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十篇

时间:2023-04-06 00:53:02

礼记礼运篇1

四灵,上古四种灵兽,分别是龙、凤、龟、麟,在《礼记·礼运第九》中被称为“四灵”。

《礼记·礼运第九》:“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指的是中华龙,为炎帝、黄帝等部落图腾。凤指的是凤凰,为虞、帝喾、舜、契等所使用的图腾。龟指的是乌龟,因其寿命极长,上古某些部落将其用为图腾,被视为灵兽。麟指的是麒麟,西周将它用为圈腾,后被视为瑞兽。

四灵在古代建筑、器皿、绘画中最为常见,是中国较为著名的神兽,中国人最熟悉。

关于四灵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古代神话传说中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天之四灵。道教传说中说,四灵是天上四星宿的名字,也是道家四仙。在宫殿建筑或皇家园林中,多设有铜铸或石雕的四灵像。同样在瓷器上也有许多四灵图,下图的四灵瓷器的纹饰就显得非常的漂亮。

(来源:文章屋网 )

礼记礼运篇2

2014年10月11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感到诚惶诚恐,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丁鼎教授指出,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或“五经”)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丁鼎教授解释道,“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丁鼎教授还介绍说,《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周官》、《礼仪》,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史・儒林传》)。可见,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唐会要》卷十五),而《礼仪》一书,“殆将废绝”(《旧唐书・杨传》),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从此以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四书”,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十九),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持之有故,但并不确切,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先秦至西汉前期,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但丁教授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他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礼记》成书较晚,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易传”(十翼)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丁鼎教授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大家不妨考虑一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但自从20世纪初帝制,走向共和,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进入大同社会后,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丁鼎教授强调说,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在现代中国,《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比如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典出于《礼记・中庸》,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而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训,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还是扩展到社会中,《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礼记礼运篇3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然而,他的体育思想和强身实践却被世人知之甚少。

一、孔子的体育实践观

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对“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那时的士人也的确多是能文能武。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一位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古代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周尺的一尺为现在公制19.91厘米,这样计算。孔子的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左传》说:鲁襄公十五年,从诸侯之师攻入逼阳城,所悬城门突然放下,孔子举起城门,救出了诸侯之士。《吕氏春秋》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具有这样的体格和气力,这和他经常从事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孔子喜好多种强身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他射技高明,因而吸引了如此多的观众。《论语・子罕》中有一段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干什么呀?赶马车呢,还是当射箭手呢?我赶马车吧!)因此,他擅长御车也自不待言。除了射、御之外,孔子也爱好打猎和垂钓活动,曲阜孔庙刻画《圣迹图》中就有他参加猎郊的记叙:“孔子仕鲁,鲁人猎郊,孔子亦猎郊。”在《论语・述而篇》中也载有关于孔子垂钓、射鸟的轶事。孔子还常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野游和登山活动,并在郊游和登山过程中,边讲学边议论,边观赏大自然的风光。《论语・颜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樊迟“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载。《孟子》中也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另外,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尽管如此,他仍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可谓高寿。因此,无论是他的体力还是寿命都足以表明孔子在各项健身活动中受益匪浅。孔子及其弟子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家的体育思想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这种儒者风范与后来儒家“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孔子体育教育观

孔子的体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教育史上,他是第一位提倡体育的教育家。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因素。“君子以器”(《论语・为教》),是讲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中也曾记载:有一次子贡想询问一下孔予对他的看法,孔子说:“女,器也。”子贡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寺庙盛黍稷之器,贵重而华美,但仍未达到不器。“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御”,也就是驾车。射、御是孔子“六艺”教育的重要伪容,是孔子全面发展教育的体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这当中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体力活动及行为规范等。孔子以“六艺”、“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当然,孔子教学生射、御,原则上不是主张武力战争,不是让学生学会打仗的本领。射和御有信礼的成分和内容,但就其活动的本质来说,它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目的是提高练习者的身体机能,具有了现代体育的雏形。可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礼”作为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和射礼。学生在学礼的时候,不仅要闻其道,重要的是践其行。在习练各种礼仪活动中,“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王守仁《教约》)。特别是在习练射礼时,学生们要操弓射箭,这也含有习武的意义。正如《礼仪》中所说:“礼者也,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概括性地列举了四人各具所长,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成人”了。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是体育教育的内容。

三、孔子体育道德观

在孔子看来,培养人才要注意仁、知、勇三个方面。“仁”是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属于德育的范畴;“知”是文化方面的要求,属于智育的范畴;至于“勇”则基本上属于体育的范畴。“勇”主要是指勇敢的意思,但也包括了勇敢的行为和技能。在《论语》中有九处讲到“勇”。“勇者不惧”、“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主要是指“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健壮的身体,掌握当时所盛行的射、御等体育技能。从孔子的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来看,子张、公良孺等都是精通武艺的勇士。儒家教育这种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改良与国家的稳定依托于人素质的提高,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

