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白居易十篇

长相思白居易篇1

关键词：白居易；巴蜀诗；唐宋诗；嬗变

白居易（772—864），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白氏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诗文3 700多首，“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1] (卷十一《白居易传》；P4305)。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执政，政局动荡，更迭频繁，加之自己宦海沉浮，坎壈颠踬，故其诗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

目前，学界多认为元和十年左迁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转变的关键，而笔者认为，元和十三年冬到十五年夏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题下自注为：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表云：“臣以去年（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司马，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又据白氏《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巴曲春常尽，巫阳雨初收”，和长庆二年《商山路有感并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等，可知白氏离忠州刺史任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夏。(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1207，1315页,以下注中简称“朱校本”。)，其量移忠州刺史的经历，对诗人心态和诗风转向影响更大。当前研究白氏忠州诗的约有7篇，要之有白氏思想发生了从江州“闲适”到忠州“自适”的变化；白氏有归京期待和担心归京梦想破灭的焦虑；通论白氏江州和忠州时期诗歌有追求真实、注重反思感悟、内敛含蓄三特点；探讨白氏三峡和忠州诗抒情写景色调色彩结合、注意诗歌含蓄底蕴、开文人拟竹枝之风、善用比拟手法四特色分见陈忻《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高月《焦虑的期待——白居易忠州诗词及心态探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缈缈《试论白居易江州、忠州时期的诗歌特点》(《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鲜于煌《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的艺术特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几种主要说法。诸家所论，多有缺憾，笔者认为，若说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的是“司马青衫湿”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那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反思、体悟及透解。这不仅改变了他后来的诗风，而且对中唐以后乃至宋诗嬗变影响深远。本文拟以白居易忠州诗为研究主体，旁及其不同时期笔墨写到巴蜀的诗歌，力求较全面深入地探寻白氏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的内在联系。

一、白居易巴蜀诗是其诗风转变的津梁

白居易忠州诗总107题116首，包括感伤诗37题39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3首）、律诗66题73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后4首、忠州至长安路上1首）、长庆元年在长安回忆忠州诗4首。白氏非忠州时期写到巴蜀的诗歌总25题27首，包括蜀茶诗2首、江州送友人上峡和接弟行简下峡各1首、送西川杜相公诗1首、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前7首、忠州至长安路上感伤诗2首律诗3首、元和四年与元稹使东川唱和诗8题10首。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总132题143首。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白居易出生于官宦世家，良好的家教氛围和传统，不仅造就了其特有的诗才，而且在少年白居易心中扎下忠君爱国等儒家思想的深深情根。贞元十五年（798）诗人28岁时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白氏以“拔萃科”甲第授官，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初进仕途，白居易是想有一番政治作为的，元和元年（806），他与元稹“闭门累月”针对“当代之事”写出75篇《策林》，元和三年至五年，三年的左拾遗谏官期间，诗人积极直言献策，并写下了很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白氏的“为君为臣为名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的诗歌主张，实是其前期政治理想的宣言，但中唐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旧势力的仇视，并未给他更多施展抱负的空间，诗人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种下了贬谪的必然种子。正如诗人所言：“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2](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P4348)

诗人“举动多忤累”（《适意》其二）[3](P318)权贵，自然会碰壁受打压。元和六年至九年，白氏丁母忧归居陕西下邽期间，回想之前十年复杂的长安官场生活，比对眼前的农村淳朴民风，再想想自己的“况多刚狷性，难于世同尘”（《自题写真》）[3](P311)，诗人人生态度和思想悄悄起了变化，萌生了独善其身之念。正如清赵翼所言：“今以其（按：白居易）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惟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赵翼《瓯北诗话》云：“《新唐书》本传，谓二李党事，互相倾扎，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于李宗闵，居易惧以党人见斥，乃移病还东都，是太和初年也。”赵翼又云：“《旧唐书》谓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则元和十年谪江州后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冀以裨益时政。然已为当时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4](P319)不过，此时白居易还只是流于口头的牢骚和自娱而已，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我想还是反映在其巴蜀诗中，尤其忠州时期。一如白氏居渭上效陶体时自言，其时闲居无事，酣醉终日，“懒放之心，弥觉自得”后的“意会”之词，酒醒“自哂”，“知我者，亦无隐焉” [4](P399)。这还可从白居易元和十年遭贬之事中得到印证。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副宰相裴度也受伤。白居易第一时间上疏请捕杀刺客，正好给早已不满白氏直言犯禁的权贵们落下口实和把柄，谤言将白居易贬谪到江州司马任。

江州之贬给白居易打击很大，他曾为“遭时荣枯一时间”而问天（《谪居》）[3](P977)，又叹息“今之屯穷，理固然也”，是“诗人多蹇”所致（《与元九书》）[3](P2794)。白氏内心这种矛盾外化成诗，体现为欲超然而又不得的痛苦。诗人很多愁善感，怀友时“感逝因看水，伤离为见花”（《忆微之伤仲远》）[3](P994)；思乡时故作超然语“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首》其二）[3](P996)、“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四十五》）[3](P1010)，并借酒浇愁，“穷愁自要醉如泥”（《北楼送客归上都》）[3](P987)，清醒时仍不能释怀，“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红藤杖》）[3](P997)方是真语；伤感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3](P686)。诗人也曾想超越这种贬谪失意之愁，“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端居咏怀》）[3](P1004)，更欲借助求道炼丹食药得以超脱，“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赠韦炼师》）[3](P1013)、“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捡名看”（《寻黄道士药堂因有题赠》）[3](P1074)。白氏失恩左降，三年未量移时，又转寻佛理禅事化解内心痛苦，“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自题》）、“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3](P1011)、“不觉定中微念起，眀朝更问雁门师”（《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3](P1032)、“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山居》）[3](P1034)。

如果将白氏江州诗粗分为“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的感伤、怀友思乡的真情、信佛崇道的超脱、及无聊闲适的轻松等类，那么超然、闲适、怀友思乡皆只是表象，怀才不遇“恨谪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载其师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宋戴复古作《琵琶行》诗，诘问乐天“平生多为达者语，到此胡为不释然。弗堪谪宦便归去，庐山政接柴桑路。不寻黄菊伴渊明，忍泣青衫对商妇”。分见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第147页,以下注中简称“陈编本”。笔者认为“白氏心中有把火，期待复起恨谪落。”的感伤才是本质，也即江州时期白居易并“未能忘情于仕宦” [4](《韵语阳秋》；P75)。虽“壮志已酬减，衰容与病俱”（《东南行一百韵》）[3](P968)，并构建庐山草堂，悠游山林，炼丹访道，结交僧侣，但他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情怀并未泯灭，“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元和十三年淮冦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3](P1016)便是明证。而白氏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还应在忠州时期。

白氏巴蜀诗歌内容丰富，送友迎亲、唱和答谢、回忆往事等皆入诗，尤其白氏巴蜀诗主体——忠州诗，更是色调斑斓、风味独特。忠州唐宋时皆是巴蜀较为落后偏僻之地，范成大曾载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 [5](《吴船录》卷下)白居易在好友崔群帮助下量移忠州后，诗歌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体裁、诗意、整体结构比例等皆悄悄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恰与白氏后期诗歌走向相吻合。换言之，以忠州诗为核心的白氏巴蜀诗是其一生诗歌转变的关键处和形成期，它承上启下，将白氏诗歌从之前的雄心壮志、急切讽喻、感伤忧愁、期待重用，引向之后的眼前常景、身边琐事及知足保和、乐天知命。

乐天忠州诗，多写眼前景。忠州时期，举凡楼边竹、桥上竹、庭槐、桐花、荔枝、木莲树、木莲花、东坡桃杏梅李等百果树、东涧柳、荷池、樱桃树、樱桃花、江边草、白槿花、蕉叶、山石榴花等，皆成为诗人摇笔吟咏的对象，这些咏物诗清新可喜、淡美有味，一扫江州白诗的低沉压抑，给人眼前、心中送上了许多亮色和轻快，并开启了其后诗歌多写同类题材的先例。

白氏忠州诗中，巴地人文景观、风土民情、独特物产、气候地理等皆真实再现，千载之后，历历在目。这些淳朴质实的巴地民俗风物，涤荡了诗人的心胸，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也抚慰了诗人贬谪之伤。他登览城东古巴王台，感叹世事沧桑、繁华易逝，故想淡人生、胸襟开阔；由入忠州之初对“巴人类猿狖”、“吏人生硬都如鹿”的外貌偏见，到元和十五年《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中对“府吏”、“州民”的真心爱护，及“赋敛毕”、“闾井安”（《征秋税毕题郡南亭》）[3](P580，1150，604，608)的欣喜，已然将忠州黎元视为自己的亲人；相对于白氏刚入峡和忠州时，对三峡险峻的惊恐，及对忠州“市井萧疎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的不满，到后来他渐渐习惯并爱上这块“中庭无平地”（《郡中春宴因赠诸客》）的热土，以至“官职家乡都忘却”（《代州民问》[3](P1150，1199)，乃至离开忠州前，向东坡花树和桥上竹逐一告别，离开忠州回京路上，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时，还回望忠州依依不舍，甚至回到长安后，还常梦回忠州[3](P1148，1205，1206，1230

1236)。虽然白氏忠州诗也有哭亡友、叹老病、思亲友、想故乡的，但这都不是其时诗歌的主流，而忠州的竹枝歌、巴女的蹲蹲舞、蛮鼓、巴弦、胡饼、“嚼疑天上味”的荔枝、白小鱼、巴猿、藤枝引酒[3](P1164，1183，604，1172，1164，1170，1177，1189，1167，1170),以及巴地特有的山川地貌、气候[3](P576，1150，1188)、季节（写春天的较多）、节令（有写冬至、除夕、三月三、寒食、春分）[3](P592，604，605，1202，1192，1182，1187，1198，604)等，渐渐弥合了诗人那颗受伤的心，他深深地陶醉其中，并行之于诗。这时期，乐天主治一方，心情较佐郡江州恬静，江州时的伤感不安、焦虑期待这时候逐渐消歇下来，故诗人能从容于官场应酬、宴饮幕僚、征收秋税、祭祀风伯、招饮送客、遥寄土产、诗友唱和等公事和日常生活交往，并常晏然自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白忠州诗较之前对人生和官场得失的感悟、反思增多了。诗人不仅静坐独处时喜欢反思，而且常在言前景事的末尾，总要思考、议论、总结一番。这类诗较多，简举几例如下：《我身》中，自比孤蓬、秋霜，从自身经历中寻找快乐人生的答案，“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寞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身穷心不穷。”；失意儒道转求佛门，“行藏两事失”、老病缠身时，叹悟“志气与形骸，安得长依旧”，“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遣怀》时，叙说了自己的感悟过程和结果，“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岁晚》中静念已信命心安，寻求到了安慰和解脱，“命迍分巳定，日久心弥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委顺》认识到知足常乐，“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弄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元和十四年《除夕》诗人已明言政治态度，但仍有佳节思乡之情，“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到元和十五年《答州民》时,“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磨销逐日无。唯拟腾腾作闲事，遮渠不道使君愚。”已然乐不思蜀了；《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更堪称白氏人生态度转变的宣言书，“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网，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3](P597，596，612，613，614，1188，1199，1140)陈寅恪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6](P327)。陈言不确，应该说白居易知足思想始于忠州之变。思想指导行动，白居易忠州诗歌随之而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忠州诗多用反问、设问、对比、顶真等修辞手法。尤其问句的使用很多，据笔者统计有近30首用之，约占其忠州诗的四分之一。其形式不拘，位置不定，有放诗中的，多置诗尾，其中《代州民问》《答州民》两篇，以整首诗为设问作答载体，甚为新颖；与这些问句一样引人深思的，还有白诗常以“忽”字将诗意由实境带入虚境，进行议论说理，这似是忠州“特产”。如《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前六句实写自己独自出郭登高，第七句用“忽似青龙阁”突然转入虚写，想念以前和好友钱徽同登青龙寺情景，引起下六句。又《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先实写自己赴忠州原因，次写伴侣和行程路线，复写路中所见，中间用“忽愁牵世网”[3](P1199、610、1140)转到对宦海沉浮的反思和感悟。这其实是对杜甫顿挫手法的学习和借鉴，又实为白氏忠州及其后诗歌一大妙法；白氏忠州诗色调明丽，丰富多样，木莲树的黄、青、红，樱桃的白，绿桂，红蕉，紫牡丹，红莲，丹青，红荔枝条，白槟榔，紫罗，白玉，白发，白面，绯衫，银印，白片落梅，黄梢新柳等，皆是诗人常用语。这与白诗该期对大自然和物象的关注增多有关，这也是其诗变的另一面；与此相关联的，是白氏忠州诗结构比例的变化，多写清丽可喜的自然风物，杂以命运感知和交游活动，这与诗人后期诗歌结构比例基本一致；体裁上，忠州诗长韵虽有，但绝句较多，不少绝句颇有韵味，发人深省。清王士禛说白居易“（晚年）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4](《带经堂诗话》；P253)，实正是忠州诗变的延续使然。另外，白氏忠州诗还有喜用叠字和数字入诗，及个别诗用韵一反常态，平起仄收，急促中透露出轻快和俏皮等特点。

