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教学设计十篇
时间：2023-03-18 10:32:09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1
敦煌莫高窟壁画一开始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敦煌莫高窟壁画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的原因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因为敦煌莫高窟的开采年代比较的早，迄今为止已经有1644年的历史了，历史文化悠久。二是敦煌莫高窟高窟的规模十分宏大，石窟的南北长度有1600多米，石窟上下共五层，最高处高达五十米。气势之宏大，令人折服。三是敦煌莫高窟内的壁画栩栩如生，十分精美，技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敦煌莫高石窟形成历史
1.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朝建元二年，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九个朝代的相继不断的开凿建设，才成为规模庞大的石窟群。到现在存有的已经编号的洞窟共有492个，其中存有北凉到元代的壁画一共有4.5万多平方米，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着实令人称赞。敦煌石窟内的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古代神话，供养人、装饰图案等几个方面，壁画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夺人眼目。敦煌石窟里存有的壁画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壁画。它与雕塑、建筑这三者浑然一体，成为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是我国伟大的艺术瑰宝。
2.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内壁画的艺术风格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朝。
敦煌莫高窟的建筑风格
敦煌莫高窟主要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等组成，还有一些佛塔等建筑。其中最大的窟高达四十多米、宽三十多米，而最小的窟的高却不足几尺。其中石窟的建筑风格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也吸收了很多的外来元素。这对石窟的建筑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依据。
敦煌石窟内壁画的内容
敦煌莫高窟壁画绘于石窟内的四壁、窟顶等处，壁画的数量以及内容是当今世界上任何石窟或寺院所不能与之比拟的。敦煌莫高石窟内的壁画是从十六国到清朝这一千五百多年的民习风俗、历史变迁的再现，是我国伟大的艺术瑰宝。在这些大量的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的雕刻绘画艺术家们，吸取的有许多国外古代艺术的优点，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敦煌莫高石窟内的壁画都表现出了不同的雕塑绘画风格，生动的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当时的经济文化等情况。
壁画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第一类是佛像画。它是敦煌莫高石窟壁画的主要部分，包括了各种的佛像。
2.第二类是经变画。这些利用绘画、文学等的艺术形式，来通俗的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文化内容，就称之为“经变”。用绘画的手法来表现佛家深奥的经典内容，这样的画就称之为经变画。
3.第三类是民族传统神话类题材的绘画。在北魏朝代晚期的洞窟内，出现了具有神话题材的绘画。如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具有神话色彩的绘画。
4.第四类是供养人画像。就是那些信仰佛教的人出资建造石窟，他们为了表达虔诚信佛的信念，并留名后代，于是便在开凿建造石窟的时候，在石窟内华商自己和亲人、家族以及奴婢家仆等所有人的画像，这些画像便被称为供养人画像。
5.第五类是装饰石窟的图案画像。主要用来装饰石窟，也有桌子、衣物和器皿等物品，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各种各样，千变万化。
6.第六类是故事画。比如佛教的传教故事画。佛教史迹故事化，比喻故事化，因缘故事画。为了大力的宣传佛教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的、深奥的佛经典迹形象的以绘画的形式展现给大家，召唤人们，使之信仰和朝拜佛教。于是，在石窟洞内就绘制了这样大量的故事画，让人们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7.第七类是山水画。敦煌莫高石窟内的山水画遍布石窟，大多与经变画、故事化融为一体，起到陪衬烘托的作用。
敦煌莫高窟的大致研究历程
1.在1940到1942 年之间张大千对敦煌莫高窟的洞窟作了一次编号，对敦煌莫高窟的洞窟的年代作了初步判断，并且出版了《莫高窟记》。
2.在1943年，何正璜编写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调查》，这是我国的第一次公布敦煌莫高窟内的内容书籍。
3.同年1943年，史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调查，并编写了《敦煌石窟画像题识》，这是最早的对莫高科窟内供养人的记录。
4.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的著作，这本书对洞窟的记录更加的详细。
5.在1946年，阎文儒编写的《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这本著作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对郭煌莫高窟的调查记录中，我们对敦煌莫高窟的了解更加的清楚了，对石窟的记录也一次比一次更详尽和完善。虽然在调查研究的时候，有些资料一直没有刊布出来，还有些资料在近几年才整理编写出版出版，但是这些资料，都为敦煌莫高窟以后的内容编写和对供养人等研究成果的出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资料的贡献还是极大的。
不同时代的窟内的陈设元素的对比
年代 佛像 织物图案 色彩风格 色彩 空间 线条 人物形态
北朝时期 飞天、供养菩萨、千佛 比较简单原始的织物图案 色调热烈浓重、 土红色为底、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 空间不够开阔 线条淳朴浑厚 简单无个性
隋唐时期 飞天、供养菩萨、故事画 品种样数多 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 底色多以白色为主 开阔 线条劲秀流畅 圆润、丰满、憨厚、外柔内刚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瑰宝，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浑然天成，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是人类的文化宝藏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2
三大风沙直逼莫高窟
地处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与中国沙漠之一的库姆塔格沙漠相毗邻。它东邻三危山，西接鸣沙山，受蒙古高压影响，这里常年干旱，降水稀少，风沙频繁，具有典型的沙漠气候特征。
“在雨水入侵、自然坍塌、生物虫害等自然破坏中，对莫高窟影响最大的还是风沙危害，它是石窟难以长久保存的最大威胁之一。”多年从事莫高窟风沙危害防治研究的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副所长汪万福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有壁画、彩塑的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病害，专家们认为，它们都与风沙有一定的关系。
“西北、西南风是莫高窟地区的主害风，来自鸣沙山前沿沙丘和窟顶戈壁带就地刮起的风沙流是影响莫高窟保护的主要风沙危害。”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正说。
研究发现，受地形、地貌影响，冬季盛行的偏西风途经莫高窟时，携带的沙物质在莫高窟窟区大量沉积，从而形成积沙。汪万福说，积沙的直接磨损和引起的雨水倒灌不仅导致底层洞窟甬道内的壁画变色、发霉、脱落，而且积沙还在窟顶周围形成堆积，破坏崖体水分蒸发途径，造成顶层洞窟壁画酥碱、起甲等病害。
专家们认为，积沙危害是莫高窟风沙危害中最常见的一种，除此之外，对壁画影响较大的还有风蚀和粉尘。所谓的风蚀危害，主要指风沙流对露天壁画、洞窟崖体的直接吹蚀和磨损，其作用缓慢但破坏性极强，容易引起壁画褪色、崖体坍塌等病害。研究发现，莫高窟唐代早期洞窟203窟，就因为风蚀而坍塌。受风沙长期剥蚀的影响，目前莫高窟有相当数量的顶层洞窟正在遭受着“薄顶”之灾。
为了保护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的支持下，保护人员对莫高窟进行了崖体加固，并在后来为洞窟安装了门窗和防沙网，但这些措施的实施并不能完全挡住风沙袭来时无处不在的粉尘。
多年的观测表明，在莫高窟窟区一带，年降尘量可达365.4吨/平方公里，专家们用扫描电镜统计了5000个粉尘表面形态，发现棱角状、次棱角状细小沙粒占到了83%，这种棱角状高硬度石英颗粒，随气流四处运动，既对壁画、彩塑进行磨蚀，又能侵入壁画、彩塑的颜料缝隙，造成龟裂，当粉尘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产生一种把壁画颜料层、白粉层向外挤压的力量，导致颜料层、白粉层甚至整个壁画的大面积脱落。
“莫高窟是比金子还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每一处文物，按理来说都应该是一尘不染，可目前还无法做到，风沙危害长期影响着莫高窟的保护。”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
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赛
由于身处流沙戈壁，从公元4世纪建窟伊始，敦煌莫高窟就与风沙结下了不解之“缘”。莫高窟与风沙“赛跑”，已非一日之事。
从莫高窟现存题记、碑刻等零星记载来看，远在11世纪西夏占领敦煌时期，莫高窟就已有了简单的风沙治理。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莫高窟有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保护机构，莫高窟风沙治理从此正式开始。
为了阻挡窟顶不断落下的流沙，20世纪50年代，保护人员先是在莫高窟窟顶戈壁带修筑了一条长1088米的土墙，然后又在崖顶开挖了一条长1000米、宽1米的防沙沟。建成初期，两项工程都收到了明显成效，但后因风沙太大，不到几年两项工程都以失效而告终。
1960年，保护人员在窟顶戈壁带设置了局部阻沙木栅栏。木栅栏建成初期，取得了明显的阻沙效果，但沙物质很快聚集在了崖面附近，造成了潜在隐患。1962年，在离窟顶较远的沙丘边缘，保护人员尝试用草方格与木栅栏相结合进行治沙试验，与此同时，在沙丘前沿进行了碎石压沙试验。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都起到了固沙、阻沙效果，但因工程量小，不到几年便被风沙掩埋。
1989年，保护人员先后采用PS（高模数的硅酸钾）、ACC（40％的甲基丙烯酸酯和60％的丙烯酸酯）等化学试剂，在莫高窟窟顶戈壁带进行治沙试验，并对风蚀严重的崖面进行了化学固沙。
1990年，国际社会开始参与莫高窟风沙治理。美国盖蒂保护所与敦煌研究院、原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合作，在莫高窟窟顶戈壁带利用尼龙网栅栏进行治沙试验，并建成了一个“A”字形防沙体系。观测表明，这一工程完成后，对过境风沙流起到了很好的阻拦和疏导作用，使洞窟前的积沙减少了60％～80％，目前这一试验仍在继续。
为了将过境风沙流携带的沙物质输送到窟区之外，1992年，保护人员在莫高窟窟顶开挖了一条长65米、宽4米、深2米的输沙沟。与此同时，在窟顶戈壁带和沙丘边缘进行生物治沙试验，目前已建成两条长为2公里，宽分别为12米、14米的灌木林带，对西来的风沙起到了很好的阻挡作用。
2002年，在香港敦煌佛迹功德林计划的资助下，在莫高窟窟顶戈壁带和沙丘边缘，保护人员开始了较大范围的风沙防治试验。现已建成南北长约九百米、东西宽约二百三十米的一个试验区。其中，草方格压沙约三百亩，砾石压沙4900平方米。同时，在试验区内，研究人员还进行了“蜂巢式塑料网沙障”“新型耐候性HDPE经编防风阻沙栅栏”等新材料试验。
胜利“曙光”初现
经过几代敦煌人的努力和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大力合作，莫高窟风沙危害防治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风沙防治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间相比，风沙对莫高窟的危害大大降低了，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窟区的积原来至少减少了90％，每年从窟区清扫的积沙，已经由20世纪的3000立方米～4000立方米，降至现在的近100立方米左右。”汪万福说。
这一点，长期在莫高窟生活和工作过的老一辈敦煌学家感受最深。敦煌研究院原保护所副所长李云鹤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沙袭来时，整个窟区变得天昏地暗，窟顶上的沙子像雨点似地往下落，从洞窟前走过，一会儿工夫，头上、衣服上就会积下厚厚一层，不光正常的研究工作受到影响，就连游人也无法进洞参观。现在，情况明显好多了。
除了进入窟区的积沙明显减少之外，窟顶的治沙试验还大大降低了风沙流进入窟区的风速和减少了窟区内随风飘动的粉尘。汪万福说，目前尽管还没有详细的效果监测统计数据，但通过窟顶戈壁带、沙丘边缘的防沙试验，加上洞窟门上防尘网的安装，莫高窟洞窟内壁画、塑像的局域小环境明显与以往不同了。
专家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尽管莫高窟风沙危害没有得到彻底遏制，但这些局部范围的短期治沙试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工程、生物、化学等治沙试验，不仅对过境风沙流起到了很好的治理作用，而且为今后建立更加完善的风沙综合防护体系打下了基础。
“任何治理措施都不能给莫高窟保护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和潜在威胁，这是一切保护工作开展的前提，过去由于经费、技术、人才的问题，在莫高窟风沙危害防治上，走了许多弯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经验。”樊锦诗说。
“终点”还很遥远
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所长王涛说，经过多年的观测、研究和试验，莫高窟风沙防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风沙对莫高窟的直接危害和潜在影响依然存在，以往单纯的被动清沙和局部范围内的小规模治沙已经不能适应莫高窟保护的长远需求。
专家们认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风沙防治不在风沙本身，而在于莫高窟的保护，要改善大环境，同时也要保护小环境，建立一种人为参与的动态平衡体系，特别不能因为治沙而改变千百年来有利于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保护的干燥气候环境。
“干燥的气候环境保护了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同时，它所引起的风沙危害，又在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它所能触及的壁画、彩塑和坚硬的洞窟崖体。”专家说。
在莫高窟风沙防治上，多年来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人为干预”，通过防沙、治沙工程的设置来达到风沙治理目的；另一种主张“无为而治”，保持其自然原貌就是最好的风沙防治办法。汪万福说，迫于莫高窟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多年的防沙实践实际上体现了第一种观点。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王继和说，由于来自鸣沙山的沙尘源未得到有效控制，尽管目前窟区内的风沙危害大大降低了，但各种治沙试验使大量的沙物质在窟顶形成了堆积，而且部分沙物质还越过窟前河谷，在三危山山脚形成堆积，从而对莫高窟形成了包围之势。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3
刘利杰，（1985.11-），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酒泉市体育运动学校语文教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河西文化。
摘 要：河西走廊积淀，孕育和承载着博大、深厚、多元并具有鲜明特征的河西文化，以极具地域特点的“河西走廊石窟文化”为背景，深入挖掘课程资源，建立初步的中学语文校本课程，对学生进行富有特色的河西文化教育与熏陶，对校本课程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河西走廊；石窟文化资源；校本课程
随着校本课程进入学校课程体系，许多学校便把自身地域特色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切入点，深挖并进行开发。据此开发校本课程有许多闪光点：首先，它突出了地方特色，从自身地域特点出发，使学生对周围环境有了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提高了学生对“生于斯，长于斯”家乡的爱恋之情。其次，它符合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能为学生量体裁衣，制作符合学生自身特点的校本课程。再次，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性，校本课程自然而然便凸现了各地的多样性，它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能满足学生多样性发展的需求。作为汉族农耕文化为主导，其它异质文化碰撞、交汇整合的河西走廊，是孕育和滋养中华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地域。[1]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被史学界誉为“石窟鼻祖”的武威天梯山石窟；有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敦煌石窟；有莫高窟的姊妹窟：瓜州榆林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等，大大小小的石窟，密布河西走廊沿线。因此，河西走廊又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令人叹为观止。笔者认为，挖掘河西走廊深厚的佛教石窟文化资源，不仅能很好的保存地域文化，将这些内容编入校本课程还能让石窟文化资源精髓在我们的下一代中得以很好的传承。
一、丰富多彩的河西走廊石窟文化
（一）、河西走廊佛教文化的起源
河西走廊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汇的长廊，曾谱写出汉唐盛世的文治武功，承载过祖国统一、民族融合团结的乐章。作为西方文化进入古代中国的重要通道，它遗存了太多的文化元素，石窟艺术便是其中之一。
（一）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从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始创建，经历10个朝代，千年之久。无数能工巧匠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在陡峭的山崖上，勾勒出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莫高窟艺术按其内容的形式可分为彩塑、壁画和建筑三个部分。
1.彩塑
塑像是莫高窟的主体，风格多样，千姿百态。从北魏开始，到元代结束，莫高窟彩塑菩萨的风格、服饰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北魏时塑像的“秀骨清像”，到隋唐朝的雍容厚重，再到盛唐的磅礴气势；从刚开始的注意衣纹的动感，菩萨的衣裙保持着较为保守的衣饰样式，到盛唐，石窟彩塑风格大胆，袒胸露臂。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1000多年，颜色仍很艳丽，令人惊叹。这些彩塑菩萨，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也是我国古代服饰和染指工艺、宗教美术研究的宝贵资料。
2.壁画
莫高窟所有艺术中壁画成就最高，在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中，满载着1600多年以来林林总总的文化讯息。既有佛教信众的观想体验，又有河西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莫高窟壁画，不但拥有自身的形式美观，又同时富含着极神秘而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2]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蕴含着无际的想象力，给人们呈现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艺术世界。这些数量众多的壁画，是我国古代先民超凡创造力的结晶，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3.建筑
一方面，在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有很多建筑的壁画，类型多样，257窟出现了外在城墙，城体有女墙。249窟覆斗形窟顶绘有城一座.296窟北壁下部绘有王城一座。除此之外，296窟，257窟，249窟均有宅第与宫殿的图画；301窟，257窟428窟有塔的绘画。在我国建筑史，自秦汉至隋唐，所存实物建筑极少，远不能反映当是建筑的概况和规模。借助莫高窟中所绘建筑图形，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真实建筑的艺术精髓。另一方面，由于莫高窟的开凿历经10余个朝代，作为世代累积的艺术，它本身窟形制就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有中心塔主窟，倒斗形窟，殿堂窟，大象窟等。除此之外，还有唐末宋初的木构窟檐现存五座，其中四座较为完整，一座残缺。也是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精品。
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可见莫高窟文化的恢弘、丰富、集中。莫高窟佛教尊像中，菩萨的容貌姿态是最丰富动人的，它展示了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塑像被世人称为“东方维纳斯”，画像则被人称为“东方圣母”。
（二）瓜州榆林石窟
榆林石窟位于今瓜州县城东南75公里处踏实河两岸的崖壁之上。始建于北魏，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都有建造。现有洞窟41个，存壁画5000多平方米，彩塑100多身。其西夏、元代洞窟中的内容可补莫高窟之不足。[3]故学术界把榆林石窟作为莫高窟的姊妹窟。
榆林石窟塑，壁画在很多方面与莫高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从时间上来看，自五代以后，莫高窟艺术则比榆林石窟逊色得多。尤其是西夏和元代开凿的洞窟，则为同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从石窟中壁画来看，榆林石窟中壁画艺术水平也比较高，其中乐舞形象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的晚期壁画则是研究西夏，回鹘及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从建筑艺术上来看，榆林石窟建筑形制比较特别，在设计结构学上都有独特价值。
（三）马蹄寺石窟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山境内，窟群比较分散。现存石窟包括金塔寺石窟，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和马蹄寺南、北二寺等七部分。七个石窟群洞总数达七十余个，其中以金塔寺东、西二窟，千佛洞和马蹄寺诸窟的造像与壁画最为突出。关于石窟开创年代，一般认为在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政权”阶段，历代均有增修。[4]
马蹄寺石窟是一座典型的佛教石窟群，从石窟壁画风格我们能看到印度西域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后的特点。从它的塑像，壁画，可以反映当时丝绸之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建筑、科技、民族等方面内容，我国佛教石窟艺术在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四）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约40公里的中路乡灯山村。因山道崎岖，峰峦叠嶂，形如悬梯故名。[5]
