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十篇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

“邮递通信”的概念，过去提得较少。尽管有的文章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这一词汇，但沒有引起重视或探讨，“中国邮递通信”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系统。本文旨在初步对中国邮递通信系统及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进行探讨思考，以期引起中国邮政史学界及集邮界的关注。该课题的探讨和研究，将会有助于对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认识，有助于理顺上各个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邮递通信，作为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要对中国邮递通信的客观发展过程进行和认识，同时探究其发展规律，进而编撰出中国邮递通信史著作，以服务于。尽管中国邮递通信发轫于古代商周时期，历史悠久，历代各省各县的志书中多有记载，然古代国家邮递通信名曰“邮驿”，人们只注意到有邮驿通信，近人只知有邮政通信，另有民信局等。殊不知，邮驿、邮政、民信局等通信均隶属于邮递通信系统，均属于邮递大家族。时至当今，人们却意识不到“邮递通信”这门学科的存在，意识不到“邮递通信史”学科的存在。所以，应尽快建构起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并展开研讨。本文就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建构有关问题初试探讨。不妥之处，愿聆听赐教。

在当代，人们对于“邮递通信”这一概念提之甚少，即或提到，也没有将其作为实体概念。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当代的“邮递通信”唯独只有“邮政”一种形式，干脆直称“邮政”。从历史上看，“邮递通信”具有多种形式存在，如邮驿、文报局、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这些都是“邮递通信”的实体。如果邮政不是国家专营，近代的一些民营邮递业一直延续至今，甚至邮驿也延续至今，各行其职，“邮递通信”恐怕还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还会是一个邮递大家族。“邮递系统”也会像社会上的“系统”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独立系统。“邮递”如同“金融”一词，都是宏观概念，“邮递业”和“金融业”都是宏观概念，“邮递通信”也是一种宏观概念。什么是“邮递”？什么是“邮递通信”？什么是“邮递通信系统”？“邮递通信”的概念是否存在？“邮递通信系统”是否成立？“邮递通信史”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体系？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进行探讨的。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是应该认真研讨的。

所谓“邮递”，就是通信部门进行的实物信息传递，如信件、公文等传递。所谓“邮递通信”，就是以实物为载体的有组织的信息传递活动，如邮驿、民信局、邮政等均属于邮递通信，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活动。所谓“邮递通信系统”，就是所有的邮递通信组织按一定的关系有序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邮递体系。这个邮递体系，从历史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邮递体系，二是民营邮递体系。国家邮递体系包括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民营邮递体系可包括私邮通信、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信客通信等。这两大邮递体系就构成了整个的邮递通信系统。该邮递系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具体过程，就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史。中国邮递通信史，就是对邮递通信发展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其研究对象自然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清理总结邮递通信的历史遗产，叙述邮递通信的发展过程，揭示邮递通信的发展规律，为现实的邮递通信（邮政）提供资鉴，促进现实邮递通信（邮政）的更好发展。中国邮递通信史的研究范围，首先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性；其次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其他通信的关系；再者是中国邮递通信跟历代社会的关系；还有中国邮递通信跟世界邮递通信的关系。

从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的构成，由此可以认为，中国邮递通信史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最里层）是中国邮递通信自身的历史，这个层次直接表现其发展的规律性，涉及到学科內部的“纵通”和“横通”。所谓“纵通”，就是要纵向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着重研究自商周以来，以国家邮递通信为主线的中国邮递通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过程，即以研究邮驿通信、文报局通信、邮政通信为主线，同时兼顾研究驿驴通信、麻乡约通信、民信局通信、侨批局通信、客邮通信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所谓“橫通”，就是要横向研究邮件业务、金融业务、报刊发行及集邮业务四个层面。需要指出的是，邮驿和文报局没有营业收寄，业务上仅邮件业务（公文或文书），且邮运和投递为合二为一，这是其特殊性的一面。再者是邮递通信发展到近现代之后，还要研究其设施建设、科技开发、通信，以及内部机构组织等情况。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二个层次（次外层），就是要探讨邮递通信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这里已走出邮递通信自身，从学术背景上探讨邮递通信发展的外部规律。这个层次体现在一个学科同别的学科的“旁通”，即研究邮递通信与远古通信、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的关系。弄清这些关系，对于认识邮递通信在整个中国通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邮递通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认识邮递通信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三个层次（再次外层），就是要考察邮递通信与社会的关系。邮递通信的兴衰与各个时代的社会有密切关系，与国家的重视有关。一定时期的邮递通信总要反映其社会的特点，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就是各个时代的大气侯对邮递通信有着影响。反过来，邮递通信的发展，又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即邮递通信的社会价值。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研究的第四个层次（最外层），是要探讨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以及与万国邮联的关系。

从上述邮递通信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其研究对象的主线就是邮递通信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最里层）。但由于邮递通信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要与其他通信学科（烽火通信、电信通信等）发生联系（次外层），与历朝历代的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再次外层），甚至要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发生联系（最外层）。这也就是说，在研究邮递通信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还存在相互间的关系史，即与其他通信学科的关系史，与社会的关系史，以及与世界各国邮递通信的关系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四个层次的研究内容，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史的浑然一体的学科体系，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学科体系是应该成立的。

作为一门学科，邮递通信史是史学研究者对过去一切邮递通信活动的反思，是关于邮递通信的学问，牵涉到邮递通信方方面面的理论和知识，属于邮递通信学的范畴。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专史，是研究既往人们进行邮递通信的活动及其成就，这也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也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应有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需要不断地研究认识及发掘积累，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附：中国邮递系统图示

邮驿

国家邮递

文报局

邮政

中国邮递通信(系统)

私邮

驿驴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中国邮递通信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邮递通信最早的国家之一。自殷商时期至今，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历程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发展史，其历史分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或上下两卷）。第一部分（上卷）可为“古代邮递通信”；第二部分（下卷）可为“近现代邮递通信”。上卷“古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驿通信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同时还要记述民营邮递业的产生和发展，如战国时期的私邮通信、唐朝时期的驿驴、明清时期的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通信。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主要记述国家邮递——邮政通信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要记述邮驿、民信局等的裁撤，以及侵华“客邮”的撤销等。

上卷“古代邮递通信”可分为五个时期：一、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二、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初步发展时期；三、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四、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五、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由盛转衰时期。下卷“近现代邮递通信” 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二、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三、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

上卷一开始要探讨邮递通信的起源问题，然后是萌芽产生时期。中国邮递通信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信息传递，远古时期的人类，就己经使用各种方式传递信息。在产生之前，人类传递信息主要靠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来进行。语言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捎带口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一次革命。文字产生之后，人类开始用书信传递信息，这是人类通信的第二次革命。只有在文字产生之后，人类才具备了“邮递”的客观基础。分析“邮递”的含义，乃实物信息的传递。进入“邮递通信”，乃是一项活动、活动、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歩逐渐形成的。可以说，中国邮递通信萌芽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形成之后，产生于殷末周初的“简书”传递，这时已出现传递官府文书的“简书”（竹简），这可能是较早的有组织的实物信息传递活动，这已成为一项具有社会活动意义的邮递通信。周朝普遍使用了“邮传”通信，秦代以后，尽管邮递通信的名称不断変換，如“邮”、“置”、“驿”、“亭”等，统称“邮驿”，均属于“邮递通信”。这样的邮递通信（邮驿），一延续就是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古老传统的邮递通信（邮驿）才被正式裁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下面着重谈一下近现代邮递通信的一些问题。古代邮递通信的几种通信形式，如邮驿、民信局、侨批局、麻乡约等邮递通信，发展到了近代，都走向了终结。这就是古代邮递通信的近代转型，随之新诞生了中国邮政通信。因而，近现代邮递通信就只剩下邮政通信一种形式，邮政通信归国家专营，代替和继承了以前所有的邮递通信，既传递公文，又传递民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多种邮递通信都是邮政的前辈，它们之间有着同族的亲缘关系。中国邮政的诞生，标志着新一代邮递通信的开始，这就是近现代邮递通信史的开端，其上限应该在1896年。关于这个课题，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出不少论争，这就牵涉到中国邮递通信史的分期和断代问题。纵观中国邮递通信史，基本上是两大历史时期，其分期标志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分界，这也正如新中国的标志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分界。站在历史的高度，1896年大清邮政的成立，应是中国邮政的正式诞生。所以，近代邮递通信史的起始，应以中国邮政诞生为标志。至于海关邮政三十年（1866~1896年），可以看作是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孕育阶段、准备阶段、基础阶段。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史，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八年（1931~1949年）的历史，可看作是新中囯的“前史”时期。中国近现代邮递通信史（即中国邮政史）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中国邮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19世纪外国邮政状况及国内各邮递通信状况等，对中国邮政产生的影响。二、中国邮政的前史时期，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三、中国邮政的正式创办，即大清邮政成立的经过。四、中国邮政的初步发展，即邮政的推广及邮政的初步业绩。第二时期，民囯邮政时期——中囯邮政的成长时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民国邮政的建立和近代化进程。二、民国邮政的劫难。三、民国邮政的衰败。第三时期，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人民邮政的前史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邮政。二、人民邮政的诞生及初歩发展。三、人民邮政在挫折中前进。四、人民邮政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

