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分论文十篇

学分论文篇1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a,(2).

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李田心.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中国翻译》,2000,(5).

林璋.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外国语》，1999,(6).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事实胜于雄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

王东风.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9,(1),(2).

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外国语》，1996,(5).

吴义诚.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外国语》,1997,(5).

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张南峰.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外国语》，1998,(3).

学分论文篇2

引文的概念来原于著作活动。科技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和评价，是选择和利用医学科技文献为医、教、 研服务的重要手段和研究课题。  

 

作者选择《中华内科杂志》为统计分析对象。该刊是我面内科领域最主要的部级医学刊物，其载文反殃国内内科领域技术、学术和科研的现状和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与该刊有关的国外期刊有536种，国内期刊有90余种，因而利于进行引文分折。本文就该刊1984〜1898年共5卷60期中发表的666篇论文所附引文5639篇分别按语种，种类、被引次数统计分析如下：

 

一、引文平均值   666篇论文中引文最少5篇，最多35篇，平均每篇引文8.46篇„

 

二、引文语种  5639篇引文中中文1209篇，英文4329篇，日文98篇，其他外文3篇，依次占总引文量的21.43%, 76.76%、1.76%和0.05%。

 

三，引文类型  中文引文期刊1209篇，图书156篇，特种文献46篇，依次占总数的79.23%、10.22% 和 10.55%。

 

四、引文期刊分析（1）英文引文期刊：666篇论文中英文引文4329篇、其中英文图书和特种文献引用283次，占英文总引文次数的6.54；英文期刊被引40次，占98.46%，被引数大于50次的15种，以引用次数多少依次为新英格兰医学、美国医学、柳卟刀、美国心脏病学、循环、胃肠病、英国医学、英国心脏、血液、内科学纪事、癌症、胃肠道、英国血液学，英国心脏病学、临床研究等杂志。（2）中文引文期刊：666篇论文中期刊引文1209篇，中文引文源期刊71种，引用次数16次以上11种，占引文源期刊18.31%；被引用774次，达总引文量64.02%。这11种期刊按被引次数多少依次是中华内科、中华血液学、中华消化学、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中华医学、中华医学检验、实用内科、中华心血管病、中华传染病、国外医学、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等杂志。

 

五、中文英文引文的时间分布  1988年中文引文共275篇，前后时间跨度27年；英文引文802篇，前后时间跨度为43年。

 

从上述资料课件，引文的平均值为8.46篇，而国内自然科学主要学科期刊论文平均引文量为8.86篇，水准近似。从引文语种分析，我国内科工作者主要以英文为工具，吸收本专业新知识和技术。这表明必须掌握英文，否则本专业75%以上信息就无法得到。

 

科技期刊具有真实性、针对性、有效性和时间性强的特点。上述结果表明，引文类型以期刊最多，在英文和中文引文中分别占93.46%和79.23%，因而是吸收内科情报的主要渠道。按布拉德福法定律分析，我国内科领域主要利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15种英文和中华内科杂志等11种中文期刊，这些期刊可作为内科专业的核心期刊。

 

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文献老化加快。本文资料显示中文期刊为7年，英文期刊为11年。英文文献寿命较中文文献寿命几乎长1倍。表明我国内科学 术水平与国外同类专业还有差距，故应大力加强外文资料的捜集，加工和报道工作。

学分论文篇3

【摘要】分级教学即分层次教学。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已成为教学改革的大势。其理论基础是因材施教和“i+1”理论。科学合理地分级教学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和保证，在提高教学质量、优化师资配置、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方面有积极的作用，本文从语言输入理论及因材施教、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三个方面对分级教学问题进行探讨，同时就分级教学的模式提出可行性建议。

分级教学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从而提高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实际需要。在教学要求上，提出了“三层次，三要求”，即大学英语的英语教学要求为三个层次：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新要求的颁布使得分级教学的实施有了依据和学校的支持。《要求》的出台承载着革新外语教学的任务，寄托着社会对外语教学和改革的希望——分级教学能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个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学班级中“优生吃不饱，差生吃不了”的突出问题。

一、分级教学的理论依据及主要原则

1、分级教学与i+1理论和情感过滤因素

美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的语言输入假说是当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中的i+1理论为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i+1理论指出，i(input)是指与语言习得者语言水平相当的语言输入，即这种输入为语言习得者已有的语言知识。i+1是指高出语言习得者语言水平一个级别的语言输入，这是最易接受的语言输入。如果语言输入远远高出语言习得者的语言水平，即i+2，或者是接近甚至低于语言习得者现有水平，即i+0，i-1，学生会感觉太难或者太容易，这都不符合语言习得的最佳条件，只有略高于语言学习者现有语言水平的输入才是“可理解性输入”。i+1被视作教师所应提供给语言学习者的最佳语言输入。Krashen同时还提出“情感过滤”在语言输入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对于第二语言习得很有必要，学习者同样需要在情感上吸收已经理解的语言输入”。情感因素主要是指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动机(motivation)、自信心(self-confidence)和焦虑感(anxiety)，学习者只有在最佳情感条件下，即具备强烈的学习动机、对学习充满信心、无任何焦虑感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真正的习得。分级教学按照学生不同的语言水平进行分层分班教学，i+1理论正好为分级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按传统的自然班组织教学，因为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师无法在同一课堂上将自己所提供的语言材料控制在“i+1”的水平上，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只有按照学生实际语言水平组织的分级教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输入是“可理解性输入”，并且最大限度地避免学习者的情感障碍，从而使大学英语教学取得更高的效率。

