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的认识十篇

比的认识篇1

复习课的特点是：通、理、补。“通”即对所学习的知识回顾，达到融会贯通。“理”即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使学生理解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补”即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弥补，消除疑惑，使之提高。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复习课的目的，而学生又不失去学习的兴趣呢？下面结合我上的单元复习课《认识比》来谈谈我对复习课的认识。

即将上课的前一天，我先把这一单元的知识点整理出来，印发给每个学生，要求每个学生回去认真复习。上课时，我请同学按照我们学习的顺序说说这个单元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由于前面的准备，孩子的积极性比较高，都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这时孩子基本上把知识点梳理了一遍。我再帮助孩子形成知识体系，对本单元有个全面的了解。接着我就针对平常学的不是很好的知识进行补漏的练习，我出示了四道题让学生先化简，再求比值。学生完成后再让学生比较得出，化简比与求比值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还出示了一道按比例分配解决实际问题的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后再次回顾按比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两种方法。但在练习时，我是采用分组加分的比赛，前面做完的并且全对的同学来当小老师帮我来批改其他同学的练习，并帮助不会的同学进行讲解，在这个环节中，孩子的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练习完成的又快又好，特别是平常不是很积极的同学这时都变得比较积极了。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我从学生自主性学习的有效性方面谈谈这堂课我在教学上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思考。

一、合理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

这一单元学习内容较多，如果全部由老师概括，就会使学生感觉枯燥，不想听课。所以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学习提纲，自己了解知识点，再来提问回顾知识，学生的兴趣得到提高，知道了各部分知识，并让学生间相互交流所学所想，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拓展知识的容量，同时也能使教学重点得到强化。

二、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课堂上，我通过学生比赛竞争当小老师的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有了课前的复习铺垫，很容易完成练习，所以我鼓励学生大胆来当小老师，帮助其他同学完成有困难的练习。对于我出示的提高练习，我先鼓励学生两个一小组商量讨论，当两个人的智慧也不能处理时，那就四人小组讨论。通过讨论、研究、发现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构建了良好的知识网络。

三、鼓励学生主动大胆提问

一般认为，能够主动提问的学生，思维较少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求知欲旺盛、学习效率高的特点，培养学生主动提问的意识应是解决数学教学的关键。所以在这堂课上，我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由学生相互提问，并相互探讨解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给予指导，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大胆交流等活动，让他们在别人的提问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巩固知识。

比的认识篇2

片段一

师：同学们，2杯果汁加3杯牛奶可以调配成果味牛奶，口感好极了！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可以怎样用算式表示果汁和牛奶杯数之间的关系？

生1：2÷3=2/3，表示果汁杯数是牛奶的2/3。

生2：3÷2=3/2，表示牛奶杯数是果汁的3/2。

师：大家用两个除法算式表示出了果汁和牛奶杯数之间的倍数关系。

生3：3-2=1（杯）表示果汁比牛奶少1杯或牛奶比果汁多1杯。

师：同学们又用一个减法算式表示出了果汁和牛奶杯数之间的相差关系。除了用算式表示出的倍数关系和相差关系，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表示出果汁和牛奶杯数之间的关系：果汁与牛奶杯数的比是2比3。

想一想，牛奶与果汁杯数的比是几比几？

生：牛奶与果汁杯数的比是3比2。

师：刚才我们用三种关系表示出了2杯果汁和3杯牛奶之间的关系。如果小明要多调配果味牛奶，口味与刚才的相同，6杯果汁，需要多少杯牛奶？

生：9杯。

师：我们可以怎样表示这两种数量之间的关系？

生1：相差关系：9-6=3（杯），果汁比牛奶少3杯，牛奶比果汁多3杯。

生2：倍数关系：6÷9=6/9，果汁杯数是牛奶的6/9，9÷6=9/6，牛奶是果汁的9/6。

生3：比：果汁和牛奶杯数的比是6比9，牛奶和果汁杯数的比是9比6。

【赏析】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归生活，选用牛奶与果汁调配果味牛奶的生活问题，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效激发其研究两种数量之间关系的欲望。通过学生的自主思考，呈现出学生已有的认知经验：倍数关系和相差关系。通过学生对两种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促进学生对数量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给出果汁与牛奶杯数之间的比，使学生感受到“比”源自生活，又与已有认知经验有关，因而对其产生了亲切感，初步感知了比的意义和价值。

片段二

师：这三种关系都表示出了果汁和牛奶杯数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比与哪种关系更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请大家仔细观察，有了发现和想法，跟小组同学交流。

生1：比与分数有联系，比前面的数就是分子，后面的数就是分母。

生2：比与除法有联系，比前面的数就是被除数，后面的数就是除数。

师：看来，这两个数的比和两个数相除以及两个数相除得出的倍数有着密切的联系，与相差关系联系不大。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在300年前根据这个意思还给比创造了一个符号呢。你知道是什么符号吗？

生：把除号中间的小短线去掉，用它表示比号。

师：这个创造真高明！两个数之间只要有相除关系，就可以用比表示。比号前面的数叫做比的前项，比号后面的数叫做比的后项。

【赏析】学生通过对比三种关系很容易发现比与两个数量的倍数关系联系密切，从而找到比在原有认知结构中的位置，有利于学生建立知识网络，使比的学习找到归属感。同时，通过对比还可以让学生自主发现比与两个数相除有密切的关系，初步形成“两个数相除又叫做两个数的比”的概念。接下来，教师又通过“比号”与“除号”的对比，让学生从形式上感受到两个数的比与两个数相除的联系。借助“比”与“已有经验”的对比，促使学生自主推动对“比”的认识。

片段三

师：这是妈妈购买果汁和牛奶付出的总价。你能用比表示出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吗？

生：果汁和牛奶总价的比是36：44，牛奶和果汁总价的比是44：36。

师：这是妈妈购买果汁和牛奶的数量。你还能再说几个比吗？

生1：果汁和牛奶数的比……

生2：果汁总价和数量的比是36：3。

师：你能用算式表示出果汁的总价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吗？

生：36÷3=12（元）

师：12元表示什么？生：果汁的单价。

师：总价除以数量等于单价，这两个量相除是有意义的，所以果汁的总价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用比表示。还有谁与谁的关系可以用比来表示？

生：牛奶的总价和数量的比是44：4。

师：下面信息中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能用比表示吗？说说你的理由。

（1）小军走一段900米的山路，用了15分钟。

（2）工人生产18个零件，需要3小时。

（3）老师买了18套学具，每套3元。

生1：第1题中的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比表示，因为900÷15等于速度，是有意义的。

生2：第2题也可以用比表示，因为……

生3：第3题不能用比表示，因为“18套学具”和“每套3元”相除没有意义。

师：通过这组练习，你明白了什么？

生：只有两个数相除有意义才能用比表示。

【赏析】通过前面的研究，学生已经明确比与存在倍数关系的两个数量有密切的联系，但认识还不全面，本环节在学生借助经验使用“比”表示总价与数量关系的基础上，教师及时引导学生关注这两个量相除的结果是“单价”，从而使学生深入认识到比与两个数相除有关系，但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在相除有意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片段四

师：我们今天借助小明调配果味牛奶时的数量关系，逐渐认识了比。大家看，现在小明又有了什么新创意？三种饮料搭配，我们可以怎样表示果汁、牛奶和冰淇淋杯数之间的关系？

生1：果汁比牛奶少1杯，比冰淇淋多1杯。

生2：果汁的杯数是牛奶的2/3，冰淇淋的杯数是牛奶的1/3.

生3：果汁、牛奶、冰淇淋杯数之间的比是2：3：1。

师：你为什么不用倍数关系、相差关系来表示？比有什么好处？

比的认识篇3

论文关键词 公共利益 私人利益 行政权力

一、公共利益的概念解析

以法理学的角度来讲，研究公共利益，需要从法的基本要素去解析，即去认知和了解法的原则、规则以及概念。如何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法律概念，就要从社会现象和事实入手，以法理的角度去将其概括和描述，理清其内涵和外延范围，同时，借助各大学家对公共利益所形成的见解，总结归纳出公共利益概念的共性认识，形成科学的判断标准。

（一）外国学者理论

“公共利益”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 6 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制度在古希腊孕育了一种“整体国家观”，这种观点将公共利益作为整个国家统治的重要纽带，古希腊许多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整个城邦社会中所依存的一元化、抽象化的价值，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将“公共利益”定义为“统治者的利益就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他认为在作为整体的城邦制度中，整个国家的追求即符合人民的追求，公共利益也就是统治者的利益。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把国家看作是最高的社团， 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 这种“最高的善”的物化形式在社会层面的反应就是公共利益，也是一种认为国家是一种整体社团的观点。在古罗马，乌尔比安则是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划分法，阐述了著名的“公法”和“私法”法学理论，实行了公私法分离，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 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 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 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这与古希腊学者出现了相反的见解。此后，托马斯·阿圭那在《阿圭那政治著作选》中，将公共利益作为统治者政权性质的衡量，强调统治者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问题，否则政权无道。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制度意识逐渐苏醒，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出现了多维度拓展。18世纪法国学者爱尔维修将“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作为理论的两大范畴，关注于统治和个人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的权衡，爱尔维修认为个人利益不能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违背，同时提出以法律手段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和引导民众，以达到统治者的权力行使会为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考虑，且个人谋求利益时不损害公共利益。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提出，公共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具体权力，而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判断理念形成了之后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法国学者卢梭一直是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在他看来，“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共利益并非是所有人的利益，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它是永远公正的。德国法学家耶林关注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联系问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成为了利益法学派的思想渊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进资本主义法律从“个人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的作用 。

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开始暴露，如何维护和完善社会制度成为学术的导向，对公共利益的观念进入了全面化多方位的阶段。在社会法学派庞德看来，法律需要解决各种利益冲突，对利益进行科学划分是保障全面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基于此，他将利益划分为了三大类型：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他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化上落脚于各类政治组织的希望和要求。旧福利经济学之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将边沁的哲学理论用福利和效用进行了定义，福利经济学中可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两方面，在旧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公共利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来确保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值，达到“最大幸福”。

