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相位十篇

王安石在相位篇1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中南海与田中会见时,称赞他说,二战以后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此举颇似宋相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苏修、美帝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访华倍加指责,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访,此又颇似王荆公“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

看得出,这时的主席很看重改革家王安石。

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证明了这位颇似王安石的日相,的确是日本近代以来最卓越的日本首相。

宋相王安石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呢,他对身后千年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在王安石身上会集中着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看法?他称得上是千古第一相吗?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卒后追谥文公。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他还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府去汴京参加进士考试。一举得中,从此王安石步入仕途,开始了他经世致用的一生。

嘉佑二年(1057)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虽然只任一年,但政绩斐然,克服种种阻力,开凿了一条运河。一年后,出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这个职务就是电视剧中的所谓“大宋提刑官”,巡回于江东路辖境之内,考察诸州县的刑狱案件。但这并不是王安石喜爱的职务,任职前后仅有半年时间。

当王安石调回京都出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司长,三司指的是盐铁、度支、户部,这个职务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这时他提交了一个奏本《言事书》,向国家献计,这也标志着他开始整理多年来的思考。但这个长达万言的献策书并没有得到重视。此后,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升至知制诰。

知制诰是天子近臣,工作内容主要是代替皇帝起草诏诰。在这个位子上,王安石的治国思想得到了体现也受到了欣赏,因而他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从这里开始起航。这部分内容,将在本文后半重点评述。此时是治平四年,次年他就越次入对,发起了改革宣言。又过两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至此,他的所有的准备全都齐备,包括多年的思考、基层政府操作实务、中央政府经验,以及个人修养。

此时,王安石已经四十九岁,正是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

王安石在相位篇2

话说回来，如果就外在形象而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位王相爷应该不会太招女生喜欢，因为他常常不修边幅，很不注重自己的“面子工程”，连上朝时都一副邋遢相。有一次最高领导神宗皇帝正在训话呢，竟有一只虱子从王相爷的领口钻出来，爬上他的胡须、腮帮观光旅游了一番，皇上看了也忍俊不禁――这只虱子可获“史上最牛虱子”桂冠，因为它“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但自古以来官员和女人，似乎总是纠缠不休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即便是王安石这样两性关系异常清白的资深“宅男”，也被编排了一些“绯闻”：民间流传的“扒灰”的典故，竟然就起源于王安石。他的一句诗“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本是值夜班时的随意之作，却被人解读为“艳情诗”：瞧这小子，表面装老实，原来却是个“闷骚型”，晚上还在单位怀春想女人。

王安石想不想女人呢？当然会想，但要看他想的是怎样的女人；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样一个不讲卫生的“糟男人”，这样一个眼里似乎只有“变法”的“拗相公”，心里也有一方柔软的角落，盛着他那一段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和浪漫情怀。变法失利后，闲居江宁的王安石有次午睡时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在梦中他为情人深情地赋词一首，醒来后只记得了后半阕：“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王安石大半生为变法而殚精竭虑，为变法而屡遭世人诟病，这一位他心灵深处的“红颜知己”，能给他多少精神的慰藉呢？恐怕更多的还是失落，感到因功名而有负于佳人，这从他的另一首词可见端倪：“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读着这样的词句，强硬而又邋遢的“拗相公”形象，仿佛一下子就让人感到亲切而生动起来，让人体味到他的率性和真情。可见，“想女人”的境界有高低之分，王安石因怀恋旧情而赋词，与当代一些官员为炫耀情史而大记“日记”，不可同日而语。

王安石在相位篇3

吕惠卿、章淳、蔡京、吕嘉问、李定、邓绾、薛向等一批人，都曾因为极力吹捧新法得到王安石的重用。但当王安石失势时，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极尽排挤、陷害王安石之能事，其中以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吕慧卿最甚。

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王安石并不幸运，正直的人与他道不同，而愿意跟着他的人又都是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小人。当下属告诉他，变法政策是多么惠民强国，推行得多么顺利时，他并不知道这钱是怎么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向神宗举荐了吕惠卿，说“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他任命吕惠卿为检详，无论大事小情儿，都要先和吕惠卿商量后才能实行，就连奏章都由吕惠卿，已经把他当成了同舟共济的知己。

后来，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步履维艰，枪打出头鸟，王安石被罢相。他力荐吕惠卿做了参知政事，继续主持变法。吕惠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力量，再也不买王安石的账了，大有翅膀硬了的感觉。而且翻脸不认人，凡是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绝对不放过。

这时的宰相韩降对付不了吕惠卿，就秘密请神宗，恢复王安石的官职。虽然吕惠卿百般阻挠，但是王安石还是复出了。复相后，王安石竟然还能和吕惠卿共事，真有宰相的胸怀啊。但是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把王安石的私人信件呈给皇上，因为信件上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吕惠卿诬陷王安石谋反。就这样，王安石又一次被罢相，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此时，他才算认识了吕惠卿，写下“福建子”（吕惠卿是福建人）这样的字样。

陕西宁州通判邓绾算得上是才子了，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提升，极力奉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不久就被擢升到朝里做官了。有人骂他，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吕惠卿阻挠王安石复相时，邓绾便在一边帮腔，故意说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是不吉利的象征，请求神宗停止变法。等王安石复出后，他又弹劾吕惠卿、章，来取悦王安石。

郑侠才华出众，谈吐不凡，因为热切支持改革，得到王安石的提携。但是，他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王安石于不义。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了旱灾，一连10个月没有下雨，农民没了粮食，到处逃荒要饭。王安石问郑侠河北情况，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了神宗，上面还写着“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并且和神宗说：“旱由安石所致。”神宗看了《流民图》后，忧愁不堪，晚上觉都睡不着，他开始怀疑新法的效果，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还有曾布、杨绘、刘挚，他们都曾经是王安石的超级粉丝，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后来竟争相攻击新法，成了反对王安石的骨干力量。

非执拗不能变法？

关于用人，王安石是颇有见地的，他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但是为什么到实际中，却总看走眼呢？

我想，首先和当时的形势有关。王安石上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他的变法，这当中有司马光，有欧阳修……逼得王安石不得不启用新人。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每一个赞同他的人，都会被他视为救命稻草。当他的眼里只有变法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到下属对变法的态度和才能，而忽视了人品。

另外一点，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了。王安石特别执拗，认死理儿，属于一条道跑到黑的那种人。