2、“因材施教”的原则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因材施教是我国教育史上历来提倡的原则。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我国第一位自觉实践这一原则的伟大教育家。正因为孔子能“因材施教”，主张根据学生的个性与特长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注重补偏救弊，使弟子扬长避短，学有所得，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所以培养出了各具千秋的七十二贤人。

宋代朱熹对孔孟的因材施教思想赞不绝口，他总结孔子的教育经验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才，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蔡元培提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主张教学不拘形式，尊重学生兴趣，采取学生自动、自主、自学和自助的教学方法，反对“守成法、求划一”。陶行知先生针对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状况，提出了“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的方法，要求教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学生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班级授课制是目前学校教育中的基本组织形式，它的最大弊端是“教学步调统一，难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不利于因材施教”。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现行的考试制度，使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授教方式“孜孜不倦”地把几十年不变的知识内容传授给一批又一批变化了的同时又是个性差异很大的学生，教师面对的个别差异悬殊的学生组成的班级，进行的拉平教育和补短教育，难以开展扬长教育、创新教育，难以挖掘学生潜能，让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良好的发展，剥夺了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因材施教的原则就是针对学习者不同的语言能力、认知风格、动机、态度和性格等个体差异施行不同的教学要求、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承认差异、张扬个性，做到既不压制学习基础好的学生，又不放弃学习基础差的学生，使每个学生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求得最佳的发展。二、分级教学模式所涵盖的基本内容

1、分级考试三原则(PlacementTest)

科学合理地分级教学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和保证。首先要做到对现有的学生进行：（1）合理分级；（2）比例均衡；（3）动态管理。

新生入学后，遵循“学生自愿、学校遴选”的原则，学校根据高考英语成绩和学校组织的分级摸底考试成绩，确定分级教学班学生名单，成绩优秀者进入A级(快班)、成绩中等的学生进入B级(普通班)和成绩较差的学生进入C级(提高班)三个层次进行组合，分级编班。在学习过程中，英语成绩优秀者可申请跳级修读。分级时还应该把握比例均衡，一般来说，英语A级班（快班）和C级班（提高班）学生应各占全年级学生总数的15%左右，B级班（普通班）占70%。由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教学格局。这种格局有利于实现因材施教，并能最大程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同时，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竞争意识，可对ABC班的学生实行“滚动制”的动态管理，每个学期末根据学生的平时学习状况、期末考试成绩及个人意愿进行级别动态调整。这种级别调整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和竞争意识，有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气氛。

2、分级教学目标

将大学公共英语学习分为两个阶段，即基础阶段和提高阶段。基础阶段要求学生在英语语言知识、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达到《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中规定的一般要求；提高阶段是在基础阶段之后，重点学习应用类、文化素质类等英语后续系列课程，并要求学生在上述各方面达到《教学要求》中规定的较高要求，部分学生达到其规定的更高要求。（1）基础阶段分为三个等级，即初级(1级)、中级(2级)、高级(3级)，每学期4学分。1级：适用于边远贫困地区学生、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特长生等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学生通过四个学期的学习，争取基本达到《教学要求》中规定的一般要求。2级：适用于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学生通过四个学期的学习，要达到《教学要求》中规定的一般要求。3级：适用于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强的学生，学生通过三个学期的学习，达到《教学要求》中规定的一般要求，部分学生达到较高要求。（2）提高阶段：高级(3级)班的学生经过前三个学期的学习达到《教学要求》中规定的一般要求，第四学期进入高级班学习。

3、分级课程设置

每个学期学校同时开设四个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课程分为大学英语1级、2级、3级、4级，每个级别使用的教材与《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相对应。初级班即(1级)的学生四个学期修完《大学英语》一至三册,成绩优秀者参加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考试。中级班(2级)的学生四个学期修完《大学英语》一至四册，第三学期参加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考试。成绩优秀者第四学期参加全国英语四级考试。高级班(3级)的学生从《大学英语》第二册开始，三个学期修完《大学英语》二至四册的内容，第三学期参加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考试。成绩优秀者参加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第四学期学习英语提高班课程。课程有：实用英语写作、高级口语、商务英语、西方文化、英美概况、英语演讲与辩论等。

分级教学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教学理念、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分级教学原则、教材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首先是要改变教学观念，真正把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体。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教学的目标，科学地组织教学，不断地转换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采取精讲多练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个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学班级中“优生吃不饱,差生吃不了”的突出问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M].2004.

[2]Krashen,S.D.PrinciplesandPractice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Pergamon,1982:52-63.

[3]Krashen,S.D.TheInputHypothesis:IssuesandImplications[M].London:Longman.1985.

[4]吴素红，刘俏，郭卫玲.简析大学英语分级教学[J].科技咨询导报,2007(9)：249.