礼记礼运篇4

关键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

中图分类号:Z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唐钞文选集注》集录唐代诸家注释,其中《钞》、《音决》和陆善经注为稀世孤本,李善注、五臣注均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其残本存于日本。周勋初先生自日本带回复印本,进一步辑集整理后出版,即目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是书称引了大量的《礼记》内容。本文即以《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为底本(以下简称《唐钞文选》),以清代阮元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以下简称《礼记》)为参校本做对较,对其中的差异力所能及地进行分析、论证,并做出是非判断。

1.《唐钞文选》:“《钞》曰:《礼记·月令》:八月,白露降。九月云:是月,月始降。”(册1,P.211)《礼记·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P.1372下-1373上)

按:《月令解》卷7:“孟秋之月:孟秋者,斗建申之辰也。《汉志》云:‘申坚于申,则申坚也。夏正为七月。’”知“白露降”在“孟秋之月”,即“七月”。又《月令解》卷8:“仲秋之月:仲秋者,斗建酉之辰也。《汉志》云:‘留孰于酉,则酉留也。夏正为八月。’”故当从《礼记》为是。

2.《唐钞文选》:“李善曰:《礼记》:孔悝鼎铭曰:‘即宫于宗用。’”(册1,P.245)《礼记·祭统》:“成公乃命荘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P.1607上)

按:《尚书要义》卷16:“孔悝之鼎铭云:‘即宫于宗周’。彼宗周,谓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疑《唐钞文选》形近而误。

3.《唐钞文选》:“李善曰:《礼记》曰:孔子谓:‘明器者,备物而不可由。’”(册1,P.441)《礼记·礼运》:“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P.1303下)

按:《礼记·礼运》孔颖达《疏》:“明器者,知死丧之道焉。以孝子之事亲不可阙,故备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异于人,故物不可用”。又,《孔子家语》亦作“用”。故从《礼记》为是。

4.《唐钞文选》:“李善曰:孔记曰:‘仲冬之月,昏东壁中。’”(册1,P.525)

按:此句见于《礼记·檀弓上》(P1382中)。疑“孔”当作“礼”。

5.《唐钞文选》:“李善曰:郑玄《礼记》注曰:‘领,理也。’”(册1,P.754)《礼记·乐记》:“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徳,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郑玄《注》:“领,犹理治也”。(P1537中)

按:唐代避讳“治”字所致。

6.《唐钞文选》:“李善曰:《礼记》曰:‘赵文子与升誉观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京当为原。”(册2,P.220)《礼记·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P.1316上)

按:《唐钞文选》前既作文子与升誉观九原,后文子发问时,却是叔誉作答,前后相矛盾也。据《左传·闵公二年》:“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注》:“羊舌大夫,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名突。为羊舌职父,叔向祖。”又《左传·襄公十六年》:“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为傅。”《注》:“肸,叔向也。”《礼记》卷10郑玄《注》:“叔誉,叔向也。晋羊舌大夫之孙,名肸。”知《唐钞文选》误。

7.《唐钞文选》:“李善曰:《礼记》:‘子贡问曰: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册2,P.321)《礼记·孔子闲居》:“子夏问曰:‘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P.1617中)

按:《孔子家语》卷6、《太平御览》卷36、卷429皆同《礼记》。疑《唐钞文选》误。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周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宋)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7](宋)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

[8]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版.

[9](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礼记礼运篇5

礼包一:奥运纪念品

惠茹的宝宝3个月了。宝宝出生后,惠茹的老公想送宝宝一套奥运金锁作满月礼物,可是,跑了好几家店,都说卖完了,最后还是托北京的朋友买到的。惠茹感叹,没想到奥运年生宝宝,医院需要提前预订,连礼物也要提前买。

不少父母都会给自己的孩子选购奥运宝宝纪念品。从去年开始,各种奥运宝宝系列纪念品市场销售情况就很火爆。比如,奥运宝宝祝福金银锁及金银制品很受年轻爸妈的青睐,甚至在宝宝出生前就将这些制品买回家了。如果宝宝赶在2008年出生,爸妈愿意的话,手模、脚模、胎毛笔,也都可以加上奥运的元素。

适合宝宝的奥运纪念品还有很多,穿的、用的、玩的等等,比如,童装、帽子、运动背包、中国结、储钱罐、午睡枕、不倒翁……这些既有纪念意义又能玩的纪念品,拉近了宝宝与奥运的距离,让宝宝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体会到浓浓的奥运气息。

另外,奥运纪念品不少都有收藏价值,姑且不说升值,至少可以成为值得宝宝长久珍藏的一份礼物。如果目的就是为了升值,那就需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因为收藏奥运纪念品也是有风险的,不少纪念品都不具有升值潜力。

礼包二:个性年历

宝宝妈妈在今年1月份带着刚百天的宝宝去影楼拍了套写真,并做了一套奥运模板的个性年历。她说,宝宝虽然没赶上“奥运宝宝”,但是1月份过百岁,一样十分巧合。她要用这份个性年历记录下宝宝在2008年成长的点点滴滴,并为宝宝终身保存。

为宝宝做一套奥运模板的个性年历,的确是一份很有新意的礼物,不但想法新,关键是体现了妈妈的“心意”。将来宝宝长大了,翻开这份年历,一定会被妈妈的苦心、爱心、耐心深深地打动。

