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鲁迅十篇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1

以前，鲁迅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不是很熟悉，但经常萦绕耳畔，在爸爸妈妈的熏陶之下，我对鲁迅有一些些了解，长大之后，鲁迅更是妇孺皆知，爸爸还曾向我推荐他的作品，我常常很疑惑，鲁迅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的爱戴与敬佩呢？这次，我终于在六年级真正了解他了。

从17课《少年闰土》中，我知道了鲁迅爱憎分明，憎恶旧社会的阴暗，他向往农村生活。从18课《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我知道了鲁迅先生关心下一代青年人，他很幽默乐观风趣，他乐于助人，倾囊相助。我觉得这一点值得赞赏，我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情时，我会向鲁迅学习这种精神。他关心女佣，对人平易近人，他在我心目中那么高大。从19课《一面》中，他忧国忧民，对作者十分地好，从20课《有的人》中，我得知了鲁迅为人民做牛马，愿做野草，甘为他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学习了这一单元，我深深的了解他的为人。

他一生为人类作出贡献，这是我敬佩不已。他忧国忧民，心里装得全是人民。见到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民，他倾囊相助，给予关心。他憎恶旧社会，以笔为武器用精神的力量唤醒沉醉的国人，来反抗敌人，迎来胜利，对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轰轰烈烈的大事，鲁迅曾做过，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例外：经常遇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受伤了，鲁迅会细心地帮他包扎，还会给一些钱。虽然微不足道、小恩小惠的事，可受到了鲁迅的帮助的人呢，会记他大恩大德的，他为人类做过的事，我们只能忘怀呢？鲁迅虽然辞世了，但他虽死犹生，他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鲁迅，对于我不再陌生的字眼，鲁迅，一个忧国忧民，平易近人、豁然开朗、关心热爱劳动人民，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他，他在我心中是那么的高大，鲁迅，我对他总是很好奇，他怎么这么出名出名呢？到六年级时，我才真正知道他，他一生以笔为武器，奋斗了一生，他珍惜时间，他所有精神都激励我前进，他的乐观精神让我知道不能放弃心中怀着的信念；他的惜时精神精神让我知道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他的读书精神让我知道只有刻苦努力学习，才有成就，让我们学习他所有精神，朝着我们的美好梦想奋斗吧！

鲁迅，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2

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

我国有这么一位大文豪，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伟大的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位大文豪正是他，鲁迅。

在我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他是一个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坚持工作。鲁迅先生非常珍惜时间，他总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和学习上，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给进步青年回信，默默关心着，并用许多警句名言来教导他们，也同时教导我们。鲁迅是中国的一座伟岸的山，是一片浩瀚的星空。要想跨过它这座大山，必须学会他说过的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很多人说鲁迅先生是天才，其实不是的，而是他珍惜时间，就像前面说的，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所以他比别人出色，优秀。

在这位慈祥的老人逝世之后，许都人都用散文和诗歌的形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魂。鲁迅先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受尊敬的，最受爱戴的。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3

鲁迅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刷子似的直竖着，浓密的胡须成了一个隶书一字。鲁迅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出去了。

别人都说鲁迅是天才，但他却说：“哪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他还说过：“节约时间，就等于延长一个人的生命。”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常常是夜里不睡觉，一直写文章到天亮。

之所以鲁迅先生这样珍惜时间，是因为他觉得时间是等价于生命的，不珍惜时间，就是不珍惜生命。就算在逝世前不久到逝世前一天，都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拿着一支笔，同敌人做最后的战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浪费过一点时间，这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

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一个把时间看成生命的大文豪。

六年级:贾晓楠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4

关键词：高中语文；鲁迅板块；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2-0159-02

随着高中课改的进一步深入，作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部分——课程结构的调整，特别引起了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的注意。

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已经将原有的“学科—册—单元—课”的单调课程结构形式，改革为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形式。其中对于“模块”教学设置，更是对课程结构的一次大的变革。语文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由若干个模块组成。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反映学科内容的逻辑联系。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并围绕某一特定内容，整合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构成相对完整的学习单元；每一模块都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提出要求与建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十个多月的教学工作中，对一个作家及其相关的作品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感触与想法。这个作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鲁迅。如果说雨果是法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大山，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大山。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现行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及读本中一共收入了七篇鲁迅的文章，其中小说两篇：《祝福》、《药》、《阿Q正传》；散文兼杂文三篇：《〈呐喊〉自序》、《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现行的语文读本中鲁迅的文章暂不一一列举，而在教学过程中，对于鲁迅作品阐发探究时又必须要引入另外一些相关的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的评传、事略，相关的纪念文章等等。单从篇幅上看，鲁迅及其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谓重中之重，教材中所有的作家更是无出其右者。

同时，鲁迅与作品及其相关内容的教学，又承载着语文学科的许多基本要求，体现着语文学科的特点与目标。在对于语文课程结构模块的定义上，我们还并不能直接看出课改之后的教学内容与今天相比有多少进步之处，因为新的教材还在酝酿之中，而课程改革精神已经传达下来。对于必修课程模块的建构还是从学习目标、内容、知识体系上来划分的，与之对应的语文选修课程也安排了相关系列，因而更多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第一性质——工具性。关于知识体系的分类，应该是属于一种横向的独立与联系，可是如何来实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或者说如何使得语文学科有一条或者几条完整的精神脉络，使教材与教学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思想的连贯性，我想应该是属于纵向范畴的；而关于鲁迅的教学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为建立纵向联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至目前为止，我还只能就其表层作一些教学的试验，因为大多是由一些教学中的实际现象引发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从而引起我的这些思考的。但由于从事工作的时间还很短，因而试验也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结论；于是，综合的一些东西姑且只能称之为构想。

在横向的模块中（我希望出台的新的教学范本与教材能够对模块作出最好的诠释，而不是继续作一些篇目的调整，又或者是在确立了彼此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更加割裂了教学内容的精神联系），我想我们是否还可以寻找一些能够贯穿三年高中教学的精神线索，将语文教学能够从经纬上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的画布。我的这个试验，便是将高中语文教学中鲁迅及其相关内容的教学加以整合。所谓整合，当然不能是单纯的将篇目堆放在一起，我反对将高中语文教材变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这是大学科目，体现知识体系的独立性，便于就其中一点进行专入研究，而高中语文仍是处于普及教育阶段，因而没有必要进行体系分科，所以，我决不是想将鲁迅作品放在一个固定的单元里集中学习，连续一两个月只与鲁迅“打交道”，学生会“发疯”的。整合不等于集合，集合是表层次的，而整合是深层次的，当然目前尚在试验阶段，能说有多深，恐怕会遗人笑柄，我姑且只敢称其为“版块”。与地理上版块的概念不同，我所谓的“版块”注重于“海平面”以下的结合而不讲求“大陆”的“接壤”。

同时，一些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也促使我下决心找出维系这“版块”稳定的精神线索。对于鲁迅的认识在新的时期面临着新的难题：一方面将鲁迅神化的旧体制下的旧思维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否定又过激化，在否定了“神”的鲁迅之后，甚至进一步否定了“人”的鲁迅，或者将鲁迅庸俗化地肆意解构。这在信息空前膨胀的今天，不可能不对学生产生影响。同时，时间距离造就了隔膜，大部分学生不了解鲁迅，单纯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既然是历史人物那就是过去时了，永不再回来，于是他们不想去了解鲁迅，也懒得去了解鲁迅。这些都是错误的。于是，高中语文关于“鲁迅版块”的教学，一开始就必须在学生心中给鲁迅以重新定位。

我想从“年轻的鲁迅—胸怀壮志的鲁迅—战斗的鲁迅—伟大的鲁迅—青年永远的导师，中国民族肖像的描绘者”，这一最终将鲁迅定位在一个“伟大的人”的过程，正好从这篇《〈呐喊〉自序》开始。这篇序言，交代了1924年前的鲁迅从一个求新的青年到走上“在精神上疗救国人”的文学道路的一段心路历程，表面上它可以串起一些选自《朝花夕拾》初中课文，同时，也能联系到现在学生自身所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初建阶段。少年求学的鲁迅，或者比留着髭须的导师更具亲合力。中国儒家的衰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厚古薄今，而将孔子等先师神化，因而重塑鲁迅形象，不能再像庙里供奉的菩萨，高高在上却是泥胎一座。鲁迅的精神历程也可以提供给学生一段人生的洗礼。

