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赏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诗经赏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桃夭》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让读者眼前自动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

2、“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诗歌鉴赏 情景分析法 情境 高中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139-01

一、情景分析法的概念及其执行步骤

情景分析法运用在诗歌鉴赏中并不多见，这是一个新的需要探讨的领域。情景分析法，别名前景描述法，这种方法就是分析某一主体或是某一主题的所处的宏观环境。应用在诗歌鉴赏上，是对诗歌所处的历史环境、作者处境、诗歌情境等诗歌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来做诗歌的鉴别和赏析，从而理解诗歌、领会诗歌。情景分析法的执行有一定的步骤，一是主题的确定，二是主题所处环境的构造分析，三是对主题关键因素进行鉴别，四是通过联想来预测情境的发展趋势。以上就是情境分析法的步骤，运用在诗歌鉴赏中，也可以将诗歌当作一个主题，按照步骤进行分析，来对诗歌进行鉴赏。

二、情景分析法运用在高中诗歌鉴赏中的意义

情景分析法运用在高中的诗歌鉴赏中，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那么，具体来说，在高中的诗歌鉴赏中运用情景分析法的有哪些好处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其意义之所在。

1、情景分析法有助于读者寻找诗歌的意象

情景分析法的核心就是对主体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在诗歌鉴赏中，对诗歌这一主体而言，意象是诗歌的基础。学生在阅读诗歌时，总感觉游离在外，不能进入诗歌情境。运用情景分析法，从最直观的诗歌语言切入。先认识诗歌的“形”，在有了一定的熟悉和理解的条件下，再来感悟诗歌的“神”。寻找诗歌意象是有“形”进入“神”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一下两步进行：第一，是直面诗歌，不需要对诗歌对深层次的理解，只是亲近诗歌，描绘一下诗歌中所出现的意象，或是诗歌没有明示但学生自己体会到的意象。对诗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体会诗人为我们营造出的氛围。第二，是诗歌中一般会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象征、拟人等是诗歌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学生可以利用情景分析法，分析出蕴含在这些比喻、象征或是拟人后面的真正意象。诗人喜欢虚写，情景分析法就是一种由虚到实得桥梁，学生认识到诗人虚写背后的实体，理解起诗歌就不难了。当然，诗歌如果是一味的追求实指，有时会弄得整首诗歌趣味尽失。这时，只需要读者运用情景分析法的想象精神，来体会诗人虚化的意象，来感受一下那种虚无飘渺的美妙诗歌意象。

2、情景分析法有助于读者感悟诗歌的意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就是说一首诗歌的重心不是其他，而是诗歌的意境。对于高中生鉴赏诗歌来说，只有充分理解和感悟到了诗歌意境，才能感受到诗歌里意与境融合之后的艺术形象，才能把握诗歌的真谛。在贴近了诗歌意境后，根据情景分析法，我们可以反过来重新阅读诗歌，这时读起来将会是另一番风味。诗歌是想象的果实，诗人是通过想象来创作诗歌的，读者想要真正意义上理解诗歌的内涵，就必须跟随诗人的想象，将自己置身于诗人的想象的环境，体会诗人当时的内心情感，从而体会在诗歌中的意境。诗歌是想象的果实，运用情景分析法中联想的方法，来感悟和捕捉诗歌里德意境。进入意境中，去感受那样一种诗人的情怀和感情，从而鉴赏诗歌。

3、情景分析法有助于读者领会诗歌的设计

情景分析法中关于主体所处宏观的分析，运用在诗歌上，可以是对诗歌整体设计的分析。通过分析诗人的布局谋篇，来领会诗人蕴含在诗歌中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述的欲言又止的感情。在诗经中，常用的是“兴”，就是先言他物然后再引起所咏之词。这种诗歌设计在诗经中的频繁应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写诗的行文布置。在这种行文的布置中，我们可以揣摩那个时代人们的表达习惯，从而理解诗人的意图了。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诗歌的想象，同学们可以应用情景分新法，各抒己见。诗歌鉴赏本身就是带有很强主观色彩的文学鉴赏活动。让学生在具体方法的知道下，来对诗歌的审美设计进行分析。了解了诗歌的设计结构，也就了解了诗人的思路流程，同时，就可以对诗歌的深层含义有了认识。诗歌鉴赏思路就会越来越清晰了，对诗歌的理解也会越来越透彻。

三、总结

“文贵隐,诗贵藏”,一首诗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大量的形象要素和情感要素,就要通过其外显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蕴涵深层的潜信息,越是卓越的诗人就越注重其诗歌的内涵,也就是说,越优秀的诗作其内在的潜信息越多且能有机地组合。就诗歌而言,内在信息一般不外两种:形象和情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诗歌中所书写的对象也不外人、事、物、景、情,但因其语言凝练,内容又高度集中,所以,在字面之外隐藏着大量的人、事、物、景(形象)和情(情感),我们称之为潜在信息。诗歌鉴赏是高中语文教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教学中的重难点。长期以来，诗歌鉴赏都是高中生头痛的难题，总希望找到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法应用在诗歌鉴赏上，是这种题目的解决有具体的方法可以依据。现在，我们将情景分析法运用在诗歌鉴赏中，当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拿所有诗歌用情景分析法的步骤套，这显然不符合诗歌鉴赏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但将情景分析法作为诗歌鉴赏的辅助方法，可以解决在一定程度解决高中生对诗歌鉴赏没有头绪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钱威.语文教学艺术导论[M].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

[2]曹明海.语文教学策略论[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

篇3

关键词： 诗歌鉴赏 情景关系 实用角度

中国古典诗歌最讲究意境，意境指文艺作品中客观景物和主观情思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一般由情景关系构成。清人王夫之说：“情境虽有在心在物之分，然情生景，景生情，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所谓情景交融，它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文艺理论，以情景交融构成的意境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成为上乘佳作的重要因素。王国维说：“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情，曰景。”这里的“情”指作者的思想情绪，欲望追求等；“景”指的作者之外的自然景物、事件、活动等。处理好二者关系成为了诗歌意境创造的关键：情与景能浑然天成，则意境生成；情与景格格不入，则毫无意境。

一、古人笔下的情与景

中国古代诗人们的情感特别丰富，凡所见之物，所听之音，所遇之事无不可万般感慨，形之于笔端，造就了浩如烟海的，风格各异的诗歌王国，其所抒之情无所不及。有李太白的不慕权贵、豪放洒脱，杜子美的心忧天下、忧国忧民，亦有陈子昂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陆游、辛弃疾的矢志报国、慷慨愤世，王翰、王昌龄的献身边塞、反对征伐，还有柳永的爱恨难断、情意绵长，李煜、李清照的国难家愁、时光不再，等等。诗歌由于篇幅等各方面的限制，且抒情讲究含蓄蕴藉，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些情感情绪都是通过借助一定的景物来宣泄，中国古典写景抒情诗就形成了一大门类。

为使曲尽其妙，诗人们在诗歌中布置景物时相当讲究，所以今天我们在鉴赏这些诗词时就要特别注意他们设置景物的角度才可能进一步探究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留意作者观察景物的立足点和描写景物的角度，如高、低、俯、仰的变化（“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2）把握和分析作者景物描写的方法，如绘形，绘声，绘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3）理解描写景物的技巧，如虚实结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以动衬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暗对比（“野径人俱黑，江船火独明。”）、以小见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粗笔勾勒和细部描绘相结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含江雪。”）、比兴手法的运用（“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等。（4）语言运用方面，既要学会欣赏像盛唐诗人所描绘的雄浑壮丽的景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又要善于体会诗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捕捉和描慕（“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二、古典诗歌中情与景的组合方式