传说，有一次，王安石和同事司马光一起去他们领导――群牧使家里做客，赏花饮酒。司马光向来不喜欢喝酒，但是领导劝酒时，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欢喝酒，但是不管领导怎么劝，他始终滴酒不沾。这么不给领导面子，往后还怎么混啊！

他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同意自己的人，是好人，反对自己的人，是坏人，他的眼里只有黑白两种绝对的色彩。这种自信是伟大的，可一旦犯了错误，带来的恶果也是成倍增加的。

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吕惠卿虽然博学，但是心术不正，现在对你千依百顺，但是你一旦失势，他一定会出卖你的。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所以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是在挑拨离间，很反感司马光。

有一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吕惠卿密谈，他的弟弟王安国就在窗外吹箫，吵得他们没法谈话。王安石非常生气，推开门，对着弟弟大声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义正严辞地说：“远此佞人如何？”可惜，王安石并没有理解弟弟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在相位篇4

王安石变法的特殊气质

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气质。

第一，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1069年），北宋王朝立国整整110年，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遭遇到不能回避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表象”是国家财政趋于崩溃。《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变法至少外因已经成熟。顺便说一句，“穷”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走投无路（“穷”的反义词是“达”）。由此推论，王安石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第二，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气息。变法的中心人物都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人，王安石是经学大师、文坛领袖；司马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余如苏东坡兄弟、程颢、张载、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观念成熟、词锋犀利、操守严谨，有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因此王安石变法是被讨论最深切的，如果“真理越辩越明”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一场“真理大讨论”。

第三，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进程，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强硬逻辑：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这种逻辑以及其实现的路径让人难以忽视。

第四，变法领袖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个人道德操守都没有问题，这就排除了因私利或个人恩怨推行变法或反对变法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如果私心暗中作怪，那么他们的言论就是二元分裂的，就当不得真。

第五，王安石变法中的人事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变法领导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二是变法执行层（各级官吏），三是广大老百姓。王安石变法使我相信剥离人事问题来谈组织变革是狭隘的、简陋的，“法”作为“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与人事密不可分。

越演越烈的北宋财政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北宋财政越来越困难，这让宋神宗非常烦恼。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宋神宗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辙30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文彦博62岁。

变法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从这一段话看，当时财政困乏非常严重，而宋神宗没有主张，能想到的办法只是“节流”。隔了一个月，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用的是什么治道？”此一问，可以看出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接手的北宋这一大摊子，在列祖列宗手上大体承平，宋神宗有点担心自己顶不住了。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承平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对于财政问题，王安石说：“本朝财政管理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也就是说光靠节流是不行的，必须开源，开源的办法就是立刻实施财经改革。至于如何进行财经改革，王安石认为国家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我王安石一变法，就会迎刃而解。

北宋的财政问题是积年顽症。苏辙在奏书中说：“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30％；绢帛，102％；粮，80％；草，80％。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西夏抗衡，已深陷军备竞赛的泥淖。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与王安石不同。约在王安石变法前八年（1061年），司马光在奏疏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而当时的弊端是“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统一评职称、加工资。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宋神宗经常召见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司马光一定会趁机向宋神宗传达自己的理念。以至于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宋神宗这样问，显然能看出他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就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做出抉择。就司马光来说，王安石变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紧迫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100多年的繁洐，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少，享受待遇的多；军队则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次扭曲变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即使变法的目的再好，但变法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衷加以扭曲。司马光的预见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对人事复杂性的担忧使司马光对任何激进的改革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北宋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屋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屋子就要倒了。

谁敢说司马光的担忧不是基于真知灼见呢？事实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程度不同的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元老大臣富弼对宋神宗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有所渔利。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

从理念之争到人事之争的全面堕落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跟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王安石更有意思，他个人的卫生习惯一塌糊涂，基本上达到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的程度。

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真知灼见，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警觉。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的支持。当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各方反对变法的人施以无情的打击。《宋史》记载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的想法现在跟不上形势，王安石全都加以排斥。弄到后来，不要说民间，就是帝国中枢的朝廷，根本就没能统一思想，而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更糟糕的还有改革派内部也纷争不休。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组合也非常特别。王安石有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王安石如此个性，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没有想法。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

如果王安石仅仅是一个文人，或者仅仅是一个经学家，孤傲一点、个性强一点，甚至怪僻一点，都无伤大雅；问题是王安石现在是宰相，是变法的实际领导者，他理应做到群策群力，但现在他很孤独，只能在内信用自己的儿子王雱为“谋主”，在外信用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做“执行”。

王雱聪明有才，《宋史》上说“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他曾经放出话来：“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可惜王雱死得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吕惠卿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大将，比王安石小11岁，王安石对他非常欣赏，提拔他，重用他。当时朝野许多人吹捧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颜回）。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惠卿最终把“自愿请贷”改为“强制发放”，而且有硬性指标，老百姓不想贷也不行，最后必然是“上下骚动”。另外，吕惠卿的个人操守也大有问题，他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发展到后来“凡可以害王安石者无不为”、“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原因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吕惠卿个人欲望大发作，在他看来，仕途和权力比变法重要得多，这就不能不使变法走向人事纷争的漩涡。

王安石既然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最终也就不能光大他的事业。事实上，朝廷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不惜以命抗争。反对王安石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可以，但做宰相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做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其为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推翻的“牛”劲来说，也不是“顺四时，理阴阳”的宰相气度。

王安石变法很快进入了沼泽地。王安石在变法的第六年罢了相。第七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十年之后，终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漫长的“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神宗的皇太后）任用司马光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糊味。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纷争的时间长了，方方面面开始集体堕落，堕落的标志就是从理念之争转向人事之争。一到人事之争这个层次，就把君子、小人的标签到处乱贴，渐至无所不为，最后让参战各方差不多全部堕落为真正的小人。

王安石变法后57年（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城破，宋徽宗成了金帝国的俘虏。那个时候，就不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了，金兵围开封，城中粮荒，一只老鼠也价值数百钱。第二年，宋徽宗及其皇族及其后宫嫔妃共3000多人被金兵押往遥远的东北黄龙府。北宋成了南宋，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作为南宋政府，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巨变找到一种说辞，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安石头上。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流毒四海”、“祸乱极矣”，又说王安石“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要把王安石打入十八层地狱，要把北宋灭亡的帐算到王安石头上。种种身后事，恐怕是王安石当初始料未及的。