当然了,日记、博客等等,也是可以参考的选择。一句话,妈妈的用心就是给宝宝最好的礼物。

礼包三:取个好名

2008年出生的小宝宝们,他们用自己的新生见证这场盛会,见证祖国的强大与昌盛。这些“奥运宝宝”们,将在他们此后人生中聆听或诉说这历史性的时刻。因为他们与奥运一起来临。那么,我们应该取一个怎样的名字,来祝福他们,并纪念这个千载难逢的盛会呢?在2008年这个出生高峰期,给宝宝取个既能体现社会、人文情怀,又能代表父母期盼的好名字,这需要爸妈们费点心思,毕竟名字是伴随宝宝一生的符号。当然,取名字时还要讲究新意,否则将来宝宝的名字也会“奥运”扎堆哦。

礼包四:家庭奥运会

只有参与了,体验了,印象才会更深刻。要想让宝宝过把奥运瘾,爸妈可以设计一次“家庭奥运会”。如果有志同道合者,可以几个家庭联合,选择一个周末,到户外来个小规模的奥运会,以家庭为单位,搞个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再选几个奥运趣味小运动。如果宝宝做得好,一定要多多鼓励哦!爸妈还可以把活动全程拍摄下来。这个活动一定是宝宝以前没玩的周末节目哦,既给宝宝创造了与同伴玩耍的机会,又能提前感受奥运。等到8月份奥运会开始后,宝宝就不会太陌生了。

如果没有条件,一家三口也可以玩玩亲子奥运游戏,游戏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亲子奥运游戏乐翻天》。

礼记礼运篇6

关键词:礼法;避讳方式避讳规则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280-02

避讳是古代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朝灭亡时,它才被正式宣告死亡。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中的避讳制度进行考察,为最终达到刻的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目的提供史料。

1 礼法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中国所独有。礼的内容博大精深,纷繁复杂,难以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概括而言,可以将礼分为礼仪和礼义。

1.1 礼仪

在《辞源》中,“礼仪”被解释为“行礼之仪式”。礼,起源于祭祀,而祭祀必然有其程序和仪式,这样就产生了礼的最早的形式,即礼仪。“礼仪”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礼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就其实践意义而言,“礼仪”的主要意义在于仪式参与者通过特定的物质形式向其他各方表达自己对彼此之间礼的关系的认同。概括地说,所谓礼仪,主要指礼节和仪表。礼仪是礼义的外在表现,礼义通过礼仪表现其内涵。由于产生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因此礼仪,也可以说是礼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尊”和“敬”,是居下一级的人对上级人的“尊”、“敬”。所以作为解释礼之义的《礼记》的开篇就是“毋不敬”。但是,礼仪的内容不只是局限于祭祀的规范和内容,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的扩充。人们在长期生活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也就成了礼仪的一个重要渊源。到后来汇总起来,便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儒家的经典《仪礼》和《周礼》。在礼仪形成的初期,只是以习惯法的形式为人们所尊奉,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和君主为体现自己尊崇地位的需要,将之列入律典,成为正式的成文法。

1.2 礼义

所谓“礼义”就是礼的内在精神。在春秋战国以后,成文法盛行并成为定制以后,礼义也就是法制的精神之所在。换而言之,礼制与法制是具体的条文规范,它规定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而礼义则是这些条文中所隐含的含义。如前所述,礼是在血缘社会中沟通天地鬼神的产物,礼的特征就是在强调自然之中的神力和人际之间的亲情,所以礼义所竭力提倡的是天地人之间的沟通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故《礼记•礼运》中解释礼义为“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人情之大宝也。”礼仪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迭不断被修正和改变,但是以“亲亲”和“尊尊”为内核的礼义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为历代所尊奉。《礼记》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主要内容就是阐述礼义,与《仪礼》相互应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说:“《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由于《礼记》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礼义,所以《礼记》随着旧有礼仪与时代的脱节而显得日益重要。

2 礼法中的避讳方式

为了避免对君上尊长触讳,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时间中发展出一系列的方式。这些方式主要是从字音、字形和字义方面对所避讳的字进行变通。避讳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口头避讳和书面避讳,所以避讳的方法也可以分为这两个方面。

2.1 口头避讳方式

在口头上进行避讳的方式主要就是更读。所谓更读,就是指改变需要避讳字的读音,而不改变用字。正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为避母亲贾敏的名讳,读书时凡遇到“敏”字都读作“密”字。更读的方式在秦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至秦始皇讳,乃呼正月为征月。”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正”字在过去就有“征”音,因此不能将此例看做为更读的情况。故而陈先生认为,更读作为避讳的方式产生于唐朝。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记载:为避晋武帝的名字昭,将“昭穆”中的“昭”呼曰“韶”,“戊”字本读作“茂”,为避李唐讳改云“武”或者“务”的音。前者中却有不合理之处,晋朝距离唐朝已经年代久远,没必要为避晋武帝的名称而更读之必要,另外陈垣先生也考证“昭”原本就有“韶”音。虽然前者不足信,但以后者足以可见在唐朝时期就有更读的方式。