1.先景后情，触景生情。诗歌先有景后有情，由景及情，情因景生。“景乃诗之媒”，人物一开始心情是比较平静的，由于受到外界景物的刺激，激起感情。作者心中虽有某种情感，但却是隐含的、不显露的，而由于受到当前情景的触动面使之得以激发，引得作者将其表达出来。触景生情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能够唤起情感活动的景，二是创作主体要具备一定的能因景激发出主观感情的心理灵敏感，三是创作主体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因此生成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杜甫《登高》一诗就是典型的触景生情之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登到夔州高处，映入眼帘的是一派苍凉寥廓的秋景，辽阔江天，清猿哀鸣，飞鸟栖止不定，长江滚滚，落木萧萧，这种苍凉的景色触动了他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感情，于是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俱涌心头。

2.先情后景，缘情写景。是情在景先，先有情，后有景，由情及景，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诗人的心情比较激动，并把这种激动的心情渗透到了目光所及景物之上，高兴时看到的一切景物都在高兴，悲哀时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悲哀。如李白《哭晁衡》：“日本晁衡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朋友晁衡的不幸遭遇，使诗人悲痛万分，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看景物，一切景物都染上了他的主观感彩，天宇愁容满面，层层白色愁云笼罩着海上的苍梧山，仿佛也在沉痛地哀悼晁衡的仙去。

3.移情于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1）移情于景，用拟人的手法，赋予景物以人的感情，让它为人事而动情，从而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更浓烈。杜牧《赠别二首》（其二）：“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通过写蜡烛，把离人相对垂泪，终夜不寐的凄哀婉转的别情表达得含蓄、缠绵、别致。（2）“寓情于景”，以景写情或借景抒情。诗人的情感不外露，全都寄托在所写的景物之中，寓情于景，能使诗歌收到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功效。如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首诗句句写景，然而无一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3）情景交融，“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姜斋诗话》）。抽去感情，孤立写景，诗歌就会失去灵性与感染力，从而失去生命。单纯写情，离开了景的烘托，诗歌又会显得突兀、不自然，缺少形象性和含蓄性。惟有心物融合，才能写出意境浑成的佳作。这种方式将感情融汇在自然景物或生活场景中，借对这些景物或场景的描摹刻画抒发感情，是一种间接而含蓄的抒情方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花鸟虫鱼、山石竹木、斜阳古道、溪流沙漠、梧桐浮萍、鸿雁闲鹤、长亭短亭等等，常常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对象，这些景物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景物了，而是承载传递了人们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4.以景衬情，倍增哀乐。诗歌中只要有景语，就一定与作者的情感有关，即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夫之）。一般情况下，是乐景写乐情，哀景写哀情，但也有以乐景写哀情，哀景写乐情的写法。以乐景写哀情或以哀景写乐情，可以起到倍增其哀乐的效果。（1）景、情反衬。景、情反衬是指在诗词中情和景的关系保持反对应，用美好的景物来抒写内心的悲苦之情，而用令人感伤的景致来抒发快乐愉悦的心情。①以哀景写乐情，人的情感往往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一遇哀景，情感便不觉地哀愁起来，以哀景写哀乐情的运用往往能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前三联写塞下艰苦环境条件和紧张战斗生活，尾联却转到写将士奋勇杀敌的豪情，这种豪情正是全诗的中心。这样，我们感受到的，是不畏艰苦、有着钢铁般坚强意志的将士形象。这里所谓的“哀”景，全然不见悲哀，而是用来反衬酣战、壮烈的豪放之情的。再如杜甫《江汉》：“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有老马，不必取长途。”“落日”、“秋风”是一种凄凉的感觉，却比喻了诗人虽处暮年，以老马自喻，表现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老当益壮的情怀。②以乐景写哀情，表面上写的是一种欢乐的场景，而实际上借此来表达一种悲哀、凄楚的情绪。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来写哀情，能到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杜甫《绝句二首》（其二）：“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融融怡人的春光越发衬出诗人归心的殷切，作者迁情于景，景随情变了。美好的景物与人物内心的愁思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以强烈的感染。（2）景、情正衬。景情正衬是指在诗词中情和景的关系保持正对应，用美好的事物来抒写快乐愉悦的心情，而用令人感伤的景致来抒发内心的悲苦之情。①以哀景写哀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诗句的天地惨愁之状，衬托壮士赴死如归的诀别之情。白居易《琵琶行》开头：“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狄花秋瑟瑟。”萧瑟的秋景正是用来增添离别哀愁的。李商隐《无题》有“相见时难别易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之句，选择了一个百花凋零的暮春景色作为分离的背景，必然倍增离恨，所以“别亦难”。②以乐景写乐情。李白《丹阳湖》：“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少女棹轻舟，歌声逐流水。”再现了清风送爽、水天相接、浩瀚无垠的雄奇风光，刻画出鸟飞鱼跃、轻舟摇曳、菱歌悠悠的动人场景，这种清幽闲静的乐景反映的是诗人闲适舒畅、与自然相和谐的快乐之情。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外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5.以景结情，含蓄悠长。所谓以景结情，就是诗的前面大半篇幅用于抒情，最后以写景来收束全诗。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在抒情到紧要处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如戴叔伦《三闾庙》：“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诗的前两句悬空落笔，以慨叹之笔抒情，直将屈子一生的悲愤写得无以复加，再接下去似乎非常不易，高明的诗人别具匠心地写景来收束，后两句全不用意，却让人觉得幽怨不尽，情伤无限，可谓空际传神。

6.以情结景，画龙点睛。所谓“以情结景”就是诗的前面大半篇幅主要用于写景，不言情事，全诗将要结束时，才加一抒情之笔。这种手法的妙处在于，画龙点睛，一笔点活全诗，使诗前半所写之景都变成主观之景，染情之景，引人回味无穷。如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诗的前六句写诗人登谢朓北楼所见的事物，末两句抒发的苦闷，孤独之情让读者品出了前六句中的“秋味”。

情景交融是我国古典诗歌追求的境界，以上所列种种情景方式只是为了便于掌握特征而分列，实际上一首诗往往几种方式兼用，触景生情，融情于景，二者相互生发与渗透，从而达到融合无间的状态，创造出诗歌美好的意境。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文化冲突　实践商谈　爱

《撞车》于二零零六年三月摘得了第七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桂冠。对于一部题材并不新鲜的关于多源文化生存景象描述与反思的电影，导演保罗・哈吉斯以其超强的驾驭能力和深度的文化思考，成就了《撞车》在此一类型电影中的突出地位。影片以来自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肤色但共同在洛杉矶街头求生活者，在三十六小时内所发生的生活域的交错及因此而引起的生活冲撞为视角深度反思现代化语境中同源文化内部以及与异源文化之间的共存问题。由于本片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关涉生存伦理问题，因而借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对理论商谈与实践商谈的区分，将《撞车》所涉及的文化交往问题大体界定为实践商谈即其所谈论与反思的是不同源头的文化“应当”如何有效共存的问题。在保罗的该片中实践商谈的困境与希望通过其镜头语言得到了较好的展现。此也使得影片在问题思索上与西方思想世界保持了共同关切，此或许也是《撞车》最终赢得最佳影片的原因之一。

