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范文10篇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1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

（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宋钦宗为了挽救安危，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还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有后来人们在检讨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而然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

（二）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梁启超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缘由，在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主张。

（三）1949年—1978年，当时的主流看法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占据了整个学术界。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局面也为之大变，一路的水涨船高。一是有了列宁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评价在前，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则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其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时代到来，根据上意，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法家代表进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张变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对其人及变法运动更是不得有丝毫批判。荆公被奉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传班子，专门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因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总之，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莲花宝座，俨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历史演绎的原因分析

纵观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不同演绎，究其缘由有以下两点：

（一）900多年来的“社会气候”决定的“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无论是古代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修史者，还是近代为救亡图存，倡导变法维新的梁启超，抑或是期间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无端吹捧，王安石变法只是他们手里的一个工具，一个任意打扮得小女子。历史的评议或研究从来都是和现实分不开的。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说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

（二）王安石理财思想引发的分歧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2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3

课堂导学是一门艺术，一个好的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正如有人说“：好的导学等于教学成功了一半。”选修课的导学有其特殊性。由于选修教材各专题各章节的内容相对独立，前后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设计《王安石变法》一课导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突出教学重点，本人选择了紧抓变法的精髓所在。本人引用了2008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总理回答“关于全球性的领导者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素质？”时的回答。他说“：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他引经据典的提到了王安石“三不足”论断，非常巧妙地讲出了作为领导要有改革精神。所谓“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害不必畏惧；“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须顾忌；“祖宗之法不足守”指的是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适应当前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三不足”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温总理认为，未来的中国只要一如既往地沿着王安石所提倡的这种不畏、不恤、不守的改革精神走下去，中国一定会再次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由温总理借名家名言谈改革导入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自然、贴切。它既关注到时政热点与政治学科的紧密联系，又能借鉴岳麓版教材的优点，弥补人民版教材的不足，实现了不同版本教材内容的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引“诗词”知变法艰辛

在教学中，本人尝试从王安石的诗词中去寻找变法的踪迹，从其不同时期创作的《北民》《元日》《商鞅》和《梅花》四首诗入手，再现变法的艰辛历程。首先，引用变法前王安石所作的《北民》一诗：“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教师引导学生从诗中了解变法前北宋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现状，由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得知河北民的六苦：养家苦、赋税苦、边患苦、灾害苦、徭役苦、南逃苦。接着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思考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可以从北宋中期的“三冗”问题入手，知道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庞大，造成了“冗官”、“冗兵”，“冗官”、“冗兵”又导致财政赤字，从而出现了“冗费”。“三冗”问题导致国家的“积贫”和军队战斗力的“积弱”，于是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四伏。《北民》一诗恰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忧患意识，也为其日后改革提出了一条思路：解决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军事力量，稳定社会局面。接着，引入王安石的另一首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写于改革开始，诗句轻松明快，让人误以为诗句写的只是春之喜庆。此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诗中“新桃”暗喻什么？“旧符”又指什么？诗中的“新桃”实指新的改革，“旧符”则是旧局面的比喻。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元日》就是通过对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发作者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在介绍王安石变法措施时，教师可以设计若干小问题，如变法内容中哪些措施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哪些措施能减轻农民负担？哪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哪些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让学生讨论，逐一分析，得出回答。紧接着，又引用《商鞅》一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诗给人凝重感，让人压抑。本人着重以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青苗法为例，让学生思考该法实施的最初设想，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及其原因。王安石变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国家借贷农民利息的标准是年息两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两千。王安石最初设想是通过青苗法来减轻农民负担，既可以保证农时，又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原本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有些地方借贷利息竟高达原来的35倍！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每道程序都要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盘剥，结果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由于变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触犯了许多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变法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王安石没有退缩，而是自我激励，要以商鞅为师。这充分体现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体现了他的政治改革勇气和不屈精神。最后，再引出王安石晚年的诗作《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一词是作者心境的写照，这时王安石已从政坛上下来，不问政事，也不能问政事，于是醉心于风景之中。外人称其高雅超脱，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过是无奈的人生装饰。“凌寒独自开”，恰是作者远离政治，晚年独处的真实写照。而“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却反映出作者在处境最艰难最无奈时，仍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持“孤芳不变”，保持着政治家应有的一种高尚节操。

三、拟“评说”思变法得失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4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①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⑤

一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⑦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安危。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兵弱、财匮、民困成为长期困扰朝廷的难题。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变法图强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主持和推行熙宁变法,就是要解救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理财是其变法的核心问题。但他的理财活动必然也要接受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评判。当改革拉开序幕之后,朝中大臣围绕着“义利之辨”,展开激烈的争论,体现了他们对经济利益与道德价值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取舍,其根源是学术之争。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学术之争政治化,“义利之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单纯的“学术之争”而言,双方的义利观究竟有何差异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旧党反对王安石“理财求利”的措施,但并不表明旧党就是将“义”“利”绝对对立,不加分析的一味排斥“利”。司马光也讲:“凡民之情,见利则移之。”⑧对国家财政更是十分关心,写了长达五千多字的《论财疏》,讲的都是理财的道理,对理财的重视并不亚于王安石。苏辙认为:“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然此三者常相为用……无财则无以生”。⑨程颐也知道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他说:“尧夫对上之词,言陛下富国强兵后待做甚?以为非是。此言安足谕人主?如《周礼》,岂不是富国之术存焉?”⑩这与儒家一贯承认义利两有是一致的。陈廷湘先生在《宋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一文中,将双方对立的焦点归结为以功利强国和以道义平天下,何者为先。

新旧两党对此问题的思考,直接与他们对唐末五代社会动乱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的认识有关。旧党人士大多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唐代三纲不正,只重功利而不及义理。程颐云:“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司马光亦指出:“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于是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凌夷之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讲三纲,即使有治平之世,也不足称道,因此治理社会必须以义理指导为先。

相反,王安石将功事不济作为唐、五代乱亡的主因:“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他认为享国日久的国君最终败亡的原因在于不善远谋,苟且因循。

由于对乱亡成因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双方救国之策的差异。王安石重事功。他视求利为理所当然:“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熙宁八年五月,左相韩绛责备新法执行者提举市易务官吏刘佐“小人喻于利,不可用”,王安石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且今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然尚居位自如,况喻于利如何可废!”

旧党一些人士却从唐、五代的历史中得出了“重利忘义”必致乱亡的结论,首先强调和重视封建伦理纪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夫治天下之具,孰先于礼义者?”二程则视天理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根据。“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难,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无论是“礼”,还是“理”,均为道德范畴。苏轼也上书神宗:“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徳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体现了他们治国以义为先,不以利为先的观点,他们反对王安石以功利为中心的变法原则,这是导致新旧党分野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因素。

二

理论上,旧党坚决反对王安石以理财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变法原则,在现实实践中,旧党对王安石理财思想的非议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财的步骤上,反对急功近利

旧党许多人士也是力主变革,只是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他们大多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司马光认为“凡谋度国事,当守公论、不可希时、又不可循俗,宜校是非之大小,利害之多少”;“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另一旧党成员苏轼也一贯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对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和王安石,苏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太过急功近利了,“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2.在理财的内容上,反对与民争利

在我国古代社会,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始终是历代王朝制定经济政策所环绕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看问题的立足点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新旧两党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熙宁元年八月,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有一次关于理财的著名辩论,争论的要点即在于富国还是富民。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將焉取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理财的根本目标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即“富国”。他写的《兼并》一诗云:“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巳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岀,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明显表达出这么一种观念,即一切财富应归皇帝所有,一切征收当归人主掌握,把富国强兵看做是百姓安居乐业和生活富足之保障。因此,王安石主张“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将富国作为富民的基础。主要做法是由政府干预经济,不增加正税而扩大税源,通过“摧抑兼并”,把原来上层富民,兼并之家的财富和权利转移到国家手中,以增加国家财政,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均输、青苗、免役、市易等法即是按这一宗旨订立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司马光对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之道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藏富于民,富民为先,他的理财标准是“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苏轼也对神宗以万乘之尊而与民争利表示强烈不满:“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在他看来,民富才是国富的基础,若不是从富民入手来实现富国的目的,就必然会导致国家倾覆的后果。而且,苏轼等旧党人士所指的民还包括上层富民在内。王安石理财剥夺上层富民的利益,这是旧党所不能容忍的。苏辙云:“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势理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他看来,富人存在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富人是国家的依靠,也是百姓的依靠,“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他指责王安石“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对其夺富民之财的行为痛恨不已,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事实上,尽管王安石敛财的目标是针对上层富民,即剥夺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但变法也加深了对广大贫苦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盘剥,如青苗法,规定取息二分,实际上许多地区利率都为三分,有的还高达到四分至六分,以致贫民无法承担;免役法对本来不服差役的下户,也使缴纳助役钱,加重了贫民的负担,这也是变法遭到普遍反对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儒家历来强调为政必先确立以民为本、富民为先的思想,并将其视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条基本思想准则。司马光、苏轼兄弟等旧党成员主张富民,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提出了取民有制,取财有度的思想主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聚敛”行为。

3.在理财的原则上,反对“聚敛”,主张“节用”

北宋的财政危机是新旧两党都认识到的,在解救财政危机的方法上,他们有很大的分歧。旧党主张“节流”,通过减少开支来缓解财政压力。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出于封建统治的长远考虑,司马光提出“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的主张,将减节用度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他要求皇室带头节俭,“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并提出减损“三冗”,“抑赐赉、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无功,不食无用”。二程与二苏在这点上与司马光的认识是相同的。程颢还提出了节省用费的具体措施:“为今之计,兵之众,岂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择其精。戎狄之遗,岂能速绝之哉?在备于我而图其后。游食之徒烦,则在禁其末而驱之农。无用之供厚,则在绝其源而损其数。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从军队、边息、游徒、不必要的花费四个方面论述了省费节用的措施,也就是从四个方面实行改革,达到改善国家财政的目的。

王安石则认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对节用并不感兴趣。《邵氏闻见录》卷四有这么一则记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官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对于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王安石不以为意,非但不主张减费,反而要求增加官员的俸禄,“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他的理财之道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侧重生财,生财手段就是前面叙述过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不可能通过生产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在变法实际中,只能以变相加赋的方式,达到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因此,“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只能是一种构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司马光等旧党眼中看来就是“聚敛”。旧党反对“聚敛”,主张节用,这与其“富民”观念是一致的。

就理财而言,旧党主张“以义为先”、“藏富于民”、“取财有度”,所遵循的是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重视民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则以“功利为先”,“富国为本”,历史上的法家就是如此。因此,在时人看来,王安石的儒学不纯,南宋学者罗从彦将其判定为“管心鞅法”,即带有浓厚的法家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王安石之学也是以儒学为本,这使他同样摆脱不了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更不愿背上一个“言利”的罪名,于是打出了“以义理财”的旗号。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作辩护:“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则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则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殖之有亡,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不可以无术也。”试图将理财与言利分开,赋予理财活动以合理性、正义性的解释。但王安石所理解的以国利为义与儒家传统的以民利为义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别的。

三

王安石变法提出以事功强国,冲破了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祐初,户部尚书李常称:“昔先帝(神宗)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边用不患不备。”但变法却遇到以往一直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贵义贱利论的反对和压制,最终导致了新旧两党的分野,这发生在北宋大变法的关键时刻,直接影响了变法的方向与进程。双方结党相互攻击,势同水火,归根溯源,乃是学术不一导致的结果。