中国式组织创新的四项原则

1、 只有法家人物才有可能担当变法的领导者

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是儒家人物。儒家学说重在“守成”，而不是“开创”。事实上，儒家人物坚定地相信，只有遥远的尧、舜、禹、文王、周公的时代才是理想社会，儒家的使命（以及儒家占主导地位之后的国家使命）不过是回到从前。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因此不管具体领导变法的儒家人物道德如何高尚，用心如何纯良，但企图变法成功一律是缘木求鱼，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儒家人物领导变法最终成功的案例。灭了西汉的新朝皇帝王莽是个儒生，在新朝短短的15年时间里大肆改革，但看上去更像是一出闹剧。

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有一个特别的思想源泉，就是法家。法家在组织管理和变革中一直处于担当大任的主体地位，变法的光荣都属于法家人物，比如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管仲、奠定秦统一中国基石的商鞅。法家既有一流的政治家，也有一流的理论家。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强调“法、术、势”综合运用。在韩非以前，“重法”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用术”的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重势”则以慎到为代表。韩非加以融合，廓清三者的结构，以法为本，“抱法”、“处势”、“用术”三者融为一体，建立起法家学说的精密体系。因此，只有法家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为大规模的组织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变法需要霹雳手段，需要不计个人安危的勇猛精进，这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都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没有“法家”这样的专门名词，但谁敢说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不是一个法家人物呢。

2、 变法涉及到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制度

把“人”和“法”隔裂开来只能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假设。制度的确立和变革其地板和开花板都是人。当准备实施大规模的组织变革时，如果对变法领导层、变法执行层、变法民众层的个性、人性拿捏不准，这种变法最大的可能只是对组织的扰动，比不变法还要坏。如果撇开王安石、宋神宗、司马光的个性、阅历、学养、价值观念来谈王安石变法，比如用一种纯经济分析的视角、或者阶级斗争的视角，都会极大地偏离历史真相。

通用的杰克·韦尔奇有一个著名的“数一数二原则”，据说下属向韦尔奇提请重大项目时，韦尔奇一定要面谈，而且面谈的时候一定要凝视对方的眼睛，如果对方的眼睛中不能闪现出激情、野性的光芒，最好的方案也通不过。在王安石变法的案例中，从年龄、学识、政治经验来说，变法的最高领导人宋神宗事实上属于弱势群体，他“看”不透王安石、司马光，当然更加“看”不透儒家与法家的本质分野。

3、 变法不是克隆标杆组织的制度

变法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现实感”。别人穿着得体的衣服，不一定适合你。不能为了清晰地把握一种形势、一种状态、一个过程、一个人就人为地加以“简单化”。简单化是一种暴力，因为它扼杀了组织个性，最终也扼杀了变法真相。

有许多组织用标杆法引领变革。标杆法源于一种“不恰当”的横向对比，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组织纵向演进的线索。标杆法过分地关注别人，往往缺乏一种内生的逻辑和动力。如果没有内生逻辑和动力的呼应，虽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标杆法引领的变革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在中国智慧中，反对过分关注竞争对手有一个极端的说法——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典出《庄子》，值得引述如下：

据传，周宣王爱好斗鸡，有名的斗鸡专家纪子受命饲养斗鸡。十天后，宣王问：“训练好了吗？”纪子说：“还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又过了十天，宣王又问，纪子说：“还不行，心神还相当活跃，火气还没有消退。”再过十天，宣王有点等不及了。纪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安定了，虽然别的鸡叫，它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论遇见什么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像木鸡一样，只有这样才算训练到家了。”宣王前去察看斗鸡，果然不为外界的光亮、声音所动，可是它的精神凝聚在内，别的斗鸡不敢应战，看见它就走开了。

从这种观念出发，专讲军事斗争的《孙子兵法》也就有可能为人诟病，比如唐甄在《潜书》中说：“《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是的，对组织管理和变革来说，“养体”是第一位的，“除疾”以向标杆靠拢只能居于从属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是一句广告辞，但我还是非常欣赏埃森哲的口号：“超越自我51%，超越对手49%”。

4、 变法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壁虎形组织”

壁虎型组织是我设想的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打一个比方，假如组织都是顺着一堵垂直的墙往上爬，在爬的过程中，免不了风吹草动，甚至狂风大作，某些组织就会跌落下来，哪怕它已经爬到相当的高度；而另一类组织则像壁虎一样，壁虎的脚上有吸盘，吸盘提供了壁虎和墙壁之间的“粘性”，因此壁虎型组织就不容易滑落，即使滑落，也不会垂直下降，壁虎有能力止住下滑的步履。吴晓波《大败局》中的组织都不是壁虎型组织，而看可口可乐、索尼的企业史，它们却能在巨大的风浪中继续攀爬，虽然也有脚步打滑的时候。

按中国历史语汇，组织粘性最终来源于“教化与风俗”，现在的管理学语汇则模糊的称之为“文化”。教化与风俗有种种表征，现在的管理学家要去看麦当劳的卫生间，中国古代儒家到一个诸侯国调研的时候则关注“礼乐”（礼仪和音乐）。孟子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的比喻很有力量，风吹过草原，草当然低头哈腰。不过，在一个组织中，很多时候小人之德才是“风”，潜规则会像地火一样迅速蔓延，新进员工虽然进门的时候像根洁白的“葱”，可要不了几天，身上就沾满了黑乎乎的“酱”。

王安石在相位篇5

关键词：王安石 朱熹 评论

王安石，又称王荆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然而至今文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褒贬不一，如《宋史》说他“强辩背理”[1]“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2]，而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王安石列居嘉v四友，“目睛如龙”[3]，公正廉明。此外，许多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只侧重一个方面，有的人只评价他的诗文，如《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4]，刘克庄云：“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极于高古”;有的人只评价他的书法，《墨庄漫录》云：“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5]，还有更多的人评价的只有他的变法。这些都是从单方面来鉴定王安石，那么就全面观之，王安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朱熹为我们做出了展示。