白居易忠州诗变，还可从与其忠州以外时间写的巴蜀诗作比较看出。元和四年，白氏酬和元稹的巴蜀诗多咏物，但和忠州时期的咏物不同，前者境界局促狭窄，但唯想象出使东川元稹的乡愁，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而后者感情真挚，发自内心，蕴藏着无尽的生活感悟和人生哲理，是豪华落尽所见的真淳，这恰可见白氏忠州诗风对之前的变化。此外，白氏另外一些非忠州期的巴蜀诗，如送友入巴蜀，迎弟出巴蜀，唱和蜀友，谢赠蜀茶，自己出入巴蜀路上作、回忆忠州等，皆可羽翼白氏忠州诗风的转变。因这些诗琐言细语，如话家常，一变白氏贬官前具兼济之志的意激言直诗风，再变白氏丁忧下邽轻愁假隐，三变白氏江州渴望政治复起的焦虑和期待。尤其白氏行役、回忆诗更可旁证其忠州诗渐变的过程，白在江州得忠州刺史除书后，群僚来贺，贺多生厌不起迎接，而有一人因公事未来，白氏作诗奚落之，并让他别仅以忠州僻远之郡的刺史小看自己，这皆有白诗为证。可见入忠州前，白氏争胜之心未泯，仍有强烈的政治复起情怀，这与白氏忠州时期的身名两忘，恬然安宁，淡泊明志，发自内心的心态改变，已然殊途迥异。结合白氏忠州回京后，主动避祸，远离朝政纷争，要求分司东都，请求外任刺史等行状看，白氏忠州时期人生态度和诗风变化，影响其后半生确然。

要之，若将白氏忠州之前诗歌比喻成一个嫉恶如仇、信心百倍、抱负满满、充满幻想的初生牛犊，那么忠州时期之后的诗歌就是一个知天命、不惑、耳顺的成熟智者。究其变因有三：（1）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外因。当时朝政黑暗，牛李党争，宦官当权，白氏刺忠州时，连宪宗皇被宦官害死。诗人看透其内幕，先前的理想抱负折戟沉沙，灰心失望了，思想彻悟同时，诗风亦转向顺理成章。（2）个人思想变化是内因。忠州瘴气远郡，诗人从江州低谷又走向另一个明升暗降、毫无意义的低谷。穷乡僻壤使诗人那颗躁动的复起之心渐渐沉下来，能真实冷静地反思体会自己多年的官场得失，及人生的价值意义。（3）白氏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是动因。“诗到元和体变新”，[3]（P1532）元稹、白居易自己及后代学者多有谈及元和体，陈寅恪据之认为“元和体诗可分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之间小碎篇章，亦包括微之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甚确。白氏长律每期都有，忠州亦然，18韵、30韵、50韵皆有。但忠州长律并非白同类诗的佼佼者，笔者认为该期白居易对元和体的拓展和深化，是在小碎篇章上，平易中时带深味，对生活琐事的细腻描摹和感受，实开白氏诗变之风。

二、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嬗变影响深远，他是中唐诗歌的主要新变者之一。“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2](P4360)白居易转型、开创了与盛唐诗风不同的平易通俗样式，而且与同时代主奇险的韩孟诗派一起，丰富了中唐诗风的多样性。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拓展和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白氏巴蜀诗多写眼前实景和生活琐事，是唐宋及后代平易通俗诗的开创者

宋惠洪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4](《冷斋夜话》卷一；P162)惠洪语真实性虽为后人诟病，但确实道出了白居易诗歌尚实尚俗尚平易的主要特点。白巴蜀诗亦然，不过它已将之前哀民生疾苦的吟咏对象转变为多写眼前景和身边事，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

平易通俗诗多来自民间，文人用之，白氏之前就有初唐王梵志和盛唐岑参、李白等，李白等盛唐诗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但其更讲求蕴藉含蓄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白氏忠州诗虽也有此类，但只是少数，其尚实尚俗特点更多的是对盛唐诗歌的变化，正如明代江进之所说：“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4](《薛涛小书》；P226)这种开阔的诗境，实是指白诗多由眼前景，意是观景后随意抒发的，不求工整含蓄，只求平易通俗作法的开创性。白氏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中，说自己“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就是注解，白诗平淡无味，“落声韵”为不工，“拙言词”因俗实。无独有偶，清人赵翼认为元、白诗坦易，“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胜于韩、孟奇警斗险少味。白诗晚年不求工，随意抒写，较白少年时与元稹以才情工力竞胜诗，更进一层。赵翼说白氏“《后集》是长庆以后（写），无复当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习景适情为事”[4](《瓯北诗话》；P308)。赵翼此说恰是白氏元和末忠州诗变的最好证明。

白诗的平易通俗，不仅博得了当时广大百姓喜爱，“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3](《与元九书》；P2793)，白氏忠州诗亦然，如写木莲绝句就“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2](《白居易传》；P4353)，而且泽及宋诗，方回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晩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4](《瀛奎律髓》；P184)覆检宋初学白体的诗歌，白忠州之变后的诗歌，更是人们喜爱模拟的对象。

宋魏庆之说：“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4](《诗人玉屑》；P150)白氏巴蜀诗多写日常生活琐事，这种写实方法实为对杜甫诗歌，尤其杜甫在成都卜居草堂时诗的继承和新变，杜、白皆就巴蜀自然山水树木为吟咏对象，色调明丽，清新自然一致，但杜诗精工用典，白氏平易通俗。白巴蜀诗常用细密针线式的写法，尽写生活事情，如写邮寄、栽种、品尝荔枝，写木莲树、木莲花、木莲图等，故《唐宋诗醇》评白忠州《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曰：“一路顺叙，熨贴中针线细密，宛转斡旋，无一毫痕迹。此种长律，正不易得。”白诗的这种写实倾向的另一面，体现在将老、病、白发、衰老、死亡、及蚊蟆等入诗，这种以丑为美的写法本于杜甫，羽翼韩孟诗派，对中晚唐，尤其宋诗影响很大。宋诗面对唐诗高峰，转而求变，日常琐事入诗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唐诗处，而白氏巴蜀诗早已滥觞于前了。

（二）白氏巴蜀诗丰富和发展了元和体诗，为唐宋诗体的嬗变发展拓宽了范型

清袁枚认为白居易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能“不袭盛唐窠臼”[7](《随园诗话》)，白诗新变的主要方面指元和体。元稹、白居易对元和体皆有不同说明，元和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范围和所指。元稹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効，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4](《白氏长庆集序》；P2)，又云“居易……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亦目为元和诗体”，“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効，……皆目为元和诗体”[4](《上令狐相公启》；P3，4)。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自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体”[3]( P1532)。可见元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元、白时就有多种说法，元、白自己也不能确指。至于后来李肇《唐国史补》、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及《唐语林》等中，元和体更成为了中唐诗文转变的通称了。

上述可见，白氏量移忠州之前，与元稹唱和的长篇律诗、小碎篇章和艳体诗，皆属于元和体。但是中唐后，人们对元和体范围的扩展，似乎昭示了一个概念，就是白氏元和年间的所有长律和小碎篇章或艳体诗皆可目为元和体。白在忠州总有三首长律，似乎不多，分别是写给弟弟白行简、庐山草堂兼二林僧社、万州刺史杨归厚的，但白氏《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却是其五言排律长篇的代表作之一，归于元和体毫不为过，白还有约20首与元稹等唱和的巴蜀诗，及白氏忠州的大量写景诗歌，笔者认为这皆可目为白氏元和体范畴之内。白氏长篇的影响自不待言，“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4](P400)，清毛奇龄说盛唐诗之后，中唐诸家思变之，“乐天创之，微之、梦德并起而效之”[4](《西河合集诗话》；P243)。白氏和元稹、杨归厚唱和的巴蜀诗多为咏物写景诗，这些可视为小碎篇章的诗歌，不仅丰富了元和体，而且对唐宋诗乃至词皆有影响。晚唐五代宋初诗歌及宋词的流连光景，闲适酬唱，与白氏这类巴蜀诗应有承变关系。且不说“宋初诸子多祖乐天”[8](卷三古体下；P56)，苏洵父子、张耒等皆有仿作，试看张耒《效白体二首》《效白体赠杨补之》等诗，若放到白氏忠州诗中几可乱真。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体嬗变的影响，不仅在长律和小碎篇章上，而且体现在白氏忠州学白的六言律诗而变化，为唐宋诗体开拓了新形势。赵翼云“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莲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体又不一。如《忠州种桃杏》……前后单行，中间成对，此六句律正体也”，又“《樱桃花下招客》……此前四句作两联，末二句不对也”[3](《瓯北诗话》；P1163，1165)，也即白氏忠州六言律诗有正体有变体，其对唐宋律诗的范型进行了拓展，赵翼此言颇中肯綮。

（三）白氏巴蜀诗对文人竹枝词等民歌手法与诗歌叙议新法的尝试和运用，为唐宋诗变注入了新动力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曰：“竹枝词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於贞元、元和之间。”[9](卷八十一“近代曲辞”三；P1140)郭氏此说不确切，竹枝词发源于夔州地方民歌，及刘禹锡改编竹枝词皆不误，但郭氏将刘禹锡竹枝11首放在白居易竹枝4首之前，结合上文，可知郭氏认为刘禹锡写作《竹枝》时间先于白居易，实误。真实情况恰好相反，白氏忠州诗中常提到巴地民歌竹枝词，并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写了《竹枝词》绝句4首和《听竹枝赠李侍御》1首。刘禹锡是穆宗长庆元年（821）冬，方到夔州任刺史的，刘氏很重视民歌改造，但其写《竹枝词》时间在白居易忠州《竹枝词》后应无疑。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好朋友，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清人毛奇龄评价白居易《竹枝词》其四“怪来调苦缘词苦，此是通州司马诗”，亦云：“乐天善歌，每识歌法，……其以调与词分二端，亦属歌法。”[4]( P241)二人皆谙熟竹枝音律白氏先成的《竹枝词》很可能对刘氏有启发。这也可从宋范晞文比对白居易、刘禹锡、张祜、薛能四人《杨柳枝》诗后，指出后三人诗“皆仿白”中得到旁证，酷爱民歌的刘禹锡等人对白居易的《竹枝词》应该有所汲取。换言之，这种充满活力的新式样诗为唐宋诗注入了动力，后来成为古典诗歌家园中的重要一枝，而这正是白氏巴蜀诗变的功劳。