在北宋中期,学术不一是普遍现象。就单纯的“义利观”来说,在旧党成员内部,他们之间的“义利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二程与二苏同属旧党,但蜀学与洛学在义利观上的认识也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乾卦卦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苏氏蜀学对此的解释是:“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就是说,义必有利才能存在,义与利缺一不可。主张义利结合,“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二程的理解则是:“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这与苏氏相比较,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讲的顺序不同,实际上却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二程把义放在首位,义是总原则,是一切求利行为的指归,“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而苏氏的义与利却是互为指归,强调无利则无义,突出了利的重要作用。

宋儒之间义利观上的差异是非常复杂的,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新旧两党是政治意义上的划分,学术分歧却不能简单地以党派划分。旧党中不同的学术流派将他们之间的差异掩盖下来,结成联盟,共同以“义利之辨”反对王安石变法。此后,王安石已被驱逐出朝廷,新法亦被废除,同属旧党的苏轼与程颐的洛、蜀之争在元祐年间也形同水火。个中缘由,与新旧党争一脉相传,本源仍在于“学术不一”。而单纯的学术之争一旦染上政治色彩难免走向变质。新旧党之间的种种争斗一开始还是围绕着对新法具体措施是否得当的论证或驳斥而展开,继而走向了无原则的党派倾轧,脱离了政见之争的范畴。明代宰相叶向高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概括:“自元祐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纲纪,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可以说,北宋新旧党争起于学术之争,进而变异成无原则的党派倾轧,最终将北宋引向了衰败的不归路。

注释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5

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灾异”的记录，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数量大、可靠性强，具有系列长、连续性好、内容多样等特点，因而为当代的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最有名的例子在天文学上，席泽宗等人对中国古代“客星”记录的整理与研究，为现代天体物理学上恒星演化理论提供了极有力的证据。另外还有日月食、五星掩犯、流星雨等记录也引起了现代天文学上的兴趣。在气象学上研究气候长期变化、在地震学上预报地震、在医学上研究环境与流行病的关系等等，都可能从这些记录中发现有用的证据，所以有人提出“历史自然学”的概念，就是指这种利用历史上关于“天文”“灾异”等自然现象的记录来进行相关自然科学的研究。[1]

尽管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它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兴趣还是在于“天文”“灾异”之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古人记录观察和记录这些现象，其目的肯定有别于现代相关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为后人所谓的“历史自然学”提供数据。就算是提供了有用的数据，也是在古人意料之外，不应被看作是古人从事这种知识活动的目的。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为什么对“天文灾异”这种知识这么重视？古代对“天文灾异”有什么样的论说？这种知识活动与社会政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并不是全新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中，这样的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早就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官方”性质，因而在儒家政治统治力极强的官僚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席文(NathanSivin)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强调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政治学目的。后来有更多的学者，如古克礼(ChristopherCullen)、黄一农、江晓原等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文学”有所研究，其中江晓原的《天学真原》一书，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尝试，着重讨论“天学”[2]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天文灾异”之学提供了一些思路，本文将进一步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历史的真实情境做一点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

本文将探讨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社会思想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得到重视，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士大夫对国家盛衰安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通过革新政治来改变国家“积弱积弊”的局面。为了推动改革，北宋的士大夫们想到了从当时的主要学问“经学”中去找思想依据，提出了“通经致用”的学术理想。“天文灾异”学说也是传统经学中的一部分，因而在新的学术思潮下必有新的表现。北宋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在王安石新政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改革派支持改革，保守派反对改革，双方都要在思想学术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依据。其中一种表现是，他们都对“天文灾异”进行论说，都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利用特殊的“天文灾异”现象为其政治行动服务。本文将首先讨论“天文灾异”之学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说明为什么这种知识活动会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其次，本文要讨论在北宋的思想运动中，经学风气的变化，人文世界观的变化，使“天文灾异”论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我们要通过王安石变革过程中一次彗星天象所引起的关于新法的种种非难和辩护，讨论“天文灾异”之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一、天文灾异的学术传统

“天文灾异”受到重视，不是仅用古人对自然界奇异现象的好奇心所能解释的。“天文灾异”作为一种话语出现，要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必须是一门学科，是古人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要有关于这种知识的评论，即要有一定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并且各家学说之间互有争论和批判。最后就是要有学者参与这种讨论，并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事关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理想：要使某种政治见解为人接受，就必须在相关的学术上取得权威性。

“天文灾异”实际上是儒家“经学”传统的一部分。儒家经典主要有《诗经》、《尚书》《周礼》、《易经》和《春秋》。从汉代以来，它们就被列为经典，并建有专门的经学，其中至少后四种经学是涉及“天文灾异”的。《春秋》是孔子编定的一部西周编年史，其中记录了日食、彗星、山崩地震等自然现象和比较严重的灾害，这暗示了自然界的这类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变有着某种联系。汉代的董仲舒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用阴阳学说对《春秋》中的天文、灾异进行了论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首先是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所谓“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3]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又有另一方面，就是认为天与人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是因为“天人相副”、“天人同类”；从基本组成，到结构功能，乃至情感欲望，天人都是同类的。这就使其“天人感应”说建立在天、地、人相互对应而成一个统一体的宇宙观之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以说是“天文灾异”论说的哲学基础。董仲舒以《春秋》为本，以历史比附的方法说灾异，这实际上把儒学传统中的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史学与“天文灾异”之学联系了起来，“天文灾异”成了史学的一部分。

《易经》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一部儒学经典，它为中国人描述自然和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概念库[4]。《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取象类比，是《易经》的基本特征，也是用易学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基本方法。顾名思义，易学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变化，因而对各种变异自然比较重视。同样也是在汉代，易学被孟喜、京房等发展成一种阴阳灾异学。他们提出“卦气说”，把《易经》的六十四卦与一年的节气相配合，建立了一种自然宇宙变化的秩序。但是自然又不可能完全按照固定的秩序变化，所有在正常秩序之外必有非常的变化，这种非常的变化就被看作是“灾异”。这样，风雨寒温等气候的异常变化，都被认作是灾异谴告。这实际上是发展了一套较董仲舒更为细致的天文灾异说。灾异现象的范围大大扩大，不一定专指那种特别奇特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彗星、地震等。灾异谴告所涉及的人事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大政，而是可以涉及到个人的政治见解。这样，以易学为主导思想的灾异学说，可以被运用到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当有人对某种政治措施或见解表示不满时，就可以借灾异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这使得灾异学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另一部重要的儒学经典《尚书》。《尚书》是一个上古政治文书的汇集，编纂的目的大概是为后人提供施政的范例。但此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劝说君王要重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即要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使人民能够按照时令去安排生产与社会活动。这种按照自然界的物候时令来安排人间事务的思想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活动的一种组织方式。作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家，按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而且效果会很好。这就使人们相信，其它的事务，如宗教祭祀等活动，最好也要按照“月令”进行。这种“月令”思想在汉以前其它一些著作有更详细的发挥，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天文历法因为事关人类社会中最重要活动如农业生产活动，因而也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国家和人民生活按照“月令”进行，那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关系；如果不按“月令”进行，那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不和谐，自然和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各种怪异。可见“月令”为人类生活提供秩序的同时，也为“天文灾异”学说提供了理论根据：违背秩序就是非常，必将导致怪异。

《尚书》中尤为经学家们重视的是《洪范》一章。汉代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便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即所谓强调“以经术缘饰吏治”，提出以《春秋》断案，以《诗》三百当谏书，以《禹贡》治河等等[6]。在通经致用方面，经师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洪范》灾异之说。儒学的根本精神，就是试图为封建王朝建立长治久安之策。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可以说是劝告君王实施开明政治的最有力的工具。董仲舒之后，汉代言灾异的经学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重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其中刘向等特别重视《尚书·洪范》。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用五行理论对灾异学说又一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就建立了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学以及与京房的“易学”灾异学形式上完全不同的“五行”灾异学。这几种不同的有关“天文灾异”的论说，都是从儒家的“经学”中发展出来。后来的“天文灾异”论说，大致不出这三种形式。但就是因为所依据的经典不同，就足以引起种种论争，这在后面我们还要讨论。

具体论述实现儒家统治理想的经典要算是《周礼》了。《周礼》可能有一部分是西周官制的实录，但总的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官僚制度的描述。经学家们要“经世致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按照他们认定的理想政治模式来治理国家，官制是政治模式之一大端。西汉末，王莽就是运用这样的“经世致用”，大谈灾异感应之说，谶纬之说，五德终始五行相生之说，把自己装扮成当代周公，为其篡夺汉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这时《周官》制度自然就成为最崇尚的官僚制度了。王莽“受禅”仪式，就是一班公卿、大夫、博士等根据《周官》和《礼记》等书议定的。[7]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北宋时王安石推行新政，也是从《周官》来找合法性依据。

就是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官制中，我们看到有“保章氏”一职：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各,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8]

由此可见，对“天文灾异”观察，也是官僚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天文灾异”的学问，实际上是儒家“经学”的一部分。儒家要做到“经世致用”，就必须使其学术明确地为政治服务。但为政治服务并不一定与追求“客观知识”相矛盾。要使政治主张有更强的说服力与合法性，就必然要借助学术的权威，而学术的权威则来自对自然与社会的“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天”、“地”、“人”相互对应、无所不包、统一和谐的宇宙观上。这种宇宙观重视“统一”、“秩序”与“和谐”，但同时又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好像只有通过对后者的观察与研究才能达到前者的境界。也就是说，要通过观察“非常”现象以达到对“有常”规律的认识；要通过对“灾异”的警觉以及相应的补救措施来维持天人之间和谐状态。这就使得《易》的变化哲学成为中国人受其影响最深的哲学，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甚至期望自然与社会中的变异。所以“天文灾异”学说，也就成为这种哲学世界观指导下的知识活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李约瑟倾向于把这种探索“自然”的知识活动视为道家思想或道教的专长，其实从我们上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对“天文”“灾异”等自然现象的研究同样受到儒家的重视。正是因为儒家把这种学问与政治结合起来，才使其受到充分的重视。下面我们要看这种“天文灾异”之学在宋代的社会政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得到怎样的发展。

二、北宋新经学中灾异观的转变

一个皇朝建立之后，都面临着要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北宋也不例外。一方面要通过礼仪、祭祀、神道设教等来证明其权力的来源是“奉天承运”，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知识和学术文化的建设来支持[9]。宋朝在“马上得天下”后，从太祖天始就特别重视以“文”来治天下。最关键的措施就是通过教育与科举选拔有知识的文人进入官僚机构，为国家服务，从而形成了以“文人”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知识就意味着权力，知识必然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知识需要学术来带动，那么什么样的学术才是具有权威性的学术？

汉唐以来的学术就是“经学”，宋代同样也不能跳出其巢臼，经学仍然是最高的学问。但是宋代的经学与汉、唐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唐经学注重经典与名物训诂，以阴阳五行解经，宣扬“天人感应”。学者笃守家法，只知尊经崇传。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孔颖达《五经正义》，主张“疏不破注”，必须恪守传注疏义，不得越雷池一步。宋初的情况依然是如此，宋初重新校刊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也在其列。学子习经以备科举，只是对经文注疏死记硬背，并不能真正理解经义。经文注疏越来越繁琐，学者的知识也就越来越脱离经世治国的实际。这种情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政治家的不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受所谓“古文运动”的推动，经学的风气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

