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同志十篇

军人同志篇1

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湖南特别是长沙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达到了一个最高潮。到十月间，全省已正式成立的工会，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的岳州工人俱乐部和长沙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工会、机械工会、人力车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理发工会、缝级工会、笔业工会、织造工会、靴鞋技师工会等十四个单位，有组织的工人在四万人左右。除开靴鞋技师工会的工人以外，全部有工会组织的工人都经过了严重的罢工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涌现了大量的工人积极分子，在许多工会内发展了党员，除开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人力车等少数工会中，仍由党派去的干部负主要责任外，有些工会的负责人已经是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了。因而原来作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这时，武汉已经成立了工人的统一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

毛泽东同志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以便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的工人运动。

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都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仍是随即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当天参加者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及人力车、缝纫、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尚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同志。大家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并议决“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按指缝纫、织造、理发等手工业而言）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㈠。

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即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在十一月五日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正总干事，郭亮同志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同志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巳正式成立。全省各地工人都开会庆祝这件大事。这是当时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地区性统一的工人组织。

工团联合会的会址设在宝南街八号（现在长沙市政学校对面的地方，原屋已毁）。这是一所三开间的一楼一底的普通民房，堂屋较大，可供开会之用。它的斜对面就是鲁班新庙——泥木工会的会址。

犹如灯塔照耀着航行的海船，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公开的总司令部。工人们都感觉后面有了一座大靠山，凡遇到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这样说：“找工团联合会去”，“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笔业、人力车、铅印工人等举行罢工，和警察厅或者资方起了冲突，工人们受到威胁或者被命令复工时，总是理直气壮地这样回答对方：“我们只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在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高涨。拥有一两千工人的大工厂——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的工人俱乐部，先后正式成立了。到四五月间，长沙新组织的工会有茶居（即茶馆业工人）工会、电灯工会、粪码头工会、箩码头（即搬运工人）工会、店员工会、油漆匠工会、铜匠工会、划夫工会、邮务工会、碾谷工会、水夫（挑河水卖的）工会、洋务（外国洋行工作的职工）工会等等，新化锡矿山和湘潭锰矿的工会也相继成立了。这时参加工团联合会的巳达三十多个工会。

一九二三年京汉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号召湖南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募捐，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了二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的暴行。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省工团联合会，是湖南广大工人群众从英勇的胜利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指挥部，它的领导威信深入每个工人的心中。工团联合会——就是斗争，就是胜利，就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团结，就是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领导。

在“五四”时期，湖南革命运动的旗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自一九二二年以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前夜，以空前威力高举着湖南群众革命运动旗帜的，就是全省工团联合会了。这个时间内，全省所有群众革命团体，都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工团联合会的周围。工团联合会虽然从来未被赵恒惕政府承认过它的合法地位，但由放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信，它在事实上是始终合法存在的。赵恒惕后来敢於封闭自修大学，却不敢公然封闭工团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於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湖南后，由郭亮同志继任总干事。北伐军进入长沙之后，全省工团联合会改为全省总工会，郭亮同志继任总工会的委员长。

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大斗争，便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和十三日三天，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工团联合会所属的十一个工团代表二十三人。和赵恒惕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的一次尖锐的当面说理斗争。

在澎湃的工人罢工高潮中，赵恒惕政府（自长沙县、警察厅、内务厅到省长公署和省议会）弄得手忙脚乱，处处被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这个工会送呈文，明天那个工会来请愿。用软办法，工人不上当；用硬办法，更僵持不得下台。有次开省议会，讨论到罢工问题，一个省议员如实地反映了赵恒惕政府当时的苦恼心情说：“现在湖南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

自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赵恒惕政府对於毛泽东同志等这批知识界的“过激派”（这是当时军阀政府对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恶意的称呼）领导工人运动的事，渐渐地探听到一些了，其中毛泽东同志的名声特别大。

军人同志篇2

1972年，马志军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市一个工人家庭，1982年进入市一小读书。他喜欢扮演一呼百应的角色，入校后很快成了一名“孩子王”。他读小学三年级时，1975年出生的孙利森刚上一年级，在学校总受欺负。作为邻居，孙利森的父亲委托马志军平时关照一下儿子，这以后马志军担起了保护孙利森的角色，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马志军初中毕业后考入吉林市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舒兰市精神病院。不满意微薄的收入，他辞职后成了一名建筑商，经过5年多的奋斗，他拥有了近千万的个人资产。

当地有句俗语，“有三个穷亲戚不算富，有三个富亲戚不算穷”，致富后马志军对这句话最反感，因为不断有亲戚向他借钱，大多数有借无还。一次一位远房亲戚借钱时竟与马志军大打出手。渐渐的马志军开始找理由推托，亲友们就四处散播他致富忘本。极注重乡情、亲情的父母对他颇有微词，他成了孤家寡人。马志军认定自己没有错，可他平时连找个说知心话的人都困难，这令他无比苦恼。

1999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马志军在路上巧遇一位小学同学，闲聊时同学提起孙利森。初中毕业后孙利森成为一名工人。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没有工作，孙利森家境很差。马志军猛然想起儿时的友情，冲动之下他当即驱车前往孙利森家。孙利森一家与父母住在一起。马志军在孙家聊得兴起，当他感到饥肠辘辘时才发觉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他打量孙利森，见他面露尴尬，马上明白了，于是他强拉孙利森全家到一家星级酒店吃饭，饭后把1000元钱塞到了孙利森的手里。

几天后马志军接到孙利森的电话，孙利森吞吞吐吐地说：“我把几天前的事对几个小学同学说了，他们都想见见你。我没钱请客，算是帮你引见，你如果看得起他们就选个地方。”几天后还是在那家酒店，马志军和10余位小学同学举杯畅饮。酒过三巡，几位同学借着酒意说：“我们早就知道你发达了，可听说你对家人、亲友都那么无情，我们就打消了和你联系的念头。耳闻不如眼见，你和孙利森不过是小时候的那点儿交情，现在你对他那么够意思，人品肯定没得说。看来我们都误解你了。”听着这些话，马志军心里格外受用。

这以后马志军又帮助过孙利森几次，还有几次宴请别人时，他把闲着没事的孙利森也叫上了。孙利森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将马志军帮他的事讲给众人听。看着众人投来的敬佩目光，马志军无比陶醉。一次听了孙利森在酒席上的歌功颂德，一位水泥商毫不犹豫地按马志军提出的价格签订了协议。马志军为这意外的收获感到兴奋。猛然间他的脑海跃出一个念头：现在是“眼球社会”，很多人不惜一切推销自己，推销产品，有孙利森给我做活广告，我何愁名声与财富不双丰收！这以后马志军请人吃饭时常叫上孙利森，向人介绍他时总是说：“这是我的‘发小’（儿时好友），穷哥儿们，可我俩的感情最好。”孙利森觉得这话有些别扭，又觉得马志军说的是实情，只得把委屈埋在心里。

孙利森的义务宣传让马志军感到周围人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友善，于是他把资助孙利森当成一件重要任务。在人们的眼里，这对贫富差距悬殊的朋友堪称友情的楷模。

穷朋友得寸进尺，富朋友欲罢不能

转眼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孙利森才猜透马志军的小九九。几番试探，孙利森发现了马志军对他资助的规律。折合起来，孙利森每受邀参加一次马志军的酒局约得到30元“出场费”；当众讲一次马志军资助他的故事，约得50元“代言费”。算清这笔账，孙利森愤怒了：我还当他是恩人、知己，原来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靠“卖穷”为生的“形象大使”，真是耻辱！孙利森想从此与马志军不再来往，可转念一想，自己也想挣大钱，只要自己真诚相待，马志军即使是铁石心肠总有一天也会被焐热了，迟早会给他些工程做。他下不了与马志军不再来往的决心，但从此他的心理开始不平衡。有一次两人走在马路上，孙利森看到有个乞讨的人，就抽出10元钱给了那个人并笑着对马志军说：“我同情要饭的是假，做宣传是真。你是企业家，肯定比我懂。”马志军明白孙利森看透了自己，但双方心照不宣，他们各取所需，都苦心经营着这份“友情”。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2004年，马志军觉得孙利森是自己手中已经过时的老“名牌”了，于是对孙利森减少了“投入”。眼看着马志军越来越有钱，名声越来越好，而自己一直摇旗呐喊，待遇不升反降，孙利森好不丧气，他开始向马志军张手要钱。母亲生病，囊中羞涩的他向马志军借了5000元。马志军爽快地主动把钱送到医院，令孙利森格外感激，想起自己心里的抱怨，他不禁自惭形秽。