学分论文篇4

[论文摘要]探索新时期中专数学教学，以适应新时期中专教学的特点，是当今中专数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中专教育作为职前教育以其特有的形式存在。其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具有一定的基础理论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使其就职后即可成为车间、班组的基础技术骨干。因此，中专的教学体制和形式也必须围绕这一中心来执行。数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工具，更应着重于实践技能的发掘和培养，为其后继的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但就目前中专学校数学课程的教学形式而言，其重点仍然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教学为主，没有摆脱老的框框，违背了中专培养目标。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对中专数学教学形式存在的问题和变革方法，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制约教学形式变革的几个主要因素

中专数学教学脱离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几十年来在学校一直实行的那种教师讲课，学生记录；课堂听讲，课后作业的教学模式，不论是中、小学，还是中专和大学。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师备课、讲课到学生作业、考试等诸环节都是几十年一贯制。这就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这就是正规的教学形式。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已经习惯于这种规范化教学。殊不知这种规范化的教学形式，不仅使教师陷入了一种僵化的模式之中，而且也使学生只能被动地按照教师的讲授理解知识，无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力。

其次，中专数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排及课堂教学的环境，也限制了教师教学形式的发挥。作为教师，也希望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收到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受教学大纲、教材的约束和教学环境的限制而显得力不从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力使自己的授课生动活泼一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这些作法因脱离不了总体的限制，往往收效不大。特别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知识的接受者——学生，对教学形式的变化往往又显得不能适应，反而事倍功半。

再者，中专学校的学生，一方面要使自己适应教师的教学方式，适应教学环境，排除外界干扰。另一方面又要熟练掌握所学知识，通过考试。而学生在一节课内完全集中精力听讲是不大可能的，课后还必须去复习、巩固课堂内容。繁重的课程使学生无暇对所学知识做深层次的理解和探索，因此数学课程大多是前面学后面忘，达不到教学的真正目的。即使有少部分较好的学生掌握，往往也是停留在表面上。

二、对中专数学教学形式改革的一些看法

第一，应该在观念上有所转变。这里包括教师观念的转变和学生观念的转变。教师应该认识到教与学是一个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应把自己放在教学的中心位置，应使自己的教学手段成为引导和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动力。更应善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决不能仅仅是为了讲授课本内容而上课，那只能使数学课程教学陷入僵化模式。而作为学生更应充分认识自己是教学的主体，应主动去汲取知识，不能只是被动适应教师。要善于从教师的引导中发掘本质问题，掌握其实质，并能加以引伸，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去探索，做到先入为主。

第二，现行中专数学教学大纲与教材已采用多年，是一套系统性很强的教材，不失是一部好教材。但因为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计划、教材的编排，使得教师必须按部就班、面面俱到进行教学。按照中专学校的培养目标，一些理论性较强的概念应该舍去。应删减必学内容，增加应用部分，缩短整个教学时间，使教师能够根据专业特点选排教学内容，增加灵活性，使学生切实学有所用。这就要求教师充分理解和掌握本专业的专业要求和基础理论，对教学的侧重点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教学中应注重实践性教学。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专数学课程作为基础理论课，无须有太多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其实不然，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到实践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从而逐步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数学课的理论性较强，但从中专学校的培养目标来看，更应重视其实践环节，增强感性认识，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例如：拱桥形状可视为抛物线，让学生实地测量计算就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电路中L－C振荡回路所产生的渡形在示波器上显示为正弦曲线。同学们通过观察不仅能理解正弦曲线的概念，若进一步介绍阻尼振荡和无阻尼振荡，还可以使同学们了解正弦曲线在电学中表示的波形是一种理想状态。将边长为1的正方形纸片一分为二，再将剩余部分一分为二。重复这一步骤至无穷，这个过程涉及了多种数学概念，数列、等比数列前n项求和、数列极限、无穷小量及级数等等。教师对这些概念加以引伸可以使学生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浅入深地接受新概念。此外，如今计算机发展速度十分迅速，随之而来的是丰富的计算机软件，包括教学软件，都可以在教学中加以应用。这些新颖的教学形式和手段，都能起到增强理解、提高兴趣的作用。

学分论文篇5

一、理想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厚积累

有一首歌这么唱道：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奇，让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为什么能让难题成为乐趣呢？因为在学生看来，老师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理想的语文教师会努力为之，他做到——

对教学大纲和教材体系烂熟于心。教学大纲是从事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它的精神实质，他会在教学之前就领会好，掌握好。新颁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突出了汉语言的特点，体现了它的人文性；突出了学习汉语言的方法，重在积累、感悟、熏陶。他会牢记这些新的精神。他会花时间去钻研、掌握教材体系。每册教材编者的编排意图，每个单元的学习重点，每篇课文的教学因素，……他都会牢记在心，如数家珍。

对与教材内容相关的文学精品了如指掌。江山代有才人出。人类五千年文明产生了一批批文学精品，反映到教材里只是沧海一粟。对教材内容，当然应该非常熟悉，要求学生背诵的，他同样能背诵，同时他明白教材只是一个例子。他会以教材里的选文为“点”，以此作“线”的延伸，作“面”的拓展，形成自己的“知识宽带网”。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他会脱口说出王维的《桃花源诗》；教苏洵的《六国论》，他能够介绍苏辙的《六国论》；……

对当今政治、经济、科技等前沿信息略知一二。在信息化的社会里，学生接受信息呈现多途径。有时，老师还没有接触到的新名词，学生中已流传开了。他会不停地学习，读书、看报，获取新信息。课堂上，他会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纳米”技术，“克隆”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教师的知识越丰富，他越能经常而又巧妙地开阔学生的科学视野，学生就会表现出越强烈的探索兴趣和求知愿望。

