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全文十篇

礼记全文篇1

这是一场欢乐的晚会，精彩纷呈的儿童歌舞表演营造出幸福欢乐的氛围；这又是一场让人深思的晚会，取材于获奖作品的节目以及获奖作家访谈环节，成为颁奖典礼的亮点。

获奖作家黄蓓佳和观众们一起观看了一段身患“唐氏综合症”孩子的生活短片，孩子们上学的热情、快乐的舞蹈、精巧的手工课打动了观众。这些孩子纯净的笑脸和坚强的精神让人们想起黄蓓佳获奖作品《你是我的宝贝》中的贝贝，他们不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善良和天真是对人性光明一面的呈现。因为这部作品，这些孩子将走入更多人的视野，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因为在黄蓓佳看来，“只有物质财富的增加不是进步，每个人都获得生存的尊严才是社会的发展”。黄蓓佳还带来了这些孩子制作的手工艺品，精巧中更有他们的自立和坚强。

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和家长在场，获奖作家曹文轩抓住属于自己的短短几分钟，以丰富的经验和深入浅出的例子解答孩子们的“作文难题”，在快乐的互动中让孩子们感受到作文的乐趣。

当主持人介绍获奖作家金波“从1956年开始写作时”，台下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1956年，在他们的课本中是“历史”，而眼前这位作家的诗歌却闪烁着童稚、清雅而温润的光泽，在他的作品里，孩子们从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居然隔着“遥远的”历史。节目组特地把那些陪伴几代孩子成长的金波儿童歌曲制作成歌曲“串烧”，《海鸥――我们的朋友》等歌曲让现场的观众重温童年的气息。

为了创作《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邱易东采访了两千多个留守孩子，不但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更尽自己所能鼓励和帮助这些孩子，为他们孤单的成长增添一点力量。节目的编导组找到了他当年曾采访过的一个孩子，这个父母不在身边、从泥石流中爬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这个当年的孩子在短片中说：“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留守孩子，把这份爱心永远地传递下去。”令看到短片的邱易东非常欣慰。

一首《孩子，我想抱抱你》的诗歌朗诵让不少人落下泪水。排练、彩排、演出，这些节目对工作人员来说很难再有新鲜感，但有些工作人员每次听到这首诗，仍旧眼眶湿润。这首来自萧萍获奖诗集《狂欢节，女王一岁了》中的作品，让人们再次想起了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人性光辉。视频中那一张张曾牵动无数人的图片，是我们对遇难者永远的缅怀和对生者真诚的祝福。萧萍对记者说：“当初告诉我要选择这首诗，我并不赞成，怕它和整个晚会的氛围不融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自己都被感动得哭了。”

礼记全文篇2

因为那时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这次来三峡玩，也没有忘记带上他的日记本。我就对他说：“你就像每天记日记那样，把今天参加婚礼的事情记下来就行了。”

他说：“用记日记的法子，会不会显得简单了？”

我说：“那你记得稍微详细一些，不就行了吗？”

我嘱咐他：“我让你用记日记的方法写这件事情，是希望你别像一般写作文一样，端起架子，过多地重视这次船上的婚礼的特殊意义，而忽略了你真正想写的东西。放下写作文的架子，你没有了负担，更容易写。”

行。他打开暑假作业本，准备开始写了。

我劝他：“就直接先在你的日记本上写，真的像写日记那样写。”

那时，他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孩子，还很听我的话，打开日记本写完了。因为放下了为写作文而写作文的架子，他很轻松，写得飞快。我看完之后，鼓励他：“写得很好，就这么抄在你的暑假作业上就行！”

他很开心。作文很轻松，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说他的这篇作文写得多么出色，而是我希望他在以后写作文的时候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就跟写日记一样，不用那么拿腔拿调，放松一些，轻松一些，这是一次很好的试验，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附]

江 上 婚 礼

文/肖 铁

暑假，爸爸带我坐船游览长江三峡。过瞿塘峡时，我们正赶上一对年轻人的婚礼在船上举行。小伙子是个残疾人，姑娘是小学教师。听说，他们从小就要好，虽然小伙子腿残疾了，但姑娘还是一直爱着他。不管刮风下雨，她总打着桃红色的小伞去约会，一看到桃红色的伞尖，小伙子就知道是姑娘来了。

为了他们的婚礼，全船的人都忙碌起来。我也不甘落后，跑遍全船找来了红纸，剪了窗花、喜字和一张纸贴画，画上一个年轻姑娘搀扶着一个拄拐的残疾青年。

婚礼开始了，主持人叫我上台献礼。开始，我很害怕，虽然我在下面练了好几遍，但还是有些紧张。最后，爸爸悄悄地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我才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说：“衷心祝你们新婚幸福，白头到老！”

战斗英雄史光柱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为了保卫祖国，他双目失明。同是残疾人，史叔叔对他们的婚礼更是充满了热情。他唱了一首《小草》，这首歌是他自己作的词。他唱得那么动听，那么深情。我想：他一定希望自己变成小草染绿整个世界；他一定希望所有的残疾人都能像这对新人一样赢得幸福，就像小草虽小也能拥有春天。

