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解释十篇

心经解释篇1

决策者与普通公众共同关注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会有多深？经济波动还要延续多久？在经济波动期，人们出于直接利益而对传媒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时代特征：新媒体时代的经济波动

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展到实体经济，形成了动荡急剧、影响深远、尚未看见尽头的经济波动期。人们说这个经济波动期百年未遇，更多地是从其涉及的经济体数量、经济总量、影响范围、动荡形式等因素考量。实际上，权衡这个经济波动期还有另外一个不应忽视的标尺，即这是新媒体时代的金融危机，是新媒体时代的经济波动。这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不能忽视的背景，是目前经济波动延续的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变量。

这个时代之所以称为新媒体时代，当然首先是新媒体工具与新传媒形态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也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行为和社会心理。从技术载体来区分，新媒体工具与新传媒形态大致有4类。一是基于互联网的，如内容网站、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等；二是基于现有通信技术的，如手机短信、流媒体式手机电视等；三是基于广播电视的，如广播式手机电视；四是基于卫星的，如直播卫星。这4类中，前三类的影响，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它们拥有强大的内容聚集能力和用户聚集能力，因而也获得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而卫星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扩展想象空间。实际上，这次地震北斗卫星导航终端所具有的发短信功能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新的空间，看到了8年前手机短信的影子。卫星与互联网的进一步结合，会使移动互联进一步发展。毕竟，最超越想象的变化是移动互联。

这个时代之所以称为新媒体时代，还因为传媒对人们的影响超出以往任何一个经济波动期。因而，分析经济波动的形势，设计挽救经济的对策，都不能不考虑传媒影响、信息消费方式、信息利用能力等变量。这个时代，传统媒体高度发达并加速与新媒体的互相融合，新媒体已成为信息流动主要渠道，网络文化深深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社会运转方式。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与投资行为无不深受信息的影响，人们期望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如果说，在印刷媒体为主的时代，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是以天为单位，昨天发生的就是新闻；那么，在广播和电视兴起后，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变为以小时为单位；而在卫星和互联网提供了更多传播可能的时代，人们期望的第一时间，是以分钟为单位，甚至是与新闻同步。因而，经济数据、负面消息都可能在第一时间传遍全球，产生者与传播者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个时代，任何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甚至制定过程的点滴信息，都可能产生新的经济波动，甚至改变波动方向。

因而，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经济波动，仅仅依靠经济数据设计个人、公司甚至政府的对策，不免可能失灵。因为，普通公众更多地不是依据数据，而是参照对数据的解释而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不是依据经济事件或对形势的乐观预言，而是参照分析、判断与见识而行动。影响人们行动的，更是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和分析。

二、经济波动期受众需求与传媒竞争特点

在经济波动期，受众对传媒提供的内容产品与服务方式的要求，与以往有明显不同，传媒的竞争方式与以往相比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1.利益变动成为信息需求的直接基础，要求传媒关注政策中的机会

在经济波动期，人们感受最强烈的，是利益变动。因而要求传媒更善于把握宏观经济与本地经济的关系，关注经济政策效应中的本地机会，关注个体、群体的利益要求。

国际市场上油价、粮价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已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实在地影响普通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这一代普通受众，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也从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影响。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年学生，甚至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就业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在经济波动期，任何一个新闻事件、政策言论、经济措施，人们都会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一定会问这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怎么办？

在经济波动期，宏观走势是社会关注焦点，政策效应是各方权衡重心，利益变动是有效联系纽带，各类机会是最具价值标的，利益要求是区分类别标尺。一切都变得和以往有明显不同。

在经济波动期，人们的利益变动对传媒提供的内容产品与服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传媒人必须思考，如何把握需求，做好需求端管理；如何调整内容结构，以与需求结构相吻合。

2.财经报道为更多人深度关注，财经报道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在经济波动期，不仅宏观经济学家成为明星，甚至连英国女王都会问为什么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财经报道赢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受众，无数的人们关注财经消息、财经数据、财经分析与财经观点，甚至一个一个频道地追逐财经节目。与一般新闻报道相比，财经报道会被更多人深度关注。人们要求传媒有相应的财经报道量、报道深度与关注宽度，要求传媒不仅提供数据与事实，更要对之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分析。人们希望传媒提供专业的解读，解读新闻事件中蕴藏的变化信号与事件背后的新闻。人们深刻地记得，雷曼兄弟倒下前的信号，是其一个局部的评级降低。在经济波动期，人们特别需要传媒体现出见识。因而，财经报道能力成为传媒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也许，人们还在权衡，在经济波动期，财经报道的总供应量实际是增加还是减少，读者对财经报道的关注是更多还是减少。但从实际观察看，就整体而言，财经报道的报道量、报道深度与宽度与以往相比都大有增长。以都市报为例，在这个时期，其财经版应当是加版而不是减版，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解读成为最有价值的内容产品，成为检验传媒综合素质的标志

就整体而言，在经济波动期，解读成为最有价值和最有吸引力的内容产品之一，成为检验传媒综合素质高下的一种标志。对读者来说，没有解读与分析的数据，没有太大意义；当然，对数据的错误解读，其负面影响甚至大于没有数据。从方法论角度说，新闻学是选择的科学、还原的科学、翻译的科学，更是判断的科学。如何报道是一种选择，制作报道是一种还原，把公众不容易理解的东西转述给公众，是一种翻译。但在这样的经济波动期，更需要提供的是判断，是见识。经济波动期更需要传媒体现出见识，因此，在财经报道领域，竞争会更激烈，更体现真正的新闻从一般报道结束之时开始。

4.阅读时间成为衡量报纸质量的标尺，也成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工具

冷静观察，在经济波动期，内容的适用性、有用性与有效性，决定了读者的阅读时间。与人们的需求相适应，提供更多有用信息与分析产品，更有效地支撑人们的思考与行动，是人们对于报纸提供内容与服务的核心要求。体现在使用层面，这种适用性、有用性与有效性，就体现为阅读报纸的时间长短。观察这些年区域报业市场的竞争，也会发现，阅读时间短的报纸可能更先退出市场。因此，阅读时间成为衡量报纸质量的标尺，也成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工具。内容的适用性、有用性与有效性，这三者都有很强的时间性与对象性，即依不同时间地点而表现大有不同。因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如果能有效地通过增强“三性”适当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就成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以往定位比较低、内容显散碎、解读比较弱的报纸，就更是如此。需要明确，适当延长阅读时间，不能通过增加阅读障碍或改变新闻产品的基本特征来实现，不是通过脱离需求来实现。

5.受众更偏好时效水平与选择水平，浅阅读与深阅读提供者的分野更明显

在经济波动期，受众需求心理发生更为明显的变化，更快、更专业是人们需求重心，并越来越向两端集中，这体现为要求更高的时效水平和选择水平。即一方面强烈要求更快，即要求传媒的服务体现更高的时效水平；另一方面要求选择得更加精当、更加适合需求心理、更为专业，即体现更高的选择水平。三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深刻证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的关系，证明了信息对于在交易中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体验到更早一点获得信息，就可以获得更大利益。因此，在经济波动期，人们更期望早获信息。这种对于时效的迫切要求，深深影响受众信息需求心理与行为。因而，可以预见，时效要求会进一步转化为希望随时随地获得信息的移动需求，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能够满足移动需求的新媒体内容产品和新媒体业态的发展。

在经济波动期，人们关于选择结果、选择质量的观念会发生明显变化，会对选择水平有更高要求。在免费信息丰富的时代，最稀缺的是选择结果，特别是精选择、再选择、专业选择的结果。免费网络与付费报纸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是偏重于海量与偏重于选择质量之别。因而，所谓媒体提供的内容产品的质量，就更多地体现为选择的质量。在这样的竞争中，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的定位分野变得更清晰。网络更多地发挥满足快速、海量浏览的功能，更多地提供满足浅阅读需求的产品；而报刊更多地提供满足精当、深度、专业信息需求的功能，即更多提供满足深阅读需求的产品。所谓满足精当信息需求，即更多地要求报刊善于在别的传媒选择结果的基础上，再加选择，再加解读，再加组合。实质上是要求提供再选择、再加工的结果。诸多电视频道以读报节目为核心的信息板块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为报纸等媒体所看重，以其摘报了自己的报道为拓展影响力的标志，就说明了这一点。因而，会有更多的传媒更努力地通过再选择提高自己内容产品的选择水平。也有的传媒在保持自己选择水准的同时，通过着力经营自己的网站，满足受众对时效水平的需求。

在经济波动期的竞争中，受众的需求满足耐受性会降低，一旦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就可能更迅速地改变提供来源，转而从其他渠道获取他认为有更高质量的内容产品和服务。需求满足耐受性降低的另一面，受众的支付心理也会变化，会为他认为有价值的选择结果、内容产品支付更多费用，承受更高价格。

6.深层影响更来源于分析和见识，报纸更趋向选择非均衡结构

分析传媒形成机理，就会发现，传媒提供内容的层次和类型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必然不同。不同类型的内容满足方式会形成不同层次的影响力，一般的告知和描述，仅仅使人们得以获知、了解，影响层面显然较浅；提供有足够背景、深度的报道，提供足够的解释和判断，可以使人们得以获得分析、见识，影响层面显然较深；提供有足够感染力、渗透力的报道，满足受众在信息、心理、价值观等多种层次的需求，形成良好的互动，可以使人们得以获得共鸣、交融，影响层面显然更深得多。

在经济波动期，人们更需要提供解释和见识。在这样的时期，人们的需求心理格外需要关注与呼应。基于利益相关性，人们会认为分析、解释、判断和见识更有价值，可能改变人们对环境变动、危机互动等等的判断与适应方式，比只能提供一般描述和报道的传媒更有影响力。

基于接受惯性，报纸会更趋向于选择改变传统的定位模式与内容结构的处理模式，会更趋向于选择非均衡结构，尽可能以不同部分，同时分别满足深阅读与浅阅读的需要，从而形成与新媒体竞争的新支撑点。报纸采用非均衡结构的模式，是更具宽容度的应对策略。可以采取的一种处理模式是，以一张32版或以上的报纸为例，前三分之一部分主要是满足读者浅阅读、快阅读的需求，满足“知”与“识”的需求，即满足人们想知道这个时间段发生什么大事和什么是自己所关心的事的需求，满足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般了解。中间三分之一版面，甚至可以加上后三分之一的一半左右的版面，主要是满足深阅读、精阅读的需求，满足“思”与“策”的需求，即满足人们寻求思考材料与应对方法的需求。最后的六分之一版面，可以主要满足趣阅读、软阅读的需求，满足“融”与“通”的需求，即提供人们有兴趣、有共鸣的阅读材料。这样的非均衡结构，显然可以赢得读者更多的阅读时间，又提供了让读者有所选择的足够可能。

7.区域传媒市场受多种力量挤压，会分流专业媒体的资源和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是信息全球流动，新媒体的发展也深刻地反映到信息全球流动中来。在线综合信息系统，或称在线数据库，因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之一。通过在线综合信息系统所提供的内容产品之所以能够获得高溢价，不仅在于这种产品所面对的更多是对内容产品的选择、整合水平有更高要求和支付能力的高端用户，面对的金融信息市场，更在于它是全球获取与使用信息的资源。同样的现象与影响机制也深刻反映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市场中。

从总体上看，区域性媒体依其不同类别而处在不同的调整期中。都市类媒体以提升定位与内容水准，更多地介入主流视野、更多地介入与民生有关的经济问题等为特征，以市场或利益视角观察，有些都市类媒体的财经版面与节目离受众还要更近些。因而，在经济波动期，传媒的区域市场与专业市场出现了更多的交合区域，专业媒体也须相应调整。

8.移动需求等使产品形态、传媒形态、媒体业态以及传播模式更迅速变化

以技术变革和移动需求为代表的信息消费行为、消费心理的变化，已经在驱使产品形态、传媒形态、媒体业态以及传播模式发生迅速变化，更加巩固了新媒体时代到来的趋势。历史地看，在经济低潮期往往更易催生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上一次能源危机时，高新技术走上前台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在经济波动期，受众希望随时随地获得信息的需求，在技术的支持下，会更强烈迅速地演化为移动需求，会驱使内容产品的产品形态、传媒形态、媒体业态以及传播模式更迅速发生变化。

因而，在经济波动期，传媒业态与传播模式等的变化，会集中地体现在适应并满足移动需求上。在这样的时期，传播规律也悄然变化，会更明确地体现为便利性决定有效性，必读性支配可读性，耐读性体现有用性。而受众需求发生的最敏感的变化，会集中地体现在接受心理上。在经济波动期，受众的心理波动也会通过需求的不规则变化体现出来，会对内容对位与服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在经济波动期，最基础的变化体现在传播方式上，它推动传媒的进一步分化与新媒体工具的进一步发展。

9.内容生产会更多转向基于数据库平台运行，更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信息共享水平

传媒运作的核心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信息共享水平。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协同、融合，传媒形态发生更明显变化，传媒内部的内容生产会进一步走向基于数据库平台运行，走向进行数字内容生产、为多种传播手段服务的生产流程运行模式，多媒体业态进一步形成。因而，内容生产会更加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信息共享水平。这会成为媒体的创新重点，以及与新媒体竞争的工具。生产流程的多个环节会分化到媒体外部，进行专业加工，形成新价值链，从而进一步推动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

三、竞争目标：以竞争解释权获得真正话语权

在经济波动期，远不如经济上升期那样容易描述事件、分析现象、把握趋势；经济波动中，业界、读者与同行对财经媒体的发现、分析、见识会给予更高的期待和更严格的要求；经济波动中，涌动的资金也会推动许多暗涌和潜流，试图影响财经媒体的舆论指向与流量。在经济波动期，更需要财经媒体给出可以为事件发展所证明的解释、分析和前瞻，更需要财经媒体体现出远见卓识。在这样一个资讯、数据翻涌的时代，见识水平，就决定了财经媒体的市场竞争力。

冷静分析，解释权是话语权的核心。话语权是一种借助事实、解释、观点等信息对人的意识和行动产生影响、支配作用的能力，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权力的特殊表现。就其实现途径看，话语权包括选择权、解释权、传播权等部分。

