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原文十篇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1

荆轲的事迹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而流传千古的。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司马迁描写了五个刺客,他们是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业绩,其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们发现荆轲竟然是最没有成效的一个,与其他四人相比:曹沫,挟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了被占领的土地;专诸,刺杀吴王僚,成功,自己也被杀;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成功,自杀;豫让,刺杀赵襄子,不成,自杀;荆轲,刺杀秦王,不成,被杀。

荆轲刺秦是完全以失败而告终的,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荆轲被杀外,还搭上秦舞阳、樊於期的性命,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及后来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等等。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个人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刺客,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千古第一侠客”。这到底因为什么?

表面看来,是因为司马迁对荆轲的偏重。在《刺客列传》中,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司马迁在描写荆轲时,笔墨饱含感情,整个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描写荆轲?

这里面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刺客的地位,是由对手的地位支撑的。这也是司马迁的历史观。荆轲之所以比其他四个刺客高出一头,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高出一头;荆轲的分量之所以超过其他四个刺客的总和,是因为秦王的分量超过其他刺客要刺的四个人的总和。更加了不得的是,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变成了秦始皇。连荆轲自己都不会料到的是,他的生命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荆轲的英雄形象是他的敌人秦始皇塑造起来的。

两千年来,人们为荆轲刺秦失败而扼腕叹息,纷纷分析这次行动没有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运气不好,荆轲刚进咸阳宫,助手秦舞阳就因恐惧被挡在了门外,荆轲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追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匕现”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只有活捉秦王,荆轲自己也才有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倒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燕国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达到,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的难度实在太大。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说来说去,是因为大部分人在潜意识里是希望荆轲刺秦能够成功的。然而,假如荆轲真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他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就与《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滑稽,但我以为这是事实。

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荆轲的意思,而且荆轲也不是我能贬低得了的。我一直认为荆轲是英雄。荆轲的失败是伟大的失败。历史选择了荆轲,把他推到了嬴政面前,其他那些刺客是没有一个见过这个后来成为秦始皇的人的,这已经注定了荆轲的辉煌。

荆轲的英名与成败无关。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寒冷的易水,又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了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他无法预料结果,但敢于向最强者挑战。谁都知道这次挑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将会一去不复返,就是去赴死的。荆轲自己早已高歌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然有人对荆轲有各种各样的分析甚至怀疑,但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的胆略。当那个号称十三岁就杀过人的秦舞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荆轲还能谈笑自如。当荆轲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畏惧。荆轲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他知道,当他最后出手时,自己的生命也将完结。荆轲倒下时,咸阳宫已被他搅了个天翻地覆。荆轲显示了人类个体勇力、胆略的一种极致。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2

一、　太子丹

1　冲动刺秦与国破家亡

太子丹与嬴政原本同在赵国，后来嬴政贵为秦王，太子丹贱为人质，秦王遇之不善，太子丹便“怨而亡归”。那么太子丹所“怨”何来呢？来自人性。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结发之友，乃是因为当年寄人篱下的共同处境。也就是说当年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在地位上，他们俩都是平等的。彼此平等，他们才会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嬴政君临天下，太子丹仍为人质，这无异于蛟龙之于蛇鳝，其地位无异于高天之于深海。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难以飞跃的天堑，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太子丹不知道“时位之移人”②，竟然怨恨秦王遇之不善，足见其于人性之变一无所知，足见其心胸狭隘，难以容物，足见其心浮气躁，容易冲动。再来看“亡归”，既未向燕王报告，又未经秦王允许，便擅自逃归，不仅损害了燕国的国家形象，更惹得秦王勃然大怒，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太子丹的“亡归”再次证明了“冲动是魔鬼”这句格言。

回到燕国后，太子丹为了报“见陵之耻”，丝毫不听太傅鞠武的规劝与警告，执意要报复并决意行刺秦王。这又一次暴露了太子丹不冷静、易冲动的性格缺陷。他明知秦国国力强盛，秦王志在天下，秦军如狼似虎，他还要行刺秦王，岂非与虎谋皮？他明知燕国国力衰微，燕喜王苟安畏强，燕军难与抗衡，他仍要铤而走险，岂非引火烧身？太史公在文章开头寥寥几笔，就为后来的国破家亡埋下了伏笔。

荆轲刺秦失败，秦王果然震怒，先派王翦破燕蓟城，又遣李信追击燕王，最终太子丹身死，燕国灭亡，这就是太子丹行刺秦王，“批其逆鳞”带来的后果，更是对太子丹盲目冲动的惩罚。太子丹的悲惨结局，告诫我们：盲目冲动只能带来灾难，一意孤行只能自取其祸。

2　浮躁多疑与事殊难成

如前所述，是太子丹的盲目冲动导致了燕国的毁灭。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太子丹与荆轲能够将行此计划想得更加细致周密一些，也许刺秦之事就会成功。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假设而已，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种假设没有变成现实的呢？就是太子丹的浮躁多疑。太子丹的浮躁多疑主要表现在四件事情上：一是面对鞠武合纵之谋，太子说：“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二是向田光咨求对策，临行前对田光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三是秦将王翦灭赵，兵临易水，太子丹恐惧，请求荆轲说：“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四是荆轲等待朋友，太子丹疑其改悔，请求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如果将上述四件事稍作分类整理，我们就可将一、三归为一类，二、四归为一类。一、三主要表现了太子丹的急不可耐，二、四主要表现了太子丹的生性多疑。

先来看太子丹的急不可耐。

鞠武合纵之谋固然迂阔而不切实际，但仍不失为治本之药，因此太子丹若徐图缓谋，未必不能成功。但太子丹却说鞠武之计“旷日弥久”，“恐不能须臾”，未免太急于求成了。凡事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若急功近利，其结果恐怕就会适得其反。秦军兵临易水，形势确实危急，但越是危急之时，越要沉着镇定，不能自乱阵脚。太子丹根本不懂这一点，他一看兵临城下，黑云压城，便惊慌失措，于是急吼吼地去找荆轲，委婉地催促荆轲早日动身。太子丹此举是典型的直奔目标，不问过程。他不知道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细致周密的谋划，丝丝入扣的实施，更不知道行刺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变数，对于这些变数都要尽可能有事先预设的应急方案。他只是一味地催促，就连取信秦王的信物都未具备，又怎能贸然出发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太子丹是典型的“”。

再来看太子丹的浮躁多疑。

田光是韬光养晦的隐士，荆轲是激昂慷慨的壮士，就其本质来讲，他们都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侠士。他们一旦承诺，便会生死以之，绝不容别人怀疑。但太子丹恰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告诫田光保密，怀疑荆轲改悔。告诫田光保密，就是担心田光泄密，就是对田光言出必行的人格的侮辱；怀疑荆轲改悔，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是对荆轲慷慨激烈的人格的极大侮辱。面对着人格的侮辱，两人表现各异：田光垂垂老矣，饱尝炎凉冷暖，历尽人世沧桑，表现出了深沉淡定的君子之怒；荆轲则正值盛年，虽隐忍退让，志虑深沉，却表现出了不应有的血气之勇。田光选择了引颈自刎，以表明清白；荆轲选择了勃然大怒，以维护尊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子丹的怀疑之举，无疑就是对荆轲行刺计划的扰乱与破坏，这就给此后的刺秦行动埋下了隐患。