礼记全文篇3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然而，他的体育思想和强身实践却被世人知之甚少。

一、孔子的体育实践观

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对“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那时的士人也的确多是能文能武。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一位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周尺的一尺为现在公制19.91厘米，这样计算。孔子的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左传》说：鲁襄公十五年，从诸侯之师攻入逼阳城，所悬城门突然放下，孔子举起城门，救出了诸侯之士。《吕氏春秋》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具有这样的体格和气力，这和他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孔子喜好多种强身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射技高明，因而吸引了如此多的观众。《论语・子罕》中有一段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干什么呀?赶马车呢，还是当射箭手呢?我赶马车吧!)因此，他擅长御车也自不待言。除了射、御之外，孔子也爱好打猎和垂钓活动，曲阜孔庙刻画《圣迹图》中就有他参加猎郊的记叙：“孔子仕鲁，鲁人猎郊，孔子亦猎郊。”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载有关于孔子垂钓、射鸟的轶事。孔子还常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野游和登山活动，并在郊游和登山过程中，边讲学边议论，边观赏大自然的风光。《论语・颜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樊迟“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载。《孟子》中也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另外，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可谓高寿。因此，无论是他的体力还是寿命都足以表明孔子在各项健身活动中受益匪浅。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孔子体育教育观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因素。“君子以器”(《论语・为教》)，是讲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中也曾记载：有一次子贡想询问一下孔予对他的看法，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寺庙盛黍稷之器，贵重而华美，但仍未达到不器。“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伪容，是孔子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孔子以“六艺”、“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礼”作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重要的是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特别是在习练射礼时，学生们要操弓射箭，这也含有习武的意义。正如《礼仪》中所说：“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概括性地列举了四人各具所长，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成人”了。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是体育教育的内容。

三、孔子体育道德观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礼记全文篇4

文献记载及相关史料证明，清代是建水庙学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时期。清代临安地区释奠礼乐的传承与庙学的建设密切相关，且临安府庙学是建水地区清代释奠礼乐传承的最重要的场所。由于清政府对庙学释奠礼乐的重视，清代建水地区的释奠礼乐传承在明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深人。   

(一)释奠礼乐传承的范围清代临安府管辖范围为四州五县，“领州四(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宁州)县五(通海县、河西县、熠峨县、蒙自县、新平县)土司三(纳楼茶司长官司、纳楼茶甸长官司)、土舍七(溪处乡土舍、无渣乡土舍、思沱乡土舍、落恐乡土舍、左能乡土舍、阿帮寨乡土舍、漫车寨乡土舍)。

如上表所示，清代临安地区由于所辖州县地域广阔，各地方志中相关释奠礼乐的记载显得参差不齐，综合释奠礼乐乐章及经费中的相关记载，清代临安释奠礼乐传承的范围可能基本覆盖了清代临安府的所属州县，临安各级庙学是释奠礼乐传承的主要场所。但就整体看，在实际传承过程中，府学及各州县学间却体现出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政府对不同级别庙学包括春秋庙学祭孔释奠在内的儒学传承重视程度的差异。  

 显然，在清代建水各级庙学中，临安府学释奠礼乐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二)临安府学释奠礼乐传承   

临安府学自元代创立，经过元明以来长期的建设，清代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与此同时也成为滇南地区儒学传承的中心，一庙三学是其儒学传承中心的体现，由此也使其成为释奠礼乐传承中心的体现。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建水州学开始建于临安府学之内，这意味着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代临安府庙学已经形成一庙两学的状况。又据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东明伦堂现存《重修元江府儒学碑记》所载:“元江为滇逸东郡，明初始建学，临安九属士皆得与焉。旧有学署在临安郡学东。往例元(江)士贡于廷，岁在南北递荐，时称为北学。其西百余武，王、韩二先生读书台也。囚”文献记载与碑文相印证，说明元江府学，的确曾寄寓于建水文庙内，且距离二贤祠非常近。   

从以上史料的梳理可知，自明代始，临安府学已经形成临安府学、建水州学、元江庙学三学共处，一庙三学的特点，清代临安府庙学仍然延续了一庙三学的形式。临安府文庙与三学的特殊结合方式，不仅使清代临安府庙学成为滇南释奠礼乐传承的中心，而且对整个滇南释奠礼乐传承起到垂范的作用。   

(三)释奠礼乐传承的主要内容  

 由于清代异常重视儒学的正统地位，由此释奠礼乐也得到重视。清代先后形成了国子监、直省、孔府家庙三个祭孔释奠礼乐体系，从不同层面维系着体现国家意志的释奠礼乐体系。清代建水，其各级庙学传承的释奠礼乐按照规制为直省释奠礼乐体系。由于该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择其乐章及乐舞的传承做详细论述。  