2.2 书面避讳方式

书面避讳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等。所谓“改字”,就是将所要避讳的字用其他意义或者读音相近的词进行替代。正如颜之推所言:“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因此,改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改为意思相近的字,另一种是改为读音相近的字。缺笔就是在书写所避讳之字的时候,略去其中一笔不写。缺笔避讳之法起源于唐朝。在唐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了缺笔避讳的例子。仪凤二年李碑,在书写王世充之“世”字时,缺少中间的一笔,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这是缺笔的最早的例子。《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记载了显庆五年关于避讳的诏书中有关于缺笔之法的记载:“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笔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点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本意。”所谓空字,就是在书写遇到应该避讳的字时,或者空着字而不书,或者作空围,或者用“某”字代替,或者直接写上“讳”或者“上讳”、“御讳”等字。

3 礼法中的避讳规则

避讳规则,就是对避讳或者不予避讳的各种情形的详细规定。避讳刚刚产生时,就已经有关于避讳规则的详细规定,这主要是体现在《礼记》中,其规定的内容如下:

3.1 不讳嫌名

《礼记•曲礼上》记载:“礼,不讳嫌名。郑注曰:为其难辟也。嫌名谓其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因此,所谓嫌名就是指与所要避讳之字读音相同的字。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记载:“卫桓公名完,楚怀王名槐,古人不讳嫌名,故可以为谥。”如前所述,中国从周朝开始就已经出现谥法,作为死后对以个人一生的评价。在《逸周书•谥法解》中规定“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执义扬善曰怀,慈仁短折曰怀。”这两位诸侯的谥号与其名字同音却不避讳。隋唐以后,虽然在礼法中仍规定“嫌名不讳”,但是避讳嫌名之例却日益繁多。隋朝时期,因为隋文帝父亲名忠,所以在官名中所有“中”字者皆改为“内”,有人认为这是避讳嫌名的开始。在嫌名避讳上,造成社会现实与礼法规定相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盛行,动辄对臣子入罪量刑使得天威难测。臣下在奏对中主动扩大避讳的范围,以防止在奏对中触犯天威,冒犯天颜,产生不利的后果。

3.2 二名不偏讳

所谓“二名不偏讳”是指如果名字是两个字以上的,每一个单字不需要避讳,只有两个字连起来的时候才需要避讳。《礼记•曲礼上》:“二名不偏讳。”郑玄注曰:“偏,谓二名不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有关“二名不偏讳”的规则在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杜佑《通典》卷一百零四:“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官,总万机,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讳避。”后唐明宗曾经下过相关敕令强调了“二名不偏讳”的规则。“古者酌礼以制名,惧废于物;难犯而易避,贵便于时。况徵在二名,抑有先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闻曲避,只禁连呼。朕猥以淼躬,托于世人,止遵圣范,非敢自尊。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若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字者,任自改更,务从私便,庶体朕怀。”

3.3 已祧不讳

祧,作为名词是指祭祀的远祖或者始祖之庙。正所谓“祧,祭先祖也。”根据《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也就是在享有天子祭祀的祖先止于七代而已,超过七代不得在天子庙中配享祭祀,也就是所谓的“已祧”。因此,“已祧不讳”是指对已经超过七代的君主的名字,可以不用实行避讳。这就是将避讳制度和祭祀制度结合在一起,追求统一。所以早在《晋书•礼志》中就有“讳名之义,但及七庙祖宗而已”的记载。《通典》中也记载晋孙毓倡导《七庙讳字议》,提出根据礼之规定“天子诸诸侯皆讳其祖,亲近庙迁,乃舍故而讳新。”其主张建立七庙与避讳相统一的制度,为以后的庙讳制度打下基础。即使是在避讳之风甚严的宋朝,对于“已祧不讳”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遵守。《宋史•礼志十一》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依。”《夷坚支志》记载“天台王居敬,字简卿,淳熙十三年,以布衣经过衢州,谒刘枢干问命。刘元不知其名,即书云:此命富贵,但名下一字系旧所庙讳,今虽以祧迁,终不可达天听。王大骇,既退,亟改为居安,而学资道。”这里就是为了避讳宋太祖追尊翼祖简恭皇帝敬的名讳。所谓的“翼祖”指的就是太祖赵匡胤当皇帝后册封其父的尊号。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对于“已祧不讳”规则的遵守也日趋式微,人们出于对专制权力的畏惧而对出祧的帝王也实行避讳。

