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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密州出猎十篇

时间：2023-04-07 05:48:26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1

这是我来到密州的第一个最冷的日子，今日的寒冷让我不禁想到当年京城的富贵与喧嚣，远没有这样荒凉，令人麻木。

密州的天空让昨日刚下过的大雨给洗刷得清澈无比，随之而来的却是今日的严寒。望着别样年轻了的天空，就姑且让已年老的我发一发少年的豪情。我带领了太守府所有的官兵，来到临此不远的一片山上。山不高，但树木葱茏，风声在这树林中来回叫着怪声乱蹿，使我这久经沙场的人也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我刚从随从手中接过那只精神抖擞正伸着长舌头的猎狗，那只昂首挺立的苍鹰便立即来到我的肩上。戴上锦蒙帽，穿好貂皮裘。随着我的一声令下，马蹄声与送别声响彻天涯。我苏子瞻要像昔日的孙权一样亲自射杀猛虎，来酬谢乡亲。展示我老当益壮，风采不减当年。

猎物一次又一次出现，我屏气凝神、轻舒猿臂、风挟着箭，直冲猎物。紧接便是众人的叫好！

回到府中，我望见眼前的一堆猎物，心中极其高兴。随即极兴畅饮，胸怀更加开阔，胆气横生。在众人的再三邀请之下，我题诗一首，命名《江城子·密州出猎》。众人归去，在微微的醉意中，我独自借酒消愁。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虽鬓边早有白发，但这又有何不可？假如有一天，皇上能够不再听从谗言，派遣我拿着符节去边地云中，赶退辽国与西夏，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那样。“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我定会把握好机会，不负众望。把我的家仇国恨凝聚在那拉的圆如满月的弓弦上，对准辽国的侵略者，呼啸射去，刺进他们的胸膛。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2

1.备教材：《江城子・密州出猎》选自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是苏轼在密州任上的作品，也是豪放词的开山之作。

2.备作者：苏轼，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平生就有报国立功的信念，但因和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自动请求外任，创作这首词的时候，他年已临近四十，此时正逢西北边事紧张，西夏多次进攻边境的时代背景。

3.备学生：从学生的角度看，词的赏析从九年级才开始慢慢接触，可以说对词并不陌生，但却缺少系统的赏析词的角度和经验，更不用说像品味古诗那样的从容和淡定。所以，课堂引导学生赏析这首词很重要，当然，教会学生感悟和赏析词作也是这学期当中的一个重要教学目标。

4.备教学重难点：由于初中生的社会阅历与古文积淀水平有限，所以教学重点为抓住“狂”，通过品味、朗读体会词人所表达的情感。难点为让学生理解三个典故的含义从整体上体会作者的感情。

二.课堂展示

第一，朗读环节。词本来就是用来唱的文体，吟诵应为其基本的学习手段，当然也是基本的教学手段。本堂课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然后对子互读，学生示范领读，让学生感受体会后，再来齐读。因为不理想，教师又示范朗读一次，这细致而充分的朗读，在理解文意与示范朗读方面是有益处的。但细想来，却又有大缺陷。首先这样的朗读过分集中，使得本来书声琅琅的课堂，只在此时热闹了一时，却并未贯穿始终。这使得朗读的效益大减，只起到理解文意与为读而读的作用。

第二，赏析环节。品读是对词的语言、情感及词作者的形象进行深入理解的过程，这样的分析是为了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深切的体悟词境、词情。在这一环节中，学生依图索骥，对文本进行赏析，之后进行交流、补充及深入。课后想来，这样的环节设计，虽然步步为营，学生有法可依，但学生所找到的是做题的感觉，训练了方法，却少了情感的感受。

第三，创作环节。学生对于围绕作家及其作品创作对联、诗词曲是本堂课提高拔升的部分。并不希望学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作品赏析积累的层次，更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历代名家的伟大人格和伟大名作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感染学生的人格精神。