天梯山石窟作为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对凉州佛教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从石窟艺术的分格上讲，是我国美术史上著名的“凉州模式”，足见天梯石窟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影响。
二、挖掘河西走廊石窟艺术的必要性
河西走廊石窟众多，它既是辉煌灿烂的东西文化交流、融会的见证，又是独特的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石窟所承载的建筑、考古、宗教、文学、艺术、民俗、语言文字、文献、古代科技、文物科学保护等是中华名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取之不尽。
（一）挖掘河西走廊石窟艺术，能让学生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校的学生，可谓汇聚了我县的“精英”学子，绝大部分学生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喜欢荒诞离奇的思考，喜欢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开展各种活动，他们胸怀壮志，希望有机会到外面“闯一闯”，有一番作为。却不想着以后如何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究其原因；是“崇洋”的心理在作怪，缺乏对家乡的了解。学生在教科书中学到的都是祖国的名山大川，有代表性的事物，比如说是万里长城，故宫博物院……，但他们在书本上却找不到有关自己家乡的点滴故事。这样一来他们肤浅地认为在经济发达的省市有事业平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即便回到“本土”也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开发石窟艺术为内容的校本课程，形成地域特色明显，生活意味浓厚，融学术性、历史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校本教材，能充分发挥河西走廊乡土资源的教学优势，让河西走廊文化走进我们的课堂，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学生的文化传统保护意识，在追本溯源中，培养学生的爱家意识，让我们的学生以后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家乡文化。
（二）以石窟艺术为基点，实现校本课程的生活性，特色性和发展性
语文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内，还要延伸到课外，语文的学习无处不在。英国哲学家怀德海曾说过：“教育的任务不是把死知识或无活力的知识灌输到儿童的动脑子中去，而是使知识保持活力和防止知识的僵化。”以河西走廊石窟艺术为基点，将学生置身于家乡灿烂文化之中，实现校本课程的生活性。通过开设以石窟艺术为主的校本课程，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辉煌，接受生活中艺术的熏陶，关心身边事物。然后让学生根据个人所长和兴趣爱好，选择一个角度，设置小专栏自由评说历史。实现“课内学――课外用”的理念。或从石窟的建筑艺术感受古代建筑的精妙，或从考古视角领悟几千年文明沉淀的博大精深，或从民俗方面感悟地方区域文化的精妙……这样的校本课程，资源永远是现实和鲜活的，内容永远是多样化和动态的，情感永远是丰富和真实的，主体永远是实践和主动的。[6]
随着课程内容相互渗透的日益深入，强调多学科资源的整合，更注重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增强课程资源意识，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学校及其所在地区具有的某种特殊条件，都是课程的重要资源。我校处在河西走廊中部――“金张掖”。我们就充分利用了家乡的社会资源：马蹄寺石窟，实现了校本课程的特色性。我们举办了“走进马蹄寺”系列讲座，从马蹄寺得名，马蹄寺的建筑艺术，肃南锅庄舞蹈……把马蹄寺文化请进校园，走进课堂。从不同角度，联系学生生活体验，生动个性的为学生介绍了马蹄寺石窟文化艺术。接着我们开展了“我与马蹄寺文化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鼓励学生采用实地考察探索的方式，利用网络、图书等途径获得素材，通过实地参观，走访身边熟悉的人，探索马蹄寺文化渊源，讨论马蹄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为马蹄寺石窟的发展献言献策。当饱含学生科研成果的文章在与学生见面时，学生是无比高兴的，因为他们通过这项活动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收获到知识的同时学会了与人沟通。
（三）以校本课程为基点，实现课程教学的整体育人功能
在挖掘河西走廊石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注重不同学科间知识的渗透、整合。使校本课程对学生更具适切性，培养学生的社会性，校本课程为学生社会性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7]通过开设河西走廊石窟艺术的校本课程，让学生明白为什么河西走廊又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让学生通过自身亲自调查，整理，亲身感受河西走廊深厚的文化底蕴，产生情感共鸣。我们在开设河西走廊石窟艺术校本课程的过程中发现，仅靠某一科的教师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为它涉及到历史、地理，化学，数学等诸多科目，我们就把这些教师请进语文课堂，在学生自读完成自学，弄清字、词、句之间的关系后，向各位老师请教相关学科知识，课堂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河西走廊艺术为基点，开发了各类教学资源，发挥了各科教师的特长，既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又实现了既定的教学目标，实现课程教学的整体育人功能。
（四）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阵地，以校本课程为媒介，实现学校特色发展
我们在开设校本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兴趣优先，资源优选的原则。学生的兴趣是校本课程顺利开展的重中之重。出发点是让学生通过了解河西走廊的石窟文化艺术，形成各种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自主探究的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等。在形成能力的同时，我们做到了学校的特色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教科研究水平和专业素质显著增强。
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教师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在开设河西走廊石窟艺术校本课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一是务必满足学生兴趣特长发展，二是务必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学校课程领导小组的带领下收集资料，整理，筛选，开发校本教材，为了适应教材开发，老师努力参与课程研究，反思自己课堂教学，探索适合本班的教学规律，教师自身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学生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开展校本课程的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调查，网上查阅资料等，学生身心收获巨大，既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味，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受了历史的熏陶，沐浴着家乡的灿烂文化，品味着千年河西走廊石窟文化的韵味，享受着风格迥异的不同的石窟艺术的差异，在知识与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发生着新的变化：课堂上书声琅琅，楼道里作品说话，口中诗词不绝，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大幅度提升，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教学风景。[8]实践证明：学生的潜能是无限的，给学生多大的空间，学生就能还你多大的精彩。
3.学校校园文化和特色建设成效卓著
我校经过开发与实施校本课程收获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空前高涨。在该项校本课程开设之前，学生对河西走廊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系统的。实施该校本课程以来，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文物古迹有了清晰的认识。
二是提高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自校本课程实施以来，学生的知识积累明显增多，写作能力普遍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三是学校特色的显现。我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班级文化墙，校园广场文化，教学楼楼道建设等方面大量融入河西走廊区域文化元素，成为我校颇具特色的亮点。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大胆创新，与其他文化课整合，推动了学校教育教学的发展。
实践证明：该项校本课程内容丰富，结构均衡，具有学校特色，课程开发赋予了教师一定的自，为教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许多教师参与其中，拓展了教师对教学的认识，提高了自身的教学研究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今后，我们将把校本课程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彰显个性，促进教师成长，学生成才，打造特色校园的重点工作来抓，稳固立足点，找准方向，拓宽路子，迈开步子进一步促进我校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本文为甘肃省教育研究课题“基于河西文化背景的中学语文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课题批准号GS[2011]GHB232）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涛.论河西文化的特征―兼谈挖掘研究河西文化的策略和现实意义[J]甘肃：河西学院学报，2006，（3）
[2] 林硕.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构图研究[J].山东：山东大学学报，2012，
[3] 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M]甘肃美术出版社，1994
[4]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M]文物出版社.1987
[5] 汤球：《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卷七《北凉录》[M]商务印书馆
[6] 金英华：高中语文小本课程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探索争鸣》综合天地，2008（09）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4
关键词：佛教石窟 旅游资源 开发价值
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它佛教艺术品，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保存至今的佛教遗存和遗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而佛教石窟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石窟遗迹，地域分布之广，保存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从西北边疆的新疆到黄河流域，从长城内外到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都有规模不小的石窟。其中规模较大的石窟群，已有30多个被确定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号称中国石窟之冠的敦煌莫高窟，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佛教石窟的在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在旅游业日渐繁荣的今天，宗教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宗教旅游资源丰富，佛教石窟艺术的出现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和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作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具有巨大的旅游魅力和开发价值。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我们简称为石窟。”［1］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由于它们在石刻，塑像，壁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世界雕塑，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古建筑中分出来独成一类。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佛教石窟艺术自汉魏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至于元明，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北魏和盛唐是两个高潮，构成了中国石窟前后400年持续开凿的鼎盛时期。
石窟艺术并非佛教所独有，佛教石窟艺术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谱写着整个佛教艺术史中最壮阔辉煌的一页，这是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古代艺术财富之一，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敦煌，云冈，龙门等大批的石窟艺术气魄宏大，灿烂辉煌，堪称世界艺术之伟观，可与埃及金字塔媲美。“截止到2001年1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中国石窟建筑已有3处：1987年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莫高窟，1999年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石刻和2000年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2］佛教石窟作为一种宗教建筑是开展宗教旅游的物质基础，是宗教旅游的载体，中国的佛教石窟以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中国的佛教石窟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佛教石窟类型多样。
归纳起来大致有有以下几种：1.龛形窟。此种窟形式比较简单，即在崖壁上凿出一个大龛，正中雕刻或塑，绘出一个或一组佛像。既无前廊，也无前堂或后室。只是在其四周雕刻或塑，绘小佛、菩萨、飞天，并装饰花纹。洞崖平面有椭圆形、长形、方形等。尺度有大有小，大同云冈石窟中的第16窟到第20 窟，即为这种大型龛窟的代表。2.中心柱形窟。此种窟形显然是从印度的支提窟演化而成的。特点是，在窟中心雕凿成塔柱或其他形式的柱子。在柱子的四周形成一个回廊，四壁也雕刻或塑，绘雕像、佛教故事、飞天、动植物及各种图案。窟顶做成穹隆形，覆斗形或方形，长方形的平基，天花上也满布着飞天和各种装饰。云冈石窟中1，2，21号窟即属于此类。3.前廊列柱形窟。此种窟形的特点是在洞窟的门口有一排前廊，有的为单间双柱，有的为多间多柱，气势甚是壮观。如麦积山石窟的七佛间，天龙山的16窟。4.前堂后室形窟。此种窟形的特点是在洞窟的前半部分有一个开阔的空间，有如房屋的前厅，在这里不设佛坛或其它飞形雕塑，以供作参拜的人们有个准备，过渡，回旋的余地。如云冈石窟第7―10诸窟，敦煌莫高窟中301，371等窟。5.大厅式窟。此种窟形的特点是仿佛寺庙的大厅，成穹形。主要是僧侣，佛教徒们参拜，瞻仰大幅壁画和雕塑佛，菩萨等大型雕塑的需要。如敦煌莫高窟中大幅西方极乐世界经变图以及大型塑像，多佛贯联的礼佛图，出行图等多采用这种窟形。此外，摩崖造像也是佛教石窟的一种类型，是佛教石窟寺的发展。由于受到石窟内龛规模的限制，为充分利用巨大山崖陡壁的有利条件，便在室外开凿大型摩崖造像。它同石窟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与崖壁相连的窟顶和窟门。如世界最高（71米）的摩崖大佛四川乐山大佛。
其次，中国佛教石窟分布广泛。几乎遍布了祖国大江南北。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地区四个大地区”［3］。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很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重要部分。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开凿洞窟。地区：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僧房窟和禅窟。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扶附六字真言。上述4个地区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
再次，中国佛教石窟知名度高，影响大，作为旅游吸引物这是不可多得的。
中国有四大佛教石窟闻名于世：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而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中国佛教石窟之最，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它是一部首尾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系统的石窟艺术编年史。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亚洲大陆，沟通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枢纽，东来西往的文化都在此交汇，极大地促进了它的繁华。“敦”意为“大”，“煌”意为“盛”。现存莫高窟分别属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大约延续了一千年，可以说莫高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各代佛教艺术的宝贵资料。它千年的演变进程，是中国石窟发展脉络的缩影。
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历史上最久，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敦煌艺术融壁画、雕塑和建筑三位一体。地处气候干燥的西北沙漠的敦煌衰落后，人迹罕至，所以石窟、彩塑、壁画等保存完好。整个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古代东方文化艺术的灿烂明珠。它开创了“敦煌学”的研究。
莫高窟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最有价值的发现。它轰动了世界。于是，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冒险家陆续前来，窃取莫高窟的珍宝和文物。1943年，莫高窟被收归国有，在该地设立了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从而产生了“敦煌学”。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各种遗物，一个是莫高窟内容。
最后，中国佛教石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这也是将其开发为旅游资源的条件。
以麦积山石窟为例：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有泥塑，石雕，绘画，其中以泥塑为主要成分，这些现有一千四百年的泥塑艺术遗制，无疑出自技艺精良的塑工之手，运用他们的才能智慧，并结合当时现实而创造出来的民族优秀艺术杰作，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并深刻体会学习的。其中所有佛，菩萨的服装，妆扮，如各式各样的袈裟衣裙和披肩，璎珞和臂钏，特别是胁恃菩萨以及男女供养人的发髻，冠戴等，就有一二十种不同的样式，可以称得上一处古代服饰展览会。
总的说来，麦积山石窟造像，由泥塑到石雕，都称得上我国佛教石窟雕塑艺术的精华，是民族雕塑艺术中一批巨大财富，值得我们爱护，并视作古为今用，发展新中国雕塑最好的借鉴和学习研究的典范。
另外，麦积山壁画也不亚于最为称盛的敦煌千佛洞。起壁画珍品就是上七佛窟廊前檐上部的大型飞天“天女散花图”。在长达三十二米，宽六米的廊檐上，画出了三组形体特大的飞天，手持香花，好似撒向人间。在一定的阳光照耀下，才能看出浮雕的体积，这种绘画与雕塑同时运用的巧妙手法，在全国的佛窟壁画中，仅此一处，这不能不说是石窟艺术中的一处奇迹。
中国的佛教石窟艺术绵延悠久，具有旅游观赏价值，目前很多旅行社已推出一批精品线路如丝绸之路之旅。“丝绸之路沿线文物古迹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非别处能与其比拟。其中，石窟艺术尤为精湛。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和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等都有极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4］丝绸之路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光辉业绩，丝绸之路沿途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遗迹，遗址对中外学者，探幽访古的游人，以及摄影家，美术家具有无限的魅力，在国际上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丝绸之路学”，随之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旅游的热潮。这是成功开发佛教石窟旅游的一个典范。
一些地区也大力开发了佛教石窟资源。以大足石刻为例，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境内，保存了晚唐至南宋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石窟群四十余处，石刻造型五万多尊。大足石窟的雕刻艺术是宋代石窟艺术的代表。其雕刻艺术的技巧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北宋雕刻匠师创造了众多衣着华丽，为群众所喜爱的菩萨像，她们更接近普通民间女性，显得格外生动活泼，标志美丽。石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极具观赏价值。当地借大足石刻世界遗产这一张绚丽的名片大力发展旅游事业。“12月上旬大足县与重庆广电集团签订协议投巨资，联手在龙水湖修建西部规模最大，档次较高的影视文化产业园。预计，影视城建成后，每年约有700集影视剧在此产生。”［5］
今天，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佛教石窟旅游资源，宏扬佛教文化，推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纲.中国旅游业：世纪之交的登攀与思考.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2］甄尽忠.中国旅游文化.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3］戴松年.国际旅游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严国泰.历史城镇旅游规划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5］陶伟.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6］余敦康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林可.中国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宗教建筑，原始遗址）.长沙： 湖南地图出版社，2002.
［8］肖星，严江平.旅游资源与开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9］罗哲文.中国古代建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出版，1993.
