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范文10篇

封建范文篇1

关键词：胡宏；封建；郡县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一直贯通商周于今之间，其意义衍化之时，往往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相关。平添几分驳杂与混乱。故不深究历史脉络，回复各代、各人具体论述中的实情，很难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对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续三代道统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欲落实封建古制。然“复归”三代，落实封建，亦多是对现实政治反应的一种策略。随时势变化而变迁。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张修正郡县制的缺陷，到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最终认定应改郡县为封建，而封建多与井田相合。其转变看似循序渐进，实多于当时政局、时势相关。

一

胡宏，字仁仲，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称二程“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对当时所流行的王、苏、欧阳之学皆未首肯，且编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说”。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学，从学程门高弟杨时(1053-1135)，遂正式成为二程再传弟子闭。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学术与政见大致受二程影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与“专用己意训释经典”。这种观念大致延续至后。且与其在不同时期对“郡县”“封建”的不同论述大有关系。

南渡至临安的赵宋朝廷，外有强敌压境。内则迁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虽为旧题。实担新意。胡宏在《中兴业》中首次论述“郡县”问题。他在此时认为郡县具有重要作用，说“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财。置守令，所以养民生财也。”然而“平时，监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国事，互相忌恶。”遂使自丧乱后。形成“州郡专以抗拒监司为能，监司专以陵挠州郡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县，乃是“为漕使者，不能平贵贱，通有无。或厚敛苟免以资敌，或重载遁逃以实己。是使守令不得养民以生财也。为宪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狱，赋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贼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争也。”其主张，“或宜尽罢监司之职，属之连帅，选择守令，使各清心省事，专以垦田练兵、兴利除害为务。”则此期。胡宏并未见有批判郡县制之举，只是认为现行的监司等官制牵制了郡县的长处。

而在此四年后，胡宏的《上光尧皇帝书》中，他首次上书皇帝，也是针对安内攘外，从中可见他在此期对于“封建”与“郡县”的思考稍有变化。

胡宏认为当时郡县弊端不少，“往中原时，提封万里，郡县以百千计，论者犹以为将不胜其弊。今地益狭隘。州县无几。士大夫自西北而东南者，不知其几千万人矣。自东南而官者，不知其几千百人矣。郡县荒残。百事宜简。而官吏猥众，上官大吏各私其亲，不遵法制，移易往来。曾无定止，互相攘夺，不顾是非，受贿纳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摇动，大命将泛，流荡而不可止。天下无事，食君之禄；天下有变，拱手环视而不能救。”然度其意，弊非在郡县制本身，而在官吏。“夫与民亲者，莫如郡县之官，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也。今类皆以干逐废弃者居之，岂为民父母视民如伤之意哉!”如何修正?胡宏认为只要“宜重其任。择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备视之官，廉问纠劾一路之广。腻吏而监司发者，罪守贰。守贰发者，黜监司。自中台发者，监司郡守俱赐罢终身，以不胜任废。”

可见，胡宏在此期，认为郡县存在弊端。但只要重视人才加得当的监督就能改善这种情况。

胡宏这一时期的见解与主张，或基于安内与攘外的权衡。稍早于《上光尧皇帝书》，在绍兴二年左右给吴元忠的信里。胡宏便感慨：“窃思寇盗纵横。使吾民至于此极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无其人也。”翻与《上光尧皇帝书》同时，胡宏致书明应仲，认为应该“奋大辱之积志，临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时事，察人情，将断自宸衷，以大有为于天下。”则显然认为，国家如此局面，与州郡衰弊大有关系，要有远图，北定中原。似先定州郡为重。另外。与高宗即位初期的政局大概也不无关系。在当时。要想废弃郡县改用他法。亦是不现实。高宗即位，照例诏告天下，“朕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公开宣布要广开言路。言者无罪。而高宗证明自己“正统”身份的手法，即是“谨守祖宗成宪”。于是稍明政局的士大夫必定清楚。虽言路广开，“谨守祖宗成宪”也是不可驳斥的“政治正确”。

胡宏《上光尧皇帝书》，虽主要在讲重人才。修正郡县制的缺陷，然“祖宗家法”作为论证依据时常贯穿其中。而其中颇值得玩味之处是，胡宏讲祖宗法令时，大多以王安石作为对立面，抵斥不遗余力，“安石废祖宗法令”，且认为政令应与“熙宁之政相反”，似乎如此便可回复祖宗之法。多少让人觉得胡宏在继续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之争。

二

绍兴十一年(1141)，胡宏作《皇王大纪》八十卷成。此书编年而著。起自盘古。终于周赧王。专叙“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杰，为君为长，率其陪贰”，如何“应时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长，秋之利。冬之贞也。”然胡宏实未将《皇王大纪》作为考证史事之书。而更多寓有“春秋笔法”。此书当是胡宏继其先人之业，而或寓有当下之意。胡宏在此书中，意欲通过叙述三皇五帝故事。而揭示道之所在。认为“尧之初载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运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乱备矣，万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后人欲稽养生理性之法则，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适哉!”故其对于史事的记载。大有选择。“事有近古先而实怪诞鄙悖者，则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义者，咸会而著之。”去取史料，则在不害“道义”。《皇王大纪论》出自《皇王大纪》。以古论今，大可注意，其中亦论及“封建”“郡县”。

胡宏认为“先王之所以沟封田井者”，有三因：“亩数一定。不可诡移”、“邑里阻固，虽有戎车，不可超越”、“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群逞。”因而有三利：“绝兼并之端。止狱讼之原。沮寇盗、禁奸宄于未兆”。则其实针对两事。一是防外敌入侵，所谓“虽有戎车，不可超越”；一是防内奸动荡。所谓“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群逞”。则虽远述三代，亦是针砭当下。而“秦一废之，及今千六百岁，而弊日益深。而戎马不可禁矣。”故胡宏认为：“井田封国，帝王之世万事根本也。”而如何封建。胡宏亦有论述，认为“先儒以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万夫之地。其言是也。以为中有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官室、涂巷，三分去其一。余六百万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万家，则非矣。”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百万井，九百万夫之地，受田者八百万夫。百倍公侯之国，然后足以为天子都畿，镇抚天下。”则其分封诸国。以保证合各国诸侯之力不可与王为敌为限。则虽为史学争论。亦是对“封建”进行修正。或更可符合秦以后皇帝一统天下的成例。更能为当政者接受。

然而，在此书中，胡宏虽一字不提当时宋廷。然曲折之意。则尚能领会。“呜呼!井田封国，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尝慨然有复古之心，惜其诸臣识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则唐世终无藩镇跋扈篡弑之祸。而末流终无卒徒扶立强臣制命之事矣。”并意味深长的说道：“噫!有国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国以天年终，必井田封建而后可。”