三.课后反思

其一，关于课堂切入点和教学思路的思考。这堂课整体呈现出前松后紧的特点，关键原因就出在课堂切入点和教学思路上。介绍作者过于冗杂、混乱，赏析部分欠缺清晰的思路。就像谢老师所说，如果赏析部分一开始就高屋建瓴的提出：“为什么老夫要聊发少年狂？”大概整个赏析的过程就不会显得混乱。

其二，明确教学的对象与目的，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教学。这一堂课是针对初三年级的以词为教材的阅读示范导学课。既然受众是初三的学生就应注重教学的深度及积累归纳。为此教学的整个过程引导学生从“文如其人，依文解意，据情品文，人如其文”的思路去读赏一首词。同时在品析中引导学生复习品析诗词的角度，而在“典故”这一方法的品味中让学生回忆复习以往所学的关于自比于古代圣贤的诗、词、文，同时联系实际生活中对明星的追捧，引导学生体会这自比后的自信与坚决。而针对阅读示范导学这一目的，努力发掘可示范的材料、方法和对象，因此有了众名人经典的评价赏析范例。

其三，关于阅读示范导学和理解。在课前只简单的认识到文本与教师的示范价值。而在课后，却发现学生也有相当的示范价值存在。在课堂的许多环节可以让学生示范，然后再来讨论修改，再进一步示范。课前仅仅认识到示范就是让学生学习能有模仿的对象，课后讨论认识到定位与时机也相当重要。面对众多的材料，教师应对这一材料所拥有的示范价值要有了解，更要对这一材料及方法所能达到的效果有个清醒的定位。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本意只在让学生了解东坡词的特点，但这一则材料更可让学生学一学前人是如何评价一首词的，用怎样的句式与手法更能将词的特点准确而生动地表达出来。而这则材料如出现在整首词学完之后，如果出现在学生了解文意之后，引导学生了解《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出猎”入词，扩大了词的题材，这也是豪放词的一大特色，那么这一文本的应用价值会更高。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3

老夫聊发少年狂比喻狂傲之气，这里的聊发少年狂是苏轼青年时就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表示自己要“与虏试周旋”。全词“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充满阳刚之美。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于密州知州任上所作的一首词。此词表达了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首三句直出会猎题意，次写围猎时的装束和盛况，然后转写自己的感想：决心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军民的深情厚意。下片叙述猎后的开怀畅饮，并以魏尚自比，希望能够承担卫国守边的重任。

（来源：文章屋网）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4

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

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

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

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

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

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

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

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

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

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

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参考书目：

裴斐：《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北京

袁士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

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5

面对城市化的步伐，或许，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懂得欣赏我们身处的都市每一个过往的曾经。

离歌：官洲的昔今与未来

自驾车是进不去了。连通瀛洲与官洲两岛之间的便桥半年前已经设了卡，非施工车辆严禁驶入。视线断然越不过那些已经高扬的尘土，只能站在便桥这头断想，尘土之后的官洲小村安在?

去官洲岛以前还有摆渡。但去年中秋夜，岛上最后一班轮渡离开渡口时，官洲便终结了开村以来渡船穿梭600多年的历史。10月15日，官洲岛正式封岛建设。9月末一个晴日，循着进岛惟一的途径――地铁4号线，在封岛前做最后一次登临，情绪中自然有浓烈的惜别。

村口的“桂林里”门楼已不像一年前初访时那样处子般安好静立，除了门框还倔强地支撑着，透过尘土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其他部分已经被拆卸得七零八落。

仍然想再像去年初访那样穿过门楼迈上穿村而过的花岗岩麻石路，看沿巷两旁依势而建北高南低的青砖民居，可抬起脚却不知该伸向何方。路，淹没在倒塌的房子中。路没了，意味着村子的格局乱了。

绕到陈氏大宗祠前，门前那口池塘仍然清透，只是倒影中的宁静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试图再透过龙眼树密密匝匝的枝条去看宗祠，像从前轻轻走近官洲，在婆娑树影后悉心看祠堂与民居的相互比照，因为只有官洲这样的离岸古村才有这样的疏朗从容。有九成以上陈姓村民的官洲村，先祖们将陈氏大宗祠建在了全村的中心，尽管历尽岁月剥蚀，却仍能从它残留的木雕砖雕的精美细腻上，感受这个宗族曾经的繁盛。

