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论文十篇

法律硕士论文篇1

1.浅论两种法律硕士并轨培养的可行性

2.职业化视角下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

3.医学院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

4.法律硕士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路径

5.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习实践环节模式设计探析

6.法律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设计研究

7.全日制法律硕士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8.从负动机角度探讨法律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英语教学

9.诊所式教学法在法律硕士课程中的应用

10.法律硕士“双导师”培养模式研究

11.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12.论法律硕士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衔接机制

13.案例教学法在法律硕士教育中实践分析

14.“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坊”实验计划总结

15.浅析广东省法律硕士特色教育培养研究

1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硕士特色教育优势与发展探析

17.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初探

18.论法律硕士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

19.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状及其改革研究

20.关于提升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研究报告

21.“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中的完善与推广

22.知识产权法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23.法律硕士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4.法学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之完善

25.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模式研究

26.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与西部高校法律硕士培养模式改革

27.资源环境特色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初探

28.法律硕士学科教学(英语)议论文写作模式之问题探究

29.资源环境特色法律硕士教育的思考

30.贵州大学法律硕士教育方法改革初探

31.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背景下法律硕士教育改革思考

32.资源环境特色法律硕士实践基地教学研究

33.法律硕士状告母校无需尴尬

法律硕士论文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法律硕士论文篇3

[关键词]法律硕士　教育　冷思考　过程教育

前言：“热”现象、“冷”问题。

自1996年我国开办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以来，截止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开展了7次授权审批工作，全国共有8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日渐增多和培养规模的日趋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自然会成为培养单位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保证和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就更成为法律硕士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怎样通过教育成为“法律硕士”也就成为此系统内的核心问题和关键。基于此，笔者以自己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实践经验为鉴并放眼国内外，试图找出一条切实有效、确保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教育之路。

1.法律硕士是高层次的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中国的一个教育学上的概念。最初称“职业学位”，原意是指对经过某种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授予的某种职业性学位，并以此作为从业必备的资格条件。它是在结合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实际以及人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相关概念并予以“本土化”的结果，其英文译名是professional degree。根据我国教育界的权威解释，它旨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的训练，在专门技术上做出成果的高层次人才，所授学位的标准应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和对高层次人才在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学术上的要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首先，设置专业学位的耿业一般都是那些专门技术层次较高，有独特的知识领域并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专业技术职业；这种职业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学历起点，既要掌握本职业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技能训练。然而有些职业虽然需要较高的职业技能训练，但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如按摩师等，这些职业设低于术科的学位即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设置相应的专业学位。而我们常讲的“职业背景”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这种职业本身对专门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素质和职业道德方而有着较高学历上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一般要求硕士以上的层次；

(2)某一种专业学位通常与某一行业或某一职业岗位相对应；

(3)该行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面比较广，有的还与人类的生命财产关系密切。

因此，专业学位有着特定的职业背景并与某一任职和从业资格相对应，这是专业学位的一个特点。另外，从培养目标来看，专业学位教育还要求培养对象具有应用和复合有机结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即根据相应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和口径的要求，按照“学科群”或“学科领域”设置课程，而不简单地以某个一级学科，甚至某个二级学种来设置课程，旨在保持培养对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从培养方式上讲，专业学位的举办不是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垄断进行，而要求与对应的职业部门(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如法律硕士教育即是由国务院学位办、政法实际部门和法律院校三方共同组成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这一行业性机构进行统一指导的。可见，“专业学位”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律硕士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概念的一个教育学翻版。它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法律硕士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法律硕士教育自开办时起，即在“专业学位”这一概念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它方便地容纳了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并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制度化设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发展空间。所以，法律是作为专业表现出它的职业性的木质特点和要求，而学位则表现出它的学术理论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样，法律硕士教育就必须既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

2.法律硕士教育，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中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可见，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从教育的概念和理念出发，我们认为，法律教育是以法律素质为目标，培养“理实兼备”、能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特定意义上的法律人。它以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工作岗位为其直接的服务对象并促进其发展：它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重在“应用”、“实务”或“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方面，并在实施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予以体现。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或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典型的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广义上还包括公证、仲裁、调解、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教师等)一般统称“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因此可以说，法律职业的特定要求决定了法律

硕士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所言：“法学教育只有依托法律职业，才有生存的正当性。”只要社会需要法律，就要有维护法律运作的法律人，就需要提供培养法律人的有效机制。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培养职业法律人的专门机制。归纳西方的法律教育传统，大抵有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训练两个理念上的类型(Ideal type)：相对比较而言，前者的“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学校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因此。实质上，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层次较高的职业教育，而且这并不是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针对法律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缺陷，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并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下选择的产物。而事实上，培养任何高级专业人才的活动都存在着素质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惟有培养法律人才需要建立素质教育的概念，而培养医生、工程师、教师、商业管理者、艺术家就不存在素质教育的问题。正如霍宪丹教授指出，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概念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从纵向观察素质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要求，从这点来说，可以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一种素质教育，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另一个是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专业教育又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要求。从JM教育看，学科专业中的素质教育要求又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伴随职业生涯始终的长期过程。所以，法律硕士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它同时还必须完成素质教育的日的和任务。具体而言，它不仅要完成职业的品质塑造，又要完成相当的理论塑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而要实现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任务，即使其既具职业教育性、又具学位教育性，其最终和根本在于过程。

3.教育的过程性是专业学位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怀特海认为，过程体现为转变(transformation)和共生(concrescence)这两个不同的但又密切相关的环节。转变，即一种现实体向另一种现实体的转化，它构成了暂时性，因为每一个现实体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生则意味着生成具体，它构成了永恒性，因为在共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都是“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永恒的。因此，怀特海认为，教育要提供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最根本的是应提供一种“对现在的理解”。因为过去的知识只有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才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包含一切，现在是神圣的境界，它包含了过去，又孕育着未来”。所以，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在于过程，而教育的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教育的节奏上。根据我们的理解，教育的节奏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必须因时施教、全面互动。对法律硕士教育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节奏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教育者是主导、主动的，受教育者则是主体，却是被动的。而这一对对立统一关系伴随着教育过程的始终。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性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承载于制度之中。进而言之，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过程性是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而诉求的是蕴涵和承载着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制度。

3.1　“入口”量化录取制度。法律硕士的专业性和学位性要求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时，一定要考察考生的法律业务能力，又要考察学位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录取的考生的质量，为以后进一步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考生首先要参加全国联考，考试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线者，才能到学校参加复试，复试方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笔试主要考察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法律职业能力，而不是片面地考察考生对刑法或民法等部门法的掌握程度；面试与政治审查相结合，除了主要考察考生对哲学、经济学等知识的理解和洞察能力外，还要审查考生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等。上述每一项复试内容都按一定的量化标准计算出具体的分数，屉后按综合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该制度不仅能考察考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还能考察考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及其综合素质。

3.2　“双导师”制。法律硕士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培养模式和适应于该培养模式的导师群体。如果让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就像是以同一种生产模式生产两类不刚的产品一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基本上都是校内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担任。作为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其法学理论知识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法律实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法律职业思维特征却并不一定具备或厚实。为此，我院先后从当地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践部门中挑选出一部分具有一定法学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担任我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与校内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同组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群体，即“双导师”制。由这两类导师共同指导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法学理论学习和法律实务能力培养，不仅能提高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法学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能逐步培养他们拥有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特征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

3.3　实践教学制度。实训教学或实践教学是学位性和职业性物化的过程，是学校培养人才体系中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早已有之。但是，我校目前所采取的实务训练方法是全国首创，即：实务训练是我校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为期6个月的实务训练方可毕业。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见习助理法官、见习助理检察官、见习助理律师的身份到司法实务部门参加实训，能够真正深入到案件的办理过程之中，并且可以发挥所学之长协助法官正确办理案件。这种实务训练方式，不仅使学生获得了办案经历，而且能从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法律硕士论文篇4

doi:10.3969/j.issn.1006-9682.2011.12.026

摘 要：教育定位的不科学，导致法科硕士在学位设置、学习年限、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为构建高质量的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有必要将法科硕士的教育定位明确为职业教育，在此基础上将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统一为一种新的法科硕士学位，并对其学习年限、课程设置等不足进行改革。

关键词：法科硕士；教育定位；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

Clear the education orientation to construct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master students of law

―In view of Beihang university

Hanwei Yue

( Law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100191)

Abstract:Unscientific education orientation leads to some deficiencies about education of law master in degree setting, period of learning, course offering, teaching method and so 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law master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law master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based on it, to make the master of law and legal master be unified into a new master's degree of law, and reform those disadvantages about period of learning and course offering, etc.

