻译已经成为经典的这一巨著。对于它在国内学界所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我满怀期待。但对于翻译出版学术经典，我总有这样的担心：既然是经典，就可能古老，就可能有些过时，就可能在结论或方法上为后来者所超越。如果对此失察，只言必称经典，则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我想，对经典的翻译介绍最好能够配套进行。布洛赫同时代以及后布洛赫时代的有关封建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就显得尤为迫切。而《封建社会》的三篇序言对于读者来是弥足珍贵的。

注释：

[1]事实上，在许多中世纪史家看来，《封建社会》不是布洛赫最好的著作。

[2]此处及下文各处引文出自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文，但页码为英文版页码。

[3]冈绍夫:《封建主义》（F.L.Ganshof,Feudalism，translatedbyPhilipGrierson,3rdedition,8thimpression），

伦敦1979第3版，第xvi页。

[4]艾夫尔盖特:《中世纪法国的封建社会：香槟伯爵领地文献》（TheodoreEvergates,FeudalSocietyinMedievalFrance:DocumentsfromtheCountyofChampagne），费城1993年版，第xvii页。

[5]莱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主义"（BryceLyon,"TheFeudalismofMarcBlcoh",inStudiesofWest

EuropeanMedievalInstitutions），伦敦1978版，第276-283页。

[6]比森:"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法国的封建君主制问题"（ThomasN.Bisson,"TheProblemofFeudalMonarchy:Aragon,CataloniaandFrance",inMedieval

FranceandHerPyreneanNeighbours:StudiesinEarlyInstitutionalHistory），伦敦1989版，第237页。

[7]福尔昆:《中世纪的领和封建主义》（G.Fourquin,LordshipandFeudalismintheMiddleAges），伦敦1976年版，第11-14页。

当然，福尔昆对领的认识要比布洛赫对领深入。这得益于布洛赫之后乔治·杜比等人的精深研究。

[8]华莱士·哈德里尔的评论文章（J.M.Wallace-Hadrill,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vol.78,no.306,Jan.1963），第116-121页。

[9]比森:"封建社会的宏伟研究"（ThomasN.Bisson,"AMajesticStudyofFeudalSociety",

TheMassachusettsReview,Vol.4,No.1,

封建社会论文篇4

春节时，偶翻去年《现代中文学刊》第五期，见有香港丁学良教授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到：“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读到李泽厚先生的一个采访，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还是封建主义的障碍和遗产。我就想他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在讲这样的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还是比他们更晚的做比较研究的学者，对于中国、俄国、埃及等东方大国，在西欧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同时和以后没有发展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因，基本已经有共识，就是这些东方大国没有封建主义，而存在官僚集权制。在远东，受工业化冲击而最早作出成功的现代化反应的是日本，这与日本藩制的封建主义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它能很快发展出资本主义。”

我与李泽厚先生做过两本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012年版），其中确有不少“反封建”或“反封建专制”的话题，在涉及“官本位”、“等级制”、压抑个性与人的创造性、学人的“应帝王”、想做“帝王师”等等时，都会用到“封建”二字。书中尤其提出防止“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反现代的现代性’”；也提出当下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和“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并非不认同韦伯对中国集权专制与西欧封建体制的比较，也并非不知道国内学界近20年来对“封建”概念的种种讨论。其实李先生还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中国学人之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再版时，他于“后记”尾加上的一段话（时间约在1990年代初），足可说明问题：

……时代所给予的各种印痕，从论点、引证到文字，毕竟无可消除。如书中（也包括其他拙著）屡用的“封建”“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一词，即三十年代流行的feudalism之中译，指的是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体制，此译、此词毫不准确（中国早即“废封建、立郡县”），但既已约定俗成，便一时难以更换，只愿不以辞害意，请读者留意及之。

既然知道“不准确”，为何还要延用，并一直延用至今呢？关键就在“约定俗成”。这是语言应用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律。人无法和规律扭着来，不然就不可能鲜明地表达观点，更不可能实现完整的交流。同一个词汇，有时会有不同的“用法”，这是时代和时间造成的，是千百万语言应用者造成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很强调“私人语言”之“不可能”，强调语言“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他说：“一个语词在实践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他甚至说：“我已建议用‘一个语词的用法’来代替‘一个语词的意义’……理解一个语词也就等于知道它的用法，它的应用。”这正可用来解释我们面临的难题。

这里，不妨将“封建”一词何以会有如此中国式的“用法”，作一极简单的梳理。

据冯天瑜先生考证，最先以“封建”一词来定义中国社会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评论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时，作出了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见列宁《怎么办》）。其后，郭沫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提出中国战国后社会性质属“封建主义”。冯先生认为，郭沫若是把中国本有的“封建”一词内容剔除，然后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充作内涵，这就改造了“封建”的含义，使之泛化了，它不再指一种国体和政体，而指包括农业自然经济、地主制、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1920年代末会掀起如此热烈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呢？其实质，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深感困扰，所以不得不先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1928年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在斯大林帮助下，中共也才认识到目前进行的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郭沫若提出：“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的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这也就是冯天瑜所说的“概念改造”。但这一改造是在延安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才最后落到实处的（2012年10月号《探索与争鸣》杂志周建明文章对此叙说甚详）。1939年，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特征，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农民的地租过活，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从事无偿劳役；这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封建割据状态，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基础（文载《选集》二卷，此处述其要义）。这篇文章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社会性质大讨论，因为这已不是坐而论道，而成了那场天翻地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本。几十年下来，“反封建”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用语。

对此较早公开提出异议的是李慎之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纪念冯友兰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他已提到这一问题，此后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给一位青年学者的信，题目即：《“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他提出，秦以后的社会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2006年，湖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冯天瑜的专著《“封建”考论》。其实相关内容此前已纳入他的另一专著《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到2010年夏，山东《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三届“人文高端论坛”，专门讨论“如何为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命名”，冯天瑜、秦晖、汪晖、何怀宏、萧功秦等十余人与会，都认为“封建”一词失准，于是想新名词，想出的有“帝制时代”、“皇权社会”、“宗法地主专制”、“郡县制时代”、“专制社会”等，甚至还有“选举社会”（指科举之意），最后初步统一在以“帝制社会”或“帝制时代”取代“封建社会”。然而，这些新词真能取代“封建”概念吗？即以“帝制时代”而论，彼得大帝、亨利四世、路易十六、腓力普三世……不都在帝制时代？怎么区别中国自秦至清的社会与他们的不同？本来嫌“封建”一词没法将中国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相区别，现在不是更混淆了吗？“专制主义”也有同样难处。专制主义也是很宽泛、多用途的概念，难以笼括某种复杂的社会形态。

封建社会论文篇5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对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学术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对各种问题的不同认识上，千头万绪。能不能根据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理出一个脉络来?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把这些观点划分为三大类：

（1） 地主经济论 主流的意见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经济是封建地主制经济，老一辈史学家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等均持这种主张。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王亚南开其端，胡如雷等继其后。一般认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二是在地主经济中租佃制是地主土地与农业劳动者相结合的主要方式，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三，除佃农外，还存在数量可观的自耕农，细小分散的个体自耕农和佃农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四，这种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比领主制社会有较大发展相联系。在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内部，认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的另一种典型，甚至是发展得更充分、更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可称之为“典型论”（林甘泉、李文治、方行等）。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早熟而又不成熟、掺杂了许多奴隶制和村社制残余、富于弹性的经济制度；可称之为“早熟论”（傅衣凌等）。还有的学者认为，战国以后的地主制经济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不复为典型的封建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不能突破封建的樊篱而成长壮大；可称之为“变态论”（傅筑夫）。

（2）市场经济论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提出对地主经济论的质疑，对中国传统经济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和租佃制封建性质的观点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人口变化构成他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的两根主线。在大陆学者中，赞同这种观点的似乎没有，但其影响是存在的。