所谓选择权，指对关注什么事实、话题、注意力焦点的支配能力。对新闻媒体而言，对报道什么新闻事实以及如何报道的选择，即已体现对事实可能产生影响的支配，对人们注意力的支配。类似的现象存在于小至人际交流间、大至国家活动间，人际交流间，谁在选择交流的话题，谁就在支配可能产生的影响。国家交流和国际社会，对议题的选择，体现一种选择权；对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的影响，就体现一种话语权。传播学所说的议题设置，即是这种选择权的体现。

所谓解释权，指对事件、现象、趋势的成因、价值、影响等等深层阐释信息的支配能力。现实已经多次证明，对人最有影响的不仅是事实，更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对事实相关因果关系、体现价值和可能影响的阐释。这种解释可以是直接分析、判断式的，也可以是通过细节强调、背景添加、叙述方式等手段进行的。很多时候，不管人们对一个事实的因果关系、体现价值和可能影响是否可以做出足够的理解和判断，人们都愿意参考其他的分析，以求根据更丰富的信息做出判断和行动。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更多的是这种解释者。解释，很多时候就确立了价值和规则。

心经解释篇2

关键词：诠释 理解 解释 翻译

一、“翻译即解释”的由来

诠释学，英文为Hermeneutics，德语为Hermeneutik，希腊文为Hermeneutike。对Hermeneutics的译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哲学界将其译成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等，文学界多是将其称为阐释学。

最早出现的诠释学是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经历德国的宗教改革后，诠释学研究的范围开始面向一般的世俗文本，语文学诠释学由此开始，诠释学作为一种理解与解释的技艺为人们熟知。19世纪，经过施莱尔马赫的改造，诠释学以理论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为理解与解释文本的方法论。后又经过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不断努力，诠释学上升到了实践哲学的层面，从方法论上升到了本体论。

无论哪一种诠释学，都是一种意义指向的理论。同样，翻译也是对意义的追寻，对文本信息的获取。16世纪牛津大学神学教授L.汉弗雷（L.Humphery），在其著作《诠释方法》一书中，把希腊文Hermeneutik解释为“翻译”，这是“翻译即解释”这一命题的首次提出。17世纪，法国学者休特（P.D.Huet）《论解释卷二》中，进一步论述了“翻译即解释”这一命题，他不仅肯定了汉弗雷的观点，而且将翻译与诠释、译者与解释者并列起来进行讨论。休特认为：“翻译者（解释者）在进行翻译――诠释时，既不能对作者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所减损，也不可增补，应该完全忠实地描绘出作者的性格。”[1]（P43）

美国学者帕尔默也认为翻译是诠释学的应有之义：“翻译是‘产生理解’的基本诠释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们将异质的、陌生的或难以理解的东西携入自己语言的媒介中……翻译行为并非一种寻找同义词的单纯机械性的事情。”[2]（P43）

二、“翻译即解释”在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的表现

施莱尔马赫认为，正确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必须通过解释，理解与解释是同一的，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理解与解释的目的是重构作者的意图。在特殊诠释学时期，学者们认为，直接理解是正常情况，误解是偶尔的异常情况，所以解释相对于理解是辅。施莱尔马赫则为，诠释学的出发点是误解，而这种误解是普遍的，不是个别的，解释是为了避免那种由于无视规则的理解尝试而产生的误解，所以解释是理解的必要手段。

施莱尔马赫在长期注释《圣经》的实践中，发现了教义的解释与语义的解释之间的矛盾：《圣经》在不同时代由不同作者写成，如果仅从语义出发，这些不同时代的语言所撰写成的文本之间就会有很多语义上的矛盾之处，从而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现有的基督教共同信仰就会被破坏；如果仅从教义出发，虽然基督教信仰得以保全，但却与语义解释相抵触，《圣经》文本显得不可信。所以，施莱尔马赫通过区别理解过程与理解对象来区别对作者个人意图的理解与对作品真理内容的理解。他认为理解对象独立于理解者，人们应当把理解对象置于他们赖以形成的那个历史语境中，使之与现在的理解过程相分离，我们需要理解的不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是作者个人这一个别生命。

然而，关于《圣经》版本的特殊性以及语义与教义的矛盾，并不是施莱尔马赫的首创，普遍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早在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理论中就初见端倪。斯宾诺莎认为诠释《圣经》的方法就是：“要把《圣》仔细研究一番，然后根据其中根本的原理以推出适当的结论来，作为作者的原意。”[3]（P108）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诠释《圣经》必须仅限于《圣经》本身的内容，抛开任何预设的观念和以往的偏见，从整个著作去理解作者的意思。施莱尔马赫与斯宾诺莎的区别就在于，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建立在斯宾诺莎诠释思想的基础之上，阐明了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意向或思想，理解和解释就是重新表述或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

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即“语法理解”和“心理学解释”，也被称为“客观的重构”和“主观的重构”。语法理解就是对文本语法进行分析，求得文本的字面意思，由于字面意思本身可能引起歧义，因此还需要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要从作者生活的年代、作者的自身经历及其当时的语言系统出发，再现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并“设身处地”在多意的文本中确定符合作者原义的解释。施莱尔马赫说，“理解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4]（P56）他认为诠释者着眼于原著中的文字问题和时间距离问题，只是和原著读者处于同一层次，这个步骤的目的只是为真正理解行为做准备。因为“真正的理解行为并非把自己放在与原来的读者同样的层次，而是要放在与作者同样的层次，只有通过这种理解行为，文本才会以作者生命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而得到展现。”[5]（P56）

因此，从普遍诠释学的角度出发，“解释即翻译”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努力消除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因时间距离和语言差异所造成的误解，从而达到对作者思想的准确理解与解释。译者要避免翻译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超越自己本身的历史境域，全身心地投入到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上思考问题。作者的原意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比起语言的重构，作者心理状态的重构更为重要，只有重构了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才算是诠释了作者的文本。

三、“翻译即解释”在狄尔泰诠释学中的表现

狄尔泰是继施莱尔马赫之后，诠释学研究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狄尔泰认为，理解和解释是人文科学所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汇集了各种功能，包含了所有人文科学的真理。在其著作中，狄尔泰对理解的内涵有过几段论述：“我们把由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称之为理解”或“我们把由感性上所给予的符号而认识一种心理状态――符号就是心理状态的表现的过程称之为理解。”[6]（P76）所以，狄尔泰所认为的理解就是通过外在符号进入人的内心的一种过程。理解的对象是人们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东西，理解就是对语言、文字和行为的领会。理解是对意义的把握，即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观念或思想的领会。理解跟人们的体验有关，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程度也有高低之分。

狄尔泰认为，理解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人们对事物的兴趣。很多次，当人们面对长篇大论时，很少有兴趣认认真真地听完，大家只会关注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然后再从中提炼出自己需要的部分；如果人们对一件事非常感兴趣，就会极尽所能地通过每一句话和每个表情，了解说话人的内心世界。即使对最受关注的事情的理解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受规则指引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客观。生命客观性的表现只有在这种一定程度的客观中才能被固定，所以人们才能一次次地回到这种生命客观性的表现之中。[7]（P237）

狄尔泰认为人们的理解与对事物的兴趣有关，但是他只是指出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并没有说这种相关性的具体呈现方式（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只举例说明兴趣的多寡能够造成理解程度的高低，但是程度这个词非常模糊而且相当主观，并不能说明理解的客观性。所以他进一步指出，由兴趣引发的理解在一定规则的引导下，可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意义的过程，而理解的客观性（原文中为“生命客观性的表现”）之所以被证明，是因为它囿于规则引导下的客观性之中。规则不但起了引导作用，而且还有限制的作用，所以他才说“生命客观性的表现……才能被固定”，因而只有当理解的客观性（生命客观性的表现）被规则引导且同时被限制使用，它才能不断地被人证明。这个整体的过程就是诠释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引导和限制作用的规则就是诠释方法。

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关系，狄尔泰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我们把这种在规则引导下的、被固定且形式相对恒定的生命客观性的表现，称之为解释或诠释。”[7]（P237）以狄尔泰为先驱的生命哲学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的内涵，还是表达式的思想观念，还是他人的心灵或精神，都可以用“生命”一词来表述，因为人们的客观精神化物都可以用“生命客观性表现”来代替。

狄尔泰认为，“只有在语言中，人类才能找关于他们内在生命的最完整的、彻底的和客观的表达。也就是为什么对艺术的理解，集中于对文字中的人类此在留存物的诠释和解释。”[7]（P237）这里的“人类此在留存物”就是人类精神的客观化物，没有这些精神的客观化物，无法接近他人精神，有了精神客观化物做中介，个别的孤立意识才能成为可以接近的东西。所以，解释就是对人类精神化物的合乎艺术的理解，也就是说，理解与解释同一，所谓艺术的也就是科学的、合乎一定程序的。

因此，解释是一种科学的、合乎一定程序的理解，诠释学是一种对生命表现解释的技艺学，也是对文字中人类存在解释的精神科学。正因为生命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及思想的相似性和普遍性，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才能对生命有所了解，所以理解可以被认为是对他人生命表现的模仿、复制或是再体验。伽达默尔曾对狄尔泰的生命观念做出评述：“由于生命客观化于意义构成中，因而一切对意义的理解，就是‘一种返回’，即有生命的客观化物返回到它们由之产生的富有生气的生命性中。所以体验构成了对客体的一切知识的认识论基础。”[8]（P99）并且他还补充说：“凡是能被称之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8]（P101）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对理解和解释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在处理作者、文本和诠释者的关系上，都采取了“作者中心论”的观点。现代诠释学成立之初的宗旨也是探寻作者原意，而对诠释者对文本的解读，也是要把握作者原意，作者原意成为支配整个诠释活动的中心，最终目的就是如实还原作者写作时的原义。为此，诠释者要竭力避免诠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超越理解者本身的历史境域，把握文本背后作者的原义。

翻译研究中的语文学派主张译文应当忠实原文，这点与诠释学中的“作者中心论”十分契合。翻译研究中的语文学派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将作者和原著置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追求再现作者原意，译者要尽量克制自己，用目标语中与源语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形式忠实地传达作者的意图。无论是中国学者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X钟书的“化境”，还是西方的“等值”理论，都强调译本与原作的全方位契合。

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语法理解”和“心理学解释”，还是狄尔泰的“心理移情”，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都无法回答诠释者（翻译者）是否能够理解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无法回答“心理学解释”和“体验”的诠释方法得出的是否是单一的、符合作品原义的解释。普遍诠释学的价值就在于：“其淡化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和读者的历史性与主体性，着重将作者的意图贯穿在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整个过程中。”[9]（P177）

（本文系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客观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研究”[项目编号：Y132500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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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帕尔默（Richard E.Palmer）.诠释学[M].北京：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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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荷兰]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神学政治论[M].温锡

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德]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诠释学演讲[A].洪汉鼎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德]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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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诠释学的起源[A].洪汉鼎

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7]Dilthey，Wilhelm.The Rise of Hermeneutics（1990）[A].

Trans.Fredric Jameson&Rudolf Makkreel. Hermeneutic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M].Ed.Rudolf Makkreel&Frithjof Rodi.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1996.

[8][德]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

[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陆涓.诠释学不同流派对翻译学发展的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

心经解释篇3

关键词 解释水平；心理距离；偏好；决策与判断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是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纯粹认知导向”(purelycognitive orientation)(Dhar&Kim，2007)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并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如：孙晓玲，张云，吴明证，2007)，解释水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建立在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这一社会认知观点基础上(Liberman。Sagristano，&Trope，2002；Nussbaum，Trope，&Liberman，2003)，认为人们对认知客体的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即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取决于人们所感知的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与决策。

自1998年Libm'man与Trope发表了关于时间解释的开创性论文以来10年间，大量的研究为解释水平理论的假说和基于这些假说的预测提供了一致的证据，解释水平理论也逐渐从关注时间距离对于心理表征，进而对于人们的评价与选择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其他距离维度，正在形成一个心理距离的统一理论(a unified theory ofpsychological distance)(Trope&Liberman，2003)。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正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扩展，一方面，大量研究聚焦于距离依赖的解释水平变化的底层心理机制和心理距离影响决策和判断的过程机制；另一方面，解释水平理论逐渐应用于选举、说服、谈判、消费者行为等领域，为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现象进行简洁、整合的解释。

2　起源：时间解释

解释水平理论发源于时间解释理论(Liberman&Trope，1998)。时间在人们的日常决策与判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目前的决策经常是与决策的结果在时间上分离，人们经常为未来进行评价、预测、决策，在现实喜好与长远利益间权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原本喜欢的事物，在得到时变得不那么喜欢，甚至为过去的决策后悔；人们在计划未来时，往往为未来安排过多的事务，即犯所谓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错误；人们往往设定过于理想化的目标，而实际无法实现……。这些广泛存在的现象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原因?是否是人类共同的某种关于时间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解释水平理论的原型，时间解释理论即源于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冲动。

基于过去对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和计划谬误等(planning fallacy)领域的研究发现，Liberman与Trope(1998)认为，人们决策与判断的时间效应背后存在着一般的机制，即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取决于对未来环境的心理表征。人们倾向于更抽象地、更多地使用反映事件内涵的一般的、核心的、去背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特征来表征远期事件(distant future event)，时间解释理论把这一类型的心理表征定义为高水平解释(high level construal)；相反，人们更具体地、更多使用偶然的、的、背景化的(contextualized)特征来表征近期事件(near future event)，时间解释理论把这一类型的心理表征定义为低承平解释(10w level construal)。

2.1　解释水平的界定、操作化与时间依赖的解释水平变化

解释水平理论是一种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人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的重要性，其核心观点之一是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而心理表征具有层次性。事件的某些特征更为核心，因为相比更为的特征，核心特征更具解释力(Liberman&Trope，1998)。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这意味着人们在抽象过程中忽略那些被感知为不重要的特征而保留那些更为核心或重要的特征(Liberman et al.，2002；Liberman&Trope，1998)，因而抽象表征相比具体表征更为简单、明确和原型化。基于上述逻辑，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是层次性的，并形成一个连续体(Alter&Oppenheimer,2008)，在理论上可以简化为高水平解释与低水平解释(Liberman et a1，，2002；Liberman&Trope，1998；Nussbattm et a1，，2003；Trope&Liberman，2000，2003)。高水平解释是去背景化的，更加简单、抽象、图示化，反映了事物的核心特征；而低水平解释是背景化的，更加复杂、具体、非图示化，反映了事物的表面特征。