此时。胡宏有关郡县、封建的主张。已经大不同于他上书高宗时，已经认为应该改郡县为封建。然而或是碍于前所述的“政治正确”。而只是在史书论说中隐讳其事。

三

胡宏晚年有关政治主张、学术思想的论述俱见于《知言》。根据张拭的《胡子知言序》，可知《知言》主要是胡宏最后二十年所作。且日有更定，或是打算藏之名山的，故言论较为直接。

胡宏写作《知言》的二十几年间，宋朝国势并没有根本改观。秦桧掌权，主战派多被其弹劾，立储事件又屡起波澜。且边事又无多少喜讯。此期，胡宏认为要理清内政，必施仁政。施仁政，则要变当下治法，复三代之治。“法始于黄帝，成于尧、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乱，成汤兴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纣而又乱，文王、武王兴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乱。齐桓、晋文不能修。而又益坏之，故天下纷纷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扫灭之，故天下大乱。争起而亡秦。犹反复手于须臾间也。”修三代之法可定天下，变三代之法而自定一法，则必速亡。

而“欲拨乱兴治者。当正大纲。知大纲。然后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纲不知，虽或善于条目，有一时之功，终必于大纲不正之处而生大乱。然大纲无定体。各随其时。故鲁庄公之大纲在于复仇也，卫国之大纲在于正名也。仇不复。名不正，虽有仲尼之德。亦不能听鲁、卫之政矣。隐然以复仇、正名为宋廷的大纲。则安内与攘外同是大纲所括。当下重在两个方面：一要能复仇，驱外敌；二要能正名，辨夷夏。只有修封建古法，变郡县为封建。胡宏认为“黄帝、尧、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汤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齐桓、晋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扫灭封建。其大缪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王所以纵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而“郡县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变故；封建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变故。”则在当下大变故之世。郡县已经不可支。封建可支变故，在“封建诸侯”，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难于崩陷。可以正中国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与之和亲而手足倒置矣。”能驱外敌。正宋朝中原诸夏之名。且“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风俗美，理之易治，乱之难亡，扶之易兴，亡之难灭。郡县反是。”在大变乱时。能挽大厦于将倾。持之以恒。“井法行。而后智愚可择，学无滥士，野无滥农，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鲜矣。君临卿，卿临大夫，大夫临士，士临农与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无贫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无交易之侵谋。无交易之侵谋，则无争夺之狱讼。无争夺之狱讼，则刑罚省而民安。刑罚省而民安，则礼乐修而和气应矣。”然法立制定。最终还是落实于君主。所谓“欲大变后世之法度。必先大变人主之心术。心术不正。则不能用真儒为大臣。大臣非真儒，则百官不可总已以听。”“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此期，胡宏有关郡县、封建的论述大不同于先前，直言不讳，欲变郡县为封建，大致突破“祖宗成法”的限制。然《知言》更似理论大纲，若真实行，郡县与封建是否那么决绝。亦有调适过程。胡宏晚年给张栻的信里便说：“封建。择可封者封之，错杂于郡县之间，民自不骇也。”琪实也认为。恢复古制。初行时民众会不适应。然而这种调适与权衡，正可见胡宏对实行封建在当世作用的自信。且对如何实现封建有一定考虑。

封建范文篇2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封建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历代翰林还编撰各类书籍典册，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任。唐以后流传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以“四大书”著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除《元龟》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时由翰林学士李方、扈蒙等主持编撰的。再如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都由翰林负责，清朝修书的机构四库馆就设在翰林院内，修书期间先后有数以百计的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时，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从唐末翰林充当反对方镇，打击宦官，巩固统一的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踊跃议论朝政，批评时事，推进文治，历代翰林都积极发挥了他们在当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封建范文篇3

微子受封之事，相关材料缺少详细描述，《微子之命》一篇大家又认为它不甚可靠（尽管一些人认为今存古文尚书可能是整理的问题，不一定是伪书），且亦不涉及封地、封时等问题。微子受封是宋国初期历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周武王胜殷的许多内幕，可以说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过去未有人对此作过具体考察，以至相关史实不甚清明。本篇尝试论之。

一北亳与汤之景亳的关系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语：“薄，宗邑也”，薄即亳，音近相通。宋景公说薄是宋的宗邑，当可信据。微子为宋之始祖，薄为宋之宗邑，因此对薄邑来龙去脉的考察，实际上即是对宋国最初历史即微子封建史实的考察。

宋景公所说之薄，早期文献还有两处提到。（注：《左传》襄公十一年另有“同盟于亳”。此亳，《公羊》、《穀梁》并作京，学者亦多信其为京之误，但“郑亳说”者坚信其是。亳为京之误，方酋生新近辩之最详，参见氏著：《也谈古代文献记载中的汤亳》，《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一是《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公会诸侯于薄，释宋公”。（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作：“会于薄，以释之”。）二是《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子御说奔亳”。杜预注薄曰：“宗庙所在”。这个薄即汉之薄县，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谓的“北亳”。他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皇甫谧之前，说亳（薄）为汤都者还有班固。《汉书·地理志》论宋、曹地之风俗：“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薄县，汉属山阳郡，今在山东曹县境，（注：田昌武《早商文化的探索》（田昌武主编：《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认为，此亳在曹县西北跨济水处，地当曹卫之间、华戎错居之处，为推测之论，没有实据。）春秋后期在曹、宋界上。鲁哀公七年，宋军围曹，曹筑五邑于其郊以抗宋，其中之揖丘邑，注家多认为在今曹县内，（注：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七年所引，第1645页。）说明曹亡前，今曹县一带正在曹、宋两国边界地带。关于曹国的疆域，《史记·管蔡世家》所附《曹世家》并未及之，《汉书·地理志》述宋之分野时说到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汉陈留郡宁陵县与梁国的睢阳即宋都城紧邻，而山阳郡的薄县直接蒙县，距睢阳仅数十里。还有，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春秋时宋国都城西北门曰“曹门”，直对曹国，也说明宋都城距曹地近甚。由这两点说宋之宗邑亳春秋时曾经属于曹可能性很大。当然，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宋强则属宋，曹强则归曹。《左传》庄公十二年杜预注：“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可能其时已属宋，也可能只是杜预的推测。

