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儿辩日的翻译十篇
时间：2023-04-01 04:35:23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1
师：今天我们用“读”这种方法来学习《两小儿辩日》。（板书“读”字）请全班同学先齐读课文。（全班第一次齐读课文。学生有些字音出错，多媒体显示第一部分：识文）师：好像在一些字的读音上我们发生了歧义，在初读文言文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字音问题，请一位同学读一下这几个字。（多媒体显示文中几个重要的字，学生读，教师指导）师：请齐读字词两遍！（学生齐读字词两遍）师：请同学们在扫清字词障碍的基础上齐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全班第二次齐读课文）师：请同学仔细观察课文，文中除了逗号、句号外，还有几个特殊符号，你找到了吗？生1：有引号。师：引号在这里的作用是？生1：引用别人说的话。师：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注意所引用的人的身份。生2：还有叹号和问号。师：很好！问句有好几种，疑问、设问、反问，在这里的问句属于哪一种？生2：反问！师：你觉得该怎样读这句？生2：这是小孩子说的，所以要读出小孩子的感觉，还要有强烈的反问语气。师：那请你为我们示范一下！生2：（不好意思）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师：反问的语气还不够，再加强一些！生2：（声音大些）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师：很好！有感叹号的这句应读出什么样的情感？生3：应该是有些得意，因为他觉得他把孔子都难住了！师：你的思维真的很活跃！值得表扬！齐读这句两遍。请全班同学在初步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次齐读，注意读准字音，读出一定的语气。（全班第三次齐读课文）
二、二读说文
师：我们把读的难度加大，听说过同步翻译机吗？同桌之问玩个游戏，一人有感情地读文章，一人口头翻译这句话，看谁读得好，译得好，给你们一点时间准备，我们一会采用开火车的方式来读。（学生认真阅读课文，教师巡视指导）师：时间到，我们从这组同学开始吧！（随即抽取学生）生1：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问其故。生2：孔子去东边游玩，看见两个小孩子辩论太阳，问他们辩论的原因。师：你们为大家开了个好头啊！我想问一下，孔子是去游玩吗？生：不是！是游历！师：对了！中国古代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孔子的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游学。两个小孩在辩论太阳的什么？生：太阳什么时候离人远，什么时候离人近。师：把这两点加上，刚才的翻译就更完美了。生3：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生4：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到中午时距离人远。生5：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生6：一个小孩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远，而中午时距离人近。师：同学们注意，这位同学在翻译时将文章省略的部分也翻了出来，非常好！生7：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生8：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大得像车盖，等到中午小得像盘子，这不是远的小而近的大吗？师：远的怎么样小？同学们把这句翻译再完善一下。生：看上去！师：真棒！补充正确！生9：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生10：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清凉而略带寒意，等到中午就像把手放进热水里，这不是近的……感觉热而远的感觉凉吗？师：反应很灵敏，居然加了“感觉”两个字，很好。生11：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生12：孔子不能够决断。两个小孩笑道：“谁说你智慧多呢？”师：太棒了！同学们学习文言文的力量太强大了！给自己一点掌声！还有没有同学对文意有疑问？翻译文言文，要学会借用书下注释，并调动以前所学的知识，这会让我们的翻译更加轻松。比如“去”字，古今异义，过去我们学习它要翻译为“离开”，本文要翻译为“距离”。让我们在了解文意的基础上齐读课文。（全班第四次齐读课文）
三、三读辩斗
师：同学们读得越来越好了，请问这篇文章在讲什么？生1：两个小孩子在辩论太阳什么时候离人近什么时候离人远。师：很好。我们又如何让我们的读中体现辩的特点呢？我们来换种方式学课文，回到2500年前，体会下两小儿激烈的辩斗场面。首先要明确他们各自辩论的观点和理由。为了方便区分，给他们取名为甲乙。请同学告诉我：甲乙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生2：甲儿的观点是：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他的理由是：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生3：乙儿的观点是：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他的理由是：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师：你能不能把乙儿的观点模式变得和甲儿一样呢？生3：可以。一儿曰：我以日初出时去人远，而日中时近也。师：真好！谢谢！文言文语感不错。在甲乙两儿的对话中，有两组关键词是整场辩斗的核心，谁找到了？生：（齐声）车盖和盘盂，沧沧凉凉和探汤。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组词，有什么共同特点？生4：它们都是反义词。车盖是从大小上对比，探汤是从冷热上对比。师：不错。再看，这两组词又分别从什么角度来描写太阳？谁来说说？生5：我知道了老师！一个是从视觉角度描写太阳，一个是从触觉角度描写太阳。师：太好了！谢谢你们的回答！男生注意听老师的问题：甲儿的观点是……他站在视觉的角度提出理由……女生注意听老师的问题：乙儿的观点是……他站在触觉的角度提出理由……（学生齐声同答，此问题重复两遍）师：思路还算清晰，但没有斗起来啊！老师为你们提点要求：是斗不是打；是斗不能笑，要严肃坚持自己的观点；加入动作、口语，扩充斗的内容。推荐你们班思维最敏捷的男生女生来斗一斗！（生推荐两位学生，分别充当甲乙儿辩斗）
男生：嗯（挠头）……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女生：……我以日初出时去人远，而日中时近也。男生：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女生：听我的，日初出沧沧凉凉，及日中则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男生：我认为，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 乎？女生：我认为，日初出沧沧凉凉，及日中则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男生：那好嘛，你说了算。（全班窃笑，掌声鼓励）师：不错不错。但是斗得还不够！下面请你们班最有幽默感的同学上来和我斗一斗！是谁？生：我来！师：好！有勇气！现在我不是老师了！我是小甲！你害怕吗？害怕就赶快下去吧！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呢！生：我不怕（大笑），要下你下去，我不下！师：你这个小朋友！今天我定要和你斗个分明啊！来吧！我说小乙老兄啊——（师用手抚摸同学的脑袋，生大笑）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生：（笑）小甲啊，我以日初出时去人远，而日中时近也。师：非也非也，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摆摆手，并用手比划车盖和盘盂的大小）生：非然也（学生拍拍老师的肩膀，下面学生大笑）。日初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则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学生做发抖状和挥汗状）师：你说的不对！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加快语速）生：NoNoNo！日初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则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也学老师加快语速）师：你胡说！明明就是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做推拉状）生：你才胡说！明明就是日初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则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手叉腰）师：你少哕嗦！乱讲！远的小近的大！生：你才啰嗦！我没乱讲！明明就是凉的远热的近！（拉袖子做打架状）师：感谢你的精彩演绎！我确实斗不过你啊！气场很强大！（全班掌声）全班起立！我们还没下课呢。全班进行辩斗。左边是甲儿，右边是乙儿。注意听老师的指令，并反复体会文章的核心句。甲儿曰，乙儿曰——甲儿坚持曰，乙儿坚持曰——甲儿不服曰，乙儿再次反驳曰——甲儿扯着嗓子曰，乙儿手叉腰曰——甲儿拍着桌子日，乙儿跺着脚曰——甲儿手指乙儿曰，乙儿也手指甲儿曰（全班学生按照教师指令反复诵读文章核心句，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师：累吗？生：（大声）累死了！师：终于结束了一场无休止的辩斗，两个孩子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生：因为他们观察物体的角度不同。师：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看待问题，要多角度思考，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全面的答案。让我们带着这点理性的思考再次齐读课文。（全班第五次齐读课文）
四、四读析人
师：虽然两小儿并未分出胜负，但他们的优点都落在了我们眼里，两小儿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生1：他们都很善于观察事物，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师：很好！你能用一个字总结他们的性格特点吗？生1：嗯，我觉得应该是“察”。师：很好！还有吗？生2：我觉得他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持之以恒，不会随便就相信别人的观点，很认真，不是随便玩玩的。我觉得可以用“真”字概括。生3：他们还敢笑孔子。师：这种笑应该是得意的笑。笑的背后是什么？生4：他们不轻易相信，哪怕是权威人物！师：敢于挑战权威！用哪个字总结？生4：我觉得用“勇”吧？或者“真”也行，真性情嘛！师：当两人争论不休时？孔子来了。孔子是谁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大学问家，至圣啊！他这个有大智慧的人，能决断吗？生：（齐声）不能。师：为何孔子不能决？请同学们仔细思考。生1：因为当时受科学知识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解释。师：有道理。但今天我想换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假设老师是孔子，我站在你们两个中间，我能否这样说：嗯，小甲是对的。小乙是错的。生：（齐声）不能！师：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我要维护我孔子的名声啊！生2：不能！因为他这样骗别人反而会损坏自己的名声，不能不懂装懂！师：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孔子不是不能决，而是不愿决。不能乱决，不可违心决。对不知道、不了解的事情我们不可以乱说，从这点来看你们觉得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生3：很真实的人，实事求是的人。师：如果让你用《（论语）十则》里的一句话来表达此时的观点，你会说——。生：（齐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师：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去概括孔子的精神品质，我会用“真”字。（板书真字）
同学们，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要学会抓住文章中刻画人物的关键字句，比如“笑”字，“问”字，“游”字等，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分析更加有理有据。让我们带着对人物的理解再读课文。（全班第六次齐读课文）
五、五读启智
师：最后，让我们看看这节课都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多媒体显示读一真一智几个字）通过这节课，我们初步掌握了一种学习文言文的方法——读，在读中赏，在读中悟，在读中析；读是一种手段、一种基础，促进我们更好地[论文写作 dylw.net]学习。同时，我们也要学习一种精神品质——真，既是两小儿的天真可爱，对待问题的认真，也是孔子的真实与真诚，同时更是我们的真读书、真做人。这些都是智慧！请大家看“智”这个字，是由知和日组成的，就是告诉我们，每天都要更新自己的所学，每天都要反思自己的所知，这样，才能最终开启智慧的大门！请大家带着这点智最后齐读课文！（全班第七次齐读课文）
执教感言：1.设计理念。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谈到自己的教学理想时说：“要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少教多学”教学理念的重点：善用教学方法，把教师从盲目重复的教学中解放出来，同时解放孩子的身心，使其快乐健康地成长。因此语文教学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没有兴趣作为基点，学习就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任务。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大胆设计了这节课，目的就是放下文言文的坐而论道，采用多种形式，包括游戏的方式对文本进行阅读，真正让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趣味与智慧，从而达到“少教多学”的目的。
2.教学思路。在教学设计之初，我吸取了余映潮老师阅读教学中的“板块教学模式”，并借鉴了国内多位知名教师的课堂教学经验， 结合诵读欣赏教学的特点，经学校备课组反复琢磨，将整堂课分为五个环节。
一读识文，用集体朗读的方式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二读说文，分角色朗读，开火车朗读，一人朗读，一人口泽；三读辩理，同桌互辩，男女生竞赛辩斗，师生辩斗，大组之间辩论读书；四读析人，在集体朗读和默读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同学分析人物形象，找出人物描写的词句；五读启智，集体朗读，分析文中的智慧火花；最后诵读，全班齐声背读课文。我围绕“读”，让学生从上课开始就对课文反复朗读，在读中悟、读中赏、读中析、读中诵。让孩子在多次不同形式的读的过程中完成文言文字音、词意、句意的理解；随詹通过朗读，启发学生寻找文章中存在的反义关系和观察角度，从而达到分析文章的目的：并加入辩斗环节，以游戏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达到理解诵读的目的；在析人的部分，让学生自己总结人物角色带给我们的生活启示；最后教师归纳学习方法——读，精神品质——真，通过读的方法，体会“真读书，真做人”的道理，目的在于告诉同学除了要学习知识，更要增长智慧，并在最后的读书声中完成教学。文言文教学应讲究多诵读，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先完成最基础的自学，然后在老师有梯度的问题中，逐渐提升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从而实现少教多学。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课堂能多一些趣味性的探究和人文性的教育，而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教授。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2
【关键词】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中华文化国学经典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言文是全人类公认的伟大道德智慧宝库，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是古代文学的结晶，是现代汉语的源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在小学高年级课本中选入了四篇文言文，分别是五年级下册《杨氏之子》，六年级上册《伯牙绝弦》和六年级下册《学弈》《两小儿辩日》。因此，学生学习文言文，既吸收语言精华，又能加深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了解，充实其文化底蕴，提升其文化品位。新课标要求小学生通过学习课文，理解文言文的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文章的深刻道理，使学生到正确的人生启发。通过反复朗读，理解文言文的释，体会作者表达的主题思想。由于文言文和现代文的表达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对于刚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阅读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怎样才能教好小学文言文，一直小学语文教师们谈论的焦点，笔者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浅谈自己在教学文言文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准确朗读，培养语感。
朗读是学习文言文的有效方法。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意，更好地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但在读的时候，要求学生一定要借助工具书读准字音和理解文章内容，做到熟读。朗读文言文要建立在熟练的基础上，正所谓“熟读成诵”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朗读还应建立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利于读出文言文的感情和韵味。如我在上《伯牙绝弦》中就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读、教师范读、全班齐读、默读课文、理解文意、然后让学生读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上完课后让全班齐读，感受伯伢和子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纯真友情以及体会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课前要求学生预习，借助注释及工具书，准确地进行翻译。如“宁信度，无自信也”，可直译为“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专有名词、国号、年号、人名、物名、地名、职称、器具等可照录不翻译。如“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中的“弈秋”为人名，可不译。又如“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翻译时应在“出”的后面将省略的“去人”补上。因为老师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翻译和熟读课文，所以课堂上也不必一字一句的翻译。只要把一些重要的字词、特殊的句式、词类的活用现象讲解清楚，然后让学生通过学习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将其疏通，个别不懂的再举手提问，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从而增强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悟性。
