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考语文作文十篇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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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2

关键词：川剧；素质；教育

振兴川剧是推动四川文化大跨越，促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作为四川省振兴川剧三大基地之一，是振兴川剧的重要阵地，是守望民族传统艺术的坚强堡垒。振兴川剧关键是人才，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川剧艺术人才，是目前川剧工作者，特别是川剧艺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以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专业为例，指出其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途径等方面探索川剧艺术人才的培养。

一、川剧艺术人才培养的成效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原四川省川剧学校）自195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川剧艺术人才的培养、川剧教学成果的积累和剧目继承、改革、探索等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川剧艺术表、导、演、音乐、舞台美术专门人才。活跃在川剧界的陈智林、沈铁梅、田蔓莎、李莎、肖德美等90%的“梅花奖”一线演员均是该校学生；学院的美籍留学生白灵芝荣获“全国艺术院校戏剧比赛银奖”；学院创排的川剧《死水微澜》摘取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和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上海“白玉兰艺术表演奖”，被戏剧界誉为振兴川剧的里程碑。2008年，学院招收首批川剧专业大专生，开启了川剧事业后继有人的正规化、高水平专业教育，川剧人才培养由此上升到一个新层次。每年择优录取60名川剧和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学生享受师范生免费或补贴教育待遇，培养一批又一批“小梅花”苗子和高素质技艺专门人才，让川剧文化延续生命。

二、川剧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造成了川剧后备人才短缺，川剧艺术人才的培养受到了一定影响。从现阶段情况来看，川剧专业学生专业技能比较扎实，具有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但人文素质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问题有：文化知识储备少，底子薄，阅读面窄；学生重专业轻文化倾向严重，认为学好专业技术就可以了，对人文课程没有兴趣，甚至排斥，致使文化课堂考勤较差，学习效果不理想；学习的功利性动机较强，认为人文课程不会带来直接的利益便不学；文化素质相对偏低，文化课堂教学纪律差，经常迟到旷课，甚至不知道文化课任课教师的名字；一些学生还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道德观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团结协作意识较差等问题。总之文化底蕴厚实、艺术修养全面、专业上有后劲的学生少。原因在于，一方面川剧专业学生招生困难，存在着招生零门槛的现象。除了部分真心热爱川剧艺术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较差，致使相当部分川剧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不高。另一方面，川剧专业技艺性比较强，致使在人才培养教育上非常重视学生专业技术的培养与训练，忽视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全面提高。因此加强川剧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当前川剧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加强川剧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川剧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涵括了文学、戏曲、舞蹈、音乐等艺术门类，川剧艺术人才需要以扎实的基本功、一专多能、多才多艺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当今世界已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技术已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电子音乐、彩色音乐在舞台上频频使用，舞美制作更加高科技化。如果川剧专业的学生文化知识和素养不迅速提高，以后将不能适应现代化舞台艺术的发展形势。其次，面对当前文化艺术多元化以及广大观众的审美水平提升、艺术需求提高、欣赏情趣广泛的客观总体趋势，决定了川剧艺术人才更应该以高质量、高品位、多样化和多层次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养来巩固自身的地位。“文化修养是帮助演员理解人物、创造人物的一把钥匙”。[1]即使学生的专业技艺水平高，但如果学生的人文素养较低，是难以领略经典作品的深刻内涵，由此难以驾驭作品中人物形象，那他所演绎的角色怎会受到观众的青睐呢？并且当技艺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需要文化修养、文化底蕴来促进其再上一个新台阶。艺术家们一致认为，“一个成熟的艺术人才能否在实践中有后劲，能否不断攀登艺术高峰，主要取决于自身内在的文化素质。”[2]在戏剧界，梅兰芳、欧阳予倩、曹禺、老舍等老一辈艺术大师，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专多能。张岱记载，“彭天赐串戏妙天下，然出出皆有传头，未尝一字杜撰……天赐多扮净丑，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赐之心肝愈狠，借天赐之面目愈刁，出天赐之口角而愈险……皱眉眂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2]彭天赐演戏之所以逼真，就在于他具有丰厚的人文素养，这段文字形象地说明了演员人文素质与表演效果的重要关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是培养川剧专业艺术人才的内在要求，提高学生专业水平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培养学生成为德艺双馨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果学生没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文化知识，没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文化艺术修养，怎么可能肩负起振兴川剧的艰巨任务呢？由此看来，这是我们在振兴川剧、培养人才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必须强化川剧专业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为培养文化型的新时代川剧艺术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加强川剧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措施

提高川剧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要根据当前学生的实际情况，既要鼓励他们在专业上刻苦专研，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又要针对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差、人文素质不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强化人文素质教育。

（一）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为核心，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

“文化水平和戏剧人员的成材是正相关的。文化水平越高，成材率越高。”[4]因此，加强川剧专业学生文化知识的教学是人才培养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其途径可通过学院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大学语文课程是一门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融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为一体，以提高学生语文实际运用能力、提升人文素质及综合职业素质为目的的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经典文学作品阅读欣赏、听说训练和写作训练三个模块，人文素质的培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能有效地夯实垫高学生的语文知识与能力基础，帮助学生从经典文学作品中吸收人类进步文化，感悟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道德素质，提高审美能力、人文素质，增强综合素质。“其人文素质教育作用是一般课程所无法取代的，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的核心载体。”[5]但是从目前的大学语文教学情况来看，川剧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主要问题有。一方面，大部分学生入校时语文基础知识薄弱，学习兴趣低，上课无心听讲，致使语文学习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语文知识水平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一个教学班的学生在年龄阶段、教学层次分布、学习水平方面参差不齐，致使语文教学难以做到因材施教，难以根据学生教学层次分布进行分层教学，甚至出现部分学生上课理解困难、听不懂的情况。鉴于此，必须结合川剧专业学生实际情况，改革大学语文教学模式。一是不能因节约经费将不同教学层次的学生纳入一个教学班进行教学，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层次来分班教学，做到因材施教。二是制定适合川剧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由于川剧专业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较强，可取消听说训练教学模块，增加经典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内容。并且作品鉴赏教学重点学习鉴赏中国古诗词、散曲、戏剧文学作品以及西方经典戏剧文学作品，让学生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审美品位，提升人文素质。三是大学语文教学与川剧专业教学有机结合，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如学生在学习《谭记儿》《拷红》《六月雪》等传统剧目时，大学语文教学可在同时对学生讲授《望江亭》《西厢记》《窦娥冤》戏曲作品，不仅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戏曲文学作品的内涵，熟练运用川剧表演技艺塑造剧本中的人物形象，而且让学生意识到语文学习对专业学习的重要作用，大学语文学习能使他们获得专业学习之外的知识与能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及艺术修养、人文素质。

（二）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在对川剧艺术人才总体素质的要求中，政治素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要求艺术人才是全才全能的人，但他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公民道德；热爱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工作责任心、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应该热爱自己所学习的川剧艺术，有以振兴川剧为毕生事业的担当精神。即使在当前川剧艺术发展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也会坚持不懈，努力传承、创新川剧艺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其措施之一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指的是在普通高校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三门必修课，“教学内容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对学生进行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理想信念、伦理道德、民主法治和文明习惯的养成教育。教学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伦理、法学、艺术和美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既有利于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观念，促进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健康的心理，也有助于掌握广泛的人文知识，丰富人文底蕴，凝练人文精神。如通过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课，让学生了解抗战历史，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三）以专业课为切入点，全面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专业课程中潜在的人文内涵，善于总结人文精神、创新精神，使学生在接受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将人类优秀文化精神、思想传授给学生，使其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品位的人格修养以及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多维知识视野。例如在排练学习川剧《巴山红叶》时，让学生在剧目排练中既掌握了川剧唱、念、做、打等各种表演程式技能，又通过王瑛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她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秉公执法、恪敬职守的高尚职业道德，实现德艺双馨的培养目标。

（四）以开展读书活动为载体，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

古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标志，更是人们自我完善提升和凝聚智慧的重要途径。而且时代的发展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只有博闻强识、博采众长的人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认清真理和谬误，以扎实的知识储备驾驭艺术人生。因此，我们应在川剧专业学生中积极开展一系列读书活动，建立读书活动的长效机制，着力营造勤奋读书、努力学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激励广大学子与书为友，益智明理，从经典名著中汲取精华，从圣贤哲理中感悟真理。为保障读书活动落到实处，有效培养起学生的阅读习惯，需制定读书活动制度、建立激励机制等，确保通过读书活动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从文学、美学、文艺学等学科体系中吸取丰富养料，提高艺术审美鉴赏力。

（五）以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为保障，确保人文素质教育取得实效

为确保人文素质教育取得实效，一是学院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制定人文素质教育考核的评价内容、标准、方法等，激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人文素质教育活动。例如在考核内容上，将学生读书活动的表现、校园文化活动参与度、社区服务的德育表现、大赛获奖等纳入人文素质教育评价体系。二是改革专业课考核模式。学生的专业课考核历来都是专业课教师评定，文化课教师从不参与考核。川剧专业的某些专业课如剧目课程、艺术概论课程要考核学生理解剧本的能力，运用基本技能塑造栩栩如生的川剧人物形象的能力，运用艺术概论的基本原理分析、认识艺术活动现象和对艺术作品进行鉴赏的能力，这与大学语文课程在考核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方面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在这些专业课程考核中，大学语文老师可以积极参与评定考核，目的在于让学生意识到文化课教师教学的重要性，文化教学与专业教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同时此举能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水平，实现专业考核模式的科学性。三是建立文化成绩与专业成绩并重的评价机制。川剧专业学生文化课考试成绩普遍不理想，为提高学生文化课学习的参与度，让学生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需采取文化成绩与专业成绩并重的措施来全面评价考核学生。例如，学生文化成绩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将限制学生下学期的舞台演出机会，学生文化成绩不合格取消评定优秀学生、奖学金等。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人文底蕴，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当前培养德艺双馨的川剧表演艺术人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们不要求每位川剧学子都能成为艺术家、学者，但他们必须都是有文化的艺术人才。

作者:张盛春 单位: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董天庆.一分辛苦一分才——略谈戏曲人才的基本功[J].戏曲研究,1982(1).

[2]杨乾武.新的历史时期与新型戏剧人才——北京剧协举办戏剧教育研讨会[J].艺术教育,1995(1).