（二）我国研究

我国的法理学观点形成于上世纪，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整合目前国内学者的思维方向，大致可以将我国的主流观念进行分类：一是从实体角度研究的法律化公共利益，二是从程序法角度研究的实践性公共利益。

在公共利益实体化的研究中，各大学者关注于如何明晰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词组拆开分别解释和分析后，再整合到一起，从各学科角度出发最后形成结论，这和语义分析法大致相同，但是更为细化和方向化，韩大元、王景斌、沈荣华等学者便是该研究方法的支持者。这一方法能够丰富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在不断的总结和归纳中产生新的思路，但是很明显缺乏完美的定义来收尾。

关于公共利益的程序研究，这一研究承认了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概念，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才是问题所在，这一路径将人们的视野从“什么是公共利益”调整到“是谁来界定公共利益”的标准上来，并且以界定主体的不同划分出三类模式，即立法机关明确规范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进行裁量以及司法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衡量。

第一种立法机关规范模式，主要是指依宪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机构，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制定或认可立法，保障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它能够使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第二种行政机关裁量模式，即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对公意问题进行处理，其行政行为具备公共利益性，这一观点和古希腊学者观点近似。第三种司法机构衡量模式，提出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贯彻维护公共利益的理念，从而形成了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这一模式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相一致。司法机关的解释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这些抽象性法条得以落实，因而公共利益也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得到解释。第四种综合分析法，强调的是三大机构同时参与到公共利益的探讨活动中，结合各自的权力行使状况，形成一个完整的界定过程。

整个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历史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印证了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但是，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得以升华，社会制度也逐日完善。不可不说，无论是哪一类学派观点，都不否认公共利益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公共利益的研究在社会的各阶段都意义非凡。

二、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除了表现在概念上外，其外延也是处于不断变动的表现，我们可以对公共利益和相关概念进行对比，进一步认识公共利益的含义。

第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对于这一组概念，单纯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异在于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是针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讲，而私人利益明显是针对个人而言，虽然“公”、“私”分明，但在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不难看到它与私人利益之间关系的思考。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对立关系，如乌尔比安的观点，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是包含，如边沁的观点。事实上两者在外延的关系正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隔离也不能重合，其同一性是指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可以相互转化，特定条件下具有一致性，而其对立性是指双方并无可能包含对方，冲突是可能存在的。

第二，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在我国，政府所行使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行政也是为了人民，从本质上来讲政府是不具有自身利益的，它是人们利益的一种代表。但是，现实生活中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将政府放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而形成的，政府本身需要强大的行政权去管理社会，这种利益就是指的全体行政人员的利益。从该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政府的利益可分为合法政府利益和非法政府利益，其合法利益是有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存在，有利于社会稳定，而非法部分则是破坏秩序、侵害公共利益的部分，必须进行处罚，以示对公共利益的救济。

三、公共利益的特点

第一，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典型的学科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上文所述，无数学者都尝试下定义，但少有一种固定性的表达。在现实社会中，公共利益常常要和一定的物质载体相结合，如环境问题中的公共利益具体为生态污染的解决、大气质量的提高等等，其高度抽象性不言而喻。

比的认识篇4

关键词：分数认识 教材 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比较研究思想的引领下，就“分数的认识”这一内容选取人教版、北师大版两种版本教材做为依托，进行比较分析。旨在不断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使教材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一、分数的认识两种版本教材的共同特点

1、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

两版本教材的编写体现弹性，充分的满足了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同时教材设计了一些开放性问题，给学生解决问题留出更大的空间，发展个性。实践活动为学生创造了许多提出问题的空间和体验解决问题策略多样性的机会。例如，例题从“半个也叫二分之一个”开始，先联系实物图“把一个蛋糕平均分成2份，其中每一份都是这个蛋糕的二分之一，写作1/2”。再告诉学生1/2是分数，介绍分数线、分子、分母，示范1/2的写法，具体地描述了这个分数的意义。着重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思维方式及联系想象能力。还有其他的几分之一就安排在“想一想”“做一做”中，学生可以自己学习对1/2的理解。第1题根据题目里的涂色部分分别写出分数1/3、1/6、1/9和1/8，学生结合具体情境体会了这些分数的意义。

2、注意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大胆进行探究性学习

两版本教材都注意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重视学习方式、过程和结果的多样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注重学生学习数学的体验、感受、情感和态度，重视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比如说，让学生把一张正方形纸折成同样大的四份，在一份或几份上涂颜色。涂一份可以用1/4表示，涂两份、三份呢？由此引入新课题。学生一方面在自己的操作中继续体会分数的含义，另一方面在学生的互相合作及交流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小组协作能力。，

二、分数的认识两种版本教材的不同点

（一）教材呈现形式不同

教材的呈现方式是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分数的认识”是一个知识性、活动性的课程，他的呈现方式是直接影响到分数的的效果。很多人认为，“分数认识”的呈现方式应“根据小学生思维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认知特点，按照小学生认知的发展”，“除文字叙述外，还合理地采用图片、卡通、连环画、游戏、表格等呈现形式，使‘分数的认识’内容直观形象、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这次我将从数学教材“分数的认识”的内容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所涉及素材的组织来对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中分数的呈现方式进行比较。

（二）课程引入的比较

人教版以“游乐园”的形式开篇然后以份月饼引入，而北师大版以分苹果引入。就单从引入方面来看，我认为北师大版的引入要优于人教版。因为人教版开篇以游乐园形式展开并不能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分数的概念，反而多此一举，使学生困惑。而北师大版开篇直入主题使学生直观感受“分”的意境，更快速地进入主题。就举例而言，人教版以月饼为例而北师大版以苹果为例，在贴近学生生活方面人教版明显劣于北师大版，因为分苹果比分月饼更普遍更频繁的出现在学生的生活中，学生能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快的融入课堂。所以在课堂的引入方面北师大版要略优于人教版。

（三）教学内容的比较

1、人教版中对“几分之一”这一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多于北师大版

人教版中以月饼引入分数的几分之一之后引导学生推断几分之一的写法。这种形式相较之下就过于保守，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但是之后设计的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折正方形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值得北师大版学习，并紧接着用“做一做”进行巩固练习。并且在例3的教材安排中，加深了对几分之一的理解的基础上，引入“几分之几”知识点，同时加强了四分之几与1/4的联，培养学生归纳推理能力。北师大版的编写更加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大胆创造表示“一半”的方法，同时注重让学生感知学习分数的必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缺少一定的知识补充并且欠缺知识的衔接及巩固练习。接着以折纸、涂色活动，引入“几分之几”的知识点，这一知识点的引入过于抽象，缺乏与生活的沟通，不易于学生的理解，与人教版的贴近生活相比逊色许多。

2、北师大版在教学内容的知识点上多于人教版

北师大版比人教版多增了一个知识点，即向学生渗透了“把多个物体看作一个整体”。北师大版的第二节课引入了单位一的概念，让学生体会到单位1是一个整体，由许多事物组成的集合也是一个整体，这样更深层次的介绍分数，是分数更贴近生活，是学生更好地了解分数。人教版没有进一步提及关于单位一的概念，而是注重于对分数的基本知识的练习与讲解，这更体现了人教版更注重基础知识的这一特点。并且北师大版还在教材上多设立了“你知道吗”环节，进行课外延伸，增大学生的知识范畴，了解更多的数学历史。这也可以体现出北师大版的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的特点。

3、北师大版教材知识容量大于人教版

体现在对“整体一”的认识没有停留在一个图形一个物体上，而是拓展到同多个事物组成的整体，渗透了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依存这一深层意义，并运用分数描述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同时还渗透了分数的相对性。在分数比较这一知识点上，北师大版比人教版的编写更深入。人教版教材在这一知识的呈现上只介绍了同分母分数的比较，而北师大版教材不仅有同分母分数的比较还增设了同分子分数的比较。人教版对于同分子分数的比较只在课后的练习题中体现过，并没有在正文进行讲解，这种设置会增加学生自学的难度。相对于人教版而言，北师大版教材不但在这文中对同分子分数进行了讲解，同时教材的习题中也出现同分子分数的比较，做到了学与练的结合，这样更贴近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学生的课后自学。（作者单位； 沈阳师范大学）

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刘兼，孔企平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科书·数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比的认识篇5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四部医典》和《嘎牙山哈雅》（人体解说）分别为藏医学、傣医学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性著作，对胚胎均有详细的论述。笔者通过比较人体胚胎形成的基础、胚胎形成条件、胚胎生长发育过程以及胎儿性别决定因素等四个方面的认识，分析二者对于胚胎认识的异同。通过比较发现，二者对于胚胎的认识大体相似，但藏医学对胚胎生长发育过程的认识更为精准，这是主要源于二者丧葬习俗的不同。但总体上二者对于胚胎的认识都较为精确并具有民族特色，为其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研究。

关键词 四部医典；嘎牙山哈雅；胚胎；异同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05-02

《四部医典》［1］是由藏族著名医家宇妥·宁玛元丹贡布于8世纪下半叶撰写完成的一部藏族医药学经典著作，是一部对藏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奠基之作，此部著作不仅论述藏医理论、诊疗、养生，还详细论述了藏医的特色理论——胚胎学。《嘎牙山哈雅》［2］（人体解说）是现存最早的傣医学经典著作，成书于公元前924年前后，该书详细阐述了人体生理解剖与组织结构、四塔五蕴理论、养生，同时亦详细论述了人体受精与胚胎的形成、生长和发育过程。 这两本书各为藏医学、傣医学中的经典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胚胎的认识各具本民族的特色，现比较如下。

