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意思十篇

虚伪的意思篇1

中文发音：虚伪［xū wěi］

词语解释：虚伪，意思为虚假不真实。也有虚假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多用来评价个人行为。

反义词：真诚、真挚

用虚伪造句

1、我看着他那谄媚的笑脸，心想：真是虚伪！

2、走向社会，我们要多与诚实的朋友交往，远离虚伪的一些人。

3、在这个虚伪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诚实的心。

4、无论做什么都要诚实，虚伪，只会使你成为一个让人唾弃的人！

5、不敢诚实，只用虚伪的伪装把自己包裹。

6、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诚实，可是每个人都对别人很虚伪。

7、他这个人很诚实，很让人放心，不像那些虚伪的人让人难以相信

8、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太虚伪了，想找到诚实的难啦。

9、这个人太虚伪了，经常讲假话。

用虚伪的反义词造句

真诚：经过我再三思量，我终于认识到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真诚的向你道歉。

真挚：她们两个好朋友之间真挚的情谊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扩展阅读：怎么寻找反义词及反义词的正确使用】

一、反义词是指意义相对或者相反的词。汉语中有极其丰富的反义词，它们有很强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可以使人们在鲜明的对比下认清事物的性质、特征。掌握和运用反义词，可以使我们把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和突出。

二、意义相反的词叫反义词，寻找反义词是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从词的音节去寻找。反义词的音节一定要和对应的词相等。如“强”是单音节的，它的反义词也必须是单音节的“弱”。2、从词的范围去找。反义词所指的范围应该是相同的，如“强壮”是指人的体质，它的反义词应找“瘦弱”，而不能找“软弱”。3、从词的性质去找。词按性质又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一对反义词的词性必须是相同的。如“黑暗”是形容词，它的反义词也应是形容词“光明”，如果用“亮光”就不对了。因为“亮光”是名词。

三、巧妙地使用反义词，可以使语言精辟含蓄，寓意深刻，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确地使用反义词，可以形成对比、映衬，达到正话反说的效果。如“实在标致极了”（实际上就是“反语”）。

四、学生要认真理解每种方法的含义，同时要理解每个词语的意思。如学习反义词时要注意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去寻找。如：这鱼很新鲜，这句中的“新鲜”的反义词应是“陈旧”。早晨的空气很“新鲜”。这句中的“新鲜”的反义词应是“混浊”。

虚伪的意思篇2

1、人背信则名不达。——刘向

2、友谊是真诚的聚合；加进了虚伪，友谊便会稀释。

3、当穷神悄然进来，虚伪的友谊就越窗仓促而逃。——米尔

4、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创造，而且应当尽对排除虚伪和坏事。——契诃夫

5、意志薄弱的人，一定不会诚实。——拉罗什富科

6、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只是由于它是和毛病和虚伪对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7、不能凭最初印象往判定一个人。美德经常以谦虚镶边，缺点经常被虚伪所掩盖。——拉布吕耶尔

8、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拉罗什富科

9、多疑的人永久不能成为好朋友。友谊需要全部信任：或全盘信任，或全盘不信任。假设要把信心不断地分析、校准、弥缝、恢复，那末，信心只能增加人生的爱的苦恼，而尽不能取得爱所产生的气力和帮助但假设信心误用了又怎样呢？也没有关系：我宁愿被一个虚伪的朋友欺弄而不愿猜疑一个真实的朋友。——莫洛亚

10、虚伪的真诚，比魔更可怕。——泰戈尔

11、失足，你可能马上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富兰克林

12、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泰戈尔

13、爱情是真挚与真挚的拥抱，是真诚与真诚的交往，容不下半点虚伪和自私。

14、以实待人，非惟益人，益已尤人。——杨简

15、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泰戈尔

16、一切礼节，都是为了文饰那些虚应故事的行动，口是心非的欢迎，出尔反尔的周到而设立的；假设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概摈弃。——莎士比亚

17、诚实的人必须对自己守信，他的最后靠山就是真诚。——爱默生

18、研究但是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仅能赢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实的进步。——华罗庚

19、虚伪的心不会有坚固的腿。——莎士比亚

20、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程颐

21、没有诚实何来尊严。——西塞罗

22、您必须保持诚实人的立场，这时常是冒险的人需要的勇气。——奥斯特洛夫斯基

23、虚伪鼓动我们把自己的罪恶用美德的外衣掩盖起来，企图避免别人的责难。

24、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大仲马

25、虚伪的真诚，比魔鬼还可怕。

26、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高尔基

27、惟读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

28、工作上的信用是最好的财富。没有信用积累的青年，非成为失败者不可。——池田在作

29、没有一种罪行比虚伪和背义更可耻了。——培根

30、虚伪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因为虚伪本身什么也不是。——格拉宁

31、内不欺已，外不欺人。——弘一大师

32、诚信为人之本。——鲁迅

33、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孩子们对谎言或虚伪非常敏感，极易发觉。假设他们尊重你、依托你、他们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也会同你合作。——甘地夫人

34、在这个世界上的众多事务中，人们所以得到拯救，并非由于忠诚，而是由于缺乏忠诚。——富兰克林

35、凡是与虚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极为重要而且有价值的。——高尔基

36、真话说一半常是弥天大谎。——富兰克林

37、在道德教育方面，只有一条既适合于孩子，又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最为重要，那就是：尽不侵害他人。乃至教人为善这一条，假设不从属于这个教训，也是虚伪的、矛盾和有害的。——卢梭

38、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程颐

39、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40、一切礼节，都是为了文饰那些虚应故事的行动、口是心非的欢迎、出尔反尔的周到而设立的；假设有真实的友谊，这些虚伪的情势就该一概摈弃。——莎士比亚

41、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富兰克林

42、一言之美，贵于千多。——葛洪

43、民无信不立。——孔子

44、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45、真理是不再会为了虚伪的羞耻而披上帷幔的，它知道自己的赤裸中的气力和光荣。——赫尔岑

46、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海涅()

47、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充

48、欺骗的友谊是痛苦的创伤，虚伪的同情是锋利的毒箭。——列宁

49、虚伪的逢迎是友谊的毒剂，恳切的批评是友爱的厚礼。

50、虚伪喜欢躲藏在最高尚的思考之中。它从来企图脱离思考，因为思考能使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高尚的美名。——埃德蒙·伯克

虚伪的意思篇3

精彩导读：借衣金钏，也并非有意识让王夫人嫌弃林黛玉。她这样做，完全是遵循封建主义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自然也就表现了她的虚伪和自私。她的思想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主要是由于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她的头脑里浸透了封建主义思想，她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淑女。她认为按封建道德规范去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道德的；

在贾府这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大家族中，薛宝钗一方面抱取“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她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各方面的人保持着一种亲切自然、合宜得体的关系；正如脂评所说：“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末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而在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中，她特别注意揣摩和迎合贾府统治者的心意，以博取他们的好感，而对于被人瞧不起的赵姨娘等人，也未尝表现出冷淡和鄙视的神色，因而得到了贾府上上下下各种人等的称赞。贾母夸她“稳重和平”；从不称赞别人的赵姨娘也说她“展洋大方”。就连小丫头们，也多和她亲近。