[3]张岱.陶庵梦忆(卷六)[M].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4]权朝鲁,王希,周跃先.戏剧人才成材规律初探[J].戏剧艺术,1985(1).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3

文田同志，男，羌族，四川茂县人，生于1984年5月，2009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威师校美术教师、党办干事、《师魂》编辑、2017级8班班主任。善做好学生管理工作，正确引导和教育学生，教育学生珍惜机会，并为学生制定和规划学习计划及目标，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认真上好每堂课，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大胆创新，指导学生参与美术实践活动。曾被校党委评为教育宣传“优秀通讯员”。

2号：王世明

王世明同志，男，藏族，四川小金人，生于1963年11月，1987年7月参加工作，历史学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工会常务副主席（正科级）。从教30年来，工作尽职尽责，教学精益求精。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作为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要求。上课认真，爱学生。注重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注重利用学科特点，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校爱家教育。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提高，更注重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教书育人。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格要求自己，为学校的发展尽职尽责。

3号：王春

王春同志，男，汉族，生于1970年8月，1991年7月参加工作，地理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培训处主任。在威师校工作26年，先后担任学校政教处、教务处、教代会、基础教育部、培训处等部门的负责人，主动作为，积极干事，做到“干一行，钻一行”，坚持“教研是教学的生命”以及“教改是教学的出路”等基本教学理念，把课堂作为教研教改的主阵地，积极投入到学校教研教改活动之中，结合阿坝州地理实情对中师地理教学内容主动进行调整，《阿坝乡土地理》教材正在编撰中。主动与年轻教师进行示范指导，积极沟通，倾心交流，促进年轻教师快速健康成长。

4号：甲么磋

甲么磋同志，女，藏族，生于1982年6月，2002年3月参加工作，物理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政教处干事。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初中、高中、中师、大专部的物理教学工作。十几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积极贡献，所带班级班风、学风优良，多次评为省级、州级、学校“先进班集体”和“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 2005年8月被评为四川省一类模式“优秀评卷工作者”、2017学年度阿坝州一类模式公开课比赛中获“一等奖”。

5号：冯从敏

冯从敏同志，女，羌族，生于1979年10月，四川汶川人，现为威师校体育高级讲师。2003—2005年在漩口中学任教，2005至今在威师校任教，担任过2002级2班班主任、2007班班主任、2017级8班主任，2010、2011、2013、20XX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6号：龙永鹏

龙永鹏同志，男，羌族，1981年出生，四川汶川人，2005年9月参加工作，数学讲师。现任威师校政教处副主任、数学教研组长。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曾6次被评为“优秀教师”，3次被评为“ 优秀班主任”，还先后被评为“阿坝州优秀团员”、“阿坝州优秀团干部”、“ 五好文明家庭”。

7号：冯林德

冯林德同志，男，汉族，四川巴中人，1991年5月出生，20XX年7月参加工作，美术教师，现任威师校团委干事、2017级5班班主任。参加工作三年来，热爱教育事业，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研究民族地区中职美术教学工作，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学生，并心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能够从思想、学业、心理等诸多方面关心他们的全面发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影响学生，真正做到了以校为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教育教学成绩优异，曾连续获得年度“优秀教师”等荣誉。

8号：田裕平

田裕平同志，女，羌族，四川茂县人，1982年4月出生，2005年8月参加工作，语文讲师。现任威师校总务处副主任、财务室主任、 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来发表于部级刊物上的论文有《积跬步，提高语文素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沈从文的理性与启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浅探“快乐写作”及其实现》（《中国教育技术装备》）。论文《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试论班主任工作中的度》、《试论如何促使学生提问》等在学校科学年会上交流并获得好评。参与的省级课题《藏羌民族师范生普通话发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即将结题。2007—2009年期间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教师”。获得2017年至2017年度威师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教学技能全能一等奖。

9号：刘平

刘平同志，男，汉族，1968年9月出生，1987年7月参加工作，数学高级讲师。现为威师校教务处干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爱护学生，热爱学习，课堂教学一丝不苟，课余时间积极钻研业务，2005年10月至2008年10月参加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培训，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参加四川省省级高中数学骨干教师培训，2005年11月，所担任班主任的班级被四川省教育厅评为四川省优秀班集体，2010年4月被阿坝州人事局、阿坝州教育局评为阿坝州优秀教师，并多次被学校评为校优秀教师。

10号：巩莉

巩莉同志，女，汉族，四川巴中人，1989年10月出生，2017年8月参加工作，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威师校美术教师。现任学校培训处干事。立足本职工作，踏实努力，积极进取，关爱学生，团结同事，乐于助人。多篇论文和作品发表在《美术界》、《华章》、《大众文艺》、《西江月》、《美术教育研究》、《金田》等刊物。其中油画作品《古镇写生》获“第四届全国院校美术大赛”优秀奖。水彩作品《郊外阳光正浓》、《小憩》分别入选中国西部水彩网新人新作72、74期。油画作品《青岛写生》入选第五届综合主义展。水彩作品《洗衣归来》入选四川首届妇女美术作品展,并入选中学教师作品双年展。水彩《窗·花》入选首届“聚焦当下”年度水彩画。第31届成都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辅导员”称号，油画《满园春色》入选成都地铁2、4号线车厢展。

11号：刘群英

刘群英同志，女，羌族，四川茂县人，1971年3月出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英语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研究中心副主任。本着“传道、育人，应具爱心；授业、解惑，须尽心血”的育人理念，“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育人”的工作作风，先后担任不同专业、多个班级的英语教学工作及多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教学中充分尊重个体差异，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作为班主任，德行持重、明达和善，总能用爱打开学生的心灵窗户，深得学生、家长、同事和社会的认可和好评。曾5次获学校“优秀教师”、 3次“优秀班主任”及“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同时荣获“阿坝州模范班主任”及“阿坝州优秀教师”州级荣誉称号。撰写的论文多次在威师校科协年会论文评比中获一、二等奖。研究的课题《提高民族地区师范生英语学科教学质量的策略》在阿坝州第四届中小学教育科研优秀课题评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12号：朱耀文

朱耀文同志，男，汉族，陕西人，1985年11月出生，2017年8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现任威师校美术教研组组长，专业美术老师。2011年10月“丝绸之路”考察论文《丝路寻迹》发表在《美术报》第932期；2012年毕业创作《都市黎明》获红星一等奖；2017年参加贵州福泉山三丰道教文化大型壁画创作，担任主笔；2017年11月组织并指导“中国梦·威师魂”师生美术作品展，在州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6月组织并指导“老三届”威师校师生美术作品展。

13号：何文渊

何文渊同志，女，汉族，四川西充人，1983年5月出生，2006年10月参加工作，化学讲师。现任威师校招生就业处主任。2008、2009、2010年连续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多次获得“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0、2012两次获得“阿坝州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14号：吴玉稣

吴玉稣同志，女，汉族，1983年2月出生，2006年10月参加工作，英语讲师。从教以来担任班主任工作、从事英语专业班及普师班英语教学工作。分别在2009、20XX、2017年度被评为优秀班主任；2012年度被评为优秀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基本功扎实，工作认真负责，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注意课前准备，课堂学生听、说、读、写、记的训练，注重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智与行的滋养。在德育工作中兢兢业业，刚刚送毕业的20XX级3班学生在高校组织的单招及对口高职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45%的学生升入高一级学府深造。撰写的论文《有效把握三个阶段 优化英语写作教育》、《浅析小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记对策》分别发表于《中学英语之友》、《教育界》。

15号：何世光

何世光同志，男，羌族，四川汶川人，1965年8月出生，1980年3月参加工作，舞蹈高级讲师。历任茂县文工团舞蹈演员、舞蹈队队长，威师校总务处副主任、保卫科科长、工会副主席，现任威师校艺体部部长、教代会副主任。1995年10月在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二届中师艺术节文艺演出，编排并指导的羌族舞蹈《羌山圣鼓》荣获一等奖，《快乐的羌家姑娘》荣获二等奖。1999年8月参加了由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组织的中国羌族艺术团赴意大利文艺演出，荣获六个一等奖，并获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阿坝州人民政府分别授予的荣誉证书。2005年9月被评为阿坝州优秀教育工作者。

16号：宋幼林

宋幼林同志，女，汉族，四川乐山人，1983年2月出生，2007年10月参加工作，历史讲师。现任威师校招生就业处干事。热爱教育事业、自始至终以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勤恳、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事教学工作；对人真诚、热爱学生，处处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2011-2012学年度和20XX-2017学年度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20XX年所带班级2012级1班被四川省共青团评为“省级优秀团支部”；2012-2013和2013-20XX学年度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2017年被阿坝州教育局评为“优秀班主任”。

17号：吴刚

吴刚，男，藏族，四川阿坝人，1984年10月出生，2007年10月参加工作，地理讲师。曾任阿坝县德格乡项目推进组组长、威师校团委任干事、威师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威师校文化与传媒部部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汶川县龙溪乡大门村“第一书记”。关心、爱护学生，言传身教，热爱、尊重学生的人格，因材施教，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活动活动。担任“第一书记”以来，深入了解村民诉求，扎根基层，不畏艰辛，精准扶贫，一心为民。

18号：何红

何红同志，女，汉族，1984年9月出生，2006年7月参加工作，英语讲师。现任威师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2008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2013年在四川省中职英语赛课中获得省三等奖。20XX年荣获优秀教师称号，20XX年在州级课题《提高民族英语教学的方法与策略》中担任主研人并荣获州级二等奖。2017年在校青年教师技能大赛中荣获全能二等奖，其中，论文、教学设计等四项目中荣获一等奖。2017年在新生军训中被评为优秀副中队长。

19号：李红玉

李红玉同志,女，藏族，1973年7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英语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教务处副主任。2006年至今担任阿坝州中考英语学科阅卷组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工作，力行教育教学改革，因成绩突出，曾获得第一届“英语周报”杯全国中学生英文话题作文大赛优秀辅导教师奖，四川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获校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有十余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荣获各级奖项。主研州级重点课题获州优秀课题二等奖。所教的学生在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等各级英语考试中过关率高，且3人于高中阶段提前通过。

20号：余波

余波，女，羌族，四川汶川人，1982年3月出生，2006年10月参加工作，音乐讲师。现任威师校教代会副主任、音乐教研组组长。从教11年来，担任多个年级、班级的音乐教学工作，并多次担任班主任工作。2017年9月至2017年1月被阿坝州州委组织部派往浙江省杭州师范学校教育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在此期间参与了该学院的《幼儿教育学术》研究，并通过考核。在校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同时在2011年1月被阿坝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

21号：李涛

李涛同志，男，汉族，1984年10月出生，2007年10月参加工作，数学讲师。现任威师校总务处干事。2007年10至今在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任教。一直从事数学教育工作和06级、14级班主任工作。曾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平时循序善诱教育学生，让学生懂礼貌，尊重老师，增进师生情谊，因而创造一个师生关系和谐融洽的班级氛围。

22号：李晓良

李晓良同志，男，汉族，1975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参加工作，语文讲师。现任威师校学校办公室副主任。辛勤耕耘17载，披星戴月，收获感动，收获满怀，教育教学工岗敬业，勤奋踏实，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学成绩优秀，曾多次获得“教学成绩奖”“教学质量奖”；工作之余潜心进行教学研究，曾在多次在《语文周报》、《中国校外教育》等刊物上，在2017-2017学年度威师校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微课设计一等奖、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目前正在编写对口高职招生考试语文复习资料；李晓良老师始终坚信“学生好才是真的好”，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省进行写作，指导的学生曾获第七届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山东赛区二等奖。