1对胚胎形成基础的认识

《四部医典》云：“父精生成骨路及脑髓，母华造就血肉脏腑全，自心生出官能意识产。土生骨肉鼻问有嗅觉，水滋血液舌味湿润感。火炽热暖色泽眼体兑，风产气息触角和皮肤，虚空生窍耳司音响间。习性使之有为见识宽，因缘依据成身断全。”可见，胚胎形成的基础是父母的精华以及五源（土、水、火、风、空）。《嘎牙山哈雅》认为生命来自于父母所受，在男性体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巴敌先体（精液和精子的总称），这种物质很小，肉眼看不见，似马鹿毛粘尖上芝麻油星那么大；女性体内也存在着另一种特殊物质叫阿书的（现称勒央味，月经和卵子的总称），其味腥。这两种物质是形成生命的根本。二者均认为胚胎的形成均以父母给予的某种物质，在现代医学看来，这实质上指的是存在于男性体内的精子与存在于女性体内的卵子，也即形成生命的生殖细胞，可见，二者在胚胎形成基础的认识上存在共同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对胚胎形成条件的认识

《四部医典》认为胚胎形成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是父精与母血的结合；②父母精血无病失，即父精、母血的健康与否对于胚胎形成至关重要，如果父精、母血有病则不会受孕；③“五源”聚集相结为胎团，五源是受孕坐胎的根源，若不齐全，不能受孕，云“无土无躯无水骸难聚，无火不熟无风不发育，若缺虚空肢体怎分离?”。《嘎牙山哈雅》认为凡一切生命的东西，都必须在其形成之前，就有促成一切动物和其他一切生物生成的各种物质和条件：①四塔和五蕴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四塔的作用下，巴敌先体和阿书的才能结合形成胚胎，同时还需在五蕴（主要是心蕴）的作用下产生形体，如果没有四塔和五蕴的相互作用，巴敌先体和阿书的难以结合，即是结合形成胚胎也会夭折，也难以形成形体；②父母的身体健壮，生命的产生需要四塔和五蕴的相互作用，而四塔主要秉承于父母，因此，只有父母发育成熟，身体健康，气血充足，才能保证四塔平衡、功能正常，发挥促进生命产生的作用，且只有父母的身体健壮，巴敌先体和阿书的生命力才强，才能结合形成生命。③桑维塔佤稳，即两性交配，只有两性交配，巴敌先体和阿书的才有机会结合形成生命。可见，两者对于胚胎形成条件的认识虽然在阐述上存在着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

3对胚胎生长发育的认识

《四部医典》中描述到：“胚胎第一周，正如酪酵投乳精血融，第二周内形如胶状物，第三周时状似奶酪凝，第四周胎儿圆满又伸延，第五周胎儿身上先有肚脐添，第六周依脐形成命脉来，第七周眼目官能已生全，第八周依眼胎儿长头部，第九周身躯上部和下部，第十周腰胯突出上部生两肩，第十一周九窍身体成，第十二周五脏已长全，第十三周六腑得弥满，第十四周上肢下肢臂腿四肢全，第十五周手脚和膝肘，第十六周指趾共二十，第十七周脉络内外连，第十八周内脂肉生，第十九周韧带筋线添，第二十周骨骼和骨髓，第二十一周皮肤周身遍，第二十二周九种官能孔窍自然开，第二十三周毛发指甲添，第二十四周脏腑更成熟，第二十五周始有气运行，第二十六周心中有意念，第二十七周起至三十周之间身园弥，第三十五周大发育，母体胎儿色泽巨转迁，第三十六周不喜露面郁闷厌烦感，第三十七周忻逆意识生，第三十八周转首离胎盘，胎儿如此发育并成热，超过九月才算正常产”。除此之外，《四部医典》中还描绘了人体由父精和母血的结合开始并逐周发育成熟的图谱，与现代人体胚胎学中胚胎的发育过程非常符合。《嘎牙山哈雅》中记录的是：“一般巴敌先体和阿书的结合在五天之内，如果母体健康，水血充足，“四塔”正常，适合二者生存，那么则可逐渐发育成为有生命力的个体。若四塔功能低下，形体不健康，即使二者结合也难以存活。五到七天变成似难木水斤（洗肉水的颜色，呈淡红色），渐变深红，七天后成为多个小血泡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包块；四个七天后又变成似鸡蛋大的小血团；五个七天后变成一完整而质地松软的嫩肉块，以后逐渐长出头足、肢体、七官、九窍和内脏、毛发、骨骼、脑髓等，全身器官都不断生长发育形成胎儿，十个月左右则可出世。”可见，《嘎牙山哈雅》对于胎儿生长发育的认识，虽然也进行了详细描述，但相较于《四部医典》显得较粗糙。

4对胎儿性别决定因素的认识

《四部医典》中认为：“男性精液多时将生男，女于月华多时将生女；精血相等交配为中性，中性一分为二将孪生。”《嘎牙山哈雅》认为，在受孕过程中，胎儿的性别是由物质因素所决定的，如果是布利夏帕佤（即男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就生男孩，如果是依梯帕瓦（即女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就生女孩。可见，在胎儿性别的决定因素上二者的认识是一致。

5小结

《四部医典》和《嘎牙山哈雅》对于胎儿的认识颇具民族特色，二者对人体胚胎产生的基础、条件和性别上的认识大致相同，但对于胎儿生长发育的认识，《四部医典》叙述的更为详细精确，出现如此显著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二者文化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丧葬习俗上。藏族葬法共分天葬、水葬、土葬和墓葬等5种，主要是天葬。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远古时期，藏族盛行断尸葬和二次葬，断尸葬就是将尸体割成几段，再行掩埋；二次葬就是人死后对尸体进行剥皮、分解等解剖处理，掩埋起来，过一段时间再挖出来，重新埋葬。这种丧葬习俗给藏医实地观察人体组织结构带来了方便，也使藏医学家很早就对人体结构、胎儿发育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3］。而在傣族群众思想观念中把死亡当做一件不好的事情,担心死者的魂灵会危害他人,在丧葬中没有将尸体进行剥皮、分解等解剖处理的习俗，因而缺乏对于人体的直观认识，故在精确性上较藏医学是有差距的。然而，几千年前对人体就有这么深的认知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可见，民族医药文化中蕴含了各个民族的智慧，有着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挖掘、研究及传承。

参考文献

［1］字妥·元丹贡布.四部医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17-20.

［2］郑进，林艳芳，王寅，等.傣医经典选读·嘎牙山哈雅［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3-4.

比的认识篇6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比特税”；数据信息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95－02

一、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征税难题

广义的电子商务涵盖了电子技术与商务活动两个方面。为此，电子商务最早可以溯源于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之中，但这仅仅是电子技术的应用，缺少现代元素。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的出现，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之中，并迅速向各非商业领域渗透，如政务、教学和医疗活动当中。截至2010年6月，我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人，网络普及率攀升至31.8%，网络应用商务活动表现尤其突出，网上支付、网络购物和网上银行半年用户增长率均在 30%左右，远远超过其他类网络应用。①

电子商务广泛应用于商业活动也给现行税收法律带来诸多影响，使之成为传统税收法制不能解决的难题。电子商务交易完全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进行，其交易对象和交易模式的变化使其征税客体无法按传统方式界定，传统税法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适用。而且，作为税法核心要素的征税客体的不确定性，导致纳税人、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税法要素也具有了相应的不确定性。如在虚拟的网络交易当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交易的主体，但是这些交易主体在网络中可以隐匿自己的姓名、身份、居住地等，使税务部门无从确定纳税人。再如，传统的税法当中所界定的税收属地管辖，由于网络无国界，所以无法判断和确认交易者该在哪个国家纳税。

二、电子商务征税方案

为了解决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的难题，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电子商务税收解决方案。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免税型

为了保护这一新兴商务交易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认为，现在对电子商务征税时机尚未成熟，免税是最佳方案。电子商务最初源于美国，早在1997年美国政府就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中，明确表示对电子商务免税，宣布互联网为免税区，对于诸如软件、网络信息服务和其他服务及以电子出版物无实体物品流动的商品，以电子商务模式通过网络完成交易的，一律免税。这主要是针对无形商品而言的。对于传统的有形商品，只是借助于电子商务模式，通过网络完成商品交易的，但实体商品必须依赖于传统物流渠道的，仍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征税。该免税法案在经过美国国会表决后，多次延长其使用期限。在2007年11月美国国会又一次将其延长4年，至2011年。美国之所以采用互联网交易免税的方法，是其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

（二）征税型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多次讨论了对电子商务征税的方案。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ECD在1998年于加拿大的渥太华讨论并签署《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等电子商务涉税问题的文件，其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执行报告》等文件。OECD充分考虑了对电子商务免税的不利因素，提出在保证税收中性的前提下，区分数字化产品与传统商品，在现行税制下对电子商务征税，并不考虑对电子商务新设税种。

2．欧盟

由于网上交易的日益频繁，电子商务已成为获利最快，成本最低的商业模式。由于新的课税对象的出现，严重干扰了欧盟原有增值税税收。基于此种原因，欧盟各成员国以坚决的态度表达出其对网络交易免征增值税。

早在2000年时，欧盟便提出并通过对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法案。明确规定对以电子商务方式交易的软件、音乐、录像等数字化商品课征增值税。2003年欧盟通过并在成员国实施征收电子商务增值税的法令。这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课征电子商务增值税的法令。该法令明确提出，“电子商务增值税课税对象为非欧盟企业面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的直接电子商务所取得的收入。征税范围涉及信息、文化、艺术、体育、科学、教育、娱乐领域，包括软件、电脑游戏和计算机服务（包括网络集成、网络设计和类似服务）和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两大类。纳税人为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直接电子商务的非欧盟企业。”[1]

（三）“比特税”方案

严格的说，“比特税”也是征税型的一种，但由于它突破传统课税对象的模式，故而将其单独列示。在1994年时，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Arthur Cordell经过长期对电子商务税收的研究，结合传统税法，制定“比特税”方案向欧盟提出。“比特”即字节，是信息传输的基本计量单位。“比特税”方案是对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无形商品，按照比特进行计量，并征收相应税收的一种方法。如对数据网络传输、网络收集、下载等，其中也包括音频和视频及图像的传输。因为，网络中数据海量，是庞大的、稳固的课税源泉。

上述三种方案各有所长，均是各国基于自身的特点和利益而提出。其中，比特税最富有新意，今后必将以此为基础，产生新的针对电子商务的税种。

三、“比特税”方案的评价

“比特税”是针对网络商业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的课税源泉，否则将有人借此方法进行避税，造成税源的流失。但该方案的提出备受争议，不但倡导免税的美国反对，就连倡导必须对电子商务课征税收的人士也提出异议。