附：中国邮递通信史分期图示

先秦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萌芽产生时期

秦汉魏晋时期——古代邮递通信初步发展时期

古代邮递通信

隋唐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全盛发展时期（出现“ 驿驴”）

宋元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继续发展时期

明清时期——古代邮递通信的由盛转衰时期（出现民信业）

中国邮递通信史

大清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产生时期（海关邮政）

近现代邮递通信

民国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成长时期

人民邮政时期——中国邮政的发展时期（报刊自投、快递公司）

国家邮递

邮驿（产生）

古代邮递

私邮

驿驴

民营邮递

麻乡约

民信局

侨批局

邮驿（消亡）

国家邮递

文报局

中国邮递通信史

近代邮递

邮政（新生）

麻乡约

民营邮递

民信局

侨批局

信客

国家邮递

邮政（发展）

现代邮递

报刊自投

民营邮递

快递公司

中国邮递通信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说它熟悉，是因为关于这个学科的内容，即邮驿、邮政、民信局等概念和范畴，在过去邮政史研究中经常接触过；说它陌生，是因为关于“中国邮递通信”这个概念，在过去基本没有提过，更沒有作为一个学科而提升。现在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和学科，是因为有探讨其存在的必要。在过去的中国邮政史研究中，听到最多的是“古代邮政”的提法，也就是把古代的邮驿当成了“古代邮政”。这样以来，中国邮政史就包括了古代邮驿和近现代邮政。于是，在邮政史志界和集邮界，引发了一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之探讨。在探讨过程中，隐约出现一种概念，这概念似曾提过，偶而提到也未引起注意与探讨。这就是“邮递通信”的概念，进而引发出“邮递通信史”的构想。经过认真思考，再进而引发出一个“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的建构。邮递通信史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正如前文探讨的，在上“邮递通信”涵盖着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就是应该研究的课题实质。

通过本文前述的探讨，中国邮递通信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研究的对象、任务及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且具备一个学科体系的特征。关于这样一个学科，过去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自1998年中国邮政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提出一个“广义邮政”的概念。其所说的“广义邮政”，既包括了“古代邮政”（邮驿），又包括了近现代邮政。其实，该“广义邮政”的概念，经分析研究，应该是“国家邮递”的概念，因为邮驿与邮政都属于“国家邮递”，都是“邮递通信”。但“国家邮递”还应包括文报局。这样以来，“广义邮政”就应包括邮驿、文报局、邮政三项通信。实际上，这三个“种概念”的“属概念”应该是“国家邮递”，而不应该是“广义邮政。”这里的“广义邮政”，是为了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而杜撰出来的。如果按照“广义邮政”的概念，邮驿是“古代邮政”，而文报局则成了“近代邮政”，这是不科学的提法，“古代邮政”与“近代邮政”应提为“古代邮递”与“近代邮递”。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应该是“国家邮递”的组成部分，把三者列入“广义邮政”的范畴是欠妥的，“广义邮政”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把邮驿、文报局、邮政三者列入“国家邮递”通信系统，才为研究三者的关系理顺了思路，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构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除“国家邮递”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个“民营邮递”通信系统，其中包括私邮、驿驴、麻乡约、民信局、侨批局、信客等邮递组织。“国家邮递”与“民营邮递”两部分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中国邮递通信”系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系统，为研究“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強有力的坚实基础。

当研究“中国邮递通信”时，首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邮递”。关于“邮递”的概念，以及“邮递”所包含的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清末，人们已经有所认识。1904年的《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亊务通报总论》中提到：“中国自古原有邮递两项：一系驿站，由官府派差传送文件，业经根深源远，沿为官府成规；一系民立信局，亦系百姓久经信用。” 到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邮政亊务总论》中的《置邮溯源》开篇头一句指出：“夫邮递之发轫，考之世界史乘，古代即有。” 本文另指出：“惟民间所用之邮递方法与官立之驿站迥不相同，民间邮递之法，有明永乐以前似未尝有也。” 上述文中都指出了“邮递”自古存在，且包括驿站、民立信局两项。又指出“民间邮递”在明永乐年以前未尝有过。在当代一些论文中，也有提到“邮递通信”的，如郑揮先生在其文章中谈到：“在长达七、八十年间，民营信局实际上承担了商民以至官僚的邮递通信和汇銀带物等业务，成了我国邮递通信的主流（1840~1904年）。” 还有文章也提到：“承认中国邮递通信有3000多年的历史”。“驿铺和民信局，同为邮递通信组织，所不同的，前者为国家办理，后者为民间办理”。“经过大清邮政到中华邮政（民国邮政）的前半期，邮政终于成为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上述对“邮递通信”都作了具体阐述，指出邮政就是全国统一的邮递通信组织。

从以上可以看出，“邮递”及“邮递通信”一直存在于邮政史研究的课题之中。其中提到“古之邮递”、“民间邮递”，以及当代“邮递通信”——邮政。这些都为“中国邮递通信史” 学科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其学科体系并不是凭空臆造，只是缺乏研究。在“邮递通信”中，可以清楚看到，邮驿与邮政的关系，从橫向来看，是并列关系，即为两种不同的邮递通信；从纵向来看，是传承关系，即上下两代的关系，邮驿走向消亡，邮政从此新生。不能把邮驿当成“古代邮政”，只有“古代邮递”，不存在“古代邮政”。中国邮政史的编撰不应包括邮驿，只能从1896年大清邮政开始（包括海关兼办及试办邮政）。这也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编撰，只能从1949年开国大典开始（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办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办）。不能把中国邮政史编撰成中国邮递通信史，就现已出版的中国邮政史内容却涵盖了邮递通信史，这是应该引起思考的。通过对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从而可以理顺邮驿与邮政的关系，理顺历史上所有存在的邮递通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之一。当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数代人的不断探索和完善，需要不断在实践中经受。当代的“邮递通信”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如在国内又迅速崛起一些“快递公司”；在国外有些国家又实行了邮政私营化。有的提为“ 私营邮政”，但实际上是一些所谓的公司所经营，类似于中国的“快递公司”。如何称谓，也是值得研究的。如果纳入“邮递通信”，用其理解认识，国外的“私营邮政”应该称之谓“私营邮递”或“民营邮递”。这些公司所从亊的经营，已经失去了“邮政”的涵义，类似历史上的“民信局”，只能是“邮递通信”一种新的形式。另外，不少报业社也相继开展报纸自办发行，实行自办投递，这也是现代邮递业的一种新动向。这也许又是研究“邮递通信”学科体系的意义所在之一。愿中国邮递通信史学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下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邮政亊务总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5月

《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6月

《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10月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二是关于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三是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四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五是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引发了国外学者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涌现不少专著、专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他们一方面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结论，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又独辟蹊径，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炼，成果颇丰，但也存在分歧。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加以枚举和综述，以期推动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

与国外学者蓄意制造的所谓“晚年马克思”不同，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加以区分，是以整体马克思为基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趋于清晰，但也凸现分歧。

如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时间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来说，一般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唯物史观理论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来说，它被分为早期的制定阶段；中期的《资本论》写作的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的中期阶段；《资本论》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为这一历史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阶段，即晚年笔记，表现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关文献。[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明确界定了马克思的晚年时间。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注重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是以俄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1870年12月底至1871年1月初，马克思以自己掌握的俄语直接研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又一新阶段——晚年时期的开始。[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是指1872—1883这12年。[3]还有学者认为，如将马克思的一生作若干个阶段的划分，那么从1873-1883年的最后10年，无疑是马克思生命的晚年时期。[4]

研究者们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时间界定，是以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旨为依据的，下文将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

随着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文本的发掘和出版，我们已知马克思在其晚年期间有重要的著作和大量的书信和笔记手稿。大体看来，有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1877年开始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稿(1881)、关于俄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著和官方发表的资料所作的笔记、札记；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写于1879-1882年期间、内容及其丰富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手稿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晚年主要思想的文本依据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应考察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围绕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信稿和札记。[5][6]有的学者则指出，只有研究上述文本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才能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作出合理判断；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书信、序文、札记才是确切表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的点睛之作，其基点应是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用三周时间草就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一组信稿。[2]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四大笔记，即古代与东方社会笔记、研究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哥达纲领批判》笔记、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关于俄国发展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笔记，展现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空间。[3]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据存在简单化、片面撷取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检视国内马克思晚年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论者都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一些书信(比如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祖国纪事》编辑的信)为研究对象，而把一部篇幅巨大、反映马克思晚年思想重要动向的《历史学笔记》排挤出研究视野。……由于没能充分揭示马克思思想由中年向晚年过渡的复杂的动机与过程，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整体的事实，这些论点很难说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丰富的思想资料。[7]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存在。

三、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

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人们展开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巴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有代表性的“困惑说”认为，马克思由对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转向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对他以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生了“困惑”。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手稿的写作缘由经历了由“困惑说”、“复归论”、“转向论”到冷静和全面的分析，从由单一文本的研究导出结论到通过对综合文本的考察导出结论的过程，从而对马克思晚年手稿和书信的写作缘由的认识走向全面和深入。