Keywords:master of law, education orientation, education of law master students

一、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包括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以及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类。

法学硕士的学制为2年，实行导师负责制。法学硕士的专业方向，区分为民商法、法理与法律史、诉讼法、国际法、宪法与行政法、刑事法、环境资源与经济法七大方向。其课程设置，包括学位必修课和学位选修课。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语和科技专题）、学科必修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和培养环节（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学术活动）。专业课按上述七大学科开设，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

法律硕士（法学）的学制为2年，实行导师负责制。法律硕士（法学）的专业方向，区分为民商事法律实务、刑事法律实务、诉讼法律实务以及国际经济法律实务。其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其中必修课包括学位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语、专业外语、法学理论前沿、民法总论）和专业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分不同方向而分别设置，选修课在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中任选；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学制为3年，实行导师组集体指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方式。法律硕士（非法学）不区分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法律硕士（非法学）的专业必修课以及选修课涉及七大学科。法律硕士的特色体现在实践课上，不仅包括司法实践课（在法律实务部门实习两至三周），还包括法律文书课（由律师、检察官和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课以及法律谈判课。特色实践课的安排，体现了法律硕士职业教育的定位。

对于法科硕士研究生的授课以及考核方式，学校和法学院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于授课方式，各位老师一般采取的方式包括：（1）苏格拉底式授课方式，即问答式教学；（2）针对不同专题，学生主讲，老师点评；（3）针对不同专题，师生进行座谈式讨论；（4）案例式教学方式等；对于考核方式，一般采取撰写结课论文，或者采取撰写结课论文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方式，个别也会采取闭卷或开卷的随堂考试方式。

二、北航法科硕士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教育定位不科学

法科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定位，究竟是一种职业教育还是一种学术教育？长期以来是困扰中国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键问题。之所以说它关键，是因为教育定位决定了学位的设置、学习年限、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并最终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模式和人才培养的素质。对于法科硕士研究生的定位问题，根据我们设置的《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55.1%的研究生选择职业教育，24.1%的研究生选择学术教育。

北航目前和其他院校一样，对法学硕士的教育定位是学术教育，对法律硕士的教育定位是职业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定位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最终导致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一）学位设置不合理

法学硕士的教育定位，依照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为教学科研和法学研究培养后备人才。这种法学硕士的培养定位，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适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法律人才匮乏，法学硕士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教学科研人才，实务性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由法学本科教育以及各种社会培训和成人教育承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的连年攀升以及实务部门对法律人才职业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法学博士教育已经取代法学硕士成为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主力，绝大多数的法学硕士走向了实务部门。在前述调查问卷关于“攻读法科研究生的目的”中，仅有12%的同学选择学术研究，有6%的同学选择为读博做准备，其余皆选择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法学硕士教育有必要以职业教育重新定位。

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教育定位，是职业教育。法律硕士（非法学）是借鉴美国法律教育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于1995年设立的，其目标是为法律实务部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道德的高层次的实践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法律硕士（法学）的教育定位，同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是2009年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而设立。该专业是为了适应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实现法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结构性调整，逐步由学术型为主向职业型为主过渡。［1］北航作为34所自定线院校，其法律硕士(法学)的生源主要来自报考北航法学硕士复试不通过或者公共课单科受限的考生。北航法律硕士（法学）的专业设置、学习年限以及课程设置趋同法学硕士，只是由于其职业教育的定位，比法学硕士多几门实践课程。因此，北航法律硕士（法学）的总体设计和法学硕士的差别微乎其微。

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以及法律硕士（非法学），三者事实上相同的法律职业规划，使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就业市场上遭遇到来自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学）的激烈竞争。近年来，不少用人单位倾向于录取法学硕士研究生，而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的任职进行限制，主要表现为：在公开招录时规定具体的专业要求，比如刑法学、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等；或在招录条件中规定，法律专业、硕士以上并且本科为法学专业。［2］由于法律硕士（法学）基本上等同于法学硕士，而法学硕士最终读博或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寥寥无几，因此三者之间再作区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相反会导致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就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二） 学习年限不合理

北航现有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的学习年限是二年，第一年上课，第二年由于考公务员以及找工作等原因，学生基本处于“放养式”状态，这就导致毕业生即使顺利进入法律实务部门但难以立即适应具体的法务工作。

在前述调查问卷关于“提高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选择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研究生执业能力的培养。缺乏充分的执业能力培训，是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急需改进之处。而在两年之内，既实现专业理论课的深入学习又保障执业能力的充分训练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 课程设置不合理

1、 课时安排不合理

非专业课程所占学时过多,这是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北航而言，法律硕士公共课占180课时5学分，法学硕士公共课6学分，课时比法律硕士更多，其中公共英语开设两个学期,而法律英语只有1学分16课时。我们的研究生用大量时间学外语、政治和哲学，而这些课程在本科阶段已经开设，研究生阶段继续开设实属资源浪费。

2、 学习选择权受到限制

在学习上，硕士阶段应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学校应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和选择空间。但是，很多高校对学生的学习选择权不够重视。就北航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1）必修课和选修课比例严重失调。根据法学硕士课程体系安排，其中民法、国际法和法理学等二级学科减少选修课；其他二级学科不设选修课，这就剥夺了研究生根据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非必修课的权利。而在美国法学院，选修课一般占全部课程的2/3，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会激励老师去教好每门课，毕竟没人选的课最终会被淘汰。

（2）讲座实行签到制度。学校不分讲座形式、讲座质量和专业倾向，强制要求所有研究生参加。多数研究生认为讲座签到制度缺乏合理性，应区分讲座内容允许研究生选择参加。

3、 实践课程的缺失

在北航法学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仅要求2个学分的社会实践课，这与其职业化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法律硕士虽然设置了四种类型的必修实践课程（法律实践课、法律文书课、模拟法庭课以及法律谈判课），但由于受课时、师资、经费、场地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这种带有法律职业教育的手段比较有限，而且现实中这种法律执业能力往往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由学生在实务过程中切身感受和领悟出来的。［3］虽然我们也开展了“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学生法律职业训练基地，但毕竟案源有限而且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这使得学生无法获得充分的执业能力训练。总之，北航现行的课程设置缺乏法律实务界实习阶段，实践性教学无法充分开展，实习变成走过场。

4、 司法伦理训练课程的缺失

职业化教育的目标，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业的知识体系，而且要培养特定的职业思维、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

对于法科硕士生，我们不仅要培养其良好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而且应培养其遵守司法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基本素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第一个是缺乏司法伦理的训练。不具有司法伦理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很危险的，就如同守仓库的盗贼。司法腐败与缺乏职业伦理教育有极大的关系。一个人的伦理水平不是通过知识来获得的，而是遵循某种训练路径。人的有德与高尚是在消除对己义务的冲突中被驯化出来的，没有这一过程，便没有高尚。司法腐败要从法学教育上寻找源头；第二个是缺乏职业技巧培训。没有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无法适应职业要求。［4］目前，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缺乏司法伦理课程，这对提升学生的司法伦理修为是极为不利的。

（四）教学方法不足

目前，北航的教学方法侧重于对法律知识的机械传授，忽视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前述问卷调查中，96.5%的同学希望能增加案例教学的实践课程，而在“希望的授课方式”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案例式教学方式”。因此，探索多样化的、以适应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三、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