在薛宝钗的性格中，确实也有虚伪和矫情的一面。她喜欢讨好人和奉承人。贾母要给她做生日，问她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她深知老年人喜欢热闹戏文，爱吃甜烂食物，就按贾母平时的爱好回答。她还当着面奉承过贾母。她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也巧不过老太太去。”结果是贾母大夸奖她：“提起姊妹”，“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金钏儿投井自杀后，王夫人心里不安。她安慰王夫人说：金钏不会自杀；如果真是自杀，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不为可惜，多赏几两银子就是了。王夫人说，不好把准备给林黛玉做生日 的衣服拿来给死者妆裹，怕她忌讳，薛宝钗就自动地把自己新做的衣服拿出来交给王夫人。这—段文字不但是写她讨好王夫人，而且还显示出这个封建主义的信奉者是怎样的冷酷无情。“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写她掣得的酒令牙签上画着牡丹，上有午句诗：“任是无情也动人”。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薛宝钗被称做群芳之冠，但又说“无情”。“无情”，是指她是封建道德的信奉者和实行者；“也动人”，却不过说她的貌美。丸说冷香，可能暗指她非热心人的意思。但“无情”和非热心并不等于奸险。水亭扑蝶，自然可以看出她有心机。但其目的是让小红、坠儿以为她没有所见那些私情话，并非有意嫁祸林黛玉。借衣金钏，也并非有意识让王夫人嫌弃林黛玉。她这样做，完全是遵循封建主义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自然也就表现了她的虚伪和自私。她的思想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主要是由于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她的头脑里浸透了封建主义思想，她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淑女。她认为按封建道德规范去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道德的；所以她很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备。人有说薛宝钗是“大奸不奸，大盗不盗”，恐伯就是指的她对封建道德的忠实情奉和执行；因为这种道德本身就是虚伪的。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放心，并最后被选择为宝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这种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而不应当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那种认为薛宝钗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宝玉的看法，既不得合书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一人物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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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的性格特点并非奸险，并非事事时时处处都有心机，而是她按照封建正统思想去做，而且做得又是那样浑然不觉。那样如鱼得水。人们从她身上看到的虚伪正是封建道德虚伪的体现。薛宝钗的有心机与凤姐的两面三刀是截然不同的。薛宝钗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表现在她所具有的一些美好的品格。比如，她处事周到，办事公平，关心人，体贴人，帮助人。一次，袭人想央求湘云替她做点针线活，宝钗知道后，马上对她讲明史湘云“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做活做到三更天”，“一来了就说累得慌”的苦衷，责怪她“怎么一时半刻不会体贴人”，并主动接去了要湘云做的活计。还有一次，湘云要开社作东，宝钗因伯她花费引起她婶娘报怨，便资助她办了螃蟹宴。因此，这位心直口快、性情豪爽的小姐，曾经真心地这样称赞宝钗：“这些姐妹们，再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样一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对于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家境贫寒的邢岫烟，也都给过种种帮助。即使对大观园的下人，她也能体贴他们的起早睡晚，终年辛苦的处境，为他们筹划一点额外的进益。〖2〗

虚伪的意思篇4

一、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骗取

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问题

（一）行为人与“他人”是否属于共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情况。除“为自己虚开”的情况外，其他三种情况都涉及到“他人”。那么，行为人与他人是否属于共犯？对此，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他人”明知行为人是为自己虚开或为行为人虚开或经行为人介绍为他人虚开及是经行为人介绍的他人为自己虚开，那么，“他人”与行为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行为人或“他人”也实施了行为人和“他人”都希望实施的虚开行为，因此，行为人与“他人”应属于共犯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行为人与“他人”没有必要考虑以共犯来认定，对一案中涉及到的“他人”宜分别以个案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中的“他人”不只一次为不同的行为人虚开，或者是由不同的行为人为自己虚开，“他人”与行为人之间也互无特定关系，如果他人与数个不同的行为人分别形成共同犯罪，“他人”在该案中可能是主犯，而在另一案中可能是从犯。如果将他人分别认定为主犯和从犯，所判处的刑罚无疑需要并罚，否则，以共犯认定本身毫无意义。这样做不仅造成实践中处理难度增大，而且，从根本上讲也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刑法理论②。

我们认为，认为在虚开发票犯罪中行为人与“他人”应成立共同犯罪的观点，应当说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有关刑法理论的。而认为此种情况不应作为共同犯罪处理的观点的理由则值得怀疑。除了论者的“将这种情况作为共同犯罪处理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刑法理论”的说法因为没有具体说明而颇为令人费解外，论者的所谓“如果将这种情况认定为共同犯罪将造成实践中处理难度增大”的见解则值得推敲。论者所说的处理难度增大就是，如果行为人为不同的“他人”虚开，或者他人为不同的行为人虚开，这样在不同的案件中“他人”有的是主犯，有的是从犯，因此对“他人”在不同的案件中判处的刑罚就必须并罚。但是，由于犯罪分子在性质相同的不同的犯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就成为并罚的根据了吗？对于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漏罪和新犯的罪，即使和前罪性质相同也应并罚，刑法理论界向无争议。但对于在判决前犯罪分子所犯的同种数罪是否并罚，目前刑法理论界还有较大的分歧，主要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尽管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列举了各种理由，但尚未见到以犯罪分子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来论证是否必须并罚的情况。而且大家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并罚取决于能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我们认为，从此角度来论证对同种数罪是否并罚应当说是一种科学的思路。因此，论者的对“他人”在不同的案件中判处的刑罚就必须并罚的见解并不妥当。同时，由于将行为人与“他人”认定为共犯而可以把数个虚开犯罪案件作一案处理，这样从诉讼角度看将不是增大了处理的难度，而是便利了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

（二）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后又据此骗取国家税款的，应如何定罪处罚？

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第3、4、5款的规定，利用虚开的增殖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是指利用虚开上述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款。对于这种情况应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第205条第1款没有规定，而该条第2款则规定得比较明确。即有虚开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应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能否根据该款的规定来推定有虚开行为骗取国家税款，但没有同时具备“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三个条件的行为，也按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呢？我们认为，处理该问题，应当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行为和第2款规定的行为在处理方式上应当一致。在此前提下来看待第2款行为的性质，以解决该两款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第2款行为的性质，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偷税罪的牵连犯，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即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立法将虚开行为和以虚开的方式骗取出口退税、偷税的行为合并为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个罪名。因此，对于虚开发票又以此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应直接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无须再适用牵连犯的理论②；有的学者认为，虚开发票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再用虚开发票骗取国家税款，属加重行为，并认为刑法第205条规定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第2款的加重情况不适用于一般的虚开行为和骗取税款行为，仅对骗取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况而言，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③；有的学者认为，该种情况不存在着行为同时适用本罪、偷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可能性，属犯一罪同时触犯数法条的法条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以第205条规定的犯罪论处④。