对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研究者们有单一原因或多重原因两类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缘由是出于完善唯物史观理论的需要。如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动因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8][9]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整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统一的总体进程。[5]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动因是马克思出于对俄国前途和命运等现实革命斗争问题的深切关怀，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10]而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晚年从事的理论活动与所谓“革命实践需要”，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从属于马克思自己“弄清问题”、“探索新理论”的理论需要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意图应是探索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问题，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革命实践的需要”。[1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笔记的写作直接与《资本论》有关。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在其总体目的上从属于《资本论》创作。“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试图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狭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紧密相联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从而完成广义经济学体系的建构)的愿望。[12]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13]有些学者指出，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思考与探索；[4][14]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则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统一东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对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以破解历史之谜。[4]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其次，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是为了健全和发展自己的唯物历史观的需要。再有一点就是，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也有健康方面的原因。[15][16]

对历史学笔记的写作缘由，学者们大致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唯物史观。如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常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研读笔记主要与《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有关的推想，不能解释他晚年研读和写作笔记的范围为何那样广泛。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确实怀有一致的动机和思绪。马克思当时实际上是要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仍如他此前在革命低潮时期从事的类似探索一样，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阐发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17]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以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来得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的。马克思更关心的是他的理论的诊释范围，更想把他一生所得引向长远与广阔，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并不是《资本论》研究与写作的中断，恰恰相反，是一种继续；但探索的动机就在于想把中年期通过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放到全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去检验其普遍适应性。[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马克思晚年放弃或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法，缺乏文本依据，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观臆猜。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在生前无法出版《资本论》第2、3卷的情况下，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土地所有制问题。为了熟悉欧洲土地所有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历史学笔记》，只是马克思就特定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这比笼统地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着重从不同的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实际情况。[18]

此外，有些学者则把《人类学笔记》、围绕俄国问题所写的信稿及札记、《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和《资本论》相联系从总体上考察，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的写作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5]

四、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主旨

研究者们根据已有材料作出了大致的概括。总体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历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第二，马克思关于俄国问题的信件和札记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或理论。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即有学者把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19]以区别于中年期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把整体马克思思想一分为二，与西方某些学者蓄意制造的中、晚年马克思对立论殊途同归。

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或最重大理论贡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唯物史观的完善和发展。如有学者指出，应根据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花费的主要精力来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如同《资本论》一样，都是对人类历史典型形态的实证研究，它们都服从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的科学任务：实证地探讨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属于唯物史观的跨越理论的合理发展。历史跨越理论不是马克思晚年的新设想，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每个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都一一通过实例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涉及这一研究范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东方发展道路”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献的主旨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理论的完善体系。[1][6][20]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13]也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笔记摘录的对象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理论目的却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个视野开阔、涉猎极为广泛的思想整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仅仅是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将马克思晚年理论主旨、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探索俄国等东方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是没有根据的。[11][2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说成是“跨越论”并进而夸大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花大力气研究人类学材料和东方社会，主旨就是谋求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出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主要是就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22]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23]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新贡献是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这一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未来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发现，也不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深化，而是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相并列的第三个伟大发现。[2]

五、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者们普遍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多层面的意义，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4][13]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就必须寻求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东方，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也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走不同的道路。历史之谜随着晚年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而得到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普遍规律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高度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贡献。[4]有的学者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指明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即通过革命建立“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而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路。[2]也有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在探索俄国与东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开了一道口子，逻辑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相结合的可能性，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作为中介环节、以取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相容性。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新思想、新观念，为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必要中介，这是“晚年马克思”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迪。[3]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认真研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及当代学术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14]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思想极其丰富，所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空白。尤其是史前理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找到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解体的逻辑，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最后的回答，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丰富了唯物史观，蕴涵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4]

参考文献：

[1]冯景源.“‘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学术争鸣的重要意义[J].东南学术，2006,(6).

[2]张凌云.也谈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兼与冯景源先生商榷[J].人文杂志，1996,(2).

[3]王东.“晚年马克思”新解[J].教学与研究，1996,(5).

[4]叶志坚.历史之谜的文化求解--晚年马克思思想论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9).

[5]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6.

[6]冯景源.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再研究[J].新视野，2002,(6).

[7]聂锦芳.《历史学笔记》一部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马克思晚年的重要著述[J].哲学动态，1995,(6).

[8]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9]陈玲玲.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J].北京社会科学，1999,(2).

[10]杨适,田盛颐.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J].史学理论，1988,(2).

[11]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初答叶志坚先生[J].东南学术，2005,(3).

[12]叶险明.〈资本论〉创作·经济学研究·“人类学笔记”[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3).

[13]陈纪莺,郑鹏程,黄汉江.从《资本论》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晚年思想探源[J].实事求是，1995,(2).

[14]廖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J].贵州民族研究，2000,(1).

[15]陈维杰.再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原因[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2).

[16]姜涌.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几点意见[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17]庞卓恒.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启示[J].历史研究，1994,(2).

[18]鲁克俭.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学笔记》[J].理论前沿，2006,(6).

[19]江丹林.马克思晚年的反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20]冯景源.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J].求索，1994,(6).

[21]王东，林锋.“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J].哲学研究，2004,(2).

[22]启良.关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几个问题[J].求素，1995,(5).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自觉意识 历史教育 文科生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1-02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识了解，对文化规律纪律正确准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担当担任。[1]中学生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重要阶段，而作为一个文科生，是否能够能形成对历史学习的自觉意识，能否形成对自己的发展诉求、对社会的文化期许、对国家的信心建立是中学教育的一个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中学历史教育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一、文化自觉意识的内涵

文化自觉，是1997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一种学术理论。从存在论来看，文化自觉其实是人的自觉，人的自我觉悟、自我觉醒，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从价值论来看，文化自觉即是价值的自觉，是人对价值的追求和选择。[2]对于高中生、尤其是文科生而言，因当在文科学习中主动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并且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明确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存在状况、现实使命和未来走向，并根据自己的规划确立自己今后在文化事业中的发展目标。

二、历史教育对培养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的意义

文化的自觉历史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世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国探索具有自身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历程，便是文化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在当代，一个不能理性认识本国和世界历史的人是不能具备现代化精神的、是难以拥有独立人格的、是无法把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的。因此，中学历史作为基础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对于文科生而言，历史则更是在塑造独立人格、培养高尚情操、树立长远眼光和分析问题的态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人类已经步入信息化社会，作为新媒体的直接体验者和推广者，中学生从网络中获取了大量有关自身群体文化、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政治形势等信息。而且中学文科生较之理科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阅读量更大，在加上文科学习的倾向性，使得他们对于此类文化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发散能力，加之与丰富的网络信息相互刺激，使得文科生更加容易形成文化的自觉意识。文科学生一旦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就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3]

三、影响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因素

（一）对文科方向的选择

高中生在进行学科方向选择时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在教学中不难发现，在文科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无论个人对选择文科报以或功利或随意的动机，理科成绩不理想似乎都会成为他们选择学业方向的最终决定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文科生在文化选择上普遍相对被动，文科生对于社会科学的态度由“兴趣”自主转变为“探究”的情况比较少，大部分学生的文科意识乃至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都是靠后期的文科教育和训练而逐步实现。这其中，历史教育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身经历和兴趣是决定中学生对某门课程学习态度的主要原因。建构主义学说认为，人的学习是基于自身原有的认知结构，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帮助来实现知识的新的建构。在历史教学中，自身兴趣和历史素养往往成为文科生取得历史学习成果先机，而这些学生也成为在文科学习中最先获得开启文化自觉之门钥匙的人。然而对于多数文科生而言，选择文科本就是一个无奈且被动的过程，更遑论对历史及文化的自我感知和探索动力了。因此，通过结合历史的学科特点分析及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学生主体对历史文化的初始选择观念，是排除一系列教学因素之后，影响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对自身形象的塑造

文化自觉意识首先体现为对人的关注。人物贯穿于文科生历史学习的始终，因此相较于理科生，文科生更容易较早确立自己的崇拜对象。根据美国教育家皮亚杰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高中生（17～18岁）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最终关键阶段，如何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如何实自我审视和他人评价的统一，在高中生迈向成人阶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中，崇拜对象无疑是高中生评价自己、规划自己的重要的参考，通过了解崇拜对象的生平事迹，善于接纳和思考的高中生必定会从中汲取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在高中生之后的学习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影响。

（三）对多元信息的把握

对于文科生而言，各类有关历史的影视作品是增长见闻、扩充知识的良好途径。尤其在国家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类影视的制作、传播和再传播不再是少部分专业人士的专利，信息资源的普及和人民欣赏要求的提高也使得社会观念逐渐变得更加多样，以往看似观点鲜明、内容严肃的历史题材影视所传达的内容也随着这种风潮而改变。对于善于利用网络资源的高中文科生而言，除去在课堂时间观看的纪录片或者历史影视资料以外，在课余时间则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多种国别、各个时代、各类严谨程度和面向各种群体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因此，是否能够有意识的选择有历史学习价值的影视，是否能够区分影视和史实之间的距离，是否能够在影视中发现并思考问题，是能够反映文科生文化素养和自觉意识的一个侧面检验方式。