在实际情境中，解释水平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化定义。一些研究(如Fujita，Eyal，Chaiken，Trope，&Liberman，2008；Liberman&Trope，1998；Todorov,Goren，&Trope，2007)用事物的渴望性(desirability)代表高水平解释，而可行性(feasibility)代表低解释水平。渴望性是指某一行为的结果状态的效价，而可行性是指达到结果状态的过程和手段的容易或困难程度。渴望性反映了某一行为上位的(superordinate)、“为什么”的方面；而可行性反映了行为的下位的(subordinate)、“怎么做”的方面。一个行为的“为什么”的方面更为抽象、一般、更好地表达了行为的意义。Trope与Liberman(2000)用事物的价值或属性与个体目标的相关性来操作化解释水平；Liberman等(2002)用分类宽度(breadthof categories)、预期未来经历的原型性(theprototypicality offuture experiences)、未来偏好结构的复杂性(complexity of the structure of futurepreferences)来操作化解释水平；也有研究者认为行为的支持性理由(pros)包含更高的解释水平，因为不做某事的理由(cons)从属于做某事的理由，

当思考某一行为时，反对理由的重要性取决于支持理由的存在，而不是相反(Eyal，Liberman，&Trope，2004；Herzog，Hansen,&Wirtke，2007)；就归因来说，特质归因构成高水平解释而情境归因构成低水平解释(Henderson，Fujita，Trope，&Liberman，2006；Nussbaum etal，，2003)i解释水平也与自我概念存在联系，理想自我(idealistic selD、渴望自我(desiredself)或“应该的自我(should-self)”包含高水平解释，而实效自我(pragmatic self)、欲望自我(want-self)反映了低水平解释(Freitas，Langsam，Clark，&Moeller,2008；Kivetz&Tyler,2007；Rogers&Bazerman，2008)。表1列出了近年来文献中对解释水平的界定和操作化，这一系列的解释水平的界定都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

时间解释理论认为，时间距离是影响解释水平的因素之一，会系统地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解释方式。人们倾向于更抽象地、更多地使用反映事件内涵的一般的、核心的、去背景化特征来解释远期事件，而更具体地、更多地使用偶然的、的、背景化特征来解释近期事件。Liberman与Trope(1998研究一)要求32名纽约大学的本科生填写一个开放式问卷，问卷要求学生们假想并描述他们将在近期或一年后经历一些诸如阅读一本科幻小说、搬到新的公寓、与家人共度周末等日常活动。对问卷填答结果的内容分析表明，高水平的描述在远期事件中更为普遍，而低水平的描述在近期事件中更为普遍。在这个研究中，学生们进一步阅读了描述为发生在明天或明年的19个日常活动，学生从活动的“为什么(why aspects)”方面(高水平解释)和“怎么做(howaspects)”方面(低水平解释)的描述中选择其一(如补牙被描述为保护健康和去看牙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们对远期活动一般强调活动的目标，而对近期活动一般强调达到目标的手段。Liberman等(2002)把解释水平的客体超越行为，把解释水平超越行为的目标与手段两个维度，进一步用一系列实验直接验证了解释水平是时间距离的函数。例如，在一个实验中，Liberman等把高水平解释与低水平解释分别操作化为对物品的抽象分类(abstract categories)与具体分类(specificcategories)，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假想较为远期的(如一年后)未来活动(如外出野营)时，相比假想活动将发生在近期(如明天)，被试把与活动相关的38个物品划分为更少的类别，这意味着时间距离增加了被试对物品分类的抽象程度。当把解释水平操作化为行为的支持性理由(pros)与拒绝性理由(cons)时，Eyal等人(2004)发现，在公共政策与人际行为等广泛的情境下，当预期结果将发生在遥远的将来时，人们更多地考虑支持性理由，更少地考虑拒绝性理由。Sagristano等人(2002实验--)也发现，在选择远期赌局时，被试更多地依据收益的绝对值来选择，而当选择当下的赌局时，被试则更多地考虑赢取的概率。F6rstcr等人(2004)把解释水平上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验证了时间距离促进抽象思维而抑制具象思维。上述证据都是基于未来时间观点，而有研究发现，在人们回忆或重构过去的经验时，解释水平的时间效应也同样存在(Day&Barrels，2006；Permington&Roese，2003)。

2.2　决策与判断的时间解释效应

时间解释对于评价和选择的意义是解释水平理论研究的重点(Liberman et a1，，2002)。根据解释水平理论，客体的感知价值取决于与人们对客体的高水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改变表征水平(通过改变时间距离)将导致相应的感知价值的变化，与高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随时间强化，与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随时间折扣：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大，人们对备选方案的评价更多的反映了事物与高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Liberman&Trope，1998；Trope&Liberman，2000)。

时间解释理论认为时间距离会系统性的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解释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偏好与选择。Liberman与Trope(1998研究二)在实验中要求被试进行三个关于近期或远期行为的决策。在每一个决策情景中，被试面临不同的有关行为结果的可行性(feasibility)和渴望性(desirability)。该实验发现当某一备选方案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渴望性方面时，该选项的吸引力将随时间距离而增加；而当选项的吸引力来自于可行性的方面时，随时间距离增加，它的吸引力将减弱。在对远期未来的行为做决策时，人们更偏好那些可能不可行但高度渴望的备选方案，而对于近期行为的决策，人们更偏好那些不那么渴望，但可行性高的备选方案。这一时间距离对于决策者偏好的影响也在一个关于学生作业选择的现场实验中得到支持(Liherman&Trope。1998研究四)，在学生选择作业时，时间距离降低了作业难度对选择的影响而增强了作业有趣程度的影响。在选择近期的作业时，学生愿意为了容易而牺牲题目的有趣性，而选择几个月后才需要交的作业时，学生愿意为了兴趣而牺牲容易性。Trope与Liberman(2000)使用不同的情境(生活事件、工作选择、产品选择、实验任务选择、电影评价)、不同的实验设计，对解释水平进行不同操作化的五个实验都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评价与偏好的时间效应。Sagristano(2002)发现，人们的赌局决策存在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现象，当为较远的未来选择赌局时，人们更偏好收益的绝对数额较大的赌局，即使获胜概率较低；而为当下选择赌局时，人们更喜欢选择那些获胜概率较高的赌局，即使收益较小。同样的时间效应也在自我概念研究中得到证实，如Eyal等人(2006)发现，在存在价值观冲突的两难选择中，远期选择更能反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而近期选择往往反映了人们的次要价值观；Rogers与Bazerman(2008)把未来选择更多反映了人们的理想自我的现象称作“未来锁定(future lock-in)”，几项研究也发现人们的远期选择更符合理想自我概念，而近期选择更多地反映了现实自我(Freitas et a1，2008；Kivetz&tyler,2007)或欲望自我(Rogers&Bazerman，2008；Rogers，Milkman，&Bazerman，2007)；在自我控制(selfcontr01)领域，Fujita与合作者(Fujita，Trope，Liberman，&Levin-Sagi，2006)

发现高水平解释的激活将比低水平解释的激活导致更强的自我控制，高水平解释导致对即时结果的偏好降低、更高的躯体忍耐力、更高的自我控制意愿、更低的对破坏自我控制的诱惑的评价。

综上所述，大量不同背景的证据表明，时间解释对于人类判断与决策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一方面，人们为未来事物构建更为抽象、高水平的表征，对近期事物构建出更为具体、低水平的表征：另一方面，在决策中，对时间距离的感知往往使人们赋予事物与高水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以不同的决策权重。人们赋予与低水平解释相关价值(value related to low level construal)的权重将会随时间下降，而高水平解释相关价值(value related tohigh level construal)的权重将会随时间增加。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偏好与选择，也表现在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和计划中。

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往往建立在对行为的抽象化、图示化表征基础上，而忽视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预测远期行为时表现更为强烈。对他人已经发生的行为的归因是预测他人未来行为的重要基础，个性或态度归因构成高解释水平，而情境或心理状态归因构成低水平解释。Nussbaum与同事(2003研究一)让110名特拉维夫大学的本科生阅读一个支持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短文。研究者告知一组学生该短文的作者是被别人要求写支持撤军的文章，另一组学生被告知短文的作者是自由表达他对撤军的意见。阅读完文章后，研究者要求学生推断文章作者的态度，并预测作者在近期(明天)或远期(明年)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有关支持撤军的活动。实验结果证实了人们低估情景约束对行为影响的倾向，并且这一倾向在这一行为用于预测远期行为时更为强烈。Nussbaum与同事(2003研究2-4)还发现，人们倾向于预测他人不同情境下的远期行为比近期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更多的受性格特质影响；人们在预测他人远期行为时，也往往更多的搜寻他人性格特质方面的信息。

上述研究发现揭示了一个反常现象，即人们对未来有过度自信的倾向。经典的经济学和决策理论告诉我们，未来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在未来应该是更多样化、更少一致性。但现实中，人们的预测正好相反，这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行为的预测，也表现在人们对与己无关的事物的预测以及自身行为及结果的预测中。Nussbaum等(2006)发现，在预测将于较远未来进行的实验的结果时，相比将要立即进行的实验，学生被试更多的基于一般理论进行预测，也对预测更加自信；他们还发现，学生们预测未来考试成绩时，往往忽视考试题目的具体形式(如多项选择、开放式回答等)和难度，而依赖于感知的知识和能力，当考试在较远未来进行时，学生们对预测更为自信。

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往往以对未来的预测为基础。而人们对较远未来的预测往往过度自信，其后果就是计划谬误会在远期计划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时间解释理论预测并验证了这一现象。Liberman与Trope(1998)发现人们对远期计划存在过度承诺，倾向于为较远的将来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低估任务完成时间：倾向于对近期的任务考虑时间约束，对远期任务较少考虑时间约束。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是解释水平的时间差异。3发展：从时间距离到心理距离

时间解释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其他距离维度呢?早期的时间解释研究(如Liberman et al，2002；Nussbaum et al,2003；Trope&Liberman，2003)提出，可以把时间距离(未来、过去)、不同类型的社会距离，以及其他可能的距离类型(空间、相似度)纳入一个统一的心理距离的框架，相同的解释水平原理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距离维度。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的支持，时间解释理论也逐渐一般化为统一的解释水平理论。

3.1　空间距离

空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具有与时间距离类似的机制。较远空间距离的事物与高水平解释相联系，较近距离的事物与低水平解释相联系。Fujita等人(Fujita，Henderson，Eng，Trope，&Liberman，2006)发现，当被试相信事件发生在空间距离更为遥远的位置时，人们用更抽象的语言来描述行为，更多地根据结果而不是手段来识别行为。Henderson等人(2006)在四项研究中发现空间距离对人们推理和判断的影响具有与时间距离类似的效应。在一项研究中，纽约大学本科生被试假想自己供职于一家动画公司，他们需要把一段模拟三位少年在东海岸(空间距离近)或西海岸(空间距离遥远)参加夏令营时的一段连续行为的卡通片划分成自然的、有意义的片段，正如解释水平所预测，远距离组的被试把卡通片划分为更少片段(10.09相对14.41，统计显著)，这一现象与当时间距离遥远时，人们对与情境相关的物品分类较少类似，反映了人们用高水平解释来表征心理距离遥远的事件(Liberman et al.,2002)。Henderson与合作者(2006)还发现，行为在空间上更为遥远时，人们更多地把行为归因为稳定的特质而不是情境因素(研究二)；在预测空间距离更远的静态事件时，人们认为典型的事件更可能发生(研究三)；在判断空间距离更为遥远的动态事件时，人们更多地根据一般趋势进行推理，而较少对偏离一般趋势的个别事件进行外推(研究四)。这些研究发现都可以从时间距离对推理与预测的效应中找到他们的原型(如Nussbaum et al，，2006；Nussbaum et al，2003)，意味着空间解释和时间解释背后存在一般的机制，这一机制也同样适用于更为主观的社会距离和事物的假设性。

3.2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如自我，他人、群体内，群体外、朋友，陌生人等)是心理距离的表现形式之一(Bar-Anan，Liberman，&Trope，2006；Bar-Anan，Liberman，Trope，&Algom，2007；Liberman，Trope，&Stephan，2006；Trope，Liberman，&Wakslak，2007)。虽然在解释水平理论研究中，直接检验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关系的文献几乎没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推论，社会距离具有与其他心理距离相似的影响。

过去关于社会知觉中自我一他人不一致研究为社会距离的解释机制提供了证据。归因中普遍存在的行为人，观察者偏差(actor-observer bias)是指人们倾向于对他人的行为特质归因(高水平解释)，而对自己的行为情境归因(低水平解释)。奚恺元与Weber(Hsee&Weber,1997)发现人们在预测他人风险偏好时存在系统的偏差，当预测自己的风险偏好时，人们更多基于自己的心理状态；而预测心理

距离较远的抽象的其他人时，人们往往基于风险中性做出预测：当他人变得具体并为自己所熟悉时，这种偏差会减弱甚至消失。这些现象显示了与时间解释相似的规律，即以自我为参考点，心理距离越遥远，人们越倾向于用高水平解释来表征行为，而不论是时间距离(Nussbaum et al，，2003)、空间距离(Henderson，Fujita et al，，2006)还是社会距离。

Pronin等人(Pronin，Olivola,&Kennedy,2008)在几个如辅导同学、慈善捐款等情境的决策实验中发现，人们为未来的自己和为他人所做决策是类似的，而与为现在自我所做的决策不同。Vasquez与Buehler(2007)发现，从他人的角度设想未来成功的情景会更加抽象，这增加了成功的意义和重要性，从而激发起人们更高的成就动机。这些发现进一步显示，社会距离可能与时间距离具有类似的影响机制。

Smith与Trope(2006)直接检验了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的关系。Smith与Trope认为权力的提高增加了人们感觉的与他人的距离。这一距离，根据解释水平理论，会导致人们更加抽象的加工信息。在六个概念任务(conceptual task)和知觉任务(perceptual task)实验中，通过启动(priming)高权力感，相比启动低权力感，被试更抽象地加工信息，尽管任务表现更差。实验进一步显示，与过去的神经心理学研究相一致，启动高权力也导致相对更高的右脑半球激活。