我们认为，虚开发票的行为包含在骗取出口退税罪中，将以虚开发票的方式骗取税款的行为视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法条竞合并无不妥，但由于虚开发票并不是构成偷税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手段，因此，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偷税罪理解为法条竞合的关系就值得推敲。这样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情况从整体上就不好说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偷税罪的法条竞合。从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规定看，构成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只要具有虚开行为即可，不需要再同时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因此，上述第二种观点确有不严谨之处。那么，刑法第205条规定的情况是否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与偷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牵连犯呢？如果刑法中规定的结合该种情况来看待第2款的规定，显然，“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仅是虚开行为的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由此，第2款规定的情况不属于牵连犯，因为，刑法理论中所说的牵连犯，是数个独立不同的犯罪行为的牵连，或者是手段与目的行为的牵连，或者是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作为目的行为构成的犯罪中不可能再同时以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作为其犯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如果认为虚开行为是骗取出口退税罪、偷税罪中手段行为的一种的话，在此将第2款规定的行为视为牵连犯，无疑是把虚开行为作了重复评价。如果认为虚开行为不是骗取出口退税罪、偷税罪中手段行为的一种的话，将第2款规定的行为视为牵连犯也未尚不可，但是，在刑法已经将“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行为规定为虚开行为的一个加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不需要再对其作牵连犯的评价。而且，把这种情况作为牵连犯对待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妥。因为，从来在理论上解决牵连犯的刑事责任时只是涉及到罪与刑的选择问题，而不是要对牵连犯在选择了罪之后再作刑的创制。当然，也不妨把第2款的规定视为刑法对牵连犯理论的新发展。那么，在此景况下，根据第1款对同样问题的处理方式必须与第2款的处理方式一致的原则，在具有第1款的规定的虚开行为的同时行为人又具有以虚开的发票骗取国家税款但不符合第2款规定的条件的情况时，也应当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事实上，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条对“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的解释中也包括了因虚开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情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把以虚开发票的方式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定罪处罚。这时，也不需要对该种情况再作牵连犯的评价。总之，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在处理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后又据此骗取国家税款的问题时，不宜再适用牵连犯的理论。

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

（一）承印增殖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未经税务机关批准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是否“伪造”？伪造是否包括变造？

对于变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视为伪造，虽然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但《解释》和刑法理论界都一致认同。但对于承印增殖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未经税务机关批准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是否属于“伪造”？《解释》没有规定，刑法理论界对此则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承印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指定企业，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私自加印增殖税专用发票的，也属于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①。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法律上讲，在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加印的行为，其性质是“擅自印制”。其违法性在于违反审批的程序或数量，而不在于主体无权印制。而且，在加印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所印制的发票系真票而非假票，谈不上伪造的性质。同时，刑法对这种“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没有作为犯罪论处的规定②。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刑法对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和擅自印制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对后一种行为刑法第209条第1款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对前一种行为则未明确规定为犯罪。探求其缘由，大概有两个：一个可能是立法者的疏忽，在我国刑法中这种立法过错是不少见的；另一个是立法者认为增殖税专用发票的印制由特定的单位即中国人民银行印钞厂统一印制，管理相当严格，一般不会出现擅自印制的情况，因此对于这种极少发生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而相对于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而言，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印制则没有这样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实践中容易发生这种行为，因此应作为犯罪处理。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在目前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可为犯罪的状况下，都完全可以从刑法设立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立法目的上将其解释为伪造的一种行为。因为，刑法设立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目的无非在于严厉打击那些违反法律规定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以保障国家的税收和维护发票管理秩序。擅自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在危害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上与一般的伪造行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从广义上讲，擅自制造也不失为伪造，擅自制造出来的发票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也不是真票而是假票（对假票可以理解为违法印制的发票，擅自印制发票的尽管是有权或有资格印制增殖税专用发票的特定单位，但违反税务机关的规定擅自印制的发票也属于违法印制的发票，和一般单位或个人伪造的发票并无本质的不同。），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刑法第206条规定的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并没有什么不妥。

（二）行为人同时具有自己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并出售和出售他人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的处理

从表面上看，虽然上述两种行为中都有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好象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而且如果两者不是同时实施的话，似乎可以对其实行数罪并罚。但是，我们认为，刑法第206条第1款规定的是选择性罪名，尽管伪造行为和出售行为是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既然立法者将其规定在一起就表明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即使行为人在判决前实施了伪造并出售和出售他人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方式不同的犯罪，也应以一罪即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三）伪造行为和虚开行为并存时的处理

对于伪造行为和虚开行为并存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处理：

第一，行为人出于虚开的动机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然后又虚开的，伪造行为和虚开行为分别构成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由于两者间具有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因此应作为牵连犯处理。至于出于虚开的动机实施了伪造行为但尚未虚开的，不宜视为牵连犯，仅作为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即可。

第二，行为人出于虚开的动机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不仅将该发票虚开，还将其中的部分发票出售的，由于虚开行为和出售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关系，因此，应按以下思路处理：先将伪造的行为和虚开行为作为牵连犯选择其中的一个重罪定性，然后根据选择的结果而分为两种情形处理：如果选择了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则将该罪与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并罚；如果选择了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则将该罪与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作为一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处理。对于前一种情形并罚应无疑义；对于后一种情形作为一罪处理，理由即在于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是刑法第206条第1款规定的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相同的两种不同方式，根据刑法理论通行见解，对于行为人同时具有选择性罪名中的不同方式的行为，应作为一罪论处。

第三，出于出售的动机而伪造，但并未出售而是虚开的，应视为转化犯，以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出于出售的动机而伪造，既出售也虚开的，应以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实行数罪并罚。

第四，同时出于出售和虚开的动机而伪造，（1）但尚未虚开的，只以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2）伪造出来后未虚开只出售或未出售只虚开的，对于前者应以出售伪造、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对于后者应视为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的牵连犯，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3）将伪造出来的增殖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一部分虚开，一部分出售的，应按照上述第二种情形的处理思路处理。

（四）刑法第206条第2款规定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在适用刑法第206条第2款的规定时，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的理解：

第一，“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包括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伪造了增殖税专用发票，并将自己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出售；二是行为人伪造了增殖税专用发票，并出售自己和他人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三是行为人伪造了增殖税专用发票（但尚未出售），同时也实施了出售他人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于第一种情形适用刑法第206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不会有什么疑义。但对于第二、三种情形能否适用该款规定处理，则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不管是第一种情形还是第二、三种情形，都既有伪造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在对社会的客观危害上都是一样的。而且比较而言，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后两种情形似乎比第一种情形要大一些。因为，行为人不仅采用自己伪造的方式为自己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提供来源，而且还通过从他人那里获得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为自己的出售行为提供来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谋取不法利益动机的强烈程度要大于第一种情形中的行为人。这样来看的话，就没有理由把第二、三中情形排除于刑法第206条第2款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

第二，该款中的“数量特别巨大”，是指伪造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和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数量从累计总数上达到“特别巨大”，还是两者必须同时都达到“特别巨大”？

对此，从该款规定上很难分析出立法者的倾向性。从法理上讲，如果要对死刑实行严格控制，肯定后种理解而否定前种理解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样没有法律根据。因此，我们认为，还是应采前种理解比较合适。在计算伪造并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数量时应当注意，对于伪造并出售同一宗增殖税专用发票，数量不应重复计算，但对于伪造和出售的不是同一宗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则应累计。这也是《解释》的见解。

第三，“数量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与“严重破坏经济秩序”之间是什么关系？即前两者是否是后者的基本内容？换言之，是否具备了前两者就当然具备了后者？我们认为，从经济秩序的含义上看，经济秩序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并能为大家接受的定义。但是，不应将其限于狭窄的范围，应是人们的共识。结合这种情况，在危害税收犯罪的领域，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很难说未对经济秩序造成危害。从此方面考虑，应当认为，只要具备了前两者，就当然具备了后者，对于后者司法机关没有必要去专门分析认定。