（四）对历史知识的管理

文化自觉意识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各种信息的概括能力和对各国文化的把握能力。在信息资源空前丰富的今天，青少年应当具备一定的对信息的筛选、理解、接受、使用能力，学会对获取的知识进行管理，从而保证有效的积累和合理的应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端正接纳新知识的态度，用客观的态度看待获取的信息，避免来者不拒和全盘否定等错误观念。事实上，高中文科生在文化自觉意识形成的初步阶段对于此类问题仍然表现的相对被动，学习历史对他们而言获取的更多是“方法”本身而不是真正的方法。到了第二阶段，即高二正式分科之后，程度较好的文科生在分析当代国际问题时，会逐渐认识到历史因素只是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能生搬硬套，陷入形而上的错误。对于文科生而言，获取这种能力是文科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五）对学科价值的判断

当今文科学生基本都有一定的实践精神，能够有意识的将自己的学校生活同社会生活链接，通过提高文科科目学习能力从而积累对社会问题的处理能力。首先表现为有一定的前沿思维，能够主动规划全球化形势下自己应当具备的素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是有一定的自觉意识，认为个人的文化素质同社会的文化风气是紧密相关的，自己有权利且有义务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样的，一些相对消极和非常消极的想法也广泛存在于文科生的思维当中，不少文科生基本或者完全否定了进一步学习历史的必要性，乃至历史的现实实用价值、高考择选专业的方向和未来的就业前景。这些想法不仅存在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当中，部分“好学生”同样有此类疑惑。

事实上我们不难估计这种现状产生的原因。

首先，这源自于历史的学科性质，历史学习注重思维和积累，历史素养也不是一种通过大量练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技能”，所以历史就成为了文综中的一块“难啃的骨头”。如今教育改革后部分可自行选择除了语、数、英之外的科目，历史因为不容易拿分便往往被寻求高考分数保障的学生和家长放弃，这之后历史学习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成了通关考试的培训，在考试结束后就彻底失去学习的价值。

其次，困难的就业前景遏制了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想法。同样，历史学科的性质决定了以历史为专业的学生就业后无法为需要快速建设的社会创造高能效的贡献，因此在同等学历背景下，历史生很难获取与自身成才代价所同等的社会回报。文、史、哲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社会现实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报考选择，此类学生因就业压力过大产生的极端负面心理和行为也成为了教育和心理研究者的关注的课题。甚至有学者建议大学不应将历史作为本科的学习科目，青年人也不应把历史作为自己的谋生之路。更有学者提出合理的学习方式应该是在保证经济来源的前提下把历史作为一个终身爱好来进行研究。

种种现实使得本就以“通识”为目标的中学历史教育变得更加专注于考试成绩，而对学生的情感价值观教育也往往被课本的编写、教师的能力和学校的安排所束缚，在这三种因素当中，教师和学校是相对灵活的因素。由于学生的主观感受绝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对于一门科目的学习态度和认识水平，所以，历史教育者应当合理探究学生学习心理，认识到学生对于历史学习有哪些对分数之外的要求，并且结合学生的接受程度来制定培养计划，让学生从作为一个文科生的自觉逐渐建立起对文化的自觉。

四、对历史教育在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实施建议

当代历史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任务首先在于教育学生反思人类社会几千年文化的得失，从而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人类社会的挑战和任务。而作为一个以文化社会科学为主要学业方向的学生，历史学习的作用则更为面对文化冲突、文化转型时的态度和选择。

中学生的历史学习不应局限于传统意识里的水平，那些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和那些有着懵懂文化意识的学生，教育就应该更进一步，在他们萌生文化自觉意识之初就应当把握珍惜的发展机会，尽力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减少阻力、创造机会，打造属于文科生自己的学习空间，而非是效率和直接利益催动的社会发展基本需求所挤压。对于文科生而言，因当在文科学习中不断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并且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明确其文化存在状况、现实使命和未来走向。学生一旦形成文化自觉意识，就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今社会的发节奏已经决定了学校不再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知识传递机构，而更应该是一个与社会不断保持连接、发生互动的重要关系点。中学教育也不应再仅以通识为教育目标，而因在学生对社会和自我产生初步同一性定为之初就应该开始为他们搭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唯有不断的反思和进步，我国的文化才可以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生存，唯有教育的积极作为，我国文化人才才可以推动我国的文化事业继续向前不断发展，不断迈进。

参考文献：

[1]杜开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

[2]张冉.文化自觉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0

[3]郑卫中.试论校本课程开发中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C].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成果（语文建设卷2）.北京，2013：210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4

一、历史教学中应用信息化资源的意义

1.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历史教学设置情境，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和事，它本质上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不像自然现象在相同条件下可以反复出现。历史知识的这种特性，使我们只能凭借前人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如历史遗址、文物、照片等来认识历史过程。同时，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由具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表现出来，它们以具体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历史人物又被赋予了具体的时代特征，所以说人类历史知识是具体性的。在传统的教学手段中，教师往往用挂图、课本插图等材料作直观演示，缺乏动感，视觉听觉效果不佳，影响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互联网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它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视频图像、动画和其他多媒体教学软件等先进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历史教学营造了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知识表征多元化的模拟与仿真情境，其效果是任何单一方式无法比拟的。营造历史情境，再现历史场面，变抽象为形象，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通过内心情感体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学生只有对历史学科有了兴趣，才能去品味历史，把握历史。

2.应用网络技术，拓宽学生自主学习的时空，能够实现历史教学的个性化学习

历史知识纵贯古今，横揽中外，它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层面和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不是独立的，既有前后的相承关系，又与同时期的其他诸事件有内在联系。历史知识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特点成为历史教学中的难点。

运用网络CAI多媒体软件以及师生之间的密切沟通，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知识的结构，揭示各历史知识板块的联系，组成历史知识的链条。网络历史教学活动使学习者在空间和时间均有较大的自由度，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登录学习，为绝大部分已工作了的学生提供非常便捷的学习条件。良好的网络CAI多媒体软件有助于完成教师的教学任务，对于头绪多、容量大、地图多、时空跨度大的历史内容，可以有机地排列历史画面、地图动画和录像片段等，化虚为实，化繁为简，将完整的知识体系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同时，教师能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制作网络CAI课件，即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对其历史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作出特定的反应，如此反复直到学生学会为止。对有疑问的地方，学生可以通过与教师通信的方式解决。这样，就能很好地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历史教学。

3.利用网络良好的交互性，进行讨论交流，能够帮助学生以协作的方式学习历史

网络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具有良好的交互性，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沟通更加充分。基于学生建构知识方式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将学习风格和性格差异较大的学生组成合作学习小组，一般每组5～6人，围绕同一问题的解决而学习。这一切都可以利用网上论坛、电子邮件、网络讲座、网络辅导与答疑等信息技术实现。网络环境降低了通常的社会限制，学生容易克服羞涩心理；使用电子邮件、论坛，放慢了交流节奏，避免了外界干扰，便于学生自由发表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并能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对有疑义的地方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采用竞争、协同和角色扮演的形式进行交互合作和沟通，最后互相补充，集思广益，对同一问题得出更为全面、科学的认识。

4.利用信息化资源，能够提高课堂效益

采用信息化资源，能够调动学生的视觉器官，视听并用，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充分调动学生多器官参与学习。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由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15%，由视觉获得知识能够记忆25%，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感官，就能够接受65%，视听结合可获得几乎是最佳的知识保持率。由此可见，利用信息化资源教学能够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对开发智力、加强记忆、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课堂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教师应提高信息应用能力

互联网是一个庞大而丰富的资源库，利用网上资源可以极大地丰富历史教学的手段，增强历史教学的效果，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其中有很多用于教学的多媒体素材以及教案、论文、各种类型的试题、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等多种资料，教师应注意收集利用，通过课堂中课件和校园网展示给学生。教师还可以通过网上论坛进行讨论和交流，发表自己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见解和看法。

1.在综合性信息、资讯门户网站了解即时信息，提升自身信息素质

新浪（省略）、网易(省略)、凤凰网(省略)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其中的教育栏目可以提供教育信息和试卷等，其论坛可以用于交流和有关历史信息的获取。新浪经常提供北京市各区的最新高考模拟试卷，凤凰网推出的文史栏目以及其下的文史周刊是非常好的历史学习平台。除此之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省略）、香港的大公报网（省略）等也是我们了解域外对大陆信息报道的窗口。

2.通过综合教育信息网站及时掌握教育政策法规和高考资讯

如中国基础教育网（省略 政策法规、招生信息）、教育部（moe.省略 国家政策法规等）、中国教育考试网（neea.省略 高考信息资讯）。

3.通过历史学科网站快捷获取历史教学资料

这些网站有很多教案、试题、课件、教学素材、论文、教研教改等资料，还可以在论坛上发表见解或上传资料。首推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省略）、中学学科网（省略）、K12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历史版（省略）、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天地（省略）、中学历史在线（省略）、北大历史系（hist.pku.省略 有不少精美课件）和史海泛舟（省略）等都是非常理想的历史资源网，可以足不出户了解其他省、市和中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信息资讯。其他如华南师大的《中学历史教学》、陕西师大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知名杂志没有网络资源提供，只能通过邮局订阅，时效性较差。