（3） 权力经济论 地主经济论一般以肯定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为前提，比较强调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此不同，有些学者则把封建经济中的政治权力作用和人身依附关系放在首位。封建土地国有制论者往往持这种观点。根据我的体会，侯外庐主张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皇有）论，其深意正是强调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驾凌和干预。这一点，王毓铨表达得更清楚。他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家长制的封建社会，其经济基础是皇帝控制着全国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包括矿产、森林、川泽）和人民，是一种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近年秦晖以实证材料剖析了土改前上溯至明清的关中社会，指出在这一社会中，自耕农占大多数，地主及其占有的土地很少，租佃关系不发达，但利用权势聚敛财富欺压百姓的封建势力却存在的。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阶级分化）相当模糊，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统治—服从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明显，构成与地主私有土地、广泛实行租佃制的“地主制经济”大异其趣的“关中模式”。他据此提出要对传统经济形态进行理论的重构。他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他批评“郭沫若学派”不把人身依附化和自然经济化视为封建化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封建主义”，其根源可追溯到斯大林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不讲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主义理论，以至可以追溯到列宁后期对封建社会、村社、农民等认识的变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强调个体小农与专制国家的“一体化”结构，与上述观点也有共同之处。这类观点，我们姑名之曰“权力经济论”。

以上三类观点的分歧，反映在对中国传统经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例如，关于地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论者认为是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是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权力经济论者则为是土地国有制，或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关于人身依附关系，市场经济论者认为并不存在，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比较松弛（相对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而言），权力经济论者则认为很严重。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市场经济论者自然认为它是一种商品经济，完全适用古典经济学这种分析工具，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是可以包容较多商品经济成分的自然经济，权力经济论者则强调其自然经济性质，或认为是一种“伪商品经济”。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转贴于

这三类观点在学术界并非势均力敌、鼎足而三的，但它们之间显然有一种逻辑关系，其中市场经济论和权力经济论构成认识的两极，而地主经济论则可视为两者的“折中”（这是就逻辑关系而言，并非说地主经济论是折中主义）。在地主经济论中，“早熟论”在某些方面与权力经济论接近，“变态论”则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论接近。它们可以构成某种坐标体系，把学术界关于中国战国以后社会经济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林林总总的理论观点放在这个体系中，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它们所处的位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发现某些理论观点的内部矛盾；使人产生条理井然的感觉。对于这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在《中国代经济史研究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刋）中已有介绍，于此不赘。

二

上述各类理论观点的是非得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作深入的研究，本非我的学力所能及；但在整理这些理论观点的时候，不能不思考有关问题，而且作为一个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面临对地主经济论的各种批评，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回答。问题涉及许多师长友朋，我在这里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只是一些感想，谈不上什么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国自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了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商业和市场也比较活跃；市场经济论者强调了这一方面的事实。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有利于突破人们头脑中殭化的自然经济模式。但他们忽视以至抹杀了另一方面的事实，这就是战国以后，国家和乡族对土地私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仍然相当严重；土地私有权并不完整；自给性生产仍占主要地位，市场机制远远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种理论的片面性是明显的。如果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现在还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无法理解的了。这种理论并不新鲜。三十年代就有人认为我国战国以后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论与此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地主经济论中主张“变态论”的傅筑夫，在“文革”后首先试图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独力撰写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通史，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运动的实际过程，功不可没。但傅氏的理论体系存在严重的矛盾。它在有些方面与市场经济论很相似，但又未能一以贯之。如他认为战国后土地买卖完全自由，地主和佃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战国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巨大发展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等。所谓“国民经济体系”是沿用德国学者毕歇尔的概念，谓商品交换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而把全国联成一个整体，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了。论者或谓从中可以看到陶希圣“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子，傅氏撰文予以否认。撇开所有政治因素，平心而论，傅氏的思路与陶氏确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以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为衡量标准，认为西周符合这个标准，是典型封建制；战国以后不符合这个标准，故非封建社会，或非典型封建社会。他们又都认为是战国商业的巨大发展破坏了这个典型的封建制；而封建制破坏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成长起来。至于资本主义成长不起来的原因，陶氏归结于“士大夫阶级”，傅氏则归结于“小农经济”。在傅氏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落后、自给自足（耕织结合）、与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的自然经济，堵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就出现，但老是发展不起来? 傅氏是用贬低小农经济的办法来加以解释，但却使他的体系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在傅氏的体系中，一方面是先进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经济统治的落后封闭的农村，两者似乎是绝缘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二元经济”吧，但却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战国以后商品经济之所以比较发达，正是由于这时小农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加强，小农的经济结构中可以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

权力经济论看到并强调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控驭，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和一些很深刻的思想；但他们完全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抹杀商品经济有相当发展的事实，同样是失之于偏颇。

权力经济论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较多的联系，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的论述是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例如侯外庐1954年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章，就是以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论述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但很难说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古代东方包括了中国在内。他1959年的文章则把土地国有制视为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也令人有削足适履之感。他以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完全的、自由的土地私有制为标尺，否认封建社会中不完全的、带有传统附属物的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我看来，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实践证明了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成交的双方要签订契约，后来还要经官方认可，向官府纳税，如果不是土地私有，应该如何解释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提出过土地国有化的纲领，由于在实践中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抵制而不得不加以调整，改变为保护农民私有土地的政策，土地私有的观念和土地私有的事实一样是明确的。侯氏也并能不否认这些事实，但他认为这只是外观，实质是霸权式的统治；土地买卖是诡诈式的买卖，是骗局，等等。但这是难以服人的。又如侯氏认为“食货”代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法典式定义。按《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在这里，“食”固可指农业，更确切地说，是指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生产活动；但“货”却不能仅仅归结为家庭手工业，它主要是指交换和流通，流通的媒介，包括还没有脱离使用价值的布帛和基本脱离了使用价值的金刀龟贝。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这就相当于近代“经济”的概念。我曽在《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一文中谈到战国时代“货”的多义性，它既可指商品或货币，亦可指一般的产品或财富；秦汉以后亦然。把“货”等同于近世的商品和货币，把“货殖”说成是利润增殖，固然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货”只是自然经济中的家庭手工业。“食货”一词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某些特点，如在自给性生产的基础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非商品流通）比较发达，它并非仅仅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

近年在权力经济论者中对地主经济论提出的批评最尖锐、而又最富理论色彩的，要算是秦晖。秦晖揭示了一些以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事实，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理论观点，大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封建社会经济的认识。但他把“地主经济论”和“商业资本主义论”一锅煑，未必是公允的；他有些本来正确的观点也失之于偏颇。例如，他认为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把两者对立起来，以至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对封建制度的论述对立起来，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不错，马克思说过人身依附关系或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封建制度的特征以至基础，但他总是从所有制、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中去寻找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最终根源。马克思在讨论封建地租时说：“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9—890页）马克思还说过，“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0页）。秦氏引证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作为论据；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等三种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 104页）但这只是马克思论述问题的一个角度。在同一著作里，作者着重从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的关系的变迁（统一的各种形式及其逐步趋向分离）来考察前资本主义诸生产形态。在另一著作里，作者把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归结为：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统一─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在新的基础上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重新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 3册第465—466页）。由此可见，把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所有制割裂和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根据的。秦氏批评地主经济论忽视或不讲人身依附关系，这并不符合事实。不少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都曾指出，人身依附关系不但在私属性租佃关系中存在，而且在契约性租佃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所谓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是指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而且是相对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而言的；而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封建国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控制和强制也算在内，则中国封建社会的封建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并不比西欧中世纪弱。可见地主经济论并非不讲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没有象权力经济论者那样，把人身依附关系放在封建制度中的首要地位。

上面提到，地主经济论中的“早熟论”与权力经济论有某种相似。如他们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强调国家和乡族的干预，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个人所有与共同体所有的结合，后者表现为国家和乡族的双重所有。他们重视对传统社会的剖析，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和卓越的见解。但他们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影响较大，故强调“村社”残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他们的所谓“村社”，实际是指乡族势力。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乡族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村社”牵合在一起，总令人觉得勉强；而所谓“早熟”云云，亦暗含以西欧社会为正常发展典型的前提。

从战国以后的历史实际看，土地私有制、比较活跃的商业和市场，确实是存在的；国家和乡族对土地私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干预也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解释它们。如果只强调一方面的事实，忽视以至抹杀另一方面的事实，理论就会走偏。相对而言，地主经济论、尤其是其中的“典型论”，能较好兼顾和解释这两方面的事实，因此，在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种理论中，它仍然是最符合历史实际、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但它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不能不对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一些认真的检讨。

