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会十篇

母系社会篇1

母系社会神话的由来

最早提出母系社会概念的是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在他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著作中，首次认定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曾生活在无限制的状态中；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建立父系制度，只有通过母亲来追认后裔，因而存在着母亲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女性占统治地位的母权制时代。

之后，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加拿大土著民族易洛魁人存在母系社会为例，进一步论述并阐发了巴霍芬的主张，认为“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从而提出了原始社会从母系到父系的发展体系。

摩尔根的这一发现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母系社会对于原始社会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将自己的唯物史观与这一观点相结合，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后来成了各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经典，在西方一些国家中也颇有影响，也确立了母系社会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牢固地位。

母系社会是特例

然而后来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世界各民族之中，实行母系制的约占15%，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中，而狩猎采集社会和游牧社会中较少。近现代部落民族中，目前只有少数依旧处于母系氏族阶段，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我国云南省的纳西族摩梭人、台湾省的少数台湾原住民部落等。这些部落的文明程度有的甚至比周围的父系部落更高，因此，母系社会不太可能是父系社会之前的阶段。

近现代部落母系社会的出现与延续，需要特殊的社会和地理条件。有些社会或许因为地处孤立隔绝环境，比如沙漠或小岛，冲突强度低，比如母系制的霍皮族印第安人，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有些社会则因为选择了特殊生计模式而难以维系父系家族，比如摩梭族男性常年外出经营马帮，甚至无法维持稳定婚姻关系，与此相似的是苏门答腊的米南佳保族，其男性也普遍外出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由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的没有任何的婚姻规则，处于群居、杂交、群婚的状态。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家庭中的子女只认识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家庭地位会比男子高，出现以老祖母为家长的家庭组织形式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母系社会的原则仅仅局限于家庭或血缘氏族范畴，很难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

原始族群的首领担负着带领大家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部落作斗争，守住领土，保护生存资源的责任，只有强悍的男性才能胜任这些任务。因此，那些把母系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女性为领袖的母系社会的推论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母系制仅指以女性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妇女并未掌握权力。大多数母系社会要么是男女平等，要么是男权占优势的，由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来充当酋长、族长或头人的角色。

因此，母系社会并不是人类普遍的历史阶段，而只是特例。

父系制比人类还古老

根据调查显示，大多数传统社会均采用父系制，即实行从夫居，并按父系组成血缘群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父系制始终是主流和常态，母系制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关于父系制的起源，远远早于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原始社会晚期，可以追溯到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黑猩猩、倭猩猩乃至亲缘更远的大猩猩和猴子都是从夫居的；晚期南猿和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分析也显示，这两个古人类很可能都是从夫居的。

在动物分类学上，猴子与人类同属灵长类动物，是动物界中与人类血亲比较相近的一个物种。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角度来看，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进化早期必然会呈现出与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某些行为特征。因此，观察猴群的生活习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认识。

以猕猴为例，猕猴的社会属性很强，每个群体由一百多只猴子组成，并有一个猴王。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担任猴王的无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拥有至上权威。这从猴王的产生办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几年就会更换，参与竞争的也只有几只强悍的公猴，通过剧烈的厮杀，胜者为王，从来未发现有雌猴参与猴王争夺的情况。这是因为，一个猴群要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占有一定的地盘和资源，就必须在强有力的猴王的带领下与其他种群进行争斗，与其他猴群争夺资源。雌性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厮杀中获胜，更无法承担起保护族群的责任，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族群的领袖，甚至不可能参与竞争猴王的拼杀。

猴群中至始至终都实行的是父系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父系制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史中始终居于主流。

美丽的错误

关于母系社会，目前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历史上有这么回事。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甲骨文开始的，因此根本没有原始社会时期母系社会文字记载的直接证据；除此之外，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母系社会存在的证据。

母系社会篇2

关键词　父母冲突。认知评价，社会适应，青少年。

分类号　B844.2

1 问题提出

自家庭系统理论提出以来，亲子互动的关系日益成为研究热点。父母冲突是反映亲子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研究发现，父母冲突是影响青少年适应的重要变量。近年来，有关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机制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很多理论。其中，Grych和Fincham于1990年提出的认知一背景理论为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该理论强调婚姻冲突发生的背景因素和青少年对这些冲突背景因素的评价影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适应之间的关系。冲突的背景因素包括冲突的频率和强度、青少年先前经历的父母婚姻冲突、青少年的性别和年龄、亲子关系等。该理论认为青少年是一个积极的认识主体和问题解决者，他会根据自己以往有关父母冲突的经验，理解并应对父母之间的冲突带给他的压力，对冲突的不恰当归因和较低的应对效能感等是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学习理论又告诉人们，孩子目击父母的言语和身体冲突。可能直接产生对行为的接纳和学习，从而导致适应的问题。因此，从这两个理论出发，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即父母冲突会直接对孩子的适应产生影响还是会通过认知评价产生影响呢?

目前，一些研究探讨了父母冲突、认知评价与青少年适应的关系。Cilmmings等人的研究表明，认为父母冲突结果可怕或是认为自己应为冲突负责的青少年会产生负罪感、抑郁和低自尊。应对效能和威胁评价(对威胁的评价)能预测9～12岁男孩的内外适应问题，而自责评价能预测9～12岁女孩的内部适应问题。同时研究也证明了相对于母亲的报告，青少年的自我报告是青少年适应问题的更好的预测者。在社区和妇女避难所样本中都发现，青少年对父母冲突威胁和自责的评价在婚姻冲突和青少年内部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婚姻暴力家庭研究中发现，婚姻冲突的威胁评价在婚姻暴力和男孩的焦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责评价在婚姻暴力和女孩内部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Clare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威胁和自责在父母冲突与7～10岁孩子的内部适应中起中介作用，没有发现与外部问题的中介作用关系。池丽萍的研究也表明威胁认知在父母冲突与7～11岁孩子的内部问题行为中起中介作用，没有发现与青少年外部问题的中介关系。而Mona等人的研究发现，自责和威胁评价是学龄初期青少年内部适应的重要预测者，同时威胁评价也是青少年外部适应的重要预测因素。

尽管研究有很多发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大部分研究选取的是学龄初期样本，缺乏对学龄中期和晚期样本的探讨。因为较学龄中期和晚期的青少年来讲，学龄初期青少年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水平可能会受到年龄、知识水平和冲突经验的限制，由于这些局限，他们对冲突的觉察和判断能力都可能较学龄中期和晚期青少年低些。同时也可能造成他们对父母冲突威胁的评价较高，而对自我应对效能的评价较低的情况。学龄中期和晚期的青少年可能与此不同。(2)在认知评价变量的选取上，以往的研究主要选取威胁、自责、应对评价等，本研究增加了青少年对父母冲突的解决评价，即青少年对父母冲突是否得到了解决所进行的评价。因为评价父母冲突是否得到了解决，也涉及青少年的内在认知过程，青少年要通过一系列观察和判断，评价父母冲突是否立即或以后会得到解决以及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他们对冲突解决的评价会受到以往父母冲突经历以及冲突严重程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也关注父母冲突是否通过青少年对冲突解决的评价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3)在威胁评价对青少年内外部适应的影响上还存在不一致的发现。(4)在我国已经进行的一项类似研究中，青少年适应问题是由父亲和母亲来报告的，而以往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是适应问题的更好的预测者。同时，在本研究中，把父母冲突具体化到冲突形式和冲突内容两个方面，探讨这两种冲突的背景是怎样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评价。进而影响青少年适应问题的。

鉴于此，本研究着重探讨父母冲突的形式和内容、青少年对冲突的评价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并检验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适应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预防干预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方便取样法，选取辽阳市5所学校小学五、六年级，初中一、二年级各两个班学生。共获得有效被试446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2±2.07岁。其中，小学生275人(男生132人，女生143人)，初中生171人(男生81人，女生90人)。

2．2研究工具

2．2．1父母冲突形式问卷

父母冲突形式指父母冲突时的表现方式。采用3个项目评定父母之间的言语、身体和情绪冲突(指夫妻之间以冷战、精神虐待等形式表现出的冲突，如故意冷落对方、生闷气等)。询问学生一年来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父母发生上述3种冲突形式的频率，采用5点计分，从“从未发生” (1)到“每天几次” (5)。分数越高表示该种形式的冲突越频繁。

2．2．2父母冲突内容问卷

父母冲突内容指父母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冲突，即冲突的范围或领域。所用问卷是根据lock Wal-1ace的“婚姻质量问卷”改编而成。共12个条目。询问学生一一年来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父母发生各种内容冲突的强度，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平静”(1)到“非常激烈”(5)。为便于统计分析，对12个题目进行因素分析，得到2个因子，分别为与孩子和与父母有关的冲突。与孩子有关的冲突包括学业、行为、日常生活安排和钱的问题4个方面。与父母有关的冲突包括工作、隐私、闲暇时间安排、业余生活、不良习惯、感情、人生观、对待姻亲的方式8个方面。两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是44.87％。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4和0.80。分数越高说明被试报告的与内容有关的冲突越激烈。

2．2．3青少年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量表

选自Gryeh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抽取其中3个维度进行测查。分别是

自我应对效能、对父母冲突威胁的评价和对父母冲突解决的评价。采用3点计分，从“正确”(1)到“部分正确” (2)再到“错误”(3)。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0、0.64和0.64。在统计时，对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得分越高表示对威胁的感知越高，应对效能和对父母冲突解决的评价越好。

2．2．4青少年不良行为量表

项目选自方晓义的研究，共12个项目。评定采用4点记分，从“从未”(1)到“经常”(4)。为便于统计分析，对12个题目进行因素分析，得到3个因子：吸烟饮酒、轻微违法问题、学习问题。把吸烟饮酒、轻微违法问题统称为不良行为，把学习问题作为一个独立方面来评价。3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是55.24％，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0、0.73和0.67。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行为问题越多。

2．2．5自尊量表

项目选自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采用4点计分，从“一点不像我” (1)到“非常像我” (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得分越高，表明其自尊水平越高。

2．2．6抑郁量表

项目选自Radloff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共2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从“偶尔”(1)到“多数时间或持续”(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得分越高，表示心情越抑郁。

2．2．7社交焦虑量表

项目选自Fenigstein，Scheier和Buss编制的社交焦虑一自我意识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一点不像我”(1)到“非常像我”(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虑程度越高。

2．3施测过程

主试由研究者担任。研究者在征得校方同意后，随机挑选实施问卷调查的班级，以班为单位，利用自习课时间进行，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测查。

2．4数据管理

本研究采用SPSS10.0和LISREL8.53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青少年报告的父母冲突、认知评价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年级差异

MANOVA分析表明，女生报告的父母情绪冲突显著多于男生[F(1,279)=4.148，p

3．2父母冲突、认知评价与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的关系

为了解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在不同冲突形式、内容和认知评价水平上的差异，将冲突形式、内容和认知评价各变量进行再编码，以平均数为标准，将低于平均数的规定为“少”，高于平均数的规定为“多”(在冲突内容上为“弱”和“强”；在解决评价维度上为“差”和“好”，在应对效能维度上为“低”和“高”)。结果见表。

由表可知，评价父母较好解决冲突的青少年，自尊较高，社交焦虑、抑郁、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较少：父母的言语、身体和情绪冲突越多，青少年的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越多，而身体、言语冲突越多时，其抑郁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越低；与父母和孩子有关的冲突越强烈，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越低。其抑郁水平越高并且学习问题越多，而且与父母有关的冲突越激烈，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也越多；青少年的应对评价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低；威胁评价越多的青少年，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越高。

3．3父母冲突、认知评价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父母冲突、认知评价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运用stepwise多元回归方法，结果见表(自变量是原始分数)。

由此可知，对解决冲突的评价可显著预测自尊、抑郁、社交焦虑和不良行为；应对效能也是自尊、抑郁的重要预测者；言语冲突可显著预测学习问题；身体冲突可显著预测抑郁、不良行为：与父母有关的冲突可显著预测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与孩子有关的冲突可显著负向预测不良行为：威胁评价可显著预测社交焦虑。

3．4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为更好地了解父母冲突、认知评价和青少年适应三者的关系，根据“认知背景理论”和已有研究结果的启示，检测了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适应中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证明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对其内部和外部适应问题的影响机制不同。因此，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测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内部适应和外部适应的影响。

是以认知评价作为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部适应之间的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其各项拟和指数见表。

表可知，各项拟和指数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模型能很好地拟和数据。具体而言，原来表示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形式和内容(即预测变量)对其内部适应(即因变量)的直接作用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18和0.28，而加入认知中介变量后，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形式和内容与其内部适应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下降接近于0，且作用不显著，而认知评价对内部适应的路径系数显著。这说明认知评价在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与其内部适应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

为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部适应之间作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其各项拟和指数。

由此可知，各项拟和指数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模型能很好地拟和数据。具体而言，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形式和内容(即预测变量)与其外部适应(即因变量)的直接作用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40和0.15，加入认知评价后，青少年感知的冲突形式和内容与外部适应的路径系数都降低了，其中一个系数(冲突形式对外部适应)仍然显著(0.35)，另一个系数(冲突内容对外部适应)不显著了(0.09)，而认知评价对外部适应的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不存在。

4　讨论

4．1 父母冲突、认知评价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年级特点

研究表明，女生报告的父母情绪冲突显著多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本身细腻、敏感的个性有关。同时。女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的现象提请我们注意，中小学生中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和指责的往往都是男生。这可能会导致男生自尊水平的降低，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另外，初中生抑郁和学习问题显著多于小学