三、非法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同时非法出售真的增殖税专用发票和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如果在行为人非法出售的增殖税专用发票中实际上既有真发票也有假发票，但行为人误认为都是真发票或都是假发票，那么在处理时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直接按行为人的认识或者以非法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罪或者以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即可。问题是，当行为人明知自己非法出售的发票中既有真发票也有假发票时，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定一罪还是数罪？从表面上看，这种情况中只有一个非法出售行为，如果仅因为行为对象的不同就确定为数罪的话，似乎是将同一个非法出售行为作了重复评价。也许我们可以对这种情况进行下列解释：虽然从表面上看，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一个行为，但是其内涵是不同的。从实质上看，行为人主观上既存在非法出售真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又有出售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故意，该两种不同的故意支配下的非法出售行为分别指向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这样两种不同的对象，因此其行为分别符合了非法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两个犯罪构成要件。这两种犯罪虽然同时发生，在时间、地点上具有一定的关系，但这是由刑法对其犯罪客观行为规定的相同性及犯罪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这种关系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不能够为将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行为作为一罪处理提供充分的根据。应当说这种解释的思路是要根据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来判定一罪数罪，本身并无值得可疑之处。但是，这种解释总让人觉得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而且，这种情况刑法理论中通常是将其看作想象竞合犯的。如果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实行数罪并罚的话，事实上意味着要对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进行修正。可是在目前刑法理论上基本上认为将想象竞合犯作为一罪处理是妥当的，似乎还没有人主张要对想象竞合犯实行数罪并罚。因此上述解释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如果把这种情况作为想象竞合犯对待并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的话，实际上该处罚原则在不少情况下并不能很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行为人同时非法出售真假两种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另一个罪在处罚上不予考虑；行为人先实施了一个非法出售真增殖税专用发票行为，后实施了一个出售假增殖税专用发票行为，不管两者间隔时间是多么的短，都应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后者所受的处罚要较前者重。这样似乎不太合理。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照此办理的话，可能会出现行为人规避遭受过重处罚而有意识地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无论是实行数罪并罚还是按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比较而言，将该种情况作为一罪处理从理论上看比较妥当，只是为了避免按想象竞合犯处理不能很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考虑将其他犯罪行为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来对待②。当然，这只是在目前的这种立法状况下为了司法而采用的虽非尽善但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要避免司法中的难题，我们认为，最好在将来修改刑法时把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行为和非法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行为合并为一个犯罪。对现行立法做这种修改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提到的不足，而且也有利于避免下列缺陷而使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得到有效的惩治和防范：在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中，有时会存在这样的情形，即无论是真增殖税专用发票，还是假增殖税专用发票，其数量单独计算都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但如果两者相加的话，就可以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那么，从处理方式上考察，如果对同时非法出售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实行数罪并罚，上述情形由于真假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数量不能相加而都不能构成犯罪；如果按想象竞合犯对待，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就可能出现行为人为了避免行为构成犯罪而分别出售达不到单独构成非法出售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和出售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数量的真的和假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的情况。这显然是现行立法存在的漏洞所造成的。

四、非法购买增殖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的问题

虚伪的意思篇5

佛来思节夫人是玛蒂尔德读教会女校时的同学和朋友。她们之间贫富悬殊。玛蒂尔德去看望佛来思节夫人回来“就会感到十分痛苦”。“由于伤心、悔恨、失望、困苦，她常常整天地哭几天”，因而再也不想去看望她那位“有钱的女朋友”。只是为了借项链，她又才硬着头皮赧颜登门。贫富的差异使玛蒂尔德的心理失去了平衡。

佛来思节夫人是一位贵妇人，家里颇为富有，但对寒伧的朋友玛蒂尔德却相当冷漠。她虽然答应了玛蒂尔德借项链的要求，可是借出的却是一挂可以乱真的假项链。当然那是玛蒂尔德自己挑选的，与她关系不大。然而在借出后，玛蒂尔德延缓归还时，她却“带着一种不满的神情”对她的朋友说：“你应该早一点还我。也许我早就要用它了。”这就不仅仅是冷漠了，而且很虚伪!“也许我早就要用它了”，只是一种假设，并非真的要用：再说以她的身份和富有，即便真的要用，也决不会用那挂顶多值五百法郎的假项链呀!

这种冷漠和虚伪还在玛蒂尔德送还(其实是偿还)项链之后进一步体现出来。玛蒂尔德还项链时，佛来思节夫人并未打开盒子验收，但这绝不意味着玛蒂尔德走后她就不会打开盒子。即使她完全信任玛蒂尔德，不马上打开，那么以后十年之内她也不可能不打开，因为她不是一扫许我早就要用它了”么?一旦知道玛蒂尔德还的是真项链，按说她就应该去问问缘由，说明真相才对呀。可是十年之久，她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也就是说，她十年之中都不知道玛蒂尔德还的是真项链，而作为同学特别是朋友，她也应该过问一下玛蒂尔德嘛。然而她对玛蒂尔德家中的变化却全然不知。那就是说十年之间，这对同学和朋友再没见过面。玛蒂尔德自然不会主动去佛来思节夫人家里，甚至还会有意回避：佛来思节夫人也没去看望过玛蒂尔德，倘若去过，关心过，那么借还项链十年之后不期而遇时，双方不会不表示出来。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佛来思节夫人的虚伪和冷漠是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产物。她和玛蒂尔德既是同学，更是朋友，交往中尚且免不了虚伪和冷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

虚伪的意思篇6

关键词：伪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人性论

《现代启示录》对越南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人性善性恶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诠释，是一部具有反战，反制度，揭穿资本主义虚伪面具的意识形态的电影。但当我们用意识形态的眼光重新审视它时会发现影片事实上仍然承担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身份职能，体现出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阿尔都赛指出“电影是艺术，也是工业，但从深层来审视更是意识形态。”影片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虚伪，揭穿制度谎言下的骗局的同时掩盖了资本主义尖锐的矛盾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化了资本主义人性论，使之上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影片在对资本主义种种置疑的同时始终维护者资本主义的核心秩序。

一、影片主题的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指观念、理想、信念、热情、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证明。”意识形态批评是以银幕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批评。《现代启示录》中的关键意象，人物塑造，剧情细节，氛围营造等各个环节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单从柯兹的人物形象上讲，柯兹代表的是美国——是制造恐怖的凶手，也最终也成为文明祭坛的牺牲者。美国卷入战争虽然打着“正义，和平”等光鲜的旗帜，但本质上归根于一种侵略扩张的意识。影片暴露了美国伪善的面目，同时体现出美国卷入的同时日益迷失自我，将自己陷入无理无奈疯狂的境地，导致政治上，经济上，道义上一败涂地。科波拉希望美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并在影片中对美国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福科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像力的成果，而是权力运作的产物，人们对真理和理性的臣服，最终不过是对权力话语的服从。例如影片中法国没落家族晚餐段落就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法国人与维拉德一行人的争论表达了法国人对越南战争的思考，“你们正在为历史上最大的虚无而战。”法国人在越南土地上生活了七十多年，对战争更有发言权。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更多的是无意义，美国人的流血牺牲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科波拉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利益的权衡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卷入了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了影片的主题体现的是创作者对当代文明和人性的反思，柯波拉以越战这段海上公路任务作为表面叙事，体现了文明伪善谎言的悲观态度和警世预言，以及现代文明传播给愚?民族的扭曲使命感。在影片中，创作者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伪善进行审判。指出美国对越共进行武力侵略是打着教化为名却以掠夺为实的伪善。美化战争的一系列口号不过是掩盖其侵略本性的谎言，人性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摧残，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人性论在这场扭曲的战争下不攻自破。