三、设计教学活动，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课堂上设计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减少学习文言文的枯燥，还能更好完成课堂教学目标。教学《伯伢绝弦》后，补充：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这一本书里，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在子期墓前，伯牙曾经写下了一首短歌，来追悼自己的知音钟子期。出示诗歌学生读：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接着给学生讲：子期一死，俞伯牙又要回到以前那无人能理解的生活中去了，那一曲高山流水又弹给何人听？只有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千古流传！让学生再次感情朗读课文。最后小结：人们根据这个动人的故事，编写了一首同样动人的乐曲：《高山流水》。（播放乐曲，学生欣赏）伴着那一曲动人的《高山流水》再读读这个故事。（学生再读课文，试着背诵）这样的教学活动设置，通过补充资料，感悟伯牙失去知己的无边孤寂和怀念之情，让学生为伯牙痛苦绝望的悲凉之情发出了深深感叹，理解千古知音最难觅，如果遇到了知音，我们应该珍惜，也许一无所获，但是事情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追求，也让学生一起在美妙的音乐中感受艺术的魅力。教学时教师多引导学生对文言文的读、思、悟，要读得充分，读得入理，读出韵味，不但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理解课文也自然水到渠成。
四、理解文言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
为了巩固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和兴趣，教师要努力挖掘教材中的“非语言因素”，如人物、情节、内容、主题思想等，让学生去复述、改写、辩论、写读后感、表演等。如学习《矛与盾》《郑人买履》后，可让学生讲故事；在学习《学弈》后，可让学生改写成记叙文；在学习《两小儿辩日》后，可让学生表演等。在学生做上述练习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展开想像，加进一些课文中没有的因素。这样，既巩固了对课文的学习，又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想像能力，延伸、创新了文言课堂，达到了“古文新教”的效果。
理解每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作者所要阐述的道理。如《弈秋》一文，通过和弈秋学习的两个人的不同表现，告诉人们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再如学习《两小儿辩日》一文，我们应透过文章的内容，深刻体会古人为认识自然、探索真理而善于动脑，大胆质疑的精神，以及孔子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陶行知先生说得好：“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生学的法子”以上文言文教学三法正是根据学生学的法子而来，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原则，相信它能给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使学生乐学。总之。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只要我们积极探索，勇于改革，掌握了适宜的教学方法，就能在实践中提高文言文教学质量.充分引导学生吸收文言文这份珍贵遗产，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知识。
参考文献
[1]《兴趣―――化解文言文教学的难点》.
[2]《谈文言文教学的课堂效率问题》.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3
关键词: David Copperfield 译者主体性 文学翻译 功能对等 忠实
1.引言
翻译的本质是把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忠实之于翻译是第一位的,是每一位译者都不能也不应抛弃的原则。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有三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从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读者(主要指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期待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读者就构成了阅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译者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发生“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关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任务是使源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中。译者主体性是译者的基本特性,并在翻译活动中得到体现。译者能动地“操纵”源语文本,以实现其翻译目的。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兴趣、目的、知识、经验和艺术成就等构成其主体性。我们可以对“译者主体性”做个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文学翻译与其他翻译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而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为了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译者应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在原文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构思,对原文的内容含义和文化精神进行再创作,唯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既忠实于原文,又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好译本。这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存在意义。译者对形式的叛逆其实是为了达到功能对等,为了获得更好的忠实效果。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是辩证统一的。本文以David Copperfield两个中译本为例,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及取得的效果。
2.译者主体性与形式的偏离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3]。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3]。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形式的叛逆是为了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以董秋斯和张谷若的两个译本中的句子为例:
(1)“Let me see you ride a donkey over my green again,and as sure as you have a head on your shoulders,I will knock your bonnet off,and tread upon it!”(p.174)
“让我看见你再骑驴走过我的草地吧,像你肩膀上有一个脑袋一样靠得住,我要敲掉你的帽子,用脚来踩!”(董译p.249)
“我要是看见你再在我那片青草地上骑着驴走过,那我非把你的帽子给你敲掉了,拿脚踩不可!”(张译p.277)
张把“as sure as you have a head on your shoulders”这个短语就翻译成了一个字“非”,那么就单单一个字能否把意思都传达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一部作品被引入了新的语言环境,于是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形。在中文表达里一个字可以掷地有声,很有力量,“非”听起来要比“像你肩膀上有一个脑袋一样靠得住”更果断坚决。
(2)I...looked at the little bit of wax-candle she kept for her thread――how old it looked,being so wrinkled in all directions!(p.13)
我……看她留来擦线的一小块蜡烛头――那东西的样子有多么旧,各方面都那么皱了。(董译p.21)
……这块蜡烛头可有了年纪,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皱纹。(张译p.29)
董依旧用了直译,按原文词序来翻译的。张则打乱了顺序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将意思表达了,将蜡烛头比作了人,拟人化了,读来饶有兴趣。可见,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文化规约进行再创作,形式上对原文叛逆,但再现了原作的精神并有超越之妙。
形式上的叛逆是为了达到意义功能的对等,是为了传达深层意义。在尊重原文对象的前提下,译者依据自身的知识、艺术、经验能动地进行形式叛逆,从而使译文再现了原作的内涵及功能。
3.译者主体性贵在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最高层次的表现。在翻译过程译者有时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所产生的译作似乎与原作完全背离。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的接受。”[4]文学翻译中充满了种种矛盾。忠实与叛逆也是翻译中的一对矛盾,这种矛盾起源于形与神的独特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应该是辩证统一的。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却是真正的忠诚。高明的译者往往善于领会作者的用意,常舍形而求神似,从而充分传达出原作的妙处,译者用叛逆的语言或用叛逆的形式传达出忠实于原文的内涵。例如:
(1)...according to a wild legend in our family,he was once seen riding on an elephant,in company with a Baboon;but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a Baboo――or a Begum.(p.3)
据我们家中一种荒诞的传说,一次有人看见他在那里跟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象上;但是我想,那应当是一个贵人或者是一个公主。(董译p.5)
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说在印度,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候,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张译p.7)
两种翻译的最大不同在于“Baboon”、“Baboo”、“Begum”这三个词的处理。董秋斯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直接翻译成原本的意思,达到了忠实效果。而张谷若的翻译看似违背了原文的意思,将三个词分别译成“马候”,“公侯”,“母后”,其实不然,张领会了原作的深层含义和精神――讽刺意味。“公侯”的谐音是“公候”,“母后”则是“母猴”的谐音,这两个词不但表达了深层讽刺内涵,还贴近原文词汇所表达的意思“男性贵人”和“公主”。这就是译者在忠实于原文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巧妙的形式叛逆没有违背忠诚,反而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出彩。
(2)“Why Rookery?”Said Miss Betsey.“Cookery”would have been more to the purpose,if you had had any practical idea of life,either of you.”(p.4)
“为什么叫鸦巢?”贝西小姐说道。“叫厨房才比较合适呢,假如你们两个中随便哪一个有一点实际生活的观念。”(董译p.8)
“为什么叫‘栖鸦庐’哪?”贝萃小姐说。“叫‘饲鸭庐’岂不更合过日子的道理?……”(张译p.11)
董仍然用的直译,虽说传达了源语的信息,但是没有传“神”,也就是没有将作品的深刻含义表达出来。张的翻译则比较巧妙,很好地传达了说话人的话外音,并且“栖鸦庐”和“饲鸭庐”的词尾压韵呼应了原文“Rookery”和“Cookery”的压韵,不得不说这实在是绝妙之笔。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在翻译时具有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
(3)Outside his own domain,and unprotected,he was a very sheep for the shearers.(p.194)
在他自己的领域之外,在无日恩保护时,他就成了剪毛人的羊了。(董译p.277)
在他自己的家门之外。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他就是任人宰割的猪羊了。(张译p.352)
“任人宰割的猪羊”比较符合中文的思维表达,让读者一看就明白要表达的意思,虽然是违背了原文形式但内容精神没有丢失。这种表达更符合接受语的文化。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只有坚持辩证统一的翻译观才会把握住得失之度,既不能一味忠实于原作,也不能一味叛逆原作,在具体的语境、具体的翻译操作实践中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忠实是译者的原则、目标和追求,但是绝对的忠实是难以实现的,通过叛逆的手段来实现尽可能的忠实则是可行的。
4.结语
译者在理解、再现原文过程中表现出主体性。译者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原文的意义,而是积极地参与原文的再创作。译者对于语言形式的叛逆是对原文内涵的忠实,再现了原作的意义。译者的任务就是将源语信息转化为译语信息,而语言形式的转化只是翻译活动的外在表现,不是其根本目的。同时,译者主体性并盲目地创造,而应尊重原作的信息、意义和文化,以原作为参照源,创造性地在译语文化背景下再现原作的神韵与多层内涵,以实现其功能的动态对等。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大卫・科波菲尔著.董秋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3]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65-67.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05.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22.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4
关键词:双关语翻译策略《不可儿戏》
一、前言
双关语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方式,是中外文学作品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修辞手法。双关语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语意,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的话中有话,弦外有音,暗藏机锋,隐晦曲折,都需在咀嚼之中慢慢体会。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情)。”法国大文豪雨果也说过,“双关语是飞舞着的灵魂的产物”。
双关语的可译性在文学翻译中向来是有争议的,尤其是英汉或汉英翻译。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想要找到形式与意义完全对等的表达很难。如这则谜语:What has teeth but can’t eat?可将其译为:什么有齿不吃东西?它的谜底是:comb(梳子)。这里的teeth指的是梳子的齿,正好汉语中的“齿”与英语中的teeth相吻合,双关的意味一点也没有丢失,所以它是可译的。而另一则谜语:What happens to liars when they die?谜底是:They lie still.巧妙地利用了lie和still的双关含义:lie意为“说谎”,或“躺着”,而still可以是“ 仍然”的意思,也可以是“静静地”的意思。译文为:说谎的人死的时候会怎么样?答案是:他们仍然说谎。(或他们静静地躺着),双关语的两层意思就没有得到完美的体现。
双关语是原作者语言高度凝练的结晶,理想的翻译不但能够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思想,更是对译者的考验。在香港学者张南峰的著作中曾经介绍过比利时学者迪尔克・德拉巴斯替塔(Delabastita,Dirk)的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分类法。他将其分为三类,即双关语译为双关语,以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双关语保留源文双关语的两层意思,或在译文中与源文双关语相近的位置上有双关语,但译文双关语的一层甚至两层意思与源文不同;双关语译为类双关语,用某些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修辞手段如重复、押韵、反语等,以求再造源文双关语的效果;使用编辑手段在注释、译序等地方解释源文的双关语或者提供另一种译法等。[1]而张南峰又将这三类翻译策略细分成十类,补充了德拉巴斯替塔的理论。他们的共识是:“任何语言都有制造双关语的能力”,所以“对双关语进行各种各样的跨语处理(interlingual processing)是可能的”。[2]
二、《不可儿戏》中双关语的翻译
戏剧是文学作品中一个较特殊的分支。它既有文学作品的普遍的特性,又得兼顾舞台表演的需求,因为戏剧家创作戏剧作品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搬上舞台。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中,观众对戏剧语言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戏剧表演的成功与否,所以戏剧语言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一些修辞手法的翻译。戏剧家如莎士比亚和王尔德常常在戏剧尤其是喜剧作品中玩文字游戏(word play),使用修辞手段如双关语“抖包袱”,藏笑料,而拙劣的翻译会使喜剧中的“包袱”形同虚设。
在王尔德的剧作中,双关语更是频频出现。作者通过双关语的使用,展现了其一贯的讽刺与幽默的语言特点。下面笔者就以余光中翻译的王尔德的喜剧《不可儿戏》为例,分析译者在译本中使用的双关语翻译策略。
这部喜剧的中的第一个双关语出现在剧名中:“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earnest。在剧中,主人公为了便于寻欢作乐给自己杜撰了一个名叫Ernest的弟弟,并且在城里冒充Ernest;而他的好朋友亚吉能则将自己伪装成Ernest,便于接近杰克的被监护人西西丽。两个一点也不“earnest”的花花公子都给自己选择了“Ernest”这个名字,而他们爱的姑娘都因为这个名字爱上了他们。本剧以杰克的“I re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Ernest).”作为结束语,既与剧名相呼应,又重申了剧本的主旨。故事情节也随着这个双关语的展开而变得跌宕起伏。
根据剧意,我们可以将剧名理解为“认真的重要性”和“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由于英汉文化的巨大差异,很难找出一个在形式上、发音上均与原文相对应的双关语,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在余光中的译本中,他舍弃了原作中的双关含义,直接用一个含有否定意味的四字成语译出了双关语的其中一层含义,即“认真很重要”;而在剧本的翻译中,他对这个双关语做出了适当的文内补偿:将主人公的名字译为“任真”,音同“认真”,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双关语。译者的翻译策略属于德拉巴斯替塔的分类法中的“以不同类型的双关语保留源文双关语的两层意思”,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体会出原作者的用心良苦和名字当中蕴含的双关含义。
而在文章中,因为名字而引发的双关也是数不胜数的。如:
1.Algernon:You have always told me it was Ernest.I have introduced you to everyone as Ernest.You answer to the name of Ernest.You look as if your name was Ernest.You are the most earnest-looking person I ever saw in my life.It is perfectly absurd your saying that your name isn’t Ernest.