3.4 临文不讳

所谓“临文不讳”指的是在阅读古代典籍的时候,可以直接读出或者说出帝王的名字而不用进行避讳。“临文不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事情的真实无误。正如郑玄在注《礼记•曲礼上》中所言,“为其失事正”。“临文不讳”主要是针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但后来在家讳中也有“临文不讳”的例子存在。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中记载:明朝南礼部侍郎崔铣的父亲名,崔铣“著《洹词》十二卷,凡为人作铭、传,遇迁官职,避家讳以晋、陟代之,或作升。惟疏、表不避。”“临文不讳”主要表现是在书面避讳中,在口头上进行避讳的表现则是“诗文不讳”和“庙中不讳”。所谓“诗书不讳”就是指在诵读诗书典籍等经典的时候,遇到应该避讳的字时可以不改变原文。《齐东野语》中记载: “胡翼之侍讲迩英日,讲乾卦元、亨、利、贞,上为动色,徐曰:‘临文不讳’。”而在另外一部笔记《道山清话》中也有相关的记载。《齐东野语》中另有记载“诗书则不讳。若文王讳昌,而箕子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宣王之时,诗曰:‘胡不相畏’,‘胡为虺蜴’,‘胡然厉矣’。《周礼》有‘昌本之俎’,《诗》有‘发之咏’。《大诰》‘弗弃基’,不讳后稷弃字。孔子父叔梁纥,而《春秋》书藏孙纥。成王讳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是也。”周密在这两则笔记中对避讳规则的理解有所偏颇。在第一则笔记应该为“诗书避讳“之例,而后者则是“临文不讳”之例。这两种规则联系密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古人经常将二者混淆,区别只是适用领域不同而已。“庙中不讳”是指在宗庙中进行祭祀时,不用对帝王名称进行避讳。《礼记•曲礼上》中郑玄注曰:“为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尊无二也。于下则讳上。”针对这一规则的事例在史书中记载很少,只有《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中记载:“十一月,燕王上表贺冬至,称臣。诏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有司奏,以为“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诸称燕王者,皆可上平。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

参考文献

[1]丁秀菊.避讳的文化学探索[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2]何忠礼.略论历史上的避讳[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2(1).

[3]单有方.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J].安阳大学学报,2003,(1).

[4]冯贺军.唐初避讳二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1).

[5]郭迎春.古代“避讳”之礼举要[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6,(4).

礼记礼运篇7

摘要:儒道两家分别以“天”和“道”作为宇宙本体,而这两种宇宙本体观均影响了《乐记》和《庄子》中对于音乐本源的思考。对比发现,《乐记》和《庄子》对于音乐本源的思考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源于两家“天”和“道”的相似哲学内涵,具体并反映在二者对音乐产生和审美的探讨之中。

关键词:《乐记》;《庄子》;“天”;“道”;比较

与古希腊时期一样,中国先秦时期也开始了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其中儒道两家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主要表现为:儒家以“天”作为宇宙本体和道家以“道”作为宇宙本体。儒道两家的两种不同宇宙本体观在其代表作《乐记》和《庄子》之中均有所涉及,且基于儒道两家的宇宙本体观,二家亦有与之相应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庄子》以“道”为音乐本源

庄子认为“道”乃宇宙本体。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庄子继承老子思想,亦认为“道”乃宇宙本体。具体反映为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道”孕育万物。《庄子》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1]此处,成玄英《疏》:“二仪赖虚通而高广,三光资玄道以运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是之谓也。”在庄子思想中“道”才是宇宙万物的孕育者。

第二,“道”非具象且充盈于天地之间。《庄子》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2]庄子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其最大的特征是充盈于天地万物之间的,无处不在。相应地,庄子对于音乐的看法亦是受此影响。一方面,“乐,乐其所自生”,好的音乐由“道”所生。另一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3]借此老子认为“大音希声”,好的音乐还符合“道”不可言说、简单质朴的特点。庄子崇尚简单质朴的音乐形式,以及对自然之音的欣赏,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庄子才会有“鼓盆而歌”的典故。

第三,“道”乃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庄子・逍遥游》谈到“鹏”和“”二者虽大小有别,但是均缘“道”而生,且需按“道”而行。郭象《注》:“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庄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最高法则。由此,庄子认为“游”的境界乃是得“道”的境界,即“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的境界,也就是一种艺术人生的生存之境,这种人生是自由而且审美的人生。就此,庄子音乐美学思想中认为,音乐创作和欣赏中要秉持人的本性,更需要除去主观的杂念和功利心,即“心斋”,“坐忘”,“无己、无功、无名”。

二、《乐记》以“天”为音乐本源

《乐记》中关于音乐本源的思考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感物说”,《乐记》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4]二是“乐由天作”。两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乐记》关于音乐产生模式的看法应该是:天――心――乐。蔡仲德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乐记》的音乐本源论与黑格尔思想有某种近似之处。黑格尔曾说:‘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又说,作曲家作乐是一种‘返回到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一种反躬内省的过程’,‘音乐的本源就是主体内心生活’(《美学》第三卷上册)。这种类似是一种巧合但并非偶然,它说明《乐记》的音乐本源论与黑格尔思想在唯心论的本质仁是一致的。”[5]

《易传》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乐记》借用《易传》观点,《乐记》喜欢将“天”“地”二者并举。认为“乐”属于“天”、“乾”、“阳”和“神”的范畴,而“礼”属于“地”、“坤”、“阴”和“鬼”的范畴。《乐记》记载:“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6]“礼”由“地”所生和“礼”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方面,“礼”的作用对象是万物的具体物质存在,即“成物”。另一方面,“礼者别宜”,“礼”可以用于区分万物。“阳”则对应“神”、“天”、“乾”。我们需看到“天”的始物力,“天”才是孕育万物的根本,“天”显然才是真正的宇宙本体。由此《乐记》明确提出“乐由天作”,“天”即是音返谋驹础

三、“道”与“天”二者的关系

孔子问“道”于老子之事,除《庄子》各篇有所提及之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和《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同样有所记录。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亦相成也。”[7]