《三朝名臣言行录》与《五朝名臣言行录》共同组成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又称《朱子名臣言行录》，三朝为宋神宗朝、宋哲宗朝和宋徽宗朝。既然是言行录，自然是辑录他书而成，包括《温公语录》《涑水纪闻》《郑介夫言行录》《邵氏闻见录》《龟山语录》，等等。但它首尾完整、毁誉俱录，所以在众多言行录中脱颖而出。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辑录了丞相荆国王文公生平事迹，完整具体、全面客观，刻画出了朱熹眼中的王安石形象。

在朱熹眼中，王安石有很多优点。首先他是有才的，王安石在宋仁宗庆历二年登进士甲科，“有名于时”，进入仕途，历仕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更在神宗朝两度为相。朱熹摘引《温公琐语》这样赞赏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贽及程氏有美者，一读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服其精妙。”[6]可见朱熹对王安石文才的欣赏。其次，王安石家庭责任感强烈，朱熹引《邵氏闻见录》云：“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用之至尽，不问。”[7]朱熹又引《温公琐语》云：“（安石）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日辄尽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一不问。”[8]朱熹两次摘引相同的事迹，可见对安石做法的认同与钦佩。王安石不仅在物质上关爱兄弟，在为人为官方面也对他们时时刻刻进行监督，引《涑水纪闻》云：“（王安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可见王安石作为兄长对自己家庭责任的重视。另外，在朱熹眼中，王安石是谦虚清廉的。在刚入仕途不久就“除直集贤院”，安石“累辞”;“召试馆职”，安石“固辞不就”;命他修起居注，安石认为自己是新人，而“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9]，谦虚清廉体现得真实而不做作，故朱熹多次引例，展示他对安石的敬佩。还有一点，朱熹欣赏王安石倔强不屈的性格，引《温公琐语》云：“（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屈。”“有旨令阁门赉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10]倔强如此。又引《邵氏见闻录》记载：包孝肃公请司马光与安石赏牡丹，席间劝酒，“光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此知其不屈”[11]，可见王安石在倔强当中也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

人无完人，王安石有自己的缺点，朱熹对此也毫不避讳。朱熹提到最多的就是安石的任性自执，他引《程氏遗书》说：“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观他意思，只是要乐子之无知。……常要己在人主之上。自古主圣臣贤乃常理，何至如此？”[12]安石最大的毛病就是将自己凌驾于人主之上，因此做出许多任性之事，如朱熹引《涑水纪闻》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有官吏不附新法，安石要加罪惩罚，神宗不许，安石再三争辩，神宗终不许，“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13];安石进行经济改革，“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神宗欲罢之，安石随即发怒，卧床不出，直到皇上主动讲和，乃起。[13]再引《上蔡语录》记载：“（安石）尝上殿进一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对曰：‘阿除不得？’又进一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来，便乞去，更留不住。”[15]其任性如此！人主终归人主，臣子理应遵从，即便才华高超、能力超群，若不懂得如何事君，终究会马失前蹄，所以后来安石两次罢相也不出人意料。朱熹多次引例说明安石任性自执，表现出了他对安石此种行为的反感。

朱熹还记载了王安石其他的缺点，如他引《邵氏闻见录》云：仁宗组织赏花钓鱼宴，安石将鱼饵食之尽，仁宗对宰辅说安石乃“诈人”也，安石记在心上，后作《王荆公日录》多次鄙薄仁宗，而且连带当时的大臣富弼、韩绮、文彦博也为其所诋毁，[15]可见安石的心胸狭窄。又引《涑水纪闻》资料说神宗“以外事问介甫”，介甫以君臣应该互相推心为由，诱神宗说出告密者李评，最终将李评“挤而逐之”[17]，再次体现了安石的狡猾以及心胸狭窄。安石因任性而称病不出，直至神宗派人慰问，他才出门上朝，趁机上奏“擢章、赵子几等，上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18]，其奸诈如此。朱熹引例说明安石如此多缺点，一方面体现出朱熹对王安石的某些所作所为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将王安石的形象描绘得更加立体丰满。

另外，从朱熹的摘录当中也可以看出朱熹是爱护同情王安石的。他引用《邵氏闻见录》为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不良后果作辩护：王荆公所变之法都是他在明州鄞县做官时的所行之法，鄞县因此大治，“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且“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另外安石变法失败是因为他所用之人“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最终导致变法出现许多不良后果，百姓反而生活更艰难。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客观以及他人身上，可见朱熹对安石的爱护之心。同时，在朱熹眼中，王安石是可悲的，他引《东轩笔录》详细记载了王安石如何提拔重用门人吕惠卿、却最终被吕惠卿无情背叛的整个过程，侧面体现出朱熹对于安石因用人不明而遭陷害背叛的同情。安石之子王“时已病”，吕惠卿被治罪之时语连王，因此忧愤而卒。王是安石次子，更是安石的左膀右臂，安石“更张政事，实导之”[19]。“一日凤鸟去，千年良木摧”，儿子的去世对安石打击甚大，且子为徒所害，悲痛之情更加可想而知。朱熹引用资料将安石晚年的失子失徒过程记录下来，同情怜悯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安石为振国运而进行变法，最终却与多位故人绝交，“荆公、温公……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钱景谌者，忠懿王孙，师事康节先生，旧与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论新法不合，遂相绝”，故人相继绝交、门人无情背叛、儿子英年早逝，三重悲剧加之于身，怎能不让人心生同情？或许是因为同情，所以朱熹才会对王安石多加爱护吧。

在朱熹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他是有才、谦虚、英勇不屈的一代名相，同时他也有任性、狡猾、奸诈的阴暗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全面客观的记述方法，《朱子名臣言行录》才能成为一部文学历史著作，为我们后人研究古人提供了可靠全面的资料，也正因此，我们才能对王安石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6页。

[2][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0页。

[3]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页。

[4]厉鹗：《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5]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页。

[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7页。

[7]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8][9][10][11]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7页。

[12][15]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13]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页。

[14]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页。

[1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8页。

[17][18]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页。

[19][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1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善.扪虱新话[M].上海：上海书店，1990.