与时俱进，孜孜以求，不停地读名著经典、教育理论、教学报刊……不断夯实自己的知识功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他的积累不是“一桶水”，而是一条奔流的大河，他的弟子们用“碗”、用“桶”，尽情地舀吧、提吧，他依然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

二、理想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宽胸怀

一千多年前，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理想的语文教师会牢记这段话，他能够——

正确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自己的能力水平。语文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对于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对于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引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是有重要意义。专家说：语文是为人打精神底子的学科；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他牢记这些名言，用一生的追求，一生的积累，去为学生夯实精神的底子，让学生走出校门，走入社会后，顺境中能茁壮成长，逆境里能顽强成长。他会每日“三省”。既然先人说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就对自己的教学水平充满信心。他以学生为师，学生以他为友，学生和他互教互学，他和学生一起成长。

虚怀以待前辈留下的教学经验和同辈创造的教学业绩。在他之前，有一大批教育家。从孔夫子和陶行知，从卢梭到苏霍姆林斯基，留下了丰厚的教育教学经验，他捧若至宝。在我国当代语文教育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师，他更是推崇之、学习之。“激情”的于漪让他沉醉，“科学”的魏书生让他沉思，“人文”的程红兵让他向往，“鲜活”的李镇西让他发奋，……“结交天下名师而师之”是他的心愿。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安心、专心语文教学并呈现出自己的教学特色的教师。他会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他懂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博众知长，才能自成一家。

充分肯定学生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极大的智慧、潜能和创造精神。他的使命就是要点燃他们的智慧之灯，激起他们获取知识的愿望，挖掘他们的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精神，发展他们的个性特征。他懂得“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是以那块最短的木板为基准的，也就是说一块短板会影响一桶水的容量。因此，要千方百计使一只木桶各块木板都整齐。他从中得到了启示：教育教学工作要面向全体，使学生全面发展。他也了解“短板理论”：一个圆的木桶底，是由一些长短不等的木板组合的，要形成一个圆底，必然需要短板，才能使木桶既美观又实用。他从中得到启示：学生之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教之。

三、理想的语文教师应该有高眼界

现代社会要求国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意识。理想的语文教师，他应该——

从三尺讲台着眼人的一生发展。他重视通过教育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把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作为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他能从三尺讲台放眼世界，培养为明天社会发展不断创造的人。他记着钱梦龙老师说的话：我们看一个学生，不能总计较他今天学了什么，而要着眼于他明天能为社会干什么。他记着山东省高密一中语文教师李希贵老师说的话：教育就是要为人的四十岁准备着。他记着苏霍姆林斯基说的话：教师的教育劳动的独特之处是为未来而工作。他能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引导学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他能够着眼于学生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为他们一生丰富的精神生活，一生的和谐发展精心准备着。

从教育的高度观照语文教学。那种囿于教材，只重视课堂的教师，那种就文教文，只以传授知识为业的教师被人称为经师；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把育人教文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的教师才被尊为人师。他懂得：教师在课堂上跟学生的交往，只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学生的教养，精神上的发展，道德品质的形成，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教师有无教育的意识。他能摆正教育教学的位置，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他的语文教学不会有钻死胡同的感觉，而时时出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从批判学科走向学科建设。他对现行的教纲、教材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把人文性作为语文教学内核：在教学中时时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他把开放性作为语文教学的形式：面向社会生活，开放学习领域，紧扣时代脉搏，让语文教学的天空永远新鲜亮丽；面向大众媒体，拓宽应用区间，让学生感受语文在现代生活中应用的魅力；充实教材内容，链接最新信息，使自己的教学永远充满生机与灵气。他会根据教学实际，突破固有程序，用以疑激趣、合作学习、及时反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让语文教学适应21世纪的发展。

四、理想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大智慧

第斯多惠说过：差的教师只是传授真理，而好的教师则是揭示真理。理想的语文教师是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教师，他总是——

用研究的眼光备好每一堂课。他在备课时不会满足于把教参内容“下载”到自己的备课本上，不会机械地模仿别人。他会仔细领会教材的内容，认真研究学生的接受心理，想尽办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备《劝学》一课，他会反复阅读课文及课本上没有入选的部分，并阅读荀子的其他散文，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文章风格，不仅如此，他还会从有关典籍中了解荀子其人其事，了解荀子及先秦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后依据有关材料和学生实际，写成备课笔记。他用这种研究型的备课走进课堂，每天都能让学生耳目一新。

学分论文篇6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苏]米，罗姆.重提“杂耍蒙太奇”[J].世界电影，1983(4).