4.通过历史信息资源网页和搜索引擎查询历史资料

汉学研究中心（ccs.ncl.edu.tw），该网站能了解汉学整体的研究与发展、学术动态、专题研究计划、各种书目索引、学术研究论著和各项学术活动。在saturn.ihp.sinica.edu.tw/网站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史、世界史、地方史、专门史以及史学论坛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可以通过各大学图书馆如浙师大建立联系。上面各网站较为专业，更多用于史学方面研究。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更多用到的是搜索引擎，如百度（省略）、搜狐（省略）等，可以非常方便和快捷地查找需要的信息并建立联系，如在百度中输入“拿破仑”，它立即可以提供给我们超过2000多万条关于拿破仑的相关信息。

5.提取教学素材网信息，丰富素材信息量

第一课件网（省略）、百分网（省略/teach/shucaiku）为我们提供不少课件素材和课件。上面介绍的不少历史资源网也有不少课件及素材，而且对历史课更有针对性。

6.在论坛、社区里进行交流与分享

社区作为虚拟的网络交流平台，形成了网上的小社会，可以在其中进行各种活动、交流。论坛是每个网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上面介绍的各类网站基本上都有，教师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他人交流或发表自己的意见、见解。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是论坛精华网――中国思维网（省略），该论坛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深度，还提供下载数量庞大的历史小说、传记。通过网络下载的大量资料种类很多，为了日后使用方便，最好先将文件改为紧扣内容主题的名字，然后再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

以上所总结的网络信息和搜集的方法仅为笔者在教学中常用的，还有更多的优秀网站和整理资源的方法在这里没有提到。为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希望有这些方面信息的老师能够拿出来同大家分享。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5

一、新教学模式的成因及定义

当今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活动与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侧重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以教员和教案为核心，学习者只有接受的余地，而无选择的余地，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既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与效率，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心理学研究证明，高中生的形式逻辑思维已趋于基本成熟，辩证逻辑思维开始占优势，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极高水平，他们完全可以抛开客体的具体形象,借助于概念进行抽象的概括、分析、综合、推理，学习者兴趣发生变化。就高中历史学习而言，学习者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和历史过程不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对历史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历史客体本来面貌的重构及被认识的历史客体的意义、性质和对它们的价值评价。

在研究现代教育理论基础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认为当今教学模式应该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一定的环境中教与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和活动进程的结构形式，它包括教师角色、学生地位、教学过程、媒体作用的转变，强调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学生认知主体的作用及心理学的指导和教育技术的运用。”因此，在今天信息丰富环境中(information-richenvironment)，历史学科的教育过程，无论在内容上、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学习方法上，都应以学习者为核心，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手段，构建新的教学模式。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新尝试

1、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模式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是借助声、光、电等媒介物使教育知识信息的传输和接受更直接、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更美化，利用多种教学媒体的合理选择、合理配置、合理组合，进行一种跨时空的优化教学,它具有(1)多重感官剌激。(2)传输信息量大、速度快。(3)信息传输质量高，应用范围广等特点。

高中历史教学，从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主体意识渗透、创造性思维的激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多方面出发，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的特点体现在：(1)教师在课堂中起主导作用，控制教学过程。(2)教学环境是多媒体计算机及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反映教学策略的教学软件。(3)教学信息按超文本(非线性)组织，符合人类的联想记忆方式。(4)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调整知识结构。(5)以CD-ROM贮存教学信息，信息量大，在实际操作中还注重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知识结构的优化设计，注意学习者特性分析、媒体选择和教学评价的渗透。以高一世界历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课为例，操作步骤(1)教学全方位的精心设计(包括：目标、内容、对象、策略、评价)。(2)采编信息处理材料(包括：图片、文字、音像)。(3)撰写角本，制作课件，课件要求，画面简明、清晰、资料丰富，音像、文字感觉、视觉结合，符合高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性，讲究设疑、质疑，激发学习者求知欲望。课件形式可以是CAI课件，也可以制成网页。

历史课堂教学的全过程是关键，教师为主导，引导学习者在贯穿历史线索、历史知识的重要问题中，结合音像、文字材料的查阅思考，得出结论。学习了本课后，学习者认识到二战后美国利用其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实施霸权政策，导致世界政局的长期不稳定，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形成及影响有了正确的理解，达到了高中历史教育的目的。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示型教学，对于初步尝试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而言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时，课件也可以向交互型过渡，只要加上交互图标、交互设计，采用问答对话，菜单交互，图形化界面即可。

2、网络环境下的历史自主学习模式。

历史学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在德育、智育和美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它的综合性特点所提供的广阔空间具有对学生健全发展的多方面教育价值，体现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计算机与其他媒体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的交互性，计算机网络环境将语音、图像、视频、动画等模拟信息进行处理后转换成数字信号，形成一种全新的、图文并茂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给教学信息学习者，通过计算机交互界面完成一系列人机交互操作。

学习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激发、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形成参与教学的意识，使之拥有自主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它也强调了教材的基本性和结构性，重视教材的横向联系、纵向发展的延续性及古今中外历史知识的综合运用。并强调教育的平等化和个性化，研究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发展个体的特长，使学生群体呈现出丰富的统一，为各种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提供条件。同时对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所掌握的技能进行测评，并得到反馈。在实际操作中，将集体教学、小组协作及个别化教学溶为一体，做到师生、生生间的平等“协商”。如：高二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师生共同搜集文字、音像、图片资料，其中包括《选集》、“中共的正确决议”、“改革开放二十年瞩目成就”等。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以多媒体信息方式呈现，以超文本的方式组织、存放在网络WEB服务器上，并通过服务器WEB呈现教学内容，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上的网络电话讲授或接受询问，使学生的浏览学习达到同步，结合问题探究完成：设疑——质疑——答疑几个环节，同时及时了解反馈信息，再作解释应答，并通过网络上的电子布告系统(BBS)在教师监控下，学习者自由参加讨论和发言。通过知识迁移，发散思维，正确认识建国后我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通过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思想，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6

关键词：西方史学；新闻传播史；启示与借鉴

新闻传播史既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学理论，更需要从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科是否是一门学科屡屡遭到质疑时，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借鉴史学理论和方法，力争自立于学科之林显得尤其重要。正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所说，“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科这一棵大树无关。”新闻传播学的出现和发展未经过百年，而史学在中西方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尚书》是中国史学滥觞，而从荷马史诗中又看到了西方史学的雏形。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升华提炼出一系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新闻传播史研究借鉴。去年《新闻大学》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讨论，本文欲“接着说”，希望借鉴西方史学传统，以期对新闻传播史研究有所启发。

史学之演进，最早应溯及到神话与史诗。早在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以及其他神话在艺术描写中。就含有真实历史的内核，隐含了古希腊人朦胧的历史意识，成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几百年后，被西塞罗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撰写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著作《历史》。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从《历史》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三种史学传统，即社会文化史传统、政治军事史传统和神话史学传统。

其一，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其特点为宽宏丰隐，广采博收。《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第一部社会文化史，其内容极为丰富，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诸如谱系、神话、史诗、碑铭以及前辈作家的著作，并通过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作者以生动的笔法记载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俨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该书是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鸿篇巨著，作者以希波战争为主题，将大量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纳入一个大体完整的体例之中，构成了一部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历史业绩。在写作中，作者对史料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把一切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都记载下来。他曾公开声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他的这种“有闻必录”的做法，常失之于轻信，使其书不无谬误之处，为后人所诟病。

其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其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行文极富热情，倾向明显。修昔底德被后人称为“政治史之父”，作为这场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当时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亲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对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不胜怀恋，所以当他从雅典称雄一直写到它临近失败之时，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因为雅典的衰败，作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终于满腔悲伧而卒。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透过他的冷峻、平静的笔法，不难看出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赞美，对激进民主推行冒险政策的谴责等，体现作者的爱憎，蕴含着了他对雅典城邦的长治久安而寄托的希望，同时暗含着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观。作为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之作，作者专注于这场战事，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剔除了一些与战争无关的内容，并把荒诞的传闻摒弃在历史之外，一扫过去那种虚构与现实传闻于真实不分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信而有征的整体风貌。作者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注意搜集真实的史料，尤其是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昔底德认定历史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而非神力所决定，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体现了坚定的人本观念。休谟认为真正的历史学从修昔的著作开始，后来更是受客观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顶礼膜拜。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开创的神学历史传统，主要是记神事，载圣迹，认为上帝主宰着人间一切万物的和平，并将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保持世间的秩序。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上帝之城》试图追寻彼岸世界，论述神圣的关照和人类的历史的，提醒世人神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在该书中，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由一个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历史被理解为上帝的安排，而非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创造。历史具有预定性和启示性的，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的前进的运动。《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征服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启发了当代的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神话史学传统的重要特征就是执着的精神追求，奥古斯丁就说“我对教会的热情，促使我来保卫上帝之城”正是对上帝、对教会的热情和信仰，促使他孜孜不倦探索历史的行程，极力证明上帝与历史，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逻辑统一关系。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之后，西方史学的三个传统皆已出现。但是，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三者并末成鼎足之势，主要是政治军事史传统一枝独秀，从修昔底德到十九世纪的兰克一直以军事政治史为主。从奥古斯丁至17世纪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也曾企图霸占史坛。直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才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同时也对神学史观进行了激烈的冲击，从而使希罗多德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得到延续。简言之，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三种史学传统进行撰述的。