权力经济论者在批评地主经济论时，强调了人身依附关系和自然经济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同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我认为是正确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人身依附关系之所以比较松弛，正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相对松动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下人身依附关系之所以比较严格，则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经济比中国封建地主制强固得多。如果一方面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另一方面又把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这是一种理论的错位。权力经济论者说地主经济论不讲人身依附，是冤枉的；但他们批评“郭沫若学派”不把自然经济化和人身依附化作为封建化的标志，则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战国时代总的发展趋势是商品经济逐步兴盛和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以此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在理论上会遇到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这值得战国封建论者思考。但如果把春秋战国视为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那又另当别论。

权力经济论者突出人身依附而抹杀所有制在封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自然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在研究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似乎应该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个中心环节上。

权力经济论者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也暴露出地主经济论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实，在封建地主制下，封建国家不但广泛干预、而且直接参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地主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与其归结为土地国有制的基础地位，不如从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内在要求来解释。对封建地主制经济中国家经济职能的研究亟须加强。

封建社会论文篇6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对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学术界存在着形形的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对各种问题的不同认识上，千头万绪。能不能根据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理出一个脉络来?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把这些观点划分为三大类：

（1） 地主经济论 主流的意见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经济是封建地主制经济,老一辈史学家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等均持这种主张。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王亚南开其端，胡如雷等继其后。一般认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二是在地主经济中租佃制是地主土地与农业劳动者相结合的主要方式，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三，除佃农外，还存在数量可观的自耕农，细小分散的个体自耕农和佃农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四，这种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比领主制社会有较大发展相联系。在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内部，认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的另一种典型，甚至是发展得更充分、更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可称之为“典型论”（林甘泉、李文治、方行等）。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早熟而又不成熟、掺杂了许多奴隶制和村社制残余、富于弹性的经济制度；可称之为“早熟论”（傅衣凌等）。还有的学者认为，战国以后的地主制经济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不复为典型的封建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不能突破封建的樊篱而成长壮大；可称之为“变态论”（傅筑夫）。

（2）市场经济论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提出对地主经济论的质疑，对中国传统经济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和租佃制封建性质的观点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人口变化构成他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的两根主线。在大陆学者中，赞同这种观点的似乎没有，但其影响是存在的。

（3） 权力经济论 地主经济论一般以肯定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为前提，比较强调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此不同，有些学者则把封建经济中的政治权力作用和人身依附关系放在首位。封建土地国有制论者往往持这种观点。根据我的体会，侯外庐主张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皇有）论，其深意正是强调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驾凌和干预。这一点，王毓铨表达得更清楚。他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家长制的封建社会，其经济基础是皇帝控制着全国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包括矿产、森林、川泽）和人民，是一种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近年秦晖以实证材料剖析了前上溯至明清的关中社会，指出在这一社会中，自耕农占大多数，地主及其占有的土地很少，租佃关系不发达，但利用权势聚敛财富欺压百姓的封建势力却存在的。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阶级分化）相当模糊，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统治—服从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明显，构成与地主私有土地、广泛实行租佃制的“地主制经济”大异其趣的“关中模式”。他据此提出要对传统经济形态进行理论的重构。他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他批评“郭沫若学派”不把人身依附化和自然经济化视为封建化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封建主义”，其根源可追溯到斯大林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不讲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主义理论，以至可以追溯到列宁后期对封建社会、村社、农民等认识的变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强调个体小农与专制国家的“一体化”结构，与上述观点也有共同之处。这类观点，我们姑名之曰“权力经济论”。

以上三类观点的分歧，反映在对中国传统经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例如，关于地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论者认为是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是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权力经济论者则为是土地国有制，或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关于人身依附关系，市场经济论者认为并不存在，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比较松弛（相对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而言），权力经济论者则认为很严重。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市场经济论者自然认为它是一种商品经济，完全适用古典经济学这种分析工具，地主经济论者认为是可以包容较多商品经济成分的自然经济，权力经济论者则强调其自然经济性质，或认为是一种“伪商品经济”。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这三类观点在学术界并非势均力敌、鼎足而三的，但它们之间显然有一种逻辑关系，其中市场经济论和权力经济论构成认识的两极，而地主经济论则可视为两者的“折中”（这是就逻辑关系而言，并非说地主经济论是折中主义）。在地主经济论中，“早熟论”在某些方面与权力经济论接近，“变态论”则在某些方面与市场经济论接近。它们可以构成某种坐标体系，把学术界关于中国战国以后社会经济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林林总总的理论观点放在这个体系中，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它们所处的位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发现某些理论观点的内部矛盾；使人产生条理井然的感觉。对于这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在《中国代经济史研究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X）中已有介绍，于此不赘。

二

上述各类理论观点的是非得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作深入的研究，本非我的学力所能及；但在整理这些理论观点的时候，不能不思考有关问题，而且作为一个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面临对地主经济论的各种批评，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回答。问题涉及许多师长友朋，我在这里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只是一些感想，谈不上什么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国自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了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商业和市场也比较活跃；市场经济论者强调了这一方面的事实。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有利于突破人们头脑中??化的自然经济模式。但他们忽视以至抹杀了另一方面的事实，这就是战国以后，国家和乡族对土地私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仍然相当严重；土地私有权并不完整；自给性生产仍占主要地位，市场机制远远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种理论的片面性是明显的。如果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现在还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无法理解的了。这种理论并不新鲜。三十年代就有人认为我国战国以后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论与此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地主经济论中主张“变态论”的傅筑夫，在“”后首先试图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独力撰写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通史，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运动的实际过程，功不可没。但傅氏的理论体系存在严重的矛盾。它在有些方面与市场经济论很相似，但又未能一以贯之。如他认为战国后土地买卖完全自由，地主和佃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战国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巨大发展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等。所谓“国民经济体系”是沿用德国学者毕歇尔的概念，谓商品交换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而把全国联成一个整体，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了。论者或谓从中可以看到陶希圣“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子,傅氏撰文予以否认。撇开所有政治因素，平心而论，傅氏的思路与陶氏确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以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为衡量标准，认为西周符合这个标准，是典型封建制；战国以后不符合这个标准，故非封建社会，或非典型封建社会。他们又都认为是战国商业的巨大发展破坏了这个典型的封建制；而封建制破坏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成长起来。至于资本主义成长不起来的原因，陶氏归结于“士大夫阶级”，傅氏则归结于“小农经济”。在傅氏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落后、自给自足（耕织结合）、与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的自然经济，堵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就出现，但老是发展不起来? 傅氏是用贬低小农经济的办法来加以解释，但却使他的体系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在傅氏的体系中，一方面是先进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经济统治的落后封闭的农村，两者似乎是绝缘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二元经济”吧，但却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战国以后商品经济之所以比较发达，正是由于这时小农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加强，小农的经济结构中可以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

权力经济论看到并强调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控驭，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和一些很深刻的思想；但他们完全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抹杀商品经济有相当发展的事实，同样是失之于偏颇。

权力经济论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较多的联系，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的论述是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例如侯外庐1954年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章，就是以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论述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的。但很难说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古代东方包括了中国在内。他1959年的文章则把土地国有制视为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也令人有削足适履之感。他以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完全的、自由的土地私有制为标尺，否认封建社会中不完全的、带有传统附属物的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我看来，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实践证明了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成交的双方要签订契约，后来还要经官方认可，向官府纳税，如果不是土地私有，应该如何解释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提出过土地国有化的纲领，由于在实践中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抵制而不得不加以调整，改变为保护农民私有土地的政策，土地私有的观念和土地私有的事实一样是明确的。侯氏也并能不否认这些事实，但他认为这只是外观，实质是霸权式的统治；土地买卖是诡诈式的买卖，是骗局，等等。但这是难以服人的。又如侯氏认为“食货”代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法典式定义。按《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在这里，“食”固可指农业，更确切地说，是指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生产活动；但“货”却不能仅仅归结为家庭手工业，它主要是指交换和流通，流通的媒介，包括还没有脱离使用价值的布帛和基本脱离了使用价值的金刀龟贝。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这就相当于近代“经济”的概念。我??凇洞印垂茏印悼葱∨┚?糜胧谐　芬晃闹刑傅秸焦?贝?盎酢钡亩嘁逍裕??瓤芍干唐坊蚧醣遥?嗫芍敢话愕牟?坊虿聘唬磺睾阂院笠嗳弧0选盎酢钡韧?诮?赖纳唐泛突醣遥?选盎踔场彼党墒抢?笤鲋常?倘皇遣欢缘模坏?膊荒芩怠盎酢敝皇亲匀痪?弥械募彝ナ止ひ怠！笆郴酢币淮嗜纺茉谝欢ǔ潭壬戏从撤饨ǖ刂髦凭?玫哪承氐悖?缭谧愿?陨??幕?∩献匀痪?糜肷唐肪?玫慕岷希?魍ǎò?ㄉ唐妨魍ê头巧唐妨魍ǎ┍冉戏⒋铮??⒎墙鼋鍪歉??岷系淖匀痪?谩?BR>