古之建邦立国，必于其国都之中建立宗庙社稷，以便于随时祭告神明。《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这些记载都表明宗庙必立于国都之中。考古研究也表明，春秋中期以前之宗庙祭坛，全都在国都中的正位。（注：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344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宋国都城在商丘市，其宗庙则在以北几十里外的地方，近于别国，这是很可怪异的现象，其他国家迁国都者似未之见。北亳之南有南亳，郦道元说：“睢水又东径高乡亭北，又东径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睢水又东径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矣”。（注：郦道元：《水经·睢水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56页。）郦道元时南亳与宋都一水之隔，而春秋时睢水自西北向东南横穿宋都城中，考古发掘已证明这一点，说南亳是宋国平常奉祀的宗庙所在，应该没有问题。王国维说南亳“不独古籍无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0《说亳》，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似不确。那么，北亳即景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路史·后记》注引郑玄《六艺论》云：“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上古坟墓所在常常也是宗庙之地与君王之所居，景与亳并言当本于此。《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认为此景山乃汤与诸侯会盟之地，这明显是对皇甫谧之论的发挥。关于景山，郦道元《水经·济水注》云：“黄沟支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也。”以下又引毛公等传注进一步说明之。郦氏此处误从班固、杜预，将卫地的景山置于曹国，顾炎武等已辨其非。（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解》，第1129—1130页。）顾氏并指出：“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亳之命’者。”王国维考景山距宋都商丘“仅百数十里”，然未指实何山，（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说商颂下》。）田昌五、方辉说商之景山即今曹县西北之梁堌堆，至今仍有“景山”之名。（注：田昌五、方辉：《“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可以看出，汉魏以后学人说景山皆据曹县薄邑周围之山，臆而言之，无有确据。稽之先秦旧籍，这一带并无景山之名，定陶以南至商丘一带只提到一座山，这就是曹国之南山，见于《诗经·曹风·侯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毛传：“曹南山。”《通典》曹州济阴县：“有曹南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谓南山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叶圭绶道光年间宦游山东多年，全面考察山东各州、府、县及其山川地理沿革，仿顾炎武《考古录》著成《续山东考古录》，将曹南山归之于“古有今无之山”，（注：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57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在亳邑之北、今曹县南标有南山，略近于孙星衍考证的汤冢所在的土山集，北距曹县城二十里。（注：孙星衍：《汤陵考》，《岱南阁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比较各家意见可以看出，曹南山在后世若隐若现，与景山相表里，后世所谓的曹县景山实则曹南山的传讹，又因宋之宗邑亳而附会为“景亳之命”的所在。实际上，商代诸王居则“出入日”、“宾日”，即礼而事之，所以商王都居附近常有景山之名，即其礼日之所在。商汤所居之亳，实在今河南浚县的丕山，即《尚书·禹贡》所谓的“东过大伾”之伾山，也即《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之丕山，由其地则曰伾、丕、伓、岯，筑邑其上又曰邳、，由其宗庙形象则曰亳，名其民族又为殷、衣、卫，皆丕山之丕的音转，于此礼日故又曰景山，即《诗经·卫风》之景山。详细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注：陈立柱：《亳在大伾说》，《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其他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商汤之亳邑绝不可能远在曹县以南，那里距先商文化区较远。（注：参见江林昌：《〈商颂〉与商汤之“亳”》，《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诚如邹衡、田昌五等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宋宗邑至多也只能是宋始封之地的宗邑，决不会是什么商宗邑”，（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宋亳亦非汤始居之地，而是微子受封后建立的宗邑……此处传说为成汤会盟之地，即‘汤有景亳之命’是也”。（注：田昌五：《早商文化的探索》，《华夏文明》第3集，第15页。）

笔者也相信宋之宗邑是微子受封建立的，但理由与田先生不尽同。田先生如此说是他相信商汤之都在濮水流域，濮与薄通，薄又与亳通，以故亳是因濮水而得名的。至于另一个理由，即将“汤有景亳之命”会诸侯承大位为天下共主，改为“景亳之会”，即会诸侯以伐夏，发挥皇甫谧、杜预等人的成说，并据所谓的考古资料定其地在曹、卫之间，没有提供直接证据，可以不论。薄邑既为宋之宗邑，即宗庙所在，微子为宋之始祖，则薄为微子所居应该没有问题。有一件事也可以为之佐证，就是微子不仅居于此，也老死其地。《后汉书·郡国志》梁国薄县，刘昭注云：“杜预曰：‘蒙县西北有薄城，中有汤冢。《左传》宋公子御说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注：孙星衍《汤陵考》认为刘昭注系引《春秋释例》文，“微子”冢当为“箕子”。柱按：刘昭引文，“汤冢”以上为杜预文，以下引《左传》文不见杜预说，可知刘昭谓其西有微子冢，乃另有所本。微子冢，汉魏以后文献记载凡有三处。另两处是：《元和郡县志》卷10《河南道五》：“沛县微山，上有微子冢”；《水经·济水注》：“济水又北径微乡东”，并引杜预曰有微子冢。后一记载不可信，下文有考证。微山上的微子冢，当为微子后人迁其地而有之，非微子死其地亦可知。明清以后商丘也有微子墓。）商亡时微子年岁已过耄耋，因此其死于薄邑应该是居其地不久发生的事。微子居薄邑，则文献另一记载也易理解，并可以与之互证。《吕氏春秋·诚廉》载：周王“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王为周武王，可见武王曾派使召公与微子歃血为盟，周许诺微子长侯位置不变，世代继之，并奉有桑林之祀，私有孟诸之利。孟诸又叫孟豬、孟渚、明都，在薄邑东南，古代是十大著名的泽薮之一，其水盛大时当距薄邑不远。（注：《水经·济水注》引“《尚书》曰：‘导菏泽，被孟豬，’孟豬在睢阳县东北。阚駰《十三州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才覆被矣’。”又《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方漏之陆防、孟渚之泽，洒为九会”，九言其多；陆防，毕沅以为即大陆，古之巨野泽；说明菏泽以南迄于孟渚，泽薮多甚，水盛大时多所覆被矣。孟渚之水多来自曹国南部，薄邑居其上流，正合适于占有孟渚之鱼鳖草木之利。）如此，微子私有孟渚之利，居薄邑最为合适不过，若在商丘就隔有空、蒙诸泽而不方便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多说几句，就是殷末微子的封地。作为帝乙的长子，微子封于何地，先秦文献没有明言。《礼记·王制》疏引《郑志》以为微、箕皆在圻内，《论语集解》引马融语：“微、箕，二国名；子、爵也”，疏曰：“王肃云：‘微国名，子，爵，入为王卿士’。肃意盖以微为圻外，故言入也”。可见微子究在圻内抑或其外，汉魏学者说法已相互矛盾。其实，商之圻内有多大，又包括哪些地方，学者也仅是据《诗经·商颂》一句“邦畿千里”而推断的，并无确证。其后，《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北，径须朐城西……济水又北，径微乡东。《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经书‘冬筑郿’。京相璠曰：‘《公羊传》谓之微’。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微乡，鲁邑也。杜预曰：‘有微子冢’。”孙星衍据此而言“疑微子采地亦在是”，（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今在山东梁山北。微子采地在梁山以及杜说微子冢也在此，甲骨金文与早期文献皆不能证实。相反，不少材料说明微子封地在殷都的西边，而不是东南。据朱凤瀚研究，殷后期王族子支的封地，其地望可考者都在豫北西端与晋南、晋东南地区，目的在于屏护殷都的安全。（注：参见朱凤瀚：《商代晚期社会中的商人宗族》，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3集，第90页。）最新甲骨文研究也表明，山西境内就有一微国。（注：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殷都学刊》2004年第2期。）这个说法还有文献可为佐证。顾颉刚引阎若璩《四书释地》文：“今潞安府潞城县东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注：顾颉刚：《三监的结局》，《文史》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而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潞城县下也有“微子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潞安府有“微子岭、微子桥”等，可见说微子早期封国在晋南，与商末王族分封情况相一致，也能得到甲骨文及文献记载的印证。或者正是在这里，微子看到周族势力的迅速扩张，感受到殷之将亡而与周人暗中接谋，助其伐纣（详下）。微子与周召公在共头山下结盟，其地在汉河内共县，正在今晋东南与豫东北接近处；若微子封国远在山东，就不会跑到此地与周人盟，而封地在晋南则顺理成章了；纣亡以后若微子回到山东梁山的“微乡”，处在武庚与殷东诸夷国之间，武庚与夷人叛，微子只怕也难免被挟裹而反。商亡后微子居于孟渚之滨的薄邑，周人通往东方的要道地带，则不仅可以避免背叛之胁，也能助周人东服叛国。因此，无论从地理环境，当时商、周族人的分布形势，以及甲骨、古籍记载看，微子封地都应在殷都以西而不是东南。