白氏巴蜀诗喜欢先叙后议，叙议结合，这种手法源于杜甫的写实议论，白氏忠州之前诗歌多议论时政，为虚为大，忠州始，议论多为对人生体悟，为实为小，这与杜诗多写自己亲身见闻感受有点不同。白诗爱发议论，对好以“以议论为诗”[10](“诗辨”P26)、崇“白体”的宋人多有影响。

（四）白氏巴蜀诗乐观放达、穷通委顺的哲理内涵，为唐宋诗树立了摹写榜样和精神高标

白氏忠州诗转变为知足保和、穷达任之的“中隐”闲适情趣，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白氏思想无论是“外袭儒风，内宗梵行”[4](清陈继辂《合肥学舍札记》；P349)说，还是“外虽信佛、内实信道”[6](P327)说，其指导下的诗变对唐宋诗发展影响很深。苏轼是崇白者，他贬官黄州，特喜欢白居易忠州诗，写下了“我甚似乐天”（《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似乐天君记取”（《赠善相陈杰》）、“出处依稀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绝句》其二）等诗，并对白氏忠州的东坡青眼相加，自号东坡；黄庭坚《书乐天忠州诗遗王圣徒》、《跋自书乐天三游洞序》等，对白居易诗歌和人品极尽仰慕之情；张耒诗歌的平易自然类乐天，并逗启南宋范成大、陆游。另外，白氏巴蜀诗的哲思，常通过对内心深处敏感细腻的挖掘得到，这种向内收敛的诗歌写法，近及李商隐，远溉宋初诗词。

这些重视学习白氏巴蜀诗的诗人们本身就是大家，他们学习白氏，别人又学习他们，从而将白氏巴蜀诗变法推广普及到更多的人中去，一定程度上也助澜了唐宋诗歌的嬗变发展。白氏不独影响唐宋诗变，从明代的“公安派”、清代袁枚“性灵说”，乃至20世纪新文化运动等，皆可溯源到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而白氏忠州诗变转折了诗人诗风，这种意义上说，白氏巴蜀诗的价值意义和影响堪称千古伟业矣。

参考文献：

[1]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宋]范成大.吴船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清]袁枚.随园诗话[M].王英志，批注.凤凰出版社，2009.

[8] [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长相思白居易篇2

关键词：白居易；绝句；思想转变

一、 绝句创作观念与白居易生平思想之关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写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表明了自己对于杂律诗的创作态度，但是与之相反的正是占据诗集数量之最的创作数量，持续六十年的创作跨度和“时之所重”的接受热潮。究其原因，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过于功利，“讽喻诗”“闲适诗”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杂律诗则可谓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杜甫“遣兴”之法，沿着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一事一情皆成诗语。真情实感的创作不仅让白居易平易浅切的诗风为大家所接受，同时也因为浓重的叙事性和完好保存的诗集，使得杂律诗可以作为白居易心路历程的缩影。

作为杂律诗重要组成的绝句，其创作跨度覆盖整个杂律诗，参照白居易诗歌系年，未有断绝，因而绝句创作中反映出的情感变化，可以作为白居易人生思想转变的重要依据。

二、“丐外”还是“左迁”正史与墓志铭的矛盾

对于白居易杭州刺史官职的来由，官方正史与墓志铭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新唐书》中载：“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

《旧唐书》：“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同时笔者查阅光绪二十四年所修撰的《杭州府志・卷一百十六・名宦》，其载“白居易字乐天……长庆初为中书舍人，进忠言，不见听，乃丐外，二年七月出为杭州刺史”。可见一直延续至清末正史中对于白居易为杭州刺史的缘由都是持这种意见的。第二种意见来自于李商隐所作《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其中有“燕赵相杀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复不报，又贬杭州”的句子，故以此引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是“左迁”一说。

三、赴杭路上的绝句创作及心态分析

笔者认为能解决到底“左迁”之说与“自请”孰对孰错，只有从白居易内心找答案了，如果白居易是自请外任的话他的心态应该是轻松的，如果是被贬的话，那么心情应该是十分沉重的。因为从白居易自江州再次返京过程中诸多绝句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白居易对长安的眷恋，而且官位升迁都是十分顺利的，所以如果是被贬去杭州的话，那么白居易的绝句创作中必然会有同初贬江州时一样的心境，在这时白居易的绝句创作就为我们理解白居易当时的真正心态提供了准确的一手资料。

宿阳城驿对月

亲故寻回驾，妻孥未出关。凰皇池上月，送我过商山。

商山对于白居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也是他去江州赴任时走过的路，这首诗前两句交代了对月赋诗的原因，这次去杭州，送行的友人已经驾车回去了，自己的妻小也没有随行，只有这凰皇池上的明月，一直陪伴着他。整首诗读起来文字十分平淡，虽然后两句流露出一丝孤独之感，却没有什么愁苦，能看出此时望月的白居易内心是十分平静的。

再看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的绝句《自叹二首》：

形羸自觉朝餐减，睡少偏知夜漏长。实事渐消虚事在，银鱼金带绕腰光。

二毛晓落梳头懒，两眼春昏点药频。唯有闲行犹得在，心情未道不如人。

这组《自叹二首》从整体看来，似乎是白居易的自画像，既有他的外在形貌，也有他的内心状态。从这两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出，这一时期白居易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结合白居易初授杭州刺史所作的《初罢中书舍人》中“或望君臣相献替，可图妻子免饥寒”一句，再看第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实事渐消虚事在，银鱼金带绕腰光”可以看出杭州刺史任对于白居易来说是一个俸禄殷实而且工作压力很小的官职。毕竟如今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大张旗鼓地努力工作，所以这样的身体条件，还有如此优厚的官职俸禄，白居易对它还是满意的，因而白居易在第二首诗的最后两句才能写出“唯有闲行犹得在，心情未道不如人”的句子。这组诗作于长庆四年，这一年的五月白居易就赴任太子左庶子了，它是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晚期的创作，可以说是对杭州刺史任上的一种总结，因此对于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是“左迁”而得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因罪而外任，如此不好的身体，加上再一次如江州左迁时的心境，那么外化而出的诗作不会是充满这样从容平和的态度。在任江州司马的后期，白居易也曾用“闲”来稀释内心的痛苦，但那样刻意为之的“闲情”和这样自然而然的“闲情”读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所以，从白居易绝句反映出的心态分析，白居易杭州刺史任得之之缘由应从正史和方志之说，是“丐外”而非“左迁”，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有了这样的心态铺垫，之后虽历任高官却仍旧与寻求分司之职时的心态一脉相承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白居易主政杭州时期的绝句创作，可以看出他此时的人生思想已经完全转折，左迁江州离京时充满了不得志的伤感，而此时则是一种从容闲适的心态，这和之前始终欲为国家做实事的心态完全相反。

四、心态转变后的晚年选择

白居易在杭州的这段日子里，高级官僚的分裂日益加深，元稹和裴度退出相位，李逢吉掌握宰相大权，而李德裕和牛僧孺都觊觎相位，宦官的力量也更加壮大，继原来李德裕和李宗闵两大朋党之间的互相倾轧之后，又发展为新派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白居易在两派中都有朋友，都知晓内情，他预见到不久的将来这种斗争会更加激烈，因此白居易只要求与权力无关的职位。长庆四年的夏天，白居易被授予太子左庶子之职，再次成为太子的近侍之臣。曾经的太子左赞赏大夫之任让白居易发出了“好似东宫白赞善，还被人称作朝官”的感慨，因此面对武元衡事件难以坐视不管，但此时白居易却是另外一种心境，访友、寻僧、游景成为白居易创作的主题。白居易买下了洛阳履道里的宅院，安置从杭州带回的天竺石和华庭鹤，在洛阳安家，过着安闲的生活。

闲适的生活刚过了不久，宝历元年，白居易就接到了任命苏州刺史的诏书，于是开始了又一任刺史的生活。在苏州刺史任上白居易的心态依旧如前，沉醉于风月之中，但宝历二年白居易坠马摔伤了脚，加之眼疾复发，让他萌生了退意，所以上书请百日假，回洛阳休养。在白居易回洛阳的途中，敬宗被宦官杀害，文宗继位，文宗意图扭转国家风气，把有声望的人召回朝廷。白居易被任命为秘书监，掌管秘书省。第二年二月，白居易转任刑部侍郎，被封为晋阳县男，执掌刑法的徒隶，刑部侍郎这一任是白居易人生中最后一次在京内任职，正是在这一任上让白居易肯定了自己对朋党之争的预见，以后这样的倾轧会愈演愈烈，而且白居易清楚地看到了宦官与李宗闵集团的勾结。虽然文宗有意革新，但朝廷早就大势已去，尾大不掉，所以白居易退出这个是非之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创作的《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刑部侍郎任上创作的组诗《对酒》，是这个时期白居易心态的最好代表：

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

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

莫忘全吴馆中梦，岭南泥雨步行时。

日本学者花房英树在专著《白居易》中叙述白居易苏州刺史任经历的最后引用了这首《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说：“他以辞职为前提，请了百日假，他在当时所写的《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里说：‘莫忘全吴馆中梦，岭南泥雨步行时。’即梦见了被贬岭南，在雨水泥泞中行走的情景。白居易已经不会改变辞职的意志了。”花房英树对于这首诗的解读无疑是对的，从前两句中，我们可以读出白居易对远离政治中心而喜，同时又为曾经那段夹在两个集团之间的无奈生活会重来而担心，所以诗的结尾两句更像是一种警示，白居易在警示自己不要重蹈覆辙，此时辞职之心必然是无法扭转的了。

五、结论

从“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少进士，再到自请免官的老尚书，白居易从一个壮志满怀的少年变成一个看破官场争斗的老人。在对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以来的绝句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居易内心的起伏，从江州司马时的得“闲”而忧到杭州刺史后的得“闲”而乐，虽然其中也有些无奈，但也都被生活的舒适冲淡了。所以说，白居易人生心态的转折点在于“丐外”出京任杭州刺史之时，而非左迁江州之时。

参考文献：

[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中华书局，2006.