新闻传播史作为史学的分治学科，在研究中也在不断借鉴史学的研究成果。新闻传播史研究虽未能与史学同步前进，但也在尝试紧紧跟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短短的百年历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延续西方史学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其一，吴廷俊教授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传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史料翔实，评价公正，作者在充分利用了所看到的各种文献资料，如书信，报刊，文集、文件等，还采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亲友、同事，充分收集了口述史学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秉持文人论证的总体指导思想，论述并客观评价了大公报人在救亡图存中的杰出业绩，生动地展现了一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同时该书突破了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客观主义，结合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对大公报在几十年历程中的成就颇多赞誉，对大公报在党争内战中的过失遗憾不已。行文中流露出对大公报的精神不能再生的感慨，全书弥漫着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伤感气氛。与中国古代的史传典籍相类比，可以说，吴著承继了《史记》的遗续。司马迁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撰史方法，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再现了史前到当代(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作者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撰史传统，通过“太史公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论断，虽然班固说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但其宝贵的史论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而吴著在论述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再现报刊史全景的同时，也对史实和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介，如对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以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指出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本质。

其二，蔡铭泽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说承续了政治军事史传统。作者敢为人先，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但又因为政党群体失败而被大陆主流学界忽视的报刊群体——国民党党报进行深入研究，再现了国民党党报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学术无禁区，言论有藩篱的时代语境下，作者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摆脱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足惜的“土匪史观”的影响，秉着资料第一，评价第二的写作理念，对资料进行了批判的遴选和解读，总结出政党、政权、党报三者之间的教训，梳理“党”、“报”、“政”的科学关系。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党报维护国民党专政的本质，又具体地肯定了其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积极宣传和改革。这样就从根本立场上否定了国民党党报，又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了国民党党报的写作基调，做到了符合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别于台湾学者对国民党党报的历史书写。作者以文献分析为主，数据分析、比较分析为辅，以政治事件为主、全面展开、重点解剖的方式，重点勾勒了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党报历史图景。是“一部弥补中国新闻史研究空白的力作”。反观中国古代史籍，依稀可见《汉书》的影子，汉书是汉朝官方所修之断代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作为官方修史，其对汉王朝基本上持褒扬的基调，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尤其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更是赞扬不已。正如政治军事史专注于政治军事大事一样，《国民党》主要专注于新闻媒介本身，再现国民党党报的历史流变，同时作者又极具政治军事史的热情，其研究就是为了为现实的党、政权、媒介的科学关系提供“前车之鉴”，对国民党的党报始终坚持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同时对具体时期具体业绩和具体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极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

其三，李彬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则可以看到神话史学传统的影子。该书采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笔法，既专注媒介发展，亦兼及历史、哲学、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论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大历史。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里揭示“全球化”命题为指导，同时吸取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理论、“年鉴学派”和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针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化、社会动因、专业背景、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等，展开全面系统而不失深入细致的分析，点面结合、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勾画一幅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联系的而非分离的全球新闻传播史，体现出广阔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正如神话史学传统执着追求彼岸世界，探索历史的终极目标一样，该书也在不断追寻新闻传播的“光荣与梦想”。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像年鉴学派先驱费伏尔呼吁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时所说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沉浸在生活之中，沐浴在生活之中”。与神话史学追求上帝存在对历史行程的决定意义一样，作者认为人文学科式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及其要义，归根结底还在于追求某种人生的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所谓理想、价值、精神的境界、生命的张力等。与神话史学肯定上帝的终极价值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追求、铸就、张扬一种新闻传播史的人文价值与理想，赋予看似僵死的新闻传播史以鲜活的生命、灵动的韵味和高远的意义。归结起来，神话史学追寻历史形成中的上帝意志，李著则力图展现新闻传播史鲜活流溢的生命活力，尝试将醇厚的历史、深邃的哲学与灵动的文学有机交融，将已逝的过去、变化的现在与生成的未来一脉贯通，从而构建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力图使作为人类创造的新闻传播学的著述都折射着一种美丽而神奇的生命意志。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迎来了新的转变。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兰克主张历史学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这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理念，认为历史学根本任务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为此他要求历史叙述要客观公正，超然于外。

兰克史学在统治了西方几十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的灾难开始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战后西方史学出现了多方面的转变：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在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创新，从靠个人在文献中整理资料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同时二战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性影响，使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走向的整体化和延续性，在法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1960年代，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年鉴学派与范式理论嫁接使这种新的史学结构 功能范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与年鉴学派一脉相承，二十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和肯尼迪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阐释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及21世纪左派政治策略。

回顾整个西方史学史，17世纪的启蒙学者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考证派却长于叙述，18世纪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家喜好论断与推理，偏于论证派；19世纪的兰克科学派明显偏于叙述派；到了20世纪则更为复杂了，新史学不断走向极端。20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都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内。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后者有逐渐成为当代显学的趋势。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这种哲学又具体分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者的研究倾向相同，但是哲学立场却有明显的区别，前考入都是唯心主义者，后者则基本止是新实证主义者。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早期重要代表是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其后由于意大利的克罗并与英国的柯林武德等人的努力，推动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进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代表人物是海登海特，他们试图揭示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运用的诗性行为，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问的界限，在历史于想象、真实与虚构建立起合理的联系。

纵观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颇多启发。总结来说，新闻史著述需要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神话史学的执着信仰和勇气，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后现代史学的批判眼光。

第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社会文化史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广采博收，全面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材料，展现历史全景。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所说：“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那么，第二项最重大的变化无疑是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要紧紧跟随这种趋势，在研究中，要有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广阔视野，充分搜集资料，包括各种文献，以及口述史学材料，全面展现新闻传播史的全貌，正如历史要实现“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转变一样，新闻传播史要实现媒介的历史向新闻传播大历史转变。

第二，政治军事史的热情。现代阐释学理论证明，我们解释历史永远走不出“阐释循环”，不可能摆脱我们的“先验”去完全客观地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总是带有研究者的情感和倾向。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代与过去的对话，我们所栖身的当时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总是带有当代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和话语评述历史。正如克罗奇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仅是试图全面客观地呈现媒介发展史全貌，不仅仅为发现历史，还要为解释历史，并且为此提供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不能像对待僵死之物一样毫无感情。面对新闻传播史中的人物和事业要有评价，有爱憎。面对新闻传播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面对成就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在冷静中也要有研究者的倾向。正如梁启超所说：“笔锋常带感情。”

需要注意的是，在饱含热情进行历史研究时，同时要避免泛感情化的历史研究。正如霍布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

第三，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神话史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孜孜不倦通过历史研究证明上帝合法性的精神和勇气。神话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就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改正自己身上的谬误而成为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痛改前非，四处求学，花费十余载，写成《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坚定地认为天地之间存在两个国度，上帝之城是光明善良的象征，地上之城则是黑暗邪恶的象征，上帝是地上之城的代表，他试图在两城之间试图建起一种桥梁。竭力使上帝之城在人间实现，历史在他笔下就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也是教会统治取代世俗政治统治的历史。这种上下分治的历史观蕴含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危机的理解。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有神话史学的信仰和勇气，坚信新闻传播史将朝着不断实现新闻自由，新闻媒介不断和谐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正如神学史观坚信历史由上帝主宰一样，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也需要有这种信仰和勇气，坚信“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新闻传播史研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信念，探索人在新闻传播历史中的角色。

第四，年鉴学派的时间概念。年鉴学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整体史观和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史学家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认为全面的历史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整体史观，运用长时段理论，展现新闻传播史的来龙去脉，新闻传播史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追根溯源，厘清新闻传播史发展的线索，完整、连续地呈现人类传播的历史，探索传播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所有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新闻传播通史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的时间观念仍然可以运用到个案研究中，研究媒介个案和媒介人物，也应该追根溯源，探讨其渊源与流变，展现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第五，世界体系的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出版了多卷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史观。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该理论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世界体系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宏阔而敏锐的充满现实感的独特观点。“世界体系”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以体系代替了国家，真正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需要借鉴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是吸收起广阔的空间概念，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和“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将新闻传播史融入到世界历史中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来研究新闻传播史的进程。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7

517重要讲话从新时期国家战略高度，论述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及承担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幅高起点的、前瞻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这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按照自身发展特点，精心描绘出在这幅宏伟蓝图中的所在位置。正是在这篇重要讲话的启发和鼓舞下，关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有几方面问题需引起我们的关注。

自觉性和自信心是关键

对于一件重要事情的重要性认识，有没有自觉性决定了认识的高度。这种自觉性来源于时代的启迪和历史使命的召唤。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读了这段话后，联系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后来受到列强侵略，又经过百余年的抗争、奋斗，走上了伟大民族复兴道路的曲折历史，能够深刻体会到517重要讲话激发人们自觉精神的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使命感的自觉认识，既来源于现实，又来源于历史，它表现为豪迈的有作为、敢担当的奋发精神。

有了自觉性，还要有自信心。近百余年的学术史表明，当中国近代学术起步之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引进西学为我所用是现实的选择。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了解了西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放松了表现自我。对于中国文化优秀遗产尤其是优秀的学术遗产缺乏集中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人的学术和理论自信心。面对中华优秀文化这座思想、理论、学术的富矿，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理应具有充分的信心。