近年在权力经济论者中对地主经济论提出的批评最尖锐、而又最富理论色彩的，要算是秦晖。秦晖揭示了一些以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事实，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理论观点，大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封建社会经济的认识。但他把“地主经济论”和“商业资本主义论”一锅??，未必是公允的；他有些本来正确的观点也失之于偏颇。例如，他认为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把两者对立起来，以至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对封建制度的论述对立起来，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不错，马克思说过人身依附关系或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封建制度的特征以至基础，但他总是从所有制、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中去寻找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最终根源。马克思在讨论封建地租时说：“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9—890页）马克思还说过，“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0页）。秦氏引证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作为论据；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等三种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 104页）但这只是马克思论述问题的一个角度。在同一著作里，作者着重从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的关系的变迁（统一的各种形式及其逐步趋向分离）来考察前资本主义诸生产形态。在另一著作里，作者把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归结为：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统一─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在新的基础上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重新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 3册第465—466页）。由此可见，把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所有制割裂和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根据的。秦氏批评地主经济论忽视或不讲人身依附关系，这并不符合事实。不少主张地主经济论的学者都曾指出，人身依附关系不但在私属性租佃关系中存在，而且在契约性租佃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所谓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是指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而且是相对于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而言的；而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封建国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控制和强制也算在内，则中国封建社会的封建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并不比西欧中世纪弱。可见地主经济论并非不讲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没有象权力经济论者那样，把人身依附关系放在封建制度中的首要地位。

上面提到，地主经济论中的“早熟论”与权力经济论有某种相似。如他们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强调国家和乡族的干预，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个人所有与共同体所有的结合，后者表现为国家和乡族的双重所有。他们重视对传统社会的剖析，有许多优秀的成果和卓越的见解。但他们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影响较大，故强调“村社”残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他们的所谓“村社”，实际是指乡族势力。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乡族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村社”牵合在一起，总令人觉得勉强；而所谓“早熟”云云，亦暗含以西欧社会为正常发展典型的前提。

从战国以后的历史实际看，土地私有制、比较活跃的商业和市场，确实是存在的；国家和乡族对土地私有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干预也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地解释它们。如果只强调一方面的事实，忽视以至抹杀另一方面的事实，理论就会走偏。相对而言，地主经济论、尤其是其中的“典型论”，能较好兼顾和解释这两方面的事实，因此，在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种理论中，它仍然是最符合历史实际、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但它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不能不对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一些认真的检讨。

权力经济论者在批评地主经济论时，强调了人身依附关系和自然经济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同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我认为是正确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人身依附关系之所以比较松弛，正是由于自然经济的相对松动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下人身依附关系之所以比较严格，则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经济比中国封建地主制强固得多。如果一方面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另一方面又把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这是一种理论的错位。权力经济论者说地主经济论不讲人身依附，是冤枉的；但他们批评“郭沫若学派”不把自然经济化和人身依附化作为封建化的标志，则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战国时代总的发展趋势是商品经济逐步兴盛和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以此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在理论上会遇到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这值得战国封建论者思考。但如果把春秋战国视为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那又另当别论。

权力经济论者突出人身依附而抹杀所有制在封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自然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在研究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似乎应该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个中心环节上。

权力经济论者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也暴露出地主经济论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实，在封建地主制下，封建国家不但广泛干预、而且直接参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地主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与其归结为土地国有制的基础地位，不如从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内在要求来解释。对封建地主制经济中国家经济职能的研究亟须加强。

封建社会论文篇7

即便就世界范围来看，档案馆事业都称得上是一项既有极其纵深的历史、又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事业。对于档案馆的性质和功能把握，人们似乎已成竹在胸，而有时又有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无时不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档案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笔者在深入档案馆进行实际调研，以及学习借鉴国内外有关档案馆的著作、论文等的基础上，就档案馆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技能中的重点问题作了较系统、全面富有创新的探讨。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一、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

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是档案馆学乃至整个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虽然较为抽象和枯燥，但对其的认识与把握，又和对档案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利用等一系列具体、生动的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息息相关。探究档案馆的属性和功能，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一）档案馆的属性

属性为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本题分别就档案馆的一般属性、本质属性及多重性进行了分析。

笔者认为，社会性、服务性、文化性、政治性、行政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学术性是档案馆的一般属性。一般属性虽然不能使档案馆和其他社会机构完全区别开来，但对它的研究是认知档案馆本质属性的基础，而且也有助于档案馆工作走出单一天地，开阔视野，广收并蓄，吸纳、借鉴社会上有相同禀性机构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通过收集、管理和利用对本地区或国家具有长期和永久价值的档案，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各项事业提供服务，是档案馆的本质属性。研究和正确把握档案馆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我们在档案馆工作中增强主动性和科学性，抓住主要矛盾，突出特点，发挥优势，更好地履行职责。

由于档案馆是个复杂多样的事物，它也存在属性上的多重性。多重性体现在：收藏性和利用性统一、行政性和学术性并重、政治性和文化性共存、开放性和封闭性结合、现实性和潜在性同在。分析、把握档案馆属性上的多重性，有利于提高我们辩证、全面地看待档案馆工作。

（二）档案馆的功能

功能，即功效、能力，是事物在一定的环境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的作用。本题将档案馆的功能分为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并分别作了阐述。

收集、管理和提供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馆的自然功能。它是由档案馆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其并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质的变化。正确把握档案馆的自然功能，有助于我们在档案馆工作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是相互连结、不可分离的。自然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功能是自然功能的延伸和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外在实现形式。笔者认为现代档案馆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功能、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功能、资治襄政功能、繁荣科研功能、发展经济功能、推进民主功能、社会教育功能和休闲消遣功能。正确认识档案馆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档案馆的性质和工作原则，也有助于避免档案馆功能开发上的单打一，从而完整、全面地发挥出档案馆的作用。

二、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批判和借鉴

即便是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算起，我国的档案和档案工作也早已存在和发展了三千多年，而其中的两千多年又伴随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生与死。因此，研究当今中国的档案工作，是不能不探究我国封建档案工作的特征的。

（一）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

研究我国封建档案工作，当然要联系我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历史特点。本题首先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点。

（二）我国封建社会的几种主要档案

在封建社会里，以帝王为首的统治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为使其上下沟通，运转自如，必然在官僚机构内部设置一些辅助性工作，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便应运而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档案也从内容和成分上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形成了几种与专制制度密切相关的记注档案、谱牒档案、户籍档案、律法档案、甲历档案等。

（三）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可谓光彩照人，但由于封建档案工作是植根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之中，统治者的长期钳制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影响，使得我国封建档案工作呈现出了御用性、封锁性。僵化性、垄断性等特点。

（四）我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

中国封建档案工作对于铸造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它本身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很有长期特色的组成部分。本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主要有六方面：第一，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档案工作由中枢机构直接统辖；第二，把档案的搜求积累当作长治久安的大事；第三，中央档案库是皇家的重要建设；第四，以严酷的律法保护档案和档案工作；第五，档案管理讲究章法；第六，档案利用备受重视。

三、档案馆文化论

文化的讨论从来就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本题从分析文化概念入手，探讨了档案馆文化的定义及其分层把握问题。

（一）文化的定义及其系统结构

虽然文化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人们对文化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就是承认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当然，也有学者依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习惯，将文化确定为大、中、小三层含义。“大文化”涵盖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文化概念的哲学涵义；“中文化”多指精神层面，类似前面的狭义文化；“小文化”则是特指某些专业领域和部门，比如国家文化部管辖的团体，这是一个行政操作性层面的概念。