生，自尊显著低于小学生。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生的内部和外部适应问题都越来越多。初中阶段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特殊阶段。

研究还表明，初中生家庭与孩子和与父母有关的冲突都比小学生家庭激烈。这可能因为初中生的父母大多处在中年阶段，“多事之秋、多重负担的父母”加上“多事之秋、心理断乳的青春期的孩子”，更增加了初中生父母的压力和冲突的来源。因此，更好的对初中生进行心理和行为上的教育，以及教给初中生必要的应对父母冲突的方法和技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研究没有发现认知评价各维度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这可能与选取样本有关。因为选取的是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以及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差异不是很大，导致他们在对父母冲突的判断和评价上有相似的水平。今后可考虑做年龄跨度较大或纵向的研究，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差异。

4．2父母冲突、认知评价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

4．2．1 父母冲突、认知评价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冲突形式的多少、在冲突内容上的激烈程度、对冲突解决评价的好坏以及应对效能的高低和威胁评价的多少都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存在密切联系。

具体而言，父母冲突形式和冲突内容强度与青少年内部外部适应联系紧密：父母言语、身体和情绪冲突越多，青少年的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越多，而身体、言语冲突越多时，抑郁越多、自尊水平越低；与父母和孩子有关的冲突越强烈，青少年的自尊越低，抑郁和学习问题越多，而且与父母有关的冲突越激烈，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越多。这是因为观察到的父母冲突的情况，无论从冲突的形式上还是从冲突的内容上看，都会使孩子感到家庭气氛的紧张、压抑，从而积累了很多负性情绪和想法，于是可能通过逃学、抽烟、喝酒等方法缓解自己的压力。同时，当青少年身处压抑的家庭环境中时，他们也不可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于学习上，因此也就更可能出现各种学习问题。

同时，研究的重要发现是解决评价的好坏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最为密切：解决评价越好。青少年的自尊越高，抑郁、社交焦虑、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越少。这可能暗示，无论冲突过程怎样。如果父母能较好的解决冲突，青少年的自尊会相应提高，抑郁、社交焦虑水平都会降低，而不良行为会减少。因为冲突是否得到了解决要依靠青少年的观察和评价，如果青少年认为父母的冲突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会使他们感到家庭的力量，增强他们对父母和他们与人交往的信心，他们会认为父母虽然有矛盾，但矛盾最终是会解决的，所以他们不会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和想法，同时父母冲突的解决，也会减少他们用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来发泄心中压抑的做法。而如果认为父母冲突解决不好，会使青少年更加担忧和困扰，加剧他们的抑郁心境。同时观察到的父母冲突的恶劣的解决状况，也会使青少年在与他人交往时产生怀疑和不自信，特别是与异往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这一点在婚姻冲突代际传递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主要是因为孩子模仿了原生家庭父母不良的交往方式以及在原生家庭所习得的不良的异往观念造成的。因此，冲突如果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父母们不妨想想如何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答复，如在事后或冷静时向孩子解释“矛盾会解决的，爸爸妈妈只是有点小分歧”或告诉孩子“没什么，我们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或以幽默的形式等向孩子解释和承诺冲突的解决，对孩子来讲伤害都会减小。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总之，要么父母进行建设性的冲突，要么跟孩子进行适当的解释，这样就会把冲突对孩子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研究还发现，应对效能和威胁评价与青少年内部适应联系更为紧密。因为应对效能的评价更多的代表青少年自身面对父母冲突时所能采取的行动和有效应对的能力，应对的无效代表着一个人的能力水平低，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否定。因此。对青少年应对策略的训练和指导，应作为干预的重要目标。而威胁评价也更多的涉及青少年对父母冲突严重性评价的内部认知过程，对父母冲突的威胁评价越多，越可能使青少年在与异往时产生困难，也越可能产生恐惧、抑郁情绪，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安全和情绪安全。

同时，在回归分析中，进一步看到解决评价、应对评价和威胁评价是青少年内部适应的重要预测者。这是因为三者更多的代表了青少年在面对父母冲突时所进行评价的内部认知过程，因此与内部适应联系更紧密。而父母冲突形式和冲突内容强度各变量是青少年外部适应的重要预测者。因为外部问题的形成更多的是青少年对父母发生冲突时行为表现的观察学习和模仿的结果，而冲突的形式和冲突的内容强度可直接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青少年，因此对他们外部适应影响更大。

研究还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与孩子有关的冲突可显著负向预测不良行为。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毕竟年龄较小，他们害怕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引起父母严重的冲突，因此有可能收敛和减少自己的不良行为。也许这一结果只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适用，还期待更多的研究去探讨。

4．2．2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外适应中的

不同作用

研究发现，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部适应中起中介作用，没有发现与外部适应的显著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在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基础上得到的，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本研究和以往研究得到的这个研究结果可能带有普遍性。这一研究结果同时说明，认知一背景理论可以很好解释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内部适应中的作用，而社会学习理论可以更好地说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部适应的关系。

以往研究指出，青少年内部和外部适应问题的性质、形成过程、表现和影响因素不同，应该在具体研究中加以区分。在家庭系统中，频繁、强烈的父母冲突使青少年长期处于消极的家庭气氛中，引起青少年长期的压抑和恐惧，最终导致青少年表现出抑郁、自尊降低等内部问题；而外部问题的形成更多地是青少年对父母发生冲突时行为表现的观察学习的结果，因此，对青少年外部适应影响更大的是可观察的行为层面的因素和稳定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而较少涉及对具体事件的解决评价、应对效能、威胁等内部认知过程。所以。父母冲突对两种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别是必然的。具体而言，当加入认知评价(解决评价、威胁评价和应对效能)变量后，发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即父母冲突不再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内部适应问题，而几乎完全借助认知中介变量起作用。而对外部适应而言，认知评价的引入，没有带来中介的效应，反而削弱或抑制了父母冲突形式和内容对青少年外部适应的相关因素的作用，从而使冲突形式和内容对外部适应的显著影响降低，甚至变得不显著。因此，冲突形式和内容对青少年外部适应的影响仍以直接作用为主。由此可见，认知一背景理论中所强调的认知因素正反映了青少年在冲突环境中产生压抑和恐惧的内部心理过程，也正适合解释父母冲突对青少年内部适应的影响，而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青少年对行为的接纳、模仿和学习过程，对于解释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部适应之间的关系更有说服力。

5　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男女生在大多数父母冲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只在父母情绪和自尊水平两个方面。女生报告的情况显著多于男生；初中生报告的父母冲突内容显著多于小学生报告的情况，而且抑郁、学习问题显著多于小学生，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小学生。

(2)父母冲突的不同形式和冲突内容可以预测青少年不同方面的社会适应。言语冲突可正向预测学习问题；身体冲突可正向预测抑郁、不良行为：与父母有关的冲突可正向预测学习问题和不良行为：与孩子有关的冲突可负向预测不良行为。

母系社会篇3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 丈母娘 再现 象征性歼灭 男权意识形态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2013年1月，“丈母娘成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入选了“2012年十大国内家庭事件”。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指出，将公务员职位的抢手、房价的疯长怪罪于“丈母娘”的“刚需”，显然是打错了板子，成为“女人祸水”的翻版。

大众传播媒体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场域。电视剧作为电视媒介的产品，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态之一，不仅是使原子化的个人与外部社会相联系的拟态符号系统，同时还具备建构并强化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的功能。

当“婆媳矛盾”的题材由于被开发过度引发审美疲劳，“丈母娘与女婿”便成为大众审美的新燃点。本文以2012年的热播剧《丈母娘来了》作为典型文本，检视“丈母娘”这一形象的媒介再现，拆解其中男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从而探讨媒介是如何维护男权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将家庭关系、代际关系的失谐归罪于丈母娘的。

二、理论探讨

（一）家庭伦理剧

家庭伦理剧是以家庭生活为背景，叙述家庭成员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表现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情感纠葛，体现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电视剧。家庭伦理剧“更多地把重心横移到个体婚姻的狭小空间中，有着明显向内转、私密化的趋势。对人伦亲情、两性关系、婚姻质量、家庭责任的关注明显超过对社会历史宏观问题的揭示与表现。”

家庭伦理剧作为类型剧的一种，常常遵循已经成型的一套叙事模式。例如，以“丈母娘”为题材的类型剧几乎都是这样的套路：一对小夫妻是如在女方母亲的阻挠下，数次聚散离合，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一类的电视剧借助“丈母娘”这一形象，构造了“老年”与“青年”、“保守”与“文明”、女人”和“男人”、“乡村”和“城市”等模式化的二元对立关系，来构造影片的叙事框架以及价值体系。

（二）女性主义影视批评

1978年，美国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在《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书的《前言：大众媒介对妇女的象征性歼灭》中指出，在诸多大众传播媒介中，尤其是电视以及电视广告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她从三个方面阐释这一概念：被责难，被琐碎化，被忽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影视批评的奠基之作。

家庭伦理剧中以女性为目标受众，主要情节也围绕女性的日常琐事和情感心态展开。一方面，观看家庭伦理剧被认为是女性在男权话语的包围下寻找自身话语空间的“愉悦政治”，另一方面，女性在观看过程中又再次被裹挟进家庭伦理剧构建的男权意识形态之中。

三、“丈母娘”的媒介再现

《丈母娘来了》是2012年梁山导演的一部家庭伦理剧。该剧讲述了北京男青年刘波和上海女白领赵蔓蔓携手克服赵蔓蔓妈妈为代表的一拨人的重重阻挠，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电视剧中的“蔓蔓妈”这一形象是当下家庭伦理剧中丈母娘形象的典型代表。

（一）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分析起源于文学批评，后逐渐成为电影研究的重要范式。叙事空间理论认为，叙事是“日常生活的实践”，电影电视中的“空间”并不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空间简单、机械的复制，而是物理空间与隐喻空间的结合，影视作品的物理空间建构中，隐含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性别、阶级、种族等压迫机制紧密勾连。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重视对媒介文本中女性的活动空间的考察，女性的活动空间常常与公共生活相隔绝，被置放进闭塞、私人的家庭空间之中。电视剧《丈母娘来了》中，丈母娘蔓蔓妈这一角色的活动空间则是以“家”为中心的向外辐散，哪怕她出现在公共场合，也都是与家事有关。

1.家庭：上海的老房子、北京的新房子。在电视剧的开头，蔓蔓妈出现的场景是在一座老房子里与邻居聊天搓麻将。她在上海的家位于老街深处一条狭长逼仄的弄堂中。

而在女儿赵蔓蔓和女婿刘波北京的小家里，蔓蔓妈为了不让北京的婆婆欺负自己的女儿，再次从上海老家搬到北京，和婆婆一起常驻这对小夫妻家，两个人展开拉锯战，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导致小夫妻俩关系也变得紧张。

除了在上海的房子搓麻将、在北京的房子与婆婆斗气，剧中还多次出现蔓蔓妈在家中晾晒衣物、养护花草、打扫房间、买菜做饭的镜头，她的主要活动都在家庭中为绕家事、家务展开。

2.社会：银行、公证处等。剧中也有少量场景描述了蔓蔓妈的社会生活，但都是为了“家事”而不得不进入社会。例如，赵蔓蔓前男友突然造访并赠送了一百万给蔓蔓妈，蔓蔓妈拖着一箱现金去银行。这是丈母娘这一角色第一次与社会生活产生交集。然而，当蔓蔓妈咨询存款事宜时，她与银行职员打交道一改平时的自信张扬，表现得噤若寒蝉，对存款之类的事没有任何经验。同样第11集，蔓蔓妈拿着女儿女婿的房产证去公证处检验，与工作人员交流时她畏畏缩缩。可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领域，蔓蔓妈被塑造得没有社会生存能力。

综上，在电视剧里由家庭、家事、家务搭建而成的物理空间中，丈母娘这一形象被再现成一个远离社会的边缘人物。她似乎已被外部世界“开除”了，成了被家事缠绕、无法进入社会的人。

（二）家庭关系

《丈母娘来了》将丈母娘蔓蔓妈这一角色置入了三组关系，分别是她和赵蔓蔓的母女关系，和刘波的“丈母娘-女婿”关系，以及和刘波的妈妈王老师的“丈母娘-婆婆”关系。这三组关系折射了“青年-老年”的代际对立、“女性-男性”的性别对立以及“寡居普通市民-城市知识分子”的阶层对立。

1.“母亲-女儿”的代际对立。在第一集，当蔓蔓妈在麻将桌上与牌友谈论女儿婚嫁的问题时，其中一个牌友称要给蔓蔓介绍对象。并强调对方是有房子的。这时，蔓蔓妈的台词是：

“明天，明天我就让她回来。我什么时候让她回来都可以。”

接着在随后的剧情发展中，蔓蔓妈因为贪财收下了蔓蔓的前男友严小武送的一百万，因此多次强迫女儿从北京回上海来见严小武。蔓蔓妈在和女儿的相处中，表现得强势、霸道。

在剧中，起初，女儿赵蔓蔓对母亲几乎是言听计从的，但到了最后，经历了一系列坎坷挫折，赵蔓蔓不再依赖母亲，变得坚强独立。

家庭伦理剧中青年一代往往象征着独立、自由、文明和开放，而老年人却往往扮演着迂腐、守旧、落后的负面角色。电视剧中蔓蔓妈和赵蔓蔓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控制-被控制-反控制”，母女关系的前后转变体现了“老年人-青年人”代际关系的对立和冲突。