太子丹急不可耐，想一蹴而就，动机虽好，却“欲速而不达”；太子丹浮躁多疑，让人激怒，失却理性，最终只能导致失败。〖JP2〗果不其然，秦舞阳浑身筛糠，荆轲独刺秦王，最终独木难支，寡不敌众，身遭巨创，壮烈牺牲。太子丹急不可耐、浮躁多疑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事殊难成的结局。正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二、　荆轲

1　论剑离去与刺秦未果

荆轲与盖聂论剑，论剑不合，盖聂怒而目之，荆轲便驾而离去，荆轲此举固然表现了荆轲的君子之勇，但同时也表现了荆轲剑术的粗疏。而剑术只有在切磋中分出高下，所以荆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面对而不是逃避。切磋则能让自己看到差距，找到不足，然后缩小差距，弥补不足，而使自己的剑术日益精进；逃避只能让自己的剑术停滞不前，难有精进。既然荆轲选择逃避，那么其剑术必然难有精进，那么荆轲刺秦必然力不胜任。以力不胜任之身去完成几无可能完成之任务，必然是勉为其难，几无胜算。事实也果真如此，荆轲在与秦王近乎零距离的情况下，居然一击不中，看来荆轲并没有一招制敌的独门绝技。在秦廷大殿之上，众多文武之前，一击不中就意味着他就再无机会，其剑术粗疏的短板终于突显了出来。正是剑术粗疏的短板使得刺秦行动功亏一篑，荆轲最终还是失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剑术粗疏是因，行刺失败是果，前因后果，遥相呼应，使得文章情节的发展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2　仓促出发与功败垂成

如前所述，荆轲也确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剑术粗疏，所以他另外约请了自己的朋友来做自己的帮手。但由于“其人居远未来”，所以荆轲才迟迟没有出发。但太子丹已经急不可耐了，进而对荆轲产生了怀疑，正是他的急迫与怀疑彻底打破了荆轲的既定计划。荆轲原本准备与自己的朋友联手刺秦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秦王就绝对没有活命的机会。但由于太子丹的催促与怀疑，自己只能带“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的秦舞阳上路了。这一切都显得太过仓促了。

荆轲行刺的准备原本是极其充分的，制定的计划也是极其周密的。整个行刺计划环环紧锁，丝丝入扣，犹如一副多米诺骨牌，只要牵一发便可以动全身。但由于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助手环节出现了断裂，最终导致整副多米诺骨牌向前扑倒之势戛然而止。此不也是有前因必有后果吗？古人云：“但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荆轲刺秦功败垂成，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　鲁勾践——争道怒斥与感叹惋惜

鲁勾践与荆轲博戏争道，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鲁勾践因为博戏争道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便勃然大怒，充其量也就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不足道也。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鲁勾践不仅是锋芒毕露的，更是极其感性，极其情绪化的。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极其容易冲动，而且恣行无忌，为非作歹，因此他也就是个张牙舞爪，蛮横无理的街头混混、市井无赖。但就是这样一个混混无赖，在听到荆轲刺秦的壮举之后，内心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于是发出了一声长叹：“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在这声长叹之中，他“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指出剑术粗疏是荆轲刺秦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与文章开头写到的论剑不合不正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吗？他感叹自己不仅没有自知之明，更没有知人之明，感叹荆轲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为自己的粗鲁莽撞而感到羞愧，为自己的言语冒犯而充满歉疚，更为荆轲的惊天之举而由衷敬佩。鲁勾践的前后表现发生了巨大转变，其主要原因就是荆轲惊天壮举的震撼，高尚人格的感化，这也从侧面有力地烘托了荆轲崇高伟大的形象。

四、　秦舞阳——张牙舞爪与色变震恐

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其之所以被称为“勇士”，原因有二：其一，“年十三，杀人”；其二，“人不敢忤视”。十三岁，尚未成年，便手刃数人，充其量也就是血气之勇；行于闹市，人们睥睨斜视，躲之惟恐不及，充其量也就是恃强凌弱。一个人凭借着血气之勇去恃强凌弱，看上去张牙舞爪，蛮横无理，实际上仍然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更何况他只是在蓟城闹市这样的自己的地盘上横行无忌，充其量也就是在小渠沟逞强的张牙舞爪的螃蟹，而不是在大海中凶残生猛的鲨鱼。没见过大阵仗的秦舞阳，一旦遇到大场面，势必会两腿筛糠，瑟瑟发抖。果不其然，秦王设九宾大礼以迎燕使者的钟鼓雷鸣的壮观场面、仪仗如林的森严气象，让秦武阳这只螃蟹“色变振恐”。钟鼓雷鸣，使得秦舞阳心惊肉跳，仪仗如林使得秦舞阳瑟瑟筛糠，原来的张牙舞爪之态荡然无存，蛮横无理之态浑然不见。如此看来，秦舞阳哪里是什么勇士！秦舞阳如此反常的表现，确凿地证明了太子丹是瞎了眼，竟然选这么一个色厉胆薄的家伙来充任荆轲的助手，刺秦不失败那才怪呢！秦舞阳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不仅揭示了刺秦失败的重要原因，更“反衬了荆轲的从容镇静、言语适度、机智勇敢，以及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气质”③。

五、　高渐离——击筑和奏与筑击秦王

荆轲“好读书击剑”，文武兼备，高渐离，击筑抚琴，风流潇洒。共同的沉沦处境，共同的情趣爱好，使得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所以高渐离经常与荆轲、狗屠“日……饮于燕市”，慨叹命运不济，怀才不遇，沉沦下潦，人生多艰。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酣畅淋漓之时，曾经的郁闷一扫而光，原有的怨艾荡然无存，所有的只是慷慨悲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音乐烘托歌声，歌声深化音乐，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在音乐与歌声的交融中，高渐离与荆轲“心有灵犀一点通”，成为了“高山流水”般的知音。

易水岸边，秋风萧瑟，秋水凄寒。“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音乐低回哀婉，歌声悲伤苍凉，直令高山为之静穆，江河为之呜咽。高渐离沉浸在生离死别的伤痛之中，他撕心裂肺，不能自已。他的情绪通过音乐的渲染表达出来，让送行的太子丹与众宾客也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突然之间，音乐陡转高亢，如天风海雨，荆轲也“复为羽声忼慨”，裂石碎金，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曲“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满江红”。这一曲“满江红”高亢入云，令太子丹与众宾客怒发冲冠，壮怀激烈。于是原来的哀婉凄凉，就一转而为慷慨悲壮，曾经的悲悲戚戚，一转而为同仇敌忾，高渐离的音乐，荆轲的歌声，唱出山东六国人民不畏，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唱出了众志成城，共同御侮的精神。

荆轲刺秦失败，燕国国破家亡，太子丹身死衍水，秦王海内一统。秦王余怒仍在，下令通缉门客，渐离隐姓埋名，亡命宋子做傭，闻客击筑臧否，击筑暴露身份。秦皇“乃矐其目”，击筑娱乐视听，渐离灌铅筑中，举筑扑击嬴政，惜乎一击不中，遂诛渐离以殉，秦王心胆俱裂，不近六国之人。继承荆轲遗志，完成未竟之功，前仆之又后继，高举义旗反秦，民心不可欺侮，尊严难以撼动，山高水长之风，充溢天地寰宇中。

如果说高渐离两次击筑，都是烘托荆轲的话，那么举筑扑击嬴政便是荆轲刺秦的延续，六国反秦的余响。这余响虽不及荆轲惊天动地，也足以让秦王寝食难安，坐卧不宁。高渐离的三次行动，不仅依次展开，犹如常山之蛇，首尾呼应，活泼灵动，而且从慷慨击筑到扑筑击秦，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使得文章谨严中有变化，浑然中多曲折。