《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88%的法科硕士研究生选择报考北航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北航是一所声誉良好的学校。因此，如何依托北航严谨的理工思维和优秀的理工人才，构建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够与北航良好声誉相匹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北航声誉进一步提高的高质量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年轻的法学院应该思考的重点。如果能够针对北航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不足，并顺应国际趋势进行法学教育改革，不仅可以使北航法学院培养出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可以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法学教育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具体思路如下：

（一）明确法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

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职业是法学教育的目的和归宿。脱离法律职业的引导，法学教育就会脱离国家的需要，就会迷失前进方向。［5］

法学硕士教育应属于实务层次的教育，培养具备法律思维能力、实务能力和司法伦理的高级实务型人才。在前述调查问卷中，77.6%的同学选择读法科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在职业规划中，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律顾问等实务部门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青睐。同时，84.5%的同学希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高实践应用能力。可见，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为毕业后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法学教育在确保纯学术研究空间的同时，逐步把重点工作转移到职业法律家培养方面，造就一批富于正义感、责任感以及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教养和学识、娴于法律技术、善于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治国安邦的精英人才，造就大量具有国际眼光和专精学识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企业法律顾问，并根据这样的思路来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司法考试制度。［6］因此，法科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定位应为职业教育。

（二）取消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设置差别

在确定三类法科硕士研究生共同的职业教育定位的前提下，建议取消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设置差别，统一为一种法律硕士学位，并对其进行改革。新的法律硕士教育应突出北航特色，设想如下：

1、学制可设置为三年

第一年对学生进行法律通识教育，配合学生通过司法考试。既然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定位是高层次法律应用型人才，而通过司法资格考试，是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鼓励和支持硕士生通过司法考试。

第二年对学生进行法律专题教育，加强学生的学术素养及司法伦理训练。“法学既是正义之学，又是治国之学，法学教育肩负着培养合格治国人才的特殊使命。”［7］与其他硕士教育不同，法科硕士教育的对象毕业后直接参与到国家的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各种法律服务当中，因此法科硕士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技术人才，更多的是要“培植法律信仰塑造法治人格，使学生领悟社会责任与义务，将追求真理、维护正义、恪守职业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其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在潜移默化中感知、认同、接受、实践”。［8］

第三年与实务部门合作，学生专门进行司法实习，培训职业技巧及执业能力，同时准备毕业论文。

2、加大理工科生源的招收力度

法律教育不仅是一种人文教育，也是一种科学教育，在培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证据问题方面，理工科学生更具有优势。因此，法学院应依托北航特色，逐渐加大优秀理工本科毕业生的招收力度。

3、完善课程设置

首先，缩短乃至取消公共外语和政治课；

其次，增加专业选修课，使之到达课程总量的2/3,并拓展选修课授课内容的范围；

最后，增设司法伦理训练课程。司法伦理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训练出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案件处理中往往会碰见许多义务的冲突，一些义务对他自身来说是不利的。如果这个法律人首先选择对他不利的义务履行，且这个心理的形成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司法伦理就基本形成了。如果在义务冲突中，法律人总是"趋利避害"，选择对个人有利的义务履行，那他的司法伦理没有形成。［10］因此，我们应该在案例教学中，通过无数次的义务冲突选择训练来提高法科硕士的司法伦理水准。

4、完善教学方法

为增强职业技能的训练，在传统课堂讲授、专题讨论的基础上，加大案例教学、模拟法庭以及诊所式教学的力度，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大北航法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力度

“国际化治学”是北航法学院长期坚持的治学方针，在与世界接轨、与世界交流、与世界同步中求生存、求发展、求提升。北航法律研究生专业素质、职业伦理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不仅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和教师的言传身教，而且来自于与国际知名法学院师生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北航法学院的治学视野应当国际化。北航法学院近年来积极致力于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应继续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增强师资队伍国际化的力量

聘请外国知名大学法学院的学者、知名律师等为研究生上课或讲座。

2、 扩展研究生的国际流

（1）让更多的研究生出国留学以拓展视野

（2）热情欢迎世界各地的法学学子留学我院

（3）推行一系列暑假海外游学项目

海外游学，不仅可以使北航法学院全面提升学生国际化水平，而且是法学教育与学生培养模式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利用暑假时间，选拔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不同制度下的法律，同时也欢迎世界各地其他法学院的学生来北航学习中国法律。

（4）组织各国学生之间的交流

学院应积极为学生提供与世界名校学生进行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让北航法律人与不同制度、不同国家的青年法律学子进行面对面交流，使各国学生聚集一堂从法律学习、法律执业到日常生活、校园环境畅所欲言。

（5）考虑与国际著名法学院合作，培养法律双语人才，毕业后可以获得国内及国外两个学位。

（四）借鉴美国本科后的教育模式

美国法学教育的一大特色是“本科后”教育，即法学教育不设立法学本科而采取研究生教育，它要求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必须取得一个非法律本科以上的学位，然后在法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获得J•D学位（所谓法律博士），然后通过各州律师资格考试即可进行律师执业。少数旨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LL.M（法学硕士，主要是外国留学生）和JSD（法学博士）学位。

目前，美国的法学教育制度比较稳定，亚洲国家法学教育的改革趋势是引进美国法学教育的模式。如韩国国会于2007年7月3日通过了《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法》，将法学教育确定为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改变以往大学法律本科四年+司法研修两年的做法，从2009年起实行非法律本科四年（占三分之一以上比例）或者法律本科四年+法学研究生三年的新模式。

我国也在积极尝试改革，2008年教育部批准中国政法大学启动“六年制法学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将法学教育分为四年基础学习和两年应用学习阶段，基础学习阶段包括通识教育和法律专业知识教育，合格者可获得本科学位并进入实习阶段。实习阶段主要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技巧以及司法伦理等，合格者可获得法律硕士学位。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满足法律职业教育的定位。

北航法学院属于新兴学院，本科生的规模一直很小，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本科后”教育模式，在北航彻底取消法律本科生教育，只招收法律硕士及法学博士，将法律硕士定位为职业教育，法学博士定位为学术教育，然后通过上述其他方面的改革，打造出具有北航特色的法科研究生教育制度。

参考文献

［1］ 韩文生.关于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培养的思考和建议.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第5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强梅梅.我国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的分析与思考――从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的比较切入.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朱立恒.论法律硕士专业教育的现状与改革.载.河北法学.2008年5月第5期。

［4］2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载.法制日报.2009年12月16日。

［5］ 李碧，梁宋满：“浅谈高校法学教育的职业道德”，载.科技创新早报.2009年32期。

［6］季卫东.让我们共同探索今后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载.季卫东博客.2009年06月04日。

［8］ 曹义孙.中国法学教育三十年：成就、问题与出路.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法律硕士论文篇5

关键词 法律硕士 法本法硕 专门化 实务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法律硕士（法学），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是自2009年开始由教育部新增设的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①其与此前已经开展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非法学）最主要的区别，是该类型的法律硕士招生对象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招生对象则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法本法硕的设立，使我国法科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类型更加丰富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我国法科研究生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又细分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以及在职法律硕士三种类型。

1 法本法硕设立的积极意义

法本法硕的设立，是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中新创设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与我国已有的法科研究生体系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等存在很多不协调和模糊之处，因此，其在设立之初，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认为是教育部为解决法学本科就业难而进行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缺少科学论证的制度设计，有认为该制度属于“非驴非马”的怪物，搞乱了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更多的人则是对该类型的硕士培养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对该种类型的硕士进行培养。我们认为，法本法硕的创立，从本质上讲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应当成为长期坚持和适用的一项制度。同时，该项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实行的时间不长，存在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该制度能充分发挥其推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法本法硕设立的意义主要是：