 1.释奠乐章   

清代直省释奠礼乐是在乐章的唱奏过程中围绕三献礼展开的，乐章版本作为释奠礼乐文化重要内容，在清代临安地区各类地方志中都得到记载，据嘉庆《临安府志》、雍正《建水州志》等相关记载可知，清代先后颁布的两套直省释奠礼乐乐章，都在临安地方志中得到完整记载，这也意味着直省两套释奠乐章都曾在临安府学及其他各级庙学得到过传承。   

从清代不同时期临安地方志的内容的梳理可知，清代先后颁布的两套直省释奠礼乐乐章，均在临安地区地方志中有完整记载。  

 据雍正《建水州志》所载释奠乐章可知，顺治时期颁布的直省释奠礼乐共六个乐章，均有完整的律吕谱及工尺谱。现将所载释奠乐章歌词及乐谱摘录整理如下:  

 《大清会典》，文庙每祭共用乐舞生一百四十名，执事乐舞生服青绢袍，文舞乐生执摩、节，乐舞生俱服红缎捕袍，俱系绿绸带，戴裹金铜顶帽。      

 望痊乐奏《祥平》之曲同送神   

康熙五十五年浙江学臣汪疏请定乐章奉旨准定，乐章照会典俱系平字。府、州、县或仍用和字者应改正。  

将以上雍正《建水州志》所载释奠乐章与康熙《云南通志》所载的释奠乐章版本进行比较可知，两者完全一致。   

清代颁布的另一直省释奠乐章即乾隆八年(1743)颁布的直省释奠乐章则见于嘉庆三年(1798)《临安府志》中，现将嘉庆三年(1798)《临安府志》中释奠乐章摘录如下:  

 文庙春季乐章:(夹钟为宫，倍应钟起调)     

显然清代乾隆八年颁布的释奠礼乐乐章也在临安地区得到过传播。除嘉庆《临安府志》外，乾隆八年颁布的这套直省释奠礼乐章在乾隆时期纂修的《石屏州志》《蒙自县志》等地方志中均有记载，但《石屏州志》所载内容显然比《蒙自县志》更为详细、全面，乾隆《石屏州志》不仅对两套直省释奠礼乐乐章有完整记载，对乾隆时期直省释奠乐章的工尺谱也做了详细记载，《蒙自县志》对乾隆时期颁布释奠礼乐乐章记载较为简单，仅有乐章名及歌词，并无律吕谱及工尺谱。这种状况表明，清代临安地区释奠礼乐文的传承，除府学外，各州县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  

 总之，从现存地方志记载看，清代颁布的两种直省释奠乐章都先后在临安府学及部分州、县学中得到传承，这种状况说明，清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已经作为国家行为在云南得到广泛实施，临安府作为滇南重镇，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得到清政府的重视，虽然由于交通等综合原因，各级庙学中释奠乐章还未能与中央政府的调整完全保持一致，如乾隆《续修河西县志》中就无乾隆直省释奠乐章，但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临安地区交通状况所导致的信息相对滞后造成的。   

3、释奠礼乐乐舞传承  

 乐舞是释奠礼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建水州志》对释奠乐舞作了详细的记录:“舞鼓声既严，族节前导，鱼贯而进，列女于阶下，左右相同，听节生唱:奏宁平之舞，则散而为悄，听唱乐止，则聚而成列，忽散忽聚，不为不乱，如兵家之阵法。然凡舞东阶者面东……靠帝王乐舞，武舞退文舞进，由一成进于十二成，一变至于九变，其缀兆皆起南而散于南，与北不同。n }==oP5}6-578)    以上雍正《建水州志》对释奠礼乐舞容之记载，与康熙《云南通志》、康熙《大理府志》所载庙学释奠礼乐舞容记载完全一致，这证明康熙时期是清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开创时期，建水州清代出现释奠礼乐相关记载比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略晚，这种状况说明清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并非同时开始，而是根据各地区庙学教育等状况逐步实现传承的。   

就其内容看，舞容内容记载十分细致，便于学习，以上舞容记载对清代临安地区庙学释奠乐舞的排演当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除此之外，云南建水县图书馆保存有一部珍贵的《文庙丁祭谱》。这本《文庙丁祭谱》由于文献未标明其刊印的时间，许多相关历史信息已不得而知。就其内容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钦定《中和邵乐》乐声谱;第二部分为钦定《中和韶舞》舞容谱。在第一部分中，《文庙丁祭谱》中详细记载了乾隆八年(1743)颁布的春秋两个直省释奠乐章，不仅如此，乐章的记载非常详细，除歌词及工尺谱外，各种释奠礼乐乐器演奏的乐谱也得到详细记载，内容显然比清代云南各地地方志的记载要详细，显然，这本书有可能是临安府学所使用过的庙学排演释奠礼乐的范本。   

将这本《文庙丁祭谱》与清代蓝钟瑞纂《文庙丁祭谱》进行对比，其相似之处在于对乾隆八年颁布释奠乐章及乐舞记载与图示完全一致，但从两者的内容结构看，两者间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岁月的流逝，建水图书馆所藏《文庙丁祭谱》的源流已经难以考证，但该书在建水地区的流传表明，清代乾隆时期颁布的直省释奠乐舞曾在建水传承过。  