一天，孙利森参加马志军的酒局，正喝得高兴，马志军忽然满脸严肃地对他说：“老弟借我的5000元日子不短了，该还了吧？”孙利森先是愕然，继而尴尬得满脸通红。见状一位同学打圆场：“大哥你还在乎那点儿钱，少请我们消费两次全有了。”马志军说：“请你们消费和借钱是两码事。俗话说‘亲是亲财是财，分不清两不来’，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说完马志军黑着脸让孙利森打了张欠条。那顿饭孙利森吃得格外窝心，没散局就借故有事提前走了。第二天孙利森还在生闷气，没想到马志军主动找到他，先是道歉，然后说明缘由。原来，当时饭桌上的一个人向马志军借钱已经两年了仍未还，马志军不好意思明要，就借孙利森敲打对方。马志军说：“我真不是冲着你来的，你的钱还不还无所谓，不信你马上到我这里来，我当面把欠条撕了。”想到自己又成了马志军要账的“托儿”，孙利森不由得暗骂：“马志军表面憨厚，其实鬼精，他要榨干我的利用价值呀。自己只占了小便宜，却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孙利森产生了与马志军断交的想法，但两手空空退出他又不甘心。一天，他对马志军说：“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我也想过上你那样的日子。我想辞职成立个包工队，到你手下干。”马志军早有准备，说：“你怎么不早提呢，我还以为你嫌做工程辛苦呢。不过好朋友不能在一起搅和，免得产生误会。我以后留意着点，遇到单独的小工程揽下来给你。”孙利森满怀希望地等了一年，马志军总是找种种理由推托。孙利森终于明白马志军是在敷衍他，不死心的他决定找机会强要，他开始暗中留心。

2006年春，孙利森打听到马志军接下了一个地热工程。听说地热工程利润很大，孙利森下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一次在酒桌上当着众人的面孙利森佯装喝多了，对马志军说：“马哥，咱俩处得和亲哥儿们一样，那地热工程你必须匀给我。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该你的钱还清，从此割袍断交。”马志军没想到孙利森当众将了他一军，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思考片刻有了主意，说：“我从来不把活儿匀给别人。可凭咱俩的关系，你张了口我就得答应。可你今天逼我说出家丑，外人都以为我是百万富翁，其实我是‘千万负翁’，我欠着银行1000多万贷款呢。我手头有些钱不假，可今天开工的钱还有很大的缺口。所以这活儿可以给你，我最多只能帮你5万元，其余的钱你得自己凑。你凑够了活就给你，凑不够只能我来干了。”孙利森知道马志军在为难他，可想到这也许是马志军给他的唯一甜头，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工程启动至少需资金25万元，孙利森要在短时间内借到20万元比登天还难。一个月过去后，孙利森只借到2万余元。他想过把家中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只能抵得几万元不说，家人也全都反对。

穷朋友以恶行相要挟，富朋友优柔寡断送性命

眼看离开工的日期仅有半个月了，急于暴富的孙利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他和儿时伙伴徐洪波说了自己的苦恼。徐洪波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混混，以替别人要账、“平事”（通过解决纠纷渔利）为生。听孙利森说完，徐洪波说：“这是个好机会，踩刀尖为生的日子我也过够了。干脆咱俩找个富人抢劫一把，用这笔钱合伙做地热工程。”孙利森一听害怕得连连摇头，徐洪波鼓动他说：“成大事的哪个不是双手沾满鲜血。咱俩就干这一次，只要计划周密就不会出事。你害怕的话给我打下手，出了事我掉脑袋就是了。再说马志军一直把你当猴耍，难道你甘心让他耍一辈子？”徐洪波后一句话唤起了孙利森的耻辱感，他点了点头。

经过多次密谋和踩点，2006年4月19日，孙利森和徐洪波来到长春市。晚5时许，他们换上买来的假公安制服，来到南关区一处较偏僻马路的路口。

一位中年女士驾驶一辆本田轿车出现在路口，两名歹徒将这位女士拦下，掏出假警官证说：“我们是南关区公安局的，有个案子牵涉到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中年女士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慌得六神五主，没多想就让二人上了车。车开出几百米，徐洪波四顾无人，掏出刀子抵住中年女士的脖颈，威胁她往城外开。来到荒郊野外，二犯逼迫她说出两张银行卡的密码。担心她报案，他们用绳子把中年女士勒死后又补了几刀。确认她死亡后，二人搜净她身上的浪琴手表、金项链、手机及1000余元现金后才抛尸。随后二人驱车一路狂奔来到沈阳，他们本想把本田车卖掉，可当他们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账户已被冻结。他们断定被害人家人已报案，卖车恐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于是把本田轿车弃于沈阳市大福源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内，将手表等物变卖。

返回舒兰市后，如惊弓之鸟的孙利森猫在家里足足一个月。等他战战兢兢走到阳光下时，马志军的地热工程已经开工了。自己错过了发财的机会，反而犯下人命大案，孙利森把账记在了马志军身上：如果马志军不是个伪君子，我对任何一个人付出这么多，肯定早就发了。现在我犯下这么大事，一旦被发现肯定掉脑袋。我必须让马志军付出金钱的代价，赚了大钱就移民国外。想到马志军天性胆小怕事，孙利森决定摊牌。他约马志军吃饭。来到包房，见只有他们二人，马志军有些诧异。孙利森说：“为了凑够干地热工程的钱，我杀了人。这事怪你也好不怪你也好，近期你得给我工程干，钱都得你出。等我凑够移民的钱，你就可以睡安稳觉了。”马志军以为孙利森在吓唬他，孙利森就详细地说了作案经过。听着听着，马志军吓得几乎晕倒，他擦着额头上的汗忙不迭地答应着。

回到家里马志军彻夜未眠。最初他想报案，可觉得如果这样做了，以后就会有人骂他连最好的朋友都出卖不讲义气。马志军叫苦不迭：其实他只是我的形象大使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众标榜他是我的铁哥儿们，我真是自挖陷阱呀！最后马志军做出一个自认为两全齐美的决定：稳住孙利森，慢慢疏远他。孙利森实在把我逼急了，我再报案不迟。

这以后两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马志军急着为孙利森寻找工程，可遇到投资大的活儿他舍不得割肉；遇到投资小的活儿，孙利森倚仗有筹码不愿做。作案后孙利森几乎夜夜做噩梦，精神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排遣心理上的压力，孙利森开始吃喝嫖赌无所不沾。他的日常花费越来越大，兜里没钱也敢进高档娱乐场所，潇洒完了就给马志军打电话，让他来埋单。在旁人看来马志军越来越够义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在为自己当初的虚荣埋单。

马志军有些吃不消这种变相的勒索，终于下决心结束两人的关系。2006年8月29日，马志军约孙利森见面。落座后马志军把5万元人民币推到孙利森面前，说：“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朋友对你还不错，求求你放过我。这笔钱你拿着做点生意，不够再向我要。从此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保证对那件事守口如瓶。”孙利森把钱放进兜里，含糊其辞地走了。刚过去一个月，孙利森又来找马志军，说他想带全家躲到外地，一辈子不回来了，向马志军“借”20万元安家费。马志军敷衍他说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让孙利森几天后来取。但这以后孙利森再给他打电话，他要么不接要么就说在外地。一次孙利森得到确切消息，马志军在郊外的工地上，就想去堵他。可孙利森刚来到工地门口，只见马志军的尼桑轿车飞快地迎面驶来。孙利森边高喊马志军的名字边跑向路中间拦车，可马志军的车一点没减速。孙利森急忙躲闪，目视轿车绝尘而去。几分钟后孙利森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马志军发来的：“明天我就换手机号，明智的话别再纠缠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和徐洪波的秘密，你们应该对我好才是。再和你说一次，我保证永远保守秘密。”孙利森读出话里的威胁意味，他又气又怕，不由动了杀机。

孙利森找到徐洪波，讲了他和马志军之间发生的事，说要灭掉马志军，随后二人密谋了两个小时。当晚，孙利森与徐洪波在马志军家楼下蹲守，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点钟马志军也没有回家。此后接连几天，二人都在马志军家的楼下蹲守。但显然马志军有了防备，身边总有至少两个人保护，二人没机会下手。徐洪波出主意拉来了他的狐朋狗友孙铁芳入伙，马志军不认识他俩，由徐和孙冒充假警察，以抓为由骗出马志军再下手。