[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4][苏]A·卡拉干诺夫.苏联电影·问题与探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学分论文篇7

化学教科书中的实验主要是以验证或巩固相应知识为基本出发点来设置的验证性实验，学生只要根据给定的实验方案操作，并把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于给定的实验册中，再填空式地写上可预期的实验结论和解释，就算完成了实验，同时教师也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写预习报告，实际上这样刻意去做，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抹杀了学生探究、创造的机会。

1.1以实验现象为出发点的探究如何将验证性实验转化为探究性实验，以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教师在教学中应当要思考的问题。将问题直接暴露在学生面前，可以促使他们去思考、去提问。在探究性实验的假说验证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以职业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水平，很难得出完全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这就更需要老师的正确引导，在得到实验现象的同时更注重过程。这既是探究性实验的特点，更是探究教学的精髓。

1.2以实验的装置为出发点的探究化学实验装置往往由常见的玻璃仪器拼凑而成：一种装置可能有多种功能，一种任务可以由不同的装置来完成。因此，利用实验装置进行有效的探究教学为化学实验教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探究教学找到了新的切入点。一种装置的多种功能往往通过归纳综合而得来，一种任务的多种途径往往通过分析解剖或装置改进而得来。例如：制取气体的装置可以启发学生如何改变细节可以达到一物多用的效果。通过这样的实验装置的改进探究，不仅让学生从原理上理解了装置功能与优劣，还可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积极思考的发散思维，因为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教学中的有效做法有：有意暴露教学实验中的矛盾，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进行探究；多做设计性、探究性实验，增强实验内容的探究性等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有效途径。探究的内容可以是条件、装置、步骤、产物、异常现象、失败原因的探究，也可以是实验绿色化、趣味化、生活化、现代化的探究等等。

2概念教学的探究

我国职业教育的特色是强调“双基”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希望对每一个基本概念都能讲解深而透，只怕学生一知半解，有时会出现过分注重概念本身的含义与科学性，过分的精细，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思维。

2.1加强概念间联系的整合探究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有并列关系，也有上下位关系，充分利用这些关系是有效实施课堂教学的关键，也是开展探究教学的一个研究视角。例如：在有机结构教学中有很多相互联系结构关系值得在教学中以联系的观点整合探究，如官能团间的相互影响：从甲烷、苯的性质，到甲苯的性质，发现甲基变活泼，能被酸性高锰酸钾氧化，苯环的邻对位性质变活泼，能与硝酸生成三硝基甲苯等等。教师如能够引导学生这样对所学知识点加以整合，同时利用化学实验、多媒体等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有意义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促进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2.2注重概念发展的整合探究职教化学中一些发展性的概念可采用模糊教学，不必苛责、“不求甚解”，在教学中灵活把握，才能体现教学的艺术。又如对元素周期表模型的建构中要抓住了建模本质：排表原则和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三原则，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尝试，不仅能加深对周期表理解，更能树立结构决定性质的理念。

3问题解决中的变式探究

复习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帮助学生突破重点、全面掌握化学知识和技能，提高复习的效率与针对性，在复习的过程中应以问题为导向，随时回归教材，找到知识在教材中的落脚点和延伸点，通过探究教学，不断完善和深化化学知识。笔者认为采用先以教材为本，后以问题解决中抓住其本质规律进行变式探究，在问题解决中要做到形变而神不变，紧扣知识主线，通过知识培养能力，提高复习效率。通过以问题导向的探究教学可以理清问题脉搏，抓住问题关键，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复习也是巩固基础、优化思维、提高能力的重要阶段。在总复习时对典型习题、代表性习题或小专题更要多下功夫，不仅一题一得，更要一题多得，既能促使知识得到不断地弥补、完善，又能举一反三，从方法上领会解题过程中的审题、破题、答题的方式和奥秘等，以此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严密性、敏捷性、深刻性、创造性和广阔性)。培养学生善于抓住关键，灵活地解决化学问题；能驾御化学问题的全貌，抓联系、作比较、会归纳、能延伸；能另辟蹊径、不拘一格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教学实践后的探究反思

探究教学在实施时需要学习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刚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效率比较低，也不利于学生掌握大量的、系统的知识和练就全面的必要的技能。适应一阶段后，学生养成了探究的习惯，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就会有明显的提高。教师在教学中提供探究的课题以课本上提供的素材为主，不仅不影响对知识的系统学习，而且还能使知识更加全面和丰富，更能贴近实际生活。探究教学能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探究教学所强调的学生自主探索、问题解决、发现学习、科学精神等必将为创新教育开拓新的路径，使创新教育能够真正付诸于现实。探究教学博大精深，以上只是笔者在教学实际中对探究教学应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上的一种尝试，虽然这种只是处于探究教学的初始阶段，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时还过多，但学生已经向探究式教学方向迈出第一步，希望通过不断的尝试、总结，使探究教学能在以后的中学化学课堂教学中不断深入。

摘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创导自主的、合作的、探究的学习方式。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深入开展探究教学可以有效地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化学教学与学生实际情况相适应。

关键词：探究教学化学教学

参考文献：

[1]靳玉乐主编.探究教学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刘知新主编.学科素质教育丛书·中学化学[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陆禾，郁波，林敬文著.陆禾化学教学艺术与研究[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学分论文篇8