首先，北宋的新经学开始突破经传，强调对本经的义理的阐发，又进一步从义理出发，表现出疑古的学术态度。如古文家苏洵提出，要得到经之本义，必须要“斥末而归本，援经而击传。”[10]欧阳修则以为经古文不足为训，今文经学尤为荒诞不经。他说，“自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他认为汉以来名儒的注疏，多惑于谶纬异说，为“非圣之书。”他指出，求六经本义必须质诸于“人情”，“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所谓“人情”，当是指常人可以理解的情理，不是那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文。王安石则认为，先王圣人之言为经，后世流传的经文并不完全是“圣人之言，”因此经学的目的不是沿续后世习俗传统，而是要“法先王意。”其结果是对经文的新解释，以满足现实的需要。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对宋代的经学有一个简短的总结：“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刘敞]《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王安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11]庆历之学改变了经学的学风，体现了宋学的疑古的新时代精神，古文家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

其次，北宋经学要通经致用，特别强调社会、政治改革。提倡改革，力求创新，一时成为宋儒的学术精神。欧阳修、王安石等古文家，说是要“复古”，实际上是要摒弃流俗传统，借“先王意”来阐发新见解。这在王安石表现得尤为明显。王安石撰《周官新义》，按《四库全书提要》，“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说明王安石的新经义是为变法提供学术和理论上的依据。这里说王安石“附会经义”，是否定的说法。正面的说法就是按新思想去理解经的本义。王安石是改革家，借经学提倡变法自不待言。而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无时不在谈变革，他们反对的只是变法中具体的措施，并不反对变革的精神。他们同样认为改革是必须要进行的，而且也是从经学中找到依据。如理学家程颐、程颢，他们虽然观点不同于王安石，但也提倡变革。他们解释《易》中《革卦》，这样说道：“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上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革，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12]社会人事也要像“天道变改”一样，随时而变革。程颐说：“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13]他们通过对《易》的新解释，他们把变革说成是“天地之道，”所以是非改不可。可见易学这样一门经学，即便是在后来趋于保守的理学家看来，也可以为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宋代经学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对所谓“天命”的怀疑。“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是汉以来经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的表现就是用阴阳、灾异、谶纬等解经。宋代学者对“天命”表示怀疑，或认为其不可测，所以强调“人情”、“民心”。讲学是宋代经学的一种风气，孙复、石介、胡瑗等在各地讲学，都开始对经籍提出新解，提倡明体达用。[14]胡瑗撰《洪范口义》二卷，系针对汉代阴阳灾异的解释而发。他阐释“天锡洪范”是帝尧所赐，而非天命神龟所赐；反对汉儒阴阳五行妄说，把它作为历史事件解释。虽然还沿用天人合一说，但精神本质已不一样，强调的是“人”，而不是“天”。他解释为什么“庶征”在“稽疑”之后说：“夫龟筮共从于人，神明胥契其道，则庶征莫不至。”[15]只要人事做好了，各种好的征兆自然就会到来。二程也说，“圣人创法，皆本人情。”天命观的变化，必须涉及与之相关的天文灾异论说。而欧阳修则对“天命观”提出了最大胆的怀疑，对宋代的天文灾异论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欧阳修看来，朝代兴盛，并非天命，天命不可知，惟谨人事而已。他对天命的这种看法，在他主持撰修的《新唐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唐书》各卷之后的“赞”，大多为欧阳修的亲手笔。在《高祖本纪》后的“赞”中，欧阳修提出，自古帝王受名，其统治有长有短，说明“天命岂易知哉！”关键在于兢兢自勉，用好的的制度纪纲进行维持，这样就自然有德，而“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所以“天命”实际上在于“人事”。这种思想落实到经学上，就是疑古，就是坚持要通过“人情”来理解经典。如果经疏用阳阳、灾异、谶纬等神秘的违背常情的东西来解释经典，那一定是妖言异说，不是说经，而是“乱经。”欧阳修著有《诗本义》，提出要正本清源，以意逆志，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其中对郑《笺》中的谶纬成份提出批评。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解为“吞鸢卵而生契。”欧阳修质之以人情事理，认为“人必因父母而生，非自生也。…无人道而生子，与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无之事，可谓诬天也。”[16]在《易童子问》中，他指出：“何独《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十翼”中的六篇被他认为是非圣人之作。[17]这一论断，石破天惊，连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字南丰）、苏轼（字东坡）也都难以置信。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易云：“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18]

欧阳修这种对“天命”的大胆怀疑，表现在灾异观上，就是对“灾异谴告”说某种程度上否定，认为日食、星变等怪异虽然不能断然否定，但不认为它们与直接与人事相关。这又表现在他的史学观上，他撰写历史，重人事，轻天命，承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董仲舒、刘向、刘歆等的天人感应说，是“曲说以妄意天。”所以他说：“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而在《新五代史》中，他一改汉以来书史必言“五行”的做法，干脆就没有包括“五行志”一章。但毕竟经学中有涉及灾异的内容，一概削去在当时似也难被接受，所以在稍后编撰的《新唐书》中，他做了一些折衷，保留《五行志》，但编纂原则是“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对此欧阳修这样解释道：

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所以他强调要修吾人事：“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

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19]

欧阳修对于天文灾异这种“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做法，表现出了对灾异说的怀疑，为当时大多数提倡改变的古文政治家所采纳。但这并不是说，宋代一下子就把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说扫除了。事实上，“天命”、“灾异”等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泛滥。如宋真宗时大搞神道设教，搞封禅，修宫观，举国骚然。王钦若、丁渭等在士大夫中刮了一股奏祥瑞、献赞辞的妖风。这是宣扬天命的另一种做法，把某些怪异说成是祥瑞，而不是“灾异”，但本质是一样的。又由于“天命”、“灾异”等事关政治，所以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关于天文灾异的论争就会不断出现。下面我们要叙述的就是发生在王安石变革中的争论。

三、王安石变法与天文灾异论说

北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通过科举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形成了士大夫阶层。这些士大夫们很多是从一般平民出身，凭借其知识与学问而步入领导阶层。知识分子真是可以实现儒家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了。这样的士大夫，他们对国家与社会往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且自我的信心也很足。国家的兴衰安危，好像就是他们的职责。如范仲淹就是从平民成为宰相，他的“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不朽名言，实际上就是北宋一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思想抱负的写照。一个学者，即便是没有官职，他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批评政治得失，提出改革意见，如苏洵就这样做过。这说明知识和学术本身就已经成为某种权威，统治者对此不能不予以重视。如前所述，改革与创新是北宋学者的共识，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也只有通过提出改革建议，才能施展他们个人的政治抱负。所以在北宋，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就是“变革”与“新”，我们可以见到无数的以“新”为标榜的著作与主张。所以“改革”可以说是北宋一个时期的思想大势。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改革决非易事。北宋学者，不管是“古文家”还是“理学家”，不论是“新学”派还是“蜀学”派，在学术与理论上都可以有改革的积极主张，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改革时，情况就不那么简单。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张政治改革，实行所谓的“庆历新政”，但“新政”很快就在旧势力的阻挠和政敌的反对中失败了。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改革时，不但旧的保守势力反对他的新政，就连过去思想上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些学者（如程颢）也转而反对新政。这里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不同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学术争论就会在政治斗争中展示出来。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要做有为之君，想通过厉行政治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于是起用王安石，由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实为宰相。王安石历来提倡改革，早在嘉祐四年（1059年）向宋仁宗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提出要“变风俗”，“改法度”，他又做过多年地方官，有试行一些新政治措施的经验，于是他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推行大胆的改革措施。王安石的新法，主要是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包括青苗法、均输法、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另外还有一些教育、科举、军事上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改革之一，有学者甚至把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相比附[20]。但是这场变革在当时并不是很成功，遇到了保守派与顽固势力的极力阻挠，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斗争的一种方式就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争。

王安石变革，是在“法先王之意”的旗号下，来实现他自己的适应现实状况的革新的意图。“先王之意”如何去证明？王安石同样需要用经学来证明。于是王安石提出了一套新经学，其基本用意就是为改革做思想准备，其方法就是按常情而不是按神秘主义的东西去解释经的本义，这同欧阳修等古文家们的治经方法是一致的。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改革科举考试办法时，罢诗赋而改试“经义”，把《诗》、《尚书》、《周易》、《礼记》列作考试的经典，他还主持撰有《诗》、《尚书》、《周礼》三经的“经义”，颁于学馆，作为举子们的必读书目。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王安石不把《春秋》列举在考试的经典之内。董仲舒以来的儒家们，多把《春秋》的地位放在其他诸经之上，其中借《春秋》而发挥的阴阳灾异说，影响更大。王安石轻视《春秋》，显然是因为他对《春秋》灾异学不以为然。而反对王安石变革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却更重视《春秋》，他编撰《资治通鉴》，实际上就是续《春秋》，表现出他重史、重传统的学术倾向，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保守派的倾向。

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表现出了藐视传统流俗，锐意改革的决心。其中“天变不足畏”，反映了王安石对灾异说的看法，是针对借灾异而反对变法的论调而发。王安石开始变法时，那些代表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的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们，全都拿“天变”来向宋神宗进行恐吓，企图阻止变法。御史中丞吕诲，在熙宁二年就上疏弹劾王安石：

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惟阶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21]

吕诲要把“天灾屡见，人情不和”归咎于变法，从而制止变法。但他弹劾王安石并没有得逞，于是又宰相富弼，在熙宁二年罢相离任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不宜改革。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缜，在熙宁三年正月了上疏说：

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尺疑也。陛下以上圣资，励精求治，宜先道德以安民心，而服辊夷。有司乃皇皇于财利，使中外人心惊疑不安，臣恐四夷有窥我也。乃者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而释中外之疑。[22]

这是借灾异、天变对王安石青苗法、水利法及对外政策进行攻击。做御史的程颢，虽然有改革的思想倾向，但对王安石的新政也持反对态度。他先于三月四日上《谏新法疏》，反地苗等法，接上又于四月十七日再上疏说：

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象、俯察人事者也。[23]

保守派们反对变法，都是借灾异来危言耸听，仿佛新法不止，天变、灾异就会连连不止。

面对保守派借灾异而发起的围攻，王安石必须要对此做出回应。王安石指出，“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24]事实上，他早在嘉祜八年前后就撰有《洪范传》，在经学上为他的观点找到了根据。《尚书洪范》“咎征”中有“狂恒雨若”、“僭恒旸若”等语，董仲舒、刘向等汉儒把“若”字解释为“顺”字，意思是说，人君如行为不正，上天就会相应地“顺”之以灾异，灾异的形式是与不正的行为相对应的。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把“若”解为“犹如”，而不是如汉儒所说为“顺”，这样便对洪范“念用庶征”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言人君之有五事，犹天之有五物也。…天者固人君所当法象也，则质诸于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25]

王安石这里要说明的是，对天变畏惧固然可以，但没有理由把某个具体的天变（“是变”）与某项具体的过失（“是罪”）直接联系起来。王安石指出，若是君王既“狂”又“僭”，“则天如何其顺之也？”意思是水、旱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顺”“狂”与“僭”。在他看来，天变与否，并不相关，重要的还是“修人事”，这才是真正的“念用庶征”的意思。这样，王安石就通过对“经义”新解释对灾异说进行了巧妙的回应，意思是即便有天变，也不能归咎于新政。如果真是要重视天变，那就应该改革政治，以顺应人情民欲。所以他接着又说：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犹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后得其所好，而月不能违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而卿士不能违也，故星者，庶民之征也。

‘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何也？言月之所好恶不自用而从星，则风雨作而岁功成，犹卿士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民，则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夫民者，天之所不能违也，而况于王乎，况于卿士乎？[26]

