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的意思十篇
时间：2023-04-02 04:07:53
郑重的意思篇1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郑培民在日记中一再强调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实际上就是强调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自觉地用和党内的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袭，严以律己，防微杜渐，使自己的言论和行为都符合的要求，使自己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自重--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待人处事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合。领导干部做到自重，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对待权力和使用权力，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能用来谋取私利。郑培民是一个非常自重的人，他视群众尤其是残疾困难群众如亲人，不时送钱送物，不时写信、打电话问候；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经常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人民群众称他为“好朋友”“好兄长”；他面对各种红包礼金能做到“铁石心肠”，一概拒收；他从不利用职权占公家的一点便宜，为亲友提供各种便利，这一切都昭示了郑培民自重的高尚人格。
自省--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风。郑培民从大学读书起就把“吾日三省吾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30多年从不间断，正是由于不断坚持自省，才使得郑培民的道德品质日臻完善。如他在1999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反省了自己，他说：轻信和顾面子，是坚持原则、不被“戴笼子”、不做“老好人”的敌人。而恰是我在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我的弱点。今后要特别注意改进。这和有些“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一贯正确”的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培民养成了自省的习惯，经常反思自己的所言所思所行是不是符合党中央的政治要求？是不是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党内生活的各项准则？一旦发现有所偏离，就立即加以纠正。
自警--经常警示和告诫自己，增强对腐朽思想及腐朽生活方式侵袭的免疫力。郑培民自警有两种情况：另一种是警告自己不要违背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一种是以别人的教训来告诫自己，提醒自己不要重蹈其覆辙。他日记本中的许多话如“严以律己，清白做人”、“大浪淘沙，警钟长鸣”、“‘屁股’上要干净”等等大都含有自警的意思。由于郑培民时时用党的政治要求、政治规范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要求、约束自己，因此在他的思想深处构筑了一条牢固的廉洁自律的防线，增强了对腐朽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的免疫力。
自励--经常激励和鞭策自己，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郑培民强调自励，就是用远大理想、宏伟事业等来激励自己，激励自己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勇往直前，敢于开拓，敢于进取。他以不同于一般干部和老百姓的事业心责任感，在其位，谋其政。为达目的他不畏艰难、锐意进取，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奋发向上。在他看来，为党干事、为人民干事，干得越多越好，越勤越好。
慎独，慎微，慎始，慎终
“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是郑培民经常提及，念念不忘，而且终身践履的修养方法，也是郑培民之所以能够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奋斗，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不断经受各种考验的重要保证。
慎独--谨防自我放纵。郑培民十分注意慎独，尤其注意做到廉洁自律。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注意在“隐”上下功夫。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郑培民都能坚守自己一尘不染的思想阵地，都能自己管住自己，努力在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上做到固本守节，清正廉明。二是注意在“慎”上下功夫。郑培民经常提醒自己：人要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做人，职务越高，越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钱是身外之物，不能成为钱的俘虏，做堂堂正正的人。三是注意在“见贤思齐”上下功夫。如他在看了电影《焦裕禄》后，对“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十分钦佩，并决心向他学习，永远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
慎微--谨防小恶积大恶。小节不保终累大德，这是一个真理。郑培民非常注意在“慎微”上下功夫，注意每一件细小的事情。如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旅差费的活期利息8元多钱，他如数上缴；到党校讲课，他拒收讲课费；工作调离、女儿结婚、父母辞世时不搞吃请；对于老乡或老朋友的礼物，他都付款，等等。正是由于郑培民做到了慎微，他才成为老百姓的知心朋友，他才保持了共产党人的真正本色。
慎始--谨防“第一次”。郑培民时常告诫自己要慎始，慎始实际上是他加强党性修养，保持自身廉洁的关键。把好了“始”，就掌握了主动，就能在各种腐蚀诱惑面前立于不败之地。郑培民认认真真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个“第一次”，其廉政簿和一些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如何“慎始”的细节，正因为不断“慎始”，他才敢说：我从政以来，从未接受过别人的贵重物品；从政以来，从来不愿意、也没有走关系，找门子，保持了人格、情操。
慎终--谨防晚节不保。郑培民重视慎始，更重视慎终，主要做到了三点：一是防止滋生灰暗心理。郑培民从一些领导干部由红变黑的蜕变过程中看到，堕落无不起始于心理失落、失衡、失控。因此，当他即将退出一线时，他认为由于年龄关系，到新的岗位工作，是符合规律的、是公平的，要求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二是防止心力的懈怠。在郑培民看来，人生的历程，有如流水中行船，山丘中跋涉，心志要专一，心力要坚毅，如果松懈，随波逐流，就难逃触礁翻船、失足落崖的厄运。为此，他总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防止革命意志衰退。有的人人老了，功高了，位尊了，于是就背上各种包袱，作茧自缚，自毁其身。郑培民则自觉放下资深的包袱、功高的包袱、位尊的包袱，慎始慎终，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终于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
这些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认真抓了“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向孔繁森等先进典型学习，加强先进典型的示范导向作用；深刻剖析违纪违法的反面典型，以案论纪，总结教训，进行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所有这一切，都对郑培民加强党性修养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三讲”教育对郑培民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把理想信念转化为自己内心的自觉，起到了重要作用。郑培民在日记中还在“三讲”后加上一个“讲团结”，“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就成为郑培民加强党性修养的一种重要方法。
郑培民讲学习，非常注重理论武装。他十分重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要求自己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郑培民讲学习，非常注重学习科学文化及管理等知识。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科学文化及管理知识的书籍、一本本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郑培民讲学习，十分注意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工作中，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经常找同志谈心请教，以熟悉情况，理清思路，适应环境，进入角色，发挥作用。
郑培民讲政治，首先是始终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郑培民之所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问题、办事情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最根本的就是郑培民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定走群众路线。郑培民明确认识到自己和群众的关系是“仆主关系、船水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把群众需要视为第一责任，把群众满意视为第一追求，把群众情绪视为第一信号，把发展经济改变面貌视为第一要事。
郑培民讲正气，在于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为群众谋利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真正做到了“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郑培民讲正气，在于他始终做到廉洁奉公，从不为家属子女而做有损党风建设的事，自觉地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郑培民讲正气，在于他敢于坚持真理，求真务实，立场坚定，刚正不阿，不媚上，不欺下，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挺直腰杆，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按原则办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自觉同一切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言行不一、华而不实的现象作斗争。郑培民讲正气，还在于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保质保量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为己任，经常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
郑重的意思篇2
交税
编剧江克关
时间：近代春天
地点：九牧王服装店
人物：赖三，男，40岁，服装店老板，简称“赖”
郑小芳，女，40岁，国税局税收调查科科长，简称“郑”
小李，男，25岁，国税局干部，简称“李”
（幕启，台上有服装架和服装若干，椅子一把，招牌一块，上书：九牧王服装店）
赖：（一面整理服装，一面哼唱《小芳》）市场经济真热闹，有人哭来有人笑。开起服装专卖店，天天都在进钞票。生意红火好是好，就是光人把钱要。跟你郎们说实话，开业个把月来，接待了十几批要钱的，只有国税的没有来……哎呀我的母妈，说曹操，曹操到，来了两个大盖帽。（郑李上）
李：郑科长，就是这一家。