［11］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
［12］黄新亚.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
［13］曹琦.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编.世界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5］任宝根，杨光文.中国宗教名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6］任继愈.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17］孙信华等.宗教漫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18］张绥.宗教古今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19］任道斌.佛教文化辞典.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20］徐伦虎.古建筑导游丛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5
关键词：古代敦煌；崖面加固；洞窟维修；清沙扫窟；佛经修补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11―14
前 言
敦煌石窟自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其时敦煌属前凉统治)乐傅和尚创建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历代先民们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佛教圣地凿窟建寺，至西夏元时代，计有八百余窟留存于世，有壁画五万余平方米，彩塑应不少于3000身。对于历代的后人们，每一个时代的信众功德主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对前代各类功德主功德窟的维护、维修甚至重建工作，因而石窟总是得到悉心保护。敦煌藏经洞写本中记载寺院及窟上僧众活动中，广泛见到与洞窟营建相关的“造作”(供应饮食)、“下棚”(搭脚手架)的支出帐目文书，其中包括新建洞窟工程，也有维修再建工程，是我们了解敦煌古代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手资料。
有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此问题略作陈述，以求教于同好。
一敦煌历代祠庙寺观维修
作为丝路重镇的敦煌，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道教及外来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传播发展，因此作为各种文化载体与交流中心的祠庙寺观代有修建，通过李正宇先生的钩沉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敦煌历代祠庙寺观建筑修建之概况。在这些建筑中，有各类祠庙不少于17所，道观十余所，西凉至情佛寺8所，中唐时僧寺尼寺达16所之多，到五代宋时达17所，加上不明的各类寺院、兰若、佛堂等建筑，计有近百数。宋天禧三年(1019)三月沙州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莲台寺、大乘寺、圣光寺等9寺25(26)名僧人结社集资在莫高窟造“天禧塔”。此塔于1941年被民国地方军队马家军毁坏，出土木塔一个，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这些寺院中较早者如大乘寺(尼寺)，始建于北周(553―581)时期(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犹存(《天禧塔记》)；较晚者如圣光寺，建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好多寺院都是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维修，有的延续几百年。佛寺以外祠庙建筑也经常得到后期的维护。
以下就祠庙寺观之维修，分类进行说明。
(一)寺观正常维修
任何建筑受自然风吹雨淋日晒，加上敦煌常年的风沙，会使土木结构的建筑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损坏。维修，属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
龙泉寺，瓜州僧寺，北周天和三年(568)初见其名(S，616)，蕃占期之戊午年(838)闰十一月比丘谈建于此写《金有陀罗尼经》，到了宋时，瓜州押衙王庆元曾为此寺上过屋泥(S，3368)。上屋泥应属寺院日常维修。因为敦煌地区属沙漠性气候，寺院等建筑均为土木结构，屋顶常只铺一二层泥(下粗草泥，上细草泥)，一般不铺瓦。现存莫高窟上、中、下三寺及榆林窟寺院屋顶均如此。屋顶这种处理方式在西北地区较常见，为了保证表面光滑，也考虑到偶尔下雨时便于走水，每年都要上新泥一遍，此类作法在今天的西北农村仍可见到。寺院的此类维修工作，敦煌文献多有记载。P.2049V载“油叁胜，六月修寺院及上屋泥三日中间，众僧解斋时用。油壹胜，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用”。“面柒斟，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叁斟，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食用”。
金光明寺是敦煌著名僧寺，蕃占期(戊)辰年(788)初见其名(s.2729)，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沙州文录补》本《丑年五月金光明寺直岁僧明哲请便麦粟牒》载：
金光明寺状上
贷便麦拾伍驮，粟伍驮。
右缘当寺虚无，家客贫弊，寺舍破坏，
敢不修营。今现施工，
未得成办。粮食罄尽，工直未填。只欲
休废，恐木石难存。只
欲就修，方圆不遂。旨意成立，力不遂
对莫高窟的创建年代，传统的敦煌文献和研究者多取敦煌文献莫高窟第322窟《圣历碑》、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3720、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莫高窟记》所记“前秦建元二年”(366)说(实为前凉张天锡升平十年)且似成定论，但经王素先生绵密之考订，此说不合历史实情，显属古人和今人之误解。参见王素《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2页；《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研究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353页。
张维辑《陇右金石录补》“天禧塔记”造塔愿文。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心。伏望教授都
头仓贷便前件斛斗，自至秋八月填纳。一则寺舍成立，二
乃斛斗不亏。二图事仪，似有稳便。伏望教授商量，请
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丑年五月日直岁明哲谨牒
都维那惠微
寺主金粟
沙知先生推断此丑年应为821年。金光明寺的这次维修是由当寺集体出面向敦煌僧团请求援助而进行的维修，原因是该寺贫困财力有限导致寺院建筑“寺舍”等“破坏”，大概已到了不能再维持日常寺院生活的境况，因此亦属正常维修。
P.3878记载了归义军军资库司为自行修建天王堂寺与神堂子支付灰麻等而请求处分之事：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廿日楼上天王堂及神堂上灰麻贰拾斤，未
蒙判凭，伏请处分
己卯年八月 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三日楼上天王堂、佛堂子上灰麻壹斤，五日准旧泥
火炉麻贰斤，伏请处分
己卯年九月 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 此处可理解为新建楼上天王堂与佛堂子，也可理解为对已有天王堂、佛堂子的维修。
(二)因重要人物政治宗教等需要而作的维修
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壁犹存，模仪尚宛，直以风摧雨烂，尊象尘漾，栋宇疏廊，空余基陛，口口口口口口口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徘徊耸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艟阶墀，古树却吐鲜芳；玉彻流泉，莓苔复点城隅之下。别创衙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就，俨尔光辉。
索勋是在张淮鼎之后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从上引碑铭可知他曾经对敦煌某一寺院进行过维修。郑炳林先生认为该处所记索勋所重修之寺院可能就是龙兴寺，若推断无误，则体现了索勋对龙兴
寺的重视。龙兴寺是敦煌大寺官寺，因此节度使发心维修。该次维修的原因，也是由于“风摧雨烂”而使寺院建筑佛像较为残破，亦属寺院正常维修。又据《翟和尚邈真赞》记载：“龙兴塔庙，再辑行廊。罄舍房资，供设无疆。”可知作为都僧统的翟法荣也曾修葺过龙兴寺。陈大为认为翟法荣之所以出资维修龙兴寺，可能与龙兴寺为其出家之寺有关。
像节度使索勋、都僧统翟法荣对归义军官寺大寺龙兴寺所做的维修，表明他们以地方政治与宗教领袖的身份，身体力行，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联系到归义军节度使和都僧统们在莫高窟功德窟的营建，表明他们对敦煌寺院发心维修，以作功德，同洞窟的营建一样，实有对各自任职之事庆贺并“回向”之意。像归义军官寺龙兴寺、灵图寺等必然为其维修之首选，因此，还应有更多寺院维修工作，只是记载不存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地方长官、佛教界领袖、大家族、大官僚、僧官们对各寺院经常的维修功德，才使得各寺院在敦煌存在较长时间，从一二百年到五六百年时间不等。
(三)出于政治文化等特殊原因的营建维修
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祠庙寺观的创建及大规模的维修，总是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或政治活动等有关。李先王庙，是西凉王李禺为其父所立庙，在沙州城西八里(P.2691、P.2005)，初建于天玺二年(400)冬十一月，庙院周回三百五十步，墙高一丈五尺。唐初已颓毁，唯存基址。到了唐天宝二载(743)三月壬子，玄宗追尊李嚣为兴圣皇帝，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当地对李先王庙进行了全面维修，焕然一新，大概到晚唐时又渐残败。
张芝庙，敦煌人为了纪念东汉草圣张芝而建，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临后汉张芝池学书，池水尽墨”。开元四年(716)九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开拓此池，出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张氏族裔修葺该池，中立庙宇及张芝容(P.2005、P.3721及s.5693)，直到五代时犹存(P.3644)。张芝庙为敦煌特有的文化名人，一直受到敦煌民众的崇敬，如此其庙宇则定有不断维修，才至少存在了二百余年。诸如此类的各类祠庙寺观营建维修工作定当不在少数。
(四)出于独特群体信仰需要的寺庙维修
敦煌各类建筑中，除佛教和代表传统儒家文化的祠庙以外，作为丝路上中亚粟特九姓胡人重要聚落地的敦煌，体现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的建筑袄庙约在初唐显庆至龙朔(656―661)间建成，在沙州城东一里，又称“安城”。《敦煌廿咏・安城祆咏》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敦煌祆庙建筑立一舍，画神主，共二十余龛，其院周回五百步(P.2005)。五代时甘州回鹘公主君者者《与北宅夫人书》(s.2241)云“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庙燃灯”，是知五代时敦煌袄庙仍在。该祆庙是敦煌唯一一座以粟特九姓胡人为信众主体的神庙，至少延续了二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规模不断扩大，当与粟特人数的不断增加有关。
(五)寺院扩建维修
寺院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寺内僧人、信众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原有的规模不能适应寺院日常活动，因此需要在原基础扩建维修。
仙崖寺，亦名大圣仙崖寺，《莫高窟记》记西晋时索靖为之题额，隋开皇年间，僧善喜于此造讲堂，未知何时又于堂后建立普净之塔。五代时，此塔凋残，归义军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予以重修，风铎鸣响，彩画照眼，颇壮观瞻(S.3929及s.3933)。讲堂后又有弥勒院，至后汉乾四年(实为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五月犹存(P.2963)。说明该寺先后经历扩建和维修。
莫高窟第152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西向第二身菩萨像前有一则游人漫题“……陕西省乾隆拾三年伍月十六日，众信弟子／新修斋房壹院，又补修佛殿房一次”，说明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莫高窟寺院佛殿的维修工作仍在继续。
(六)因寺院改名而大规模维修
寺院改名，肯定是受特殊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或主要功德主的变化等原因所导致，因此也就意味着寺院规模需要扩大，至少原有建筑等需要重新维修粉刷，以为新的信仰需求，增加新的气象。法门寺，敦煌僧寺(寺址待考)，存在于五代后晋至后周显德初。后周广顺元年五月曾进行过较大整修(见s.3505)。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先生认为后周显德间，又改为显德寺(见《敦煌讲座(三)》)。寺院改名，对寺院来讲是重大事件，因此在原有基础上做大的维修、扩建甚至重建都属情理中事。按土肥义和先生的研究，公元840年左右，吐蕃时期始建的永寿寺和永康寺分别改名为三界寺、净土寺盯。上山大峻先生同意这一观点。三界寺和净土寺是归义军时期敦煌重要的寺院，因此这一改名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有可能系人们对吐蕃统治时期遗留历史的更改，有一定的感情取向，想必这次改名也伴随着寺院建筑的维修或扩建。
(七)因战火造成寺院较大破坏而维修
作为土木结构为主的敦煌寺院建筑，极易受到诸如火灾等自然因素的破坏，因此一旦被大火毁坏，便需维修或再修。
据记载金光明寺曾经遭受过战火破坏，s.3905《唐天复元年辛酉岁(901)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云：“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此是指公元900年甘州回鹘火烧金光明寺之事，可知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寺舍破坏。因此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维修，如果说前者仅是因寺院贫困、寺舍破坏而进行的正常维修，后者则显然属战火后大规模维修与重建工作。另据郑炳林先生研究，回鹘人这次火烧金光明寺的灾祸，也波及与之相邻的三界寺，之后三界寺沙门道真“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为三界寺重建经藏(敦煌研究院藏0345、北图续0329)，则寺院的重建维修工作当不能例外，且至公元935年之时早已完成，三界寺一直到天禧三年(1019)时仍有僧人活动(《天禧塔记》)。
(八)一般佛刹维修
除较大规模的寺院以外，敦煌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私家兰若和小型佛堂类建筑，也必然存在一个维修保护的问题。P.3490v《修佛刹功德记》：
乃见当镇佛刹，毁坏多年，往来巡游，不生渴仰。割舍财具，诱化诸贤，崇修不替于晨昏，专心不离而制作。门楼新架，宝刹重添，四廊梁栋而创新，绘画不侔于往日。就中(自己)偏舍，重发胜心。于殿上门额画某变相，东壁画文殊师利并侍从，并以周毕。若乃金轮展转，相好三身；百亿如来，疑从会集。种彩装饰，朱艳唇端；八十仪容，分明了了。龙天八部，光影后从；小界声闻，熙怡来集。散华童子，持宝盖以来
迎；天女持花，应吉祥而含喜。早朝稽颡，
直为人民(至切于)；夜设明灯，侍凭于佛
力。修建功毕，聊赞数行。
记载颇为典型，对“当镇佛刹”进行较大规模的全面维修，不仅新修了门楼等本体建筑，还重画了大量的壁画。经过全面维修，使得该佛刹焕然一新。显然非“修旧如旧”，有再修之感觉。
二崖面加固整修
莫高窟自公元344年创建，最晚的洞窟则为元代，现存洞窟735个，其中南区存487窟，北区存248窟。考虑到历代因崖面崩坏、毁小窟建大窟等各种原因，其总数远不止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思考的是，历代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都是布局于宕泉河西岸南北一千六百余米、高10至40米不等的崖面上。随着崖面洞窟越建越多，密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大量被挖空的宽阔前室的存在，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崖面的松动，甚至会引起崖面大面积崩塌，如遇地震等地质现象，则会加剧这种洞窟危害。因此，面临这些客观的现象，古人们必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敦煌这样一个“善国神乡”，大量佛教洞窟的存在，又要考虑新建洞窟的崖面选择，虔诚的佛教徒和寺院、僧团等组织一定会有所举动，对崖面进行加固整修。
综观历代莫高窟崖面加固整修，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崖面绘制壁画
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政教合一，佛教集团受制于节度使。按郑炳林先生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僧官的任命、僧尼出家、教团各种活动内容及其过程的管理等诸多方面，甚至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受归义军行政法令的影响，结果使得佛教教团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完全成为归义军政权所属下辖机构，各级僧官也成为归义军的“释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僧团统一管理的莫高窟洞窟营建最终也与归义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崖面的加固维修也必然受到归义军政权的左右。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上有空间的地方，全都画上了壁画，这些壁画直到今天仍保存完好，有的像新画的一样。不管功德主出于何种目的，但他们这种善举行为最终对崖面产生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莫高窟的崖体属砾石结构，曝露在外面，长年累月，极容易受到风雨侵蚀产生自然风化，而一旦外层有了一层厚厚的壁画地仗的保护，崖面则不再风化。另一方面，当时人们为了保护这些露天的壁画而修建伸出崖面挡风雨的简单建筑，也对崖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修建平台等建筑
我们从20世纪初来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等探险队、考察团所拍当时的莫高窟崖面照片可知，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极其残破，多处洞窟前室塌坏露出主室，壁画彩塑曝露在阳光之下，另有多处崖面有一触即塌的感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崖面即是五代宋时的基本情况，崖面已经饱和，因为其后沙州回鹘西夏元时期基本上不再营建新的洞窟，均是重修前期洞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20世纪初莫高窟崖面的状况，也即是五代宋归义军和沙州回鹘西夏元以至明清时期人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在人们顶礼膜拜香火不绝的归义军、沙州回鹘、西夏时期，是不会让其任意塌毁的，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的具体记载资料而已，否则大量的洞窟不会如此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大约在第454窟营建之前及之后，可能由于地震的作用，现今第275窟到第454窟一段崖面发生较大面积的崩塌，来自第454窟的壁画坠落于下层第487窟外。这次地震对这一段的崖面和洞窟造成很大的破坏，第454窟北侧小窟第452、451、450窟，南侧的第275窟，上层偏南的第458窟，上层偏北的第448、446窟，下层的第276、277窟等所在崖面均程度不同发生崩塌。于是至迟到了明清时期人们从底层修建一二层平台，直达第454窟，该人为平台掩盖了第53窟、第二层第276窟及其周围的几个小洞窟，因此这一段的上下两层在崖体加固拆除平台时新发现了几个小洞窟。现今第231窟下原也修一二层平台，拆除时也发现一些小洞窟。另在现今小牌坊处修一土阶梯直达第三层的第428窟，俗称古汉桥。类似的建筑在其他各段崖面也有，均对崖面产生有效的支撑保护作用。
(三)以土坯墙、草泥皮对松动、空洞、塌陷崖面加固
在现今南北二大像第130窟和第96窟两侧的崖面，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用土坯草泥皮加固崖面松动、空洞、塌陷的现象，另在其他多处崖面处也可以看到类似对松动崖体进行加固的土坯土墙。加固的具体时间不明，推测有早到初唐者。像这样对崖面加固的情况，应该广泛存在于莫高窟崖面。笔者曾走访敦煌研究院一些曾参与加固前洞窟崖面调查的老先生，他们讲，在20世纪60年代崖体加固前，有大量这样的土坯墙，其中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加固在里面，故使我们今天对此现象不能全面了解。P.2024V载“面陆斗，窟上脱墼及垒墙两件用”。P.2776记载了造墼、揭墼、易墼、搬墼的具体工序。P.2040V谓“面四斗，将窟上脱墼人食用。面伍斗，窟上垒墙时用”。
(四)疏导河水保护崖面
莫高窟洞窟崖面下即是大泉河，现今的大泉河床被人为推移到离洞窟崖面较远位置并修建了坚实的防洪墙，以防止洪水对洞窟及崖面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大泉河水大多时间都是在紧依底层洞窟的崖壁前河床中流淌。对此，敦煌写本多有记载：P.3608《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s.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云“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故而从窟前流过的河水对崖面产生一定的冲刷破坏作用，越往北越严重，因此到了北区河床基本上就在崖面下。故而导致莫高窟北区最底层洞窟多被河水冲刷过半，致使崖面凹陷。洪水对北区洞窟的破坏情况，樊锦诗、李最雄、彭金章、王旭东、张国军、姚鲁烽等先生均作过研究，可供参考由于没有加固，河水对北区崖面的破坏现象比较清楚，南区则不太明确。事实上考古资料表明，来自大泉河的河水特别是洪水对南区底层崖面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严重的，大多的窟前殿堂建筑程度不同曾受到过洪水的破坏，甚至像最底层的洞窟第487、488、489等窟就是因洪水而废弃的。