3.3　假设性：概率

近期研究表明，概率也是心理距离的维度之一，有与其他心理距离相同的影响机制。Wakslak与他的合作者(2006)根据解释水平理论把概率定义为心理距离。这几位研究者实验结果显示，降低事件的概率使人们更多用核心的、抽象的、一般的特征来表征事件，更少用外周的、具体的、特殊的特征来表征事件。当事件的概率较低时，实验参加者更为宽泛地对事物进行分类(研究一)、分类更加抽象(研究二)；更偏好一般而不是特殊的行为描述(研究三)；把连续的行为划分为更少的单元(研究四)；在抽象加工视觉信息时更为成功(研究五)、更难于识别连贯的视觉信息中丢失的细节(研究六)；当曝露于小概率的描述时，人们更加偏好于用与结果相联系的词汇来识别行为。

事物的假设性对人们偏好与预测的影响具有与时间距离类似的效应。Todorov等研究者(2007)运用Trope与Liberman(2000)研究中的实验方法验证了假设性对于偏好的影响。基于可能性小的结果比可能性大的结果在心理上更为遥远这一假定，他们发现，当某一结果的可能性很小时，与结果相关的主要特征比与手段相关的次要特征影响更大；但当结果的可能性增加时，与手段相关的特征的重要性增大，甚至超过与结果相关的特征。这意味着当感觉事件发生的概率增大时，人们赋予与手段相关的特征更大的权重，进而减少了人们对高渴望性／低可行性结果的偏好，甚至使偏好发生逆转。Armor与Sacker(2006)发现，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实验被试预测自己在可能参加的任务中的绩效表现时，往往过度乐观，大大高过实际的绩效表现；而当预测自己在必须参加的任务中的续效表现时，他们的估计则非常准确。

3.4　关于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的进一步讨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假设性都从属于一个更为抽象的心理距离的范畴，它们都共有一个原点，即个体的直接经验(Bar-Arian et al，，2006；Bar-Anan et al，，2007；Liberman etal，，2006；Trope etal，，2007)。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心理距离不仅存在于有具体的认知客体和相关背景，也存在于纯粹的概念层次上；并且人们会对心理距离进行自动自发的加工。

Bar-Arian等学者(Bar-Anan et a1，，2006)用内隐联想测试(IAT：ImplicitAssociation Test)在纯粹概念层次上同时检验了四个维度的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的关系。他们发现，当表示心理距离的词汇与表示解释水平的词汇以一致的形式配对出现时，相比它们以不一致的方式配对出现，被试的反应时间显著较短。这一现象在四个心理距离维度都得到重复验证，表明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都是心理距离的表现，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的系统联系可以存在于纯粹的概念层次。在后续的研究中Bar-Arian与他的合作者们(Bar-Arian et a1，，2007)进一步采用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验证了心理距离是自动加工和获得的，而无需以当前自我作为参考点。Williams与Bargh(2008)也发现，对物理距离的知觉和运动表征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感觉，而无需以自我为参考点。

不仅心理距离影响解释水平，解释水平理论的逻辑还隐含着解释水平会影响人们感知的心理距离(Liberman，Trope，McCrea，&Sherman，2007)。通过对解释水平进行不同的操作化，Liberman与他的同事证实了无论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行为，还是对于自我和他人，对行为高水平的解释促使人们感知更远的时间距离。特别是，当人们思考行为“为什么”方面时，行为对于个体自我概念的意义时，以及行为的抽象方面时，人们将预期行为会发生在更远的将来。这一发现显示解释水平与时间距离的关系是双向的，时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也影响感知的时间距离。

对于解释水平理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心理距离会造成解释水平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解释水平理论的创始人如Liberman与Trope等人(Liberman&Trope，1998；Trope&Liberman，2003)仅仅给出了一些猜测。他们认为，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原因首先可能是因为距离的远近使关于事物及其背景信息的可得性和可靠性发生变化，距离越远，事物及其背景的具体信息越不可靠甚至不易得，而当距离靠近时，具体信息才变得详细、清晰、可靠。对于这一猜测，最直观的类比是当人们从远处看一大片不同种类的树时，它是森林，而当距离越来越近时，一棵棵活生生的树会变得越来越清晰(Dhar&Kim，2007；Trope&Liberman，2003；Wakslak et al，2006)；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源于人们的计划习惯(planning habit)。人们的行为是目标驱动的，当人们计划未来时，人们会首先考虑行为结果的渴望程度，其次才会考虑行为的可行性；而且，对于未来的计划，人们既可以推迟，也可以变更，这也使得人们可以推迟考虑那些有关计划的具体的、与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信息。Trope与

Liberman(2003)进一步猜测，由于信息的可得性和人们的计划习惯的长期作用，距离对于解释水平的影响进化为了人们在决策中使用的一种一般的启发法(generalized heuriste)，这使得即使人们面对同样的与不同解释水平相关的信息(即不存在具体信息是否可得的问题)，距离对解释水平的效应仍然系统性地影响人们的决策与判断。

4　解释水平理论的应用

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被逐渐运用到诸如选举、说服、谈判，消费者行为等应用领域，显示出该理论强大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Freitas等人(2008)把解释水平理论应用于选举行为，他们发现，当候选人表现出的素质是选举人期待自身拥有的时，选举人对候选人的评价越高，并越有可能投票给该候选人，然而这一倾向在预期选举将发生在较远将来时更强烈。当选举临近时，选举人的偏好会更多的受到当时具体环境的影响，从而上述倾向变得不那么强烈。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候选人在选举前的民调中支持率较高，而正式选举时结果往往并不如预期的现象。

Henderson、Trope与Carnevale(2006)把解释水平理论运用于谈判效果研究，发现谈判者在谈判正式开始前较长时间就对谈判进行准备对于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判正式进行前较长时间就对谈判进行准备将使谈判者更加整体、全面的考虑拟谈判事项，而降低了对非关键问题的关注，因此谈判者更可能在谈判中对非关键问题进行让步而换取对方的让步，从而更容易获得有利的结果。

Fujita等人(2008)研究了时间距离对于说服和态度改变的影响。他们发现，当态度的客体在时间距离上相对更远时，强调主要特征、强调渴望性、强调一般性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更有可能造成说服对象的态度改变；而当态度的客体在时间距离上更近时，强调次要特征、强调可行性和强调特例的论点更容易改变说服对象的态度。

近几年来，消费者行为领域的学者逐渐认识到解释水平理论对于理解人类消费行为的重要意义。Dhar与Kim(2007)、Lynch与Zaubennan(2007)都在他们的研究中探讨了解释水平在消费者购前产品评价，特别是品牌考虑集(consideration set)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当消费者考虑购买某种商品时，首先会建立一个各选品牌的考虑集，由于这一考虑阶段和实际的购买存在时间间隔，因此，消费者的考虑集更多的受消费目标和产品抽象属性等高水平解释的影响。而消费者的实际选择则更多地受广告、促销、消费情境等低水平解释的影响。因此，消费者实际选择与其购前的基于消费目标的考虑往往存在不一致，这又可能导致消费者后悔。Fiedler(2007)引入了信息距离这一概念，他认为消费者所拥有的产品信息越多，则信息距离越小，消费者会在低水平解释基础上评价产品，同时考虑过多的产品属性，从而导致决策冲突，最终导致产品满意度下降。

5　总结与展望

解释水平理论把距离这一广泛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现实引入社会认知和决策与判断领域，强调并已经为大量研究所证实，人们对认知客体的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即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取决于人们所感知的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进而系统性地影响人们的决策与判断。心理距离这一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理解大量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提供了更加简洁、有力的解释。

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正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扩展。一方面，大量研究聚焦于距离依赖的解释水平变化的底层心理机制和心理距离影响决策和判断的过程机制，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例如，Herzog等学者(2007)探讨了信息提取的容易程度(ease ofretrieval)对时间距离影响态度的中介效应；Alter与Oppenheimer(2008)检验了认知顺畅(cognitive fluency)和认知不顺畅对解释水平的影响；Day与Barrels(2008)验证了时间距离对于事物相似性判断的影响；Bilgin和Brenner(2008)检验了时间距离对于描述形式影响主观概率判断(description dependency effect)的调节作用。Bar-Arian等学者(Bar-Arian et a1，2006；Bar-Arian etal，。2007)利用Stroop任务和内隐联想测试，并以反应时间为测量手段，直接验证了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的关系和心理距离的自动激活。

另一方面，解释水平理论与其他理论相结合，逐渐应用于选举(Freitas et al，2008)、说服(Fujita et al，，2008)、谈判(Henderson，Trope et a1，，2006)、消费者行为(Dhar&Kim，2007；Fiedler,2007；Lynch&Zauberman，2007)等领域。解释水平理论在这些领域的扩展，显示了该理论对于广泛的社会和心理现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作为一个发展历史才十年的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在显示其强大的潜力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弥补和扩展。

首先，直到目前为止，对解释水平的界定和测量都是间接的，定性的。现有研究中没有明确界定解释水平本身、解释水平的表现和解释水平的前导变量，这导致三者经常混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心理距离、心理距离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时间、空间、社会、假设性)二者之间。只有对上述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解释水平与心理距离间关系的底层机制。

其次，关于人类为什么对心理距离遥远的事物进行高水平解释而对心理距离近的事物进行低水平解释的原因，解释水平理论只给出了直觉的回答。一方面，这些答案可能尚不全面，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回答至今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未来研究如果能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将是十分有意义和有趣的。

心经解释篇4

一、解释学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内涵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或释义学，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之一，解释学的最大特点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相对立的基本假设观点。随着解释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多，经过狄尔泰将其引入到心理学范畴之后，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研究领域中，解释学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西方心理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理论基础。西方心理学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探寻过程，精神分析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在确定学科地位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论述和实证，而解释学的方法论对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二者之间逐渐融合，形成了系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以实在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心理状态的研究活动应当结合真实的情形做出准确的论断，而不需要运用解释学领域的假设理论来进行验证”［1］，所以实在论者对解释学的假设理论，通常是持有反对态度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解释学的假设理论引导下，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理论，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存在的价值，而这却是未经论证的，也会导致唯我论大肆盛行。事实上，解释学的理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假设，而是建立在观察和解释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形成具有较强秩序性、连贯性的假设理论基础，而且解释的过程在一定的语言范围内完成，所以在解释过程中出现矛盾的几率很低，所以解释学与其他科学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融合性。实在论思想者认为，“如果可将心理学中可能带来麻烦的理论内容剔除，便可以消除其中存在的麻烦”［2］，使研究体系更加完善，这与解释学的假设理论是相反的。荣格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持有反对态度，认为“分析心理学中的理论内容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研究理论中体现了很强的后现代思维，他的实在论是建立在人们心灵框架基础上。也就是说，当人们的心灵感悟可以实现对某些理论的解释，就具有了解释学理论的性质，以此为依托可以形成不同的情感因素。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强调人格的完善，也就是自性的实现，这是一种对人性自我组织的功能实现。但是人格与心理功能的完善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性，分析心理学中的人格完善，是以自性为基础，更加倾向于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上的经验推广，从而形成统一的原则。事实上，荣格对于教条和僵化的心理分析模式是持有反对态度的，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倾向于后现代的思维模式，这与现代心理学和解释学的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荣格认为，“每个人的自性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分析心理学对这种相似性进行扩展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意识，在每个人心中形成一个具有多重思想的理论体系”［4］。荣格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体系中包含很多与集体意识概念相似的原型理论，强调的是个人意识概念与集体意识概念不同的形成原型，他认为原型是每个人不同性格、不同心理状况的根本因素所在。集体意识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意识形态，与其所属的文化范畴有密切关系，由很多相似的内容和形式组成一个完整的、超越个人意识的心理基础，并且会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在无形中发挥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作用，在集体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个人也会由于生活的沉淀而形成更强烈的自性。同时荣格也认为，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具有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人类在创造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形成无意识的印记，就是其心理状态变化的表现，可以作为探寻人类精神文明的依据。荣格理论受到很多质疑，人们认为无法在每个人心目中形成相同的心理意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荣格这一看似脱离实在论的思想，却可以用解释学的理论消除人们的质疑，运用解释学理论可以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全景知觉能力，这种能力带给人们的是真实的心理解释，却并不沉迷其中。

二、荣格心理分析理论的解释学基础

整体人格的思想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对人格的解释，包括思维、情感、直觉等多个维度，只有以人格解释为基础的分析心理学才是完整的心理学结构［5］。荣格人格理论的形成，以荣格对集体无意识和原形意向等理论基础的解释为基础，因此形成了人格面具、阴影和自性三个理论重点，也是构成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角度来看，其研究要点和基础充分体现了解释学的特点，具体来说：第一，解释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不同符号代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人类无法直接观察到，需要通过思维活动和情感表达来对其进行阐述，这恰恰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中重视梦境这一无意识的内容象征意义是一致的。从荣格的理论研究体系中可以看出，荣格对于人物的研究大多运用象征性的手法来完成，注重事物的表现意义。第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应用于临床时，强调治疗师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对患者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解，才能在治愈患者的同时，帮助患者完成自我人格的发展和完善，这个过程就是患者自性化的过程。对于分析心理学中涉及到的问题，既要从症状分析，又要深入患者内心，使治疗师可以获得与患者相同的情感体验。第三，解释学理论中尊重的整体性理论，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体系中转变为注重患者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通过无意识层面，对意识层面进行分析，引导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过程，就是意识和无意识的整合过程，体现荣格理论的整体性内涵。事实上，分析心理学以意识和无意识的整合作为最终目标，实现人性与自性的结合，使治疗师和患者都能感受到人格的完整性，这对于疾病的治愈有重要的意义。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做出了阐述，他认为“精神分析是自然学科的一个种类”［6］，所以也要遵循自然界的定律和规律，所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点的内容。当这种精神分析思想在物质转化的过程中，逐渐由精神意义转向行为意义，便可以看到其中解释学理论的方法体现。由于受到康德、尼采等哲学思想影响较大，所以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可以看到深刻的哲学思想，使很多学者在阅读荣格的理论研究成果时，经常感觉到博大精深，但却又无从解释。然而，运用解释学理论对其加以分析，便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

三、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解释学的相通之处

荣格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有着高度的热情，而且善于针对其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开展研究，探寻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荣格在心理学与解释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面，表现的是对事物本质相通性的深入阐述，不同的个体生命都会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化和超越，所以会形成不同的转化轨道，而如何对这种转化进行阐述，便涉及到心理学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

