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诗成长日记十篇

诗诗成长日记篇1

关键词：于坚；当代诗歌；诗学观念；诗歌；二元对立因素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1］于坚．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于坚．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3］谢有顺．于坚的诗：站在诗歌的反面［n ］．南方周末，2001-04-26(18)．

［4］于坚．磁场与魔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1．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柠．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7］李振声．季节轮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8］王光明．以个人方式包容世界——90年代的中国诗歌［j］．花城，2002（1）：197-208．

［9］伊沙．于坚：喧嚣内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柏桦．从主体到身体——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j］．当代文坛，2005（5）：44-47．

［11］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12］王晓生．于坚诗歌的意义［j］．理论与创作，2007（3）：67-68．

诗诗成长日记篇2

〔论文摘要〕在盛唐以后唐代诗人进入幕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幕府是他们进入中央的“要津”。唐代诗人入幕促进了地方人员的流动性，加上唐人喜游历的风气，入幕诗人在入幕与佐幕过程中构成了遮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

在唐代，诗人人幕自盛唐之后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幕府又被称为是“莲花府”、“莲府”。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到汉朝成型。唐代设立藩镇，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府制度。唐幕府中除武职外，还有很多文职。诗人人幕后主要担任文职。虽然唐代科举制度是文人们走上仕途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多种原因，并非所有文人都能从科举上人仕，而进人幕府，得到府主的推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人进人中央的“要津”。按照唐代制度，边帅可以自辟佐吏。幕府主重视文士，幕僚得到府主的推荐就有机会进入中央成为朝官。(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说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另外，唐人有喜好漫游的风气。人幕诗人流动性很强，许多诗人因为各种原因常常游历在不同幕府之间，前后供职多个幕府。由于唐代诗人人幕及频繁变更幕府，因此在流动过程中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他们在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时代，起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幕府诗人群体诗歌创作中的信息传播

唐代幕府的幕主往往爱好文学，甚至有些幕主本身就是诗人。如曾为河阳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的令狐楚，白居易在诗作《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昊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谢》中曾称赞令狐楚:“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诗中描写了在吴楚之地，老百姓对令狐楚的诗歌纷纷传咏，却不知作者是上上将军。令狐楚曾与刘禹锡、李逢吉、广宣唱和甚多，分别编有《彭阳唱和集》《断金集》《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另外又如曾担任江西观察使、浙东观察使和宣武军节度使等职的李绅，也同样是位杰出的诗人。因此，在幕府中，由于很多幕主爱好文学，幕府内外往往有浓郁的文学创作风气。

幕府中诗人间的诗歌酬唱是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方式。幕府诗人的诗歌酬唱往往在闲时或宴席之上。在唐代，诗人间的酬唱赠诗自不必说，特别是盛唐以后，同一幕府中的诗人酬唱与不同幕府中诗人的酬唱也日趋繁盛。如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湖南观察使杨凭这两个府主的诗歌唱和中，“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歌编为一集，名为《荆潭唱和诗》。这是由节度使发起的唱和，其后“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韩愈在江陵得其诗集，为其作《荆潭唱和诗序》。两个府主之间相互寄赠的诗歌将荆南和湖南观察使间的地域距离消解，并将两地的新闻相互传递，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的参与，更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

除了同一幕府中诗人的唱和、不同幕府间诗人的诗歌寄赠外，由于唐代盛行游历之风，加上幕府中和谐的人文环境，佐幕诗人与游历文人也多有酬唱应和之作，并多结集。人幕诗人与非幕府诗人的诗歌唱和，既是诗人的闲情雅趣，更是士人阶层消遣的特殊方式。鲍防任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江南士大夫纷纷投奔，相互酬唱，此次幕府的诗歌酬唱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据贾晋华考证，“鲍防等人《经兰亭故池联句》多至五十七人之联唱，应作于广德元年至大历五年鲍防任浙东从事时，这种大规模联唱的盛况，正与当时江南文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致’的情况吻合”;另如段成式退居襄阳时，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僚温庭皓、余知古、周舞、韦蟾、温庭摘等人赋诗唱和，之后诗歌结集，编为《汉上题襟集》。

上述这种不同幕府间诗人唱和及佐幕诗人与府外诗人的唱和，从传播类型上看，具有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征，客观来讲，这无疑加强了各地信息的交流，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促进了各地间的信息传播。

二、幕府诗人公务活动中的信息传播

在幕府中，几乎所有的诗人担当的都是文职，因此幕府中的公文写作非他们莫属。在幕府公文中，有两种信息传播性很强的公文，即檄文和露布。

刘姆《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卷中说“檄者，激也。宣露于外，檄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二尺，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从檄文自身“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的特点可知，檄文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其传播受众既包括敌人的首领，又包括敌兵，更能为己军所用，助长威风;而且檄文还具有一定的实效性。檄文一定在讨伐之前迅速传播，达到“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难之城，颠坠于一檄”的战斗目的。在檄文中，比较著名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讨武矍檄》。

下边再简单说说露布。刘祝《文心雕龙》称:“露布者，盖露板布封，布诸观听也”;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露布无疑是传播突发事件的官方传播方式。方汉奇先生、张之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说:“露布的公开性和时效性很强，传播面也广，是报纸诞生以前，中国最有影响的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李彬则认为:“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露布与烽健、榜文一样都属于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基本构架，尤其在通报胜利消息中始终显示着无可比拟的功能。”唐代的露布，有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和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等。张说的露布是作者时任武枚宜幕府掌书记时所作。虽然露布中所写与当时主帅的行为并不相符，但从传播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对战事进行快速传播的作用。

另外，很多幕府诗人因公务出使，在出使的过程中完成了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如王建于贞元十六年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在幽州刘济幕府，就曾有两次出使的机会。在出使的路上，诗人写下了沿途见闻。如《夜看扬州市》《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等诗歌是在出使的过程中的即兴创作;出使不仅使诗人有游览各地风光美景，激发创作热情的机会，同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次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诗人可以用诗歌和其他口头方式对幕僚讲述沿途各地的风情、事迹，并在出使的过程中，将幕府与外界的信息进行置换，达到信息沟通的效果。

类似王建这样的幕府诗人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但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位特殊的诗人，他的幕僚生涯及其出使经历，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被称为东国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崔致远本为新罗人，后随父人唐，并参加了科举考试，后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骄扬州幕，任都统巡官，专掌书记之职。光启元年，表请回国，嘻宗许其以唐使节身份归。回国后曾代高丽太祖王建作《檄甄营书》。他还收集在高骄幕府中的诗文创作，编选成集为《桂苑笔耕集》。诗人顾云在给他的送别诗中曾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崔致远在中国游历，后来又以使者身份归国，得以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新罗，可以说是较早的一位跨文化传播者。

三、幕府诗人用笔记小说传播奇闻佚事

另外，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笔记小说的创作。唐人笔记有正史的遗补，更有街头里巷的民间流传和异闻，与进奏院状、檄文等传播的多为官方文件相比较，其新闻信息传播的属性更明显。曾有幕府经历的诗人的笔记创作成果，是文人人幕过程中信息传播的一个佐证:

这些笔记在创作上不仅多来源于幕府闲谈，而且是有意识的传播和娱乐活动。从内容上看，唐代的笔记小说还不能完全是真实内容，多是道听途说或记某人所言，如韦绚的《幕戎闲谈》就是大和中为李德裕从事时，记德裕所言。笔记迎合了唐人喜谈怪异的癖好，并有意识的记录奇闻密闻进行传播;此外，有些笔记的传播性就在笔记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如曾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其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内容盖记高力士述玄宗宫中之事，高力士告诉柳芳，柳芳又传其子柳冕，柳冕告诉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李德裕则记其父言而成书，进于唐文宗。在整个笔记小说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信息传播的状态。

人幕诗人流动性强，也使笔记创作素材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对不同方镇区域来说，不仅小说素材能彼此提供(甲方镇区域的小说素材可以成为乙方镇的小说素材，甚至可以成为丙地或其他地区的小说素材，是一个活动的循环过程)，而且在流通传播过程中，也因传播者的趣味和见闻，对素材作一定的加工和改造，不可能原封不动，就此一点对小说的繁荣是有益的。”概括来说，“传奇创作是由口耳相传到最后成型，它既是搜集材料的过程，也是传奇传播和修改的过程。”

四、具有群体传播特点的歌诗演绎和诗歌传唱

在印刷术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的唐代，诗人的文学创作成果多是通过传抄、邮寄或歌唱的方式进行传播。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方便吟唱并且韵律性很强的诗歌。在唐代，上至皇帝的梨园，下到青楼歌妓，吟唱诗歌成为当时歌舞娱乐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如:《唐诗纪事》卷一六《王维》条记载:“安史乱后，著名乐工李龟年曾于湘潭采访使宴席赏唱‘红豆生南国’及‘清风明月苦相思’，‘此皆王维所制，而梨园唱焉”;韩栩《送郑员外诗》云:“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诗注:郑时在熊尚书幕府)。在幕府中，人幕诗人诗歌的传唱，主要通过军幕中的营妓传播，“歌唱之效，足使诗篇之传播久而且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歌诗是一种便捷和快速的传播方式。幕僚将所见所闻写于诗歌，而营妓通过吟唱将其传播出去，也正是诗人和营妓的诗歌酬唱演绎，产生广泛的传播效果，这从传播类型来看具有群体传播的特点。