2.“丈母娘-女婿”的性别对立。剧中“丈母娘-女婿”这一对关系之间，除了和母女关系一样有代际冲突外，同时还隐含着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丈母娘蔓蔓妈和女婿刘波初次交锋是在第二集，第一次见面时，蔓蔓妈盛气凌人，千方百计阻挠婚事，对买房子提出诸多不合理的要求。最初在女儿未出嫁时，蔓蔓妈和刘波的相处模式表现得“女强男弱”。

但一旦女儿出嫁后，两人的相处模式反转成“男强女弱”。按中国传统观念，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了”，所以必须要讨好女婿，才能让女婿对女儿和自己好一点。

家庭伦理剧建构出这样的性别秩序：作为老年妇女的丈母娘是蛮不讲理的，而是作为青年男性的女婿则是理性、有素质的。丈母娘在最初之所以表现得具有压迫性，但那是因为女儿尚未出嫁。一旦结婚后，女婿成为拥有支配权力的家长。因此，丈母娘的强势是一种表象，其实质上仍然是“男尊女卑”。

3.“丈母娘-婆婆”的阶层对立。作为遵循着一定叙事套路的类型剧，家庭伦理剧除了重复再现“老年-青年”“女性-男性”等对立关系外，还常常构造“农村-城市”“南方-北方”“贫民-富人”等地域和阶层上的二元框架，具体到这部电视剧中，则是“底层普通市民-中产知识分子”的阶层对立。

剧中蔓蔓和刘波婚后，王老师（刘波的母亲）和蔓蔓妈先后住进了夫妻俩的新房。蔓蔓妈是寡居的普通市民，而刘波的母亲则是教师出身。由于两人在兴趣、性格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于是她们在蔓蔓和刘波婚后一直冲突不断。

尽管这部电视剧中的丈母娘是“小市民”，婆婆是“知识分子”，二者之间存在阶层对立关系，但无论是丈母娘还是婆婆，她们在剧中都扮演着同样不讨好的角色：刁蛮，刻薄，精明世故，插手下一代婚姻。男权意识形态下的家庭伦理剧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再现并不分社会阶层。

（三）社会角色

前文从叙事空间的维度论述了“丈母娘”这一角色是如何被紧密地捆绑在家庭、家务与家事上，而与社会公共空间脱节。接下来，将试图进一步探讨为何“与世隔绝”的丈母娘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电视剧中，“房子”是丈母娘蔓蔓妈这一角色几乎所有行为的动因，这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处于社会边缘的丈母娘是房价上涨的幕后推手，也是年轻人“婚房之痛”的始作俑者。男权意识形态的支配手段体现往往体现在对行为主体和客体的“反转”与“错置”上：

将一组互动关系中两方的结构关系对调，形成原先弱势者反转为强势者，或者强势者反转为弱势，这就是意识形态运作中的“反转”策略。以丈母娘为代表的老年妇女是社会的边缘人群但在剧中，却被再现成一个刁蛮、霸道、欺软怕硬的人，而女儿女婿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他们本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在剧中却成了受母亲摆渡、受婆婆（丈母娘）欺负的弱者。

“错置”（displacement）是在论述层次的归罪过程中，将另一行动者置放于肇因者的位置，或以抽象性的代名词代表，使真正的肇因者得以隐形。具体到这部剧中，是将“婚房之痛”的真正原因隐藏了，简化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将房价高这一个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罪于丈母娘对女婿的逼迫。

四、结语

前文通过对《丈母娘来了》这部剧总“丈母娘”这一角色的活动空间、家庭关系和社会角色进行了分析。

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领域有盖伊・塔奇曼提出的“象征性歼灭”这一视角下，研究发现，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模式中，“丈母娘”的叙事空间往往局限在家庭内部，其主要活动是“家事”与“家务”，她的主体性“被琐碎化”了。同时，她与社会公共生活脱节，在社会中被“被忽略”了。在家庭中，她和女儿、女婿以及婆婆呈现出代际、性别与阶层的对立，是家庭失谐的主因，同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反转”和“错置”下，成为“婚房之痛”这一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是被责难对象。

不可否认的是，家庭伦理剧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中往往有惩恶扬善、批判物质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关爱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同时也应该重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捍卫以及对社会强势主流人群的迎合，极有可能会导致男权意识形态的悄无声息地嵌入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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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锡麟等.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母系社会篇4

[关键词]同母，宗亲，世系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03-04

一个宗族谱系的建构，首先表现为根据父系世系原则对宗亲和非宗亲进行的区别和认定；其次，是按世系学规则，从上、下、旁三个方向对已被认定为宗亲者的适度剪裁和动态限制。这两者构成了宗族建构的两个层次。关于第二层次的内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读者可以参看。本文讨论的是宗族史上一个引起长久关注的重要案例。分析此案例，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宗亲认定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特征的认识。

《史记·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

此为文献中关于宗亲可能存在不同认定标准的著名案例之一。《史记》原文的文字准确性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同母者为宗亲”这一命题与《尔雅》“父之党为宗族”这一通则之间存在的冲突。

对《史记》原文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学者，当以清代王鸣盛和方苞诸人为代表。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号为五宗，殊属无理。《汉书》改为《景十三王传》，是也。

方苞《史记评语》：

同母者为宗亲，明其异于古之宗法。

若以《尔雅》《仪礼》的宗亲系统为参照系，王、方二氏批驳《史记》原文之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实在很难想象，在《史记》中对各类宗族有过20多次记载的司马迁，竟会不知道圈定宗族范围的基本前提是父系世系；更难以想象司马迁会故意“异于古之宗法”(即《礼记·大传》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而另立一套认宗原则。司马迁又有何必要另立一套认宗原则?牟润孙先生1951年就提出过这个疑问：

太史公十岁颂古文，曾从孔安国问故，受教董仲舒，讲业齐鲁之都，宁能昧于“宗”之义?

当然，无论后人怎样愿意体谅，“同母者为宗亲”的命题毕竟对信奉“父之党为宗族”的传统世系理念者造成了巨大困惑。

对于《史记》原文反映的这一核心问题，许多学者的表现却不大敏感。如《史记》司马贞《索隐》：

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余十三人为王，《汉书》谓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也。

《史记》原文是“同母者为宗亲”，意为“同母者”组成一个“宗亲”集团，而《索隐》则略去了一个“亲”字，其本意究竟想说明什么?莫非也像《诗经》的郑笺、毛传那样认“宗”为“尊”?但即便认可司马贞的改动，“同母者为宗”也无法化解人们对“同父者为何”的反问和追问，消弭不了《史记》原文与传统观念之间的裂痕。

有些学者在承认上述裂痕的同时，注意到汉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子随母姓现象，怀疑“同母者为宗亲”这一命题可能是对此类尊母现象的一种概括，并猜测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关于汉代的子随母姓资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中的专条《皇子系母姓》：

汉时，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武帝子据，立为太子，以母卫氏，遂称卫太子。太子之子进，以母史良娣，故称史皇孙。后汉灵帝生子协，灵帝母董太后自养之，因号曰董侯，即献帝也。亦有不用母姓，而以所养之家为姓者。献帝兄辨，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婴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姓孙氏，是主既随母姓，子又随母姓。盖当时习尚如此。

牟润孙先生在前引论文中也认为：

此必西汉时帝室有同母为宗之称，故太史公以之题篇，正所以存其真也。以此解西汉初年外戚之称宗室，实为无上佳证。以吾人今日所知之宗皆为父系之说，庸讵知尚有母系之说存耶?班孟坚生乎东都之世，刘氏所保有之母系遗俗久已泯灭无存，故易为从父系之称。王西庄榷史乾嘉之际，人群演化之说犹未输入，自当视为无理。

1951年，杨希枚教授撰《姓字古义析证》一文，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评述：

直到汉代早年，似乎也还存在着以“同母者为宗亲”的宗族组织，而且确有明文的记载。如《史记·五宗世家》云：“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依照父系宗法社会而论，宗族的宗亲自应以父方世系为准，孝景之子纵不同属孝景一宗，也只能就诸子本人而各为其宗。但是同属一父之子，却分为五宗，而且是以“同母者为宗亲”；这种宗族分衍的制度显然不是父系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现象。那么宗亲既是同母者，则宗族自指同祖母的社会集团。换句话说，古代的同姓宗族或姓族，似显然指从母方世系推计族属关系的母系宗族或姓族了。事实上，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汉之皇室子孙确有改从母姓的，而卫太子、史皇孙正即其例。

固然，如果仅凭少数的例证来推论某一时代或某一姓族的社会为母系组织，这是非常勉强而危险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周代以降迄于汉初，其社会上还存在着母系社会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可能是古代过去母系姓族社会的遗迹，则这种推论便绝不是不可能了。换句话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姓族或宗族组织，可能是初为母系而后衍为父系的社会集团。

母系社会篇5

论文关键词 探望权 祖父母外祖父母 隔辈亲

一、从探望权的性质及立法目的角度的证成理由

探望权因父母离异而产生,直接归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从性质上分析,它是基于父母的身份而产生的一种身份权,是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而设定的权利,是以对子女的人身及财产上的照护权为起点的,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理由不得予以限制和剥夺。可见探望权作为亲权的延伸,主体也必然有一定的限制性。但是否应只局限于父母,主体是否也应基于与子女间的紧密关系当有一定的延伸?众所周知探望权依赖于双方紧密的身份关系存在而存在,通常情况下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在没有法定情形下不能任被意剥夺。

上文所述,探望权是依赖于身份关系而形成的权力,这就给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提供了逻辑前提。首先,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血缘关系不因父母双方的离婚而消灭,具有基于这种特殊的血缘情感而产生的特殊身份,且在父母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履行着对外孙子女和孙子女的照护权;第二,扩大探望权的主体到祖父母外祖父母,不仅能够满足祖父母外祖父母继续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往来,及时而又充分了解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其进行抚养和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可以弥补由于父母婚姻破裂而造成的情感创伤。

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光在一定条件下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为三代同堂的生活模式下,从引言中的案例可以看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给予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爱和照护有时往往是直接的、亲密的。加之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情感需要不亚于父母。使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可以达到继续教育子女的目的,对子女的价值观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

使祖父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违背探望权原有的性质和我国设立探望权的立法目的,而且能够更好地达到探望权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符合探望权的价值取向。

二、从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未成年人情感利益出发

(一)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情感利益出发在现代社会外祖父母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彼此的情感联系更加的紧密和不可割断。这种作用尤其在农村更为显明,由于宅基地等一系列农村的自有条件,父母和祖父母居所彼此相邻,就使得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联系更加密切,更近似于旧时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当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孙子女外孙子女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直接抚养的情况更加常见,有时幼年孙子女对与祖父母外祖父的的依赖感甚至强于一年只在假期归家的父母。在城镇,由于现代社会压力大,父母双方都外出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年幼的子女一般会有退休在家的(外)祖父母照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多年,城镇80后夫妻普遍为独生子女,此时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正直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黄金年龄,所以关心照顾老年人的时间有限,而祖父母外祖父母又退休在家,自我价值缺失的感觉强烈。那么(外)祖父母就在照看(外)孙子女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情感空缺的填补。据调查,在农村有70%-80%的学龄前儿童白天由祖父母照看;在城镇,大约50%的学龄前儿童、低年龄小学生主要由祖父母负责接送上幼儿园、小学。豍在抚育幼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过程中,(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如今在城市乡村老年人中出现了“孙辈依赖症”的一种心理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隔辈亲”的普遍现象。由于现代家庭这种养老育幼的家庭功能,使得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情感上的联系更加直接。

(二)从未成年人的情感利益出发从未成年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本身父母双方的离婚行为就导致子女不能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可能会造成子女自卑,叛逆等心理问题,双方应该尽可能的弥补子女有瑕疵的亲情。所以法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协助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法定义务,这也这体现了现代以子女为本位,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亲子关系立法基本原则的体现。据前文分析祖父母外祖父母作为孙子女外孙子女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情感因素,在父母双方离婚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成年人因家庭不完整所受的负面影响,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在实践中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父或母由于在婚姻中或解除婚姻过程中的种种原因产生了憎恨情绪,把拒绝另一方或其近亲属的探望要求作为惩罚手段。其中祖父母外或祖父母的探望愿望尤其强烈,甚至强于父母。但是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探望权的主体具有专属性和限制性,所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要求在法律上不得实现。这样因双方父母离婚而强制割裂了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但减轻不了子女因父母离婚所产生的心理阴影更加使子女目睹了家庭关系紧张的种种情况,增强了其不良情绪,不利于其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其基本的情感需求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三)从减少家庭纠纷和社会关系和谐的角度出发我国作为一个历来重视家族伦理血缘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延续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隔辈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关爱较之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亲近关系在我国的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如我国《婚姻法》第28条明确规定:“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从我国立法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保护这样一种在家族伦理学血缘中合理存在的紧密关系。即不因父母的离婚而导 致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系消失,就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婚姻关系的消失而权利义务灭失。同样,孙子女外孙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而不以父母双方的婚姻关系为纽带,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在祖父母外祖父母成为探望权的主体在情感方面来说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基于我国法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理念,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同时也应享有相对等的权利。竖在若将他们排斥在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之外在人性化方面有些欠妥。而这种欠妥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就导致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了情与理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甚至上升为激烈的冲突,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家庭纠纷。如果在判决中一律剥夺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那么必然此判决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利益要求,可能会是法律的实效减弱,不能有效的遏制此种情况的发生,而当此类判决的执行也非常有难度的。