11月11日晚5点钟，孙利森将早已准备好的黄色胶带、水果刀、手铐等放在借来的一辆奇瑞轿车里，孙铁芳和徐洪波穿上假警服，三人开车来到马志军家楼下。徐洪波与孙铁芳按响马志军家的门铃。一人在家的马志军问：“谁呀？”孙铁芳说：“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人反映你，请你跟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马志军将门打开，见孙铁芳、徐洪波身着警服，他没有半点儿怀疑。二人将马志军押上奇瑞车。车子发动后，马志军才发现不是警车，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徐洪波掏出尖刀顶住马志军的脖子说：“的少废话，我们是要钱的。”马志军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很快被制服。随即孙铁芳用胶带将马志军的嘴、双脚、双手缠上。徐洪波从马志军兜里翻出轿车钥匙，扔给车窗外的孙利森。孙利森轻车熟路打开马志军家的车库，然后驾驶尼桑轿车跟在孙铁芳所开的奇瑞车后面。在一僻静处，他们将马志军抬到了尼桑轿车上。这时马志军已奄奄一息，看到孙利森，他用缠着胶带的双手连连拽孙利森的衣服，同时用力向孙利森点头。孙利森明白马志军在向他求助，他狠狠地照马志军胸前踹了一脚：“现在你说什么都晚了，下辈子你记住，千万别交我这样的朋友。”

孙利森驾车向吉林市行驶。到达吉林的江北江桥附近，他们发现马志军已死亡。3人将马志军抬下车扔到江边一个泄洪管道内。徐洪波在马志军的皮包里翻出4900元钱，拿出2000元钱给孙利森、孙铁芳，其余的揣进了自己的兜里。孙利森将尼桑车扔在了吉林市中心医院停车场。12日早晨，徐洪波回到吉林市家中，孙利森与孙铁芳返回舒兰市。

军人同志篇3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

李德生同志出生于大别山腹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李德生同志参加本村童子团，被推为团长，积极参加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等活动。

1930年2月，不满14岁的李德生同志参加红军，先后在红十一军、红一军、红四军担任战士、通信员、传令兵。1931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随部队参加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参加红四军主动发起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进攻战役。他作为传令兵，传达作战命令，递送胜利消息，直接参加了战斗。

1932年10月，李德生同志随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参加反“围攻”的八庙垭战斗，身负重伤，从此左手留下残疾。养伤期间，他努力学习文化，阅读革命书籍，思想和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伤愈后，他到红四军第12师交通队任班长、党小组长，后又任第35团、第34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他积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后勤保障工作，做好干部战士思想政治工作，并参加了万源、宣汉地区的作战。

1935年初，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在攻打宁羌的战斗中，李德生同志率尖刀班机智地翻越城墙、打开城门，接应后续部队冲进城内，迅速将守敌歼灭。陕南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发起土门战役，攻占松潘、茂县、理番、汶川地区，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5年6月，李德生同志遭到诬陷，被、，但他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包座、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百丈战斗。1936年12月到达陕北后，李德生同志重新入党。

为创建和巩固华北

抗日根据地屡建战功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德生同志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和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30团团长。他先后参加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和数百次反击日军“扫荡”的作战。在响堂铺伏击战中，他接任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百团大战中，他率部参加狮垴山战斗、石匣战斗和关家垴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李德生同志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太行、冀南、冀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随第769团在太行山北部的平定、和顺、昔阳等地建立各级抗日政权和抗日组织，发展游击队武装。随后转战冀南，创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李德生同志任团长的第30团承担攻取日军马坊据点的任务。他率领6名侦察员化装成给敌军送菜的老百姓，深入日军据点侦察，并在当地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带领精干突击队全歼守敌。此战被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赞誉为“典型的歼灭战”。

在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德生同志于1945年8月任太行纵队第4支队769团（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7旅19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李德生同志于12月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7旅旅长，率部参加陇海、定陶、滑县、豫北、鲁西南等战役，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苦斗争中，他率部克服炎热疲劳等困难，跨过黄泛区，歼灭大量敌人，进入大别山地区，重建革命根据地。在淮海战役中，他率部连续急行军，协同其他部队形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并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双堆集东侧敌人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夺取淮海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他任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35师师长。在渡江战役中，他率部攻占敌长江防线铁板洲阵地，为后续部队夺取了渡江跳板。渡过长江后，他率部担任前卫，日夜兼程、追击逃敌，以两个团的兵力连克安徽、浙江两省16座县城，歼敌2万多人。

军人同志篇4

追求光明举义旗

张文荣，192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1948年8月辗转考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通讯科学习，成为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批黄埔生中的一名。经过一年多紧张而繁重的学习训练，张文荣系统地掌握了电台报务技能，各项考核均达优良成绩。学习期间，张文荣和许多同学已对政治和军事上的腐败深感不满。

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邓小平指挥下开始向西南进军，先后解放了贵州全省和湖北、四川大部地区，随即于12月8日发起成都战役，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成都。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在西北军区司令员指挥下也兼程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从北面直逼成都。

重庆解放前夕，仓皇逃到成都，在重兵保护下住进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坐镇指挥成都地区的军作困兽之斗，妄图保住川西，伺机反攻。然而，胡宗南等重兵集团被打得狼狈不堪。12月9日，滇、川、康地方实力派将领卢汉、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同时宣布起义。12月10日，慌忙命令胡宗南留在川西收拾残局，自己则乘飞机逃到台湾。胡宗南见势不妙，随后也找借口逃之天天。

在逃离大陆几天后，成都陆军军官学校3000多名学员便仓促毕业，校方并试图让他们随军残部迁往西昌作最后顽抗。然而，早已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该校少将教育处长李永中和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等人却在暗中积极策划起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准备西迁的学员做工作。

12月23日，李永中在西迁途中召集全体学员开会，向大家讲明了当前的形势，介绍了与共产党商定的起义协议等有关事宜。张文荣和绝大多数学员纷纷表示坚决拥护起义。在一片支持声中，李永中于25日正式宣布陆军军官学校起义。

起义后的张文荣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经过半年的学习，他极大地提高了思想觉悟，加深了对自己光荣起义的认识，并坚决要求到作战部队锻炼考验自己。学习结束后不久，他被分配到基层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成渝铁路和其他道路的修建。

1950年6月，美国借朝鲜内战爆发，悍然宣布出兵朝鲜，并不断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此时，远在成渝筑路工地上的张文荣也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感召下，和全体起义人员一起积极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经过上级审查批准，张文荣和400多名起义同学参加了志愿军，于12月被选派到第三兵团六十军第一八。师任正排职报务员，后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浴血突围论战俘

1951年4月，志愿军经过半年与美军的较量，已初步掌握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为全面提高志愿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采取了“轮番作战、轮番休整”战术，相继调第三、第十九兵团等部队入朝参战，加之朝鲜人民军的整顿扩编，中朝两军兵力已达130万人，其中志愿军95万余人，同时志愿军装备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然而，此时的战场形势却不容乐观。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遭受四次战役沉重打击后，为挽救败局，在正面与我进行拉锯战的同时，迅速调集大量兵力进行战略补充，准备在志愿军侧后方搞“第二次仁川登陆”，妄图在朝鲜蜂腰部，平壤至元山“建立新防线”。而志愿军新入朝部队对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经长途强行军体力亦未恢复，早期入朝部队战斗减员又很大，尚未得到休整补充，加之美军对志愿军运输实行疯狂的“绞杀战”，使后勤保障极为困难。为了夺取战场主动权，中朝军队提前于4月22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战役打响后，中朝军队14个军在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展开进攻，突破敌人防御后迅速向前猛插，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就推进了七八十公里。随后，中朝军队根据战场形势，决定主力东移，先行歼灭东线的南朝鲜军6个师。从5月16日开始，志愿军即展开第二阶段进攻，两天歼敌1.7万余人。南朝鲜军在志愿军打击下迅速溃败，纷纷逃入深山。志愿军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5月21日，志愿军在东线又推进了五六十公里，其中十二军已打到三七线附近，九十一团插入敌后达150公里。过大的战场间距为后来志愿军后撤部队遭到美军分割包围留下了隐患。此时，志愿军因后方运输困难，部队只得在断粮少弹情况下坚持战斗，不少战士仅靠树皮草根充饥。为此，志愿军总部只得下令主力撤回三八线以北休整。

在志愿军为等待补给被迫停止进攻的三天时间里，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军两个机械化师经过10小时100公里战场机动，迅速封堵了南朝鲜军溃败的防线缺口，死死缠上了精疲力竭的志愿军。当22日志愿军开始北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以美7个师为主力，纠集共13个师乘势发动全线反扑。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抵挡不住冲击首先开始溃退。接着，美军又以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志愿军纵深穿插，三天内即向前推进了五六十公里。