探索关于发掘、梳理古代学术遗产的路径

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从何处入手?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而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在这三个特点中，继承性、民族性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脱离了继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没有民族性，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首先从继承性、民族性入手。

谈到话语体系，必然涉及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概念、范畴等学术用语。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记述历史的著作浩如烟海，而讨论理论问题的专书却并不多见，人们关于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史学的认识，多散见于各种著作之中。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后人对理论问题发掘、梳理，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没有理论。可以说，这种情况不止是史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以史学研究为例，可从两方面来加以关注：其一，不应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方法论著作来反衬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一则是时代不同，二则是中西学人在理论思维与表述上的特点不同，作简单的比较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表达散于各书，以至于显示不出其理论魅力，但却因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而使不同时期的学人可以以接力的方式，传承着对许多问题探索的连续性，即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出它的系统性。这两方面，或许也适合史学以外的一些学科用以看待本学科的理论遗产。

尊重、凸显中国学术遗产的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家鲜明的理论意识，具有久远的传统。东汉班固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后论)这里既说到事，也谈到理。《后汉书》作者范晔一方面批评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一方面夸耀自己所作的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后汉书》卷末所附)。刘知幾更是自幼观书，喜谈名理(《史通自叙》)。元初，胡三省批评一种说法，即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胡三省尖锐地指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书首)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命题，揭示了势与理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还指出，读《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发论，又是从哪些方面发论，他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叙论四》)王夫之的势理观以及他从对历史的认识中所阐发的论，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理论的激情和深入的思考。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理想信念 教育

根据、教育部[2005]5号文规定，从2007年春季开始，全国高校面向2006级大学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并列为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之一。在高等学校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同时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纲要》主要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发挥“纲要”教学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作用，对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纲要》课教学的基本要求

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在大学生这个重要的青年人群体之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重点的时代精神，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使全体大学生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而这些目标与《纲要》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一致。

《纲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根据《纲要》教学大纲的要求，这门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发展规律;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培养其正确分析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的能力，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从而增强社会主义信念，更好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由此可见，《纲要》的开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作用，理想信念教育是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基本要求。

2《纲要》教学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

在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纲要》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课程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独具优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邓小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注重原理和思想的阐述，从教材设置上看，虽然“政治正确，线索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但科学精神缺乏，人文精神不足，人文关怀不够”。(《光明日报》2008年1月19日第7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特点和优点及缺点》)，导致在课程讲述过程中比较枯燥乏味。而《纲要》课程教学时，则要能够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着力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经验。也就是说，既注重理论性，又可以用历史事实去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观点，做到“于叙事中寓论断”。同时，在论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时，还要可以联系近年来在近现代史领域中有较大影响的观点、社会上流行的思潮、大学生经常关注或者深感困惑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帮助大学生划清历史上重大是非的界限，从而帮助学生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史论相结合的课程教学，更容易被大学生接收，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到历史过程的讲述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3 针对当代大学生特点，深化教学改革，发挥《纲要》教学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针对性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对各种问题尤其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兴趣浓厚。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首先必须了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纲要》讲解的过程中能够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努力提高他们学理论、用理论的兴趣。其次，在教学中把理想信念教育与个人成长相结合。当代大学生越来越重视个性培养和自我设计，越来越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此，必须热切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满足他们成长中对理想信念的需求。通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成长历程、革命奋斗史的讲述，让他们切实认识到理想信念教育一辈子受益，从而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最后，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增强《纲要》教学在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在课堂教学之外，通过参观历史遗迹、观看历史影片和组织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等方式，让学生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激发爱国热情，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参考文献

[1] 王晓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6)。

[2] 陈嫦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探究，中国成人教育，2009，(24).

[3] 徐兰，突出共同理想教育的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9).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9

2011年以来，全市各区县、各部门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加快实施《天津市地方志“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积极开展二轮修志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方志馆建设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的工作环境。朱佳木同志在2011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就如何用创新精神推进地方志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③。他指出：过去对方志馆的定位存在误区，应该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在定位上另辟蹊径。方志馆就应该是地情馆。方志馆应该像志书横陈百科那样，用沙盘、实物、模型、挂图、雕塑等展品，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分门别类地介绍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地理、气候、物产等情况。可以起到与历史博物馆、城市博物馆互补的作用，成为展示中国独特文化现象的标志性建筑。这一创新理念的提出，为方志馆今后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方志馆工作人员，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增强履行职责的紧迫感，积极探索方志馆工作规律，以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基准点，注重发挥四个方面功能作用。

一、地方志资料库存作用

方志馆的基本职责是搜集和保存方志类书籍文献。因此，广泛收集地方志文献资料，不断扩充资料库存规模，是方志馆的一项中心任务。资料库的作用不仅在于全，还要在于深入挖掘，使静态的地方志书和史料成为可以查阅、研究的资料。天津建城600多年，但历史上地方志书还是缺失了一些。此外，以前搜集地方志书及文献由于没有资料购置费，只好坐等人家送书上门，或者通过交换方式逐步丰富资料库存。天津市地方志馆现存地方志的种类不够多，这无疑限制了资料库的作用发挥。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我们更新观念，调整过去搜集文献资料的方法，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库存方志书籍资料的管理，充分利用好馆藏成果，科学分类，追询线索，努力挖掘；另一方面，要面对现实，与时俱进，努力适应现代媒体多元化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快捷便利的方式，积极尝试网上交换、征集、采购书籍资料，不断扩大地方志文献资料来源。同时，倡导鼓励个人或家族收藏捐赠，通过日积月累，不断增加方志馆的馆藏库存。

改善提高方志馆服务水平，对于发挥资料库存作用关系极大。方志馆要为广大查阅者提供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使来访者人人满意，不留遗憾；要强化服务意识，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使工作人员在专业素养、学识水平乃至着装仪表、接人待物等各方面，都具备较高的素质能力，并经得起实际工作的考验。要保管好馆藏资料，想方设法实现其可利用价值，做到目录明晰，检索便捷，资料齐全，要让静止的文字变成富有生命力的活资料。为延伸方志馆的功能，还要充分利用本地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馆藏资源，以附骥尾，为我所用，随时收集掌握相关资源信息，开辟建立业务合作途径。

二、地方志溯源展示作用

所谓溯源展示，即意味着凡涉及地方志史料考证和信息查询，以及向上寻求历史根源、重大事件原始资料，都能在方志馆清楚准确地找到依据。天津市地方志“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天津市地方志机构要成为天津市地情历史溯源地④。对此，方志馆应制定明确目标和具体措施，千方百计搜集整理涉及地方志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书籍，特别是完整的旧志史料对于溯源展示尤为重要。存史是地方志历代传承并延续两千多年的基本功能，虽然当下具备存史功能的已不仅仅是志书和史书，还有其他各种档案资料、报刊及著作等，但志书记述范围广泛，史料保存浩瀚丰富，尤其述而不论的编纂要义，使地方志为后人留存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有益于溯源展示，寻根问底。

整理和挖掘地方志文献资料，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做到精心保存，精心使用，精心整理，精心挖掘，不放过任何记载历史重要事件的相关文献资料。对于孤本史料和稀缺旧志，要舍得花费，不惜代价，想方设法搞到，并将其整理好、利用好，为溯源展示提供可靠保证。

三、地方志信息交流作用

开展地方志信息交流，及时反映修志编纂工作进程与成果，是方志馆的主要职责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地方志信息交流正在明显加速，特别是计算机网络通讯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从途径到效果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前，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已在一些先进地区初见成效。信息化建设是以地情信息和文献资料数据库为核心，以独立网站（网页）为形式，以电子信息化和电脑网络化为依托，以志书年鉴资料数字化为基础的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工程。信息化建设是地方志信息交流十分重要的基础建设和工作保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方志馆根据工作职责要在组织实施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上作一番功课，基本工作框架是，组织专业人员对现有网站（网页）进行重新调整改造，以建立地方志信息数据库为主要内容，通过局域网建设形成与外网互联互通的地方志信息交流网络系统。

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方志馆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要充分考虑财政支撑能力和自身承受能力，认真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工作方案，在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得力的工作团队，将全部资料库存纳入数字化管理和储存系统，按照查询检索实际需要进行标引、分类、存储，依靠网络运行有效操控信息交流。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进程，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加速实现天津市地方志“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三个中心、一个溯源地”的奋斗目标。

四、地方志学术研究作用

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必将促进实践活动空前活跃。地方志作为传承历史和记载当代的独特文化载体，志书编修包揽内容广泛，涉及学科多样，方志理论学术研究必须贴近修志工作实际。目前，从国家中指组到各地各级地方志机构，都十分重视地方志学术研究工作，普遍强调结合二轮修志重点搞好地方志发展演变规律和新方志编写规范的研究。中指组有关领导曾经在2010年新方志编纂论坛上分析指出⑤：近年来方志界的理论研究热情逐步呈现上升的势头，一大批热爱方志的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仍然孜孜以求、专心于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各地各级方志机构也更加重视理论研究，通过举办研讨会、开展优秀志书和论文评比、设立专项课题等方式，活跃学术气氛，力求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方志馆作为方志理论学术研究的主要平台，应积极做好方志理论学术研究辅助工作，要注意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要继续发挥地方志专业杂志期刊引导理论研究的作用，尽量多刊登发表方志理论学术文章，随时关注理论研究发展动态，增强编刊与组稿的前瞻性，营造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二要适时策划组织方志理论学术研讨活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结合二轮修志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课题研究及其学术研讨活动。三要积极开展优秀志书和学术论文评比活动，培养壮大方志理论研究新生力量，拿出更多高质量志书成果。