[3]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长相思白居易篇3

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典故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作了简要介绍，其中研究背景从老子和庄子思想形成过程及主要表现，白居易思想形成的过程及主要表现这两方面来阐述。同时，本文还指出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第二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知足保和的思想。第三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明哲保身的思想。第四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随缘任运的思想。第五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淡泊名利的思想。第六部分论述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结语的部分对文章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其中对老庄典故在白居易诗歌中所表达的五大类思想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并指出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 诗歌 老庄 典故

一、绪论

（一）课题研究背景及目的

老子和庄子生活在春秋战国年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周王室已失去尊严，以及对各国的控制，以致沦为附庸。诸侯、卿大夫的实力却不断的膨胀。一些富有政治野心的人，竞相争权夺位，横征暴敛，给民间也带来恶劣影响，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形势。面对这样的时局，那些有学识，但却在政治上失意的贵族，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上探讨自然规律，反思社会现象、寻求人生的意义，对生存方式有了深刻的体悟。在这个过程中，老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庄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天下万物的总源头，也是天下事物发展的一个总规律、总动力。万事万物都应该顺着道来进行，也就是顺其自然。同时，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皆有利弊，应当辩证地看待事物。好的一方面包含不利的一部分，而有不利的一方面包含着好的一部分，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单纯的弊，祸福相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另外，他们强调无为而治，认为有所作为往往会导致妄为、胡作非为。其实人可以通过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此外，他们都强调贵生处柔，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就是要以退为进，你越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在这种状态下，才更容易保全自己。

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代，大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元气大伤。国力不再强盛，皇权不再集中。藩镇割据相当严重。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多次平藩，耗费财力物力。而各藩镇为了强化自己的实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更加重了赋役的征发和财帛的搜刮。这些做法使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这个时代与老庄的时代虽相差千年，却有共同之处。早年的白居易一直致力于“兼济天下”（《孟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革政治，改善人民百姓的生活。但是，由于现实的残酷，政治的险恶，他的愿望并]有实现。以白居易44岁为界，仕途日渐下滑。经历过多次的政治失意和仕途的坎坷，命运多舛使他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抛弃身外之物，关注内心世界。

王拾遗在《白居易传》中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发展具有阶段性。“白居易最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其次，又接受了佛家思想。再次，道家思想给予白居易的影响，也是不小的。”王拾遗在书中还说，“综观白居易一生，思想大的变化只有一次，谪贬江州是关键性事件。当他从江州往忠州的船上，曾把前半生的生活做过检讨。白居易提出四点：一、避险知足，二、隐于朝师，三、少于全身，四、随俗浮沉。”白居易后半生的闲适生活对老庄思想，特别是对老子知足，庄子随缘遂性表现了由衷的认同。庄子主张以虚静之心体会自然与人生，不重身外之物，无累于功名富贵，淡泊名利。遂性逍遥，主张各适其性，知足保和，追求内心的自我完美，正视无待的境界。祸福相依，乐观的生活态度。

白居易和老庄生活的时代虽相隔千年，但有相同之处，都处在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白居易十分推崇老庄思想，他学习并接受了老庄的许多思想，尤其是老庄无为而治，清静寡欲，贵生处柔和祸福相倚的思想，并且在诗歌中用老庄典故的形式表现出了自己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主要思想。

本文研究目的是浅要地分析白居易诗歌中涉及老子和庄子典故的运用，更加准确地了解白居易诗歌的思想表达，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入手，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地认识白居易的思想情感，并为将来研究白居易诗歌中典故的运用的课题提供可靠材料。另外，研究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的运用，从典故本身的内涵和其表达的思想情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白居易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希望能对未来研究唐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貌具有积极意义。

（二）研究现状

白居易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并留名青史的诗人，几十年来学界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半个世纪以来，对白居易的研究总体上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他的生平和家世的研究，如朱金城的《白居易研究》和王拾遗的《白居易传》；二是对他思想的研究，如褚斌杰的《白居易的人生观》和李红霞的《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三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而文学创作的研究又分为白居易诗论研究和作品研究，如吕世媛的《白居易讽喻诗中的用典形式及特点》和朱金城、朱易安的《读白居易诗札记》，四是对他作品版本的研究。白居易的闲适诗研究是近年学界较为重视的，如李寅生的《论白居易的闲适诗》、杜纯梓的《白居易闲适诗新探》、赵荣蔚的《论白居易后期闲适诗歌的创作心态》、毛妍君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也有学者研究老庄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例如，赵建梅的《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从诗歌中的老庄典故的角度出发，研究老庄典故在白居易诗歌中的运用，并分析表写典故所表达的思想，以及所反映的白居易的思想。

（三）研究方法

通过多种途径查找本课题的参考资料。查阅书面和网络中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白居易思想研究、白居易诗歌研究、老子生平及思想研究和庄子生平及思想研究的书刊杂志论文等相关文献材料。

通过分析综合的方法，对参考资料进行阅读，整理，并分析研究。

在白居易诗歌中查找涉及老子和庄子的典故，将其按照一定标准分类，分析其中包含老庄思想，并总结从老庄典故中反应出来的白居易的思想。

（四）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是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典故。查阅白居易的诗歌，将白居易诗歌中的涉及老子和庄子的典故，按照所反映出来的白居易的思想这一标准进行分类，并归纳。分析这些典故所反映的老庄的思想，以及白居易借这些老庄典故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最后形成结论。

二、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知足保和思想的体现

白居易接受了老庄无为、寡欲的思想，他结合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政治经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知足保和思想。他在许多诗歌中都运用老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这一思想。

例如，《高仆射》有两句诗，“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中的“去泰”出自《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思是圣人要去除那种极端、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诗句“玄元亦有训，知止则不殆”（《高仆射》）中的“知止则不殆”出自《老子》三十二章：“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意思是名分已经有了，就要有所制约，适可而止，知道制约、适可而止，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两句是都强调要知足，不能没有节制，表达了诗人知足保和的思想。

再如，白居易在《赠吴丹》中用了四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这一思想。诗句“巧者力苦劳，智者心苦忧”中“巧劳智忧”出自《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意思是灵巧的人感到劳累而聪慧的人觉得忧患，没有能耐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追求，填饱肚子就能自由自在地遨游，像没有缆索飘忽在水中的小船一样，这才是心境虚无，能够自由遨游的人。诗中用来指急功近利的人劳体费神，无欲无求者逍遥自在。“宦途似风水，君心如虚舟”（《赠吴丹》）中“虚舟”出自《庄子・山木》：“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菩闹人不怒。”意思是两条船并连起来渡河，如果有空船碰撞过来，即使心地最狭隘、性格最火急的人也不会发怒。庄子强调要消除忧虑之心，不统治别人，抛弃权势，摒除欲望。“泛然而不有，进退得自由”（《赠吴丹》）中“不有”出自《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虽然让万物生长繁殖，产生并养育万物，但是不占为己有，作为万物之长却不主宰他们，这就叫玄德。这句话在诗中的意思是，涉及而不占有，那么进退仕途就能自由了的意思。“顾我愚且昧，劳生殊为休”（《赠吴丹》）中的“劳生”出自《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天地给了我们一个有形的生命，要我们忙忙碌碌，人生总要老，等到老了，就让我们用死去的方式得到休息。该典故诗中指辛苦劳累的生活。诗人通过说明追求名利，图权势的人辛苦而不自由，来表达自己对并不是追求权势名利的“巧劳”者，满足于现在的轻松自由状态，表达自己知足常乐的心态。

诗人在《咏意》的“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句中，也用了“巧劳智忧”这个典故，它在诗中指急功近利的人劳体费神，无欲无求者逍遥自在。诗人强调，只有知足，而非“巧”或者“智”才能生活的清静自由。

另外，《冬夜》：“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中“坐忘”出自《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抛弃自己的身体，废除自己的聪明，丢掉形体和才智的束缚，与大道同一，这就是坐忘。在精神方面返璞归真，让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恬淡、清静、无为，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诗中意为不学习坐忘的心态，怎么能在寂寞中安然度过。因此诗人认为要舍弃功利心，清静无为，知足保和。

诗人在《睡起晏坐》的诗句“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和《送兄弟回雪夜》的诗句“回念入坐忘，转忧作禅悦”中也用“坐忘”这一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此外还有，《赠杓直》中有“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诗句，其中“知足”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懂要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久的平安。人需要贵生重己，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知足知乐，这样才可以避免遇到危难。这是老子处世为人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见解。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清醒的准确的认识，凡事不可求全。白居易正是明白了知足这一点，才生活得游刃有余。

“知分”也是白居易用来表达知足保和思想的典故之一，《咏怀》中的“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句就有这个典故。“知分”出自《庄子・秋水》：“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意思是洞悉事物有盈有虚的规律，因此有所得却不喜悦，有所失也不忧愁，这是因为知道得与失是没有常规定理的。诗人在诗中回顾自己的为官生涯，虽然得失是没有定数的，一切顺其自然，满足于自己得到的东西，减少私欲才能心安。得不得志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但是自己对此事的看法，高兴或者悲伤确是不有天定的，是自己能决定的。

老子的功成身退思想也是白居易对自己知足保和思想的一种解释。在白居易的诗《不致仕》中就有体现。诗句“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中“名遂退身”出自《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意思是功成名就，退位收敛，是合于天道，即自然规律的。把握好度，适可而止。老子一方面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有奋斗精神，没有否定建功立业。但是，在老子眼中，功成名就应当是身退为前提的。他思想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当一个人获得功名利禄之后，如何不为它们所累，也就是如何既能够拿得起，又能够放得下；既能够进得去，又能够出得来；既能够身处高位，又能够适应平凡。强调的是，不做功名利禄的奴隶，要懂得全身而退的哲理。换句话说，就是人应当满足于自己得到，要知足，减少欲望。

白居易推崇老庄无为而治、知足常乐和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且在诗歌中运用“去泰”、“知止则不殆”、“巧劳智忧”、“虚舟”、“不有”、“劳生”、“坐忘”、“知足”、“知分”和“名遂退身”等出自《老子》和《庄子》的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三、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明哲保身思想的体现

白居易对老庄的贵生处柔这一思想十分赞同并且深有同感，身处官场，白居易深知生命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势名利都不重要，只有保全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这一明哲保身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主要运用“曳尾”（或“尾曳”）和“不才”这两个典故来辅助说明。

例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的诗句“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中“曳尾”出自《庄子・秋水》：“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意思是这只龟，是愿意死去留下骨头而享有尊贵呢，还是宁可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呢？我都知道，庄子的回答是，要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并且以乌龟以泥中拖着尾巴爬行而得以保全自身为楷模，强调明哲保身。这说明庄子是看中生命的，认为生命是最重要的，无论何时都应该先保全生命。白居易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诗中用麒麟、龙和乌龟对比，强调麒麟和龙虽然显赫，但被做成了脯和醢，乌龟虽然不起眼，却能因此保住生命。

这首诗作于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宰相李训与郑元济、郑注等，想杀尽掌权的宦官，风声走漏，被宦官仇士良等杀害，并连累城中许多住户，史称“甘露之变”。本诗以此为背景，表现出同情受难者的倾向，对所谓胜利者隐蔽的予以抨击。

经历了多次风浪并曾受到重大打击的诗人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昂扬斗志，明哲保身的思想成为了白居易后期人生的主导思想之一，但他并不以此沾沾自喜。“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是作者一种自嘲的语气，借“独善其身”（《孟子》）来表达诗人的无奈，同时显示出其未泯的良知。“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之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所以说，白居易的明哲保身是一种本能的选择。

诗中较多是在诗人这种人生态度与遇难官员之间进行对比，反衬出自己的软弱，而在这种对比后，诗人终没有忘记自己政治追求。诗人的聪明之处在于，运用典故表达其思想感情，既增加了诗歌的含蓄意味，又使诗人避免了文字上的官司。

《昆仑春》的“往年因旱池枯竭，龟尾曳涂鱼煦沫”句，诗人同样是用典故“尾曳”来表达明哲保身的思想。

再如，《春游二林寺》：“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典故“不才”出自《庄子・山木》：“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才得以终其天年。”说明树木以其躯干不直，而没有被砍伐当做木材使用，得以保全性命。庄子主张不能一味的批判看似没有用处的事物，有时候这些在别人看起来的缺点，确实能够保全自己的优点。他认为树木是因为它不能被当做木材使用，而避免被砍伐，保全了性命。所以树木虽无用，它用这个“无用”保身。对于诗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因为诗人不在权力争夺的中心，不受重用，因此也没有收到政治事变的牵连，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白居易借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明哲保身的思想，并且不断为之努力。

诗人在《养拙》中也运用了典故“不才”，来表达明哲保身之意。

对于白居易来说，退官归隐的生活无疑是更好的，自由而舒心的，不用每天担惊受怕，更不用担心命不保夕。他在《山雉》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山雉》：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适性遂其生，时哉山梁雉。梁上无罾缴，梁下无鹰r。雌雄与群雏，皆得终天年。嗟嗟笼下鸡，及彼池中雁。既有稻粱恩，必有牺牲患。