1.1 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我国已往高等法学教育所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偏重于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法科学生偏重于理论而缺少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与国家法治建设更多需要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实践需要相矛盾，也因此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的脱节。②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矛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本法硕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在此之前，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如果继续深造，只有法学硕士研究生一条出路。而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目标，都是以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并非以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由于社会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需求有限，而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对高层次法律人才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导致法学硕士的就业主要转向法律实务部门，但是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决定了却很难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根据社会实际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决定增设法本法硕这一类型，并有意识地压缩学术型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本法硕等应用型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因此，法本法硕的设立，可以说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根据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

1.2 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学位体系的完善

法本法硕的设立，不仅符合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法学本科为主，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较完整的法学学历和学位体系。但是，硕士研究生层次上，过去只有单一的法学硕士这一学术型硕士学位，而这种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所培养法律人才，无法适应司法实务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制度成为法学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完善法学教育学历和学位层次的客观需要。③同时，由于法学本科专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法学本科学生就业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需求已呈饱和状态，而社会对于高层次、职业化的法律人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法本法硕的设立，既满足了法学本科毕业生提升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教育提供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它的设立完全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渴求，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创新措施。

2 法本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一项创新制度，开展的时间不长，制度设计缺少充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度存在问题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熟与完善的过程。目前法本法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培养方案与法本法硕培养目标存在偏差

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在指导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目标的定位是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应当说，对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这种定位，使得法本法硕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有了明确的区别。

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依据现在所形成的共识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与法学本科的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次上的差别。一个属于本科教育；一个属于研究生教育；第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别。法学本科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法学基础综合教育，法本法硕是法学本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教育，其专业化程度应当高于法学本科生；第三，实务化程度差别。法学本科虽然也强调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能的培养，但重点仍在法学基础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则比法学本科要高得多，法本法硕应属于典型的职业化教育，要求其毕业的学生直接能够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

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人才，其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为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区分，特别是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是其与法学硕士的最本质的区分。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虽然都是属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但由于其招生对象不同于法本法硕，因此，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复合型法律人才，其法硕阶段的培养任务比较明确，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法本法硕则主要应当是培养法律专门化和实务化应用型法律人才。

虽然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和准确，但是，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设计却与其目标出现了偏差，导致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重复和雷同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课程设计上没有突出法本法硕的专门化特点和要求。

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共12门，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外语二门公共理论课外，其他9门课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国际法。选修课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从上述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法本法硕的课程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指导思想都是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这种设置显然没有体现出法本法硕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已经过四年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硕士阶段仍然是本科已有核心课程的学习，不仅无法体现出其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而且也使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难怪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教，学生不知该如何学。④如果说对于法学本科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体现的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对于法本法硕显然应当是法学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有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明显偏离了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

2.2 教育培养单位的培养观念和模式等有待于转变

法学院系是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的主体，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法学院系是否能够胜任这种类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目前看，各法学院在法本法硕培养教育上虽然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对于这一类型培养教育准备不足，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研究重视不够。法本法硕作为一种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急需加强对于法本法硕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素列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各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法本法硕多数还在沿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第二，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还不成型。各学校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上都还不够成熟。多数培养单位都是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模式进行，但由于培养方案本身不成熟，而且各培养单位已习惯于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因此，真正能够体现法本法硕特点和要求的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师资力量不适应法本法硕的培养要求。法本法硕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其实务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但是，各培养单位的教师，多数都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对法本法硕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3 影响法本法硕教育的外在政策措施还有待于完善

第一，就业政策。目前，我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就业政策导向缺少层次性，专业性的法律机构（法院、检察院、律师等）职业准入的门槛过低，一般法学本科毕业都可以报考。这种就业政策导致法科研究生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基于就业优先考虑和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报考研究生，而报考研究生的往往并不是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生就业成本远大于本科生的就业成本（无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就业单位都是如此），也使研究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更减少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对于法本法硕，目前的就业政策导向尤其不利。一方面，在就业方面与本科生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法学硕士一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具有被社会了解时间长、认可度高的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偏好选择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则具有知识复合型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也较法本法硕具有优势。⑤

第二，司法考试政策。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对于推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考试政策也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法学教育无法分阶段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现行司法考试的入门条件是本科毕业，而且一次考试确定职业资格。对于要从事法律实务职业的人而言，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否经过职业化的法律训练，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多数法科学生而言，本科未毕业就可以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什么还要读研？这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更高级法律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法律硕士这种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政策。教育部推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项政策设计也存在影响法学教育分层次培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的定位是法学本科教育，学界称其为“以本为本”，缺少对于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如果仅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对于法本法硕教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将使法本法硕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位置。因为法本法硕本身的定位是培养高于法学本科层次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如果单纯法学本科教育已经可以完成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任务，法本法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3 法本法硕的改进对策

3.1 修正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之间的偏差，尽快确立以专业化和实务化为特色的基本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依法治国对于职业化法律人才的需要及法学教育的规律，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定位和目标是适当的，即培养区别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依据这一定位和培养目标，法本法硕的基本培养模式应当主要体现两个特色：专门化和实务化。

所谓专门化，我们理解就是指专业化，是相对于法学本科不分专业方向特点的一种法学专业方向化要求，即从法学一级学科向法学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等的专业细化划分。这种专业化划分，既可以按现行的法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也可以不依现行的学科划分而按大的专业方向划分，例如法学专业之下，可以设刑事法方向（含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方向（民法、商法）等，也可以按更细的方向划分，例如，金融法方向、税法方向等。具体设哪些方向，可以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法本法硕而言，专业化是必须的，这是由法本法硕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职业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专业化，法本法硕就无法与法学本科相区分，也无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相区分。

基于法本法硕专业化的要求，现行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改为按专业方向设置为主。必修课主要应当考虑是专业必修课而不是法学专业的共同核心课。例如，对于刑事法方向的学生，仅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成为必修课，民法、经济法等专题不再成为该方向的必修课程。

所谓实务化，我们理解就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对于法学本科偏重于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相对于法学硕士偏重于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法本法硕应在掌握法学理论和一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将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践中法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实务化，是法本法硕作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区分于法学硕士作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所在。

法本法硕现行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于法本法硕的实务化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方式中将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列为基本的培养方式，并在培养工作中专列了实践教学的要求等，虽然在如何改进实践教学和加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重视法本法硕的实务化培养方向则是应当肯定的。

3.2 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和措施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的一种创新制度，在很多方面不成熟和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其中培养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⑥作为培养单位，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识法本法硕的积极意义，积极研究探索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培养单位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充分认识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意义，把法本法硕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和积极开展相应的教育培养工作。第二，积极开展法本法硕培养模式的探讨。根据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探讨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当按专业化和实务化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改革目前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的做法。在教学方法上，强化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第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偏重于理论研究，缺少实务经验的现实，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的培训。可以让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实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法本法硕学生配备双导师等措施，改进现有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3 完善与法本法硕相关的配套政策

第一，就业政策方面，应当提高职业法律部门用人的学历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应要求具有法律硕士学历。这种要求，既符合职业法律人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部门法律人的素质，也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向职业化和精英化方向发展。

第二，改革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考查。第二阶段，以法科研究生为对象，注重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查。通过两阶段的司法考试，才能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⑦这种改革，既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分类和分层次培养。

第三，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将目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单纯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调整成为包括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教育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使法律硕士教育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调整既符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符合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法本法硕，作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其创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方向和社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制度设计和实施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应积极使之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系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重点项目《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课题编号：SDYY12148）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金福海，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课题组主要成员：范李瑛、于永芹、刘经靖、郭静均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和教师

注释

①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号）.

② 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现代化，2010.9（3）.

③ 冀祥德，王崇华.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西部法学评论，2010（4）.

④ 包万平，李金波.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6）.