礼记全文篇5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的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8．下列有关“礼”的发展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我国的"礼"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最早的礼乐仪式。

B．五帝时期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

C．后世许多文字材料都记载着夏朝时期的礼仪，礼仪制度在那时已经建立起来。

D．周代的礼制集前代之大成， 中国古代的礼文明是在周代完备和成熟起来的。

9. 下列有关我国古代礼乐文明发展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古代先贤制定礼乐制度，并将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B．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完备、成熟起来的，因为当时不仅形成了相应的制度，产生了不少的歌舞，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C．在礼乐文明形成中，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周公，他完全继承了夏殷商的礼乐，并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一是孔子，他不仅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 还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D．《礼记》有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内容主旨不断有变。

10. 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3分）

参考答案：

8.C（文章第二段提到：“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说“后世许多文字材料都记载着夏朝时期的礼仪”错误）

9.A (B．“完备成熟”的原因解说不确，应该是“因为那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了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C.周公“继承了夏殷商的礼乐”解说不确;D.“内容主旨不断有变”错误）

10.我们要汲取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促进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分，意思对即可酌情给分）

阅读练习二

1．下列有关“礼乐文明”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先贤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制礼作乐，逐步形成了一套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

B．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完备、成熟起来的，因为那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了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C．周公是礼乐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殷商的礼乐形式，并注入了“德”的因素，使其有较大的发展。

D．先秦的礼乐文明经历代继承发扬和变革发展，其内容不断丰富变化，主旨却不变。

2．下列对于“礼”与“乐”的相关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礼”是人性的基础，能够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能陶冶情操，移风易俗，使人们知礼、守礼。

B．“乐”的作用在于使人明确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C．远古时期，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周代以后，“乐”成为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D．由于“礼”“乐”的结合，能够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所以古代的人们常常将其相提并论。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我国的礼乐文明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礼乐仪式。

B．后世许多文字材料都记载着夏朝时期的礼仪，表明礼仪制度在那时就已初步建立。

C．孔子不仅整理、传播了儒家经典“六经”，还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D．礼乐文明强调通过礼教，让人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参考答案

1．C（解析：周公“继承了殷商的礼乐”解说不确，原文是“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

礼记全文篇6

文/王尚

历来研究皇帝大婚礼仪者，都要追溯其礼仪渊源，但往往仅引自《仪礼・士婚礼》。《仪礼・士婚礼》记载，自周代以来的婚礼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古称婚礼中的“六礼”，但这主要是对士人婚礼部分程序的总结，从士人而上推到皇帝，自然会比“六礼”复杂许多。具体到清代皇帝大婚，按进行时间归纳，则可分为婚前礼、婚成礼、婚后礼。

清代皇帝的婚前礼，由传统的“六礼”减为纳采与大征(纳征)两种礼节。纳采礼本为男家遣媒妁前往女家求婚，获女家同意之后，再正式遣一使者到女家致以薄礼，以为求婚之成。清代皇帝大婚，皇后的选择是通过选秀女的形式，并不存在像民间的订婚礼程序，只是皇家为表明尊崇古礼，举行纳采礼。

历代纳采礼，男家向女家所致礼物，既有实用之物，又有象征之物。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物为配有鞍辔的文马四匹、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顺治朝还包括金茶筒(喝奶茶用的茶壶，民间也称为多穆壶)1个、银盆2个。清朝统治者以骑射与尚武为立国根本，所以在纳采礼物中把马匹、甲胄列入其中，并且占有首要的位置。纳采礼之后举行纳采宴。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宴的承办，改变了主宾关系，并不是由皇后父母设宴款待皇帝派出的使者，而是皇帝要派大臣代表他，赐宴皇后父母。

清代皇帝大婚纳采礼之后行大征礼，即古代的“纳征”礼。征即证、成之义，又称纳币。《礼记・杂记疏》记有：“纳币，以物言也；纳征，以义言也。”之所以称为“大征”，表明其礼物之规模宏大。按《大清会典》记载为：黄金二百两、白银万两、金茶筒一、银茶筒二、银盆二、缎千匹、文马二十匹、闲马四十匹、驮甲二十副。另有赐后父后母黄金百两、银五千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一具、银盆一具、缎五百匹、布千匹……

开元盛世有多盛？

文/关日

历史上，唐玄宗不固执己见，不墨守成规，在他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五千多万。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要知道当时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不到三百万。而地中海的人口在16世纪的时候，才五千万至六千万。人口众多，体现了盛唐强大的生产力。

养活这庞大人口的是唐帝国广阔的耕地。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

唐帝国国势强盛，四海咸服，八方来仪。唐朝廷富有而强大，甚至临时买外族人当兵。后来边疆上逐渐都换成了外族兵。安禄山、史思明，名字虽取的都是中国式的，且是中国边疆大吏，被赋予国防重任，其实他们都是外族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也是外族人。由此可知，唐朝的对外民族政策，确实是十分开放。