“天”和“道”分别作为儒道两家宇宙本体,以及对音乐本源问题的最终回答,加以比较可见,道家的“道”既是孕生万物的宇宙本体,又是宇宙运行的规律;而儒家并承用道家“道”既孕育万物,又是宇宙规律的观点,儒家认为“天”是孕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而宇宙规律则是“命”或“天命”。但是“天”、“命”、“天命”等概念仍然和“道”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在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启发下形成的宇宙本体思考。孔子曾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巧合的是,这一年孔子恰好问“道”于老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即孕育万物的宇宙本体。之所以“莫之为”,正是因为“天”的存在。这不正是老子所讲的“无为”吗?“无为”是因为“道”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到“道”即是“天”,孕育万物;“道”也是“命”,是宇宙运行的规律。

第一,“天”与“道”相同,孕育万物。《乐记》记载:“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8]郑玄《注》:“言乐法阳而生,礼法阴而成。”《乐记》中的“天”属于“阳”,孕育万物。

第二,《乐记》提出“作乐以应天”,认为如果“礼乐明备”则宇宙万物可以各行其道,保证社会稳定。《乐记》记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9]“天地之道”即“道”和“命”,就是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天地之道”是宇宙运行的规律,无形之中支配着宇宙万物运行。当礼乐与宇宙运行规律相符合的时候,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促使万物按“道”而行。由此,《乐记》所谈的“天”与“道”仍有相同的意义,乐记谈“作乐以应天”,正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

第三,《乐记》看到了“道”的不可言说性。《乐记》记载:“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10]庄子认为“道”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与之相似,《乐记》亦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同样“不言而信”。

综上可知,儒道两家分别以“天”和“道”作为的宇宙本体,二者虽称谓不一,但是作为宇宙本体,二者的哲学内涵和本质特征和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乐记》和《庄子》更是很好地继承了各家对宇宙本体的探索成果,将两家对于宇宙本体的思考沿用到了对音乐本源的探究之中,讨论了音乐的产生和审美等一系列问题,对我国古代音乐思想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741.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8.

[3]中和.道德经译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8.

[4]吉联抗.乐记译注[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1.

[5]蔡仲德.《乐记》音乐思想评述[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2).

[6]吉联抗.乐记译注[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19.

[7]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46.

[8]吉联抗.乐记译注[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16.

礼记礼运篇8

 

一 

 

    王国维先生说,古代的“礼”字像“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卷一·释礼》)《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因此,“礼”的理解首先应该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挖掘,因为“礼”直接来源于宗教,植根于宗教。对此,荀子说得十分透彻:“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的论述,解析起来,可以划分为宗教的形而上的层面,和政治伦理的形而下的层面。宗教化,使礼崇高起来,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政治伦理化,则是礼繁密起来,现实起来,实用起来。 

    在先秦儒家的文献中,最普遍的观点是,礼,产生于男女之别,肇始于婚礼之中。《礼记·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造端于夫妇的论述似乎与礼的宗教起源有相左之处,但是,先秦儒家还以为,夫妇是天尊地卑、阴阳大化的表征,而且婚礼直接上承于天地神明的交合,“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由此看来,礼造端于夫妇与礼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实际上具有一致性。 

    《尚书·尧典》载,伯夷典三礼;《礼记·礼运》又说,礼义以为纪。可见,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礼的重要性,从来都是把礼视为家国天下生死存亡的大纲:“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这主要是因为“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监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礼之所以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原因。 

    但是,礼的宗教性在先秦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并不根本性地取决于它的起源,而是取决于它的思想本质和哲学形态。儒家哲学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哲学形态是以一种天人冥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从灵魂的深处规定了礼的本质和样态:“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上以顺天地鬼神,下以合人情人心。因此,礼的神韵在“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论语·学而》也说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一个“和”字,把礼的内涵点描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 

    先秦儒家哲学概括性地讲,可以称之为人学。先秦人学的基本形式就是孔子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郭店儒简中,这种学问体现在《五行》、《穷达以时》、《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中。为己之学的关键,在于现实的道德践履,必须“忠”而且“会”(《语丛·三》第63简),由“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由繁而“独”,由多而“一”,由偏而“集大成”,最后“舍体”超升,上达于神明,与天道冥合。这种由现实的践履上达神明的中介,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就是通过“礼”的“祭”来实现的:“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之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只是,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次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记·礼运》)这样一来,“祭”就成了“为己之学”的修炼过程中的一种上达于天的主体心态:“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礼记·祭义》)怀着凄怆之心、怵惕之心,合诸天道,“乐以迎来,哀以送往”,实际上就是对“我”的主体性的宗教性超越。 

    浏览先秦儒家经典,我们初步的印象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仁、义、礼、智、信、圣的道德规约,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六职、六德的清规戒律,似乎有一种伦理的厚重感。但是,如果我们潜心研究,探幽表微地深入挖掘,就会明确地发现,先秦原始儒家的“礼”,完全是为了提升人的境界的学问,是人通向天道的必由之路。在郭店楚简《五行》中的礼,就是“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保障;《忠信之道》中的礼,是“至忠如土”、“至信如时”的预设;《成之闻之》中的礼,是“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的前提;在《性自命出》中,礼更是与乐交相作用,融化于人的身心,消解于人的灵魂的一种精神力量:“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简简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简简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则慢。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拙拙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有其为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为人之愿如也,弗辅不足。”(第42--48简)“身欲静而毋憾,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庄而毋拔,欲务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释而有持,忧欲敛而毋闷,怒欲盈而毋盖,进欲逊而毋巧,退欲慎而毋轻。欲皆文而毋伪。”(第62--65简)(此两段据廖名春先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校释》有所变动)从礼的角度上来讲,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身心修炼的过程中,礼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二 