当然，最初的鲁迅文艺应该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小说恐怕是语文学科中最能吸引学生的部分了，同时关于小说，我们还可以调动其他的资源丰富教学，但那是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我们讨论的是精神联系。从《呐喊》到《彷徨》，正是暗写了自《〈呐喊〉自序》后鲁迅的精神历程，从“奋起呐喊”到“荷戟独彷徨”，鲁迅似乎又陷入了低回，这无奈与无助到《野草》又开始爆发，从小说到散文，鲁迅由一个“文艺医生”成长为一名“文艺战士”。文学作品，不再是温和的“汤剂”，而变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变成了愚众头上的棒喝。从含蓄的小说表达，到杂文激昂的战斗文字，鲁迅始终在选用最适合表达自己思想情绪的文学样式。这对于学生的写作可以说有莫大的启示。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打倒孔家店”到“拿来主义”，从《纪念刘合珍君》到《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用三年“鲁迅版块”的学习一同体会鲁迅的成长。随着鲁迅精神的最后完善，学生也从而真正地理解鲁迅；同时在此基础上，同学的欣赏、认识水平也会从被小说吸引的浅层次，逐渐过渡到对于鲁迅杂文、散文乃至思想的形而上层面的思索。

整个现行教材三年六册语文，“鲁迅版块”的作品的选择，还是比较能够符合这段鲁迅个人的精神成长经历的。当然这段经历也可以看作是学生重新认识鲁迅的经历，同样又是学生自己精神成长的经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史不分家，在历史方面，近现代史的学习，也会有助于我们探索鲁迅的成长轨迹，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而那个时代的骄子，也必是真正书写时代、历史的人物。有幸，近现代中国史与“鲁迅版块”几乎是并行开始的，于是史可以证文，文亦可以映史。这又是更大方面的横向联系。

作为“鲁迅版块”的收尾，选择《阿Q正传》看起来似乎有些违背了我所说的“一贯到底的精神发展的直线历程”，又绕回了1921年，然而追求绝对的“精神直线发展”是可笑的，精神的历程本身有曲折，在曲折中发展，所以不必要求教材按时间严格排序。同时，收尾的《阿Q正传》自有它的独到作用，既然是收尾，那么就应该作个总结，来篇纪念文章唱唱赞歌不好吗？我认为大可不必，高三了，也没这么多工夫，择其要者最好，有句话叫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毕生的心血为他深爱的民族画像，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描绘乃是鲁迅最成功处，而《阿Q正传》更是这方面无可替代的杰作。不同于现代主义者的精英意识，鲁迅对于愚众的态度，在阿Q身上集中展现，决不站在所谓的高处俯瞰世人，而是真正地爱世人，有怒有哀，但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屑。这使得，我们重塑的“伟大的人”的鲁迅，更加臻于完善。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在人间。

鲁迅的成长历程也是他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偏见不断纠正的过程，如同他自己在那篇著名的短文《战士和苍蝇》中结尾说的那样：“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要回避鲁迅的缺点，相反知错能改乃是最伟大人物难得的品质，瑕不掩瑜，何况这些缺点反而为学生塑造了更有血有肉的鲁迅。

真正的思想与精神是无法灌输的，它们需要人们自己去经历，去体验，有时候，这种体验不是要回到过去，把那样的生活再过一遍，有时，仅仅只是读他一两本书，在精神上与之契合，进而跟随他“走过”一段心路历程。我想，这样，更能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5

作为一个鲁迅的忠实崇拜者，看到鲁迅雕像受此轻亵，我颇愤慨，大声劝阻，那些游客才稍有收敛。回到宾馆后，我还一直心绪难平，有人居然敢站在鲁迅肩膀上，真不像话！想着想着，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说有人站在鲁迅雕像的肩膀上，是对鲁迅的大不敬，需要谴责的话；而我们在思想、精神、学识方面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则是对鲁迅的最好继承和纪念。那么，我们敢不敢站在鲁迅肩膀上呢？

牛顿有一句名言，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历代前贤的研究成果，像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儿等等，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等划时代的三大科学定律发现，奠定了雄厚基础。而我们要想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建树上超过鲁迅，比鲁迅走得更远，同样也应该大胆地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发扬他的批判精神，学习他的胆识风骨，光大他的未竟事业。

站在鲁迅的肩膀上，首先是行不行？要在过去肯定不行，那时鲁迅是头顶光环的上天神祗，是凛然难侵的文化旗手，是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将，我们只有仰视的份，只能顶礼膜拜。现在这已不成问题，经历了近30年思想解放的洗礼，我们的思想早已“冲破牢笼”，把鲁迅从神还原成了人，对鲁迅可以议论，可以批评，可以商榷，甚至可以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说杭州鲁迅雕像前还有“禁止攀爬”的提示招牌，而作为思想和精神意义上的鲁迅，今天，已没有任何“禁止攀爬”的清规戒律来阻止我们站在鲁迅的肩膀上。

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其次是敢不敢？这需要的是勇气和胆识。敢于超越前人，一代胜似一代，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因而，不能因为鲁迅是文化巨人，我们就唯唯诺诺，只能跟在他的后边亦步亦趋；不能因为鲁迅是权威泰斗，一言九鼎，我们就言听计从，不敢表示任何不同意见。鲁迅是文化巨人，但是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巨人；鲁迅是思想大家，但是有瑕疵的思想家，并未穷尽真理，也非至善至美。我们要鼓足勇气，破除迷信，无所畏惧，敢于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继承他的伟大精神，也纠正他的偏颇之处；接过他的投枪、匕首，争取投得更准、更狠；继承他的思想，并赋予更科学更具时代性的内容。

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关键是能不能？鲁迅心胸开阔，“俯首甘为孺子牛”，肩膀也很宽，欢迎大家来站，但想站稳却没那么容易，这得靠本事，不是谁想站就能站得上、站得稳、站得住的。鲁迅学贯中西，博大精深，思想深邃，洞察秋毫，许多人跟着学尚且学不了，又谈何超越？有的人连鲁迅的文章都读不大通，不学无术，胸无点墨，还想站在鲁迅的肩膀上，岂不是天大笑话。鲁迅骨头最硬，没有一点媚骨，从不趋炎附势，那些软骨病，墙头草，马屁精们，恐怕也难取得与鲁迅对话的资格，更遑论站在肩膀上。鲁迅爱国情深，“我以我血荐轩辕”，那些不以国家民族为念者，无论名头再响，“本事”再大，也不会受鲁迅先生欢迎。鲁迅先生普爱众生，满腔热情，《一件小事》让他感慨万千，闰土、祥林嫂让他牵挂再三，对阿Q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下某些脱离群众、冷对弱者的“冷血动物”，也与鲁迅格格不入，想站在鲁迅的肩膀上自然更是不可思议。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6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是他逝世75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多项纪念活动，而在鲁迅故里绍兴也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暨“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百余位海内外学者和相关人员与会，从“鲁迅经典文本解读”、“鲁迅与现代中国”、“鲁迅的世界影响及其他”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研讨。作为此纪念活动的特邀媒体支持，本刊记者也全程参与，并围绕 “鲁迅的当下意义”、“如何弘扬鲁迅精神”等研讨会热议话题，对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鲁迅，跨越时空的巨大存在

鲁迅是世界的鲁迅

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暨“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除了百余位国内专家积极参与外，还活跃着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韩国、埃及等世界各国的二十多位鲁研专家的身影，他们用比较流利的中文或在主题论坛上发言，或在分论坛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在国家社科基地特别委托项目《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新闻会暨研讨会上，介绍各自国家的鲁迅研究状况，并与国内的学者相互探讨、甚至争论鲁迅研究的相关问题，无不显示着鲁迅的巨大影响力。

“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度过了七年漫长的青春岁月。而且，作为作家一登上文坛即受到日本文化界的注目。他的作品被所有的中学国语教科书收录。可以说，日本人基本上一直是将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一脸崇敬地提及鲁迅，他还特别向笔者强调，就连日本的作家也少有像鲁迅那样能在教科书中存留半个多世纪的。也就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暑假，为了完成学校的读书报告，藤井省三看了《故乡》，“这是我第一次看鲁迅作品，文章叙述的是人到中年的回忆，阅读小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我预想到30年后的我自己。”由此藤井省三开始对鲁迅作品产生兴趣，直至后来致力于研究鲁迅，并成为日本有名的鲁迅研究者。

在论坛上，藤井省三做了题为《村上春树〈1Q84〉中的阿Q之亡灵》的报告，他对村上春树新作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显示了鲁迅对于村上春树的影响，譬如，村上的《1Q84》第3部中，与“青豆”和“天吾”同为主人公的曾为律师的“牛河”，他的容貌、性格、境遇和名字可以说是阿Q的直系。而“牛河”二字反过来是“河牛”，其日语罗马字为“Kagyu”，与阿Q的日语罗马字“Akyu”相似，这样的字谜正可以说是村上风格的幽默。村上在高中时期就喜欢阅读鲁迅，从那以后就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渊源。“阿Q形象”也成为村上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主要主题。鲁迅通过阿Q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国民性，而村上春树在小说《失败的Q氏》中也通过Q氏批判了日本的国民性。《失败的Q氏》在日本很有人气，数百万日本人读过这篇小说。