郑：我们进去看一看。
（赖在看报）
李：老板，老板，报纸都拿倒了，你在看什么报？
赖：（指手画脚装哑巴，意思是，老板不在家）
郑：（看店内服装）小李，叫他写字。
李：（拿出笔和纸）什么意思，你写出来。
赖：（写字）
李：他写了，“老板不在家”，老板不在家？哑巴象哪样作生意呀！
赖：（写字）
李：郑科长，他又写了，“你们改天再来”，怎么办？
郑：（围着赖看）赖三！你狗子长角——装什么佯？
赖：你，你，你是谁？怎么知道我的诨名？
李：原来你们认得？
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赖：你是小、小、小芳？
郑：对头！我就是小芳，装呀，你继续装呀！
赖：不是我装，我一看到收钱的，我就说不到话了。
郑：我看你这个赖三，跟小时侯一个样子。
赖：生成的相，沃成的酱，一生到老不变样。
郑：我问你，交税的日子都过了，你怎么没有去交税呀？
赖：你看我生意不是不好吗。
郑：我听说你的生意不是不好，而是很好。
赖：莫听别个瞎款！
李：我们是通过你的同行调查了的。
赖：哎，小李同志，我来跟你说，你晓不晓得我跟你们郑科长是么关系呀？
李：不晓得。
郑：赖三，还蛮光荣的一件事吧，想说你就说。
赖：我跟你们郑科长是……不好意思说。
李：我们郑科长是个爽快人，说，不要紧。
赖：那我就说了，我们俩是……用一句成语说，就叫青梅竹马……
李：哈哈哈哈，青梅竹马。
赖：用现在的话说呢，她是我初恋情人……
郑：你晓不晓得羞耻？
赖：小学四年级，我跟她写过情书。
李：那么小就知道写情书？
赖：（朗诵）“班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白净有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尺把长。”
李：这不是和那首《小芳》差不多吗？
赖：李春波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出了《小芳》，传遍全国。
李：嘿嘿嘿，有意思，有意思。
郑：你是饿狗子记得千年食。
赖：你收到信后，当天不就给我回信了吗。
郑：好，你把回信念给大家听听。
赖：回信是这样写的：“小小赖三痴不呆，不搞学习心思歪，告诉老师批评你，叫你出丑又卖乖！”
李：后来呢？
赖：敢看，不敢挨了。
郑：故事讲完了吧？
赖：讲完了。
郑：故事精彩吗？
赖：精彩。
郑：那几时交税呢？
赖：哎哎，小李同志，来，我不跟她讲，我跟你讲。
李：你说吧。
赖：请你看在我和你们科长的情份上，给我把税免了算了。
李：好！看在你们小学同学的份上，为你免税——
赖：谢谢，谢谢。
郑：那是不可能的！
赖：老同学，30年不见，我接你们上馆子咪西咪西，怎么样？
郑：你想我们吃了你的嘴软，是吧？
赖：我跟你们一个送一件九牧王名牌服装也可得。
郑：你又想我们得了你的手软，对不对？
李：这赖老板还是个角色呢！
赖：我接你们去潇洒潇洒行不行？
郑：什么是潇洒？
李：就是捶背，洗脚。
郑：怪不得一些人把家都玩拆了的。
赖：我们找个地方推磨去，好不好？
郑：你是不是想故意输钱我们？
赖：那我们去okok总该可以吧？
郑：ok是？
李：就是去唱歌。
郑：你想通过唱《小芳》，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赖：对对对！
李：赖老板好大的赖劲呐！
郑：好啊赖三，你就是象这样拉拢腐蚀我们税务干部的？我跟你讲啊，在我们国税干部面前，你的这一套是，老太婆走迷宫——
赖：怎么讲？
李：没门！
赖：完了完了，别个单位有的人怎么一拉就拢，国税的人是朗不吃我的这一套啊？
郑：赖三，我再问你一遍，什么时候去交税？
赖：今天，明天，后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
李：赖老板，说一个具体时间吧？
赖：这……这……这几天，我走不开。
郑：叫你的父亲帮忙照看一下嘛！
赖：我的老爸他进……衣……
郑：什么？他进医院了？
赖：对对对！他进医院了！他病得不轻啊！（哭）老爸呀，你的命真苦呀！你怎么得这么一个怪病呀！
郑：你哭得这么伤心，他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赖：得的那病叫什么，“怕怕……”“神经”……
李：是不是神经病？
赖：不是，那个病美国的拳王阿里得过。
郑：那是？
李：对了！那叫“帕金森病”。
赖：就是那个怪病，难怪我的老爸一看到神经病来了，就吓得直筛的。他确确实实怕精神病。
李：这个“帕金森病”和那个“怕神经病”不是一回事，这个病是一个外国名字。
郑：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怎么会得外国病呢？
赖：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老爸呀，你得的不叫一个病那！
李：得了这种病，要打开脑壳动手术，才能根治。
赖：我该怎么办哪？哎呀哎呀，我的苦命的老爸呀！
李：郑科长，看来你的同学还是一个孝子。
郑：这这……这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家里既然有伤心事，我们就不打扰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代我去看看你的老爸吧！（递200元钱）
赖：你这是？
郑：谁叫我们同学一场呢。
赖：这这这，叫我怎么好意思呢？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李：赖老板，收下吧！
赖：实话告诉你们吧，这几天，我一听说要交税，我就睡不着，一提起交费，我就得肺气肿。你们说个实话我听一下，你们国税收的那些钱，都搞么什用了？
郑：这你还不明白呀，比方说吧，我国繁荣形势好，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分之心不死，
赖：拉登总想把乱捣！
郑：你说国防建设重不重要？
赖：重要。
郑：建设国防钱从那里来？
赖：哦，税收。
李：祖国强大靠科技，神州五号拔地起，围绕地球搞探测，
赖：帝国主义乌拉稀！
李：你说这高科技要不要钱？
赖：肯定要。
李：钱从那里来？
赖：也是税收，对不对？
郑：西部建设搞开发，长江三峡筑大坝，公路铁路通全国，
李：全靠税收来当家！
赖：哎呀嘿，哎呀嘿！完了，完了，这哪里有没有眼哪？我想找个洞钻进去。
郑：你无地自容了，是吧？
赖：不要说了，我服了你们了。我过去对你们存在误解，在你们面前装聋作哑，装疯卖傻，还跟你搞青梅竹马，温文尔雅，企图把你们往水里拉，差点把你们的饭瓢子砸，我实在该万剐千刀，千刀万剐！
李：赖老板，你明白了就好。
赖：这样搞，明天我就到纳税大厅把今年一年的2000多元税款，全部预储到你们国税的帐上。
郑：好，一言为定，那我们走了。
赖：呃呃呃，郑科长，这200元钱我绝对不能收。
郑：你不是急等着给你的爸爸治病吗？
赖：要了这个钱，我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李：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赖：我老爸不是进医院，而是进衣服去了。
郑：安？
赖：你们看，街那头那个拖一满板车纸箱子的……
李：那好象是别人在搬家。
郑：哎呀，好卖力气呀，春天里就穿的背心短裤子在干咧。
赖：那就是我的老爸在搬货呀！
郑重的意思篇3
郑培民、张思德，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物，前者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后者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通士兵，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共产党员。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革命事业无贵贱，伐薪烧炭一心红。虽言安邦赖股肱，平凡岗位亦建功。”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务实、清廉、勤政是党的好干部郑培民同志的写照。
在湘西工作期间，郑培民同志一上任就问：“哪个村子最穷啊？”随后，他扎根群众之中，千方百计想办法改善人民生活，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抗洪抢险中他作为省委领导，毅然与百姓住“水围子”，不顾自身安危，带领大家顽强战胜了灾难。为官几十年，郑培民同志却两袖清风，爱人每天冒着风雨走路上下班，孩子想搭乘一下他的公车上学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无论是张思德还是郑培民，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的心中都一直想这党和国家的事业，想着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
主席曾写下《为人民服务》的篇章，张思德同志勤恳敬业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做为我们全党工作的指南和宗旨。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精神，要广泛开展学习郑培民同志活动，始终保持我们共产党员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今天，观看了电影《郑培民》《张思德》，自己深刻体会到学习张思德、郑培民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时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
郑重的意思篇4
一、从对时代亲切的感受出发
郑怀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受到人们关注的年轻剧作家，他“从对时代的亲切的真实的内心经历出发”，一经出现就展现出不同凡响的风采。三十年来，他从初出茅庐的青年编剧成为一个始终搏击在戏曲创作潮头的著名剧作家，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戏曲创作潮起潮涌的壮阔局面。1981年，郑怀兴的新编历史剧《新亭泪》创作上演，这部“从对时代的亲切的真实的内心经历”“从现实感受出发”叙写的历史剧，以历史事件“王敦之乱”为背景，由于很好地揭示了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揭示了人物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在特定历史氛围中人物主体精神与个体形式既分离又统一的双重人格建构，反映了封建士大夫既要“兼济”天下，又要“独善”其身的精神特征。这种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心里的深层积淀，在“”刚刚结束后的戏曲舞台上，蕴含着太多的思想和情感内涵，剧作中的主人公周伯仁身上的名士风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该剧一上演，就荣获福建省戏剧调演一等奖，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即曹禺剧作奖前身）。此后不久，郑怀兴连续创作了《魂断鳌头》（1982年）、《晋宫寒月》（1983年）、《鸭子丑小传》（1984年）等作品，这几部作品的问世，在戏剧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新亭泪》的创作演出，成为郑怀兴历史剧创作最重要的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水平。1986年，《新亭泪》《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三部作品同时应邀进京演出，这次的京城之行，郑怀兴得到了“由一个剧团一个剧种同时上演一位剧作家的三部作品并为之举行专题研讨会（的机会），这在我国是个创举”的高度评价，也为郑怀兴在新时期戏曲创作行列中成为优秀剧作家扩大了影响、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舞台，出现了一大批至今仍值得称赞的优秀历史剧作品，特别是福建的剧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戏曲创作潮头最风流的搏击者。这几年，郑怀兴先后又创作了《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蓬山雪》《要离与庆忌》，以及现代戏《阿桂相亲记》等剧，其中《青蛙记》《神马赋》是作者“从一开始就注意于整体意境营造的剧本”，作品用“青蛙”与“神马”作为象征手法，前者对封建伦理观念对人性的折磨和封建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作了深入的洞悉，后者透过神马的象征表达了作者在亦真亦假、如梦如幻的意境中去认识生活，从而走向生活的愿望。《要离与庆忌》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作者在理想信念与现实冲突的矛盾中，塑造了两个坦诚而又受到磨难的心灵，壮怀而又踌躇满志的英雄之气。尽管这几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思辨性和精巧的结构布局以及娴熟的艺术技巧，但人们对这几部作品的关注，似乎远远不如《新亭泪》和《晋宫寒月》。二十多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作品的时候，作者对历史的深刻透视和审美表达所展现出的独特艺术创造才能，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青蛙记》《神马赋》《要离与庆忌》是《新亭泪》雄壮进行曲的继续。