祠堂边同治年间兴建的华帝古庙前平地开阔，初来那次，邂逅村中一群时尚青年正在平地上进行激烈的篮球赛。古建筑和时尚交混，也只有在官洲这样的都市古村才会遭逢。而眼前，平地上堆满瓦砾，前后奔走的不再是篮板间来回拼抢运球的青年，而是忙碌的拆卸工。古庙一直是官洲祭祀的地点，现在大门敞开空无一人，而香火却仍然旺盛着。

临水的祠堂，古庙都是典型的传统风水格局。沿池塘而建的还有水月宫。水月宫同样大门敞开空无一人，但却仍整齐地供奉着多座观音像。水月宫横额有边款：同治二年岁次癸亥仲冬吉旦。其实，像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在官洲岛有100多处，而现今这些古老建筑的周遭已废墟一片，村子里还有多少旧物能够存留?

地铁官洲站的引导牌上，有“陈氏大宗祠”的线路，这让我有了些许释然――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将夷平。官洲岛有600多年几乎没有大变动的文脉和生态，而设立这样的导示牌也就表明，即使动迁，大宗祠一带的古建筑群都将整体保留，包括池塘，麻石路，都会成为岛上永久性历史地标。村内由义大街的观生陈公祠――岛上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建筑，檐下巨大的木雕、石雕，挂落均完好无损，由于其主殿正好位于官洲岛中轴线正中，因此未来它将尽可能被原地保留或整体平移。这样，无论今后官洲流变成何样，后人总还能找到一星半点关于官洲岛的人文源流。

抬头，漫天树叶遮挡着天空，过滤出柔和的阳光，洒在地上，身上。大树会比建筑更老，它们更有资格停留在这一片滋养它们的土地上。幸甚，现在它们的树干上都贴上了铭牌，标明了年份和树种，这意味着这些老树将与未来新城市共同呼吸。

临别一刻，似乎没找到更多支点去想像古岛日后的新颜，而更愿意时间在这一刻多停留，让我停留在古树的阴翳下，感受古村最后一息尚存的味道。

惜别：水乡的CBD照影

翻着报纸，关于猎德村提前拆迁的消息赫然见诸报端，于是呼啦啦立刻赶到咫尺之遥的猎德村。彼时，拆迁正酣。设法钻进村子，否则，将跟这个与我的城市厮守了800年的岭南水乡失之交臂。

猎德村形成于北宋，猎德涌与珠江交汇处的猎德码头，使这里聚集了大量人流与物流，早在宋代已位列广州镇之一，是远近闻名的岭南水乡。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随着城市变迁，2007年这里最终成了广州中央商务区的新晋地王。

很多事情都逃不脱这么一个悖论：如若不是拆迁，又有多少人知晓和关注这这座“城中村”――甚至钩沉出她800载的悠悠历史，引来众多人惜别观瞻?因此，很多人很快大概知道了关于猎德村的掌故――几座宗族祠堂，一条串村而过的小河以及跨河而过的小桥，还有端午赛龙之发祥地以及与之有关的龙母庙……都成为人们扼腕惜别的重要对象。

一河两岸，光景卓越。祠堂，神庙、书院，民居临河而立；沿岸古树成行，浓荫蔽日，三四百年以上的大榕树有三，四十棵，里巷基本保留旧时称谓，仁和里，仁勇巷、崇文巷，崇礼巷，尊文重礼之气扑面而来。

猎德村保持着古朴的水乡格局，在众多岭南古村中，它规模最大。这点，可从猎德涌两岸宽约十至二十米，长约两公里的石板商业街得出判断。

西岸，全属拆迁范围，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地燃烧过的鞭炮纸，落红一般洒在古村道的青石板上，隔岸而望，有点凄美。这是离乡动迁村民的仪式，而在我看来，这是阔别水乡生活的仪式。因为拆迁过后，这里的生活肌理将一并拔除。而东岸，猎德古村的保留区，却在对岸死寂的映衬下更见鲜活宁静。斜阳打在岸上，拉长了树影，屋影和我的身影，就连古河岸上的青苔也有了放大的影子。安静的片区一切清晰在目，细腻可触。村民闲散而坐，散布于岸边，私语，对弈，休憩，这样的光景，或许会比他们身边那些老房子更来得珍贵。