23号：余德书

余德书同志，女，羌族，四川茂县人，1969出9月生，1991年1月参加工作，美术高级讲师。挖掘本土教学资源，创作剪纸；参与编写《羌绣》一书；设计了一组《三阳开泰》、《花开富贵》、《推杆》、《马踏飞燕》、《吉祥羊》、《蝴蝶团花》剪纸；2013年汶川县博物馆收藏我的羌族民俗剪纸《推杆》，2013年参加茂县政府举办的艺术节获剪纸作品一等奖，剪纸作品《春耕》在魅力阿坝20XX阿坝州中小学美术教师绘画双年展中获优秀奖。20XX年美术作品《羌笛悠悠》入选四川省第7届少数民族艺术节。2017年美术作品《腰带舞》入选四川省首届妇女美术作品展。汶川电视台、腾迅视频、微信平台广泛宣传我的羌绣剪纸作品。《汶川文博》、《威州师训》《羌族文学》等杂志报刊都发表我的羌绣、剪纸作品。

24号：杨永平

杨永平同志，男，羌族，四川茂县人，1960年11月出生，1978年8月参加工作，美术高级讲师。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硬笔书法学会会员，工龄近四十年，校龄36年，教龄33年，学生过万人。1988年9月，自告奋勇，独立为学校创设“书法”学科，三十年如一日，点横撇捺，笔耕不辍，绝大多数学生不同程度有所提高，更有优秀者如徐荣贵、周德瑞、刘永文、段季康、王婷、王康明、王保、程宴植、陈磊、蔡正平、李军、夏凡、斯达顶、赵克宏、石思茂、高艳林、张红、黄大刚、宋华、陈胜、汪旭涛、马康定、郑国锋、余宗富、王艳君等一大批学生则成为各行业佼佼者或州书协中、青年实力派人物，自己因此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且倍受众多学生喜爱和追捧，社会反响较大。

25号：尚凤贤

尚凤贤同志，女，羌族，四川汶川人，1978年10月出生，1999年7月参加工作，美术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教务处副主任。从教近20年来，一直在教学一线工作，坚持举办每年的美术作品展，处处为人师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学生，用爱温暖学生。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师。平时坚持各种学习和基本功的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去年的全校教师技能大赛上，取得了五个单项第一和全能一等奖；参加四川省第三届微课大赛获得一等奖；论文《藏羌民族文化融入民族地区中职美术课堂的探究》在去年中等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中荣获二等奖；创作的作品《老阿妈》、《祈祷》在“中国梦.威师魂”校园艺术节中受到一致好评。

26号：林玉婷

林玉婷同志，女，羌族，四川茂县人，1990年5月出生，20XX年7月参加工作，舞蹈助理讲师 ，现任校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多次组织校内外文艺演出、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2017年组织我校师生与汶川县羊角花艺术团联袂，参加四川省“欢悦四季.舞动天府”第二届百姓广场舞大赛获三等奖；组织参加中国汶川大熊猫国际生态旅游节演出获得成功；组织参加松潘县白羊学校“同在蓝天下”六一演出获得圆满成功；组织参加2017年中国若尔盖黄河大草原文化旅游节暨盛夏雅敦节演出并获得极大好评。团委工作中，15-16连续两年在团州委的差异化考核中荣获第一名,2017年威师校团委、威师校青年志愿服务队被团省委、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评为“四川省五四红旗团委”、“第七届四川省优秀青年志愿组织”。

27号：欧光琳

欧光琳同志，女，汉族，1971年3月出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心理学高级讲师，四川省特级教师。现任威师校研究中心主任。长期担任学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工作十余年，长期从事全州教师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工作。曾获阿坝州首届“十佳青年教师”，四川省优秀教师称号。

28号：杨桂林

杨桂林同志，男，羌族，四川茂县人，1963年10月出生，1986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威师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教代会主任。一个土生土长，献身阿坝民族教育事业30年的教书先生；一个潜心教学，有着丰硕成果，受到学校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一个践行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优秀教育工作者；遵守组织原则，团结同志、顾全大局，积极参与管理，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历任年级组长、大专部主任、政教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政教处主任等职。曾6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7次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还先后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安全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29号：孟琳

孟琳同志，女，藏族，四川小金人，1984年9月出生，2007年10月参加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史教研组组长。曾任政教处干事、传媒部副部长。现任威师校政教处副主任。2012至2013学年度被评为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优秀教师”，2013至20XX学年度“优秀教师”，20XX至2017学年度“优秀教师”。2017至2017学年度被评为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优秀班主任”。2017至2017学年度被评为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优秀党员”，2017至2017学年度“优秀党员”。

30号：陈雪冰

陈雪冰同志，男，羌族，四川茂县人，1973年11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美术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艺体教育部副部长、学校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少儿美术教育家联谊会会员、全国少儿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北京神州书画院院士、一级书画师。油画《少女和羊》入选世界华人艺术大展，并获佳作奖；《融》入选“第一届‘爱我中华’中国画油画大展”并获奖，被“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收藏；《残恒》入选阿坝州第三届高原艺术节并获优秀奖；水粉画《羌之秋》入选“首届‘神韵杯’中国书画名家艺术大展”并获铜奖；发表作品《少女和羊》、《羌家女》、《遗梦》、《融》、《红叶》等。被授予“世界华人艺术人才”、“新世纪传世书画艺术家”、“优秀园丁”等荣誉称号。辅导的学生作品多次在全国各种书画大赛中获奖。

31号：钟永强

钟永强同志，男，汉族，四川九寨沟人，1972年9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物理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政教处主任。从教23以来，长期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先后10次被评为威师校“优秀教师”；5次被评为威师校“优秀班主任”；4次被评为威师校“优秀教育工作者”；2007年被评为“阿坝州优秀教师”；20XX年被评为“优秀党员”；2017年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32号：高庆

高庆同志，男，汉族，四川雅安人，1982年11月出生，2006年10月参加工作，体育讲师。现任威师校保卫科科长。认真教学、严格要求学生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配合学校顺利完成了秋季篮球运动会和春季田径运动会。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从多次完成学校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确保了校园及周边环境的安全，为师生创造了一个安定、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33号：夏远芬

夏远芬同志，女，汉族，1985年3月出生，2009年12月参加工作，心理学讲师。长期担任 心理学、教育学教学工作，2017年9月——2017年7月担任20XX级2班幼儿教育学、2017级1班、2班、3班小学心理学教学工作。2017年参与省级课题《导学案在中职公共课程中的应用》课题研究，论文《中职幼师生课程学习情况的调查及分析》发表于《师魂》第13期。

34号：徐琳

徐琳同志，女，汉族，1982年10月出生，2005年8月参加工作，数学讲师。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认真专研教材，同时学习名师、专家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力争上好每一堂课，积极参加了各种教学科研活动，制定教研计划，并按计划进行学习、交流、研讨、反思，积极上好汇报课、公开课，撰写教学反思、教学案例、教学论文。担任了16.2班班主任，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的活动。积极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及时了解学生，共同管理学生。积极参加四川省教育厅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公共课教师培训（德育）》培训班学习，论文《新形势下师范数学课堂教学》发表于《内江科技》，《递推数列通项公式求法探讨》发表于《科学咨询.教学研究》，2017年7月参加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数学学科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荣获三等奖。

35号：袁登敏

袁登敏同志，女，藏族，1981年9月出生，2006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10月至今在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任教，现任计算机讲师。曾荣获过“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员”等荣誉。本人爱岗敬业、关心学生、严于律己，团结同事。所带班级的教育教学管理成绩突出。所带班级班学风正、学风浓，班级学生在各项教学和活动评比中成绩优异。

36号：崔仁益

崔仁益同志，男，汉族，1969年9月出生，1987年7月参加工作，语文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教务处主任。先后从事《文选与写作》、《汉语言语法与修辞》、《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口语》、《写字》等学科教学。20XX年7月参加四川省教育厅在成都航空职业学院举办的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能力培训，成绩合格，并被评为优秀学员；20XX年，参加教育部职成司组织的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获得三等奖；2017年，被编入阿坝州人才库。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教导工作先进个人”、“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创先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员”、“工会积极分子”等称号。

37号：韩兴芬

韩兴芬同志，女，藏族，1979年10出生，2002年11月参加工作，语文讲师。现任威师校研究中心干事。从教15年来，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期间并多次担任班主任，多次被评为校县优秀教师。2017年全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得多个二等奖，2017年度科协论文获得一等奖；德育论文获得三等奖，指导15级1班学生杨静参加四川省作文大赛，获得“优秀编辑”的称号，参加部级子课题《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和推广》的课题研究 ，论文《阿坝州藏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研究》被推荐至省里参评，为了提高阿坝州学生普通话的水平，找出更适合阿坝州学生学习普通话的方法，积极参与了普通话校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38号：褚机

褚机同志，男，藏族，四川松潘人，1972年11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工作，化学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总务处主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扎实的作风和出色的业绩，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被评为省级、州级“骨干教师”，获高中教材考试优秀等奖项。2010年、2011年、2012年、20XX年所带班级在全省藏汉双语类高考中荣获理科状元，并或全州高考一等奖。先后担任了年级组长、保卫科副科长、总务副主任、招生办主任、办公室副主任、总务处主任等职务，由于努力工作，学校育人环境不断优化，本处室职工思想素质不断提升，为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做出了贡献。

39号：谭蕾

谭蕾同志，女，汉族，1968年11月出生，1989年7月参加工作，语文高级讲师。现任威师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学校办公室主任。协助领导做好了与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校内各处室的沟通与协调工作；负责完成了上级部门来文的接收、登记、传阅、整理归档工作；协助学校领导制定各类规章制度，起草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各类公文；组织安排了学校各类工作会议，做好了会议的记录、整理、存档工作；负责本校印章管理与使用；办理学校行政介绍信、证明信和其它函件等工作；始终以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为目标，着力做好支部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工作。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4

1913年春，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改名为“四川高等师范学校”，设国文部、英语部、数理部，分预科和本科，本科学制3年，预科1年。1915年，又增设手工图画和乐歌体育两个专修科，学制2年。1916年，增设博物部。1916年，为了顺应全国国立师范学校名称统一的要求，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其他五大国立高师并列，这是四川教育机关有“国立”之始。为了给该校学生提供研究教育和开展实习的场所，1917年9月和1918年9月还分别开办了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2］35。1916年更名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学校发展很快（1916年四川高等学校停办后，大部分教师并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据1918年教育部统计，该校当时的专任教师和学生数，仅低于北京高师，名列全国第二；全年经费数名列第四，在北京、南京、武昌三个高师之后。由于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1919年3月，该校也由成都盐道街搬往“皇城”。19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大学令》。《修正大学令》将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一律改为4年，大学预科改为2年，并规定设任意两科者都可称大学，单设一科者也可以称某科大学。［1］8291922年，教育部又公布了“新学制”。“新学制”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规定有四：（1）注重天才教育，使优异之智能尽量发展；（2）大学分科系，专门学校可改为单科大学；（3）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4）大学采用选科制，大学和专门学院可设专修科；（5）废止预科。192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废止了民初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规定：国立大学设文、理、法、医、农、工、商等科，修业4－6年，采用选课制；在高级中学未普遍设置之前，国立大学得设预科，修业2－3年。《修正大学令》的颁布和1922年的学制改革，对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四川高等教育一次大规模的兴废分合与调整，促成了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成立以及五大专门学校的合并，促进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1926年，国民政府批准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一部分独立，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师资、校产、院系设置、图书仪器实际上主要继承了四川高等学校），由张澜任校长。该校到1929年时，已设有文、理、法三个学院11个系。同年9月，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另一部分也改称“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龚向农任校长。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促动了四川公立外国语、农业、工业、法政、国学五大专门学校。