莫高窟之外，另一处重要佛教中心西千佛洞位于敦煌最大河流党河河床的北岸，该处崖面本身就是党河水从戈壁中冲刷形成的。历史上党河流量一直比较大，到了夏季，来自南山的洪水经常威胁到洞窟的安全，因此藏经洞文献中多有僧团、寺院组织僧人或社人到“西窟修偃”、“西窟上水”的记载。
其中“修偃”，是指为了保护洞窟所在崖面，修筑小型的堤坝拦水。对此，敦煌文书多有记载，如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土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计会》“油一升，西窟修偃僧食用”。P3490"油三升两抄，西窟修偃、燃灯用”。
“西窟上水”，资料亦多，P.2032V"粟七斗，西窟上水众僧食用”。s.11351B"断西窟上水僧名目：海柱、永口、定定、法真、善庆、沙弥保定、保行，以上七人各七斗三升”。P.2049V2"油三升半，西窟上水、燃灯用”。马德、袁德领等先生认为“西窟上水”应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如到了春耕时放水入渠。
“西窟上水”具体所指是什么活动，并不明确，因为敦煌文献中所记“上水”活动只在西窟有，莫高窟、东窟(榆林窟)均没有，如果是正常的农业生产放水入渠，则在沙州城周围应有更加频繁或固定的
“上水”活动，因为敦煌历史上有非常复杂的水渠网络。为什么文献所见只在西窟有频繁的“上水”活动，难道仅有西窟一带需要放水入渠，或者是西窟有当时的水利总枢纽?如此则为什么所见西窟“上水”资料是以僧人为主，这不合常理。因此，笔者以为西窟“上水”实属僧团为了防止党河洪水对洞窟和崖面的威胁与破坏或是对洪水已经造成对洞窟和崖面的威胁破坏现象、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实属敦煌古代文物保护之一项。
三洞窟维修
对于敦煌而言，洞窟的维修工作可以说自北凉以来即没有中断过，按我们今天从文物保护角度的理解，历代人们对洞窟的补修、加固、重修、重建都可归人本文所论主题，如此，则可供讨论的资料异常丰富。
(一)对前期未完工洞窟的补修
在敦煌石窟营建历史长河中，发展到盛唐末期，出现大量洞窟中途停工的现象，洞窟内出现白壁或后期补绘的壁画，这样的洞窟有二十余窟，代表洞窟如第23、26、32、33、44、45、47、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188、199、201、202、205、216、218、225等窟。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洞窟第45窟亦如此，其具体原因则是受到沙州与吐蕃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影响所致。战争之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又有人发心补修，正如第201窟题记所记“谨就莫高山岩第三层旧窟，开凿有人，图素未就，创修檐宇，素绘复终”。总体看来中唐补绘的造像内容比较杂乱，大多洞窟中的补绘造像没有洞窟营造之初的整体设计理念，图像之间没有统一关联，思想性也不集中。因为诸如此类的补修工作，多出于私人功德行为，单独的供养人画像也被画在了补画造像的下部一侧，很少有整体感。虽然如此，但却为我们保留下古代人们对前期未完工洞窟维修的大量资料，至少说明这些洞窟并没有完全废弃，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对洞窟的保护工作带来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后人们对前人未完工洞窟的维修补白画壁工作，也不完全没有“章法”。考察洞窟可知，也有尽可能考虑前期洞窟整体设计的层面，代表洞窟为第180窟顶。由于色彩的关系，盛唐和中唐两个时代内容非常清楚，非常有趣的是，中唐补画的内容完全与盛唐相同，或者说是完全依盛唐人设计的思路补绘。当然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到底层起稿的影响，结果则为我们展现出完整的窟顶壁画。此窟可作为后期补修的代表例证。
另按土肥义和、梅林先生意见，莫高窟晚唐第196窟也属于晚唐人没有完工，最后由五代人补绘完成，但是我们在洞窟中几乎看不到重修的明显痕迹。如该说成立，则可作为后期补修的另一代表窟。
(二)对因崖面崩塌而使洞窟残破后的维修
前文已述莫高窟北凉第275窟所在崖面曾在五代或宋代某一时间崩塌，致使第275窟前半部不存，发生崩塌后当时(宋)的人们对第275窟进行了加固维修，东壁宋修一土坯隔墙(图版38)，将南、北壁东侧双树圆券龛隔入前室。东壁门上宋画说法图三铺、坐佛5身；门南画如意轮观音变一铺、坐佛2身，下女供养人9身；门北画不空瘸索观音变一铺，女供养人2身(残)。20世纪60年代崖面整体加固时，拆除该宋墙，露出北凉壁画。
该段崖面崩塌时也影响到盛唐第446窟，前室、甬道、主室前半部均塌毁不存，五代时人们作了加固维修，方式方法同第275窟，修一面墙，形成东壁和甬道，东壁上画药师经变一铺(残)，门上画马头观音一铺；门南画文殊变(残)；门北画普贤变(残)。
同样，中唐第153窟所在崖面也在宋代之前崩塌，洞窟仅残存西龛。《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认为“宋初建第152窟时被毁，仅存一龛，东、南、北三壁为西夏所补”。笔者认为该崖面毁于第152窟营建之前，到了第152窟营建时对这一段崖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加固，甚至有可能和曹宗寿重修南大像第130窟之工程同时进行，对第153窟加一土坯土墙，南北两壁残存部分也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在除龛内以外全画上壁画。同时又把与其对称的第154窟甬道也作了加固，大大缩小的窟门，形成仅可一人出入的券形入口，有效地保护了窟内壁画。
以上的事例告诉我们，在面对洞窟残毁过于严重的情况时，古人进行洞窟维修不会过多考虑洞窟原始的情况，而以加固并结合再创作作为基本的维修思路。
(三)脱落壁画修复
由于时间关系，发生壁画脱落属正常的现象，因此古人们也面临着如何修复脱落壁画的问题。西千佛洞隋代第9／10窟顶隋代壁画千佛掉落一大块，宋代时重补千佛，但不太协调。莫高窟第446窟顶盛唐画千佛多处脱落，五代时人们在加固重修该窟时，对窟顶的千佛作了补绘。因为有盛唐千佛残留多处，因此，五代人在补绘窟顶千佛时完全按照盛唐原千佛的大小、行列数、造像特征进行类似于“修旧如旧”的理念维修，保持了窟顶千佛较为原始的面貌。可惜的是，五代之后不知什么时间又发生了窟顶壁画脱落，致使我们今天看到的窟顶残毁过半。类似的事例在敦煌石窟还有几处，莫高窟第150窟也颇有代表性。
并不是所有对脱落壁画的修复都是成功的，莫高窟隋代第276窟窟顶西披，隋代原画一龛内二佛并坐，中间一小塔，龛两侧各一下飞神兽。不知什么时间，窟顶壁画脱落残毁，其中西披该画面左上侧也脱落，又不知什么时间，人们重修窟顶该铺壁画，据右半侧残存画面进行了复原式补修，但没有补画二佛并坐龛沿龛楣，补画的佛头光偏大，补画佛后侍立的菩萨像严重不成比例，完全没有与之对称右侧菩萨的神韵，基本上是败笔之作。莫高窟第98窟东壁北侧上部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块壁画脱落，后在西夏元时代直接补泥补线补色，在原五代残画基础上补画了一藏式风格的佛身佛头，颇有趣味。
(四)后期对前期洞窟改扩建主室、重修前室、加固缩小甬道、修建窟檐
敦煌石窟营建史上，由于洞窟残破、所在崖面崩坍、家族功德需要等各种原因，后人们对前期已有洞窟进行多种形式的扩建、重修、加固等工作，属比较常见的现象。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对莫高窟多半洞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重修，主要是重绘前室与甬道，配合这一重修工作，部分修建窟檐建筑，如莫高窟第428、427、437、431窟。另有部分洞窟在重修的同时，加固缩小甬道，如莫高窟第322、321、220、331、332(图版43)、217、180、420等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在五代宋时期加固缩小的窟门，当时人们又一丝不苟地画上了相应的菩萨像、供养人像及幢幡等，与前期原壁画颇不协调。但是这种重修、加固、建窟檐的措施，有效防止了阳光的直射，减少了风沙的侵袭，无疑对保护洞窟壁画有重要的意义。此类现象，是敦煌古代人们文物保护最常见的行为。
莫高窟第490窟是在窟前殿堂建筑遗址考古清理时新发现的洞窟，位于盛唐第29窟前室西壁南侧，与北侧的第28窟为同时代洞窟，均为盛唐时
期所开。到了五代时期重修洞窟，缩小前室南北两侧，故将两小龛第28、490窟加以封堵，五代之后西夏时期，再次重修前室，将五代重修的前室以土坯封堵，形成第29窟的甬道。其中第490窟窟口处，五代封堵时使用别处移来的残“夹薪墙”，外面再垒上土块。此“夹薪墙”中间是用树枝编成，两面涂泥和石灰，然后绘上壁画，白灰皮面书写土红色“甲戌年”三字，推测应为914年，此即是重修的年代。此处“夹薪墙”显然是取已有材料，或属废物再利用。其实此方法也是我们今天文物保护工作中取材的方式之一。
莫高窟第53窟原修于唐代，原来的地面高度与第54、52、51窟及窟内北壁小洞第469窟在同一水平线上，宋代改建洞窟主室，将地面下降一米余，向西加深，封闭北壁小洞第469窟，在修建窟前的殿堂建筑时，又封闭了原建前室，加长了甬道。这种扩建维修属较大规模的工程。
莫高窟第75窟本属初唐一小型殿堂窟，晚唐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用土坯墙封堵了西龛，画了简单的一佛二菩萨像，南壁砌出一小台。这种维修比较奇异，不合常理。
(五)对窟檐、窟前殿堂建筑的修复或重建
此类维修资料非常丰富，可以说到了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在大量重修前期洞窟前室、甬道时，修建、补修了大量窟檐，可惜保存下来的只有第427、428、431、437等有限的几座。考古资料证明，几乎每一座窟前殿堂建筑都曾有重修或重建的现象。其中北大像第96窟前大型殿堂建筑，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均可证明其经过多次维修、重修。最初初唐延载二年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建北大像，当时外面的建筑为三层；到了晚唐张氏归义军乾符年间，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增至五层，s.6161+S.3329+S.6973+P.2762《张淮深碑》载：
爰因蔸练之暇，善业遍修，处处施功，笔述难尽，乃见岩泉北大像，建立多年，栋梁摧毁，若非大力所制，诸下孰敢能为。退故朽之摧残，葺玲咙(珑)之新样。于是杼匠治材而朴厮，郢人兴役以施功。先竖四墙，后随缔构。曳其袱檩，凭八股之车卖轳，上墼运泥，斡双轮於霞际。旧阁乃重飞四级，靡称金身；新增而横敞五层，高低得所。玉豪扬采，与旭日而连晖；结脊双鸱，对危峰而争耸。
张淮深不仅对四面墙壁进行加固，又将已四层的窟前建筑扩建为五层，显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翻修。
之后宋乾德四年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再对北大像建筑进行了维修，cH.00207《乾德四年(966)重修北大像记》：
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大王、夫人见斯颓毁，便乃虔告焚香，诿谕都僧统大师，兼及僧俗官吏，心意一决，更无二三，不经旬时，缔构已毕。
这次维修是对北大像及盾前建筑的全面维修。到了1936年敦煌乡绅集资再次维修，遂成今天之九层楼。
南大像的情况也类似，俄藏敦煌文献ⅡX6065《乘恩等重修莫高窟弥勒像帖》，记载的是公元817年前后，担任都教授的乘恩和尚组织敦煌僧团及窟主家族重修莫高窟“弥勒像”的通知文书，据马德先生研究，是对南大像第130窟维修的具体记载。从所记维修材料有大量的“林木”，配合有“白土”及“色、彩、麻、胶”等分析，乘恩主要是对窟前殿堂和木构建筑的维修。因为时隔南大像创建六十余年，窟家人也参与其中，不大可能这么快就对窟内壁画和大像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当然小规模修补工作可能存在。
(六)后期为了作功德对前期洞窟的整体重修
这样的情况在莫高窟主要集中在曹氏归义军晚期及沙州回鹘和西夏时期，有大量的北朝隋唐五代洞窟可以说是“从头到脚”被全面重修，前期壁画完全被后期壁画覆盖，涉此资料丰富，此不一一列举。刘玉权先生对西夏、沙州回鹘洞窟的分期文章，交代非常清楚。另可见关友惠先生之相关讨论笔者也有专文讨论，可供参考。
(七)家族后人对本家族家窟的不断维修
莫高窟洞窟营建，有很浓厚的家族特色，历代大家族多有功德窟。一般而言，一个有一定势力的大家族集团在敦煌总是要持续几百年时间，既然以家族的名义营建功德窟，则必会受到本家族后人们的礼拜与维修。
前述南大像第130窟由乘恩和尚组织维修，窟家也参与其中。最具代表性洞窟即莫高窟第220窟，据洞窟下层发现的五代初翟奉达所写《检家谱》和窟内题记可知，该窟最早由翟奉达的九代祖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于贞观十六年(642)创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甬道南壁开一小龛，内画壁画，有吐蕃装供养人；晚唐时甬道南壁小龛下再画佛像等。从这些小规模工作结合翟家一直有人在敦煌生活历史分析，这些重修当为本家族人所为。到了五代925年时，翟通的第九代孙敦煌历学博士翟奉达组织家人再次重修家窟，在甬道北壁画一铺“新样文殊”，还画了当时家族的主要供养人并书写《检家谱》。再到宋时，翟家人再次重修，这次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当时重修洞窟的风气和常见作法，整体重修，在窟内壁画上整体再画一层壁画。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人看到初唐精美的壁画净土变等，可能是觉得这些壁画太精美，艺术水平太高，故没有舍得破坏前期壁画，直接在壁画上起地仗然后画壁。因此，1943年常书鸿先生和罗寄梅一道剥离表层宋代壁画时，露出底层初唐壁画，几乎是“毫发无损”，而且由于近一千年被保护在表层壁画下部，没有受到自然风化作用，因此非常鲜艳，几同新画，成为今天我们看到莫高窟初唐绘画的代表作。此可谓敦煌壁画保护史上的奇迹和佳话，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如此推理，敦煌石窟中还会有为数不少的类似的壁画被保存在一些洞窟表层壁画的下面，有待哪一天人们重揭其神秘面纱，也必为敦煌美术史、中国绘画史增添不可预知的重要资料。
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了敦煌李氏家族在莫高窟再修之功德：
故府君赠右散骑常侍，生前遇三边无警，四人有暇于东皋。命驾倾城，谒先人之宝刹；回顾粉壁，念畴昔之是(遗)踪。瞻礼玉豪，叹鸿楼之半侧。岂使临(林)风透闼，哀陈(埃尘)宝坐(座)之前；崦岭阳乌，抱(此衍)曝露荼毗之所。嶝道之南，伏有当家三窟，今亦重修，泥金华石，篆籀存焉。于是乃募良工，放(访)其杞梓，贸材运斫，百堵俄成。鲁国班输，亲临胜境。云霞大豁，宝砌崇墉。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济(际)。其公乃以(功大矣)，笔何宣哉。
上记“重修”的李氏“当家三窟”，公维章先生认为有可能是第133、134、135等窟，但无定论。不过，碑记留下了莫高窟历史上家族窟维修的真实历史记录。
(八)彩塑重妆
彩塑在洞窟中保存的情况，整体而言比较差，有相当一部分已毁，保存下来的大多数也程度不同地经过后期的不断重妆，或上彩，或重塑。其中最为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有相当数量的洞窟彩塑被按照当时艺术工匠们的意愿和艺术审
美进行了改造，把本来非常精美的艺术品搞得不伦不类，至为可惜。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眼中，或在他们的理想世界中，是一种信仰及在这种信仰带动下的保护维修工作，其中王道士主持下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九)洞窟发生火灾后的重修
据考古资料显示，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有几座系因为发生火灾而遭到破坏，其中包括第72窟窟前殿堂建筑到明清时期，人们又在原来的废墟上建小型殿堂。像这样的火灾也必然影响到洞窟壁画彩塑，其中代表即莫高窟第408窟，其原为一隋代小型洞窟，现表层壁画全为回鹘时期所重绘，但我们从窟内几处表层壁画残破的地方观察到，下层壁画被严重熏黑，且非一处，似为发生火灾而非生活中用火所为。考虑到公元900年甘州回鹘兵曾火烧过莫高窟的金光明寺，当时不仅金光明寺被战火烧毁，而且也有个别洞窟被回鹘人烧毁。由于旁边回鹘代表窟第409窟内画回鹘王子王妃供养像，如果推测不错的话，第408窟被甘州回鹘人破坏，马上得到沙州回鹘人的重修。
四清沙扫窟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的关系，莫高窟自建窟以来时刻面临着风沙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破坏，在窟前地面、洞窟前室及甬道极易形成积沙，崖顶流沙又对崖面露天壁画、窟檐殿堂建筑及彩画、洞窟敞口前室壁画等均造成程度不同的打磨损坏。正因为如此，洞窟清沙、扫沙或诸如此类的活动文献中多有记载。直到今天，洞窟防沙治沙仍是敦煌文物保护的主要工作之一。现窟顶有科学的防沙网和防沙林带，窟区每天有人定时清扫积沙，洞窟均装上了防沙的铝合金门，即使如此，洞窟内佛像和壁画上的历史积沙，仍未得到清理，长时间形成微尘，有的已成为影响壁画彩塑的病害之一，亟待清除，以给佛像、壁画轻装换新颜。
下面就历史时期敦煌僧、俗在莫高窟防沙治沙事例作一简单勾勒。
(一)清沙重修
P.2641V1《推沙扫窟重饰功德记》记载公元948年冬天至949年夏天，归义军小吏安某组织家人重修了莫高窟第129窟：
偶因团聚，思想仙岩，诣就观瞻，龛龛礼谒。推沙扫窟之次，忽见南大像北边一所古窟，摧残岁久，毁坏年深。去戊申岁末，发其心愿；今己酉岁中，方乃修全。以咨推沙扫窟，崇饰功德。所申意者
第129窟盛唐时没有完工，中唐时补绘部分壁画，此次重修，主要是对前室、甬道的补绘，主室画安某家族供养人群像。由功德记可知，戊申(948)年冬天安某和家人在莫高窟巡礼洞窟时，第129窟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窟内积沙应该很厚了，因此“推沙扫窟”成了首要的工作，然后再重修补绘该例也为我们提供了洞窟清沙与重修相结合的案例，属敦煌古代文物保护史上有趣的现象，有效地保护了窟内的文物壁画。
(二)一般的扫沙功德
沙子既然是敦煌石窟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则清沙自古以来即为寺院僧人和窟家的功德，实为保护措施。
s.6405《僧恒安谢司空赐疋段状》：
口恒安。右恒安二月廿日，敦煌县令宋智岳使回，伏奉委曲兼疋段等，跪授惊惕，无任战惧。且恒安生自边土，智乏老诚，才业荒残，学无所口，(司)空仁瑞，天与孤贞，槐 口，伏蒙司空猥录蠢蝓，远寄缣缃。愿持扫洒之功，巨答丘山之福。限
以夔阻，不获随状陈谢，谨录状上。
恒安为了报答司空赐疋段，表示愿以扫洒之功，以报答司空之恩德。显然他所说洒扫，包括寺院和洞窟，在敦煌洒扫工作免不了清沙扫窟，由此可见古人对清沙之重视。
莫高窟第65窟西龛南侧边饰西夏文题记：
甲丑(按：当乙丑)年五月一日日(?)，全凉州中[多]石搜寻治，沙州地界经来，我城圣宫沙满，为得福还利，已弃二座众宫沙，我法界一切有情，当皆共欢聚，迁于西方净土。
传统意见把此题记理解为西夏人在莫高窟最早建窟的记载，具体断为1085年。事实上我们并不如此理解，关友惠先生就第65窟及西夏文功德记作了特别的说明，认为并非西夏人在洞窟施工间歇所写，而是洞窟完工后西夏人所为。此说比较合理。由题记可知，主要是西夏人来莫高窟清沙的功德记载，不仅清理了第65窟的积沙，至少还清理了另一座洞窟的积沙。
榆林窟第25窟前室甬道北壁有一则西夏文题记：
雍宁甲午(1114，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初三月一日日，寺院出家众贤行善者酩布觉，弃除榆林寺庙中沙，以此善根，利诸生故，迥敬菩提方。
这次的清沙活动，似乎是针对整个榆林窟洞窟，因为榆林窟到西夏时也就三十余窟，相对易于清除，不像莫高窟，要一次清除所有积沙洞窟谈何容易，因此只能有选择性。
以上属一般之清沙活动，但正是这些平常的清沙功德，才保护了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三)岁时节日、窟上迎来送往等各类活动时洞窟清沙及日常管理洞窟扫沙
莫高窟是敦煌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每年各类岁时节日如除日、元日、上元日、寒食日、冬至及佛教节日诸如佛诞日、盂兰盆节、腊八节期间，在“窟上”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如燃灯、行像、竖幡、斋会、祈福、赛天王等；另在一些重要功德主洞窟开工、上梁、完工开光期间，也要举行盛大的庆贺法会在“窟上”还要经常迎送节度使、都僧统、大和尚等官府和僧团领袖人物，在这些活动期间，人们要礼拜洞窟，则洞窟管理人员事先要清扫洞窟，燃灯行香。著名的《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记载公元951年腊八夜莫高窟“遍窟燃灯”，僧政道真负责具体的工作分配，发出帖子通知各责任人，在分配完任务后，通知特强调：
右件社人依其所配，精心注炙，不得懈怠、触秽。如有阙燃及秽不净者，匠人罚布一匹，充为工廨，匠下之人，痛决尻杖十五，的无容免。
交代非常清楚，燃灯的同时要加强“卫生”，在洞窟中“打扫卫生”必有扫沙之工。
长年不断的节日、迎来送往和人们的礼拜活动，促使管理者及时清理窟中积沙。P.2049V2"粟七斗，僧录窟上易沙用”，“粟七斗，僧录窟上易沙，众僧及学郎等用”，甚至出现专门的“扫窟人”，像莫高窟第61窟西夏供养人“洒扫尼”即是其中之一。有的参拜者也加入洞窟清沙行列，前述莫高窟第65窟、榆林窟第25窟西夏文题记所记最为典型，均为洞窟保护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佛经修补
藏经洞五万余卷佛经写本，绝大多数都是残卷，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其中部分残破更严重者仅存碎片，部分属后期补修过再使用的情况。《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以后所刊佛经，大多为残片，莫高窟北区所出佛经也以残片居多。因此对古人而言，也时刻面临着如何处理废旧佛经的问题，其中佛经修补工作不可避免。敦煌文献恰有记载，敦煌研究院藏0345、北图续0329，是长兴五年(934)在莫高窟的三界寺沙门道真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而为三界寺收集佛经的目录，其中利用旧佛经“修补头尾”是主要工作之一，后来三界寺所藏完整的《大般若经》一部就达六百余卷，其中大概就有道真“修补头尾”的贡
献。而对于藏经洞佛经的残破及具体的修补情况，可参见《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以外部分)》第14册公布的大量图版，非常形象，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此不一一列举。仔细观察可知，古人修复破旧佛经，主要采取利用废旧残经纸片粘贴的办法，和我们今天的佛经文书修补二者之间有相似的理念。只是古人修补佛经时，只注重最后的使用效果而不太注重经卷的审美，并没有“修旧如旧”，因为使用了色泽、质地、时代不一样的废纸导致修补疤痕相当明显。这大概也是材料受限，不易找到完全相同的废纸的缘故，毕竟在古代纸张是非常珍贵的物品。
六余论
――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古代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
古代敦煌佛教寺院、洞窟、造像、佛画、佛经的维修工作分别由僧人、画家、各类工匠完成，他们中间有一般的僧人、工匠，也有高级的僧人、工匠；至于像一些土木工程、洞窟清沙等工作，也由寺院与洞窟管理者、窟家及外来礼佛的一般信众承担；佛经修复则有道真等高级僧人参与。他们都是敦煌古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古代的“工”与“匠”是两个概念，分别可以理解为“良工”、“巧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这在大量的功德记文中有记载，完全是褒意，受到时人的尊重，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
s.3905《造窟上梁文》记：
梁栋刻仙吐凤，盘龙乍去惊天。便是
上方匠制，直下屈取鲁班。马都料方口且
空，绳墨不道师难。
P.3302V2《长兴四年(933)年河西都僧统宕泉建窟上梁文》：
儿郎伟凤楼更多巧妙，李都料绳墨难
过……康博士能行斤斧……张博士不曾
道病，到来便如琢如磨……