安提戈捏说过:“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所以立法应在法律的基本框架内给予合理的考量。当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强烈的权力需要且无法协商一致,需要法律介入,但公权力无法救济时,就会通过私力救济,甚至演化为暴力手段进行解决,这样的显然达不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若以法律强制的手段分离祖辈与孙辈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其实行也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法律的实效,影响到法的权威。将祖父母、外祖父母排除在探望权的主体范围之外,有悖于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及善良风俗。因此,增加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探望权主体有利于缓解家庭关系的紧张状态从而达到家庭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母系社会篇6

关键词 青少年犯罪，家庭因素，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成员行为。

分类号 B844

青少年犯罪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1]。由于青少年处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社会系统网络之中，因此诸多因素会导致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除了智力、气质等个体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气氛、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的监控等家庭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以及同伴和社区的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都对青少年犯罪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又由于青少年这一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家庭因素的影响尤为重要[2]，因为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主要的场所，也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和行为规范习得的基础环境。

有关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关系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Breckinridge和Abott的经典著作《犯罪儿童与家庭》（1912）出版之后，许多书籍和文章的主题都与此有关[3]。该领域的相关理论，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也得以确立和发展。由Hirschi（1969）最先提出的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并成为影响最大、被学者们反复考证的理论。Hirschi认为个体之所以不犯罪，是由于外在环境教养、陶冶和控制的结果。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与社会建立起强度不同的社会联系（social bond），这些社会联系可以防止个体去犯罪。到了七八十年代，社会控制理论重点转向依恋关系对犯罪的影响，认为亲子依恋关系是社会联系中的核心概念，规范、良心或超我的作用都潜在于个体与他人的依恋之中。社会学习理论也是该时期另一较有影响的理论。Bandura认为犯罪行为（特别是攻击行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结果，观察学习是犯罪心理产生的最重要来源。Jessor和Jessor（1977）提出了问题行为理论（problem-behavior theory）。该理论是一个综合的、心理社会性的发展模型，可用来全面系统地解释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该理论包含三个相互影响的心理社会系统：人格系统、知觉到的环境系统和行为系统。知觉到的环境系统由边缘环境结构（distal environment structure）和最接近环境结构（proximal environmrnt structure）组成。边缘结构包括知觉到的来自父母的支持和控制、期望和影响。可以看出，社会控制理论、亲子依恋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家庭与青少年犯罪的密切关系：按照社会控制理论所说，父母的监控是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联系的纽带，如果该纽带受到削弱或缺失，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亲子依恋对青少年犯罪起保护性作用，儿童与父母关系越密切，越有可能认同和依恋父母，越不可能出现犯罪行为[4]；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家庭成员的示范和对犯罪的鼓励，父母的攻击行为和言语表情，都会对儿童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5]。而问题行为理论则将家庭这一环境系统结合其他系统来共同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

在这些犯罪理论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对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的探讨归纳起来分为三类：1）家庭结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的完整性和社会经济地位；2）家庭功能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气氛、亲子依恋、亲子沟通等；3）家庭成员的行为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的教养方式和父母监控。回溯近50年的相关研究，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关系的研究重点已从家庭结构变量转向家庭功能和家庭成员的行为变量，认为后者才对青少年的行为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前者通过后者起作用。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逐渐关注并考察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中介变量（如青少年的认知过程）作用以及家庭因素与其他变量（如青少年的人格、气质等个体变量、社区环境变量和神经生物学变量等）的交互作用。

1 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犯罪

1.1 破裂家庭

研究表明犯罪青少年更有可能来自缺少父亲或母亲一方的“破裂”家庭[4~9]。当家庭破裂是由离婚、遗弃、父母分居而不是死亡造成时，单亲家庭与犯罪的联系最明显[6,7,10]。Loeber等人发现在40篇有关儿童犯罪或攻击与破裂家庭关系的研究中，33篇研究显示两者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来自单亲或继父母家庭的儿童往往由于社会化水平低而较易受犯罪的影响[11] 。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认为不是破裂家庭本身导致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而是破裂家庭的出现导致其家庭功能上的失调，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发生。也有学者指出并不是离婚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增加，而是离异前后家庭本身存在的冲突或问题对青少年犯罪具有更强的预测性，Block等人的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儿童的问题行为很有可能归于其发展的冲突环境，当儿童从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转移到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时，他们的问题行为将减少[12]；不过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家庭结构上的不完整并不一定意味着家庭功能上的不完整，Boss认为是心理上的不完整而非形态上的不完整在起作用[3] 。Videon研究强调离婚后子女与谁生活，决定了离婚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当父母离异后青少年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双亲一方生活时，将有更好的发展；反之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更易导致其出现犯罪行为[13] 。

在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后，会引发一个问题，究竟是母亲缺失的作用大还是父亲的大？Bowlby特别强调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认为母爱剥夺是犯罪行为最主要的原因，与行为有关[5]。Bowlby和Ainsworth认为，许多人的精神机能障碍包括犯罪行为的发展是由于在婴幼儿期对主要的抚养者未形成安全依恋的结果。形成安全依恋的儿童会具有更多的社会技能，能更好地与同伴相处，表现出较少的情绪或行为问题。与父母形成健康安全依恋的青少年会喜欢父母亲，尊重他们的意愿而远离问题行为，而未形成安全依恋的青少年则相反，会产生不安全感、导致低自尊，因此容易产生偏差行为。Michael夫妇发现，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适应社会的力量，父亲的温暖可以作为母爱的补充，孩子的早期教育主要靠母亲，如果母亲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就可以保护孩子不受父亲的不良影响[11]，而Bandura和Walters认为，孩子的发展与父亲的关系比与母亲的关系更加重要[11]。之前的学者Ivan曾断定：父亲的行为与（儿子的）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关系，往往比母亲的行为更重要[4]。Andry在1960年提出父母相互作用论，该理论非常重视父亲在塑造孩子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Andry认为，仅仅研究母爱剥夺对儿童的不良影响是不够的，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双方是相互影响作用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但Hirschi的研究[4]指出父母的作用是一样的，了解了父母一方的态度也就等于了解了另一方的态度。

1.2 家庭经济状况

Baker和Adams发现，犯罪青少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存在个体和家庭紊乱、经济困难等诸多问题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经常是失败者――不能维持婚姻、事业不成功、酗酒、感情不稳定或有其他问题[14] 。

家庭的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犯罪有着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家庭经济收入低，不能给青少年提供物质上的满足，青少年更容易在家庭外部寻求物质上的支持和保障，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家庭经济收入低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增加父母的痛苦和家庭冲突来破坏有效的教养实践，降低父母给孩子提供社会或情感支持的能力，而且低收入或者父母都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家庭将对暴力行为持更宽容的态度（如鼓励反击，特别是对男孩），这将会无形中纵容和培养孩子的暴力行为，进而增加孩子从事暴力行为的可能。再次，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会减少给孩子提供社会控制的机会，青少年更有可能居住在处境不利的社区，在低教学质量的学校就学，接触不良同伴，观察社会和学校暴力，所以他们从事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大。McNulty等人研究发现，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比白人青少年更容易卷入暴力行为中，因为他们的家庭和所居住的社区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状况[15]。

2 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

在与青少年犯罪行为有关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特征出发，去探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其中Olson的家庭功能理论是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理论。Olson认为家庭功能包括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16]。家庭功能变量被公认为是青少年犯罪的最强、最一致的预测因素[17]。Murray总结了与家庭有关的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素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专制型的教养方式等，保护性因素包括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权威民主型的教养方式等[18]。不难看出，除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他因素都属于家庭功能系统。El-Sheikh等人的研究证实了对于处在高危环境中的儿童来说，积极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起重要的保护作用：在父母酗酒的家庭里，家庭功能的积极方面（和睦性和适应性）是儿童青少年不良行为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儿童知觉到的与父母的依恋是儿童社会、行为和认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19]。Gil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如与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将家庭作为社会与情感的支持等）在青少年为消除文化适应带来的压力而导致酗酒等失范行为中起到保护性作用[20]。Ruchkin等人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最强有力的预测源，青少年知觉到的家庭功能尤其重要，因为缺乏温暖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孩子很容易与家庭疏远而与有不良行为的同伴接近，且处于家庭功能不良环境中的孩子容易建立自己不良的内部心理工作模式，觉得自己是“孤独不被理解的”，于是在与他人合作的领域很难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反过来就会导致社会适应不良，进一步发展出心理疾病和问题行为[21]。

2.1 家庭气氛

Abrahamsen于1944年提出了家庭紧张（family tension）对犯罪行为的作用，他发现犯罪少年家庭比非犯罪少年家庭存在着更普遍的不健康的情绪气氛，即家庭紧张。青少年罪犯的双亲感情失和、争斗不断以及他们与父母间关系紧张的比重远高于父母离婚的概率[14]。这类家庭紧张对儿童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儿童得不到关注和照料，情感需要和欲望得不到满足，从而抑制了儿童的成熟。儿童情绪的不成熟和被忽视构成了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基础[22]。敌对、仇视、争吵会使青少年感到不安全和不满。长期的家庭紧张会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并影响家长营造教育青少年的氛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青少年罪犯大多来自不和睦的，亲子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冲突多的家庭[3]。Bank和Burraston通过访谈、问卷和观察等多种方法，采用从孩子、其兄弟姐妹、父母、及老师等多方人员采集数据的形式进行了为期10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父母不良的纪律管制行为会导致一种糟糕的家庭氛围，进而出现“孩子受虐待”、“父母监督的忽略”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将预测青少年和成人早期的许多适应不良行为，如行为或犯罪[23]。

2.2 亲子依恋

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个体犯罪就是个体与社会的联系薄弱或受到削弱的结果。社会联系由4个独立的成分组成：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4] 。与父母依恋的需要是儿童青少年行为的强有力的威慑物。Hollin研究发现感受到爱、认同父母、尊重父母的儿童最不可能犯罪，相反，青少年罪犯缺乏与父亲的支持性关系[13]。根据Jessor的问题行为理论，青少年知觉父母比同伴有更大的影响力，常规行为会增加，相应的问题行为会减少[24]。LaGrange和White认为积极榜样起“心理支柱”的作用，因此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些青少年来讲，与父母的依恋是家庭的骄傲[13]，与父母形成较强依恋的青少年较少可能参与犯罪活动[25]。Berger等人强调父母、家庭联系的重要性，亲子依恋使得青少年在潜在的犯罪情境中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择，在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时会先联想到该行为会导致父母的失望和不安，于是避免了犯罪行为的发生[26]。

2.3 亲子沟通

Galvin和Bronmmel认为积极沟通对犯罪行为有重要的预防作用[27]。与父母一方存在沟通问题或与父母沟通较少的儿童青少年更有可能参与严重的违法事件[12]。Hirschi在一项男孩自我报告的偏差行为的调查中发现，亲子间沟通的亲密性与儿童犯罪的可能性成负相关[25]。Gernkovich和Giordano研究发现，工具性的沟通（如讨论问题，将来的计划）与犯罪的低水平显著相关，而亲密流（如分享个人想法和感受）与犯罪行为无关[28]。Clark和Shields研究表明，报告与父母有较少开放性沟通而有较多沟通问题的青少年也报告更高水平和更严重的偏差行为[28]。Davalos等人通过研究西班牙裔和拉丁裔青少年发现，青少年知觉到的亲子沟通与他们是否参与问题行为存在联系[29]。

3 家庭成员的行为与青少年犯罪

3.1 教养方式

Angenent在《青少年犯罪的背景因素》（Background Factor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1988）一书中提出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温暖和支配。Palmer 等人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青少年犯罪的最显著预测因子，教养方式包括两个维度：温暖和体罚[30]。而Baumrind 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包括这样两个维度：反应和苛求（demandingness），反应指父母对儿童需要的支持程度，苛求指父母要求子女行为符合年龄的程度[5]。

Patterson等人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出发，建构了两个平行但相互联系的模型：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前者基于大量对亲子交往的观察资料，具体阐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是如何相互影响而发生改变。据此Patterson提出了高压理论（coercion theory），描述了一个多阶段的家庭过程，称之为“高压训练（coercion training）”，这种家庭模式经常发生在有攻击性特征的男孩的家庭。第一阶段是父母的侵犯，一般来说这些侵犯是细小的事情，如母亲仅因儿子没完成作业而骂他；第二阶段涉及儿童的反击，孩子通过争论、叫喊、哭泣、呼喊或抱怨以表示对父母先前教训的不满；第三阶段，父母对儿童高压行为的反应。这一阶段是关键，当父母原有的行为停止时，儿童就从他的高压行为中获得奖赏，并获得行为的强化；第四阶段，儿童结束反击，而父母的退让行为受到强化。以这种方式，亲子都彼此强化了高压策略的使用，这些强化增加了今后交往中重复高压策略的可能性，交互模式不但被重复，且强度和长度都会增加。从短期来看，儿童的高压行为使亲子冲突得以有效解决，但从长远来看，在以后的冲突中这种“有效”的高压行为会不断地被重复。所以根据Patterson的观点，混乱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行为产生最有可能的发生机制。

大量的研究表明不良的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有实质性的联系。Mak报告感知到的父母的温暖和理解与低水平的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正相关，而感知到的父母的拒绝和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正相关[31]。Palmer研究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温暖、投入，他们的不良行为就越少[30]。青少年罪犯几乎没有体验到温暖支持的教养方式[22]，他们认为父母在表达爱的方面是冷淡、不充分的。Bandura和Walter发现罪犯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比非罪犯的父母对孩子有更多的拒绝和更少的关爱[32]。Anderlee对羁押机构中的80名违法犯罪少年与80名12~15岁的正常少年的面谈调查发现，违法少年从双亲（特别是父亲）那里得不到爱，与父母亲（特别是父亲）没有心理上的适当交流[10,22] 。Nye研究发现儿童被父母拒绝和犯罪有很强的相关[32] 。Langner等人发现家庭的两个维度：父母冷漠和母亲拒绝，能有效预测儿童的攻击行为[32]。