保险学是保险专业的一门必修主干专业课，在保险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一门课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保险专业大学生的素质，因此，搞好保险学的教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保险学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对保险在认识上的误差导致的学习动力不强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时间较短，人们对保险的认识较少，而一些保险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导致人们对保险行业的存在很多偏见，认为很多保险都是骗人的，保险从业人员就是那些整天挨家挨户、低三下四求人买保险的人。这种认识对保险专业的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一些新开设保险专业的高校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学生在参加高考后，根本就没有填志愿保险专业，而是被学校调剂过来的。由于社会的偏见，学生本人及家长都不愿报考保险专业，认为上一个重点大学将来毕业出来卖保险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对学校的调剂存在着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为了上一个重点大学也不得不服从学校的调剂。但是这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有的学生谈不上好好听课，甚至怨气冲天，把不满情绪发泄到教师身上，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学生，但是对整个保险专业的学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二）教师缺乏保险行业的实践经验从而其教学效果不佳保险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然而，在教学环节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当今各大高校保险学的教学仍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即“老师讲，学生听和记”。对于已接受过十几年传统教学的本科生来说，已经厌倦了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课堂上学生有效参与不足，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有效实现。而近来所提倡的教学创新也仅是在教学工具上有所改进，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一些高科技电子设备，老师的教案也由PPT所代替。不可否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给教学带来了一定便捷，但并未触及到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变，填鸭式教学、应试性教学手段等仍根深蒂固。教师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在实践方面的经验不足，懂得理论知识的教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去从事保险实践工作，而富有实践经验的保险工作者也进不了保险教师队伍。在教学过程中，多数教师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鉴于保险专业的实践性要求，也有不少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然而，由于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所用的都是从书本上或是从网上下载的现成案例，并没有包含自身的感受，所以在讲授过程中难以做到生动形象，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三）学校对保险专业的投入过少使得教学所获支持不足良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来自教师的努力，另一方面与学校对专业的投入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年轻的新专业，保险专业在大部分学校的地位都不如那些老牌专业，尤其是高校近些年热衷于搞名牌专业精品课程，把大部分资金及力量都投入老牌和名牌专业中，而像保险这些新专业，由于其力量薄弱，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很难获得学校的支持，无论从教学的硬件还是从软件，无论从资金还是从资料设施的投入，都处在一个弱势地位。某高校近年虽然引进了几位教师，但是新设立的保险系基本上没有新投入的专项资金，对保险教学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几年之内都没有添过什么新的教学辅导材料及影像光盘。教师也没有机会没有渠道去保险公司从事人身保险的实践工作，个别教师自己联系去了也得不到经费及时间的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在保险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二、保险学教学的创新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要搞好保险学课程的教学，必须从加强对学生专业观的教育、加大对保险专业的投入力度以及着力提高老师队伍的素质等方面出发，努力创造保险学教学的有利环境，真正把高校建设成培养高质量保险专业人才的基地。

（一）加强保险专业本科学生的保险意识的教育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专业背景的介绍，可以和学生一起畅谈保险业最新动态等，也可以以自身的经历为例帮助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再者，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可以细分，根据学生兴趣和发展需要设置不同的主攻方向，例如可设置从业资格考试、保险理论研究、保险法学、精算和保险营销等学习小组，这样学生可以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向并加深对保险专业的认识。此外，在保险专业本科教育中，还应强调挫折教育和诚信教育。保险属于服务性行业，且有其特殊性，尤其是保险营销这一领域，需要从业者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这些是需要日积月累而达到的修养，因此，保险专业的本科生应该尽早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品质。

（二）注重加大对保险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投入以满足教学的需要保险学作为一个新的专业，迫切需要得到各方的支持才能迅速成长，否则就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加大投入力度是事关新专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专业投入方面，一是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从保险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二是要加大人才建设步伐，除积极引进保险专业教师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力度；三是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每年要拨出一定资金用于购买书籍影像、举办保险研讨会、送教师去保险实际部门参加实践工作以及请相关人士来为教师和学生讲授保险实践经验等。

（三）创新教学手段，优化师资

要加强保险学教学的实践性，可以在高校成立“保险咨询”等一类实践性教学团体，组织学生到城市社区等地方进行义务咨询活动。这不仅为学生提供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也能服务大众，充分体现了保险的人性化，为保险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再次，要充分发挥业界与学界互动作用优化保险教育师资。一方面，充分利用业界的各种资源培养和提高师资队伍，即建立充分利用和有效培养的互动交流机制。例如，高校和保险公司实行联合办学；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博士(后)工作站、实验基地、课题合作等方式，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使教师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保险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完善知识结构，增加感性认识，丰富自身经验，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应该大胆聘用业界专家型人才，吸纳其成为教师队伍中一员。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业界出现了一大批懂理论、谙实务、会教学的专家型人才，这些人才是发展我国保险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近几年在我国保险事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教师弃教经商，而与此同时，业界却有不少热心保险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有意投身保险教育事业。国家和高校应采取优惠政策鼓励这些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人弃商从教，从而完善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保险教育的师资。

【参考文献】

[1]唐红祥.关于保险学历人才供需脱节的思考「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8(2).

[2]刘敏.探索校企结合的保险教育新途径「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3]张春生.保险教育须跟进市场变化「N.中国保险报.2004-11-30.第一版.