二是成王还是武王封建微子

依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封建微子的是武王而非成王。

（一）微子不称“宋公”，说明接受成王之命者不会是微子，他也不曾主祀殷先人。《书序》云：成王“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今存《微子之命》中有这样一句：“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明说封宋时是命为“上公”的。《逸周书·王会解》述成周之会时“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而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可见成周之会时，宋之国主是以“公”的身份入朝的，而文献从无记载微子称公之例。不仅如此，《史记·宋微子世家》明言，第一个称名宋公者为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而不是微子兄弟。若是微子接受了成王之命而不称名宋公，这是讲不过去的。《礼记·乐记》孔疏：“其实封为五百里在制礼之后，故《发墨守》云：‘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封殷之后，称公于宋’，是也。”郑玄注亦云：“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武庚受封时武王徙微子出其旧地，别有所封；二是周公曾更封宋而大其地，说明周公所封与此前又不同，有所扩大；三是“称公于宋”，按之《宋微子世家》，正是微子之侄稽第一个称名宋公的。王国维说，商、宋声相近，宋公即商公，（注：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说商》；又，杨宽也认为宋、商同声通用。参见氏著：《西周史》，第386页。）名宋公即商公才有资格续殷先祀，而微子一系正是在稽当位时才称名宋公、代替武庚续殷先祀的，微子时还是武庚祀商，武庚败后才是宋之国主续殷先祀。不名宋公说明微子未尝主祀殷先，而其封地也绝不会是宋；既曰徙封微子，则微子不可能在原封地为殷长侯了。

（二）宋之宗庙不在商丘，也说明微子不居其地。微子为宋之始祖，始祖所居即是宗庙所在，宋之宗庙不在商丘而在薄邑，说明微子只是居薄不曾都宋。而自薄邑徙至商丘，方可谓之“更封而大其地”。

（三）古之封赏必于宗庙，成王时微子若不死年岁至少已在百岁左右，过于老迈，不可能至宗周接受周公成王的册命，以及参加成周之会。关于微子的年岁情况，文献是透露出不少信息的。1.《尚书·微子》记载微子去纣前与太师、少师有一番谈话，请问太师自己该如何是好。微子的话中有这样一句：“吾家耄逊于荒？”马融注：“卿大夫称‘家’”，郑玄：“耄，昏乱也，”孙星衍疏云：“谓我年耄，将遁于荒远以终老”。（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58页。）《礼记·曲礼》：“八十曰耄”，郑注：“耄，惛忘也”，年老自然惛忘。可见，微子谋去纣时，年届80，已是年老惛忘之岁。2.《微子》中还有一句话：“我旧云刻子，王子不出”。这一句话旧注大都认为是太师之言，虽解释各种各样，皆不甚通顺。《论衡·本性》则属之微子，云：“微子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纣为孩子之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恶不出众庶，长大为乱不变，故云也。”王充明说这是微子说的话，孙星衍从之，皮锡瑞甚至批驳不信汉人遗说者，非是信而好古、不知盖阙之意。（注：参见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1页。）王充引此文是说纣王很小的时候，微子已看出他的本性不好。既曰纣为“孩子”，则微子已成年可知，彼此相差至少在15—20岁。3.据《左传》哀公九年、《史记·宋微子世家》等，微子为帝乙长子，纣为少子，《吕氏春秋·当务》甚至说：“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意思是说，和二位兄长相比，纣的年龄很小。这与王充所引微子以长者口气言纣小时候的情况相一致。4.微子长于纣，则纣的年龄也有助于推断微子的年岁。纣王在位，《今本竹书纪年》谓之52年，《帝王世纪》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判为30年，以其15—20岁始居王位，50年后则在70岁上下，30年后也在50岁左右。其小时微子已见其本性不好，以相差15—20岁计，则纣之亡年，微子多则90岁上下，少也在70岁以上。这是据纣之在位时间提出的推断，说明微子去纣时自言已在耄耋之年，不是没有根据。马融注《论语·微子》甚至说：“微子见纣无道，早去之”，很早就离开了纣王廷。其时已80岁，至纣之亡年又有不少岁月矣。到成王六年周公更封宋时，微子若未死，则其年岁至少已在百岁左右。

古之人年龄近百岁，可谓老之至也，能千里迢迢赴宗周应周公成王的册命，又能在成周之会的堂阶下站立数个时辰不倒，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微子的下一辈人（70岁左右）应付这样的奔波也不能说不够劳苦。因此，以周初的社会变乱、微子的思想情绪以及其年岁情况推断，说成王徙封宋时微子已不在人世显然更在理。微子、微仲不在人世，而继位之稽徙封故谓之宋公，否则其第一个称名宋公就不可解了。