“实践商谈”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关涉的既有文化体内部的伦理问题，亦有文化体之间的伦理问题。但由于实践商谈对于交往各方有着坚持“说理态度”与培养“说理能力”的基本预设，因而理想性的实践商谈并不容易达成，但实践商谈的基本预设正源自于日常生活的交往结构，所以。“实践商谈”乃是源于生活本身的内在要求。“论辩活动不过是日常交往活动的自觉的、专门的延伸，在论辩活动中被明确地预设和承认的合理交往结构，已经在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被默默地蕴含着了。”设想从交往活动中抽身而出的罗宾逊式的生存是困难的。但。即使日常的交往活动为“实践商谈”提供了基本预设，扭曲的商谈形式却是日常交往活动的常态。

在《撞车》中实践商谈的困境，首先表现在同源文化的内部，而又以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为其主线。其实本片的拍摄背景正是洛杉矶那场因种族歧视而发生的导致55人死亡，2300人受伤，12000人被捕。此外还有1100多座建筑物被烧毁，持续4天的暴乱活动。暴乱的最初起因则是1991年3月3日。四名白人警察疯狂殴打超速行驶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事件。在美国文化中黑人与白人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经过多年来学界与社会的自我反思，此种冲突在理论层面已完全丧失其合法性，但在日常生活之中，种族文化论的影响依然渗透进在此文化圈中生存者的血液之中。影片在开始的叙述中塑造了一位良好的白人警察形象。他公正地履行警察职责，反对搭档的种族歧视行为，并在一群白人警察的枪口下，拯救了宁愿一死也不愿下跪的黑人导演。也许保罗・哈吉斯试图以这样的一位白人警察形象。来展现经过暴乱洗礼后的新的美国种族文化诞生的希望和可能。但即使不提保罗选择白人警察的视角(以白人警察的视角在不经意中暴露了在追求种族文化和解中白人的主动地位，即在交往中“行动诠释”的优位)，在影片的叙事发展中，白人警察终于因为误会枪杀了搭其顺风车的黑人。也充分暴露了种族文化和解的艰难――如何说服自己相信对方从衣袋中掏出的是雕像而非手枪，并将此内化入我们的心灵之中，该是何等的不易。当然理解来自双方的真诚，美国黑人在种族文化的歧视所带来的沉重历史负担，所造成的与白人交往的深度障碍之后，同样面临着主动争取良性商谈可能的时代要求，毕竟和睦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来自各方的积极争取。它不应该只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表达，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锻炼。

保罗・哈吉斯对于同源文化内部实践商谈的困境，在种族文化冲突之外，也选择了不同阶层与不同职业之间的日常交往做为观照的对象。意料之中的是，扭曲的交往形式在在皆是。影片中对白人议员和其妻子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语境中家庭生活困境的折射。白人议员并不爱她那位有着严重种族歧视情结的妻子，但做为政治人物，议员有礼貌地和她的妻子保持着他人眼中的和睦关系。

在妻子跌伤之后。议员的冷漠与平淡，道出了二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或许在一些观影者看来，导演所选择的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代表性的个案，但一旦我们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即可发现因为太多的个人思考，使得日常家庭生活的交往并不如我们起始时所设想的和谐顺畅。同源文化内部的实践商谈的困境的案例在该片中还有很多，但导演并没有将叙述的重点完全放在同源文化的内部交往之上，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体之间的实践商谈日益明晰。并不断改变个体当下生活的时代。

篇5

为确保理解力可能参差不齐的在座诸位理解何为“高古”，邹静之现场念起了剧中西施的咏叹调：“飞来飞去的桑扈鸟啊，请告诉我，我的君王什么时候回?翅膀已接近了天空的桑扈鸟啊，你告诉我，我的君王什么时候回?”以及他对剧中古文“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的邹氏新诗体翻译：“正在用绳索捆着那柴草，天上的三星哪，出得这样早，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让我见到了你?你是那样的你啊，让我可怎么好?”声音悠远富韵律，词虽简单但也不乏新诗与散文混合发酵的诗意与浪漫。见众人疑似意犹未尽，他再次将勾践返国后的沧桑唱词儿奉上(太长见谅，此处省略170字)，念毕呈陶然状，与适才对有人重提他大红大紫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敷衍形成有趣对比。看来真如他自己所言：“卓别林私底下不苟言笑，金凯利还有忧郁症，我骨子里其实有很多悲观的看法，所以我更愿意写内心戏，也更喜欢悲剧。”

那么，美女间谍的故事最终写成了悲剧?邹静之瞟了一下工作人员，下意识地捂嘴：“不让演出前给刨底儿。”又仿佛不甘心地要表明自己的故事最有据可依，“春秋是最讲精神的时代，我写的戏里西施活的就是精气神儿……回国后出现了越后……江苏现在还有个‘沉袋桥’，同一时代的墨子也讲了因果关系，‘西施之沉，其美也’。人们往往知道她的美貌，其实这是个高贵女子，在自己祖国胜利的欢呼声中，被抛弃在了国家的背影里和历史的身后。”――国家英雄再遭遇红颜命薄的结局，看来这场《西施》，是摆出了不泪不归的架势。

当了多年知名的电视剧、话剧编剧，这回让邹静之神魂颠倒的点却是“歌剧”二字，“雷蕾老师听着《晴朗的一天》长大，对旋律的把握超乎寻常，我们相见甚欢。她创作的音乐单就让人遐想无限：西施的咏叹调《请你用手指指向越国》、《春天的鲜花开满伤痛的祖国》、西施与郑旦的重唱《绸缪》、越王勾践的咏叹调《影子之歌》、吴王夫差的咏叹调《啊，美人!》、郑旦的咏叹调《梦一样美妙的生活》，最好听的合唱《水滴滴》是由童声演绎。她拿着我写的词儿给我试唱，感动得要掉泪。”

事业有成的人总是忙着慨叹某个美好儿时梦想的郁郁不得志，邹静之也不例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上歌唱家，这回让我客串我还给傲慢地拒绝了。嘿，我不能唱了就让他们唱我写的词儿……其实是想去但唱不了哇!”被称为“骨灰级歌剧发烧友”的邹静之，号称家中藏碟堪与专业人士匹敌，学了十几年的声乐，从知青队里一路往上唱，后来让写故事的技能给耽搁了，勉强偏安为世间一著名编剧。他同时将郁闷转化为透着失落调调的崇拜，“所有艺术形式的归属是有特指的，歌剧永远归属于作曲家，像普契尼、威尔第、保罗丁、柴可夫斯基……都说莫扎特的《魔笛》，莎士比亚、老舍、的话剧，也永远是斯皮尔伯格、昆汀的电影……《西施》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作曲，编剧只是伸出去的跳板，一个可以翻无数跟头的美妙跳板。”

那西式歌剧的跳板演出能表达东方的感情么?邹静之露出了“年轻人何来此问”的困惑表情：“歌剧可以表达东方的感情了，其实中华民族的很多乐器以及表达方式，伟大就在于它敢于接纳和消化。《西施》这个歌剧就是咀嚼之后再反刍出来的，其实我骨子里是个很旧的人，喜欢古典音乐和古董，但这个新鲜融合我接纳起来很容易，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相通，不过承载形式有差异罢了。”