事实上，在日本有不少作家深受鲁迅影响，如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武田太淳、堀田善卫、大江健三郎等等。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母亲对他说：“亚洲作家中最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健三郎和他们比起来差得远了。”大江的母亲深深倾倒于中国文学，非常敬爱鲁迅。1947年大江上中学，母亲赠给了他佐藤春夫翻译的岩波文库《鲁迅选集》，从那时起大江爱上了鲁迅的作品。大江健三郎曾这样讲述鲁迅对他的影响：鲁迅自由地写作短篇小说，创造了小说的形式。一个知识分子向世界诉说切实的事情，用这种文体奋不顾身地进行控诉。我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总是想起鲁迅。

同时，鲁迅的思想文学不仅在日本的思想文化的学术层面传播，还深入到社会实践的运动层面。“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生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时期里，鲁迅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跨出‘学界’的范围，其思想得以升腾飞跃，成为一些青年投身安保斗争、反战和平运动、冲绳反美军基地斗争乃至学生造反运动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介绍道。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部教授朴宰雨透露：“鲁迅在韩国已经普遍名词化了，韩国的知识分子与市民已经对鲁迅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相当一些读者喜欢阅读这个平凡而伟大的世界经典作家的作品。”朴宰雨特别提到，1970年代开始，韩国军事独裁，社会动荡，一些对鲁迅感兴趣的进步知识分子与后来接触到鲁迅的年轻学生们对鲁迅的生涯、思想和文学更感到由衷的共鸣，他们从变革韩国现实的角度研讨鲁迅所处的时代条件、鲁迅思想以及文学。其中，李泳禧是1970―1980年代韩国最出名的怀有良知的批判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他从鲁迅的人生态度、思想和文学吸取了精神营养，甚至借用鲁迅杂文对当时韩国政治与社会的种种矛盾加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引起进步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强烈共鸣。他是当时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后来李泳禧获得“韩国鲁迅”之称，也是通过他的巨大影响力，鲁迅真正被广大知识分子与学生接受，长期保持并扩大其影响力。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借了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找了斯诺其他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大河彼岸》，是写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书后面的书目中有鲁迅，我就邮购了鲁迅的著作。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读鲁迅，发现其实当时美国人不是很懂中国人，不是很懂东方的政治局面，所以很容易被美国的政客操纵，因此我就立志要学中国文学，要多多了解鲁迅的作品，为了读原文，我特地学了中文，之前我觉得中国文字是非常枯燥的，非常不容易读的，但读了鲁迅写的中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文笔很幽默，很有趣，所以鲁迅也鼓励了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寇志明告诉笔者，与其他国家很多学者一样，他研究鲁迅也是希望能通过鲁迅的作品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整个东亚文化。

1996年6月，《亚洲周刊》编辑部与十四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学者与作家，联合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鲁迅的《呐喊》夺得了自清末百年来，在全球华人作家中最重要的一百部小说的冠军。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名列第十二名。新加坡元智大学教授王润华表示：“在21世纪的今天，在海外华人中，虽然不尽被人接受，但一百强中的鲁迅，说明全球华人集体阅读和写作经验、文化美学意识，还是无法超越鲁迅，因此鲁迅已成为中国优势文化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文学价值超越时代与政治社会的考验。”他指出，鲁迅对海外华文或华人世界的影响，最为典型的特色之一是反抗精神，早期的新马华人，因为要反殖民主义，促成了鲁迅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象征的形成，他跨越文学，进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成为反抗殖民主义的道德精神力量，当然也成为华人建构经典文学与民族新文化的典范。“所以研究鲁迅在华文或华人世界，我们会发现鲁迅具有超越‘中国鲁迅’或‘东亚鲁迅’的意义。他不但是文学的鲁迅、学术的鲁迅，还有社会政治性，鲁迅被发挥出来的实用功能，就是今天最典型的所谓文化软实力。”

在国外很多国家，鲁迅是作品被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作品是最早进入当地读者视野的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同时，鲁迅还创造了诸多神话，譬如在曾不惜以武力征服“落后中国”的日本，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对鲁迅倾注了巨大的热诚和关注；又如在苏中关系冷冻时期，鲁迅作品依然在苏联出版，成为了出版界的特例。

那么，为什么鲁迅比中国现代任何一位作家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打动许多不同民族的心灵？朴宰雨认为，因为鲁迅拥有“民族魂”，也拥有“世界心”，鲁迅的作品紧连着人类脉搏，并负载着人类心灵基本诉求的普世价值。“所以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会聚会在这里缅怀鲁迅、研究鲁迅，完全是因为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

“去鲁迅化”杂音中“还原鲁迅”的呼声

与国外的鲁迅形象相比，国内鲁迅的存在呈现着更为复杂的状态。在中国，1926年，鲁迅就被誉为“思想界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后，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除了同时代的众多拥戴者、追随者外，当下中国很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推崇鲁迅，以鲁迅为师，以鲁迅精神为旗，坚持着鲁迅的文化方向，比如张承志、莫言、王小波、李锐、张炜、余华等作家，吴冠中、陈丹青等画家。余华认为鲁迅不属于现代文学史，他一个人构成他自己的文学史。吴冠中曾说：三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是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吴冠中认为，在对于社会功能的强调上绘画远远不如文学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想要在美术上搞出像鲁迅那样伟大的工作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点，吴冠中高度赞赏了鲁迅，而有意贬低了齐白石。

然而，新世纪，在肯定、张扬鲁迅的同时，也出现了对鲁迅的否定和消解之声，其中不乏诽谤、扭曲、贬损、攻击鲁迅的言论。王朔认为光靠一堆杂文和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不再适合当下中国的发展态势和现实需要，理应退出现实和主流。

在教育领域，也存在着对鲁迅的误读，中学中流传起所谓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于是1999年开始，鲁迅的作品从教材的必读、精读篇目转入“泛读”篇目，近年更在各地教材中，出现了“鲁迅撤退”现象。

与此同时，在消费时代，名人鲁迅也成为了一些利欲熏心者的“摇钱树”以及玩世不恭者恶搞的对象，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主任杨剑龙举例，鲁迅抽烟的画像被改换成武汉某家臭豆腐店的广告，将鲁迅手里的香烟换成了臭豆腐。旅美华人艺术家黑峰画了《鲁迅先生与套》的画幅，在灰色墙角黑色的鲁迅剪影外是一个硕大的灰色的，画家美其名曰“我要求这种语言能够准确表达鲁迅先生的负重和无法承受之轻。这件作品在艺术语言上是一次新的探索。”在网络上也出现了非常出格的戏说。

事实上，“去鲁迅化”、“鲁迅过时论”与鲁迅长期被“意识形态化”、“符号化”息息相关。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力量的介入，鲁迅被推崇到了更高峰，成为了仅次于的伟人，然而在“神化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也被扭曲了。有学者认为，在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鲁迅被歪曲成为现行体制服务的“螺丝钉”，而一旦这种“政治阅读”行为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留给学界的也就只是在“政治阅读”的指引下去“阅读政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让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在政治稍显松动的情势下，反对鲁迅或者攻击鲁迅成为了向现行（文学）体制宣战的最好突破口。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心伶痛心地说：“作为‘人之子’鲁迅，却莫名其妙地在‘神’与‘鬼’之间颠来倒去，足足折腾大半个世纪，开了大大的历史玩笑。这是鲁迅的悲哀，更是‘研究者’的耻辱。早应该给鲁迅讨个说法，讨个公道了。”近些年来，社会各界也出现了“还原鲁迅”的呼声，努力把鲁迅从过去“左”的时代烙印中解放和还原出来。