（一）“比特税”方案的优点评价

该方案的优点主要就是它是一种新的税收解决方案，为电子商务征税提出了有益的、建设性的方案，同时规避了那些借电子商务进行避税的可能性。

对“比特税”方案持有赞同态度的人认为：

1．“比特税”方案符合信息时代税基的基本特征

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传统的税收基础以无法适应征税客体的变化，为此，必须对传统的税收基础加以改变，“比特税”方案提出的按“字节”课税是最简洁且最符合逻辑。

2．“比特税”方案符合数据信息的传输特性

“比特税”是通过对网络中数据信息的传递进行征税。与传统税法中按商品的流转、所得、行为和财产进行征税，“比特税”则是传统税收的彻底改变，这符合信息流的本质，即符合数据信息的传输特性。

3．“比特税”方案符合信息时代集约型网络发展的需要

“比特税”方案的实施，必将改变人们浪费网络资源的现状，如无节制的上传、下载各类信息，造成的网络污染与信息拥堵。为此，作为电子商务的税基“比特税”具有合理性。

此外，“比特税”方案简便易行，操作简单，适用广泛，为此，得到很多人的拥护。

（二）“比特税”方案的缺陷与不足

但是，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在于它的缺点。反对“比特税”方案的人多持以下观点：

1．未区分商业与非商业信息

由于比特税根据的是网络中数据信息的流量来进行课征，但在线交易数据流量与其他数字通信数据信息是无差别的，所以“比特税”方案对信息的性质没有做出、也不可能做出必要的区分，这就导致对非商业数据信息的不公平征税，特别是对数字通信业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比特税”方案没有考虑到数据信息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区别对待问题。

2．未按照电子商务中数据信息价值征税

即便是对所有的商业数据信息征税，“比特税”方案也难以实施，因为商品的价值高低各有不同，对各种商业数据信息均采用统一标准征税也是不科学的。比如，有的软件产品可能只有几十M，但是其具有专门的实用性，单位价值极高；而有的软件有几G，但价格极低。对二者均按字节征税显然没有道理，这违背了税法中的实质课税原则。所以，“比特税”方案没有考虑到电子商务中无形商品的价值并对其按价格征税问题。

3．未考虑到对数据信息征税的技术性难题

在现行数据流量计量的技术手段下，商业数据信息的计量已成为新难题。如软件、或其他数据的下载遭遇诸如断电、下载后数据信息不可用、下载错误等为题，应如何计费。数据信息量的统计应考虑该问题。如果不计费，可能就会导致有人藉此来偷逃税款；如果计税，则对消费者显属不公平。

综上来看，人们对“比特税”方案颇有争议。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充分考虑“比特税”方案的优点，借鉴其合理成分，并考虑到批评者的意见，对“比特税”方案加以适当改造，如提高技术手段，准确计量数据信息流量，区分商业数据信息和非商业数据信息，并考虑数据信息的价值等。以实现网络时代数据信息商品的可税性。

比的认识篇7

［摘　要］学好百分数对学生今后运用百分数的意义解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师教学时应从生活入手，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反复感知百分数，在对比建构中深化学生对百分数的认识。

［关键词］百分数　感知　建构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5-026

“百分数的认识”是在学生学习整数、小数和分数及“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要想让学生真正理解百分数的意义，教师就要从生活入手，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反复感知、对比建构，从而突破本课的教学难点。下面，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教学体会。

一、直观呈现，开门见山，感受生活中的百分数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学生对百分数并不陌生，所以教学本课时，教师可以采取直接呈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认识百分数。这样不仅可以轻松解决百分数读写的问题，而且可以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数学就在自己身边。

师（投影出示100％和15％）：同学们，这两个数你们认识吗？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百分数。这两个数，你们会读吗？

生1：第一个数读作百分之一百，第二个数读作百分之十五。

师：谁能说一说，你在哪儿见过百分数？

生2：我在喝的牛奶营养成分上见过百分数。

生3：我在衣服的标签上见过百分数。

……

师：今天，老师也带来了一些百分数。（课件显示：居民购房贷款首付不低于30％，上海汽车销售7月份同比下降20％……）看到这些数据，你有什么感受？

……

上述教学中，教师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直接呈现百分数，然后通过列举，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百分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二、以学定教，抽象概括，在解读中理解百分数

在学生对百分数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教师应从学生希望解决的问题出发，以学定教，引导学生在具体的事例说明中抽象概括出百分数的意义。

师：关于百分数，你们都有哪些想了解和知道的？

生1：我想知道学了百分数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

生2：我想知道百分数和分数、小数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吗？如何互化？

师：下面，我们就来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投影出示）周末，学校组织去郊游，下面是各班学生的参加情况。

师：仔细观察上面的表格，你能不能用百分数来说明三年级“一定去”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数？（学生沉默，无人举手）

师：那么，老师换一种说法，三年级“一定去”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几分之几？

生3：13/20。

师：我们知道“一定去”的人数占几分之几，那么“一定去”的人数占百分之几，你们能想出来吗？

生4：把13/20的分子和分母同时扩大5倍就是65/100，也就是65％。

师：非常好，你直接由分数推出了百分数。那么，你能用百分数的表达形式说说三年级“一定去”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几吗？

……

对初学百分数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认识、了解、会读写百分数的表面上。上述教学中，教师顺学而教，巧妙地使学生在解读过程中理解了百分数的意义。

三、反复感知，对比建构，在比较中感知百分数

为了使学生真正理解百分数的意义，教师还要让学生感受到百分数在运用上的优越性，使学生在反复感知、对比建构中进一步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投影出示：育才学校五年级午托人数占总数的1/50，二年级午托人数占总数的2/25，一年级午托人数占总数的1/10。

师：这是某个学校学生午托人数的调查报告，下面老师把它改为百分数的形式，即“育才学校五年级午托人数为2％，二年级午托人数为4％，一年级午托人数为10％”，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给你什么感觉？

生1：我觉得用百分数的形式来表达，一眼就可以让我们看出谁多谁少。

师：那么，谁知道“一年级午托人数为10％”中的10％是什么意思呢？

生2：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年级学生午托人数占总人数的10％。

师：非常好。那么，你们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百分数的意义吗？

……

上述教学中，教师通过对同一数据的不同形式对比，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百分数在应用上的优势，使学生明白了百分数的含义，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比的认识篇8

「关键词客体的非物质性、主体身份资格与多重主体、知识产品的范围

知识产权是有别于传统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新型民事权利，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对于该项权利，是难于采用罗马法以来的物权理论加以阐释的。本文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试对知识产权的本体、主体、客体制度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描述该类权利的本质特征，概括其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区别。

一、知识产权的性质

传统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其调整对象不涉及知识产品或智力成果。在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上，一般认为物的外延只及于物质实体和自然力。（注：参见刘心稳主编：《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法国民法理论虽对物作广义理解，但其无体物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注：参见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3卷，载“国外法译丛”《民法》，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这表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都未将知识产品作为所有权制度的直接调整对象。

其实，以传统所有权制度涵盖非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法学家与立法者都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8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曾流行着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所有权”学说。早在封建时期，出版特权授之于封建君主的有限地域，且往往有一定的期限，因而酿成出版商排他的出版意识。这即是早期的“出版所有权”论。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市民阶级权利观念的进化，出版商开始主张出版物的垄断性保护不应由国王授予特权才产生，而应基于作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他们试图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对自己的垄断权利赋予新的理论光环，即用“精神所有权”学说代替以往的“出版所有权”主张。（注：参见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Users‘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吴汉东著：《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在法国，所有权的绝对概念自1789年大革命时期得以确认后，其定义一直有扩大的趋势。其中，所有权定义的扩展首先表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用以“适应其标的和其表现的法律关系及各种各样彼此间完全不同大量的支配权类别。”在法国法理论上，精神所有权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可对抗一切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一种。（注：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但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是有缺陷的。其弊端是：第一，将所有权的概念应用在对非物质财富的权利上，“使它远远超出在技术上对它作准确理解的内容的范围”。（注：（法）茹利欧·莫兰杰尔著：《法国民法教程》，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尽管所有权与有关精神产品的权利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后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并服从于不同于所有权的规定。第二，“从所有权的原来含义来讲，上述权利并非真正的所有权”。（注：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它们未设定于物质产品（有体物）之上，而是系于智力创造性的知识产品，后者是非物质性的特殊客体。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科技、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填补法律调整的空白区域，我们有必要“从单个人的简单物品所有权的财产权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出与有形对象十分疏远的权利形式”。（注：（美）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这一权利形式就是知识产权。

在我国，有学者鉴于无形财产的大量出现并广泛进入生产流通领域，提出了“财产所有权客体新论”。该学说认为，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财产”不仅包括有形财产，而且包括无形财产。按照其逻辑表述即是：无形财产属于所有权客体的范围，智力成果属于无形财产的范围，发明创造、注册商标属于智力成果的范围。因此，智力成果属于所有权客体的范围，发明创造、注册商标也属于所有权客体的范围。（注：杨紫煊：《财产所有权客体新论》，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这种将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既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一起划归所有权客体范畴的设想，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依现有民事立法体系和民法基础理论，所有权客体是无法将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产品囊括于其内的。这是因为，一旦价值形态的财产或无形财产成为所有权客体，传统的所有权制度及其理论就难免捉襟见肘，“最直观的事实是：所有权的权能及其行使方式无法圆满地用于价值形态的财产或无形财产”。（注：顾培东著：《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这即是说，关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权能”理论，完全是以实物形态的客体为基础的，显然不适用于非实物形态的精神产品。