[5]卢国龙.宋儒微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王安石在相位篇6

王安石出生于公元1021年，从小天资聪颖，少有才名，22岁中进士第四名。与那位长他两岁、聪明绝顶、从小就知砸缸救人、晚年撰写《资治通鉴》、也是进士出身的司马光同朝为官。宋朝是个尊重读书人的朝代，想必那时的科考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他能够脱颖而出，一定是时代的精英。

年轻的王安石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凌云壮志，要为国家贡献出聪明才智。他的信条是：“不做大官，但做大事”。他是那种少有的能够将思想理论应用到济世救民实践的杰出人物。现在人们不仅记着他的诗文，也在研究探讨他的变革思想。王安石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早期的“政绩”观：为民办事

年轻时代的王安石认为自己在地方干最能发挥所长，所以他在地方一干就是18年，39岁他才不得不离开地方，开始京官生涯。这期间多次有人推荐他进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王安石立志要做出点“政绩”，这是他的人生主线。他早期的“政绩”观是为民办事，这是他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下定决心到地方上去考察时弊，寻求改革之道，充实他的治国良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做出“政绩”并不是为了给皇帝看。正因为他朴素的为民办事的“政绩”观，使他在基层工作时，在朝廷上下的口碑甚好。

王安石的第一个官职是到扬州知府负责审理案件。他勤奋好学，有时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王安石第二个官职是到宁波当知县。他在这里施展了才艺，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取得突出业绩。史书记载，当他看到农田水利生产受到破坏，百姓穷困饥寒，而官员豪绅鱼肉乡民后，立即开始着手兴利除弊，兴修水利，储粮惠贷。在劝课农桑的同时，还兴办学校，劝民入学。这是王安石跨入社会实施改革的第一步尝试。以王安石干事业的精神，亲自抓一个小县城的改革是绰绰有余的。后来他又担任过安徽通判以及常州知州。每到一地，他都锐意改革，惠民为国，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绩”。

性格：执着且特立独行

从王安石干事业的劲头，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这个人很执着，就是不达目的决不回头。执着的性格对做小事的人是优点，对一心要做大事的人就未必了。一位哲学家这样说：“作为一个政治家要非常大气，这种大气是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不做作，很本色，有人性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础上，才能培植、发育得起来。”

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改革者，身边应该有许多追求者，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推动改革事业的成功。反观王安石并不是这样。从王安石在一些小节上的做法，就会发现，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近人情，这样的人怎么好“沟通”呢?怎么能有号召力呢?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开封群牧司判时，他们的主管领导包拯借办公楼花园牡丹盛开而置酒赏花，王安石、司马光都不能喝酒，但司马光在包拯的一再劝说下，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却一点面子也没给，他滴酒未沾。还有一件事更显示出王安石特立独行的性格。一次宋仁宗在皇家宫苑宴请臣子，心情颇好的皇帝规定：每人都要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高兴地拿着鱼杆和鱼饵去钓鱼，惟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桌前，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鱼饵全部吃光，而且在众人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吃饱了。皇帝认定，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许漫不经心地错吃了几颗鱼饵，但不可能吃掉整盘鱼饵，此人是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

人的性格即命运，王安石在施政初期的成功主要是通过为民谋福利而“赚”到的。王安石的志向并不在地方，虽然他也多次请辞上调中央，他是在积攒更大的资本，他的志向是为“国家”谋福祉。那么王安石是怎么达到他改革的顶峰的呢?这是由于此时王安石命运正好同“国家”的命运结合到一起，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仁宗执政时，王安石就将他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精心撰写成《万言书》和《上时政疏》呈交仁宗皇帝，便杳无音信。这也许跟他在仁宗面前“错吃”鱼饵有关。

变法缘何失败

4年后神宗即位，王安石多年的鲲鹏之志，终于有人赏识，有了一展抱负的平台。王安石与神宗似有“神交”，神宗也要做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成就一番帝业。神宗在他当太子时已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上时政疏》等政论文章，感到这是个人才。因此，皇上即位不久，就开始提拔重用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深知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命运紧紧地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士为知己者死”，王安石要为皇帝效忠，要为皇帝理财，俨然就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他从一个“父母官”转变成了“经理人”，他要为皇帝去实现“利益最大化”。

熙宁二年七月，宋廷颁布“均输法”，均输是指朝廷调度各地贡品及其它产品的手段。王安石看到物资盲目集中到京城，有的造成积压，有的物资供应不足，他认为不能再这样放任物资流转，而应该控制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量，调节市场价格。应该说王安石的优化流通领域的初衷是对的，但有识之士一眼就看到，王安石的变法是以利为先，不符合圣贤之道，人们不同意变法以敛钱为目的。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弊病。奸吏将价低商品运到异地高价出售，谋取私利；巨贾与奸吏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贡品改纳现钱，造成民怨沸腾；农产品、手工业品、矿产品无法正常流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均输法”就在朝野的反对声中告终。

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制订颁布“青苗法”。他在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此法时大受欢迎，因此，他有信心在全国推行。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预料。应该说青苗法肯定适合农民的需要，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穷人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喜欢；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唯有逼迫农民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时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导致农民流离失所，无人再敢贷款。只有官府旱涝保收。本是一件具有公德、充满善意的良策，通过下面的具体执行，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对王安石来说更加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使青苗法的实施雪上加霜。

熙宁二年十一月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接下来又推出“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理财创收”的法令。

王安石在相位篇7

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举国震惊。

此前，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跪着造反，公车上书，终于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维新变法。

这与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被同样年轻的神宗皇帝认知、信任的过程相似。

历史是一条不停流动的河，但有时也会出现惊人的反复和雷同――主角相似，戏码相同，高潮和落幕也相同，令人叹为观止。而康、王两人面临的那条河，却有着天渊之别。王安石幸运，他碰上的反对派至少君子多于小人，所以，得以平安降落，老死金陵。康有为则倒霉得很，他遭遇的反对派，从荣禄到袁世凯完全是一伙小人，于是，不得不逃进日本使馆，免了菜市口枭首的结局。

康有为显然对北宋熙宁变法的失败教训有过深思熟虑，认为王安石未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而保守派之所以奋起反抗，归根结底，是由于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其实，康有为把饼做大这一招，本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但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等不及了，因为慈禧终于点头认可，至少不反对改革，对他来说机不可失。光绪深知太后喜怒无常，难保什么时候又收回成命，因此从五月起，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3个月，颁发的新政谕旨就达280多件。

问题在于光绪犯了与宋神宗相同的错误：多面出击，多面招敌，遍地推广，遍地抵制。结果，老佛爷就像捏死一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在她身后，是绝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铸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的政权。孰不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