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郑怀兴是中国戏曲创作潮头最具有实力的弄潮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戏曲舞台比较“萧条”，好作品不多，这是需要戏剧理论界好好研究的历史现象。这个时期，郑怀兴的创作也是如此，虽然也有历史剧《乾佑山传奇》《王昭君》，现代戏《长街轶事》和小戏《戏巫记》《骆驼店》等，其中《乾佑山传奇》不乏佼佼者，作者将深得人心的大臣寇准晚年附和天书这段不光彩的经历真实而又形象地做了刻画，揭示了历史人物面对一己声名与天下苍生、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艰难选择，以此表现了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但是，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个时期作者对创作总体思考的深度、艺术上的探索和剧作所产生的影响，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愿望。由于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影视文化的强势兴起，郑怀兴一度成为电视剧，电视剧《林则徐》《武夷仙凡界》《左宗堂》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于一个在多重制约下的剧作家来说，郑怀兴将电视剧玩于鼓掌之中，并获得了名利兼得的好收成。尽管如此，郑怀兴对艺术地表现历史生活的思考没有中断，对探寻历史文化语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叩问没有停止。多面手的角色使他获得了更加老道的剧作结构技巧和组织矛盾能力、文辞表达能力及对展现人物复杂的心灵世界的认知能力。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郑怀兴新一轮创作的准备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依然是这个时期戏曲创作潮头矫健的弄潮儿。这些在21世纪10年来的剧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新世纪十年的戏曲创作
迈进21世纪的门槛，郑怀兴步入花甲之年，从一个热血青年到一个成熟剧作家，期间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砺和心路历程。但是，他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减退，正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此生已经安身立命于戏曲，‘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甘为戏曲作吐丝的蚕，燃血的烛！”
“”中郑怀兴的“心灵被生活的苦难和生存的困惑所缠绕”，是戏曲 “唤醒了他青春的热情，带给他一个流连忘返的新天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曾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进行不懈的思索，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对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自己的感情和理想的真实状态进行不断的思考，去追求精神的思辨、解脱和安慰”。正因为此，郑怀兴笔下的历史剧熔铸着对现实的关切，对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精神与现代意识交汇中寻找心灵的答案”，呈现出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意识，把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观照交织在一起，去展现自己独立的艺术思考”。
2001年，郑怀兴先后推出了《寄印》《林默娘》《上官婉儿》三部作品，《寄印》（后改为《寄印传奇》）一剧围绕“清”与“贪”结构戏剧矛盾，以清朝末年子虚县新任县令侯文甫与冷记当铺女老板冷月芳之间的真情与假意的较量，揭示了贪官的狡黠和卑劣。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林默娘》是以神仙妈祖的形象为原型进行创作的，描写林默娘舍己救人的精神品质与她对人间爱情幸福的憧憬与追求，在“神”与“人”，“人”与“神”的冲突中结构戏剧矛盾，作品以悲剧的精神塑造了林默娘的形象，呼唤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回归。相比于前两部作品，《上官婉儿》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描写上官婉儿与武则天之间的君臣关系，揭示了封建文人对于心灵的自由和爱情的渴望，以及在权力主导下内心的煎熬和精神求索的艰难。上官婉儿是一个很多艺术形式都表现过的、人们熟悉的题材，郑怀兴的创作再次向人们展现了他卓越的才华和驾驭历史剧创作的智慧。
2006年，郑怀兴的力作《傅山进京》问世。该剧巧妙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一个难于表现，却又表现得十分准确的历史人物展现了出来，成功地塑造了傅山这个特立独行、傲视权力，具有崇高气节、独立人格的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尤为可贵的是，作品在从现实出发观照历史的时候，让傅山传达出了“不论是退是进，要能益于世、利于民，莫当奴物当正人”的做人真谛。在成功塑造傅山形象的同时，作品还很好地表现了明君康熙睿智、高远的治国理念，以及“为养天下浩然气，且放野鹤返山林”的爱才、惜才的胸怀。揭示了独立人格与权力的冲突，倡导了“合而不同”的和谐与相互尊重的主题。在追求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倡导民族精神和克服民族劣根性上所达到的认识历史的高度，正是该剧思想价值和时代精神所在。人们常说，超越很难，那么，超越自我就更加难。《傅山进京》是作者一次重要的自我超越。
三、超越自我与丢失自我
进入21世纪以来，郑怀兴的创作仍然处在高潮期，但是，与十年前有了重要的变化。
第一，一改《新亭泪》《晋宫寒月》写宫闱之争、权力之争的题材。如果说《新亭泪》中周伯仁是在“醉”与“不醉”的层层推进中，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独特的生命形式及交互表现中展现周伯仁对国家存亡的深深忧患。那么，无论是在《傅山进京》还是《上官婉儿》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郑怀兴的变化，他转身表现文化人艰难的人生轨迹、独特的文化心理、精神状态和被权力制约的痛苦经历，描写文化人的文化坚守和民族精神。我们看到的这种变化，不仅是郑怀兴自己的，这个变化同时给中国戏曲历史剧创作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思考、理念和实践的探索。
第二，放飞自己，获得了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新天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郑怀兴主要是给莆仙戏剧团和演员写戏。莆仙戏仅流行于莆田、仙游及兴化方言有限的流行区，唱腔用本地方言，非常难懂，表演动作受到木偶戏的影响；“兴化腔”有一千多支曲牌，有严格的规范；郑怀兴在“得益于戏曲传统”的同时，也受到新编历史剧厚重的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不相协调的制约，所以，读郑怀兴的剧本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精神享受，但是，要看莆仙戏的演出，对于一个不懂兴化腔的人来说却十分不易。直到1999年创作《王昭君》并得以在武汉汉剧院演出，从此郑怀兴才冲出地域，突破局限，走向更加广阔的创作舞台。近年来，他先后为京剧、越剧、歌仔戏、高甲戏、评剧、晋剧等剧种写戏，丰富的地方戏剧创作经历，使郑怀兴的艺术才华得到更好的展现。
郑重的意思篇5
[关键词]郑鹤声 历史教育 国民政府
郑鹤声，1901-1989，浙江省诸暨县人，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学者，是“南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在历史教育方面，他重视传统文化的重建，史料在教材中的重要作用、近代史的重要作用以及边疆地区的历史教育发展。教科书的修订是根据课程标准进行的，历史课程标准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标准。1929-1949年国民政府共颁布了六次历史课程标准。除1948年的《修订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之外，郑鹤声参与了其它五次，是国民政府时期参与课程标准编写和审定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
而且郑鹤声1929年至1946年间一直任职于编审处，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审工作。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对民国学校历史教育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当属任职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编审、人文组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郑鹤声[1]。
一、郑鹤声的历史教育思想
郑鹤声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者们增加中外国史的比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教授历史应注重本国史之义也”。他认为当今历史教育的目标是“藉过去之教训，觉察其当前之义务，与努力之途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教科书应该特别注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的叙述。[2]1935年他在专著《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3]中指出，鉴于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学校历史教育“旨趣”应注意民族意识的培养，恢复民族自信力。1936年他的专著《中学历史教学法》中，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论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如何鼓吹我们民族的意识，如何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学历史教学是有着“重大的使命的”[4]。
在中西方文化关系上，郑鹤声指出“西洋文化固有其本身之价值，中国固有文化，亦有非欧美所能及者”，“究之往史，中国人固能吸收外来文化，必以中国人之特质为骨干而调和之。”[5]只有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充分发挥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点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一方面须接受外来之文化，同时亦须发扬固有之文化，以资参证。且接受外来文化，必先明了固有文化，取舍利用，使能有所折衷，固不仅在抱残守缺已也。”[6]而历史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益处，已达到弘扬固有文化文化的目的。
同时郑鹤声还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的品德，为未来治世的参考及民族教育的目的。郑鹤声在《中国历史教学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本过去的真实事迹，作为今日问题发生的来源，再检讨那变动的及发展的过程，使能明白现在所发生的问题症结，前车为鉴，求现在治世的参考。”[7]历史内容是劝善惩过的记载，成为砥砺行为的资料。人们从历史的记载中能效法先贤的言行，去恶惩奸，所以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格陶冶情操。