二、影片意识形态的缺陷

在电影创作中，衡量导演驾驭性有三个要素即专业技能，统一的个人风格，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协调一致的态度和思想。因此导演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对影片的意识形态具有深刻影响。曼海姆分析意识形态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由于情况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社会情景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于是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这实际上体现了特殊集团的自我利益。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现代启示录》虽然力求客观与公正，但仍没有脱离其历史局限性，因此属于前者。资本主义的伪善也影响了艺术家自身的创作，影片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伪善，但也不知不觉的犯了伪善的错误，主要体现在影片对越南的描述里。

《现代启示录》以现代性掩盖了越战的实质，掩盖了其中昭然若揭的意识形态纷争、文化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阶级、种族歧视等事实。“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凶犯和被害者，所有人：美国人，越南人，高棉人都是受害者—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凶手则是虚无缥缈的“现代性”，种族，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虚化成空气。”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影片体现的是美国希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越南，美国人一贯的思维逻辑即是美国的骄傲属于人类，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罪过属于人类，同样因为美国就是世界，伪善的色彩尤其浓厚。毕竟创作者是美国团队，他们始终无意识的把美国人本身高高在上的思想移植如影片中，越南自己的形象在影片中没有得到展现，甚至被扭曲异化，影片中的越南人是简单化，符号化，甚至被丑化的。

葛兰西 “霸权理论”指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往往以霸权作为手段，把他们的利益表现为自然而然、无可争辩的大众利益，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其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这种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去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人“心甘情愿”地积极参与，使之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和文化霸权中来，以此来实施和推行支配集团的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影片在控诉霸权的同时，也犯了霸权主义的错误，隐晦的体现了创作者难以掩饰的资本主义的伪善性。影片利用手中的话语权，美化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意识，掩盖了越南的真实形象，形成电影人对“越南”乃至这场战争的误识，影片的成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误识，是一种文化意识侵略的表现。这种文化传播在好莱坞战争片中屡见不鲜，是需要仔细剖析的。

小结

影片深刻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困境，既艺术地反映了现代人的性格特点及其生存困境，又象征性地表现了人类的某些基本根性和永恒困境。但我们仍需发现影片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虚伪，揭穿制度谎言下的骗局同时掩盖了尖锐矛盾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影片在对资本主义种种置疑的同时始终维护者资本主义的核心秩序。这也体现创作者意识形态，人生观，价值观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虚伪的意思篇7

一、国外关于恶意串通研究现状

一般认为，恶意串通合同是我国法律所独创的制度。在英美法律体系中没有对应我国恶意串通合同制度的相关概念，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中亦没有恶意串通合同的相关描述，仅有比较相近的通谋的虚伪表示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概念，但也与我国恶意串通合同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美国，通谋的虚伪表示有其明确的定义，是指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的意思表示。比如，债务人欲免除财产抵押，与相对人通谋，制造出卖其财产情形的假象。关于通谋的虚伪表示效力以及跟中国恶意串通的区别，美国法学家唐拉贝克（2008）认为，“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以得见，通谋的虚伪表示存在双方故意的通谋，这与恶意串通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一样。第一，通谋虚伪表示与当事人真实意图不符，存在双方故意的意思表示不一致。而恶意串通的行为有双方串通行为即可，并不一定存在意思和表示不一致。第二，通谋的虚伪表示的无效是基于意思主义的考虑，即其无效是因当事人缺乏真实效果意思；恶意串通合同的无效，是指该合同损害了他人利益，合同的目的具有违法性。第三，恶意串通的行为人应表现出恶意，即有加害第三人的故意作为要件，而通谋的虚伪表示，当事人不一定有加害他人的故意。

美国法学家莱克新德在2008年发表文章，笔者论述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实施行为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在目的上和内容上却是非法的，这种行为在业内又被称为隐匿行为。www.lw881.com在实施这种行为的过程中，当事人故意实施的行为或故意表示出来的形式和其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不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现，仅仅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和行为掩盖其真实目的，并达到其非法目的。例如，通过合作形式变相转移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以合法买卖行为达到隐匿真实财产、逃避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债务目的等。可以看出，尽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与恶意串通合同的当事人都有通谋的故意并且都有非法的目的，但是二者仍然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尽管目的非法，但其有合法的外衣，从形式上看它是合法的合同；而恶意串通合同则不一定有合法的形式，有时可以说从形式上看它也是非法的。其次，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其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与当事人的真意不符，属于意思表示故意的不一致；而恶意串通合同则必然存在着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可能当事人意思和表示均一致地要加害他人。再次，恶意串通合同一般要求当事人有加害他人的故意，而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的目的的非法形式不限于加害他人，还有可能仅仅是为了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二、国内关于恶意串通的研究现状

《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61条第2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或者返还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4条规定：“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中的“双方取得的财产”，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也应当属于法律规定内容的范畴。

对于恶意串通的概念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如郭明瑞教授认为，恶意串通合同是指订立合同的行为人故意的非法勾结，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江平教授在《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行为人双方以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相互串通订立的有损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王利明教授在《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恶意串通合同的行为是这样的，双方当事人合谋非法串通，共同订立对双方有利的某种合同，使集体、国家或第三人利益受损的合同。郭明瑞在《合同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认为，恶意串通合同主要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方面当事人具有恶意，表明当事人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故意。客观方面，首先当事人有能够表现其主观心态的客观行为，即非法串通。串通表明当事人有通谋，非法指当事人的这种通谋为法律所不许；其次这一合同造成了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后果。

虚伪的意思篇8

虚　伪

蒙上虚伪的面纱，把自己装饰成别人眼中的完美。

在生活的平台上，用多个视角去观看一个人，他一定不是完美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繁华的人类空间，一路走来，发现自己承受着许多讪笑与异样的指点。当在乎这些，我就要背负着一切走，当然，我会倒下。倒下了，意味着我的失败。但之后我便站不起来，堕落厄运般占据我的人生。

而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不是我了――内心已被虚伪俘虏。之后的生活，我便走出了别人眼中的“好”。这时，别人的赞扬并非赞扬……自己内心早已空虚，视觉早已迷茫，没有主见，没有未来，我只是按照别人的思想去走路、表演，犹如风筝一般。

我还能走多久?走的是我的路吗?已经厌倦尊贵的虚饰，在别人眼中我只能虚伪，别人也只能看到我的虚伪。难道虚伪背后的我真的如此丑陋?内心的黑洞越来越大，难以弥补。站在虚伪之后太久了，久得令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主能力。虚伪支配了我的所有，我必须发出抗争，找回自己!