精神领域里的智力成果不能成为传统所有权制度的调整对象，而只能归属于新型财产权利客体范畴。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知识财富。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该项权利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的根本区别在其本身的无形性，而其他法律特征即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皆由此派生而成。（注：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曾世雄先生认为，财产权之有形或无形，并非指权利而言，而系指权利控有之生活资源，即客体究竟有无外形。例如，房屋所有权，其权利本身并无有形无形之说，问题在于房屋系有体物；作为著作权，亦不产生有形无形问题，关键在于作品系智能产物，为非物质形态。（注：曾世雄著：《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严格地讲，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以实施行为的界限和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罗马法学家到现代民法学家都将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除所有权以外）称之为无体物。因此，知识产权与传统所有权的本质区别，不是所谓该项权利的无形性，而是其权利客体即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特征所决定的。

二、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

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教科书通常都有阐述。这些特征的概括 在各种版本的著述中多少不等，但其基本特征主要是“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同时，这些特征的描述，是与其他财产权利特别是所有权相对而言的，并非都是知识产权所独有的。

1.专有性

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性的民事权利。相对债权而言，它与所有权一样，具有排他性和绝对性的特点。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一属性，法国学者曾展开过纯学术性的近乎刻板的“学究似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产权”（所有权），意即“知识所有权”。但多数学者怀疑知识产权是否为真正的所有权。他们根据该项权利标的及内容的特点，将知识产权概称为一种垄断权或独占权。（注：参见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日本学者与多数法国学者的见解是一致的。小岛庸和认为，知识产权与所有权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特殊权利”，它可以分为“独占权”和禁止权。前者是指排他地、独占地支配其客体的权利，该类权利主要有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后者是指对违反不正当竞争义务进行制裁的禁止权，该类权利主要涉及商业秘密权、商品形象权、商誉权等。（注：（日）小岛庸和著：《无形财产权》，日本创成社1998年版，第5－9页。）其实，专有性即排他性和绝对性，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共同特征。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为“垄断权”，后者为“产权”，其关键性差异应是：前者是无形财产的所有权，后者是有形财产的所有权。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形财产为权利人所独占，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利并受到严格保护，没有法律规定或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权利人的知识产品；第二，对同一项知识产品，不允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一属性的知识产权并存。例如，两个相同的发明物，根据法律程序只能将专利权授予其中的一个，而以后的发明与已有的技术相比，如无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也不能取得相应的权利。

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在专有性效力方面也是有区别的。首先，所有权的排他性表现为所有人排斥非所有人对其所有物进行不法侵占、妨害或毁损，而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则主要是排斥非专有人对知识产品进行不法仿制、假冒或剽窃；其次，所有权的独占性是绝对的，即所有人行使对物的权利，既不允许他人干涉，也不需要他人积极协助，在所有物为所有人控制的情况下，且无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而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则是相对的，这种垄断性权利往往要受到权能方面的限制（如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临时过境使用、商标权中的先用权人使用等），同时，该项权利的独占性只有在一定空间地域和有效期限内才发生效力。

2.地域性

一般认为，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独有的特性，其实，在历史上民事权利的许多领域都存在过地域性。据国际私法学者研究，在侵权之债领域，侵权诉讼曾长期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合同之债领域，也曾因法律的地域性造成法律适用的僵化和判决难以在域外执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当这些权利产生之初，各国大都处于封建闭锁状态，对外经贸往来稀少，偶尔发生的涉外纠纷可以通过其国内法解决，因此没有必要诉诸权利的域外效力。（注：刘家瑞等：《知识产权地域性冲突法评述》，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民事权利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知识产权的产生与上述制度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在欧洲封建国家末期，原始著作权与专利权都是君主恩赐并作为特许权出现的，因此这种权利只可能在君主管辖的地域内行使。这种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乃是封建法的地域性。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法的发展，知识产权才最终脱离了封建特许权的形式，成为一种法定的精神产权。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依照其国家原则，（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不仅源于各国的地域限制，而且在于知识产权授权的地域限制（如经过国家审查、国家注册方能授权）。参见张乃根著：《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只对依本国法取得的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因此地域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点继续保留下来。在一国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如果要在他国受到法律保护，就必须按照该国法律规定登记注册或经审查批准。

从19世纪末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大，有关知识产权交易的国际市场也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样，知识产品的国际性需求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各国先后签订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成立了一些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国际公约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限制的重要补充和协调。由于这一原则，使得一国承认或授予的知识产权，根据国际公约在缔约国发生域外效力成为可能。但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没有动摇，是否授予权利，如何保护权利，仍须由各缔约国按照其国内法来决定。

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立法呈现出现代化、一体化的趋势，由此，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也受到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跨国知识产权的出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使得一组一组的国家联合起来，实现了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在统一大市场内的自由流通，从而推动相关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走向统一。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欧洲联盟采取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在工业产权与著作权领域建立一个广泛的欧洲保护制度，即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正努力实现着“欧洲共同知识产权的幻想”。（注：参见（德）阿道夫·迪茨：《欧洲共同版权是幻想吗》，载《法学译丛》1986年第4期。）欧洲法院在某一案件中声称，权利穷竭原则的地域限制必须在共同市场范围内作出解释，即在一个缔约国内首次销售的商品在整个共同体构成权利穷竭。（注：参见吴汉东等著：《西方国家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说明，知识产权跨出了一国地域限制，已在多国同时发生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该项权利的地域性特性。（2）涉外知识产权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发展。长期以来，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一般由权利要求地法院专属管辖。由于卫星技术、网络技术、录制技术的发展，涉及现代技术的侵权行为可能在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发生，权利要求地也会相 应增加，如果权利人依此在这些地方一一提讼将会带来极大不便。于是一种全新的管辖权理论应运而生，即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其地域内的知识产权纠纷，而且有权管辖在其他地域发生的相关纠纷。与此相联系，以权利要求地作为知识产权的准据法也相应发生变革。在一个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恪守权利要求地法，将会造成同一案件适用几个或十几个准据法的不合理现象。（注：参见刘家瑞等：《知识产权地域性冲突法评述》，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因此，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这种新准据法原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注：本世纪初，国际私法学者华耶（Pillet）、尼波埃（Niboyet）曾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应适用权利要求地法，而权利的产生和存续应受原始国法（即权利的最初授予国法）的支配。参见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非专属管辖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多元化，都会对这一权利的地域性特点带来重大影响。总之，在当今社会，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依然存在，但已受到巨大的挑战，这一自封建法到现代法固有的法律特征能否完全打破，尚有待继续观察与研究。

3.时间性

时间性特点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主要区别之一。众所周知，所有权不受时间限制，只要其客体物没有灭失，权利即受到法律保护。依消灭时效或取得时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只涉及财产权利主体的变更，而财产（有体物）本身作为权利客体的地位并不会发生变化。关于所有权的这一特征，罗马法学家将其概括为“永续性”，即“所有权之命运与其标的物之命运相终始”。它既不象有设定期限的他物权（如抵押权、地役权），也不象具有消灭命运之本质的债权（如合同债权）。“（注：参见周＠①等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陈允、应时著：《罗马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永续性“与绝对性、排他性共同构成所有权的三大特征。其实，所有权的永续性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事实不能，这是因为该项权利的永续状态是以其标的物的存在为前提的，倘若该物发生灭失、毁损，原所有权人就可能”无所有“了。恰恰相反，知识产权的标的即知识产品，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智力产物则不可能发生毁损、灭失，即具有事实意义上的”永续性“，但法律却断然限定该类权利只在一定期间内有效。（注：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与他物权、债权的“时间性”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他物权的设定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如地役权中的供役地所有人与需役地所有人之间，抵押权中的担保物权人与出质人之间；此外，他物权的设定以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它无法脱离所有权而单独存在。至于债权则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相对人的利益。债以履行、清偿为目的，法律当然不承认债权的永久性。而知识产权的时间性不同，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知识产品所有人有权在一定时期享有垄断使用的利益，但有义务将其智力性成果向公众公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即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同知识产品所有人签订的特殊契约。（注：参见《国外专利法介绍》（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知识产权在时间上的有限性，是世界各国为了促进科学文化发展、鼓励智力成果公开所普遍采用的原则。这一制度既要促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又要注重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合法利益，协调知识产权专有性与知识产品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衡原则是知识产权制度自近代法到现代法的基本精神之一。以著作权法为例，早期的《安娜法令》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文学艺术的公共领域”（the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来自于三个方面的规则：（1）规定创作新作品是取得著作权的必备条件（以保护现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规定著作权保护期限（以对抗出版商永久著作权的主张）；（3）规定著作权所有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权利（即作品二次使用时权利穷竭）。（注：参见L. Ray Patterson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49－55，1991.）与英国不同，美国关于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是通过宪法条款规定的。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对作者或发明人就其个人作品或发明的专有权利，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上述宪法条款被美国学者概括为三“P”政策，即“促进知识的政策”（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公共领域保留的政策”（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与“保护创作者的政策”（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注：参见L.Ray Patterson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49－55，1991.）其中，“公共领域保留”即意味着对著作权和专利权在时间与范围方面的限制。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性规定，反映了建立这一新兴民事权利制度的社会需要和公众利益。根据各类知识产权的性质、特征及本国实际情况，各国法律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都规定了长短不一的保护期。

知识产权的上述特征，是与其他财产权利特别是所有权相比较而言的，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概括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各类知识产权都具备以上全部特征，或者可以说每一项基本特征都存在着若干“例外”，例如，产地标记权不具有完整意义的专有性，商号权的地域性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商业秘密权不受时间性限制，等等。从本质上说，只有客体的非物质性才是知识产权所属权项的共同法律特征。

三、知识产权的主体

知识产权的主体需具备何种资格，他们享有何种权利，这是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主体资格是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人格，是自然人及其组织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注：李开国著：《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法律地位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是确认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其中，地位平等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而人格独立则是地位平等的具体表现。

知识产权主体制度的平等精神，既在本质上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法平等原则，但又有着自身的法律品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现代民法奉行的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观，即只要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便做到了平等。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主要来源于主体的创造（包括创作、发明等）。创造属于事实行为，而不是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它不受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限制，主体只要以自己的创造完成知识产品，即可以以创造者的身份依法取得权利。其次，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对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单一权利主体扩充为多元权利主体的过程。由于知识产品的社会性和非物质性特点，使得多数主体利用这种智力性成果成为可能。知识产权制度保障和促进社会分配的正义，并把这种分配原则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从而对精神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公正分配。正是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