 

    然而,“礼乐,共也。”(郭店儒简《六德》第26简)礼与乐是儒家性情论、心性论的一体而两面,礼是离不开乐的。乐,在先秦时期同样具有深厚、高远的宗教性。《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可见三代以降,“乐”一直都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达于天地神明的重要途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大纪也。”(《荀子·乐论》)“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因此,“乐著大始”(《礼记·乐记》),展现了天地宇宙、宗教神明、心志性情中最为隐微、高深的东西。“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礼记·乐记》)这种惊天动地,上天入地的艺术效果为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超越创造了良好的途径:“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莫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礼记·乐记》)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天地玄黄、阴阳大化、生生不息、万象更新,礼乐官乎天地、性情与天道冥合的神灵境界。在这种神灵的境界中,乐,虽然与礼互为表里,但是,在本质上比礼更为深远,更为高妙,在参透阴阳玄奥、天道性情的隐微之机的时候,乐更加显得高深莫测。因此,郭店简《尊德义》说:“有知己而不知命者,无知命而不知己者。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第10、11简)礼是乐的前哨,乐是礼的归宿;礼是乐的基础,乐是礼的超越;礼只有在乐的涵盖之下才能展现出“和”的精神,乐也只有在礼的保障之下才能真正进入“思无邪”的领域。因此,《尊德义》的论述是典型的“大人之学”。我们在这的理解应该是,不知性命之学,就不可能知道礼乐;不知道礼乐就不可能上达神明,体认天道、回归天道。 

    先秦儒家的性情论是礼乐的基础。对此,《礼记·乐记》的表述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瞧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音乐完全是人的血气心知、喜怒哀乐在外物的诱发之下自然迸发,由中而出的性情之声,由于它与天地同和、同节,“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因而成为个体身心修养中心灵感应中最重要的天地。它的外发是与“心知”相感通的,因此它是主体性的凸显;它的外发是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因此,它又是与宇宙阴阳相互激荡的,是儒家人学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绝妙之境。 

    《性自命出》的作者看到了乐与人的这种特殊关系,因此准确地指出:“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第36简)养性命之正的手段在于“生德于中”(第18简)而生德于中的捷径就是“乐教”:“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  如也,其居次也旧(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始)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动)心,益(淫)乐龙(动)指(嗜),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情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浸杀,其央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濬深鬰陶,其央则流如也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叹,思之方也,其声变则其 心 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吟游哀也,  游乐也,啾游声[也],呕游心也。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第22-35简)这里不仅把乐视为现实的修身手段,而且把它视为内心超越,以达到本始之我的途径(“反善复始”)。这就不仅仅是内与外、主体与客体、心与身的统一,而且形而上与形而下、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说到底就是乐与礼的统一。郭代儒简《语丛·一》“礼齐乐灵则戚。礼繁乐灵则戚,乐繁礼灵则谩。”(第34、35简)说的就是这种高度的和谐,身与心的统一。 

礼记礼运篇9

妈妈要送你的第一样礼物是一片叶子。

每一片被你拾起的叶子都有名字,都曾隶属于一棵也许很老也许还很年轻的树。这棵树站在山谷或繁华的街市,有自己的形状、颜色、香气及生灭的习性。我希望这一片叶子提醒你内省自己的生命,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寻觅所隶属的那棵“树”,身心安顿,尽情展现生命的风采。即使只是一片叶子,也应感谢阳光的照耀。

第二样礼物是一个秤。

在秤的两端摆上柔软的情感与相对等的锐利理性,就像一斤棉花与一斤铁。情怀感触是你天生具有的,但理性须靠后天训练。遇到事情,不可只用情感情绪做主,亦须客观理性;不能只看眼前,也要思索未来。如此才能从纷扰杂乱的状况中做出正确的抉择。凡事皆有正反,犹如黑夜与白昼,希望你能慢慢体会这把小秤的重要,灵活地运用,懂得如何保持平衡。

第三样礼物是一块炭。

我希望你记得,你爸爸与我都是来自重视品德修养的平凡家庭,即使家运不济之时,长辈也不曾放弃教导我们修身行善。我当然也应该把这份“家传”交给你,希望你提醒自己修养品德,并且在能力范围内思及不幸之人而多行善举,无须凑热闹做锦上添花之事。希望这块炭提醒你雪中送炭的意义。

第四样礼物一定让你觉得疑惑,送筷子做什么?