学分论文篇9

1、数学符号的科学性

数学符号是数学文字的主要形式，它是构成数学语言的基本成份。

1，2，3，4，5，6，7，8，9，0，这十个符号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它们表示了全部的数，书写、运算都十分方便。这10个符号常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却是印度人创造的，只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这是印度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一贡献的意义也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不易觉察的。但是，18世纪一位法国著名数学家曾说过：“用不多的记号表示全部的数的思想，赋予它的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有位置上的意义，它之如此绝妙非常，正是由于这种简易得难以估量。”

关于“位置上的意义”，指的是数字的进位表达。比如说724，它实际上是7×100+2×10+4，可是它只需简写成724就明白了。此外还有空位的问题，假若有个数字是7×1000+2×100+4，那该怎么写呢？现在我们是很容易回答了，不就写为7204吗？可是，在最初的数字符号系统中是没有0这个符号的。有的用一个点来表示：72•4有的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有的干脆就拉开一点写，表示空一位；……但这些写法的不准确、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使用了0这个符号，问题才得以解决。而0这个符号比其他符号的出现晚了好几百年。如果年看72004这个数字，我们能更清楚地体会到0这个符号的特殊意义。

数学的简洁不只表现在数字符号上，还表现在其他符号上，表现在命题的表述和论证上，表现在它的逻辑体系上，总之，表现在思维经济上。

数学符号有许多种，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符号外，还有代数的符号，通常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表示。在笛卡儿时代，以英文字母的开头几个表示已知数，如a、b、c、…，以英文字母的最后几个代表未知数，如x、y、z，或以a、b、c、…代表常数，以x、y、z代表变数。现在，这已不是固定的了，在某种约定之下，a、b、c、…也可代表未知数，也可以表变数，x、y、z也可以代表已知数，也可以代表常数。还有一些特殊的常数，如π,e。还有另一些表现数量的符号，往往是其他类型符号的组合。

数字研究的对象已不只限于数，还研究形，表示三角形，表示四边形，表示圆。

数学研究的最一般对象是集合，而表示集合的符号常常用英文字母的斜体，如A、B、C、D、X、Y、Z等。某些特殊的集合又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例如，用N表示自然数集，而实数集则用R表示，N与nature(自然)一词有关，R与real（实的）有关。特定的集合组成空间，空间有时用S表示，S与space(空间)一词有关，但也用其他字母表示空间。这些符号的运用使得数学语言变得简练。

还有一类符号是表示关系的，通过种种关系起联结作用。常用的如等号=，近似等号≈，全等号≌或。还有不等号≠，＜，＞，<<。∥表示平行关系，表示垂直关系，与表示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蕴涵关系等等。

还有一大类是关于运算的符号。+，－，×，÷是四则运算符号。是开方运算符号，sin,cos,tan是三角运算符号，lim是极限运算符号，d，是微积分运算符号。表示若干项乃至无穷项求和，表示连乘（若干因子或无穷个因子），！表示阶乘，,是集合论中的运算符号。映射是比运算更普遍的概念，f，g，h等常被运用作映射符号。

微积分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彼此独立发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使用的微分符号却是不同的。牛顿创立了微分符号，比如说的微分用表示，可是牛顿的这一符号对于高阶微分并不方便，并且不宜于表现微分与积分的关系，因而实质上并不十分科学。相比之下，莱布尼茨的符号在这两方面都比牛顿的符号更加科学合理，它反映了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减轻了想象的任务。诸如这样的优美的式子，是在莱布尼茨符号下才能出现的。而英国人却以牛顿为自豪，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固守牛顿的符号，使英国数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数学符号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数学语言的质量，影响着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

2、数学语言的简洁性

数学语言非常简洁精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科学语言的基础。

从宏观来说，人们常以“成千上万”来研究多，再多就是“百万”、“千万”了，更多则是“亿万”。可是，数学能作出更简洁也更明确、更有力的表示，比如说，1025、286243这样巨大的数字，一般语言就说不太清楚了。

从微观来说，日常语言之中，“失之毫厘，廖以千里”，用一毫一厘来形容微小，还有形容体积之小的，时间之短的，距离之近的。但是，没有比10-15，10-45这样一些表达更能说明问题，它也更简洁、更明了。

[a,b]仅由a、b、[]这三个数学符号表出，但如果比用一般语言描述就成为“大于或等于a，小于或等于b的一切实数的集合。”除去标点还得需要20个符号，其中18个汉字。

若对任何使得对任何n,m>N，有，则数列有极限。这是著名的柯西判别准则。如果要用一般语言是无论如何也表示不清的，

作为有理数、无理数、代数数、超越数、实数、虚数之间关系之一的式子，是各种数的大统一。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是这样的简洁、明晰。

数学语言有其独特之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仅是普通语言无法替代的，而且它构成了科学语言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科学门类用数学语言表述自己，这不仅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简洁，而且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精确及其思想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我们看看下面几个式子，就能明白物理学是如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

F=0

F=

F=

第一、二两个式子分别表达的是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第三个式子说的是万有引力定律。

惯性定律说的是，在没有外力的条件下，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简洁的数学式F=0（C是常数）表达了定律的实质。

第二定律说的是，力与质量和加速成正比，数学式子F=表达了这一点。当质量是常数的时候，式子可写为F=，又可用a表示加速度，因此牛顿第二定律又可以表示为人所共知的形式F=ma。

万有引力定律说的是，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存在，其大小与两物体质量之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式子F=又是多么有力地刻画了这一思想。

3、数学语言的通用性

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相比，它具有无民族性、无区域性，它世界上唯一的通用语言。

数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与一般语言是相通的，而且可以说是以一般语言为基础的。一般语言掌握得如何，直接会影响数学语言的学习。但是，一般语言学得很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掌握好数学语言，它们毕竟有差别。