2.Algernon:I may mention that I have always suspected you of being a confirmed and secret Bunburyist.And I am quite sure of it now.
Jack:Bunburyist?What on earth do you mean by a Bunburyist?
...
Algernon:You have invented a very useful younger brother called Ernest,in order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come up to town as often as you like.I have invented an invaluable permanent invalid called Bunbury,in order that I may be able to go down into the country whenever I choose.
余光中将其译为:
1.亚吉能:你一向跟我说,你叫任真。我也把你当任真介绍给大家。人家叫任真,你也答应。看你的样子,就好像名叫任真。我一生见过的人里面,你的样子是最认真的了。倒说你的名字不叫任真,简直荒谬透了。
2.亚吉能:我不妨提一下,我一直疑心你是一位不折不扣、偷偷摸摸的“两面人”;现在我完全确定了。
杰克:“两面人”?你这“两面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
亚吉能:你创造了一个妙用无穷的弟弟名叫任真,便于随时进城来。我呢创造了一个无价之宝的长期病人名叫“梁勉仁”,便于随时下乡去。
“Ernest”这个名字的双关含义,在阐述剧名的翻译时就已说过,这里不再赘述。但是“Bunbury”这个名字和“bunburyist”却是作者随意杜撰的,并没实际含义。余光中在翻译时将这个名字改译为双关语,把它译为“梁勉仁”,意为“两面人”,不但贴合剧本的原意,而且成功地解决了读者对这个名字理解上的难题。余光中的译法在张南峰的著作中可将其归类为“将非双关语译为双关语”这个翻译策略,即在“翻译一段不包含双关语的源文时,自己制造双关语”。虽然在形式及修辞上和原作不太吻合,但是满足了戏剧剧本翻译和观众理解的双重需求。
还有西西丽的家庭教师的名字“Miss prism”,与“prison”属于同音双关,意思是她像个牢笼紧锁着西西丽,而余光中则将其译为“劳小姐”,与“牢”属于同音双关,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意思上都与原作高度契合。
除了姓名,文中也随处可见双关语。如:
3.Jack:Well,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If it was my business,I wouldn’t talk about it.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在这段对话中,“business”这个词构成了双关。亚吉能偷换了杰克口中的“business”的概念,将它曲解为“生意”,并且和“经纪人”联系到一起,让观众深深地体会到亚吉能能言善辩,油嘴滑舌,无理也要辩三分的性格特点。钱之德曾将其译为:“谈论自己的事很庸俗。只有证券经纪人这类人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事,何况他们也只有在宴会上才这样”,[3]会使观众不明就里,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余光中将这一双关语处理为:
杰克:哼,这跟你毫无关系。
亚吉能:要是跟我有关系,我才不讲呢。讲关系最俗气了。只有政客那种人才讲关系,而且只在饭桌上讲。
余先生将“证券经纪人”替换为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政客”这一概念,既合乎逻辑,又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别出心裁地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译出了这个双关语,与原作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纽马克也曾说过,双关语仅仅是为了取乐于观众,有时候可以用另一个双关语或另一个虽然意思不同但是有关联的词代替。[4]
三、结语
双关语的翻译在戏剧剧本,尤其是喜剧剧本中是非常重要的。不成功的翻译很有可能使作者的幽默与嘲讽化为乌有。德拉巴斯替塔说:“双关语最能模糊‘翻译’与‘改编’之间的界线,对译者是很大的考验。”[5]不可否认,余光中对《不可儿戏》中的双关语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改编的方法,他在《不可儿戏》的译后语中也说过,“双声与双关是译者的一双绝望。有时或可乞援于代用品。……有时候实在走不通,只好变通绕道,当然那‘趣克’(trick)也变质了”。[6]但是考虑到戏剧剧本的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适当地运用不同的双关语翻译策略,从而消除观众在观看戏剧时的理解上的困难,达到戏剧文学传播的目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2]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奥斯卡・王尔德著.钱之德译.王尔德戏剧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普遍化与通俗化实践，它能从实际出发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利益与愿望，切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从而更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延安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实践活动。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
一、系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物质载体。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面、系统、准确地翻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条件
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保障。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加强了对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重视。一方面，他们创办了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军委编译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译局、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等大量专门的翻译机构及出版机构，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领导的直接参与及领导为推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是中国革命运动迫切的理论需求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动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为迎接新时期的新的挑战与困难，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此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只有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彻底从思想根源上清除“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是大量海内外知识分子聚集延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人才。延安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教育家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王实味、何■麟、张仲实、何柏年等大批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较高外语水平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延安，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水平较高的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队伍，为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取得的成就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较全面地翻译并出版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点编译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为代表的马恩经典著作及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为代表的马恩经典著作单行本；编译了以《列宁选集》为代表的列宁经典著作及以《什么是列宁主义》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单行本；编译了以《斯大林选集》为代表的斯大林经典著作及以《斯大林言论集》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单行本。
二是较集中地翻译并出版了《资本论》等经典经济学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论》的编译颇为关注，《资本论》的成功编译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翻译史上的一大建树。此外，大批的知识分子还相继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读书偶译》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众化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文本。
三是较完整地翻译并出版了《军队》等经典军事性著作。《共产主义同盟史》《步兵》《炮兵》《骑兵》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军事性著作大部分都是在延安时期被首次编译与出版，为延安时期党制定军事策略与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是较系统地翻译并出版了《费尔巴哈论》等经典著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工作与其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与其大众化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1]。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其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是以不同的实践需求为导向，延安时期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如何正确看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苏联的经验为内容，是为党在延安的中心任务而服务。另一方面，全面系统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为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
二、搭建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平台
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领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搭建了多层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平台。
（一）干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
干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环节，因为干部是执行党的路线与方针的主体力量，干部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贯彻执行的力度。在延安时期，抗战爆发后延安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延安的同时，党的抗战也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对此，党中央全面开展了对农村、城市、老区、半老区、迎敌区、新区等不同地区的不同层次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容的干部教育活动，为全面抗战提供丰富的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二）社会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的主阵地
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它以识字课本、戏剧、黑板报等具体的实际的丰富多彩的、灵活多样的、为普通大众所乐意接受的形式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留守儿童、失学少年及青年进行了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教育、文化教育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道德素质及抗战意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国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的主阵地
国民教育是指以培养未来的民族战士为目的，以提高青少年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觉悟为目标的对适龄儿童进行正规化、制度化的中小学教育活动。延安时期党根据陕甘宁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实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教材方面，取消《百家姓》等不适合抗战的旧式教材，将《新中华报》及边区革命历史等有利抗战的资料作为补充教材，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在课程设置上，以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为指导，调整了课程设置，将统一战线与抗战政治教育及防空防毒等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内容作为中小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并增加了相关课程的教学课时；在教学方法上，灵活采用参观、实验、讨论等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方法，如用群众所熟悉的方言来代替普通话的教学方式，在算术课上让学生们计算新四军打死多少敌人等将教育内容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方法。这些灵活的国民教育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实现。
三、构建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
构建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另一方面，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与愿望。
（一）报刊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渠道
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以革命战争实践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的宣传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以党报思想指导健全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体系。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的报刊工作具有党在思想上对其高度重视、中央直接参与主办由分散转为集中、办好党报党刊的同时重点抓文艺类综合报刊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些显著的特点显示报刊的宣传工作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是将党报党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2]。《新中华报》全面地宣传了持久战的战术及战略、党的政治主张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批判了妥协与投降主义，反击了反共的高潮，刊发了《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社论）》等马克思主义文章。《解放日报》全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方针与毛泽东思想，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新华通讯社通过播放《论持久战》等著作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通过对《抗日战争十大纲领》等著作的播放全面宣传了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与政策路线。
（二）文艺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载体
在毛泽东同志革命思想及延安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掀起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代表的主动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以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等多种形式的大众化的文艺宣传实践活动，典型文艺宣传活动有以下两个。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6
这名青年翻译名叫费胜潮，曾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50多个国家，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中，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黑马”闯进外交部
1973年，费胜潮出生于武汉，在家排行老二。父亲费蒲生是一名大学教师，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栽培。费胜潮的中学生涯是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度过的，那时他对航空、船舶、兵器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翻阅了学校图书馆里大量的中文版图书，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找来相关的英文版图书阅读，无意中激发了他学英语的热情。很快，费胜潮成为了学校里的英语佼佼者，常常参加校园里举办的英文辩论赛。