懦　弱

在种种理由下，困难总能被推开。

遇到有挑战性、有困难性的事情，自己总是无法正面迎击，百般找理由来推卸。理由不是理由，是自己的胆怯，而理由是对自己勇气的否认。懦弱的自己，平平淡淡从过去走到现在。

每件事情，都使自己恐惧，甚至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心悸就涌上心头。懦弱使自己一事无成，眼前的路是下坡路，懦弱推动我缓缓挪动脚步，让我任命运摆布。为什么会如此，我为什么要服输?我是应该向别人学习：从命运的道路中开垦出自己的个性道路，任由冷风袭背，骄阳照头，从生命中，体味风险的快乐……

虚伪的意思篇9

辨伪机制薄弱 真伪模糊 数字化管理

中华文化的一个缺憾，就是虚假，就是辨伪机制的薄弱。造成了历史上真伪模糊的严重倾向。

记得十年前读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的著作，他反复强调中华文明在思维逻辑上最大的毛病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当时用的中文句子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种提法，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还非常陌生，因为当时大家还在一些空洞的概念上批判中国的传统思维，寻找落后原因，比如封建观念、极权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这样毫无火气的提法呢？因此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后来越来越明白，黄仁宇教授的提法超过很多空洞的概念。中国古代从朝廷到文人，思考一切问题的起点都不是数字化的实证资料，而是完全无法实证的道德礼义和兴亡高调。不管是经济措施还是军事措施，往往都从“道理”里边产生，而不是从数字里边产生。这种习惯，来自于一种思维逻辑，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思维逻辑，结果轻视实证、无力辨伪，成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当然这是一大缺点。

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仅仅看成是历代政府统计机构的失职。为什么全都失职了？这就是因为有深远的文化原因。这种文化原因，曾经带给中华民族一次次深重的灾难。

在我还是一名初中学生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九五八年的“”运动，每天在报纸上读到一些很大的数字，我们要用手指头去数那一连串的零才能读得过来，但是老师们在讲到这些数字的时候都很激动。例如，粮食亩产二十万斤。据说这个数字连农民出身的也深表怀疑，找来一些资深的科学家讨论，科学家告诉他，有可能。可见中国科学家一遇到大概念也放弃实证。还有，一年要炼多少万吨钢，要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等等。这都像亩产二十万斤一样，有明确的数字，让人觉得一定经过起码的估计。但事实已经证明，完全没有估算，是根据一时的政治热情随口喊出来的。

这种由政治热情随口喊出来的口号造成什么后果，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从小，就是从一连串的数字和百分比中长大的。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这些数字有点可疑，等到终于有了结果，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切数字，也不再在乎别人提出任何数字。我想，我们的祖辈也是经过这个过程才轻视一切数字的吧？

关键词：

数字控制 经济领域 数字 非实证思维 政治运动

我们这一代从小就发现很多最需要有数字控制的经济领域对数字极其草率，因此也降低了人们对数字的敏感，成为“非实证思维”的继承者。

但是，这种非实证思维所造成的灾难却是惊人的。比如历次政治运动当中我们都会听到一个比例，叫做“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是，要打倒的对象占百分之五。在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百分之五是多少人？每次运动都打倒百分之五，积累下来的“人造敌人”有多少？谁也不会去仔细统计。但是，每个单位完成这个运动任务就一定要用这个比例来划定打倒的人数，这个后果就严重了。我的一些老师成为分子，就是因为比例不够才硬拉进去的。

又比如，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三分之二”，这个巨大的数字从何而来？完全没有实证基础。还有，什么叫“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又在谁的手里？”也没有实证，好像朦朦胧胧地是指在、走资派、修正主义手里，但又完全无数。因为无数，当起来后打倒的当权派就不是三分之二了，一度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是不管是三分之二，还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九十五，全部都没有任何根据。

这是不是共产党特有的毛病呢？不是，至少在共产党的对手的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最后的国共内战中彻底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完全失去了数字实证。一会儿说三年可以消产党，一会儿又缩小到一年，甚至有的幕僚缩短到八个月，虽然都有明确的时间数字，但同样是凭着一时的政治需要随口喊出来的。从这次战争的展开情况看，在这方面还远远地落后共产党，在退踞台湾之后，在肃清“匪谍”，也就是有共产党疑点的人员时候，提出过一个“如果妻子是匪谍，丈夫也必定是”的原则，把嫌疑犯整整扩大了一倍，但也完全不在乎实证。可见，这是海峡两岸的通病。

政治角逐当然也会有是非善恶，但历生在中国的政治角逐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双方一手举道义之旗，一手据孙子兵法，却都很少在乎每份情报资讯的准确性。结果，有一大半角逐是黑箱打斗，就像京剧《三岔口》。

关键词：

实证意识 缺憾 实证 李约瑟博士 真实

中华文化为什么那么不在意实证呢？我们可以听听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的看法。李约瑟博士把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国式的。他认为，正是这种，冲淡了自然法则的真实性，同时也漠视了社会生活的自然法则。古希腊哲学家以探究自然法则为使命，而中国文化则以制度化的等级为法则。

李约瑟博士还认为，中国式的从以下四个方面贬低了真实的价值。

他说第一个方面，把褒贬置于真实之上。不追求事实的真相，只追求千古定论。由此出发，认为天下之事要分忠奸、正邪、功过、是非，却不在乎真伪。在中国文化当中，是非之辨总是远远超过真伪之辨。是非之辨的话语滔滔不绝，而真伪之辨的手段却寥寥无几，这是一。

第二个方面，把仪式置于真实之上。仪式当然需要假借，把君主制度假借成天地的规范，因此也就成了朝廷意旨，假借成了自然法则。这样一来，朝廷的善恶智愚就失去了评判机制，使整个社会在最高层面上失去了真伪，也使得社会最低层面的真实性不受到制度控制；这讲得比较深刻了。

第三个方面，把理想置之于真实之上。这个理想还只是统治者的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却又从上而下向社会底层层层挤压。但是，由于社会低层的真实活力没有被调动起来，这种挤压最终无效，因此使理想也失去了真实性。

第四，把制度之外的真实予以否定。这是中国式的承袭着“天无二日”的独大性。这种独大性对于真实存在的异端现象和体制之外的生态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结果使体制内的封闭存在与社会真实越来越远。

这四个方面，推动的起点是统治者，而承受的结果却是广大民众。长期以来，如此一二三四，中国人的真实观念也就渐渐淡薄，像一幅被一次次漂洗过的水墨画，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中国的早期哲人为了从精神上把民众从真实的苦难中引开，想出了很多超越真实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运用得过度，使得这个民族在精神上不再习惯面对真实。老人的好心，种下了后代的病根。

关键词：

实证意识 淡薄 疲弱 虚假 精神安慰

中华文化的历史上，呼唤真，呼唤本相，呼唤事实求是，这样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多大的改观呢？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对真实的对立面的研究。也就是说，要证明什么是真实，必须证明什么是虚假。中华文化呼唤真实的机制的疲弱，恰恰是因为证伪机制的疲弱。

当然也识破过很多虚假，但是，究竟是怎么识破的呢？缺少一个严密的、公认的程序。我们往往只是泛泛地作一点精神安慰，比如“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或者“身正不怕影子斜”，比如“真金不怕火炼”，再不行，就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一次次看到，正是在无数群众雪亮的眼睛前，真实被烧成了灰烬，而虚假却成了舆论,甚至于变成了历史定论。

这种情形，就像医生没有检查癌细胞、切除癌细胞的科学程序，只是泛泛地空论“邪不压正”，结果只能造成癌症的猖獗。

证伪机制，也就是切癌机制，排毒机制。

中华文化在证伪机制上的无能，主要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一是缺少证伪的敏感，二是缺少证伪的责任，三是缺少证伪的手段，四是缺少证伪的背景，五是缺少证伪的舆论等等，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证伪的事情寸步难行。