由于盛唐以后幕府营妓制度日益完善，并且在幕府中形成了歌唱宴饮的风气，因此，幕府中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着力创作了一批歌诗，专门用于营妓的歌唱。营妓是隶属军营的公妓，也是“使幕”宴乐的产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说:“营妓，即配属乐营之妓”;“在‘使幕’宴乐中产生了文人、军士同妓女的结合。这是唐代酒筵歌舞、酒令伎艺发达的又一个源泉。”关于幕府中营妓的故事和记载很多，如《牧竖闲谈》记载了著名营妓薛涛事迹:“成都薛涛者，营妓中尤物也。元微之治蜀，屡陪宴。”薛涛好制小笺，惜其幅大，狭小之。蜀中号薛涛笺，或以营妓无校书之号，韦南康欲奏之而罢，后遂呼之。胡曾诗日:

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领取春风总不如。

明代王世贞《艳异编张建封妓》正集(第二十七卷)记载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妓盼盼的故事。张惜儒雅风流，通诗音律，喜蓄歌伎。他的姬妾关盼盼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为一时名伎。著名诗人白乐天与之有和《燕子楼》诗，其序云:“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淮洒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欢。予因赠诗乐句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而后绝不复知，兹一纪矣”;另如人们众所周知的曲调《望江南》，更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时，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也称《梦江南》。

关于幕府歌诗的创作，我们还可以参看下面的例子。本文前所提及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除了体现出诗歌创作的文人聚集性和信息传播性，而且它在诗歌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也极其重要，因为在联句中诗人们创作的《忆长安》、《状江南》两组诗实际上都是歌辞。虽然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并未将《状江南》人格调，但他认为“状江南同为十二月辞，又格调一致，更适宜于同声叠唱，乃宋代鼓子词《渔家傲》等调之先声”，而《忆长安》这组联句，肯定是歌辞。《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创作于薛兼训的浙东幕府，因此它肯定是在幕府酒宴上倚声创制的酒令歌辞。不论是赞美眼前的美丽江南，还是感伤北方中原的动乱，诗人的诗歌联句与幕府营妓的弹奏演唱结合在一起，不仅使我们看到唐代幕府中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歌诗创作风貌，并且使得诗人创作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扩大、加快了。可以说，歌妓的歌唱已成为诗歌传播信息中的一种媒体形式。

此外，唐代边塞诗人的边塞诗创作也多有演唱。如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昌龄、王之涣和高适都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游边疆的王之涣“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梨园伶官所选择的作品中就有王之涣著名的边塞诗《凉州词》。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多次进人边塞幕府，创作了很多边地战报式的诗歌作品，而其歌诗创作也成为诗人散布战报的另一种新方式。岑参于天宝八年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掌书记;十三年，为安西北庭支度副使;宝应元年，任关西节度判官;大历元年又人剑南节度使杜鸿渐幕。岑参的幕府生涯多在边塞，其边塞诗歌“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人幕的情怀、感受与多方面的见闻，都在诗中加以表现;透过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不难感受到文质彬彬与英雄气概结合的崭新的军幕文士的形象。”

如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

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

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说:“因《忆长安》本为杂言曲名，在齐言，一般是诗题而已，既有一‘曲’字在，不仅声诗曲名落实，并杂言《忆长安》之为填词，亦完全肯定无疑。又日‘二章’，明指乐章，不指徒诗。”也就是说，岑参的齐言《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是配合乐章的歌辞的。他的这首诗应该是和乐演唱的;另外，岑参的另一首《胡歌》也是胡曲歌辞:

黑性藩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这首诗生动地表现出西北边地藩王和汉将的生活。而“葡萄宫锦醉缠头”更表现了西北番地的歌舞场面。

诗诗成长日记篇3

论文摘要：“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以诗歌作为叙述历史事件文本的“诗史”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及古代文学阐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对“诗史”说阐释与界定的不同、表述语境的多元化以及阐释循环、过度阐释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存在，杜诗“诗史”之名的缘起至今仍然是一个热论不休的话题。跳出单一意图论阐释的怪圈，用文本关照和文献考证的眼光对“诗史”之名缘起及历代学人的品论进行审视和考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启发。

一、最早的“诗史”思维

“诗史”思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社会风行的“诗史合流”文化传统。钱谦益《胡致梁诗序》云：“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的《诗经》，曾经担当着重要的记史职能，诗与史在当时社会文化形态中呈现一种胶着融合之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关于吴公子札在鲁国观周乐’、听风雅颂等歌诗而论及各国政俗兴衰的记载，就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著名典实。正如《尚书·尧典》中所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字产生以前的“诗言志”，所言即人们深藏于心中的记忆，又通过诗歌形式凭借口耳传承；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心中之“’就可以用文字记载取代口耳相传，存留也更为可靠。至此，诗歌便开始用来记录社会史事，诗之凝练，史之详备，尽在其中。不难看出，在散文产生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很可能延续着一种诗史合流的文化现象，诗即是史，史即是诗，诗中有史笔，史中蕴诗味。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日：“然人春秋之世，鲁人《踢宫》，卫人《木瓜》，事关齐桓，而晋文有乘车之赋，秦穆有《黄鸟》之什，性情未尝一日亡，而《诗》又何尝一et亡也?所谓‘《诗》亡’者，盖以王迹之熄耳。王迹既熄，则鞘轩之使不出而《风》亡，朝聘之礼不行而《雅》亡。”吴淇以为诗歌的亡佚与当时鞘轩之使不出、采诗制度的废弛有直接的关系，而采诗制度的废弛又是由于王道衰微造成的。孟子则认为孔子察觉到这些历史现象并为弥补由于礼崩乐坏、诗歌教化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危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春秋》之书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东汉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玉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捌孟子将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及其功用与先圣先王的功德并列，来树立孔子的权威和儒家的正统地位，他所说的《诗》与《春秋》相通之处并非仅指其记事，更重要的是其褒贬美刺的社会功能。《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言辞，赵岐注：“史者，文多尔质少”，可见，先秦时期“史”的概念有“虚饰”的涵义，并不仅限于真实地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其记载往往有所夸饰，行文规则是要求记“事”，而不要求只能记“实”。

“诗史”二字的连用，似最早见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但沈约这段评论中所提及的“诗史”称谓，指的是前人的叙事性文字体裁，而不具有后来因誉称杜甫诗歌而得名并延续下来的“诗史”之名的涵义，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此后的史书文献中亦多次提及“诗史”二字。如《南齐书·何昌舛传》：“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于朝贵，愈结怨于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典自《毛诗注疏》卷十四《曹风·候人》：“‘维鹈在梁，不濡其翼’，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诗中以鹈鹕的异常之态比喻小人在朝野也不合常典，而这里的“诗史”，当指秉笔记史之人，亦非杜诗“诗史”之名所具有的涵义。又如《南齐书·王融传》：“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这里的“诗史”，则指的是“诗”和“史”，即前人流传下来的具体文本作品。当时北魏向南齐求“副书”，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王融在上疏中认为，通过赐书北魏，使“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进行文化渗透，可不费一兵一卒，而收统一北方之效。可见，上述史书中关于“诗史”二字的连用，均与以杜诗为代表的作为一种行文传统、审美特质和普遍思潮的“诗史”之名涵义有所不同。

二、杜诗与“诗史”之名

明确把杜诗称为“诗史”且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记载当为晚唐时孟荣《本事诗·高逸》：“(白)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即撷取历代诗人的诗作、叙述作诗的本事的笔记体小说集，作者原意是为读者提供一些大致的诗歌背景材料，从而更好地了解其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和寄兴怨托。孟荣在这本书中提及杜甫诗歌的叙事性和实录精神，他谈到由于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中叙述了李白的身世和经历，并详尽地记载了李白所生活社会时代的纷繁事件，故这首诗在当时被世人称作“诗史”。

关于杜诗“诗史”说产生的历史时期，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学界一种观点便是基于唐人孟柴《本事诗》中的记载，把孟柴看作是“诗史”说在当时广传于世这一现象的实录者，从而推测“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存在抑或已经广泛流传。

第二种观点认为杜诗的“诗史”之名产生于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佐证是元白二人的诗歌和新乐府精神的实质。如韩经太先生在《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一文中从语意关照和阐释意图的角度解读孟氏文本后谈到：“孟柴所谓‘当时’的语意语气，主要在强调‘号为诗史’这一评价形态的过去时态，表示这已是一种既定的认识。而我想，从‘诗史’说之主体阐释意图的角度考虑，兼顾到动乱之后方有痛定反思这一常情常理，所谓‘当时’，应指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当然，说‘当时号为诗史’之‘当时’为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并无直接证据。但元、白之推崇杜诗，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新乐府’诗观的精神实质又确如上文所述，具有整合《诗》学与《春秋》学于时事关怀的特定内容，那么，至少作出如是推论是不无意义的。”

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孟荣以前尚无更早使用“诗史”的例子，故唐代不大可能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而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等史书记载来看，“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从北宋开始，“诗史”说逐渐成为宋人的口头禅，其内涵和外延也逐步扩大并延续下来。el本学者浅见洋二《论诗史说——诗史说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纂之关系》一文就持这样的观点。周裕锴先生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我们注意到，孟荣所说的‘诗史’是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限制性，一是专指杜甫的诗，二是专指记述历史事件的诗。换言之，‘诗史’只是《本事诗》若干种记载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而不是孟柴或唐人看待诗歌的普遍原则。进一步说，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