高中毕业时，发展全面、英语出众的费胜潮有望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理科出身的父亲，自然主张儿子选择这样一所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将来成为一个实用的专业人才。但费胜潮却一心想报读学科体系齐全的武汉大学，他认为，每个人面前其实一直存在着多条发展轨道，比如自己非常崇拜的，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无比豪迈的诗人，还是自创一派的书法家……就自己而言，在其他大学同样可以学好外语，开明的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一进大学，费胜潮便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并先后加入学校多个社团。足球场上，肤色较深的他常常在对方的严密防守中找到空当，给对方制造危险，同伴们都叫他“黑马”。
1996年初夏，当同学们正忙着看招聘广告时，出类拔萃的费胜潮已经拿到了某世界顶级外企的录用通知。但紧接着，外交部来武汉大学招收翻译人才，费胜潮一路过关斩将，凭着极富磁性的嗓音、出色的口语、扎实的学科基础赢得考官的好感，顺利通过海选、初试。复试时，考官让费胜潮用英文谈谈对国企改革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道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面对这位谈吐不凡、镇定自若的年轻人，几位考官面带微笑，彼此会心地点了点头。
本以为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能使自己在外交部大展宏图，谁知艰苦的军训结束后费胜潮得知：每年像自己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名校尖子生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至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就在大家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电视机要不断地换台时，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儿考试，当底气十足的新人们拿起笔时，立马傻了，刚才听到的一句也没记住，两个台的新闻在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根本分不清哪是哪。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在第一时间把过去几分钟内听到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而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费胜潮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外交部英语翻译。
与领袖零距离
在工作初期，费胜潮曾随财政部代表团访美，并被派往欧盟翻译总司学习同声传译。学成归国后，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并担任国际会议的翻译。因为工作优秀，他多次在外交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现任国家领导人大多有极强的工科背景，熟悉工业领域，提问非常专业，而外交部翻译们又多为纯语言或者文科出身，所以每次提前几天接到任务后，费胜潮要立即展开准备工作。有一次，他得知温总理在行程中有可能参观某光纤厂，他立即上网查看那家企业的概况，并且将所有专业词汇牢记在心。尽管费胜潮苦下工夫，结果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拦路虎”，不知道一个新出现的专业词语怎么翻译。情急之下，他只好询问身边的陪同人员，了解清楚后才根据意思翻译出来。事后，温总理并没责备费胜潮，而是温和地告诉他：“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总理的严谨、宽容深深地感动了他。
经历了这件事，费胜潮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在涉及可能被参观的企业时，费胜潮不仅要求自己清楚该企业的运营情况、主要产品，还要了解产品的工艺流程、机器的工作原理，甚至向团队、教授请教。
随着经验的丰富，费胜潮的表现愈加出众，并逐渐有了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的机会。如果说陪同翻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询问身边的人，那么，记者招待会上同声传译则要求准确、高效、高质。记者招待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直播，关乎国家形象，容不得半点差错，对翻译人员的挑战难度可想而知。
费胜潮不打无准备之仗，但因为事先不知道刁钻的记者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领导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所以日常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辛苦――为了熟知政策，必须阅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补充信息，要关注媒体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阅读外电、外报，上网浏览信息等等，一切可能在记者会上被涉及的内容都要做到未雨绸缪。
2006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组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记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温总理一段话讲完，胸有成竹的费胜潮脱口而出：“When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it may be less difficult.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虽为高级翻译，但费胜潮也出过差错。有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起来并不难，费胜潮脱口而出，但全场大笑，领导人也笑了，顿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道：“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因工作属性，费胜潮有幸零距离接触领导人，欣赏领导人，也揣摩领导人。他说：“日积月累中，我增长的不仅仅是翻译水平。”
2005年4月，温总理在访问印度时，应邀在德里理工大学发表演讲。德里理工大学排名和水平上相当于我国的清华大学。演讲之后台下学生提问，有一位印度大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温总理，相信您也了解，德里理工大学在印度乃至世界的地位很高。我知道现在中国发展很快，那么究竟还要多少年时间，中国才能有像德里理工大学这么好的大学？”这个提问或许在我们中国人听来有些可笑，但从他热切的表情上看，并不存在故意挑衅或者轻视，只是反映出印度大学生对中国大学情况的不了解。
温总理并没有正面反驳那名印度学生的提问，而是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地简单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国大学现在有1000多所，在校学生有1900多万。”这两个数据刚一出口，在座的印度大学生都发出惊呼声，显然，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大学教育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温总理才提到北大、清华的定位。最后，温总理还不忘说：“我们中国大学生也非常希望加强与印度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好，提问的印度大学生可能会为自己的提问而感到懊悔，可是他不会觉得受到了嘲笑，也不会带有负面的情绪离开会场。费胜潮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名身处现场的翻译，我从总理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别人向我提问的时候，甚至别人提出让我难堪的问题，我也不一定要跟人争论一番。争论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和缓、迂回的方式达到更好的效果。”
将总理的话翻译给全球观众
由于工作繁忙，结婚三年来，费胜潮一直没有机会带妻子和女儿回武汉老家，直到2007年5月才如愿以偿。虽然在老家只待了三四天，但费胜潮仍时不时看新闻、上人民网关注温总理的活动，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他来说，工作几乎贯穿着生活中的每一天，但他从不把工作中的紧张情绪和压力带回家。每次进屋前，他一定是以满脸的笑容等待妻子的开门。
2008年春节临近，费胜潮向妻子许下心愿：这个春节，一定抽空陪她跟女儿出去度一次假。然而就在春节前一周，曾在2006、2007年连续两年担任温总理“两会”记者会现场翻译的费胜潮再次接到任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担任总理的翻译。每年“两会”中的总理答记者问都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之一，也是最受海内外媒体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之一，全球有十多亿观众收看现场直播。在这个舞台上担任翻译，是翻译人员毕生的追求！
为了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费胜潮放弃了度假的打算，他心疼地对妻子说：“佳佳，对不起……”没等他把话说完，妻子俞佳抢道：“你就放心准备去吧，一定不能让总理的话打了折扣。至于度假，等你这次忙过了，我们再另作安排……”费胜潮感受到妻子理解自己的深情。
费胜潮与俞佳是中学同学，大学期间确立恋爱关系。虽然工作地点都在北京，费胜潮却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常陪在女友身边，高峰时候他一年当中有14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飞。
那年他们结婚时，外交部有27对新人结婚。当天早晨，新人、嘉宾还有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聚集在外交部驻通州的基地，等待主婚人唐家璇部长到来。可是左等右等，唐部长始终没有出现，等来的是王国章书记，还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刚刚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过婚礼没有取消，照常进行，王书记主持了婚礼。当天下午，王书记作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乘专机飞往南斯拉夫，而费胜潮也积极投入到对美交涉索赔的谈判翻译工作中。
这次特殊而带有几分遗憾的婚礼，让小两口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小家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全之间的联系竟是如此紧密，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次不寻常的婚礼，俞佳对丈夫再也没有怨言。
得到妻子的体谅后，费胜潮马不停蹄地开始为记者招待会做准备。费胜潮说，虽然现场翻译只是他一人，但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的人集体在支持。在他接到任务的同时，翻译室的其他40多人也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帮他到处收集材料。此外，翻译室还为费胜潮召开了一次“模拟记者招待会”，让同事们扮演发言人和各国媒体记者，从刁钻的角度来设想问题，费胜潮现场翻译，大家再从专业的角度来挑翻译中的不足，商量什么情况用什么词可能会更好。那段时间，费胜潮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2008年3月18日，“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等爱国情深、慷慨激昂的诗词温总理脱口而出。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欣赏温总理的妙语连珠时，台下有人为坐在总理身边的费胜潮捏了一把汗，别说是同声传译，就是私下翻译也得琢磨好几天啊。但每当温总理话音刚落，费胜潮流利的英文翻译就从话筒传出，记者招待会结束，中外记者如潮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
如今，费胜潮虽然身为外交部高级翻译，但他除了在专业领域不敢松懈外，还一直注重业余爱好的培养，“过去是打篮球、听音乐，现在喜欢上了游泳，同时尽可能地多读一些书，试图跟上领导人的思路和语言。”他的生活既充实又紧张，一天凌晨，满世界飞的费胜潮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琢磨着这是在印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一旁的妻子被吵醒，轻声告诉他：“你在家呢。”他们相视而笑。
（本文谢绝转载、摘编及上网。）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7
这名青年翻译名叫费胜潮，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中，常常能在中国领导人身边发现他的身影。这位年仅35岁的青年才俊，是怎样成为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的？在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岁月中，他又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经历呢？
一心为圆儿时梦，“黑马”闯进外交部
1973年，费胜潮出生于武汉，在家排行老二。父亲费蒲生是一名大学教师，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培养。费胜潮从小就是个积极分子，热衷于校内外举办的各项活动，有“小外交家”之称。
费胜潮的中学生涯是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度过的，那时他对航空、船舶、兵器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不到一年便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版图书，于是不过瘾的他又找来相关的英文版图书阅读，这在无意中激发了他学英语的热情。很快，费胜潮成为了学校里的英语佼佼者，常常参加校园里举办的英文辩论赛。
高中毕业时，发展全面、英语出众的费胜潮有望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理科出身的父亲，自然主张儿子选择这样一所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将来成为一个实用的专业人才。但费胜潮却一心想报读学科体系更为齐全的武汉大学，他认为，每个人面前其实一直存在着多条发展轨道，比如自己非常崇拜的，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无比豪迈的诗人，还是自创一派的书法家……就自己而言，在其他大学同样可以学好外语。费胜潮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开明的父亲觉得儿子说得有理，遂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一进大学，费胜潮便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并先后加入学校多个社团。足球场上，肤色较深的他常常在对方的严密防守中找到空当，给对方制造危险，同伴们都叫他“黑马”。
1996年初夏，当同学们正忙着看招聘广告时，出类拔萃的费胜潮已经拿到了一家世界顶尖级外企的录用通知。但紧接着，外交部来到武汉大学招收翻译人才，费胜潮得知这一消息后，儿时的外交梦再次躁动起来：既然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干吗不去试一试？
费胜潮一路过关斩将，凭着极富磁性的嗓音、出色的口语、扎实的学科基础赢得考官的好感，顺利通过海选、初试。复试时，考官让费胜潮用英文谈谈对国企改革的看法。这时，平时对时事的关注发挥了作用，他滔滔不绝地道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面对这位谈吐不凡、镇定自若的年轻人，几位考官面带微笑，彼此会心地点了点头。
本以为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能使自己在外交部大展宏图，谁知艰苦的军训结束后费胜潮才得知：每年像自己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名校尖子生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人至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就在大家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电视机要不断地换台时，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儿考试，当底气十足的新人们拿起笔时，立马傻了，刚才听到的一句也记不住，两个台的新闻在脑海里不断地滚动，根本分不清哪是哪。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能在第一时间把过去几分钟内听到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而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就。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瘦了一圈的费胜潮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外交部英语翻译。
与领袖零距离接触，外交翻译风光并辛苦着
在工作初期，费胜潮曾随财政部代表团访美，并被派往欧盟翻译总司学习同声传译。学成归国后，他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并担任国际会议的翻译。因为工作优秀，他多次在外交部年度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等次。
在别人看来，无论是费胜潮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他所处的位置，无疑都是风光十足。有一次，一位老同学从电视里认出了他，兴奋地给费胜潮打来电话：“‘黑马’，你小子行啊，我在央视频道中都看到了你！”电话这头，费胜潮脸上写满了淡定，他知道，风光背后的付出与辛苦，只有自己清楚。
由于现任国家领导人大多有极强的工科背景，熟悉工业领域，提问非常专业，而外交部翻译们又多为纯语言或者文科出身，所以每次提前几天接到任务后，费胜潮便要立即展开准备工作。有一次，他得知温总理在行程中有可能会参观某光纤厂，便立即上网查看那家企业的概况，并且将所有专业词汇牢记于心。尽管费胜潮苦下工夫，结果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拦路虎”，不知道一个新出现的词怎么翻译。情急之下，他只好询问身边的陪同人员，了解清楚后才根据意思翻译出来。事后，温总理并没责备费胜潮，而是温和地告诉他：“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总理的严谨、宽容让费胜潮深为折服。
经历了这件事，费胜潮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在涉及可能被参观的企业时，费胜潮不仅要求自己清楚该企业的运营情况、主要产品，还要了解产品的工艺流程、机器的工作原理，甚至向团队、教授请教。有时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专业程度，让教授都难以相信他是文科出身。
随着经验的丰富，费胜潮的表现愈加出众，并逐渐有了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的机会。如果说陪同翻译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询问身边的人，那么，记者招待会上同声传译则要求准确、高效、高质。记者招待会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直播，关乎着国家形象，容不得半点差错，对翻译人员的挑战难度可想而知。