诗中“十步一饮”出自《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意思是生活在沼泽边的野鸡要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但它却丝毫不会祈求畜养在笼子里。因为生活在樊笼里虽然不必费力寻食，但精力即使十分旺盛，那也是不快意的。诗中形容山鸡在野外生活的状态。典故“牺牲”出自《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意为你见过那准备用作祭祀的牛吗？用织有花纹的锦绣披着，给它吃草料豆子，等到牵着进入太庙杀掉用于祭祀，即使想要做个无人豢养的小牛，难道还可能吗？典故“牺牲”在诗中指祭祀品。意思是说，生活在笼子里的鸡，有足够的，并且容易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有成为祭祀品的担心。因此这样的生活并不快乐。诗人借用山鸡在野外生活和在笼子里生活的状态和结果相比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写实。自己在做官期间并不自由，也不快乐，虽然有俸禄名利，在也有成为牺牲品的可能。但辞官退隐后就犹如山鸡生活在野外，自由自在，不用去争名夺利，也不用担心被奸人陷害，或被连坐，从内心来讲是轻松自由的，至少能够保全性命。诗人是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白居易的明哲保身思想，是在老庄思想中贵生处柔思想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仕途经历，再加上自己对老庄思想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的情况下提出的。诗人在诗歌中多次运用“曳尾”、“尾曳”、“不才”、“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这一思想。

四、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随缘任运思想的体现

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道是天下事物发展的一个总规律、总动力，也是天下万物的总源头。万事万物都应该顺着道来进行，也就是顺其自然，顺应天命，不要做违背天意和“道”的事情。白居易对这个思想十分支持，并且发展成为自己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的思想。

例如，《归田三首（其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中，白居易用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典故“形骸”出自《庄子・天地》：“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在诗中表示有形的东西，也指外在的，能看得到的东西。典故“委顺”出自《庄子・知北游》：“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概括起来就是，人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人的诞生和性命都是天地间的阴阳二气调和在人身上的体现，是自然的安排。诗中表示不要过于注重外在，不要刻意追求名利，要顺其自然，顺从心意，不要做违背自然的事情。

再如，《和》：“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生死观，宁为宠辱惊？中怀苟有主，外物安能萦。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其中，典故“宠辱”出自《老子》第十三章：“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诗中说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非常渺小的，学习老子的思想，有豁达的生死观，就能宠辱不惊。强调不能有功利心，不要过份在意个人得失。说明诗人淡泊名利，注重思想层面的提高。

另外，《睡起晏坐》中的诗句“淡寂归一性，虚闲遗万虑”和“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也运用了老庄典故。典故“淡寂”出自《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表示清静寡欲，不过分追求名利，无为，回归本心之意。典故“无何有之乡”出自《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何患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宽旷无人，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的地方，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无何有之乡”。诗中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诗人辞官归隐，名利就无所谓了。在乡野之地，名利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就不要去追逐它，这个典故表达了诗人淡泊名利的思想。

此外，白居易在《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的“坐输忧恼便，安得形神全”中运用了典故“神形全”。“形神全”出自《庄子・天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意思是守道的人，德行完备，德行完备的人，身形完整，身形完整的人，精神健全。精神健全，才是圣人遵循的准则。这个典故在诗中代指最高境界，圣人是有德行，精神健全的，具有高尚的情操，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才是最高境界。诗中指出，如果过分忧虑权势名利这些身外之物，怎么能够德行完备，精神健全呢？这样也就达不到圣人这个最高境界。因此，要淡泊名利，注重内心的升华和自我完善。

白居易在《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还用“止水”的典故表达自己淡泊名利的思想，诗句“两心如止水，彼此无波澜”，就包含了这个典故。“止水”出自《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意思是水流动的时候，不能反照到我们自己，当水澄清静止时，才可以做镜子用。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使其它事物静止。人的心理状况永远像一股流水一样。心，不能沉静，永远不能悟道，永远不能得道。所以，我们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就必须把心中的妄想、杂念等摒弃，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和性格。诗人认为当自己心无杂念，不再追求权势名利时，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白居易在许多诗歌中，为了表达淡泊名利的思想，运用了老庄典故，借老庄思想中的相关部分来帮助自己显露心境。诗人运用较多的典故有《题赠郑秘书征君石沟溪隐居》中的“自然”、“虚白生”、“冰雪”典故，《和》中的“宠辱”典故，《睡起晏坐》中的“淡寂”、“无何有之乡”典故，《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中的“神形全”典故，《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的“止水”典故等。

六、白居易诗歌中老庄典故与祸福相倚思想的体现

老庄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一切都在变化，都皆有利弊。好的一方面包含不利的部分，不利的一方面包含着好的成分，没有纯粹的利也没有纯粹的弊，这就是祸福相倚的思想。白居易对老庄的祸福相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也有赞同的一面，但是，他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人们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

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归田三首（其三）》：

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何言十年内，变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为鱼有深水，为鸟有高木。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幸得且归农，安知不为福？况吾行欲老，瞥若风前烛。孰能俄顷间，将心系荣辱？

这首诗写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是白居易仕途的一个转折点。元和三年开始，白居易一直受到朝廷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排挤，不被重用。元和六年其母亲去世，白居易便休官回乡。此时的他冷静下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省，认为兼济天下实在难求，独善其身却不难。于是写成了《归田三首》，以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最终没有实现。从《归田三首（其三）》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田园生活的具体打算，都写得很具体，亦有深意。白居易在诗中用“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归田三首（其三）》）概括了自己的为官生涯，有显赫的时候，也有低落的时候，现在则退官隐居。诗句“此理固是常，穷通相倚伏。”提示人们，从古至今，不得志和通达显贵就如祸福一样是相互依附的。典故“穷通”出自《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意为古时侯得道的人，穷困不得志也快乐，通达也快乐。典故“倚伏”出自《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福相倚。这本来就是常理，政治抱负不能施展或得以实现，就像是祸福一样，是相互依附的。白居易将该典故用在诗歌当中，用来表述自己的心境。白居易认为“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归田三首（其三）》）。在诗人看来，为什么要死守着不好的方面悲伤呢，这样就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使心情低落。现在不得志，看似祸患，但实质上未必不是件好事，可以避免小人算计或者连坐，能够保全性命，就这点来说，的确是件好事。所以说，无论穷或通，都可以感到快乐，关键在于怎么看待这件事请。任何事情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要一分为二地分析，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

再如文章前面提到的诗歌《山雉》。诗句“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饮水”运用典故“十步一饮”（《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形容了山鸡在野外生活的状态。在野外的山鸡，虽然生活清苦，但是很自由。诗句“既有稻粱恩，必有牺牲患。”包含典故“牺牲”（《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描写的是生活在笼子里的鸡，有足够的，并且容易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有成为祭祀品的担心。因此这样的生活虽然富足，却并不快乐。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正如祸福相倚，需要一分为二来看问题。诗人借用山鸡的在不同条件下的生活来比喻自己人生的写实。白居易仕途不顺利，在朝廷不受重用，后来退官归野，这看起来似乎是件祸事，但是从两一方面来讲，他因此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幸运，诗人在这个状态下不会收到政治牵连，不用担心朝不保夕，生活自由、舒适。这不得不说是因祸得福。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世间万物，化弊为利，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很轻松。

祸福相倚思想也是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所表达较多的思想。白居易在他的不少诗歌中都用了“穷通”、“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

七、结语

综上所述，白居易学习和接受老庄思想，同时，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经历来认识和理解老庄思想，并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来解释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运用老庄典故主要表达了自己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类思想。

白居易推崇老庄无为而治、知足常乐和功成身退的思想，并且在许多诗歌中运用“去泰”、“知止则不殆”、“巧劳智忧”、“虚舟”、“不有”、“劳生”、“坐忘”、“知足”、“知分”和“名遂退身”等出自《老子》和《庄子》的典故，表达自己知足保和的思想。

白居易对老庄的贵生处柔这一思想十分赞同并且深有同感，身处官场，白居易深知生命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势名利都不重要，只有保全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在诗歌中多次运用“曳尾”、“尾曳”、“不才”、“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这一思想。

老子和庄子都强调要顺其自然，顺应天命，不要做违背天意和“道”的事情。诗人把老庄的这个思想放在他所生活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理解应用，然后发展成为自己的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的思想。白居易在诗歌中用老庄典故的形式将这种思想表达出来。这些典故有“形骸”、“委顺”、“委形”、“穷通”、“不可改性”、“命时”、“长者”和“短者”等。

白居易做官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人社会价值，造福百姓，而非追求名利，在他退官后对名利看得就更淡了。白居易一直坚持认为人不应该一味的追名逐利，他提倡淡泊名利的思想。在许多诗歌中，白居易借老庄思想中的相关部分来帮助自己显露心境。诗人运用较多的典故有《题赠郑秘书征君石沟溪隐居》中的“自然”、“虚白生”、“冰雪”典故，《和》中的“宠辱”典故，《睡起晏坐》中的“淡寂”、“无何有之乡”典故，《答崔侍郎、X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中的“神形全”典故，《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中的“止水”典故等。

白居易赞同老庄的祸福相依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同时，他也认为世人应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白居易在他的不少诗歌中都用了“穷通”、“十步一饮”和“牺牲”等老庄典故，来表达祸福相倚的思想。

另外，更进一步来讲，白居易在诗歌中运用老庄典故表达的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随缘任运、淡泊名利和祸福相倚这五大类主要思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诗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他所目睹的社会现实，并辅以先哲的理论精髓，告诫后人切勿私欲泛滥，要学会知足常乐；切勿一味地追名逐利，不要过分在意名利这些身外之物，要注重生命，关注个人精神层面的净化和升华；切勿怨天尤人，态度消极，要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一切顺其自然。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国内国际交流频率增加，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诱惑因素也不断增加，人们浮躁、焦虑的现象日渐显著。无论是着眼于当下，还是个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现象都是有害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因此，我们要努力改善它。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摒弃杂念，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为了名利和地位而走上弯路。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知足，学会感恩，感谢自己得到的，不要觊觎别人的。再者，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你会从内心层面感觉到压力和焦虑的情绪有所减少，保持身心愉悦，以更佳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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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白居易篇4

摘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在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当其所著《白氏文集》和《白氏长庆集》传入日本之后，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受到了日本人们的很大欢迎和推崇，各个领域的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接受。本文试从白诗对日本平安朝文学著作、汉诗文、和歌等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及日本平安朝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 ”、“感伤 ”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

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因而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二、白氏文集的影响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 》、《源氏物语 》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从汉诗的表现手法可知它从白诗中吸取的精华“意象”，“意象”是诗人进行思考与察觉的一种方式,是诗中形象活跃的体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白居易的诗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在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 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诗人及其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与紫式部、和泉式部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曾任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定子身边之女官。 一条帝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雪后皇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大家都很佩服她的敏捷。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的基础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她的著作《枕草子》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之中的变化，抒发胸臆，缀成感想。

紫式部，自幼熟悉汉文，遍读中国典籍，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其所著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源氏物语》深受白诗的启发，写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借以向社会提出血泪控诉，据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史记》、《庄子》、《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全书有近100万字，分54回，以主人公光源氏50余年的仕途道路上的兴衰和置身情海的放荡生活为经线，以数十个与其相连且命运各异的贵族妇女的情感纠葛为纬线，很形象的展现了日本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生活。紫式部开篇题为《桐壶》，敏锐地觉察时代的真实本质，通过借用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作为全文的开端，引用“安禄山之乱”，曰：“‘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用桐壶帝的专宠桐壶更衣来反映专宠必然引出祸事，设下悬念,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