1927年上半年，五所专门学校相继提请改为单科大学，1927年8月，由省长公署和教育厅召集多次会议，决议由五所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公立四川大学，并通过省长公署与大学院立案。合并后，原国学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外国文学院、工科学院、法政学院、农科学院。学校未设校长、而由各学院的学长（1930年以后才称院长）组成“大学委员会”共同校长职权。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的组建，完成了四川高等教育众水汇流的第一步。设在成都的这三所高校，不仅均为官办，而且更有两所为“国立”，这在当时除了北平、上海等发达地区，在国内盖不多睹，在西部地区更是令人瞩目［3］。在川东重镇重庆，1925年，杨公托、万从木等在重庆铁板街创办了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迁至牛角沱），杨公托任首任校长。1927年1月，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向重庆市督办公署申请立案获得批准，这同时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艺术高校。

国民政府成立后四川高校的调整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成

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颁布了《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全国依各地之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行政事项”。1929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1931年，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5年外，其余均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研究院或研究所。研究所每所设若干学部，研究期限2年。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类，修业年限为2－3年。1930、1931年，国民政府又分别通令废止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预科。遵照这些高等教育法规，四川高等教育又进行了新的调整。鉴于当时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足鼎立”造成四川高等教育院系重复，经费困难，力量分散，加之1928年1月公布的《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每省只设一所国立大学的要求，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国立大学，从1928年8月开始，四川省政府即指示教育厅开展将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的筹备工作。经过筹备，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成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任第一任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成立时，设有文、理、法、教育（后并入文学院）4学院，有中文、英文、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11个系，体育、艺术两个专修科，本科学生1337人，专任教师178人，成为当时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2］157。不过，由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不够导致四川仍陷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当时的四川大学虽冠名‘国立’，实际上仍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学［4］。1935年王兆荣辞去校长后，著名化学家任鸿隽于当年8月接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在任鸿隽的大力推动下，国立四川大学的正规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任鸿隽1937年6月离职时，国立四川大学有文、理、法、农4学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教育学、数理、化学、生物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农学、园艺、林学和病虫害系，四川大学真正实现了“国立化”。除了成都高校众水汇流、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之外，这一时期四川还在川东重镇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高校。在重庆设立大学的倡议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就在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只因四川政局动荡，经费无着，导致倡议搁浅。

1929年夏，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等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东籍教授回到重庆，联合重庆工商界著名人士朱叔痴、汪云松、温少鹤、李奎安等，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并向驻节重庆的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建议筹办重庆大学，得到刘湘的赞同。经过认真筹备，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刘湘亲自担任校长。重庆大学在创办之初，学校以重庆菜园坝为临时校舍，仅开设有文、理预科，到1932年，文、理预科已招收6个班，学生140余名。1932年8月，开设招收本科生，分文、理两院，文学院由李公度任院长，设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理学院由著名数学家何鲁任院长，下设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1933年下半年，又增设农学院，由刘伯量任院长，不久辞去，由兰梦九继任。1934年，文学院增历史系，同年学校迁至沙坪坝。到此时，重庆大学共有3个学院7个系，招收学生18个班，170余人。［5］1934年10月，由于刘湘忙于军政事务，无暇兼顾校长之职，乃聘请矿业专家，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接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胡庶华接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后，对学校组织机构、学院进行了调整，重庆大学有了新的发展。1935年夏，重庆大学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并将四川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庆大学，成立电机系、土木工程系、采冶系，原有文、农两学院则并入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秋，工学院增化学工程系，并建实习工厂，理学院增地质系，另将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系，同时又增设体育专修科，并受四川省政府委托，代办体育师资训练班［6］623。重庆大学1936年下半年开学时，全校教职员已达118人，其中教授34名，讲师25名，助教13名，职员45名（其中有教授兼任者）。此外，还有3名军训教官。1937年抗战爆发前，学校拥有理、工两个学院七个系（即数理系、化学系、地质系、土木系、机电系、化工系、采冶系）和一个体育专修科。1935年重庆大学正式成为省立大学（1942年被批准为国立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成立于1936年8月，1937年由省政府报教育部批准立案。该院由1933年8月四川省政府合并川东师范附设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和21军所设的中心农业试验场组成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改组而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设乡村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原为乡村社会系和农事系）。1938年教育部又命令改为社会教育系和农业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首任院长为甘绩镛。国立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创办后，四川高等教育大规模的兴废分合宣告结束。到抗战前夕，四川形成了以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高校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①

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一）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首先，环境艰难，稳步发展。民国成立直至抗战前夕，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造成社会动乱，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35年，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的时期方告终止，四川全省行政才得以统一。尽管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恶劣，但在一批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仍取得了稳步发展。如：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全国各省高校学生数比较，四川有学生2415人，位居全国第二。高校教员数四川有220人，位居全国第三。［7］在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统计中，国立成都高师专任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在全国六所国立师范学校中仅次于北京高师［8］。1918年的统计结果同样如此，当年全国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在校学生数，北京高师（681人）位居第一，国立成都高师（388人）位居第二［9］。在四川大学，到1937年时学校规模也有很大发展。当年该校有学生5619人，大学生5051人，研究生25人，专修科生16人，先修班生527人。1937年第一学期时，该校有专任教师413人，兼任教员64人，职员256人。［6］6241937年6月任鸿隽离职时，国立四川大学已开办有4个学院13个系。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抗战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其次，名家主校，成效显著。民国前期四川高校，不少大家、名师主校，担任校长，成效显著。如1922～1924年，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延聘学有专长的自然科学教师到校任教，聘请了部分外籍人员担任外语和西洋史教习，派遣教员出国留学，大刀阔斧对成都高师进行改革，在学科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他的领导下，成都高师的党、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国立成都高师成了“民主堡垒”、“进步势力大本营”。1926～1930年，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在执掌成都大学期间，他效仿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主张民主办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出“打开夔门，广延名师”，把四川的“蜀学宿儒”、新派人士和国内外知名专家聘请到校讲学和任教，一时成都大学人才荟萃，名师汇集。短短几年，即在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中脱颖而出，卓有声誉。校内进步师生在他思想自由的支持下，思想活跃，革命气氛很浓，一时成为“西南一代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1935～1937年著名化学家任鸿隽接任四川大学校长，在执掌四川大学期间，任鸿隽提出川大必须实现“国立化”和“现代化”，要实现川大的“现代化”，必须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任人唯贤，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打破学校招收新生基本上只是面向四川局限，将招生区域扩大到京沪、平津、广东、陕西等地，面向全国广罗人才，并使川大成为全国大学中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学府之一。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发展学术社团，活跃学术空气，把川大办得生气勃勃，使学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第三，多立成都，布局失衡。民国前期，四川的高校主要集中于省城成都，在其他地区和城市少有分布。如在川东和长江上游重镇重庆，民国建立之初仅有几所清末遗留下来的法政学堂，如川东公立法政学堂、重庆官立法政学堂、重庆公立法政学堂、川南法政学堂、川东官弁法政学堂。民国建立后均改称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4年7月遵照教育部的规定并入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前夕，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成都高校鼎立、百花争艳，重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创办有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所，没有公立高校。直到1929年才创办了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重庆高校不仅创办晚，而且数量少，在高校规模和总数、专业数量、社会影响方面远逊色于成都，专业的设置也较单一。如1934年重庆大学文、农两院并入四川大学后，重庆大学仅有理工科而无文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只有乡村教育和农事教育两系，远无法与成都高校相匹敌。

（二）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影响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5

关键词：四川方言俗语 修辞 特点

一、四川方言及其俗语

（一）四川方言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地带，简称“川”或“蜀”，省会位于成都市。全省总面积 48.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185万人。

根据前人的调查研究可发现，在四川省境内至少有三大方言类别：一是属于西南官话的四川话;二是属于客家方言的广东话;三是属于湘方言的永州调、靖州调和长沙话。[1]如今四川境内普遍通行的方言是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官话，俗称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四川话属于北方话系统，是北方方言的分支，四川省各市、县、区的方言又属于四川方言的小分支。四川话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律与北方话其他地区大同小异，但是语音和一部分词汇与北方语音、普通话词汇差异较大。[2]虽然在四川境内，有为数不少的居民使用客家话和湘方言，但是这些使用者多处在独立的方言岛内，客家话和湘方言并没有在四川境内大范围通行。因此，本文所指的四川方言只针对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话。

（二）四川方言俗语

四川方言俗语主要是由俚语、惯用语、歇后语和谚语组成，其表现形式多样、生动形象、语言简洁明快、精炼传神、富于节奏韵律感，往往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对社会现象及身边人、事、物的看法。四川方言俗语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很有特色，修辞效果非常鲜明。从内容上而言，四川方言俗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事、物或表现人、事、物性质、状态或特点的俗语

这类俗语包括■耳朵（怕老婆的人）、秧鸡子（身体瘦弱的人）、夹舌子（说话口齿不清楚的人）、酒瓜郎（非常爱喝酒的人）、抱鸡婆（孵卵的鸡）、背二哥（指专门用背架背运物质或人的人）、丁丁猫儿（指蜻蜓）、猪儿虫（即菜青虫，学名花粉蝶）、叉叉裤（指开裆裤）、狗夹夹（形容人吝啬小气）、红头花色（形容女性面容红润、气色好）、黢麻黑（非常黑）、非鲜红（很红很红）、半截子幺爸（指半大小子、青少年男性）、独丁丁（指独生子女）、耳巴子（即耳光）、笔伸（即指笔直）、不胎孩（没出息，不正经）、白生生（皮肤或东西颜色很白，常指白得可爱）等等。

2.形容人的行为、动作的俗语

这类俗语包括开黄腔（指某人说外行话）、冲壳子（聊天;吹牛、说大话）、扯把子（指闲谈、吹牛）、吃老欺（即占便宜）、敲棒棒（指被骗了）、敲砂罐（指被枪毙）、翻精倒怪（形容想法、做法很奇怪，不循常规）、扯横筋（形容不讲道理的争辩、争吵）、打翩翩（脚步不稳，身体失去控制）、宝器（像活宝一样的傻瓜;形容像活宝的样子）、鼻脓口水（指鼻涕、口水，常用来形容人面部脏）、搬月亮家（指穷人被逼搬家）、抱膀子（打牌时给人当参谋）、扯母猪疯（母猪疯即癫痫，病人发病时昏倒在地，全身痉挛）、吃巴片儿（自己未被邀请而跟着被邀请的人去赴席，也指因别人的关系而占便宜）、扯谎捏白（即扯谎，但语气较重）、飞叉叉（<贬>形容动作迅猛粗野的样子）、拌嘴皮（争吵、争执）、出得众（在人多的场合不怯生、不怯场）、打烂仗（过穷困潦倒、落魄失意的生活）等等。

3.反映劳动人民经验总结的歇后语

这类俗语包括：矮子过河――安（淹）了心的;猫儿抓糍粑――脱不倒爪爪;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茅厕头的石头――又臭又硬;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黄泥巴落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狗咬摩托――不懂科学;惯儿儿不孝，惯狗狗爬灶;癞疙宝吃豇豆――悬吊吊……