毕竟是东西方的新式混搭，这版歌剧配《西施》的前景会如何?“我们小时候描述美，比如好看的小女孩儿，用‘迷人’这个词儿，音乐就有迷人的美。《西施》的戏剧冲突非常之强烈，一直顶着，所以咏叹调重要，宣叙调极其重要，而这些都是《西施》的大亮点。听了整个剧的试唱，我非常期待，一点不忐忑。”邹静之露出不多的微笑，像是如释重负般，眼看着从音乐世家里出来的自己，终于长成了儿时希望成为的某类音乐人士，比如歌剧词作者。

庆典中的时光集结号

2009年的10月，话剧舞台不可避免地成为“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先锋小队，其实关于国的庆典，我们难免怀着审美疲劳的幽怨嘀咕一句：哪一回绕开过?能不能去趟意大利的帕尔玛美利坚的百老汇听听友国的主旋律?理解您的叛逆心情，但不妨转念一想：即便看美国国庆大典，您也期待逢着200周年的大场面吧?毕竟那是呈现经典的绝佳时刻。同理，撇开一些花里胡哨的应景之作，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第60年，这个国家总有一些岁月淘金，值得我们看一场戏的时间――比如60年前的北平城、路上的音符图腾，您会好奇吗?拥有一个历史视野往往能让我们走得更远。与此同时，是否也想跳出现实的视野重新打量生活?不妨去听一场莱比锡的音乐演奏，再转过身经历穿越时光的《浮生记》与惊险先锋的《空中花园谋杀案》吧，这一刻，我们得以表情丰富地凌驾于真实生活之上。

大型话剧《北平1949》：

建国的惊险与美好

推荐指数：

一句话推荐：60年前的北平记忆，这座城有故事

将军的选择让这座800年与200万市民免于战火涂炭。冷静观望这位睿智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政治抉择，更能令我们带着倾慕反思：为何爱国?该怎么爱国?剧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力陈“北京为什么不能打”，京都城市建筑史的文化底蕴跃然呈现，老北平赫然眼前，是历史与美学的大补课。

话剧《天籁》：

路上的音符图腾

推荐指数：

一句话推荐：和平年代里百年难遇的天籁之音

在最艰苦的跋涉里，靠什么支撑下去?一部小留声机伴随战湘江、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打了无数场硬仗――即便当下，在每个人迥异的人生里，都期待这样浓烈生动的理想主义。这个音符图腾，统一意志，并引领人们披荆斩棘，它算得上和平年代里百年难遇的天籁――它有它独特的成因和妙处，从靡靡之音中脱颖而出，传世传神。

门德尔松音乐周――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乐团音乐会

推荐指数：

一句话推荐：莫扎特++门德尔松+布鲁克纳

里卡尔多・夏伊的指挥风格热情、明快、生动，且富活跃性和动力感。他曾任波伦亚歌剧院音乐总监，继海丁克之后掌管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10月将带领乐团在中国演奏莫扎特、、门德尔松与布鲁克纳的经典曲目。乐团创办于1743年，以高超演奏水平成为欧洲乐团楷模，多年来以“真享乐，当认真”的有趣追求为乐团座右铭。

小剧场话剧《浮生记》：

时光穿越60年

篇6

一、西湖织锦

西湖织锦与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西湖织锦又从蜀锦的古朴、宋锦的儒雅、云锦的艳丽中吸取精华,将西湖山色的灵秀融于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点,在织锦品种中别具一格,独树一帜。

西湖织锦当以都锦生丝织厂最为突出。都锦生(1898年-1943年),字鲁滨,杭州人。民国八年(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留校任教。在教学实践中,经过潜心研究和反复试验,运用当时先进的丝织技术,结合我国传统织锦工艺,创造性地运用织锦工艺多变的花色和技法,于1921年成功地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西湖风景画――“九溪十八涧”。民国十一年(1922年),都锦生辞去教职,在西湖边的茅家埠家中挂出“都锦生丝织厂”的招牌,设厂织制以西湖风景为题材的风景织锦。1923年,都锦生又创新织出五彩织锦风景画。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都锦生丝织厂生产的唐伯虎《宫妃夜游图》织锦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获得金质奖,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同时,杭州启文、国华、西湖、华盛、锦成、锦艺、景华等丝织厂也纷纷生产,使西湖风景织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都锦生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46岁。都锦生去世后,由于其子女均尚年幼,都夫人宋剑虹迫于生活重担,让其弟宋永基接管工厂。1948年宋永基将工厂从上海迁回了杭州艮山门,只能织造些丝织风景、七丈绉等,艰难地维持着。直到1954年4月,都锦生丝织厂成为杭州第一批公私合营的单位,生产又开始重新走上正轨。

都锦生是中国近代著名民族企业家的代表人物,其高风亮节足以为后世楷模,将永远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敬爱的总理曾三次来厂参观,并指出“都锦生织锦是中国工艺品中的一朵奇葩,是国宝,要保留下去,要后继有人”。

二、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苏堤春晓,“西湖十景”之首。苏堤又名苏公堤,是北宋元五年(1090年),诗人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取葑泥筑成。堤全长2.8公里,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纵贯西湖。堤上建有六座单孔石拱桥,桥名自南而北依次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束)浦、跨虹。杭州人民为纪念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元代又称之为“六桥烟柳”列入钱塘十景。坡曾有诗云:“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

“春时晨光初起,宿雾未散,杂花生树,飞英蘸波,纷披掩映,如列锦铺绣。揽胜者感谓四时皆宜,而春晓为最。”这是前人对堤上风景的描写和赞赏。春天的早晨,薄雾笼罩如烟云缭绕,轻盈缥缈,夹堤垂柳随风摇曳,含苞的春桃如初起新妆的少女。莺啼鸟啭之后,堤上更显得恬静幽雅,故题名“苏堤春晓”。康熙帝题“苏堤春晓”原碑现立于压堤桥旁。

西湖十景之二:曲院风荷

曲院风荷,承苏堤春晓而居西湖十景第二位。原是南宋朝廷开设的酿酒作坊,位于今灵隐路洪春桥附近,濒临当时的西湖湖岸,近岸湖面养殖荷花,每逢夏日,和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南宋诗人王洧有诗赞道:“避暑人归自冷泉,埠头云锦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方买船。”后曲苑逐渐衰芜,湮废。清康熙(1662-1722年)年间,为迎皇帝巡游,恢复昔日名景,特地在苏堤跨虹桥畔的岳湖里引种荷花,并兴建迎熏阁、望月楼等楼台亭廊。岳湖景区保存了清代康熙皇帝题书的“曲院风荷”景碑小院,那块景碑也是仅存的两块康熙西湖十景原碑之一。

迎薰阁是为游人凭高赏景而建造的好去处,登阁远眺,可见“接天碧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风景。清风徐来,荷香阵阵,沁人心脾,化人烦忧。迎薰阁下,设有荷文化陈列室,向人们展示“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以及寄寓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照和道德追求的种种艺文佳作。