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按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系统结构可以描述为五万面：第一，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头脑、精神支柱。第二，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第三，科学是文化的脊梁，是构成文化知识内容的最坚实的支柱，同时又是文化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第四，文艺是文化的血肉，文学艺术使文化有血有肉，具有生动丰满的形态和内容及丰富的情感。第五，新闻出版、信息咨询事业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事业是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神经网络和大动脉。

（二）档案馆文化的定义

所谓档案馆文化，笔者认为实质上指的并不是档案馆馆藏和档案馆设施等物质实体，也主要不是指档案馆学理论方面的精神产品，而主要是指包含在档案馆馆藏以及馆藏衍生品中的精神因素。档案馆文化消费属于发展文化消费。档案馆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档案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第二，档案馆文化服务经济建设大有可为；第三，档案馆文化可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封建社会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21-03

中共十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承担着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命。正如当代学者曹景文所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承担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的重任，它对大学生培育民族精神、凝聚共识、增强公民意识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这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统一的。因此现代学者杨军建议要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载体相结合”[2]。然而，这种普遍流行的看法却无法解决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

一、“史学危机”的理论挑战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要揭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就需要考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采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标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曾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1986年，何新明确批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指出这一学说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线性演化模式歪曲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意，是误植欧洲历史模式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3]。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与主流结论不同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在具体考察了“封建”“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等概念后，冯天瑜、李慎之、黄敏兰、侯建新等学者指出，将秦朝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名不符实[4]。

这些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呼应，冲击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存在的合理性。这让一些主流历史学者倍感危机，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龚书铎曾写道：“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5]“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部分主流历史学者僵化、教条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情，以致难以引起社会的共鸣，突出了原有历史研究模式的弊病。何平指出，“史学危机”主要是历史叙事引发的传播危机，“‘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然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却日趋与中国固有的历史叙事传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史学的空框化”，“而所谓历史评价也往往表现为非叙事的当下意识形态评判或价值评判”[6]。“史学危机”使旧史学的宏达叙述研究模式逐渐淡出学术视野，历史逐渐回归学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史学危机”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以往历史理论重结论而轻学术的问题，因此结论常常给自身带来困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明确反对封建文化，认为封建社会的儒学已与近现代社会脱节，但这一说法无法解释魏源、徐继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儒者接受和传播近代西学现象。与之类似，教材批评北洋政府的崇儒政策，却也给自身增加了解释现实的困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分内容出现的理论困境影响了被接受的程度。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论证没有新意”“一些结论缺乏说服力”[7]。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有其合理之处。在5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已经落后于近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的各方面的竞争中都处在不利地位，令民族和国家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处境。换而言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能够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时也为中国未来提供了发展方向，最终迈向独立、自由、强盛以及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反对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内的封建主义力量，建立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

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反思封建主义文化。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称为“封建伦理纲常”“封建主义思想”[8]。它主要包括官方儒学以及佛教、道教。这些文化与现实文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差距。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教材提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作为理解封建主义思想的内在条件。

第一个观点，封建主义思想不适宜近现代生活需要，这一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密切相关。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总是朝着更高级、更文明的方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过程及趋势表明，封建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整整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判断，即作为封建文化的孔学、儒学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

由于封建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因此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孔学是很合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它特别称赞太平天国的反儒活动，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推行的反儒政策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教材非常坚持这一观点，它始终相信，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已经难以与近代的生产力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儒学被社会遗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评价“中体西用”时，教材明确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中学”（即儒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

对孔学的批评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提出第三个理论观点，即与世界同步，认同和接受近现代化理念才是中国的发展出路。教材在讲到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时，将他们的思想主张称为“思想启蒙”。教材非常支持维新派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要反对儒学意识形态，必须引介西方近代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科学理论知识，运用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与学说（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进化等）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严格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维新派的思想文化主张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热情，成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惯性。教材也明确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同时，积极开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进行理论辩论，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先进特征。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批评孔学已落后于时代，但它却又主张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这一判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规律被同志表述为“一分为二”，即矛盾具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种属性，同一性是保持事物存在的重要力量，而斗争性则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存在于事物之中。这种矛盾的观点是考察传统文化的重要哲学原理，较早地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传统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待儒学。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而在正确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上，明确指提出“精华糟粕论”的观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同志的这一观点被概括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著名论断。

这样的观点也被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其他教材接受。《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更将传统文化视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该教材第一章明确指出，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转变为中国化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能够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同。要达到这样的文化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使人们回到传统文化中，重新建构新的历史文化脉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传统文化的根据，对传统文化开展拣择，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精神广泛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使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认同和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有关。当时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主张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主流哲学推动下，作为主流文化意识的思政理论必然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因此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决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一文化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结合，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滋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时展的必然结果。

综合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它以文化的历史变迁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时代文化，即以吸取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时代价值，树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目标。

这一结论对思想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具有历史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深刻反思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话语方式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现象[11]，主要表现在将政治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用政治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12]。事实上，这样的话语体系必然难以承载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因此思想文化的缺位使思政教育缺乏对现当代社会思潮和个人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理解，以致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解构，社会上出现了价值失范的现实问题。正如当代学者许苏明所说，多元话语形态“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霸权，旧的思想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并指向传统话语的权威地位、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和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传统话语认同危机加剧了人们精神迷失和信仰虚空”[1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样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尽管教材在很多内容的表述上已经明显与时俱进，但是部分内容却没有采纳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没有及时更新的相关内容，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它会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应给予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曹景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5）：12―21.

〔2〕杨军.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的历史文化载体――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87―90.

〔3〕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今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J].读书，1986，（11）：40―51.

〔4〕叶宪.“封建”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9.

〔5〕龚书铎.从“史学危机”想到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1）：53―54.

〔6〕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J].探索与争鸣，2005，（2）：11―13.

〔7〕游海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局限评析[J].思想政治理论新探索，2010，（00）：439―451.

〔8〕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9，54.

〔9〕刘西芳：略论对传统文化的吸取[J].孔学研究，1999，（00）：33―43.

〔10〕本书编写组.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4.

〔11〕任帅军.教育困境还是范式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引出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802―808.

封建社会论文篇9

本文试图揭示西方学者着力研究的与秦汉史有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起源，另一个是把从欧洲史研究产生的概念“封建制”用到中国古代史以后，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一）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一直被欧美学者视为中国古代文化最宝贵的部分，欧洲大陆上最初举办的考试即取得医生资格的考试就是仿效中国考试制度进行的。汉学家追根溯源，发现启用职业官僚取代封臣的那个时刻最重要，可以当作一个起点。最早由此入手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顾立雅（H.G.Creel），他认为申不害已失传的著作提出的政治思想给官僚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在欧美汉学界难以得到认同，不过他用相关成果写的《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一文，却赢得广泛承认。该文刊载于美国最著名的汉学杂志“亚洲研究”，后被编入该杂志纪念创刊30周年的论文集，[1] 由此可见它在汉学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从顾立雅的论文可以看到申不害政治哲学与官僚制度之间的几点联系：1、申不害认识到一位君主不可能了解和处理其领土上的全部事务，因而必须把工作划分为几种类型，分别任用官员，各司其职；2、申不害还认为，不能靠非理智的办法如传统的做法或家族法令进行治理，也不能像商鞅那样强调强权和酷刑，更不能用让民众陷入恐惧的办法维持统治；3、除了任用、监督、考察官员以外，还要把领土划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行政区，由中央政府派官僚进行管理，官员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规定。官员和封地里封臣的不同之处在首创和采取行动方面，顾立雅此刻明确指出：一位封臣在领地里可以做禁令以外的任何事，而一位官员则不能做职权范围外的任何事。

顾立雅孜孜不倦地研究了秦、晋、楚等国与县有关的史料，论文的重心在于这个结论：县的设置似乎只有在春秋时期的楚国得到借助自身过渡到官僚制度的效果，楚国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县的发源地。原因在于楚国的贵族集团组织不太严密，没有公认的领袖，对政府官员的威胁不强。县最初多设于边疆新开拓地和吞并的别国土地，县令职位不世袭，当县的设置扩展到封臣的领地时，封臣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县越来越多，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大，最终完成封建制向皇帝制度的转化。这时县才成为从属于郡的低一级政府。