他十分重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当课本的内容不足以充分说明教学内容的时候，他认为应该重视补充教材的编写。“关于课本之编攥，自有部颁之历史课程标准，可资依据”。而补充教材的编纂方法和取材方法与课本基本一致。郑鹤声指出历史课本的取材目标“除本国材料外，更须旁及外国只材料，但当力求切合于国情时势耳。”至于补充教材的编纂也可以依据这个标准“分初中高三级”[8]。
郑鹤声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在《历史教育之任务》一文中引用了陈立夫的话指出自己在历史与现实联系方面的主张，文中说到“吾人须知历史教育之对象，为现在之人，而非过去之人。吾人之目的，应在于使一般现在之人，藉过去之教训，觉察其当前之义务，与努力之途径。”
二
与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热衷于权力纷争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明显加强，确定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即“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复制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9]1929年以后制定的历史课程目标皆强调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主义。即使提倡要“关怀世界”也要首先考虑国情，“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勿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课程标准的制订也逐渐成熟。根据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先后对历史课程标准进行了六次编写和修改，但其主旨思想、框架和内容都没有很大的变化，编写课程标准的人员也没有很大的变动。从1929年到1948年，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历史课程标准的主要编写人员十分稳定，主要有顾颉刚、何炳松、郑鹤声、陈训慈等人[10]。其中顾颉刚参与编写了1929、1940、1941、1948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何炳松为1929、1940年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主要制定者；陈训慈参与编写了1929、1932、1940年的历史课程标准；郑鹤声分别参与编写和修订了1929、1932、1936、1941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但1948年的历史课标由于败退台湾而没有得以实施。所以这四位学者中，只有郑鹤声参与了国民政府所有的颁布并且实施的历史课标的编写和审定。
郑鹤声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一主张充分体现到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标》中。1929年的《高中历史课标》指出“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上，自有其卓特的成就，但各国民族的学术文化，也有为中国所不及而足供我们的采择者”，在坦率地承认我们落后和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及野蛮的同时，也承认了西方列强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史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所以讲习外国史时，富阐发外国的学术思想与其特长的精神以为中国民族观摩效法，截长补短的一助”。1932年、1936年、1940年的《高中历史课标》都重申了这一认识。
郑鹤声重视历史教育实行方法的研究，他认为教学时间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多寡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他认为1932年《高中历史课标》中中外史教学时数各占一半的做法太过呆板。因为从教学内容来看国史要远多于外国史，“而本国史所占时间的分配，应比外国来得多！中学中外历史之时间分配，是不应该太呆板的六六平分，如能采用八比四的分配则比较近于理想。”[11]
郑鹤声十分重视近代史在历史教育中培养民族精神和激发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人读史的态度，一向是崇拜古代而忽视现代的，甚至在现代的学校历史教学上，也往往详于前而略于后。……与其详古而略今，宁愿详今而略古。”[12]1929年《初中历史课标》批评了以往历史教学详古略今的弊病，认为教师应将全部教材，作轻重恰当的支配，务使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教授近代史。“略古详今”这一教科书编写和教学原则在国民政府时期所有历史课标中都有体现。
同时1929年以后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历史教员应在历史教科书基础上，“自当随时补充教材”，对于特殊资料，“应随时自编补充讲义，或节取他书以供应用”。这与郑鹤声重视史料考据的史学观点相同。
三
1928年5月曾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历史教科书的编审首先应该注意国耻部分历史内容的描述，其次要符合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第三是要对的历史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进行重点介绍。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符合之精神、主义和党纲成为历史教科书发展的政治前提。之所以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实是企图通过提倡传统文化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从而维护其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趋严重的国难，学术界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希望从学校教育入手，对学生进行国耻教育和民族危机教育，以挽救民族危机。学术界一致认为学校历史教育应果断改革，积极应对民族危机，发挥学校历史课程在激发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信心、恢复民族自信力上的应有社会价值。从而形成了学校历史教育救国思潮。
郑鹤声对于学校历史教育这一功能的态度，在众多学者中可谓表现的最为坚决、强烈和不遗余力。他指出，国人民族意识消失殆尽，其消失原因虽多，而历史教学之未能尽其功用，实为根本上之原因。所以历史教材的内容应该达到可以“增养一般国民有爱民族爱国家之思想”，“裨益于抗战建国之需要”。教材应该围绕本民族历史上有关民族、疆域、政治、军事和文化这五个方面进行取材。
“叙民族则注重与国内各民族之同化，而说明以汉族为共同化之对象；叙疆域则注重于统一与开拓之事实，而说明吾国疆土之不可分离，并其逐渐发展之过程；叙政治则注重与民治之思想，并说明建国时代之政治，而推动改革旧法之精神；叙军事则注重与民族战争，而关于巩固国防，复兴国家，与扶助弱小者为旨归；叙文化则注重于固有之道德思想、良善之政治制度、与夫有价值之科学知识。”[13]
对于教材中如何分配各类历史，即以何种比例来分配政治史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的问题，郑鹤声在《中学历史教学法》一书中，提出不同的学习阶段政治史和文化史应该各有侧重，即初中历史教科书应多偏重政治史，而以文化史为副，高中历史教科书可偏重文化史，以政治史为副。因为初中学生应先了解历朝治乱的历史事件，再探讨历代相承的文化精神，这样可以使初中生，先取历史的概念，才掌握之乱因果的规律。
关于教科书的文字叙述，郑鹤声评论道：“坊间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不但材料繁冗，文字亦晦深，只求编辑上的便利，而不顾及学生的程度，殊为减少教学效率之重要原因。”而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文字要求，郑鹤声认为，“应采用极浅显通俗者，尤其于初中教科书，更宜注意，使学生都能够自动浏览”，“课本文字的身前，须适合于学生的程度，方有自己阅读的能力。”[14]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文（也叫语文体）因其语言简单，表达通俗易懂，而大受欢迎。1922年我国产生了第一本白话文历史教科书，即吕思勉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但是白话文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到全面普及是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
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当中，郑鹤声是唯一的一个呼吁注重历史边疆教育的学者。他认为要确立中华民族意识，就必须重视边疆历史研究和边疆历史教育。他说，民族意识的确立，非培养国民边疆的观念，不足以御侮；且向来受狭义民族意识影响，以所谓蛮夷戎亟狄等野蛮名辞称呼沿边的民族，故一旦事起，则边防渐失，一受别人的挑拨离间，即生裂痕。鉴于此，郑鹤声认为，“在今日非常时期的教育之下，历史教育的使命，既深且重，而对于边疆的教材，更其不可忽略；而这种边疆的教材，在历史中最主要的，应注意下列三点：（一）边疆的形势与领土的损失和经过；（二）边疆人民生活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的情形；（三）边疆之应如何开殖与发展！”[15]抗战爆发后，他又发表《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一文，指出历史教学对于培育国民国防观念的重要性。
1935年郑鹤声著《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课图书之检讨》[16]以及1944年《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17]分别对清末以来编译事业变迁以及关于教科书的舆论和提案、编审标准、编审经过以及今后编审教课图书应注意的问题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分析。
郑鹤声认为我国学校历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所谓历史教学者是否能达其教学上之目的，则殊成为问题”[18]。1937年郑鹤声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历史教科书不良导向的担忧。他建议应该重新修订中小学历史教材。他认为历史教材中除侧重雪耻复仇救国卫民外，“尤须以忠国、死难、武勇的精神为标的”。所以学校历史教材“应该选择能表达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学内容。这正是国难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19]。
纵观郑鹤声的一生，不管是编写和审定课标，还是在编译馆任职作为一位学者“我以著述献中华”[20]是对他的最确切写照。郑鹤声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重视近代史和传统文化在培养国民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边疆历史教育对于国防的重要并展开研究的学者。这些也是今天的历史教育改革一直都非常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页。
[2]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月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五卷，1941年，正中书局。
[3]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1935年12月版，正中书局。
[4]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四：教材的研究（二）：历史教材的选择问题”，1936年，正中书局。
[5]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册），《民国丛书》第四辑，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8页。
[6]郑鹤声：《史地教育之总目标》，《训练月刊》第五期，1930年，第46页。
[7]郑鹤声：《中国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3页。