军人同志篇5

1949年7月,在一次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聂荣臻代总长提出要建立各军种自己的标志和服装样式。以后,军委航空局召开会议传达军委设计军种标志和服装的决定。局领导研究后决定组成两个设计小组:军种标志设计小组由方槐负责,服装设计小组则由安志敏负责。在安志敏的具体组织下,服装设计小组收集了各种旧式军装,经过反复研究后设计了男女服装样品各两套。

一次在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的办公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门审查了新设计的空军服装样式,并要方槐和打字员高伯陶(女)分别试穿男女服装给大家观看。刘司令员观看后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我在苏联看到有穿蓝色裤子的军人,为与陆军有所区别,空军服装上身应同陆军服装颜色一样,下身就穿蓝色的,这样又相同又有区别。”

接着,刘司令员进一步强调说:“你们做的服装样品,都是好料子,到正式使用时,不可能都是好料子,我们与陆军相同就行了。”

刘司令员的明确指示,给两个设计小组在思路上打开了一个亮点,很快,修改后的男、女空军服装样品,连同修改后的军徽、机徽、帽徽,再次报送刘司令员、常乾坤局长、王弼政委等领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审批。

在一次中央军委的办公会上,总司令、聂代总长等军委领导先后审查批准了人民海军和人民空军的标志和服装样式。

军人同志篇6

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国外形势十分险恶，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治理战争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1949年底在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就特别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抗美援朝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的主要考虑，一方面是进行和进军的准备以及清剿土匪；另一方面是削减军费开支及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以加强经济建设工作。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全军实行精简整编。整编的中心是实行复员和统一全军编制；方针是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海军、空军和各种特种兵。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确定全军复员100多万，员额由54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然而，朝鲜内战的爆发，打乱了新中国原有的一切计划。另外，“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即使，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中国人在战争爆发时丝毫也没有卷入。中国领导人当时正在专心致志于巩固新国家内部的工作，正开始让大批红军复员，正在南方海岸部署最精锐的部队，准备去实施预计中的攻，而且刚刚宣布进行运动，在这样的时刻，中国领导人肯定不会欢迎在毗邻的国土上发生一场可能引起严重国际后果的战争。”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除了进行一些新闻报道外，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的宣言和声明，而引起中国政府作出激烈反应的是美国派军舰进入台湾。

没过几天，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扰中国人民。6月28日，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用来巩固国防。7月7日下午，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抽调第十三兵团等部队北上，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的任务。

9月15日，经过周密准备，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9月25日汉城陷落，美军开始大举北进，朝鲜面临被包围的险境。金日成别无选择，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10月1日，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拿着求援信来到了中南海，与此同时，也收到了苏联驻北京大使转交的斯大林的电报，大意是希望中国能够出兵帮助朝鲜渡过难关。看完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电报后，临时召集、、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管，就要冒风险。除了以外，与会者几乎对派兵援朝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要冒多大的风险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因为，同人民相比，美军在装备以及火力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其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之后，社会刚刚稳定下来，人民也刚刚过上和平的生活，出兵援朝，与美国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不能不考虑美国会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不能不考虑美国帮助台湾进犯中国沿海地区，如果这样，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关于派兵援朝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10月2日，给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和中国人民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发去电报，请高岗同志来京开会，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时电告斯大林：用志愿军的名义援助朝鲜。

然而在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助朝鲜持怀疑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对美军作战没有把握。会议决定10月4日、5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10月4日，在外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负责局同志先后到京，也包括。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在会上进行了积极的发言，他认为：出兵朝鲜是必然的。如果让美帝陈兵鸭绿江和台湾海峡，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现在不打，三五年后还是要打的。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要被打得稀烂，而且三五年内也不可能希望我们的国防和重工业会建设好，军队装备得到特别改善。因此，迟打不如早打。我们要取得和平。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坚定的态度，对于迅速确定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起了重大作用。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对朝鲜战事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提议，一边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准备，一边派、前往苏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刚刚解放，朝鲜虽是邻邦，我们应先顾自己，要下决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付的是强大的美国，它打的是联合国旗号。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

10月8日，正式颁布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通过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拟派以为总司令的志愿军入朝作战，请派朴一禹到沈阳与、高岗二同志会商作战有关事宜。

就在同一天，和等一行秘密飞往莫斯科，任务是同斯大林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但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无法出动，须待两

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央军委和主席积极调动后备兵力，准备第一批志愿军在10月15日渡江入朝作战。10月12日，在给的电报中“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但当同一天收到关于苏联空军暂不能出动的电报后，又于12日晚连发两份急电，一份令志愿军暂不出动，另一份电召高岗、来京会商。失去空中保护和支援，志愿军能够与高度现代装备的美国空军相抗衡，进而夺取胜利吗?不得不再三考虑。出兵决策又一次发生变化。

10月13日下午，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问题。两位志愿军前方和后方的统帅和高岗均认为：志愿军部队与朝鲜人民军作战，是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出兵援助朝鲜也是有必要和有利的。还根据在东北研究的朝鲜战场情况，从军事角度说明志愿军有能力在朝鲜战场站稳脚跟。

经过慎重研究和讨论，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认为：即使苏联暂不出动空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要立即出兵参战。原因如下：在装备与敌悬殊的条件下，志愿军第一时期可专打韩国军队，因为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付韩国军队是有把握的，这样可以打开朝鲜的根据地，进而鼓舞朝鲜人民的势气。只要能歼灭几个韩国的师团，朝鲜局势就会出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10月13日深夜，在会后急电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人，说明“原定出兵方案不变”，要求部队继续抓紧做好出国准备。

10月15日，又由北京赶回沈阳，立即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5日早晨，致电：“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各部队于16日开始向鸭绿江边集合，准备17日凌晨先行从辑安方向的满浦渡口进入朝鲜境内。

10月17日，出兵决策再次发生变化。上午，致电、高岗等，要求停止执行17日入朝的命令，指出：“先头两军准备于19日出动，2月(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对于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确定为宜。”同时要求和高岗赶到北京一谈。

考虑到中美双方武器装备和经济实力相差极为悬殊，不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决心几经变化，就是入朝部队的一些首长对于马上出兵参战也有顾虑。10月17日，第十三兵团负责人曾联名致电，说明在我军高射炮火太少、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是很不利的。建议“两三个月内新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时间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接到电报后，立即回复称，困难再多，荐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

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听取刚由苏联返回北京的汇报中苏会谈情况，也在会上介绍了志愿军部队在鸭绿江畔的集结准备情况。会议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和志愿军的情况后。最后确定：保持既定计划不变，志愿军于19日晚开始向朝鲜境内出动。

10月18日晚21时，由起草、签名的命令发往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部：“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鲜)北(部)作战，自明(一十九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

军人同志篇7

讲述刘志丹的革命经历

1935年12月，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任命裴周玉为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第二十八军特派员。不久，副主席来到瓦窑堡找这批派往红二十八军工作的人员谈话。主要向大家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全国形势谈红军的发展，二则阐述了派遣他们去红二十八军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做好团结工作。语重心长地说：“陕北苏区主要是红二十八军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我们没有这块苏区作后方，困难就大得多！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或‘土包子’，更不能排除土生土长的干部。要尊重刘志丹军长及所有干部战士，要当小学生，不能指手划脚。我们是客人，客人就一定要尊重主人，不能喧宾夺主。”

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刘志丹的革命经历――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时，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入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回西北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初，被派往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三旅，任参谋主任。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三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起义失败后，他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在就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期间，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即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这里的“红色”，是指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则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为此，刘志丹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总指挥等职。他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曾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他仍负领导责任。次年5月，他奉命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作战，失败后率少数人奋勇作战突出重围，9月返回照金苏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同年11月，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刘志丹任师参谋长，不久改任师长，率部北上合水、庆阳，与陕甘边游击队、关中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互相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春，他以劣势兵力九战九捷，挫败了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14个游击支（中）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军政干校校长，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指挥。他率两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配合下，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等战法，经过两个多月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敌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壮大了红军和游击队，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和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8月，在陕北、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红军主力，集中兵力在慕家塬、定仙地区首歼军晋军一个团，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9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他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劳山战役。后来，他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始终坚持原则。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后，当了解到“左”倾的严重错误，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等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后，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八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红二十八军共有3个步兵团，每团5个连，共约2000余人。这支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是我军的一支主力军。