（一）对人性关怀

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荣格的研究理论中充满了人文气息。荣格认为“西方哲学中将人进行物化的思想是与人类本真思想相违背的”［7］，他渴望通过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唤醒人们对于人性和心灵的关怀。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通过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实现人与物的交融，是理解事物、生成意义的过程”［8］，这与荣格解放人性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荣格临床心理治疗过程中，运用治疗方法就是对人的系列梦的分析，引导患者自己正视心中的力量，并且对其合理运用，实现自性化的过程，使患者的人格得到完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荣格的治疗方法和结果显然已经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与此同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运用了解释学释义对古印度文化和中法文化进行了意义阐述，而且认为，对人类心灵的关怀是这些古老文化的共同点之一，这也为我国心理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二）以人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分析对象

解释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会获得不同的解释结果，这与利科提出的文本运作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认为“通过历史文本解读可以对社会行为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完成相应的解释过程”［9］，正是这种观点为解释学赋予了更深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使得解释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进入到同一个应用层面。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将精神赋予事物表面，从事物表面和内在同时进行研究，才能实现本质还原，而这个还原过程与荣格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过程相一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对意识和无意识的还原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并且运用理解原则对文本进行把握，而这里的理解原则是荣格在观察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过程的培养，从而形成自我人格的完善。

（三）心理学研究理论的拓展

心经解释篇5

一、“仁”意义的演化

周海春认为在“仁”的阐释逻辑上，对儒家“仁”的理解至少形成了如下几种解释逻辑：第一，一般和个别的逻辑；第二，内在性和外在性（心理和行为、个体和社会）的逻辑；第三，超越性（先验）和现实性（经验）的逻辑（上下关系）；第四，动态和静态的逻辑关系。而在仁的阐释传统上，他认为在“仁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解释倾向，主要包括心理主义阐释、形而上学伦理学阐释方向、个体德性论阐释和人与人的伦理关系阐释四种[1]。陈远宁则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包含伦理的、政治的，特别是个人修身等多层面内涵。首先，它属于伦理学范畴；其次，它属于政治学范畴；最后，它更是修身学范畴。并提出“仁”的上述三层面内涵看似各有所指，实则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大体来说，它们是以伦理学的“仁”为初始出发点和立足点，达到实践政治学的“仁”的理想要求；而修身学的“仁”则是实践前两者的根本关键所在[2]。为了更方便突出演化过程，笔者在这里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仁”的意义进行简单梳理，适当关注阐释逻辑和范畴转化。

孔子贵“仁”，早在先秦已有定论。“仁”是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仁”字最早见于今文《尚书》：“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尚书?周书?金》）在这里，仁指的是一种气质和才能。“仁”字在《诗经》中有两见：一是《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二是《诗经?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这里的“仁”主要做气魄外貌解。可见最早“仁”的意义并不包含日后最重要的伦理和道德意义。到了春秋时期，据统计，《国语》中“仁”字凡24见，《左传》中“仁”字凡33见[3]。“仁”字的含义已经多从道德原则立论。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他对“仁”的理解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化典籍字面解释上，而是从来自亲情的“爱人”这一概念出发，以自然之情为出发点，辐射出一系列以“仁爱”为核心的同心圆，由近及远、由内及外。构成一套有条件的“仁爱”体系，孔子的“仁”是一种有差别的爱，其践仁的目的是“复礼”，诊治“礼坏乐崩”的现实社会。他的“仁”的概念实际上是和“礼”这一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孟子和荀子论“仁”，基本含义大致和孔子相近，发展是孟子主要把“仁”与天性良知、道德和本心等联系起来，主张“以心释仁”，而孟子从性恶论出发，主张“以礼制仁”。另外一点就是说孟子坚持孔子的“仁学”伦理学和修身学范畴，对政治学范畴的“仁”的阐释进一步予以重视，“仁政”概念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到了汉代董仲舒时，缘自天人感应论，他把神“人化”，提出天是有意志和性格的，天是社会和人生的法则，社会人生的一切取决于天。那么天之“仁”就包括爱天统辖的一些生命，包括人与动物在内的万物。在他的“仁学”体系中，赋予天“仁”的特性，进一步对孔孟的“仁学”进行扬弃，反对“亲亲为大”，提出按照“德”践“仁”而不是按照亲亲，反对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思想。可以看出，“仁”的对象、主体和原则在这里都较之前有了进一步演化。

宋之前，“仁”的基本内涵都是在爱人范围内延伸和拓展。转变发生在宋代，最直接的推动力量是理学，特别是朱熹，他的论著《仁说》完成了儒家仁学的哲学阐释。他们为儒家仁学提供了心、性之类的哲学理论依据，并使仁获得了形而上的本体特征，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本体论的内容和意义，完成“仁”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演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使“仁”获得与时代精神同步、与知识分子救亡启蒙使命一致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仁”的意义的演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学者们对“仁”的意义几千年来莫衷一是。本文旨趣并不在讨论“仁”的意义，而在于对“仁”的意义的演化和争辩的发生利用西方的哲学理论，从“外学”视角进行一次回顾，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从释义学角度看“仁”意义之演化

释义学也可以被翻译为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释义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词根为Hermes。Hermes是古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担任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因此，“释义学”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解释”，主要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由此衍生出两个基本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4]。早期的释义学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法律的法学解释和圣经经典文献的神学和文献学解释。圣经学研究者汤恩豪塞尔出版了《圣经释义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一书，“释义学”一词作为书名第一次得以使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把释义学作为文化科学方法论加以特别研究，使释义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释义学在本世纪完成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释义学已成为20世纪主要哲学思潮之一，对当代西方哲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5]。这里，笔者将借用释义学的相关概念关照“仁”的意义演化过程。

首先，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思维特点是造成“仁”意义演化的原因之一。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的方法分为两类：语法方法与心理方法。语法方法是对文本进行字面上的解释，处理的是作者的语言特点；心理方法是对作者的写作动机进行揭示（因为是写作动机才赋予文本以意义），研究思想如何从生活中产生，施氏更注重第二种方法。实际上，两种方法不应是对立的，而是解释的不同层次。语法的方法揭示的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心理的方法解释的是文本的内涵与思想[6]。此观点并不是西人独创，如果把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语法的方法对应中国传统治学手段“训诂”，把心理方法对应“义理”，我们就会发现此类观点早在中国文化中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就现存资料来看，训诂一词约出现于两汉时期，或作“训故”。训是解释的意思，诂（故）指古书中的古字古言。所谓训诂，即解释古字古言。因为古今言语的差异，通过训诂学训练的学者可以消除隔阂，以求正解。义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蕴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思想内容和真正意图。按照此逻辑，理解“仁”的意义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找到“仁”的最佳文本，运用语法方法和心理方法，训诂其“微言”，阐释其“大义”。实际上，学者们也是如此实践的。例如，很多学者对《论语》中提到“仁”的109处一一分析，详加对比和解释。但很实际的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对于“仁”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甚至，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理解越容易出现分歧。这里，笔者觉得中国的语言特点和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从语言学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来说，语言本身是具体的指代，义理往往是抽象和不可言的，语言在表达义理上往往具有先天局限性。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文化中就多了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这个特点在中国语言，特别是古汉语中尤其明显。古代汉语中字与词往往不分，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词，由于词的引申、假借，使一字多义现象成为普遍。另外还有词的比喻义、双关义、临时借代义和特指义等，因而给理解造成困难[7]。再加上历史久远，语言和文字自身演化和改变，使训诂十分困难。另外从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来看，推崇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古人做学问时学科概念似乎不强烈，并不推崇对概念下明确定义。如《论语》中109处谈及“仁”的地方，有些说如何“践仁”，有些言什么不算“仁”，往往对什么是“仁”谈及得很少。给后来者留下意义演化的很多空间。狄尔泰认为要真正做到解释，必须把握文本的“客观精神”，冯友兰先生说过，做学问要“照着讲”和“接着讲”。客观地说，因为上述原因，“仁”的“客观精神”是隐藏在浩瀚典籍中的，因此“照着讲”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在此基础上的“接着讲”主观性更大。在这个意义上说，“仁”的意义的演化是必然的。当然，这里并不是把这作为弊端提出，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仁”的意义才会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内核才会进一步坚固。

其次，前结构的不一致是“仁”的意义演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海德格尔提出“前有”、“前见”与“前设”三个概念，“前有”指为读者拥有的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精神状况、知识水平、民族心理结构等，实际上是“处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前有”是一种背景性东西，隐而不显，决定读者的解释、教育探索与实践，但读者不能理智地加以把握。正由于“前有”的模糊性，使得解释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作为某一个具体读者，总得有一定视角作为解释入口，这个作为解释入口的视角就是“前见”。“前见”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一个特定的领域，然而在解释前，读者还得有一个假设，以便将要解释的事物与假设做对比，这种用来解释的假设便是“前设”。“前有”、“前见”与“前设”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共同构成理解的“前结构”[6]。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互动的结果。如果读者的“前结构”不一样，自然就会对文本的理解有所差异。这样，“仁”的意义会发生演化，变得非常自然。限于篇幅，这里试举两例。为什么“仁学”到了宋明理学会发生本性论的重大转变，主要原因之一宋代文风鼎盛、思想自由，各种思想流派和宗教得到长足发展和融合，二程和朱熹等人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需要。对于佛学中有利于满足此需要的合理成分，如佛学中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等采取拿来主义并消化吸收。对“仁”这一概念意义的演化，也是某些佛学内容并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表现。又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促进“仁”的概念的进一步演化。这两次演化都可以看做解释者“前结构”的不一致，首先作为“前有”来说，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学的“前有”中都融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特征，从选择切入点的“前见”来看，二程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复兴儒学，对抗另一显学佛学的需要进行“仁”的本体论改造的。而对抱有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目的的谭嗣同等人来说，其目的决定其“前见”不同于前贤，作为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博爱”进入“仁”的意义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仁”意义是一个建构并将不断建构的过程

释义学早期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解释，主要是为了克服偏见。伽达默尔认为不能只承认原文的历史性而否认读者的历史性，读者和作者一样，都有不可抹杀的历史特殊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局限，而是适应人存在的历史性。他认为偏见不一定是错误的判断，而是在最后检验前所做的判断。“偏见是基于历史传统的理解，它的界域是开放的，面向未来，随时准备接受检验、调整和修改”。“任何解释都是基于现在和未来对过去的理解，都是一种偏见”。他甚至认为“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因而“偏见”是不可克服的，也是不应克服的，它是理解的前提，是理解的中介[6]。也就是说，在伽达默尔看来，早期释义学所谓的“客观精神”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的韵味了。用社会建构论观点来看，所谓文本意义也就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文本的解释将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循环的过程。

心经解释篇6

论文摘要：再读苏轼的《后赤壁赋》，以往对课后几个注释的疑问以及学生对这几个注释的疑问、理解，作者再次浮上心头进行了阐释。

再读苏轼的《后赤壁赋》，以往对课后几个注释的疑问以及学生对这几个注释的疑问、理解，再次浮上心头。今不揣浅陋，冒昧试解，以抛砖引玉。

一、“曾日月之几何”

课后的注释是：“经过的时间很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译，而不是注释。注释应该是注重要词语、释句意，最好还能让学生明结构。这个任务虽然可以通过翻译完成，但应是直译。意译不能很好完成这个任务，如这个意译，会使学生误解“曾”。依照课本的这个意译，会有学生把“曾”理解为“经过”，这是误解。古汉语的“曾”和“经过”只怕没有什么联系，“曾”在上下文中只能是一个副词，而“经过”在文后的意译中只能是一个动词，二者不相当。这误解会使学生拿这理解去尝试解其它不解的“曾”，重新导致误解，更多的是困惑《因解不通》。这困惑会使学生认为古汉语词义没规律、难掌握，产生迷惘、畏惧情绪。更有甚者只怕会把“曾”理解为“日月”的定语。因为这是课本的注释，学生不这样尝试对应理解，又该怎样理解。

那么，“曾”该怎么解释、这句该怎么翻译呢?联系文句相关情景，“江山不可复识”是由于这次赤壁游所见的景象与前次赤壁游所见的景象大不同：前次所见是“水光接天”，“万顷茫然”，而这次所见是“断岸千尺”，“水落石出”。这迥然不同的景象相隔时间仅三个月。由此可见，“曾日月之几何”的“曾”和时间有关，指前次游和此次游相隔时间短。而这个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才”“刚刚”相当。如“才在家里吃过饭，到这儿又吃起来了”的“才”，指两次“吃”间隔时间短。古汉语的“曾”解为“才”，可在“曾几何时”中得到验证。

再查《后赤壁赋》注释翻译的书籍，一九七九年再版的中学语文编辑室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对“曾”的注释就是“才”“刚刚”，一九九八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家诗文选》也是这样注释的，都译为“才过了几天哪”。应该说二书的注释翻译较之其它翻译更直接恰当、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如王彬先生主编的《唐宋家名篇赏析译注》《经济日报出版社》译此句为“时间并没过多久”《当然这个意译很好》，有人说“曾”可解为“并”。但现代汉语的“并”要用在否定词之前，而要解释“曾”如何成为“并没有”，只怕难度较大，学生理解接受起来较前困难，不如解为“才”“刚刚”简捷明了。

二、“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

读本对“虬龙”的解释是：“指盘曲而古老的树。虬，古代传说的一种龙。”对“栖鹘之危巢”的解释是“鸷鸟巢居的大树。危巢，筑在树梢处的鸟巢”。未释“登”，也未释“攀”。从“虬龙”解释的中心语“树”及很多译文的翻译，释“登”为“上”“爬”义。考虑相关方面，只怕不行。“盘曲而古老”的树，因其“盘曲”承受力不强，易断；“古老”会有干枯，自然很脆，易断。“盘曲”加上“古老”的树，能爬么?敢爬么?又加上“断岸千尺”这样的地方，即使是爬树老手，树也可爬，只怕也两股战战，不敢爬。让苏轼这样的人“爬”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树，只怕不太可能。第一，从苏轼的身份、地位看，不免会保持“斯文”仪态，爬树这有失斯文的张狂举动，会有么?第二，他饱尝牢狱之苦，出狱后被贬黄州。可以说，生活艰苦、理想成空，身心俱疲、“华发早生”；四十岁时已“齿牙摇摇”，今已四十六岁矣，从年龄和身体状况看，只怕也不会上树的，更何况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树。所以，是“虬龙”为“盘曲而古老的树”。只怕是错的。

那么怎样解释“虬龙”及“登”“攀”呢?