六、　小结

《刺客列传（节选）》一文的前后呼应，或形成对比，反差强烈，或层层递进，步步走高。前后呼应不仅使整篇文章更为活泼生动，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更使文章细针密线，前后勾连，法度谨严。至此，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太史公自出机杼的独特构思，不能不惊叹于太史公谋篇布局的独具匠心。

参考文献：

①清吴见思《史记论文》

②清周容《芋老人传》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3

【关键词】侠文化 荆轲 私剑性 道义性 英雄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80-02

荆轲算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悲壮别易水，英勇刺暴秦，殒命咸阳宫，多么慷慨悲壮，多么大义凛然，多么可歌可泣！咸阳宫刺秦王几乎将荆轲的形象推到了历史最巅峰，荆轲的一切辉煌，仿佛都来自那失败的一剑。刺杀失败，荆轲身亡，于是产生了传唱千古的英雄悲剧；刺杀失败，六国覆灭，秦王一统，秦始皇于是恣意残暴、荼毒苍生，众人于是更加哀叹荆轲的失败，多么希望那一剑成功刺下，剪除暴君，从此天下太平；刺杀失败，于是司马迁评价他重义、有志气；左思赞美他卓然于世；陶渊明说他余情传千载；龚自珍欣赏他有江湖豪情；柳宗元说他有勇无谋、愚不可及；司马光说他是盗贼……荆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英雄，还是暴徒，是不轨于正道的刺客，还是大义凛然的豪侠？下面，笔者将从侠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荆轲的形象。

侠文化虽非中国文化之主流，然却代表着平民对自由与兼爱的无限憧憬与实践，正因为这种憧憬与实践，侠成了平民心中正义与力量的化身，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黑暗的岁月里，侠横空出世，以自身的魅力点燃了人们心中企盼光明与正义的火焰，软弱、冷淡、痛苦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扶危济困、义薄云天引导着生民一步步挣脱禁锢、压迫的牢笼，奋力追逐自由与兼爱的蓝天。然而这样理解侠不免片面，侠的定义很复杂，不能等同于人们心中的英雄豪杰；侠的身份也极为复杂，王公贵族、三教九流，皆有侠的影子，这些人未必都能代表正义。按照韩云波教授的说法，侠是一种讲究意气交合而扬威天下江湖、逞强一方乡里的社会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侠大致分为三类，即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同时，侠又兼具自由与兼爱的道义理想。荆轲被司马迁列入《刺客列传》，这样的话，荆轲的身份可以定位成刺客，刺客属于私剑之侠。于是，现在可以解读荆轲形象的第一个特征――私剑性。

从私剑性出发，侠养成了强烈的攀附权贵的功利性。荆轲作为刺客，具不具备强烈的攀附权贵的功利性呢？司马迁《刺客列传》中说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曾经以剑术游说卫元君，希望得到任用，他游历各国，都是跟当地的知名人士结交。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荆轲是具有攀附权贵的功利性特点的。他后来成为燕太子丹的私剑，更能说明这一点。由此看来，荆轲首先是一个谋求服侍王公贵族以求得生存的刺客。先秦充当刺客的人很多，做刺客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品低劣、是非不分，但刺客毕竟是王公贵族的贴身保镖和专职打手，他们服务的，仅仅是自己的主子，跟锄强扶弱、为民除害扯不上太大的关系，正义、道德更是无从谈起。荆轲作为刺客，其形象并不光彩。让荆轲的身份摇身一变，从不光彩的刺客成为所谓的万人敬仰、顶礼膜拜的英雄的，是他答应刺杀被天下之人痛骂为贪得无厌、残暴万分的秦始皇。刺杀一事，是由侠的道义理想决定的，于是我们来看荆轲的第二个形象特征――道义性。

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正面的居多，反面的只占极少部分。被司马迁列入《刺客列传》的除荆轲外还有曹i、专诸、豫让、聂政四人，但他们的名声地位远不如荆轲。曹i劫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大肆渲染不必说，正面的评价也远不如荆轲，荆轲与他们同为刺客，但命运截然不同，除《史记》外，《战国策》有记载，《燕丹子》中有文学形象的虚构，王充《论衡》提及，左思、陶渊明、柳宗元等文学家有《咏荆轲》，就连莫言也写了话剧《我们的荆轲》。荆轲如此受关注，到底原因何在，荆轲究竟算不算英雄？如果就个人品行而言，荆轲不见得是这些刺客中最好的；如果就侠客知恩图报、重义轻生而言，豫让、聂政也不输荆轲。

义气，在江湖中许多人都能做到，有义气即可称侠，这是侠的初阶。平等，只有少数人有深切的领会并施之于实践，此之谓大侠。鲁仲连是大侠，荆轲只处于侠的初级阶段，如果称荆轲为英雄，恐有失偏颇。综上所述，荆轲的形象可以这样定位：荆轲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行刺了特定历史人物而变得光芒四射的极为特殊的刺客。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4

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上演，引起广泛关注。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凝聚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人生价值失落的困惑，又寄托了他对于突破人生困境的渴望，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传统框架里的现代内涵

荆轲刺秦的故事，最早可见于《战国策》。自此以后，荆轲意象在两千多年间被反复书写，在历史著作、小说、诗歌、戏曲、影视等多种体裁中频繁出现，“构成中国文艺史中最突出的形象谱系之一”。其中，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自觉删除了“天雨粟、马生角”等虚妄不实的传言，使得荆轲刺秦的历史记录显得切实可信。

莫言沿用了《史记・刺客列传》的故事框架，没有过多地虚构情节，仅仅虚构出燕姬这一角色。这似乎不太符合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在固有的框架下，《我们的荆轲》却不断探讨荆轲刺秦的动机和荆轲的内心感受，情节不变，内涵迥异。莫言有意识地反叛历史，颠覆传统，体现出他“探索热情和挑战传统的勇气”。莫言认为，“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莫言借古说今，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建构了荆轲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二是剖析荆轲的内心，关注他的痛苦、矛盾而非功业，使之接近现代人的内心感受。

（一）阴险的燕丹

荆轲是刺客，受雇于太子丹。太子丹决定了荆轲的身份和命运。莫言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太子丹，通过太子丹和荆轲之间的交锋，显示出荆轲艰难的社会处境。

太子丹这一文学形象，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贤达刚毅，这是对统治者的美化讴歌，如小说《燕丹子》。虽然这篇小说突出荆轲的魅力，但不乏对太子丹的褒扬，甚至以之为题。《燕丹子》分三节，第一节称燕丹之运，第二节书田光之节，第三节才写荆轲之勇。小说描写太子丹逃归，“乌即白首，马生角”“桥为不发”“众鸡皆鸣”，异象频生，上感于天，有圣贤之相。太子丹虽然不纳鞠武的兴国良策，不知合纵以抗秦，执意求勇士刺秦以雪耻，显得急躁冒失，但仍属性情刚毅。太子丹礼贤下士，更是得到大书特书。他接见田光时，“侧阶而迎，迎而再拜”“膝行而前，涕泪横流”。对待荆轲，极尽讨好之能事，“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这样的上位者，能够满足下层士人、武夫的美好幻想。因此，尽管节侠田光因太子丹有所疑而自尽，但死前仍嘱托荆轲：“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