三、众观点之考证辨析

持“‘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存在或已经广泛流传”观点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孟荣《本事诗》中的文本记载。需要审慎考虑的是，孟柴《本事诗》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其记录的“本事”其实大多为逸闻轶事，若视其为信史则有可能误人歧途。作者虽在序中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指出撰书旨在为读者和阐释者提供诗歌文本的写作背景，但书中亦有失实之处。如《本事诗·高逸》载李白“戏杜日：‘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语气中显然有扬李抑杜之嫌，作者审美倾向亦流露其中，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此类记载不足为信。方孝岳先生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一书中就此指出：“这种话本是当时流俗随便称赞的话，不足为典要。”从史料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亦可推断杜甫在世时名位不显，其诗歌并未进入诗评家的视野，不大可能被广泛接受并形成思潮。据《本事诗》序目，该书成书时间应该在唐光启二年(886年)左右，离杜甫大历五年(770年)去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现存唐代文献中，除《本事诗》外，未见任何资料提及“诗史”说，就连杜甫自己晚年在《南征》诗中亦叹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由此可推知，杜甫在世时，其诗歌为世人关注甚少，被称作“诗史”的可能性也不大，故以为“诗史”说出于杜甫在世之时的说法缺乏依据。

持“‘诗史’说产生于中唐的贞元、元和之际”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诗，但分析相关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元白二人所推崇的杜诗只是杜甫所创制的新题乐府诗并且主要着眼于其诗歌的排比格律而非新乐府精神实质。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卷二三可见其推崇的是新题乐府。

自居易亦言：“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棍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由白语亦可以发现，符合其尚好和评判标准的杜诗可谓少之又少。还有一种观点主要依据韩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调张籍》一诗中所发出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的感慨，认为通过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评价，可以表明杜甫的诗名在中唐得到了世人广泛的认同。通常认为韩愈作此诗本意可能是在阐述其“李杜并重”的诗学主张，诗中毫无疑问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肯定，但其主要意图并非崇杜。换个角度来看，“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二句也表明了当时诗界亦有不少对李杜诗歌批评的声音，以此作为中唐崇杜成风的确证显然是不可靠的。

诗诗成长日记篇4

最近时代楷模黄诗燕的先进事迹引起全国热烈反响，在此你对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有怎样的心得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2020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心得体会”，欢迎阅读与借鉴!

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一一次次动人讲述，人们走近楷模;一番番灵魂撞击，人们洗涤初心。

1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黄诗燕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12日，黄诗燕先进事迹的《时代楷模厅》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1号演播厅录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建国参加录制并为“时代楷模”颁发奖章和证书。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更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宏森，和国务院扶贫办相关领导常勃、孔德龙、冷志明、接萍，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领导肖凌之、赵成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聂方红参加录制。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压倒一切。”伴随黄诗燕低沉的声音，录制现场的大屏幕画面切到2019年11月29日上午，炎陵县酃峰宾馆三号楼会议室，炎陵县脱贫攻坚调度会召开。黄诗燕穿着呢子大衣，脸色苍白，眉头紧蹙，说话有气无力……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镜头。“吃完中饭后，他回宿舍休息。一去，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解说、画面戛然而止。

“一夜惊怜丝吐尽，三乡切盼燕归来。”黄书记倒在脱贫攻坚一线后，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广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优秀品格。他先后被追授市、省“优秀共产党员”及“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

“扶贫工作等不得。”是黄诗燕常说的一句话。“如何让全县20万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呢?”随着央视主持人王宁的发问，大屏出现“7000元黄桃树”的照片。炎陵县黄桃办副主任谭忠诚走上台，讲述照片背后“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的故事。黄桃树就是“摇钱树”，带动炎陵六成贫困村民稳定脱贫。“每一颗炎陵黄桃都有一个红亮的心，黄书记也一样，有这样一个红亮的心。”

“县委书记黄诗燕，炎陵人民好喜欢。”黄书记生前的同事、炎陵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捧着一套泛黄的《马克思传》，讲述黄诗燕和93岁老党员张朝秀的友情。在共同理想信念下，他俩成了忘年交，张朝秀赠送黄书记这套书，并赋诗称赞他是“最美扶贫书记”。

一张拍摄于1986年的黑白毕业照在大屏幕亮出，黄诗燕和妻子彭建兰“同框”。结婚30年来，黄诗燕一心扑在工作上，总有忙不完的事。面对妻子的调侃与牵挂，他说，“等我退休了，好好补偿你们娘俩，带你们去北京转一转。”今天，彭建兰和女儿来到了北京，黄诗燕却又爽约了……慢慢地，彭建兰走上台，已哭成了泪人。王宁轻轻走过去，紧紧抱着她，安抚着她。

“没有黄书记，就没有我的今天。”黄书记曾经帮助过的脱贫户蓝才洪、张连军来了，端着自己种的黄桃干、红薯干、花生和香菇;曾经并肩奋战脱贫的驻大源村工作队队员刘云慧来了，将一束桂花送到彭建兰手上，“村里已经脱贫了，黄书记走过的独木桥变成了水泥桥，记恩的村民叫它燕归桥。黄书记种的桂花树今年开了很多花，很香，村民一看到桂花就会想起黄书记。嫂子，等到来年桂花盛开的时候，请您到村子里来走一走、看一看……”睹物思人，却已物是人非，大家眼眶红了，泪水止不住地奔涌……王宁缓缓说道，“是啊，脱贫功成，必定有我。一个把人民装在心里的人，最终也被人民记在心中。”

“一句承诺，白首不移;群山清风，为你送行……”浑厚雄壮的《大地赤子》旋律响起，黄诗燕的亲友、同事，村民和首都大学生一起，手握桂花，深情歌唱，深切缅怀，“等到冬去春来，我会看到你;待到繁花似锦，我会看到你……”

“他为脱贫而来，为脱贫而去。”作为全国扎根扶贫攻坚一线扶贫干部的杰出代表，黄诗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9年如一日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带领革命老区在全省率先实现脱贫摘帽，用宝贵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录制现场，追授黄诗燕“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蒋建国为“时代楷模”颁发奖章和证书。全场肃立，鼓掌，以最高礼仪，向时代楷模致敬!

视频短片、访谈、歌曲，一一展现黄诗燕的优秀事迹和崇高精神，将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段战天斗地脱贫攻坚的日子。一个个真实、细腻的故事，一幕幕温馨、感人的画面，让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黄诗燕书记用坚忍不拔的奋斗，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时代内涵，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典范。”作为全国大学生代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专硕班学生们参加了仪式。“深感震撼”的张美辰说：“作为一个大学生党员，我会把黄书记的事迹牢牢记在心里，刻苦学习，锤炼本领，将来踏着前辈的足迹奋勇前行。”钱程、黄怡聃表示，“在黄诗燕书记身上看到了时代精神、先锋力量，将以他为榜样，把这种精神力量好好地传承下去。”

不忘初心，芙蓉花开;大地赤子，光芒永在!

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二曾经的感人故事再次登上荧屏，在部级媒体广泛宣传，我市的扶贫干部、同黄诗燕同志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深受鼓舞。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炎陵县下村乡坳头村原扶贫工作队长王健康：“一个方面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另外苦干实干精神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常有的一句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如期全面实现脱贫任务’，在后面的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扬他这种不怕苦的精神，要勇于担当为民服务。”

市扶贫办综合宣传组工作人员、炎陵县鹿原镇原选调干部彭再高：“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务实，抓产业抓扶贫工作非常有思路有力度，作为一个年轻干部来说也是要从诗燕书记的事迹中汲取自己成长的力量，继续为扶贫事业，为株洲市巩固脱贫攻坚再加把油。”

炎陵县霞阳镇石子坝村党总支书记陈远高在办公室收看黄诗燕同志先进事迹报道。2011年7月，黄诗燕曾在当地调研，看到陈远高家一棵产值7000元的黄桃树之后，定下了发展炎陵黄桃产业的决心。如今，全县炎陵黄桃种植面积达8.9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亿元，带动全县3.42万名桃农人均增收2976元。

炎陵县霞阳镇石子坝村党总支书记陈远高：“我们村黄桃种植面积由原来的200多亩，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一1700多亩，全村90%以上的村民从中受益。我们将继续把黄桃产业做好，带领全村人民共同致富奔小康。”

在黄诗燕生前驻村帮扶的霞阳镇大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刘云慧认真收看了黄诗燕同志先进事迹报道。在黄诗燕的推动下，如今的大源村村容整洁、产业兴旺，已经从最偏远、最落后的贫困村，成了远近有名的风景村。

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刘云慧：“诗燕书记为大源村的脱贫事业贡献了最后一丝力气，作为扶贫队员，我们要带领全村的村民发展产业，借乡村振兴建设的春风，把大源村建成美丽幸福的小康村，以此来纪念我们的黄书记。”