（四）相比较而言，说成王封微子于宋的文献多在秦汉以后而少先秦者。言成王封微子者，以《史记》为最多见，如《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前引《书序》也言成王封微子，其成书时间，司马迁以为出于孔子，近代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写于周、秦间，且是在汉代辑录整理的。（注：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7页。）《史记》以后，认为成王封微子的文献就很多了，大概都受到《书序》与《史记》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先秦时期的文献谓武王封微子的要多些，已见上引文。

讨论微子封于何时，我以为有两件事首先需要弄清楚：一是微子自己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又如何作为？二是微子何以得封？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其所作为与其受封应该相关。

关于第一个问题，《微子》一文有提示，这就是微子自己所说的“人自献于先王”。（注：本句旧多视为太师语，孙星衍属之微子，皮锡瑞据司马迁文义推断，亦以为微子言，并言古文《尚书》误脱“微子若曰”四字，俱见上引两人书。以前后文意揣之，说为微子言较可取。）这一句话较为浅明，是说人各有志行，各照自己的意愿对先王做出自己的贡献吧。我们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与太师、少师商量后“遂亡”，又说“遂行”。这个说法可以和孔子之言相对证。《论语·微子》云：“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但仅仅是“去之”显然不足以说对先王有所贡献。可能是因为这样，朱熹注之则云：“微子见纣无道，去之以存宗祀。”（注：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67页。）孙星衍说：“微子去之，为抱器以存宗祀”。（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62页。）这个说法是从《宋微子世家》中武王伐纣，微子将其祭器造于军门以降周推说而来的。武王既已伐纣克殷，微子持其祭器投降，武王就允其保有先人之祀，理由未免单薄。事实上，微子去纣后还是做过不少事情的。由文献所述，可以举出至少四件与其“存宗祀”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吕氏春秋·诚廉》篇所说的，微子与周大臣召公歃血为盟于共头山，周许诺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以及相奉桑林，私有孟渚之利。可是周为什么会许诺微子，微子又是如何报答周人的？留下的盟辞中没有见到记载。但若考虑上古时人对神盟誓，不敢违背神明，则微子报答周人之事，必是口头承诺，未入盟辞而已。《诚廉》接着说到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二人不耻周之作为，北行而饿死首阳山。细绎伯夷、叔齐之言，周为代殷而兴，贿赂者有之，以兵相威者有之，阴谋离间殷贵族者有之，利用梦话以取悦众人者有之，如此等等。而周与微子盟，正是行贿以求其内应。同篇还说到周王使周公旦与殷大臣胶鬲盟于四内，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也是通过许诺官财而获得其支持的。可见，微子、胶鬲与周早有阴谋，文献有明确记载。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事相关联。《吕氏春秋·贵因》篇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过去认为胶鬲之主是为纣王，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使得文中内容不可解。据陈奇猷先生最新考证，胶鬲之主实则为微子。（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9—940页。）胶鬲之来见武王，实为约期以为内应，所以武王才会说“吾已令胶鬲……”的话。胶鬲与周有阴谋，《国语·晋语一》也有记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胶鬲是和伊尹亡夏一样的亡殷者。他是如何亡殷的呢？联系他与周武王约定甲子日在殷郊会期，结果纣兵前徒倒戈，周人不战而胜，说这是胶鬲与微子暗中做的手脚，应该没有问题。不然胶鬲和武王期以甲子就不好解释了。而武王确实在甲子这一天到达殷郊并战胜纣王的军队，出土铜器利簋铭文及其他一些文献都已证实。不仅如此，笔者还曾经从三个方面指证，利簋上的利，实际上就是胶鬲，因为他帮助周人不战而胜，结果得到奖掖而作宝器。（注：陈立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说献疑》，《中华文史论丛》第7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胶鬲是为联络人，而微子才是主谋。因为害怕失期，让胶鬲前往联络周武王，以确定日期。武王为了成其克殷大功，不顾士卒生病，雨夜兼程，只用虎贲3000人，戎车300辆，一早晚便战胜纣兵70万，取得克商大功。《荀子·成相》云：“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细绎文义，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投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说明其与武王合谋之事成功，武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荀子·议兵》篇还说道：“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启）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荀子也认为微子是顺应潮流投降周人因而得封的。共头山下与周结盟，如今又使纣兵前徒倒戈，则周之胜殷，微子之功大也。

第三件事是微子使族人降周，并参与伐纣。据《尚书·牧誓》，参加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这个微还见于《尚书·立政》：“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髳、微在巴蜀”，“正义”引《括地志》云：“戎州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对此，现代学者信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顾颉刚、王玉哲等考证，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都在汉水以北至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在大西南者为后来迁入的。（注：参见顾颉刚：《牧誓八国》，《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4—487页。）钱穆则将之与穀水以南的微山联系起来，地在今洛阳以西的新安。（注：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指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注：参见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35页。）若此，参与伐纣之微与上文考证微子之国地理上相当，应是一个国家，微子国人曾经参与伐纣为事实。微子遣其族人入周还见于陕西扶风庄白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徐中舒指出其中之微即微子，（注：参见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赵诚说，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注：赵诚：《墙盘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微子使其族人入周为史官，所以不少学者径称其为“微史家族”。史墙参加过周王对师酉的策命；墙的儿子继任作册，钟铭所谓“夙夕左（佐）尹氏”即是明证。如此，则微子使族人降周伐纣，立功名于周廷。

第四件事就是武王伐纣成功，微子面缚衔璧投降周人。此事见于《左传》僖公六年及《宋微子世家》，上文已提到。纣王兵败自杀而微子立时投降受封，微子若没有为周人做过什么，这是不可理解的。将上面三件事与之联系起来看，说彼此之间密切相关，或者是前此举动必然会有的结果应该没有问题。又据《尚书·微子》，殷太师、少师建议微子出逃，而自己则准备“兴受其败。商其论丧，我罔为臣仆”，就是说他们不愿做别人的臣仆，要接受失败带来的灾难。这句话既说明太师、少师不愿意做别族的臣仆，也暗含有微子可以去投降周王的意思，否则不会以做不做“臣仆”为言。太师、少师虽然不愿为人臣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和纣王一起死难。《论语·微子》载：“太师挚适齐，少师阳入于海”，《淮南子·氾论训》：“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武）王，期年而纣乃亡”，《史记·殷本纪》：“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本纪》也云：“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汉书·董仲舒传》：“殷纣杀戮贤知，守职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看来，太师、少师也和微子一样离纣而去。二人和微子关系密切，本要和纣王一道接受惩罚，后来弃纣而去，只怕与微子也不无关系。