⑤ 王键.招生政策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法律硕士论文篇6

6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一层。夏初，刚下过雨的北京，空气清爽舒服。

马啸坐在法学院图书馆里，人大法学院的同学亲切地称这儿为“院图”，坐在同一层的，还有班上的其他几名同学。他一边翻书，一边敲着电脑写结课论文。这已经是本学期的第十七周了，大多数课都结束了，除去之前已经完成的通过试卷方式考查的课程，马啸手头上只剩下两门课的论文。

等大家的论文都交了，课就正式结束了，而马啸作为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学年也将完满谢幕。其实，马啸所在的这个班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反贪硕士班”。

没有想过办“反贪硕士班”

2010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得知该消息后，媒体争相报道，网友的评论也堆得老高。2010年9月21日的开班仪式，更有来自《人民日报》、《望东方周刊》、《法制日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而那时，许多学生都还没听过这个班。

关注的同时也有不少争议。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王贵秀曾公开批评，这像在往“没用的地方使劲”，对于反腐本身而言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有评论认为，有关反腐台历、廉政扑克、廉政手册、廉政公积金、做廉洁自律保健操等等手段，近年来可谓是花样翻新，但结果还是治标不治本，花拳绣腿的多，“看上去十分热闹，但形式反腐是盛行了，真正的反腐败却有所疏漏”。

不论是媒体的关注，还是批评的声音，都给小小的30人的硕士生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对于办学的初衷，作为班主任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品新说：“我们没有别的想法，也没有想办一个反贪硕士班，更没想吸引媒体的注意。”

5月26日签署备忘录后，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30日专门在法律博客上写了《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一文。“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偏有好事者大讲。我在外讲学期间，仍有一些记者追访，我只好彻底关机。回来后听说有记者传我‘人间蒸发’了。我赶紧写了篇博文，也算是个交代。”言语间尽显无奈。

“我们的老师在不同的场合时反复说，这个班的叫法其实是媒体加上去的，我们是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班。职务犯罪不仅包括反贪，也包括反渎，这个概括其实不是太准确。”马啸向《方圆》记者表示。

实际上，这个班的发起的初衷十分“单纯”。 多年研究刑事侦查的何家弘认为，对比公安的成熟的侦查手法、稳定的人才培训和教育体系，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却缺乏成熟的方法；另外，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律硕士制度发展至今，培养质量不高，许多学生到毕业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关注方向，他希望在办学方式上能有所改变，让这些学生从一入学就有自己的方向。

于此，何家弘产生了与最高检合作办学的想法，随即他将自己的想法向人民大学法学院领导汇报。同时，他也联系了之前自己在最高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时认识的厅长，也就是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二人一拍即合。此后，陈连福和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3人专门讨论后确定了合作方案。

这就是“反贪硕士班”的真实由来。何家弘说，“其实最初这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改革，想培养更能够适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需要的人才。”

“反贪硕士”及其导师们

“‘反贪硕士班’，后来叫多了也习惯了。”马啸说。

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由30名学生组成，6名法学硕士和24名法律硕士。男女比例刚好一比一。这6名法学硕士的本科都是法学专业，而另外的24名法律硕士本科专业则来自方方面面，包括了经济、金融、计算机、新闻，甚至动物医学。

一般来说，法学硕士本科是法学，它的培养方向主要是学术研究、科研教学，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养高级理论型学术法律人才。而法律硕士本科为非法学，入学后不分专业，一般不设导师，注重实践和应用。

另外，“就我了解的情况，班里工作过的同学只有两三个，比如在IT软件公司工作过，没有检察官。”王立楠说。他是一名法律硕士，本科是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保送本校。

按人大法学院的培养方案，法学硕士为两年制，法律硕士为三年制。

不但学制不同，培养方案、课程、实习安排等也不一样，而这也是这个班面临的问题之一。何家弘告诉《方圆》记者，“我们觉得，这种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一起培养难度比较大，包括安排实习、学年也不一样，在今年就想不招法学硕士了，这样从人才培养、教学安排会比较好。”

首次办学、媒体的诸多关注加之老师们对他们的严格要求……除去这些特殊标签，这30个学生身上也有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地方。比如，早先他们走在校园里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戴着专门的班徵，上面写着一个“侦”字，字下一行小的“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第一期，2011”。

与学生接触较多的刘品新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对比其他法律硕士的同学，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他们本身素质比较高，很多时候不费力他就清楚你要说明的意思，有时甚至都不用语言就可以意会；另一个是组织纪律性强，有点介乎学生与部队之间，很有热情，干什么事都爱抱团；还有，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特长，可能与我们当时选拔有关，他们的本科背景比较杂。”

另外，吸引外界关注的还有这个班华丽的导师阵容。与其他法学硕士、法律硕士不同，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实行双导师制，他们的导师除了人大法学院的教授之外，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副局长徐进辉、马海滨、孙忠诚、王利民，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北京市检察院主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高保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不过，这八名来自实务部门的导师的课下学期才开始，同学们尚未正式与这些导师交流。但是，“有机会也有交流”，何家弘说。

2010年11月25日，由北京市检察院主办的“直辖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专题论坛”在北京召开，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同学都参加了。

“他们是专门过去参加那个论坛的，一方面是为了听听实务部门的研究、想法，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有机会见到实务部门的导师，因为平时见到这些导师也不容易，中间唯一的茶歇时我就看到学生们围着老师问问题问个不停。”何家弘说。

“反贪硕士班”上什么课？

“其实，这个班只是我们人大法学院的一个普通班，”该班的校方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学军告诉《方圆》，“对这个班的培养均与其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样，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

对此，马啸深有体会：“其实只是课程不一样，其他的，像学位证什么的都一样。”作为法学硕士，马啸有与其他法学硕士相同的基础课，包括了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刑事诉讼程序研究等；王立楠法律硕士的基础课也同其他法律硕士学生一样，必须学民法、刑法、诉讼法等。

一般来说，他们只有在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课时才坐在同一个课堂。

对于这一年的培养，何家弘表示，“应该来说是挺顺利的。”

正如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培养方案显示的，在过去的一学年中， 30名学生必须学六门该方向的专业课：第一学期的物证技术概论和犯罪心理学，第二学期的证据法学（职业犯罪侦查方向）、侦查学专题（职业犯罪侦查方向）、刑法学专题和检察学。

这些课程设置均由导师组讨论决定，“讨论同时报给学校和最高检两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后，一起确定的。”何家弘说。

另外，下学期将有职务犯罪侦查实务和职务犯罪侦查技能这两门课程，由来自检察机关的兼职教授讲授。“这是培养方案确定的，不会变动，且这些兼职教授早在去年开班时就已将此课程的备课、讲授纳入他们的工作计划。”李学军介绍道。

也就是说，按培养方案的规定，从课程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班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唯一不同的就是这八门课程。

而这些课程讲授的方式也非常自由，有的是按专题讲座的形式讲授的，比如检察学。据王立楠说，检察学是由人大熟悉司法制度的一位副教授李奋飞进行组织教学的，先由李奋飞讲理论；除此之外，还不定期邀请实务部门的老师来举办讲座，被邀者包括各地的检察官、检察长、学者、律师，让他们来讲授与检察实务有关的知识。“至少一半的课程由实务部门的老师讲，挺有意思的。”王立楠说。

马啸也觉得这门课“挺有趣”，因为他们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经验，实务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课后互动时同学们都会提一些问题，集中在检察官的伦理、检察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如何来克服等，因为我们没有实践的经历，可能感受不深刻。”

对于不少学生好奇的“测谎”，王立楠表示，上课都涉及了，包括原理性的和具体的操作，但并没有接触到测谎设备。另外，何家弘对《方圆》记者说，六月下旬他想安排学生们到反贪总局去参观一下，并且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请实务部门的导师和学生做一个交流，“下个学期就该他们讲课了。”

在接下来的暑假，马啸将与其他5名法学硕士前往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第二分院。李学军说，“实际上，早在四月，我们即开始为这六名学生的实习与最高检及北京市检察机关联系，并获得了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且在五月中旬便已落实了具体的实习安排，只待这六名学生完成本学期期末考试后就前往。”

同时，“班上的不少同学都在准备九月份的司法考试。”王立楠告诉记者。

课程外的反腐教育

除去课程、实习与其他硕士研究生不同之外，“这个职务犯罪侦查的教育是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的，”何家弘说。