[8]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月刊第十一期，第五卷，1940年，正中书局。
[9]申晓云：《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0]杨红波：《他们是谁谁来选择选择谁―论民国时期历史课程标准编写者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1]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
[12]同11
[13]郑鹤声：《选择历史教材的目标（续）》，《教与学》月刊第六期，第四卷，正中书局，1939年。
[14]同13。
[15]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
[16]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审定教课图书之检讨》，《教育杂志》25卷7号，1935年7月。
[17]包遵彭、李定一等：《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七册，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7-55页。
[18]郑鹤声：《我国各级学校历史课程及其教育之沿革》，《教与学》，第十一十二期，第五卷，正中书局，1941年。
[19]郑鹤声：《教育实施的重心问题》，《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
郑重的意思篇6
一、使团内部的规范性传播
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群体意识的强弱对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群体意识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就强，反之则凝聚力弱。而群体意识又包括群体目标、群体规范、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意识，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组织，怎样才能形成很强的群体意识以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形象组织?怎样才能形成一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呢?“群体意识无疑是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郑和使团内部需要进行规范性传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传播情境，有目的地传播有效信息，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
郑和使团下西洋，目的明确，纪律严明。也就是说，郑和使团群体目标具备了，还要有统一的群体规范、强烈的群体感情和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规则，保持组织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统一的群体规范，除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外，还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体成员对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一体化的感情，产生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离不开宗教文化。因为自古以来，宗教在中国一直有较强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凭借共同的形成有效的传播关系，加深感情。从郑和使团内部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围绕规范性传播进行的。
(一)传播目的的规范性
郑和下西洋次数多，历时长，每次下西洋需要近两年时间，航海路途艰险遥远，郑和使团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思想复杂，思想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行为难免有所松弛。从下西洋的实际过程看，郑和使团举行了多次宗教活动，单单瞻礼天妃海神在国内就进行了多次，如每次下西洋前沿途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酬谢天妃等。从传播学方面分析，这些宗教活动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在这些宗教活动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传播气氛，不断强化刺激成员的感官，以致每个成员都能接受内部所传播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群体规范，坚定他们下西洋的意志，最后表现在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下西洋效力。
(二)传播内容的一致性
郑和使团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有的活动有碑文记载，如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时的立碑刻石记载“望灵圣庇佑”闭，郑和印造的《大藏尊经》奉施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以报答“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阿之恩。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兴建天妃宫，立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描述了天妃显灵搭救众人、化险为夷的情景。第七次下西洋在刘家港兴建天妃宫，宫内所刻碑文首推天妃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等等，从这些文字分析，郑和使团在每次宗教活动中都传播了一种“神”的思想。如神灵庇护、神灵相助、神能胜天等宗教思想，在传播内容上体现了一致性。虽然使团成员中大多数对下西洋的目的明确，态度坚定，行为统一，但也有一些成员心存顾虑，尤其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许多成员对远航路途遥远、艰险等方面产生了畏难情绪，对航海能否生还忧心忡忡。如随船医生陈常，“临终但日：‘今不葬身鱼腹矣。’”这是当时使团成员中畏惧心理的典型表现。针对成员中存在的畏难心理，从当时的文化、心理、技术等方面需要出发，郑和在使团内部传播了宗教文化中“神”的思想，借助“神”的力量统一思想，规范言行，使无顾虑者意志更加坚定，有顾虑者解除忧患，对下西洋达成共识。
(三)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郑和使团每次进行宗教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宗教文化传播，从宗教活动的记录分析，除了依靠当时使用得最频繁的有声语言外，还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如体态语言、物质符号、碑文、书籍等多种媒介，在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体现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如在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1407-1430年)间，郑和八次捐钱印造《大藏尊经》，在全国各著名佛寺流通供养，这里用的是文字传播。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前重修天妃庙、新建夭妃官、拜祭天妃神、立碑、刻碑文等，则用了物质符号、有声语言、体态语言、文字等多种媒介。
(四)传播效果的显著性
作为使团带头人的郑和，他是中国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的虔诚信徒，对伊斯兰教、佛教都有信仰，且对天妃海神格外尊崇，他能成为使团内部宗教文化传播的意见领袖，在使团中具有绝对权威性，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因此他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在使团成员中接受程度高。而且使团中的很多成员也有，如翻译马欢、哈
三、蒲和日等也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随从王景弘、侯显、王贵通等人都信仰佛教，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信仰天妃海神。因此，在宗教活动中，郑和与者之间传播机遇多，互动频率高，传播效果好，感情越来越深厚，关系越来越牢固，群体意识也越来越强，组织凝聚力也越来越强。另外，郑和使团中那些虔诚的宗教徒在宗教活动中积极参与，传播中所产生的共鸣强烈，形成的宗教文化传播气氛相当浓厚，对使团中那些有偏离性意见或思想观念动摇者造成了一定的信息压力，那些成员受到一种群体感染，也逐渐消除了偏离性意见，转变了思想观念，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活动，全体成员维持了群体的自我同一性，规范性传播效果实现了，“众愿如斯，咸乐趋事”。
二、在海外的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南亚、西洋一带因宗教不一，经常发生争端，海道不宁，因此郏和使团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规范海外各国友好相处，“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那么，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沿海各国人们自觉遵守这一规范?当然需要在使团与沿海国家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传播必要的文化信息，促成和谐。传播学理论指出，当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由于某些共同感兴趣的信息而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进行有效传播，而且任何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场合与背景中发生的，超时空的传播活动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宗教文化作为传播纽带，开展一些宗教活动，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郑和使团在海外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主要体现如下：(一)传播对象的差异性
郑和使团与沿海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虽然因为宗教文化而形成了传播关系，但是沿海地域复杂，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差异性很大，因此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千差万别，在接受态度、行为、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资料分析，当时的南洋、西洋一带有许多国家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对郑和使团来说，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建立传播关系，较容易凭借共同的宗教文化找到合适的传播对象。而东南亚、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的小国家还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可能采取迷惑或抵制态度。沿海国家有些人民还信仰“鬼教”，此类传播对象对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完全是抵制或排斥的。可见，郑和使团面对的传播对象在宗教文化现状、接受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二)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针对传播对象的差异性，郑和使团只有适当调整传播内容，以求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对历史悠久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稳定，郑和使团就依照当地的风俗开展宗教活动，传播当地人们乐于接受的宗教文化，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接受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宗教文化。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选择佛教或伊斯兰教中让他们较容易接受的内容进行传播，传播内容由浅人深，由少到多。对沿海地区原有的较好的宗教文化，郑和使团则尊重他们，遵从他们的宗教文化，甚至在传播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当地的宗教文化。