正如上面所述，心理学中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和犯罪行为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研究结论也较一致，但由于最近中介变量的引入，研究者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主要中介变量是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过程。Crittendon和Ainsworth研究表明早期严厉、没有爱的环境很可能导致孩子形成敌对的心理图式和社会脚本，并且形成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内部加工模式[31]。Main等人认为这种模式和信念是稳定和自我渗透的，因此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会有选择性地提取和建构能支持固有信念信息的趋势，从而一种敌对或的反应很可能被激活[31]。

Crick和Dodge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六阶段模型具体阐释了社会认知过程如何在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犯罪之间起中介作用。该模型认为个体的所有经历通过一个过滤器被评价，这个过滤器由认知和情感成分组成。认知成分包括感知和问题解决，情感成分包括动机、情感和目标，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解释了具体情境事件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各个阶段[31]。儿童从父母先前的教养经历中所形成的表征会影响今后他们与父母或他人交往中的感知，然而过于依赖根据先前经验所建立的图式表征会导致当前情境中的重要线索被忽略，Dodge和Tomlin发现攻击型的儿童比非攻击型的儿童可能对当前情境的解释更基于已有的内部图式，这又再一次确证了Dodge和Newman的研究结果：攻击性的儿童在对当前情境进行解释时比非攻击型的儿童收集较少的信息，Gouze研究表明攻击性儿童比起非攻击性儿童更关注当前攻击性的社会线索[31]。Weiss等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社会信息加工变量（敌对归因偏见）在早期的严厉教养和后期的攻击之间起中介作用[33]。

在犯罪研究领域，父母的教养方式、监控和温暖都与青少年以后的问题行为相联系。来自受忽视和充满敌对氛围的家庭的青少年会将这种经历内化为对世界的表征，并以此作为对其他人际关系进行解释的过滤器。这使得他们把模糊线索解释为敌对和威胁的，进而形成负性信念和选择攻击性的防御。

3.2 父母监控

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体从事违准则的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体就会无约束地随意犯罪。家庭不仅对于约束传统行为的规范起重要作用，而且家庭关系是社会控制的外部来源。Elliot, Huizinga和Ageton认为社会控制减弱的原因可归为3个方面：①个体在儿童期没能形成内部控制；②特别在青春期，个体已建立的内部控制瓦解；③社会，尤其像家庭这样的社会单元的无组织性导致外部控制的减弱[34]。因此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来源。

父母对儿童行为的监控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29,35]。根据Jessor的问题行为理论，青少年知觉到的支持和控制（特别是来自父母的）水平越高，参与问题行为的可能性越低[24]。Paschall等人研究发现母亲知觉到的对儿子行为的控制是儿子问题行为发生的决定因素，该研究认为如果青少年有更多的父母管制，他们将不可能参与犯罪[29]。犯罪与儿童在家庭外活动的时间有直接关系，青少年罪犯的父母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3]。Hirschi从儿童自我报告的父母亲的有效监督角度来考察其与少年犯罪的关系。他认为，这是间接的监督，儿童较少的犯罪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实际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父母和他一起关心他的活动，儿童越习惯于征求父母对其行为的意见，就越有可能在考虑违法行为时重视父母的意见[4]。Ramirez等人通过对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监督与孩子吸食大麻呈负相关[18]。因果模型发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保护性因素之一是父母监控[36,37]。

4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到，青少年犯罪与家庭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研究变量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由最初的家庭结构入手，到深入研究家庭功能和家庭成员行为所起的作用，进而探讨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中介变量，即作用机制问题。随着理论的发展，青少年犯罪家庭因素的研究从采用社会控制、亲子依恋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等为指导，发展到以问题行为理论、认知理论模型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青少年犯罪家庭因素的作用机制。总之，理论和研究变量的不断推进促使了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的推陈出新，为我国司法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纵观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发展趋势。首先，研究领域由以往的单一水平的家庭环境变量扩展到家庭与社区的交互作用。过去用以解释青少年发展问题的环境变量研究一般都集中于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社区作为孩子成长的另一个大环境也在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而且是和家庭一样能成为孩子成长的支持性环境。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既有内部联系的功能，如抚育、教育和管教孩子，还有外部联系的功能，如引导孩子接触外部世界，给孩子提供机会进入家庭以外的环境中成长，同时家庭并不是孩子社会化的唯一场所，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家庭的外部联系功能，即家庭与社区的交互作用。Sheidow等通过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社区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虽然家庭功能可作为预防孩子卷入暴力行为的保护性因素，但是即使拥有同样的家庭功能而居住于不同的社区也可能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不同模式的家庭功能和不同类型的社区彼此交互，共同影响青少年卷入暴力行为的程度[38]。

第二，在探讨家庭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时引入第三变量――个体变量，考察其与家庭因素的交互作用，如教养方式和儿童人格的交互作用，儿童气质与家庭环境的交互作用。VanLeeuwen等人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的人格特征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他们将儿童人格类型分为三种：弹性型（resilients）、过度控制型（overcontrollers）和低控制型（undercontrollers），发现消极的父母监控会导致低控制型儿童出现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如攻击、偷窃等，而对于弹性型的儿童则没有这样的影响作用；消极的父母监控会增加过度控制型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如焦虑和抑郁等[39]。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父母管教，同一家庭中不同的儿童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Stormont通过回顾以往多篇研究发现，儿童气质与家庭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如果该儿童在学龄前就表现出多动和好攻击的气质特征，而且有不利的家庭环境，如父母有婚姻冲突、母亲抑郁、母亲的低教育水平等，则儿童将缺乏内部和外部的支持源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40]。

第三，在探讨家庭这一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犯罪的影响的同时引入生物性因素，将两者合称为生物社会性因素，迈出了同时关注影响犯罪的生物和环境因素的第一步。青少年犯罪这一复杂行为若一点也不受生物性危险性因素影响是不合理的，反过来，若只关注遗传和生物性因素而不考虑家庭等环境因素也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认为，根据当前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就人类行为的天性和教养的孰轻孰重问题展开争论已过时，基因表达工程揭示天性和教养（基因和环境）从个体发展的很早阶段就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他们把产前和围产期因素作为潜在的神经生理危险性因素，结果发现孕妇在产前的最后三个月吸烟与男性后代以后长期从事犯罪活动相关；生命早期的生物社会性因素相互作用能预测成人期的暴力犯罪，例如，难产和抚养过程中的母亲拒绝相互作用可预测男性暴力，尤其是青少年期的暴力行为[41]。

最后，在探讨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时引入中介变量，考察其如何在前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如青少年认知过程在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犯罪之间起中介作用。前文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如下不足，有待改进。第一，女性被试缺乏。大多数研究仅考察了男性罪犯，如前面所提及的许多研究结论只限于男性被试。第二，对单亲家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单亲母亲的家庭，而对单亲父亲家庭的研究因样本量太少而被舍弃。现在由父亲抚养孩子的单亲家庭逐渐增多，因此研究单亲父亲的家庭很有必要。第三，虽然在父母相互作用论的理论指导下父亲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研究者所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同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应更多地关注父母对青少年影响的特定性别效应。最后，以往研究多着重探讨父母离婚后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很少对离婚前后的家庭变化或功能进行比较，而已有研究表明对青少年犯罪造成影响的家庭因素是离婚前后不良的家庭功能。因此，比较父母离异前后家庭功能的变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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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社会篇7

[论文摘要]《尔雅·释亲》是我国最早研究亲属称谓的专著，它比较系统地记录了我国古代亲属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及家庭形态。

称谓，正如戴昭铭所说:“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亲属称谓之丰富完备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尔雅》中的《释亲》是我国最早研究亲属称谓得专著，所收古代亲属间称谓语二百有余，分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大类。其中多数称谓语今天已不复使用，有的词义发生了变化，也有一部分已演化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在今天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亲属称谓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婚姻关系，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在变化，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称谓语所传承的汉文化信息也不可避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尔雅·释亲》中直系亲属以男性祖先为主.女性为辅，体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

我们最早阐述亲属称谓的历史文献《尔雅·释亲》中曾记载了五代亲属的称谓:“父为考(父亲称为考)，母为姚(母亲成为批)。父之考为王父(父亲的父亲称王父，即祖父)，父之姚为王母(父亲的母亲称王母，即祖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祖父的父亲称曾祖王父，即曾祖父)，王父之姚为曾祖王母(祖父的母亲称曾祖王母，即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父的父亲称为高祖王父，即高祖父)，曾祖王父之姚为高祖王母(曾祖父的母亲称为高祖王母，即高祖母)。”“考”和“姚”是对已逝的父母的称谓，“考”的含义是成，即一生的德行已完成;“姚”配也。指与考相配。这说明在经过母系社会进人到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母亲—女性的地位已显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男尊女卑观念在称谓上的早期体现。

“夫—妻”本是表明配偶关系的基本称谓，但“妻”在汉语的亲属称谓等级中并无相应的位置，《释亲》以“夫”“妻”分类，并立有“妻党”一节，但却无夫妻的解释，这或许同样是由封建社会中妻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封建社会中，“妻”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以“夫为妻纲”为宗旨的“七出之条”，头条便是“无后”。可见“妻”直至养育儿女之后，才有可能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而有了儿女便升格为“母”，在亲属中的等级地位也立即会有质的变化—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母亲—女性的家庭、宗族地位才为稳固。

《尔雅·释亲》据传记载的是周代的亲属称谓词，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的多数称谓词语时至今日仍在沿用。《尔雅·释亲》是亲属称谓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的有关著作大多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深人引发。由此可见，《释亲》中的称谓词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庭结构及家庭成员间的复杂关系:周代社会是父系社会，以男j胜祖先为核心，父系称谓以同姓为标志;此后的一夫多妻制，又因财产的继承权问题而必须确定嫡庶、妻妾的不同地位，母系称谓则愈发复杂化了。这对封建家庭女性称谓体系一直维系了几千年。

二、《尔雅·释亲》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

《尔雅·释亲》:“父之姊妹为姑”，“母之昂弟为舅”。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姑舅。但在《尔雅·释亲》又云: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为姑”。夫称“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从这样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姑舅”相当于今天的“公婆”。“妻之父为外舅”古人为了和指公婆的舅姑有所区别，就在妻子父母的称谓前加上“外”。即男子称岳父为“外舅”，岳母为“外姑”，妇人称公公为“舅”，婆婆为“姑”。把公婆称舅姑、岳父岳母称为外舅外姑，据考证是源于人类母系氏族时期的族外群婚制，不同血缘的两个氏族之间的男子互相婚配到对方去延续生命，“出嫁”的男子还是自己氏族的成员，而所生子女却归属女方，这样当下一代的男子再互相“出嫁”到对方去的时候，就有了对上一代“舅姑”的称谓。只是当时的舅姑不只指公婆，还兼指岳父岳母，因为互配的男女双方是群体的兄妹关系。当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确立之后，民间婚姻习俗还崇尚亲上加亲的“姑舅交表婚”，即男子娶舅舅的女儿或姑母的女儿为妻，于是舅当然被称为岳父(外舅)，姑母则是岳母(外姑);女子亦以舅舅的儿子或姑母的儿子为夫，于是舅当然被称为公公(舅)，姑母则是婆婆(姑)了。这种交表婚制直到现在一些偏边农村还存在。姑舅即“公婆”的亲属称谓在古代诗文中很常见，如唐朱庆徐《闺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唐杜甫《新婚别》:“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嶂。”“姑舅”相当于“公婆”的称谓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曾存在一种特殊的家庭制度。随着这种家庭制度的取消，这种文化现象也载入了历史史册。

三、《尔雅·释亲》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

亲属称谓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亲属关系的起点和纽带的婚姻制度。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实行群婚制，野蛮时期实行对偶婚制，文明时期实行的则是一夫一妻制。而在从群婚到偶婚的过渡时期，大约还有伴侣婚制和交表婚制。《尔雅·释亲》作为我国研究亲属称谓的开始，它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际亲疏关系，系统的记录了先秦时期的亲属称谓制度。据此，我们可隐约窥见这种上古婚姻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及与之相应的婚姻家庭形态。

《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姐，后生为娣”故郭璞《尔雅注》云:“同出，谓俱嫁事一夫。”意即共夫的姊妹互称“娣拟”，即女子同嫁一个丈夫，年长的女子称谓“姐”，年幼的女子称谓“娣”;古代兄弟之妻也可以互称“女以娣”。《释亲》又云“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姐妇”，意为兄长的妻子称弟弟的妻子为娣妇，弟弟的妻子称兄长的妻子为姐妇。可见，“娣姐”实有两层不同的含义:(1)共事一夫姊妹间的互称;(2)兄弟之妻间的互称。从表面来看，二者差距较大，但结合我国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形态的发展来理解，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母系社会篇8

[论文摘要]《尔雅·释亲》是我国最早研究亲属称谓的专著，它比较系统地记录了我国古代亲属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及家庭形态。

称谓，正如戴昭铭所说:“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亲属称谓之丰富完备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尔雅》中的《释亲》是我国最早研究亲属称谓得专著，所收古代亲属间称谓语二百有余，分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大类。其中多数称谓语今天已不复使用，有的词义发生了变化，也有一部分已演化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在今天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亲属称谓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婚姻关系，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在变化，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称谓语所传承的汉文化信息也不可避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尔雅·释亲》中直系亲属以男性祖先为主.女性为辅，体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