一般语言具有民族性、地区性，一般语言与民族、地区文化有极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别可以很大，这种差别主要指符号及法则体系的不同。例如，英语与俄语，不仅符号表示的差别很大，而且语言规则的差别也很大；至于汉语，它与英语、俄语的差别更大，从书写来看，汉语是方块字，从读音来看，英语、俄语是拼读法，语法的差别也特别大。

就是同一民族，书面语言完全相同而发音很不相同的情形更多，例如同讲汉语，北方与南方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话与广大话很不相同。而且，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就多达2500—3000种，其中仅美洲语言即有1000多种，非洲语言也近1000种。100万以上人口使用的文字则只有140种。这140种之中，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20%；其次是英语，约占6%；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法语，使用这五种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

但数学语言没有地区性、民族性。全世界因为地区之不同、民族之不同而有二、三千种语言（远远超过全世界国家的数目），可是，全世界的数学语言只有一种。

这种语言符号，全世界的中学生大学生们都认识，同一种书写、同一个含义，只是读音一般有所不同而已。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构成数学语言的数学符号科学、简洁，而导致数学语言具有不同一般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是具有科学性、简洁性、相通性。对数学语言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而且也能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正因为数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它在数学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矗一方面，数学语言既是数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数学知识的载体。各种定义、定理、公式、法则和性质等无不是通过数学语言来表述的。离开了数学语言，数学知识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另一方面，数学知识是数学语言的内涵，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质是对数学语言的理解、掌握。一个对数学语言不能理解的人是绝对谈不上对数学知识有什么理解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数学语言教学是数学教学的关键。

2、掌握数学语言，有助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在各种能力中，逻辑思维能力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中心任务。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什么样的思维依赖于什么样的语言。具体形象语言有助于具体形象思维的形成；严谨缜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数学语言则是发展逻辑思维的“培养液”。

3、掌握数学语言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前提。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对一个问题能清楚地说一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正确地理解题意，画出符合要求的图形。寻找已知条件，分析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有关知识的映象，解题判断的形成，直至解答过程的表述等，处处离不开数学语言。

4、掌握数学语言，有利于思维品质的形成。

数学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数学语言对思维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严谨、准确是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周密性与批判性的“良方”；清晰、精练对培养思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有特效。

5、掌握数学语言，能激起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的语言美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内在的美，表面显得枯燥乏味，其实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充分理解、掌握它，就能领略其中的微妙之处，感受其中的美的意境，从而激起学习、探究的兴趣。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通用语言和数学思维的最佳载体，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叙述语言、符号语言及图形语言，其特点是准确、严密、简明。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因此，它常成为数学教学的难点。一些学生之所以害怕数学，一方面在于数学语言难懂难学，另一方面是教师对数学语言的教学不够重视，缺少训练，以致不能准确、熟练地驾驭数学语言。

接下来根据数学语言的特点及数学要求，谈谈教学中的实践与认识。

首先，注重普通语言与数学语言的互译普通语言即日常生活中所用语言，这是学生熟悉的，用它来表达的事物，学生感到亲切，也容易理解。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必须以普通语言为解释系统。数学语言也是如此，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就可以使抽象的数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借鉴，从而能透彻理解，运用自如。“互译”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将普通语言译为数学符号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学化”，例如方程是把文字表达的条件改用数学符号，这是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程序。二是将数学语言译为普通语言。数学实践告诉我们，凡是学生能用普通语言复述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属性，那么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就深刻。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不适于口头表达，因此也只有翻译成普通语言使之“通俗化”才便于交流。

其次，注重数学语言学习的过程，合理安排教学

数学概念和数学符号的形成一般包括逻辑过程、心理过程和教学过程三个环节。逻辑过程能够揭示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便于对数学结构从整体上理解，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心理过程是指学生从学习数学语言到掌握数学语言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因人而异。数学符号和规则从现实世界得到其意义，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用于现实。学生只有在理解数学语言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而且熟练地掌握他们的各种用法，从而得到理性的认识之后，在数学学习中才能灵活地对它们进行各种等价叙述，并在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中正确应用，从而达到对数学符号语言学习的最高水平。教学过程则是教师具体对某个数学符号进行讲解、分析、举例、考查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驾驭数学语言。

1．善于推敲叙述语言的关键词句。

叙述语言是介绍数学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其中每一个关键的字和词都有确切的意义，须仔细推敲，明确关键词句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例如平行线的概念“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中的关键词句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两条直线”。教学时要着重说明平行线是反映直线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的，不能孤立地说某一条直线是平行线；要强调“在同一平面内”这个前提，可让学生观察不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也不相交；通过延长直线使学生理解“不相交”的正确含义。这样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推敲、变更、删简，使学生认识到“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这些关键词句不可欠缺，从而加深对平行线的理解。

2．深入探究符号语言的数学意义。

符号语言是叙述语言的符号化，在引进一个新的数学符号时，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具体模型，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然后再根据定义，离开具体的模型对符号的实质进行理性的分析，使学生在抽象的水平上真正掌握概念（内涵和外延）；最后又重新回到具体的模型，这里具体的模型在数学符号的教学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般化的起点，为引进抽象符号作准备，二是作为特殊化的途径，便于符号的应用。

数学符号语言，由于其高度的集约性、抽象性、内涵的丰富性，往往难以读懂。这就要求学生对符号语言具有相当的理解能力，善于将简约的符号语言译成一般的数学语言，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转化与处理。

3．合理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

学分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