中国学者关于先秦县的设置的研究久已有之，但是顾立雅代表汉学家的思路。他指出中国古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远远超出纸和火药的发明，那个时代中国政府辖治的面积、统辖的时间、实际的控制能力，都是同时期欧洲古代国家无法相比的。顾立雅认为经世治国之术的主要内容是管理官员的能力，包括官员的人数和监督、考绩的手段。可以说，西方汉学里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主题是从这里开始的，顾立雅为皇权的实质、官员队伍的组成等研究方向提出了合理的起点。

（二）

与秦汉史有关的另一个汉学问题是从欧洲史研究产生的“封建制”概念问题。封建制被很多学者用来界定10——13世纪及13——15世纪的欧洲社会，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几百年使历史学家对那个时代产生了充分的、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距离感，对如何走进又走出中世纪的过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概念的确定使欧洲史形成古代、中世纪和近代3个明确的阶段，20世纪初期梁启超表示同意用“三分法”划分中国史，内藤湖南则认为三分法对整个亚洲史都有意义。此后，欧美汉学界也冲破了黑格尔的“停滞论”，承认中国与世界历史一般进程一致，古代历史确有终结，秦始皇以后也并不只是朝代的更替，三分法适合于中国。

这里首先就概念内涵进行一点简单的讨论。

对欧洲中世纪和封建制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马克·布洛克（Mark Bloch），他冲破了中世纪贵族及后人对史料的垄断，建立了开放的史料观，使中世纪史在学院里得到位置，成为职业学者可以涉足的学科。进而言之，还使非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史研究作为“历史人类学”进入了欧美的史学领域，使已在欧洲大学里立足的汉学与先进的历史学科联成一体。

布洛克的《封建社会》（The Feudal Society）至今没有中文译本，他在这部著作提出了封建制概念，这里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的讲演介绍这个广为欧美学界接受的论述：1986年9月9日，何炳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题为“关于奴隶制社会”[2] 的讲演，涉及布洛克的封建制概念，内容如下：1、社会上有大土地所有者；2、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民；3、整个社会机制用超经济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4、政治结构上有层层分割的宗。布洛克认为只具备上述一、两个特征即可视为封建社会，封建制比较普遍，西欧和日本都经历过。

按照这个标准，何炳棣认为春秋时期具备封建制的典型特征即存在着层层分割的宗。商朝是前封建社会，战国为过渡时期，从秦朝开始进入皇帝制度、官僚制度。

顾立雅的著名论文提出，商朝的政府机构已非常发达，但是要确定它的性质，非常困难（有的汉学家强调同样很难说商代主要的社会劳动由奴隶完成），周天子为统治扩大了的领土，把有限的授予封臣，这与欧洲后来的封建制十分相似。但是欧洲各民族没有一个共同承认的祖先和世系，因此没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明确的忠诚的对象。而中国的封建制与宗教、法律、财产关系等因素一样，较多地受亲属关系的支配。

另一位研究了封建制的汉学家是德克·卜德（Derk Bodde），他写的论文《中国封建制》[3]，晚年编入个人文集《中国文明论文集》。中国读者可以从他撰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看到他对西周、春秋社会的认识与顾立雅、何炳棣相同。

如果仅仅如此，问题似乎非常简单，秦始皇的大一统王朝把中国带入与封建制完全不同的官僚制社会。但是秦汉时代既是皇帝专制、任用官僚取代封臣的时代，又是春秋时期封建制因素延续和重整滋生的时代，特别在后期。卜德的论文提出，近年来许多学者拓宽了封建制概念内涵，认为普遍存在的佃农在边界明确的租地里劳动的经济关系都可视为封建制，并不一定要处于特定的政治框架之下，这样就把亚洲的农业社会纳入了封建制研究的范围内。作为汉学家，既熟悉皇帝制度、官僚制度在秦汉年间的确立，又知道东汉后期以来地方权贵势力的不断发展和几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因此卜德用很多篇幅描述了均田农民扩大了的自由度，世家大族和地方郡望在地方社会的作用等有利于封建制的现象。卜德认为，仅用政治结构及外壳否定有生命力的经济、社会因素，就算不上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史。卜德还睿智地指出，历经几百年的政权更替和民族融合，皇帝制度再次确立，这与布洛克特别重视的封建王权13世纪在欧洲的重新确立十分相似。

但是卜德本人从未断言魏晋时代存在着封建制，他提出了“静态”和“动态”两种封建制标准。

静态的标准，除了个人化的政府，分封的政治权力，封臣占有封地以外，对农民的统治合法化以外，卜德强调的一点是汉代的军功可以得到荣誉和封号。

卜德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动态的标准，它帮助青年汉学家发现动态的封建制因素在社会里的延续、滋生和增长，表面的政治结构下面实际的状况，这种方式给认识中国的西方学者带来的启示并不仅限于一个概念或一个时代。动态封建制的标准是：处于前帝国状态，整合没有完成；异族的侵略对发展产生了冲击；政治上的单位强于经济单位，中央权力衰弱；军事力量被特殊的集团垄断着；宗教的生长发育使分裂的时代成为“信仰的时代”。卜德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史实理想化地朝封建制发展，但封建制并没真的出现。周朝的封建制因素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这种长久的影响力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活跃的封建制因素，但是它们产生在与周朝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里，终究不能冲破大的政治框架。

（三）

陈启云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95年1月举办的“国际汉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历史上“中古时代”分期的观念问题》[4] 介绍了近年的封建制中世纪研究。

陈启云说，布洛克以后研究封建制的学者以美国的拉什顿·库尔本（Rushton Coulborn）最重要，他编写了《历史上的封建制》(Feudalism in History)，谈到中国。库尔本坚持只有西周社会为封建制，他借助卜德谨慎的论述，强调魏晋时代无论怎样具备各种因素，但封建制并没有真正出现。库尔本使我们看到了不治汉学的欧美学者的倾向。

笔者看到的材料里另一位明确否定中国有封建制的是日本学者梅棹忠夫。人们常用“同文同种”表示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从这个角度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和欧美汉学不是同一事物，但是布洛克强调日本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制；而且，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在文化上，日本人用不亚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研究西方文化，当今的日本学术已相当西化。欧美学者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吸取很多，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指出韩国学术比日本更接近中国。

梅棹忠夫在20世纪50年代考察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形成了“文明的生态史观”，[5] 他把旧大陆即亚、欧、非三洲划分为两类地区，第一地区是旧大陆的两极西欧和日本，共同点是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可谓天然大农场；都经历了封建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地区有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地域辽阔，显著特点是从东北斜向西南，有一个巨大的干旱地带，古代文明不约而同都在干旱地带的正中及边缘的干草原出现。第二地区的历史进程也有共同点，古代文明灿烂，民族构成复杂，盛行均分继承，封建制基础崩溃。梅棹忠夫强调他的生态史观“不过是对文化素材的原产地的体会与品味”。但是这种亲身经历和观察非常重要，何炳棣响应致力于远古史的潮流、从明清史返回探究农业起源的时候，首先就指出，法国汉学家当年以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为基地，把水稻经济、稻饭羹鱼的饮食模式和亚热带自然特点作为中国古文经典的背景，产生的认识焦点模糊，语焉不详。只有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才能与古文献记载的植被黍、粟、稷等对应起来。[6]

梅棹忠夫最终的结论是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解释不同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是应凭借资产阶级革命加以清算的封建制这一制度是不曾存在的。”“第一地区与第二地区的划分，与革命以前的体制是否存在封建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见注5）

（四）

陈启云深刻赞同卜德以皇帝制度的再次确立为重要标准考察魏晋南北朝史。事实上大多数汉学家借助卜德的论述确立了用西方中世纪研究学养研究东汉魏晋的方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章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作者伊沛霞（Patrica Budkley Ebrey，已译为“帕特里夏·埃伯里”）[7] 描述了豪族的大庄园和依附人口增多、生产庄园化、农民农奴化的显著特点，指出中央王权式微的中世纪特征始于东汉后期。豪强破坏了皇帝直接向每一个农户征收税役的扁平式社会结构，形成一种与朝廷争夺基层社会的力量，成为世家大族、门阀贵族的前身，加速了政治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再加上南方经济和非正统思想给北方政权带来的冲击，这些都与西方学者理解的中世纪特征相符。按照梅棹忠夫和库尔本的标准，中世纪的中国没有封建主，不过卜德引用德国学者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的论述，确定中世纪中国可称为“绅士社会”，绅士们从地主变成学者-官员，家族成员分别住在庄园和城市，以便随政治秩序的不同而取灵活变通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不具有欧洲封建主的政治身份，这个阶层在士农工商四个社会成分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到了帝国后期，常处于向下流动的趋势之中。