本来是学术上的对个别字义的解释，居然会对导致截然不同的灾异观，从而成为不同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可见经学与政治关系之密切。守旧派也利用《尚书》写出自己的著作来和王安石作斗争。范纯仁作《尚书解》，以为《尚书》“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意思就是反对新法。苏轼是欧阳修的门人，政治上倾向于改变，但主张“渐变”，强调“人治”，在政见上每于王安石等变法派不同，所以他也撰《书传》，在学术上与王安石立异。程颐为洛党之首，则从理学角度反王学，撰有《书说》。反王的大守旧派文彦博撰《二典义》，其中新义不多，只是为反王说而作。见于《宋史·艺文志》及《经义考》的反王著作，尚有下列一些：曾肇《尚书讲义》八卷，吕大临《书传》十三卷，张庭坚《书义》，杨时《书义辨疑》一卷（《三经义辨》之一，专为驳王氏父子而作），《尚书讲义》，孔武仲《书说》十三卷（《东都事略》载他为元祜党人），孙觉《尚书解》十三卷等。其中杨时不仅在学术上反王，更主要是在政治陷害王的学术成就。他在宋钦宗时任国子祭酒，把蔡京蠹国病民致国家于危亡之罪，全归咎于王安石，上疏说：“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当时司马光已言其害。”[27]一门经学，其论争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原因就是它可以用来传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除了著书立说，保守派还使用其它方式对王安石的变革理论进行攻击。熙宁三年（1070），翰林院正要对于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进行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拟了这样一道“策问”：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28]

这里司马光显然是要借“策问”来对变革之论进行驳斥，为其反对变革的主张制造舆论。虽然这道题目还是被神宗否定了，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但神宗还是对此事不能释怀，次日就召王安石训问一番，对改革表现出疑虑与信心不足，尤其对“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王安石则回答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29]保守派的这一招，实际上达到了动摇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从而达到了他们反对变革的目的。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八年中，这种借天变、灾异来反对改革的论调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给具体实行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消极抵制，新政始终就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到了熙宁七年，由于变法而引起的种种矛盾开始激化，神宗也因为“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新政有没取消的危险。尽管王安石解释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但神宗还是说：“此岂细故？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30]

熙宁八年十月初七（乙未），彗星出轸。（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东南方轸宿度中有星，色青白，如填星。丙申西北生光芒，长三尺，斜指轸宿，若彗星。丁酉兴芒长五尺，戊戌长七尺。）按照过去的灾异观，这算是很严重的“天谴”了，皇帝在这个时候要“避正殿，减常膳，”表示对天的敬畏，做出自我检讨的姿态，并要求朝臣批评政治得失。宋神宗免不了这种灾异观的影响，加上他对新政的疑虑，于是就在当月十日（戊戌）下了一道手诏给王安石等，说：

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获奉宗庙，顾德弗类，不足仰当天心。比年以来，灾异数见，山崩地震，旱暵相仍，变尤大者。内惟浅昧，敢不惧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减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过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31]

保守派抓住了这个反对新政的好机会，马上就有知颖州的吕公著在《答手诏》的奏疏说：

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之象。皇天动威，固不虚发，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泽犹未布于天下。而政令施设所以戾民者，众乎何其谴告之明也。陛下既言恐惧修身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然后可以应天动民，消伏变异。…今民不安业，畎亩愁叹，上干和气，携老挈幼，流离道路，…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何哉？殆任事之臣负陛下之高志也。…臣闻安危在出令，治乱在所任，故皋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愿陛下以知人安民为先，除秽布新以答天戒，则转灾为福，不旋时而应矣。[32]

这是说，因为神宗用人不当，所以才造成天地变异，矛头直指王安石等改革派。富弼也答手诏，劝说神宗要择众说以执政，不能只用少数人的意见，意思也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更有张方平答诏，明说天变为新政之之害：

今夫政事之未协于民，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为天下害实深。…夫人为天地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害洊作。盖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顺和之易也。［新法］经六年而事功莫效，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33]

要改法，必先改人，否则后患无穷。

吕惠卿是推行王安石变法的干将，由于腐败及保守派的攻击，神宗此前罢免了他。此时御史中丞邓绾上言，不但称赞神宗断然罢王安石变法之干将吕惠卿，还借彗星天变进一步攻击王的另一干将章惇[34]，实际上是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政。

所有保守派的大官僚，都把彗星和变法革新联系起来，请求把新法废除。这时王安石不得不对此进行驳斥。他坚持“天变不足畏，”在其说答手诏中说：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人道迩，先王虽有官占，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究，人事这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乙巳占》是唐朝李淳凤撰写的占星著作，影响很大，唐以后成为占星术的经典。这里王安石是利用历史事实与“权威”占星书的矛盾，说明“天道”无关人事。他接着又说：

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所以多历年所，亦言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荒诞，况今星工，岂足道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謄写儰误，尤不可知。[35]

这是进一步用历史事例说明占星术不可靠，复杂的人事决不是占星术所能预料的。

虽然王安石坚持“天变不足畏，”但在“天变”面前，他还是不得不作一些自省的表示。在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出现时，由于神宗避正殿，减常膳，他也只好于十月十七日（乙巳）上表待罪，诏答不允，才此作罢。到了十月十九日丁未，彗星没。次日王安石等又上表乞御正殿，复常膳。[36]

然而，保守派们借“天变”而对新政发起了攻击还是取得了效果。迫于保守派的压力，加上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辞去宰相职务，虽然熙宁八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但他终于在熙宁九年再次辞相,规模宏大的变革最后还是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变革成败与否固然是有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是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四、结论

天文灾异之学作为对自然界奇异现象的观察，以及对其与人间事务的关系的论说，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知识方法，就是要通过观察自然界的非常现象而去把握有常的道理，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特别的好奇与敏感。但是，天文灾异之学作为一种学问得以发展，仅有好奇与敏感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用处，同时需要制度化。天文灾异经汉儒董仲舒等人按“天人感应”的思想，用阴阳五行学说作过一番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天谴论”的儒家政治学说，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学说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为政治服务是天文灾异之学最大的用处。这种知识的建制化，就是要使之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权威性的学术的一部分。天文灾异之学在中国古代就是作为“经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经学是儒家社会最高的学问，天文灾异之学之所以在经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就在于它为儒家“通经济世”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说法。天文灾异之学借经学而体制化，从而不断得到发展，不断在社会政治中得到运用。

北宋年间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欧阳修等古文运动家对“天人感应”的天文灾异说的怀疑和批判，是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坚持要从“人情”、“民心”出发来理解经文中“先王之意”，从而为改革提供了说辞。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的天文灾异观，也是符合他的改革的需要的。当保守派反对他变时时，也是借用天文灾异论说来批评他的“新政”，为此王安石就必须要提出新的灾异论说以驳斥保守派的攻击。所有这些，又都是在“经学”的学术框架下进行的。作为经学中一部分知识的天文灾异论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学问。各家对天文灾异的论说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倾向，而政治倾向又反过来影响了这种专门的学问。这种相互影响甚至会涉及了很具体的学术上细节。天变灾异什么时候都会出现，但熙宁八年的彗星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变革与反变革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也。

参考文献

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江晓原，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vol.II,HistoryofScientific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6..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宋]苏洵，《洪范论》。见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箋注》卷八，页2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刘起釬，《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四部备要》，子部，儒家。

[宋]欧阳修，《诗本义》，四部丛刊三编（2）。商务印书馆，1935。

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四部丛刊三编（33）。

[宋]胡瑗，《洪范口义》。

梁启超，《王荆公》；

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宋]吕祖谦辑，《宋文鉴》卷五十。四库全书，1350册。

[明]黄准、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秦议》。四库全书，440册，页536。]

[程颢：《再论新法乞责降疏》，见《二程遗书》卷三九]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富弼传。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秦克、巩军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邓广铬，《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杨鸿儒，《易经导读》，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1]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主编，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2]其实“天学”这一提法不见得比“天文”更妥当。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天文”，但从来不见“天学”。“天学”的说法固然可以清楚地说明古代“天文”与现代天文学性质上的不同，但它却是古代不曾有的学问名称。因此，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极端—即认为古代没有“天文学”—偏离了历史的真实。

[3]《春秋繁露·必知且仁》，页259。

[4]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vol.II,pp.322-29.

[5]《易·系辞下》。见杨鸿儒，《易经导读》，页426。

[6]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68。

[7]同上，页78。

[8]《周礼·保章氏》。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页261。

[10]苏洵，《洪范论》，见《嘉祐集箋注》卷八，页204。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页21-2。

[12]程颐，《伊川易传》卷四。见《二程全书》，页393。

[13]《二程遗书》卷十七。见《二程全书》，页83。

[14]刘起釬，《尚书学史》，页221。

[15]胡瑗，《洪范口义》。

[16]欧阳修，《诗本义》卷十《生民论》，页14，四部丛刊本。见黄进德，《欧阳修评传》，页337-8。

[17]欧阳修，《易童子问》；见《欧阳修文集》，卷七十八，页1119。

[18]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易》，页21。

[19]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卷二，页705。

[20]梁启超在其《王荆公》中就这样认为。见漆侠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对诸家论点的评述。

[21]吕诲：《论王安石疏》。见《宋文鉴》卷五十，页537-38。

[22]《历代名臣秦议》卷二六六《理财门》，页536。]

[23]程颢：《再上疏》，见《二程全书》，《明道文集》卷上，页210-11。

[24]《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富弼传》，页10249。

[25]王安石，《洪范传》。《王安石全集》卷二十五，页217-8。

[26]同上，页218。

[27]以上论述，见刘起釬，《尚书学史》，页226-7。

[2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第七十二，页526。

[29]《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转引自：邓广铬，《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页29-30。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页6147-8。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579。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615-6。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613。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页6598。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6

1.北宋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识记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结束;从目的、措施(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科举制等)、影响(正面积极作用和负面消极作用))等方面掌握、理解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2.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

分析北宋中期出现社会危机的原因、表现;掌握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措施(内容)、结果;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与失败的原因。

重点和难点精析

1.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背景及影响

(1)历史背景：①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扩大，演变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严重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②北宋建立之初，国家尚未统一，要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北宋政府实力。③宋太祖本人是通过陈桥兵变当上皇帝的，为防止兵变历史重演，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北宋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和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重演，北宋政府采取分权的方法，从“权”、“钱”、“兵”三个方面人手，把政权、财权和兵权收归中央，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2)影响：积极影响：使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宋以后直到清代社会，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五代那样的军阀割据、朝代更替频繁的局面。消极影响：①为了剥夺朝中大将和节度使的兵权，政府大量赐田宅，又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加快土地的集中。地主官僚肆元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北宋初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不断。②官僚机构膨胀，机构臃肿重叠，官吏日益颓废，办事效率低下。俸禄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③过分的集中地方财权，造成地方上财政困难，地方官吏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搜刮。④过分的集中军权，“强干弱枝”，削弱了地方的武装力量;为了防止军人跋扈，实行兵将分离政策，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使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斗争中，连连战败。⑤由于加强中央集权，又形成了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官僚集团，国家要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俸开支，加之每年给予辽和西夏大量的岁币，造成国家严重财政危机，国家出现了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

2.北宋科举制的发展、作用

(1)发展：考试分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严格考试程序，使殿试成为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进士及第者称“天子门生”;考试科目减少，进士为最主要的科目;考试方法上实施糊名制，防止舞弊;录取名额比唐大增，宋太宗在位二十余年，科举取士近万人。