没错,我要送你一双筷子。

筷子一定成双成对,否则就不叫筷子。我想让你知道,人生中很多追求与努力,取得成功或获得成果,一靠实力二靠机运,双双配合方能取得。我们固然应该为了目标而努力不懈地锻炼自己的实力,但也必须留一点空间给“机运”去发挥,因为天底下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

若以后你碰到缺少机运的处境,要记得妈妈的筷子理论:只要你能经得住挫折,耐心地在每个日子里自我锻炼,总有一天,你的实力会对应到与它相当的机运而开花结果――换言之,那一长一短的筷子可能召来两双筷子,而这个结果是你当年意想不到的。

第五样礼物是铁钉与榔头。我用它来代表自信心与意志力。

小小一只钉子,被榔头敲入墙壁后,竟能挂住比它重百倍的画或柜子,多么奇妙!信心与意志力也有相同的作用,它是我们人生的钉子与榔头,能挂住梦想,实现愿望。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或看到别人墙上的挂柜时,很少翻看背后用什么钉子挂的。同理,对于他人的成功,总是惊叹、羡慕或生出不是滋味的嫉妒,也很少探问钉在他们背后的那根钉子有多粗多长,是何等深入地敲进身体才能挂住如此庞大的梦想!

我希望你把自己的钉子、榔头收好,不要丢弃,以自信与意志力迎接成长过程的每一场挑战,不要畏缩、惊慌、逃避,遇事不可自我打击:“我不行,我做不到……”何不换个角度想:“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不难,一定可以做到……”即使当你尝试时,四周传来嘲笑,你也要为自己展现更强大的信心与意志力,不可败下阵来留下一生的痛苦回忆。

既然谈到工具,第六样礼物也跟工具有关,不妨一并交给你。

我要送你一把铲子,你现在还不需要,但难说有一天妈妈已不在世上而你的心被伤得千疮百孔,届时,希望你想起这把铲子,一铲一铲地填补心里的坑洞,在不为人知的时刻,全心全意修补自己。这样,你会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做出最好的决定,最重要的是你将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强壮了。

第七样礼物是四把钥匙。

第一把提醒你管理自己的健康。一生都不要失去运动的习惯与乐趣。你要记得爸爸从小陪你运动所花的心血,长大后要继续保持。身体是你唯一拥有的独木舟,用来乘风破浪,寻找人生的金银岛。不论何时何处,都要好好管理。

第二把管理你的财富。要懂得开源节流、投资理财的道理。这一点,妈妈已经开始教你:你的红包与零用钱现在放在银行存定期定额基金。虽然很少,但理财之道本来就是从少而多的。我希望你拥有正确的物质观,将来勿坠入时尚名牌的消费漩涡不能自拔,把物质当作满足虚荣、填补空虚的捷径,不知不觉成为名牌的奴隶。

第三把管理你的感情。总有一天,感情的追求将紧紧抓住你的心,甚至左右你的思绪,这是人生的必然过程。我希望你能慢慢体会,感情之事不可强求亦无须苦苦等待,更不是霸占为王。在追求的过程中,不可伤人亦不应自伤。树枝上绽放的花朵很美,感情伤口的淤痕血花却一点也不美。

第四把管理你的生活。这一点,你真的要加把劲多学一学。只要是人,只要活着,总有家务琐事,总有作息起居。这些事都不重要,但若你不会处理,每一件都会烦死人。将来,不管你在外求学就业或是成了家,希望不要让我一踏进大门以为自己掉到了垃圾场。

第八样礼物是书。但愿你一生不要失去对知识的热情,不丢掉阅读的乐趣。不只是书,希望美术、音乐亦常伴你身边。你能优游自得地享受独处时光,因阅读而拥有丰实的心灵。

送你最后一样礼物之前,我想起一件事。

几年前你刚刚到新学校,与同学相处有些小摩擦,又想在课业上出头,弄得颇有挫败感。有一天临睡前,你竟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不像某某同学什么都好。

我说:“你怎么这么想?上天给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礼物……”

我的话未说完,你哽咽地说:“上天没有给我礼物。”

我严肃地说:“你永远记得,上天给每一个人礼物。但是,他不告诉你礼物放在哪里,你必须自己找。有的人很快找到,大叫:“我找到了。”有的人过不久也找到了,说:“我也找到了!”有的人还没找到,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伤心地说:“上天不公平,没给我礼物。”你现在没找到,不代表二十岁时找不到;二十岁没找到,不代表三十岁找不到。有些礼物非常特殊,他要先训练你的力气,你才能打得开那礼物。我也曾经认为上天没给我礼物,后来才发现他已经给了我……”

“他给你的礼物是写作。”你说。

“没错,跟考试一百分、全校前三名、全校长得最漂亮比起来,这个礼物太珍贵太珍贵了!”

“他给我的礼物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自己慢慢找,你还小,急什么?不过,我确信他给你一颗善良的心,给你还不错的学习能力、健全的身体――虽然扁平足有点瑕疵但还可以啦,给你温暖的家……你看,随便数数都四样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上天对你太好了!”

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这就是我要送你的最后一样礼物,一个盒子。

但愿这个盒子提醒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礼物是专属于你的,你是被上天祝福过才到这世上的。不管处于何种困境之中,都要鼓舞自己站起来、迈开步、向前走(这是以前我鼓舞自己的口诀),去寻找上天给你的礼物。

礼记礼运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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