1.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

财产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有生产、孳息、先占等方式，其原始取得既无主体的特定身份要求，除不动产及个别动产外，亦无需国家机关的特别授权。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则不同，其权利产生的法律事实包括两个方面，即创造者的创造和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注：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具有国家授予性的特点。诸如著作权、商业秘密权、产地标记权等不需要经过国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在知识产品的生产、开发活动中，创作行为或发明创造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事实行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智力 劳动取得知识产品创造者的身份。在私法关系中，身份曾是特权的依托，是平等的对立物。罗马法赋予家长以完全独立的人格，家长所享有的一切公权和私权都是基于特定的身份而产生。（注：参见（英）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章。）知识产权主体制度的身分原则与此不同，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创造者的身份一般属于从事创造性智力劳动的自然人，但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归属于组织、主持创造活动并体现其意志或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与古代社会的家长身份以至现代社会的消费者身份、雇佣劳动者身份不同，自然生命体与社会组织体都有可能取得创造者的身份；第二，创造者的身份与一般身份所依存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无涉，它既是智力创造性活动这一事实行为的结果，又是行为人取得知识产权的前提。在有关权益纠纷中，创造者身份的确认对判定权源、划分权属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中，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是权利主体资格最终得以确认的必经程序。授权行为从性质而言是一项行政法律行为。它与创造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注：参见L.Ray Patterson Stanley W. 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49－55，1991.）知识产权需要由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是由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由于知识产品不同于传统的客体物，不可能进行有形的控制或占有，容易逸出创造者的手中而为他人利用。因此，知识产品的所有人不可能仅凭创造性活动的事实行为当然、有效、充分地取得、享有或行使其权益，而必须依靠国家法律的特别保护，即通过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后授予专有权或专用权。

2.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离利益的情形。

在财产所有权制度中，根据一物一权主义的原则，不能在一个物件上设立两个或数个内容相同的所有权。就继受取得的情形而言，一方让渡了权利，即意味着丧失了权利主体资格；另一方继受了权利，则标志着其成为新的财产所有权主人。此外，根据这一原则，一物之上虽可以存在数个物权（如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但各个物权之间不得相互矛盾。换言之，就一个物件或该物件的某一部分而言，不能设定数个性质相同且彼此独立的物权。（注：参见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

在知识产权领域，基于继受取得的原因，同一知识产品之上拥有若干权利主体的情形却普遍存在，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某类权利主体对其知识产品既享有财产权利又享有人身权利时，发生继受取得的权利只能是其中的财产权，即继受主体不能取得专属于创造者的人身权利。这样，就同一知识产品所产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就会为不同的主体所分享；（注：在知识产权体系中，著作权为典型的一体两权。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作者保留其著作人身权而将著作财产权转让他人的实例。）第二，某类知识产权仅是不完全转让的，继受主体只能在约定的财产权项上享有利益。如同所有权与其权能分离一样，在原始主体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还会产生一个或数个拥有部分权利的不完全主体，即财产权的诸项权能为不同主体所分享。当然，这种权利与权能的分离，对知识产权与所有权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所有权的标的物，既为独立的特定物，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就只能为某一特定主体所控制利用。所有权与其权能的分离，意味着占有人即非所有人是物件的实际支配者，而原所有人只能是不直接控制物件的“空虚权利主体”。但知识产权的标的，是非物质形态的精神产物，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可能被多数主体利用，包括原始主体自己使用与授权继受主体共同使用；第三，某类知识产权的转让同时在不同地域范围进行时，例如著作权人分别在数国转让其版权、专利权人在不同国家出卖其专利，就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权利主体。但是，若干受让人只能在各自的有效区域内行使权利，即主体地位独立，权利互不相涉。在这种情况下，原知识产权所有人虽丧失了主体资格，但在不同的地域却可能产生若干相同的新的知识产权所有人，即各个继受主体彼此独立地对同一知识产品享有同一性质的权利。

3.知识产权制度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主要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以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现代各国对外国人原则上给予其与本国人同等的待遇，但对外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则有所限制，例如外国人不准取得土地权、采矿权、捕鱼权、不准从事只有本国公民才能从事的某种职业等，这即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关于外国人的主体资格有不同的规定。著作权法的通行规定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在一国境内首先发表的，应当享受与该国国民作品同等的保护；不在该国境内首先发表的，则根据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在互惠基础上给予保护。工业产权法的通行规定是，在本国境内有经常居所或营业所的外国人享有与本国人同等的待遇；在境外的外国人，依照其所属国与本国缔结的双边条约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按照互惠原则办理。这些规定说明，知识产权制度主要采用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即只要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之一，外国人就可以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在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上不加限制。

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以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样待遇；二是对非成员国国民，只要其作品在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境内首先发表（著作权法），或在该国有经常居所，或有实际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营业所（工业产权法），也应当享有同该成员国国民相同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打破了知识产权地域性效力的限制，使一国的权利人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保护。允许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民事地位，旨在保护本国人在国外的知识产权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外国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因此，这一原则得到世界各国的确认。

四、知识产权的客体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这是与物质产品（即民法意义上的有体物）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近代德国法哲学家黑格尔曾对物与精神的关系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物是与精神相分离的外在的东西，属于客观的自然界的概念。为此，物就成了意志的定在的外部领域，从而也就是实现作为主体权利的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通过精神的中介而变成的物”。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注：参见（法）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节附译。）但是，诸如技能、知识等是否都可以称为物，却使得黑格尔感到踌躇。他承认，此类占有虽然可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所以理智上对于它的法律性质感到“困惑”。（注：吕世伦著：《黑 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黑格尔的理论“困惑”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但同物一样可以成为交换的标的；第二，精神产品是精神内在的东西，但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的表达而取得外部的“定在”，即精神产品可以有“直接性”和“外在”的载体；第三，依照物与精神相分离的理论，精神产品属于内部的精神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归类于属于“定在”的外部领域的物。

前苏联民法学者曾试图将精神产品作为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他们根据本国民事立法的精神，把这类权利的客体统称为“创作活动的成果”。这种创作活动的成果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另一类是发现、发明和合理化建议，包括使工业产品得到技术和美的统一的艺术新处理的工业实用新型。（注：（苏）B·Ⅱ·格里巴诺夫等主编：《苏联民法》（上），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78页。）苏联学者所拟制的“创作活动的成果”的概念有两大缺陷：一是未能抽象概括出知识领域中各种权利所指向的共同对象，其分类明显不包括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客体；二是强调客体的智力创造属性，但讳言其财产价值。该种分类将不具有产权属性的发明权、发现权的客体也归入其中，即说明这一学说忽视了精神产品的本质特征。

当代西方学者根据“知识产权”（Interllectual Property）的财产意蕴，将该项权利的客体称为“知识财产”，是法学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他们通常将财产分为“由可移动物所构成的财产”（动产）、“不可移动的财产”（不动产）与“知识财产”。“知识财产”理论认为，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之所以称为“知识”财产，在于该项财产与各种信息有关。人们将这些信息与有形载体相结合，并同时在不同地方进行大量复制。知识财产并不包含在上述复制品中，而是体现在复制品所反映出的信息之中。（注：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著名法学家北川善太郎是日本推行“知识产权”概念的首作俑者。在传统上，学者们曾用“无形财产权”与“无形财产”的说法来表述相关权利与权利客体。但北川善太郎认为，与日本民法第85条所限定的有体物相比较而言，“无形物”在语感上似乎有些问题，因而不能被普遍接受。为此，他于1988年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法律保护——新的知识所有权的诞生》一文中，提出了“知识财产”的术语。（注：（日）北川善太郎著：《技术革新与知识产权法制》，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司等1998年印，第3页。）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竞相使用，于是这一概念在日本得以广泛推行。

与知识财产相类似的说法是无形财产。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知识产权尚未成为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法律概念，人们一般将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所获取的民事权利称为“无形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因此许多学者将作品、商标、实用新型等权利客体视为“无形财产”。上述认识在日本法学界似无异议。日本知识产权法学者小岛庸和将知识财产与无形财产作为同等概念看待，并将它们指称为知识产权法的对象。他强调无形财产为无形财产法之客体，并将其分为创作（creation）和标记（mark）两类。该类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以及其他的无形财产（如光、电等）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注：（日）小岛庸和著：《无形财产权》，日本创成社1998年版序言，第2页。）日本民法奉行”物必有体“的原则，所谓无形财产概指知识产物或智力成果，它们与物（有体物）相对应而存在，分别成为无形财产权（或知识产权）与一般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但是，无形财产在法国与英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法国民法继承了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理论，无体物即无形财产，特指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法国学者认为，”无形财产是一种非物质财富。例如，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而知识产权不是直接针对物质资料，故其属于非物质财富“。（注：参见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3页。）法国民法意义上的无形财产，具体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营业所、作品、发明专利、工业设计、商标、商业名称以及现代社会的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英国法上没有物的概念，不存在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分类，其无形财产的归类标准，一是须为区别于实物动产的无体物，二是须为象征财产利益的抽象物。在其无形财产所包括的范围中，既有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法国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又有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现代民法理论将其称为特殊种类物（注：参见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也有兼具人身与财产内容的商誉（有学者认为商誉是归属于无形财产权的资信权之客体（注：参见吴汉东：《关于无形财产权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上述情况表明，无形财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指智力创造性成果（如日本），或指特定财产权利（如法国），或泛指一切具有财产意义之抽象物（如英国）。因此，将无形财产概括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