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就将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将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脱贫攻坚放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等一系列重要的扶贫方略，对于引领各地尽快实现脱贫摘帽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自党执政以来，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便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将人民群众的急事难事放在心上。只要有需要地地方，就有高高飘扬的党旗;只要有困难的事情，总有党员干部挥洒热血的身影。扶贫攻坚，作为一项事关民生福祉的发展工程和民心工程，任重而道远，是一场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持久战。广大扶贫干部作为引领地区摆脱贫困的排头兵和领头雁，始终坚定脱贫决心，将扶贫攻坚工作放在首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怕苦累、不畏辛劳，在因地制宜探索适合的精准扶贫措施中发挥着充分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先锋作用。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便是万千用心用情扶贫干部中的一份子，2019年11月29日，因多日劳累，他突然倒下，年仅56岁，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他用尽心血的扶贫岗位上。这期间，他走访了54个贫困村;为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黄诗燕不放过每一次和企业负责人的沟通机会;为了推动黄桃产业发展，黄诗燕成了炎陵黄桃的头号推销员;为了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黄诗燕带头缩减公务开支……这一切的一切，都饱含着他对贫困群众的深切关怀，都倾注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情实意。

正是因为如黄诗燕这样尽心尽力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也相信，只要我我们坚定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心，那最后的胜利将永远的都是我们的，最美好的生活都将如期而至。

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四黄诗燕担任县委书记之初，炎陵县顶着深度贫困县、经济薄弱县、产业滞后县等一堆“落后帽子”。全县贫困发生率达19.5%，农民人均收入2970元，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炎陵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介绍，上任伊始，黄诗燕抱定“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的信念搞“大走访”——自带食材进村入户，与群众一起生火做饭，同桌吃饭，同干农活，倾听群众掏心窝子的话;跑无电村，钻土坯房，进“杉皮屋”，访贫问苦……黄诗燕调查后痛感，炎陵县交通闭塞是痛点，资源匮乏是难题，贫困落后是大敌。

“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饭吃衣穿屋住的党”，这是1929年红军在炎陵县留下的标语。“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我们要弘扬红军作风，让农村一天比一天美，让农民一天比一天富!”黄诗燕一席话，让全县党员干部深受触动。

他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工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他给自己立“军令状”，梳理群众最难最忧最盼的事，解决一项销一个号。

黄诗燕时代楷模事迹600字五“这么好的书记，突然就走了，哭都来不及。”说起黄诗燕，湖南省炎陵县霞阳镇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伤地抹眼泪。2016年起，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对口帮扶贫困户廖建文一家。“他那么忙，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们，帮我家建起了新房，帮我安排了工作，还给我张罗媳妇。现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两万多元，生活越来越好了，感谢的话都不知道找谁说。”

2019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县脱贫攻坚的“一线总指挥”，原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劳累，骤然倒下，年仅56岁。

8年5个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用生命兑现了“脱贫功成，必定有我”的庄严承诺。

2011年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人口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向他诉苦：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用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25户8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谭忠诚聊起了炎陵的黄桃。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县农业局从上海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但历经近30年的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黄诗燕短时间内先后走访了全县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图景在心中挥之不去：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里，逢雨必漏;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好不容易种出来的水果，因山路闭塞，一公斤两块钱贱卖给商贩……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家底：201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贫困发生率很高。

通过深入调研与论证，黄诗燕与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形成共识：打造炎陵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有机茶叶、无公害蔬菜、笋竹、油茶、酃县白鹅、花卉苗木、药材八大“农字号”特色产业，鼓励村民“量体裁衣、宜养则养、宜种则种”。

“一带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里?黄诗燕将目光盯准了炎陵的黄桃。2011年，炎陵县将黄桃产业纳入重点扶持，重点推广良种“锦绣黄桃”，财政每年投入500万元奖励扶持种植户。

对此决定，赞成的有，反对的也不少：财政本来就困难，黄桃产业看不到税收预期，每年拿钱去“贴”，值吗?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品质如何保证?都种黄桃，果贱伤农怎么办……

黄诗燕不为所动。在他的主导下，全县砍掉劣质黄桃苗，培育5个优质高效示范点，扶持171个科技示范户;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模式，及时提供良种苗木、技术培训、农资供应、销售渠道等服务……

黄诗燕成了炎陵黄桃的头号推销员。每年的桃花节、黄桃大会，黄诗燕都出面“站台”吆喝;北京、广州等地的供销对接会，黄诗燕现场促销;央视推广炎陵黄桃，黄诗燕琢磨出推广语：“炎陵黄桃，‘桃’醉天下”。每到黄桃成熟季节，黄诗燕还会到路边水果店转一转，要求有关部门两天报告一次全县黄桃销售信息。

黄诗燕为炎陵黄桃的品牌推介不遗余力，有人好心提醒：“领导干部为产品站台代言，不妥。你是县委书记，更容易招来非议。”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黄诗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黄桃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炎陵黄桃”获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炎陵全县8000多户种植黄桃8万多亩，近6万人进入黄桃产业链，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稳定脱贫。

要实现高质量脱贫，关键是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增强“造血功能”。除了绿色农业，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工业，也是黄诗燕紧紧抓住的大事。

为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安心就业，黄诗燕下足了功夫。听说企业老总来炎陵，他连夜从凤凰赶回来;一家企业诉苦说招工难，他要求相关部门开着车，带着招工信息直接进村入户……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首个落户炎陵的企业等不断涌现，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诗诗成长日记篇5

“打了春，赤脚奔”

1929年，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7岁，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就阅读了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进步刊物，还研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0年，他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对语言学、音韵学深感兴趣，开始写诗言志。

1930年5月7日，胡乔木以一首44行的《别辞》。表露出他向往革命的思想。他在诗中写道：“……那时你将见你底密友倒卧在人们所赐与的血迹模糊里胆他底脸上却仍然溢出了战斗过来的红色的欢笑／因为他底血液曾是沸热而他底灵魂是永远地光明的。”这首诗发表在1930年5月31日出版的《扬州中学校刊》第50期上，署名胡鼎新。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青年的心”对旧世界的摒弃和对光明的追求是多么热切。

1932年，胡乔木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七律・无题》、《歌行・甲戌中秋作》等，发表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和《光明》杂志上。1937年3月胡乔木的一首充满乡土气息的新诗发表在《希望》杂志第1卷第2期上，署名乔木。在诗的引言中他引用了故乡的童谣：“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菜，摘茅针。”诗中写道：“……挑野菜哟，瞧天!春来第一个好太阳／坐在土上你闻得见香／挑野菜哟……”后来，《人民日报》曾于1997年4月24日重新发表了这首诗。

1937年7月，胡乔木到了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为名誉主任，冯文彬为主任)，为培养党的干部倾注心血。1940年5月，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延安发展建立起一座新型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由陈云担任校长，胡乔木任教务长。这年夏天，胡乔木创作了著名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由冼星海谱曲。

“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坚定意志服苦传统／革命精神，民主作风，我们学习虚怀若谷／我们奋斗浩气如虹。”“记住仇敌未平／破碎河山未整，同胞正在，天下尚待澄清，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结成自由春花一片。”师生们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延安的上空，这是一首很早的颂歌。

在这一时期，胡乔木诗词创作主要作品还有《安吴青训班班歌》、《青年颂》、《青春曲》，分别由冼星海和李焕之谱曲。

1941年2月，王若飞从调胡乔木担任秘书兼中央政治局秘书。自此，胡乔木在党中央、身边工作了25年。

《人比月光更美丽》是胡乔木1946年9月7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首诗。借助自然美景的映衬，表达人性的光辉。这使一向以写锋芒犀利的政论见长的他，显露出了充满人间亲情与真情的温馨的一面。

“中午走过小河旁，草上水上一群羊伯羊黑羊好图案／日影水影多缭乱／我身虽在画图中，我心与画不相通，快来亲爱的放羊娃，我只听懂你的话。”“晚上立在月光里胞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一年胡乔木34岁。自1938年7月和谷羽在延安结婚后，他们的女儿木英(胜利，现担任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儿子石英(幸福)先后在延安出生。对于这首32行的诗，胡乔木在附记中说：“尝试中国人民语言中的自然的整齐音节究竟能否适当地表现他们今天的思想情感。我尊敬自由诗，但同样尊敬今天还生存着的既整齐又自然的七言调、十言调乃至五言调、六言调、八言调、九言调等等，并且以为它们比之西洋的自由诗以及西洋式的律体诗在中国人民中间都有更多的活力。”

千年不遇我逢辰

胡乔木长期担任的秘书，和在诗词方面有交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一位非常谦虚的诗人，他的不少作品都曾反复向诗家，包括胡乔木征求修改意见。而且对于胡乔木写的诗词，给予热情指导、精心修改。胡乔木曾感言：凡经修改过的诗词“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我对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1992年9月25日，胡乔木为《人比月光更美丽》诗集写的再版后记里，就为他修改诗词所写的信发表感言：“现在公布这几段文字，完全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同志在我学习写作诗词过程中给予的热情指导、鼓励和爱护，以及我衷心铭记的感谢之情。”

1965年6月的《红旗》杂志和1965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术的《七律・七一抒怀》四首，其中一首他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抒发了他对一代伟人的爱戴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胡乔木因病不能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他给写了一封信。8月25日复信道：“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于是，胡乔木离京开始迁地疗养。先后到了杭州、长沙、大连、哈尔滨等地。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鼓舞，他不仅写新诗，还开始采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新生活的尝试。