曲苑风荷最引人注目的仍是夏日赏荷。公园内大小荷花池中栽培了上百个品种的荷花,其别迷人的要数风荷景区。这里以水面为主,分布着红莲、白莲、重台莲、洒金莲、并蒂莲等等名种荷花,莲叶田田,菡萏妖娆。水面上架设了造型各异的小桥,人从桥上过,如在荷中行,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花人两相恋。明代诗人王瀛在此观赏荷花也有“古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熏得凌波仙子醉,锦裳翠盖万红妆”的佳句传于世。

西湖十景之三: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孤山南麓,濒临外西湖。其实,作为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平湖秋月并无固定景址,从当时以及元、明两朝文人赋咏此景的诗词不难看出,多以泛舟夜湖、舟中赏月的角度抒写,如南宋孙锐诗中有“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之句;明洪瞻祖在诗中写道:“秋舸人登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尘。”留传千古的明万历年间的西湖十景木刻版画中,《平湖秋月》一图也以游客在游船中举头望月为画面主体。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题“平湖秋月”,后人勒石建亭于白堤西端,景名得以固定。

“万顷湖光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是赞誉平湖秋月的佳句。西湖秋月之夜,自古公认为良辰美景,充满了诗情画意。平湖秋月高阁凌波,绮窗俯水,平台宽广,视野开阔,秋夜在此纵目高眺远望,但见皓月当空,湖天一碧,金风送爽,水月相溶,不知今夕何夕。其实美景又何止秋季,何止月夜。清代骆成骧题西湖平湖秋月,“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意为除秋夜临湖赏月之外,在其他季节,无论晴、雨、暮、晓,在这里眺望湖光山色或品茗小憩,都是再好不过了,这幅楹联挂于平湖秋月前。

西湖十景之四:断桥残雪

断桥,原名宝桥,今位于白堤东端。在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它的名气最大。据说,早在唐代,断桥就已建成,时人张《题杭州孤山寺》诗中有“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的诗句,最早用了“断桥”一词。按明代《西湖游览志》所说,断桥是由于孤山来的白堤到此而断才得名。现在的断桥为1914年改建,桥东有“云水光中”榭和“断桥残雪”碑亭。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缠绵悲怆的爱情故事就是从断桥的相会、借伞定情开始的,两人历尽磨难再次在断桥相会时那生离死别的情景,使每位游览断桥的人追思。雪后放晴,登宝石山往南俯瞰,白堤皑皑如链。日出映照,断桥向阳桥面积雪融化露出褐色的桥面一痕,仿佛长长的白链到此中断了,故以“残雪”名之。

西湖十景之五:柳浪闻莺

柳浪闻莺公园,地处西湖东南隅湖岸,占地约二十一公顷。它的前身是南宋御花园聚景园,其范围南起杭州旧城清波门外,北至涌金门下,东倚城垣,西临西湖水面,而且还包括了接近湖岸的若干洲渚如柳洲,水心寺基(小瀛洲前身)等。沿湖绿堤植柳,柳丝垂地,“醉柳”飘动似贵妃醉酒;“狮柳”枝叶繁茂如狮头;“浣纱柳”远眺像少女浣纱,轻风摇扬,如翠浪翻空。春日,黄莺在柳荫中啼鸣,与湖上画舫中的笙歌相应答。“柳浪闻莺”即以此画景致而闻名。

西湖十景之六:花港观鱼

花港,原是西湖的一条港汊,因在花家山下而得名。位于苏堤南段以西,在西里湖与小南湖之间的一块半岛上。南宋理宗(1124-1264年)时,内侍卢允升在此傍山濒湖建别墅,称卢园。园内景物奇秀,并凿池砌石,引湖水蓄养了数十种鱼,成为当时的一处赏鱼胜地,取名花港观鱼。南宋诗人王洧有《花港观鱼》诗云:“断汊惟余旧姓传,倚阑投饵说当年。沙鸥曾见人兴废,近日游人又玉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玄烨驾临西湖,照例题书花港观鱼景目,用石建碑于鱼池畔。后来乾隆下江南游西湖时,又有诗作题刻于碑阴,诗中有句云:“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鱼身鱼嘬花。

今日花港观鱼是一座占地二十余公顷的大型公园,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

西湖十景之七:雷峰夕照

雷峰塔,位于净慈寺前,在西湖南案的南屏山支脉夕照山上,原是一座八面五层的砖塔。在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白素贞曾被法海禁锢在塔下。其实,此塔是五代吴越王钱弘为庆贺妃子黄氏得子,于975年前后所建,俗称黄妃塔,也称西关砖塔。可民间却因该塔建造在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之上,以地命名,世人也就惯称此塔为“雷峰塔”。宋代林和靖《雷峰》诗云,“夕照前村见。”宋末元初尹廷高《雷峰夕照》诗云:“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嚓,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清雍正年间成书的《西湖志》:“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从这些词句中可以看出“雷峰夕照”之名的由来。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西湖南岸一声巨响,雷峰塔突然倒塌。为恢复西湖十景,杭州市政府着手重建雷峰塔,前人描绘的“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宝石如美人”的景色又重现在游人面前。

西湖十景之八:双峰插云

在灵隐路洪春桥畔立有“双峰插云”碑亭。立足亭前沿正南和正西方向远眺,可以望见南高峰和北高峰对峙于群山之中,因两峰“山峰高出云表,时露双尖,望之如插”而得名。早年两峰顶各有一座七层宝塔,雄伟突兀,云烟缭绕,更使人感到变幻莫测,缥缈奇异。“南北高峰巧避人,旋生云雾半腰横。纵然遮得青苍面,玉塔双尖分外明。”南宋山水诗人杨万里用拟人的手法把两峰景色描绘得惟妙惟肖,双塔在此景中的重要地位也显而易见。同志于1960、1961年分别登上南北高峰并作诗云:“登上南高峰,钱塘在眼中;回首望西湖,江山锦绣同。”“西面看天竺,北望有莫干;南对南高峰,东看大平原。西湖在眼底,灵隐在膝前;吴山与玉顶,四面山相连。”

西湖十景之九:南屏晚钟

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曾经画过《南屏晚钟图》。尽管此图远不如他的《清明上河图》那么蜚声画坛,但却被记载于明人《天水冰山录》中。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上怪石耸秀,绿树惬眼。晴天日好,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秀色可餐,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象翩然起舞,缥缈空灵,若即若离。南屏晚钟,在南屏山下的净慈寺,初建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吴越国主钱弘建。据清《西湖志》说,“寺钟初动,山谷皆应,逾时乃息。”是因为南屏山高高隆起如屏障,山中多空穴,故“传声独远,响入云霄。”清康熙帝书寺额“南屏晚钟”后,此景更是遐迩闻名。

西湖十景之十: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以月夜中伫立小瀛洲,远望湖上三塔亭亭玉立,月光、波光交相辉映为趣。明代诗人聂大年有诗云:“纤云扫迹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轮初出海,一湖金水欲熔秋。”正是对这迷人佳景的写照。三潭印月岛又名小瀛洲与湖心亭,阮公墩合称为湖上三岛。全岛连水面在内面积约七公顷,南北有曲桥相通,东西以土堤相连桥堤呈“十”字形交叉,将岛上水面一分为四,水面是环形堤埂。从空中俯瞰,岛上陆地形如一个特大的“田”字,呈现出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水景称胜的特色,在西湖十景中独具一格,为我国江南水上园林的经典之作。