讲到这里，周副主席强调指出：“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兴奋地同各位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询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时，裴周玉说：“报告周副主席！我刚刚从医院出来，以前的马匹被摔死，枪支也上交了。请给我重新配备，以便上阵杀敌！”“没问题！”一口答应，并马上安排，使之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些被派到第二十八军工作的干部听了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后，深受启发与教益。他们到任后，严格遵照的指示，认真地工作，妥善处理上下级与干部之间的关系。

追随刘志丹打伏击

在裴周玉的记忆里，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还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刘志丹、宋任穷一行在奔赴前线途中碰到了正回瓦窑堡的党校三班班主任。他俩跳下马来，同紧紧握手。刘志丹语重心长地对老战友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希望大家不要想自己的委屈，而要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听了深为感动，心里想：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同样，刘志丹对中央派到第二十八军来协助工作的干部，也非常尊重与信任。裴周玉感同身受：他与刘志丹共事期间，第二十八军内关系融洽、战斗力强。

裴周玉到部队一个多月以后，红二十八军奉命由安塞出发北上，拟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进人晋西北地区，配合南路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当他们一行到达巡检寺时，飞马传来军委命令：要求红二十八军向神（木）府（谷）苏区挺进，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于是，裴周玉随红二十八军于3月20日从巡检寺出发，经过两天行程到达佳县的花石崖宿营。23日，由花石崖前进，准备奇袭高家堡之敌。为此，需要通过百余里的白色区域与碉堡林立的封锁线。

这天，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正当中午时，裴周玉一行爬上了一个三四百米高、十来里长的山梁。在山梁顶上举目远望，光秃秃的黄土山梁蜿蜒曲折，重重叠叠，像一条黄色飘带，一望无际。

正在大家高兴地天南地北侃侃而谈之际，前方突然传来“停止前进”的命令，大家的话音戛然而止。原来，刘志丹骑在马上向四处望时，突然发现左侧的山沟里有一股敌军，正与红二十八军同一方向前进。虽然还不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意图，但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立即派参谋前去通知已爬过山梁的前卫第一团准备战斗。

刘志丹继续观察敌人，从人数和武器的多少，到毛驴有几头，最后他轻松地说：“山涧里的敌人是运送粮食的，只有一个排，是给咱们送来的慰劳品。”随后他先对唐延杰参谋长说：“就组织机关同志去歼灭这股敌人吧。”接着又对大家说：“这股敌人只有35人，19头毛驴，既无后续部队，又无战斗准备。地形条件对我们非常有利，只要从山梁上冲下去，就可以迅速歼灭这些瓮中之鳖。我相信机关的同志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保证完成战斗任务。”随后，部队挑选了60人组成突击队，并指定军部杨参谋担任突击队长，裴周玉担任指导员，还挑选了10余人组成骑兵班。

排兵布阵就绪后，刘志丹仍然在山头上居高临下观察敌人动静，亲眼看到有的敌人解开了棉衣扣子，歪戴着军帽，有的斜背着步枪一拐一拐地赶着毛驴。刘志丹兴奋地左手拍着裴周玉的肩膀，右手指着敌人，说：“特派员，你看这些狗熊的狼狈相，哪有什么战斗力呢？你去告诉参谋长马上准备战斗，不要让敌人爬上前边的北山梁。”说完，刘志丹和裴周玉、杨参谋及骑兵班长来到左侧山梁，用手指着说：“突击队分成两队，一路从敌人右侧这条山沟冲下去堵住敌人的后路，一路从那条山沟冲下去拦腰把敌人截成两节后，分割歼灭它。骑兵班要快马加鞭，从山梁上的右侧，隐蔽地赶到敌人将要爬上的那条山沟小路的前头，埋伏在山腰上等候突击队赶到后，同时发起冲锋，一举歼灭之。”

刘志丹话音刚落，裴周玉等红军突击队官兵，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冲到了敌人跟前，用手枪和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高喊：“缴枪不杀！”结果，未发一枪一弹，敌人就两手举枪乖乖地向红军投降缴械了。

裴老自豪地说，这次战斗从发现敌情到结束战斗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俘敌35人，缴获步枪19支、冲锋枪3支、手枪2支、轻机枪1挺、毛驴19头、粮食3000余斤，还解救了13个运粮的群众，而我军没有任何伤亡。

亲历刘志丹东渡黄河

红二十八军进人贺家川一带后，进行强渡黄河的准备工作。裴周玉陪同刘志丹等军首长一道，有时跑到部队了解和检查渡河的准备工作，有时去村里找群众研究水情和船只的情况。一天，刘志丹和裴周玉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交谈。老大爷说：渡河有三不过，春汛（凌汛）不过，夏天特大水情不过，刮黄风不过。现在春汛眼看就要到了，上面河套里一解冻，房子大的冰块顺着河水往下推，船一下水就会被撞坏。刘志丹听后，果断地做出决定：在春汛之前过河！

罗峪口是山西临县直通神木、榆林的一个重要渡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阎锡山派一个小团的兵力凭着碉堡工事固守在此。红二十八军经过多次勘察，最后将渡口选定在罗峪口西南的河西岸，那里山陡河窄，水流湍急，正是敌人最易疏忽的地方。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河战斗打响了。部队从贺家川的窟野河向黄河前沿运动，第一团第一连作为突击连，首先登上两只木船，似尖刀一样迅猛地向对岸进发。当快要抵达对岸时，敌人发现了我军渡河意图，机枪、迫击炮仓皇地向我军射击。战士们奋力把船划向东岸。船还未靠岸，就一边以火力还击敌人，一边争先恐后地跳进寒冷刺骨的齐腰深的河水，涉水抢渡上岸。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战，第一团第一连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第一团主力迅速登岸，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纵深阵地发起进攻，攻克了敌人的碉堡，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控制了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裴周玉随军部机关第三批登船，渡过了黄河天险。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后，在罗峪口与敌展开了激战，全歼敌一个小团，俘虏400余人，解放了罗峪口，缴获大批粮食等物资，并分给当地群众。这是渡过黄河的第一次战斗，这次胜利得到总部的高度评价。

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

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后，在临县白文镇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白文镇休息了几天后，红二十八军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山西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特令红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陕北苏区的吴堡县境，该镇沿黄河东岸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构筑有坚固工事和碉堡，并有1个主力团和保安团固守。

4月13日，红二十八军到达留誉村，刘志丹军长不顾疲劳，爬上西山去观察三交镇方向的地形和情况。走在路上，他对指战员说：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就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献礼！为了打好这一仗，刘志丹几天几夜也没有好好睡一觉。

4月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当听到第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时，刘志丹便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自己便带着裴周玉、参谋和警卫员等几个人一起，亲自到第一团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听取敌情介绍，研究战斗部署。

记得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刘志丹仍然提着望远镜，向阵地的最前沿走去。他一路上走得很快，裴周玉气喘吁吁地跟着往山上爬，一直爬到距敌不到百米的一个小山包上。这个长不到100米、宽不到30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和敌人占领的山头相对峙，中间隔着一条小溪，小溪的西头与黄河汇合处的南边就是三交镇。

刘志丹所在的那个山头是敌人火力压制的重点之一，上面无任何工事和隐蔽物，他们一行只好爬在山头棱坎下观察敌情。从这个山头上看去，镇上房屋巷道都历历在目，敌人的来往活动隐隐可见，我方的战斗进展他们也都看得一清二楚。

刘志丹爬在山顶上，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观察敌情，裴周玉和警卫员几次劝阻说：“这样危险！”但刘志丹非常兴奋地说：“小裴，你看这个山头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刘志丹把所观察的敌情与部队战斗进展的情况，让通讯员一一通知第一团，并告诉他们应该采取的攻击手段和措施。尔后，他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把前线战斗情况给宋政委写了一封信，让通讯员跑步送回军指挥所去。通讯员临行时，刘志丹笑着嘱咐说：“你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

正当部队打开通往三交镇道路的时候，敌人的一挺机枪，迎面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刘志丹伏在山头上的一个棱坎后面，一手撑着地，一手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裴周玉说：“特派员，你看见了吗？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等会儿部队冲上去一定要把它夺过来，带给陕北根据地人民做纪念。”裴周玉立即回答道：“好，一定夺过来，敌人活不了几个钟头啦！”

此时此刻，刘志丹看到：有的连队成排或几十个人向敌人一个碉堡发起冲锋，但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阻击，战士们的伤亡很大。他甚至看到黄光明团长亲自带领一个排向敌堡冲锋陷阵。刘志丹随即把参谋叫到跟前，要他马上去转告第一团：不能光凭勇敢蛮拼，要讲究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参谋领受任务后，即刻向前飞奔而去。这时，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警卫员和裴周玉3个人了。