第二种是怯懦无能，这是就事件对人物性格作出的客观评价。司马迁认为：“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太子丹的优秀品质开始退化。鞠武斥其“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形势危急时，太子丹总是慌乱失措，优柔寡断。他与荆轲的关系并不融洽。荆轲待客未发，他就心生怀疑，出言试探，导致荆轲呵斥太子。司马迁对太子丹，是一种藐视的姿态。太子丹在司马迁笔下，懦弱、寡谋、多疑，衬托出秦国的强盛暴虐，更衬托出荆轲的神勇无畏。

《我们的荆轲》塑造了太子丹的第三种形象：阴险冷酷，虚伪狡诈。莫言对他既不青睐歌咏，也不藐视鄙夷，而是保持了怀疑和警惕。《我们的荆轲》在原有情节的基础上，推测太子丹的心理动机。他掌控众人的生死，冷酷无情，又惺惺作态以笼络人心，虚伪狡诈。田光就是第一个牺牲品。《战国策》《史记》认为田光自尽是为了刺激荆轲为太子丹卖命，《燕丹子》认为是田光个性刚烈。莫言却对事件背后的原因有新的推测。太子丹嘱咐田光不要泄密，田光认为：“太子所言，另有深意也。”即太子丹不是在说废话，而是在对其进行暗示和胁迫。第二个牺牲品是燕姬。太子丹曾非常宠爱燕姬，但为了讨好荆轲，把她“当做物品一样”送了出去。接着登场的秦将樊於期，不是主动自尽，而是太子丹命他送空匣给荆轲，暗示其当死。樊於期迫不得已，悲凉自尽。

太子丹的形象，对荆轲而言具有某种社会性：他掌控着荆轲的命运。莫言通过描绘太子丹的阴险，展示出荆轲被人掌控、利用的处境。被人利用，谈不上受恩；助无道刺秦王，也谈不上正义。荆轲仗义轻生的行为失去合理性。于是，荆轲不再一往无前、西行不顾，而是犹豫彷徨、中心摇摇，反复追问刺秦的动机。

（二）庸俗的荆轲

荆轲这一形象，自然是莫言改造的重点。“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人……往往显得假，因为他们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太远。”《我们的荆轲》的焦点，不是荆轲刺秦的结果，也不是刺秦的过程，而是荆轲刺秦的动机，从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荆轲为什么刺秦？在剧中，荆轲和燕姬进行了大段的辩论，一一批驳了历史的旧论。传统观念中荆轲刺秦是为了报答太子丹。太子丹给了荆轲名利富贵，又对他十分恭谨，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荆轲应该殁死以报。燕姬却说：“不是什么知遇之恩，只能算作豢养之情；就像主人豢养着一条狼狗，随时都可以放出来咬人。”关于为樊於期等受害者报仇雪恨的理由，莫言认为权力的斗争本来就充满血腥，没有公道和正义，每一个统治者都带着罪恶，不该专刺秦王。至于为了天下和平、百姓安居等大义凛然的理由更是遭到燕姬有力的反驳：秦王横征暴敛，太子丹甚至荆轲同样在鱼肉百姓；秦国穷兵黩武，但“春秋无义战，列国皆争雄”，其他诸侯国一旦强盛，也必然攻伐弱国。最后，荆轲“总算是说到了事情的根本”，“为了侠士的荣誉”而战。荆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出名。

明确刺秦的目的后，荆轲与燕姬谋划，如何用“这点唯一的本钱，赚取更大的利益。”燕姬认为，刺秦失败，能够给秦王这支潜力股一统天下的机会。刺杀威震天下的皇帝，口碑远胜刺杀偏居一隅的诸侯。荆轲的名气和秦王的成就捆绑在一起：秦王帝业有成，荆轲就会声名鹊起。另外，功败垂成能够塑造悲剧式的英雄，更有噱头，更引人关注。荆轲采纳了燕姬的建议，决定戴上铜指甲撕裂秦王衣袖，故意功败垂成，谋取名声最大化。

荆轲刺秦是“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具有一定合理性，而故意刺秦失败的一番盘算则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这样的分析，绝非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更多地在表达作者的主观认知和感受，并且带有夸张的成分和象征的色彩。这个为了名利而绞尽脑汁的荆轲，与那个仗义轻生的荆轲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和庸俗！荆轲既受外部条件胁迫，又被内心贪欲驱使，带有现代人的特征。古老的英雄从崇高的神坛跌下，落入嚣嚣尘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脱离了原有的轨迹，引发出我们对“当下社会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

二、迷茫荆轲的逐步觉醒

《我们的荆轲》通过追问荆轲刺秦的动机，层层深入现代人的内心，引发观众对于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在剧中，荆轲这个角色并不能涵盖现代人生存的全部层面。燕姬和高人这两个角色，推进剧情的发展，促进了荆轲的逐步觉醒。同时，燕姬和高人还象征着生命的其他层面，与荆轲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一）入世的荆轲

荆轲在剧中的所作所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每到一地，就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为了出名奔波劳神，患上了失眠症。荆轲看中秦舞阳的听话和无能，选他做副使，方便实施计划，更能反衬出自己的风采。他为了出更大的名，故意刺秦失败。

功利的荆轲不能认清自己，处于盲目昏聩的状态。他不明确刺秦目的，在燕姬的引导下，才认清自己的真实意图。为了出名，荆轲展开了表演式的刺秦活动，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同类的侠士狗屠和高渐离紧随其后，开始刺杀表演，形似闹剧。人生追求的盲目，显示出生命价值的失落。

不论是剧中的荆轲想出名，还是侠文艺中的荆轲“敢于‘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才高贵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延续千百载所需要的血性”，他们的人生信仰和价值，都遭到了莫言的否定。“这样的人，有时候能够推动历史进步，有时候会成为反人类的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歌颂所谓的‘侠义’，这种东西，有很大的负面性。”莫言通过燕姬之口，试图在剧中解构侠义：“你们这些所谓的侠士，其实是一些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但这毕竟也算是一种追求，做到极致，也值得世人尊重。”

荆轲在剧中处处显示出他的困惑和痛苦。在拜访名人以求名利时，在受命于太子丹获得机遇时，在获赠燕姬、一起谋划时，在即将出发而踟蹰不行时，甚至在刺杀秦王结束时，他总是感到矛盾和痛苦，犹疑不决。荆轲不能够独自推进故事的发展，这时燕姬参与到他对自身命运的选择中来，与荆轲组成了奇妙的组合。

（二）出世的荆轲

燕姬是剧中唯一不存在原型的虚构人物。历史故事中，太子丹送美女笼络荆轲。这里的美女，没有详实记载，不曾发挥重要作用。而燕姬则谋划了刺秦失败的重大事件，引导了困惑的荆轲走向初步的觉醒。甚至有学者认为：“就《我们的荆轲》这出戏而言，燕姬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包括荆轲在内的所有角色……在先前的历史叙述中，荆轲是主角，他人都是配角；而在莫言笔下，他人还是配角，燕姬成为主角。”

燕姬与荆轲形成了互补，展示出另一种人生：荆轲迷惑，燕姬清醒；荆轲痛苦，燕姬淡然；荆轲追名逐利，燕姬向往真情；荆轲积极入世，燕姬消极避世。莫言明确提出了“镜子”的比喻，两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互相照一照”“合起来就是我”。