是的，对于古村，我们的复杂情绪正在于此：它有着一方水土滋生而来的一衣带水的生活，当这些生活包涵了民俗和民风，经年累月地存在和演绎，不断生衍出更丰富的内涵，甚至或多或少进入或者影响了我们今时的文化。

龙母庙便是水文化的代表，而此时的龙母庙大门紧闭，等待着它宿命的未来。龙母庙之外，猎德水文化最富盛名的莫过于龙舟了。猎德和珠三角的村庄至今仍延续着划龙舟相互拜访祈福的风俗，并有一整套仪式。平时龙舟藏在泥里，到农历四月初八，将龙舟挖起，搭龙船床画花，采青后于农历五月初一相互走访。到了端午节，远近各乡七八十条龙舟都要赶来猎德拜访。

在东片区池塘边看到了正待挪移至番禺的龙舟。它搁浅在岸边，狭长的船身占了很大空间，离了水的龙舟似鱼儿离开池塘，干瘪而黯然。不知来年，猎德水系中古老的端午祭祀和戏水，该在何处开锣。

除龙舟独霸江河、久负盛名外，猎德醒狮也是独步狮群，名声在外，此外。猎德曲艺社后来居上、精品迭出，丰富了猎德民俗文化。

猎德涌，珠江排水系统中的一个支系，地处广州东部，正好横跨如今规划的中央商务区。因为城市的开发和污染已几近淤塞，而流经猎德村的河段却流水丰沛。河岸上婆娑的细叶榕姿态婀娜，河上游弋着渔船，夕阳之下，水乡泛着岁月流金的光芒。只是，河水不但倒影了榕树，村建，还有城市中央商务区拔地而起密不透风的摩天商厦和高尚住宅。宁静的水乡便这样被烦嚣打扰。

时空穿梭：小谷围的旧村保护与印象叠加

北亭村是目前小谷围岛上最完整的一座村庄。渭水河迂回流淌村内，红砂岩石砌筑的两岸河堤，以渭水桥连接北亭大街与渭水大街，街道两旁传统建筑和祠堂建筑鳞次栉比，形成历史文化街区，北亭村著名景观“渭桥烟雨”指的便是这里。

南亭村的地理位置与北亭村遥相呼应，顺着环岛路朝南走，村口十分明显。古村临江，古祠堂面江，古榕树下悬挂着竹编虾笼，不远处的江面上漂浮着渔船。

郭朗村在岛心，而现在只能看见原址上一些临时建筑，村子全部拆迁，两株颀长的古木棉仍然站立在村口。

自2006年去过一趟小谷围岛后，便不间断地开车上岛。小谷围岛，现在叫大学城，日后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叫得出它的本名。由于珠江江心孤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小谷围长期处于自然状态中，岛上清新的空气和高远的蓝天，是吸引我不断登临的魔力。

岛上从来没有过工业，也正因此，开发前小谷围的文化遗存比较完整。而今的小谷围，又将如何?簇新的校区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目标究竟在哪，只知道岛上八个古村，现今只有三，四个保留片区。环岛路上二挡速度行驶，慢慢去找寻岛上还能见到的遗存。

练溪村曾经是怎样一座古雅灵秀的村庄?只有依凭想像去揣度了。现在，面江傍山的原址上，找到的是“大学城博物馆”――利用练溪村原有的村建和格局，保存，修复了原练溪村包括宗祠，蚝壳墙在内的11栋建筑，又从村外移来5栋民居建筑，同时新建了38栋风情建筑物，印象创意式地构建出岭南建筑博物馆。