胡乔木于1964年10月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词《六州歌头・国庆》：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瑛雄种／自由梦／义竿耸／怒血进／讶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六洲共／驾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对旧体诗词的创作，胡乔木在他的诗集初版后记中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是指所带动的以传统诗词形式反映现代生活内容的风气。“都是在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

1964年10月下旬，胡乔木把他写的十三首词从杭州寄给。看了，非常喜欢，“终日把玩推敲”，悉心修改。胡乔木在当年12月2日致的信中表示感谢：“诗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

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对胡乔木诗词的亲自修改，使胡乔木感到非常荣幸、倍感鼓舞。接着他又给寄去11月间续作的《水龙吟》三首，连同他按、郭沫若、赵朴初意见修改过的十三首，共十六首并附《引言》，请修改审定。

收到信与稿件后，再次对胡乔木的作品进行了修改。这里略举一二例。胡乔木的《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中原结句“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经改后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胡乔木在《沁园春・杭州感事》中原句“长埋泪血”，改句为“长埋碧血”。胡乔木词原结句“天与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改其句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花费心血对胡乔木诗词的精心修改，使其作品气魄更宏大，语义更准确，感情更鲜明。1965年元旦，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规格很高，影响很大。

1965年1月，胡乔木又将在近期写成的词二十六首再次寄给审阅修改。在此期间，胡乔木参照郭沫若的意见自己又对二十六首词作了进一步修改，之后又将修改稿再次转呈。9月5日，批转胡乔木：“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这一次修改，将胡乔木《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中的一句“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将《七律・七一抒怀》中原句“旌旗猎猎春风盛”，改为“旌旗猎猎春风暖”。正如胡乔木说的，经改过的句子，真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

对胡乔木诗词，还写了许多批语，如指出胡乔木诗词“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原文如此，笔者注)”等等。对胡乔木诗词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去旧词造新词，这样就使诗词做到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也喜爱写诗，他在1965年1月20日写信给胡乔木谈诗词创作：“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郭沫若、赵朴初、钱钟书等都介入到乔木诗词的修改与讨论之中。胡乔木《诗词二十六首》在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又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就在胡乔木的诗词创作兴致正浓时，1966年7月，受到的干预，从此，胡乔木诗兴全消。

大道遥通五彩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乔木的诗兴重新萌发，首先作了一首题为《怀念》的七律诗。在此后的整个1980年代，胡乔木的诗词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两年之后，1982年6月胡乔木70岁生日时，他作了《七律・有思》四首。原题为《有所思》，酌采了钱钟书的意见之后，改为现题。诗其一曰：“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不将白发歌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江山是处梦／弦急琴摧志亦酬。”其二曰：“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共潮生。”其三曰：“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其四曰：“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这组七律首发于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2版，连同《七律・怀念》，是胡乔木在“”后所作的仅有的两组七律。钱钟书1982年6月致信胡乔木说：“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君之道律之作。”钱钟书曾对胡乔木诗词作过“雕章琢句”的修改。

这一年，胡乔木还将近年创作的新体诗《凤凰》、《茑萝》、《秋叶》、《车队》、《歌者》、《金子》，以诗六首为题发表在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上。其中《歌者》(原题《给歌者》)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他写道：“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腰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腰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对于写新体诗，胡乔木曾说：“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他认为写新体诗是“出于一种不能自己的公民激情，愈不‘人时’也愈觉自珍”。

1984年，胡乔木创作了《快乐的女工》、《松林》、《小鸟天堂》、《专业户》等新诗，以诗八首为总题，在1985年3月号《诗刊》上发表。1985年他又创作了描绘当年延安枣园“美丽的风俗画卷”的《枣园即事》，还有讴歌“勇士”开辟“迎接地和天的虹”之《虹的传说》等篇章。198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以《旧作四题》发表了上述作品。胡乔木写的新体诗受到卞之琳、艾青、萧三、冯至等诗人的关注。有人评论他的新体诗情感浓郁、思想深邃、音调铿锵、形式完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198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诗词集《人比月光更美丽》，收入新诗二十六首，旧体诗词十七题四十五首。1992年6月1日，在胡乔木80诞辰时，人民出版社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刚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

诗诗成长日记篇6

我喜欢诗歌中的“夜晚”胜过现实中的“灿烂”正午。我也更愿意接受一种“抒情的苦味”。

1

我暗自喜欢芦苇岸的近些年的诗歌写作姿势，这甚至在我看来在当下的诗歌话语场中有着不言自明的重要性。2006年开始芦苇岸不再向报刊投稿，这使得诗歌写作回归了最为本真的源头。我们已经看到诗歌的发表到了如此简单的地步，如果我们是从“民刊”或者新媒体的角度来谈论诗歌的发表和传播就更显得有些吊诡。当诗歌进入到文学场域中的时候，诗人的写作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刊物品味、编辑眼光和时代诉求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时下如此相近的诗人和大量相互替换的诗歌仿制品。因此，我更喜欢芦苇岸那颗“挑剔的胃”和“素净”之心，我也更乐于阅读这些更加自足和个体的写作以及由此发出的声音和一道道细小却惊心的闪电。

当他的诗歌发声通过文字放置在我案头的时候，我们得感谢这个无比纷杂的时代。如果在古代，我不知道一个远方诗人的声音如何能够如此轻易地穿越了万水千山以及春夏秋冬的漫漫长途。

不知道为什么，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不断听到了寂静的空空之声。然而这寂静似乎又有着强大的容留之力。在这寂静的部分我却听到了如此众多的弦外之音和时空流转的释然与茫然。这不仅相当明显的呈现在他的长诗《空白带》中，而且在他的诸多短诗（《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宽恕》等）中我不断与一个个寂静无声的片段、细节和场景相遇。这也不能不是“消费时代的抒情”不可避免的悖论与紧张。但“寂静多美好”显然又是出自于一个当下诗人的反讽的喟叹！因为这寂静背后我看到了田野里薅草的人在正午的土地上留下的汗水洇湿的部分，看到了那些尚未被认领的无家可归的庄稼的集体静默。这寂静已经成为芦苇岸的诗歌美学和情怀底色。在他的一些诗歌中出现了不在少数的“盐粒”的意象，而苦涩、粗糙和沉重的部分我们只能在那些飞鸟的羽翼之下，在滚沸的大海的褶皱部分，在细小事物的幽微纹理当中去寻找他何等渺小却也不容忽视的身影和内心的潮汐翻卷。

芦苇岸的寂静的盐粒里藏有往日的大海的激荡和喧嚣，他的诗歌的知性和忧郁的色彩无疑使得他是一个“成人”诗学的践行者。但是我又往往于他的诗歌中看到暮晚笼罩中一个“孩童”的孤独身影。他仍然在走失的空间里继续寻找，不断跌倒，不断咬破自己的手指寻求遥远的安慰之声。就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与“孩童”式的发现和询问相应，在诗歌中，芦苇岸把“诗人”的位置放得非常低。换言之，他是躬下身子在和事物对话，他甚至会趴下身体倾听那些陌生而久违的声音，他也会躺在曾经繁茂的田野的植物之中透过斑驳的叶片看看到些从上空洒下的时间的秘密之光。是的，是那些松针测量了故乡的星光以及一个诗人的干净之心的疼痛。他卑微虔敬的诗人之心一次次让我感动。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斑驳光影深处的“孩童”又是一段历史惨烈的折光在他弱小的身体之上不无沉重的回声。而当这一切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予以观照和抒写的时候，像《73年的下午》这样重要诗作的产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呼吸一样的方式。当然，这个“孩童”有时候随着“中年化”的到来而被迫在一条条土路、柏油路、国道或者高速公路以及铁轨上隔着车窗恍惚而盲目地来张看外面的世界――“窗外的原野，像被公牛尾巴扫荡过 /又像书生翻过的册页 /记忆迅速滑入盲区。一块块 /麦田缝合的大地，开始生长色斑”。这在《07省道》、《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旅程》、《悲悯的念头一闪而过》、《命运》、《过南京》、《火车走在霜里》、《霜降》等诗中都有着一致性地体现。这些诗的场景都是与“车”和“道路”有关，而背景又往往是发生在夜晚。这构成了某种戏剧性，一个时代真实的个人戏剧性命运的上演和无声落幕。“雨夜，开车行驶在幽暗的省道上”，这种黑暗，这种寒冷在我看来更具有时代寓言的象征。而以前诗人是在桥头、船尾、村落、酒馆、歌楼、山顶和水岸来看待自然的山水和缓慢的内心，而如今我们的时代只能在疾速而眩晕的“高铁”般的时代隔着迷茫的车窗观看迷茫的一切。这种快速行进的观察方式使得芦苇岸的诗歌不能不有着强烈的茫然失落的意绪。必然，这一切又时时与那个“孩童”发生着不可避免的碰撞和摩擦。尽管诗人也曾在21世纪的酒馆里抒情，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这里有的只能是黑色抒情那无边无际的蔓延――“从一天的烦琐里抽身出来 /我们离自己就近了 /在吁吁喘息的小酒馆 / 冬天巫师一样寒冷 / 白昼消弭 黑暗降临 / 万物逐渐陷入被加热的过程”（《在小酒馆》）。