四、白诗与汉诗、和歌

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极为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运用到日本汉诗中。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只今犹合傲王侯。――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上面的白诗和岛诗分别对应，非常有韵律。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再重新组合，溶入到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由此可见，白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早宫神社上社祭祀的神明――菅原道真，他既是诗人，又是大学寮以及管家廊下的指导者、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大学儒，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著作。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由此可见白诗在汉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算得上汉诗的源泉所在。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

下面为“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昭《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里，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算是文学创作。

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五、结束语

从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正迎合了日本平安朝时代背景，为白诗在日本平安朝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其作品的风格，正是平安朝诗人所钟爱的，受到了当时很多著名诗人的推崇，白诗逐渐被你们接受，白诗在汉诗文和和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日文化连接的纽带。

从日本平安朝文学的特质来看，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和经验。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了汉学养分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和艺术精神，但是对于平安朝、及以后日本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白居易诗歌的流行正是当时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有效的一帖良药，它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会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也将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参考文献：

[1]谢东芹，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察》。

[2]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3]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本文学》。

[4]王雅楠，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职业时空》2010。

长相思白居易篇5

关键词：《长恨歌》；白居易；物哀论；感物说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的一首“感伤诗”。“物哀论”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二者时空距离相差甚远，何以敢用“与”字相连？

“物哀”是对物象人情直接率真的感情流露，每一次因外物而触发的感动都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纯粹同情和广泛包容，绝无一丝功利目的。

白居易 “物动而激发摇荡性情，随感遇而形于歌咏”，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尤以“感事写意”为贵。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其文化自汉唐以来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其文学也沾染有儒佛道的思想底蕴，故“物哀论”的提出脱离不了以“感物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长恨歌》与“物哀论”均与“感物说”有继承与发展关系，前者是作品，后者为理论，皆有“感物”内核。“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超越时空维度，将《长恨歌》与“物哀论”作比较，以促成不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在二者的对话中品味其“感物”内涵的异同之处，鉴赏“物哀论”与《长恨歌》的互映之处。

一、 感知“事之心”

王向远在《日本物哀》中提出，物哀论的“事之心”即指人际交往与世态人情。知物哀者通达人情，能以至诚至信之心理解世间人事，对于所遇所闻所见，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喜悦、赞美、怜悯、悲戚等丰富情感。《长恨歌》中，白居易细细体味李、杨的内心世界，对其纯洁无暇的爱情故事，既有赞叹歆羡，又有悲哀同情，还寄托了君王恋色破国‘不如不遇倾国色’的讽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里的“重色”若说的是求女色以满淫欲，后宫佳丽三千，何来愁苦？他爱“色”，因为他懂得欣赏且不断地追求“美”，正是他固守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将就，才“多年求不得”。对爱恨感知强烈的唐明皇，对万物有敏感之心，因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能感人心，也最知‘物哀’” 。

爱情最能动人性情，悖德之恋尤甚，这种爱情实际上早己超出了一般男女关系，更多的是“男女之间高雅的，有情趣的，时而伴随着一种游戏感觉的恋爱，是一种修养、美德，或者说是文明人的资质” 。对于李杨二人来说，这一辈子能相遇相爱已属不易，所以无论代价有多沉重、阻碍有多巨大，成就这段不伦之恋都是值得的。白居易善于体味李、杨之恋的情趣所在，深入人物心灵，设身处地地感受情感之美，从这出爱情悲剧中引出不尽的哀婉叹息。

二、感觉“物之心”

对“物之心”的极力发挥是《长恨歌》“物哀”品格的另一表现。“物之心”是指人心感知客观物外物，尤其是自然景象时产生的真实情感，能否在接触到物的同时，心生触动、感悟。白居易是懂得“物之心”的，凡一景一物，所见所闻，他均能在不同的心境下引出感慨万千。心随物动，情随景迁，《长恨歌》中使用大量的景物意象，使得情与景合而为一，物与心共为一体。

（一）物景显戚哀

进入到了高潮转折点，“渔阳鼙鼓动地来”仅一句就暗示了安禄山起兵反唐，足见白居易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紧接的“无奈何”和“马前死”，虽极简地道出杨贵妃被逼处死的因果，却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直看到这一句“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才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已被无情摧毁，此区区一景，创造了一个物心调和、情景合一的境界，导出延绵不绝的凄惨悲愁之美。

接下来“旌旗无光月色薄”，月是伤心色，铃为断肠声，哀痛之情使他的感官感受更加纤细敏感。踌躇马嵬坡，终任随马转去，他见到“空死处”，心也空了，仿佛再]有东西值得留恋。由眼前的一处景诱发出强烈的无奈、伤感、唏嘘之感，直接流露了干净纯粹的人情人性，是最为“知物哀”的体现。

哀痛至极，眼前的旧景、旧物都沾染上故人的身影气味，那芙蓉如娇面，这柳叶似细眉，时时处处惹心伤，如何不泪垂？睹物思人，客体与主体达成了心灵上的观照，客体的出现触发了主体内心的波澜，主体的情绪又牵动了客体主观性质的改变。纯粹地思念美人，没有掺杂对国破逃亡或被迫软禁的任何情绪，不用道德理性来加工调味，完全信任“物”与“情”的自然直觉感应。《长恨歌》里没有哭天抢地的惨痛，也没有力竭声嘶的呼喊，白居易笔下的“悲”是温柔、含蓄、余韵悠长的“悲”。两人的生死别离之悲与美感相互融合，且相互制约，惨淡的悲与真实的美共同营造出悲哀美的抒情世界。悲哀与同情酿制出了独特的美感，诠释了“物哀”之美的精神。

（二）以物表吾心

物心一体，情融于物。白居易拥有朴素而深厚细腻的感情态度，故能发现李、杨深刻的爱情与比翼鸟、连理枝相一致的美的情趣。《长恨歌》中的比兴寄托，表露的内心情绪大多是十分内敛静寂的，如淡墨着宣纸反复地渲染加深，绘出层次丰富、生动真实的画卷。

“比翼鸟”的爱情追求不仅出于李、杨的心，更出于白居易自己的心，那“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发自白的肺腑之情，指他本人与湘灵青梅竹马、相知相爱却未能结合的“恨意”！白将他自己在爱情上的遗憾、和对社会环境中爱情悲剧的认识完全融于《长恨歌》里，用自己的感情、想像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更普遍的意义，产生了高度的悲婉同情之美。在定情物里寄寓对幸福爱情的理想，烘托出无奈悲哀的感伤气氛，寄托了白居易对自己处境和对天下守旧爱情观的悲怨，他正是将这些哀愁、同情推己及人到了李、杨故事中。

三、总结

《长恨歌》物景皆美，美中有哀，哀中寓情。白居易将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体验、对时事政治的思考和对各家理论哲学的态度，用“物哀”精神相连，熔铸于这篇有讽刺、有怜悯、有赞叹的文章中，表现出他对自然触发的人情美、人事美的独特感知；他是一名知物哀者，懂得如何欣赏和审阅物美情美，笔下的一景一物中寄托了对自然、真实人情的赞美与怀念。

【参考文献】

[1]蒋勋.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129-151

[2] 丁永忠. 《长恨歌》：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结晶――白居易《长恨歌》创作动因探微[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05：56-62.

长相思白居易篇6

关键词： 白居易 “闲适诗” 内涵 内容 思想内蕴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为闲适诗作的界定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1］因而白居易所谓的闲适诗应该是一个人没有公事的烦扰，独处闲居时体会到的知足与保和的审美体验，并将这种情感体验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闲”是“适”的前提和基础，“适”是“闲”的目的和旨归，闲适是融合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的。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闲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闲境。闲境是产生闲适思想的前提，外在环境的清幽闲静能够引发内心的安宁，让人忘却或暂时逃离世俗的喧嚣烦扰。白居易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营造一个清幽的生活居住环境，在京城，曾与元稹到永崇里华阳观闭门读书；后在新昌坊租房居住，室名“松斋”；后搬家宣平坊，精心布置；贬官江州时，在庐山筑遗爱草堂，环境雅致；回京后，在新昌坊购宅居住，居室考究；在洛阳任职时，又在履道里筑白氏宅园，晚年长期居住于此，后来此地成为一个著名的园林建筑。他在居室前植树养花、修台筑亭，为自己打造一方宁静的天地；无论在京任职，还是贬官外地，但凡有名胜古迹、山林泉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大自然的秀美中，寻求着内心的宁静与豁达。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闲境的描述：

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观居》）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官舍小亭闲望》）

（二）身闲适。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次。身闲适属于物质满足层次，即衣食无忧而又有闲暇的时间。在白居易前期的闲适诗中，经常不厌其烦地表现出追求感官享乐和感性适意的生活态度，描写物质生活的琐碎与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俸禄多少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快适中，寄托着他心灵的愉快和满足”，［2］他还常常通过写别人的忙衬托出自己的闲，从而寻求内心的平衡，自我宽慰对现实的不满。

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常乐里闲居》）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铩＃ā冻醭户曹喜而言志》）

（三）心闲适。心闲适是超越了身闲适的精神境界，是超脱了尘世欲望的烦扰体验到的保和的心态。“‘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而白居易所谓‘保和’主要是指审美主体保持‘和’的审美心境。不但强调审美心理的节情以中，而且从根本上注重情性的柔顺温良，将它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来强调，白居易在知足中得到感情的净化和升华，并逐渐达到道家超功利性的淡泊和佛家的无欲无求”。［3］由身闲适到心闲适，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

尽日松下坐，有时池畔行。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怀》）

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意》）

四是忘适。是一种至高的道的境界。白居易在《隐几》诗中表现了对“忘适”境界的向往和追求:“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虽然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并不能处处看到“忘适”之作，但是当他不再关注于个人的穷达荣辱，而是以保和之心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感受着人生的真谛，不再故意追寻适的境界时，反而不时在作品中展现出“忘适”的境界。

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余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小池二首》）

得意言语断，入玄滋味深。虽然相顾哂，心适而忘心。（《舟中李山人访宿》）

闲适是一种审美境界，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可以是积极乐观的，是志得意满后的喜悦之情；也可以是淡然孤寂的，是人生失意后的自我安慰；更应该是豁达洒脱的，是无论穷通与出处，都能够优游自在地感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的道的境界。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内容

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很强的“尚俗”性，他追求诗意的通俗易懂，使童子能吟、老妪能解。本文从“尚俗”角度，将白居易的闲适诗分为以下两类。

（一）自适诗。“自适”是一种类似于“逍遥游”的精神境界，不为外物所累，超然于物外的达观、淡然，这种“心闲适”与“忘适”的心态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即形成白居易闲适诗中的“自适诗”。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有着通俗易懂的特点，“自适诗”的特点是雅俗。这种诗歌主要产生于白居易生活的后期，尤其是中隐于洛阳之后。经历了宦海的沉浮，白居易对世事和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越是到晚年，他对名利看得越淡，倾心于佛道思想中的淡泊宁静，这时的他更多地表现出对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精神的愉悦不再需要从物质生活的满足中派生出来，而是从自我纯粹的审美感受中体现出来。他在《序洛诗》中曾说：“自（太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L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4］具体诗歌作品在前文已经列举，此处不再赘述。