哪怕是在原有素材上的印象和创意，博物馆也向世人昭示这样的事实：原来的小谷围岛上，民间庙宇和宗祠之多之全，保存修缮之完整，着实令人惊讶。练溪村的一村四庙就是典型代表：三圣公王庙，华光庙。包丞相庙，天后庙，分别建于村头、村中，村尾。岛上各村最频繁见到的天后庙，华光庙，文武关帝庙等众多神庙，其实是民间佛道合一的体现，而岛上村落民间确平更呈现出众神芜杂与敬奉方式直接简化的特性。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6

1、苏轼的诗共有3459首，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江城子·密州出猎》、《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等一系列佳作。

2、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主要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7

元兵那么五步三岗地森严壁垒，死活打算把他弄到元大都忽必烈那儿邀邀功，可是走到镇江，月黑风高，连他都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与一个绝好的逃脱机会意外相逢。

机会是二月二十九日那个晚上到来的。随他一起北去的侍从备来酒菜，以慰劳押送他们的元兵为由，却在酒里下了药。他们就这样逃出元营，逃到江边，上了一艘运私盐的船，一路潜行至真州。还留在宋军手中的城池已经很少了，稀稀拉拉的犹如海中的浮岛，而真州是其中一个。文天祥刚喘口气，以为大难已过，不料突然间又急转直下了。已经捉进瓮中的一只大鳖居然又逃走，元军恼羞成怒之下，就使出这样一个离间计。文天祥被赶出真州，转到扬州、高邮都不得而入，直至辗转到通州，才弄到船，四月八日抵达温州。

他原先风闻，先帝的两个儿子益王赵、广王赵在温州，到了这里才知道他们走了，去福州了。

这一路的奔波已经不是“风餐露宿”、“危在旦夕”这样的词语可以概括得了，他也有点怕了，不是怕敌方，而是怕自己人。有消息传来，新朝廷即将在福州成立，益王赵要登基为帝，君臣之礼他不得不顾及，谁知道福州是不是真州，是不是扬州、高邮?而且，他确实累坏了，再也走不动，他得歇一歇。

他写了一封呈表，派手下一个叫刘洙的人先往福州去。估算过去，十日左右就该回转吧。可是整整捱过二十多天，刘洙还是如撒进海里的一粒沙子，无影无踪。

几天后刘洙出现了，他不是一个人出现，身后还有人，好几个人。文天祥先是一怔，眨眨眼，然后猛地往前扑去，连声笑起。认识，那几个人他都认识，都是大宋王朝的各臣，以前都曾打过交道。这么说……

但是还是不能走，不能马上往福州去。来人照样得先把鉴别的结果往福州报，程序该如此。文天祥很理解。他已经知道新皇上已经将各个职位分派掉了，包括他曾经的右丞相之职也已遥授给仍镇守在扬州的李庭芝，他没有介意，回去，回到朝廷去，哪怕任何官职都不再赐予他，他也认了。

国家到了这样地步，官位还值几许?只求开恩让他去，去福州，去抗元，去图复兴。几天后他终于得到准许，动身南下。五月二十日抵达福州。

这座城市他是第一次来，那么多山，山团团包围着，看进眼里是如此亲切可人，不经意间总是让他想起自己的老家。老家其实离这不远，就是与福建相邻的吉州庐陵，即后来的江西吉安。二十年前，他刚刚二十岁时，就高中了状元，那是何等的荣耀与风光啊，仿佛犹在眼前。他一路走来没敢辱使命，忠君报国天经地义，怎能有二心?

新朝廷没有亏待他，将李庭芝一直空置的右丞相之职归还他，同时兼任枢密院事。所谓的枢密院事，简单而言就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等等之职，总之兵权在握。文天祥感恩戴德，他匍匐在地，三呼万岁，胸中洋溢的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念头。

福州郊外那个曾是益王赵停歇过的濂浦村，仍是新王朝屯兵重地。行宫前那片两三百平方米的空地，成为他的点兵台。在这样一个小村，有一个这样的台子，便宛若有一个凌空搭起的舞台，二十多万水师在下面引颈长望，旌旗猎猎作响，船帆呼呼鼓动，乍一看，确实让人油生许多好感觉。