结合文章交待的环境、苏轼当时的情况，参考几种书籍注释翻译内容，“虬龙”应从杜牧《起青云馆》是“虬螭千仞剧羊肠”的“虬”，即引申为“像虬龙那样弯曲、盘曲”(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联系课文解为“盘曲而上的羊肠鸟道”。“登”可解为“由低处到高处”，如《荀子·劝学》中“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的“登”。“攀”应从李商隐《行次西郊作》：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的“牵”、“拉”义。这样，两句可解为“攀登盘曲的悬崖鸟道，上到高处，手拉着鸷鸟巢居的大树”。拉着大树，才能身定胆大，“俯冯夷之幽宫”，才能气壮有力，“划然长啸”，使“草木振动，山鸣谷应”。

三、“肃然而恐”

心经解释篇7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阐释的边界；阐释的有效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61-06

张江指出：“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① 强制阐释论在文本意义阐释方面指出了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基本问题，可谓一针见血，针砭时弊。当代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强制阐释，而且呈现的状态很严重。理论先行，把文学文本当作理论验证的材料，在文学批评中常见。对此，张江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强调了批评家的道德律令。但是，张江随后指出，“对文本阐释的公正性要求，是包含正确地指出文本的本来含义，或者由作者所表述的文本的本来含义”②。在张江的表述中，文本阐释的依据局限于作者以及由作者意图制约的文本。从文本学和阐释学来看，这种对于文本意义的观点是可商榷的。本文结合文本观念的变迁和阐释中心的转移，进一步探讨文本意义的来源，从而探讨阐释的边界、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一、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

文本阐释首先就要求证意义存在于何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时代的文本理论有不同的答案，围绕着作品、文本、读者发生了多次中心转移。意义存在的中心转移显示出研究者对于文学意义理解的变化，也反映了其背后文学观念的变化。从文本观念变化看，文本逐渐走向一种开放的观念，对意义的理解也呈现出多元模式。

作品观是古典文论理解意义存在方式的文本观。“古典文艺理论称文艺作品为作品，强调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关系。”③ 作品的概念背后是古典文艺理论作为支撑的。作者被认为是文学活动的核心，形成作者中心论的阐释方式。作品是体现作家原意的语言编织物。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作者，作者决定作品的意义。作品把阐释的目标指向作者，阅读、阐释的重点在于作者。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根据，而作品不过是意义的载体。与之相关，作者成为文学意义的根源，而作品似乎无关紧要的了；作品观使得研究作者取代了对作品的解析。古典文论的一些阐释方式体现出这种作者中心论的观念。如社会历史批评着重考察社会历史通过作家在作品中的体现，作家的个人经历、社会背景成为主要的阐释重点，作品成为佐证。浪漫主义批评阐释作家的才性、情感、想象等主体因素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作品也是作家的这些品格的证明。在20世纪初期作者中心论受到批判，文本中心论就是以此为靶子而建构起来的。

20世纪初期建构的文本观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现代语言哲学认为世界是意义构造物，而意义则是由语言编织的，语言就是世界本体。与之相适应，在文学文本中，语言不再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文学的本体。这样，文学文本就没有必要再去作者、世界那里寻找意义，自身就是意义所在。文本中心论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本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是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系统。这种观念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于新批评，在结构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俄国形式主义首启文本中心观。它面对的靶子首先是19世纪末以来占据文坛的社会历史批评、传记批评等作者中心论的阐释模式。俄国形式主义要摒弃文学之外的因素的干扰，追求艺术的自主性。虽然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明确使用文本概念，但是他们将作品与作家、社会分离，确立了作品的核心位置，已经是现代文论形态的文本概念。新批评是较早使用文本概念的现代文论流派。新批评追求的也是文学的自律性。它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摆脱作者的限制。新批评的先驱艾略特指出：“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偏离。”④ 对个性的驱逐，就是剔除作者的作用，不再把文本当成作者内在因素的表达，也就是避免了批判的“意图谬见”。同时，新批评还批判了读者“感受谬见”对意义形成的误导。每一个文本都是一个意义自足体，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不能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文本是文学意义的核心，一切尽在文本中。在法国结构主义这里，文本观念更加深入一步，意义的根据在于深层的结构系统。“结构诗学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本身：它是研究文学本身，即一种特殊类型的话语特性。因此，任何一部作品都只被看作是某一个比它抽象得多的结构的实现，而且是它的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之一。”⑤ 在这里，我们看到作家不再是文学意义的创造者和赋予者，一切都是深层结构决定的。具体文本只不过是言说了结构的某种可能性。文本最根本的所在不是表层的言说，而是深层的、稳定的结构。这种自足的文本观面对阐释者封闭了自身，将其根据完全放在了文本自身，文本成为阐释的中心，摒弃了作者和读者在文本阐释中的重要作用，也把文本与世界分离开来。

其后，后结构主义开始反思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文本内部的差异性更为重要。“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中，抽出他的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再反过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那个叙事。这是苦差事，竭精殚思，终究生了病厌，因为文本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⑥ 文本是一种由多层意义交互起来的一个系统，文本的阐释不是寻找一个稳定的、不变的核心，不过是意义的展开。文本中心观需要突破，这就需要新的因素介入。后结构主义理论是重新引进文学活动的主体――读者来完成的。读者作为文学活动的第二主体，他的差异性阅读构成了差异性文本的来源。在《S＼Z》中，罗兰・巴特把文本分为可写的文本和可读的文本。其中，可写的文本指的是，读者可以自由发挥，参与意义构造的文本。罗兰・巴特推崇“可写的文本”，因为在这种文本中，读者成为文本意义的创造者，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会创造出不同个性的文本，从而获得创造性的愉悦。在《文之悦》中，罗兰・巴特又进一步把文本分为“快乐文本”和“极乐文本”，强调的都是文本的读者参与性，读者的创造性的、拆解文本而来的愉悦。在后结构主义文本观中，由于读者的引入，文本已经突破了封闭性、自足性的结构，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读者的阅读发生差异性。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则在文学意义阐释上进一步解构文本中心观。布鲁姆则提出误读理论，肯定了文本意义的读者阐释。阅读是个体读者的一种延异行为，包含着个体的因素，不可能还原作者原意。而且误读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前人对后人的影响，就是通过后人的误读、修改来实现的。影响即误读。这种读者意义上的多种可能性，使文本已经走向了一种自我的解构，逐步走向了读者决定论。

文本意义的决定权交给读者并不是突然兴起的，也不是理论的自我言说，而是与真实的文学艺术活动变革有着直接联系。意大利批评家艾柯指出，当代文学艺术出现了这种倾向：西方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故意给接受者留下发挥的余地。音乐作品中，作曲家不是以_定的、封闭的形式来组织作品，而是一种多种可能性的组织方式，从而给演奏者留下了发挥的余地。演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理解作曲者的说明，进行真正的干预，自己决定一些音符持续时间的长短。在绘画中也是如此，如考尔德的《活动的装置》，布鲁诺・程纳里的《可活动的绘画》都是接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外在的环境形成作品的呈现样态。在文学作品中，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通过《书》这本倾其一生都没有完成的作品给诗歌确立一种明确的准则，“一本书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最多它只是装做这样。”⑦ 读者可以自己随意排列，形成不同的诗歌。在这样的文本实践中，读者阐释的主体性具有合法性。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权力，这个倾向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逐渐得到了响应。在现象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流派中，文本的基本构成部分就是读者。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提出，文本是一个意向性的客体，本身具有很多空白点，留待读者的填充。接受美学更进一步肯定了读者的权力，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是作品形成的最后环节。

总之，在文本理论历史中，文本意义的存在从作者、文本到读者发生了多次转变。文本逐渐走向了开放性。尤其是互文本观念更是放大了文本的开放性。“互文本正意味着语言学模式的文本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文本的相互关联”⑧，互文就使得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多重关系得到了肯定，打破了封闭的、确定的意义，作者、读者、文本构成了一个对话的状态。文本之外因素的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重新链接，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本。在文本观的理论走向中，文本观念是逐渐走向开放，包容性越来越大。由此，在这种理论观念的视域中，对文本的理解不能完全局限于某种因素，不能自我封闭，应该秉承开放的文本观念。但是，开放性文本观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因素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而应将其放在一个文本因素的系统中。

二、阐释中心的转变

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三种转向，那么阐释理论在20世纪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与文本观的类型一致，阐释学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三种中心的转移。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提出阐释活动有三种意图：作者意图、阐释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这恰恰是阐释学自身发展所寻找的三种阐释中心，也是阐释学自身形成的三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作者意图的阐释学。这种阐释学认为，文本既然是作者写作的，文本的意义必然是作者赋予的。阐释的目的自然就是发现和重新还原作者意图。古典阐释学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其坚持作者中心论倾向是一致的。阐释一词的本来含义，就是希腊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对神的意志的阐释。其后兴起的圣经注释学，目的是通过文本语义和考古学分析，使读者理解其中隐含的上帝旨意。当然这些形态还是早期的阐释学，本身离现在的阐释学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其主旨是一致的。古典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认为，“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意识”⑨。只有脱离阐释者自己的意识，才能进入作者意识，从而理解和阐释的文本意义才具有合法性。威尔海姆・狄尔泰认为：“对陌生的生命表现和他人的理解建立在对自己的体验和理解之上，建立在此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⑩ 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的阐释传统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读者阐释能够还原作者原意的哲学基础，在于作者和读者的生命共同性。正是在生命共同性的基础上，读者通过生命体验就可以还原作者赋予给文本的意义。美国当代阐释学家赫什就提出阐释的基本对象就是作者意图，有效的阐释就是理解了作者意图，除此之外都是错误的。作者意图被看作鉴别阐释意义正误的标准。当然，赫什这些观点的提出，目的是对抗“反意图”论者，有一种极端倾向。作者意图的阐释学把阐释当作一种接近、还原作者原意的方法，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根据。只有寻找到了作者意图，阐释活动就成功了。在作者意图的阐释学中，并没有把阐释者自身作为独立的个体性的存在，去考虑他的因素对阐释活动的影响，忽视了他在阐释过程中的作用，给后来的阐释理论发展留下了建构的空间。

心经解释篇8

作者中心论：对作者原意的追求和对读者历史性的消解

诠释学是作为对《圣经》(以及相关法律文本)的一种诠释技艺发展起来的，其初始的形态即是圣经注释学(exegese)。早期诠释学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对圣经文本(以及相关法律文本)的语义学和考古学之分析，使读者能够领悟其中隐含的上帝的意旨，它努力把自己建构成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后来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早期代表赫尔德(herder)，尽管对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流传的多种《圣经》文本的意义具有　多元性和相对性这一事实有所察觉，但依然承认在多元的、相对的文本意义背后存在着　“绝对的”神意。

自从施莱尔马赫突破圣经注释学和法律诠释学的疆域，实现从特殊(局部)诠释学向普遍(一般)诠释学的转向以后，作者、文本和读者及其关系也从狭隘的神的领地走向了广阔的世俗生活本身，诠释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然而，诠释学研究的目标取向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它沿袭了特殊(局部)诠释学的思维方式，将诠释学看作是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仍然将引领读者把握文本中呈现的作者原意视作诠释学的基本追求。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基本意旨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1](p7)

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处理上，施莱尔马赫采取了“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据“作者中心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原意，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就是要去把握作者原意，作者原意也因此成为支配整个理解活动的核心。换句话说，作者对自己意图的表达是文本得以产生的初始动力，而对文本中传达的作者原意的把握也是读者理解活动的基本追求目标。文本乃是使作者的意图得以表达并为读者把握的媒介。通过它，作者和读者相互连接，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及思考得到传承，传统得到接续。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中，作者的意图始终起支配作用。

施莱尔马赫把一般诠释学的理解任务规定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在他看来，对文本的理解所要达到的，“是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作品作者的心境与精神状态，由此重建作品的精神世界”。[2](p228)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想到，被写的东西常常是在不同于解释者生活时期和时代的另一时期和时代里被写的；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3](p55-56)这就是说，理解应该奠基在对作者历史性的把握之上。

那么，如何实现对作者历史性的把握呢?施莱尔马赫在传统的语法解释方法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解释方法。在他看来，语法解释的方法是一种“客观的”方法，它往往侧重于昭示文本中文字表面的、一般的含义；而心理解释方法则属于“主观的”方法，它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对于理解而言，语法解释固然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要达到对文本真正的理解，必须进一步采用心理解释方法。

据施莱尔马赫，读者要把握作者在所创作的文本中表达的原意，就必须通过一种“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的联系。所谓“心理移情”，按狄尔泰的分析即是“解释者通　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　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4　](p90)可见，据“心理移情”观，读者自身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不仅无益于理解的展开和　深入，相反，它成了读者实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的障碍，成了理解活动中的消极的负面　的因素，成了必须努力克服的东西。所以，“心理移情”实质上就是通过对读者的个体　性和历史性的消解，从心理上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施莱尔马赫强调，“　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作者的意识。　”[5](p23)

这种对文本中客观原意的承认以及让诠释学致力于把握文本客观原意的“作者中心论”倾向，在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文本的读者是一个个性化的存在，而文本的作者也是一个个性化的存在，读者为什么能够借助于“心理移情”来理解文本中灌注的作者意图?狄尔泰从体验诠释学的角度作出了解答。按照狄尔泰的观点，“理解从来不是直接的，它是理解者通过自身对作者心理过程的‘体验’来重建这一过程，以达到对本文的理解。”就是说，“理解者必须首先对本文的创作过程作心理学上的还原，悉心体验，彼此认同，藉此进入作者的视野，才能重建整个创作的心理过程，揭示本文的‘原意’。”[6](p23)而读　者之所以能够借助于“体验”来理解本文，关键在于生命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因为归根　到底，体验乃是对生命的一种表达，体验所联接的乃是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流，而在生命　之流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作为个性化存在的读者和作者，也不　过是同一生命的“要素”，他们能够借助于“体验”而沟通起来。