礼记全文篇7

［关键词］公务员；收受礼品；制度；启示

1 颁布《公务员伦理道德法》

从制度的效力或者制度的层级来看，中国现行的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主要制度是一些规章、党内文件和政策性文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或者法条。从总体来看，这些制度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相比之下，国外比较清廉的国家，都颁布了正式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如韩国颁布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章》，美国颁布了《政府道德法》、《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等，然而我国公务员伦理道德法律化建设还比较薄弱。

将公务员收受礼品纳入法律框架的作用在于把对公务员日常伦理要求法律化，使公职人员不得违规收受礼品具有强制性。首先，我们应该对收受大量礼品，通过收礼贪污腐败的官员的违法行为将作出刑事处罚；对违规违纪收受礼品的行为作出警告、撤职、处分等处罚。其次，我们应该对公务员提出伦理道德要求，规定公务员不得做出让公众对政府和其公职角色产生怀疑的事情，不得违规收受礼品，应该严格执行我国礼品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务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也应该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公务员能够自觉抵制歪风，不违规收受礼品，必将会带来良好的社会反映和影响。将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制度法制化，使它拥有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从而使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制度就获得了正当性、严格性、合法性的依据和强制性的实现力量。

2 严格执行礼品登记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礼品登记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因为收受礼品大多都是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自己又负责本单位礼品的登记和监管工作，他们申报多少完全是由他们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决定，上级部门进行核查的比较少。这样大大弱化了礼品登记制度的效果，使得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制度也流于形式。相比较而言，日本在礼品登记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在日本，公务员收受的物品及其他财产上的利益或者接受接待超过5000日元的情况都必须填写馈赠报告书，写明所收受馈赠的金额、时间日期、原因、赠送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并在每月上半月提交有关部门，同时所负责接受报告的长官要将馈赠报告书复印件交给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委员会备案。

因此，要想真正的落实礼品登记制度，首先要对需登记的礼品制定处理意见，规定累计达到多少数额就必须上交，避免产生登记的礼品就是合理收受的误解；其次应建立专门的礼品监督管理机构并设立礼品价值评估小组，对故意隐瞒缩小价值的商品进行鉴定，杜绝由公务员自己“定价”上报的现象；再次应加大对礼品登记制度宣传、监督和检查的力度，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收受的礼品予以公布，但对送礼人的单位和姓名只限于组织掌握，尽量消除当事人的各种顾虑；最后，作为礼品登记制度得以落实的前提和保障，应该不断更新礼品登记制度，如可收受礼品的限额、种类都应该随着“礼品问题”形势的变整理化而不断加以完善。

3 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

因为没有专门的部门监管，也缺乏权威的监督机构，所以在落实有关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制度的过程中缺少执行力。制定行政道德准则、建立行政道德管理机构是近年来国外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所采取的最普遍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把激发公务员道德的软性要求转化为公务员必须履行的义务的硬性规定。比如，有6个OECD国家设有独立的伦理管理机构，包括法国、美国、日本、爱尔兰、加拿大、墨西哥。虽然这些伦理管理机构的名称不同，但它们的基本职能却是相似的，都是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机构，也承担着对公务员礼品问题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专门的伦理管理机构可以根据伦理法规为公务员做礼品登记的咨询服务，可以为政府提供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建议和设想等；专门性伦理管理机构可以依据伦理法规、公务员的伦理准则等对公务员的礼品收受行为、礼品登记、违规收礼的处理等事项进行全方位监督指导，必要时还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介入；专门性伦理管理部门还可以与私营组织和公共媒体展开广泛合作，听取它们对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制度的意见，毕竟，礼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大众媒体和社会组织的支持。这样，由设立专门的道德伦理机构负责礼品登记制度的落实，进行违法违规收受礼品的问责与处罚，对日常公务员收受礼品问题的指导和监督，才能真正将规范公务员收受礼品的相关制度落到实处。

4 对重点部门进行重点治理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确立时间不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换还不到位，在诸如工程发包、招标采购、资金划拨、人事任免等方面权力运作的痕迹明显，自由裁量权还比较大，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没有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将部分实权单位及其公职人员作为礼品赠送对象，跑官职、跑资金、跑项目、跑客户。所以我们应该采取重点部门重点治理的原则，对经济建设项目立项和资金拨付，行政审批，人事的提拔与任免等领域进行重点监督。

5 对公务员违规收受礼品的行为进行严惩

礼记全文篇8

【关键词】西周 大学 文本研读 口传心授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6-02

一

从文献来看，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大抵可分大学和小学两种：

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aX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宫。[1]

作为贵族教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小学与大学所教授的内容不尽相同。就大学教育而言，对古籍文本的研读，是这一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学者通过对孔子教育的考察指出，留存于世的“六经”，是西周时期大学教育运用的最主要文本：