费胜潮力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但因为事先不知道刁钻的记者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领导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所以日常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辛苦――为了熟知政策，必须阅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补充信息，要关注媒体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阅读外电、外报，上网浏览信息等等，一切可能在记者会上被涉及的内容都要做到未雨绸缪。
2006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组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记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温总理一段话讲完，胸有成竹的费胜潮的英文翻译脱口而出。
虽为高级翻译，但费胜潮也出过差错。有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起来并不难，费胜潮脱口而出，但全场大笑，领导人也笑了，顿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道：“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
因工作属性，费胜潮有幸零距离接触着领导人，欣赏着领导人，也揣摩着领导人。他说，“日积月累中，我增长的不仅仅是翻译水平。”
2005年4月，温总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应邀在德里理工大学发表演讲。德里理工大学在排名和水平上相当于我国的清华大学。演讲之后是台下学生提问环节，有一位印度大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温总理，相信您也了解，德里理工大学在印度乃至世界的地位很高。我知道现在中国发展很快，那么究竟还要多少年时间，中国才能有像德里理工大学这么好的大学？”这个提问或许在我们中国人听来有些可笑，但从他热切的表情上看，并不存在故意挑衅或者轻视，只是反映出印度大学生对中国大学情况的不了解。
温总理并没有正面反驳那名印度学生的提问，而是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地简单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国大学现在有1000多所，在校学生有1900多万。”这两个数据刚一出口，在座的印度大学生都发出惊呼声，显然，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大学教育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温总理才提到北大、清华的定位。最后，温总理还不忘说：“我们中国大学生也非常希望加强与印度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好，提问的印度大学生可能会为自己的提问而感到懊悔，可是他不会觉得受到了嘲笑，也不会带有负面的情绪离开会场。费胜潮不无感慨地说：“作为一名身处现场的翻译，我从总理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当别人向我提问的时候，甚至别人提出让我难堪的问题，我也不一定要跟人争论一番。争论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和缓、迂回的方式达到更好的效果。”
将总理的话翻译给全球观众
由于工作繁忙，结婚三年来，费胜潮一直没有机会带妻子和女儿回过武汉老家，直到2007年5月一家人才如愿以偿，得以大团聚。虽然在老家只待了三四天，但费胜潮仍时不时看新闻、上人民网关注温总理的活动，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他来说，工作几乎贯穿着生活中的每一天，但他从不把工作中的紧张情绪和压力带回家。每次进屋前，他一定是以满脸的笑容等待妻子的开门。
随着2008年春节的临近，费胜潮早早向妻子许下心愿：这个春节，一定抽空陪她跟女儿出去度一次假。然而就在春节前一周，曾在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担任温总理“两会”记者会现场翻译的费胜潮再次接到任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担任总理的翻译。每年“两会”中的总理答记者问都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之一，也是最受海内外媒体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之一，全球有十多亿观众收看现场直播。在这个舞台上担任翻译，可是翻译人员毕生的追求啊！
为了全心投入准备工作，费胜潮放弃了度假的打算，他心疼地对妻子说：“佳佳，你看……”没等他把话说完，妻子俞佳抢道：“你就放心准备去吧，一定不能让总理的话打了折扣。至于度假，等你这次忙过了，我们再另作安排……”费胜潮搂着妻子，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费胜潮与俞佳是中学同学，两人直到大学才确立恋爱关系。虽然工作地点都在北京，费胜潮却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常陪在女友身边，工作高峰的时候他一年当中有14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飞。刚开始，俞佳对费胜潮有些小小的怨言，但后来两人的婚礼，让俞佳对丈夫理解了许多。
那一天，外交部有27对新人结婚。当天早晨，新人、嘉宾还有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聚集在外交部驻通州的基地，等待主婚人唐家璇部长到来。可是左等右等，唐部长始终没有出现，等来的是王国章书记，还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刚刚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过婚礼没有取消，照常进行，王书记主持了婚礼。当天下午，王书记作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乘专机飞往南斯拉夫，而费胜潮也积极投入到对美交涉索赔的谈判翻译工作中。
这次特殊而带有几分遗憾的婚礼，让小两口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小家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全之间的联系竟是如此紧密，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次不寻常的婚礼，俞佳对丈夫再也没有怨言。
得到妻子的体谅后，费胜潮马不停蹄地开始为记者招待会做准备。费胜潮说，虽然现场翻译只是他一人，但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的集体在支持。在他接到任务的同时，翻译室的其他40多人也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帮他到处收集材料。此外，翻译室还为费胜潮召开了一次“模拟记者招待会”，让同事们扮演发言人和各国媒体记者，从刁钻的角度来设想问题，费胜潮现场翻译，大家再从专业的角度来挑翻译中的不足，商量什么情况用什么词可能会更好。那段时间，费胜潮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省车程时间，好几个晚上，他直接趴在办公桌上小睡一会，然后洗个脸继续“战斗”。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8
【关键词】影视字幕 翻译 关联理论
Subtitl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V Industry，it gradually become a way of communication among countries. Thus，the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of subtitle is getting higher. First，translators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levision works and a proper evaluation of the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recognition. Then，do the transl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levance theory and by adopting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methods. Therefore the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can realiz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less cognitive effort.
【Key words】 subtitle； translation； Relevance Theory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177-01
引言
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影视剧早已成为各国观众互相了解和沟通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但观众仍然要借助字幕来理解影视作品，因此字幕的翻译的质量和效果直接影响到观众对该影视作品的理解。本文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方法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提高字幕的翻译质量。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个示意―推理的过程，而这一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听话者能否认知说话者的意图。所以，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此交际行为本身是具备最佳关联性的。关联性主要依赖语境，听话者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通过推理来寻求关联，而推理的根本依据就是与话语相关一系列的假设。在话语交际的理解上应遵循最佳关联原则，即听话者通过最小认知的努力得到最大的认知效果，那么此次交际就具有了最佳关联性。
二、关联理论指导下字幕翻译
Cowie和Shuttleworth将字幕翻译定义为“给影视剧对白提供同步说明的过程”。而人们所说的字幕翻译是：在不改变原语语义的前提下，把影视剧中人物的对话和其中重要的信息翻译成目的语，并将翻译出来的语言与影视画面同步播放。由于影视剧字幕具有即时性，这就要求字幕翻译者在进行影视字幕翻译的过程中，采用适当的翻译技巧达到最佳关联性。
三、案例分析
（一） 缩减法
影片中，有时人物对白的速度过快，而语义不强的词语和一些冗长拗口的对白就可以压缩翻译，可以采用省略法来翻译。
例1：
《阿甘正传》：
And I make his breakfast，lunch，and dinner everyday.
译文：我每天做三餐给他。
其中breakfast，lunch，and dinner被压缩为三餐。目的语受众仅仅根据已有常识就能理解三餐指的是早饭、午饭和晚饭。
例2：
《绝望的主妇》：
Stop it，stop it，stop it.
译为：住手！
这是一位主妇在阻止孩子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她重复了三遍，译者选择省略翻译，而目的语受众有影片的语境和语气辅助，也不会影响目的语受众的理解。
（二）增译法
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和句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使其更好地理解影片，适当增加一些信息来产生最佳关联性是个很好的选择。
例1：
《廊桥遗梦》：
――Why’d you quit？
――My children，my kids.
译为：后来为什么不教书了？为了我的孩子。
第一句是询问女主角曾经的生活，译者在翻译时增加了“为了”，使得译文逻辑更加清晰。
例2：
《国王的演讲》：
It's the classic approach that cured Demosthenes.
译为：德摩斯梯尼用这样的方法治好了结巴（德摩斯梯尼是位古希腊雄辩家）。
为了像国王证明自己治疗结巴的方法的权威性，这位语言医生所以提到了德摩斯梯尼治疗结巴的例子。加上注释，目的语受众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位医生要提这个人了。
（三）意译法
影视作品中文化内涵较浓的对话，意译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意译法指不改变原文并根据原文大意进行翻译。
例1：
《阿甘正传》：
I was a national celebrity，more famous even than Captain Kangaroo.
译为：我成了名人，比巨星还出名。
这句话中的Captain Kangaroo是美国二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十分著名的儿童电视剧，曾获美国艾美奖。在那一时期的孩子们眼里，袋鼠队长就是位巨星。很多人对于这一点几乎不了解，所以将其译为“巨星”简洁易懂。
例2：
《国王的演讲》：
Makes it official then.
译为：那就是官方的笨蛋了。
如果采用直译法译为“那就使其官方了”目的语受众就会陷入困惑。但是，上文提到： They're idiots. They've all been knighted. （一群笨蛋，他们是受过爵位的语言医生。）因此译为 “那就是官方的笨蛋了”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影视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正确理解电影原作者的意图，并推断译语受众的认知环境，通过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实现字幕翻译的最佳关联，使观众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进而更好的理解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Gottlieb，Henrik. Subtitling： Diagonal Translation [J]. Perspectives，1994 （1）
[2]Shuttleworth M，Cowie M.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9
关键词：翻译技巧；选词；
翻译技巧，即翻译方法，能使具有概括性、指导性、基础性的翻译原理具体化、条理化、实施化，利用各种翻译转换法准确、完整传达话语信息。它着重解决的是具体翻译转换上技术、技艺、艺术上的问题。翻译理论专著或教材中对技巧的处理一般按两条线索分别或结合进行归纳：一是按原语的词类、句型等语法范畴及惯用法系列等，梳理翻译表达的技巧、方法；另一是按对原文信息、形式进行翻译表达的方法，而在分合、增减、反正、顺逆、去留存变、直译形神等辨证关系上，对翻译手法进行分类。翻译是科学又是艺术，对于技巧，理论著作、教材不能囊括翻译实践中的所有情况，具体问题还须具体分析，翻译者不但要灵活运用已有的技巧，而且要善于创造新的技巧，以使译文传意达旨，形神兼备。
选词，即选义择词，贯穿于整个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之中。这里的“词”指表达某一实体或整体性概念的单词、词组和短语。“选义”是由人类语言的一词多义现象决定的。任何一种发展完备的人类语言，其中的大部分词汇都是一词多义。例如单词charge: 动词含义有两个，在科技英语的环境下是“充电”，而在日常生活中是“索取（费用）”。名词通常是“电流”的含义。该如何措辞则要看具体语境了。此外，英语中有一些名词，同时有两个形容词，比如名词sun，它的形容词可以是sunny，也可以是solar，这里就有个辨义和确定词义的问题。另外，语言使用中还普遍存在着多词一义的现象，即同一意思对应不同的词语。在英语里,一词多义是非常常见的,这与英语的多源生有关。现代英语中不仅有许多词汇是从古英语演变而来,还有约80%的词汇从外国输入的,经过历史变迁,这些词汇并存和融合,使英语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的现象特别普遍。因此译者除了具有辨义这项本领外，还要具备“择词”这方面的技巧。
无论是“选义”，还是“择词”，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说，没有词是完全孤立的(no word is an island entire to itself.)，词的意义必然受到前后相邻词句的影响。我国学者王佐良先生也说，上下文不只是语言问题，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他还指出，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很清楚的，而要通过整篇整段--亦即通过这个词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香港译界有句名言：词无定译，说的就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翻译。
从词语与语境的关系看，有些词基本不受语境影响(context-free)，如意义相对固定单一的专有名词、科技术语、数量词等；有些词则受语境制约(context-bound)，如那些含有感情色彩、价值判断且意义极为丰富的普通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对于这些词语，先利用各种手段确定其意，然后恰当措辞表达。下面介绍几种确定词义的方法。
一.根据上下文和汉语习惯搭配来确定词义
长句、难句、复杂句，句句难懂，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点。如何看懂句子，而又不失精准的把译文写出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首先，我们都知道：在动手翻译之前，必须要把英语原文看懂。理解原文是整个翻译过程的第一步。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步。以下我们通过考研英语翻译实例来具体讲解在理解原文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上下文确定词义：
a．意群拆分确定词义：
e.g. “in short”, a leader of the new school contends,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s we call it, was largely the improvement and invention and use of a series of instruments that expanded the reach of science in innumerable directions.” (1994-72)
本句可以分四个意群来确定词义：
第一个意群：in short简言之school学派contend 坚持认为，争辩，讨论
第二个意群：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革命（不可译为“科技革命”）as we call it所谓的
第三个意群：largely 在很大程度上a series of一系列instruments器具、仪器
第四个意群：expand拓展reach影响范围innumerable无数的、数不清的direction方面
e.g. social science is that branch of intellectual enquiry which seeks to study humans and their endeavors in the same reasoned, orderly, systematic, and dispassionate manner that natural scientists use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phenomena.(2003-62)
本句可以分三个意群来确定词义。
第一个意群：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 branch分支intellectual enquiry知识探索
第二个意群：seek力图reasoned理性的dispassionate冷静的，客观的in…manner以…方式
第三个意群：natural scientist自然科学家
在英译汉部分，确定词义可以说是最难的。前面所说的agree，很多人只会翻译成“同意”，而不知道根据上下文翻译成“认为”，这就是一个教训。
b.词语搭配构成词组小语境，可以藉此确定相互间的意义：
1） express the idea：表达e.g. he cannot express his ideas clearly in speaking.