由于四川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有少部分相同，所以本文主要选取与普通话差异较大且具有四川方言特色的俗语进行考察。

二、四川方言俗语的修辞特点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四川方言俗语生动形象、幽默诙谐，各种修辞格均有运用。在口语对话中，这些俗语说起来往往抑扬顿挫，有较强的节奏韵律感，语言表达效果十分强烈，常常借助于生动形象的描述来阐释深奥的道理。因此，综合而言，四川方言俗语在修辞方面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突出生动形象特色的拟态语汇较多

生动形象性可以说是四川方言俗语的一大显著特点，在四川方言中摹状和拟态的俗语很多。如把说话口齿不清楚＼大舌头的人叫做“夹舌子”（就像舌头被夹住了一样）;形容同意某人的意见，不断点头的状态为“点头啄脑”（不断点头像啄木鸟一样）;形容某个物品不牢固、不稳当为“活摇活甩”;形容某个女性气色很好、面容红润为“红头花色”;形容某个男人身材结实、魁梧为他长得好“敦笃”;形容某人动作迅速、速度极快为“飞叉叉”的;形容老人、小孩或病人鼻涕、口水糊在脸上很不干净的样子叫做“鼻脓口水”;形容一个人说话外行、不靠谱为“开黄腔”;形容一个人做事没有计划、摸不着头脑、程序混乱为“东一榔头西一棒”;形容犯罪分子被枪决为“敲砂罐”;形容某个人没有自知之明为“老鸦说猪黑，自己不觉得”;形容一个人话多、过于浮夸，又没有什么本事为“闹山的麻雀没得四两”等等。

这些俗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都极高，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人、动物或物品在一定时期的状态，在表义上极具形象性、生动性。同时，这些俗语幽默诙谐，很有趣味性，既表达说话人的意图，又起到了调节谈话气氛的作用。

（二）修辞格的广泛应用和多种修辞格综合运用

四川方言的俗语大都具有形象生动、幽默俏皮的特色。除此之外，修辞格的广泛应用也是其修辞特色之一，常用的有比喻、比拟、双关、借代、夸张、对比、对偶、回环等等。不同的辞格还常综合运用，使俗语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四川方言中常说的“贴心豆瓣”就是运用了比喻中的隐喻，用来喻指“心腹、亲信”。例如，“大家都不爱和小林耍，因为他是班主任的贴心豆瓣，老是爱打别个的小报告”。“白生生”“非鲜红”“黢麻黑”一类表颜色的词就属于摹状修辞格中的摹写视觉的词。狗吃粽子――不解（改）、和尚的脑壳――没发（法）、冬瓜皮做衣领――霉（霉）登顶了和矮子过河――安（淹）了心的等歇后语都属于谐音双关，“不改”既指狗吃粽子不解缠绕着粽子的绳子，也双关喻指某人犯了错误不改正;“没法”既指和尚没有头发，也指对某事或某人没有办法;“霉登顶了”既指冬瓜表皮上那层白色的灰到了顶，也指人倒霉透顶;“安了心了”则既指矮个子过河的时候心脏被淹了，也指某个人做某事是打定主意、成了心的。“抱膀子”和“半截子幺爸”都属于借代的修辞格，前者用“抱着手臂站在一边观战”来指代打牌时在旁边观战当参谋的这种人，后一句俗语中“幺爸”是四川方言中对自己爸爸最小的弟弟的称呼，“半截子幺爸”则指代的是类似于幺爸的半大小子即青少年男性。“他说话夸张得不得了，也不怕风大了把舌头闪了”则是运用夸张的辞格，舌头是人体的器官之一，不管是平时自然状态下放在嘴里还是伸在嘴外，风再大也闪不了舌头，所以这就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从上述例子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俗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是很多的，并不拘泥于譬喻、拟人等等常见的修辞，此外，在常用的俗语中还存在着多种修辞手法综合运用的情况。比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就是综合运用了譬喻、对偶的修辞格，这句话表面意思虽然是说明动物的遗传特性，但在实际的交际运用中，“龙”和“凤”实际上喻指的是办事能力比较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老鼠”则喻指的相对于“龙”和“凤”而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稍低一些的人。“蚂蚁夹豌豆――连爬带滚”运用的是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格。相对于豌豆来说蚁个子很小，所以蚂蚁根本不可能夹得起豌豆，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而“连爬带滚”则是拟人的手法，用来修饰某些人在紧急时刻的状态。“狗屎做鞭――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则运用了对偶和双关的修辞格。“闻”与“文”谐音，“舞”与“武”谐音，谜底部分的两句构成对偶修辞格，用来指某些人什么事都干不成，文武都不行。

（三）谐音和韵律节奏

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差异，在四川方言中，很多俗语都运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产生辞趣。如前面提到的“狗吃粽子――不解（改）”“和尚的脑壳――没发（法）”“冬瓜皮做衣领――霉（霉）登顶了”“矮子过河――安（淹）了心的”以及“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胆（掸）子”等等俗语，都是利用谐音的修辞手法来代替本字，修饰语言，从而产生辞趣，使语言生动形象，幽默诙谐，产生强烈的表达效果。

此外，从韵律节奏方面而言，四川方言俗语也很有特色。语音修辞的讲究是语言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川方言俗语很注重韵律的讲究，通过词语之间声音的相互配合，使其产生和谐悦耳、朗朗上口的音乐美。押韵是其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语句之间通过押韵形成回环的音乐之美。比如“惯儿儿不孝，惯狗狗爬灶”既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格，从语音上而言，“孝”和“灶”则属于押尾韵即分句之间结尾音节押韵的情况。“毛毛雨打湿衣裳，杯杯酒吃败家当”也与之相似，既使用了对偶，也押尾韵。此外，押同字韵即以音同字同的字押韵的情况也很多见。如，“惯儿儿不孝，惯狗狗爬灶”既是押尾韵，也是首韵为同字韵的情况，即都是押的“惯”字。同时，还有以中韵为同字韵的情况，如“狗屎做鞭――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以及“黄泥巴落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等等。修辞中出现这种押韵的情况，使得说话时的节奏感加强，自然而然产生了韵律美，同时也强化了辞趣，增强了方言俗语的表达效果。

（四）其他特点

常常通过描述通俗、生动的形象来解释深奥的道理，语言表达效果强烈，在赋予语言以丰富内涵的同时，又具有民间口头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能在日常交际中普遍使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除了上述特点以外，四川方言俗语还有很多其他特点，包括鲜明的地域色彩、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等等。

四川地处西南腹地，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因此在俗语中大量出现了日常生产及生活的用具，如“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快刀打豆腐――两面光”等等。四川地处西南地区，盆地物种丰富，俗语中也常常出现各种动物、植物的名称，由于数量繁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语言都是来源于生活，四川方言也不例外，尤其是俗语中的歇后语，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对日常生产、生活哲理及气候物种等的总结和感悟。四川方言俗语包含了生活的诸多因素，因而也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哲理，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四川方言俗语是四川方言中的精华，它不仅内容丰富多样，讲究优美的修辞格律，且生动形象，幽默诙谐，注重选词炼句。与此同时，四川方言俗语运用了多种修辞格，具有强烈的语言表达效果，散发出了独特的语言魅力，对丰富民族共同语、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注释

本文中四川方言俗语的来源、写法和解释均来自：王文虎，张一舟，周佳筠.四川方言词典[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 沈益宇.四川方言特征词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6）：5.

[2] 梁德曼.四川方言与普通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5.

[3]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 王永鑫.谈方言修辞[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2）.

[5] 王文虎，张一舟，周佳筠.四川方言词典[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 汪如东.方言修辞研究的必要与方法[J].修辞学习，2004（2）.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6

1956年我从部队复员返蓉，随家母去给李铁夫爷爷拜年。老人家高兴地说他现任政府参事，“参事室、文史馆合署办公，巧得很，就在提督东街你祖父张星垣原来经营的新怡丰银号、你出生的院子里。”“文史馆的研究员，有些是你祖父的袍泽，我们一道学习，唱和诗词。”

1964年刘孟伉馆长来盐道街学校讲诗词，馆员谢慕沙教授指导教师进修，使当时作为中学语文教员的我对文史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拨乱反正”以后，我与段可情副馆长、李金彝等馆员多次接触，聆听指教，获益良多。

1995年我从大学退休，应聘担任馆员。举行仪式时，萧秧省长风趣地说：“我离任后争取当名馆员！”还走到每个参事、馆员面前递送聘书。这让我们体会到馆员的“统战性”和“荣誉性”。参加馆务活动，更感知文史馆助我学能致用，老有所乐。好多值得回忆的东西，虽然点点滴滴，却能小中见大，展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贯彻党的“敬老崇文”政策，60年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的贡献，可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一、支援教学改革培育人才

1964年，教育厅请刘馆长给我们盐道街学校教师讲解诗词（详见《文史杂志》2009年4期《说诗展示解颐才》），刘孟老只讲了三首诗，却教给我们读诗解诗的基本方法；授人以渔，使我们眼界一新，茅塞顿开，终身难忘。

刘馆长还推荐文史研究馆谢慕沙馆员来为盐道街学校中学部语文教师开业务讲座。谢老善于因需施教，绝不照本宣科，重视解答疑难，练基本功。他讲自己填词的立意构思和遣词造句，鼓励当堂提问，及时解答。我也牢记“岂有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以之同样鼓励学生；纵不能立即回答难题，事后也查阅资料，再告诉他们。我是真正尝到了“学以致用”、“教学相长”的甜头。

刘馆长和谢老师具体、切实的指导，推进了我校的语文教学改革。教师备课要“咬文嚼字”，通过具体落实的语文基本训练提高学生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拨乱反正”后，我重返讲台，1980年在省委党校兼语文课，在成都大学教语文教学法。1986年我写了《对〈卖油翁〉一课的教学设想》（见《文史杂志》总第5期），提出“备课要博览约取、讲读宜对照鉴赏、练习须趁热打铁”等建议,也算是我迟交给刘、谢二位老师的作业。

上世纪50年代，馆员彭云生应邀执教重庆师范学院，80年代，李金彝、王善生、郑异才等应聘在成都大学、成都成人教育学院中文系和教师培训班兼课。孙琪华、夏顺均（我的中学校长）担任补习学校校长。不少馆员在社会团体举办的书画学习班执教，开讲座。本馆也曾办过书画培训学校，培养青少年成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此真可谓支援教改，不遗余力。

二、支持群众文化活动

1981年副馆长段可情和参事熊倬云、馆员李金彝、陈雁翚、陶元甘、汪潜以及李思桢、吴绍伯、廖上柯、夏顺均、张晓谷、王家祐及笔者等（均先后任馆员）参加成都风物研究会，整理研究文史资料，编写《成都风物》专著。第一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至七辑由成都群众艺术馆印行，并在《成都晚报》、《龙门阵》和《锦江》发表。段老特为此题写了《成都文物赞》诗（见《祖国颂诗词集》）。