他们迎风站在山头高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突然，敌人的一挺机枪射来一梭子弹，正好射中刘志丹的胸部，他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眼疾手快的裴周玉见此情景，猛地一惊，一个健步跑过去，一把将刘志丹抱住，急忙喊道：“警卫员，快去叫医生！”

裴周玉发现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碰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只见他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处有个枪弹打穿的洞孔。他面色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昏迷过去。裴周玉急忙把刘志丹抱到山坡后边，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

军人同志篇8

最近接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转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意见一件，对江西省人民法院浮梁分院，浙江省衢县人民法院及湖南省常宁县人民法院，处理人民志愿军朱元恩、王玉宝、吴启淮三同志的婚姻问题，有违犯婚姻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1951年4月25日联合指示的精神，给前方志愿军战士情绪以极坏的影响，特将以上三个案件通报如下：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21大站战士朱元恩的爱人，向江西省人民法院浮梁分院要求离婚。该院未征求朱元恩的意见，即予批准离婚。朱元恩收到判决书后，不同意，将判决书退回浮梁分院，该分院才纠正原来的判决，改判为不准离婚。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20大站战士王玉宝的爱人邵卸妹，在家与人通奸有孕，向衢县人民法院要求离婚，该院即根据这样显然违法的事实，致函20大站政治处征询王玉宝是否同意离婚。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20大站战士吴启淮的爱人，向湖南省常宁县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离婚，该院直接致函吴启淮征询意见，并限五日内答复。

以上三个案件的错误处理不但影响战士的情绪，和对人民法院的不满，且使战士感到祖国政府对他们照顾不够，因而妨害前线的战斗意志。为此，针对上述情况，重作如下规定：

一、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1951年4月25日联合指示的精神，现役革命军人配偶要求离婚，必需征得革命军人同意后始得判决离婚，否则法院不得轻率判离。

二、革命军人配偶与人通奸怀孕，要求离婚，应视为破坏革命军人婚姻的违法行为，不得当作一般的离婚案件处理，也就不能以与人通奸怀孕为离婚的理由。法院如发现与军属通奸情事，（但严禁乡村干部自动捉奸行为）应根据具体案情，分别给以适当的批评或处分，特别是区乡干部有上述情况，更应从严处分，同时对乱搞关系的军属也应给以教育或批评。

三、革命军人配偶提出离婚，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如认为可以同意离婚时，在手续上必需致函部队政治机关，请其征求革命军人意见；或说服革命军人同意离婚，法院或人民团体，不得直接给革命军人本人去信征询意见。

四、法院应与有关机关团体联系，对革命军人的家属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和鼓励，使她们认识到她的丈夫参军尤其是参加了人民志愿军，她们本身也是无上光荣的，她们不应该以任何其他借口（除确实受丈夫虐待或丈夫家庭虐待无法生活外）来向她们的丈夫要求离婚。这样不仅从法律上保障了志愿军的婚姻，同时也积极地从思想教育方面巩固了志愿军的婚姻关系。

军人同志篇9

“志安办”领导机构成立

1950年10月，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事处在安东（今丹东）市成立。后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驻安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事处与驻安东志愿军各兵团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简称志安办），任命范凤岐为志安办主任兼政委，于耀亭、唐永杰为志安办副主任，编制为正师单位，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志安办司令部下设机要科、通信科、作战科及一个警卫营；志安办政治部下设宣传科、保卫科及入朝人员登记签证办公室；志安办后勤部下设行政科、工程科、民运科、运输科（负责车队）、卫生所及留守处幼儿园和招待所。

志安办领导机构组成后，立即展开了守护抗美援朝运输生命线的安东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火车站；护送志愿军领导到朝鲜志愿军总部；保障国内通讯与朝鲜战场联络畅通，将中央领导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挥机构；负责接收国内各族人民捐献的慰问品、慰问信，并适时送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负责登记所有入朝志愿军指战员名单，保留登记人员档案，为登记人员办理入朝手续和签证；采购日常生活用品运送到朝鲜前线部队；接待祖国各地赴朝慰问团，并护送他们到朝鲜慰问志愿军等一系列工作。

保卫后方交通运输线畅通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不断深入，志愿军部队所需的大量物资和给养大部分都要经过安东市运送到朝鲜，因此，安东火车站和鸭绿江大桥即成为志愿军交通运输的生命线，而志安办担负的正是保卫安东火车站和鸭绿江大桥交通运输线的重任。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高射炮部队又少，所以连接中朝两国的两座鸭绿江大桥经常遭敌机轰炸，其中一座（现鸭绿江断桥）于1950年11月8日被美军从中间彻底炸毁；同时安东火车站也经常遭美军飞机轰炸。为此，志安办后勤部工程科的战士与驻安东志愿军高炮部队、安东铁路抢修队员密切配合，用鲜血乃至生命保卫安东鸭绿江大桥及安东火车站。志安办战士常常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抢修被炸坏的鸭绿江大桥。为防敌机轰炸，当时安东市夜晚实行灯火管制，有时夜里志安办抢修大桥的战士们只能在没有灯光和不能用手电的情况下，对大桥被炸坏的部分进行抢修。每当看到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大桥中间的国界线，情不自禁地回头向祖国告别时，抢修鸭绿江大桥的志安办战士都会在心里对他们说，祖国人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安东鸭绿江大桥及安东火车站在志安办与其他兄弟部队及安东铁路部门的保卫抢修下，始终保持通车，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护送志愿军总部首长入朝

护送志愿军首长安全到达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总部工作，是志安办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安办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圆满完成了安全护送志愿军首长到朝鲜前线的任务。

在护送工作过程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志安办主任范凤岐带队护送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入朝。为了使邓华与率先过江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朝鲜尽快会面，o送邓华的车队驶过鸭绿江大桥后，没有随大部队前行。当时邓华乘坐的是一辆苏式嘎斯-51吉普车，坐在副驾驶位置，范凤岐和两名战士坐在后座，邓华的随行车队跟在后面。车队在朝鲜境内行驶不到20分钟，就遇到美军飞机漫无目标地狂轰滥炸、俯冲扫射，邓华乘坐的汽车尾部被一枚流弹击中，坐在后坐的范凤岐只觉腿部热乎乎的，但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命令司机加快速度。又行驶了20多分钟，只听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邓华乘坐的汽车前面不远处爆炸，司机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牺牲，汽车发动机也被炸坏无法行驶。范凤岐当机立断，马上让邓华换乘另一辆护送车。直到这时范凤岐才发现自己腿部受伤，旁边坐的两名保卫科战士在流弹击中汽车时已经牺牲。

1951年2月，司令员回国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后第二次入朝及1952年4月从朝鲜回国治病都是志安办护送的。在不断护送志愿军首长的过程中，志安办总结了一套护送经验。一是夜间开车护送时，采取先开车灯快速行驶，然后立即关闭车灯行驶，让敌机找不到目标；二是志愿军领导乘坐车辆的位置顺序，必须随机与护送车队调换。

1953年4月，在护送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入朝过程中，正赶上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后方。当时护送车队入朝后，杨勇乘坐的汽车排在护送车队的第三位。范凤岐看到美军飞机不断投弹，考虑到炸弹投下会有个向后的小斜度，根据以往的护送经验，他命令护送车队临时调换顺序，将杨勇乘坐的车调换到最前面。等将杨勇安全护送到目的地后，范凤岐发现护送车队少了一辆车。一了解，范凤岐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范凤岐在将杨勇乘坐的车临时调换顺序后不久，排在第三位的护送车就遭到了敌机轰炸被炸毁，车上的战士全部牺牲。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安办先后护送的志愿军总部首长还有洪学智、韩先楚、宋时轮、李志民、陈赓、杨得志、杨成武、王平等。

担负对过江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

志愿军后续出国作战部队主要是在安东过江。这些志愿军部队出发前，以团为单位（部分分散的部队以连为单位）普遍召开誓师大会，因此，志安办还担负起了对志愿军过江部队的宣传工作，包括写标语、口号、欢送词，组织乐队，印发传单，到鸭绿江边对过江部队作鼓动工作、拍摄宣传照片等。

志安办的另一项宣传工作，就是负责接收国内捐献的慰问品、写来的慰问信，并及时送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纷纷给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捐赠慰问品，写慰问信。志安办接到这些慰问品、慰问信后，全部送到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手中。