在中国的文化思维当中，当虚假的东西一出现，大家也习惯于“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者说“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结果这种虚假至少获得了一半以上的保护。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很多年长一点的人的档案当中总是夹带着大量被揭发的纸条，原因就是严重的缺少排除机制和否定机制。我曾经多次讲过，当中全国曾出现过几十万个甚至于几百万个所谓“专案组”，专门查被揭发者的“历史问题”。几十万个专案组，办案人员就多达几百万，几百万个人审查几十万个人长达十年之长，有谁听到过排除过哪一个审查对象？几乎没有。后来昭雪，只是政策一风吹。有人说当时无法排除，可能是由于政治压力，其实几十万个审查对象当中，上面有政治压力的是极少数，最多是几百个吧。对于那几百万个没有压力的对象一个也没有排除，这证明了什么？

一种文化没有证伪机制，就像一个身体没有排泄机制，后果可想而知。幸好中国人学会了忍辱负重，背着别人对自己的真真假假的传闻和自己对别人的真真假假的传闻，与世长辞。

关键词：

糊涂 真伪界线 虚假 星云大师 假在文化

我无法违避我心中最感刺痛的一点了：就是如果有谁问我，中华文化的各项缺憾当中，最根本、最致命、最具有延续力的一项是什么？我的回答只能是：虚假。说出这两个字作为答案，我犹豫了很多年，但最后的选择还是这两个字。是的，最大的缺不是我前面所说的公德问题、尊严问题，也不是今后要说的法制问题、保守问题，而是虚假。

我的这个答案很可能使不少朋友感到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因为长期与虚假朝夕相处，已经适应虚假了。

记得几年前诗人北岛询问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的佛学领袖星云大师，大陆目前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星云大师只回答了一个字：假。我曾经就这件事当面询问过星云大师，他说：“我说假，是假在文化上。”

温和的佛学大师从界外来观察界内，所作的一字判断，确实让人一惊。但仔细一想，也真是击中要害。可以印证他的一字判语的，是百岁老人巴金的三字遗言：说真话。你看，智者都盯住了假。一个假字，几乎可以概括绝大多数社会的负面现象，而且全部出自于我们集体的文化心态。星云大师说假在文化，也就是指这种集体文化心理上的假。

举例子吧，我们现在所查处的，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是，我们的贪官在查处前的几个小时，还在作反贪污的报告。因此，最让人反胃的是假。又比如，现在谁都看出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创造却严重滞后，但是，这些年来到处都在花费巨资办文化节、艺术节、评奖、晚会，好像每一项文化都非常繁荣，其中包藏着多少虚假！又比如，这些年大家都在越来越疯狂地追求名校学历，但问题是这些名校的教学质量到底如何？里边有多少教授真正达到了教授标准？这里显然又包藏着根子里的虚假。我无法一一举例了，反正，每一个社会热潮和社会灾难，只要追根寻源，里边一定有一个假字在作崇。

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辞海》的正版大使，因为它已有太多的盗版。我在新闻会上说，连辞书也作假了，这就像连校核重量的天平秤也是假的了，连度量长短的尺子也是假的了。长此以往，天地都会颠倒。

关键词：

证伪意识 敏感度 责任感 文化判断 《借我一生》

我从文化的角度呼吁大家增强证伪意识，也就是在识别虚假的事情上增加敏感度和责任感。有的朋友说，这也许是我在这些年来蒙受谣言和盗版的伤害太大，身有所感。这可能把问题看小了。我本人的心理素质还算健全和坚毅，这是广大读者早已经看到了的，因此不会以个人遭遇来左右我的文化判断。我对于虚假的警惕来自于，对此我在《借我一生》这本书当中有过详细的叙述，但在之后呢，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整体文化高度，确认这是中华文化的软肋所在，甚至于是命穴所依。我甚至认为，反虚假，要比提倡什么主义、引进什么学派、批判什么倾向都要重要。因为一参假，一切都走向负面。

因此我觉得总需要有少数人带头，从虚假大本营里边突围而出，去做文化打假的事情。我自己在十几年前首先在《中国文化报》上指出大量的文艺评奖的虚假性，也曾经最早在全国书市发表宣言向盗版宣战，而且还对文化界突然冒出来的大量伪精英现象提出质疑。我比较勇敢的表现大概也可以说是揭露了很多所谓批评家的虚假性，因为他们充满嫉恨的言词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本人没有专业。另外呢，我还一再指出很多所谓文化工程的虚假性。当然本人声调不高，却努力用证伪的方法来揭示虚假的存在和产生的原因。可惜这些揭露都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大家早已经见怪不怪，反而倒是我显得奇怪了。

倒是今年夏天我利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歌手比赛的巨大收视率向几亿观众讲述文化，使文化证伪的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我在讲述古今中外各种知识的时候告诉全国观众，什么知识已经没有价值，完全不值得记忆。什么知识已经死亡，如果继续把它们当作标准就闹了笑话。我还具体地讲述了人文学科当中哪些部位有永恒的温度，而哪些部位不应该被杂乱无章的知识所淹没。整整四十天时间，我知道我每晚的讲述都在向虚假挑战，因此一开始就引起了文化界很混乱的反弹，但是十天之后他们就不作声了，因为几乎全国观众都站到了我的一边。

整个街道都在欢呼皇帝的新衣，因此那个小孩指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并不是针对皇帝，而是针对欢呼。他虽然很孤单，很弱小，但因为有了他，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关键词：

电视媒体 评委 话语系统 虚假 命题对话

我出于对中国文化不重视证伪机制的深深担忧，又出于对今天的民众有可能识别虚假的某种信心，就利用电视媒体的巨大收视率做了一些事，结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使我信心倍增。

虚伪的意思篇10

关键词：伪书；成因；危害；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37-02

出版资源的滥用与浪费在出版界其实不是新鲜事物；克隆出版、跟风出版、买卖书号、编校质量低劣、虚假宣传等等行为时有耳闻，然而伪书的泛滥对出版的伤害来得更猛些，更深刻些。迄今为止，仅新闻出版总署记录在案的伪书就有一百多种，其他机构调查出来的书目以及还未浮出水面的名单，对出版业的影响恶劣，严重伤害了出版社的形象，造成出版市场的混乱。

一、何谓伪书

什么是伪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认为：“伪书应仅指：在图书辅文部分（包括封面文字、书脊文字、版权页文字、宣传语、主附书名页文字、内容介绍、作者介绍、出版前言、后记、序言等）含有欺骗或误导读者内容的图书。”在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坚决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座谈会上，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这类伪书的普遍做法有三类：第一类是伪造外国作者（外国本没有的图书）及虚假评论。例如《挪威没有森林》一书的封面作者为日本女作家福原爱姬，并称其为村上的情人，而事实上该书作者兼译者是同一个男子。第二类是盗用国外已有影响或畅销的图书书名及相关信息。例如中国第一伪书《没有任何借口》，完全盗用西方原著书名和作者信息，着实开了一个国际玩笑。第三类是假冒中国著名作者。易中天、刘心武、周国平、王朔、冯骥才、池莉、海岩、韩寒等都遭遇了伪书之痛。如《易中天品金瓶梅》、《易中天品性感内衣》等荒诞图书让其本人怒不可遏。

二、伪书成因

伪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市场上走俏，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的。在图书市场上业绩不菲的伪书，以励志、管理类等与人们事业相关的图书居多，销售也最为火爆。如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第一批19种和第二批49种伪书名单中，类型惊人地雷同，如《执行力》系列、《别找借口》、《微笑管理》、《没有任何借口》、《态度决定一切》、《管理圣经》等等。伪书得以繁殖，其主因有五：