“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这是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生班的班歌。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有作词的特长，就写了这样一首歌。”王立楠说。

反腐倡廉的生活教育其实早在开班的当天即开始了。2010年9月21日，何家弘在开学典礼的最后与学生“约法三章”：第一，学生在校期间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只能以短信、电邮和明信片的方式祝贺；第二，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请老师吃饭，如果师生共餐，一律由老师买单；第三，学生在校园内要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要成为遵纪守法和文明行为的典范。

何家弘还建议学生发起“戴徽章行动”，以便在校园内接受别人的监督。这个“戴徽章行动”是他们的班徽，王立楠说，“我们上课都会戴。刚开始时其他同学都好奇，都会问，后来就习惯了。”

“我们要求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大法学院里面比较先进的代表，要以身作则，徽章是要戴的，让他们无形之中形成一种教育。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反贪的人才要是品质和毅力不行的话，不是一个合格的反贪人员。”何家弘对《方圆》说。

班主任刘品新则大加赞赏他们的读书会，虽然人大法学院其他学生也有读书会，但像他们这样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少，“并且越做越好。”

读书会的内容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加之本班同学“组织纪律性强”，读书会也时有老师点评、对表现好的同学奖励，大家的参与度很高。

王立楠是读书会的组织者，他向《方圆》记者介绍道，到目前为止，读书会进行了十期，每两个星期一次，虽名为“读书会”，但会上讨论的主题不限于书本，包括了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萨伯的《洞穴奇案》、《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何家弘《反腐败“六小理论”》及“痴人说梦”系列文章、杜培武案及美国辛普森案、“两个证据规定”，甚至还有药家鑫案的讨论等。

除了读书会，刘品新也特别推荐这个班的“职务犯罪侦查论坛”。“我们会讨论到香港廉政公署是如何成立的、如何运作的，世界五大洲的反腐组织、事件、动态等等。”并且，班上的学生已做成了三份刊物。

“这对于他们自己更自觉、更有效率地进行课堂的学习很有帮助。如果不了解世界的大环境，新的动态、进展，上课可能就比较盲目。”刘品新说。

毕业后去哪儿？

反贪硕士班第一学年过去了。24名法律硕士还有两年的在校时间，而另外的6名法学硕士则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内，他们要实习、上课、完成毕业论文……最重要的是，他们将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找工作。

对此，何家弘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和最高检签协议的时候，国家公务员招录的政策也有变化。像中央的部门一般都不能直接从毕业生中录招，只能到基层，要看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知有没有同学进这个班的时候想着就能进最高检。”

而据马啸了解，班上的同学普遍都想去检察机关工作。以他自己为例，他在一开始报名参加这个班的时候就对职务犯罪侦查有兴趣，也想从事检察机关的工作。“读法律，从大学时，我对自己定位，要不就是检察院要不就是法院，因为司法事业挺神圣的，无论是保护人权、打击犯罪，都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法律硕士论文篇7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回以来，法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显著。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人才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法律人才已成为社会的通用人才。而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屈指可数，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创立了法律硕士教育，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法律硕士作为一个新事物，它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论证。

关键词：法律硕士 法职业律 法学教育

一、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

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申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1]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2]。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在西方国家要想进入法律职业，首先必须是法科毕业。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学背景的人开放。没有法学教育就没有法律职业，从法律职业的形成过程来看，正是法学教育培养和训练了法律职业者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素养。法律职业离不开专门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为法律职业服务。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为他们日后从事法律职业打下基础。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强的学科特点。在任何国家中，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毫不例外地都是培养应用性法律人才。法职业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模式及其布局结构与办学层次，反过来法律职业又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法学教育内容。法律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是法学教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法律职业的要求化不断发展变化，从而相应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二、我国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未经大学法律教育而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历来是极为普遍的情况。从1950—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建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法律相适应的法学体系，形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法学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从34所减少到6所，在校生从7338人减少到3830人，中共中央确定今后司法人员的来源：①骨干干部、应选派部分较老的同志到法院担任领导骨干；②青年知识分子；③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④土改工作队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⑤转业建设的革命军人[3]。大幅度裁减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学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法律职业从此不再是一种职业。法律教育机构委缩的无足轻重，每年毕业的法科学生不超过司法系统当年需求量的百分之一。解放后到1979年的30年中共培养了两万法律人才，尚不及解放前20年5万法科毕业生的一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把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提高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法学教育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恢复，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深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形势的发展使现有法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必然。

三、法律硕士教育（JM）的引入

JM教育的引入始于1995年，1995年5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颁发了关于开展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推动法学学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为加强培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需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在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并征求最高人民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政法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在我国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正式试办JM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从2000年起实行全国联考，只允许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才能报考，2004年招生学校由当初的8所发展到39所，法律硕士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

JM教育在创立之初就引起了重大争论，有人认为JM教育是法学双学位教育的一种形式变换，只是比前者提高了学历层次，有的人认为法律硕士在3年里所受到的是初级的法律学历教育，不应把JM定位于研究生层次上。还有的人认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创立与《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的有关司法职业者的任职规定有某种呼应关系。要澄清这些疑义，必须对法律硕士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JM教育是借鉴了美国的J·D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和法学教育的现有资源而创办的，职业教育的性质与职业目标的一元主义是美国法律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美国的法律教育在性质上属于职业教育，而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大学普通教育，法律学历教育被定位于大学本科教育完后。报考法学院的学生必须拥有一个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学位，并且要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法学院的录取依据，除了考生的LSAT成绩，主要还有该考生的本科成绩单、证明书、年龄、经历、课外活动能力和法学院认为对评价者考生能否完成这种严格的法律学习和某些重要的参考信息。法学院的学制为全日制在校学习3年或在职兼读4年，在学习期间修满大约90学分，毕业时即取得法律博士学位——J·D学位，在3年的学期限内，法学院的教育内容基本上由普通法律课程构成，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课一般占全部课的1/3。多数法学院在一年级开设均为核心必修课，二年级和三年级还可能设有职业道德、宪法、证据、税法等必修课。教育方法主要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式教学和判例教学法。取得JD学位的学生，基本上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后开始做律师或进入公司和其他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

JM教育是我国专业学位系列教育中的一种，它与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等共同构成我国的专业学位系列的主体。JM教育是一种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同时又是一种以法律职业为背景的法律专业教育，它与法学硕士相当，属同层次同水平，但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教育，其目标是为法律实务部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的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职业道德的高层次的实践型复合型法律人才。

JM教育与大学本科教育。大学本科教育主要是学习法律基本知识，是素质而非职业教育，其学习方式主要是教学型，而JM教育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职业教育，其目的是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虽然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大多与法律本制相同，但两者的角度不一样，深刻不一样，大学法律本科教育面对的是刚刚从高中升上的学生，他们的知识面比较窄，看问题的深度、广度不一样，而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面对的是已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的学生，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有了更深一层次的提高，两者的培养目标完全不一样，大学法律本科教育是培养初级法律人才。而JM教育是为了培养复合型、跨专业型的高级法律人才。

JM教育与法学第二学位教育。第二学位的创立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知识面宽跨学科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学制2年，取得学位的学生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它似乎与法律硕士教育有某种一致之处，法学第二学位教育还是一种本制层次的教育，即使在待遇上相当于研究生班，但与JM教育去甚远，根据目前的高级学位制，研究生教育分为研究生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四个层次。法学第二学位教育不利于提高法律人才的层次，两者在培养目标，学历层次、教育方式与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存在区别，JM教育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中采取的重大举措。

JM教育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法学硕士培养的是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在入学考试、专业划分、课程设置、导师及毕业论文写作等各个环节上都是以学术为导向的。而法律硕士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专业划分过细，它们的研究领域仅局限于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培养规格过于单一，招生及培养方式不利于在职人员提高学历。而法律硕士却具有较大灵活性，他们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每个学生在入学后都可以选定一个方向作为今后学习的主要方面（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真正做到了宽与学的统一。