敦煌古代工匠有相应的组织，或为行会，或为画院组织，还有的加入到归义军官府，成为归义军专门人才且往往有官衔。工匠组织内部的级别，最高一级都料，属行业规划、指挥者。s.3929记画匠都料董保德，不仅是画行的头目，而且是归义军的“节度押衙”。其次为博士，是具备过硬专业技术、可以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独立完成所承担的每一项工程施工的工匠。汜振英是一位“泥博士”，曾为人修建过一所佛堂。寺院与石窟的修建需要大量的泥博士。师(先生)则主要是画塑行业的，大概属高一级工匠。匠即是一般的技术工人。生(人)，属于跟随师傅作业的低一级工匠。人夫，即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一般劳动力。
(二)古代敦煌各项文物维修保护工作配套所需人员、材料、设施及工作伙食供应和招待
前述各类寺院维修、崖面加固、洞窟续建、补修、重修、清沙等与文物保护有关工程的进行，都需要相应的人员、材料、设施及对参与人员的伙食供应等，敦煌文献中有零星资料可反映一二。其中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所记最为详细，反映名目也最全面，涉及各种活动参与人员的构成、活动工作内容、工作人员伙食供应及招待等。
下面按类别就有关条目摘要罗列并说明如下。
1.参与工程人员成分
“布壹疋，僧官修窟油价入”。“面柒斟，僧官画窟时造贴顿局席及众僧等用”。看来僧官也参与修窟、画窟工作。事实上我们由CH00207和，ⅡX6065两份北、南大像重修文书所记可知，像敦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归义军节度使及其夫人、佛教界最高领袖都教授、都僧统都曾参与寺院或洞窟维修，至于各类工匠参与其中，则属常理，资料颇多，无须一一列举。
2.工程设施
“下棚(彭)”，指在窟上搭建维修洞窟、加固崖面、窟内画壁等使用的脚手架，是莫高窟各类工程必须配套的基本设施。“粟贰斟，僧官窟上下彭回来日沽酒众僧用”。“粟叁斟，僧官窟上下彭时沽酒看煮油人及近夜看判官众僧食用”。“粟叁斟，窟上官下彭请僧统僧政录看饭食用”。“粟柒斟，马家付僧官东窟下彭用”。“面肆斟，僧官窟上造下彭时看当寺徒众及破除日看判官等平(用)”。“面壹斟，造胡饼窟头下彭回来日众僧兼看判官点心用”。“查叁饼，窟上下彭烧焙用”。“面贰斟，官窟下彭时，付善子取乳酪用”。
3.官府、寺院或僧官看望招待工程人员
官府、僧官等常有对各类工匠参与人员的看望活动。“粟贰斟，诸判官窟上看画师日沽酒用”。“粟壹斟，沽酒修寺院日看泥匠博仕用。粟壹斟，其时与泥匠用”。“油壹胜半，僧官屈画匠贴顿用”。净土寺的算会帐目，所记内容大多涉及寺院对各类人员的伙食招待。
4.寺院工程分类
该文书所记大量的“僧门造设”，应该包括寺院与洞窟营建、维修，平日则以维修为主。“麦叁硕捌斟，西库内付酒本冬至岁僧门造设兼纳官冬坐局席并西窟覆库用”。“麦两硕伍斟，卧酒冬至岁僧门造设纳官并冬坐局席兼西窟覆库等用”。“油肆胜，僧门造设纳官用”。这些是大的概括，没有特指，因此工程分工不明。
以下项目则分工是明确的，如寺院钟楼建筑工程施工、上屋泥、修基阶等等：
“粟柒斟，亦与马家付本卧酒报恩寺起钟楼人助用”。“面柒斟，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叁斟，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食用”。“面柒斟伍胜，修佛殿上屋泥三日，众僧解斋斋时用”。“油叁胜，六月修寺院及上屋泥三日中间，众僧解斋时用。油壹胜，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用”。“面壹斟，酉年二月六日，修补行像塑匠食用”。
5.释门以外工程
释门以外工程，即除寺院、洞窟等佛教建筑设施以外工程。“粟贰斟，垒监团街日沽酒众僧吃用”。僧人参与街道垒墙工作。“油壹胜，西窟修堰僧食用”。“面叁斟，西窟上水修堰众僧食用”。僧人参与西千佛洞各项水利事业，当然也与洞窟保护密不可分。“面叁豆斗伍胜，垒园墙两日众僧食用”。“面贰斟，垒园墙斋时用。面叁斟，弟二件垒园墙解斋斋时食用。面壹斟，园内易墼斋时用”。参与垒园活动，该项工程有可能属于寺院或窟上，也有可能属于归义军官府。
6.工程材料
本件寺院帐目文书虽然没有过多记载各类营建、维修工作所用材料，但是前文所述像第130、96等窟的维修均有涉及，可供我们参考。详细的情况笔者拟另文专论。
(三)修复理念
文物保护工作，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修复理念，今天的文物保护秉承“尽量保持文物原貌”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在古代敦煌，人们在进行文物维修时也一定有他们的理念。据我们在前面的相关考察可知，当时人们似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理念，但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会考虑到维修对象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中唐人对第180窟窟顶和五代人对第446窟窟顶壁画补绘。但更多的事例表明，古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寺院建筑和洞窟空间的完整性，甚至新鲜感(这一点很像历代及内地民间对寺院的做法)并以维修当时所流行的题材进行创作式的修补，最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种维修的结果，古人的感觉一定不错，至少是得到功德主的首肯的。到了今天，通过我们的眼光，皆是文物，皆是艺术精品，因此其意义同样重大。当然，我们今天的文物维修工作断不能仿效古人的这种作法，如在古代文物艺术品中加入现代流行的相关题材内容，则必成笑柄!
后记：2010年12月，我们应邀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中心的职工进行敦煌历史与艺术培训，考虑到学员们的职业特点，拟谈谈古代敦煌文物保护概况，这一想法得到中心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限于时间关系，草草写了个稿子，但和大家一起交流，反响热烈。后来我们又和院保护方面的专家作了讨论，觉得有必要就此问题作专题研究。值此因缘，草成此篇，求教于敦煌学及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保护专家赵林毅、王小伟、郭青林、马赞峰、于宗仁、李燕飞、武发思等同仁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另得到原中心副主任李四存先生的大力支持，文未发，李主任因病仙逝，谨表深切怀念之情!
参考文献：
[1]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J]，敦煌研究，1998(2)：80～88.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6
暑假的时候，我外出旅游了几天，其中最另人难以忘却的便是那著名的莫高窟了。
莫高窟俗称千拂洞，它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的大泉河谷里，南北长约1600米。那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犹如蜂巢嵌在刀削斧劈的断岸上。窟前栈道蜿蜒曲折，楼阁巍峨兀立，铁马风铎悬响，气势宏伟壮观。
莫高窟现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是一座巨大的美术陈列馆。当我置身于窟中，那神态逼真、含笑自如的菩萨；那婀娜多姿、翩翩起舞的仙女；那姿态妩媚、凌空翱翔的飞天；那五彩缤纷的鲜花纷纷扬扬；那不奏自鸣的乐器演奏着仙曲——仿佛把我带进神仙天国，身心随着飞天飘旋，好像整个洞窟都在晃动！壁画的内容丰富，可分为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山水画、动物画、佛教史迹画、神话题材画、装饰图案画等。从艺术上讲，它显示了各族艺术家非凡的创造才能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从历史上讲，它反映了我国历代各民族、各阶层的劳动生活、社会活动、科学技术、音乐舞蹈、民族风情、衣冠服饰等等。内容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历史之悠久，技艺之精湛，实乃举世罕见。各个朝代不同的绘画风格，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16窟甬道的北壁，有一个不知何时封闭的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因沙漠干燥，保存得非常完整。这是神话中的聚宝洞！它的神秘在于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人将这批珍贵文物放在里面，并将洞门封闭。从此，便无人知晓。这就是17窟藏经洞。
当王圆?用一双枯瘦的手打开宝库的洞门之后，一批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家接踵而来，有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等。他们想方设法、挖空心思从王道士的手中拿走了大批文物，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地的博物馆。从此，莫高窟的珍贵文物流散到国外，我不经为此而深深痛惜，那么珍贵的文物就被王道士用那么廉价的东西给买了，心里真是一阵叹息与落寞，更多的是气愤。中国的文化啊，就这样被践卖了，可恶啊！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7
[关键词]黄河流域；佛教石窟；洞窟形制；自然因素；佛殿窟；天人合一；中原化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30-08
在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向东，即进入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以东的东土地区，古代佛教石窟在传播过程中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洞窟形制方面。进入黄河流域的第一大佛教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其早期洞窟形制，相对同时期西域石窟的较大变化，首先引起了我们对同时期不同类型（洞窟形制）突变方面的注意。
炳灵寺石窟最早的佛教洞窟第169窟，其原型为一较大的自然洞窟，其作为大型佛殿窟的开始时间，学术界公认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公元420年之前不久？？）。这时佛教主要从西域传到中原。
笔者注意到，在此之前的西域，国内外佛教石窟的窟形已经较为成熟，如在国外的印度、中亚地区的石窟中，国内的新疆、敦煌地区的石窟中，在5世纪以前及5世纪初，已出现了人工建造的较为规整的中心柱窟、佛殿窟、僧房窟等其他类型的洞窟，且以中心柱窟为主。？？其绝大部分洞窟在做工方面的特点较规整。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这种完全利用自然洞窟作为其佛殿洞窟的大轮廓，在总体窟形方面较少人为加工的、好像“自然大龛”的、多自然因素类型的洞窟，显然以其自然因素有别于人工因素，有别于西方地区大量出现的早期石窟的形制。这种洞窟的出现，与上述已成风气的西方人工因素洞窟相比较，显得较为突兀，显然并没有接受西域传来的佛教石窟形制的规整传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最具自然因素。在黄河流域以东，还有一批在时间和地域上紧密联系的具有自然因素的佛教石窟洞窟。笔者认为，石窟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凸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值得探讨。
一、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阶段普遍存在着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
中原北方地区（这里不包括河西走廊地区），是传统的中原主流文化的主导区域，存在着无论是时代上和规模上都较早和较大的佛教石窟群，即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四个较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形制，普遍着重采用了自然因素。它们主要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的“姚秦五龛”（第90窟、第165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和第98窟、第57窟，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第20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第1443窟）。
（一）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169窟基本为自然洞窟的轮廓，人工修造较少，其平面为较为横扁的马蹄形，顶为穹隆形，口稍微收，但因为整个窟龛较大，故整体感觉是自然敞口大龛。（图1）
（二）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即麦积山石窟第90窟、第165窟、第74窟、第78窟（图2）、第51窟，均为人工开凿的敞口大龛，且如同较为敞口的自然洞窟状。其转角处均较为浑圆，不是较规整状，大致横长方形的底平面近似横扁平马蹄状，大致横长方形的顶部近似低平的穹隆顶，洞窟整体为人工开凿，主要追求一种自然的淳朴效果。第165窟顶部的仿天宫顶也仅仅用没有任何装饰感的阴刻线表示了一下。
第98窟为摩崖窟，在自然崖壁横凸岩之下，人工依崖势浅浅开凿为龛。
第57窟为自然洞窟，正壁上方渗水，口微收，整体为敞口大龛状。
（三）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均作平面马蹄形，穹窿顶，虽大多有前壁，非敞口（20窟推测原无前壁，为敞口状？？），但窟内各壁大多浑朴状，为明显仿自然洞的作派，有“天似穹庐”之态（图3）。
（四）龙门石窟
古阳洞是天然溶洞经人工改造的洞窟，只是比起上述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诸早期洞窟，在纵深方面较显著，乃纵向狭长式敞口洞窟，？？初为山体内泉水长期溶蚀所形成的管状纵向敞口石洞，后被工匠在顶部和三壁上因势修整开凿龛像（图4）。
上述各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反映了一种共性或共同的取向，即在开始开窟时，对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有所偏好，在洞窟设计理念上，自然因素是一种着意的选择。
二、四处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
（一）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第169窟的原型是较大型自然洞窟，因此，仅从自然大洞窟的角度，当闻名得最早，有可能作为最早的名胜而为世人所知，尤其为方士和宗教界人士所知，且被他们最早利用。有些零星的文字也廓定了些许情况：
《水经注》引《秦州记》，记载积石山（今炳灵寺石窟所在地）这段黄河岸边高崖上有“唐述窟”、“时亮窟”，并且时亮窟曾藏古书五笥。？？这里并未记载佛教内容，说明这种大型天然洞窟成为大型佛窟？？之前，已被人们广为传说了。
炳灵寺石窟正位于传说中上古大禹导河的积石山上，山下即是黄河，黄河之上层岩中神秘的石穴，应当被古人所注意到，所以围绕神秘的天然石洞，比《秦州记》所处时代更早，就可能有“禹穴”的传说。唐杜甫诗中所谓“藏书闻禹穴，读书忆仇池”？？的诗句，当是上述古代传说的追记。
总之，炳灵寺第169窟开始闻名于世的时间，当在人们将它利用为佛窟（5世纪初）之前。因为作为一个传说，其产生和发展的时间段不会太短。作为著名洞窟，炳灵寺第169窟为世人所熟知，或传说为宗教界所利用的时间，早于5世纪是没有问题的。
（二）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及第98窟，开凿在5世纪初的412～417年，？？其闻名也在412年之后。
还有一个自然洞窟第57窟，被人们利用为宗教服务的时间要稍早于“姚秦五龛”及第98窟，是三泉圣水中最大的一股圣水洞，？？当在412年之前的后秦十六国时期就闻名，但未见更早内容的记载或传说，所以其闻名于世的程度比不上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三）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的开凿，晚至北魏时的5世纪中期，？？？亦闻名在这时之后。
（四）龙门石窟
古阳洞，未见其早于5世纪晚期就有所闻名的记载。
所以，四处石窟早期具有自然因素的洞窟，其闻名于世的先后次序是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三、四处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程度比较
上述四处石窟早期洞窟中，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最多，窟中人工修造成分相对很小。
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虽大多系人工开凿，但均无前壁，顶稍穹隆，较多地保持着自然山龛的意象。
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均系人工开凿，虽内部大多追求浑朴的自然结构，但多数洞窟存在着规整的前壁和明窗。
龙门石窟早期洞窟虽也是利用天然原始洞窟，但对原始洞窟进行了规整化的开凿，雕凿上显得更为精细，洞窟形制也较为精致，除了敞开的窟口及少许顶部保留着自然因素外，其余部分自然成分相对较少。
因此，从自然因素程度由高到低的依次排列看，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第一，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第二，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第三，龙门石窟早期洞窟第四。
四、四处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的关系
上述四处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序，以及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递减变化，提示我们这四处石窟早期洞窟形制在自然因素方面的关系。
（一）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缘起
由于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这种自然洞窟较早出现并闻名，麦积山石窟早期一批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较浓的洞窟，不能排除受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等自然洞窟的影响。
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除敞口、底平面圆角横长方形和低穹隆顶外，有的窟（如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还存在正、左、右三壁前的“凹”字形坛基（图5），并且有的窟（如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两小龛。（图6）这种窟形较为特别，在此之前并未见有如此洞窟的样板。
由于“凹”字形坛基上正、左、右三壁前塑造三世佛形象，且在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的两小龛内，分别造思惟菩萨和交脚菩萨，故此坛基和两小龛的布局设计不排除受内容题材要求的影响。但题材的要求，并不能决定这种洞窟设计的全部，其他洞窟形制也可以表现这种内容题材，如中心柱窟也可。所以上述这种特殊的窟形似乎还应有其他的特殊诱因。
笔者注意到，炳灵寺第169窟底平面中间下部为缺外部的漏斗状，但在窟内正、左、右壁前，有较为突出的三处较宽的底圈部分（图7），围成了一个类似“凹”字形的坛基。这是缺外部漏斗的口沿部分，这种漏斗口沿3/4部分的凸沿，可作为一种借鉴。即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似受到炳灵寺第169窟那样的自然敞口山龛“漏斗状底平面”漏斗口沿形制的影响。
无独有偶，麦积山石窟第57窟也是漏斗状敞口山龛，也同样存在着似凹字形坛基的漏斗3/4口沿（图8）。在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亦可能就近直接受到了麦积山石窟第57窟的影响。
至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在其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两小龛的设计，除了别的原因（11）外，在设计位置上，很可能也受到自然洞窟的影响。
因为笔者注意到，炳灵寺石窟第172窟亦为自然洞窟，其位置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左侧同一水平面上，相距不远。结合这两个窟统一观察，会有所启发。在巨大的崖面上，在包括这两个窟和这两个窟之间朝下处的很大一个面积上，有一处自然的凹陷，虽进深相对较浅，但整体也不失如同一个巨大的山龛。这样形成一种格局，即在此巨大的山龛正壁左、右上方的两个三壁面交角处，正好是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在总体观感上，亦形成一个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两个小龛的敞口大龛形象（图9）。这种宏观的自然洞窟形象，也可诱导这种形式的人工模拟。
麦积山石窟第57窟，同样在其正壁左、右上方的两个三壁面转角处，也各有一天然的小龛（右小龛已自然风化模糊）（图10）。因为此两处渗水，形成了两个小龛。两小龛的形成，与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形成是同样的原理，且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应当在麦积山石窟开创时期的十六国后秦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于是，这样的自然面貌，就更有可能就近直接启发麦积山石窟早期，人工开凿的注重自然因素的大龛，在其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做出两小龛的设计。
麦积山石窟第98窟的形制，只是对自然崖面的稍加改造，弱化了窟室的人工开掘效果，强化了露天自然效果。这明显也是受到自然浅山龛的影响。
（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缘起
从四处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渐变的时间次序看，“昙曜五窟”的自然因素是通过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综合传达的。
“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基本有两种，由窟内主尊造像的姿势而形成区别。第16窟、第18窟、第19窟为立佛窟，第17窟为高座修长的菩萨窟，第20窟为坐佛窟。因此，第20窟为较敦实型的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为较瘦高型的窟。
第20窟为敞口的低龛，其自然平缓隆起之顶的样式，更接近于麦积山“姚秦五龛”。这种样式可体现出大佛于敞口大龛中直接面对众生的宽宏气魄，似受到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多为坐佛主尊）形制的影响。
瘦高型窟的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虽然在人工建造自然效果的方法上，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一致，但其高穹隆顶更接近于炳灵寺第169窟，有可能受到炳灵寺第169窟自然高穹隆顶的影响。在建造中取高穹窿顶，有加固窟室的作用。因先造的敞口第20窟推测当时就有所坍塌，（12）影响了其余几个洞窟的设计，于是起瘦高形窟，并留出前壁进一步加固。
另外，“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规模”，也受到麦积山石窟早期大型自然效果龛群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这种大型自然龛室的影响。