段副馆长、馆员李金彝、李思桢、夏顺均和笔者协助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甲子迎春征联大奖赛”和“丙寅迎春征联大奖赛”，负责出句、评联和讲评等工作，推动群众文艺活动，促进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发展。在本馆积极支持下，1986年四川省楹联学会成立，段可情任会长，李金彝、钱来忠与笔者等任副会长（1989年后，段老任名誉会长，钱来忠任会长）。馆员黄稚荃、梁伯言、遍能、吴一峰、张晓谷、高少儒、夏顺均、李思祯、赵蕴玉、周北溪、李道熙、伍中一、周浩然、王世德、傅承烈、谢桃坊、刘奇晋、冯广宏等先后任学会顾问。1989年5月四川省楹联学会受中国楹联学会委托，在成都召开楹联艺术研讨会，会长段可情和李金彝、周浩然及笔者等主持学术论文评审工作。本馆大力支持四川省楹联学会会同有关单位主编了《一代风流楹联谱》、《钢铁长城颂》、《红旗颂》（附英译联选）、《成都名胜楹联》、《迎亚运楹联集》等专集。副馆长邓卫中和馆员王家祐、王庆余等参加在都江堰市龙池御龙宫举办的大禹学术研讨会。王家祐、笔者及冯广宏等人宣读交流论文，并为御龙宫撰写楹联，为都江堰市开对联骨干培训讲座。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四川省文联、四川省楹联学会等组织成都市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名家书画大展，馆员孙琪华、高少儒、王子壮、方滨生、邓奂彰、向熹、杨正苞、蒋仁庵、刘玉珊、刘奇晋、侯正荣、李星武及笔者（时为组委副主任）等的诗词书画作品参展和发表；与有关单位合编了《回归颂——庆祝香港回归对联集锦》、《大业辉煌——庆祝香港回归对联集锦》、《大业辉煌——庆祝澳门回归对联集锦》等专集。

进入新世纪，学会敦聘张在德馆长担任四川省楹联学会编委会主任，唐建军主任和康济民副馆长任顾问。馆员冯修齐任常务副会长、李永晖和我任副会长，参事处处长陈琼任理事，文史处处长安山、邓小刚任会刊《天府联苑》编委，伍文任编辑。陈信远、唐建军主任和张在德馆长、康济民副馆长主持编印了《血肉长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楹联集》（赠送给台湾各个四川同乡会和连战等有关人士）《颂奥运扬国威楹联集》（附英译联选，赠送北京奥运会和各地体委）和《祖国颂——国庆60周年楹联集》（分送有关单位与兄弟馆）等专著，都在学术界和社会文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获得很高评价。学会的顾问、文史馆、参事室和学会负责人都为抗震救灾积极创作对联，参加义卖（刘奇晋书写的作品售款14980元，其中“骨肉相连，血浓于水；艰难与共，爱大如天”售出两联），扩大宣传，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四川省楹联学会荣列中国楹联学会“十军”，《天府联苑》评为全国优秀联刊。（参见《文史杂志》2009年3期《抗震救灾中的四川省楹联学会》）

1953年刘孟伉馆长在文殊院借用房舍领导馆员阅览查考文史资料，讨论研究。彭云生馆员著《望江楼志》定稿（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本馆支持组建成都薛涛研究会，馆员李华飞、任子立、王子壮、杨正苞、《文史杂志》编辑魏学峰等参加学会，李华飞当选学会理事。以后，屈义林、王世德任研究会顾问，杨正苞和我任理事。《薛涛与望江楼》刊登拙稿《论诗诸家评注》和《游园歌盛世咏竹美诗人——简介《蜀江诗词》中咏薛涛和望江楼的诗词》。冯广宏和我合写《情深风雅诗美佳人——简介双流刘氏吟咏薛涛与望江楼的诗歌》，收入《薛涛研究论文集》。《望江楼楹联解读》（我与吴蕖蕊、舒泽宏合编）获得成都市社科联优秀作品奖。2009年以唐建军、张在德为主任的编委会整理印发了《刘孟伉编注薛涛诗》。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承担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的编写工作，编委会安排我撰写了《女诗人薛涛》一章。于此可见本馆对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

三、加强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

1953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举行诗会，馆领导和馆员赋诗称赞“国渐开新纪，河清到眼前。多文贫士富，健饭老人难。努力春花好，来归季子贤。万花齐笑日，托始自今年。”以后历年皆办诗会，编辑了《蜀江诗词》上、下集、《巴蜀诗词》第二、三集。唐建军主任、张在德馆长主编印行《祖国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诗词集》，其中收录参事室、文史馆领导同志18人和馆员、参事221人的1000多首诗词，“对蜀中诗词仅是尝鼎一脔，……但都表达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强烈感情”（唐建军《序言》）。

1956年，根据社会需要和馆员特长，省文史馆建立学习委员会和10个业务组：文物古迹组、古籍校勘组、杜甫研究组、近现代史组、书画组、戏剧组、医药组、图书组、文字改革组、社会服务组开展活动，为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的文史研究工作，取得成就，编辑出版了《杜甫诗集》和《杜甫年谱》（曾应各界要求再版）。1959年，在馆长刘孟伉主持下，馆员彭云生、刘东父、李思纯等编撰整理《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述成都“城”、“坊”、“水道”等沿革变迁及名胜古迹、寺庙、学校的历史状况，为有关部门提供城市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

1982年，本馆编辑出版的《四川大事记》、《四川军阀史料》、《广释词》、《四川保路运动史》和《刘、邓、潘起义与的川西决战》，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一三前左在四川的斗争》获三等奖；《四川币制混乱的贻害》获四等奖。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城坊古迹考》，2006年巴蜀书社出版该书修订本。

我进馆后参加雷喻义、陈信远、唐建军主任、隗瀛涛、张在德馆长先后主持编写的《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治蜀史鉴》、《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本（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巴蜀书社出版）的编撰工作。文史馆和参事室主编的《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已经巴蜀书社出版五辑，其中收录我编写的《巴蜀趣联解读》、《锦里街名访旧》、《巴蜀方言浅说》和《巴蜀竹枝琐议》等四册。

文史馆一贯努力帮助名胜景点提升和丰富文化内涵，兹举撰书楹联一端而言：1966年以前，刘孟伉、林思进、向楚、谢无量（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毛书贤、刘东父、冯灌父等曾为江油太白祠、眉山三苏祠、成都文化公园、桂湖升庵祠、杜甫草堂和白帝城题写过楹联。改革开放以来，黄稚荃、徐仁甫、梁伯言、遍能、隆莲等20余位馆员为省内外一些名胜景点、纪念馆、寺观、陵园撰书近300副楹联，除刻制悬挂外，还收录于有关书刊资料。这也是本馆领导同志和馆员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参见《祖国颂楹联集》）

《文史杂志》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办，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播世界文化精华为宗旨，面向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以知识性为主，兼融学术性、思想性、趣味性的公开性双月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1985年出版季刊，1987年改为双月刊。2001年获“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荣誉证书和标识）。隗瀛涛、李有明、邓卫中、李殿元、屈小强先后担任主编，魏学峰、秦彤、陈雅荣、查常平等任编辑，部分馆员参加编委会工作，大家结成文字之交。我为《文史杂志》撰稿，发表过《从俚语窥民俗》、《雅士名厨黄敬临》、《农禅并重一诗僧》、《评〈古代旅游作品选〉》、《宋代阆中陈氏的家教》、《游园歌盛世咏竹美诗人》、《音容宛在风义犹存——馆员刘佛澄、吴俟庵、马德斋、杨培之简记》、《刘刚甫、刘田素馆员的故事》、《孔凡章先生谈对联》、《老诗人心系邓小平》、《语文训练是根本》、《〈蒙训〉教人聪且明》《军人·商人·文化人——共产党人车耀先》、《重看史料说四川的抗震救灾》、《重建武侯祠的故事》、《〈最后一课〉的译文和注释》等专稿和一些短小的补白，共41万字。

四、真诚友好地交流协作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保持了相亲相近、如切如磋的学术风气，馆室领导、馆员、参事都能全力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治理工程启动，张惠昌、阚家骆等撰写《迈向现代化建设的成都市和府南河的综合治理》，向外报道，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台湾宣传。省楹联学会举办《河清颂》征联，王子壮、杨正苞、蒋仁庵等撰写诗联，笔者主持出句和评审工作；刘奇晋等组织青羊艺术学校和民进育才学校书法班少年学生以书法习作参与庆功宣传。本馆还先后和省文联、省政协报、省楹联学会等单位组织’96“金雁杯”全国征联大赛、“丙戌”海内外大奖征联赛，先后聘请本馆遍能、高少儒、刘奇晋、王世德、冯广宏等任顾问，张在德任组委会主任，李永晖、冯修齐与我任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笔者与冯修齐、刘奇晋等参加主持黄龙溪古镇楹联创作书写活动。副馆长、党组书记雷喻义与馆员高少儒、赵蕴玉、周北溪、冯修齐、刘奇晋、冯广宏及笔者等为被誉为“成都私家园林明珠”的易园规划设计，命名题匾，撰书楹联。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理处给撰写对联的馆员颁发纪念证书。《千年古刹鹤林寺》收录馆员遍能、黄稚荃、白允叔、洪志存、隆莲、周浩然、赵蕴玉、冯广宏书写的匾联墨迹和评论文章。本馆和省书协合作编印《新编德育对联选》（繁简字体对照本，附壬申春联、对联常识谈），以配合贯彻《纲要》，宣传“以德治国”。何天谷馆长主编的《百年辛亥百年保路纪念册》收录李永晖、刘奇晋、王世贵等馆员的诗联书画作品。

馆员、参事中有我多年承教的祖辈世交李铁夫、马德斋、余中英，父执伍培英、熊倬云、张采芹、陈雁翚、高少儒、王维明，师长遍能、夏顺均、徐仁甫等，同馆都是良师益友。我经常向蒙默、向熹、王世德、曾绍敏、徐志福、谢桃坊先生请教，曾在本馆与西华大学合办的蜀学研究中心刊物《蜀学》上，发表过评介扬雄、黄崇嘏、遂宁张氏、阆中陈氏和刘沅《蒙训》的文章；与冯修齐、李永晖、冯广宏、江苹、刘道容请益切磋，协助办好《天府联苑》和《巴蜀诗书画》；与洪志存、祁博文、方滨生、周浩然、刘奇晋、何崝、侯开嘉等合作为武侯祠园林区、文殊坊、灵犀渚、永陵公园、成都人民公园、仙女山、宝光塔陵撰书诗词对联。上海馆、南京馆、陕西馆、新疆馆都有我们合作赠送的诗联。经阚家骆老前辈推荐指导，我在加拿大《加京华报》发表介绍前贤文采风流和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的诗联文章十余篇。我在王善生和向熹先生的指引下，配合屈小强主编从事“析文酌义匡谬存真”的校勘考证，先后为《中国古代文学拾珠丛书》、《中国人学系列丛书》和张岱《夜航船》（汕头大学出版社）及中小学语文课外读物作过校勘；在《文史杂志》发表《〈东京梦华录笺注〉校勘记录》、《玄奘法师〈谢高昌王启〉校勘记》等。2011年雷观明先生向文史馆求援，请校勘他外祖父尹仲锡老人的《玉清宫记》。馆员冯广宏、冯修齐、处长陈沫吾和我对字迹漫漶的碑文反复八次校勘考证，纠正后人笔录失误，恢复原文（湖南馆馆员余德泉和省楹联学会顾问文伯伦也曾贡献意见）。何崝、冯修齐和我协力研究中外文献，考证“阿弥陀佛”的读音（见《大慈》杂志）。我们还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华诗词大吟唱”馆际活动，何崝、傅承烈获优秀奖，冯广宏、冯修齐和我获创作奖；参加“长安雅集”诗词吟唱活动，重庆馆童明伦、安徽馆许孔璋、广西馆苏运钦、黑龙江馆丁广惠和我联句为颂，徐志福和我分别获奖，作品刊载于《陕西诗词》。我亦在《文史杂志》撰文评介云南馆馆员周锺岳老人的诗章；在湖南馆的《文史拾遗》撰文，考证成都贲园门联，评介湖南馆馆员、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余德泉创作的诗联。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7