我们最早阐述亲属称谓的历史文献《尔雅·释亲》中曾记载了五代亲属的称谓:“父为考(父亲称为考)，母为姚(母亲成为批)。父之考为王父(父亲的父亲称王父，即祖父)，父之姚为王母(父亲的母亲称王母，即祖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祖父的父亲称曾祖王父，即曾祖父)，王父之姚为曾祖王母(祖父的母亲称曾祖王母，即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父的父亲称为高祖王父，即高祖父)，曾祖王父之姚为高祖王母(曾祖父的母亲称为高祖王母，即高祖母)。”“考”和“姚”是对已逝的父母的称谓，“考”的含义是成，即一生的德行已完成;“姚”配也。指与考相配。这说明在经过母系社会进人到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母亲—女性的地位已显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男尊女卑观念在称谓上的早期体现。

“夫—妻”本是表明配偶关系的基本称谓，但“妻”在汉语的亲属称谓等级中并无相应的位置，《释亲》以“夫”“妻”分类，并立有“妻党”一节，但却无夫妻的解释，这或许同样是由封建社会中妻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封建社会中，“妻”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以“夫为妻纲”为宗旨的“七出之条”，头条便是“无后”。可见“妻”直至养育儿女之后，才有可能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而有了儿女便升格为“母”，在亲属中的等级地位也立即会有质的变化—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母亲—女性的家庭、宗族地位才为稳固。

《尔雅·释亲》据传记载的是周代的亲属称谓词，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的多数称谓词语时至今日仍在沿用。《尔雅·释亲》是亲属称谓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的有关著作大多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深人引发。由此可见，《释亲》中的称谓词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庭结构及家庭成员间的复杂关系:周代社会是父系社会，以男J胜祖先为核心，父系称谓以同姓为标志;此后的一夫多妻制，又因财产的继承权问题而必须确定嫡庶、妻妾的不同地位，母系称谓则愈发复杂化了。这对封建家庭女性称谓体系一直维系了几千年。

二、《尔雅·释亲》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

《尔雅·释亲》:“父之姊妹为姑”，“母之昂弟为舅”。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姑舅。但在《尔雅·释亲》又云: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为姑”。夫称“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从这样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姑舅”相当于今天的“公婆”。“妻之父为外舅”古人为了和指公婆的舅姑有所区别，就在妻子父母的称谓前加上“外”。即男子称岳父为“外舅”，岳母为“外姑”，妇人称公公为“舅”，婆婆为“姑”。把公婆称舅姑、岳父岳母称为外舅外姑，据考证是源于人类母系氏族时期的族外群婚制，不同血缘的两个氏族之间的男子互相婚配到对方去延续生命，“出嫁”的男子还是自己氏族的成员，而所生子女却归属女方，这样当下一代的男子再互相“出嫁”到对方去的时候，就有了对上一代“舅姑”的称谓。只是当时的舅姑不只指公婆，还兼指岳父岳母，因为互配的男女双方是群体的兄妹关系。当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确立之后，民间婚姻习俗还崇尚亲上加亲的“姑舅交表婚”，即男子娶舅舅的女儿或姑母的女儿为妻，于是舅当然被称为岳父(外舅)，姑母则是岳母(外姑);女子亦以舅舅的儿子或姑母的儿子为夫，于是舅当然被称为公公(舅)，姑母则是婆婆(姑)了。这种交表婚制直到现在一些偏边农村还存在。姑舅即“公婆”的亲属称谓在古代诗文中很常见，如唐朱庆徐《闺意》:“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唐杜甫《新婚别》:“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嶂。”“姑舅”相当于“公婆”的称谓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曾存在一种特殊的家庭制度。随着这种家庭制度的取消，这种文化现象也载入了历史史册。

三、《尔雅·释亲》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

亲属称谓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亲属关系的起点和纽带的婚姻制度。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蒙昧时期实行群婚制，野蛮时期实行对偶婚制，文明时期实行的则是一夫一妻制。而在从群婚到偶婚的过渡时期，大约还有伴侣婚制和交表婚制。《尔雅·释亲》作为我国研究亲属称谓的开始，它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际亲疏关系，系统的记录了先秦时期的亲属称谓制度。据此，我们可隐约窥见这种上古婚姻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及与之相应的婚姻家庭形态。

母系社会篇9

〔关键词〕 失独父母；夫妻关系；原子化；干预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04-08

孩子是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我们都经历过或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看到孩子可怜或者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早就和你离婚了”，事实上夫妻一方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往往是为孩子考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由此可见，子女是夫妻关系的“安全阀”。然而，凡事皆有两面性，子女也可能是摧毁家庭的“爆发点”，尤其对曾经拥有孩子的失独父母而言，由于经历了子女“从有到无”的过程，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轻则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重则影响家庭稳定，甚至导致家庭解体。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死亡对夫妻关系和家庭稳定会产生巨大影响。鉴于此，笔者将探讨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特殊，笔者进行两项限定：第一，本文讨论对象限定在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失独父母，因为对于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关系已经解除的父母而言，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夫妻关系，也就不存在独生子女死亡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第二，本文的经验现象和理论提升适用于大部分失独父母，但是笔者不排除一些失独父母在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关系会更加亲密，但是从实地调研状况来看，这种情况相对少见，因此也不是笔者的研究对象――特此说明。

在本研究中，独生子女死亡给失独父母带来巨大的打击，给失独父母留下了长期的难以逆转的影响。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其实是一种本质性个案（intrinsic case）研究，鉴于失独父母问题的特殊性，这种本质性的个案研究设计，在方法论上很容易受到质疑，〔1〕有些人认为有关特殊性个案（extreme case）的本质性研究的成果不具有普遍性，〔2〕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特殊事例的研究，只要它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重大问题就有其合理性， 〔3〕而且，本质性个案不管它多么特殊，对这样的个案研究本身就有重要意义。〔4〕通俗地讲，部分失独父母在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可能会携手共度难关，其关系反而更加紧密，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勿需干预，因此，这部分失独父母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内。本文关注的是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关系恶化的案例，因为对该群体的研究不仅仅有利于解读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逻辑，而且能够体现出应有的社会关怀。

一、从亲子关系到夫妻关系：家庭主轴的演变

家庭主轴就是家庭内部的主要关系类型，传统家庭中的主轴为亲子关系，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现代家庭起主轴作用的是夫妻关系。就传统社会而言，费孝通教授从“家庭延续性”的角度提出传统社会的家庭主轴是亲子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家庭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其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夫妇是横的，成了配轴，因为夫妻仅仅是维系家族、传宗接代的手段。”〔5〕言心哲则从“家庭制度”的角度提出传统家庭的主轴是亲子关系，他认为传统家庭是“大家庭”制度，从纵的方面来看，上有祖父母、父母，下有子女、孙子女等；从横的方面来看，有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妯娌等等，〔6〕他们之间就形成了多重的复杂关系，其中家庭关系的主轴是亲子关系，配轴是夫妻关系。由此可见，学界几乎都认同这一结论：在传统社会中，家族价值大于个人价值，维系家庭的不是夫妻感情，而是生育事业，不是彼此相爱，而是责任义务。〔7〕换句话说，传统家庭的主轴是亲子关系。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关系在数量和结构上发生了变迁：一方面，家庭关系数量减少。这是因为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这里的小型化趋势是相对于传统家庭而言，虽然学界就传统家庭是否为大家庭仍然存在争议，但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争议。仅仅从家庭人口上看，传统的家庭规模比现在的家庭规模要大很多，所以说目前的家庭存在小型化趋势。参见潘允康《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家庭社会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0页。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存在，传统社会中联合家庭为主的局面已经演变为现代社会中核心家庭为主的局面，因此联合家庭所拥有的兄弟关系、姐妹关系、妯娌关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核心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最多还有祖孙关系是最常见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家庭关系内部结构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子女数量减少，生育时期大大缩短，妻子可以从照料子女的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不再把传宗接代、养育子女看成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他们开始注重自我价值的其他实现方式，这一转变无疑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此外，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子女往往在十几岁就要赴外地读书，夫妻更多的是在经济上资助子女完成学业，子女已经从夫妻日常生活中脱嵌，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一般只有夫妻二人在场（无论是分居或同居），这种转变更加有利于夫妻感情的巩固和发展，并最终导致家庭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父子为主轴的家长制家庭逐渐转向以夫妻为主轴的民主平等家庭。〔8〕经过这种变迁，夫妻关系已成为现代家庭关系中的枢纽，一切关系都以夫妻关系为中心而展开。正如很多研究指出，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已实现“由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转变。〔9〕

二、从两性分工到权力意识：失独对夫妻关系的多重影响

随着社会的演变，夫妻关系成了家庭的主轴，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夫妻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创伤。随着人本主义等价值观的传播，现在的婚姻已不单单是为满足性需要、养育儿女以及经济需要，而今的夫妻更追求心理满足、感情支持以及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鉴于此，笔者从婚姻生活中两性分工、感情和性、权力本文中所说的权力既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并非为了强调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力，也区别于法律上的权利概念，而是指家庭地位高低，通俗地讲就是在家里“谁说了算”――特此说明。意识等三个方面来研究独生子女死亡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一）独生子女死亡导致失独父母两性分工消失

性别分工是指男女依据性别特征不同而在某些活动上的专门化，以发挥不同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这种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起码和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历史一样古老。〔10〕研究发现两性分工几乎无处不在，单就家庭两性分工而言，它维系了家庭的经济功能和抚育功能。首先，经济功能维系。家庭的经济功能直接影响着生活资料的获取，夫妻之间经济上的密切配合，为家庭的正常运转和夫妻关系的维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如狩猎社会的“男子狩猎，女子采集”，农业社会的“男子耕种，女子纺织”，工业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其次抚育功能维系。夫妻在子女的成长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长期的夫妇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须的条件……为了保障孩子们能得到必须的抚育，社会用婚姻来把男女结成夫妇，要他们共同负责担任这些工作中主要的事务。”〔11〕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严母慈父（针对女儿）和严父慈母（针对儿子）”就是佐证。由此可见，家庭两性分工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具体到失独家庭而言，它们的两性分工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失独家庭内部子女抚育中两性分工的消失。子女抚育中的两性分工，是基于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并通过长时间进化，最后通过社会化过程加以固定的。这种两性分工既提高了子女抚育的效果，同时也提高了子女抚育的效率。材料1就是独生子女死亡前家庭子女抚育中的两性分工状况。

材料1：以前女儿还在的时候，上学离家比较远，她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为了更好地照顾她，我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洗洗衣服，做做饭，给孩子加强营养……她爸爸就在外面打工，那时候工资也不高，挣的钱刚好够过日子。（20101025LXH）本文中收集的语音材料均来自于2010至2012年笔者在完成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课题《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机制研究》和笔者博士论文调研中的访谈资料，访谈录音的编码方式为：20101025XXX，其中20101025代表时间，XXX代表受访者姓名的首字母――特此说明。

从上述个案中可以发现，该个案中的独生女儿处于上学阶段，为了供女儿上学，父母进行了分工：父亲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应妻子和女儿的生活费、学费、家庭日用开支，妻子则负责照顾女儿的生活学习。这表明在LXH的家中也存在一定的分工，即“男性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女性照料家庭照顾孩子。” 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后，他们的家庭分工状况变化了。

材料2：女儿走了以后，我彻底傻了，大脑转不动了，说话的时候嘴都在哆嗦，手也发抖，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过来，就和她爸爸在一起哭……孩子的后事都是她叔叔婶婶、我的弟弟弟媳操办的……从那以后，她爸爸就不上班，不是不想上，是上不了，孩子的事对他打击太大了（20101025LXH）

从材料2可以知道，女儿去世后，LXH由于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没有办法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言语行为都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失去沟通能力、思维能力。而其丈夫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只能回到家里和妻子一起赋闲，这样原先在子女抚育中“男子外出打工，女子照料家庭”的两性分工消失了。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发现，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并没有遵照以前的女性为主的两性分工模式，而是出现自由化分工的状态，双方或是本着志愿的原则，或是情势所迫……总之，他们已经不重视从前的分工，而且很自然地打破了从前的分工，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在生活资料生产中的两性分工趋于淡化。

（二）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感情和性的阻碍

一般而言，传统家庭的夫妻感情较为淡薄，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夫妻关系的建立并非基于感情，结婚后也不太重视夫妻间感情的培养与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的亲子关系是家庭中的主要关系，夫妻关系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家庭中的重点是子女的抚育和培养，夫妻感情建立和培育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化大分工的开始，家庭生活的中心既不是家庭经济和生产，也不再是孩子的哺育和培养，这样夫妻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放到两人情感世界的营造中――有学者如是总结这种变化：“随着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夫妻感情关系在家庭中越被人们所重视，家庭作为满足两性感情需求的功能也就越凸显。”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思想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爱情关系已在夫妻生活中由“从属位置”上升为“首要位置”，并成为婚姻的基础，这表明当前的夫妻感情步入高情感阶段。“高情感”阶段指的是一个允许人们把自己多样化与多层次的情感表现出来、发泄出来，这意味着高情感不仅在内涵上是一种高层次的情感，也是一种能充分宣泄和表达的情感。参见潘鸿雁《国家与家庭互构――河北翟城村的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2页。然而，即使在这个“强调人性”“强调自由”的时代，独生子女的死亡也能在顷刻间扭转夫妻对感情的膜拜。这说明独生子女死亡的影响超越了现代化对人性自由的鼓吹，导致失独父母情感的疏远。