1.利字当头，诚信缺失。伪书的诞生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一些书商策划，然后伙同正规出版社沆瀣一气炮制而来。为了躲避支付版费、翻译稿酬以及正规审核，他们“不走寻常路”，偷梁换柱。畅销后的丰厚利润让他们如猪油蒙了心般不遗余力地欺骗整个世界。不考虑图书的质量、价值与社会影响，不考虑出版职责，不惜干扰社会诚信体系，一心向“钱”看，堂而皇之地装扮一本本“皇帝的新装”。

2.不良媒体推波助澜。媒体具有描述虚拟现实的能力，也具有说服受众的能力。当一本伪书被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时，读者脆弱的防线不攻自破。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平台对伪书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宣传直接刺激了伪书的销售，当人们将信任票投给媒体时，他们成了媒体赚广告费、赞助费的工具。

3.利用特殊需求心理。在这个市场无孔不入的时代，读者的需求被一点点挖掘和放大，伪书的发展是在读者心理需求的土壤上成熟的。一部分图书迎合了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如上文提到的《易中天品金瓶梅》等，品味恶俗，令人发指。而一部分图书迎合了受众急于求成的心理。典型例子便是大量励志图书的热销，它们宣称是工商界精英的成功秘笈，在它的指导之下便能顺风顺水，一跃龙门。许多在事业中埋头苦干而又饱受生活之累的人们，对摆脱困苦的渴望让他们选择相信了貌似真理的谎言，孰不知有些伪书令人误入歧途。

4.出版法规监管缺失。伪书得以大行其道，甚至热销，其实钻了我国法律法规的空子。由于伪书“伪”的特征，使其不同于其他明显的违规出版行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监管上重点面向出版物的内容和印装、编校质量，而对伪书的觉察和惩治使不上劲。而且，伪书商和出版者有意规避法律风险，作假技术和手段高明，途径也更多样化，如指向杂而乱的网络。因此，对它的监管更是雾里看花，手足无措了。

三、伪书的危害

伪书是一种出版违规表现形式，但它们许多都出自正规出版单位，有的还是知名的出版社，销售也都是通过正规的新华书店等渠道。如此，伪书对出版界伤害非常之大，或许要超过盗版。主要表现为：

1.危及原创力。出版业是一项内容产业、创新产业，在出版产业化、国际化的今天，持续的原创力意味着核心竞争力。一个具有原创精神的出版业才有未来，一个具备原创价值的出版物才能面向读者，走向世界。伪书的泛滥，意味着思想的贫瘠和文化的苍白，意味着竞争力的薄弱和出版市场的丧失。有人说，伪书是出版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严重地吞噬着出版业的健康主体，扼杀中国出版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2.出版同质化。发现某类图书有利可图之时，出版者难抵金钱的诱惑，策划出版了大量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十分雷同的作品。东拼西凑的文字，浓重模仿的痕迹，使市场上同质图书愈演愈烈。比如伪书中的励志类图书大都惊人的相似，混乱了读者的眼球。

3.诚信丧失。一个人只有诚信，才能赢得尊重；同样，一个行业只有诚信，才能立足，才能生存。为了眼前短暂的利益而不顾出版界形象，大行伪道，无疑是自掘坟墓。一方面，传播歪曲、错误的信息内容，使读者蒙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打击了他们的阅读热情，让读者渐行渐远。最终的结果是对出版业自身的惩罚，酝酿着出版大崩溃。另一方面，伪书大行其道，必然冲击原版进口书，引起国外书商和作者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能力的质疑，从而损害我国的国际威望。国家的命运决定企业的命运，国家形象关乎行业的形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4.干扰出版市场。伪书的出版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而且侵犯了作者、出版者、读者等的多方利益。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断，如姜汝祥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维权官司，作家王跃文对河北王跃文的等，只是伪书纠纷中的沧海一粟。对于读者而言，伪书如假药一般，只不过谋杀的是人的思想，甚至有的伪书凭空捏造，在价值观上误导读者，使他们在集体的追逐中蒙昧了自己。“受伤”后的读者对上市的同类图书敬而远之，众多的排斥心理无情地萎靡了出版市场。

四、伪书的治理

鉴于伪书肆意的多元因素，因此对于伪书的认识和管理也应当全面撒网，各个击破。

1.营造和谐的出版生态。和谐的出版生态对于出版的意义，正如自然环境之于人类的意义，是呼吸间的事情，却决定了生存。这个和谐的出版生态，在宏观上应该有法律作保护、有政策作后盾、有制度作支撑。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只保护具体表述，不保护思想，因而只抄袭正版图书的目录与大意，不抄袭原文的做法在业内大多不会受到惩罚。如有的伪书只抄袭思路，具体的内容则自己杜撰，侵权的字数则相对较少。因为依据我国法律，认定是否侵权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字数的多少而判定的。可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成了当务之急。

其次，强化政策执行力。伪书的市场畅销与政府的反应是有着时差的，之所以无法第一时间将违规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是因为之前的政策执行不够利索。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对引进的外版图书的登记制度执行不力。涉外图书版权必须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登记，否则视为非法出版物似乎只是一句可有可无的口号，所以之前并没有起到保护外版图书产权、规范发行的作用。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出版局等单位组织的题为“坚决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的座谈会中，重拳出击了三十多家出版伪书的出版社，以实际行动狠狠地为优化出版环境出力。

再次，建立健全版权有效保护机制。关于建立健全作者署名及其作品的商品化权制度的呼吁是诸多有识之士对打击伪书的思考成果。作者署名及其作品的商品化权是作家对署名及作品的固有权、绝对权、排他性权利。具体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作家对自己姓名、作品名称有权以任何不违反法律及公序良俗的方式进行占有、使用，并享有凭借其取得一定收益权。作家拥有对自己姓名、作品名称投入商品化利用或者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其二，作家有权禁止他人非法使用自己姓名及其作品名称进行商业利用。虽然这项权利尚有一些问题还未明晰，笔者认为这却值得一试，明确提出伪书侵权行为，并收入法规，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2.强化行业自律。一方面，加强行业联盟自律。出版行业肩负传承文化的功能，因而行业本身就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需要行业集体自觉依照法律法规，保护正当经营，惩治非法出版行为，形成全行业打击伪书的“抗体”。2005年，中国出版工作协会向出版界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国出版界制止虚假图书，坚决反对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还在行业评奖、职称评定等方面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措施，对出版行业自律的倡导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加强编辑自律。编辑是出版的把关人，伪书泛滥，编辑也脱不了干系。正确负责地把好关，编辑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加强自律。编辑只有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从自身上杜绝与伪书商同流合污的行为。编辑应努力创新，认真负责，将出版资源最大化优化配置，绝不走恶劣的发行伪书之道。

3.提倡读者自助。读者是伪书的直接销售对象和直接受害者，因此把好读者关在拒绝伪书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提升品味，理性择书。恶俗的品味给了部分伪书滋生的理由，如关于“星”、“腥”、“性”的图书，着实腐化了出版市场。所以对于读者来说，要树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提升自己的品味，不流连于低俗文学，不消费低级文化，远离伪书，抵制违规行为，不给它们赢利的机会，让它们在市场中黯淡、低迷、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