燕姬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燕姬本是秦王侍女，备受恩宠，但几年过去就被秦王转赠给了太子丹。“太子丹穷困之时，与我相劬以湿、相濡以沫”，但为了利益，太子丹又把她送给了荆轲。燕姬长期处于权力和阴谋的漩涡之中，见多识广，自然能够指导荆轲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她也看清了上位者的虚伪冷酷和社会的阴暗面貌，体会到名利的虚幻、无意义，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名利的厌恶和对真情的向往。她不忘让她动过真情的故乡羊倌，出谋划策后，她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欲做副使，中途逃离，去追寻“范蠡和西施的故事”。

燕姬冷眼旁观太子丹的虚伪表演，冷淡回应荆轲的痛苦迷惑，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醒。她通过一系列的发问，引导荆轲弄清了刺秦的动机，反思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初步的觉醒。她也给荆轲指出了避世的人生道路，却没有得到荆轲的认可。燕姬的最终命运，是被荆轲所杀。这是因为荆轲认为燕姬过于神秘，立场难明：她可能是秦王的奸细，来刺探燕丹的动向；也可能是太子的卧底，来监视荆轲的言行。因此，荆轲杀了燕姬以排除后顾之忧。但若从燕姬的象征意义来看，则是入世的荆轲消灭了出世的荆轲，在矛盾中斩断了出尘之念，决然地走向了追逐名利的道路。荆轲在出行时说道：“看起来杀的是她，其实杀的是我自己。”荆轲杀死燕姬，象征着普通人无法保留头脑中的一份冷静和淡然，依旧被名利裹挟的无奈。

（三）理想化的高人

燕姬比荆轲更加地清醒，想要摆脱争名夺利、明争暗斗的世界，然而她的抗争太过被动无力，身不由己，她的信仰也过于虚无缥缈，她对真情的渴求寄托于范蠡和西施的传说。燕姬并不能够摆脱人生的困境，并不是人生的至境，只是荆轲的反面。

《战国策》和《史记》都记载了一段奇特的情节。万事俱备，荆轲却不出发，在等人。“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太子丹怀疑荆轲反悔，出言催促。荆轲怒斥太子：“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言下之意，这个人是荆轲的有力助手，与之同行，劫持秦王的成功率更高，甚至还能功成身退。这个神秘来客显示出了荆轲的周密部署，加深了人们对荆轲功败垂成的惋惜。莫言充分利用了这个角色的神秘特点，用这个“高人”代表人生真正的至境。

即将出行，高人未至，荆轲不走，展开了全剧最长的一段独白。荆轲倾诉了自己对高人的仰慕，诗意地描述高人是“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荆轲也倾诉了自己失去人生意义的痛苦：“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所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在呼唤高人的那刻，荆轲终于从梦中醒来。燕姬引导荆轲看到了世界的残酷和阴暗，但荆轲仍然无法解脱，高人则让荆轲彻底看清了自我的渺小与卑微，使荆轲实现了彻底的觉醒。

高人不是营利谋名、昏茫困惑的荆轲，也不是清醒冷静却又逃避闪躲的燕姬。高人既不积极入世，也不消极避世。高人不为尘世所羁绊，超然物外，飘逸神圣。高人，是觉醒者荆轲对于逃脱现实人生困境的美好想象，是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实体化身。然而，高人始终不曾出场，难易描绘。荆轲似乎触及了一缕禅机，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但终究看不真切，无法企及。高人“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荆轲则陷入了绝望、无奈，只好“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荆轲的悲剧不再是功业不成的遗憾，而是觉醒后无可解脱的悲哀。

三、人生困境中的精神救赎

逐步觉醒的荆轲，依旧身不由己，只能完成既定的表演，充满无奈和悲哀，犹如铁屋中清醒过来的人，“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到底怎样才能打破命运的铁屋，实现自我救赎，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莫言揭示了觉醒者的人生困境，是否也给出了走出困境的途径呢？莫言“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莫言所说的这种“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生命的纯粹又如何追求呢？

通过将《我们的荆轲》与莫言的其他作品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莫言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发生了变化。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没有伟大功业，甚至常常违背伦理道德，但他们敢爱敢恨、有血有肉，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的纯粹。如《檀香刑》中的放浪的孙眉娘，与知县钱丁有私情，却突出了她的敢爱敢恨的真性情。《生死疲劳》中作恶多端的西门金龙，善钻营、好投机，但又彰显出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于占鳌为了占有戴凤莲，杀死她的公公和丈夫。这种血腥的行为，却又表现出他的抗争精神，散发出独特的光辉。与这些角色相似，重义轻生、蹈死不顾的荆轲，追求生命的烈度，展现出中华民族刚毅勇敢的一面，这正是荆轲意象流传千古的魅力之所在。然而，莫言对待荆轲的态度却与对待以上人物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莫言否定了荆轲的人生价值，着力表现他的困境和无奈。这种转变反映出步入晚年的莫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早年的信念和追求产生了怀疑，对人生的价值有了不同的理解。奔腾的热血已经随着时光渐渐流逝，冷静的沉思犹如迟暮的岁月积累沉淀。荆轲的成长与觉醒，是《我们的荆轲》所要表现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突围的行为，只是通过逐步的觉醒获得了清醒的意识，了悟名利的虚幻，也看清了自己的渺小。这就是《我们的荆轲》所要表现的纯粹，意识的觉醒决定人生的价值。“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5

回到那血流成河的秦朝，凝视着那位威武的秦王，他是否还记得，那位差点就取了他性命的刺客？

荆轲。

是的，他是一位剑客。肩负着国家的责任。

他太刚烈却又太柔情：若不是他的刚烈，他不会被选去刺杀秦王；若不是他的柔情，他又岂会应田光与太子丹的请求？原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那日，芄兰公主与他告别。风轻轻的吹着，散逸着伊人的担忧。芄兰轻扬的裙角，脉脉得勾起他的无限柔情。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为了燕国亦为了你。

但他始终放心不下。直到丹将她献于秦王。那一刻，他心碎了。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启程。

离别的那天，丹来送荆轲。酒入断肠，勾起无限哀伤。易水旁，在哀婉的歌声中，荆轲高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而后，荆轲转身踏上那条路，毫不后悔。一生就在这一搏。

秦朝豪华的大殿上，荆轲缓缓展开那张地图，沉着冷静，毫不惊慌。终于，画轴中闪出匕首的寒光。然而，几经波折，匕首最终没有沾上一滴鲜血。而秦王手下，不过又多几对冤魂。芄兰，对不起，燕国，对不起……

荆轲或许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因为他是秦王，不可一世的秦王。连上帝都偏向他。秦王不能死。若秦王死了，那么统一天下的霸策便无人接替，万里长城亦不可能如此完美，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血流成河的惨痛历史，亦是今天文明的基础。

所以，荆轲得死。少了这个剑客，足以打垮燕国的士气。

而荆轲必然是知道的。只是，身为剑客，就必须承担那些沉痛的责任，就必须遵从剑客的精神，别无它选。就算知道眼前是条不归路，却照样要义无反顾的踏上这条死亡的刺秦路，这才是剑客，才是荆轲。

为国捐躯，这就是剑客荆轲的宿命。

这一次，不仅是荆轲，为了刺秦，燕国做出了太多的牺牲。芄兰，田光……还有那位不惜为国下跪的太子——丹。可以想象，当丹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当燕国知道了失败的消息后，心里有多失望。他们不懂，为何如此精密的计划会失败。的确，荆轲什么都安排好了。但完美的计划，不代表一定会成功。