孔子传授知识的范围主要限于人道方面，即专讲做人和从政的道理，而这些又都是通过教习典籍去完成的。从文献方面来说，就是传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或“六艺”的基本内容，在孔子以前时代早就有了，而且早就列为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了，孔子不过是再一次加以选用和肯定而已。[2]

但是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孔子在当时已经将六经全部用作教育弟子的文本。可以确定被用作文本的，只有《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就如是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3]

司马迁认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明确将《易》与《春秋》剔除出来。阎步克先生指出：“孔子自幼便精通了礼乐诗书，然而据《论语・述而》及《史纪・孔子世家》等书，孔子习《易》，却晚在年已五十的时候了。……孔子早年不仅不治《易》，且不以卜筮之事为然。”[4]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修《春秋》晚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杨伯峻先生认为：“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5]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西周大学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仅仅限于《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礼记》中即记载：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6]

先秦多以“诗”、“书”、“礼”、“乐”连称，而不及“易”与“春秋”：

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7]

又：

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8]

章太炎先生指出：“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9]

我们可以判断，在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中，《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是师徒授受过程中最主要使用的文本，而对这些古典文献的研读，也成为了西周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二

在西周大学教育中，仅靠文本研读显然不足以完全理解古典文化的精髓：古典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如礼、乐等，带有神圣的仪式性，单从文字上的研读，弟子们很难切身对其中内容加以体会。因此对这些仪式的演习和排练，也成为了西周时期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种教育方式，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在孔子那里，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这种演习六艺的过程。

从《论语》中的记载来看，孔子对于弟子的教育，可以分为“学”与“习”两个部分。其中，“习”又可以作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对所学文本的熟习、温习，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0]二则是指对所学技能的演习、操习，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

这两种习的含义，在《论语》中都各有所指：前者指的是对《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的温习诵读；后者则指代的是对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的操演和排练。这六种技能，被统称为“六艺”。

“艺”，本义是种植，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指代那些为人所掌握的技艺，其中，尤以“六艺”最为人所熟知，如：

以乡三物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2]

又：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3]

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自古就是君子必须掌握的礼仪和技能，因此也需要君子不断通过实践，对这些技能进行操演和排练，这一操练的过程，亦即《论语》中的“习”。在传统的儒学典籍中，不乏这一类的记载：

1.礼为“习”。《礼记・檀弓》：“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左传・昭公四年》：“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

2.乐为“习”。《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

3.“礼”、“乐”合称为“习”。《礼记・射义》：“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逸周书・月令解》：“乃命乐师习礼乐。”

4.舞为“习”。《礼记・月令》：“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逸周书・月令解》：“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

5.“射”、“御”为“习”。《礼记・王制》：“元日习射上功。”《礼记・射义》：“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

6.田狩、军事、巡狩训练为“习”。《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国语・周语上》：“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

7.“习容”即学并演练容貌举止。《礼记・玉藻》：“史进象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荀子・乐论》：“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

8.“威仪”为“习”。《 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9.宴享为“习”。《仪礼・聘礼》：“介皆与北面西上，习享。”

对于先秦时期的儒者来说，对“六艺”的学习不仅需要对古典文献的充分熟识，同时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寻找机会进行演习和排练。因此，对弟子的教育过程中，孔子除了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之外，也十分重视弟子们具体礼仪行为的实践：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14]

三

在孔子对弟子的教育中，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实践活动，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儒者身份的界定，也与掌握这些技能息息相关。钱穆先生就如是叙述儒者的起源：“《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15]

从《说文》“儒，术士之称”的论述看，最早时具有一技之长者皆可称为儒。而当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儒者掌握的技能被严格的限定下来。在与樊迟对话中，孔子就直接指出儒者所掌握技能的专门化，并将为稼、为圃等活动排除在儒者应负的职责之外：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6]

对于孔子来说，对古典文化的掌握，使儒者必须肩负起比为农、为圃更为重要的职责，即引领政治的向上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儒者必须从源于古代的诗、书、礼、乐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优秀的道德修养和为政知识。因此，在诗书礼乐方面对弟子进行教育，成为了孔子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安生就指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六艺’决非‘六部儒家经典’，而是孔子教授弟子、后代儒家递相传习的六种技艺、六门课程。”[17]

虽然将六经统称为六艺要晚在汉初，但孔子时已开始用诗书礼乐对弟子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包括对相关文本的熟记和研读，另一方面，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脱离文本，直接对弟子进行知识传授，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也直接来自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

从《论语》中的记载看，孔子对这些弟子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对话进行的。单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很难判断其间是否有文本使用的痕迹。事实上，先秦时期交流《诗》、《书》等古典文献的方式，更多的是口头上而非文本上的交流。荀子在其著作中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君子之学：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行，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18]

荀子口中的君子之学，并非是文本层面的交流，而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教育。强调的并不是对文本的研读，而是希望通过师徒之间在语言上的交流，实现知识的传授。在这一过程中，诵读与思索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19]