及其历史背景不合。金文邑字上部一律为圜形，甲文邑字上部□形乃圜形省刻，本象天体圜圆，是上天之表示，下部为跽状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即于庙坛告（请）命于天之象形。说详陈立柱：《邑字缘起新说》，《殷都学刊》2004年第4期。）“亳”字即宗庙之象形，故曰亳（薄）邑，后来就成为宋之宗邑。微子既不得为殷之大宗子，只能以微子而不是宋公、殷公相称，所以其弟仲衍继位仍曰微仲。只是到了武庚遭废、微仲之子稽继位获封为宋公即商公时，才成为殷之宗子，有资格称名商公、殷公，主祀殷之先公先王。学者将《左传》“使复其所”解释为让微子回到原来的封地微，显然是对司马迁“复其位如故”的进一步发挥。周已为天下共主，微子为周之天下做出了大贡献，周王兑现部分诺言正情理中事。再与上文所说“北亳”的来历合而观之，则周王正是允许其在孟渚之滨建立宗庙祭祀。《荀子·成相》云：“封之于宋，立其祖”，杨倞注：“立其祖，使祭祀不绝也。《左传》曰：‘宋祖帝乙’。”所引《左传》之文见于文公二年，而帝乙正是微子之父。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周武王“封微子于宋，与成汤有直接关系”。（注：参见辛德勇：《关于成汤都邑位置的历史文献研究》，《九州》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5页。）这种关系若有只可以理解为奉祀成汤。若然，则武庚“续殷先祀”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大宗子只能有一个，而武王伐纣后封武庚“续殷先祀”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如此则微子未奉成汤为大宗子就是真的。微子不立成汤庙，（注：郑玄注《诗经·有客》云：“微子启，纣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为宋公，代殷后，承汤祀。”说微子祀成汤显系不实。宋之祖为帝乙，微子启父也，微子若祀成汤，则为大宗子，宋之祖就是成汤而非帝乙，武王伐纣所封奉殷先祀者就是微子而非纣子武庚了。这与事实显然不符。）这是大宗子才有资格祭祀的，微子作为小宗支子，只能以其父帝乙为祖，犹如鲁国立周公庙以为祖。直到宋公祀商后才于宗邑建立成汤庙，这是薄邑有成汤之墓的原因所在。这个事实也说明，微子之初不曾称名宋公即商公。若此，将“使复其所”理解为周武王焚其榇、释其缚后，让他回到其原在殷京的官所休息，比理解为回到原封国，无论从字面上讲，还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形上看都更在理。老迈的微子面缚衔璧，膝行而降，艰难受罪可想而知，让他回到住所休息正是人之常情。

由上述，封建微子的周王只可能是武王，先秦文献多言武王封微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秦汉以后，因为大家只注意到成王正式册封宋公以代武庚，便以为受封的是微子。加之微子的封地就在宋国都城北边不远处，后世也在宋的范围之内，以及司马迁习惯于以始封之君名其世家，（注：《史记》之《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卫康叔世家》等等，都是以始封之君名之，虽然如周公者并不曾为鲁公，重其始封之君也。）结果导致混而不辨，微子遂成了宋国的封君。宋公稽承续了微子一脉才得以成为殷之宗子，一如鲁公伯禽之承周公而为侯于鲁一样。不过宋公稽之徒封宋（商丘），东方形势已经大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国之立是周公成王统治东方政策的重新部署。

三成王大徙封与宋国之立

武王伐纣后的第二年去世，武庚与三监联合叛周。结果引起周公成王大举东征，并对东方的统治政策进行调整，一改武王获有“天命”便放马南山的做法。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对于殷民族的统治措施，也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单就对于殷民族的影响而论，东征以后，殷民族分崩离析，与前此统一于宗子武庚的领导根本不同。粗略地说，东征以后殷民族以五种方式析分各处：一是被称“殷顽”者迁于成周，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二是分配到各国成为被统治者，如鲁国分有殷民六族，卫国分得殷民七族等；三是滞留在郑、曹、祭、温、胙、郐（后来的郑）等中原国家中的下层民众；四是逃散于四方者，尤其是随武庚北逃以及与淮夷一起南下者；五是集中于宋国的，由微子后人统治，以守殷祀。周王朝一方面析分殷民族于各处，另一方面将周族人等大批东迁，充实东方的统治力量，如封建卫、鲁、齐、燕等国于东方。这些诸侯国原本封在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等地，现在则大批迁往原殷民族及夷人较集中的东部以至海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曾罗列了20余国徙封的例子，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进一步提出有71国之多，周初姬姜两姓有名的国家几乎都在迁徙之列。周对于为伐纣做出过贡献的微子这一支也不能放心，向东迁徙的不少诸侯国实则为了包围、监控宋国，防止再出现叛乱。杨宽指出，周“分封许多诸侯对宋形成内外两个包围圈，从它的西、北、南三面加以监督。”内层包围圈主要是异姓诸侯，在宋的西北有姒姓的杞、赢姓的葛；在宋的西南有妘姓的鄢，姜姓的许，传为神农之后的焦。宋的外层包围圈主要是姬姓诸侯，北方有曹、郜、茅，西南方有蔡、沈等国。（注：参见杨宽：《西周史》，第386—387页。）这就是周公成王分封姬姓诸侯的实际用意，他们占据肥沃土地、战略要地以及交通要道。不仅如此，“有时把异姓诸侯放在扩张有困难的地区附近，姬姓诸侯在后方，采取确保交通路线的方针”（注：伊滕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0页。）宋国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扩张困境中的国家。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宋国东有空泽，南有逢泽，东北是蒙泽，蒙泽以北则是上文说到的大泽孟渚，西南方为泓水，北边近于曹，而杞、葛则在其西北。宋国唯一开拓发展的地方就是东南方，而这里是少有人居住的水网薮泽之地。徐偃王到中原，要在陈、蔡之间开沟而过，吴王夫差北进，要在宋、鲁之间开运河前进。可见宋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几乎没有外向发展空间的所在。只是湖泽沟薮逐渐干涸后，宋才有所发展，西周时不能有所作为可以想见。对于周王朝来说，封宋仅仅只是存其祭祀而已。迁微子后人于商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出地方给曹国。据《曹世家》，曹于武王时已封于定陶。实际上武王时所封之曹更可能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卫戴公“以庐于曹”的卫曹，在今河南滑县与濮阳之间。这个曹，《管子·小臣》、《水经·淇水注》、《汉书·地理志》作曹，《列女传·许穆夫人》、《易林·噬嗑之讼》、《诗经·泉水》则作漕。封叔振铎于曹，正是占有要地，和三监一道监视武庚。成王迁于定陶，占据西方与“大东”、“小东”（注：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1930年。）往来的通道，其南直逼于宋。宋之南迁虽数十里，其意义则大不同，不仅使殷人让出交通要道，也使其迫近于水泽之乡，无法扩张，不能再对周之统治构成威胁。