伊沛霞等欧美学者在宏观认识上较多地接受了日本学者比如内藤湖南的论述。内藤认为只有在中唐科举制确立、皇帝制度得到与之相配的文官来源以后，贵族政治才走向终结。集内藤史学之大成的宫崎市定提出四分中国史：1、秦汉帝国统一时代；2、特殊的贵族时代、不统一时代，但与欧洲封建制不完全相同；3、唐——宋及以后的独裁时代，这种模式为中国独有，最代表中国；4、工业时代。[8] 伊沛霞的前辈接受这种论述的，有美国的费正清、赖肖尔（Edwin D. Reischauer）、英国的伊懋可 (Mark Elvin)、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德国的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中国的钱穆、王桐龄、冀朝鼎等（见注4和注8）。

伊沛霞这一代人还特别重视谷川道雄的“共同体”[9] 理论。这个概念源于德语，谷川认为它可做超越阶级划分的解释个体农民和地主之间、个体农民之间关系的工具性概念，在生产力不高、生存条件恶劣、国家的恩惠远不可及时，望族以维护自耕农的独立生活为目标，与农户形成一种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学理上和概念内涵看，官僚制度和封建制形成一个悖论，而秦汉史的史实恰好与这个悖论相配。先秦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同时具有朝奴隶社会和朝封建制发展的两种倾向。不仅如此，政治学、社会学角度以外的汉学取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古代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递进关系，虽然也可从中国看到这种倾向，但递进的趋势较弱，更多地表现为杂糅之状，很难催生现代科学。也就是说，从欧洲史一般法则引伸出来的概念和规律用于中国古代时会有罩不住的感觉，有跨不过去的障碍。当然并不等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这种悖论现象，或注意到了，也不一定追究此事。中国学者早年曾展开社会史论战，后来演变为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奴隶制，二是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令笔者困惑不解的是，在封建制问题上，如果完全从学理出发，汉学家总的倾向是从严掌握，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几年以前，为什么有些汉学家热衷于把“市民社会”、“独立空间”等概念用于帝国后期？是否由于用这些概念考察另类的异国情势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更有兴趣？这一股潮流又是怎样收场的？

搞清楚欧美学者使用的概念内涵及用它们清理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路，揭示其中的悖论，有助于开放思路，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有时提出问题也是一种成就。

封建社会论文篇10

一、坚持解放思想，理论武装力度加大

今年以来，市委中心组学习坚持以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重点，以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为突出点，以提高党员干部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能力为目标，积极服务市委中心组学习，提高全市干部素质。制定下发了《登封市科级党委（党组）中心组2010年度理论学习指导计划》，邀请清华大学教授董关鹏等分别为市委中心组学习作了“领导者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纲领”的专场报告；在少林办、水利局、登电集团等乡镇、市直单位和企业举办了7场郑州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宣讲报告会；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主题党课活动；组织了2010年全市科级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并将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到全市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使市、乡两级中心组学习进一步强化，全市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得到大幅度提高。

坚持把基层党校和党员电教室作为主阵地，少林办塔沟村党校、嵩阳办双溪园居委会党校2个基层党校荣获郑州市级先进基层党校。大冶镇党委党校、少林办塔沟村党校被评为省级先进基层党校。全市理论教育工作又有新进展，少林办事处、检察院党委中心组获评郑州市中心组学习先进单位。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先后举办了召开了缅怀先烈纪念大会、“百首爱国歌曲大传唱”活动、全市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登封市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举办了登封市庆祝建国60周年“唱爱国歌曲、颂革命精神”大合唱比赛，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广大群众爱国意识。

二、坚持正确导向，舆论引导作用增强

（一）做好新闻宣传树立我市良好对外形象。加大在上三级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力度，在部级媒体发稿200多篇，省级媒体发稿300多篇，郑州市级媒体发稿500余篇，共在上三级媒体发稿1000 多篇。继续与郑州日报社联合办好《郑州日报市县新闻•登封》专版50期，为我市新闻宣传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二）整合市属新闻媒体资源为我市经济面对金融危机树立信心。一是大力开展我市抗旱浇麦保证人畜吃水的新闻宣传；二是积极组织我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讲树促”活动的新闻报道；三是做好我市优化发展环境的新闻报道；四是开展我市全民创业活动新闻宣传。通过有效的集中宣传活动，推动了市委、市政府各项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与主流媒体联络，积极化解负面新闻。在做好正面宣传的同时，积极重视新闻风险事件的化解，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重视、责任单位为主、宣传部门参与”的应对机制。全年共接待各级媒体采访40多次，积极消除煤炭、土地、环保、教育、国土资源等热点单位的负面报道20多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三、坚持服务人民，社会宣传活跃深入

（一）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坚持以繁荣文艺创作和开展文化活动为重点，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构建和谐登封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柱。先后组织开展了第七届春节联欢晚会----“辉煌30年”、“盛世闹春”2010年春节民间文艺大巡游活动“中国嵩山女性文化周”、登封市“劳动者之歌”大型文艺晚会等100多场次群众文化活动。由登封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群众文娱节目——“为我喝彩”登封市群众才艺之星电视大赛，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喜爱;电视剧《情洒香山》、电影《新少林寺》开机拍摄，杨兰春文化园开园，为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稳步推进。全年完成大金店镇、告成镇、白坪乡、颍阳镇、君召乡、石道乡、送表区、卢店镇8个乡镇文化站和187个村级文化大院的建设任务，提前实现我市村村有文化大院的目标，同时为全市150个村文化大院每个配送3000册图书和6组书柜，采购价值20余万元的鼓、锣及表演服装等物资，初步完善了已建成文化大院的服务功能。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已安装调试完成，137个行政村基层服务点所需设备由上级文化部门统一配置，现在已安装到位。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及文艺演出工作有序进行，全年共放映数字电影3000余场，豫剧团下乡演出280场（次），接待外来演出团体100个（次）。

（三）广电“村村通”工程强力推进。强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登封电视台实现境内电视信号的无缝覆盖，登封广播电台新增干线7.5km；新开通小区信号3个；新增装有线广播音柱8只，购置微波无线数字广播信号设备，彻底解决多年来箕山广播发射信号质量不好的问题。同时大幅度降低安装费，让利于用户近30万元，全年发展新用户1526户，入户安装创历史新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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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创作品味提升。吕宏军主编的410万字的《登封市志》、阎锦木的文集《柳郁文选》等16部有关嵩山文化、少林文化的书籍等作品相继出版。书画创作持续繁荣，2010年，全市的书画作者深入传统、深入基层，创作出大量富有时代意义的书画精品，共有260余幅作品在上三级发表、展出。其中刘永占的民间艺术作品《嵩山娃娃》在河南省融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中荣获一等奖，《唱河南》在河南省魅力中原民间艺术展中荣获金奖。

（五）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三个专项”普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入全市57个行政村、名胜古迹等地开展登封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三个专项”普查工作，已普查绘画、文字、建筑、编织、服装、饮食、雕塑、剪纸等民间美术资料120余项，拍摄图片900余幅，编篡《民俗志》17万字。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显著。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电子文本及汇编已全部完成，共整理汇编出登封市市级汇编本9册，其中民间文学三册；语言文字、民间美术一册；民间手工技艺一册；民间舞蹈、民间知识一册；传统体育、竞技与杂技、民间信仰一册；民间音乐、曲艺、传统戏曲、传统医药一册；其它项目一册。同时成功申报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项，分别是许由传说、大禹传说、嵩山“泥人刘”；省级项目3项，分别是许由传说、独脚舞、摸摸会。