（二）适俗诗。是一类满足于世俗价值体系认同的诗歌作品。作者受到世俗价值体系的影响，在作品中遵循世俗的标准寻求一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满足。这种“身闲适”的心态投射到诗歌作品中，即形成白居易闲适诗中的“适俗诗”。“适俗诗”的特点是世俗或庸俗。“白居易的闲适，是在名与利大体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产生的，他并不正面地否定名利，排斥对名利的欲望……而是融入折衷调和，归于无形的境地”，［5］“世俗文学当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世俗’本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或曰大众习俗。世俗文学本指那种反映大众习俗、普遍市井生活情趣为主旨的，以满足大众消遣、娱乐为目的的，不刻意追求高雅艺术形式的文学”。［6］白居易的适俗诗主要产生于前期，他在作品中时常表现出满足于物质生活所带来的舒适，用慵懒闲散的方式麻痹对现实的不满带来的内心苦痛。他不厌其烦地描写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为官的俸禄，在对比中寻求心理的平衡，追寻和满足于物质生活，反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这是适俗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也是白居易诗歌中“世俗”特点的表现。但是他经常睡到日上三竿，饮酒到通宵达旦，并且津津乐道于不需付出体力劳动而衣食丰足的惬意，这样的作品则经常表现出“庸俗”的特点。如：“新浴支体畅，独寝神魄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眠》）

三、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内蕴

（一）儒释道思想的融合。白居易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儒家思想已成为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一生所奉守之道，孟子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7］这段话反映了儒家从容进退的文化心理和人生态度，白居易传统地继承了这一点。庄子曾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8］（《外篇・达生》）这种思想，直接体现在白居易的《隐几》诗中，在他的闲适诗中，也在努力寻求着这种忘适的道的境界。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晚年更是潜心佛学。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是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思想取向，前期初入仕途，意气风发，以儒家进取精神为主；后期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则用佛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调和，从而寻求内心的安宁、心灵的慰藉。

（二）阅尽繁华荣辱后的达观心态。闲适的心情与所处的环境、年龄、心态有关，阅尽繁华荣辱，反而会容易产生达观的心态，所以年迈之人更易有闲适的心境，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应具有普遍性。白居易在他的作品中则体现出了这种年龄、阅历的变化对人的心态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将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之志为主，后期以儒家的独善其身、结合佛老思想为主，终于在儒释道的融合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思想变化，影响着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前期的闲适诗多是描写在知足的心态下物质生活的满足中感受到的闲适，在与他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对比中寻求心理的平衡，自我安慰、故作旷达；后期的闲适诗则更多地描写在保和心态下的闲适，不为外物所累，不再汲汲于自身的物质的满足，而是放眼于美好的自然与人生，感受着生命的真谛。但是，不能截然以此作为“身适”与“心适”的分期，闲适只是一种瞬间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唯有文艺作品才能够将这种瞬间的闲适之情转变成永恒的艺术美。

参考文献：

［1］严杰编选.白居易集・与元九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48.

［2］史素昭.从闲适诗看白居易.郴州师专学报（综合版），1998，（01）：17.

［3］史素昭.独善和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试论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怀化学院学报，2002，（03），62.

［4］［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257.

［5］［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240.

［6］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122.

长相思白居易篇7

关键词： 白居易 历史剧 文采风流 忠君爱国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是中唐时期的诗人，与元稹共创中唐诗坛的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广为人们传诵，连唐宣宗也曾写诗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可见，白居易的诗才当时名满天下，并且一直传才名于后世。白居易自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热情参政，直言进谏，直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左迁九江郡司马，震撼了他的内心，使他对人生有了另一番思考，他在长诗《琵琶行・序》中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①《琵琶行》是作者依据实事而作，抒发的也是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因此感人至深，千古流传，使后人感于其事而发其情。于是在戏曲发展成熟的元明清时期，有许多人便根据白居易的诗来揣度铺演出一幕幕精彩故事。

在中国古代戏剧中，有许多取材于历史的作品，尽管古代并无“历史剧”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取材于历史的作品都称作历史剧，只是关于“历史剧”的概念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孙书磊老师《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一书中将创作时限为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前，剧中主角为历史真实人物，剧中主要关目或其具体背景或人物精神有相关的文献依据的戏剧都作为历史剧。②本文采纳其有关历史剧概念的观点，因此，只要是以白居易为主角的清道光二十年以前的剧作都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一

据庄一佛《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记录，以白居易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中国历史剧作品有宋元阙名作品《许盼盼燕子楼》、《琵琶亭》，元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泪》（以下简称《青衫泪》），明传奇《青衫记》，清杂剧《十锦堤》、《香山宦迹》、《四弦秋》、《琵琶行》，以及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其中《许盼盼燕子楼》未见著录，事出《长庆乐・燕子楼诗序》，演白居易与盼盼赠和诗事。《十锦堤》作者为蕊居士，此戏也未见著录，但在《曲海总目提要》中有此本，剧演白居易贬杭州，筑堤捍钱塘，放浪湖山事。《香山宦迹》只为《今乐考证》著录，谓无名氏写本，疑演白居易事。此外，宋元阙名作品《琵琶亭》，元杂剧《青衫泪》，明传奇《青衫记》，清杂剧《四弦秋》、《琵琶行》，以及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属于同一题材剧，铺演白居易叙事长诗《琵琶行》，可惜宋元阙名杂剧《琵琶亭》，清传奇《司马衫》、《琵琶亭》均未见著录。以上与白居易有关的作品有多半已经散佚，现存于世的只有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顾大典的《青衫记》，蒋士铨的《四弦秋》，以及赵式曾的《琵琶行》四种。

综观此四种剧作，都是依据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并序》而作，但创作时代不同，文体有异，且剧情也有所不同。其异同之处大概有以下两点。

1.故事主干异同。《青衫泪》与《青衫记》两剧的故事主干基本相同，故事的虚构成分很多，均是写白居易与友人到京郊寻访琵琶名妓裴兴奴，白、裴相欢相爱，同订白头之约，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裴兴奴自此不再接客，裴母逼她嫁给浮梁茶商刘一郎，后来白居易送别友人于江州船上，忽闻邻舟有琵琶声响，好似裴兴奴指拨，遂请相见，最后二人终得团圆。这些重要关目，二剧大体相同，只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有所差别。如《交游访兴》一出中的人物便不同，《青衫泪》是白居易与贾浪仙、孟浩然同去，而《青衫记》中白居易是与刘禹锡、元稹同往。再如白居易与裴兴奴在浔阳江上重逢后，《青衫泪》中最终是通过皇帝判决二人再结夫妇，而《青衫记》的叙述更为简略，刘一郎失足溺江而死免去了诉诸官府一节，刘禹锡当场判决，干脆利落地使二人重得团圆。

《四弦秋》的故事是基本按照《琵琶行》一诗的情节来写的，剧中琵琶女不是裴兴奴而是花退红，白居易与花退红也并无前缘，只于白居易送客之时相逢与浔阳江上，白居易由琵琶女之身世想到自己的仕途坎坷，泪湿青衫，突出了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感叹。赵式曾的《琵琶行》与其他三剧颇异，剧写白居易谪居浔阳，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因江神冯夷怜惜，使之与商妇相见，剧中人物讽刺九江人势利无情，比九江官为狐鼠狡兔。

2.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原因不同。《青衫泪》中，因为唐宪宗励精图治，要改革除弊，而“怎奈文臣中多尚浮华，各以诗酒相胜，不肯尽心守职。中间白居易……等尤以做诗做文，误却政事，若不加谴责，则世风日漓矣”。（《青衫泪》楔子）于是白居易被贬往江州。《青衫记》中的白居易是因忠君爱国，反对分裂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聚敛扰民，“抗疏仵旨”，触怒当权者，因而遭贬。《四弦秋》中所叙白居易被贬原因是因宰相武元衡被政敌派人刺杀，白居易上书请求捉拿凶犯，其他大臣恼其越分言事，“御史未言，坊官多事，甚属可恶”，（《四弦秋》“改官”）趁机参本，称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反作赏花新井二诗，大为不孝，遂被贬为江州司马。据《新唐书》记载：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③

即是说白居易是因武元衡被杀一事得罪了执政大臣而被贬。如此看来，《四弦秋》中所叙白居易被贬原因是与历史相符合的，而另外两剧都是作者的虚构。

二

白居易在元代杂剧、明代传奇中被塑造成文采风流的才子形象。试看《青衫记》第七出《交游访兴》，白居易与元稹及第受封，功名加身，颇遂青云之志，刘禹锡为展契阔庆贺之情意，邀白居易、元稹到郊外赏春，正是“花光艳，草色新”之时节，三人踏至郊外，白居易首先提议：“请问二兄，既要饮酒，须寻个人家，才觉方便。”元稹附和“正是”，于是经刘禹锡指引，便来到裴兴奴家，裴兴奴第一次见到白居易与元稹便暗自揣度“此二位绝非凡品”，并且叫妈妈：“煮好茶来吃，今日的客不必寻常。”这一段从正面及侧面两个方面反映出了白居易的风流倜傥。有美酒、美女相伴，还有琵琶天籁欣赏，这正是文人们的风流雅趣。再如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第二折，便借裴兴奴之口“你文章胜贾浪仙，诗篇压孟浩然”赞叹了白居易的诗才。这两剧中的白居易虽然都风流倜傥，却也真挚情深。白居易与裴兴奴初遇时便互生好感，两情相悦，之后更是情深意重，当被贬往江州之时，白居易并未因为自己的仕途而感到哀伤，反而是放心不下裴兴奴，不忍与之分离，“实指望相守永久，谁想又成远别”。（《青衫泪》第二折）访兴不遇，白居易惆怅万千，哀叹：“可怜可怜，我若在此做官，或者他宁静还家，还有相见之日，我今远谪，他又飘流，纵使回来，何由会面，教我好伤感人也。”（《青衫记》“访兴不遇”一出）可见白居易对裴兴奴的感情是真挚的。白居易来到江州赴任之后，便立刻遣迎其侍妾小蛮与樊素来江州陪伴，一是因为“寂寥无伴，难以遣怀”，另一原因也是因为对蛮素二姬的情深与承诺。在这两个剧中，白居易被塑造为一个重感情、守承诺的君子形象。

《四弦秋》中的白居易在这一点上与《青衫记》、《青衫泪》颇有些不同，作者蒋士铨“谓向有《青衫记》院本，以香山素狎此妓，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践成前约。命意敷词，庸劣可鄙。同人以予粗知声韵，相属别撰一剧，当付伶人演习，用洗前陋”，④因此并没有将剧本写成才子佳人题材的故事，剧中的白居易与琵琶女花退红并无感情纠葛，只是偶尔在江中相遇，琵琶女弹唱身世遭遇之不幸，引起被贬江州的白居易无限惆怅，因而泪如雨下打湿了青衫。《四弦秋》没有塑造白居易风流才子的一面，没有写他对爱情的真挚深情，因此艺术形象不如《青衫泪》及《青衫记》塑造的形象丰满，其艺术成就也远不如《青衫泪》及《青衫记》。

历史上的白居易于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这一时期的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面折廷争。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而剧作中的白居易也是这样忠君爱国，直言敢谏，并且对国事自有见解，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青衫记》一剧中，如《元白揣摩》、《元白对策》等出都充分表现了白居易的政治才能。第二出《元白揣摩》中白居易首先上场，一曲【高阳台】气势豪迈，壮志凌云，后与元稹分析国家时事，发现“藩镇纵横，朝纲解纽，正澄清揽辔时节”，并针对“一向言路不开了”这一问题提出：“言路当开，直臣应奖，须知帝裾难绝。”元白揣摩时事，一抒生平之愿，立下整顿乾坤之雄心壮志。风尘仆仆赶往京城会考的元白二人对策之时雄心大展，喜遂成龙之愿，一举中第，这也充分说明了二人的卓越才能。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忠贞爱国之心，直言敢谏之胆，才使他触怒权贵，被贬江州。尽管如此，皇帝最终还是“终不忍弃”，将其召回京城。白居易蒙召而回京，从侧面更进一步塑造了白居易忠贞爱国的形象。

尽管现存于世的四种以白居易为题材的历史剧存在诸多差异，对白居易形象的塑造也各有重点，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上分析的两种形象，无论是风流才子的文人形象，还是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形象，剧中的白居易都较为真实，与历史上记载的白居易形象相差无几，剧作者对白居易的遭遇也是持同情态度，并且对其才华与情深也不吝辞藻，白居易在历史剧中的形象可谓是饱受赞扬的文人士大夫的正面形象。

注释：

①黄竹山，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73.