在地方志工作中，深化认识以及发挥好方志馆的功能作用任重道远。既然方志馆是公益性基础文化事业单位，那么政府扶持和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撑，对于发挥方志馆功能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觉得，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特别是拨付资料购置费用等专项资金，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促使方志馆在资料收集、设施保障和馆藏整理等方面尽快转变被动落后的窘境。二是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更多关注方志馆的现状与发展，在机构编制、馆藏条件、经费待遇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做到栓心留人，稳定队伍。三是需要方志馆工作人员认清工作定位，明确自身职责，树立不图名利、忘我工作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苦干实干加巧干，努力为方志馆健康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①于伟平：《盛世修志传文明》（《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日理论版）

②李秋洪：《地方志的困境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期）

③朱佳木：《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把地方志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在2011年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④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文件：《关于印发〈天津市地方志“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津志〔2011〕1号）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0

在课堂阅读方面，要增加兴趣阅读，引用能烘托历史细节、展现历史真实、再现历史场景的史料，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牢牢地抓在课堂上。史料的兴趣阅读中，促使学生从课本中去寻找理论来源，把历史知识提取出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1.史料展现历史真实，激发阅读兴趣

历史教学不能停留在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讲故事”“说过程”的形式，而应该用史料凸显历史的真实性，通过史料把抽象的历史分析具体化，激发学生阅读分析史料的兴趣。历史教学应具有浓郁的历史真实感，这也是历史教学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比如教学“失误与挫折》中“”对民主法制的践踏时，通过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档案》把史料展示给学生，史料真实展现了一个人物（刘少奇）的历史命运，强烈激发了学生阅读史料的兴趣：为什么一名1921年入党的产党员，最后竟然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个人的遭遇折射出国家的命运，再现了人物背后的新中国的大事件。通过感知个人的历史去反思国家的命运，让学生阅读史料，体验真实的历史，深刻感受对法制带来的巨大破坏，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趋势。

2.史料烘托历史细节，激发阅读兴趣

在历史课堂中，教师通过史料展示“历史的细节”，如历史人物的特写、历史情节的补充、紧张的历史冲突等精彩细节，营造历史氛围，来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这能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例如，在教学“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展示历史细节：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6户农民召集到一起，私自立下了一份将田地包干到户的生产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做）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设问：“为什么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户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是怎样一份契约？后来18位农户的命运如何？为什么说这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农民的命运？”这些涉及历史细节的问题深深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强烈的阅读相关史料的欲望。

3.史料再现历史场景，激发阅读兴趣

运用史料，借助于历史场景的再现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自读、自悟、品读、品悟中实现教师、学生、文本、多媒体课件的互动交融，激发阅读兴趣，从而实现阅读的自主化、个性化。

在教学“重庆谈判”时，出示选自《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文献资料：“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启发学生探究：“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电邀去重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照片中的和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冒风险去重庆谈判？”使学生置于历史场景中，充分感知历史，主动阅读相关史料，探究问题。

二、活用史料，创设问题情境，启“阅读之门”

当学生对文本或阅读行为本身兴趣下降、注意涣散时，问题是最好的兴奋剂；当学生的阅读处于字面扫视的低效状态时，问题是引发思维的最好触媒。由于有问题解决的学习压力，学生阅读时对于文本的结构性意义的关注会大大提高。

1.史料呈现认知冲突，创设阅读的问题情境

认知上的冲突是学生问题意识产生的重要来源。教师通过史料，创造相适应的教与学的环境和认知情境，学生在这样的课堂环境中其内在固有的认知状态和外在呈现的认知情境之间会产生一种“碰撞”，随即出现了困惑，问题也会自然生成。在历史教学中，以历史史料为中心，如何引导学生从各种史料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新生成问题是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

如教学“失误与挫折”时，出示史料：“1958年8月4日，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两千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按照农业专家说，无论什么品种的农作物，都不可能达到这个重量。当学生已有知识与未知知识之间发生差异，制造了学生在认知上的冲突，激发学生通过阅读史料思考：“这么夸张的产量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2.史料促进知识迁移，创设阅读的问题情境

在学习某些新知识的过程中，尽管学生已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但往往不能很好地提取和利用，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运用史料，在已有知识与新知识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分析，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逐步启发学生完成学习迁移。

例如，在教学洋务运动时，出示日本学者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的一段论述：“在相当于日本幕府末期的186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一样……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环境各异，因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日本于1868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国家，而中国却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但是这样的洋务运动在依然如故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让学生阅读史料后思考：“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但结果却一成一败，原因何在？”学生联系已学习的日本明治维新相关知识，从封建统治力量、改革派力量、改革措施等方面对比分析，失败的必然性便很容易理解了。

3.史料促使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创设阅读的问题情境

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认识现实生活，或是在古今关联中继承优秀传统，悟出某些规律性认识的能力，既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又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史料，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在讲到宋、元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时，为了让学生从继承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去认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把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讲给学生：“中国文明曾经影响了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曾有开放的时代，中国人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了来自印度、阿拉伯，甚至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洗礼了自己，包容了世界，丰富了人类的文明。”然后，让学生用史实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三、挖掘史料，引导史论结合，导“阅读之法”

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的特点。学习历史，要注意培养学生史论结合的阅读方法，要求从材料提供的史实做立论基础，以鲜明的观点做立论导向，阅读分析史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从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得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

1.从史料中来，导阅读之法

“从史料中来”，即要善于从史料中提炼出理论观点。教学实践中，我们如果只是把高度概括的理性认识的结果简单地搬给学生，他们是很难做到真正理解的。应该结合对史料的阅读，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尽量挖掘出史料中蕴涵的理论因素。坚持从史料中来，能够让学生了解理论得出的思维过程，从而提高运用理论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洋务运动时，出示两则史料：

材料一：“至恭亲王奕忻等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洋船炮折》

材料二：“……堪得滦州所属距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山难旧煤穴甚多……从此中国兵船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富强之甚，此为嚆矢（开端）”。――李鸿章《直境开办矿务折》。

通过以上两则史料的阅读，引导学生分析：“曾国藩、李鸿章属于什么派别？史料中可以看出，洋务派从事哪些主要活动？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洋务派的主张是什么？根本目的何在？”

2.到史料中去，导阅读之法

“到史料中去”，即让学生把学到的历史理论用于对历史材料的科学分析，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掌握历史理论，本身并不是教学目的，目的是让学生运用理论去正确阅读分析材料，解决问题。

例如，同样是在教学洋务运动时，出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史料：“上海轮船招商局创立后三年内，外轮损失了1300万两（白银），湖北官办织布局开办后，江南海关每年进口洋布减少了十五万匹。”让学生阅读分析：“从史料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有什么作用？”从而引导学生到材料中去，认识到洋务运动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3.突破关键字词，挖掘隐性知识，导阅读之法

中考材料分析题，虽说其提问方法多样化，涉及内容各异，但对于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却是其共性。突破关键字词，挖掘隐性知识，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2007年杭州市中考试卷材料阅读题――民主与法制是专制与独裁的死对头，追求民主与法制，反对专制与独裁是近代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据此回答问题。不少考生因为对题头的“反对专制与独裁是近代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缺乏统领性的认识，又忽略了重要时间，于是对“莫谈国事”一头雾水，得分率偏低。为此，平时培养学生学会阅读材料，从第一句话开始关注“关键词”，挖掘隐含知识，锁定相关联的历史事件。

四、拓展史料，组织活动探究，延“阅读之路”

史料绝不限于历史教科书文本。有历史遗址、互联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当事人、专家等不同来源，比如照片、电影、报纸上的讽刺画、绘画、信件、演讲摘要、地图、各种统计资料、音乐、诗歌、艺术品、民俗等不同的形式，这都是历史教学中可以使用的重要史料。

1.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延伸史料阅读

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首先要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料，图书馆的图书、历史期刊和报纸是学校非常重要课程资源。不受某一种教科书的束缚，指导学生有效地阅读历史图书、历史期刊和报纸，它能激发学生热爱历史、探索历史的热情，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学生自主阅读。

2.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延伸史料阅读

传统史学教育的史料主要获取途径为书籍的阅读和历史档案的梳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它在教育中的应用，网络成为史料获取的新途径。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突破了时空局限，突破了传统教学的狭隘性。网络上丰富的信息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开阔学生的思路。丰富的专业网站使查找资料更快捷、高效，各种各样的论坛可以使信息的交流更为开放和及时。例如，可以通过专题历史网站获得特定的历史史料，目前仅凤凰网上就可以查到关于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历史人物、史家论史、历史映像室等十余类有关史学方面的数百个专题。

3.要充分利用地方史资源，延伸史料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