(2)作用：科举考试经过宋代改革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限制了世家子弟对科场的控制与垄断，削弱了门第血缘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扩大了寒俊庶士及第仕进的机会，使科举取士向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布衣草泽”敞开了大门。这样，唐代那种“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的情形，到宋代便转化为“取士不问家世”的趋势，为地主阶级各阶层通过平等的考试跻身仕途，开辟了道路，使北宋政权基础进一步扩大。

3.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王安石变法和中国古代的变法、改革

(1)王安石变法：①变法是在北宋中期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患危机情况下，为实现富国强兵、挽救统治危机而进行的改革。②变法的内容，主要是调节封建国家与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再分配。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富国强兵，为富国，王安石广辟财源。它虽使封建国家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加，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并没有使社会矛盾得以根本解决。因而无法真正地缓和严重的统治危机。③变法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变法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制度没有进行任何调整，反而从根本上保护和认可了地主占有的土地。因为变法面临的危机中，政治危机是根本的。这一危机是由于地主兼并土地，阶级矛盾尖锐导致的。变法无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然，也就无法缓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在封建保守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下，新法被废除。

(2)中国古代的变法和改革：王朝初期改革比较容易成功，中后期则常常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①新的封建王朝大多是在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碎了旧王朝的国家机器，猛烈冲击陈章旧制，旧秩序土崩瓦解，为新王朝的改革破除了阻力。而王朝中后期，政治建设、典章制度、权益分配根深蒂固，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势力盘根错节，保守顽固势力强大。②王朝初期，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教训，大力调整统治政策。这种改革符合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的共同要求。而王朝中后期要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某些政策和具体制度的调整及利益再分配，必然遭到旧制度和旧势力的顽强抵抗。③王朝初期的改革有强大的皇权作保障，而中后期改革的主将则缺乏这种权威。

(3)启示：①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与产物。②革除社会弊端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③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④改革必然涉及某些阶层的特权与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知识拓展

两宋时期，先后面临哪些主要社会问题?统治者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怎样?

(1)北宋初期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国家分裂，南方割据政权的存在威胁着北宋的统治;第二，武将大权在手，拥兵自重，中央集权不巩固;第三，辽占据幽云等地。

解决的措施及结果：第一，宋太祖和其弟宋太宗用了十几年时间消灭了割据政权。结果：于979年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第二，宋太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措施，解除统军大将的兵权和节度使权力;分割宰相权，加强君权;各州设知州和通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集中财政权和司法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结果：使五代以来重臣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基础得以铲除，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造成冗兵冗官现象，给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第三，为了收回幽云地区，多次对辽用兵。结果：宋辽议和，达成了“澶渊之盟”。(2)北宋中期的三大问题：第一，冗兵、冗官、冗费现象，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第二，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第三，辽和西夏威胁着北宋的安全。

解决措施和结果：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危机，巩固封建统治，进行了两次改革，即“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最终都失败了。

(3)北宋后期：政治腐败和面临金的进攻两大问题。

解决措施和结果：进行抗金，多次打退金兵进攻，1127年被金灭亡。(4)南宋：第一，偏安于中国南部;第二，前期面临金的威胁;后期面临蒙古与元的威胁。

解决措施和结果：第一，前期进行抗金，多次打退金兵进攻，但也妥协苟安，在1141年签订绍兴和议，此后，双方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状态;第二，后期抗元，但实力不敌，1276年被元灭亡。

4.如何全面认识宋朝的历史地位?

大多数国人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其历史地位：

政治方面：宋代典制对后世影响巨大，其突出现象就是藩镇割据消除，进一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元明清继承。

农业方面：宋代人口过亿，不汉唐两倍，垦田也是汉唐两倍，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手工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突出，其中商品货币关系进步明显，海上贸易空前发达。

在文化科技方面，三大发明的完善或发明于宋代，对世界影响巨大。文学、史学、哲学都取得突出成就。

总之，宋朝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师生探究

例1.(2004年高考上海卷，6)公元997年，宋廷岁收2200多万缗，收支相抵还余大半;到王安石变法前两年，收入已高达11000多万缗，收支却亏1500多万缗，“民贫乏食”而反。造成这种统治危机的根源是()

A.经济衰退B.起义频繁C.兵力不足D.吏治腐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实质是考查王安石变法的背景。通过材料中的内容和所学历史知识可知：A是不可能出现的，B项只是统治危机的表现而非根源，C项明显与史实不符。如此只有D项的叙述能够正确解释题干的要求。

例2.(2004年全国文综卷，18)中国古代地方官制的演变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回答：北宋削夺地方财政权的措施是()

A.派文臣做知州B.各州设通判C.设立转运使D.设立布政使

解析本题答案是C。考查的是基本的历史知识点，这类题要求平时对教材基础知识有一个牢固的掌握。知州是北宋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政长官，北宋通判负责监督知州，布政使是明朝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的长官。

例3.(2005年高考北京春招卷，13)王安石变法诸措施中，旨在限制高利贷盘剥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是()

A.青苗法B.募役法

C.方田均税法D.农田水利法

解析本题答案是A。虽然四项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但仔细分析每条措施的影响可知只有“青苗法”符合题意。因为它是便于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受到政府的帮助，进而不需要借地主钱庄的高利贷。

例4.(2005年高考广东单科卷，3)下列各项中造成国家财政负担的是()

A.市易法B.岁币C.两税法D.一条鞭法

解析本题答案是B。该题考查对历史上几种经济现象影响的分析理解能力。北宋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唐后期两税法扩大了税源和明朝一条鞭法根据田亩多寡征收役银，均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宋通过岁币，维持了宋辽和宋夏边境的和平局面，但每年向辽和西夏输送大量的银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B符合题意。

例5.(2005高考广东、广西卷，26)(10分)阅读以下材料：

有人说，欣赏《清明上河图》“恍然如人汴京(东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石渠宝笈三编》

回答：

(1)说明图1所示城市的名称及其所处朝代。(4分)

(2)从图2、3提取历史信息，说明北宋东京与图1所示城市相比，在商业活动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6分)

解析此题以唐宋时期的商业发展为中心内容来选取材料，旨在考查学生读图、识图能力。解答时，必须抓住图片上的的效信息，如图一中的大明宫、朱雀街、坊市等，图二中的鱼市、夜市、晓市等，图三中的东京汴河沿岸的繁华的商业场景等，然后联系教材，进行作答。

参考答案(1)长安(2分)、唐朝(2分);突破了坊市格局空间限制(2分);突破坊市制的时间限制(2分);(2)出现专门市场(2分)(评分说明：如答商业活动繁盛，可加2分，但总分不超过10分)

例6.(2005年高考广东单科

卷，29)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以缓和严重的社会危机。请问，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体现有哪些?王安石变法涉及军事、财政、教育等多方面内容，请说出教育方面的措施，你是怎样看待这些教育改革措施的?(12分)

解析本题考查课本知识的再认再现能力，难度不大。只要学生对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作用有一个整体的掌握，此题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答案表现：第一，土地兼并严重;第二，农民起义不断;第三，冗兵、冗官、冗费;第四，辽和西夏的威胁。(8分)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7

手抄报是一种内容更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的作业形式，用手抄报的形式来总结一个专题的内容，能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总体认识并深化他们的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培养自己独立的学习概括能力、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和评价。此外，相对于传统的作业形式，手抄报这种新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制作手抄报的过程中，对学生收集和整理信息、合作解决问题、版面设计、书画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以学生制作《王安石变法》的手抄报为例，全班同学进行分组学习研究，此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竞争意识，也能够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均等参与其中，展示才能。

首先，要对本组制作的手抄报有个整体的规划。同学们要在对所学内容进行概括整理的基础之上，拟出框架，并合理的进行拓展延伸，利用课外的资料包括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图片等，丰富和充实历史事件、深化主题。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帮助学生对知识进行总结提炼，理清思路，突出重点，指明研究的方向。例如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大致可以划分出以下几个部分：变法的历史背景、变法的措施、变法的结果，以及结果出现的原因、对变法的评价、变法对于今天的意义等。学生可参考这样的思路，对知识自主地进行梳理，确立好手抄报的总体格局。

其次，即是“按图纸施工”，将规划付诸行动，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用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来阐述历史史实，并发表具有个性化独到见解。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出了不同的方式，既完整清晰地表达了观点，又不乏生动有趣的气息，能让他们对所学的内容记忆深刻。例如学生制作的一份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手抄报，用“朝廷宣传标语”的方式，展现变法的措施，如关于理财的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田增产福泽百代”，关于强兵的保甲法“兵农合一齐护治安，兵将互助共御外敌”，关于取士的改革“改科举、整太学、聚敛人才；求发展、倡务实、惟才用人”形象生动地说明变法内容，且展现了学生们不俗的语言功底和概括能力；他们引用王安石的诗句来说明变法成果：变法前“悲秋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变法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去皆种黍”，肯定了变法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他们还引用“两宫太后向神宗控诉变法图”来揭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守旧势力的阻挠。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8

在兴修水利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与劳力。这几乎是所有水利建设都要遇到的难题。正如曾巩所说：“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1](卷13《越州签湖图序》)先看劳力问题。水利建设，一般工程比较浩大，历时较长，需要劳力多。据史载：堵塞黄河小吴口，计役314．4万工；[2](P7634)开漳河用700万工日、滹沱河八九百万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劳动者。郏亶筹划苏州一项水利工程，需历时三年，预计用20万劳力。[2](P5960)①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万”。[2](p5576)元丰六年(1083)，治理洪泽河，预“计工二頁五十九万七千，役民夫九万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两月”。[3](《方域》”之10)水利建设常常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开汛期和农忙季节。故兴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时期，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相结合的办法，鸠集农田水利建设劳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军队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4](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5](p4639)一般无征战的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6466)其中番号为“堤防”、“堰埭”的厢军，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兵。据《宋史·兵志》载：建隆以后的200多个厢军番号中，驻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从字面上看应属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宁以后的厢军中，“关河”、“广济”、“堰军”、“捍江”(3指挥)、“防河”等番号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丰时期，上述专业水利兵当然要参与水利建设。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兴修所役过“若干兵功”，岁终应呈报司农寺。[2](p5224)次年，开修漳河，“役兵万人”。[5](p2351)熙宁六年，枢密院诬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经查，“死事者数不及三厘”。[5](p2371)熙宁九年，修御河用厢军“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宁十年七月，据文彦博报告：曹村护理黄河的埽兵士多在“别处占使”，“见在只有兵十七人实役”。[2](p6942)参与兴修水利的厢兵，除了专业水利兵外，应当包括临时调遣的非专业厢军。元丰二年(1079)，调发壮役兵2000，京东厢军1000，滨、棣二州修城拣中崇胜兵5指挥，共约5000人，赴洛口兴工役。[2](p7220)次年，岁调“客军”(即非专业兵)9000人，专门修治黄河、汴河等。[2](p7425)元丰六年春，堵塞曹村黄河口，有20万兵参加。[6](卷15《塞曹村决河》)是役，当包括不少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兵。

厢军是宋代募兵的一种，是职业兵、雇佣兵，有薪水，靠国家供给养。因此，无论专设的水利兵或临时差调的厢军，都属于召募性质。不过，由于史载不详，无法知道熙丰时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参与水利建设，成效如何。

＿＿＿＿＿＿＿＿＿＿

①原文“二千万”，《长编》本卷后校勘为“二十万”。

2．征调氏夫征调民夫，是鸠集兴修水利劳动力的惯用手段。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2](P186)宋代厢军虽是充当百役者，但其中水利军数量毕竟有限，许多水利工程仍需征调大量的民夫来劳作。宋仁宗时宋祁曾说：厢军“月费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农民以任其劳。”[7](卷101《上仁宗论三冗三费》)厢军所负之役，往往落到民夫头上，水利之役自不例外。