从先秦典籍来看，虽然《诗》、《书》、《礼》、《乐》等古典文献已经成书，但在师徒授受的过程中，对这些文本学习的方法，主要并不是对既有文本的研读，而是以“颂”、“讽”、“赋”的方式用语言将其中内容表述出来，进而引起弟子对这些内容的思索，产生体悟，并获得相应的知识。在传世文献中，这一类记载比比皆是：

1.诵诗

《诗》在先秦典籍中，偶尔称“学”，如“不学诗，无以言”。《汉书・艺文志》：“《诗》三百五篇，……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诗是通过口“诵”而非书“读”的方法“学”的。

在《诗经》中多有“诵”诗的记载，如“听言则对，诵言如醉”（《桑柔》）、“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崧高》）。

《论语》的记载中，孔子就屡次要求弟子诵诗，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0]

又：

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21]

不独儒学，其余诸子也十分强调诵诗的重要性，如：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2]

又：

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 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诵诗显然要比文本研读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关于诵诗的记载，也多次出现于先秦时期的文献之中，如：

且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24]

又：

瞽掌播鼗、恰、埙、箫、管、弦、歌，讽诵诗。[25]

又：

学乐，诵诗，舞勺。[26]

又：

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27] 2.诵书

除了诵诗之外，对《书》中内容的学习，也较多的体现在语言层面，而非文本层面。在先秦典籍中，有着诸多关于“诵书”的记载，如：

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28]

又：

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29]

又：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30]

先秦时期的儒者很少对《诗》、《书》等传统文献进行文本层面的研读，反而更多的是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教学。对于继承于西周大学教育的儒学教育来说，这种“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无疑也来源于斯。

结语

仔细考察先秦时期的儒学教育，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传统的文本研读之外，师徒授受时也采用了“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一方面，以《诗》、《书》为代表的古典文献，它们在先秦时期的士阶层那里，更多的是被用来进行语言上的讽诵，而非被看作单纯的文本进行研究。因此，在师徒授受的具体过程中，老师也往往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诗》、《书》中的具体内容用语言传达给弟子。弟子在接受这些知识后，用“诵诗”、“诵书”的方式对这些知识进行消化和吸收，并从中加以体悟。而在另一方面，对于程序性的礼、乐行为，老师在教育弟子时也并不十分强调于对文本内容的研读，而是十分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模拟演练。在“习礼”、“习乐”的过程中，老师希望通过这种具体的演习和排练，一方面将其中具体的程序性内容传达给弟子，另一方面也让弟子亲自去理解这种程序性背后隐藏着的古代礼仪的神圣性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先秦时期的儒学教育，正是西周时期大学教育的缩影。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文本研读，还是“口传心授”，这些教育方式在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那里已有端倪。但两相比较而言，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文本的重要性：抛开文本，师徒授受的过程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却很难将文本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先秦的教育中，相对于基于文本的研读和研究，“口传心授”才是师徒授受最频繁采用的教育方式。

参考文献：

[1]《礼记・王制》。

[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03页。

[3]《史记・孔子世家》。

[4]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乐师与史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8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6]《礼记・王制》。

[7]《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8]《墨子・公孟》。

[9]章太炎《经学略说》。

[10]《论语・学而第一》。

[11]《论语・学而第一》。虽然有注者将这一段对话中的“习”解释为温习、复习，但杨伯峻先生却在其著作中指出：“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这一‘习’字，更是演习的意思。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

[12]《周礼・地官・大司徒》。

[13]《周礼・地官・保氏》。

[14]《论语・先进》。

[15]钱穆《国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年，96页。

[16]《论语・子路》

[17]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

[18]《荀子・劝学》。

[19]《荀子・劝学》。

[20]《论语・子路》。

[21]《论语・子罕》。

[22]《墨子・公孟》。

[23]《韩非子・说林》。

[24]《国语・楚语上》。

[25]《周礼・春官》。

[26]《礼记・内则》。

[27]《礼记・礼器》。

[28]《列子・仲尼》。

[29]《韩非子・难言》。

[30]《韩非子・奸劫弑臣》。

礼记全文篇9

“三礼”教育之思

株洲五中地处荷塘区“商贸兴区”规划的核心地带，周边有农贸市场、服装市场等株洲市主要商业场所，学校中由此出现了与一流的教学硬件设施明显不相匹配的“三多”现象：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学生多、商业氛围下功利性和攀比意识强的学生多、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常识严重缺乏的学生多。面对这样的情况，学校于2006年率先提出并确立了以“礼貌、礼仪、礼节”即“三礼”教育为特色的德育思想，旨在“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基，为社会的文明育人”。

“三礼”教育之路

学校以“树三礼新风 创礼仪名校”为总体目标，按照 “人人、处处、事事、时时皆德育”的指导思想，通过六年的不断探索，已形成系统化的德育工作模式。

确立“三礼”课题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把“三礼”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切入点和主线。通过课题研究，从理论的高度突破几个重要问题：一是青少年“三礼”教育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研究；二是适合青少年文明道德修养的“礼貌、礼仪、礼节”相关知识内容的研究；三是适合青少年“礼貌、礼仪、礼节”教育的策略和方法研究；四是青少年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习惯评价体系研究；五是创建“三礼”特色校园文化的行政策略研究。