如锡兰山崇信佛教历史悠久，郑和使团每次到锡兰山，必须到佛寺进行佛事活动，尤其是第二次下西洋，除了向佛寺布施礼品外，还立石刻碑文，碑文分别用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传播佛教文化。在爪哇，发现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极力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在古里国时，发现当地人民“俗淳厚，尚信义”，既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又敬重象牛，郑和则命令部下切实尊重并接受当地风俗，且用文字记载此事，既传播当地的风俗，也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由此可知，郑和使团在沿海地区传播宗教文化，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适时调整传播内容，注意了传播内容的灵活性。
(三)传播方式的技巧性
郑和使团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讲究传播方法，注意传播的技巧性。当时南洋、西洋一带的许多国家和郑和使团一样，也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那么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有效传播关系，在规范性传播上技巧性要求不高。而对没有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则要讲究传播技巧，要在了解他们的信仰或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感情诉诸或说服教育的方式传播宗教文化，甚至采取恐惧诉求的方式传播，强制受传者接受规范性传播内容，达到规范性传播目的。
据《外国史略》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爪哇时，爪哇土民崇信鬼教，郑和使团曾劝服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据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斯拉默穆利亚纳在《印度——爪哇王朝的覆灭和努山打拉伊斯兰国家的兴起》一书写到：“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山巴斯(西加力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纳菲教派的教义和义务用华语传播伊斯兰教。”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郑和使团采取的传播方式既有说服传播，也有集中传播。而对完全排斥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人们，在进行规范性传播时，郑和使团则采取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如对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尔，第一次到锡兰山，郑和发现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曾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改邪归正，但未成功；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再次要求他改邪归正，而他反而“欲图害使者”，于是郑和使团捉拿了他，并带回中国交与明成祖，且在其亲属中选择了较贤能且能尊佛教的人为锡兰山国王，同时他也被遣送回国。可见，对抵制心很强的传播对象，郑和则采取了说服、强制、感化等多种方式传播宗教文化。
(四)传播效果的有效性
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规范性宗教文化传播，对于统一沿海各国的宗教文化、联络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感情、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至今在南洋、西洋一带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洞、三宝寺等古迹，有些寺庙中还摆有郑和雕像，海外人民把郑和当作神灵敬仰，足以说明郑和使团在文化传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
当时，郑和使团所访问的亚非国家中，许多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的传统，郑和使团中凡信仰伊斯兰教或佛教又懂得当地语言的成员，纷纷以语言为媒介，以伊斯兰教或佛教为信息纽带，和当地老百姓交流，融入到当地的人民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宗教文化，信息量大，既增进了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又能达到规范性传播效果。而且在沿海一些地区相继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集中传播伊斯兰教，这样，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方式由说服传播到感染传播、教育传播，程度越来越深，使得伊斯兰教在南洋各地迅速、广泛传播开来。据资料显示，当时的华侨穆斯林在各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十分积极，一个世纪之后，爪哇终于由华裔穆斯林创建的伊斯兰王国所管辖了。可谓是“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是在宗教史上没有先例的。”至今印尼日惹华文联谊会会长邓国光都说，印尼全国约有9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郑和在印尼传播伊斯兰教的功劳。可见郑和使团传播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大，效果之明显。
除了向海外人民传播佛教和伊斯兰教外，也传播了天妃海神的神力，使得海外人民纷纷来华朝贡或贸易，“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
总之，从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信息的传递呈现接受与反馈的双流向，充分利用当时的传播媒介，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传播了宗教文化，实现了规范性传播效果。
郑重的意思篇7
学习郑培民同志，最根本的就是像他那样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郑培民同志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是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典范。他常说："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他担任领导职务近20年，心系人民群众，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在今后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当前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形势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党员干部更应该多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经营一线，尤其是普通职工群众当中，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努力工作。
学习郑培民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坚定理想和信念。理想是基石，信念是动力。郑培民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是他满腔热情地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强大动力源泉。我们向郑培民同志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就要其不管遇到何风浪，局势有多大变化，都要坚定信念不动摇。就要有不断学习理论，追求真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西方的和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在影响着人们，或多或少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其表现在理想观念淡簿了，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修养与锻炼，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等，一些实用主义东西在思想上有所滋生。通过学习郑培民，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的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抓好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为广大群众做出表率。
学习郑培民同志，就要像他那样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郑培民同志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追求。他说："当官的最高境界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不是享清福"。这朴实无华，实实在在的语言和他自身的行为，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当官、办事。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共产党人，什么叫人民公仆。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谋私利特权，最后走向人民的反面，这些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对照郑培民的先进事迹，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同样存在不小的差距。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如以前，对社会上一些追求享乐、摆阔气、讲排场的不良倾向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思想与我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作为党员干部自己应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与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郑重的意思篇8
关键词：现代主义 现实 象征 玄学