这个时代，诗人只能靠自身取暖！苦味的抒情似乎无处不在。而在一个诗人日常性的茫茫图景中我又时时看到一个面水而居的诗人和他“老式”的衣襟。芦苇岸有时呈现了一个现代人的古典抒情方式，而这种抒情显然又与当下性直接相关。换言之芦苇岸呈现了一种矛盾和紧张的抒情方式，古典文人的情怀与当下去诗意化生存状态之间的盘诘和龃龉。这在其组诗《湖光》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呈现和坦陈。

2

我认为芦苇岸在一个愈益远离了自然之物的时代，他仍怀有一颗亲近“草木”之心。这是一个仍然懂得寒露和薄霜的来由的诗人。这是一个有着“农时”记忆的当下诗人。在这一点上诗人是怀有“方言”的人，他的某些地方总会让人具有陌生感。

这两天看电视说麦子很快要收割了，我突然愣了许久。突然发现一个有着三十年乡村生活的人突然在北京丧失了“农时”的概念！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历史的残余”部分，而这些部分往往是不经意间在他的诗歌文本中现身的。我更认同这种不自觉，就像我们时时在呼吸却忽视了呼吸自身一样。芦苇岸的诗歌中这些不经意间现身的“历史的残余”部分恰恰显现了这个诗人的诗歌呼吸方式的特殊性。在他的诗歌中，我长时间停留于这些偶然惊现的土地、庄稼、手电、扁担、柴门、种猪、乡村、平原等这些已经被时代遗弃之物上。它们延宕着我们往日性的叙事，也提请着一个抒情时代的黯然结束？当诗人在压抑和失望的回溯中喊出“我肉体的故乡”时，故乡是有生命的，而诗歌也不能不是有体温的。在这一点上，生命诗学不如“身体诗学”来得更准确和有力！而这无比真实的“身体”能够让我们提前领受“暮晚的广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那广场的暮晚无边无际的阴影？并且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词语来面对“天真的晚课”和这一切？这是一个准备时时出走的诗人，他不断在郊外、广场、树林、道路、河滩、小镇的黄昏向晚中寻找？寻找精神的自身，伟大的元素，落寞的时光，还是寻找一个无比真实又无比虚空的存在？

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在一个写作已经与新媒体打得火热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在芦苇岸这里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而当我们不得不采用“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和言说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极其尴尬的角色意味着曾经拥有和目睹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连同我们自身也成了“内心”和“故乡”的双重的陌生人。而坦率地讲，阅读当下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诗人在诗歌技艺的娴熟上要远远胜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是真正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却越来越稀薄了。在我看来这种有难度的诗歌写作不只关乎技艺更关涉一种想象的方式、生存的态度。在近几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可能为一首诗所感动或者惊叹于某一诗人娴熟的技艺，但是我更乐于承认在芦苇岸的诗歌中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寂静和捶打。这与诗人的根性记忆和生存履历有关，更与诗人用语言和想象所构筑的特殊修辞场阈有关。芦苇岸的诗歌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而这种不同的诗歌精神向度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生命履历的温暖而失落的感怀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体在强大的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浪潮中的阵痛以及在现实生存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诗人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而同时诗人仍然在此境遇下用“寂寞的胃”秘密地爱着他的身边那些无比沉默的部分。

3

芦苇岸的很多诗都能够通过一个细小的事物和场景呈现出带有历史和现实感的宽阔地带，而其中的讽喻性和悖论性精神特征是显豁的。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芦苇岸诗歌中的“精神事实”（比如《消费时代的抒情》、《身体的地图》、《以一个意象缩短和生活的距离》、《春天，背母亲去野外走走》、《高处》等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道德化和敏感的社会化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有必要追问一首诗歌与一条社会新闻的区别，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曾记得 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 1995年诺贝尔诗歌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的拆迁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像芦苇岸这样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

在一个重新消费了“底层”和“苦难”的伦理化写作的今天，芦苇岸的一些同类题材的诗歌却让我们发现了极其陌生而真实的声部，比如《高处》这首诗就是近年来少有的带有“发现性”和“真实感”的诗作――“炫目的高楼，肃立在上班途中 /一声口哨经过我 /在我仰望的高度 /一群人膏药一样贴在玻璃幕墙上 // 看不清他们的脸 / 黄色的安全帽和背上的红吊桶 /让更高的高处，温暖、悦目、稳靠 /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抬头送上惊讶 /而让路人更惊讶的 /是他们中间竟然有女人――长长的马尾辫 /像划过时空的一道黑色闪电 // 他们说着黄段子，放浪地大笑 / 沾满泡沫的污水通过手里的刮器 /流进红色的吊桶里 /蓝天渐渐直立，离人们越来越近 /太阳靠在玻璃上，安静地睡去 /她的梦，在反光，干净、清新”。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地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一些诗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是更多的却是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都不断地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

4

我曾一度怀疑“当下”人写作长诗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呈现个人情怀还是历史想象能力与诗歌的“长度”并不本质的关联；再者我对当下诗人的写作能力持怀疑的态度。尽管我不断听到诸多诗人朋友和批评家同仁们对当下诗歌的溢美之词。甚至不是有更多的人指认当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好时期（起码是好时期之一）？我不断听到诗人们在新媒体时代高呼“诗歌的好日子”来了。然而，那些所谓的流行的伦理性、社会性的关涉“现实”的诸多诗作我却一次次阅读后失望而归，因为真正的、重要的诗歌在这个时代仍然是欠缺的。

芦苇岸在渐进“中年”的时刻，其身体和内心都具备了构造一首长诗的能力。尽管《空白带》在处理强大的个体经验与“现在时态”以及相关的场域中仍有未予以发现和抵达之处，但是这首长诗在当下确实有一定的“表征”能力。或者换言之，这首诗能够回答诗人和诗歌在面对个体、现实甚至更为庞大的“历史”与存在之物时应该予以怎样的发声？尽管《空白带》最大的优点或者也可以视为“不足”的是并无明显的构架体系，看起来似乎有些“涣散”，但是我想这种“没有结构的结构”却似乎暗合了这首长诗的精神内核和诗人的言说状态。空白带，我们曾试图一次次记录我们的过往，让往事留下行踪和印记，甚至我们会用文字的方式来铭刻一个窄窄的碑文。但是我们真的具有这种综合的记忆能力吗？我们真的具备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能力吗？而“空白带”却恰恰呈现了诗人无所不在的深深的隐忧、恐惧、尴尬，记录与空白、文字与空白、记忆与空白之间就呈现了拉扯不断的无物之阵。诗人――具有记忆能力、现实隐忧、历史能力和个体情怀的诗人――是否就注定是一个“空白带”的宿命？我们试图留下和铭记的越多，我们注定失去的越多。而这种失去还不完全是诗人记述和记忆能力能否被长久传播的可能，而是在于这种关涉文字的记忆会遭受到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的侵扰、筛选、迷惑甚至覆盖。或者诗人所呈现的记忆的历史和拨转过往、面向当下的“胶带”是否就足以更大程度上还原、呈现和折射一个曾经的历史过去时甚至面向现在进行时？

长诗《空白带》的起句“生活注定从低音区开始”无疑奠定了全诗的基调和走向。这也是一个诗人面对“现实性”和“想象性”情境的观看方式和特殊入口。当然也是一种伦理性色彩的精神姿态。而“空白带”显然试图记录各种各样的“声响”和“静默”，而我最终在这些轰鸣或者低语的高低错落的声音区域中看到了一个在“空白带”的“空白处”和“静音区”试图在宁静中“俯视落叶”然后起身、在“平静中突围”的背影。在“空白带”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静默的部分，这些已然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隐忍”、“传统”、“落伍”的被时代遗落的部分却正是更多的中国诗人丧失记忆和发声的部分。在“静音区”试图“发声”正是芦苇岸这首长诗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质素和势能。《空白带》作为长诗必然具备一个个细节或场景。而这些细节和场景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实有的又是想象性，即是时间性的也是生命本体的。诗人以精神地形学的方式设置了大量的“眷顾性”的精神积淀层面的寓言性、想象性、吟述性和歌咏性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光褶皱和无处不在又无比驳杂的现实境遇的真实内里。在《空白带》这里是通过“遥望”和“当下”、“回溯”与“照看”的想象性的真切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了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这正如遥远历史深处的那口小小的但幽幽而沁凉的水井，往日的倒影尽管还斑驳回荡其中，但这注定已经成了历史和生命过往的不可挽回的回响。正是在这些具有黑白照片性质的“已逝”之物之上，诗人得以同时怀抱秋风和寒雪，也许只有诗歌的想象性图景能够获得重新面对时间的能力与资格。而这种冷暖并置、晴阴交接的景象以及时而舒缓，时而喷发式的诗句交错正是一个诗人生存世界和精神场域的象征。黑白夹杂的诗歌成色让我想起了黑白照片，这些黑白照片更多呈现了摄影是一门挽歌甚至死亡的艺术。这些黑白的带有逝去性质的照片和影像使得无比坚硬和无情的时间在语言和想象的空间得以挽留和停顿。可以说，芦苇岸以“空白带”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既熟悉又不无陌生的“另一个世界”。他所设置和安排的场景、氛围和纹理清晰的细节都真实得像一个个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遥远的“寓言”，也像一个个抹不去的真实与想象相夹杂的白日梦。它们所构成的温暖、寒冷、空无、实有、黑暗、明亮共生的景观让我们有些对现在这个世界心生恐慌。面对着这些现实化和想象性同时呈现的场景以及经过诗人过滤和再造性的象征性空间，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无边的场域。那一切曾经如此熟悉，而今天这一切只能在冥想中现身。而诗人和诗歌所面对的疼痛的时间不能不承担起黑白照片的挽歌的质地。