编写“三礼”教材读本。根据初中学生的特点，学校先后开发了《礼貌、礼仪、礼节》《弟子规》《论语品读》等读本，作为进行“三礼”教育的主要教材。在教学安排上遵循顺序渐进的原则，在初一阶段开设《礼貌、礼仪、礼节》课，让学生了解“三礼”的基本内容；在初二阶段讲授《弟子规》，使学生更为系统地学习 “三礼”知识；在初三阶段进行《论语品读》的教学，增加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这样一系列教学活动开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认知，进而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明素质。

建设“三礼”校园文化。2010年，学校在所属荷塘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在校园内竖立了一座高四点五米的孔子石雕像，自编《礼仪操》和大型舞蹈《礼仪颂》，自创校歌《文明礼仪 快乐成长》，并规定专门的学时让学生诵读“三礼”誓词，每年定期举办艺术礼仪节等，将“三礼”的内涵渗透到校园文化中，使师生在校园里处处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营造“三礼”文明氛围。政教处每个月对全校进行“文明礼仪之星”和“文明规范班级”的评比；组建四十多人的学生礼仪社团，聘请部级礼仪师对社团成员进行培训；开设“三礼”特色课堂，校长、书记亲自授课，保障“三礼”教育的常态化；不定期举办《弟子规》背诵比赛，使学生久熏成习，久习成性；学生出入校门全部由礼仪队迎送，使学生在文明礼仪的氛围中成长。如今，学校已逐步培育、积淀了以“宁静而致远”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特质，使教师潜心教书，学生专心读书，通过营造浓厚的“三礼”文明氛围，将校园打造成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开展“三礼”社会实践。“三礼”教育的成果最终还要通过社会实践来巩固。学校一方面采取师生共同手写《三礼随记》《三礼周记》的方式，随时记录“三礼”教育的点滴与社会实践的心得体会，以此提高师生对“三礼”文化的自主学习和自我反省能力；另一方面，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为老人做好事、到公园清理垃圾、到火车站和中心广场等地开展“学雷锋”志愿者活动，让“三礼”教育的成果在学生的内心生根发芽，让“三礼”文化通过学生的社会实践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为株洲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三礼”教育之花

礼记全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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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孟庙内景 摄影/赵彤

采风时间：11月29日

关键字：孟府、孟庙、铁山摩崖石刻等

唐恩余

上海市著名摄影家、相机收藏家，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华侨摄影协会副会长。擅长建筑风光摄影，并利用光学和机械的原理进行全景拍摄。

邹鲁圣地寻亚圣

邹城，简称“邹”，古称“邹鲁圣地”，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邹城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是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里人杰地灵、英贤辈出，有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的世代贤母――孟母，有被赞为“功不在禹下”的儒学亚圣――孟子，有被传为世代佳话、“凿壁偷光”刻苦治学的西汉经学家――匡衡。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邹人，是孔子之孙孔车脑俅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受儒教祭祀。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共同编写完成。

孟庙又称亚圣庙，在邹城市城南，为历代祭祀孟子之所。孟庙是一处长方形、具有五进院落的古建筑群，以主体建筑亚圣殿为中心，南北为一中轴线，左右作对称式排列，有些地方又因地制宜地进行了适当安置。逐院前进，起伏参差，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建筑雄伟，院院不同，格局迥异，是国内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代表作品。据记载，历代重修，达38次之多。庙内古树苍郁，葱笼茂密，堪称奇观。

在孟庙隔壁就是孟府。孟府，亦称“亚圣府”，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故被称为亚圣公府，是孟子嫡裔居住的地方。据有关资料推测为金元时代所建，经过历代重修扩建，孟府现占地六十余亩，前后七进院落，共有楼、堂、阁、室一百多间。1988年，孟府与孟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亚圣庙 摄影/北寒 加冕礼 摄影/北寒 曲阜万仞宫墙外休息的老者。摄影/六月

在这次采风中，正逢孟庙内的“加冠礼” 和“加笄礼”演出，为摄影师们上了一道古文化大宴。冠礼，是华夏民族嘉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冠礼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因此，《礼记・冠义》篇记载：“冠者礼之始也。”《礼记・内则》把一个人的生命划分为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二十而冠，始学礼”，二十岁，是学习和践行华夏礼仪的开始。因此，冠礼就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而笄礼，则是中国汉民族女性的成年礼。笄，即簪子。自周代起，女子年过15岁，如已许嫁，便得举行笄礼，将发辫盘至头顶，用簪子插住，以示成年及身有所属。《朱子家礼・笄礼》载：“女子许嫁，即可行笄礼。”如果年已十五，即使没有许嫁，也可以行笄礼。

沿着摩崖石刻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