2006年，笔者专访鲁迅子孙周海婴、周令飞父子时，正是他们提出“鲁迅是谁”这个追问的时候。2002年，他们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之后的4、5年里，几乎走遍了全中国跟鲁迅相关的所有单位，悲哀地发现鲁迅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了，鲁迅作为革命家的身份被刻意地放大，甚至遮盖了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特征，成为了战士、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等空洞的代名词。周氏父子沉重地感叹着，“鲁迅这位亲人离我们家人越来越遥远，我们已经不认识现在社会流传的鲁迅了。”为此，近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做还原鲁迅的人本形象的工作，并开展传播、普及鲁迅活动。在此次论坛开幕前，周令飞很兴奋地向笔者展示了《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他透露，《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是《鲁迅思想系统研究》课题项目的子课题，2009年9月他父亲周海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设立 “鲁迅思想系统研究”课题项目的申请报告，10月初，李长春、刘云山同志即对申请报告作出批示，将这个课题纳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并正式立项。11月，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负责组建项目组，并最终确定由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全国六家鲁迅纪念机构，以及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等九家单位共同协作，邀请海内外近100位专家学者、工作人员为该项目写作和提供支持。一年多的努力，《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终于面世，种种研究显示鲁迅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同时附录的《鲁迅社会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在大众心中鲁迅依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敬呈鲁迅的献礼中除《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外，还有《鲁迅大全集》。60年来，市场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但大多带有时代痕迹，久被学界诟病。早在5年前，周海婴先生携手北京大学历史系，集合40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和学者，开始了对鲁迅的全部作品重新注释和整理，计划整理出版一部较为完整意义上的《鲁迅大全集》。此次，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出版的《鲁迅大全集》，采用了分类编年的方式，将全部内容分为创作、翻译、学术、美术，囊括鲁迅先生的全部作品。该全集可谓是目前为止最完整、最精准的一套全集，33卷，共计1500万字。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表示，“鲁迅的社会影响，从鲁迅登上社会舞台以后，逐渐发生发展，经历了急剧上升、迅速扩展的过程，也经历了沉潜和低迷，在各种政治潮流的冲击下，时有扭曲变形。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剧变，鲁迅犹如一座沉默的巨峰，鹤然屹立，有时云遮雾罩，但透过云雾，人们总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影响犹如山间泉水，总在紧贴着泥土的底层慢慢地渗透，静静地流淌，坚定不移地流进懂得珍惜它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滋润着他们的生活。事实上，今天鲁迅的在场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我们还处于“五四”时代，依然需要鲁迅

孔子大热与鲁迅遇冷背后

在当代，肯定、传承鲁迅依然是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之前，鲁迅对社会的影响力在下降，尤其在如今孔子热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鲁迅显得更为寂寞。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现在中国在国际上宣传自己的文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一位象征性标志性的大师做代表。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孔子。孔子可以代表儒家文化，但我们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其他众多民间文化，这些孔子都无法代表。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一个象征和标志，让孔子代表一下中国传统也未尝不可，但“五四”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化，孔子无论如何没法代表。说孔子是古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有两个圣人。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只有孔子，没有鲁迅，是否可以？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赵京华对孔子热或者说国学热持相对批判的态度，“我们利用传统的资源是可以的，但是国学是一个建构起来的东西，并不一定真正实用，如果要在国学中造出很多新的幻象，形成大国的气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现在传承鲁迅的批判精神，恐怕会更有意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远远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们必须在批判中前行，如果我们掉到国学虚构的幻象中去，中国人恐怕又要变成鲁迅所批判的对象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能左右国内流行的国学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用鲁迅来呈现另外一种精神面相，来给我们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吉鹏也有同感，“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分精华和糟粕，什么都来‘弘扬’。确实有很多严肃学者在发掘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从小品演员‘三跪九拜’的‘拜师礼’，到大学的‘天价国学班’，再到穿戴‘汉服’的读经‘私塾’，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是假借‘传统’敛财和作秀。有些人总以为鲁迅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不‘和谐’了。殊不知，鲁迅对一切反动、黑暗、腐朽势力及其帮闲文人的斗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正是为了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鲁迅的‘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比孔子逊色。”

“搞国学，让学生关起门来背四书五经，就能够拯救我们这个社会的衰落？不行的。”郑心伶有些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不用鲁迅精神来救我们？应该靠我们的民主、现代化的东西来发展我们国家。现在的潮流是民主，五四时期就教我们德先生、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可是现在整个社会搞国学的多了，但对于鲁迅不够重视。为什么我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么愤慨，因为把人文的知识分子撇在一边，靠孔子救国是不行的。”

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仅批判孔子，而且批判庄子。鲁迅说过，凡是阻碍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倒。刘再复、朴宰雨认为：“鲁迅批判孔子、庄子，实际上是批判儒家、道家中那些远离硬核、远离真精神的中国伪形文化，这种批判恰恰是维护中华民族求生、重生、庆生的灵魂，恰恰是对祖国同胞最深刻的关怀。正是鲁迅，最深刻地体现‘天地之大德’和‘民族之大爱’”。由此， 终生批判本民族文化的作家，最后得到“民族灵魂”的评价。事实上，鲁迅对于传统的态度仍能给今人很多启发。

“鲁迅形象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鲁迅特别爱好古书古玩，而且有专深的研究，但他又是一个坚定地反传统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鲁迅自己曾经做过一个解释：谁都知道要保护传统，但关键还在于谁来保护我们？如果后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谈保护传统有意义吗？在鲁迅看来，无论是自家的传统还是外来的文化，只要能保护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利，就是好的。可见鲁迅是一个直面现实、直面当下文化的现实主义者，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过人之处。我认为鲁迅的问题今天仍然在。我们现在依然要关注‘谁来保护我们’的问题。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且都会有对自家历史的自豪感，这都没问题，但关键还在于当下的生活现实，要从当下生活现实出发来讨论，我们当下到底需要什么？传统或者传统中的哪些元素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利的，而且是有力量的？什么样的文化和传统，不论它们是自家的还是外来的，对于今天的现实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鲁迅提醒我们，这才是首先需要关切的。”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说。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鲁迅的遇冷也未必说冷，时期鲁迅是唯一的，和那时的状态相比鲁迅是冷的，但是这个冷在某种意义上能远离浮躁，处于更加自由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接近鲁迅的真实。

我们仍处在鲁迅的时代

鲁迅曾说，要让他的作品连同那个时代一起消逝乃至“速朽”，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达成。为何今天我们无法绕过鲁迅，无法忘却鲁迅，而且我们非常需要鲁迅，最重要一点恐怕在于：我们依然处于鲁迅时代。

《一件小事》中车夫不顾“我”的劝阻，扶起横冲过来带到车把而跌倒但并未受伤的老妇人去巡警分驻所，使“我”感到惭愧。然而九十多年过去，当代的中国却出现了驾车撞人后将其杀害的骇人事件以及老人摔倒没人敢扶，怕扶了被敲诈的怪象；九十多年前，鲁迅呐喊：“救救孩子”，然后今天依然在喊同样的口号。

有人反讽道：“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文人已不在人世了……”

“当我们把当年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基本思想移入今天中国文化与社会状态中，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似乎共存于同一时空。”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感叹道，“这一现象表明两种意义：第一，它表明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这，令我们高兴。第二，它表明中国文化与社会思想发展的迟滞或重复性。这，令我们悲哀。这两点使我们明白，鲁迅的选择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选择是相对立的。这也正是当代新文化保守主义之所以反对、攻击、否弃鲁迅的深层原因。”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吉鹏也有同感，他认为，从思想文化层面，我们还处在“五四”时代，民主和科学依然是我们思想文化领域的主题，反封建专制反愚昧迷信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还是鲁迅时代。王吉鹏还忧心忡忡地举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例子，“有一个小品讲的是租房子结婚的话题，宋丹丹演的，她最后得出一个带有宣传性的结论：有房没家，有爱才有家。这种说法片面且存在危险。现在有很多思想界的作品都劝我们老百姓安贫乐道。在鲁迅那里，人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一样重要，这是鲁迅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存权和尊严的尊重，但是现在在许多动听口号下，人民的利益被权贵阶层利用、剥夺。大家要小心。”

同济大学教授张闳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这一伟大的文化工程举行了奠基礼，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就是奠基者。新文化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为这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富于启示性的路径。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在这条艰难崎岖、荆棘密布的路径上走过来。而在新世纪的交叉路口，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文化之路依然漫长，而且歧路杂多。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我们与鲁迅是同时代人。鲁迅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国民性改造、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个体的灵魂拯救，或者，从根本上说，所谓‘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鲁迅式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只是诸多文化道路中的一条，但它是最为险峻也最为引人入胜的一条。”

真正传承鲁迅须重塑有独立思想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鲁迅怎么看待我们

既然我们所生长的时代就是鲁迅的时代，现在仍然需要鲁迅，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传承鲁迅呢？

鲁迅当年嘱其子孙，倘无才能，可寻些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号称研究鲁迅的鲁研界里也潜藏着一些“空头文学家”，他们仅仅把鲁迅研究看成是一份职业、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而真正的鲁迅研究应该首先源自自身精神的需要。

周令飞指出，鲁迅思想主要是以文化批判的形态呈现的。他着眼于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这显然是一种“破”的姿态。鲁迅的确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凝固成某种主义或者学说，他从来不拿某种现成的“新观念”来称量中国的各种“旧传统”，他坚持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进行卓绝的文化实践。鲁迅正是试图从批判中建构起新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范式，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和生活伦理。同样地，后人阅读、理解鲁迅，也要用“鲁迅的方式”，而不是用某种僵化的教条来批评鲁迅的所谓“狭隘”或“偏执”。