在宋神宗之前，调民夫兴修水利，岁皆有之。宋仁宗时，荆湖南路监利县“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不足，取之旁县”。[8](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熙丰时期，亦常调用民夫。熙宁初年，张峋知鄞县，是县广德湖经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峋“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修水田二千顷。[1](卷19《广德湖记》)①鄞县广德湖改造，取于民愿，因力而致，但也属于差调民夫性质。熙宁年间，郏亶提举两浙水利，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提出鸠集人夫计划时说：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若每户出工七日，则可调发百万夫。[9](卷19《水利上》)②熙宁六年(1073)六月，“诏河北春夫不得过五万人，岁以为式”。[2](p5970)熙宁七年九月庚寅，诏：“河北旱灾，民方艰食，惟河防急切及修城，许量调春夫”。[2](P6242)同年十一月王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5](p2371)元丰六年(1083)，黄河决于曹村埽，调发民夫50万修治。[6](卷15《塞曹村决河》)征调民夫，带有摊派性质，但以一乡一县或一州为单位，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劳力，集中攻坚，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策略之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昆山县主薄丘与权说：“古制：役民兴作，经费寡而售效速”，[9](卷19《水利上》)即谓此义。不过，过多地摊派征调，难免扰民。提举两浙水利官郏亶，在苏州主持水利建设，“凡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以为扰，多逃移”，甚至引起吏民“骚乱”，郏亶被追官。[9](卷19《水利上》)[2](P5960,5824)这是摊派民夫致民“骚乱”之一例，说明了征调民夫不利的一面。

3．募饥民兴水利使用厢兵治水，厢兵数量有限；征调民力兴水，有扰民招乱之忧：欲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劳工问题不得不另想办法。熙丰时期，不少水利工夫源自所招募的饥民。此即所谓的以工代赈，将救饥恤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好办法。

宋神宗时，与兵役实行招募制、职役实行雇佣制并行，河役等杂役也实行召募制。与差调明显不同，召募原则上既要“取民自愿”，还要付给一定报酬。尽管在实行中会存在强迫和少付或不付酬金的现象，但比起完全无偿征凋、硬性摊派多少有点进步，值得肯定。宋神宗以前，一些地方官尝试过利用招募方式鸠集劳力。如景祐中，范仲淹知苏州时，兴修水利，适逢荒歉，于是“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欧阳修在颍州时，也曾实践过。[11](卷3下《兴工作以食饿夫》)但是，这种鸠集劳力的方式在宋神宗时得到大力推广。熙宁五年(1072)二月。宋神宗诏赐两浙转运司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说明这种工赈在此之前曾经推行过。次年六月，正式诏颁工赈法：“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如系灾伤。辄不依前后敕赈济者，委司农寺点检奏劾以闻。”[2](p5966)此法规定招募饥民兴修水利，募夫给工值，由常平钱谷专项充给。同年，负责两浙水利兴修的沈括请求：“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得到宋神宗批准。[2](P6020)

＿＿＿＿＿＿＿＿

①是役“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

②郏亶经度两浙水利始于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止于六年五月乙丑，见《长编》卷240,245,第5824、5960页。

他还说：“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堙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宋神宗又诏从其请。[2](p5990)[12](卷73《水利》)沈括是农田水利专家，又是浙人，“知其利害，性亦谨密”。[12](卷73《水利》)他吸取前任官郏亶好大喜功、征调民夫、招怨败身的教训，懂得“民力饶裕、易于兴工”和“民间晓然知其为利”而“乐于趋役”[2](P5990)的道理，其募民兴修水利的主张，正基于此识。而“每以劝农事为急”[12](卷73《水利》)的神宗、王安石则是有求必允、全力支持。熙宁六年九月，淮南东路、两浙路又以灾伤求赐，宋神宗下令各拨常平司粮3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2](p6011)是月辛酉，又诏增两浙、淮南东路各3万石，“并依戊申诏旨施行”工赈。[2](p6014)同年十二月，再次诏赐淮南西路转运司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持续旱灾，灾民很多，为防止民流田废乃至农民起义，宋神宗诏令“灾伤路委监司各分地检计，合兴农田水利及堤岸、沟河、道路栽种林木土功之类可以募夫者，并具利害以闻”。[2](p6111)同年十二月，淮南东路转运司乞增赐上供粮10万石，“募饥人修水利”，诏“与上供粮五万石”。[2](p6298)南方工赈盛行，北方也比较常见。熙宁七年(1074)八月，诏“京西转运司具赈济流民事状，司农寺具所兴修农田、水利次第”。[2](p6234)同年九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召募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外，其于农田、水利及修城壕者，悉给常平钱谷”。[2](P6242)是年，知耀州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5](p2372)

募饥民兴修水利，尤值珍视。它可将赈饥与兴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比单纯地赈饥效果要更佳。王安石批评定州煮粥救饥说：“若聚人每大口日给一升，小口给半升，即饥民须废业待给，如此则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饥偯饭凡半年，若以作饭之米计口偯与，令各营生，官所费无加，而饥民得实惠，不妨经营衣食，犹胜于聚，而粥饭不能救死，徒成疫疠也。”[2](p6458)因此，王安石主张“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2](p5777)即“今[令]及未困，募之兴利”。[2](p6458)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几年中，工赈得到了大力推广，而其罢相后，尤其是在神宗独自操持新法的几年中，史书罕有记载。①

据载，熙宁某年，“岁恶民流”，淮南东路转运副使蒋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5](P10916)工赈之效由此可知。朱熹评论说：“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既济饥民，又成永久之利，实为两便。”[13](卷17《奏救荒画一事件状》)南宋人董熠称赞“工赈”是“以工役救荒者也”，治流民根源而“易为力”之法。[14](卷上、卷中)绍兴六年(1136)九月，温州进士张頠言：工赈“一举而两得；”[3](《食货》7之43)在南宋，工赈也非常流行。②这些事例说明，王安石之大力推行工赈，从理论上、实践上讲都是可行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生产而增加赋入的开源思想。

推行工赈法，除获得救饥与兴利直接效益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堵塞兵冗之弊，是解决宋初以来冗兵问题韵重要途径。饥民一般是厢兵的直接来源之一③，饥民入伍次数减少，廂

——————————————————

①据《宋会要·食货》7之18至30、《长编》、《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工赈法盛行于熙宁年间，而罕见于元丰年间，或与主持变法者变换有关。

②《宋会要·食货》7之40至77．8之1至32，均有记载，从略。

③参见拙文《“易进难退”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2期。

军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减少。熙宁四年(1071)，厢军兵额为227627人，[2](P5556,5384,6375,8397)①比治平时少27万、比庆历时少20万(5)(p4576)。由此可知，熙宁时期工赈又收到裁冗减费(即节流)的效果。综上所述，熙丰时期水利建设的劳力来源有三：即军队(包括水利兵和部分非水利军)、差夫、募夫(主要是饥民)。与北宋前五朝相比，募夫作为劳力的比例要明显大一些。就宋神宗一朝而言，由于水利建设主要集中于熙宁期间，所以募饥兴役的次数多、地域广，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又可收控制冗兵、节裁冗费之效。

二、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经费问题

一般而言，水利建设经费包括：民夫报酬或募夫的工值、木石等建筑材料费与土地占用费。②诸项开支为数不小。熙宁九年(1076)，知制诰熊本说，修御河“自兴役至毕，凡用钱米、功料二百万有奇。今后每岁用物料一百一十六万，………约费钱五万七千余缗”。[5](p2356)元丰三年(1080)二月，知州王孝先说，“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21(p7352)元丰六年(1083)，修浚洪泽湖，预计用麦米11万斛、钱10万缗。[3](《方域》17之10)

热衷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对水利开支并不吝惜。王安石认为，“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王安石与宋神宗讨沦水利经费问题，王安石建议：“陛下若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何善如之!”宋神宗慨慷地说：“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2](p5832)由于水利经费得到保证，熙丰时期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一时期水利经费来源与筹集，概括说来，盖有以下诸项：

1．摊派于民摊派水利经费自古皆然，宋神宗时也不例外。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十三日诏降的《农田利害条约》中规定：水利经费先“纠率众户”，“民力不能给者”许“连状借贷支用”，百姓应“出备名下人工物料”，而不出或不按时出者即“有违约束者”，要给予“科罚钱斛”。[15](p263～264)熙宁三年(1070)，李竦计算一项水利建设的工料经费说：“以顷亩多少为率劝诱出备工料”。[3](《食货》7之22)熙宁五年至六年间，提举两浙路水利官郏亶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自三等(户)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可量其财而取之，则足以供万夫之食与其费矣”。[9](卷19《水利上》)沈括代替郏亶提举两浙农田水利，采取按田亩出钱的办法，“令一亩田率二百钱，有千亩即出钱二百千”[2](P6557)，郏亶、沈括摊派经费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抑制富户。因此，郏亶遭到当地有力之家“践蹂”，[2](p5824)沈括也遭到田产在苏州的参知政事吕惠卿的强烈抗议。[2](p6557)。同理，农田水利法遭到当时反对派的抨击、诋毁，农田水利也被列入司马光所说的朝政“六大缺失”之一。[7](卷117《上神宗应诏言朝政缺失》)

2．鼓励富民出资在私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宋代，土地多为私人、尤其为少数大地主所拥有。政府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对下层老百姓固然有利，然受益最大者莫过于大土地拥有者。若上述按户等高下、资产多少摊派对富户有明显的强制性的话，那么晓之以理、劝其出资，则是取其自愿。熙宁二年(1069)颁降的《农田利害条约》就明确规定：“如是系官钱斛支借不足，亦许州县劝谕物力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官为置簿及催理。诸色人能出财力、纠众户、创修兴复农田水利，经久便民，当议随功利多少酬奖。其出财颇多、兴利至大者，即量才录用。”[15](p264)熙宁五年十二月二日，宋政府重申这一政策。[3](《食货》7之25)于是，便有自出钱兴修水利的现象。史载：金州西城县民葛德出“私财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宋神宗诏授金州司士参军，赐度僧牒10道。[2](p6217)[5](p2371)熙宁八年二月，司农寺上言“乞更酬奖”葛德之举，宋神宗再次颁诏赐度僧牒10道。[2](p6348)熙丰时期一道度牒不过130贯[16](p743)，10道才为钱1300贯，数量不大，仅仅是对私人出钱兴利的一种奖励，但体现了政府能兑现承诺的精神。这在封建时代同样显得可贵。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私人出资兴修水利比较罕见，宋政府两次颁诏“奖谕”葛德，就说明这种义举十分少见，更说明富人主动出资者稀有，在熙丰农田水利建设中作用并不大。

——————————————

①《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丙寅，第5556页。又见《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二月末，第8397页。但《长编》卷221，熙宁四年十二月辛丑，第5384页，记神宗语曰，“厢军五十余万”。而《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甲子，第6375页，记王安石语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据此。熙丰军数22．7万是可信的。

②此据施正康：《宋代两浙水利人工和经费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此文虽论述两宋两浙地区，但可以大致反映水利经费开支项目。