不论是西南联大诗群，还是九叶诗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可谓举足轻重。而同属于两个诗派的诗人郑敏，在长达六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以其对诗歌特有的真诚和对中国文学、文化特有的关怀，不仅保持了奇异的写作活力，还持续创作出了数量可观又高度成熟的作品。从四十年代开始的《诗集1942-1947》，到后的作品《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诗选1979-1999》，她的长达近七十年的写作本身无疑证实了长久的活力是一种生命现象的说法。2004年5月1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上，吴思敬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郑敏先生是汉语诗坛上广为人知的著名诗人。她是诗坛的一个奇迹，她终生从事写作的努力，使得她成为九叶诗人中创作时间最长，也是女性诗人中创作生命最长的诗人，是诗坛的“世纪之树”。要想探询诗人几十年的写作踪迹，对早期诗歌的追本溯源应该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本文就将把眼光重点投向郑敏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结合其诗歌文本，对她早期的文学思想进行深
入探讨。
一、背景介绍
四十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战乱时期，民族的灾难使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一起，这种全民族同仇敌忾、共担国难的热情更唤起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强烈的创作热情和欲望。郑敏所属的九叶诗派就崛起于那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此期间创作出的作品给当时沉寂的文坛鸣出了一串时代的响炮。
郑敏进入西南联大学习的时间正是在这战乱的年月，具体是1939―1948年，在那大师如云、学术氛围极其浓厚的联大校园里，郑敏接触到了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作品，并深受冯至、沈从文、闻一多、卞之琳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言传身教和英美新批评派大师燕卜逊的指导，迅速成长起来的她很快就创作出了第一本诗集，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身为一名女诗人，她以其特有的敏锐、冷静的思维与机巧的笔锋，触碰着那个动乱浑浊的世界。
二、文本中折射出的文学思想
九叶派著名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在其理论著作《论新诗的现代化》一书中明确提出：“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①，他认为：“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②从袁可嘉的理论阐释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诗歌的现代化作出这样的总结：“现实”是诗歌观照的客体；“象征”可以说是诗歌的写作方式；“玄学”自是诗人创作的一种状态或是必备的条件。用郑敏的相近友人袁可嘉现代性的诗学理论来探讨她的诗歌中所蕴涵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想，无疑是可取的。
（一）现实与现代的融合
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现代主义生存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氛围，而现实主义又在逐渐暴露出其“感伤”和“说教”的致命缺憾，一些同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接受过当时西方最先进文化的有志青年们作出了虽无奈却又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机巧地联系起来。他们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个人的内在精神、将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现实主义内容和现代主义精神特质相融。郑敏就是这群青年中的佼佼者。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纷乱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郑敏写出了很多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诗作，如《清道夫》、《人力车夫》、《小漆匠》、《盲者》等，其间对下层百姓命运关注和那种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无一不让人深受感动。在《诗人的贡献》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真诚的诗人正通过现实世界表达自己最内心世界的呼唤，“他只是低首摘食着／胸前的果实，仿佛要／从那口口的苦汁里／寻得一个平衡的世界”。面对在战乱中深处于苦难的“残废者”和“清道夫”们，诗人像《盲者》一样树立了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角度，并没有厉声厉色地抗议、控诉和嘲讽，而是由衷地提出了《战争的希望》，诗人祈祷的这个战后情景不得不令人感动、震撼：“自己和敌人的身体／比邻地卧在地上，／看他们的手臂，压着／肩膀，是何等的无知亲爱／当那明亮的月光照下／他们是微弱地合着眼睛／回到同一个母性的慈怀／再一次变成纯洁的幼稚的小孩。”毋庸置疑，这是一种超出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与单纯的现实主义著作的相别之处。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战乱年代，能写出这样超前诗句，不仅需要有超我的终极关怀、良好的哲学、诗学素养，还需要拥有极大的勇气。这对一个柔弱的女子来说，无疑更是难上加难。
总的来说，郑敏诗歌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上，在九叶派诗歌中较内敛，更善于关注和表现个人的内心，从而更偏向于现代主义。且在具体写法和一些精神内涵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明显的现代主义的痕迹，特别在运用象征手法上，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夸张和变形、隐喻与延留的手法。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在郑敏诗集《诗集：1942―1947》中，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是频繁地使用意象，她的《金黄的稻束》、《寂寞》、《岛》、《树》、《墓园》、《鹰》等诗作无一不是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个丰富多彩、意蕴深远的意象世界。九叶诗派另一个重要诗歌理论家唐认为诗歌必须将人类的感情与深沉的意象、情感与经验、感性与理性恰当地组合，才能创造出振奋人心、明亮鲜活的艺术世界。郑敏本人对中国古代老庄思想所传达出的“天人合一”的意境和被她称为英美象征诗派“爆破手”的庞得的意境理论也都非常推崇，并身体力行，自觉地在自己的诗歌中创作出了很多既寄寓情绪又寄寓哲思的意象。我认为意象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把一组组平板苍白的诗行和平常庸俗的诗思瞬间转化成情景交融、情知合一的图景。
爱情是人类文学历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郑敏的诗歌也不例外。这里重点来谈她的爱情诗：《晚会》一诗中，“我”被象征为是一只从远方归来的“小船”，等待着“海上的晚风”轻轻悄悄地挨近你，来赴一场最自然的约会。“小船”、“晚风”在诗中都有不同的内涵，将原本简单意思在意象的包裹下显得情趣盎然。再引一首因意象的成功运用而轻灵、美丽的小诗《音乐》：
站在月光的阴影里，／我的灵魂是清晨的流水，／音乐从你的窗口流出，／却不知你青春的生命／可也是这样的奔向着我？／但若我们闭上了眼睛，／我们却早已在同一个国度，／同一条河里的鱼儿。
处在爱情中的两个人，纵使是“清晨的流水”和“音乐”般美好，可“阴影”的产生也让不安和怀疑随之出现。但如若用心体会，我们却是身在“同一个国度”、“同一条河里”。可以说，“月光的阴影”、“清晨的流水”、“音乐”、“闭上了”的“眼睛”、“同一条河里的鱼儿”等意象已远远超出了词典中的意思，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生动的内容。意象的叠加运用赋予了这首小诗最为生动、鲜活的生命，这种高层次的美使整首诗准确自然而又耐人寻味。
（三）玄学哲思
玄学、哲学和郑敏诗歌的关系可说亲如兄弟，她甚至写了一本直接题名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的诗歌理论集，可见诗人对哲学与诗歌亲密关系的肯定。此外，早年郑敏在西南联大主修的就是西方哲学，并对中国传统的魏晋玄学和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这样的学习经历促使郑敏成为了一位难得的理性化女诗人，其诗歌能在动乱或和平的六十多年风雨中坚韧不倒，和她表达的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个体命运的普遍关注以及对生命和生存状态的思考是分不开的。玄学哲思在郑敏的诗歌中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品质和素养，是诗人表达个人生命体验和感受的独特方式。《寂寞》的隐喻义既深又广，可以说是个体对生命真谛的探寻或认为是诗人对生命生存状态的一种“去魅”和“显现”。《金黄的稻束》是诗人面对沉默的大地和隐忍的母亲做出的深沉的思考：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大地”和“母亲”在这一刻已经合为一体，在她们“伟大的疲倦”下，升腾起来的是同样伟大的“思想”，坚定、稳固。哲思本身就具有自然、深沉的玄思妙境，在“稻束”、“母亲”、“大地”所隐喻的艰辛与收获的生动画面中，郑敏诗歌中被袁可嘉认为是理解其诗歌“钥匙”的“雕像”感也自然而生，通过这种形象的画面和深邃的哲思，诗人向我们诉说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它是对苦难中国的一种现代性体验。
玄学哲思使郑敏的诗歌既丰富又含蓄。它构成了郑敏现代主义诗学思想中不可替代的部分，让她在最为平常的现实世界中建构初一个个和谐宁静的结构，从中发现生存、生命的哲理和被人类称为是黑暗的无意识世界中的光明。
小结
从郑敏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运用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让我们看到了诗人文学思想中现代主义的气息，使她成为继李金发、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之后创作出极具现代性诗歌的诗人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热情，对诗歌和文学的尊重与真诚，使她成为了一棵常青树，一片永不泛黄的“叶子”。
郑重的意思篇9
1、学习通过重要情节的语言动作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
2、了解在正义与邪恶斗争中鲁达的性格，学习其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分析。
2、从人物描写中分析人物性格特征。
[教学时数]两教时
第一教时
一、预习指导
1、结合课本注释扫除字词障碍，尤其是古今词语的含义的理解。
2、粗读课文至少一次，了解大致情节。
二、导入新课
1、请一学生谈电视剧《水浒传》，创设情境。
2、学生默读“预习提示”。
3、简介《水浒传》及作者。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写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三、解题
1、教师明确
鲁提辖，即鲁达，绰号花和尚鲁智深——正义的一方
镇关西，卖肉的郑屠，恶霸，绰号镇关西——邪恶的一方
解决矛盾的方法————打
2、学生思考：鲁达为什么要打？怎么打法？打的结果如何？
四、复述课文内容，理清故事情节。
1、教师提示：
按时间顺序和故事发展的先后来复述，300字左右：
某一天下午：第二天一早：送走金氏父女后：打死郑屠后：
2、学生独立思考，必要时可以交流意见，教师进行个别指导
3、抽二个较好表达能力的学生回答，其他学生有不同意见可补充
五、划分层次，概括意思。
1、根据复述故事的情况，要求学生给课文分成四个部分，并简要归纳意思。
2、学生独立思考后归纳。
一（1—7）潘家酒楼上，鲁达倾听金老父女的控诉。（开端）
二（8—9）潘家客店里，鲁达亲自保护金老父女逃出虎口。（发展）
三（10—20）郑屠肉铺前，三拳打死镇关西。（高潮）
四（21）奔出南门，亡命出走（结局）
六、分析人物形象。