所以，尽管与施莱尔马赫不同，狄尔泰并没有完全消解读者的个性在理解中的作用，而是将读者的个性与作者的个性一同纳入生命之流中，为理解的发生提供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向“读者中心论”的过渡作了铺垫，但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他仍然坚持了“作者中心论”的立场，让体验诠释学的脚步不懈地去追寻文本中的“作者原意”。

总的来看，诠释学发展中的“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读者中心论：读者历史性的凸显和作者原意的被遗弃

海德格尔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中心论者”。在海德格尔之前的诠释学基本上属于方法论的领域，而海德格尔通过建立此在诠释学实现了对以往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双重变革。在海德格尔那里，“本体论从根本上被重新界定为对此在之存在的昭示和揭秘。而诠释学，也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种关于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初始观念的现象学。”[7]按这种见解，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甚至主要不是与追寻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原意相关，而是与读者自身的生存状态相关。伴随着这种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诠释学转向，此在诠释学对诠释过程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即从对“作者原意”的关注转向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生，理解不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而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不再把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1](p48)由此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借助于所实现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读者中心论者”。

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双重影响下，伽达默尔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诠释学，推进了“读者中心论”诠释学的系统化发展。

首先，伽达默尔用奠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来对抗施莱尔马赫旨在消解读者历史性的“心理移情”。伽达默尔谈到：“我面临一个抉择——应是‘在心理上重建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8](p34)如前所述，在施莱尔马赫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中，读者的历史性被视为妨碍理解把握作者原意的消极因素，被千方百计地排除在理解之外。而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文本解读问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见解。在谈到黑格尔关于精神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的思想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黑格尔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理，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9](p221)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　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　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　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　简言之，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创生过程。由于读者的历时态变化，文本在被解读过　程中获得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任何文本都是向着读者的历史性敞开和开放的　，正是在作者和读者这两种视界的不断融合中，文本自身的意义才被创生和更新。所以　，伽达默尔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9](p380)这样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中心就从作者以及作者的原意转向了读者以及读　者的历史性，读者及其历史性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真正关键。

其次，伽达默尔通过对读者历史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先入之见”(vorurteil，或称“偏见”)之合法性的强调，从根本上消解了“心理重建”的可能性，为“读者中心论”进一步提供了依据。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代表的“作者中心论”那里，读者由于自身的历史性存在而形成的见解，通常被视为阻碍读者理解文本的“偏见”而遭到贬斥。在他们的诠释学中，读者被要求在进入文本的解读时毫无保留地排除自己的历史性和主观见解，以实现对作者原意和思想的客观重建。而伽达默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天真的假定，即以为我们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时代精神中，我们必须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并以此追寻历史的客观性。”[10](p46)其实，无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还是由此带来的读者与作者的不同的历史性，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是读者所无法彻底摆脱的自身存在方式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占据读者意识的“先入之见”并不是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移情”可以加以克服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活动展开之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先入之见”已经先在地占有了我们。文本赖以栖身、理解赖以展开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负载物，当读者的理解在语言之中展开时，“先入之见”已经必不可免地渗入其中。当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11]依此而论，不同时代的读者，处于传统之流的不同河段，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性，有着各自独特的“先入之见”，并以此为契机在对文本的新的解读之中推进着传统。伽达默尔主张，“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9](p381)因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不仅使作者、文本和读者相互区别，而且也使它们相互联接，时间距离因其连接着陌生性和熟悉性两极，因而得以成为历史和读者所生活的时代的中介，成为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同时，时间距离“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12]进而，这种普遍性又借助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而与现时态的存在相连接，产生出文本的创生性意义，所以间距又可以视为意义的生长域。“先入之见”作为主体将文本与现时态存在连接起来的必要条件，作为理解过程得以发生的必要因素，对意义的创生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时间距离”和“先入之见”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导引下，彻底实现了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转变。在这里，理解活动的中心从作者转向了读者，以往被认为危害理解的“时间距离”、读者的“历史性”和“先入之见”等要素，堂而皇之地栖身于理解过程，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甚至理解本身也不再被视为把握作者原意的认知方式，而成了读者自身的存在方式。

文本中心论：走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困境

当代法国诠释学家利科尔在对先前诠释学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富于建设性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文本诠释学。

他提出，在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演进历程中，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的诠释学，都陷入了一种困境：把对“文本”的理解置于对在“文本”中表达自身的另一人的理解的法则之下。在这种诠释学中，理解活动“基本上仍然是心理学的，这是由于它不是把‘文本’所说的东西看作最终的解释，而是把在该‘文本’中表达自身的某人看作最终的解释。同时，诠释学的对象不断地从‘文本’，从其意义和所指，移向在　‘文本’中被表达的生活。”[13](p419)这样，作者的意图和情感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重　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把理解和解释的重心从对隐在的主观世界的情感性研究　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意义和所指对象上来。而在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诠释学转向中，海德　格尔完全切断了理解和解释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把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历史性凸显出来，　使之成为理解与解释的重心。他指出，在《存在与时间》中理解的问题完全摆脱了与其　他个人交流的问题，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本体论问题的基础应当在与世界的关系　中而不是在与他人的关系的领域中去寻找。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文本并不是去把握其　中呆滞的意义，而是要借此揭露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于是，文本自身的重　要性被从另外一种途径唾弃了。

基于上述认识，利科尔把“文本”作为理解和解释的重心，建构起了自己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理论体系。首先，利科尔对诠释学作了新的定义。他指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text)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13](p409)在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文本”与“解释”、“理解”一起被当成了利科尔诠释学的核心概念；第二，方法论在利科尔的诠释学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这一方面反映出利科尔对以往方法论诠释学过分追寻作者原意而忽略文本自身含义的倾向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科尔对本体论诠释学弃绝方法论的做法并不赞同。

其次，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14](p148)按照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和口语形式的话语相比，至少包含以下特征：其一，永恒性。口语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而文本却因为书写的固定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其二，简化性。口语通常与言说者的声音、姿态、现场气氛等情境因素相关，具有丰富性的特征，而文本却无法真实地再现这类因素，在对作者原意和事件的表达上具有简化性。其三，意义的不确定性。口语是由言说者针对特定的倾听对象或对话者发出的，其语境也是特定的，因此口语的意义一般是确定的，然而文本由于书写的固定而被简化，解除了本有的语境关系，个别的针对性的话语成了一般的普泛的文本，其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和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本的语境是有待于重新建立的，其意义当然也就只是一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尚需要在重新建立的语境中才能确立。

再次，为了强化文本的自主性，利科尔推进了伽达默尔的“距离”理论。在一般诠释学中，“距离”被看作达成正确理解的障碍而遭到流放，而伽达默尔则为“距离”作了理论平反，认为它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是理解过程中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因素。利科尔也主张把距离看作生产性因素，认为人们正是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展开交流的。他分析了四种距离化形式：a)话语和话语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距离，尤其是被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即文本与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距离。事件原本是属于对象性的存在，但在话语中却与言说者或作者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表达而获得了一种对事件本身的超越性。b)作为作品的文本与它的作者之间的距离。文本因为脱离了作者创作时的特定语境，获得了一种自主性，从而使得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不尽一致。c)文本语境与日常口语语境之间的距离。文本脱离了口语形式的话语中特定的对话关系，作者和读者不再像对话者那样处于共同的时空关系中，而是由对话关系中特定的语境转化成一种待决的语境，一种有待于在不断变化的文本解读关系中重新建立的语境。d)文本意义与话语的直指指称之间的距离。日常话语的指称受到对话双方所处的言谈情境(包括特定的环境、手势、表情等)的直接限制，通常具有较为确定的含义，而以书写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却逸离了特定的言谈情境，摆脱了直接指称的限制，它的意义也从既定的对话关系中释放出来，转化成了一种有待于实现的可能性，并因此具有了不确定性。

最后，利科尔得出结论说，文本本身才应该是诠释学关注的主题，借助于对文本的关注可以克服先前两种诠释学路向的弊端。他指出：“因为，如果诠释学的主要关注不是揭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正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想说的，乃是某种可以由‘文本的内容’所指导的东西。与文本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与作者的主观性的关系，同时读者的主观性问题也被取代了。”[15](p467)这样，不仅真正属于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得到了尊重，同时，读者的主观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充分认识利科尔的“文本中心论”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推进诠释学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尝试，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涉及到文本、作者和读者诸要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而文本作为作者和读者发生超时空联系的中介，实际上处于理解活动的中心。一方面，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主观心理期待的客观化作品；另一方面，文本又是读者理解活动指向的对象，正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读者才得以实现自身历史性与作者历史性之间的超时空交接，让有关过去的真理融入到现时态生活之中，创生出文本的当代意义。离开了文本这个“作品”，作者无从表达自身对生活的体验，也无从寄托自身的主观心理期待；同样，离开了文本这个“对象”，读者的理解活动也无从展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创生了。所以，文本的形成是作者主观意图赖以表达的客观化方式，文本的解读则是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的必要前提，在作者　、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展开中实现的理解活动是围绕着“文本”这个中心的。在这层　意义上看，“文本中心论”是言之有据的。

同时，从“文本中心论”出发，强化文本在理解中的中心地位，我们就可能克服以往的“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片面性，进一步完善诠释学理论。强化文本的中心地位，有利于实现理解问题上本体论视角和认识论视角的统一，使诠释学的理解理论　更趋全面和完善；有助于克服以往“读者中心论”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弊端；有助于　克服“作者中心论”的绝对客观主义弊端。

总体而言，“文本中心论”为实现理解问题上绝对性和相对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依据。从“文本中心论”的思路来看，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文本”为中心实现了两个环节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统一：在文本的形成环节，作者意图的主观性和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之统一；在文本的解读环节，文本含义的客观性和读者视界的主观性之统一。作者和读者这两种主体性的存在物借助于文本的媒介作用而相互连接和沟通，传统得到延续，历史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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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潘德荣.诠释学导论[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

[7]帕尔默.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j].彭启福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3)：267.

[8]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伽达默尔.论理解的循环[a].严平.伽达默尔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1]伽达默尔.时间距离的诠释学意蕴[j].哲学译丛，1986，(3).

[12]潘德荣，彭启福.当代诠释学中的间距概念[j].哲学研究，1994，(8).

[13]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　方出版社，2001.

心经解释篇9

关键词： 韩非 诠释方法 应用功能 过度诠释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称“韩非著博喻之富”。对刘勰这里所谓“博喻”，论者大多着眼于《储说》、《说林》等篇章。①较少关注《喻老》篇将“喻”作为一种诠释经典的方法意义。《解老》、《喻老》不仅是最早对《老子》进行诠释的文章，《喻老》篇以故事诠释经典的方法是韩非首创。然而一直以来，研究者关注《解老》较多，关注“韩非对老子的继承与改造”较多，而对于“喻”这种韩非独创的诠释方法却关注不够。

有些研究者质疑《解老》、《喻老》篇的真伪问题，原因之一是韩非诠释《老子》与《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的思想矛盾。②这恰恰是没有看到《喻老》之“喻”，对《老子》“微妙之言”的现实性、实用性、形象性的转化。韩非用自己独特的诠释方法使“语焉不详”、“微言大义”的《老子》之言，成为有理有据、切实可行的治国之法。这非但与韩非的主张不冲突，而且很切合。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再次审视韩非《解老》、《喻老》两篇，结合西方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力图对其诠释方法论进行探究。

一、诠释的目的：“应用功能”

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对已有经典进行诠释，是诸子论证自己学说合理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处于战国晚期的韩非也不例外。他专门作《解老》、《喻老》两篇对《老子》进行诠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早就明确指出“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一书常被视为“君人南面之术”。韩非从《老子》中看到了与自己思想学说的契合点，以老子的道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构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提倡“法、术、势”相结合，建立起一套君主“无为而治”的统治理论。显然，韩非诠释《老子》并非以诠释《老子》本义为目的，而是以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主要目的。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的：《解老》、《喻老》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对《老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部分则多无注解。③

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提出诠释学具有“应用功能”。他认为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④“应用功能”强调理解和应用的统一，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现实的具体境域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诠释过程也是理解、解释、应用的统一过程。与西方近代的诠释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与问题意识。韩非对《老子》的诠释同样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和应用功能。他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在把老子的超越理论向现实层面落实的过程中引进了“法”、“术”、“势”的概念。他论“道”，其意在于服务政治，站在法家的立场给予全面阐发，将“道”的“虚静无为”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君主统治臣民的权谋技巧。韩非把经典与社会政治、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诠释方式，在中国经典诠释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二、诠释的方法：现实性、形象性转化

为了使“玄之又玄”的《老子》具有应用功能和现实意义，韩非用“解”和“喻”两种诠释方法对《老子》进行由虚到实的转化。

首先，韩非将《老子》思想与政治结合，进行现实性转化。汤一介先生称之为“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解老》篇征引了《老子》中涉及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和基本思想，包括对“道”、“德”、“无为”、“无思”、“虚”、“静”、“慈”、“俭”、“不为天下先”乃至仁、义、礼、智等基本思想的诠释。韩非主要不是去作字面上的理解，也不是单纯去发挥《老子》字里行间的含义，而是试图以政治哲学家的眼光去发掘其中的思想精髓，有倾向性地进行取舍，导入法家的学说范畴内。

例如，对于“道”的诠释和运用。如上所说，《老子》的“道论”是韩非法术之学的理论基础，他必须对“道”有所认识和发挥。《解老》在简单引述《老子》第1章、第14章、第25章等关于“道”的说法同时，还有一大段关于“道”的描述：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比之《老子》高度抽象的概括，韩非对“道”的描述要形象具体得多。用一连串的排比句式，描述了“天”、“地”、“维斗”、“日月”、“五常”、“列星”、“四时”、“轩辕”、“赤松”、“圣人”，乃至“万事”、“万物”得到“道”的情形，并用“道譬诸若水”、“譬之若剑戟”的比喻手法，都是为了凸显“道”的运用，达到“援道入法”的目的。在对“道”进行诠释时，韩非又引入“理”和“术”的概念，实现概念内涵的转化。老子的道是一种智慧、体验或修养的境界，出于对宇宙、历史、社会、政治、人生的理性关照和经验升华，具有一般普遍性。而韩非大讲“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将“道”在社会政治层面具体化、现实化，与统治国家的权术紧密相连。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认为：“盖韩子多以理为法纪之义，下文‘物有理不可以相薄’，《难一》篇‘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制分》篇‘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理字皆当训为法纪。” “理”与“术”由于在统治中的重要性而成为“道”，具有了根本性的地位与意义。在《主道》篇，韩非更是将“道”定义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赋予“道”以本原之道和治世之道的双重含义，使“道”直接成为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韩非还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在诠释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时，以逻辑推理方式，插入了很多中间环节：他认为人遇到祸患，会产生畏惧谨慎心理，注意自身行为，三思后行，掌握办事规律，避免祸患再次发生，长此以往，就会事事成功，安享天年，富贵长寿，达到有福的境界。人若一直身在福中，锦衣玉食，就会滋生骄傲放纵心理，行为邪恶不正，举动违背常理，结果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办事不利，早晚要大祸临头。在祸与福之间，韩非插入了人的心理、行为、思虑、事理等多个现实环节，强调对立面的转化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客观规律，而且也与人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密切关系。这就比老子的简单断言丰富具体多了。