关键词 唐代断痕 墓葬 负能量 战乱荒 蜀人好乱

〔中图分类号〕K24；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90-10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往往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惯性思维，在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时，往往将后一朝代描述为比前一朝在社会经济上都有一种感性的发展，往往使用“长足的发展”“很大的发展”“较大的进步”等不痛不痒的话语，这种话语并不是建立在前后朝代相同空间的计量数据比较之上，也不是建立在相对人口人均统计数量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传统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相承下来的改朝换代定式之上，结论自然是：朝代前期都是皇帝开明，经济一片繁荣，皇朝晚期都是皇帝昏庸，经济一片凋弊，然后农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王朝出现，又是一片繁荣，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以此循环发展，一般后朝总是比前朝有不同的发展进步。遗憾的是从秦汉到清末以来的2000多年的时间内，在这种不断循环发展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力从本质上看并无大的进步。历史上史学家们少有对朝代内的所有经济数据前后比较，特别是地均、人均基础上的数据比较，更少有谈及不同朝代间的数据，特别是建立在人均基础上的数据比较。如果说史料和技术原因使我们难以复原过去数量经济，这还可以理解，但学术界有人即使面对后代是大战乱、大动荡的时代，也要想方设法找出比前代如何发展的亮点，以圆传统的“循环发展论”。为此，有人甚至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战乱还推动了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许多问题，如我们发现的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出现断痕的社会原因。

一、历史遗存语境中“唐代断痕”问题的提出

研究巴蜀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唐代在四川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前不如两汉，后不如两宋的现象。在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中，四川、重庆许多区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都感叹为何本地汉代和宋代遗址、文物都较多，唯唐代稀少。

以上统计结果很使人吃惊，汉代文物644件，唐代才4件，宋代为222件，唐代前远不及汉代，后又远不及宋代。为了证明以上统计的有效性，我们再分别参考《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和重庆卷来印证以上的结论。

从总计来看，四川地区汉唐宋三代文物的数量好象并没有唐代断痕的迹象，如果我们只统计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三项，不统计石窟寺与石刻而得出的比例是汉代31处、唐代16处、宋代28处，仍然显现这种断痕的特征。从地图集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唐代的石窟与石刻主要集中分布于川北、成都到雅安一线，四川盆地其他地区总体上唐代断痕仍然明显。再以《四川文物志》的收录统计来看，古墓葬遗址中秦汉的墓葬为48处，隋唐仅14处，宋元21处，四川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上卷，巴蜀书社，2005年，第5～8页。也呈现这种状况。为了印证这种趋势，我们又随机查阅巴蜀地区几个新编县志中的文物统计，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明显存在的。

如《泸州市志》文物部分记录本地汉代文物10件，唐代0件，宋代6件。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泸州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147～1160页。《通江县志》记载汉代6件，唐代8件，宋代11件。通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6～825页。《达县市志》记载汉代文物，无唐宋文物。达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达县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8页。《雅安市志》记载汉代文物3件，宋代文物3件，无唐代文物。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8页。《内江市志》记载汉代2件，唐代2项，宋代4项，且唐代多为名胜的记载年代，非现存名胜实际年代。内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江市志》，巴蜀书社，1987年，第623～627页。《青神县志》记载有汉墓群，宋墓和明墓群，但无唐墓。青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神县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8页。《荣县志》记载有东汉崖墓多座，宋代石室墓5处，但无唐墓。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荣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6页。《威远县志》记载汉墓群、宋墓群和明清墓，无唐墓。威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威远县志》，巴蜀书社，1994年，第725～726页。《南充市志》记载汉代文物5件，唐代1件，宋代19件。南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充市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25页。《宜宾县志》记载岩墓1063座，汉代848座，宋元明时期215座。宜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539页。《大竹县志》记载有汉墓群，少量宋明墓，但无唐墓。大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竹县志》，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608页。

如果我们以《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卷来看，这种特征就更明显了。

从重庆地区来看，唐代文物稀少相当明显，显现了唐代文物分布在巴蜀地区的时间断痕明显，也同时显现了唐代文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我们仔细研究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的四川卷和重庆卷，发现了唐代文物分布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即唐代文物主要分布于川北大巴山南沿和从广元旦沿金牛道经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一线两个区域内，而且主要以石窟石刻为主。而四川盆地南部和东部地区唐代文物最为稀少，也就是说川南宜宾、泸州、自贡和今重c地区唐代文物最为罕见。从文物性质来看，已经发现的巴蜀唐代文物多为摩崖石刻造像，而汉代多为墓葬，宋代的文物则样式多样，但整体上汉宋数量远远超过唐代数量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深藏于巴蜀历史的“唐代断痕”人文和自然原因

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是决定其历史遗存多少的基础，故我们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越高，文化遗址应该越多，文物遗留也相应越丰富。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古代不同朝代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结论的科学信度并不高。同时，不同文物之间遗留下来的范式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而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环境、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文物遗留的轨迹和机理也往往相差较大。另外，不同时期还可能受个别极端事件的影响，使历史发展轨迹发生剧变，也可能形成发展进程上的断层。显然我们提出的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需要深入研究其背后各方面的真实原因。

1.整体发展进程断层是造成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基础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习惯将汉唐、唐宋并提，自然认为这三个朝代都是值得称道的朝代，不过，汉、唐、宋三代在以前中国人的意识里，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大气辉煌的时代，汉唐盛世流传至今，而宋代不过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最多讨论到宋代的科学技术比汉唐有较大进步。一般通史中对于三代的重要地位比较，往往局限于比前代有“很大发展”“长足进步”“发展迅速”等话语之中。可是，我们知道，前后朝代的地位比较必须建立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比较之上，而不应该是简单的前后直接纵向比较。即使要纵向比较也应该是基于计量的比较，特别是在同样区域大小、同样人口数量基础上的比较。以前学术界曾专门进行过唐代与宋代的综合国力比较研究，其主观想法可佳可取，但简单前后代数量的比较，由于区域大小差异、人口数量多少的差异，其比较的科学信度还待提高。

所以，我们在研究巴蜀地区汉代、唐代、宋代的历史地位时，应该从两个维度上去分析，一个是前后朝代纵向的数量史学意义上的分析，一个是同时代横向与其他地区地位意义上的分析。

纵向计量维度在传统时代最重要的是人口与耕地。传统时代人口是反映经济水平的基本指标，人口多少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重要标准。巴蜀地区从秦汉纳入中央一统的郡县制后发展较快。从人口来看，汉代四川人口数在469万左右，占全国的5.9%，唐代人口在450～491万左右，人口与汉代相比并没有大的l展，但宋代四川人口在525～1960万之间波动，⑦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6、87、109、113，120页。总的来看，唐代四川人口与汉代相比增长并不明显，但宋代比汉唐人口增长比例较大。研究发现，西汉四川耕地为25万顷，东汉为37万顷，唐代为38万顷，宋代90万顷，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1、57、75页。也显现耕地数汉唐间增长并不明显，而宋代增长明显。我们还发现，唐代四川地区的42个州府中，属于上等的州府有11个，占1/4左右，但宋代46个州府中上等州府有24个，占1/2强。蓝勇：《唐宋西南城镇分布的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可以说，就客观存在的历史增量来看，从汉到唐的历史增量在四川地区并不明显，而从唐代到宋代，四川经济的历史增量相当明显。这是我们从数量意义上去分析巴蜀地区汉、唐、宋三朝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指标依据。

进行区域历史经济总量比较时更应该从同时代横向综合实力的角度去分析，故我们需要从不同时期巴蜀地区经济文化要素在全国的地位入手。从人口方面来看。赵文林曾将汉唐宋三代人口按今天省区作了比较统计，可知西汉四川人口在329万，占全国的5.8%，东汉为504万，占全国的9.97%，⑤⑥⑧赵文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76，226、228，310，50、76、228、709～710页。唐代四川人口在245～628万之间，492万为常数，占全国10%左右，⑤但宋代四川人口在489～915万之间，占全国的9.36%，考虑到南宋后期四川战乱人口大量外迁的特殊因素，以正常的北宋和南宋早期为例，宋代四川人口以赵文林统计的最高值应占全国的13.88%，⑥以李世平统计的19.4%就会更高。⑦如果我们以人口绝对数来看，西汉四川人口数居全国第二位，东汉人口数居第四位，而到唐代天宝年间居第三位，元佑年间居四位，但宋代太平兴国时期为第一位，元丰年间为第一位，崇宁年间为第二位，只是到了南宋嘉定年间滑到第五位。⑧同样，吴松弟在《中国人口史》中也谈到太平兴国时期四川的户数居第一位，崇宁年间居第二位。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6～537页。显然不论从人口比例、人口绝对数量来看，除去南宋后期由于蒙古军队的影响而人口东迁，汉代巴蜀地区和宋代巴蜀地位的地位都要比唐代相对更高一些。

有相对理性的数据资料作为支撑后，我们还需要从历史文献中的感性材料中去分析这三个朝代的历史地位。在众多描述性的记载中，我们需要分成“全国性话语”和“地方性话语”两种描述性话语，前者主要是指全国性文献中对众多地区的比较性描述，作者往往是从全国视野来综合分析问题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一般来说少有在乡土情感上对本土的溢美之辞。而后者如《三辅黄图》《华阳国志》《吴越春秋》等，往往是乡土人记乡土事，难免对乡土有一种溢美之辞，同时缺乏全面视野，往往欠缺总体把握，故科学性相对较弱。

司马迁《史记》 曾将当时中国分成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四个经济区，汉达的农业经济区应该是关中平原、河南山东平原、成都平原三个地区。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史马迁对关中、齐鲁、成都平原地区的社会经济评价最高，如评价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好稼穑，殖五谷……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称巴蜀地区“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称山东地区的今山东、河南的齐“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称邹、鲁地区“颇有桑麻之业”，称梁宋、南阳一带的睢阳和宛为“一都会”。《汉书・地理志》中对这三个地区仍然评价较高。如称关中地区“号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称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k僮，西近邛、g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文章冠天下”，称河东地区“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称齐地“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可以说在汉代的全国性话语中，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一直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文化上来看也可以看出巴蜀的这种地位，早在1997年笔者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就有所感悟，如《华阳国志》记载“汉征八士，蜀出其四”，汉代五大辞赋家，巴蜀就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三人。可以说，汉代巴蜀地区经济与文化交相呼应，均领。