郑心伶严肃地说道：“鲁迅形象或许并不难塑造，鲁迅精魂或许也不难重铸，最难解的却是塑造和重塑者自身的立场、智慧、态度与感情及其动机。一切以‘利用’为目的者，都是不配研究鲁迅，也着实研究不了鲁迅的，更说不上传承鲁迅传统、精神了。唯其如此，‘鲁迅学生’、‘鲁迅传人’、“鲁迅后代”实在不好当。不成为‘败家子’或叛逆者，就要谢天谢地了。如今，致力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人，最好都要牢记‘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这句话，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否则，将与鲁迅精神背道而驰，失去研究者的本份与品格。”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鲁迅？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鲁迅怎么看待我们？”在论坛上，汕头大学终身教授王富仁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最后发言的总结词。在论坛休息时间，他向笔者更为具体地阐释了“鲁迅怎样看待我们”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的含义，他表示，并不是不搞鲁迅研究就比搞鲁迅研究的价值低，关键问题是鲁迅是一个存在，我们要和他建立起一种精神的联系，是和鲁迅交朋友，而不是简单地搞鲁迅研究，我们应该通过鲁迅对自己进行反思：我们有什么样的追求。“鲁迅有追求，我们也要有追求，不是说鲁迅有价值，就是我们有价值了。鲁迅再伟大，都是别人，你怎样才是你自己。鲁迅做了他应该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应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做得比鲁迅好，但是这到底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进而，王富仁一脸严肃地反思道：“我们在青年时期热情过，追求过，但现在我们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虽无高官厚禄，但也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我们仍然是关怀的，但总觉得那是一些与己无关的社会问题，有些空洞，有些不着边际，对于自己更重要、更迫切的是个人平静生活的维持。我们缺乏鲁迅那种把社会和个人糅为一体、把社会追求同精神自由熔为一炉的感觉。”

“当日本学者带着一种反思精神来接受鲁迅、韩国学者带着一种反叛精神来接受鲁迅的时候，中国学者在鲁迅研究中缺少了什么？”王富仁指出，假如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文化，与其说鲁迅研究中的我们比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少了什么，不如说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比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多了绅士意识、才子意识、流氓意识。正是因为多出这三样东西，中国知识分子比起日本知识分子和韩国知识分子，就复杂了一点，中国的文化成果比他们就多出了许多，但是文化中生命的含量，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少。置此危机之中，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即，中华民族不能光有一些绅士、才子、流氓，鲁迅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下最需要继承的精神

研究鲁迅不能形式化，而要继承鲁迅的精神，那么遵循鲁迅现实主义风格，在当下，我们最迫切需要继承的是鲁迅哪些精神呢？

在论坛上，很多学者认为要继承鲁迅的“立人”精神。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表示，“要用鲁迅的思想做参照，建立当下的问题意识，保持个性，和流行色保持距离，可能会回到鲁迅所说的‘个性’基础上。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鲁迅那里去，而是要每个人都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他人’。鲁迅的价值在于，他成为‘自己’，没有成为别的精神的依傍者。”周令飞认为，“鲁迅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立人’的价值方向，目的就是要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鲁迅呼吁‘真的人’，批判传统文化中‘瞒和骗’的痼疾，他的‘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就是要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具有充分自觉与自我意识的主体，由此才能达到‘群之大觉’，使中国成为一个‘人国’，‘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给‘个体’、‘个人’注入了‘人道’的内容，把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相联系。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个人主义的不足，力求将‘个人’与‘害人利己’相区别，将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前景联系起来。”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就要发扬鲁迅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民众疾苦的精神，为‘下等人’说话，为弱势群体呼喊。”王杰鹏说道。他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秋天，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他去瞻仰鲁迅墓。在墓前，除了花环之外，他看到了一包中华烟，一个打火机，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先生：这是国产的最好的香烟了，已经买不到‘老刀牌’了，你用吧！你是为我们说话的人。”落款是“一个下岗工人”。这让王杰鹏深受触动。“人民大众是最爱鲁迅的，懂鲁迅的，比起某些‘专家’、‘学者’来，他们更知道鲁迅的价值。鲁迅的小说，体现了他的平民立场、平民视角、平民姿态和平民书写，他描叙着底层人物的暗淡人生，真实地表现他们的苦难和不幸，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鲁迅的杂文更是代表着人民大众说话，他赞扬人民大众的勇敢和智慧、劳动和创造，抨击着对人民的诋毁和迫害、剥削和掠夺。面对人们精神生活出现的空虚和庸常，我们总是会想起鲁迅。我们的鲁迅研究应执著现实人生，为人生而学术，避免‘纯学术’而带来的囿限，避免凌空蹈虚，避免‘玄学化’倾向，改良人生，改革社会，向奔腾的时代大潮全面开放。”

郑心伶认为，现在最需要发扬的是鲁迅的批判精神，“现在少有人敢批判，敢批评，大都是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鲁迅敢讲真话，只有鲁迅的全集才是真正的全集，他的文章、书信每个字都能够原原本本地印出来。现在哪个作家能够把文章原原本本地印出来呢？其他的，比如郭沫若的全集根本不全，不能叫做全集。”事实上，中国作家、评论家很多，但是真正像鲁迅那样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大无畏精神的不多，文学在相当程度上蜕变为消遣的游戏，写作成为只为名利的脑力劳动，稍出现一些有比较犀利的批判说辞的人，就被推崇为当代鲁迅，小鲁迅，实质上却与鲁迅差之十万八千里。幸好，当代知识分子遵循着鲁迅精神，也在进行着深刻反思，王富仁坦率地说：“每当我重读我写的鲁迅研究的文章，我就更深切感到，在我的鲁迅研究文章里躺着的是一个软绵绵的我，而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鲁迅。我丧失了我喜欢的鲁迅的那种大气和壮气，丧失了鲁迅那俯瞰人寰的思想高度。鲁迅是站在高处看世界的，我是站在低处看世界的。鲁迅富有战斗精神，而我却没有这种战斗精神。”

鉴于没有出现当代鲁迅的遗憾，也没有出现众多颇有影响力的鲁迅研究者，不少国内学者开始借鉴日本的鲁迅研究。“无论在思想学术界，还是社会运动的现场，日本人致力于挖掘被压迫民族鲁迅其文学中的抵抗精神、革命要素和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而且是在不同于革命中国的本民族历史语境下，从而构筑起特有的鲁迅想像，并使鲁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得另一种特殊价值。”赵京华指出，在1950年代，竹内好一改本国思想界用“先进的欧洲”经验来观察日本的主流观点，开拓出借“落后的中国”或“鲁迅的中国”其现代化经验来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思想批判方式。这对于当时身处一片战败废墟中同时又切实听到了人民中国已然诞生之脚步声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痛烈的批判。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家平评价，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融入了他个人生命的体验，提出很多富有启示性的命题，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具有强烈的“否定性”批判色彩，他同日本社会论争，同各种关于鲁迅的见解论争，同研究对象鲁迅论争，甚至不断同他自己论争。这样，竹内好就成为中外鲁迅研究史上极为罕见的，具备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型鲁迅研究者。鲁迅思想和创作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其他民族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层面，这在世界鲁迅传播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由此，竹内好也被誉为“竹内鲁迅”。

在日本，鲁迅不仅活跃在学界，还活跃在民间，譬如被日本剧作界称作“为写鲁迅而豁出生命的人”的剧作者霜川远志，他改编了《阿Q正传》并把它搬上舞台，他还创作了《戏剧・鲁迅传》，对鲁迅进行比较多的虚构，主要集中在婚恋、感情生活方面。“其中除了鲁迅留日时期住在‘伍舍’的时候对羽太信子有好感的故事之外，最大的虚构在第二部《影的青春――东京的鲁迅》和第三部《忘却阿Q――绍兴的鲁迅》之中。前者虚构了东京时期周树人与革命女杰秋瑾的爱情故事，后者虚构了绍兴时期周树人与茶馆女店员刘小姐的恋情。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相比，《戏剧・鲁迅传》虚构的‘多情鲁迅’是惊世骇俗的，甚至是荒谬的、会被认为有侮辱性。”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说道，他坦言第一次读到上述文字的时候，立刻感到一种精神偶像被亵渎的愤怒，然而，当他了解到，在日本人的伦理中，“多情鲁迅”式的行为并不构成罪恶，在近现代日本的作家群体之中尤其如此，同时知道霜川远志热爱、痴迷于鲁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阅读、宣传鲁迅，是把《戏剧・鲁迅传》的创作作为毕生的工作来做时，董炳月理解了霜川远志，同时他发现“霜川远志在另一空间中建构‘鲁迅’的时候，却通过近于荒诞的虚构接近了鲁迅内部空间中某些更为本质的、灰色地带的真实。比如有关秋瑾的啜血、割手筋的虚构，符合鲁迅对于革命残酷性的认识。有关‘多情鲁迅’的虚构接近了不幸婚姻在鲁迅心灵中造成的痛苦‘黑洞’，于此同时使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完全被漠视的朱安站到了前台。这类‘真实’与旗手、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真实并不冲突，并且对那种真实构成了补充。这里鲁迅因此成为世俗性、日常性的鲁迅，更接近大众。”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7