历史的道路，往往是用鲜血铸成。在那些哀婉的古乐奏起时，又会有谁记得，眼前的江山是用多少人的牺牲浇灌。

昔日残阳，嗜血般的红。似是祭奠着那位逝去的英雄。又似在祭奠所有的英雄。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6

关键词：荆轲　人性的显现　英雄的诞生

荆轲因为临危受命刺杀秦王以其不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品格被后人冠以英烈的头衔，历代为人所称颂祭奠。然而在英雄的光环背后，荆轲却也是一个有着常人欲求的普通人（这里主要指对生的欲求），在生与死之间做抉择时内心的挣扎是我们冠以其英雄头衔时所不自觉忽略掉的。在笔者看来，任何人在成为人们口中争相赞颂的英雄之前，首先是拥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是在摒弃一种选择的同时选择一种更为高远的人生信仰，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一个普通人做出的“情”与“理”的抉择。

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的深深契合，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意识和人格关照。个人所创造的价值往往主要以赢得的社会意义来衡量。而在荆轲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日趋完备的时代，其中，士文化是一个突出的亮点。各国养士成风，也已形成“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孟子·告子上》中讲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杀身成人，舍生取仁”是当时仁人志士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认同。那时人们所倡导的“义”是指一种与“利”相对的一种价值观，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荆轲的义举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赞扬，“荆轲刺秦王，命丧而事败，虽败犹荣，虽死犹生。”在那个时代，标榜舍生取义的人生向度是主流价值取向。然而，在面对放弃生存的挑战时，揭去“义”的表皮，我们却也能隐约地觉察到人性的某种存在。

下文就将结合《荆轲刺秦王》的文本，对荆轲的心路历程进行有效地梳理，更为客观地分析荆轲徘徊于“情”与“理”之间的内心冲突，从而更为真实地展现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

公元前二二八年，秦将王翦大举攻赵，活捉赵王迁。王翦乘胜引兵北上，屯于易水之南，准备攻燕。燕国君臣上下为此惶惶不可终日。面对太子丹的请求，荆轲的回答诚恳而坚决，“微太子言，臣愿得而谒之”，在“士为知己者死”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愿得而谒之”可以说是当时场景下荆轲的本能反应。如果说此时的荆轲还未体察到刺杀这项任务背后的代价，但当目睹樊於期自刎于眼前，太子浮尸而哭时，我想他的内心是有着震动和怀疑的，起码他会发觉刺杀秦王并没有口头上答应太子丹的请求那么简单。然而，言而有信是一个侠客最基本的人生信条，他不会反悔也不能反悔。

当一切准备妥当，该踏上征途时，荆轲为何迟迟不动身却要等自己的一位友人呢？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却步想要反悔，而在我看来，荆轲是在为能够凯旋做最后一次的争取，不管他等的人具体是谁，在他等待的背后是对行动成功的渴求、是对生的渴望。虽然，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那份坚守，固然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但出于对生存的留恋，他还是希望抓住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荆轲内心的波动，身份尊贵的太子丹是难以感同身受的，他只能站在谋划者的角度尽可能地督促其尽早完成任务。虽然荆轲将太子丹视为知己、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然而地位等级的差距势必造成彼此信任程度的不对等。并且这种信任的不对等，荆轲在等待其友人时还未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他，心无旁骛仍然只忠于他的内心。

在太子丹“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的一再逼问下，荆轲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奉为知己的人实际上对自己还是不够信任的，内心肯定是不无失落和怅惘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怀疑的背后是对荆轲人格操守的贬损。因此，荆轲的怒以及仓促辞绝更多的是对自身人格的维护与辩解。他用他的行动告知众人因为心有所守，他绝不会当一个临阵脱逃的可怜虫。

易水之上，荆轲引吭高歌，使得在场的兵士皆为之动容。在这里与其说荆轲唱的是视死如归的壮美之歌不如说荆轲唱的是一曲生命挽歌。人之为人，人格操守固然重要，但对“生”的渴求并不会随着人格的提升与完善而日渐消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标榜为信仰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却往往忽视了生命于个人的可贵之处。当荆轲含泪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时，这不仅仅唱出了“终已不顾”的决心，更唱出了荆轲内心深处对“生”的留恋与不舍。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有时男儿的眼泪并不是软弱的表征，而是绝决无畏背后对生命本能的眷恋与不舍。在反复细读《荆轲刺秦王》的过程中，每当读及易水送别，一部影视剧的某个片段却时常显现在脑海中。在一部名为《悬崖》的红色题材的热播剧中，男主人公周乙是一名潜伏在哈尔滨的共产党特工，为救出落入敌手的战友的女儿，他放弃了与妻儿到苏联团聚的机会，以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掩护使得战友及其女儿脱离险境。剧中在周乙被执行枪决前，周乙与其名义上的女儿见了最后一面。在这一幕中，周乙，一个一向沉着冷静的共党卧底，却与女儿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剧中的周乙同样在“情”与“理”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那就是他愿意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尽管他是那么地敬畏生命、那么地渴望与妻儿团聚。人的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任何人面临生死抉择时都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亡。无论是荆轲还是周乙，他们最后所作出的选择，既是环境所迫，又是主动选择；既是心甘情愿，又是出于无奈。这种矛盾的对立方面，集中反映于英雄的内心世界。而这种在矛盾的对立双方挣扎可以说是每个英雄人物诞生的必然炼狱过程。

在秦宫，行刺暴露之际，荆轲箕踞骂秦王，“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自我剖析。首先，荆轲传达出了以死明志的意愿。不仅对秦王表现出对自己主上忠心不二，也对燕丹表现出自己“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的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方面来讲可谓是一石二鸟。再者，这句话可以说是荆轲对自己灵魂的深深告慰。他在潜意识当中再一次强调，生命对我而言固然宝贵，但为了信守承诺“必得契约以报太子”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在这样的自我告慰下，荆轲即对自我的人性本身有了一个交代，同时也实现了当时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人格提升与完善，纵然死得沉重，却也走得轻松。

综合以上的分析，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荆轲选择慷慨赴死，并非是其乐死恶生，而是因为心有所守。这种在“情”与“理”（即“生”与“义”）之间的矛盾和挣扎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有轻重程度的不同，没有“有无”的差别。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首先是希望好好生活的普通人，英雄的大义凛然不是与生俱来、性格所致，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做出了与常人不同的抉择而已。

对于《荆轲刺秦王》这篇课文，荆轲的形象分析是课文教学的重点，希望通过对荆轲这个英雄形象的分析，让学生领悟和感受到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然而由于荆轲所处的年代距今太过久远，如果只是空洞地说教，就难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以致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荆轲的形象，无形中拉近了课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让学生体认到英雄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关键是你坚守了什么舍弃了什么。

参考文献：

[1]孙绍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王课堂实录》，《教学大参考》。

[2]贺根民：《荆轲形象的文学移位与道德人格的嬗变》，《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32（1）。

[3]赵卫东：《荆轲形象悲剧意蕴的消解及史学价值的还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21（3）。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7

2、一次，高渐离听到前堂有人在击筑，想到自己很久没有击筑了，便想一饱耳福。高渐离听后，指出了击筑人的不足，有人听到高渐离的话后，便告诉了酒家主人。主人听后，把高渐离叫到了前堂，想要羞辱高渐离。高渐离击筑一曲，声音婉转动听，赢得了客人的阵阵喝彩，主人也惊诧不已。

3、随后，高渐离一直在酒家表演，前来听曲的人络绎不绝。高渐离的名声大噪，连秦始皇都知道高渐离擅长击筑一事。秦始皇派人接高渐离入宫为自己演奏一曲，有人认出了高渐离，说他是太子丹的同党。