四、法律硕士前景广阔

1、市场经济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各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事务无论在规模上或在水平上都日益复杂化、专门化和国际化，立法、司法、检察和法律服务部门，急需补充大量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需要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法律实务人才和管理人才，而在全国法院系统的22万干部队伍中，法律本科毕业生仅占27%，本科以上法律毕业生仅占5.65%，研究生层次的人员干部更是少，仅占干部总数的0.28%，在律师队伍中，法律本科只占总数的20%，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总数的1.3%，我国目前培养出的法学硕士数量有限，供需的差距巨大，这种状况妨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培养高层次的法律人才迫在眉捷，而法律硕士教育的设置初衷正是此。

2、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才从专业化走向大综合。社会中的各种重大问题错综复杂，往往是几个学科交叉在一起，单凭某一个学科、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它需要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必须用综合的方式手段才能加以解决。它需要律师、法官、检察官既要掌握好法律专业的知识，又要掌握好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而法律硕士具有非法律专业背景，正如符合要求。此外，由于律师承担的非诉讼领域的法律事务正在大量增加，其比例已大大超过诉讼事务。据统计美国有9万法官，而律师则有100多万，当今我国法院系统审判人员为7.8万多人。连1：1的比例都没有达到，二者要达到合理的比例，尚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律师队伍发展有极大的空间。

3、法律硕士研究生有的来自理科、有的来自工科、甚至医学，他们的双重专业背景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多种方法，学社会学的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法律进行研究，学经济学的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进行研究，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等各种学科结合从而形成多种边缘学科，从而开拓了法学研究的新境界。

4、从国家司法改革来看，国家急需的是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对当前法律教育体制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而创立的，它吸取了原先法律教育中的合理之处。同时又有利地克服了其不合理之处，是我国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的修改及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统一，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律硕士研究生是宽口径的高级法律人才，他们毕业后，不一定都得进司法机关，还可以进政府、企业、高校等部门工作，而且法律硕士要求报考的学生必须是非法律专业的，对于那些曾经想学法律但却未能进入法院的考生来说，无疑给他们多提供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五、不足之处

1、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双轨并行，不利于法学教育建业的发展，国家法制化的统一要求国家法律人才培养途径的统一，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法学硕士培养是学术型人才，两者处于同一层次，必然产生矛盾，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二学位、法学本科等交织在一起，显得法学教育比较混乱。

2、培养方式与培养目标相矛盾，法律硕士旨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那么在培养过程中务必增加法律实务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院校采取的仍然是培养法学硕士那一种模式。北大陈兴良教授就曾感叹“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给本科上课知道讲什么，给法学硕士上课也知道讲什么，就是给法律硕士上课不知道讲什么”[4]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全适合法律硕士教育的优秀教材。

六、建议

1、在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转向以法律硕士为主，逐步减少法学硕士的招生，使法律人才的培养趋于统一。

2、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提高招生标准，组织全国高校的骨干教师编写出一部适合法律硕士教育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1]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 吴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2] 孙笑侠．“法律职业及其形成标志”[A]. 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法律硕士论文篇8

关键词：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导师队伍建设

当前，我国卓越医事法律实务人才奇缺，亟需加大力度培养。建设一支人员精干、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具有较高指导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是确保法律硕士(医事法律方向，以下简称“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一、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

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职业学位人才培养以“致用、实务”为导向和目标，“应用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医学院校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应立足于社会实际职业需求，以培养学生“应用性和职业能力”为出发点，重点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即：通过加强医事法律职业思维与语言、职业技术等方面的职业技能训练和培养，使学生能够运用职业思维和法律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医事问题，毕业后可从事医事法律事务的组织、管理与服务等工作。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也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法律实践知识及经验，熟悉基础的医学知识。

（二）复合型人才培养

医事法学是医学与法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跨界学科，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复合性和专业性，学科特性复杂。[1]这决定了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复合性，且这一复合性是建立在应用性基础上的。“医事法律复合型人才”是指掌握医学、法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医药卫生法律职业所要求的知识、能力、思维、方法和职业技术，能够灵活分析、处理实际医法问题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事法律复合型人才是一种高水平、高难度、高要求的知识、能力、思维复合型人才。[2]要在2~3年内培养出这样的医事法律复合型人才，就必须要在其导师队伍的组织和建设中，兼顾医学与法学的学科特性以及二者的复合性与交叉性。

(三)高水平人才培养

医事法律专业特点决定了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高层次的专业学位，其人才培养是以能够胜任法律实务工作为基准的对高水平实践型和应用复合型相结合的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不同于医事法律本科教育或是对学术型法学人才的培养。[3]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旨在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高水平法律人才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就是该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切实提高医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其成长和成才提供良好的培养条件，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符合卓越医事法律硕士培养工作要求的导师队伍。

二、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招收医事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且培养规模皆不大。同时，我国医事法律专业还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在教育部2011年公布的最新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专门的医事法学学科；国家对该学科的专业方向设置也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使各高校在医事法学研究生招生专业及学科方向名称、课程设置等方面不统一且变动频繁，难以形成稳定的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人才队伍，严重影响了医事法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国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导师队伍力量薄弱，存在“三缺乏”现状。

(一)缺乏一支专业化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

要保证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必须建立起一支数量足、素质高、业务精的“专业化”“职业化”导师队伍。“专业化”要求导师应当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职称，具备精深的本学科专业知识、精湛的技能和较高学术水平；“职业化”要求师资队伍主体应当为“双师型”导师，即导师不仅要具备医学和法学知识，还需具有医学和法律实践经验。[4]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高校根本没有一支专职的医事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现有导师要么从本科教学教师中产生，要么由学术型教师担任，无法实现导师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师资结构失衡问题成了制约各高校大力发展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瓶颈。[5]

(二)缺乏一支复合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一支医法结合的复合型师资队伍，是办好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重要保证。复合型导师队伍的理想配置应当包括医法专业型教师、医法实践型教师和医法复合型教师。就医法复合型教师队伍而言，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普遍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校内医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法学师资相对薄弱，医法复合型教师则比较匮乏。导师绝大多数不具备医学和法学双知识、双学位背景。即使有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法学教师，大多数又缺乏临床工作经验，运用法律分析解决涉医法律问题的能力非常有限。其二，医学院校普遍重视医学教育，忽视医事法学等边缘学科的建设。在构建医事法学指导团队时，无法保证医学师资的数量，高校整体呈现“医不足”状况，没有形成最优化的导师团队模式，难以取得预期的培养效果。

(三)缺乏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

目前，导致我国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其一，由于缺乏专业化、复合型的导师队伍，不能形成医法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优模式，这在整体上弱化了导师队伍的水平，难以满足“复合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求。其二，担任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导师，几乎同时也是校内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教师。这些教师相对缺乏实践经验，且习惯于学术型人才培养方式或本科教学模式，很难适应硕士专业学位“职业化”的要求。

三、加强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

鉴于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及其导师队伍建设的“三缺乏”现状，笔者认为，应贯彻“五个结合”，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一)医学与法学结合，形成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特色

医学院校须进一步明确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目标和定位，科学界定人才培养标准，合理配置医学和法学教育资源，形成医事法学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特色。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设好医法结合的桥梁课程，如医事法学、医事争议处理等，并采用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教学、模拟法庭教学、庭审观摩教学等教学方式形成课程特色；二是组建“双师型”导师队伍，并建立起团队指导模式；三是针对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特征，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制定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向社会输送更多的“知识基础宽广、能力素质卓越”的“双知识、双能力、双思维”高水平应用复合型人才。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构建“双师型”研究生导师团队

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对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由法学专业的高级职称教师担任主导师，校内医学专业的高级职称人员或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司法部门中精选出来的法律实务专家担任副导师，共同组成医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双师型”导师团队，使学生同时获得高校导师和实务导师的指导。除了主、副导师外，指导小组中还应配置2～3名导师组成员，共同完成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研究生导师团队的构建在学科结构上要以本学科教师为主，以医学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师为辅，综合考虑教师的学历结构、研究方向、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等进行选择和组建。