在对《老子》的诠释中，韩非不露痕迹地将法家“法术势”、“赏罚”等理念无痕融入，用老子的思想为自己的理论作注脚。

在诠释“治人事天莫如啬”，“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善摄生”，“吾有三宝，持而宝之”等经文时，韩非见缝插针地引入了“法令”、“变法”、“法度”、“刑法”等“法”的概念。

在诠释“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夫谓啬，是以蚤服”，“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等经文时，引入“术”的概念。

在诠释“熟知其极”，“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等经文时，引入“势尊”的概念。

在论证祸福辩证法的时候，还不忘引入“赏罚”的概念，以立功受赏为福，以犯法受罚为祸。

其次，为了使法家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实际、生动而具有说服力，韩非引用许多历史故事和生活常识，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具体的诠释和发挥。将“喻”这种修辞手段用作譬喻说理的方式，进而用作诠释经典的方法，完成了《老子》的形象性转化。

《解老》、《喻老》两篇涉及的历史故事和生活常识约三十三条，涉及的历史人物约四十多人，在历史故事的选取上多为君主的史事和故事。可见韩非已自觉地以君主的眼光来总结经验教训，看待和讨论社会问题。尤其表现为对“术”与“势”的重视，对战争的肯定和对五霸的推崇。

“术”、“势”等法家理念，韩非在《解老》中虽有所涉及，但毕竟较为抽象，难以准确把握。在《喻老》中，韩非又以更加形象具体的方式加以喻说。在诠释“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韩非指出“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於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并举“简公失之於田成，晋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两则史料进行喻说。前者是指齐简公被执政大臣田成子所杀--田氏代齐的史事。后者是指晋国从平公开始，大权旁落于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家，最终“三家分晋”的史事。这两则史事在《韩非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可见韩非对此类事件的重视。按韩非理解，齐国、晋国的变局都是因为人君离开“势重之渊”，使“赏罚”利器旁落于他人之手所造成。是人君败亡的反面教材。

在诠释“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的经文时，韩非先将老子的“重”、“轻”、“静”、“躁”、“辎重”等概念作出有利于自己论说的解释——“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邦者，人君之辎重也”，“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然后举赵武灵王在活着时就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引起国家内乱，最终被囚而死的史事，以说明掌握势位的重要与失势的危险。《喻老》引文“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与《老子》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注本“轻则失本，躁则失君”不同，或许从侧面可以看出韩非关注君臣关系，是以君主立场来诠释《老子》的。

再次，《解老》、《喻老》是典型的经传体作品。文本形态呈现为：传文在前，经文在后；传文是文本主体，篇幅较长；经文只有简短的一句，是点睛之笔。韩非以“解”、“喻”两种方法——用自己的理论或列举事例对《老子》中的某个命题进行论述，这又暗合了先秦时期经典诠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但是《解老》、《喻老》不是按照经文顺序逐条诠释，而是选取了《老子》中的一些章节进行诠释。粗略统计，《解老》选取了约13章，《喻老》选取了约12章，选取章节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两章（第46章和第54章）内容重合，但解释的方法和重点不同，两次引文也有细微差别：

《解老》：“祸莫大于可欲”、“咎莫憯于欲利”。

《喻老》：“罪莫大于可欲”、“咎莫憯于欲得”。

这或许是流传版本不同造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文章主要在竹简上书写，整本书的流传比较困难。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诠释形式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⑤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韩非根据自己建构理论的需要，有选择地借用《老子》。

对于这种情形，伽达默尔曾提出“突出”现象来解释。伽达默尔认为在诠释中“突出”一种东西，正是诠释者的前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视域”的聚焦。注释形式的随意性，更易于诠释者驰骋主观思想，把某一问题说得较为完整透彻。对所诠释章节的选取，以及用于喻说的历史故事的选择，都是由诠释者的主观先见所决定。因此，对于与自己的思想学说契合度高且便于发挥的经典章节，韩非便“双管齐下”，以“解”和“喻”两种方式分别进行诠释。

例如，对于《老子》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的解释：《解老》篇，从人的衣食说起，圣人容易知足，而普通人的欲利之心难以消除，如身陷囚笼般终身不得解脱。《喻老》篇又举智伯史事加以诠释。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又不停地向赵进攻，并流露出对韩、魏的野心，导致韩、赵、魏联合灭掉智伯，三分其封地。而智伯的下场都是其“不知足”惹来的祸患。从解说到喻说，从讲道理到摆事实，韩非“解”、“喻”的阐释方法将《老子》“微妙之言”诠释得具体生动，言之有物。

三、诠释的效果：过度诠释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的概念。他强调了“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与“使用文本”（using a text）之间的区别。“使用文本”是指诠释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对文本较自由地使用，而很少受到限制，故常常是“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⑥而韩非对《老子》的诠释正表现出过度诠释的效果。韩非曾以“郢书燕说”的故事来批判过度诠释的问题。因刻意追求字面含义之后的深层意义，将“举烛”误读为崇尚光明，选拔有德才的人加以任用。虽然达到“王大悦，国以治”的良好效果，但毕竟解释方法是错误的。然而在具体的诠释实践中，韩非还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对《老子》进行了一番过度诠释。

同样是对《老子》的理解和诠释，《庄子》和韩非的《解老》、《喻老》走出“道”、“法”两种不同的路径。庄周之学“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寓言、重言、卮言的新形式，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形上之道，注重在精神世界中的追求和超越。而韩非对老子的“法家式”解读发展了老子的形下之道，积极入世，注重参与现实的政治和人生，依法术之学开拓出了《老子》内涵的新境界。

注释：

①“彦和所云博喻之富，殆指内外储、说林等篇而言。”引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1.

②容肇祖引《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认为：“《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这样的冲突，可证非彼所作。”引自荣肇祖《韩非著作考.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62.

③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1.

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20.

⑤马世年.解老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⑥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三联书店，1997.4：83.

参考文献：

[1]校注组，编写.韩非子校注.韩非子.周勋初修订.凤凰出版社，2009.8.

[2]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

心经解释篇10

关键词： 阐释学 钱钟书 诗歌阐释

1.引言

1.1“阐释学”一词的由来

“阐释学”（Hermeneutik）一词缘于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一词。相传他就是当时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与人类之间的信使，神界的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有所不同，因此赫尔墨斯并不是在单纯地传达众神旨意，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翻译。当然在他进行翻译之前，必须先理解众神旨意的意思，就产生了理解和解释。

1.2阐释学溯源

阐释学一般又被译作“解经学”、“注释学”或“解释学”。其来源有三，即古代的巫师占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及学者对远古典籍的注疏。19世纪，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把语义学和《圣经》注疏的局部规则结合起来，建立起总体的阐释学。

2.阐释学经典理论

2.1西方历史上经典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阐释’，最早指的是探索词句或作品文本的意义，尤其是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①早期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只要把这些问题同《圣经》解释联系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狄尔泰将这种圣经阐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将阐释确定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基础”。②因此，他反对仅仅对文本作消极的阐释，而主张把阐释学融进历史哲学。在德国古典主义哲学中，“精神科学”指的是除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科学，是指关于人和精神的科学。施莱尔马赫认为，由于作品与阐释者之间存在距离，阐释的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误解。他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读者对文本的愿意会产生偏差。他提出了四十四条阐释原则来对文本精神进行阐释，以达到和接近历史文本的原意。“所以尽可能探究文本（尤指《圣经》）的意义而避免误解是阐释学的核心问题”③。每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阐释者在分析文本时，应该注意词源学的发展。“精神科学”不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因果关系为依据，而重视精神现象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无论狄尔泰的哲学阐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的圣经阐释学，都贯穿着明显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精神，即阐释学应该努力帮助读者去把握文本的原意与文本作者的原意，以克服误解现象的发生，这也是传统阐释学一致的主张”④。

20世纪以后，西方阐释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出现了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阐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真理、语言是三位一体的（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存在的真理，而存在的真理展现为存在的语言，它们都具有‘历史性’”。⑤他认为“命运”、“天命”或“事件”最接近“历史性”这个词。在解释学和辩证法糅合的方面做得比较好，他深受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海德格尔在哲学研究中贯彻着一种历史性的原则，这似乎是他与黑格尔所共有的（虽然他所确立的历史基础不是绝对知识，而是神秘的、飘忽不定的存在）；2.隐蔽的和不为人注意的辩证法”⑥。他吸取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经验世界存在的人（即此在Dasein），去把握作为本体的存在，把阐释学发展为一种新型的本体论和论证人的存在的方法。他认为，“阐释必须采取现象学的方法，即让对象直接呈现在人的意识中，通过内心体验去研究对象在人的意识中直接呈现的经验。一切解释都产生于一种先在的理解，而解释的目的则是达到一种新的理解，使其成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因此，理解不是要把握一个事实，而是要理解一种可能性，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揭示此在的方式，不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即此在”⑦。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阐释的循环”，他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存在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历史时代的色彩，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原地打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摆脱这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循环”。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出发，把阐释学现象看做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阐释学作为一种以理解问题为核心的哲学的独立地位。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于艺术的真理、人文科学的理解和理解的语言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阐释文本不能单纯从哲学方面去理解，还要结合一定的历史环境，传统的哲学阐释学一味挖掘作者的创作本意来解释文本。伽达默尔却认为，理解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无论是文本还是人，都是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化过程中的。“因此，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努力”⑧。这也就是阐释学中“接受美学”的概念，作者本身的经历和创作文本时的生活环境，对于所创作的文本来说，有时候不起任何作用，阐释者结合作者的个人情况对文本进行分析，有时会事倍功半。作者在创作该文本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编排，根本不想揭示当时社会环境的现象，所以，人们面对文本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文本与主体相互融通的产物。他提出，“理解就是文本所拥有的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⑨。

2.2钱钟书与阐释学

钱钟书在阐释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指出“阐释之循环”的概念，最早又阿士德（Friedrich Ast）在《语法学、阐释学、订勘学本纲》中首申此义，⑩“此盖修词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11}对于钱钟书来说，阐释学已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多地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阐释学意识，贯穿于钱钟书阐释中外文化的立体对话之中。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语言起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体现在阐释学当中，就是作者与读者通过文本语言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凡是人所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12}。阐释学的本身是对语言的理解，语言又作为中介帮助理解，理解的过程就是语言在人脑中形成解释的过程，而解释的过程又是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13}。钱钟书对阐释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语言问题同样成为他阐释学理论意识的基础。

钱钟书首先辨析了语言符号“字”与“名”，即能指与所指的相对关系。“字”就是发音和书写的字；而“名”就是“字”所指的物。这两个概念各不相同，不可混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字多意”的现象。这就要结合语意和语境进行区分，哪个意思更贴切当时的环境。因此，钱钟书就提出了“兼顾训诂与词章义理的阐释原则。它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超乎象外以究事理心理；二是考究文本始终以循环阐释”{14}。前者指的就是遵循文本分析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握文本内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值得深究推敲的内在联系；而后者就是指阐释者在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要结合作者的意图、作者自身的条件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对文本进行分析，形成一个阐释循环。提出假设，在文中找到论据进行论证。阐释活动根本不可能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因为在阐释活动中的主题是读者，读者很难把握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因此在阐释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误解。“真正的阐释是作品本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过程”{15}。在文本意义的实现和阐释活动的完成中很大程度上依赖读者，因此读者的视界和前见很重要，“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而前见则指历史地形成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观念结构，它构成了理解者的特殊视界”{16}。

2.3诗歌与阐释学

“诗歌是作者个性的思想表达和极具形象力与想象力的‘话语世界’”{17}。诗人用最少最精练的话语表达出他想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读者就必须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重组和补充，才能对诗歌进行很好的分析，而且思维的创新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对诗歌的解释中，需要读者发挥积极主动性，“接受美学”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王安石很著名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曾有很多人想把其中的“绿”字用其他字替代掉，但是换上其他任何一个字都体现不出这个“绿”字所表达的意境，像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的“出”表达得很传神。读者一定要对此有生活经历，才能很好地理解作者为何在此处用这个词而不用其他词。其中最为经典的堪称贾岛的著名诗句“僧推月下门”，后人曾试过用“敲”来替换“推”，那诗句就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境，在一轮寒月下，四下无人，很安静，一位僧人推开了门，读者如果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觉得这个“推”要比“敲”好得多，关于这点在文坛上争论了很久，就有了后来表示对文章、词句和话语的反复斟酌的词语“推敲”。因此在对诗歌进行分析阐释时，对读者本身的依赖就更为明显，读者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对诗歌进行重组、分析，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社会环境，这样阐释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3.结语

阐释学是对文本进行解释的艺术和技艺，是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对自己的不断阐释和自我理解。通过作为媒介的文本，读者与作者进行交流，但是其中主要的是读者与文本想要表述的内容和思想之间的交流。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理解和解释文本，因此读者在阐释过程中有很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注释：

①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0.

②[意]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4.

③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1.

④同上P61.

⑤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

⑥同上：91.

⑦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2.

⑧同上P62.

⑨同上P62.

⑩同上P64.

{11}钱钟书.管锥篇（第五册）.P146.

{12}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136-137.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5.

{14}同上P68.

{15}同上P75.

{16}同上P77.

{17}李咏吟.诗学阐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第1页.

参考文献：

[1]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李咏吟.诗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