我们到《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元和郡县志》等文献中去寻找唐代巴蜀地位在全国性话语中的影子，遗憾的是与《隋书・地理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不一样，主要倾心于记载社会风尚，对资源与经济少有涉及，在有关经济资源的行文中往往是指北方的太原、东方的京口和南方的南海，却没有西方的巴蜀成都了。不过，我们在唐代地方性话语中发现大量有关巴蜀繁富的例子，如常来说明唐代巴蜀地位的“扬一益二”。一般我们认为“扬一益二”之说最早源于《元和郡县图志》，但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正好缺淮南道此卷，只是在南宋《舆地纪胜》卷37《扬州》处引有《元和郡县志》佚文称：“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后来宋代《资治通鉴》卷259唐记75中称：“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宋代《通鉴纪事本未》《广陵志》《野客丛书》《容斋随笔》《古今事文类聚》等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全唐诗》卷877记载《盐铁谚》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莞利权，商贾如织，天下之盛，P为首而蜀次之，故谚曰扬一益二。”《全唐诗》卷877，中华书局，1960年，第9937页。从此段解释可以看出，所谓“扬一益二”，有两个重要的限定，一个主要是指城市商业之繁，一个主要指成都城市经济而言，并不是对整个巴蜀地区经济地位的总体评估。

在唐代地方性文献中也不乏对成都的溢美之言，如卢求的《成都记》序中称：“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全蜀艺文志》卷30卢求：《成都记》序，线装书局，2003年，第784页。显然这里有卢求个人的乡土情结在其中。文献中虽不乏对巴蜀地区富庶的记载，但多出于对巴蜀有乡土情感的地方性话语之中，如陈子昂谈到“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陈子昂集》卷9《谏讨雅州生羌书》，中华书局，1960年，第202页。高适谈到每遇关中饱饥荒战乱时，关中之人往往“求于蜀人”，《全唐文》卷357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3628页。唐代杜甫则认为成都平原“土地膏腴，物产繁富”。《全唐文》卷359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1页。

不过，文献中更多的记载则显现唐代四川盆地除成都平原外丘陵地区的动荡、贫瘠状况，更多的记载是逃户、侨户、游浮营集丘陵山中营种，社会动荡。李敬洵：《四川通史》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很有意思的是《舆地纪胜》中对各州风俗形胜有大量记载，多是引用唐北宋地方志的记载，反映前代的情况，多是“瘠薄”“地瘠”“最贫”“穷僻”“民贫”，与唐代成都平原的繁盛完全不同。实际上，前面谈到“扬一益二”不过是对成都城市的声色之乐的赞美，唐代四川的文化地位在全国远不能与汉代相提并论。我们注意到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中并没将唐代四川列为文学家分布密集区，虽然有“自古词人多入蜀”的话语。但严格地讲，唐代活跃在巴蜀的文化名人多是外籍人士，地地道道的四川籍只有射洪县的陈子昂一人。唐代396个宰相中，巴蜀地区仅出了1人，在唐进士最多的10个省区中，四川也不在其列。

在宋代文献中，对巴蜀地区的描述与唐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对成都平原和描述仍然是繁盛一片，《太平寰宇记》称：“地沃人骄，奢侈颇异，”《太平寰宇记》卷72《益州》，中华书局，2008年，第1461页。坡称成都一带是“千人耕种万人食”，《坡集》卷1《和子由蚕市》，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页。范成大称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状况是“似江浙间”“极似江南”。范成大：《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对于城市地位，费著《岁华纪丽谱》等文献倾其华丽词藻描述成都的繁华，文献中谈到成都时，“蜀风奢侈”“俗尚喜游”等词汇不绝。

与唐代相比，宋代四川地区盆地丘陵地区的经济有了极大发展，大量的梯田修治，稻麦复种制的流行，使四川盆地丘陵地区成为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贾大泉：《四川通史》第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当时盆地丘陵、平原的农业耕作水平已经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所以才出现南宋洋州知州宋莘在《洋县南宋劝农文》中力赞蜀中的农业技术，宋莘：《洋县劝农文》，陈显远：《洋县〈劝农文〉碑考》，《陕西史志》2005年第1期。而高斯得在江南东路宁国府做官时则将四川的农业经验推向当地农民。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中华书局，1985年，第99页。难怪《宋史・地理志》称四川地区“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在城市经济方面，盆地内部的许多城市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梓州已经是“为剑外一都会，与成都相对”，《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路・潼川府》，中华书局，1992年，第4163页。果州有“小成都”“小益”的称号，《方舆胜览》卷63《顺庆府》，中华书局，2003年，第1103页。彭州则有“小成都”“小郫”的称号，《太平寰宇记》卷73《剑南西道・彭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484～1485页；《方舆胜览》卷54《彭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963页。利州有“剑外一大都会”“小益”的称号，《舆地纪胜》卷184《利州》，中华书局，1992年，第4732、4730页；《方舆胜览》卷66《利州》，第1155页。泸州有“西南要会”之称，《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五，中华书局，1957年，第7427页。连唐代不出名的渝州在宋代也是“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舆地纪胜》卷175，中华书局，1992年，第4550页。从五代开始，巴蜀地区的文化地位也不断上扬，宋代的巴蜀已经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巴蜀进士数已经位居第8位，南宋则达第4位，整个宋代出了宰相27人，巴蜀地区成为宋代文学家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蜀学”“蜀本”“蜀文”成为巴蜀文化的全国流行话语。清代诗人赵熙称四川历史上有“自古诗人多入蜀”的现象，明代杨慎有“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的话语，前者多是指唐代蜀地不过是一个躲避战乱的盆地，后者主要指宋代巴蜀籍文化人在外影响巨大，显现了宋代巴蜀地区文化地位的提高。

从以上人口经济数据和感性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在巴蜀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代和宋代的历史地位远比唐代高，唐代巴蜀地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断层。从理论上讲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更高的朝代，其文化遗存应该更多更丰富，这是我们理解巴蜀历史上“唐代断痕”关键的社会经济基础背景。

2.巴蜀墓葬留存机理的特殊性对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强化

“唐代断痕”话语主要是从文物遗存角度提出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同文物遗存下来的机理并不完全一样，而我们的考古发掘也存在不同的偏好，故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也不完全与历史客观事实相符。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汉代文物众多的主要原因是汉代墓葬的发掘尤多，而唐代尤为少，宋墓相对又较多，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有从厚薄葬风俗来分析的，认为汉代为厚葬时代，而唐代为薄葬时代，所以遗留较少。

不过，学术界对历史上的厚葬与薄葬时代的认识分歧相当大。据蜀开玉《丧葬与中国文化》一书列出的《中国历代厚葬薄葬变化表》，三代两汉是厚葬，南北朝是薄葬，唐宋是厚葬，五代十国为薄葬，明清为薄葬。蜀开玉：《试嵊胫泄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第89页。而徐吉军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厚葬最为盛行的时期，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厚葬最为盛行时期之一，宋代厚葬盛行。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第212、345、440页。陈文华认为终唐数百年，厚葬一直是丧葬文化的主流。陈文华：《丧葬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1页。陆建松甚至认为唐代厚葬之风登峰造极。陆建松：《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100页。如果我们认为汉代、唐代、宋代都是厚葬时期，那我们这里的分析就毫无意义。但我们发现，学术界研究厚葬薄葬文化时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将实际葬俗中存在厚薄葬现实与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厚薄葬思想混在一起，使我们缺乏对时代风尚的整体把握。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从考古学意义下的厚薄葬事实与思想史意义下的厚薄葬观念完全分开来研究。

从理论上讲，厚薄葬只能反映墓葬出土文物的多少，而不体现墓葬数量的多少。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盐铁论》卷六记载：“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众多与时人的认知相合。

我们从巴蜀地区汉唐时期墓葬发掘来看，考古学意义下的汉墓数量远远超过唐墓，宋墓也多于唐墓。以重庆三峡地区墓葬发掘来看，忠县崖脚地发掘中发现19座楚墓、3座巴人墓，另有西汉墓、刘宋墓和宋墓，无唐墓。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29～730、750～780页。涪陵镇安遗址中有周代、战国、秦汉、六朝和宋代文化层，而无唐代文化层。⑥巫山碚石遗址中发现有新石器、夏商、东周、六朝、宋代、明清文化层，但无唐代层。⑧⑨《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年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29～730、209、209页。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中发掘出东周墓葬2座，宋代墓葬6座，明代10座，无唐墓。⑧奉节老油房遗址中，有周代、汉代、宋代、清代文化层，无唐代。⑨巫山古城遗址只发现汉墓4座，宋元墓2座，明墓4座，无唐墓。B11B12B13《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年上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7、340、395～420、907～967页。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东周、汉代、宋代、近代墓，也无唐墓。B11巫山高唐观墓群中也只有战国、两汉、六朝、宋墓，而无唐墓。B12忠县洽井沟群脚墓地发出战国、秦汉、宋墓，也无唐墓。B13目前考古发掘的四川唐墓以万县有才墓影响较大，但这种唐墓发现极少，所在学者都认为：“唐代墓葬在四川地区少有发现”，高英民：《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四川地区唐墓发现极少”，朱义章：《四川成都市西郊化成村唐墓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3期。“成都地区在唐代极为繁荣，素有‘扬一益二’之誉，但成都乃至四川地区发现的唐墓极少。”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成都市西郊土桥村筒车田唐墓》，《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解释这种现象。因为这仅是巴蜀地区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关中平原和中州地区并不是太明显，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去分析这种差异，一是汉唐时期在丧葬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因唐代人口基数更大，都存在死亡的问题，唐代巴蜀地区的墓葬多少不可能有巨大的差别，但葬式的差异可能影响到遗存多少和发掘多少；二是是否受考古学“秦汉以后无考古”思想的影响，与考古学界自身对汉以后的墓葬的发掘主观驱动较小，故发掘留下墓葬较少有关。

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8

【导语】面对目标，信心百倍，人生能有几次搏？面对成绩，心胸豁达，条条大陆通罗马。 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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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点学校

1.审定考生报名资格；

2.指导考生了解网上报名有关说明，在报名系统中进行报名操作；

3.通过系统打印考生报名信息，由考生签字确认；

4.指导报名信息有误考生在网上进行更正重新打印报名信息签字确认。

（二）市、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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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考语文作文篇9

【导语】面对目标，信心百倍，人生能有几次搏？面对成绩，心胸豁达，条条大陆通罗马。 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自信。

参加2017年四川阿坝高中会考的考生可点击进入《四川阿坝高中会考报名网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局》进行四川阿坝高中会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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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点学校

1.审定考生报名资格；

2.指导考生了解网上报名有关说明，在报名系统中进行报名操作；

3.通过系统打印考生报名信息，由考生签字确认；

4.指导报名信息有误考生在网上进行更正重新打印报名信息签字确认。

（二）市、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

1.核查报名点学校的报名信息；

2.在系统中设置考点并指定考生参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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