芦苇岸近年来的这些诗歌文本因具有了多个方向的巷道而同时打通了个人与历史和现实之间极其交叉的空间。而在想象性的精神层面，这写诗又能够成为反观中国精神现实的重要入口。这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尽管入口不大，但足以“步步惊心”。

这小小的针尖的部分足以能够搅动整个大海，而这大海阴影和褶皱处的部分那一个个静默的苦涩而晶亮的“盐粒”也终得以现身！

诗诗成长日记篇7

关键词 诗词 《长征》 《沁园春・雪》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人们对主席的爱戴，对伟人的敬仰，在这首歌里被表达的淋漓尽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人们蓦然回首追溯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就不难领会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把比作照亮黑暗，冉冉升起的旭日。翻开历史的书卷，不乏一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然而，就像辛弃疾的词中所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作为照亮整个中国的历史巨人，却深深地刻在了这个民族的灵魂里。

，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画卷，同时，他的每一首诗词，也是绽放在他心路上的绚丽花朵。之所以堪称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于他的诗歌创作有伟大的革命实践作基础，在于他具有非凡的文学艺术才华，同时也与他对古代诗词，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分不开。

尼克松总统曾经这样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也认为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政治家。当代大诗人柳亚子称赞的诗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黄州太守，即苏轼。稼轩居士，即辛弃疾。二人一个是北宋词坛领袖，豪放派的开创者，一个是南宋豪放词写得最好的词坛大家。纳兰容若，亦可称为清代词作第一人。然而，柳氏认为这三位词坛巨匠，在胸怀气度上，都不如。

1937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秘密访问陕北苏区之后，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书中首次披露的《长征》一诗，时至当时，很多人才知道，中共领袖不仅是个揭竿而起的“山大王”，而且还是一位善于赋诗填词的诗人。斯诺他在书里写到：“我用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从此，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真正让世人领略诗词的还是那一首《沁园春・雪》。那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应邀到重庆与谈判，他把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了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的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这首《沁园春》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是震动了处于敏感时期的重庆政坛。一些的报刊接连发表批评文章，有的甚至出言不逊。12月28日《益世报》的“益世副刊”抛出一首雷鸣《沁园春》“叹蚩尤作雾，还羞史记；轩辕建国，吟赞离骚。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讽刺诗作。回到延安的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的和词，只说了一句：“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看今朝。

的诗词，无论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还是“闲庭信步”时得来的，都能将思想性与艺术性融于一炉，不仅有形式美，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先进的思想，宏伟的气魄，高尚的情操，深刻的意蕴在中国诗史上亦是少见的。诗词的数量并不太多，但当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有很高的艺术性。这位政治家诗人，他的风范，令我们高山仰止；他的情怀，让我们钦佩不已。山川大地在他脚下，万物苍生，在他心中。他的诗词，是他风范的物化，是他情怀的定格。以至于今日，世人仍然能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感受到无以伦比的伟大和永恒。

参考文献

[1] 鲍寄望.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再读诗词[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1-01

诗诗成长日记篇8

然而，由于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兴趣点容易转移，如果引导不及时，指导不够细致，则诗文诵读习惯难以在持久不断的学习中得以形成，诵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以“三激”（过程激励、兴趣激发、管理激活）推动诗文诵读和积累，不失为良策。

一、强化过程激励

1. 注重教学激励。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诵读过程中，即时激励和及时帮助会带给学生持续的动力。教师的目光要追随学生的成长，善于发现学生的点滴进步。面对学生一次踊跃的诗文推荐、一次声情并茂的诵读、一个书写认真的诗文积累本，教师由衷的赞赏、关注的情态和行为都可能直击学生内心的触点，强化学生积极向上的意识。通常，学生个人在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中，还十分关注同伴的反应，鼓励的眼神和肯定、赞许的言行更容易激发参与者的表现欲望和信心；漠视、唏嘘或嘲讽则会浇灭参与者的热情。因此，教师在帮助学生个人解决问题、指点迷津的同时，还要善于营造和谐乐学的气场，注意引导其他学生将掌声和赞语送给参与者，彼此鼓励，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2. 运用教材激励。为保证学生诗文积累的系统性、科学性，许多学校自行发掘经典诗文，编排诗文诵读校本教材。需要注意的是，不但要重视诗文选择的质量，还要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在校本教材中展示激励性的学习目标，如三年级激励语：“当学习充满乐趣时，才会更为有效。因此，请怀着快乐的心情诵读诗文吧！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感受节奏韵律之美，品味诗文精妙之处。告诉自己：我要记住它们，是的，我一定能够记住它们！”再如，六年级激励语：“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潜力远远超过已经实现的一切。所以，能背诵这本书，只是一个开端。如果在离开小学时，你能养成乐于诵读、善于积累的习惯，那么祝贺你！这个好习惯将使你受益终生，帮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并因此而拥有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这种以“点石成金”为题呈现于各年级诗文篇目之前的导语，对学生完成阶段性诗文诵读积累具有很好的激励作用。

3. 推动家庭激励。研究表明，家庭激励可以放大学校激励效应，促使学生诵读习惯的养成。教师通过指导家长亲子互动、家长会点评、校讯通信息传递等途径，促使家长关注孩子诗文诵读状况，进行物质或精神激励，如学生每自学积累20篇诗文，可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等。家校激励遥相呼应，有助于孩子保持诗文学习的连贯性、有效性，使学生的家庭诵读积累成为学校诗文诵读活动的补充。

二、激发学习兴趣

日复一日的诗文诵读极易陷入枯燥、单调、乏味的境地，冷冻儿童的学习热情。小学生喜欢猎奇，乐于尝试，以激趣为重点，变换、变通学习方式，使其快乐学习，更容易达成积累目标。

1. 诵读互动，对象常变。除个人诵读外，还可采用集体齐读、小组读、男生读、女生读、自己约伴儿读、师生接龙读、亲子互读等方式，通过人的变换增加新鲜感和趣味性。

2. 诵读时间穿插变化。除了诗文诵读课上定时读，还可在其它时间穿插背诵。如，课前一分钟边诵读边做上课准备；课间跳皮筋活动时，按节奏边跳边诵唱诗文；排站路队行进时，踏着步伐背诵诗文；发动家长督促孩子诵读诗文，以睡前一首诗或晨诵两分钟等形式温习诗文。把握时机在玩中学，有助于消除诵读疲劳。

3. 变换形式，创新求异。如，示范领读，相互评议；背诵诗文，表演诗意；创设情境，配乐朗诵；按写景、叙事、抒情、言志等将诗文分类背诵，或按诗文所展现的季节分类诵读；以绘画形式表现诗文内容，再看图想象背诵；诗文接龙游戏等；利用儿童的好胜心，开展各种诵读积累竞赛；借助传统佳节，发动学生收集有关经典诗文；定期交流展示学生个人的摘抄记录本等。形式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有助于点燃学习热情的方法都可以尝试。

4. 因人而异，变通要求。诗文诵记的根本目的是让所有孩子在自己原有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而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是不同的，诗文的积累数量也有多有少。因此，应针对大多数学生的能力设定一个基本诵记标准，不制定高限要求，鼓励接受能力强的学生多学快学，吃力的学生按自己的情况定目标。倡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如自由插图美化个人的诗文积累本，自选摘录内容等。减轻学生的思想压力，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

三、激活诗文诵读课程管理

诗文诵读作为地方校本课程，是语文教学的丰富和延展。但它不能等同于语文课程，在过程控制、质量检测、学生评价等管理方式上也更为灵活。

1. 诗文诵读教学坚持以讲为辅、以诵为主、增强语感、强调积累的理念。着眼于小学生的理解能力，不求字字通晓、句句领会，允许学生囫囵吞枣，通过天天15分钟的诵读课，促进快乐诵读、轻松积累。规定各年级诗文诵读进度和积累目标，鼓励教师结合本班实际情况，在完成基本教学量的基础上，自由选择更多的经典诗文，帮助学生进一步拓宽学习范围，增强课内外积累量。

诗诗成长日记篇9

       时间过得真快，想想我们这个邪恶组织已经走过十年了，不知十年前的今天那一幕各位会员及六年三班的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那时正值李老师病假，由一位实习老师代课，好像是姓吕吧，记不清了。该位老师对我们的诗集很感兴趣，经常拿去观摩学习，也曾在班里选读大作，故有其一次将我给全班男生起的外号编成三字歌的一首读了出来，导致我放学时飞速回家。当然同学们第二天并未计较（恐怕当时就忘了），而我直至今天还记得。

       李老师就常称我等所作是歪诗，而我们后来也接受了这一称号。一开始以为写不了多少，可是正如喇嘛所说：“歪诗好上口，越想词越多。”于是作诗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曾有一次我半小时写二十三首的记录。这样，三个月就达到了三百多首。到了十二月底，随着哮喘和喇嘛诗数的大幅度增长，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结社。