2） advocate the idea：鼓吹、维护e.g. this organization advocated hitler’s nazi ideas.
3） borrow the idea：借用、抄袭e.g. this idea was borrowed from the west.
4） spread the idea：传播e.g. democratic ideas are being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5） deepen the impression：（加深）e.g. he did that to deepen the impression that he was generous.
6） exercise/use the influence：使用e.g. he promised to use his influence to get me a job.
7） have the influence：具有e.g. this movie has an adverse influence on teenagers.
8） exert the influence：施加e.g.…you are expected to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on your fellow schoolmates.
二、通过语篇语境确定词义
翻译过程中，语篇不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译文的构建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语篇是最基本的翻译单位，译者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合格的译者不仅要具备语篇分析的能力，还必须首先具备语篇意识。所谓语篇意识就是要求译者将语篇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局限于词、短语、句子，从语篇整体把握原文、理解原文、再现译文。
e.g. 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since the things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 and if, 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weariness increases, the thought of rest will be not unwelcome. 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carry on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b. russell).
译文：上了年纪而能这样看待生活的人就不会遭受怕死的痛苦，因为他所关怀的事物将继续下去。同时，如果精力衰竭了，疲乏增加了，休息的思想并非是要不得的。我倒愿意工作不息，死而后已，因为我知道别人会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新概念英语》第4册）。
如果只看到划线的这一句话，译文似乎没什么可挑剔。但是，如果考虑一下上下文，将整个句群看作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译文与前文与后文都不相呼应。因为原文第一句“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与最后一句“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都表明整篇的主题是死亡问题，“rest”的含义是“长眠”而非“休息”，但划线部分的译文却与“死亡”无关。而且，这里的“rest”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表示死亡的这类委婉语还有很多，如“silence”、“sleep”、“quietus”等，如果原文用的是“silence”，难道应该将其译为“沉默的思想并非是要不得的”？显然，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不顾文章的整体性，孤立地“理解”部分语句，忽略了篇章整体信息的参与。划线部分的合理译文应该是：而且，如果随着精力的衰竭，疲倦之感日渐增加，长眠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念头。
杨绛先生在她的文章《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多处用到了“痴气”及与“痴”相关的词组，来描绘钱种书先生异于常人的脾性，在不同语境下其意多有不同。凌原先生，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不同的英语词汇来翻译“痴气”及相关词组，请看以下诸例：
1) 钟书写完《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after chung-shu finished writing fortress besieged, his “eccentric” bent was still going strong, but it failed to take form in a second novel.
2) 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真事。
it was those charming mischievous quirks of his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create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for the novel and pass them off as real people and real deeds.
3) “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being funny” wa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his puckish bent in the eyes of the ch’iens.
4)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
chung-shu’s sweet quirkiness is peculiarly his own.
5) 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when he was stranded in shanghai, he would take out his pent-up eccentric energy on younger uncle’s small children, grand children and ah yuan, his own daughter…
三、通过常识判断确定词义
常识(common sense /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人人有，而且常识愈丰富对翻译理解愈有用。很多老翻译家如吕淑湘、傅雷、杨宪益都强调翻译需要“杂学”。我想，这“杂学”可以看作是比较“高级”的常识吧。请看下面一段关于铜质保温瓶结构的描述：
---another type is a double-walled copper vessel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urface scrupulously cleaned to achieve the high intrinsic reflectivity of copper. a body of charcoal absorbent may be affixed to the outer wall of the fluid container, where it is kept cold and helps to condense any gases remaining in the vacuum space after it is evacuated and sealed off.
某译文：另一种类型是有双壁的铜容器，其相应表面洁净无疵以获得铜所固有的高反射率。在流体容器的外壁可以粘着一层木炭吸附剂，它保持着低温并在容器抽空和密封后帮助冷凝残留在真空空间的气味。
此句的翻译关键在于两个it的意思。根据上面的译文，两个it都指fluid container。这显然不对。从原文看，fluid container明显指铜质保温瓶盛装液体的内胆，而内胆怎么能抽空呢?根据生活常识，保温瓶中要抽空的是内外夹层之间的夹套，即原文中的the vacuum space，因此第二个it应指the vacuum space。再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she could knit when she was seven.。句中的knit，其基本意思是“编织”，但译文不能只说“织”或“编织”，必须把动词的宾语补上，因为汉语里说“她七岁时就会(编)织”显得不够自然。那么“织”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生活经历，一般是织毛衣，而不是织麻袋什么的，因此原句可译为“她七岁时就会织毛衣”。常识也包括一些很简单的科普知识。如果科技知识为大众所共有，那就是利用科学背景知识来确定词义。
四、利用背景知识确定词义
理解一个词有时需要从文本以外去寻找相关信息，如上面的常识判断。在科学翻译中，时常需要运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或其他领域的背景知识来确定词义。如：
---velocity changes if either the speed or direction changes.
velocity 和speed都可表示“速度”，前者具专技色彩，一般用于科技文献，后者语域较宽，可用于科技或日常生活领域。如果将velocity 和speed都理解为“速度”，原文表述将失去意义，因此这里velocity 和speed中必有一个词表示其他意义。物理学告诉我们，速率是矢量，有大小又有方向，而速度是标量，有大小而没有方向。据此，velocity是速度，因为原文语境信息暗示它有方向(direction)，speed是速率。这样确定词义后原句可译为：”如果(物体运动的)速率和方向有一个发生变化，则物体的运动速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五、利用逻辑判断和推理确定词义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利用逻辑学的有关知识，如矛盾律等来确定词义。如：
---automobiles and trucks would be powered by quickly replaceable electric batteries.
某译文：汽车和卡车则可以迅速替换的电池组作动力……
译文乍一看似乎没有问题，可是从逻辑的角度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汽车”和“卡车”两个概念是蕴涵与被蕴涵的从属关系，即“卡车”包含在“汽车”之中。“汽车”是属概念，“卡车”是种概念。译文犯了种属概念并列的逻辑错误。因此，必有一词的理解出了问题。查词典，automobiles除了作“汽车”讲外，还可作“轿车”解。“轿车”与“卡车”是对立概念，可以并列。再看一类似的例子：
---it caused devastation by burrowing and by devouring the herbage which might have maintained millions of sheep and cattle.
它们在地下打洞，吞食掉本来可以维持数百万只牛羊的牧草，从而造成了破坏。
原文中的cattle有“牲畜”和“牛”二义，这里因与“羊”(sheep)对置，根据种属概念不能并列的逻辑规则，cattle只能作“牛”解。
王宗炎先生说，辨义为翻译之本。只有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每一个字词，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当然，正确的理解只是正确翻译的前提，要做到表达的贴切与自然，还需要较高的译入语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泉水，1991，科技英语翻译技巧[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吴景荣、程镇球，2000，新时代汉英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两小儿辩日的翻译篇10
关键词：官话；和合本；欧化；狄考文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82-11
1890年，“圣经公会”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用文言、浅文言和“官话”各出一本大家都认同的“和合本”（Union Version）《圣经》。其中，“官话”本译文的目标是“简单、流畅、具有文学品味”①，这时候虽然新教传教士们早就意识到“官话”在中国十分通行，使用这种语言翻译的《圣经》一定能流传深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清楚，当时“官话”并不被中国人认为是文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②。
1906年，“官话”和合本《新约》完成。1919年，《旧约》的翻译也完成了，当年正式出版，定名为“官话和合本译本”（Union Mandarin Version，下文简称“和合本”）。这个《圣经》汉译版本通行至今。该版本的翻译由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富善（Chauncey Goodrich）、鲍康宁（F.W.Baller）、文书田（George Owen）和鲁伊士（Spence Lewis）负责，以英文修正译本（English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为底本，在此前“南京官话”《新约全书》③与“北京官话”《新约全书》④的基础上综合而成。“和合本”的译者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同时“坚持文字上的准确”，“重视意义上的准确”，终于成就经典。
“和合本”的翻译前后历经28年，其翻译文字比以前各版本更为准确，也更适合教友的阅读和研究，付梓后成为最受教会及一般读者欢迎的中文译本。此时，中国政府公文、商务往来信函以及唯一的报纸《京报》，都是采用文言文，教会内部对译经的文体因此也有不同的主张，但最后在用“北京官话”作为翻译《圣经》的语言这一问题上，教会取得了共识。其理由不外乎两个：其一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其二是引导这个潮流。
一、“最早的欧化的国语文学”
“和合本”的出版时间与在同一年。但汉译《圣经》很早就引起了新文化人的注意。1901年，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时，受到胡诗庐指点，有时到三一书院旁听《路加福音》讲义，觉得“《圣经》是好文学”[注：参见周作人《〈希腊拟曲〉序》，载周作人《希腊拟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那时周作人看到的《圣经》是文言译本，他对此不甚满意，甚至打算重新翻译，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抗衡”[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6页。]。
没有迹象显示周作人实行过自己的《圣经》重译计划。当他看到“官话”和合本《圣经》后，觉得“已经够好了”，“以前的计划便无形的完全取消”[注：周作人：《〈希腊拟曲〉序》，载周作人《希腊拟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且可能对新文学的未来产生影响。周作人的这番话发表于1920年，也即“和合本”出版的次年。
“和合本”的译文，并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而是对“官话”译经的效果，长期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和合本”的翻译，参考了1857年的“南京官话译本”与1870年的“北京官话译本”，而“南京官话本”又是在“委办本”[注：“委办译本”，又叫“代表译本”，是以希腊文版本Textus Receptus为蓝本，由麦都思和理雅各（James Legge）负责译成符合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出版《旧约全书》。]基础上改写的。如果将这几个译本中的文字加以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官话”译经的传统与变革。由于这几个版本的译者都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十分敏感，并且非常注重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总是希望能借助精准优美的译文，以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所以，考察官话译经的继承与变革，也是考察中国语言文字变化的一条途径。
以《新约·马太福音》为例，在半个多世纪内，译文所发生的变化中，最醒目的就是“欧化”。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欧化”是描述中国语言变革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极其复杂。语言学界对“什么是欧化”有不同的答案。
王力界定的欧化标准，在语言学界影响很大。王力说：“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化之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注：王力：《汉语史稿》，载《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这种“很大的变化”即欧化。他认为词汇和风格所占欧化的成分最多，语法的欧化成分较少。从语法的角度，王力总结了欧化语法的六种表现：1、复音词的创造；2、主语和系词的增加；3、句子的延长；4、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5、联结成分的欧化；6、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
申小龙先生代表了另一种分析的路径[注：有关论述可参见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他倡导的文化语言学强调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区别，并将这种区别上升到了文化和思维方式的高度。他认为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有着重大区别，以至于建立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无法有效地分析汉语作品。在对《左传》的分析上，申小龙从中发展出一套对中国书面语进行语法分析的新框架。]。他提出，“印欧语的句子组织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句中各种成分都以限定动词为中心，明确彼此关系”[注：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3日。]，受此影响，汉语的句子趋向于以动词为中心，其他成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成长句，这是汉语欧化表达形成的关键。
至于这些欧化表达的产生，有些为西方语言独有，汉语本来没有，因为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而开始使用，这是一种欧化。但更常见的欧化情形是，一种表达方式在汉语中虽有但少见，而在西方语言中却很常见，因为与西方语言的频繁接触，汉语中也开始大量使用这种表达。
结合语言学上几种关于欧化的代表观点，《马太福音》的欧化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词的新用法
汉语本身就有数词+量词的表达，但在表示种类，而不强调数量的情况下，则很少使用数词。如今已然欧化了的汉语表达中，“一+量词”修饰名词表示种类的用法却呈现出高频趋势。这种表达在“北京官话本”《马太福音》中已经大量出现。
英文本：she will bear a son， and you shall call his name Jesus， 1：21
委办本：彼必生子、可名曰耶稣、
南京官话本：必定养个儿子、名字可叫耶稣、
北京官话本：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和合本[注：以下“和合本”《马太福音》，均引自上海美华圣经会1930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全书》。其中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与现在通行的用法不同，此处均依原文。]：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此例中“一+量词”的表达，是对应英文定冠词“a”的翻译（a son）。这种表达，到了“和合本”《马太福音》中变得多起来，如“一座城、一根头发、一个人、一朵花、一个文士、一个门徒、一个会堂、一只羊、一个家主、一匹驴、一个比喻、一个葡萄园”等。