一九八五年经过杭州市民及各地游客积极参与评选,并由专家评选委员会反复斟酌后,确定了新西湖十景,它们是:云栖竹径、满陇桂雨、虎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风、阮墩环碧、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宝石流霞。

篇7

挡不住的诱惑。——佳宝九制陈皮广告

开心果，一嗑就开心，一吃更开心。——某开心果广告

一次品尝，您将成为永久顾客。——某烧鸡店广告

正宗烤鸭，驰名天下。——全聚德烤鸭

维维豆奶，欢乐开怀。——维维豆奶

补钙新观念，吸收是关键。——龙牧壮骨冲剂

让你旺一下。——旺旺广告

人人都爱吃。——乐之饼干

美味带动，情难自控。——营多方便面

统一面，非常面，好吃又地道，非同寻常的好面。——统一牌方便面

福气多多，满意多多。——福满多方便面

食华丰，路路通。——华丰方便面

华龙面，天天见。——华龙方便面

吃就吃义利的。——义利巧克力

不溶在手，只溶在口。——m＆m巧克力

把美味和营养卷起来。——康莱蛋酥卷

“比萨饼买一送一”——比萨饼广告

“孩子，快快长大，来热烤的汉堡包店。”——汉堡包广告

瑞士最佳风味，只给最爱的人。——金帝巧克力

一颗进口，四季甜蜜。——申丰巧克力

安乐瓜耔最得仁（人）心。——安乐瓜耔

每一刻都安乐。——安乐瓜耔

偶然看见我，从此离不开—京海法式面包。——京海法式面包

一臭万年。——王致和臭豆腐

特别的味，给特别的您。——台湾名产顶好凤利酥

赞不绝口。——红宝食品

美味传承，冠益华记。——冠益华记调味食品系列

时代潮流。——荔浦水果罐头

领“鲜”一步。——红梅味素

浓情蜜意，尽在其中。——灵芝蜜

宝宝的成长，离不开—淮莲健儿粉。——淮莲健儿粉

篇8

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以下简称刘):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一直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封):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刘: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朱):

前些时,我到山西参观晋商大院,作为经济史工作者,我们当然知道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并远及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地;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出身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封: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刘: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

封: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

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朱:但是,如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商帮的发展尤其是商帮进行的长途贩运活动,却有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新经济因素出现的进步作用。例如,商业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商业贩运活动,有利于农村副业的发展和城市间的分工;有利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会带动税制、法律、财产权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变化。过去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认为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的观点比较集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

朱: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当然,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一二因素所为,但我想,“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也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刘: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37,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10页)。余英时先生在论及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时,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参见前揭书第213页)。

封: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商”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

刘:徽商的“贾而好儒”,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

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中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经济发展?

朱:无疑,统治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的伦理精神,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商人中形成的商业文化,除遵循商业活动的共同规律如诚信、讲究质量等等外,在成功的或是境界高的商人中,往往还表现出某些特别的特点:如重视对人的信用;在经商中讲究平淡恬和、宠辱不惊的境界,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等。晚清状元张謇下海经商,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名言为信条,讲究个人操守的道德自律,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就是典型的一例。显然,这些行为和文化道德中蕴涵的精神原则,在过去和今天,都是适用的,而且值得提倡。这种精神,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商业道德的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刘:在明清时期的商人书中,我们常常见到那些被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视为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等伦理训条,“诚信”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气质。这些伦理训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量身打造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不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篇9

关键词 循环经济；物质流分析；环境影响；资源生产率；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 F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96-04

我国正在大力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物质流分析（MFA，Material Flow Analysis）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而简洁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例如，日本利用国家物质流结果，从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和最终处置量等3个指标设定制定了到2010年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数量目标[1]。目前世界上的物质流分析（MFA）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次和企业层次。而在城市这一中观层次进行MFA研究的有英国的伦敦、德国西北部港口城市的汉堡、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澳大利亚东北部城市约克角、中国的香港和贵阳等城市做了研究。但总体上在城市这一中观层次上的MFA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本文运用物质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上海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输入进行计算和分析，其结果可以为上海市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1 分析方法

1.1 物质流分析的框架

在物质流分析的理论中, 把社会经济系统看作一个整体, 考察其总体的输入、消耗与输出, 即“社会的新陈代谢”（见图1）。

物质流的系统边界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自然界所开挖的基本物质（原生的未被加工的物质和材料），另一方面是排泄到大自然的物质（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由进口带来，由出口带走，而进出到地质、水文、气象等大自然圈的流动则不考虑。

牲畜的生产、消费发生在经济圈内，因此并不列入投入，而饲养生畜的物质、牧草和进口的饲料则按投入物质处理，用于农地的自然肥作为代谢而加以处置。物质存量变化包括：机械和设备、建筑及基础设施、各种仓库的库存、耐用消费品、现有木材以及被管制的有毒有害垃圾。

隐藏流（Hidden Flow, HF）是指人类为获得有用物质而动用的、没有进入社会经济系统之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也称为生态包袱（EcoRucksack）。例如生产钢铁需要直接投入铁矿石，为了开采铁矿石又必须剥离大量岩石，后者并未直接进入钢铁产品的生产过程，更没有作为商品进入消费过程，故称为隐藏流，亦即生态包袱。隐藏流是经济系统的非直接投入，所以也称为非直接流，但习惯上把国内原料开采对应的隐藏流称为国内隐藏流或者非使用开采量，而把进口对应的隐藏流称为非直接流(Indirect Flow, IF)。

物质流分析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经济―环境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的数量与质量。进入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输入量越大，则废物产生量就越多。本文以“欧盟指导原则(Eurostat guidelines)"确立的框架为基础,并根据区域物质流分析特点及上海市实际，主要对从输入端进入上海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进行研究。

1.2 物质类型划分

根据“欧盟指导原则”, 将本地采掘分为生物量、化石燃料、金属矿物、工业非金属矿物、建筑非金属矿物5种类型。对于中间消耗、进口和出口, 除本地采掘的5 种类型外还包括半成品及制成品, 共6种类型。

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农作物、经济作物和林木的消费量作为生物量，化石燃料由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等3部分组成，金属和工业矿物由金、铜、铝、铅、锌、铁矿石和原盐等物质组成，建筑非金属矿物由对粘土、砂和各种石料的消耗量组成。由于水资源占上海市物质总需求85%以上，且每年的用水量比较平均，故没有计算水资源，这也符合欧盟指导原则。

1.3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区域物质流分析的难点在于物质进出口数据（此处的进口、出口是指上海市域内与中国其他省市物质流通以及与国外各国、地区的贸易, 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同时，由于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中国其他各省市通过上海的港口通往国外的各种物质不包括在计算中。下文如无特殊说明, 进口、出口均用此意)。数据主要取自上海市统计年鉴(1990-2004)、上海市工业能源交通统计年鉴(2002-2004)和文献[2，3]以及对上海市12个委办局等相关部门调研。隐藏流计算数据来自德国、日本和荷兰等国家公布的数据[4，5]。

1.4 指标说明

利用上述资料 ,本文计算了如下 3个衡量经济系统物质消耗的主要指标:

物质总需求（Total Material Requirement ，TMR）=（国内直接物质输入+生态包袱）+（进口直接物质输入+生态包袱）,它是衡量经济―环境系统年度资源消耗总量指标，计入市内物质提取过程中产生的隐藏流和进口物质的隐藏流。隐藏流等于各类直接物质投入乘以相关的隐藏系数。虽然隐藏流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和消费活动，但却成为自然环境的生态包袱，资源利用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物质提取过程中产生的隐藏流数量，因此物质总需求还受到技术水平和物质循环利用状况的影响。

直接物质输入（DMI, Direct Material Inputs）是衡量自然环境对经济―环境系统的直接物质投入，是生产和消费活动直接动用自然界的物质量，它等于国内物质提取量加上进口物质的数量。DMI主要受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直接物质输入（DMI）=物质总需求（TMR）-生态包袱。

资源生产率（RP, Resource Productivity）= 国内生产总值（GDP）/直接物质投入量（DMI）。作为自然资源与经济指标的综合，单位自然物质所产生的GDP 所表征的资源生产率，将是一个度量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相互关联作用的有效指标。“资源生产率"是能综合地表示产业和人们生活中如何有效利用资源的指标。因为天然资源是有限的并且在开采中会产生环境负荷，另外最终会成为废弃物，所以应该用较少的投入量高效地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资源生产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物质总需求与直接物质输入

从变化趋势方面分析，1990-2003年上海市直接物质输入量和物质需求总量均呈递增的趋势。2003年的直接物质输入量和物质总需求分别达到3.47亿t和14.53亿t，分别是1990年的2.96倍和1.84倍，平均年递增分别为0.18亿t和0.51 亿t，平均年增长率为15.12%和6.47%。2001年直接物质输入量和物质总需求达到顶峰，分别为5.21亿t和17.76亿t。由此可见，这期间上海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自然环境的显著退化为代价的,并且这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不断地加剧。

综上所述，上海市正处于保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阶段，同时带来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这也给上海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2 物质总需求成分分析

由物质需求总量的构成成分分析可以看出，上海市的生态包袱所占比例较高，2003年达到62%。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包括交通、房屋、水利等建设工程的挖方量物质是需求总量的第二大贡献者。2003年开挖与疏浚的挖方量占了该年的11%。建筑材料的数量是物质需求总量的第三大贡献者, 2003 年占到该年度物质需求总量的9%。金属矿物是物质需求总量的第四大贡献者。虽然2003年金属矿物只占物质需求总量的4%，但是金属矿物开采量及其生态包袱占物质需求总量的39.7 % , 其中铁的开采量及其生态包袱占该项物质需求量的51.9%。

1990-2003年，上海市的物质需求总量构成基本相似，上海市的生态包袱所占比例较高，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和建筑材料两大物质。由于上海市的物质资源主要靠进口，巨大的生态包袱会给全国其他城市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和建筑材料直接作为上海市的存量直接保留下来，造成上海的净增存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净增存量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测定，净存量增加最好为零，此时物质投入恰等于物质排放。上海市的净增存量增长巨大，说明上海市的经济正在飞速地发展，这就要求上海市在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时，需要从源头考虑物质减量化。

2.3 资源生产率

资源生产率的指标是发展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数值目标之一。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从1990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1990年其资源生产率为551.05元/t，2003年为802.41元/t,平均每年增长19.34元/t,年增长率为3.51%。其中2001年的资源生产率最低，为431.09元/t，2002年达到最高水平，为936.00元/t。与全国的资源生产率相比,历年来上海市稍高一些。1996年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为777.92元/t，而全国的为637.29元/t，是全国的1.22倍。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差距还很大。2000年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为552.55元/t，而同年日本的资源生产率为28万日元/t[1]，按汇率1∶14折算成人民币为20 000元/t,是上海市2000年的36倍。

如果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倍数3的战略，到2020年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应该是2 407.23元/t，与日本的资源生产率水平相差还很大。资源生产率不仅反映了技术水平高低，而且还与技术结构有关。技术进步既有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也有环境保护技术，应该说两者对人类都是有效的创新。但是，在经济建设的初期，技术进步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表现为市场机制更有利于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创新，而对环境保护技术激励不足。上海市在发展循环经济时,应该注意与科技兴市战略相结合,引导科技向提高资源生产率或减物质化方向的创新。

2.4 基于物质输入的环境影响分析

利用对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输入结果，结合环境压力方程（IPAT），可以进一步分析物质输入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压力方程（IPAT）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经过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经过验证可以用来做定量计算。环境压力方程或IPAT公式,如公式1所示：

I=P×A×T[JZ)]（1）

式中：I―即Impact,环境负荷或环境冲击,可以用物质总需求（TMR）表示；P ―即Population,人口；A―即Affluence,富裕程度,可以用人均GDP表示；T―即Technology,技术和制度能力,可以用TMR/GDP表示。

环境压力方程（IPAT）告诉我们，人类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等自然资本的影响主要受到人口增长、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的制约，因此可以根据3个因子的情况和变化具体地判断人类发展对环境的总体影响，这为可持续发展从概念转化为政策提供了基本的途径。在国内，诸大建教授应用环境压力方程（IPAT）于中国的循环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C模式[6]。

以i、p、a、t分别表示I、P、A和T的变化率。由公式1可以计算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影响。在计算时考虑到各项指标的变化率皆很小，所以可用近似的观念以相加的关系代替相乘，即i=p+a+t。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将TMR表示为人口、财富和技术的线性函数，从而找到影响TMR的关键因素（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TMR增长率曲线与TMR/GDP增长率曲线的趋势变化较为相同，所以可以得知上海市的环境冲击变化与TMR/GDP有密切的关系，而与个人财富的增加以及人口的增长关系不大。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进行零阶相关分析，得出两两简单相关系数表明，TMR增长率和TMR/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987 5，显著性概率P=0．000＜0.05,呈现相关关系。而TMR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TMR增长率、TMR/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偏相关分析表明，TMR增长率和TMR/GDP增长率的偏相关系数为1.000 0，显著性概率P=0.000＜0.05,说明剔除变量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后，TMR增长率和TMR/GDP增长率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通过环境冲击影响分析，我们找到影响上海市TMR或者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和制度能力。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其战略应该选择与科技兴市战略相结合，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

3 结 论

本文利用物质流的理论和方法, 首次分析了上海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资源基础。将上海市经济―环境系统的资源消耗特征及其年际变化与中国、日本等国家物质流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1）上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和以一定的环境退化换来的， 2002年上海市的物质总需求是中国的2.26%，上海市的直接物质输入是中国的8.55%，而上海市的GDP只占全国的5.14%。

（2）上海市资源生产率的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说明上海市资源开发粗放,且利用效率低下，揭示了上海市高速经济发展的高额生态环境代价特征。

（3）通过上海市的环境压力影响分析和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上海市的技术结构和制度能力是影响物质总需求变化的关键因素。

在2020年之前，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应该注重输入端的减物质化和加强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以及制度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诸大建,黄晓芬.循环经济的对象―主体―政策模型研究[J].南开学报（社会哲学科学版）,2005，（4）:86～93.[Zhu Dajian, Huang Xiaofen. Building Up a Model for Circular Economy Based On Object, Main Body And Policy[J].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2005，(4):86～93.]

[2] 蒋应时.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报告（200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0.[Jiang Yingshi. Shanghai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Report(2005).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1～50.]