3．政府拔支组织大型水利建设，改良兴造农田，是国家经济职能之一。对农田水利颇感兴趣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对筹措水利经费付出了切实的行动。或无偿调拨，或给予借款，次数之频、数量之大、形式之灵活，非其它朝代所能相比。其拨款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动用“陂湖遗利钱”。“陂湖遗利钱”是国家“公田之赋”。据曾巩称：越州有鉴湖，溉田“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至于洽平之间，盗湖为田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1](卷13《越州签湖图序》)[5](p2406)宋政府自不会轻易地让私自围湖造田者恣意逃税，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征收田租。陂湖属于国家所有，鉴湖田租当是“公田之赋”。这笔收入比较可观，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有人说：“越州有鉴湖，租三十万，[在]法许兴修水利支用”。[3](《食货》7之33)①引文中所述“[在]法许兴修水利支用”，当指熙宁之法。据记载，熙宁七年(1074)四月八日，沈括说，“先奉朝旨许支两浙陂湖等遗利钱兴修水利。近勘会本路先管遗利钱额，及再差官根究．兴修见未周遍，已见贯万[疑为‘石’]不少。”[3](《食货》7之27)越州湖属于“两浙陂湖”，因此“在法”即是指熙宁七年的“朝旨”。朝廷允许支用陂湖等遗利钱以兴修水利，是官府支持水利经费的一种形式。

第二，官府借贷。宋代借贷业比较发达：就债权对象而言，有私人之间借贷、官民之间借贷、官府之间借贷；就性质而言，有商业借贷、消费借贷和生产建设借贷。宋神宗时，农田水利建设多属于官府间、生产建设性借贷。熙宁二年(1069)所公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就明确规定：

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焊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利人户于常平广惠仓系宫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15](p264)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二日、元丰元年(1078)四月，重申这一规定说：

开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焊之类，民力不能役者，许受利人户具合费用数目，贷常平等钱谷，限三年两料输足，岁出息一分②。[2](p7069)[3](《食货》1之29、7之25、7之30、53之12)，[5](p2373)

这一规定是官民之间的借贷，利息仅为一分，但毕竟是有偿有息借贷。

熙丰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借贷常常为官府之间的借贷。熙宁八年(1075)四月，诏从王安石之请说，“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5400)③此则史料记述的是江宁府与提举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同年十二月，“诏司农寺以河北两路坊场钱或借免役宽剩钱二十万，给河北水利司”使用。[2](p6633)元丰二年(1079)四月，又诏司农寺出坊场钱10万缗给导洛通汴司使用。次年二月，又诏给导洛通汴司坊场钱20万余缗，用作兴修经费。[2](p7231,7354)河北水利司、导洛通汴司为兴修水利的机构，这几则史料记载的是司农寺与之借贷或转借关系。就史料记载来看，熙丰时期围绕水利经费而发生的官方间借贷关系，一般不提利息与利率，大概官方间关于水利经费的借贷没有利息，仅还本即可，即属于官府间互相转借、移用。

————————————————

①《宋史》卷97《河渠七》，第2406页，记南宋初为10万斛。

②《长编》卷289，元丰元年四月壬戌，第7069页；《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73页；《宋会要·食货》53之12，《宋会要·食货》1之29、7之30。关于出息问题，史载不一致。《宋会要·食货》7之25记为“二分”，其它均为“一分”。既为长期贷款，又是鼓励性借款，可能为“一分”息。

③“昨”指“熙宁七年正月”，据《长编纪事本末》卷73《水利》第2344页，记赐江宁府常平仓5万石修水利。

第三，赐给水利经费。皇帝“赐给”水利经费，一般都无需偿还。其实这些钱谷都来自百姓，只不过以“皇恩”的名义部分返还给百姓。但这种“赐给”对象是农田水利兴修者，即投资于生产建设，还是值得肯定的。前文已论述，国家为解决水利劳工伺题，将救饥与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同理，为解决经费紧张之势，政府用有限的钱谷将救死扶伤与农田水利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举两得。

宋仁宗时，名臣范仲淹算过这样一笔帐：饥荒时，国家用9000石或15000石米作水利经费，兴修水利工程，保证旱涝有收，则苏州一年可以纳两税米30万石，又可提供“官私之籴”米数百万斛。政府投入与产出比至少为一比二十或一比三十。[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这个道理，王安石与宋神宗都十分清楚。王安石曾说：“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賑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一举两得。[2](p5777)宋神宗对于工赈也明确表态：“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2](p5832)[5](p2370)因此，在熙宁时期，以“赐给”名义下诏拨支钱谷、募民兴利的情况甚多。

熙宁五年(1072)二月，诏赐两浙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熙宁六年六月，诏：“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2](P5966)“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是一原则性规定，故无明示数量多少。同年十二月，赐淮南西路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5万石兴修水利。[2](p6077)是年二月，河阳府报告说，连年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兼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及赈济饥民”。[2](p6082)同年八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募召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2](p6242)同年十二月，诏淮南东路于司农寺内“与上供粮五万石”，“募饥人修水利”。[2](p6298)熙宁八年三月，又赐京东路常平米5万石，募民兴利。[2](p6361)

除了诏赐钱谷外，还诏赐度牒之类。元丰二年(1079)，河北水利司缺经费，出主簿、斋郎告牒募人入钱，久无应募者，于是“赐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道，[2](P7282)以每一道130贯计，约为钱84，500贯，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助。

皇帝诏赐的钱谷一般是不用偿还的。但也有个别现象，似乎要偿还。如熙宁七年(1073)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2](p6077)但是一年后，即熙宁八年四月，又诏令“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6400)当然，二次诏令是否所指一事，恐仍须进一步考证。即便如是，恐也是个别现象。

上述关于筹集水利经费诸方式中，借贷与赐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几乎所有借贷、赐给钱谷的事例，多集中于熙宁期间，这不是摘取材料之故，而史载确实如是。这个现象说明，赞同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于熙宁年间一再诏令赐给、借贷钱谷，鼓励兴修农田水利，与王安石的努力和争取分不开；元丰期间，王安石罢相，单独主持新法的神宗显得力不从心或无暇顾及农田水利建设，导致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减少，水利经费开支也随之减少。故史载自然甚少。二是，诏令借贷和赐给的钱谷，多来源于常平仓。这说明常平仓在熙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前诸朝常平仓谷少本小，很难发挥支援生产建设的作用。宋代常平仓之所以能在熙宁时发挥突出的作用，与王安石的常平新法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①

————————————————

①马玉臣：《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三、余论

总之，农田水利建设中“从古所难”的劳力与经费问题，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努力下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平心而论，其解决劳力与经费问题的途径，并无太多的创新之处，都是北宋前期于局部地区所实施过的，只是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了“扬弃”，并在全国通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熙丰变法，既非王安石所说的“祖宗之法不足守”[12](卷59《王安石事迹(上)》，又非司马光等人批评王安石“尽变更祖宗之法”[17](卷60《与王介甫书》(第一节))，而是对“祖宗之法”的某种“扬弃”。这一点当引起研究熙丰变法者注意，否则，会夸大变法的影响。此其一。

其二、常平钱、坊场钱、免役钱等，在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经费的筹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投资于生产建设，诚可谓“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由此可以说，熙丰变法取得了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等与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肯定。

其三、熙丰时期农田建设在劳力和经费的筹措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以工贷赈”、按户等(或资产)出钱、鼓励富户出资以及政府低息或无息借贷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正是由于劳工与经费得到了妥善地解决，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诚如王安石评价所说，“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2](p6440)关于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学界已作充分研究，无须赘述。

[参考文献]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7．

[4]章如愚．山堂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6]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

[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

[8]刘那．彭城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9]范成大．吴郡志[N]．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0]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点校本，2002．

[11](清)陆曾禹．钦定康济录[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13]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7．

[14]董煟．救荒活民书[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15]漆侠．王安石变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6]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版，1995．

[17]司马光．传家集[M]．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

本文来自:中科软件园()详细出处参考：/bggw/sort02910/sort03087/sort03131/219687.html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9

一、巧用多媒体导入历史教学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因其在呈现图像、音频、视频资料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在基础教育中得以普及。历史课堂导人环节巧用多媒体呈现多元素材，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髙效达成教学目标。如教学河姆渡与大汶口等远古时期的文化时，可借助多媒体呈现相关遗址复原图或文物图导人教学，学生可以更直观、形象地理解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教学开辟新航路时，可通过多媒体展示航路图让学生对航路图和地缘关系进行分析、讨论，再引人相关内容教学；教学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时，教师可搜集并播放如交通工具的百年演变等相关影像资料，这样的导人不仅可以增加趣味性，同时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二、构建学习情塊导入历史教学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认知不是个体头脑内部的事情，知识的建构需要社会情境的支持，可见构建学习情境对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作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改变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条件，历史事件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趋势。因此，课堂导入中，可针对历史事件构建虚拟的趣味情境，让学生融人学习情境思考问题，随之展开交流讨论，实现对话教学视域下的及时反馈。如教学王安石变法时，可从变法内容引入变法失败的结果，以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背景向学生提出问题：如果你是王安石，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变法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情境导入，既融人了教学内容，也让学生从反面（避免失败）思考，有助于学生增进对王安石变法相关内容的理解。学生思考之后，教师可以将意见相近的学生分为一组，分组展开辩论。在讨论辩论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逐步渗透王安石变法的相关史实和历史背景，如此一来可以让学生在历史情境中学习思辨，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

三、借助辅助元索导入历史教学

适合历史教学导入的辅助元素很多，如影视剧、诗歌、文物等。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历史有数不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许多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被改编为影视剧。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影视剧导入，分析影视剧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别，进而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影视剧中的历史。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诞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作品，他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如诗圣杜甫所著的《石壕吏》，还原了唐王朝兵力缺乏，强征兵丁的现象，反映的是盛唐转衰的重要事件——安史之乱。再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反映的是安史之乱结束，唐军收复失地，身处四川的杜甫想要立刻回到故乡的喜悦之情。通过诗歌的吟诵和讲解导入历史课堂，可以让教学更有活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关注课堂导人，做好课堂导入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关键之一。对于历史教师而言，善用多媒体、历史情境、影视剧、诗歌等素材和手段，实现课堂导人的多元化，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更高效，更有活力。

参考文献：

［1］张丽丽？高中历史教学中课堂导入策略的应用价值初探［J］？长江丛刊，2018（1）：288－288．

王安石变法范文篇10

1蔡琰《胡笳十八拍》的文学价值

蔡琰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多才，又妙于音律，但生逢乱世，颇为不幸。经历了亡夫、丧父的遭遇后，又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掳去，被迫嫁与左贤王，在那里痛苦地生活了十二年，并且生有二子。被曹操赎回后，她实现了重归故里的夙愿，却陷入骨肉分离的极度悲痛之中。蔡文姬命运多舛，作品也大多佚失。流传至今署名蔡琰的作品仅有3首:五言、骚体《悲愤诗》各一首，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一首。琴歌《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长达1297字的叙事诗，叙述的正是蔡琰战乱中被掳、胡地思乡、忍痛别子归汉的悲惨遭遇。最早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注明作者为蔡琰，朱熹将其收入《楚辞后语》。从唐代开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就逐渐受到关注，至现当代甚至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产生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仅笔者所见，就有文学研究讨论专集一本，其余期刊论文约160篇。这些成果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关于作品真伪的讨论、关于其与音乐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虽然关于《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尚存有争议，但该作品的内容、价值、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其文学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真实反映了蔡琰身陷匈奴的苦难经历和丰富复杂的思想世界