材料3：女儿去世后，我快疯了。我不仅数落他照顾女儿时候的过失，而且也数落他现在的沉默寡言。对他的表现我十分恼火，甚至我都在想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呀。（20101208XHZ）。

材料4：他这样的人还是蛮多，蛮无聊。蛮无聊，然后就发泄，两个人就扯皮，然后是冷战，然后就是十天半月的不讲一句话，谁也不理谁。（20101225SXR）

从材料3中可以发现，独生子女死亡后，很多失独父母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归因，如果是自我归因的话，他们就会表现为自责，这时候如果另一方也赞同这种归因且不加以安慰，归因就渐渐演变为责备，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也会逐渐被“自责和责备”所取代；相反，如果一方不是自我归因，而是归因为另一方，那么这种家庭甚至在独生子女出现变故后就会充满责备的氛围，夫妻之间可能会产生纠纷、矛盾，甚至是家庭暴力，这时感情交流便会戛然而止。

“性”是感情的升华和延续。有研究者指出：“性生活和谐融洽会使得夫妻感情得到升华，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反之，如果性生活不和谐，双方得不到，会使得感情发生隔阂，产生矛盾甚至冲突，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12〕由此可见，性满足是夫妻间亲密感情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美好性生活的必然结果。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夫妻之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性生活质量下降。Lang & Gottlieb（1991，1993）通过研究发现失独父母在子女夭亡后的性生活明显减少。〔13〕同时很多西方研究也指出子女死亡对父母的性生活存在极大的影响。Oliver，L.E.（1999）发现独生子女的死亡对夫妻性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性生活的质量下降、频次降低，甚至没有性生活。〔14〕Johnson （1984-85）通过访谈14个子女去世一年的父母发现，竟然有12对夫妻在子女去世后一段时期内都没有性生活，这个时期有长有短，短的有几个月，长的延续至今。〔15〕Fish（1986）通过研究指出，失独父母中60%的母亲和40%的丈夫在独生子女死亡后，存在严重的“性压力”，妻子因为抱怨而缺乏“”，丈夫则抱怨性关系减少。〔16〕

材料5：不瞒你说，这事情都快过去四年了，我们都未过夫妻生活，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心情，你想想，他有时候想做，但是我马上就会想起MW，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资料来源：杨晓升《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未出版，第31页）

材料6：儿子去世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老公都没有睡到床上过，天天蜷在沙发上睡觉（你看，一米八的个子缩在那么小的沙发睡觉多难受呀）……那事（性生活）……根本没有，他每天借酒消愁，哪有那份心情呀。（20110111ZLX）

材料5和材料6反映了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性生活中断的现状。同时西方相关研究也表明，夫妻性生活中断必然会在婚姻其他方面产生压力，〔17〕如婚姻压力提高，沟通障碍等等。在访谈过程中，一位丈夫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女儿去世后，我们的性生活完全中断了，我感到夫妻关系已经逐渐趋向封闭并被束之高阁”，这种影响会产生反作用，最终会延长夫妻性生活中断的时间，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综上所述，丧失独生子女后，夫妻双方的悲痛情绪，以及不同向度的归因，导致了夫妻之间交流的中断，进而冲淡了失独父母的夫妻感情，导致夫妻感情的疏远，甚至荡然无存，使得失独父母仿佛成为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18〕

（三）独生子女死亡导致失独父母权力意识淡薄

权力意识是行动主体对社会权力系统的主观理性把握，是权力体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力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力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19〕就家庭社会学而言，家庭权力意识体现在丈夫和妻子对家庭权力地位的关注以及彼此之间权力地位的演变――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权力格局一般遵循“男尊女卑”性别权力地位；然而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妇女的家庭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甚至有些家庭中女性的权力超过男性――对于夫妻权力地位的演变，学界使用权力资源理论和权力规范理论〔20〕进行解释和分析，这表明，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理论研究，都肯定夫妻之间存在权力意识的事实。然而对失独父母而言，丈夫不再专注于家庭发展大计，妻子也不再顾及家庭生活琐事，呈现出夫妻权力意识淡薄化趋势。具体而言，权力意识的淡薄化趋势可以归纳为：“权力控制范围的让渡”和“权力实现方式的放任”。

一方面，失独父母权力控制范围的让渡。权力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体划定自己权力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行使或不行使某种行为，也可要求他人做出或抑制某种行为。〔21〕我国的婚姻法指出“婚姻以夫妻共同生活为目的，故夫妻间互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权指夫妻有权在同一住所共同生活，且含性生活内容，并负有义务。夫妻间应当相互忠贞，不得与第三人非法同居。由此可见，“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被婚姻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受害人可以向法院出轨者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然而对失独父母而言，他（她）们虽然知道自己拥有要求对方忠贞的权利，但当面对配偶与第三者非法同居甚至结婚生子的事实时，仍然不倾向于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这表明失独父母让渡了核心的权力控制范围。见材料7。

材料7：他出去找（年轻配偶），你能说什么，说得不好还要离婚，那么这个家就彻底完了……有本事你也给他生一个呀……（我）不能生，那还说什么，还不让他想办法生……算了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只要他不带到家里来就行……如果他们真的带一个孩子回来，还会帮他照顾的（资料来源：20120607SXR）

由此可见，失独父母放弃了婚姻法赋予其要求对方忠贞的权利，转而采取忍让、退步的方式，不仅仅容忍第三者的存在，而且容忍第三者与丈夫结婚生子，甚至愿意代其抚育丈夫的“非婚生子女”，这种“无奈和退让”表明失独父母的权力意识存在淡薄化的趋势。

①家庭权力结构是家庭权利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视角，从拥有家庭事务决策权的角度衡量妻子家庭地位高低，潘允康、徐安琪等都有相关论述。参见徐安琪《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②“经常性管理权重说”认为妻子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在经常性管理中说了算的更多，而丈夫仅在住房选择、盖房及子女的升学、择业等“一次性决策”中出任主角，因此推论为妇女地位上升，参见徐安琪，1992；“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认为从事何种生产、住房的选择或盖房、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生产工具、投资或贷款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才是家庭实权的象征和真正体现，拥有这种权力就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陶春芳、蒋永萍主编，1993；张永，1994）；“受访者客观认同说”改变以往由研究者事先主观选取重要决策事项的方法，以被访者选取最多的家庭中的最重要决策或采用最重要决定权排序前两位的项目作为夫妻权力这一多面向概念及评估妇女家庭地位的具体指标（陈玉华等，2000）；“多元指标综合说” 将家庭重大事务、日常事务和子女事务决定权等多元指标作为夫妻权力结构的度量指标（雷洁琼主编，1994）；“家庭实权测量说”指的是在夫妻权力指标体系中纳入“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变量并用作主要的评价指标（徐安琪，1992；沈崇麟、杨善华主编，1995）。

另一方面，失独父母权力实现方式的放任。国内对于家庭权力的研究，一般将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定权作为衡量家庭地位高低的主要指标，同样妻子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也被视作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指标。①概言之，对家庭权力的度量和评价有如下几种模式：“经常性管理权重说”，“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受访者客观认同说”，“多元指标综合说”，“家庭实权测量说”。②本文无意于探讨哪一个命题比较接近实际，笔者列出这几种命题仅仅想从侧面反映出家庭权力的变迁、实现方式及其测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失独父母而言，他们家庭权力的实现呈现出另外一番萧条、凄凉、落魄的场景。

材料8：现在孩子都没有了，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我要管钱干吗？我留给谁呀？（20110112CDB）

材料9：我现在每天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混日子，不知道要干什么，每天这里晃一下那里晃一下……现在谁也不管谁，我也不想说他，随便他……（20101024SXR）

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是家庭权力实现手段的主要表现，然而材料8中，该家庭中的夫妻已经放弃对家庭经济的控制权；材料9也表明失独父母采取了“两不管”的态度，这也同样表明失独父母对权力实现方式的放任。综上所述，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对权力的认知存在两种倾向，即权力控制范围的无节制让渡和权力实现方式的放任，这两种态度凸显了失独父母权力意识的淡薄化趋势。

三、从失望到婚姻解体：夫妻关系形式化的后果分析

（一）形式化：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客观状态

家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等，每一种关系都相互影响，相互型塑，构成家庭内部一幅幅温馨、温暖、幸福的图景。然而独生子女死亡给曾经的幸福家庭注射了一剂“氰化钾”。虽然本文罗列出来的影响只有区区三点，正如前文所述，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的夫妻关系主要呈现出三种变迁趋势：第一，两性分工消失；第二，失独父母的感情和性的阻碍；第三，夫妻权力意识的淡薄化。但这些影响涵盖了失独父母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乃至未来发展层面。这些变迁表明失独父母之间夫妻关系的核心要领已然缺失，并导致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形式化”。从表面上看，失独父母并没有离婚，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仍然是一对合法夫妻，可以合法同居，并依法享有共同财产平等处置权、遗产继承权等婚姻法赋予的权利；从实质上来看，除了婚姻法规定的那些落在纸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够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外，似乎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虽然有夫妻关系的“名义”，但是夫妻关系的“实质”已经荡然无存，两个准独立个体还能够在一起生活，勉强维持了一个并不算完整的家，无非就是凑合着过日子而已，彼此之间失去了情感和依恋。

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形式化，并不仅仅意味他们之间关系的非正常状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形式化既导致失独父母个体原子化，又给家庭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失望型的家庭价值观形成

家庭价值观可以说是个人对于家庭事务所抱有的一种观点、态度或信念，影响着个人经营家庭生活与家庭相关事务的决定。在婚姻建立的初期，新婚夫妇一般都会百般努力，力求建立美满的婚姻生活，对婚姻家庭生活有很高的期待，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勤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目的就是为了看到儿女成人的那一天。如果从马斯洛的需求层面理论来看，独生子女死亡前，父母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即“自我实现的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为了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努力激发自己的潜能，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的需求层次急剧下降，从“自我实现需求”一路下降到“生理层次需求”，产生失望型的家庭价值观。首先，自我实现需求消失。独生子女死亡后，家庭仅有的希望不复存在，建构在其上的期待和憧憬荡然无存，他们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努力也瞬间化为泡影。其次，尊重的需求消失。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伦理观，失独父母背负伦理负担，也没有了“尊重的需求”。再次，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消失。失独父母之间感情和性的中断表明他们对情感需求的缺失，同时，离婚率、婚外情和非婚生子现象发生，表明他们对归属需求的缺失。最后，安全上需求的消失。失独父母的“高自杀率” 〔22〕、“高退休率”〔23〕以及家庭权力意识的淡薄，表明他们对人身安全、职业保障、财产安全需求的缺失。刨去这四项高层次需求，可以发现失独父母仅仅剩下最低层次的需求，即“生理层次的需求”。需求层次的急剧下降表明，失独父母对当前生活状态和未来预期的失望，容易产生失望型的家庭价值观。

（三）失独父母的原子化趋势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体、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田毅鹏教授在《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临？》一文中指出社会原子化主要表现为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些基本的社会联结被破坏的现象。〔24〕一般说来，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有人际关系疏离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等。

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形式化导致他们出现原子化趋势。具体而言，一方面，人际关系疏离化。独生子女死亡后，家庭作为纽带将夫妻捆绑在一起的效果出现松弛，“失独父母”易于分别从“失独家庭”的这一共同体中“跳跃”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社会个体，从而导致失独父母的人际关系开始疏离，逐渐走向原子化；另一方面，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如家庭和单位等。〔25〕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后，家庭出现形式化的现象，无法充当个人和社会的联结纽带，失独父母与家庭的联系也逐渐下降；此外，失独父母往往为逃避现实而无心工作，离开工作岗位，从而和单位失去了联系。由此可见，走向原子化的失独父母破坏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社会，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通过常规的途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因此催生失独父母通过非常规手段进行诉求的现象，这种现象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四）失独父母的婚姻解体率升高

婚姻解体即离婚，离婚率的增加反映了部分人婚姻观念和法律观念的淡薄以及伦理道德的沉沦，离婚率的增加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任其发展，社会将会变成一个风气散乱、秩序动乱的“大家庭”。就我国而言，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离婚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截至目前，离婚率最高的年份是2012年（2013年尚未公布），达到2.29%；〔26〕相比之下，失独父母的离婚率竟高达30%。〔27〕由此可见，离婚率的畸高已经成为失独父母间存在的主要问题，这表明婚姻解体率提高是独生子女死亡的直接后果。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对夫妻关系遭遇重大社会变故时的经典描述。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在重新梳理人际关系时，夫妻关系很容易发生变故，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婚姻关系具有易解除性。夫妻关系双方在婚姻中的身份、地位、人格等多个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都以婚姻为要件，而婚姻是男娶女嫁（或男嫁女娶，俗称“倒插门”）的过程，夫妻关系形成后再通过“孩子”加以固定。然而，对于失独父母而言，独生子女死亡，固定夫妻关系的“孩子”没有了，这时候夫妻二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容易分道扬镳。此外，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浪潮冲击下，传统家庭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离婚者不再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这种文化约束机制的缺失也降低了失独父母解除婚姻的成本。第二，婚姻关系的高替代性。由于男性在婚姻解除后，可以重新寻找年轻的配偶，进而可以生儿育女，延续血脉。因此独生子女死亡后，男性配偶替代性选择的比较水平（CLALT）替代选择的比较水平是指脱离目前的关系，转向可以得到更好的更为满意的替代对象。CLALT和当前关系的结果决定了目前关系结构的稳定性，如果CLALT高于当前结果，则现在的关系就不太稳定；反之，现在的状态就比较稳定。参见莎伦・布雷姆《亲密关系》，郭辉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145页。较高。因此在高收益低成本的权衡下，失独父亲在亲属关系选择过程中会倾向于放弃原有的婚姻关系。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死亡后，婚姻关系的易解除性和高替代性导致失独父母离婚率的升高。