可是很快他发现不对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在他到达福州之前，大臣张世杰已经是枢密使，枢密使与枢密院事在职务上并没分出太多高低，而且他还有丞相之职，地位无形中就在张世杰之上了。张世杰高兴吗？不高兴，脸顿时就黑了下来。文天祥怪自己不谨慎，确实忽略了这一点。内心里，他欣赏的人其实一直包括张世杰。怎料想，有一天竟与之出现间隙。他不愿这样，想必张世杰也不愿。世上距离最远的是人心，而他心里也已经负荷太多，再无力去修补。

何况，要做点事多难啊，要不要发兵北上收复一些失地?要不要伸援手救那些尚在宋军手中的孤城?总是意见相左，总是争论不休。他在这些争论中那么势单力薄，别人的话锋眼梢不经意间就会闪过寒光，露出怀疑――他从元营出逃的经历像鬼魂一直如影相随，怎么也甩不掉，连小皇帝与杨淑妃投来的眼风也是异样的，给了他职，事实上却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权。他忙乎了半天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只是拥有一个徒有其表的丞相虚位而已。

太屈辱了，浑身是嘴都没法说得清。他一筹莫展，也厌倦了，他得走。辞职信在七月福州烈日的曝晒下往朝廷递了上去，他要辞掉右丞相与枢密院事之职。朝廷好像正巴不得，马上就同意了，连几句虚与委蛇的挽留都没有，只是重新赐他一个同都督之衔。然后，他离开濂浦，离开他的点兵台，一步三回头。真是太天真了，这个舞台其实根本就不属于他的啊，仅仅四十多天，在上面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拳脚略微施展，就不得不拾身离去。

下一站，他落脚在南剑州，就是后来被称为南平的闽北小城。小城的地理很特别，一边是山一边是江，浩荡的江水与连绵的群山团团拱托出城的狭窄与险隘。他穿起盔甲，翘首北望，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走向。不甘国破家亡的人毕竟遍地，游兵散勇潜藏在各个角落，那么就将帅旗打起吧，把他们陆续召唤过来，拧成绳，汇成河。一直到这时，他其实都尚存几分信心，好好的江山，哪能说没就没了呢?他也相信自己的能力，状元的脑子哩，多少锦绣文章装于腹中，况且还有从未减色的忠诚与勇气。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8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江城子密州出猎篇9

关键词电教媒体；语文教学；课程标准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1-0123-02

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语文课堂教学“要注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应巧妙运用电教媒体，把音、像、画与文本结合起来，把课内与课外衔接起来，调动学生眼、耳、口等多种感官，从而使教学形式更加灵活，教学角度更加全面，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内容呈现形式更加形象，从而使语文课堂灵动起来。那么，如何让电教媒体在语文教学中尽可能大的发挥重要作用呢？

1 用电教媒体，培养想象力和创造性，激发创新思维

多媒体能够将文字的描述形象化，并在形象化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可抓住契机，利用多媒体环境可视、可听、可感的特点，引导学生尽情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深入理解诗词的内容，充分领会诗词的意境和美感。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不但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精神百倍，是宋词豪放词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作。为了突破体会意境、想象并描绘画面这一教学难点，教师先后出示密州出猎的图片、视频、声音等，利用电教媒体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收到很好的效果：学生仿佛看到一身猎装、气宇轩昂的太守，他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着苍鹰，头戴鲜艳华美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何等威武！学生也仿佛置身于势如磅礴倾涛的打猎队伍中，跟随千余人的队伍，纵马狂奔，像狂风一样越过山岗，疾风骤雨似的行猎场面，又是何等雄壮！更有全城百姓跟随出猎，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倍受鼓舞的苏轼气冲斗牛，亲自马前射虎，一展自己的雄姿！……在多媒体所呈现的“声、色、画、乐”俱全的情境中，那景、那物、那人仿佛伸手可及，学生放飞了想象，仿佛置身其中，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不再只停留在字面含义上，真正理解并融入诗歌的意境中，进行创造性学习。