关于曹国早期的情况，这里虽然只是推测，但与当时徙封的形势相契合，也能解释曹之国名的来历。武王伐纣封建姬姜二姓有功之人，郑州（管）以东只有曹国，（注：曹县东城武县有地名郜，旧注多认为是郜国所在，杨宽认为此郜乃周武王所封。参见氏著：《西周史》，第127页。杨说只是推测，没有实据。）广大的东方不是殷商族人，就是狄戎夷人的天下，置曹于定陶，处于东方诸族之中也不可解。若在河东的卫曹，处古黄河之滨，是大东与小东交通的战略重地，则监视殷都甚便。

封建范文篇4

按照党委成员分工，我分管政法、“五五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今天，我就全面启动“五五普法”及拆除封建小庙等工作作动员安排。

一、明确要求，突出重点任务，努力开创“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新局面

（一）、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大和届中全会精神，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全国、全市全县以及我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宏伟目标，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为建设“平安”、“法治”、“和谐”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二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和促进全镇“”规划的顺利实施；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把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四是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促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发展；五是坚持求实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普法依法治理理念，拓宽工作领域，丰富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六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努力增强普法依法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我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进一步增强公务人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四）我镇“五五普法”宣传的主要内容

一是突出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对《宪法》修正案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纲领性文件的解读和宣传，继续深入学习宣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增强村社干部、单位部门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制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依法行政进程。

二是突出加强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进一步宣传《公务员法》、《公务员依法行政读本》，宣传《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法律法规。

三是突出与稳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要积极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培育公民人口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深入学习宣传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稳定等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规范群众生产生活的能力和水平。要重点学习宣传与农村土地征用、承包地流转、塘库堰包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要认真学习宣传基层民主自治、依法维权、依法信访以及治安和刑事等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教育，提高公民依法参与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依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能力，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重点宣传《劳动法》、《合同法》、《公司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培育公民诚实守信和依法经营管理的意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大力开展专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大新颁法律的宣传力度。

四是突出届六中全会和《党章》的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党的大关于民主法制理论，党的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章》党的政治理论，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反腐倡廉等方面法律法规。

（五）工作措施

1、创新方式，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六进一日”活动。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广泛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法律“六进一日”活动：

一是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要把法律作为机关学习的重要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检查；充分利用机关学习园地、网络等阵地，建设机关法制学习资料信息平台，为公务员学法提供条件；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管理和服务全过程。

二是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开展法制宣传资料、法制信息、法律服务、法制文艺、优秀党课和优秀法制讲座进乡村等活动，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切实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增加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服务性；继续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三是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促进和谐社区建设。要建立社区居民学法制度，建立社区法制宣传橱窗，建立社区法律图书角，建设社区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定期开展群众性法制专题活动，积极开展公益法制讲座、居民法制论坛等活动。

四是开展“法律进校园”活动，推进青少年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发挥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品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并重，将法制教育列入课程，落实法制教育教材、课时和师资；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加强法制教育师资培训，推动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工作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网络，引导青少年开展学法用法实践活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违法犯罪。

五是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培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法律素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广大职工进行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及民主管理方面的法制教育，建立企业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制度。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坚持法制教育与诚信教育相结合，开展争创诚信守法企业活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六是深入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促进法治化管理。各单位要建立法制学习园地，开展经常性法制教育；要利用单位培训场所和机构组织，开展对所属人员的法律培训；要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社会性公益法制宣传，尤其是综合市场、车站、金融机构、农业服务中心门市部等公共活动场所管理单位要在所辖范围内开展法制宣传；有条件的单位要向公众开放宣传教育场地、设施，开展法律咨询和服务。

七是继续做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利用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等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学法用法的氛围；努力拓展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繁荣法制文艺创作，鼓励、支持和引导群众性法制文化活动；积极探索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的新途径。

2、开拓创新，不断增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效

各村、各部门、各行业要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趋势，不断创新载体、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努力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特点，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结合人民群众身边的涉法事件，采取群众看得懂、听得懂、记得住的表现形式，大力开展各种公益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渗透力。要坚持把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普遍教育与特色教育、阵地教育与社会教育、法制教育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不同不同对象、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努力增强普法依法治理的针对性。要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加大投入，增加公共场所法制宣传教育设施，加强各类法制宣传阵地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法制宣传阵地网络，为群众提供方便的学法场所和快捷的公益性法律信息服务，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提高实效性。

3、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面落实

一是进一步完善普法依法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委、政府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本乡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及时制定实施方案，分解任务，落实责任。人大要加大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宣传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的职责。镇普法办、综治办要认真履行职责，在做好全镇各部门普法规划、计划的汇总和进度检查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各村、各部门的工作指导、协调和组织配合，在有重点的前提下整体推进各方面工作，既要防止出现工作死角，又要防止政出多门，增加基层的工作压力。

二是进一步强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要认真总结普法依法治理的成功经验，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做法逐步提升为制度规范，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五五”普法期间，要重点健全和完善普法依法治理考核评估制度、检查督促制度、工作激励制度，特别是经费保障制度，研究制定“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民主法治单位”的创建标准和实施办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强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必须从设施、人才、经费等各个方面为基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为此，政府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各村、各部门、各行业也要落实普法经费，确保本部门、本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正常开展。

三是进一步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和政法干部队伍建设。要着眼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甘于奉献的普法依法治理干部队伍和政法干部，加强普法依法治理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大家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以组织开展“大学法”活动为契机，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研究，在普法依法治理队伍和政法干部队伍中形成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要采取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统观全局的能力、宏观指导的能力、服务各村、各部门工作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和协调推进的能力。各村、各部门和单位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普法依法治理队伍，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提供良好条件。要根据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选拔一批政治坚定、作风扎实、懂业务、能奉献的优秀干部，充实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队伍中来，为我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更好的组织保障。

二、关于拆除封建小庙，建设乡风文明工作

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第三条就是乡风文明。目前农村又特别是公路沿线滥建小庙成风，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已引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比如我镇三秀初中已经县批准与中学合并，个别人因为种种原因有意见，很大程度上就借一些赶庙会的群众浩称2000余名群众联名签字要求恢复原三秀初中校，严重波及到当时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工作秩序，镇村并投稿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进行化解工作，即使当时有科学的领导和科学的方法，除耗费的人力外，包括政府和学校方面仍耗用资金5000元左右，给已资金十分吃紧的财政和学校雪上加霜。