（二）系词的新用法
英文本：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way is eas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ose who enter by it are many. 7：13
委办本：当进窄门、引而之死、其门也阔、其路也宽、入之者多、
南京官话本：你应该从窄门里进去、那引人到死地去的、门儿是阔的、道儿是大的、进去的人多、
北京官话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领到灭亡地方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
和合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系词的大量出现是汉语欧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翻译英语，有些句子本不需要借助系词的也加入了系词。“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way is easy”在汉语“委办本”中翻译为“其门也阔、其路也宽”，这是一种主语+形容词的描写句。“官话”本中，将英文中系词“is”翻译出来，变成主语+系词+形容词的句式，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判断句。这与王力在分析汉语欧化句时所举的句子“发出的声音是很沉重”、“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大”之类“不合中国语法的”[注：参见王力《欧化的语法》，载《王力文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是一个逻辑下的产物。“and those who enter by it are many”的翻译（进去的人多/进去的人也多），算是一种并不彻底的欧化，如在“五四”之后，这一句很可能会被译成“进去的人是很多”。
王力认为，汉语判断句中，不会用平行的两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做宾语。[注：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力《汉语语法史》，载《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反之，用两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做宾语是一种欧化的现象。这种欧化表达在“官话”和合本《马太福音》中已经大量出现，如：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3：4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3：17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4：18
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4：21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4：24
（三）被动句的新用法
英文本：And being warned in a dream not to return to Herod， they departed to their own country by another way. 2：12
委办本：博士梦中得默示、令勿反见希律、则由他途而归、
南京官话本：那好学问的人在梦中被上帝戒他、不要再见希律、醒时只得抄别条路儿回去。
北京官话本：博士因为主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上、回本地去了。
和合本：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南京官话本”、“北京官话本”都是由几个动词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戒/指示见回）构成长句。“和合本”中，“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作为状语修饰“博士”，这个长句是以动词“回”为中心，各成分按逻辑关系紧密结合在中心动词“回”的周围。汉语的结构一般通过内部逻辑关系体现，英语各语法单位间的关系常靠连词表示，汉语重意合 （parataxis）而英语重形和（hypotaxis）[注：如王力所说“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参见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第141页。]。“being warned in a dream”在英文中是个被动句，“南京官话本”用“被”字句翻译，“北京官话本”没有采用，可能还是尊重了“被”字句在汉语习惯上的用法——用作说明主语遭受了不幸的事
[注：丁声树、吕叔湘等语法学家对此均有一致看法，参见丁声树、吕叔湘《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页。]。“和合本”采用了“南京官话本”的译法，随着语言接触的频繁发生，汉语被动句的用途扩大了，现在已没有表达不幸的意义了。
王力说，“我们被欺负”这样的句子是不大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在汉语表达里，需要加上实施者——“我们被你/他欺负”，而英语中实施者经常不出现，因为翻译的原因，现代汉语中没有实施者的“被”字句大大增多[注：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见王力《汉语语法纲要》，载《王力文集》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以王力所举的例子为证，在用“汉语语料库”的古代汉语部分中，不指明实施者，直接使用“被欺”的有三十条，而“被+实施者+欺”的用法，仅实施者在四个字以内（包括四个字）的就有二百多条。在“官话”和合本《圣经》中不加实施者的“被”动表达明显有了上升的趋势。以仅《马太福音》一章，就有四十八个“被”动句，其中二十五处没有实施者，二十三处是有实施者的被动，两者出现的频率几乎达到了1︰1。
（四）时态的新表达
英文本：for from you shall come a ruler who will govern my people Israel. 2：6
委办本：将有君于尔是出
南京官话本：后来有个王、在你的地方生出来、
北京官话本：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
和合本：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吕叔湘说：“明明是未来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感觉有标明的必要，我们就不标明，这是汉语异于印欧语言的地方。”[注：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7页。]印欧语表示将来，多以“shall”、“will”这样的语法记号标明。因为受到翻译的影响，如今汉语中此种用法越来越普遍。
英文本：he will not break a bruised reed or quench a smoldering wick， 12：20
委办本：已伤之苇不折、燃余之炷不灭、
南京官话本：已经伤损的芦荻、他是不去折断的、点过的灯草、他是不去吹灭的、
北京官话本：受伤之芦苇、他不折断.将残之灯火、他不吹灭、
和合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事实上“将”字表示将来意，在文言文中是有的，如“君将若之何？”而旧白话中表示将来意，则用“将来”、“将要”，不会单独用“将”。文言之外，“将”单独用表示将来，确实是欧化之后。“北京官话本”已经单独用“将”表示将来时了，这比有学者追溯的源头——五四新文学要早得多[注：认为“将”在白话文中单独使用表示将来，是到五四新文学中才出现的观点，参见老志钧《鲁迅的欧化文字》中有关论述，台湾师大书苑2005年版，第108-109页。]。
英文本： The men of Nin'eveh will arise at the judgment with this generation and condemn it； 12：41
委办本：尼尼微人、当审判时、将起而罪此世之人、
南京官话本：尼尼微人、到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定这世人的罪、
北京官话本：尼尼微的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和合本：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王力认为，“当……时”置前的翻译，是五四之后的欧化句[注：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载《王力文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但在“和合本”中，也已经出现了这种欧化的句子。
（五）增加语言外在形态
英文本：But Jesus answered him， "Let it be so now； for thus it is fitting for us to fulfil all righteousness." Then he consented. 3：15
委办本：耶稣曰、今姑吾许、吾侪当如是以尽礼、乃许之、
南京官话本：耶稣道、现在权且依了我、我们应该这样做、尽尽各样的礼。约翰只得依他。
北京官话本：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我们应当如此尽各样的礼、约翰就许了他。
和合本：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和合本”将“for thus ”（因为）“Then”（于是）这样的关联词翻译了出来，加强了短句间的逻辑关系，外在形态上将几个独立成分构成了一个复句。
英文本：Again， the devil took him to a very high mountain， 4：8
委办本：魔鬼复携彼登峻峭之山
南京官话本：魔鬼再拉耶稣到一座顶高的山上
北京官话本：魔鬼又领他上最高的山、
和合本：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北京官话本”用了一个最高级句式，它是欧化而来。“南京官话本”译为“顶”，“顶”既可作方位名词，也能加重程度，与被加重者“山”还是有意义上的关联的。而“北京官话本”，就用“最”这个与所加重者没有意义联系，只表示程度的副词来翻译了。“最……”，成为最高级表达的外在标志。
（六）新的标点对句子结构的改造
狄考文根据英文的标点，给汉译本增加了新的标点。在处理英文结构与汉语结构的差异时，新的标点提供了新的出路。这些新标点的使用，改变了汉语主要的特征，使得本来主要依赖节奏气韵的汉语，变得重视内部结构，句子长度也相应增加。
在“和合本”中点号“.”常常用来表示长句中的小层次划分。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3：15”（But Jesus answered him， “Let it be so now； for thus it is fitting for us to fulfil all righteousness.”）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5：3”（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在其他三个译本中，并没有表示句子二级层次的标点。新标点在因果关系的复句中，承担了分断长句的作用。且“由于有标点符号以为辅佐，则不完全的句子插在中间，便不会有上下文不相衔接之感。不整齐的句子错落杂用，也不会有诘屈聱牙之感”[注：参见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这种表达在日后被认为是现代书面汉语欧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七）一些固定新表达的出现
用“官话”译经时，出现了诸多古代汉语中罕见，而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新表达方式。
1、新的疑问句：“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这个用法，在“官话”《圣经》翻译中，最早见于“北京官话本”如“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12：10”。但在“北京官话本”中还同时有“合适不合适”、“应当不应当”这样旧白话小说中常用的疑问句。到了“和合本”，就基本统一为“可以不可以”。“和合本”中出现“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12：10”。（英文：Is it lawful to heal on the sabbath？）“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22：17”（英文：Is it lawful to pay taxes to Caesar， or not？）“可以不可以”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繁的问句。“汉语语料库”中收录的古代汉语语料中，这种表达仅有七例，其中最早的一例出现在明代瞿佑《剪灯新话》中。接下来的两例出现在几乎与“和合本”同时诞生的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中。
2、新的比喻：“以牙还牙”、“披着羊皮的狼”
正如耶稣所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福音13：35）《圣经》中很多表达采用了借喻的修辞方式，一些常用的意象被现代汉语所吸收。如“以牙还牙”的比喻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它来于“和合本”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5：38”。（英文：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京官话本”中还是“牙还牙”，“南京官话本”中是“有人打坏你的牙齿、你也将他的牙齿打坏”。
“披着羊皮的狼”的比喻来自“和合本”的“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7：15”。（英文：Beware of false prophets， who come to you in sheep's clothing but inwardly are ravenous wolves.）“北京官话本”为“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南京官话本”为“外面装作绵羊的样儿、里面却是豺狼的心肠”。
3、新的时间表达：“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时间表达方式，表示时间上的无止境。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它来自“和合本”中对英文“for ever”的翻译——“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6：13”。（英文：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南京官话本”中“for ever”译为“直到世世代代”，“世代”表示人类繁衍延绵不断，其时间标准乃由人类社会限定，显然有限得多。而在“北京官话本”中，“for ever”被译为“世事无穷”，这是通过否定的方式表达时间上的无限，但与“南京官话本”一样，仍将度量时间的尺度定位在人事上，与“和合本”翻译的宗教指向有明显差别。
“和合本”是汉译《圣经》中使用时间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也是公认语言最为精确优美的一个译本。但经典绝非凭空发明的。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比，“官话”译经的传承与变革自然浮现了出来。“官话”译经的传统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体变革，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作人注意到“和合本”中的语言与中国古代白话文之间的差异，他引用了“和合本”中的几节文字，其中如《何西阿书》中的排比句式：“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何西阿书》第四章五至六节）。这个排比句中，每个小句主谓宾完备，来自对英文原文的翻译。 主项加谓项构成完整句子，是印欧语构成的前提，与古代白话文的确有显著差别。周作人指出，这“都不是用了纯粹的说部的白话可以译得好的” 。
因此，周作人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8页。]二、“官话”的文学，文学的“官话”
尽管欧化是“和合本”的鲜明特色，但欧化本身并非“和合本”翻译的目标。在翻译中，狄考文作为译经小组领导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努力直接决定了“和合本”的翻译水平。他非常注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希望既能准确传达英文本《圣经》的意旨，又尊重中国语言规律。但这种调和的心态并非简单的折中。实际上，狄考文在语言上有更大的雄心——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译经活动，才会 “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狄考文显然是当时传教团体中首屈一指的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在主持“和合本”的翻译之前，已经对中国语言、尤其是“官话”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看法。
狄考文认为，“官话”可分为“通行官话”、“地方官话”、“口语官话”、“书面官话”四种，“通行官话”的用词与习惯用语都是目前各地流行的，能被作者记录成文；“地方官话”是在某个地区通行，在书本中见不到这种话，也没法记载这种话；“口语官话”包括了“通行官话”和“地方官话”，在某个特定地区大家都能懂；而“书面官话”来源于文学作品，一般口头很少用，不过它能补充“通行官话”不够庄严优雅的毛病。“官话”要变得“高雅”，就必须远离粗鄙的口语（剔除方言俗语）。
虽然中国早用“官话”来称呼各省通行语，但如此细致地辨析这个概念，以及将这个概念由指口头语而转向书面语，狄考文无疑是第一人。
但是中国已有的白话文学作品夹杂了很多文言成分以及不通行的俗语，并不完全适用于狄考文理想中的新文体。他主张借鉴中国已有的白话文学作品，包括《圣谕广训》、《好逑传》、《西游记》、《水浒传》和英国人托玛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l Department）等著作[注： 参见Rev.C.Mateer，D.D.，LL.D，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Revised 1906，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1，p.xiv，p.2.]，在“通行官话”的基础上加上“书面官话”庄严优雅的风格③，发展出一种维持口语语法特点又适于书面表达的新文体。
调和口语官话与书面官话的努力，在他主持“和合本”译经工作之前译经开始。
1892年出版汉语教学工具书《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时，作为编者的狄考文说：“此所编之话语、亦非效法书中句法、特以工雅为贵、乃摹仿口中句法、以自然为贵也。”④
尽管在比《官话类编》较早出版的《语言自迩集》第二版中，威妥玛曾以“北京官话”改写《西厢记》，使得“官话”带有了文学风格而趋于高雅〖ZW（5〗[注：威妥玛编写的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l Department）出版于1867年，它被认为是第一本“北京官话”教科书，在第二版中，威妥玛以《西厢记》的故事作为框架，以“北京官话”全面改写了这个中国传统戏曲经典作品，构成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但狄考文是第一个说明了新文体的发展方向是融合口语与书面语言。且更进一步，他要融合中西。他认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同样有助于中国新文体的形成，他说：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thought into China is giving a marked stimulus to Mandarin literature； and mission schools cultivate care and correctness in speaking as well as in writing.[注：Rev.C.Mateer，D.D.，LL.D，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Revised 1906，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p. xxix.]