再如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一诗，四幅画面依次为母子别、夫妻别、生死别、故国别，教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呈现四幅画面意境，在具有形象性和感染力的画面的刺激下，学生能够深层次地解读文本，想象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年少在外、求学苦读的少年想念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将这份依恋倾注到信笺里，邮票虽小，却含情依依；少年长成为青年，手握船票倚在船头，在淡淡的哀愁、丝丝的温馨、似水的柔情中想起家中的新娘，船票虽窄，却相思殷殷；终于回家了，可矮矮的坟墓却让母子天人永相隔；祖国还没有统一，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海峡虽浅，却是渴盼统一的炎黄子孙的乡愁之泪。这样，通过画面及音乐，学生放飞想象，丰富了诗歌内容，理解了诗歌的深层内涵。

又如教授《观沧海》时，针对“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些诗句，学生的理解虽正确，但往往会画面呆板，语言枯燥。这时就可用多媒体出示画面：星空闪烁、天河璀璨、淡月盈盈，这些美景与壮阔的大海遥相呼应。学生通过观察画面，再结合诗句，壮阔的美景就在脑海中出现，而且画面变得更丰富、更形象，进而这些想象就转化为具有自己独到理解的文字：喷薄欲出的朝阳，星光灿烂的银河，昼夜不息地被大海吐纳，它们相拥在大海的怀抱，大海仿佛就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通过欣赏形象生动的画面，学生的想象力会更丰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更强了，体会作者阔大的情怀和远大的抱负这一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

2 用电教媒体，激发学习兴趣，点燃学习激情

学生对学习感兴趣，他的意识、注意力都会倾注到学习上去，也会有更饱满的学习激情。语文教学别是在导课中，可合理利用多媒体形、声、色俱全的特点，刺激学生多个感官，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快速进入学习情境，从而达到传统教学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

如学习《风筝》一文时，先用多媒体播放歌曲《三月三》，同时展示动态画面，创设导入的情境和氛围：湛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淡淡的白云，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风筝随风飘舞；地面上，孩子们手牵线绳，春意盎然。教师在这样的情境和氛围中适时导入：风筝，给我们的童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而鲁迅的《风筝》又会呈献给我们一幅怎样的画面呢？学生的注意力被多媒体所吸引，产生探究课文内容的欲望。

再如在学习《黄河颂》时，教师在导入时运用多媒体，首先呈现给学生黄河奔腾汹涌、气势磅礴的动态画面，再配上歌曲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的录音，让学生观看后谈自己的感想，教师由此引出话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她以雄浑的气势、不屈的品格，养育了中华儿女；黄河，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母亲。短短的几分钟，既激发了学生的情感，达到激情导入的教学目的，又很快凸显本课主题：歌颂黄河，赞美中华儿女。

又如讲授《西江月》一课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画面，配以舒缓轻快的音乐：夏夜，明月高悬，在习习的夜风中，和着稻花的香味，静享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何等惬意，多么美丽的一幅乡村夜景图！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和音乐中，学生得到美的享受，感知了诗歌的美妙意境，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3 用电教媒体，拓展延伸，扩大视野，丰富知识

语文教学不应局限于课本上的那一点点内容，而应在课堂内外不断拓展。现代教育技术正好可以弥补课本容量的不足，是丰富、扩展教学内容的最有效手法，从而拓宽课文文本的外延，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扩大学生的视野。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的教学，词中运用典故的句子较多，如果仅限于课下注释当中的内容，学生理解起来会有难度，知识掌握起来也会有困难。因此，在讲解“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几个典故时，笔者播放相关视频，将课本中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扩大化，通过补充的视频，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更细致、更全面、更深刻。在讲解完这首词的内容时，为了让学生对苏轼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笔者播放《自题金山画像》的视频，丰富学生的相关知识，扩大了课堂容量，既能吸引学生，又提高了课堂效率；布置的课下作业也不仅是背诵、默写这类内容，而是利用网络信息的丰富性，提供给学生网址，指导学生课下浏览专题网站，进行相关知识的复习，扩大知识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