根据县委办（2006）59号文件精神《关于开展专项治理滥建庙宇工作的通知》精神，为有利于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原则，现根据县上安排，针对我镇实际，就专项治理滥建小庙集中治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级党的领导务必注意，群众这块阵地共产党不去占领，其它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过去我在三个办事处曾说过“噪音四起难以安宁，环境污染难以生存”用在这里可能是最恰当的比喻，因此必须实行辖区负责制，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圆满完成拆除小庙工作。

（二）专项治理小庙的范围：根据七月份各村已摸底上报的13座庙宇均属治理对象。我镇没有一座庙宇属文物保护单位或被县以上有关单位批准建立。

（三）具体要求和措施

1、11月20前要全面完成此次专项工作，并建章立制。

2、各办事处书记和主任为领导责任人，副主任为具体责任人。

3、对在治理小庙工作中明显抵触或做反面工作的镇村干部由各党总支具备相关材料报党委进行处理。对已离职村三职干部在专项治理工作中明显抵触、明显不配合和做反面工作的，由村党支部具备相关材料报镇党委进行处理直至取消应享受的退职待遇。

4、对50平方米以下的庙宇坚决拆除，领导责任人所在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干部为领导责任人，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为具体责任人。村与办事处、办事处与镇项治理领导小组签定一个管理工作承诺书，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理工作体制。

5、对超出50平方米的庙宇根据实际情况可改建为老年活动中心或护林哨所。改建为老年活动中心的需有所在村党支部集体研究记录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改建为护林哨所的除有前两项材料外，还需有向林业工作站的书面申请。

6、对尹龙庙、凤台寺、石观音、打儿埃等公路沿线和地处集镇的庙宇实行交办督办。尹龙庙办事处责任人周厚佐，村玉仙村负责人谌敦友、吴守明，镇领导督办邹德琼；凤台寺办事处负责人文代平、明朗村负责人杨兴勇、尹大炳，驻村干部刘先明、达富顺，镇领导督办王登科；石观音办事处负责人文代平，泉源村负责人欧阳含、阳廷礼；驻村干部，镇领导督办宋吉武及综治办主任欧阳宜。打儿埃办事处负责人文代平，荣庄村负责人刘万苏、张发全；驻村干部，镇文体站站长尹升曦。

7、对13座庙宇特别是公路线庙宇的治理由派出所、林业站、国土所村建建规划所、综治办组成联合组现场协办和督办。

8、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年度中心工作旗牌管理考核。

9、讲究工作方法。此次专项治理工作既要坚决果断，又要慎重稳妥，既要不走过场，又要防止简单急躁乱作为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

10、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和材料搜集、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确定为改作它用层层签定管理工作承诺书和整个专项治理的材料组卷归档由综治办主任欧阳宜负责；建立一个宗教事务管理制度并形成镇、办事处、村三级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由党委宣传委员王登科同志负责。

三，其它几项综治工作的简要安排

1、整顿场镇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由综治办、居委会、车站负责实施，牵头人宋吉武。

封建范文篇5

论文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是一部对封建社会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且艺术价值极商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素材。《红楼梦》创作于清代，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继承了汉唐宋明等历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发展，其典章制度发达完备，堪称中国封建法制之集大成者。透过如此深刻的写作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研读，来体味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一、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在中国古代，君主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主权者。君主掌握国家“要”事，即制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主持制定和颁布成文的法律及决定和各项政令，即“出令布宪”、“出号令，明宪法”，选任人才。这就是说君主集中掌握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及人事任免权。法自君出，刑由君定，既是被社会所公认的理论原则，又是必须普遍遵行的社会现实。“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深深烙印在中国封建体制中。皇帝是整个大家的家长，皇权不可侵犯，下属臣子百姓都视为他的子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主张制礼乐、定征伐等政治法律行为应由天子掌握，他对诸侯割据、大夫专权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自诸候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还严厉批评了各种潜越行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认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在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法律思想。《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妃省亲的诸多细节就体现了这一点。元春才选风藻宫后，被尊为贵妃，成了皇族，因此她的地位就超出了原来的小家，以大家来衡量了，其祖母贾母，生父贾政都在皇权之下视为臣子，因此都要对元妃行国礼，说话也要用敬辞，而宝玉就更不用说了。祖孙、父女、姐弟之礼都在大家系统中以君臣之礼取而代之，以表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敬畏“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西面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霎龙族，难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孟、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燮舆，缓缓行来”…元妃人园后，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后又引贾母等女眷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皆传元妃谕令曰:“免”。茶已三献，贾妃降座，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政又至帘外间安，贾政虽是元妃生父，但此时已经君臣有别，所以身为臣子的父亲要向身为皇妃的女儿行礼请安，隔着帘子，贾政嘱咐贾妃“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贾妃嘱咐父亲“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公务员之家

封建范文篇6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中央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此时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台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中央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封建范文篇7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封建范文篇8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指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自从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它的基本观点20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的封建思想家提出的观点,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嘴里,说的几乎完全一样,论点论据都很少区别。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贵义贱利原则,关于农工商关系的重本抑末思想,关于消费的崇俭黜奢原则等等,2000年间一直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家们所反复咀嚼。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的不断老调重弹的历史,几百年、上千年,甚至2000年间,很少新意,很少发展,很少有什么新观点。传统经济思想停滞僵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它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的宗教化、教条化。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出于封建“圣人”之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抬高,它们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人们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取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们谈论经济问题,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都

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久而久之,传统经济思想原则就变成了宗教教条,成为封建思想家观察、认识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些教条不容人们怀疑,人们分析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无条件地以它们为指导,为依据。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史,从其主导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长期统治和专制的历史。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这种保守化,教条化的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经济基础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的停滞、僵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在一个千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里,很难设想人们的经济思想会有什么巨大的变更和飞跃。从主观上讲,维护僵化停滞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的传统经济思想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封建经济关系的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动,都会危及封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一切不利于保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不同的异端经济思想,他们总是极力予以压制、排斥、打击,而对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传统思想原则,他们则要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代一代地尽力鼓吹和宣传。这是造成封建传统经济思想原则保守化、教条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但不是唯一的经济思想。虽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非常缓慢,但毕竟还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发展和变化还是相当迅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经济思想上来,就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的反传统的思想。这些反传统思想虽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内容却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许多新鲜的、进步的、有生气的东西。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是封建正统思想形成、统治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正统思想同封建正统思想、进步思想同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传统经济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经济思想的本质,揭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于肃清封建经济思想的流毒和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封建范文篇9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中央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此时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台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中央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公务员之家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封建范文篇10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