志安办政治部宣传科除了完成在国内的宣传工作外，还要到朝鲜前线开展宣传工作。随着“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增多，战俘营急需英语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志安办政治部宣传科懂英语的大学生被派到朝鲜平安北道碧潼战俘营协助俘管处工作。此外，志安办还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做宣传工作，利用战斗间隙，教战士们如何使用英语日常用语喊话，加强志愿军对敌的政治攻势。

朝鲜停战后的志安办工作

朝鲜停战后，志安办的工作更重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直接过江入朝，不需要办任何手续。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成立了海关，国内人员入朝都要办签证登记手续，来往必须要有证件，志安办还在朝鲜新义州建立了通关联络站，有急事的同志可以到新义州后补办手续。

据志安办司令部机要科报务员杨佩佳回忆：停战后志安办的工作量非常大，祖国一批批慰问团赴朝慰问；部队整编制频繁换防，有从朝鲜回来的也有去朝鲜的；还有国内家属要求到朝鲜探亲的，都需要通信科和朝鲜联系好后，志安办后勤安排车接送。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由于赴朝人员太多，志安办还申请了一辆专列火车，每天在中朝之间往返一次。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开始陆续撤军。迎接志愿军归国的任务成为志安办的主要工作。志安办政治部负责写欢迎标语和宣传工作；后勤部负责安排回国部队的临时食宿；后勤部民运科负责组织安东市民和文工团员在车站欢迎凯旋归国的志愿军，并责把祖国人民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各种慰问品发送给回国的志愿军指战员，让他们感受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1953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慰问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事业中建立伟大功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会议推选为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总团下设8个总分团。慰问团还有由全国40多个剧团组成的文艺工作团，约3100人，几乎包括了全国著名的主要剧种和这些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其中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新凤霞、言慧珠，马连良等。

由于战争中敌机对朝鲜的轰炸，朝鲜几乎找不到完整的楼房和较大块平整的场地。为此，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领导决定，将由多个剧团组成的文艺工作团演出场地设在安东市，部分志愿军团、营以上干部和伤病员，分批到安东观看演出。志安办负责接待慰问团的工作。

根据上级领导要求“热烈、安全、周到”的指示，志安办主任范凤岐接到任务后立即召开动员大会，并进行了具体分工。后勤部负责慰问团食宿“周到”，政治部宣传科负责演出“热烈”，保卫科负责演出“安全”，准备时间仅有3天。

为了在“热烈”上做文章，宣传科没少动脑筋。宣传科的王光廷负责写标语，其他同志用红纸扎花，把演出会场布置的非常漂亮。最让宣传科伤脑筋的是每场演出给演员献花。当时安东已是深秋，加上敌机狂轰滥炸后，全市找不到一朵鲜花。范凤岐只好让汽车队出车到安东附近的郊区县找鲜花。经过大家的努力，鲜花是找来了，但也只够扎10束花，名演员那么多，又是演出好几场，远远不够用。最后还是联络员和慰问团商量出一个“台前接花，后台还花”的办法。为确保演出期间这10束花不凋谢，范凤岐要求民运科副科长贾志贤和一名宣传科年轻女战士负责，想尽办法确保演出时鲜花不凋谢。贾志贤仍记得那时条件艰苦，只能是每隔几小时用嘴含清水向鲜花喷洒，每天还要放窗台见阳光几分钟后再拿到阴凉处，小心翼翼地呵护鲜花到演出开始，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保卫科负责的“安全”更是重要。当时虽已停战，但美国及李承晚集团仍不断制造事端，派遣特务搞破坏、探军情、放冷枪。保卫科做了细致周到的警卫安全方案，范凤岐和其他领导多次到演出现场检查安全工作，以确保总团长和慰问团全体成员的安全。

后勤部在负责慰问团食宿“周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安东市的机关、团体、学校和市民由于几乎全部疏散到了外县和农村，市里剩下的全是空房子，找不到任何可用的招待设施。幸好最后在安东市委党校找到了些桌椅，志安办后勤部的战士就把这些桌椅拼在一起当床，从志愿军总医院搬来一些干净的被褥铺在上面，解决了慰问团“宿”的问题。“食”的问题就地解决，安排在志安办的食堂吃大锅饭。虽然食宿简陋，但慰问团的同志都非常满意。

演出地点设在安东市劳动宫礼堂，有千人座席。慰问团演出开始前，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三分团领导致慰问词，志安办主任范凤岐代表志愿军致答谢词，代表全体志愿军对慰问团来安东演出表示谢意。

在安东的慰问演出原计划演5场，可最后一场的那天晚上，场外突然聚集了数十辆汽车，且喇叭同时响起。一了解，原来日夜奔跑在中朝运输线上的汽车兵，两边都看不到演出，要求能在国内满足他们的愿望。梅兰芳知道后，决定为英勇的汽车司机们加演一场，司机们欢呼雀跃。后来，在支前模范的强烈要求下，慰问团又加演了一场。

这次演出不仅让志愿军指战员大饱了眼福，同时也开了“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先河。这些名角在内地演出有很高的收入，而这次慰问演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在慰问团演出期间，志安办的战士们加强警卫、周到服务，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直到慰问团离开才松了一口气。

志安办在丹东仅存的一处遗址

志安办汽车修配厂旧址位于丹东市振兴区三道沟，现为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在丹东仅存的一处遗址。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武器装备相差极为悬殊，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尤其是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运输力量十分薄弱，运送物资的车辆经常遭“联合国军”飞机轰炸、扫射，损失、损坏相当严重。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运输力量，减少损失，1951年上级决定把东北军区后勤部汽车修理班的多名战士调到志安办，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办事处汽车修配厂”，专门负责汽车修理工作。志安办的战士和东北军区后勤部汽车修理班的战士在没有厂房与设备的艰苦条件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露天作业，夜以继日地加紧维修被敌机炸坏的汽车，并及时送往前线。

军人同志篇10

随军银行的提出与建立

在军事系统建立随军银行，是为了统一和加强部队的货币管理而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货币管理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50年3月，政务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要求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的以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同年12月，在统一货币管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政务院又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制订进一步加强货币管理的办法，并针对军队的特点，指令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建立部队的随军银行，以便利军事系统的货币管理。有关文件规定：“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现金使用，必须编造收支计划，并经过适当机关的批准。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在本埠、埠际及国际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

中共中央批转的中财委《关于1951年银行工作方针与计划》中规定：各野战军建立随军银行，统一管理部队的现金。由陈云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的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指出：开始建立部队随军银行，实行货币管理。1952年7月16日，中央军委和中央财委在《关于加强军事系统货币管理及建立随军银行的决定》中指出：为了巩固“三反”成果，配合增产节约，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军事系统的货币管理，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要在保证军事供给的前提下，逐步实行军事预算的出纳执行制度，要从军事经费的预拨制度，逐步过渡到根据预算通过人民银行随用随取的制度，促进军队财务管理的计划性，节约支出，克服浪费，节省现金的使用；为适应部队流动性大、机密性强的特点，除在各级人民银行内部建立军事货币管理部门外，应逐步地迅速地筹建随军银行机构。

遵照中央军委、中央财委的决定和《建立随军的国家银行方案》，总后勤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52年10月颁发了《关于建立随军银行的几项原则指示》，对建立银行的方法步骤、干部调配和制度手续等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立即着手筹建。为了加强军事系统的货币管理，保证部队供给，节约现金使用，并适应战斗部队高度的流动性与机密性，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银行，长驻部队中随军行动，专为战斗部队服务。

随军银行的建立，首先是在出国部队即志愿军系统中开始的。根据国家有关“决定”和“指示”，东北区银行指派预算执行处处长陈子良赴朝鲜到志愿军后勤部，与洪学智商定了建行计划和干部配备等事项。东北区银行选派阎孝先并抽调12名干部，集中到沈阳培训一个月，于1952年12月14日由陈子良带领经安东进入朝鲜，17日到达志愿军后勤部所在地新成川，参加筹备工作。1953年2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银行正式成立，9日开业。内部设置检查、货币管理、现金出纳、会计4个科。行长由部队财务首长兼任，副行长由军行委派，行址都设在后勤财务部门，并在安东（今丹东，下同）设立五一中心支行（曾改为驻安东办事处），专门办理未设军行机构单位的经费开支，掌握现金收支，代中国人民银行签发军用保付支票，委托人民银行办理出纳和汇兑业务。首批随军银行参军干部共31名，其中进入朝鲜的有阎孝先、卢平南等23名，到安东办事处的有张庆云等8名。至1953年6月，在志愿军各分部、军、师，普遍建立了随军银行中心支行和支行；各大军区所属部队随军银行的筹建工作，一般是从1953年上半年开始，至1953年下半年先后组建起来并开始工作的。