4、秦始皇不忍心杀掉高渐离，便让人把高渐离的眼睛弄瞎，继续让高渐离留在他身边击筑。慢慢地，高渐离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对他减少了戒备。高渐离认为刺杀秦始皇的时机到了，他在筑中装入了铅，等他接近秦始皇时，就将筑投向秦始皇。一天，秦始皇召见高渐离为他击筑，高渐离靠近秦始皇时，将筑投向了秦始皇，但是没有击中秦王。秦始皇惊魂未定，随即派人杀害了高渐离。因为高渐离和荆轲事件，秦始皇再也不相信六国的人了。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8

一是燕主无雄才大略，外交才能平庸，朝中无人。想当年，燕昭王有乐毅的辅佐，各国诸侯乃至周天子谁敢小觑。“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不只是说“丹”智谋有限，决策失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燕国当时朝中无人。既没有燕昭王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没有乐毅那样深谙“行军用兵之道”的将帅，下而“以荆卿为计”。其实，君主不必是集治政、治军之才于一身的大材，但首先能像刘邦一样“将将”，且不说是否有将可将，至少，你应该有让手下将帅放手用兵的耐性和胸怀。《开国大典》中，巴大维曾对蒋说：“贵军作战，部队推进到哪里，蒋先生可以迅速飞抵前线指挥所，直接参与指挥，而不行，他只能在后方听前线的汇报。”这也正是燕太子的致命弱点――没耐性，急于求成。“日以尽矣……丹请先遣秦武阳”，他急了，坐不住了；“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荆卿岂无意哉”，他不信任荆轲。“成大事功”虽非都是“秤心斗胆”者，起码是稳沉持重、胸襟开阔者，而燕太子不是。燕太子“善养士”“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而对荆卿的武学造诣一概不知，无知人之明。何况，找遍燕国，仅得一个秦武阳，那是人才匮乏。连一把匕首还需进口，何谈军工。所以燕太子主燕，“刺客不行”也必败。

二是秦王虚有其名，既无远见卓识，又无宽广胸怀，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千古政要，短见重利者必败。自秦孝公至始皇，“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蒙故业，因遗策”，南取北收，追亡逐北，统一天下乃必然之趋势，又何败之有呢？一则秦王志大识浅，器量狭小。“督亢”虽乃燕国的一块肥沃的土地，却只易、霸之一隅，为弹丸之地而亲见来使，且未见国书，而轻信蒙嘉，有失缜密；武阳“色变振恐”于前，秦王不疑，荆轲把袖持刀“之”而不能脱，“剑长”而“不可立拔”，根本没有“万世”之君的那种镇定、从容与威严，统一天下只是因六国诸侯失策而侥幸得之，实非旷世贤主。二则用人不察。有蒙嘉这样贪图小利者立于朝中，再有赵高等祸乱朝纲，祸国败家只在早晚。三则面对三寸的“匕首”，武功低劣的荆轲，而“群臣惊愕”“尽失其度”，满朝文武，竟无一个处变不惊，胆识、器量过人的佼佼者，秦国纵然统一了全国，又能保持多久呢？“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不过是“白日梦”了。若非一个保健医生“夏无且”为之解围，江山易主，群小自散，何来“刘项引颈”观其东巡？拉倒吧。

三是荆轲武功低劣，感情用事，自负轻敌，此乃办事之大忌。荆轲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懂得独力难以挽狂澜于即至之理。人说“良将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其所事之主如上所说，非贤明之君，却要凭一己之力挟秦立盟，逞匹夫之勇，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其次荆轲无自知之明，既无毛遂那样抵百万雄师的三寸之舌，更没商纣托梁换柱，张飞“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上乘武功，“惜哉剑术疏”。连幽居深宫，胆小，见刀而惊恐，力怯智短，“剑坚”而“不可立拔”的秦王都不能制服。刀利，却“提秦王”而“不中”；体健，仅能与秦王“还柱而走”，而不能挡住“药囊”；力怯，只可与秦王“以手共搏之”罢了。至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三岁孩童也常作此状，不足道哉！第三，荆轲没有得力的助手。秦武阳12岁杀人，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色变振恐”，足见不能“称向时之闻”了。更何况秦王与荆轲“还柱”“手搏”时，不知武阳已吓成什么样子，读者自去想象。燕人平原，一生志在报秦，是“荆轲有所待”者，何故没到？个中原因，我们也不难猜测。可以说，此人未出，其智已在荆轲之上了。行刺至少也应该有一样像样的兵器吧。冷兵器时代，长一分，则多一分胜算。求之于国外，“取之百金”“淬之以药”，试之于人，“无不立死”的“利匕首”，实不如周杰伦的“三截棍”好使。还是朱熹说得好，“轲匹夫之勇，其事不足言”。

可以说，国内没有能谋善断的主子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外交上也没有相应的配合措施，身旁没有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勇武善战的帮手来使唤，手中又没有一个称手的家伙，自身又没有一招置人于死地的武功，失败是必然的。“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正是也。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9

后人视他们为勇士、为义士，而不为烈士

军事而外，秦国的社会是高度组织的，六国是散漫的；秦国是单纯的，有一致的意志，六国是纷乱的，以彼此拆台为得计，秦国重实务，六国拘于旧礼——古老的价值观已从内部破碎，再也不能使人们团结起来了。总之，秦人是坚忍的，关东人是腐败的，秦国是战争机器，六国是花花世界。

楚国本来是惟一可能领导抗秦战争的国家，但它新进的身份，一直为传统的大国瞧不起。它从齐国和三晋那里得到的支持很少。秦兵打来时，这边还在争夺“文化优势”，战争的结果不问可知。燕太子丹也算是个图强的人了，使出刺杀这样的下计，说明事已不可为。看不到希望，就只好幻想了。

司马迁《刺客列传》，在曹沫之后，荆轲之前，还有专诸、豫让和聂政，这三人的行刺，都出于私人的恩义，所以后人视他们为勇士，为义士，而不为烈士。劫齐桓公的曹沫，是为荆轲所效法的。但曹沫利用齐桓公和管仲的仁信，有一点欺人以方的味道。

古书《燕丹子》，对秦廷上发生的事，有与《战国策》不一样的描述，说荆轲已经制住秦王，但中了秦王的诈术而败。《燕丹子》中的一些事不大可信，是以司马迁不采。但有一点，确如柳宗元所说，“秦王本诈力，事与桓公殊”，荆轲就算能逼令秦王许诺，也毫无用处；而即使杀一独夫，太子丹设想的秦国内乱，也不大可能发生。

而燕太子丹沉浸在幻想中已经好几年了。那么荆轲呢？他留下来的言论很少，其想法不好猜测。他说服樊于期出借脑袋，以报仇为义——很难说那个时代有没有公仇的概念。上古流行复仇，但限于血亲和私谊之内，所谓父仇不共戴天，交游之仇不同国，“天下之仇”的概念，没有建立。当然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公义，只是还模糊得很。

至于报恩，完全是私人的动机。所以后人也有小看荆轲的。刺帝是可骇的举动，特别是在天下初定之后看来，所以也有厌恶荆轲的。扬雄便不许以义，司马光更是说他“怀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弱秦，不亦愚乎”。在司马光看来，燕太子丹的阴谋，本就是轻谋浅虑，给自己的国家惹祸。