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群中，虽某些单个龛并不太巨大，但龛群在山崖上的整体规模较大。第98窟高约14米，其立佛高约13米。这种规模都是“昙曜五窟”所要具体参照的。
“昙曜五窟”在开凿之始，因当时北魏政权已统一北方，必然要考虑到在整体规模和同类单窟规模上要超过麦积山石窟。在上下规模无条件层层加高的情况下，于是在水平排列上下功夫，基本上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整体规模。同时，在同类单窟规模上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而且其窟中的立佛、坐佛、菩萨主尊高度也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同种造像。
炳灵寺第169窟的窟内自然高度大约为15米，窟内是立佛主尊。于是“昙曜五窟”的立佛、立菩萨窟高度要超过之，其高度在15～17米之间。“昙曜五窟”窟内的宽、深度，也基本上与炳灵寺第169窟的自然宽深度大体相仿或超越之。“昙曜五窟”更具有整体规模的超越优势。这些均应是在借鉴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所建造的优势。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正壁中间部分明显凸出，这在云冈“昙曜五窟”中的第16窟、17窟、第18窟、第19窟中相同位置处，同样表现明显。云冈“昙曜五窟”形制的这种作式，虽然有附着正壁前造像的目的，但这样的设计，明显借鉴了炳灵寺第169窟自然构造的特点和顺势附着造像的创意。从形制整体看，如此作为，洞窟结构也更趋稳固。
云冈“昙曜五窟”均有敞口情结。上文已述，推测第20窟推测原即敞口。其余窟虽有前壁，但其前壁与左、右壁交汇的转折却较为明显，大大区别于其正、左、右壁转折处较浑朴、较具自然因素的状态，实际上表现了其正、左、右壁组合成的原始敞口状态。这明显地受到自然敞口大龛形象的影响，那么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早期敞口大龛的影响就不能排除。如果说自然敞口洞窟的口部，有的还存在些许自然收口的情况，麦积山“姚秦五龛”却是追求较敞口的典型。那么，“昙曜五窟”这种敞口情结，似乎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有较大的关联。
总之，今山西省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有可能主要“就近”（13）受到更早出现的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是自然因素。
（三）龙门石窟古阳洞洞窟形制的缘起
古阳洞佛窟的初期建造，大约在5世纪末到6世纪初，此时的佛教洞窟形制已经较多样，但龙门石窟的最初洞窟却选择了自然因素的窟型，不能不让我们认为，它还是延续了某种传统，即继承了从炳灵寺石窟，到麦积山石窟，到云冈石窟，其早期洞窟形制均多自然因素的传统。
五、炳灵寺第169窟与东方人时亮的关系
《水经注》卷2《河水》载：“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
从《秦州记》的记载看，时亮为南安人。南安即今陇西地区，在炳灵寺石窟的东部，属于中原北方文化区，而炳灵寺石窟以西，则属于与西域文化交汇的区域。时亮窟藏书，则说明时亮乃文化人。
又时亮窟的突出特点是区域中最高、最深、最大的洞窟。在炳灵寺石窟及其周边区域内的洞窟中，唯一能关联到这些特点的洞窟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14）
自然溶洞，因水从山的内部渗透溶蚀而出，所以洞子能一直向山体内部延伸，其渗水的分支在大洞穴的幽暗处有莫测之感。加之有漏斗自内向外、自高向低延伸而来，从下观之，进深似比洞口的面阔尺寸要长，因此才有洞深很是大于洞宽的记载。从这个角度看，溶洞让人们感到幽深和玄妙，更有神仙洞府之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作为溶蚀风化洞窟，其顶部还遍布溶蚀风化后的石纹所形成的自然美丽的花纹（图11）。因此，时亮窟的特点，除了高、深、大外，还应该加上一个“玄”字。
来自“东方”的“读书人”时亮对此窟的青睐，也说明此窟符合“东方”中原文化的审美标准，所以有条件作为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洞府，而利用为佛窟，并进一步影响“东方”中原文化区域内佛窟形制的设计。
六、佛教洞窟形制东方化（中国化、中原化、东土化）问题
（一）自然因素乃贵族供养人的有意选择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古阳洞，乃最高统治者和亲贵所供养兴造的石窟。（15）显赫的帝王亲贵们本来有能力造作精美的大工程，但所造佛窟形制如此简陋，说明其简陋并非主要为了节省，决定因素是设计取向。
因此，上述洞窟应当是在洞窟开凿之初被有意识地开凿为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使之与西域地区大多数较为规整的石窟区别开来，并带有东方地域特点。
（二）洞窟形制的主流从中心柱窟到佛殿窟发生了改变
在佛教洞窟形制中，西域中心柱窟主流，到了中原北方地区，突然改变。主要表现为，强调自然因素的佛殿窟的异军突起。这种在洞窟形制中强调自然因素的创新影响深远，以至于在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中就不再出现中心柱窟了。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中心柱窟亦不再成为主流。以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为主要标志，佛教洞窟形制的主流发生了变化，中心柱窟虽然还未出现，但在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中，佛殿窟已形成了最重要的势头，在某些石窟中成为主流或唯一洞窟形制。
（三）石窟受东方或内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东方化
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上述这些早期洞窟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原北方地区有自己特色的初期洞窟，比之西域风格的洞窟，应该说明显地进一步中国化了。具体表现为由自然因素发展来的佛殿窟的出现。
虽然上述洞窟均处在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开创时期，难免会因技术不成熟而有简便为之的因素，但逐渐形成流派的做法提示我们，这可能隐隐受支配于中国中原的主流文化，是一种传统理念使然。
中国中原主流传统宗教修行窟室概念，是黄老道学的修行窟，均崇尚自然，大多如自然之洞穴，洞中应玄虚，具自然圆润之气。在这种传统因素的自然修行洞窟影响下的佛窟，一种情况是因地治宜地利用自然洞窟，一种情况是人工造出具有自然因素的洞府。如此，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从佛教石窟开始兴造时，其形制就以从自然洞府发展来的佛殿式洞窟作为开端。
自然有古朴的意境，也有超凡的意韵，故有着“初始”和“祖庭”的意义在内。这也似乎是中原北方地区初期佛教洞窟为什么总要追求一些自然因素的原因之一。如此，体现了其作为石窟群初期的地位。因为在宗教中，凡出家祖师，并非居住在华屋中，而是岩栖穴处，随遇而安，自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象。朴素的居处，更像其祖庭，也更衬托了其法力的强大，能胜天，能物我两忘。
于是，将佛安处在多自然因素的洞穴中，尤其是较自然的敞口龛中，也会更突出佛祖面对自然的从容，突出佛处在自然十方三世中的法力无边。相对而言，华丽的庙堂，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发展居处。
所以，谈到佛窟的进一步东方化问题，从中原北方地区初期窟型中的自然因素看，明显受到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16）、绘画实践均向这方面追求，佛或佛法也符合这种境界，于是也可将这种境界用在佛窟形制上。上述这些中原北方地区的初期佛教石窟的初期洞窟形制，不但可以说带有自然因素，也可以说带有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因素。
同时，对比早期洞窟以后的洞窟，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窟型发展的大体轨迹是，从开始时自然主义较浓，逐渐走向自然主义较减弱，然后走向此基础上的规整，并逐渐加上前壁，并进一步规整（如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等），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即世俗华丽的庙堂。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合理发展。
因此，如果细分窟型，以敞口因素和自然因素为龛，以四壁紧密结合的华堂为窟的话，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形制的发展轨迹是龛在前窟在后。
另外，在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的初期，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体现在洞窟形制上，在其洞窟中的其他方面也多有天人合一的因素，如雕、塑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较为贴壁如浮雕（塑）的“佛影”效果，雕、塑像和壁画中的形象均显得不是那么细谨工整，有朴茂之感，且穿插分布。这些自然朴拙的因素，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向规整化的。
追根溯源，印度原也有佛陀在山区出家悟道居止的天然修行窟，这应该是将佛像修造在自然洞窟，或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洞窟的理论基础。于是，当佛教及佛窟开凿活动传到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时，与中国中原流行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互动，使佛像处在自然环境中的多自然因素的洞窟中，即是自然而然的。较早的（约建造在东汉）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窟（17）就是如此，其凿出的简朴浅显的石佛像和佛龛，错落在高低起伏的自然山岩上，在中国佛教石窟或石刻形制中，在多自然因素方面，是更早的滥觞处之一（图12）。东晋时，慧远在庐山所造的佛影龛，依其龛铭的文意，背山临流，亦多具自然因素。（18）
这些其他的早期佛教石窟，而且是处在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佛教石窟，更早或基本上同时也出现了天人合一式佛教石窟。有此铺垫和相互影响，中原北方地区早期佛教石窟，较为普遍地流行自然因素的洞窟，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参考基本同时或之后的南朝中心地区佛教，也基本上可得出同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南朝中心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其地域中的佛教石窟较少，且其洞窟形制，正巧也多是自然因素较多的山龛型（图13）。（19）我们知道，南朝是当时最代表中国汉文化的主要地域，一般来说是当时中国正统文化所在地，其山龛型的佛窟形制正说明，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教洞窟形制，正合中国主流思想传统。
因此，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其多具自然因素的洞窟形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的结果，是西来佛窟经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是佛教石窟进一步中国化或中原化或汉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因为从洞窟多种现象变化的比较看，在佛教石窟中原化或汉化的进程中，洞窟形制应是首先变化的部分，其他的方面，诸如造像面型、造像服饰等方面的变化，则不及洞窟形制方面的变化早或幅度大。
虽然在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之后的历史阶段中，佛教洞窟形制总体有所规整化，但个别洞窟形制的多具自然因素的例子仍然存在，较为自然一些的山龛形式在某些地点仍然出现。如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中北周大坐佛所在的自然悬崖浅龛（图14）、及其千佛洞等处的北周至隋时期造像的自然悬崖龛、甘肃西和县八峰崖石窟中宋代造像的自然山龛、四川乐山大佛龛（图15）、四川安岳石窟卧佛龛（图16）等。这些佛窟形制，以其自然的形态，点缀着自然山川，形成宗教与山水的一种和谐艺术，不断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
六、结语
综上所述，窟型作为佛教石窟的重要载体，其面貌的变化是石窟大体方面的变化，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5世纪，佛教主要从西域传入内地，西域佛教洞窟形制主要是较规整的中心柱窟，但5世纪上半叶传到中原北方地区黄河流域以东地区的第一批佛教洞窟，或黄河流域以东四大石窟群（炳灵、麦积、云冈、龙门）中的早期佛教洞窟，却普遍地未曾采用这种中心柱窟形制，而采用了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殿窟形制。结合黄河流域以东其他东土地区中较早、基本同期、较晚石窟中均有存在这种情况看，说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应有所介入和选择。
佛教石窟艺术的中国化（或东方化、中原化、东土化、本土化）进程，在5世纪迈出了明显的步伐。在洞窟形制上，对自然因素的借重，应该说是此步伐的开端，其滥觞时期，最早似可上溯到东汉。
[注 释]
①此窟中残存最早纪年题记为“建弘元年”（420），据此可认为此窟作为佛窟在此前不久，且无证据表明此窟作为佛窟能早过5世纪，故可认为它作为佛窟的历史开端，当在5世纪初。
②在5世纪之前，印度的阿坍陀石窟已是人工雕凿的精美石窟，主要设佛塔在石窟中间，是中心柱窟原型。在5世纪之前和5世纪初，西域石窟均出现了较为人工规整的佛殿窟和中心柱窟。我国甘肃河西地区的莫高窟在5世纪之前，高僧乐和法良也开凿了人工因素较多的佛殿窟或佛殿式禅窟（分别是第268窟和第272窟，详细考证见《麦积对莫高早期洞窟断代问题的启示――麦积莫高均存在北魏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的情况》，载于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且从当时莫高窟以西总的情况看，中心柱窟的数量和规模较大，占主要方面。
③（12）夏朗云：《麦积姚秦五龛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启示――麦积山、炳灵寺早期大龛是昙曜五窟开创理念和形制的主要借鉴》，载于《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具体见有关云冈石窟第20窟的注释。
④此种纵向狭长式洞窟，出现在龙门石窟的初期，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形制与此略同，后者受前者影响，莫高窟第275窟据考是北魏洞窟，具体考证参见夏朗云《麦积对莫高早期洞窟断代问题的启示――麦积莫高均存在北魏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的情况》，载于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水经注》卷2《河水》：“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
⑥5世纪初之前。参见本文前言部分的有关注释。
⑦杜甫《秦州杂诗》第十九首、第二十首连续记载了有关炳灵寺石窟的内容。第十九首：“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烽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第二十首：“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按：《水经注》卷2《河水》载：“凤林，山名也，五峦俱峙。耆彦云：昔有凤乌，飞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记》曰：罕原北名凤林川，川中则黄河东流也。”凤林关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与今炳灵寺石窟夹黄河向望，为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重要的边地关口。杜甫在描写秦地的两首诗中，连续提到今炳灵寺石窟的有关形胜。
⑧夏朗云、王纪月：《炳灵寺第1窟对麦积山西崖大佛断代的启示》，载于《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夏朗云：《麦积姚秦五龛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启示――麦积山、炳灵寺早期大龛是昙曜五窟开创理念和形制的主要借鉴》，载于《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⑨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的下层焚烧痕迹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
⑩《魏书・释老志》记载，文成帝复法后，昙曜建议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五窟，事在北魏和平初年（460）。
（11）题材内容要求可如此。另外还可能受到某些造像布局，如西域某些大神变造像图式的影响。
（13）“就近”是指不是舍近求远，直接受更西方的石窟形制因素影响。在自然因素方面，与近处的更早期石窟更有联系。因自然因素在这些洞窟形制中占主要方面，因此联系或影响也是主要的。
（14）已有学者曾提出，如张宝玺：《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释》，《炳灵寺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学术界公认，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古阳洞，为当时当地最高统治者和皇亲国戚贵族所造。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亦主要为后秦最高统治者和皇亲国戚贵族所造，学术界已有相当的认同，另见夏朗云：《麦积山早期大龛的下层焚烧痕迹考察――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新证》，《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也与西秦王室有关，因题记中有国师题名，有国姓女贵族题名，此残存题名提示此窟与王室有关。
（16）毛惠明（毛惠民）：《从天水秦简看秦统一前的文字及其书法艺术》（载于《书法》1990年第4期）中认为，秦简书法艺术铺排自然，体现了书法逐渐草化的追求自然生动的方向。
（17）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内地最早的佛教遗迹之一。形式主要为依自然山崖兴造的浅龛、浮雕。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8
[关键词]语文课堂 教学预约 绿色通道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31-015
生活中经常有预约的经历――预约培训、预约访谈、预约门诊……预约不但给约请者提供了便捷，也让受约者有机会合理安排日程，并做好履约准备。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预约不仅是对受约者的礼貌和尊重，还是一种暗示和提醒。语文课堂中能否开展“教学预约”呢？我进行了教学预约的尝试。
案例
《莫高窟》的教学已经到了尾声，学生仍意犹未尽。我问大家：“同学们，‘百闻不如一见’，你们有谁去过敦煌，见过莫高窟呢？”学生一个个摇头，只有陈敏举起了右手。我提议：“让我们有请陈敏到讲台上发表演说，谈谈她眼中的莫高窟吧！”陈敏是班上的中等生，成绩尚可，但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出众。可这一次，她走上台来，落落大方，一边用投影仪展示她参观莫高窟时拍摄的照片，一边对照片的内容作详细的介绍。她的演说，消除了莫高窟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感，也让孩子们对莫高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
这是“教学预约”的结果。
我经常看见陈敏坐在角落里，知道她是个内向的孩子，早就“盯”上她了。听说她去过敦煌，又是摄影爱好者，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于是，我想利用《莫高窟》的教学来提升她表达和交往的能力，激发她的语文学习热情。学习课文十多天前，我跟她正式“预约”，希望她来做一个演说。她开始迟疑，后来终究答应下来。我开始指导她怎么演说，并利用放学后的时间让她在教室里演示。
幕后的故事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但这件事增强了陈敏的自信，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了，交往能力也逐渐强了起来。
一、“预约教学”是什么
从案例看，“教学预约”的含义并不隐晦。它是一种教学艺术，是教者针对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实施教学前有计划地向学生进行暗示和告知的教学行为。“教学预约”的关键，在于主动将未实施的教学行为（或教学环节）以恰当的方式向有关学生进行透露，以期在教学过程中解决个别性或普遍性的教学问题。这可以帮助教者解决教学难点，也能激发特殊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找到学习的方法。
我们不能把“教学预约”与公开课中的“假课”等同起来――“假课”把听课老师听到怎样的课作为价值取向，而“教学预约”把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主动学习作为价值取向。“教学预约”与新课程倡导的教学生成也并不对立。教学预约是预设性的生成，又是生成性的预设，是教者在教学进程中有意为之的教学策略。
二、“教学预约”怎么做
（一）集体预约与个别预约
集体预约是针对全班的预约，优点是受益者最多化，缺点是失去针对性、缺少神秘感。我们平时在布置作业的时候，经常会进行集体预约，比如：“请同学们收集有关莫高窟的资料，明天的语文课上大家互相交流。”这种集体形式的预约，能让每个孩子都参与进来，是教学行为中必不可少的预约方式。在实施集体预约的过程中，需要解决“这么多人如何履约”的难题。大多数教师采用分组交流、举手发言、集体讨论、个体抽查的方式让学生履约，这未尝不可。可是，仍会有相当多的学生游离于各种形式之外，这就会大大降低他们履行约定的积极性。还是刚才的例子，教师们会发现，孩子们收集的关于莫高窟的资料大同小异，而且没有经过整理，甚至读着也很拗口。如果在集体预约的同时，辅以个别预约，效果就大大不同了。个别预约的学生必然发言精彩，集体预约的学生也会兴趣盎然，这对他们下一次履行集体预约是很好的鼓励。
个别预约是针对个别学生的，直接受益人很少。但如果能有计划地发起并履行实现，就能起到以点带面的积极意义，还能帮助一些特殊学生找回学习的自信。实施个别预约时，要充分考虑预约的针对性和私密性，还要关注学生履约的过程。个别预约特别适合优等生、学困生和其他特殊学生。如，文中开头的教学案例属于个别预约，预约的是“特长生”。个别预约可以展示他们的专长，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公开预约和私下预约