随军银行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随军银行按照军队编制不同而分设不同级别的机构：一、师设支行（后改称野战金库），编行长（后改称主任）、会计、出纳各1人；二、军和分部设中心支行，编行长1人，会计4人，出纳2人；三、志愿军后勤部设随军银行分行，负责统管出国部队随军银行中心支行和野战金库的工作，设计划检查、储蓄汇款、货币管理、会计4个科，包括派驻所属五一中心支行的干部在内，共编54人。另外，还有兼管属人民银行业务的储汇干部163人。志愿军随军银行分行设在朝鲜，但大量的业务却在安东五一中心支行进行。1953年6月以后，由于随军银行在志愿军各单位先后建立起分支机构，五一中心支行又成为随军银行各分支机构的联行中心和枢纽。1953年11月，根据随军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和上级的指示，以分行的储汇、货管、会计三个科和安东五一中心支行为基础，并接受辽东人民银行的军汇干部100人左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银行驻安东办事处，专门负责办理出国部队随军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安东办事处主任为郭善治，党支部书记为冠林。

各级随军银行和野战金库，都受上级银行和所在部队财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对随军银行干部的管理，如生活、学习制度等一切业务以外的活动，都执行军队的管理制度，并受所在部队首长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随军银行的行长和金库主任，都由所驻单位财务部门的领导兼任，行址设在后勤财务部门。随军银行的行长，由志愿军后勤部和东北区行双方任免与调配。中心支行和支行的行长，由志愿军后勤部与随军银行任免与调配。干部奖励与惩处依照部队规定办理。军行干部的一切生活、学习、组织纪律、各种制度均同所在军队制度，受所在军队首长或主管机关领导。军行行址迁移行动均应听从所在军政首长的指挥。随军银行干部均视为现役军人，实行军事系统供给制度，享受军队一切待遇（如福利、家属优待等），干部的一切供给及办公费用均列入军队预算中开支。

随军银行所起的作用

（一）负责现金的管理和供应。

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银行成立之前，部队现金支出数额很大，在携带中丢失严重，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年2月，志愿军随军银行成立后，开始采取现金指标的办法。志愿军财务部和随军银行分行研究确定：经常费（包括津贴、差旅、办公杂支等）按80％拨给现金；事业费（包括作战、上层建筑、交通运输以及器材修理等）按15％～20％拨给现金。这种办法，虽然改变了过去财务部门全部拨给现金的做法，但由于随军银行分行对部队的货币回笼情况掌握不住，各单位结余的机动指标普遍很大，多数单位的现金指标甚至超过银行的存款总额，使现金指标实际上失去了控制现金支出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1953年5月又规定，现金指标只限当季使用，当季应支未支部分，准予保留一个季度，并规定一切采购首先应向国营企业购买，尽量扩大转账范围；各级部队的随军银行支行和野战金库建立后，严格规定各单位的经费必须存入行、库，并制订了各单位的库存现金限额，从而为逐步取消下拨现金指标，部队使用现金都由各行、库按实际需要拨给提供了条件。1953年第三季度，将志愿军各级部队的现金指标全部集中于五一中心支行和11月组建的安东办事处统一掌握后，即完全废除了批拨指标的办法。五一中心支行和安东办事处对志愿军各级部队的现金管理，主要抓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积极组织部队内部各种现金支出的回笼。志愿军部队在朝鲜使用现金，90％以上是发给个人的津贴费。由于人民币不能在朝鲜市场流通，而津贴费又必须按月发给，因此，志愿军出国部队的货币回笼，主要是组织津贴费支出的回笼。1954年1月至4月，不仅全军现金达到自给自足，还解交辽东人民银行700余万元旧币。同年1月至9月，经费支出总额中转账占89．31％，现金占10．69％。第二，严格控制各级部队回国采购物资的现金支出。各级部队的现金指标由五一中心支行和以后的安东办事处集中掌握后，即由五一中心支行和安东办事处负责全面了解国内市场的供应情况。各单位采购用款，一律由五一中心支行和安东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支现或转账。与此同时，又规定各单位采购物资必须编报采购计划，经财务部门批准后，再由安东办事处根据批准的采购计划和市场供应情况，决定支现或转账。这样，既减少了现金支出，又避免了盲目采购。至此，出国部队采购用款的管理，才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有效的办法。

（二）负责办理赡家汇款。

出国部队赡家汇款，是在1951年底由部队政治部门开展的一项新的工作，很受各方面的重视。在朝鲜战场上，每月发给指战员的津贴费都是用人民币支付的，战士一个月6万元（折合现在的6元），连排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约20万。尽管津贴费不多，但由于人民币在朝鲜不能流通，加上他们大都很节俭，因此日积月累也很可观，身上携带百八十万旧币的人非常普遍，行军打仗、站岗放哨很不方便，放在行李里也不安全。根据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各级财务部门在志愿军随军银行各分支机构的配合下，开展了为指战员办理军汇的业务。军汇是一项新开办的政治性很强的业务。由于汇款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个别还是文盲，办理汇款时常由旁人根据口述填写汇款花名册或汇款清单，因此地名写错的较多，音同字不同的更多，给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

在志愿军随军银行成立之前，多数单位采取每3个月集中回国内邮局办理一次。由于缺乏经验，汇错、汇丢较多，汇款人很有意见。分行成立后，志愿军政治部和各级领导即对分行寄予很大希望，要求分行能迅速把这项工作接管起来。并指出，如果分行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分行的任务就算完成了80％。军行成立后，针对过去多数单位3个月集中去邮局办理一次赡家汇款和汇错、汇丢等情况，改为每5天乘专用卡车到安东集中向辽东省（1954年撤销）分行军汇机构办理汇出。分行接受这项工作后，首先在出国部队普遍实行由人民银行东北区行规定的特种信汇办法，并在各部队迅速配齐专职汇款员。具体做法是：由连队填好汇款申请书逐级集中到军，然后再由军统一交到分行，分行每天集中一次向辽东人民银行军汇机构办理汇出。工作一经展开，即受到志愿军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认为这是祖国人民和上级领导对志愿军战士的关怀，表示一定要用更大的胜利和工作成绩来回报。由此也可看出出国部队当时对办好汇兑工作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1953年11月，安东办事处成立后，接管了辽东人民银行的军汇工作，并着手研究试办特种票汇办法，并印制了特种汇款单，规定可在所有中国人民银行领款，收款后还可在“光荣军属的话”栏内回话保证寄到部队。经过在两个军、一个分部和一个独立师试点，证明票汇办法比信汇更优越，遂决定从1954年4月起在出国部队普遍推广。票汇办法执行后，彻底消灭了错汇、丢汇现象，大大缩短了解付时间。90％以上的汇款，在汇出40～50天后，即可收到回单，从而扭转了过去长期不能完全满足汇款人要求的被动局面。

（三）负责开展个人储蓄存款业务。

志愿军出国后，每月发给的津贴费在朝鲜市场不能使用，又不能存入银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存在自己手里又怕丢失。志愿军随军银行分行成立后，许多指战员提出意见，要求迅速开展储蓄业务。因此，分行在1953年4月至5月份，开始试办了两期有奖定期储蓄，收集闲散资金80多万元。当时由于汇款任务很重，汇款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诀，储蓄业务只好暂时停办。同年10月，重新拟定了活期特种定额存款办法。开办后，广大指战员纷纷将多年积蓄存入随军银行，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10个月共吸收存款1025万元。1954年3月，为使存取方便，又规定由伙食单位代为存兑，由团汇款员集中起来统一向师野战金库办理存款手续。这样，虽然增加了司务长的工作负担，但为存款人带来了很大方便；同时也解决了师金库人员不足的困难。实践证明，出国部队在没有国家银行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经费的及时供应，加强货币管理，通过货币管理为作战部队服务，在团以上单位设立随军银行的机构或人员，是适应出国部队和广大指战员的要求的。

（四）会计工作。

为解决经费上缴下拨、部队回国采购、个人汇款、资金调拨、代收代付等款项的划转，军行很重视联行业务。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各金库只同上级行与安东办事处发生往来，金库之间不建立横的关系。军行、中心支行、安办、金库之间，由于实行现金调拨及收代缴党团费等工作需要，均建有联行关系。1954年7月，在军行、中心支行、安办之间实行了电汇业务。从而使联行业务保证了部队经费按时划拨和军行业务的开展。

总的来看，志愿军建立随军银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起的作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