摘 要：鲁迅的死亡意识对于其人生观与文学创作影响至深至巨，因此，探究它的生成条件、发展脉络、影响方式与理论意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由此也能够使得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价值获得更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阐释。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以其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中广泛触及“死亡”意象与主题，而给中外研究者留下深刻又阴郁的印象。从22岁所作“我以我血荐轩辕”，自觉献祭于民族危机，到去世前作《死》和《女吊》，鲁迅一生都在不停地书写、思考着“死亡”，“死亡”毫无疑问地成为其创作的贯穿母题。这类创作也受到了不同时代研究者角度不同、程度不同的关注，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也歧义纷呈。有讳饰鲁迅这种思想与创作的，担心可能对他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当然也有抓住不放，以为可以借此贬低、损害他的；更多的是透过这个问题发现了他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了解了他反抗绝望的勇猛与悲壮。无论在怎样一个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得出多么歧义的结论，都意味着我们在走进鲁迅的过程中是无法绕过这一问题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祖父的科场案，如果不是父亲因病早逝，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变而使家道中落，鲁迅的一生也许会与他后来实际经历的人生有很大不同。正是在这些事变中，我们初次看到了鲁迅对死亡的感知与记忆，祖父的科场案使家里笼罩着监押与死亡的恐怖阴影，一方面鲁迅被迫随家人出走避难，免于被诛杀，另一方面家里又要不断地变卖家产以挽救祖父的性命；而父亲的病与死则使他更深地体会了世态炎凉，对死亡有了真切感知和无奈的接受，最终使他选择了“走异地，逃异路”，踏上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这些家庭变故不可避免地使敏感倔强的少年鲁迅蒙上心灵的暗影，死亡的恐怖与悲哀过早地在他的幼小心灵镌刻上阴郁沉重的痕迹，并使他渐渐形成了习惯看待人生与人性的暗处，对人间的不幸几乎怀着本能的关心和同情。也许正由于这种性格的原因，鲁迅小说创作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为父亲治病的经历中，少年鲁迅在心中埋下了对人的生命的珍惜与关爱。在日后当他需要对人生志向做出抉择时，他毫不犹豫又充满自信地选择了医学，把救死扶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我们看到，鲁迅这时对生命的理解还是生物学的，以维护肢体健康为目的，以科学的医学方法与手段为支撑。这极为明显地受父亲的病与死亡的影响。李长之写于1935年的《鲁迅批判》中曾有多处阐发鲁迅的生物学的生存观，他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他的思想是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点思想的萌生，却以医学给他的帮助为最大。”①这个视点成为李长之观察、评判鲁迅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又一贯的角度，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只是鲁迅人生思想的基础与前提，因为联系幻灯片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对生命的理解有过一个明晰的发展。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使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②由此看来，他不再把人的生命简单地看作生物性存在，而是把它视为富于自我意识与意义的个体存在，“死亡”现象被他从精神性立场重新加以思考，确立了理解“人”的内在精神的视野，并从此真正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志业。我们可以看到进化论对他的积极影响，人的生命那种简单的生物性存在，经过进化论这样一种更高的生命意识的启发，进入了一个合目的性的存在序列，生和死都变成了人的高度自觉的理。所以，我们会在鲁迅笔下难得地看到这样乐观的文字：“进化的途中总有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③“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他还因此确认了“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④，人的生和死在进化的“索子”上变成了有各自意义与价值的行为，“生”要欢天喜地，“死”也应该欢天喜地。循着这样一种进化论的理论逻辑，鲁迅甚至得出了如下结论：“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⑤“死亡”在鲁迅的进化论思路里找到了合乎理论逻辑的目的、理由和意义，与“生命”一样是对某种更高更根本之存在的完成，并负有同样的使命。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有一个见解可以从心理学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个特点的理解，他说：“对死亡的肯定就只有那些生命本能足够强大，因而能正视生与死的统一，并将其视为生命本能努力加以追求的未来完美状态的人才能做得到。”⑥在进化论思路里的“生”与“死”的矛盾统一还使鲁迅更清楚地看到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并遵循着进化论式的历史理性精神，自觉地肩负起这个痛苦又艰难的拯救使命，即鲁迅所谓的“肩住黑暗的闸门”和“完结四千年旧账”。

但理论的合目的性与合逻辑性，却无法保证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如愿地取得进步，鲁迅直接体验与经历的，几乎总是丑恶与恐怖的循环表演，看得越来越怀疑、颓唐起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虽意图光明，也总是鬼打墙似的四处碰壁。有了这样多的经历与实践之后，早已年逾四十的鲁迅对死亡的意识也出现了重要变化，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就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⑦在《野草／过客》中他还设计了一个面向“坟”而又坚持走过去的“过客”形象，执拗地表达了自己“向死而行”的生存方式。他甚至不近情理地在《野草／立论》中让一个人面对刚刚满月的小男孩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的话，把“向死而生”的事实真相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说出来，有意识地让我们尽早觉悟到生命的本真。就如马克斯·舍勒所说的那样：“每个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⑧但是，鲁迅在意识到这个悲剧境遇后，并未退缩和彷徨，而是高张起反抗绝望的大旗，他在《过客》完成一个多月后写给赵其文的信里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⑨这种精神也正如尼采所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⑩鲁迅面对死亡反抗绝望的精神正是尼采所说的追求虚无的精神，也就是面对人生的虚无也不能不有所追求的精神。在1935年，他结合自己对进化论的理解，直面“人生的最后”，也还是坚持要有所作为：“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至于……人生……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1}

由“先行到死”的人生认知方式所决定，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选择过程中，这种直面死亡的人生观就是不断地寻找人生道路，或者向着自以为像路的地方跨进去，或者明知是荆棘也要跨进去走走，或者就在已知不是路的地方硬踩一条路出来。在杂文集《坟》的后记里，鲁迅在明确指出了人的“向死而在”的生命本质后，就把自己的致思重点放在了对人生道路的寻求上，他认为“人终有一死”是不成问题的，对人来说成为问题的却是“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12}很显然，鲁迅把作为有限物而存在的人可以思考和不能思考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区分，而让人思考自己能够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怎样通过对“死”的先行把握而明确“生”的过程与目的，并充分自觉地实践之。所以，在寻路的许多岔口上，鲁迅从未闭上眼睛，止步不前，或盲目幻想，“黄金世界”或“天堂”、“地狱”都受到了他的审视与质疑，决不轻易盲从，满足于虚假的乐观主义。因此，他总是比别人有更多绝望的人生体验，仿佛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以至于也经常会有自杀、杀人的冲动，还自称是“死的随便党”，或者说“与人生苦相比，并不厌恶死”。这些思想的生成所表明的是，鲁迅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深地陷入了生存与生命的中心地带，对“生”与“死”的价值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极其复杂与残酷的心理内容。经过这样一番彻底的怀疑与质询，鲁迅认清了一条本真而值得承担的人生之路，他从来都是忠实于脚下的大地，从来也不曾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同时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努力倡导并艰难实践着较合理的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而不是面对虚无和不合理的世界拔着头发飞离地球，为人生交出一份白卷。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鲁迅的死亡意识来说，已经全然摒弃了宗教、来世，所注重的是现世生存。在这样的人生理念中，鲁迅再次显示了自己与尼采的接近：“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13}这种“向死而在”的生存方式进一步决定的是，存在者要始终以自己的能在为目的，以最本己的方式对自己的在世方式做出选择，从而开展出存在者最具个人生命价值的人生景观。“归根结蒂，存在（dasein）只有作为真正向死亡的可能性开放的存在，才能最终成为主宰作为有限存在的它自身生存的主人，并因此而有真实的生命。”{14}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向死而在”的开放性里，不断地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具体工作方式做出不同的选择或放弃，以通过这样的变化来接近自己的存在本真，来达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与价值，从而超越死亡强加于人的虚无与空寂。

晚年的鲁迅越来越多地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有些病根是青壮年时期就埋下的，在去世前一个月，鲁迅写给母亲的信中就提及自己早年的三次肺病发作，并说此病已得了二三十年。若非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据一位美国肺病专家说是早在五年前就会死掉的。就是在1936年缠绵病榻的几个月里，他还相信自己会战胜疾病，坚信自己不会很快就死。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是，生逢乱世，饱经人世忧患，鲁迅敏感又柔韧的神经不断被捶打，充满了沧桑的达观，即如1933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15}与这种隐含着沧桑的豁达相伴随，在时局危乱、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他的晚年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拼命工作，直到去世前两天不能持笔为止。并且由于这种工作紧迫感而一再推迟休息、疗养，乃至出国延治的安排，似乎只有工作能够有效抵抗死亡的侵扰，获得自我的价值实现与存在感。

但是，据当时守候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观察，无论是否自觉，他已不能不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16}因此在这一时期，鲁迅留下了相当多的关于死亡的文字记录与思考，例如《“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作品，在这些里，有时死亡与鲁迅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却是由“死”向“生”的挣扎或者为生者所作的种种预想和安排，由这些文字所折射出的是一个热烈又充满理智的生存者形象：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17}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热烈又博大的生存渴望，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正如吴俊所说：“在鲁迅的自觉意识中，他所感到的大多只是生之留恋，而不是死亡恐惧；或者说，鲁迅自己是以一种对生命的正面体认和体验的欲望来表达这一切的，其中又不无悲哀和抑郁。”{18}

以上我们关于鲁迅死亡意识进行了极其概括的描述，目的在于揭示这种思想意识的生成条件、发展脉络、影响方式与理论意义，由此也能够使得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价值获得更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阐释。

① 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汇编1［1913-1936］［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p1271.