蔡琰《胡笳十八拍》叙写汉末战乱中其被掠、没胡、归汉的悲惨经历，抒发了难以遏止的悲愤。“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第一拍﹚。其诗“通过个人不幸反映了时代人民的苦难，见证了个人与时代所共同经历的巨大创伤”［1］，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谁具陈”﹙第十二拍﹚，蔡诗凸现了其“别子归汉”时的两难抉择和心中的悲痛苦楚，在返回故国和母子团聚的矛盾中，她万般无奈割舍母爱，选择了回归故国的道路。“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第十三拍﹚，从母亲的角度以第一人称描写非常情境中的母爱，真切再现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惨境况和对亲生骨肉难以割舍的母性情怀。“文姬归汉”这一千古佳话是其“爱国的赤子之心终于战胜了母子间的私情……闪耀着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光芒”［2］。蔡琰忍痛别子归汉的爱国之心和民族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爱国诗人杜甫、李纲、文天祥都深受其影响，其诗在饱经战乱、充满国仇家恨的宋代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和接受。此外，蔡诗反映女性主题，以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叙述亲历事件，表现战争给妇女带来的苦难，充满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女性情感体验，是女性文学中的不朽诗篇。总之，蔡诗内涵丰厚而深刻，沉痛描述了蔡琰苦难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其心灵的声音。

1．2开创了《胡笳十八拍》这样新奇独特的诗歌形式

《胡笳十八拍》是由十八拍合成的长诗，也是一首七言和骚体结合的叙事诗，其自创新格的新颖形式历来倍受瞩目，影响很大。一个题目，分成十八节，组成一篇一千二百多字的长诗，骚体与七言结合而参有杂言，句式长短参差，在东汉诗中未曾有过这样的体式。应是蔡琰在当时各种诗体的启示下，结合胡笳的声调和音乐的形式，创造出适应抒发悲痛感情的新体裁。郭沫若认为:“蔡文姬是在骚体和七言民歌的基调之上树立了她独创的风格。”［3］34胡笳悲凉的音调、骚体特有的强烈抒情意味、长短自由参差错落的句式将文姬被迫居胡十二年的巨大痛苦展现无遗。其艺术形式独具匠心，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商、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均仿其体制作有同题诗。明谢榛云:“杜子美《七歌》，本于《十八拍》。”［4］杜甫《同谷七歌》、文天祥《六歌》的结构形式也受其影响。

1．3《胡笳十八拍》是真情与音乐结合的艺术绝唱

蔡诗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在灿若星河的诗海中绽放异彩，经久不衰。其中最撼人心魄的是真切沉痛的感情，“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3］2“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5］第八拍直接抒情，“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连续的反问，把诗人的悲愤推向极点，问天责神，感情沸腾，措辞激烈。“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字句中饱含血泪，怨愤之情天地难容，“悲写独吊，凄怆动人，譬之听哀猿征雁，既无激于中亦不能不为之下泪也”［6］。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使诗中的感情更加真实感人。其中对归国与别儿悲喜交织的心理描写最为真实生动，“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二子兮会无因”“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反复渲染了自己矛盾复杂、痛苦难禁的心情。“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通过梦境表现梦中见子乍喜、醒后失子乍悲的思儿之苦。《胡笳十八拍》是音乐文学，音乐与诗歌共述悲愤之情、以悲音衬悲情等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把诗中的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让人们从音乐美感角度去体悟诗歌的意蕴美;她又以诗歌对音乐进行描摹，诠释音乐的内涵，使音乐更富于文学性内蕴，创造真正的诗情旋律，以致词曲相谐，声情并茂，在情感与境界上达到了一致且相互补充。诗歌与音乐相契相谐，成就了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7］诗中的真情与音乐完美结合，谱就了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正因为《胡笳十八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所以深受后世诗人的重视，甚至引发了一系列模拟作品的出现。

2历代《胡笳十八拍》文献考察

在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影响下，后世又有刘商、王安石、李元白、王慎中、李纲、文天祥等人的拟作《胡笳十八拍》。现分别加以考察。

(1)唐刘商《胡笳十八拍》，今存。刘商，字子夏，中唐诗人。刘商曾进士及第，大历初任合肥令，贞元中任汴州观察推官、检校虞部郎中。后为道士，卒于元和二年(807年)之前。［8］刘商《胡笳十八拍》今传本较多，仅在敦煌遗书中就有三个写本，即伯二五五五、伯三八一二、伯二八四五。《胡笳十八拍》乃刘商早年所著。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云:“今所编录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岁著《胡笳词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岖惊畏之患，亦云至矣。”［9］王勋成《从敦煌唐卷看刘商〈胡笳十八拍〉的写作年代》进一步考证出该作乃大历四五年间“刘商罢卢州合肥县令后所作”［10］。刘商《胡笳十八拍》曾广为流传。宋李昉《太平广记》载:“(刘商)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11］

(2)宋王安石《胡笳十八拍》，今存。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甲科，熙宁三年(1070年)，拜礼部侍郎，在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改革，遭致反变法派猛烈攻击。七年四月，罢相，出知江宁府。元丰三年(1080年)，封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卒，年六十六，赠太傅。［12］31集句到宋代最为盛行，王安石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集句诗的作家，其集句《胡笳十八拍》历来倍受赞赏，严羽《沧浪诗话》称赞说:“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13］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虽是集百家衣，却无拼凑之痕迹。连不喜欢集句的贺裳也盛赞此诗:“余最不喜集句诗，以佳则仅一斑斓衣，不且百补破衲也。惟王介甫集《胡笳十八拍》，一气生成，略无掇拾之迹，且委曲入情，能道琰心事。”

(3)宋李齐《胡笳十八拍》，已佚。李元白名齐，宁化人，具体生活时间不详。《玉海》卷一百一十“宋朝琴谱”条云:“《胡笳十八拍》四卷，汉蔡琰撰。琰幽愤，成此曲入琴。中唐刘商、皇朝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体，共四家。”［15］刘商的仿作并非集句，李元白的集句已失传。陈鸣鹤《东越文苑》卷四云:(李元白)雅不喜应举言，而肆力于诗，宗之杜甫。初王安石作集句体，元白效之，以《集杜句》为一编行于世，又集《大观升平词》进之天子，天子以为奇，授元白初品官，元白遂归故庐，终身不仕。［16］两相对照，可知其“《集杜句》”即是《胡笳十八拍》，因为有“十八拍”，即18节之多，所以单独成为“一编”。

(4)宋王寅《胡笳十八拍》，已佚。王寅，字慎中，湓城(今江西九江)人。黄庭坚《跋王慎中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慎中，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会合宛转，道文姫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尝知女色。荤羶不入口，一粥一饭，三十年奉身如山中头陀，初无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观慎中诗语，所道闺闼中意，不应是铁人石心，然能护持如此，所以为难。”［17］安磐《颐山诗话》亦载:“黄山谷谓王慎中拟半山《集句十八拍》，会和宛转，能道文姬心事。惜其今不传也。”

(5)宋李纲《胡笳十八拍》，今存。李纲，字伯纪，号梁溪居士，南宋政治家，诗人。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授镇江教授。靖康元年(1126年)，为行营参谋官，除尚书右丞，力主抗金，除亲征行营使。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相才七十五日，因反对避地东南，复落职居鄂州。绍兴十年卒(1140年)，年五十八，赠少师，谥忠定。［12］317《胡笳十八拍》收在《李纲全集》卷二十一，诗序云:“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诗句为之，辞尤丽缛悽婉，能道其情致，过与创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为万世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从其诗序可看出，其诗不是写蔡文姬，而是借《胡笳十八拍》写北宋覆国的河山之痛。

(6)宋文天祥《胡笳十八拍》，今存。文天祥，号文山，南宋末年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宝祐四年(1256年)，举进士，理宗亲擢为第一。开庆元年(1259年)，为宁海军节度判官，坚决主张抗元。德祐二年(1276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端宗即位，复除右丞相，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抗元。景炎三年(1278年)，于五岭坡被俘。囚禁三年余，终不屈，狱中编诗有《集杜》二百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就义，时年四十七。［12］86－87《胡笳曲﹙十八拍﹚》乃文天祥被囚元大都时应汪元量之请而作，其序云:“庚辰(1280年)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观也。琴罢，索予赋胡笳诗，而仓促中未能成就。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学琰语也。水云索予书之，欲藏于家。故书以遗之。浮休道人文山。”［20］明安磐《颐山诗话》载:“文文山亦有《十八拍》，集句意不逮荆公，其体制、声气俱非文姬口中语。”［18］466其诗乃是借《胡笳十八拍》，抒亡国之痛。从以上所考可知，后世受蔡琰《胡笳十八拍》影响产生的同题拟作至少有6种，保存到今天的尚有4种。从现存的4种作品看，相对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这些拟作的文学价值要低一些，但他们仍然在一些方面有发展和突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作品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共同构成了《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3《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的文学特点和发展规律

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到文天祥的同题作品，历代《胡笳十八拍》数量虽不算很多，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文学特点和发展规律。《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点:

(1)其皆是由十八拍合成的长诗，都是自由且具有音乐节奏的诗歌形式。五篇作品均是同一个题目分成十八节，诗节匀称、句式灵活，富于音乐节奏。

(2)其均是关于战争、乱离题材的长诗，感情基调都是沉重悲伤的。蔡诗、刘诗、王诗写汉末战乱，抒怀悲愤;李诗感“靖康之事”，抒河山之痛;文诗伤元兵灭宋，抒亡国之恸。其全是感伤乱离之作，都抒发了悲痛的感情。

(3)同题作品都涉及汉族和异族之间发生战争，国土受到侵犯，人民饱受苦难。其均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蔡诗、刘诗、王诗叙写胡人侵入中原，李诗有感金人南下，文诗感伤蒙古军灭宋，都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之情和不屈的民族精神。蔡诗自述乱离身世，抒怀悲愤。刘作内容与蔡诗相似，形式变为文人乐府诗。王诗是集句，能道琰心事。李作亦是集句，感“靖康之难”，写无穷之哀。

文诗集杜句成拍，学琰语以自遣。从《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的发展过程中，亦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性的认识。

(1)从作者自言其事到他人代言。蔡诗是自言其悲的首创之作，其后的均是拟作，大部分是为文姬代言。刘商、王安石代文姬立言，李纲借《胡笳十八拍》写其忧国的哀鸣，文天祥代言时另言其志。“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蔡诗自言其亲身经历的悲痛。《唐才子传》载:刘商“拟蔡琰《胡笳曲》，鲙炙当时。”［21］“马上将余向绝域，厌生求死死不得。”刘商的拟作是为蔡琰代言。“中郎有女能传业，颜色如花命如叶。”王诗开篇便言文姬命如叶薄，悲悯其遭遇。“千乘万骑出咸阳，百官跣足随天王。”李纲的拟作中忽略了蔡琰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靖康之事。文天祥在代言时抒发了自己亡国的哀思，“自有两儿郎，忽在天一方”，“汉主山河锦绣中，可惜春光不相见。自胡之反持干戈，一生抱恨空咨嗟”。“在代蔡文姬立言的同时，融进了文天祥自己的经历，倾注了文天祥自己的感情。”

(2)诗中的悲情从“一人之悲”变为“家国之悲”。蔡琰、刘商、王安石诗作中表现的是蔡琰“一人之悲”，李纲、文天祥的拟作中体现出“家国之悲”。“从王安石、李纲到文天祥，宋代文人以集句的形式继承与创新了蔡琰《胡笳十八拍》的主题。”［23］王安石、李纲的拟作中大量采用杜诗，文天祥全引杜诗。同样因战乱惨遭国破家亡，李纲、文天祥继承和发扬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自蔡琰而杜甫，宋人拟作时学习典范开始转移，诗中的悲情也有变化。拟作者结合所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经历，在传统故事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增加了新的内涵。从中可看出，“以女性在战争中的乱离身世为题材的写作，如何被移位至男性的家国忧患意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