公开预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都可以见证预约的发起和使用。这无疑会给被约者增加心理压力，因此要慎重实施。如果履约不顺利，或者履约效果不好，对教育教学有害而无益。这就提醒我们，在公开预约发起前，要充分估计学生履约的可能和效果；公开预约发起后，要关注学生应约的态度和过程。集体预约大多为公开预约，个别预约也可以是公开预约。公开预约的内容宜明确，态度宜温和，要饱含鼓励。
个别预约大多采用私下预约的方式。文章开头的案例就属于私下预约。因为，没有其他人的见证，私下预约在履约时失败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这有利于维护被约者的自尊和师生之间的关系。私下预约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是办公室约谈，也可以采用电话预约。既然是私下预约，就可以要求对方保密，让履约环节带给教学更多的惊喜。
（三）明确预约与隐含预约
有些话题适合明确预约，但是，有些话题不太适合明确预约，可以采用透露、暗示、提醒、商量，甚至是告诫、批评的方式实施。文章开头的案例，都是明确预约。下面举一个隐含预约的案例。
在教学《轮椅上的霍金》前，我期待几名尖子生在课上有出色的表现。班委会议的闲暇，我就跟几名学生谈论失去和拥有。我有意无意地说：“过两天文学社活动，我打算请你们写一首关于‘感恩’的小诗。”两天后教学《轮椅上的霍金》，我再次抛出“失去和拥有”这个话题，引导学生领悟霍金的对生活的乐观与感恩。课堂上学生的发言精彩纷呈。一名学生当场诵读一首小诗：“我感恩，一双眼，让我得到整个世界……”大家听了默默不语，我也感动不已。我知道，他大概是受了我的暗示，事先作了准备吧。
三、“教学预约”通往何方
（一）学生：主动构建的“绿色通道”
只有实现学生的主动构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施了教学预约后，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主动地进行准备，不少学生还得到教师的单独指点。这个准备过程和接受指点的过程，就是学生语文修养和学习能力逐步构建的过程。从心理方面来讲，“教学预约”还会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和勇气。这对激励他们主动学习和形成健康的人格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二）教师：着力过程的“绿色通道”
实施预约教学，是教师关注教学过程的行为指向，并深入关注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过程的层面。这种对教学过程的关注，必然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学习成绩的进步。
（三）教学：多元生成的“绿色通道”
预约会不会影响教学的生成，事先有准备的思考和发言会不会让课堂失去灵性？实践证明，教学预约是为了更好的生成。教学预约的生成意义，不仅在于生成了精彩的朗读、练习、背诵、演说；更在于它带给学生的自信心和主动意识，生成了“下一次”精彩的可能；还在于它让个别学生激活全场，生成一个个精彩的可能。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9
综合探究类主观题以活动为载体，综合考查考生调动和运用知识、论证和探究问题的能力，鼓励考生联系实际，发散思维，大胆创新，倡导答案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目的在于引导考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感受和理解知识，培养能力，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由于综合探究类主观题立足于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综合性、探究性，对转变思想政治课死记硬背的学习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类试题越来越受到命题者的青睐，在近年来各地的高考试题中频繁出现，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题型看，此类试题主要包括主题活动类和拟写类两种基本形式。主题活动类一般基于某种目的、围绕某一主题展开，主要包括主题班会、辩论会、座谈会、社会调查等，重在考查考生对活动方案的了解和掌握情况，如开展主题班会的一般程序、可采用哪些方式开展社会调查等。拟写类一般要求考生根据相应的活动内容或命题者提供的背景材料，拟写建议书、倡议书、发言提纲、调查报告、观后感、小论文等，属于应用文体类主观题。由于每种应用文体都有各自的写作要求，考生应了解和掌握这些文体的具体格式和写作规范。在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中，拟写类试题已不再拘泥于详细考查某种应用文体的具体格式和写作规范，而是依托应用文写作的形式，侧重于对教材知识的考查。但不管是哪种形式，其主要目的都在于考查考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类题目的设计别出心裁，既贴近教材，又不脱离考生生活实际，为考生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答题空间和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展示个性风采的理想平台。下面，我们结合近年来高考试题中常见的一些探究类问题，来分析和探讨这类试题的解题方法与技巧。
二、典型例题
1.建议类
“建议类”问题是给考生提供一定材料（情境、问题等），让考生对材料中涉及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或意见的试题。此类试题一般以考生生活积淀为背景，要求考生阅读材料、图表，或者是针对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热点、焦点问题，根据其内容提出合理、切实有效的建议，旨在考查考生提取有效信息、分析理解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答此类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确建议的对象，即向谁提出建议；二是要找准所提建议的切入点；三是所提建议不能好高骛远、不可捉摸，要合理、贴近现实，具有可行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四是答案要语言规范、言简意赅，有侧重并且一目了然。
【例1】\[2013•新课标Ⅱ卷•39(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敦煌莫高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材料一近年来，莫高窟游客逐年增长，2012年全年接待游客量达到80万人次。旅游旺季时，平均每天游客量逾4000人次，最多时约7000人次，而其最佳游客承载量在3000人次以内。大量游客进入洞窟，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空气湿度增大，温度上升，侵蚀壁画和彩塑；加之长期的风化和氧化作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正在缓慢退化。
材料二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莫高窟文化遗产，敦煌研究院联合高校、研究机构、科技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科技创新：建立了综合防沙体系；研发了无线传感环境检测分析系统，开发了十亿级像素数字相机系统，形成了包括前期摄影采集、后期图像处理、虚拟漫游等环节在内的数字处理系统等。随着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莫高窟自然环境得到改善，壁画、彩塑等图像采集取得进展。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人民除了实地参观莫高窟外，还能在互联网上便捷地欣赏3D效果的“数字莫高窟”，随时随地地感受莫高窟文化艺术的无穷魅力。
（3）除互联网展示和吸引海外游客实地参观以外，请就如何增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另提两条建议。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对考生的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该题的“题眼”是“就如何增强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另提两条建议”。解答时，一是要抓住这一关键信息，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做法；二是要注意题中的其他信息，如“除互联网展示和吸引海外游客实地参观以外”，即所提建议不得与此重复；三是要从文化生活的角度思考并回答问题。因此，考生可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做文化交流的使者等角度，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做法。
【答案】在国外举办敦煌莫高窟艺术展览和主题艺术节；扩大含有敦煌莫高窟文化元素的商品出口；开展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国际合作。
2.倡议类
倡议书就是倡导、建议的书信，是指集体或个人为倡议、发起某项活动而写的具有号召性和公开建议性的专用书信。一般而言，倡议书分为向谁倡议、倡议什么、谁倡议的以及倡议日期等几个部分，同一般专用书信差不多。倡议书的拟写具体可分为五个步骤（解题思路）：①标题。放在最上方正中间，可写“关于的倡议书”（或只写“倡议书”三个字）。②倡议的对象。放在左上角，应顶格。（有些倡议书没有这一部分）③正文。属文章的中间部分，也是重点部分，开头应空两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倡议的原因、根据和目的，第二部分是倡议的内容，应分条开列。④表达倡议者的希望或决心。⑤署名和日期。先署名后日期，放在右下角。但在实际的考试中，要求考生写出完整倡议书的并不多，一般只要求写出倡议的内容。
【例2】\[2013•北京文综卷•38(4)\]《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划定了水资源利用管理的“三条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2030年用水效益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降低到40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以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2030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
（4）为了保护和节约水资源，某校学生会正在草拟倡议书，向同学们征集倡议。结合《政治生活》中关于公民的相关知识，请你提出两条倡议，要求有不同的理论依据。
倡议书（草稿）
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北京属于重度缺水地区，但在生产生活中，有些人节水意识匮乏，有的企业直接排放生产污水，破坏水资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市政府高度重视水资源管理，倡导建设节水型城市。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向全校同学倡议：
倡议一：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向所在社区和学校提出节水建议。
理论依据：公民依法享有民主管理的权利。
倡议二：
理论依据：
倡议三：
理论依据：
【解析】该题已经给出了倡议书的部分内容，考生在补充倡议书其他内容时，要仔细阅读倡议书已提供的内容，明确拟写方向，思考还要补充哪些内容。如本题中，设问的开头已明确提出了倡议的目的――保护和节约水资源，对知识内容作出了限制性要求――结合《政治生活》中关于公民的相关知识，同时在倡议书的正文中，明确了倡议的对象――向全校同学倡议，在补充倡议要点时，考生可结合“倡议一”提供的范式，从公民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一些保护和节约水资源的具体做法。另外，在回答理论依据时，应根据题中“结合《政治生活》中关于公民的相关知识”这一具体要求，回归教材，合理、准确作答。
【答案】倡议：自觉节约用水，如注意拧紧水龙头等。
理论依据：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倡议：对破坏水资源（或不合理用水）现象进行监督和举报。
理论依据：公民具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权。
（答出其他倡议及其理论依据，如倡议参与水价制定、积极建言献策，理论依据为公民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参与民主决策等，言之有理亦可）
三、解题方法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出，要答好综合探究类主观题，应做到“四结合”。
1.要结合教材知识
题在书外，理在书中。综合探究类主观题的设计主要依据教材，答案来源于教材中的知识要点。对教材中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是我们分析、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如上述两道例题，不管是提出建议，还是发出倡议，都与教材内容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夯实基础，善于运用教材知识解决材料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2.要结合思想实际
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目标，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领会和感悟，学会做事、学会做人，是思想政治课的目的和归宿。因此，在高考试卷中，经常会设计一些与学生思想实际关系密切的问题，如要求考生谈活动的感受、看法、体会或启示等。因此，考生应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融入情境，进入“角色”，把自己融入活动中，根据材料提供的具体情境和试题的具体要求，缜密思考并合理作答。
3.要结合实践体验
让考生在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分析、归纳、总结、反思、创新的能力，是综合探究类主观题考查的主要目的。因此，考生应积极参与各项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从活动中去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和充分的情绪情感体验，在活动中分析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只有这样，在解答这类试题时，考生才会得心应手，才能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莫高窟教学设计篇10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在当时却悄然无声，鲜为人知，直到1907年，一个外国学者从这里骗盗了数千件文书、绘画。运到英国，这才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这个外国人，就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这次骗盗的经过，在最近翻译出版的斯坦因著的5大卷《西域考古国记》里，有他自己的得意非常的详细记述。
1907年5月下旬的一个炎热的白天，敦煌县东南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的一座石窟中，一星微弱的灯光在摇曳。四野荒凉，寂静无人，只有风儿吹过鸣沙山激起沙粒的阵阵响声。“随我来。”持烛的中年道士低声说。他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神情诡秘紧张。他就是莫高窟一座道观里主持香火的王圆篆，身后是一个鹰钩鼻子、眼睛深凹的矮个结实的洋人，这就是匈牙利人（后入英国籍）马克・奥雷尔・斯坦因，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旁边还有一个斯坦因雇佣的被称为蒋师爷的中国助手蒋孝琬。王道士带领他俩沿着一座石窟甬道的北壁进到用砖封闭的密室门口，悄声说道：“进去看看吧。”那砖已被王道士扒开了。斯坦因站在门口，借助烛光向昏暗的密室望去，啊，那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狭小石窟里，一束束的古代文书成捆成捆地从地上一直摞到顶上，足足有几万件，室内只剩有可容两个人立足的空间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宝藏，珍稀的无价之宝，斯坦因不禁目瞪口呆。
斯坦因是王道士准许的第一个进入密室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从王道士那里骗取了大量敦煌文物的外国人。这个密室和文物是王道士发现的，他认为，是神佛的旨意要他看守这些经卷，所以，他守口如瓶，秘不示人。但是，他又怎么会给一个外国人大开方便之门呢？斯坦因耍了哪些花招赢得王道士的信任呢？这得从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说起。首先，还得说说莫高窟开窟造像的由来。
莫高窟坐落在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城市敦煌东南25公里鸣沙山的崖壁上，自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起，历代的佛教徒们不断在这里开窟造像，此地便逐渐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第一个开窟造像的是僧人乐亻尊 。 公元366年的一天，他在敦煌城郊散步时，无意间走到了鸣沙山东麓，忽见山顶空中一片金光灿烂，似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显现。啊！这不是佛祖显灵吗？看来，这里是一方圣地呀！于是，他招募工匠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这就是莫高窟建窟之始。其实，乐亻尊 哪里知道，那金光同佛像，只不过是大气中光线的折射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现象，如同海市蜃楼的现象一般。这种充满佛教色彩的说法传开以后，不久有个禅僧法良在乐亻尊 所开的石窟旁边又开了一窟。此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回鹘、西夏、元等一千年十几个时代的佛教徒不断开凿，在一千六百多米长的断崖上，形成了上中下几层似蜂房般的石窟群。至今，其中的492个洞窟中，存有三千多身彩塑，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还有五座唐宋木构窟檐，是我国古代一座瑰丽宏伟的艺术殿堂，举世无双。但是宋元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战乱等其他一些原因，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莫高窟也逐渐湮没无闻。
至于藏经洞，那是在11世纪封闭的。为什么放置了那么多东西又加以封闭，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好推测。一说是为了防备战乱。一说是放置废弃不用的物品。不管怎样，藏经洞的门被砌上了，并在窟口绘上了壁画，丝毫不露痕迹，不久就被人遗忘了。这一遗忘，就是八百多年。这也许是幸事。当藏经洞的小门被王道士发现打开时，洞内的大批文书绘画已经是极为珍贵的国之瑰宝了。
王道士原来是个当兵的，退役以后出家当了道士，四方化缘度日。来到敦煌以后。在莫高窟定居下来。莫高窟虽说是佛教洞窟，但在重修的洞窟中，有些已增添了道教的内容，何况民间对佛道不大区分，常常一起供奉，所以王道士在佛教石窟中建立道观，人们认为很平常，还不断有人请他做道场、礼忏、祈福、香火日盛。王道士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化缘的钱财不少，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一心一意要按照道教的规格重修和改造他所掌握的那些洞窟。首先是雇人清除洞里的积沙。
藏经洞是怎样发现的，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说法，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
1900年旧历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当中，人们发现现在编号为第16窟的甬道北壁墙上有一条裂缝。休息的时候，一个姓杨的雇工用芨芨草点燃旱烟袋以后，顺手将芨芨草插到身后的那条裂缝里。谁知越插越深，插不到底。杨某用手敲敲洞壁，听声音里面好像是空的。杨某告诉了王道士。当天晚上，王道士便和杨某沿着裂缝，去除了第16窟封闭处的封泥，打开了洞口，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小窟，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17窟）就这样被发现了。王道士并不知道所藏文物的真正价值，但他意识到是稀世珍宝，便请敦煌城内的官绅前来参观，企图引起对莫高窟的重视，以便获得更多的钱财重修石窟。但是，无人识货。直到1903年金石学家叶昌炽（时任甘肃学台）见到了藏经洞里的几件文物，包括拓片、绢画和写本经卷，认为，这是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古物，建议将藏经洞的全部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估计运费需要五六千两银子。但是当时，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已经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逼令清政府付出巨额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银两。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的头上。甘肃省政府正忙于聚敛赔款，对保存珍贵遗物不屑一顾，只是责成王道士将藏经洞再次封存起来。清朝政府不予重视，对这批文物的命运听之任之。可是，对掠夺我国古代文物极感兴趣的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或资助下却接踵而来了。
斯坦因是在他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循着古代楼兰通向东方的道路来到敦煌的。在此之前，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曾随塞钦伊考察队于1879年游览了莫高窟。1902年，斯坦因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听到洛克齐介绍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塑像。洛克齐还认为，它们中的一部分与早期印度艺术有紧密联系。他的发现和思路深深吸引了斯坦因。这也是斯坦因把他的调查范围向东延伸到敦煌的原因。
因此，当斯坦因1907年3月10日到22日在敦煌县城停留的10天里，尽管“由于有多种任务而一直十分忙碌”，但仍在3月16日那天跑到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来考察因千佛洞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
匆匆的考察让他意识到莫高窟“对研究中国佛教绘画和雕塑艺术是一笔极丰富的财富”。他深感他的设备“对于完成这重要任务来说是何等欠缺”，不能像他对新疆古代遗址那样动手发掘，而只能限于记录和拍照，但他“已意识到保护所能记录下来的这批艺术财产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延长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