       歪对应什么？翻翻字典，最后选定了“斜”（初三土豆入会时提到“邪”更好）。那时字典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每天必带物品，是我们创作的源泉；不过唐诗里可没什么诗社，所以这是我们相对于唐代的一个创举（相对民国就不是了……）。这样，我们伟大的斜会便诞生了，直至今日。

       十年前，我们还是无所事事的一堆少年（搁现在该叫一坨了），整天在所谓毕业班的无聊题目的余暇中写诗，交流并快乐着；那个黄金时代毕竟只有一年，确切点说是八九个月。接着便是毫无征兆的毕业：李老师讲了一些话后最后说了一句“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同学们鱼贯而出。我的位置离后门很近，但我没有急于出门，而是站在那里回头看着大家走过。我当时只知道这就算毕业了，却没有也不会意识到更深刻的意思：大家不会再这样齐聚了，而歪诗斜会也难以有如此纯真而深刻的影响了……

       进入初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留了下来，而我有机会去更好的学校却没有走，对斜会割舍不下也许是原因之一吧。所幸大家都在165中，下课午休还可一见，诗作的交流偶尔有之。最成功的一次炒作是初三的刘鬼传（以后有时间我会贴上来的），又在全班造成了一定影响且有不少仿效者，还有土豆加入斜会。如果说小学是歪诗或者斜会的黄金时代，那么初中可以算作白银时代。

       高中就只有我和哮喘同校了，学习也日渐繁忙，闲暇又被小说占据（周记连载，以为作业），歪诗不得不让路，导致诗作数量直线下降，小学一年600余，初中三年350多，高中三年只有不足100（大学更少）。到了大学我与哮喘土豆同在沪上，后来又都买了电脑，而歪诗越来越让路于这越来越多的东西。

       不知是哪天，大家都开始了怀念，写诗的，读诗的，不写也不读只怀念斜会的。于是就有了这个主页，就有了歪诗重现，有了这篇日志。每年我都想着十二月二十一这个日子，是当年特意选的，觉得吉利抑或好记。整整十年，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分分合合，但都时常挂念着斜会，挂念着这份真挚的友谊；那么明年，以后呢？斜会出了校门会成什么样？再过十年又什么样？我无从想象，正如我十年前无法想象我现在会用自己的电脑在自己的网络空间上写这篇文章一样。

       九月份考研报名填写资料时我简直想把“歪诗斜会会长”写上去，但是不行，谁会要有这么个头衔的人？不过，我会将斜会与我高贵的会长身份保持下去的；而现在写诗，也多是讽时为主，找不到少时大家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神侃的感觉了。遍览十年来1110首歪诗，每个阶段思想轨迹清晰可见；也许几年后，大学的诗作也是经典了。所以，诗还要写，斜会还要维系，我们还要成长。

诗诗成长日记篇10

关键词：马星翼；东泉诗话；尚书广义

马星翼（1790-1873），字仲章，号东泉、东泉居士、绎阳子，清朝嘉道年间经学家、金石学家，祖籍山东省鱼台县，随父移居邹县西曹社安马庄（今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西安楼村）。嘉庆癸酉（1813年）与其兄星房同榜中举，次年随父入京应礼部试，士人有“三苏”之目。以大挑授乐陵县教谕，历署临朐、招远、茌平等县。其父马邦玉，举人，官单县教谕，升登州府学教授，著作宏富，有《汉碑录文》等；叔父马邦举，嘉庆乙丑科进士，官曹州府教授，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传考略》等。马星翼尽得其父学，与父、叔父被学界称为“鱼台三马”。其中，任乐陵县教谕时间最久，受业中试者甚多。曾寄居省城济南，与泺源书院主讲何绍基等往来无虚日。晚年退老居邹，主讲于邹县近圣书院。与孟雨山（广均）、董听泉、杜伯和诸公结为诗社（又称九老会），洵极一时之盛。“尤足称者，文学萃于一门，天伦序其乐事。家中无人不知书，怡怡然有郑康成之风。”

马星翼一生著述颇多，所著《尚书广义》、《诗广义》、《论语辑说》、《国策补遗》、《名儒世系图考》、《绎阳随笔》、《凫绎旧闻》、《诗文集》、《东泉诗话》及《续册》各若干卷藏于家。同时，马星翼对历史地理、旧闻轶事、金石之学多有考证辑订，著有《邹邑金石志》、《汉碑总目》；参与编订《邹县志稿》、《济宁金石志》、《三迁志》；《蚕理》、《世职篇》、《二邾篇》等均辑入清末民初的《邹县志》和《邹县续志》；雅好金石，著名汉碑《汉兖州刺史杨叔恭残碑》、《汉永元断碑》等原藏其家。

《东泉诗话》、《东泉诗话续册》（以下称《续册》）因多种原因长期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而不广为人知，作者马星翼才华横溢，淹通经史、金石、诗歌等学，体例参照《随园诗话》，才学亦不让之。全书共36.5万字。《东泉诗话》共八卷，分“评诗”、“记诗”、“类诗”等部分；《续册》共七卷，分“评诗”、“赠答”、“闺秀”、“杂识”等部分。全书“评诗”部分基本采用王士祯“神韵说”、袁枚“性灵说”观点，评论自《诗经》以迄明、清近代的著名诗人和诗作，记录甚祥、剖析至深，条理清晰、材料富赡、排列整齐，痛批沈约“四声八韵”之说、时艺之风等诗歌创作之流弊，开一代新风。作品要言不烦，观点新颖，不落俗套，多见理之言，发人所未发，多格言、警句。作者作为当地诗坛、文坛盟主，“记诗”、“赠答”部分以笔记的形式大量保留了国内、山东省内著名学者、诗人诗歌作品。搜采当时名流的断简遗牍，仿古之采诗遗风，因人及诗；记录山东地区地方名人的诗作佳篇、唱酬之作，收录评赏，以诗存人。“类诗”、“闺秀”、“杂识”等部分乃作者游踪所及、名山胜迹、彤史之管、闺阁吟唱、乩仙之笔、时贤家集，加上作者本人的《演》诗作120首，类而辑之。因作者生活年代长，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时间跨度大，记录诗人数百家、诗作达数千首，可补《山左诗钞》、《山左续诗钞》之不足。书中绝大多数作品均为佚作，极具史料和文献价值，堪称一部方志中的艺文志。

《东泉诗话》及《续册》作为我国清代一部优秀的山左地区诗学理论和文献学著作，流传有序，理论、实践兼具，能有效地指导古代诗歌研究和创作。整理出版本书，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作为国学研究机构、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古典诗学研究和山东地区乡贤著作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可作为古代诗歌研究和爱好者的有益读本。

《东泉诗话》在清朝当时就备受重视，享誉海内。《东泉诗话》于1841年在作者的好友、孟子第七十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等资助下刊刻，惜墨坏纸劣，流传不广，现踪影难觅。《续册》经民国年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著名学者李平林、栾调甫搜集保护、著名学者屈万里《鱼台马氏著述记》推介、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倩人抄录，得以以抄本传世。《东泉诗话》道光21年刻本和《续册》抄本现存山东省图书馆。《续册》抄本等鱼台马氏丛书34种98卷为当年王献唐先生主持抄写，王先生并亲自进行批校和题识，并曾计划作为《山左先哲遗书》刊行而未果。著名学者屈万里先生1934年12月3日在《华北日报・图书周刊》刊文《鱼台马氏著述记》，为介绍马氏著作之始，先生并为马氏著述不得刊行而惋惜不已。

《东泉诗话》全书被影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杜松柏主编《清诗话访佚初编》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蔡镇楚主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中。《东泉诗话》、《续册》全书被影印收入王学典、杜泽逊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四辑）中，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11年出版。作者马星翼、《东泉诗话》被收入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蒋祖怡、陈志椿主编《中国诗话辞典》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车吉心主编《齐鲁文化大辞典》中。其内容被摘录入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陶渊明卷》、《元稹卷》、《李贺卷》、李建《唐诗研究集目》、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等多部权威著作中。

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本书也备受海峡两岸学者钱钟书、钱仲联、郭绍虞、杜松柏、蔡镇楚、蒋寅等的青睐，赞誉有加。被钱钟书《谈艺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萧沉《大唐诗人讲演录》、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韩宝江《诗风辩》、山东大学王小舒《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等多部专著和论文广泛引用。

全书大量保存了包括王阳明、文征明、李攀龙、高叔嗣、杨慎、何绍基、伊秉绶、许瀚、尤侗、赵执信、张尔歧、沈德潜、纪昀、王士祯、刘墉、张问陶、郑方坤、施端教、杭大宗、薛宁廷、张亦梅、谢石农、黄左田、张享甫、孔昭虔、董朴园、张象津、周乐、嵇春原、袁洁等数百名明清诗人的诗作，绝大多数不见于本集；同时保存了如郝秋岩、马士骐、周黛云、娟红、蒋红红、吴卿怜、阮元夫人孔璐华等数十家闺阁诗人的作品及大量优秀的唱酬诗作，总数达数千首，亦可看作我国山左地区一部明清优秀诗人诗文集。

和马星翼同时期的友人、滕县著名学者黄冶山曾为《东泉诗话》、《续诗话》题诗，给予其文献学成就以极高评价：

知君十万卷撑肠，卓笔成峰墨作庄。

落纸烟云簇锦绣，随风咳唾化琳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