四、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关系调整的干预路径

夫妻关系是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家庭结构存在、失独父母能够维系在一起的关键纽带。为了降低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维护失独家庭的稳定性，本文提出如下干预路径：

（一）促进失独父母的自我认知调整和社会认同改变

自我认知（Self-recognition）也叫自我意识认知成分，指的是自我调节控制的心理基础，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包括对心理状态认知和自我行为的认知。为了降低独生子女死亡对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影响，需要促进失独父母心理状态和自我行为的“双重调整”。具体而言，一方面，促进失独父母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正确地看待死亡这一自然过程，不要盲目、迷信地进行自我归因，徒增自己和配偶的心理压力，进而增加失独父母之间沟通的难度，造成失独父母感情交流中断和性生活的减少；另一方面，促进失独父母调整自我行为，避免自暴自弃、不加约束和放任不羁行为的存在，这主要是针对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角色中断后带来的角色不清，角色不清指的是个体对其扮演的角色认识不清楚，或者公众对社会变迁期间出现的新角色认识不清，还未能形成对这一新角色的社会期待。本文中失独父母的角色不清是由于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刚刚成为他们的新角色，在这种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失独父母对新角色认识不清，因而出现影响夫妻关系的行为。进而产生影响夫妻关系的行为，因此需要在心理状态调整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自我行为调整，从而恢复家庭的秩序，如两性分工或权力分配等。

除此以外，失独父母还需要进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改变。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的社会认同已经从“单位人”、“社区人”转向“同命人”，〔28〕这种社会认同的调整促使失独父母逐渐有意识地疏远一般人群，同时有意识地亲近其他失独父母（即同命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29〕同样失独父母的自我认同转向同命人之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可能变得极端，且都集中在独生子女死亡的体验上，这就导致失独父母难以走出失独阴霾，从而给夫妻关系埋下不稳定的隐患，因此需要促使失独父母进行社会认同转向，从“同命人”重新转向“单位人”或“社区人”。

（二）重新寻找失独父母之间的交集，加强沟通和交流

人生就像平行线，因为共同的经历、兴趣或爱好，我们与其他人产生了交集，因而形成了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因为婚姻，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结婚生子形成姻缘关系；因为子女，两个成年人之间有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和奋斗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子女就是夫妻之间的“交集”，在这个基础上了形成了血缘关系；然而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之间的交集消失，同时建立在子女基础上的血缘关系也不复存在，夫妻之间仅剩下的姻缘关系。纵然悲哀至此，仅存的姻缘关系依然会受到独生子女死亡的多重影响，摇摇欲坠。鉴于此，为了维护失独父母婚姻家庭的稳定性，需要重新寻找失独父母之间的交集，建构失独父母感情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之间的交集可以由共同的兴趣、爱好构成。有了这些，失独父母就可以在语言和行为中产生更多的交集，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加，这既可以促进情感，也可避免分歧。形成交集的方法应该是充分沟通，夫妻双方将各自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在沟通中达成共识，引起共鸣，即使是对子女的悲痛表达也可以同时进行；与此同时，失独父母在交流时要注意，性格内向的人有时候不愿意或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需要一方透过现象看本质，慢慢地引导对方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并且双方尽量妥协，尽快形成新的交集，从而转移独生子女死亡后夫妻双方的注意力。

（三）培育失独父母自组织，化解失独父母的原子化困境

虽说夫妻关系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矛盾，失独父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应该属于次要矛盾，然而《矛盾论》指出“次要矛盾的解决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失独父母的社会组织，引导失独父母走出家庭，适当参加组织活动也是转移失独父母注意力的可行策略。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父母可能出现原子化倾向，这种趋势使得个人直接面对政府和社会，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个人的特定行为方式去面对政府和社会，这会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

就失独父母而言，自组织就是失独父母自己筹建、自我管理的组织，如武汉市温馨港湾、连心家园、遥望QQ群等。通过培育失独父母的自组织，鼓励失独父母参与组织活动，其优势很明显：首先，由于组织成员身份相同，可以有效地提高失独父母的组织参与率；其次，由于失独父母组织具有一种解除别人痛苦，避免新出现失独父母重蹈失独后不利影响的覆辙的作用，因此失独父母容易产生极强的责任感，这又从客观上增加了失独父母的组织融入程度；最后，由于相同的经历、相似命运，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情感，失独父母在自组织中得到有效的精神慰藉，这是自组织的突出优势。失独父母组织有别于其他组织的最大特征是成员的特殊性，即成员都是“失独父母”，这些会员具有相同的经历、相似命运，因此他们之间拥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情感，因此自组织对失独父母的精神慰藉效果要超过一般组织对失独父母的精神慰藉效果。参见张必春《丧失独生子女父母的人际关系变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综上所述，通过失独父母的自组织过程，可以改变失独父母的原子化困境，使得他们不必以个人的身份直面政府和社会，避免其挫折感的形成；同时，促使失独父母重新寻找个人价值，有效转移失独父母的注意力，从而避免家庭矛盾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维护失独父母夫妻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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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社会篇10

1．家庭

家庭是永恒的社会现象，是典型的首属群体。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并借助家庭生存与发展。个人生存、种族延续、民族兴衰、国家建立与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秩序稳定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中国家庭史》认为:所谓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血缘关系为纽带(收养关系被当做血缘关系看待)建立起来的一种同居共财、共同生活的亲属组织。其中包括三种基本要素:一是婚姻关系，二是血缘关系，三是同居共处的生活(包括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关系。家庭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2．家庭教育功能

家庭的功能是指家庭在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家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经济功能、生育功能、性生活功能、抚养和赡养功能、教育功能、感情功能、休息和娱乐功能、政治功能、宗教功能等。其中教育功能是家庭最主要的社会化功能，是家庭内在的，固定的功能之一。所谓家庭教育，一般认为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以培养社会需用的人为目标的人的社会化的活动。广义上讲，既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以帮助其实现社会化，以及家庭成员相互教育以完成再社会化两个方面。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父母的身心成熟水平以及社会生活经验，总要先与子女，这就决定了对家庭教育的狭义理解，是指父母对于子女，特别是对于成长发育中的儿童青年子女的教育影响而言。这就与本文的意指相吻合，所以本文将采用家庭教育的狭义理解。教育为树人之本，家庭教育乃教育之源。只要家庭存在，家庭的教育功能就不会消失。可见，家庭教育是家庭的永恒功能。

二、社会化及儿童期的社会化

1．社会化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个人，从刚生下来，就被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使用种种方法对其施加影响，使其成为一个符合该社会要求的成员，这就是从属于人的社会化范畴。对于社会化的含义，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但总义就是说，社会化是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

2．儿童期的社会化

个体的社会化并不会在某个特定的年龄结束，它会在人的一生中进行，是一个持续终生的过程。可把这一历程分为儿童期、青春期、青年期、以及成年期。国外有研究证明:学前期是儿童接受社会变革的最佳时机。儿童的社会化也有学者成为基本社会化，是指学习生活知识，语言，文化等认知能力的个体在童年，对行为的掌控，建立关系的规范，树立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个体的社会化从出生就已经开始了。新生的婴儿生理功能(特别是高级神经系统组织)很不完备，心理活动处于萌芽阶段，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父母对其基本生物需求的满足已经响应了婴儿的情感需求。大约三个月，婴儿就能辩认出人的外貌，此阶段他必须开始发出和接受强烈的情感信息。到12－18个月时，儿童对外部世界产生兴趣。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符号的理解，儿童的自我概念开始逐步发展，从这时候起的社会化过程对个体意义重大。3－6岁期间，儿童开始形成最初的人格倾向，这一时期的儿童心理活动带有明显的具体形象性，抽象概括能力还比较差。而到了学龄初期，儿童社会化发生了质的改变，学校是儿童的身心得到了家庭之外的集体锻炼，儿童社会化有更强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儿童的心理向更加抽象的逻辑思维过渡。

三、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在人类的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就是家庭。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童年时期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智力水平，性格特点，社会素质以及他们的社会时间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对后来的社会化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著名心理学家陈鹤琴早就指出:“从出生到七岁，是人生关于生活习惯，语言，技能，观念，态度，情绪都在这方面形成的基础的最重要的时期。如果基础不稳定的，那么是不容易的构建健全的人格。“这一点可以从“狼孩”的情况进行证实。其次，这个时期是孩子们在对家庭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时间就是生命中最强烈的时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们有足够的权力和引导的作用。在此期间，大部分孩子在家庭中度过大部分童年时间。第三，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社会关系反映到孩子身上。因为家庭是一个小的社会群体，有其成员之间有大量的面对面接触的机会。父母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及其他可能存在的社会关系等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给孩子，构成孩子社会化内容的一部分。家庭中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由于家庭教育因素具有明显的奠基性、针对性或感染性、长期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对儿童社会化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依恋模式———家庭教育的雏形

健康的家庭教育首先帮助儿童建立安全型的依恋模式开始。依恋理论假设，儿童在生命早期基于父母在社会情境中对他们的教育态度、教养方式会发展出一种安全感或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或不安全感继而决定了儿童与他人建立关系时的模式。依恋理论根据儿童在接近或远离依恋对象时的情绪表现区分为四种依恋类型:安全型、不安全———反抗型、不安全———回避型和混乱型。拥有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依恋对象接近与适度远离时都感到舒适，但是太远的距离也会使他们痛苦(父母在视线之外或者不能很快到达父母所在之处)。这种类型的依恋被认为是最好的，因为这种依恋保证了接近与亲密的关系，又鼓励孩子探索自己的环境从而更有效地认识这个世界并更好地独立行动，同时也不会因为有离父母太远的风险。不安全———反抗型依恋的孩子在父母接近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并极度渴望保持距离。这种依恋类型是适应不良的，因为这会使得孩子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减少了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的机会(孩子较少在意父母并较少受到父母的影响)，不利于儿童后期和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建立。不安全———回避型同样是适应不良的，但理由不同。具有这种依恋类型的孩子极度渴望亲近，只有父母稍微远离便会感到极度不安。但是当父母与之分离后再次接近时，他们又会报之以愤怒的反应。这种风格不利于探索行为、学习和独立，并且很可能导致将来糟糕的亲密关系。这种类型的儿童往往太过于依赖，并试图控制反复无常的父母。混乱型依恋的儿童既不渴望亲近也不为分离感到痛苦。这些孩子在亲密关系中有高程度的接近———回避焦虑。可以看出，儿童在生命早期基于父母在社会情境中对他们的教育态度、教养方式会发展成为不同的依恋模式。当父母对儿童不是过分担忧、既亲近也保持距离、表现出高程度的温暖、支持、一致性、对儿童需要与交流行为及时反馈时，儿童将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对儿童的情绪状态有较一致的反应的父母更可能与儿童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当然，教育不仅仅是父母对儿童的单向过程，因为儿童的行为同样影响着父母。因此，一个孩子的气质对于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是否能够发展出安全型依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家庭教育的方式根据勒温(Lewin，1939)的领导风格理论

探讨了父母的教育风格对儿童的人格、行为发展的影响，发现有四种教育风格:第一，宠爱型。孩子的人格成长的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遇事退缩，缺乏同情，情绪不稳，自控能力和穷人的自信，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第二，放任型。以这种方式，儿童不能发展的概念，缺乏儿童教育的概念，并且因此它是难以适应集体生活。第三，专制型。这种家庭的孩子性格的，性格更诚实，礼貌，细心，有责任心，但在其他方面，表现害羞，自卑，敏感，无个性。第四，民主型。这种家庭背景的孩子表现为自立，自信，能主动解决自己的困难，情绪稳定，容易理解他人。

3．家庭教育所属的氛围性质

作为家庭教育中占优势的家庭教育态度和情绪，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宁静和谐、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家庭教育氛围会使儿童感到安全愉快、信心十足、情绪安宁、生活乐观。这是儿童顺利实现其社会化的最好条件。而处在紧张氛围中的家庭教育，则使孩子处于极度不安、提心吊胆的状态，容易形成忧郁、不信任感和情绪不安的个性特征。其中，破裂家庭的教育对孩子个性社会化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破裂家庭的构成分为两种情况:一为父母(或其中一人)死亡，一为父母离婚。无论何种情况，对子女的智力、情感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均是不良的。据研究发现，父或母去世时间的早晚对子女的人格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婴幼儿时丧母者对以后人格发展比丧父者的影响要大，但在儿童期丧父者碧丧母者的影响要大。从一项少年犯罪的统计调查结果看，少年犯罪出现率最高的是从出生至4岁间丧母或丧父的人，其犯罪率高出一般人两倍以上，与10～14岁丧母或丧父者比较则高出近4倍。离婚或不完整的家庭教育可能影响儿童的智力、情感和社会发展，这种影响在离婚一年后达到峰值。美国心理学家休格、麦克德莫特等人的研究表明:离异家庭后的单性教育的儿童在个性方面表现为抑郁、敌对、富有破坏性、容易激动、孤独、悲伤、易闯祸，甚至会自杀等。我国学者林崇德、陈会昌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违法乱纪的青少年大约有10%～30%来自离异家庭。可见，家庭教育所处的氛围对儿童个性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