司马迁若迟出一二百年，也不会给荆轲做什么传了

但是，一剑之任，以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万世之耻，这样的幻想，人往往有之（司马光除外），是以陶潜要咏荆轲，鲁迅会做《铸剑》。《铸剑》中有句歌辞，“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在我看来，也可为荆轲的写照。

将普遍的冲突化为个人之间的战争，乃是古人习见的想法。易水唱别，固是高潮，总是意气感激的成分为多；唯当怀匕西去，迢递千里，一路上所见所感，纷纭而至，而未改其衷，个人的意志，原来也可以这么可怕。所以咏荆轲的诗篇虽多，我独喜贾岛的两句：“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其余也有叹他的，赞他的，嘲笑他的，惋惜他的。有意思深些的，如晚明的陈子龙，有浅些的，如盛唐的李白。古人心事不可知，说来说去，只是诗人自己的念头。

荆轲刺秦王原文篇10

一、一字之训，有关人品

（1）例句：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2）译文：

A．我这个浅陋低贱的人，不知道将军竟·宽·宏·我到这样的地步啊！

B．我这个浅陋低贱的人，不知道将军·胸·怀·宽·宏到这样的地步啊！

（3）分析：例句中的“宽”是关键字，“之”的训释亦不容忽视。译文A“宽”训“宽容”，当然可以。“之”训“我”亦可，“之”表自称课本中即有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亲数存之”课本译为“屡次亲自来慰问我”，“之”正训“我”。译文B“宽”训“胸怀宽容”。《汉语大词典》“宽”的第二义项为“度量宽宏”，又释“度量”为“器量”，释“器量”为“胸怀”，故“宽”可训“胸怀宽宏”。“之”字视为用于主谓之间的助词，未译。

孤立起来看，两句译文似均无不可；联系上文看，则优劣可见。须知廉颇是因为听到了蔺相如的这番话——“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为蔺相如胸怀赵国，放眼强秦，不计荣辱的爱国情操和人格力量所强烈震撼，在心灵的回音壁上激起巨大反响，灵魂得到了一次净化与升华，这才说出了“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这句肺腑之言。如果将蔺相如对廉颇的退让仅理解为对廉颇个人的宽容，廉颇也正因此而幡然悔悟，负荆请罪，那对廉、蔺二人的人品、人格均大为贬损，亦有悖太史公的文旨文心了。

二、一字之训，有关文理

（1）例句：余固笑而不信也。（《石钟山记》）

（2）译文：

A．我·固·执·地笑笑，不相信。

B．我·仍·旧笑笑不相信。

（3）分析：例句中的关键字为“固”。译文A训“固执”，“固”有此义项，如《愚公移山》：“汝心之固，固不可彻。”二“固”皆“固执”之意。译文B训“仍旧”，“固”亦有此义项，《汉语大词典》“固”（13）：通故。①旧，仍旧。课本“故”训“仍然”的，如《赤壁之战》：“累官故不失州郡也。”课本注：故，仍然。“仍然”与“仍旧”同义。

仅就两句译文来看，则轩轾难分，故须从文理上揣摩。此句与首段“是说也，余尤疑之”句一脉相承，文理相通。苏轼对李渤以击石所发出的“激越”之声来证明石钟山命名的缘由尚且“疑之”，更何况小童击石所发出的乃“石空石空”之钝响，与钟声大相径庭呢？他当然仍旧“笑而不信”了。这“不信”乃因其确不可信，更不可信，并非可信而不信，应信而不信，有何“固执”可言？苏轼又怎会用“固执”这样的贬词来糟塌自己呢？可见译文A不可取，译文B庶乎近之。

例句中的“固”虽为常用文言虚词，但“仍旧”却非其常用义，众多词书亦无此义项，故对例句有多种误译，如译为“我坚持原先的看法，笑笑不相信”（此为“增字求训”），译为“我本来就不相信，于是笑了笑”（此为“绕曲求解”），译为“我姑且笑一笑，并不相信”（译文“扌干格难通”），以上译文“固”分别训“坚持”“本来”“姑且”，这些义项虽为“固”所有，但均不适用于例句中的“固”，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岂能无疵？笔者惟见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选读》）将此“固”注为“仍然，还是”，甚是。可见一字之训，确非易事。

三、一字之训，有关分寸

（1）例句：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五人墓碑记》）

（2）译文：

A．这不能说·不·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啊！

B．不能说·没·有五个人的·一·份功劳啊！

（3）分析：例句中关键字“非”，译文A训“不是”，此乃其常用义，人所习知。译文B训“没有”，“非”的这一义项，众多辞书皆有，课本中亦屡见，如《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生非异也”课本译为“本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非”即训“没有”。

乍一看，似乎两句译文相似，细一推敲便可发现问题了。译文A说“不能说不是五个人的功劳”，岂不等于说“就是五个人的功劳”吗？显然夸大失实，分寸不当。从文后所录《明史·周顺昌传》可知：苏州人民这次的反阉斗争“不期而集者数万人”，规模十分宏大，五人不过是斗争洪流中的几朵浪花。再看这个完整的长句：“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分明指出：斗争成果之所以取得，乃由“吾郡之发愤一击”，即由于全体苏州人民的英勇斗争，怎么会出尔反尔，又说全是五人之功呢？再说大阉之有所收敛及“投缳道路”，乃由于生者之伟力，而非死者之亡灵。当然，五人生前“蹈死不顾”，临难从容壮烈，自有其震慑阉党、激励吴民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没，所以“不能说没有五人的一份功劳”，这才实是求事，恰如其分。

“非”乃极常用的文言虚词，其“没有”义亦为众多辞书所有，却为许多人心中所无，故许多书册皆望文生义，将例句误译为类似译文A。可见即使对极常用字的训释，亦不可掉以轻心。

四、一字之训，有关史实

（1）例句：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

（2）译文：

A．荆轲拿来地图·捧·着，随即打开地图，全部打开时，匕首出现了。

B．荆轲拿来地图后·献给秦王，秦王打开地图，全部打开时，匕首出现了。

(3）分析：例句中的关键字“奉”，译文A释为“捧”，译文B释为“献”。此二义项课本中皆有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课本注：奉，通“捧”。又“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课本注：奉，献。

“奉”异训，则“发图者”不同：“奉”训“捧”则图未献，发图者当然是“荆轲”了；“奉”训“献”，图既已献，则发图者当然是“秦王”了。这有关一段史实。

众多辞书在解释“图穷匕见”时对“发图者”也说法不一：《辞海》及《现代汉语词典》都说是荆轲展图，《辞源》则明确指出是“秦王展图”，而《汉语大词典》则说“荆轲以燕督亢地图卷七首献于秦王，展图将尽，匕首露”，展图者未明确指出，有歧义。

笔者认为“展图者”是秦王而非荆轲。若是荆轲展图，则原文当表述为“轲既取图，发之，图穷而匕首见”，毋庸再加“奉之”二字。另外，荆轲取图后应即献给秦王，展图实属多此一举，岂不会引起秦王的疑心？这是一。秦王令轲取舞阳所持图是为了审视之。荆轲展图，秦王能允许否？能审视否？这是二。秦王展图于案，图穷匕见，轲攫而取之，岂不比他自己展图于手更为方便迅捷？这是三。故愚以为展图者为秦王，“奉”当训“献”。《战国策》鲍彪注本“发图”前有“秦王”二字。

源于《国策》这段文字的《史记·刺客列传》为：“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司马迁亦训“奉”为“献”（“奏”即“献”），亦以发图者为“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