四、坚持以人为本，文明创建质量提高

（一）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扎实开展。年初，我市提出了创建河南省文明城市的目标，按照《河南省文明城市考评细则》的要求，我市展开了一系列的创建活动。一是开展了征集登封“城市精神”活动。其中，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放征求意见表600份，通过新闻媒体、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征求收集到1000多条意见，引起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二是组织开展了“文明素质提升年”活动。发放礼仪知识手册等书籍资料3000余册，组织了“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礼仪知识竞赛和“文明就在身边”演讲比赛，开展了“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了我市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三是大力开展了以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景区、文明交通、文明窗口为主要内容的“三优五创”活动，宣传普及《登封市民文明手册》等文明创建知识，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四是开展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认真做好2010年度省（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景区的指导、推荐、考评工作。今年，我市推荐上报省级文明单位2个，郑州市级文明单位7个。五是为进一步增强公务车辆及公务人员的文明交通意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全市开展“树立公车良好形象，争做交通文明模范”活动。六是继续开展了系列创建活动。继续以“三有一评”活动为抓手，在全市各乡镇区、办事处广泛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今年，我市的宣化镇创建河南省文明镇，大冶镇创建郑州市级文明乡镇，大冶镇东施村、西刘碑村、大金店镇三里庄村创建郑州市级文明村镇，推动了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开展。组织实施了“电视进万家工程”，国庆节前，200台电视机送到受赠户家中，解决了我市部分农村贫困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泛开展了尊老爱幼活动，共发放选票5万张，从全市范围中评选出11名当代孝贤、10名尊老敬长孝星，并给予命名表彰，并颁发匾牌和荣誉证书，在全市城乡进一步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二）净化社会环境工作成效显著。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原则，印发了《登封市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实施方案》，与网吧业及印刷业签订了本年度的《依法安全经营目标责任书》，采取了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个人的“包户到人”工作措施，市场管理率达到了98%以上，对违法违规网吧、淫秽口袋书和有害卡通画、互联网有害信息的集中整治工作集中行动30多次，集中出动人员1385人（次），车辆317台，检查网吧562家（次），扣缴电脑主机285台，立案查处的违规案件50多个。

五、坚持服务中心，外宣工作成绩明显

2010年外宣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工作中心，服务大局，采取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对外宣传战略,为宣传登封、推介登封做出积极贡献。

（一）成功举办“感知嵩山文化访谈”活动。市委书记王福松，嵩山文化研究专家周昆叔、郑泰森等与全国各大主流网络媒体80余位记者参加了访谈活动。商都网现场视频直播，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等43家新闻网站给予报道，30家网站转载了活动实况，播发96条即时信息、30组直播流动字幕、26000余字、185幅图片，单次直播时间最长1小时20分钟，总计直播时间19小时。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完善。按照登政办【2010】20号文件要求，及时督促各职能单位上报新闻会计划，全年召开新闻会18场次。其中，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厅召开了“祈福中华•论道中岳”文化活动新闻会。

（三）配合境外媒体采访报道登封。配合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走进少林》专题片的拍摄，接待了美国箴言报对登封旱情采访，服务了凤凰卫视《中国名片》栏目对嵩山文化探访，服务了凤凰卫视《智慧东方》栏目对嵩山历史建筑群的采访报道，服务了全球商报联盟年会暨2010全球商报经济论坛的参会嘉宾、代表、记者共860人来登参观考察。为庆祝建国60周年，还先后接待了新浪网纪念建国60周年大型采风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市长网络对话”栏目组、“精彩河南”亚太电视新闻采访团等媒体对登采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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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上宣传形成合力。2010年，为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宣传优势，我市在与新华网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又先后与人民网、新浪网建立合作关系，使主流网站对登封的宣传形成合力，使登封的主流、正面声音在互联网上逐步占据主动。2010年，共搜集监看网上关于登封的不良信息477条，排查出敏感信息31条，根据“网上来、网上去”的处置方法，采取及时上报领导，科学应对的办法，较好地维护了登封良好外部形象和社会大局稳定。

2010年，登封市宣传思想文化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我市应对金融危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

重点做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工作，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一是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为根本目标，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二是以基层党校建设为抓手，建立基层党员轮训制度，落实基层党员教育培训规划，拓宽党员受教育渠道；三是以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为目的，继续组织年度全市科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试；四是以推进科学发展观大众化为重大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跨越式发展”主题党课活动，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作用，培养造就一大批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超前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党员干部。

（二）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一是突出抓好经济宣传。客观反映我市经济形势，全面准确地宣传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充分阐明我市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及时报道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深入解读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举措，多版面、大篇幅地宣传报道我市各条战线发挥优势、应对挑战的成功经验。二是有效引导社会热点。认真做好价格、税收、财政、金融、投资和教育、土地、医疗卫生等改革举措的宣传解读，做好城镇就业、大学生就业、农民工返乡、房地产低迷、股市波动、社会保障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把公众情绪引导到健康、理性轨道上来。三是做好科学发展观宣传工作。组织市属新闻媒体开展1到2次集中宣传活动，提高市属新闻媒体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集中展示我市各级各部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四是做好在上三级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以郑州日报、河南日报为重点，组织新闻精干人员在上三级主流媒体发表一批有份量、有影响的新闻稿件。

（三）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广泛人心。

一是狠抓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心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重点是加快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大院建设步伐，对建成的文化站进行设施配套，实现乡乡有文化站，并使80%以上的文化站达到和超过省级示范文化站标准。开展农村文化大院建设攻坚活动，争取财政支持和调动乡村积极性，在全市246个文化大院达标基础上，使最后77个文化大院达到省级文化大院标准，实现全市村村有标准文化大院。二是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建档。筹备嵩山摸摸会、许由传说为部级保护项目的申报工作，建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积极组织全市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办好全市农村农民文艺汇演、广场文化周和各种节庆活动的同时，开展百场戏曲送农民活动，不断丰富全市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四是继续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文化市场行为，以查堵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为重点，提高对打击盗版及非法出版物的相关法律、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开展大型“扫黄打非”集中活动。

（四）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一是以“学礼仪、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为主题，大力开展“文明素质提升年”活动。通过开展市民文明礼仪教育，举办文明礼仪知识讲座，组织相关知识竞赛及演讲比赛，推动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二是以尊老爱幼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通过道德模范评选，组织巡回事迹报告会和专题文化活动，大力弘扬社会美德，共创和谐新风尚。三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四是以“三优五创” 活动（以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景区、文明交通、文明窗口为主要内容的“三优五创”活动）为重点，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五是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目标，以“清洁家园行动”为重点，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六是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六是以健全体制机制为重点，深入开展城乡志愿服务活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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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围绕中心工作，精心筹划，做好重大活动的对外宣传。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借船出海”等形式，举办“感知嵩山”、“魅力少林”“文化登封”等系列宣传报道活动,借助境内外媒体宣传登封，扩大我市对外的影响力。二是做好城市形象传播，逐步启动城市形象片的制作工作。邀请专家、学者对登封城市政治、经济、人文、地理进行详细分析，对登封城市形象进行准确定位，逐步打造登封独有的城市品牌，促进城市整体品牌核心形象的形成，进而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三是举办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培训班。邀请在新闻和新闻传播上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学者授课，对全市各乡（镇）、办，市直各单位新闻发言人和网络评论员进行系统培训，提高突发事件新闻处置能力和危机公关能力。四是加大外宣品的制作和投放力度。出版发行外宣图书《魅力登封》，全方位介绍登封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旅游资源、特色特产，扩大登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五是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管理，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继续发挥“嵩山论剑”——网络媒体高峰论坛的品牌效应，做好第三届“嵩山论剑”活动。在全市广大干部职工中开通手机外宣彩铃和外宣短信，开办“登封手机快报”，彰显登封良好外部形象。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完善网络信息员、评论员队伍建设，建立市政府系统网络新闻发言人，成立登封市网络管理中心，为我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网络舆论支持。

（六）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实验区建设步伐，为登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新力量。登封市被省委确定为全省8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之一，着力打造三大品牌、狠抓三大重点，推动三大工程，努力把登封打造成为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中的排头兵。

打造三大品牌。一是打造以禅宗、功夫文化为依托的“少林”牌；二是打造以世界遗产、地质公园为依托的“嵩山”牌。三是打造以嵩山文化、城市文化为依托的“登封”牌。抓好三大重点。一是抓好与港中旅集团的战略合作。二是抓好中岳文化苑的规划设计及筹建工作。三是抓好嵩阳国学院筹建工作。推动三大工程。一是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工程。二是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工程。三是推动嵩山文化研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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