1、按照以上层次划分的四个阶段，分别找出鲁达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描写的句子，并分析这些句子各体现了鲁达怎样的性格特点。
A、酒楼会友倾听控诉
动作：丢在地上（粗鲁）摸出银子（爽利慷慨）
语言：大骂郑屠（不畏伸张正义嫉恶如仇）说李忠不爽利（豪爽慷慨）
B、客店送行
动作：打店小二（勇武疾恶如仇）
C、拳打郑屠
语言：三次消遣郑屠（有勇有谋）打前骂郑屠（有正义感直爽）
动作：三拳打死镇关西（勇武嫉恶如仇）
D、智走他乡
心理活动和语言：（粗中有细，有勇有谋）
归纳小结：要求学生把以上分析归纳起来，口头总结鲁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七、布置作业
附：板书
一（1－7）潘家酒楼上，鲁达倾听金老父女的控诉。（开端）
二（8－9）潘家客店里，鲁达亲自保护金老父女逃出虎口。（发展）
三（10－20）郑屠肉铺前，三拳打死镇关西。（高潮）
四（21）奔出南门，亡命出走（结局）
鲁达：粗鲁豪爽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粗中有细
第二课时
一、检查复习。
提问：鲁提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者用了哪些描写方法来写他的？
二、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思考：哪些片段最能体现鲁提辖的性格？“消遣郑屠”和“拳打郑屠”
三、学生自读课文10-20段，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1、出示投影片，要求解决以下问题：
⑴分析“三次消遣郑屠”（从鲁提辖的要求、郑屠的反应来分析）
第一次消遣：鲁达拳要求：____，郑屠的反应：_____
第二次消遣：鲁达拳要求：____，郑屠的反应：_____
第三次消遣：鲁达拳要求：____，郑屠的反应：_____
⑵分析“三拳痛打郑屠”（从打前骂、打的位置、打得结果、郑屠的反应、描写角度、比喻的修辞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拳：打前骂：_____；打的位置：____；打得结果：____；比喻：_____；描写角度：第二拳：打前骂：___；打的位置：____；打得结果：____；比喻：_____；描写角度：
第二拳：打前骂：_____；打的位置：____；打得结果：____；比喻:_____；描写角度：
⑶分析店小二的三次反应
第一次：看到_________，店小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次：看到_________，店小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次：看到_________，店小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学生独立思考，必要时可相互研究。
3、全班朗读16-18段，深入体味鲁达的气势。
四、讨论问题：
1、出示投影片，要求先独立思考后分小组讨论解决以下问题：
⑴鲁提辖为什么要三次消遣郑屠？表现了鲁达什么的性格？
⑵写店小二的三次反应有什么作用？这叫什么写法？
参考答案：⑴为了激怒郑屠，使其主动动手，为打找正当借口；乱对方方寸，更容易打倒；反映了鲁达粗中有细、有勇有谋的性格。⑵反衬鲁达气豪胆壮，显示其力量的强大；侧面烘托的写法。
五、教师总结。
六、布置作业
1、课后熟读16-18段。
3、语文指导用书。
板书：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三次消遣：激怒郑屠有勇有谋
鲁提辖
郑重的意思篇10
落落大方的举止，让人如沐春风的话语，常年担任班主任工作的郑老师总是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她善于思考，运用智慧与学生互动、交流。在学生眼中，她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沟通是一门艺术
在教育工作中，班主任设计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师生关系中进行的，师生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作为班主任，郑老师善于运用师生沟通的艺术，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高质量的沟通过程中，使学生受到情绪上的感染、思想上的震撼、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启迪，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果。
郑老师班上有一个文静、可爱的小女孩，五年级刚接班时，她的脸上总洋溢着甜甜的微笑，可不久，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她每天默默地坐在位子上，很少说话，对班级的事漠不关心。直到有一天，郑老师从她奶奶的话语中了解到，父母的离异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心中充满了挫折感。顿时，郑老师心中一种怜爱之情、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郑老师尝试走入她的心灵，和她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让女孩重新找回快乐。郑老师为学习优秀的她争取了一个代表班级参加演讲比赛的名额，当郑老师拍着她的肩膀以示信任和鼓励时，她的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参赛前的日子里，郑老师总寻找时机与她目光相对，微笑着对她点点头或眨眨眼；她上台演讲前，郑老师伸出两根手指冲她做了一个坚定的“V”型手势；她演讲结束时，郑老师又竖起大拇指向她表示祝贺。郑老师相信，这些无声的语言给了她莫大的勇气和鼓励，让她感受到老师的关注，她也为班级捧回了“第一名”的奖状。从此，这个一度情绪失落、内心忧郁的小女孩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有一天，她在日记中写道：“郑老师，是您无声的鼓励唤醒了我的自信，激发了我对班级的热爱，我感觉到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了阳光。”
事实表明，不是只有和学生谈话才叫沟通，无声的语言同样可以发挥沟通的效能，而且往往比有声的语言更便捷、快速、有效。郑老师认为，无声的语言是师生沟通中不可或缺的方式，良好的师生关系也可以在无声的沟通中建立。对学生而言，老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与学生进行沟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说话的语气声调，面部的表情气色，甚至是作业本上的批改痕迹，都在向学生传递一种信息。正确使用这些无声的语言会对学生产生积极暗示作用，使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关注、理解和信任，从而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和行为。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建立彼此接纳、相互理解、心灵共振的关系，班主任策划的教育活动才能使学生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当学生犯错误时，很多教师习惯于采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认为自己的“经验之谈”是拯救孩子的“灵丹妙药”。而郑老师却认为，这种“训话”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潜伏下来，成为师生之间的一道情感障碍。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当你滔滔不绝而孩子沉默不语或点头称是时，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这只不过是孩子想尽快逃脱你的喋喋不休的一种手段罢了。
郑老师班里有个“小叛逆”，从学期开始就给郑老师留下了“顽劣”的印象，他经常和同学发生冲突，面对老师的调解，态度总是非常强硬。他的抵触心理使郑老师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并尝试寻找一把能真正打开他心锁的钥匙。慢慢地，郑老师意识到他需要的不是喋喋不休的教导，而是建立在尊重、信任基础上的倾听。之后，当同学们再次反映这个学生的“恶行”时，郑老师不再采取批评的态度，而是找一个能使人心平气和的环境，听一听他的理由和委屈，听一听他的愿望和要求。终于，这个“小叛逆”逐渐学会了宽容、合作和反思自己。一天，他说出了一句使郑老师倍感惊异的话：“宽容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宽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在师生交往中巧妙地运用倾听的艺术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真实状态，理解学生的内心需要。郑老师的倾听也使学生感受到她的关注与尊重，从而愿意接受她的教育。通过倾听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反思意识，进而培养学生的自信、自尊等重要的心理品质。事实证明，学生是在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学生要在老师的引导下去积极地解决问题。
师生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沟通是一门艺术，是班主任开启学生心灵之门的金钥匙，拥有它，教师才能读懂学生的内心世界，实现高质量沟通，从而获得良好的德育效果。
带着赞美去家访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总是在学生出现问题时才去家访，而那时学生从心里是抵触和惧怕的，家长听到孩子犯了错误也是很气愤的，在这种情况下，家访的效果可想而知。而郑老师则转变角度，带着赞美去家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郑老师班有个男生，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纪律散漫，老师批评他总是顶嘴，认为自己没错，郑老师多次做工作也不见效。后来，郑老师努力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并不失时机地表扬他，在他高兴之余再委婉地道出他的不足。一段时间后他变了，他开始帮助同学、刻苦学习，平时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得到了同学的好评。寒假前，郑老师对他说：“我准备假期到你家去报喜。”他高兴极了。家访过程中，郑老师避免使用“差”字，改用“不太理想”之类的词语代替，以免伤害家长和学生的自尊心。谈了他近段时间的良好表现和大家对他的认可之后，郑老师委婉地告诉家长要给孩子爱护和温暖，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理解、体谅孩子的不足，努力和孩子一起克服困难，家长表示一定大力支持、配合老师的工作。从此，家长的思想转变了，学生也有了自信、热情和学习的动力。
美国心理学家查丝雷尔说：“称赞对鼓励人类灵魂而言，就像阳光一样，没有它就无法成长开花。”“好话人人爱听”，学生都有自尊心和上进心，都希望在同学和老师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都渴望能得到老师的认可和表扬，这是班主任应该明白的基本心理学常识。家访不是为了向家长告状，也不是为了让学生难堪，而是要与家长、学生在家庭这个特殊环境中真心交流和沟通，以达到关心、爱护、转化、教育学生的目的。带着赞美去家访，为后进生的转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用尊重激发学生潜能
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尊重每一个学生，关心、理解每一个学生，用心拥抱每一个学生，用教师的爱心唤起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发展的热情。长期的探索、实践使郑老师深深感悟到：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个体需要，而尊重学生个体需要的实质，就是要把学生当作和自己一样有尊严、有独特个性、有自我情感的生命个体，需要教师最审慎的爱护和尊重。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潜能，学生更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郑老师重视孩子们所具有的各种潜能，她尊重学生个体需要，并善于“扇扇子”，使学生心中小小火种迅速燃烧起来。郑老师认为，只有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激励学生奋发进取，学生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