康、梁碰到的，也是王安石碰到的。得到神宗信任的他，意气风发，大张旗鼓行动起来。变法之初，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充分估计到可能的反扑，当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时，“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接着，他还犯了一连串策略性错误：树敌过多，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反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说服不同意见者，甚至打击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

在神宗的强力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这位改革家常责备别人读书少，他自己却未能从历史上诸多改革家的命运中吸取教训。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杨炎、第五琦、王叔文、王诸人的起伏升降，至少有四条经验教训：

第一，绝不能低估反对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败往往系此一步。

第二，绝不能贪多求快，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快了，还会招致强烈的反弹。

第三，绝不能认为因为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老百姓就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他们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什么。

第四，也是尤其重要的，绝不能认为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今天就有权利缝上他们的嘴，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

王安石读书虽多，但他的性格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刚愎自用、顽固偏执、拒绝妥协、抵制调适。他把改革大业系于神宗一人身上，以为只要将他说服就万事大吉。然而，政令一出，舆论大哗，朝野大乱，沸反盈天。

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对其评价，从南宋至元代编《宋史》，一路直下；而从民国后至“”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丑化者差不多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极为罕见。但多数国人仍受传统史书影响，认为王安石乃“拗相公”。近年来，王安石被重新认识，被提到伟大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还有伟大军事家的头衔。中国人神化起一个人来，真是匪夷所思。

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举世公认的，但他本质上只是一位学者，让他出谋划策、沙盘作业可以，让他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则不行。不要说北宋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臃肿陈旧的官僚架构，哪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毫无预案地让全民承受如此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都必然产生强烈的社会动荡，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示范、耐心等待的过程。中国历代改革家罕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常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改革。

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推动社会变化的。革命允许暴力，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堵漏、去朽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小农经济浸润下形成的求稳、怕乱、保守心态，没有二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是难以改变的。像王安石这样冒失行事，改革不失败才怪。

明末清初史学家王夫之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推出一系列让老百姓目不暇给的改革大法，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这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也就灭亡得越快。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怎能像烙大饼似地翻来覆去呢？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说，陛下您看，每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10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却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王安石在相位篇8

老话的误区在于忽略了事物的“利弊”的“同存观”和“主支流观”，西游冤：“我要会毒害少年，还能名列四大名著吗？”三国更屈：“在中少年看我没事，老了再看看，又有啥不妥？”所以，反着说成“少可看西游，老可看三国”更富内涵。

联想到第一个词――物死人活。汪曾祺不主张什么书必看，什么书不可看，认为无书不可看，菜谱也无妨。菜谱，厨家秘籍，文学家涉猎，岂不丧志？无愧大作家，汪老得悟于菜谱，做菜一把好手，还写下经典系列美食散文，风格造诣独特，叫响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再想到第二个词――因噎废食。有篇寓言说，一位理发师技艺高超，双手在客人头顶白鸟翻飞。某次，一不留神划破了客人的脸，赔偿惨重，立誓封刀弃业。揭不开锅时，不得已重操旧业，谨慎地理了一个接一个头，都没事，一双手才又翻飞起来。

第三个词――此一时彼一时。或幼稚，或城府，都非固定。同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感悟，再读几遍，西游就是励志、禅宗，三国就是职场、处世。同一件事，每做一遍都会有不同的心得，可博闻广知。无所谓好坏，仅是一个阶段的特征。

“少可看西游，老可看三国”潜藏着一种传世教育方法和一种治家之风。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把孩子和父母老师绑在一起。少年生性幼稚冲动，师长责无旁贷，辅佐指点。现今教育，孩子犯错，大人常从别处，甚至是孩子天性找原因，少从自身反省是否尽了应尽的责任。

“享几年清福都不成啊。”老人退休闲居还抱怨，家事缠身矣。人老是非明了，凡事心中有数，他们要学诸葛亮，预知大限将至，安排身后事宜。是否有宿怨要化解，以免祸及下代；成员关系是否顺畅，以免祸起萧墙。

一言蔽之，千年美玉亦存瑕疵，又如何能忽视“攻玉之石”的妙处？当然是少时可看西游，老来照看三国。

（仁者摘自《格言》）

志同道异友情长不了

文/ 大江东去

王安石一生刚愎自用，大权在握强推新法时，身边有一批拥趸，如吕惠卿、蔡京等人，都是他最得力的帮手，但吕、蔡却是奸臣榜上的人物，由此可见，王安石在知人识人上，寻常得很。

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情浓时，王安石这样向皇帝夸赞：“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而王安石变法遇到阻力打算退出时，吕惠卿指使其同党变换姓名每日上书挽留。

知己若此，仍然挡不住翻脸，虽然他们志向相同主张变法，但道不同，王安石只为变法不图私利，作为奸邪之人，吕惠卿终究是利益的趋从追随者，一旦发现可以取代王安石职位时，吕惠卿便反手出刀，向皇帝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宰相和皇帝的关系。王安石当即垮掉，被迫退休回家。

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每天都写几遍“福建子”三个字，借此发泄被出卖的愤怒，“福建子”就是指福建晋江人吕惠卿。骤然从权力中心跌落到市井田野，刚硬无比的王安石开始重新认识他的那批志向相同的“朋友”们，日日书写“福建子”，以舔舐朋友砍开的伤口。苏轼路过金陵看望王安石，斥责他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告诉苏轼吕惠卿应负全责。

认清吕惠卿真面目，已然晚矣，大错该铸成的都已经铸成了。

吕惠卿并不是多么善于伪装而深藏不露，他的内里早被很多人看透。如司马光就提醒过神宗皇帝：“惠卿巧（奸佞巧诈）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娴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皇帝疑惑：“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司马光强调：“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热心于变法的皇帝不置可否。司马光写信提醒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恰当王安石春风得意之时，对此不以为然，反而怪司马光多事。

司马光不愧是治史大家，在故纸堆中看穿了人性，预判到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那些人大多为投机分子。果然，当王安石失势之时，吕惠卿看准时机狠辣出手。司马光预见的情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出卖王安石而取代之。

小人得志，逞其狡谋，壅淤上听，吕惠卿结党营私，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当面辱骂他。由此，吕惠卿与王安石之间出现裂痕。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后，“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君子断交不出恶言，小人断交明枪暗箭齐飞，不唯正直之士恶之，就连著名奸臣章敦、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