但促使斯坦因延长他在敦煌停留时间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一个被流放到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扎希德伯克听来一个绝非空穴来风的重大传闻，莫高窟“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这激起了斯坦因极大的渴望，因此无视中国和政府禁令，和蒋师爷一起“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些写卷”。
不巧，这时王道士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出外化缘去了，两个月后才能回来。斯坦因感到这时将他的盗取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蒋师爷还是从帮助看守道观的一个小喇嘛那里套出一些藏经洞的位置和发现、封存的有关内情。小喇嘛还提到他外出化缘的师傅从王道士手里借了一个卷子。蒋师爷说服那个小喇嘛把卷子从师傅房里拿出来看看。这是一卷汉文佛经，长14米多，高25厘米，纸色淡黄，纸质坚韧，看上去很新，字迹清晰，书法秀美。对这个卷子初步鉴定以后，斯坦因认为密室所藏写卷主要应是佛经。在中国，书籍装帧成册多是宋以后的事，更早的多是卷子形式，因此“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应当是很久远的”。这样，商人扎希德伯克的传闻得到了确证。
“一大批古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斯坦因重返千佛洞。从3月23日起，斯坦因对敦煌地区的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进行了考查、采集和发掘，获得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汉代木简。两个月以后的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把帐篷扎在窟前，“准备将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
由于敦煌是汉人聚居地区，不像新疆荒漠中的废墟那样杳无人烟，可以肆意而为；莫高窟又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粗鲁的举动”；再加上蒋师爷收集到的有关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就更使斯坦因“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
令斯坦因满意的是，这时莫高窟已过了朝圣的节日，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地位低又不懂汉文的小喇嘛之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有利于遂行他的盗取计划。但是跟王道士见面，斯坦因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看样子必须谨慎从事小心对付。斯坦因为了不使王道士看出他的真实意图，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第二天，他考查了几个主要洞窟，并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来掩饰此行的主要目的。”当他路过藏经洞门口时，看到洞口已被砖头封闭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想看看藏经洞里的经卷堆放情况落空了吗？斯坦因有些不安。他让蒋师爷向王道士请求进洞，王道士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蒋师爷提出捐一笔钱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王道士这才说出封闭洞口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众多的香客挤进去，他答应在加上许多限制的条件下，给斯坦因看几份藏经洞的卷子，可是不同意他们去看全部经卷，显然对他们心存疑虑。尤其是蒋师爷急于拿到一两个卷子的要求使王道士心烦，怎么办？斯坦因担心他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他琢磨，王道士是个虔诚的教徒，光用钱不能买通，还要投其所好。王道士最大的愿望是修缮庙宇。几年来，他将化缘得来的钱都用在重修洞窟了，这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的所在。斯坦因故意提出，要参观王道士经手修缮的洞窟和塑像，这一招果然很灵，王道士欣然同意。他带领斯坦因和蒋师爷穿过新修的庙宇前廊和高大的殿堂，欣赏了增补的泥像和壁画。虽然比起其他旧有的塑像和壁画粗俗拙笨，逊色很多，斯坦因还是搜刮肚子里的所有美好之词来形容，并且大肆夸奖王道士在一片废墟和流沙淤积的石壁上重修庙宇的艰辛和卓著功勋，而对于自己魂牵梦萦的藏经洞却绝口不提。
通过与王道士的接触，斯坦因还了解到，他是个虔诚、愚昧、迷信而又相当顽固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用不着同他谈论考古学之类的东西，但是可以同他谈论玄奘。玄奘是唐朝经过千难万险赴印度取经的高僧，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他是王道士心目中的偶像，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这样，斯坦因又使出了第二招来博取王道士的信任。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向王道士讲述自己如何崇拜玄奘，又如何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高山和荒漠，寻访了玄奘的遗迹，朝拜了玄奘朝拜过的寺院……
斯坦因滔滔不绝地说着，蒋师爷时不时地在一旁敲边鼓。王道士听着听着渐渐入了迷，眼睛开始发亮。他热情地带领他们走到大殿外面一条新修的长廊上，不无得意地指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故事的绘画，说明都是自己雇请当地的画匠来画的，并且讲述绘画的内容。有的是玄奘降服了吞食了他的马匹的一条龙，迫使它吐了出来；有的是他的徒弟们将他从妖怪手中救了出来。尽管这些故事都是神话传说，带有迷信色彩，斯坦因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听着。只有一幅画在斯坦因看来对他是个好兆头，那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岸边，他的马满载着经卷站在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准备驮他过河。很显然，这画的是玄奘运载着20捆佛经从印度归国时遭遇千难万险的情景，尽管其中也搀杂了传说的成分。斯坦因企盼王道士能从这幅画里得到启发，允许他将古代经卷重又运回印度老家。斯坦因来中国考古正是受了英印政府的派遣和资助的。那时，印度还是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斯坦因决定先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他留下蒋师爷，让他去催要王道士答应借的经卷。但是王道士只是一味敷衍，并不拿出来。斯坦因“除了等待，别无办法”。
可是到了深夜，蒋师爷悄悄走进斯坦因在莫高窟旁搭的帐篷，喜洋洋地抱着一小捆经卷，这是王道士答应给他们看的第一批经卷，是他藏在大黑袍子底下刚刚给蒋师爷送去的。看样子，那手写的经卷古色古香，同在小喇嘛那里看到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佛经。为了弄清楚上面究竟写的什么，蒋师爷又悄悄溜回石窟里的一间小屋，连夜翻阅。第二天一早，蒋师爷带着激动和喜悦的神情过来告诉斯坦因，那是经玄奘亲手翻译的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经卷边上有着玄奘的名字。斯坦因立刻感到他的好运气来了！他们充分利用王道士的宗教迷信，将王道士无意中抽出的玄奘翻译的经卷，说成是神的旨意。蒋师爷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在天之灵将密室藏经托付给王道士，以等待唐僧的忠实信徒斯坦因从印度到来。王道士随手拿出唐僧翻译的经卷，正是上天催促他将密室藏经立即展示给斯坦因的表示。蒋师爷的一番鬼话，哄骗得王道士信以为真，他走到密室门口，开始拆除堵门的砖块。几个小时以后，斯坦因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藏经洞。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写的那一幕。
斯坦因看到堆积如山的经卷藏在狭小的密室里，两个人在里面就转不开身，更别说在那儿翻阅了。如果将藏经统统搬到外面宽敞的殿堂去，查看起来就方便了，但是王道士担心，万一被前来烧香礼拜的人撞见，便会有流言蜚语传播开来，说是王道士不把经卷好好收藏，反而让外国人拿去乱翻，亵渎了神圣的佛经，那王道士在施主和香客们中的好名声就全完了。所以，王道士坚持由他亲自取出经卷，每次一捆，送到密室附近的一间封闭得相当严实的小屋里，斯坦因和蒋师爷在那儿翻检阅读，便不会被人发现了。斯坦因很清楚，几万件的文书，还夹杂着纸画、布画、帛画、刺绣等等，看上几年也看不完啊！他来不及细看，只能尽快地挑出他认为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堆放一边，以便设法运出中国，再作研究。为了不让王道士发现他的企图，他一方面加快了工作进度，一方面又假装对那些珍贵的文物显得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样子。果然，王道士再次上当受骗了。他把挑剩的文物搬回去，又从密室中把那些他珍视的汉文佛经之外的“杂物”，包括绘画和残篇断页等，一捆又一捆地搬来，并且准许斯坦因和蒋师爷把他们挑出来的文物留下来，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到了晚上，小屋里终于有一大堆被挑出来的文书和绘画留待运走了。
但王道士能不能答应让他们运走呢？斯坦因并没有底，于是斯坦因和蒋师爷分别跟王道士作了长谈。他俩仍旧使用那个老花招，说玄奘让王道士发现佛经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让它们继续藏在密室里，而是应当让受玄奘在天之灵指引而来的斯坦因带走，以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这是一件功德。作为交换，斯坦因和蒋师爷又反复重申要捐赠一笔钱用于洞窟和庙宇的修缮。但交谈中，还很难看出这些话到底对王道士起了什么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付出他所认为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至于官府的就地封存并令他看守的命令，看来王道士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反而由于政府的不重视与不付丝毫代价而愤懑不平。
到了半夜，蒋师爷提来一大捆卷子进了斯坦因的帐篷，这正是斯坦因在小屋里挑选出来的，王道士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他们三个人知道；搬运只能由蒋师爷进行；斯坦因离开中国以前，对这批东西出土的地点必须守口如瓶。一连七个晚上，都是蒋师爷一个人把“一捆一捆、越来越重，直到要用马车来装”的文物从窟里搬进斯坦因的帐篷。堆积在文书堆顶上的一切“杂卷子”几乎全搜尽了。
经过漫长的交涉，又追加了捐赠，王道士终于同意把密室中的全部藏卷搬出来，关上殿门，在殿内大肆挑选。正当斯坦因准备冒风险，将全部藏卷设法运走，哪怕行动暴露，引发当地宗教方面的抵触情绪，造成使他无法继续在中国其它地方工作的严重后果，这时候，王道士却担心失去他最好的汉文经书，又害怕施主们察觉，而恼怒起来。蒋师爷与王道士的谈判断断续续，斯坦因抓紧时间清理文书。一天早晨，他到小屋去挑选中亚文字的文书，发现屋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原来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把他原先从藏经洞里搬出来的经卷统统又搬回去了。斯坦因暗自庆幸，还有一批很有价值的绘画和不是汉文的写本已经存在斯坦因的帐篷里了。他确信，王道士希望再得到一笔钱来修缮庙宇，便指示蒋师爷谈判时，以钱作筹码，提要求，果然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斯坦因捐出4锭马蹄银(相当200两)，王道士便准许他拿走他原先挑选的文物，同时还另外准许他拿走50捆汉文卷子和5捆藏文卷子。斯坦因后来说，“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四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为了防备王道士变卦，斯坦因决定尽快将已得手的经卷运走。于是除了蒋师爷，又增加了两名可靠的助手，在黑夜里陆续把经卷搬到帐篷里来。一气干了两个半夜晚。为了掩盖斯坦因长时间呆在敦煌的真实目的，避免周围的人疑心，并且免除王道士的担忧，他又出资请王道士在一个废石窟中塑了一尊玄奘的像，作为他捐助的实证。斯坦因为了骗盗宝物可说是费尽心机，居然做到人不知鬼不觉，愚昧贪财的王道士对此十分满意。他跑出去一个星期，大概探听到风声并未外泄，胆子也更大了，在斯坦因答应再掏出一笔钱来时，他又开始一笔新的交易，让斯坦因挑走了20多捆汉文经卷。6月13日，斯坦因将他在莫高窟的收获全部放进带来的空箱子里，装上五辆三驾马车，悄悄地和王道士告别了。4个月以后斯坦因在安西，又收到了用四峰骆驼驮来的230多捆汉文和藏文的经卷，这都是在蒋师爷的策划下王道士送给他的。
1909年，斯坦因从敦煌骗盗的24箱我国古代文献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便经由新疆、印度偷偷地运到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了。据当时记载，他一共攫取了完整的文书3 000卷，其它单页和残篇约6 000多篇，绘画500幅。
1914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考查时又到了敦煌，再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570件文书。这些从敦煌攫取的文物后来分藏于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博物馆等处，现在的编号达到一万多号。
斯坦因的发现震动了西方，他们说，斯坦因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使敦煌文物重见天日，为进一步研究中亚和中国古代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英国铀元素的发现者伦那德・伍利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声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斯坦因被誉为“他同时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因此，给他头上戴了各种桂冠。英国国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爵位(两年后又提升为骑士爵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赠以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政府则奖给他一大笔金钱；他的祖国匈牙利吹捧他是立了大功的好儿子，授给他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制荣誉奖章。各色各样的学会、单位也纷纷授予他奖章和荣誉称号。然而在一片喧闹的叫好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便在英国，也有人谴责他的强盗行径。著名的东方学家阿瑟・威利认为 斯坦因的行为，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所以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对代表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的斯坦因表示万分愤慨。他说：“我认为要了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情感的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古考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里，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
是的，斯坦因利用清政府腐败无能，无力顾及敦煌文物的事情，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再加上利用王道士的愚昧贪心，和蒋师爷这样汉奸式的人物，骗盗了大批文物，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行为。但还不止此，斯坦因离开敦煌以后，其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至，如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沙俄的奥登堡等，也都曾用类似的骗盗手法，掠走了大量敦煌文物，致使藏经洞内数以万计的古代珍贵文物遭到劫难，四分之三以上的写本、绢画等流失海外。直到1910年，经中国学者强烈呼吁，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下令将剩余的文书从藏经洞移出，运往北京，交付国家图书馆保管。但运送者监守自盗，又流失了一部分，而王道士也藏下一些准备卖掉，仍予后来的考察队以可乘之机。1924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也曾来到莫高窟，用卑劣的手法从洞壁上剥离了二十六方珍贵的壁画，连同两尊精美的北魏和唐代彩塑一起盗走。1925年，他又打算重演故伎，被愤怒的敦煌百姓制止了，这才彻底断了西方伸向莫高窟的魔爪。因此，斯坦因罪恶行径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敦煌文物的流失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始作俑者实不能辞其咎。但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那就是，斯坦因等人的活动毕竟带有学术性质，而且推动了敦煌文物的研究。
藏经洞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多达五六万件，从六朝、隋唐到宋代长达六百余年，其内容包括中国古籍、宗教经典、寺院文书、官私文书、文学作品、雕版印品等等；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各个方面，以及敦煌周边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经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文献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突厥文等古代语言文字，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文物之丰，涉及面之广，都是极为少见的。中、日、欧美许多学者争相据此从事各个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就是敦煌学。
最先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中国学者陈寅恪，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个名词就从此沿用下来。敦煌学的最初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书及相关的问题上。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凡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也是国际上的显学。
然而中国敦煌学者的研究却倍历艰辛。由于文献文物大部流散国外，有好些如俄国掠去的还长久看不到，中国学者只好远涉海外，抄录拍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倒真像玄奘一样辛苦求经，然而求的却是原属我们自己的经！“礼失而求诸野”，陈寅恪就说过：“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种情况，一直到本世纪后半期才有所改变。而今天中国敦煌学者的成就，已为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这就无怪乎国人对劫掠骗盗中国文物的外国学者的愤恨，尤其是那个劫夺骗取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斯坦因！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斯坦因盗取破坏中国文物的卑劣行径，中国学者刘存宽在《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一书序言里的一段话可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这段话的大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对中国西北的考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现象。当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是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外国考察队此时纷纷来到中国，为数达七十次以上，同这一历史背景有关。这些考察队有的是政府派出，以考察为名，进行间谍活动的；有的是属于半官方，兼有科学考察与替本国政府收集一般情报的双重使命的；有的与本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考察的某些结果却为本国政府所利用。他们的考察也具有当时条件所赋予的时代特征，普遍地无视中国的，往往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就进入中国领土，任意发掘古代遗址，破坏并窃走大量文物，有的将石雕敲下，壁画切割，或用胶布粘下卷载而去。他们如此为所欲为，主要是列强在中国享有殖民特权的结果。当时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及其昏庸无知，毫无保护文物的意识与措施，也是他们能够得心应手的一个原因。他们的活动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纯学术的考察，往往是搜集情报与学术考察交织在一起。
同时也应该看到，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外国考察队到中国活动，与当时国际上地理学、地质学、东方学、中国学(又称汉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外国学者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在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历史、考古、民族、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确实有所发现，甚至有重大的发现，他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许多国家的西域史地学、中亚古代语言学及中外关系史等学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的一些直到目前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