②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③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4302.

④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185.

参考文献：

［1］黄竹山，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孙书磊著.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4］蒋士铨撰.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

［5］庄一佛.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潘培忠.《青衫泪》故事渊源嬗变［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5，VOL31，（3）.

长相思白居易篇8

关键词：鸿儒 白丁 处世哲学

刘禹锡托物言志的铭文《陋室铭》凝练、清新、字字珠玑，像一首精粹的哲理小诗，令人百读不厌。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两句，显现出作者身分的高贵和性情的高雅。作者在《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一诗云：“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此情此景堪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有人会说，刘禹锡是故弄高雅，他“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郎州司马，兼任州刺史时，和州的策知县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他的居住标准，最后让其搬到城中一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破旧小房里居住吗？这时，他尽管有功名，但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白丁”（封建社会里没有功名的人）吗？

是的，物质条件简陋，但这更易凸显了刘禹锡品德的高尚，他基于此写出的《陋室铭》这篇不朽之佳作，也张显了他的处世哲学。刘禹锡尽管在物质条件上堪称“白丁”，但在精神追求上他却是“鸿儒”，且与“鸿儒”结交甚密，尽人皆知的就有柳宗元、白居易这两位文学巨匠。

一、刘柳同病相怜

刘禹锡（公元772年）长柳宗元（公元773年）一岁，同科进士，且都参与了唐顺宗（李诵）时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在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腐朽势力和革新派的进步势力的政治斗争中，刘柳都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革新运动被镇压而失败后，二人同样被长期贬官在远州。他们在政治上有同样的被压抑的苦恼；在哲学思想上又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而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共同之点，即长于用清峭明秀的风格来写景抒情，且在他们的这一部分诗里，都蕴藏着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抑郁幽愤之情。

就拿他们因革新运动同时被贬来说吧，二人一同上路，不免推杯换盏，想到同心好友不久即离开，相聚无定期，二人心中既感伤又悲凉，柳宗元首先做了一首《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诗云：

十年憔悴到秦京，不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读了柳宗元的诗，刘禹锡内心怎能平静？“同是天涯沦落人”，况且还是知己挚友，怎能对自己的前途不感到担忧，对朋友的离别不感到悲伤？于是立即做了一首奉酬诗《再授连州到衡阳，酬柳柳州赠别》：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想望长吟有所思。

“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柳宗元见了刘禹锡的诗，好像看到了大雁南飞，听到了长猿悲鸣，再想想自己的身世与友人的别离，不禁肝肠寸断，于是又做了一首《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与其分别，不如解甲归田，若是皇帝开恩，赐我们做个“邻舍翁”，挚友终日相守足矣。不求高官厚禄，不求荣华富贵，知己成邻里，白丁也心甘。多么低廉的要求，多么质朴的话语，怎能不使朋友潸然！写完此诗，柳宗元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做了一首五言绝句，题为《三赠刘员外》，诗云：

信书成自娱，经事渐知非。

今日临歧别，何年待汝归。

前诗中尽管条件十分低微，但对于被贬之人也算是奢求了，这些柳宗元心知肚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海浮沉怎能尽如人意？于是更加担忧二人的相聚无期，发出“何年待汝归”的慨叹。柳宗元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变迁何人能料？人生短长谁人能测？果然，柳翁的担心变为了现实，他到柳州才过了四年，就病逝在那里，二人这次的分离竟成了诀别。

元和十五年（820），刘禹锡来到当年二人相别之地，想起昔日之情，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于是赋诗投湘水以吊。诗云：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骓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骓灭如流电。

千里江篱春，故人今不见。

二人当年依依惜别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马嘶骓鸣不肯前行，至今回声荡漾在耳畔；滚滚的湘水依旧，往日的知音却不在，滔滔的湘水怎能载得动这痛失亲人的悲愁？诗文娓娓叙来，情真意切，足见故人挚友的情意似水流长。

从以上两人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窥见两位“鸿儒”的交往何等深沉。下面再看刘禹锡和白居易的晚年之交。

二、刘白莫逆之交

刘禹锡和同年出生的白居易因一次偶然相遇交上了朋友。刘禹锡晚年，迁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他与白居易有更多机会在一起谈心唱酬。对政治已经感到厌倦的白居易很同情刘禹锡的遭遇，写了不少对他满怀同情的诗。公元826年，刘禹锡从和州罢官返洛阳，白居易从苏州归洛，两人在扬州相逢共饮。席间白居易把箸击盘赠诗一首：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这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既是白居易对朋友仕途坎坷的同情和安慰，也是为自己的类似经历而叹息悲愤。

对于白居易的安慰和委婉的赞扬，刘禹锡写了一首酬答的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不为自己的厄运而悲，能为他人的成功而喜，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表现了十分豁达的胸怀。他诗中的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格调高昂，催人奋进，历代为人们所称道。白居易称其为“诗豪”，看来也毫不夸张。

到公元836年刘禹锡迁升为太子宾客之后，他和白居易更是往来频繁、互相唱和、情意深厚，世人把他们合称“刘白”。他们的唱和之作，白居易曾编撰成《刘白唱和集解》。

刘禹锡一生都在实现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柳、白有共同的遭遇和不幸，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同时他们都为中唐诗歌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2]叶嘉莹.叶嘉莹说中晚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姜晓东.刘禹锡传[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长相思白居易篇9

关键词：白居易 文化人格 文学品格

一

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可谓是白居易一生的写照。他早年积极上疏，写下七十五篇“对策”，并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作。其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唐宪宗对其直言犯上颇为不满，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1]（P4344）通过二人的对话足见白居易敢于直谏，不避刀斧，以天下为己任。

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1]（P4344）受此诬陷被贬江州司马。

白居易切身感受官场的明争暗斗和世情冷暖后，逐渐转向佛道思想，“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溢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1]（P4345）

白居易中年以后，逐渐从政治生活走向个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在苏州、杭州刺史任职期间，流连于江南的美好风光，写下了《钱塘江春行》等千古流传的诗篇；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其“和陶诗”政治激情已经淡去，悠远平和，宁静淡泊。白居易作诗以自表，其晚年诗作《醉吟先生传》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2]从中可以窥见白居易晚年生活，流连于山水、歌舞之g。

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自我追求，在其感伤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感伤诗既有对现实的感发，也有对自我命运的哀叹，“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融合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两个方面。《琵琶行》可见白居易由积极进取转向隐世避世的心路历程。人生坎坷，心中苦闷无处诉说。琵琶女发之为声，白居易则发之为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尝尽世间辛酸，看尽世间沧桑，白居易由现实功名转向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个人生活，“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的共性特点。孔子周游列国积极入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生不遇，退而论《诗》《书》，著《春秋》。司马迁忠心事主，而受宫刑，著《太史公书》以明志。杜甫心存天下，却颠沛流离，不受重用，写诗以抒心中之愤。蒲松龄，受尽科举之苦终生不第，退而成孤愤之书以寄托心中愤懑之情。

文化人格决定文学品格，白居易文化人格的风格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在《与元九书》曰：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於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抨击社会现实；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作《卖炭翁》《买花》等“新乐府”诗作通俗而暗寓讥讽，践行了他志在兼济的人生理想和诗歌主张。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里，诗可以“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另一方面转身日常生活，吟咏情性，其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其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讽喻诗、闲适诗，都有尚实、尚俗的风格。但是讽喻诗写得刚健意激、浅易直白，反映民生疾苦；其闲适诗，“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游乐不暇”；其风格淡泊、闲逸、平和，含蓄蕴藉，充满生活情趣。

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前期以“兼济天下”为根本特征，故其讽喻诗写得出彩，审美性与实用性兼备；中晚年的文化人格以“独善其身”为根本特征，故其闲适诗、和陶诗写得自然，有韵味。

二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与思想的多元性，决定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有其特殊的现实原因和文化传统。

其一，隋唐以来，门阀士族地主的政治垄断地位渐渐被打破，特别是科举取士为庶族地主打开一扇入仕之门。初唐四杰英俊沉下伦的呐喊，“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们要求参与政治。中唐上层统治者力主改革，科举取士大大增加，庶族地主逐渐参与国家政治，“作为庶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元白的参政意识与仕宦热情尤为积极而强烈，政治目标也更为具体而现实”[3]（P263）。白居易、元稹、大历十才子、韦应物、韩愈、柳宗元都以庶族身份进入上层政治。另一方面，庶族地主失去背后强大家族的支撑，其地位并不稳固。庶族地主无力左右朝政，因而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权力增强。庶族地主的仕途，或因党争，或因触犯上层利益，而仕宦颠沛不定。故文人对人生沉浮感受尤为明显，仕途的打击，人生理想的破灭，对人情冷暖的重新认知，都使他们转向心灵的书写和愤懑之情的抒发。白居易的讽喻诗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闲适诗对日常生活的吟咏，实际上反映了仕途受挫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中唐朝政，自长庆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文人集团失去了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白居易逐渐淡漠、逃避政治，“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即多忧患。帷有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其二，中国士人自其诞生起就抱持“以道易天下”的宗教救世情怀。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4]（P109）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一文中谈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P3289）司马迁论《春秋》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顾炎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白居易担负一种救世补正的责任与意识积极从政，希望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即心中的“道”来改造社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精神儒道互补。“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7]（P32）。从古至今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其三，中唐是中国审美意识形态转型的一个时期，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的审美品位逐渐代替了门阀士族高雅的美学追求和形而上的哲学追求。他们更关注现实，更实际。这一时期，仕进途径由塞外战功逐渐转向诗赋取士，故士人作诗赋以谒进，追求华章和辞藻的华美，追求安乐、奢华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上层的共同倾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绘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我们发现，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元稹，其悼亡诗写的尤为出彩。通过他的悼亡诗足见丧妻对其人生的巨大打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人生兴趣已经转向个人生活。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其文章嘲讽现实、嬉笑怒骂，表现出对现实强烈的干预精神；与之相对立的是韩诗遁入心灵世界的抒发；韩愈在个人生活方面追求高官厚禄，奢靡的生活。柳宗元的诗冷峭简淡，现实的悲愤与怨艾充斥其间；与之相对的是其山水游记优美、宁静、淡远。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由人生的功业转向了个人日常生活和心境。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所言“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7]（P32）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等中唐文人逐渐淡去对政治的热情，转向对个人家庭生活、个人心境、人生意趣的抒发。故孟郊、李贺、李商隐诗歌转向人的心境的抒写，宋词逐渐转向对个人愁绪等心境的描摹。

总之，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蕴含着一个内在趋势，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由社会转向日常生活，由事功D向心境、意趣。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审美情趣、人生意趣逐渐改变。秦汉的社会审美、魏晋的自然审美转向心境的审美，后来宋词对意境特别是心境的把握、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产生足以为证。

注释：

[1][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一》，四部部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3]许总：《唐诗史（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四部部景清康熙本。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长相思白居易篇10

古代文学论文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东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惠洪《冷斋夜话》）。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一 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3）。《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 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情况的统计结果： 《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著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 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