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这是说吕惠卿猪狗不如。

（摘自《新商报》）

盲目的悲剧

文/马德

丰子恺先生可谓智者，无论作画，还是作文，疏淡之间，人生意趣顿生，让人拍手叫绝。

比如，他有这样一段文字：“花台里生出三枝扁豆秧来。我把它们移种到一块空地上，并且用竹竿搭一个棚，以扶植它们。每天清晨为它们整理枝叶，看它们欣欣向荣，自然发生一种兴味。那蔓好像一个触手，具有可惊的攀缘力。但究竟因为不生眼睛，只管盲目地向上发展，有时会钻进竹竿的裂缝里，回不出来，看了令人发笑。有时一根长条独自脱离了棚，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子，看了又很可怜。”

淡淡笑过，却也并不轻松。事实上，好多人活着活着，就活脱像那蔓一般了。要么“钻进竹竿的裂缝里，回不出来”，要么“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子”，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向上的勇气和毅力，甚至我们把方向都找对了，却因了没有一个贴近的目标去追求，而陷入一种虚空的悲剧境地。

先生的文字妙智妙慧。还有这样一段，不妨述与大家：“有一回我画一个人牵两只羊，画了两根绳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绳子只要画一根。牵了一只羊，后面的都会跟来。’我恍悟自己阅历太少。后来留心观察，看见果然：前头牵了一只羊走，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哪怕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众而另觅生路的。后来看见鸭也如此。赶鸭的人把数百只鸭放在河里，不须用绳子系住，群鸭自能互相追随，聚在一块。上岸的时候，赶鸭的人只要赶上一二只，其余的都会跟了上岸。即便在四通八达的港口，没有一只鸭肯离群众而走自己的路的。”

仔细想过，这确也是一条隐在尘世中的绳索，牵着在生活中迷乱的人们。我们每天急匆匆地跟在一件事的后面，追逐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实际是在奔赴一个别人成功过的目标，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在别人嚼剩的残渣中寻觅零星的营养。惜这人生的路上，人世间能有几人寂寂地另辟蹊径。

最可怕的是，有时我们盲目到顽愚的地步。眼看着跟着别人一步一步走向了人生的绝境，虽有人在旁暗示，但哪曾料得，走的人脖子一挺，说天塌大家死，我怕什么。

王安石在相位篇9

各位游客大家好，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今天我将荣幸的作为导游带领各位去参观吉林集安。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吉林集安。

在吉林省集安县城东北5pem处，公元414年，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 念 第十九代王而建。十九代王名淡德，号永乐太王，溢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此碑俗称永乐太王碑或好太王碑。碑体为一方柱形角砾凝页岩修琢而成，无碑额，碑座埋于土中，形制极富特色。高6.39米，宽1.35—2米不等。东南为正面，碑文 刻，共四十四行，满四十一字，计一千七百七十五字。碑文首先纪述高句丽建国神话，称出自北无余的第一代国王邹牟王是“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然后称颂永乐太王攻掠六十四城和一千四百多个村庄的业绩，最后刻记三百三十户“国烟”和“看烟”，即守墓奴的摊派情况。

火车穿过老岭的盘山隧道飞驰而下，边境小城集安就会映入你们眼帘。从左侧车窗远远望去，在龙山脚下，耸立着巨大的方坛阶梯式的古墓，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坟。它规模宏大，造型颇象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故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将军墓正在龙山脚下，地热优越，环境秀美。

这座方坛阶梯石质古墓，全部采用精琢花岗石砌筑，共七阶，第一阶为四层石条铺砌，其中最大一块长5.7米，宽1.12米，厚1.10米，重约32吨左右。其余六级，每阶皆由三层石条砌成。整个陵墓呈正方形，底部面积997平方米，顶部面积为270平方米。在陵墓的第五阶正中，有早年打开的甬道，可通墓室。墓室呈方体，边长5米，高5.5米，四壁用6层石条砌筑，墓顶覆盖一块巨大而完整的石板，平面达50余平方米，重约50多吨。墓室内的地面上并排置放着两个石棺床，棺木及随葬品早已荡然无存。坟的上下到处都是巨大石条，光是坟的外缘石条就用了1100多块。在坟的顶端，四边的石条上留有排列整齐的圆洞，墓顶的积土中有板瓦、莲纹瓦当和铁链一类构件，可以看出是亭阁建筑的遗迹，这与北方其他民族的丧葬习俗极为吻合。将军坟后面原有四座陪葬墓，一字等距排列，现仅存一座，建筑样式与主墓相同，规模则小的多，可能是近臣或妃子的墓葬。

据考证，将军坟应是一座高句丽王陵，当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建筑。高句丽王朝始建于公元前37年，到这时已传到十九代王好太王和二十代王长寿王。好太王已有陵墓。将军坟距好好太王陵不远，且墓道朝向太王陵。国内有关学专家学者认为，此应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墓。“将军坟”之称是清末当地老百姓的，一直流传至今。

昔有《别金相登将军坟》一诗，曰：“将军坟墓几千秋，坟外年年江水流。桂酒椒浆伤往事，荒烟蔓草赋闲游。三辅霸业今何在，百济名邦早已休。独有英雄埋骨处，峨峨高峙龙山头。”

万余座高句丽古墓群中，有20余座绘有精美的壁画，其题村广泛，技艺娴熟，绚丽多彩，飘逸流畅，距今虽已千余年，色彩仍鲜艳如初，由此可见当时的绘画艺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临摹了大部分古墓壁画置于博物馆内供人参观。著名的壁画墓有角抵墓、舞踊墓、三宝墓、四神墓、五盔坟等。

长白山余脉老岭山区腹地的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集中展现当地独特的动值物资源和瑰丽的自然景观。园内有5座峻峭挺拨的山峰——玉女峰、少女峰、参女峰、春女峰和秀女峰;还有幽谷银瀑、高句丽采石场、天工神韵、望峰台、仙人台、藏心洞、怀古亭、洞天皓月、空中悬佛、抗联遗址等38处人文自然景观，既美艳多姿，又雄奇壮观。幽谷银瀑是一条数百米长的大峡谷，谷底流泉淙淙，有人工，天然瀑布两处，巨树和古藤形成的华盖守护着古老的秘密，峡谷两侧陡峭的山岩怪石嶙峋，苔藓遍布，身临此境仿佛回到了盘古开天的洪荒年代。