(三)校内与校外结合，创新研究生导师选聘机制

应用复合型职业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校内、校外多方协同，创新导师选聘与管理模式，探索建立“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笔者认为，该机制应包括：其一，建立校内、校外导师互聘机制，即校内主导师聘请校外导师为副导师，校外主导师聘请校内导师为副导师，相互支持、共同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其二，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双向流动机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吸引校外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高校进行实践教学或实践指导，支持高校教师到实务部门兼职，实现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的双向交流。[6]

(四)培养与考核结合，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

医学院校应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培养与考核，建设一支高水平导师队伍。其一，加强导师培养。一是加强新导师培训。重点培训其熟悉并掌握研究生培养的具体环节、流程，专业学位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指导方法、教学方法等。二是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通过鼓励法学青年教师学习医学课程、考取律师执照、参与学术交流、外送深造、内部培训等方式，使其成为拥有“双证书”“双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三是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培养。聘请来自不同机构的实务人员来校讲学和交流实践经验，或者外派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工作，参与处理实务部门的法律实务，提升校内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其二，加强导师考核。建立健全导师考评体系，定期对导师的指导水平、职业素质与职业工作能力、教学能力、培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考评，并与学校的绩效工作挂钩，建立“奖勤罚懒”的长效激励机制。对于新导师，应有实习和考察评估，建立定期培训制度，帮助其尽快成长为优秀导师。

(五)省市共建、校地结合，扶持医事法学学科发展

鉴于医事法学学科的交叉性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特殊性，必须有突破性的政策扶持。可以通过共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省与高校联合人才培养基地”“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人才培养基地”等方式，加大省级政府、高校对人才培养基地的经费投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工程，实现“省市校地”合作，以促进医事法学学科建设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玉洁.医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7)：41-42.

[2]朱小平，程文玉，王海容．新时期医事法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及机遇[J]．法制与社会，2014(3)：169-170．

[3]翁里，李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初探———以浙江大学法律硕士培养为视角[J]．现代企业教育，2013(16)：228-230.

[4]费蓬煜．基于“职业化”为导向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经营管理者，2015(5)：387.

[5]刘青．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J]．教育评论，2015(2)：82-84.

法律硕士论文篇9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 法本法硕 教育模式 改革

引 言

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法本法硕的恢复招生，缘起于缓解金融危机对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冲击，以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探索。后危机时代，针对中国法本法硕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计划、教育理念、培养体系（研究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淘汰机制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中国须立足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基本国情和政策导向，从宏观上把握后危机时代法本法硕教育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借鉴国外法律教育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解决，具体建议如下。

明确培养目标

笔者认为，要解决法本法硕教育中存在的弊病，保障法本法硕教育质量，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明确中国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确定培养目标的最为重要的依据，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结合中国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量持续增加的社会现实，以及法本法硕的教育背景，依照教育部《2010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的内容，将中国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法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某一特定领域法学专业相关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将英国和中国在制定法本法硕培养计划时的做法进行折中，并借鉴澳大利亚课程法学硕士在方向选择、课程选择、学分、学年设置的灵活性，采取入学后“以学生自主制定培养计划为主导，导师辅助分析培养计划可行性”的方式制定培养计划。在满足学生对攻读法本法硕的知识期望和目的需求的基础上，不仅能够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其自主学习的意识，也保证了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更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法本法硕培养中的合理体现。

树立能力本位的精英教育理念

许多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高水平法学教育机构必须坚持的人才养成理念。”[1] 笔者认为坚持法本法硕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以下两方面突破招生规模扩大化对法本法硕培养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设立副（助理）导师制度。在中国初期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中确立的导师制，是一种学徒式的培养模式。目前中国有少数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借鉴英国的“双导师制度”，设立了硕士研究生副（助理）导师制度，但在法本法硕的培养中设立副（助理）导师制度的尚无先例。相关院校硕士研究生副（助理）导师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副（助理）导师制度的设立，不仅缓解硕士研究生导师师资紧张的压力，还能够提高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提高整个团队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其次是引入团队协作理念。囿于生多师少的客观条件，必须引入团队协作的理念。按照培养目标将研究生分成不同的团队，在导师与副（助理）导师的指导下，团队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不同的任务，锻炼研究生组织、策划、实施、领导、决策的能力，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从而快速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

以就业需求为导向设置培养体系

法本法硕培养的目的，即为社会输送大量具有法学思维、法学理论和法学专业知识，能够解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的专业人才。因此，以服务就业为导向，将英国LLM教育在培养体系设置中确立的学生自治的方式加以修改，并借鉴澳大利亚课程法学硕士教育培养体系的设置，对中国法本法硕培养体系的设置提出两点建议。

（1）依托高校特色及优势专业设置研究方向

实践表明，各个高等学校的特色及优势专业的就业形势趋好，能带动一系列其他弱势专业的就业率，这现象在综合性大学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对具有高校特色及优势的基础性学科专业人员的需求非常大；依托高校特色和优势的基础性学科而设立法本法硕的研究方向，无疑会促进法本法硕的就业状况。

（2）协调设置核心课、选修课、集中强化课

法律职业的专业性和思维方式的特定性，决定了培养法律职业人员的法本法硕知识结构的特殊性。首先要求必须学习法学学科相关核心课程，如很多法院就要求必须学习过诉讼法的才予以录用，而很多民商法专业或经济法专业并不开设诉讼法课程。这无疑限制了法本法硕的就业。另外，以应用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法本法硕教育，必须要求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的具备。因此，合理开设一些专业基础课程作为选修课程，不仅有利于法学知识技能的全面掌握，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法本法硕的就业。另外，还应引入澳大利亚设置“集中强化课”的做法，邀请法学专家、著名学者等以讲座的方式进行讲学。

变革教学方式

（1）教学方式多元化

在法本法硕教育中，既要借鉴德国的“研讨（seminar）”、“练习”、“学习小组”和“复习课”等多种方式，[2]又要加强“诊所”式教育建设。特别是支持其自主举办内部的研讨会，在提供交流平台表达见解的同时，锻炼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与法学本科毕业生相比，中国大部分法本法硕毕业生专业竞争优势不突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实践能力重视不够。为此，以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法本法硕，应该借鉴美国的“法律诊所”方式，举办模拟法庭、开展“法律诊所式”的教学，通过实际的案例培养其能力；也可以从法律实务界聘请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定期对其进行指导，为其以后的法律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

在法本法硕教育中建立淘汰机制不仅为缺乏专业兴趣者提供了退出机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保证法本法硕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笔者认为，借鉴英国LLM教育中以高难度毕业论文的完成作为毕业资格的做法，以及借鉴德国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毕业资格的做法，建立中国法本法硕教育的淘汰机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中国法本法硕教育中，将司法考试的通过与否纳入毕业资格的标准，严格建立与司法考试的有效衔接，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和司法职业能力的提高，从而提高学生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同时也对拓宽就业渠道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李永林.法学硕士培养机制改革的理念与路径，西部法学评论［J］.2010(4):13.

[2]［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80.

法律硕士论文篇10

一、实践教学法案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华侨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该专业学生本科全部不是法律专业，都是跨专业考研。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法硕教育，从长远看，是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法律硕士主要是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理论深度有限，但有丰富的学科背景；法学硕士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理论型的人才，学科背景单一，但法学理论素养较高。该专业的学生在第一年已全部学完理论基础课，在2013年9月开学伊始，他们开始进入专业课的学习。该校老师对2012级的法律硕士研究生进行“五步实践教学法”，具体分为案例教学、专题讨论、模拟法庭、观摩审判、法律咨询等五种各自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紧扣法律实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所有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学生都获益匪浅，笔者运用问卷对“五步实践教学法”的应用及效果进行研究，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6份，有效率为97%。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实践教学法得到了学生的一致认可，本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提高了教学的质量，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的知识不局限于课本。

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