②③④⑦{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417，p339，p368，p284，p284.

⑤⑨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354，p442.

⑥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p116.

⑧ e·云格尔．死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p9.

⑩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北京：三联书店，1992．p76.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63.

{13}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p7.

{14} 艾德里安·米尔维什．死亡、偶然性与自我意识之发生［j］．第欧根尼，1994，（1）：22-41．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192.

{16} 冯雪峰．回忆鲁迅［a］．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8

去世之初13年

与他活着的时候已是左翼文坛名义上的盟主有关，也与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从1936年到1949年，鲁迅在左翼文化界的地位持续上升，最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鲁迅去世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0月22日了3份文件：一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二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三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中央委员会与南京政府电》。后两份文件内容基本相同，一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进行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二是对政府提出了“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等八条要求。

一年之后，在延安发表演讲，对鲁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的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此后，对鲁迅的评价日益增高，终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下了一段包含几个“伟大”和若干“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政治归属进一步确定了。

微妙的17年

从1949年到“”前夕，鲁迅被大写在文学史上，大写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被研究，被纪念，成为家喻户晓的伟人，地位无人与之比肩。这是一个奇迹，也隐含了问题和矛盾。

首先，鲁迅不是党内同志，在新时代掌控文坛的大员们中极缺人缘。他与创造社长期论战，与其某些元老积怨甚深；他与左联领导人闹翻，与“四条汉子”的矛盾无法化解。但在进入新时代之后，恰恰是这些人执掌了文化界，握有制订政策和阐释最高意志的大权。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变，情感态度也没有变，但是，鲁迅的弟子、门人一个个被打倒，萧军、胡风、冯雪峰等无一幸免。而无论内心多么不情愿，公开场合都要尊敬鲁迅，甚至要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学生，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文化景观。

这并不奇怪，原因就是领袖对鲁迅的高度推崇。然而，领袖的推崇并不能化解历史遗留的种种恩怨，所以，鲁迅虽然借助这种推崇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却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场。

此外，鲁迅的一些精神遗产并不符合当时的需要，诸如他的个人主义、启蒙思想，他对传统的判断、对国民性的看法、对文学的要求和期待，反对歌功颂德的一系列主张，等等。总之，时代对鲁迅的接纳不是无保留的。对鲁迅的确非常推崇，但是，他也像一般人一样，推崇某个人，却未必容忍他的全部；赞赏已故的某个人，却未必愿意让他在自己身边复活。

1960年代，曾准备拍摄电影《鲁迅传》，一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忙来忙去好几年，饰演鲁迅的赵丹胡子留起来又刮掉，刮掉又留起来，电影最后却没有拍成。《鲁迅传》的流产，正是鲁迅尴尬境遇的一个证明。

“”时期的鲁迅

1966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盛况空前，主题是把鲁迅树立为敢于造反、敢于砸烂旧世界的英雄。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题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报》社论题为《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思想》。这些社论指出：“鲁迅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和造反者。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刻骨仇恨，对维护旧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深恶痛绝。一切压迫人民，愚弄人民，毒害人民的反动势力和反动文化，他都憎恶之，暴露之，鞭挞之，扫荡之。”此时，红卫兵运动正蓬勃发展，社论号召说：“在无产阶级‘’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要发扬鲁迅这种‘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待敌人决不心软，决不留情。我们要坚决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此后10年间，无论什么运动，都在鲁迅言论中寻找支持，于是，鲁迅成了一系列运动的主要战将。其中有两场运动是与鲁迅思想比较贴近的：一是“批林批孔”，二是“评《水浒》、批宋江”。

灭亡之后，被当成“尊孔派”和“复辟派”，于是“批林”与“批孔”连在了一起。批孔借助鲁迅，可谓顺理成章，于是鲁迅成了“批林批孔”的旗手。他对儒家传统和孔孟之道的批判被强调出来，成了打倒孔家店、揭露孔孟之道、识破了“圣人假面”的战士。就连《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成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戳穿了反动派尊孔崇儒的反动政治目的”；《十四年的读经》则“深刻揭露了鼓吹读经者的反动本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

“评《水浒》、批宋江”的起因非常偶然。1975年8月，为读书的一位北京大学女教师与谈起了《水浒》。称道鲁迅对《水浒传》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的批评，并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的三种主要版本都要出，要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等等。女老师对谈话作了记录，并交亲自审订，然后根据通常的做法，把记录稿发给了宣传口。于是，从8月23日开始，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水浒》，批宋江，批判“投降派”。有人统计，短短两个月里，全国就发表文章2000多篇。

论及“”时期的鲁迅，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就是他推动了一代人的觉醒。

“”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时间甚久的“读点鲁迅”的高潮。直接原因是的号召。他劝同志们读点鲁迅，“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这个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传达，就掀起了“读点鲁迅”的高潮。读鲁迅，读什么，不读什么，当然要听从指挥，但就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却走近了鲁迅，在鲁迅的启发下开始独立思考。

王富仁曾经谈到，他在“”时期读鲁迅杂文，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他说：“鲁迅没有使我的命运好起来，但我不后悔。因为他也给了我做人的勇气和做人的骄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及其作品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我经历过困难，但困难没有压倒我。”笔者也至今感激鲁迅，因为是他在“”后期给了我最大的思想支持。当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不合时宜的时候，当各种真实的想法不能公开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语句，而且这些语句是不犯禁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阅读鲁迅中得到过。

1980年代的鲁迅

1980年代，是鲁迅走下神坛、回到人间的一个时期。林贤治的一本书就叫《人间鲁迅》。然而，一方面被请下神坛，一方面却是鲁迅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发扬。

历史再次进入一个打破偶像的时代，鲁迅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开始受到质疑。比如，鲁迅对中医中药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鲁迅对人是否不够宽容？等等。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人在《读书》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不但没有受批评，而且文章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不过，在文学艺术界，在整个知识界，鲁迅的精神却开始真正被继承，许多人走上了鲁迅的路。

一场浩劫过去之后，一些作家“睁了眼看”，面对满目疮痍，找回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们对“假、大、空”给予了坚决的抨击，为真实性而大声疾呼。一些作家直面现实生活，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反映现实，都试图以真实作为首要准则，说真话、抒真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真实”意味着不回避刚刚经历的苦难，意味着不为现实涂脂抹粉。

在这条路上，作家们找到的榜样是鲁迅。一些学者也喊出了“回归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之所以要回到鲁迅那里去，是因为人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乱”是众所周知的，“正”在哪里，却认识极不相同。什么叫拨乱反正？从“八个样板戏”回到“三红一创”？从浩然回到赵树理？这显然是不够的。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回到鲁迅那里去，是有益而可行的。

简单地说，从睁了眼看，到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从恢复文学的批判职能，到修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1980年代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在这段路程中，鲁迅无疑是引航的灯。

世纪之交的遭遇

告别1980年代之后，首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人对鲁迅的远离和贬损。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没有理由逃避后人再选择过程中的评头论足。而且，对权威的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但是，199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挑战情况却比较复杂，既包含了自由的愿望，又反映着思想和认识的误区。

因为鲁迅曾在一次次运动中充当先锋，所以，一些人对鲁迅颇为反感。他们常常以叛逆自居，却对鲁迅缺少了解，只是根据过去年代鲁迅高居神坛的记忆，认为要解放自己，就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