在狄考文看来，基督教和西方的思想引入中国，有利于促进官话文学的发展；而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助于使官话口语和书面体都更加精确，最终成为口语的模范，并形成新的文体。这种对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官话的文学，文学的官话”——和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完全一致的[注：“国语”和“官话”的语言形态并无不同，“国语”的说法强调了这种语言在民族国家里的法律地位。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将两者混用。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但是一直到民国后期，还是有不少人依然使用“官话”的说法。]。
在翻译与教学方面，狄考文身体力行了他的主张。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了蒙养学堂，1876年改名为文会馆。文会馆是中国创立最早的教会大学。1904年文会馆与英国浸理会在青州开设的广德书院合并迁到潍县，改名为广文学堂。文会馆以中国语言施教，这是因为，狄考文认为只有熟练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学生，才能被中国士大夫群体接受[注：Calvin W. Mateer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pp.456-463. ]。
在教学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和提倡习‘官话’，以训练学生的口才”，以“培养合格的传道人才和教员”[注：曹立前：《晚清山东新式学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狄考文始终坚持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每周六下午开展辩论。《文会馆志》将辩论会称为“学生共和国之试验场”，辩论会总纲规定“以交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宗旨”⑤。辩论一律要用“官话”，“如用文言或者是地方方言都要罚款”⑥。
另据王立新统计，“1876年至1910年，文会馆共培养学生208人，其中有104人担任各地学堂的教习，分布在全国各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官立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北洋大学堂、云南政法学堂、保定陆军学堂和奉天陆军学堂”〖ZW（7〗[注：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因为狄考文在中国语言文字及教育方面的非凡成就，他才于1890年5月的基督教第二次在华传教大会上，被任命为“和合本”翻译小组的组长、修订委员会主席。狄考文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注：在1890年12月13日写给倪维思博士（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信中，狄考文认为《官话类编》是让他当选的原因，也使他具备了主持译经的能力。参见[美]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关于“和合本”的翻译标准，狄考文认为：
让那些识汉字的人很好地诵读《圣经》还远远不够，还要让那些不识汉字的人——这部分人实际上在中国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聆听《圣经》的时候能够听懂，这才是《圣经》修订本的目的。这样我们便有了翻译的标准：修订本要使用口语化的汉语，要注意听众而非读者。[注：转引自[美]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胡适和傅斯年批评中国旧书面语（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时，认为其弊病在于 “太简单”、“异常质直，异常干枯”乃至“组织上非常简单”，因此需要吸收西洋语法，增加书面语的层次感。狄考文领导翻译的“和合本”的语言，相较之下，的确符合丰富、高雅和精确的新文体的要求。
领导翻译“和合本”前，狄考文曾预言说：“毫无疑问，丰富的、正确的、高雅的官话将会成为中国口头和书面语的主流。” [注：Rev.C.Mateer，D.D.，LL.D，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Revised 1906，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p. xxix.原文为：“These is little doubt that ultimately Mandarin ，enriched，corrected and dignified ，will come to be the written，as well as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hina.”]
其他翻译者也毫不掩饰对汉译《圣经》的期待，他们希望“和合本”能成为中国书面语的标准和典范——正如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情形那样，《圣经》翻译为民族国家提供了堪称典范的书面语，也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合本”完成后，译者之一鲁伊士写道：“难道我们不也希望，它会对中国语言还未曾有过的标准国语文体作出明显的贡献吗？”[注：《教务杂志》1919年第6卷，第4-5页。]——这不能不再次让我们想起周作人所说，即此译本“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1919年出版的和合译本引进了一千个新的表达词组，八十七个新字，这表明翻译并非只是写下口说的语言而已，其更有塑造隐约显现的书面语言之效”[注：[美]魏贞恺：《和合本圣经与新文学运动》，吴恩扬译，载《金陵神学志》（复），1995年第22-23期。]。
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狄考文的预言。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注：《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2期。]
一向以小心谨慎示人的传教士，在清朝末年就敢大胆断言“丰富的”（词汇量增加了）、“正确的”（被语法加以规范了的）、“高雅的”（可以取代文言）官话，“毫无疑问”会成为中国口头和书面语，显示出狄考文在这一问题上深邃的洞察力。毫无疑问，“官话”和合本《圣经》也是在这一判断指导下的产物，其目标正是“丰富的、正确的、高雅的官话”文体的典范。
“和合本”的翻译长达数十年，也足以证明，任何新文体的出现，都是长期“研究和实验”的结果。
三、“和合本”《圣经》与新文学
周作人对“和合本”的评价，足以表现出周氏在学术上的视野与胸怀。在同时代人中，他最早认识到，语言的演化必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少数人振臂一呼的产物：
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道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实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实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
〖ZW（4B〗〖HT6”SS〗〖HT2.〗 〖HT6”〗⑤〖HT6SS〗 [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5-16、15页。]
自从《新青年》发起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数年之内，“文学革命”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但周作人深知，要将新文学的观念落到实地，根本还是要有一批堪为典范的作品。当年欧洲民族语言之所以能够取代拉丁文的位置，原因在于产生了一批以民族语言写作的名作，流传广泛，为民族语文提供了写作的范例，其中就包括以民族语言翻译的《圣经》。这正是他要反复推举“和合本”的原因。虽然，
《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两三年来文学革命的主张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破坏之后应该建设了；但是这一方面成绩几乎没有；这是什么原故呢？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参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微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⑤
周作人对“和合本”的语言必定经过“多少研究与实验”的判断，可以在《圣经》翻译的历史中得到印证。但他关于《圣经》与新文学的关系的猜想，则要复杂得多。现代白话文，用茅盾的说法也即“欧化的白话”〖ZW（6〗[注：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救亡日报》1938年3月9-10日。]，其源流一直是文学界和语言学界争执不休的话题之一，而传教士和汉译《圣经》在其中的影响更加难以厘定。
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和合本”的语言和文体价值有很高期待，但这个译本和他们用“北京官话”进行的其他翻译和写作活动，到底对中国的语言演化和文体革命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问题在教会内部也难以回避，却很难给出一个线索清晰的答案。参与过“和合本”修订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1881-1939），在接受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访问时说：“关于您所问销流广大的官话《圣经》有没有帮助国语被人用作文字媒介的问题，我相信它有……虽然不能说官话《圣经》就是介绍中国新文字的工具。它一定曾在这件事上做过重要的角色。”[注：海思波：《圣经与中华》，陈翼经译，宣道书局1934年版，第7页。]
也的确不断有中国作家谈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郭沫若把《圣经》的翻译与佛经的翻译并提，认为两者均对中国语言文学发生了影响：
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注：郭沫若：《浮士德简论》，载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5页。]
郭沫若没有详细论述自己提出的类比和推断，但沈从文倒是提供了一个汉译《圣经》对中国新文学的直接影响的例证。
沈从文来自偏远的湘西乡下，由一个行伍少年变为著名作家，主要靠自学。1957年，在编纂《沈从文小说选集》时，沈从文提到他学习写作时最重要的两本书是《史记》与《圣经》。他说：“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注：沈从文：《选集题记》，载《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他把自己抒情文学的启蒙教育归功于《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④。
沈从文并不是教徒，他显然只把汉译《圣经》作为文学作品乃至语法书。在小说《冬的空间里》，他就借A先生之口说，“我是把圣经当文法书看的，这东西不坏。”他的作品中的确常常可见《圣经》的影响。
在他早年写的情诗《呈小莎》中，已可见出《圣经》的影响：
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光明跟随在你身边：
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
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
在你后面举十字架的那个人，
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ZW（5〗[注：沈从文：《呈小莎》，转引自[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小说《龙朱》中，他称龙朱为“我的主，我的神”，他描述道：
族长的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的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
这显然是借用了《圣经》“雅歌”中描写所罗门王的一段文字：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4：1
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4：15
我的佳偶阿，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6：4
从巴金、老舍、冰心、庐隐、张资平等现代作家的小说中，也同样能轻而易举地找出与“和合本”非常接近的段落[注：参见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4页。]。这些都是汉译《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确凿证据。
总的来说，“和合本”的语言成就毋庸置疑。尽管在它出版的年代，周氏兄弟乃至胡适等人已经为现代白话文贡献了新的典范，但比起同时期出版的大多数白话文作品（大多带有实验性质），“和合本”的语言更复杂、精确、成熟、优美，因此成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学习的对象，也不足为奇。但即便如此，我们在探讨“和合本”《圣经》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时，仍然会注意到一种强烈反差：这种高度的语言成就很少被讨论和推荐。实际上，在出版之初，除了周作人，“和合本”的成就甚至很少有人提及。
基督教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落感是难以避免的。1940年代，毕业于金陵神学院的朱维之指出，传教士翻译“和合本”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底先驱”，“是最初的‘国语的文学’；并且给新时代青年以新的文学作风，新的文学实质”[注：朱维之：《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一个鸟瞰》，《金陵神学志》1940年12月。]，而其语言成就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是因为“那时一般青年对于基督教还没有认识，没有好感；纵使心里明白这本国语的圣经本是白话文学底先驱，也不肯直接承认”[注：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70-71页。]。
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感到底有没有影响他们对汉译《圣经》的语言贡献的评价？至少在沈从文的故事里没有。很多作品中，沈从文都讥讽过基督教会和教徒，如《绅士的太太》、《若墨医生》、《建设》、《平凡的故事》、《阿丽思中国游记》，等等。他甚至有过更加刺激的评论：“教会的慷慨，拿出一百万或五百万，到中国来办教育，培养成就一些以教会为生活的混账东西就够了，为什么还一定要顾全到这些肮脏的下等人？”[注：沈从文：《建设》，载《沈从文子集》，新月出版社1931年版。]但他对汉译《圣经》的态度显然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中国人因为反感基督教而刻意抹杀了汉译《圣经》在语言上的贡献，亦难以证实。“和合本”的语言与现代白话文都吸收了古代白话文的成分，但都与古代白话文有显著差别，大量欧化和口语成分的使用是古代白话文所没有的（直接描写对话内容的除外）。如果两者的交集仅止于吸收了古代白话，为什么现代白话文中的欧化和口语成分，与“和合本”中的欧化和口语成分会如此接近？“和合本”翻译出版在前（传教士用“北京官话”进行翻译和写作的年代更早），现代白话文的流行在后，两种语言形态却高度类同，这仅是一种巧合吗？
Translating Bible in Mandarin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Wu Chunye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