洞天皓月景观更为神奇，两座20多米高的石岩，中间是一条刀劈斧削般的等宽缝隙，是谓“一线天”。站在“一线天”中间上仰望，“空中悬佛”正好夹在石壁上面横空也世：一大一小两块椭圆型花岗岩石形成悬佛的头、身，悬佛五官分明，鼻子上的皱纹清晰可辨，神态十分逼真传神，其表情恰似在用力挤开石壁，附视着芸芸众生从下面通过。造物主的神工鬼斧又制造了一个千古之谜。

来到藏心洞，虽是一处横穿山岩的石洞，但奇在洞中卧有一块心型巨石，石体比两边洞口都大，不可能从外面移进，那是天然形成?令人百思不解

王安石在相位篇10

商业繁华的北宋，国库里却没有银子，整个皇朝账本上都是赤字，入不敷出。这让宋神宗头疼不已，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大臣们进言的策略都是陈年策略，没有新意。而宋朝不仅是财政上出现问题，政治上皇权集中，为阻止军阀割据、农民起义连年地招兵，庞大的军事体系，其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北宋重文轻武，武将兵权削弱，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等等。

宋神宗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太急切，然而大臣中能够顺应他这种思想的人少之又少。改革的风向标已经在朝中吹起，但都得不到回应，重臣多以“根基不稳、守旧思想”而回绝。此时，王安石的名字出现在宋神宗的面前，经过多方询问、考察，王安石的治国思想与宋神宗一致，这让宋神宗对国家改革有了希望。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变法也正式开始。

王安石变法前后将近15年，改革法令涉及国家财务、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每项新法令出台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收入增加，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中、上级官员和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

新法令颁布，就会有旧制度废除。创新、废旧中间进程没有和谐，总是冲突为上。反对派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变法的实施也受到影响。

随着王安石辞职归乡、变法集团新人上位、宋神宗的病逝，朝廷中，新旧两派的争吵不断，内斗、争权、清洗、报复等一系列的举动，使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北宋势力渐渐削弱。

一胜一败 变法炽热化

熙宁元年二月，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它的职能是将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成为政府最高的财政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定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此机构的设立为以后变法的出台和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年，变法有了实质行动。宋神宗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然而变法并不是靠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团队来合作，宋神宗命王安石组建自己的团队，最初的团队成员有吕惠卿、苏澈、程颢、章、薛向、吕嘉问等，变法也正式开始。

变法中第一项法令出台，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主导思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掌握供需情况。凡籴买、税收、上供物品，都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对于京都库藏支存定数，以及需要供办的物品，发运使有权了解核实，使能“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此法令的好处是既保证了朝廷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又节省了购物钱钞和运费，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最主要的是没有损失官员半分的官场收入，国库中的银子也翻番地增长。

《均输法》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公司，既然是买办，必定有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但在皇权时代，即使商业繁华的北宋，商人的地位永远都是最低，和皇家争利润，那是不明智的。所以，《均输法》出台后，北宋“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步以胜利开头，宋神宗看到《均输法》带来的好处，更是鼎力支持，而对《均输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均被驳斥、贬出京城。

同年九月，史书上最有名的法令出台――《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国家出钱来稳定实价收购，遇粮价贵，国家较市价降低出售，反之，则较市价增贵收购。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此项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了国家之本――农业。想要变法，必须稳扎稳打地进行，王安石知道这一点，曾上奏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可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河北转运司王广廉，上奏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青苗法》在全国范围推广，阻止是来不及了，只能顺着往下进行，但在实施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正应了那句老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青苗法》阻碍了官僚、大地主的生财之道，强制借贷现象层出不穷，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弥补《青苗法》的不足，另一项法令也快速出台―《农田水利法》，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可是没有达到变法派想要的效果，反而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威胁越来越大，反对变法的声音是越来越多，奏折越来越厚。反对派的司马光亲自写信与王安石“辩论”，名将韩琦也亲自上奏宋神宗。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假回家，不再上班，反对派们欢声雷动，《均输法》和《农田税立法》因《青苗法》的，也不攻自破。

尊严受创 往日同事变“敌人”

王安石就这样败下来了吗？答案是不。王安石请假第十天，宋神宗态度转变，继续支持变法，不再说变法的不是。同时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下令司马光拟旨命令王安石回朝上班。让反对派写圣旨邀请敌人回来上班，可见圣旨上的内容会是些嘲讽字样。

王安石也没让众人失望，回来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这让司马光的两府梦打碎，为变法失败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件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地位。也是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沉浮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往日变法团队的同事也因法令颁布而变“敌人”。

熙宁三年年底，王安石做到首相一职。上任后，就将经济、政务、军事相关的法令放到了一边，将重点转移到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考试不再考诗赋，四书五经也不用倒背如流，改为抽段默写，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称为“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而另一项法令的出台和社会治安问题相关，称为《保甲法》。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之后才出台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令―《免役法》。这次变法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比前两个法令更激烈，往日同事也投向了敌营。也许前两个法令只是违背了祖宗法制，并没有威胁到各自的利益，《免役法》的出台让变法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同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不管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以后都不能高人一等，想像以前逍遥，钱先奉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单丁户、女户、寺观等五户，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等级别门户的交税量减半，称为“助役钱”；除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百分之二十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叫“免役宽剩钱”。

法令一出，不光是富人反对连穷人也加入到反对的队伍。豪门大族和进士高官等富贵人，再也没有往日高高在上的感觉，尊严扫地。而穷人则是多出来的赋税，这让穷人更穷。王安石也成为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最先提出反对的是苏轼、苏澈两兄弟，“役人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名臣文彦博此时也对宋神宗提出官场真谛，“陛下，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而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之语，再次让宋神宗对此法令有动摇之心。最后虽没有废除《免役法》，但民心已失。

辞职归乡 变法瞬息万变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国家通过《均输法》、《青苗法》等新法设立，国库充裕，王安石开始侧重军事的改革，让北宋“富国强兵”，摆脱与辽、西夏连年战事。

设立《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和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军器监法》，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北宋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甘肃岷县)等五州。宋军收复五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越来越受重视，反对派接连上奏诉说王安石的过错及变法的失利。熙宁六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爱子王(字元泽)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变法也随着他的隐退而走下坡路。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一是触动了官僚、皇亲国戚、大地主、富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二是皇权时代，变法的法令初衷都是好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地方官吏擅自改动法令，如《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