笔者与其他一些学者曾极力主张建立“知识产品”的理论范畴，即把知识产权的客体概括为“知识产品”。（注：参见吴汉东、闵锋编著：《知识产权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钱明星著：《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张和生著：《知识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其实，关于知识产品这一专门术语已有国外学者作出类似表述，“知识产权”概念的倡导者、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曾将知识产权称之为“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注：（苏）E·A·鲍加特赫等著：《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载《国外专利法介绍》，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知识产品是概括知识产权各种客体的集合概念。传统教科书曾笼统地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说成是智力创造性成果。已有许多学者指出这一表述的不足，他们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应分为两类：一类是智力成果，另一类是经营标记。（注：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考虑到现代社会无形财产的发展状况，笔者建议建立一个大于传统知识产权客体范围的无形财产体系。为此，我们将知识产品具体地分为三类：一是创造性成果，包括作品及其传播媒介、工业技术；二是经营性标记；三是经营性资信。第一类发生于科学技术及文化领域，第二、三类产生于工商经营领域。现分别述之：

作品及其传播媒介，泛指文学艺术领域中以不同表现形式出现并且具有原创性的智力成果（著作权客体），以及在传播作品过程中产生的与原创作品有关联的各种产品、物品或其他传播媒介（邻接权客体）。作为著作权客体的作品，可以概括地分为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和科学作品；作为邻接权客体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艺术表演、音像录制品、广播节目。

工业技术，一般是指在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领域中能够物化于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和技能。它是根据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而发展形成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以及与这些方法和技能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施。在法律上，工业技术可以表现为取得工业产权的各类专利技术，也可以表现为取得其他知识产权的技术秘密以及受到新型知识产权即工业版权保护的工业产品。

比的认识篇9

关键词：隐喻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艺术描写空间

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中所突显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形象，是应该认真地加以反思了。经过二十余年时光的淘洗，随着现代修辞学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宏阔视野及研究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当年宗璞在这个文本中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局限，尤其在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性阅读中，会发现不同的知识分子认同所开拓出的艺术描写空间是不同的。

一、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路径看《我是谁？》

从最直接的意义来看，《我是谁？》是在追问"我"的身份。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身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身份意识淡化的时段里，对于中国人说来是极为陌生的，陌生不是不存在，不过是潜隐在意识的底层而已，在每每遇到巨大的变故，个体的处境有所改变时，在不自觉中身份意识会以或者失落或者痛苦的复杂感受表达出来。《我是谁？》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我是谁"的询问还是来自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从时间来看，是属于故事层的询问，那么，就证明了这样的身份意识是主人公以痛苦失落，并且希望得到认同的呼唤形式表达的，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主要蕴涵。

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在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的文本中，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会更加突显。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同时，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比如可以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也可以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等。

二、知识分子与"大雁""虫子"意象

《我是谁？》文本很短，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韦弥在中精神受到极大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后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在对这样心路历程描绘中，叙述者刻意描绘了主人公心理突显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大雁，一个是虫子。

下面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意象，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心理。

我们所用的隐喻概念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看成是一种比喻，就是"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1这样的修辞学中的"隐喻"我们称为"微隐喻"(micro-metaphor)，而我们现在所运用的"隐喻"概念是"宏隐喻"(macro-metaphor)，也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首先是一种语言行为，从修辞学的角度看，隐喻表现为一种修辞格，它在一种事物的暗示下谈论另一种事物。同时，更重要的是，隐喻也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精神行为，它是以彼类事物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这样意义上理解和界定的隐喻，也就成为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隐喻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投射到象征、意象、典故、抒情等各种文学手段。2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隐喻与意象联系起来思考。

所谓的"意象"，3是指观念意象及其高级形态的审美意象，简称意象或文学意象。它的本质特征是哲理性，表现特征是象征性。意象的形成一般借助于隐喻的思维方式。

确立了如此逻辑起点后，我们来品味文本中韦弥心理中产生的两个意象。

第一个是大雁。在韦弥极度痛苦中，她看到了迷路的大雁，是的，"它们迷了路，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韦弥一下子跳了起来，向前奔跑。她伸出两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飘零的鸿雁"。"她觉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韦弥这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她受到的教育来自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个是中国自现代以来共产主义的教育传统。她将自己喻为离群的飘零的孤雁，就是来自这两个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大雁的形象往往延伸出"雁阵""雁序""雁行"这些相应的形象来。强调的是群体，共同飞翔的意义。"雁行"：谓相次而行，如群雁飞行之有序列。《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中有："两服上襄，两骖雁行"的诗句。"雁序"：飞雁的行列。杜甫有诗《杜工部草堂诗笺-三十二-天池》："九秋惊雁序，万里狎鱼翁。"更有用"雁序"来喻兄弟的。还有"雁阵"：雁飞行时排成的队形。汉代的焦延寿的《易林-二复之丰》："九雁列阵，雌独不群"。这些诗文都是强调大雁和雁群的关系。也正是因此，所以，相应地有孤雁、断鸿的形象。所??quot;断鸿"，是失群孤雁。柳永的《乐章集-夜半乐词》有："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久暮"。4雁群和大雁已经成为一种华夏民族沉潜在意识底层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大雁和雁群相应的关系上，可以隐喻出许多不同语境下的丰富意思来。这就说到了两个传统的第二个传统，即中国革命的传统，那就是将个人和祖国母亲连在一起，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革命的集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对于韦弥来说，大雁的意象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体验的。韦弥为什么会把自己喻为孤雁？在韦弥的意识屏幕上有一段闪回式的叙述：韦弥和丈夫孟文起在解放初，从国外回到了祖国怀抱，他们曾经"飞翔在雁群中"，而那时，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心里是安然的。从韦弥的意识或者也包括潜意识，是将自己和像母亲一样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感受、认同的。他们的安然在于能够为祖国贡献力量。韦弥现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谁，皆因为母亲消失了，自己才无所认同、无所归依。她回忆到自己曾经和丈夫孟文起，努力"把自己炼成干将、莫邪那样两口斩金切玉的宝剑，以披斩科学道路上的荆棘。剑是献给母亲的。可是如今剑在哪里？母亲又在哪里？"大雁离开了雁行后的痛苦如泣如诉。

第二个意象是虫子。韦弥在被人们斥责为大毒虫，回到家里看到丈夫孟文起吊死在厨房后，失魂落魄地冲出家门，摔倒在路旁，又受到冷漠的斥责，在神经质地追问"我是谁"的痛苦中投入湖水。在这个痛苦的体验过程中，和孤雁的体验联系的，是虫子消极痛苦的自我感知。或者说，因为如今自己成了虫子，而有了孤雁的断零体验。在韦弥的意识中，自己是一条大毒虫，何止是自己，"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这些虫子还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韦弥能听懂这"咝咝"的声音，它们说的是："我--是--谁？"如果说，大雁由于在过去时态中是与雁群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便在韦弥现在时的断零体验中，也依然是肯定性的形象。而大毒虫，没有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相联系，并且因为成为了大毒虫后而失去和雁群联系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定性的形象。韦弥对自己是虫子的想象，根源于中国文化传统里对虫子的认识和理解。从《辞源》中对"虫豸""虫鱼"溯源性介绍，可见出卑贱低微之义。"虫豸"除了泛指虫类小动物外，还有"斥骂之词"的意思，比喻下贱者。《新五代史-卢程传》中有??quot;据几决事，视环骂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也！’""虫鱼"一词，喻卑微。《金史乐志下-大明之曲》中有："威震遐迩，化渐虫鱼"。5这些直觉性的理解和体验早已沉潜在韦弥意识深处。现在，当她已感到自己是离群的孤雁，自然将自己喻为虫子。大雁是飞翔的，而虫子是爬行的。失落的形象和现在的存在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更加深了韦弥的"我是谁"的身份询问。

韦弥在心里虚幻出的大雁和虫子的意象，含蓄地表达自己对身份的寻找和呼唤，是具有诗学特质的，我们可以通过艺术直觉感受得到。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韦弥的体验，会发现她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其背后的以自我归依为母体式的思维方式，将自我依附于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我是谁"是在另一个有价值的实体那里得到回答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身、家、国的层层被包容、综合为一体的文化底蕴，看到这个文化底蕴对于她的心理生活中对于大雁和虫子意象构筑的缘由。大雁和雁群这两个连带性的形象组成的意象体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隐喻依据的。正如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已经发现，许多中国古籍常常有逻辑与修辞的混淆，也就是表面看是修辞，其实是逻辑，特定的意识形态积淀而成的逻辑。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高辛勇认为："这段话可分为两节，分别使用了上行与下行（上递与下递）的’联锁’或’层递’辞格，而且开始所标示的概念’天下’、’国’、’家’与’个人’不仅有层次的关系，也有’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概念上它们有’偏全’格的关系。如此它们彼此不仅有在实质上的关连，而且从命题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或必备条件：’家’为’国’的成员，’成员’未治好，全体自然不能说’治好’。所谓’八条目’的重心其实在修身以及其下三项：正心、诚意、致知。"6

表面看是修辞效果，其实是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体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被熏陶的韦弥，自然极其依赖于国家、天下的认可，并以此获得价值认定。她把自己比喻为断鸿的大雁和虫子，也证实了现代修辞学的观点：除非我们不说话，只要说话，文化的印痕就在我们的"话"里。我们进一步可以说，除非我们不隐喻，只要隐喻，文化的印痕就在隐喻里。

如果说，我们前面探讨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远传统对于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影响。那么，我们进而要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近传统对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渗透。中国革命传统强调信念，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向党交出一片真心"，"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一切由党来安排"等口号给予他们人生的归依感和稳妥的形态。这样的观念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之后，一旦他们断了与"党"的联系，一旦当"党"不再安排他们的一生的时候，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进而可以说，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申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7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作?桓鲋斗肿樱撕妥婀翟谝黄鹬猓欠窕褂Ω糜斜鸬亩朗粲谧约旱哪谌菽兀?nbsp;

韦弥对自己身份的问题的呼唤，是个时代性的问题，中虽然打破了韦弥们的幻想和精神支撑，但是她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因循着文化革命前的意识形态，当时多元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视角尚未建立。而不同时代氛围、文化背景、接受视野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本体论的文化身份，是个矛盾的多侧面的混合体，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于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至于激活什么？是以时代和理解而定的。韦弥的体验和认同，如今都已成为了历史，我们拉开一段时间距离后，感到了韦弥的局限，那些别的独属于作为人的权利和追求，在韦弥那里，或者进而说在隐含的叙述者那里，甚至在宗璞那里，在当时都是没有意识。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也可以说，韦弥的询问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更主要是为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的寻找及认同提出了问题。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也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自己的心理过程中。