还有一些人对鲁迅反感，是因为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眼中，鲁迅反传统，说中国文明吃人，要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甚至要废除汉字……如此否定中国传统、丑化中国人民、瓦解民族自信、助长崇洋心理、长外国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算哪一家的“民族魂”？因此，连以叛逆自居、喜欢独立思考的诗人于坚也说：“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呵！”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躲避崇高”“融入世俗”“活着就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努力遗忘和及时行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鲁迅的确有点讨人嫌。人们活得太累，想轻松一下，鲁迅却不叫人轻松；人们需要安慰，鲁迅却总是撕破幻相煞风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鲁迅自然不招人喜欢。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9

记起小时候读过鲁迅的一首七律《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短短的一首诗，凸显了先生不屈的精神风貌，尤其展露了作者心底深挚的情怀。这种情怀中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尤其蕴含了对孩子们的疼爱和对青年们的期望。反帝反封建的鲁迅，既是孩子们的深情保护者，又是青年们的精神引领者。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品读鲁迅独特的语言文字、探究鲁迅作品中的青年情结，就会真切感触到鲁迅先生灼热的爱国情怀，以及他对青年们那份细腻而深沉的关爱。

《记念刘和珍君》中描述的刘和珍，是一位年轻可爱、执著追求理想的女大学生，可她“竟然无端喋血于段祺瑞执政府前”。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请愿的，没想到遭遇执政府卫兵的斜穿心肺的枪弹。鲁迅先生在痛苦中回忆起刘和珍生前的点点滴滴：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进步刊物《莽原》；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看到许多教员隐退，虑及学校前途而黯然至于泣下……这是一位品行良好、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年轻学生。这样一位优秀青年竟然遭到反动政府的虐杀，先生内心的惋惜和伤痛可想而知。而“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君刚刚倒下，段政府竟然污蔑其为“暴徒”，有流言竟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先生的愤慨之情于是达到顶峰。鲁迅在文章中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在《无花的蔷薇二》中这样写道：“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即要付更大的利息。”品读着这些恣肆的文字，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先生那颗伤痛愤怒得无以复加的心。然而，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友人哭泣呐喊的伤痛者，他在伤痛之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段文字透射出先生对青年游行斗争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分析，一语中的、振聋发聩。由此看来，先生写这篇文章，不只是在表达对革命青年烈士的哀悼和尊敬，发起对反动政府愤怒的声讨，更在于告诫革命青年和群众吸取教训，鼓励他们踏上一条理性而彻底的革命道路。执教老师引导学生分析刘和珍形象时，如果运用相关的语文资源辅助学生品味语言的深层内涵，理解到先生对爱国青年不幸遇难的伤痛愤慨，探究到先生那份深邃冷静的思想感情，也就触摸到了文章的灵魂。

《拿来主义》为鲁迅杂文名作，语言幽默，讽刺意味很浓。有人说鲁迅的语言是匕首、是投枪。这种独特的语言特色在该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鲁迅对当局的讽刺是犀利的：“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一路的挂下去，叫做‘发扬国光’。”此句中“捧”“挂”等词描绘形象，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送去大师”的辛辣讽刺。“当然，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显出一点进步了”一句中，作者拿活人与古董比照，蕴含了自己对当局做法的斥责和不满，“显出一点进步了”更富含着对当局的强烈失望和讽刺……但鲁迅对青年始终充满着热情和期望。“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礼节，说道：拿来。”“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的，可以称之为‘送来’。”列举完当局种种弊端，并不仅仅着眼于批判讽刺，鲁迅更懂得作为师长肩上的重任，他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年，细致地引导青年拨开迷雾、分析本质，深入了解“送去主义”的危害，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孱头”“昏蛋”“废物”虽出语严厉，但分明蕴含着一份深厚的父爱。“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他占有、挑选”蕴含着师长般的鼓舞和激励。“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些句子渗透了鲁迅对青年由衷的期盼和耐心的指导。

正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这颗拳拳的关爱之心，震醒了许多迷茫青年的心灵。鲁迅曾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里说，青年须知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暂时不会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和现实人生分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在这里，鲁迅要求学生少看中国书，实际上这是相对于太不成熟的青年而言，因为他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当青年长大了并且现实需要青年必须成熟起来的时候，鲁迅则要求他们必须面对现实，真正融入社会，学会从中外遗产中择取有益的东西、创造有益的事业，所以他写了《拿来主义》，谆谆教导青年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如何辨别西方文化，从而创造新的文艺。执教鲁迅的《拿来主义》时，引导学生去较作者对反动当局和迷茫青年的不同态度，我们就能体会到鲁迅对青年们的细致爱护。探究《拿来主义》中作者的青年情结，才能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我心目中的鲁迅篇10

关键词：鲁迅；晚年；生活；思想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鲁迅晚年的研究现状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林语堂在《悼鲁迅》中说他是“一个受了满身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的胜利的‘武夫’作家……”林贤治在《鲁迅思想录》中说道：“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势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既然鲁迅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了解中国国民，我们就不得不先去了解鲁迅，特别是他的晚年。

“与鲁迅早期及中期的思想研究相比，鲁迅后期（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尤其是晚年上海时期的思想研究尚是目前鲁迅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1]或许是因为时代的隔膜和历史的模糊，我们今天再去看鲁迅晚年的时候，总感觉是晦涩难懂的。直到前不久，我读到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才豁然开朗起来。

二、 鲁迅的晚年生活

（一） 晚年年谱

1927年1月16日，离开了厦门；17日，抵达香港。2月，受邀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为其助教。4月，发动“”，宣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15日，赴中大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21日，辞去中大一切职务。9月27日，离开广州往上海。10月8日，与许广平结婚。12月18日，因蔡元培推荐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最终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年仅56岁。

在上海的这接近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寄身‘窝庐’，潜心著译，此之谓‘带了镣铐的进军’”。[2]的及其依附势力始终是他讨伐的主要对象。然而在营垒内部，他又先后于1928年与郭沫若等关于“革命文学”和1936年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展开了论争。

同时，他晚年还著有杂感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故事新编》；并翻译多种苏俄文艺理论，及小说《毁灭》、《死魂灵》等。

（二） 定居上海与晚年心态

鲁迅晚年除了两次北上省亲，大体没有离开过上海，“除了‘无处可走’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原因：比较起来还是上海适合于他在文化战线上开展革命斗争。”[3]

在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写道：“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4]这可以说是鲁迅晚年最主要的心态，“而姑活，某种意义上是‘赖活不如好死’”，[5]这与他的四次离寓避难和朋友被害都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大病期间写下了著名杂文《死》，其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6]鲁迅身为一个临终者，仍然有着如此激越的情感能够在绝望中抗战；当斗争也被迫终结的时候，他竟还拥有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渴望。

三、 鲁迅的晚年思想

（一） 自由思想

20世纪中期，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这是摒弃传统自由主义中个人至上成分，使自由与民主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自由主义。整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因为此中带有民粹主义或平民意味。“至少，鲁迅是如此的。”[7]鲁迅在与新月社、创造社、“左联”的论战中，“表明他确实‘无所属’”，[8]“就说自由主义，其实在他是并不排拒的，而且一直怀有这方面的信仰……他的个人主义，不妨视作自由主义，即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最本质的自由主义。以鲁迅的这种个人倾向，也当算是传统的一类，但是，社会正义又恰恰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在这里，他把两者统一起来了。”[9]

（二） 改革思想

1927年到1937年是南京执政时期，“从《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所特别重视的。”[10]这表明，鲁迅所关注的改革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和中国人民大众的思想改革。

（三）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11]起初，鲁迅还寄希望于在反传统文化中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然而随着这个集团的瓦解分裂，鲁迅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同太阳社、创造社论争，与自己所处的“左联”的一群人论争，他戏称自己是“横站”的。而当他的朋友遇害后，他对周围的知识分子无所期待、只有憎恨，他临终时说“一个都不宽恕”。

（四） 其他思想

其实鲁迅的思想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诸如“鲁迅晚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态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对党内‘左倾’思想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对‘左翼’文坛的态度、对文艺的作用和文学家的态度”[12]等等，都是矛盾而复杂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四、 总结

鲁迅的晚年颇不好描述，首先是关于他晚年的史实解析多不一致，其次是他的思想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我对鲁迅晚年的叙述，也是一种简化过后的鲁迅，只拣他的一些重要活动和思想加以解读，以期在有限的学识中还原一个本真的鲁迅――鲁迅的岁暮，是反叛、反抗、突围的历程，在这场绝望的抗战中，他虽遍体鳞伤，却始终傲然独立，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1] 汪卫东：《面对鲁迅晚年思想的矛盾和难点――读竹潜民》，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6卷第2期。

[2] 林贤治：《鲁迅思想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王尔龄：《鲁迅的最后十年为什么定居上海》，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4] [5]王彬彬：《鲁迅晚年的“姑活”心态》，载《东方地平线》。

[6]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7] [8][9]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10]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第117页。

[11]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