[3] 李良园.上海市循环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40～80.[Li Liangyuan. Research on Circular Economy of Shanghai[M].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2004:40～80.]

[4] Adriaanse A, et al. Resource Flows: The material basis of industrial economies[M].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1997：50～80.

[5] Matthews, E. et al .The Weight of NationsMaterial Outflows from Industrial Economies[M].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0：1～25.

[6] 诸大建,臧漫丹,朱远. C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15(6):8～12.[Zhu Dajian, Zang Mandan, Zhu Yuan. Model C: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5, 15（6）：8～12.]

Material Input Analysis of Shanghai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HUANG Xiaofen ZHU Dajian

(1. Shanghai Economic Institute, Shanghai 200032,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篇10

经函长21.5厘米，宽14.5厘米，高5.3厘米，重374克。牒片长20厘米，宽13厘米，每一张重45-52克。银函和牒片总重1220克。经英国牛津鉴定公司对银函及牒片鉴定，银函是银（62.4%）铜（37.4%）合金，牒片是银（57.6%）铜（42.2%）合金。根据冶金分析，基于观测到的晶间腐蚀结构，腐蚀是长期过程的结果，并不是人为造成。

经函造型、纹饰、造像及文字信息丰富。基于器型，纹饰特征（云纹、连珠纹、嘉陵频迦纹），当为辽代珍贵文物。罗汉形象表现了不同年龄段的特征，各有不同的表情，其手部的雕刻也变化多样，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这些造像明显受到龙门石窟看经寺洞窟罗汉造像的影响。更为难得的是，经函有完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这件经函当是研究辽代金银器纹饰，罗汉造像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难得实物。

一、鎏金银J顶宝函

银函钣金焊接成型。函体长方，J顶。盖与函身以子母口扣合，直腹，平底，盖与函体在背后以铰链相接。函顶錾饰一对嘉陵频迦纹，人首，鼓翅华尾，手持花枝，空隙处填饰绶带云纹为衬。四周围捶揲一周联珠纹方框。其外饰一周绶带云纹。叠涩长边绶带云纹十朵，侧边绶带云纹七朵。函体四面饰缠枝纹。底部中心饰大朵牡丹纹，下托云头纹，四周饰绶带云纹。牡丹花繁叶茂，生机盎然。叶脉花蕊刻纹清晰，叶边缘和花瓣饰碎线纹（图二）。

嘉陵频迦是佛教经典中好音鸟的梵语译音，嘉陵频迦纹在唐代使用比较多，辽人对它表现出了特殊的喜爱之情。辽代的嘉陵频迦纹，体态单一，其特征为人面人身，女性，大型花叶尾，手持乐器或捧侍物，侧身手捧于胸前。这件银函的嘉陵频迦，下托云头纹，其羽翼和花叶尾刻画尤为生动。

辽代的云纹非常有特色。这件藏品的绶带云纹，在辽代使用的最为广泛，流行时间也最长。云头中装饰碎线纹，云头下有二三道横线，如同扎结的绶带。绶带云纹两侧加长或出尖角，是契丹独特的纹饰。联珠纹，最早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随着金银器逐渐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在辽代，联珠纹的使用很广泛，或作边饰，或作栏界。联珠纹在这件银函纹饰上，使平面图案增加立体感，匠心独运。

盖上铆有箱扣，似唐代造型。尾部宽大。箱扣的扣身细长，不能活动而铆死在盖上；箱扣头端卷出圆孔以贯锁舌。函身上铆有一对锁鼻。盖与函身扣合时，箱扣头端圆孔与函身一对锁鼻，成三孔一线，长舌锁的舌头即穿过达到锁定的目的。长舌锁已佚。

二、十八罗汉像

在经函内有，装有银牒十八片。每一张银牒左边錾饰一尊罗汉；四角饰绶带云纹各一朵，云纹两侧长出尖角，云尾拖带两个小卷云纹。这十八尊罗汉，线刻手法生动，姿势表情独富变化；形神兼备，独具变化性及艺术性，实为罗汉像之精品。

自2-3世纪，中国佛教造像初兴；3-4世纪石窟艺术崛起以来，雕塑的题材总是以说法佛像，或交脚弥勒菩萨像等为主尊，而有关“罗汉”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这个时期还是相当少见的。现存年代较早的罗汉像实物，应是甘肃张掖金塔寺石窟西窟，窟内中心柱北面龛上的几尊佛弟子像，有坐姿也有立姿，均顶上光圆。北魏以后，罗汉像创作u多。最有代表性的是侍佛二比丘（迦叶阿难像），在释迦世尊坐像的左右两旁，创作了一老一少的二比丘。

盛唐以后，渐渐有了创作多位罗汉像，成群成列的排在一起，脱离了附属的地位，而且各个罗汉像造形均不同，各尽变化，以表现相异的性格，感情，手法上较前又进入另一阶段。龙门石窟看经寺洞窟的罗汉造像，大约建于盛唐武则天至玄宗时期。虽然造型一律呈立姿，但颜面表情丰富，变化多端，而头面的转向及双眼神情，更是生动活泼。尤其双手的表现法，由合十到结各种不同的法印，由握禅杖到持香炉，持数珠，持如意，持莲花等。

这件经函内的十八尊罗汉像，或坐或站，面部特征刻划各异，有老年、中年、青年，有眉舒目朗似有所语者，有疾首蹙额苦心冥想者，有洗身恭听虔诚作礼者，有扬眉张口若作辩论者，有柱杖回顾有所瞻望者，有翘首仰天遥望晴空者，有以手抚胸沉思不语者等，各具性格，面貌各异。

下面将几尊罗汉以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中出现的顺序，在此分享。

第一至第七尊者为立姿罗汉，与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唐代立姿罗汉群像相比，更为成熟细致。第一尊者，一袭法衣裹住身子，微侧向右前方，手持卷轴经典（图三）。

第三尊者，褒衣博带，微侧向右前方，气宇轩昂，身体前倾，右手捻佛珠，左手手掌朝前，似在激烈辩经（图四）。

第六尊者，微侧向左前方，面目舒朗，手拿大莲花，年青俊逸（图五）。

第八至第十八尊者均为坐姿罗汉，此十一尊坐姿罗汉与五代坐姿罗汉雷同。第八尊者，年龄稍老，微侧向左前方，低首，一袭法衣，偏袒右臂。横眉，右手执拂，左手按膝（图六）。

第十四尊者（图七），年龄稍老，微侧向左，低首。上半身脱法衣，两臂交于膝上，垂掌，作沉思状，其右侧置经典。“两眼方用，双手自寂，用者注经，寂者寄膝。”

第十八尊者，趺坐石上，通肩法衣，俯首作两手持经卷读诵之相。虔诚之相，无用言表（图八）。

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在经函内的银牒十八片右边，共抄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552字。首片抄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城耆^崛山中 与大比丘众及菩萨”。接下来的十六片，每片抄刻四列32字。尾片抄刻“时彼众会天人阿修罗q达婆等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它和《金刚经》一样，在佛界广为流传，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并被认为是600卷《大般若经》的心髓。这部经典最早是由后秦著名法师，译经家鸠摩罗什传入汉地，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由于经文短小精粹，便于持诵，在中国内地和均甚流行。流传最广的汉译本则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历史上的《心经》汉译本共有十一种，重要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两个略本外，还有五个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