这篇小说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始终聚焦于韦弥，常常是在韦弥的内视角中展开叙事，内视角有一种强大的感情牵引力量，夹迫着我们顺着韦弥的所感所思而前行。她的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接受。事实是，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和主人公韦弥在诸多地方，视角是重合的，而这样的重合本身就可见出作者的时代性和她对知识分子身份内涵理解的局限性。在如是叙述视角里，韦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形象，在《我是谁？》之后的作品中成为一个参照，并且会在文化身份意识的开拓中，不断地产生出潜在意义来。

三、章永磷与韦弥所构成的"互文性"

我们愿意认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与《我是谁》中的韦弥，构成一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互文性8。文化身份是人寻找和确认的产物，是自我建构的结果。当然总是在特定的语境（历史时代）中的建构。张贤亮的小说写于1986年，时间上要晚于宗璞的《我是谁》七年。更重要的是张贤亮较之宗璞更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积淀。

章永磷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定位是能够独立思考，而不仅仅是寄托在和党、国家的联系上。诚然，这部小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章永璘与黄香久的曲折，但是，当我们用章永璘寻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故事时，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为了展示张永璘心理内容的框架或者说是背景。用佛克马的话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看来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而且起到了充当文本的主要构成原理的作用。"佛克马认为，应该用"腐败的政治和真诚的政治理想"的对立来阐释章永璘的个人体验。9我以为有道理，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章永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理解得到展示。

展示的是什么呢？在章永磷和黄香久的婚姻构成一个外在风雨的避难所，章永磷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章永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比宗璞的《我是谁？》的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定位要进步的多。

章永璘的行为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已经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大青马、马克思等与章永璘的对话，充满着诸如人的创造力依赖人的生命力、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力等观念，马克思甚至论证说：章永璘应该设身处地地为黄香久想一想，并且以尊重的态度对待黄香久，既然自己没有尽到作丈夫的责任，就无权谴责黄香久。而章永璘也接受了这些西方的西方文化观念。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在章永璘的人生体验中不断地被建构着。

从章永磷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定位，可看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的成分。

四、身份认同的复杂与描写空间的拓展

韦弥和章永磷各自对自己身份及这个身份特质的自我认识，呈现出诸多不同。首先，韦弥基本上在直线上将自己与国家、党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个人利益和权利依附于那个自己所属于的整体。而章永磷则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具有自由思想、追求自己个体性的权利。其次，韦弥的追求因为是直线性的，所以，她的心理感受也就比较单一，大致可以用痛苦、失落来概括。而章永磷由于既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创造性与男性的觉醒和能力是同在的，当他得到男性能力之后又力图突破婚姻的束缚，他的感受和追求呈现出多个侧面。因为有较多的层次，所以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和确认，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而这一系列心理过程外化为一系列行为，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伦理学悖论。而在《我是谁？》中的韦弥那里，则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伦理学悖论。悖论可以看成许多有道理有存在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冲突，有所得，有所牺牲，影响到人的心理的矛盾困惑，难以选择。所以，从叙事伦理学来看，叙事性作品的艺术魅力恰恰来自于不同伦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伦理悖论的展开是艺术描写空间的开拓的资源。我们从对章永磷的心理分析中可以体味到这些悖论的价值。

比如，在章永璘脱离黄香久,章永璘在道德上得到的必然是否定性评价，而他对更高人生境界、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和人类性责任的追求却又是有意义的，在创造伦理学中将得到肯定性评价。牺牲一种价值，为的是另一种价值，这是两个伦理学体系，互相无法评价，但却由章永璘这个个体来承担，章永璘是悲剧性的，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人被迫成为残忍的，如果他为了一种价值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价值，为了一种善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善，比如，为了祖国或为了社会真理的斗争而牺牲近人，为了科学、艺术创造而牺牲爱国主义或社会的活动，或者相反。"10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悖论也在章永璘的身份寻找和认同中有所表现。章永璘是如此地被他所追求的目的所吸引，那目的包含对人的解放，包含对一个更人道、更有人性、人的爱情能够得到最大实现的社会的追求。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了可能的一切手段，包括开空白介绍信，和黄香久离婚，为了和黄香久离婚，特意以不断提及黄香久曾经和曹书记有过一事，激起黄香久的愤怒。而这些手段，是与他所追求的目的南辕北辙的。章永磷的悲剧是，他所实践的是非真理和对活生生的人的残酷迫害，"为的竟然是这样的目的?潜蝗衔潜匾模谑迪帜康牡牡缆飞希庑┦侄我丫佳诟悄康摹I畹男榧俚耐馕Ь腿绱说匦纬闪耍鄙瞥鱿至耍飧鑫鄙埔丫槐蝗衔嵌瘢蝗衔且逦瘛?quot;11别尔嘉耶夫是从目的和手段的一般伦理学角度而言的，但是作为我们思考章永璘挣脱黄香久及其婚姻，思考章永磷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中的悲剧性，是很有启发的。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单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结合，引起的艺术效果，何止是人物的心理深度不同，相应地也引起开拓出不同程度的文学描写空间。是否可以说，身份认同所含有的层次越丰富，可描写的空间就越大。仅仅从这个角度说，多元文化的宏阔视野对文学也是有价值的。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

2此处关于"宏隐喻"和"微隐喻"的思想借鉴了季广茂的《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此处的"意象"概念所依循的为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1998年第2版

4关于大雁以及相关的几个词，所引材料来自《辞源》相关条目。

5见《辞源》相关条目“有”版权所

6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79-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8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

9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05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比的认识篇10

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自我认识是自我意识的三种形式之一。在阅读教学中对高中学生进行自我认识教育与辅导是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对自身的心理特征（比如兴趣爱好、价值观、能力、性格、心态等）以及自己与周围人们的关系（比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进行正确科学的认识，培养和发展学生积极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良好的自我概念。

二、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重视学生自我认识的作用

一个人只有能够全面、科学地认识自我，客观准确地评价自我，才能立足自身实际，为确立合适的理想自我、为实现理想自我而努力奋斗。高中生已具备一定的自我认识的能力，但他们要正确认识自己，也非易事。为此，语文教师应重视在阅读教学中帮助学生根据他们自我认识的特点，多角度地认识自己，正确科学地认识自我，对自己有一个较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形成自信自尊的健康人格，提升生命品质。

三、如何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自我

要使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具有全面性、正确性，就要使学生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有各种正确的参照系。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应引导高中学生积极通过阅读活动打破自我封闭，增加其生活阅历，间接扩展其生活范围，拓宽其交流空间，帮助学生找到多种参照系，便于其多角度、科学客观地认识自我。

1.在阅读中通过认识他人来认识自我

学生作为个体，与社会、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体要超出自身认识来认识自我，必须通过认识他人（包括阅读作品中的人物）、认识外界（包括阅读作品中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所以，在阅读教学中应注重引导高中生在对阅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社会环境的深入分析，不断丰富自己对自然、社会、他人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自我。

高中教科书中的作品人物，如烛之武的大智大勇、荆轲的超人胆识、刘兰芝的贤慧忠贞、的领袖胸怀、屈原的爱国、巴金的坦诚……学生们对这些作品中塑造的典范人物的认识无疑会对其的身心健康发展、正确科学认识自我有着积极的示范性作用。

2.在阅读中通过分析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我

个体的自我认识会受他人评价和态度的影响。高中生并不会简单地接受他人的评价。评价人的特点（如是否有专长、是否值得信任、是集体评价还是个人评价）、评价人的所作评价的特点（如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客套还是真诚、与自我评价的差异大小、他人评价的一致性等）都会影响到高中生对他人评价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识。

高中生在接受他人评价之前通常会在先分析评价者所作评价之后再作选择性接受，而后形成关于自己的看法观念，影响对自我的认识。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在开展同学间的讨论和互评过程中，应重视引导学生正视他人的评价，客观对待自身的优缺点。让其认识到他人的评价是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他人评价比主观自省更具客观性。同时，教师应对学生提出的阅读观点、见解给予具体、客观、积极的评价，帮助其提高自我认识能力。

3.在阅读活动中通过比较他人来认识自我

高中生对自身的认识，通常需要通过与他人相比较才能实现，而不是孤立进行的。他们常常是在与他人相比较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身品德的好坏、能力的高下、追求是否恰当等。学生在阅读中，走进作者所创设的精神世界，发现并比对那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他人”形象，通过体悟并比较作者作品中塑造的“他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情感来丰富对自己思想和情感的认识，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中，最终达成确证自我、认识自我的目的。

教师在通过阅读教学对高中生进行自我认识教育和辅导时，要防止学生因借助不正确的参照系而使自我评价发生偏差，应引导学生在与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各式各样形象丰满的人物相比较、与自己一起参与阅读活动的程度相近的同学相比较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学生善于找出自己美好的一面。同时，教育引导学生不仅要与跟自己情况相近的人比较，更要与强者比较。在比较中找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劣势和优势，达到取长补短、缩小差距、发展自我的目的。

4.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自身表现和成果来认识自我

自我认识可以通过学生个体参与阅读实践活动情况来反映。学生在课堂上的阅读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学生的阅读过程是一个个生命律动的过程。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的表现和成果可以为学生认识自我提供途径。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相信学生“我能”，给学生找到自信的能量，让学生的智能闪烁着耀眼的光，积极鼓励学生在阅读活动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情感取向、意志特征和道德品，真正让学生把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同时，注意引导学生正确分析身自的活动表现和研读成果，帮助学生客观地发现自身的知识才能、性情品质、鉴赏水平，使其逐步学会扬长避短，促进成长。这是教育和辅导学生科学认识自我的关键所在。

5.在阅读中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来认识自我

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能力。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尊重学生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个性，重视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参照作品的人物、教师和同学的评价，反思自己的心理；对自己进行辩证科学分析，敢于批评自己，解剖自己；要有敢于肯定和否定自己的勇气；培养自我反省的习惯；在自我解剖自我、反思自我中更深刻地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