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消费范文
时间：2023-03-30 19:29: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款消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抵达杜克大学的一个周末，学院方面组织大家外出参观，午饭由学院支付。这是我第一次享受杜克大学的“公款吃喝”――每人7.29美元的自助中餐。
之所以是这个标准，是因为带队外出的项目主管能够支出的就餐费用额度是人均8美元。按照杜克大学内部的规定，8美元是其职权范围内的公款费用标准，可以不用请示他的“老板”――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交流中心主任签字，即可支付。不过，若费用高出这一标准，则需要主任的签字方可支付。
由于杜克大学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在美国并不是非常富裕的州，而且美国食品价格并不高，人均8美元的自助中餐在当地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了。杜克大学也是充分考察了当地的消费情况后，才制定了这一标准的。
学习期间，经常出现教学内容多、时间不够的情况。有的教授就会利用午餐时间来给中国学生搞点教学“快餐”。
每到这时，院方都会提供给每人一个快餐盒和一瓶饮料。快餐盒中有一个汉堡包或三明治、一小份沙拉和一块点心。价格不会超过8美元，但已足够填饱肚子。
不仅是吃饭，杜克大学对其他公款消费，也是能节约就尽量节约，甚至节约到了极致。
有几次活动在晚上举行，需要学院租车。对我们一行30人来说，租一辆大车，一次成行自然是最方便的了。可杜克大学每次都租用三辆小型出租车跑两趟。这样一来，可以将开销控制在150美元左右，而租用大巴车，一次就要七八百美元。
我曾经多次询问，到底美国政府、学院和相关机构如何界定“公款消费”。项目的美国主管德隆表示，由于杜克大学是私立大学，因此在相关费用支出上较其他公立院校宽松一些。他告诉我，如果是杜克大学附近的北卡州立大学，预算以及相关执行就会变得异常严格，想花费8美元请人吃自助餐，其程序会比在杜克大学复杂和严格得多。
篇2
1、个人征信状况良好，无不良征信记录；
2、在同一单位公积金连续缴存满2年，且申请贷款时公积金账户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单位是通过中信银行办理的公积金缴费；
3、能够提供消费用途证明，作为消费贷款，贷款资金只能用于个人消费，比如购车、专修、旅游、购物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1） 鉴于有必要采取措施，在1992年12月31日前逐步地建立内部市场；内部市场是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可以使得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
（2） 成员国有关货物的卖方或者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者一方之间的合同条件的规定还存在很多分歧；结果是成员国的对消费者的货物与服务销售市场彼此差距很大，并且导致货物销售者以及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尤其是当他们在其他成员国销售货物与服务的时候；
（3） 鉴于尤其是成员国的对消费合同的不公平条款的规定差距很大；
（4） 保证与消费者签订的合同不包含不公正条款是成员国的义务；
（5） 一般来说，消费者不知道本国之外的其他成员国的有关货物与服务销售合同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妨碍消费者直接从其他成员国购买货物与服务；
（6） 为了建立内部市场、确保消费者在签订需要适用别的成员国的法律的货物与服务买卖合同时的利益，有必要清除这些合同中的不公正条款；
（7） 应当帮助货物销售者与服务提供者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别的成员国；鉴于要促进竞争，扩大共同体消费者的选择余地；
（8） 共同体关于消费者保护与信息政策的两个计划1强调在不公正的合同条款方面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此种保护应当建立在共同体的法律或行政规定的协调的层次上或者直接在该层次上进行调整；
（9） 根据“保护消费者经济利益”的原则，正如上述计划阐明：“应当保护货物或服务的获得者不受销售者或者提供者的权力的侵害，尤其是不受一边倒的合同标准以及不公正地排除合同中的本质权利的侵害”；
（10） 对保护消费者而言，对不公正的条款进行统一的法律规定更加有效；而这样的规定应当适用于在销售者或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一切合同；有关就业、继承权、家庭法中的合同以及涉及成立公司或合伙的协议必须排除在本指令之外；
（11） 在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方面，消费者应当得到同等的保护；在书面合同中，无须考虑合同条件是否存在于一个或者多个文件当中；
（12） 鉴于国内法只允许部分协调，没有经过具体谈判的合同（contractual terms which are not individually negotiated）尤其应受本指令调整；根据条约，成员国应当能够选择通过国内法对消费者提供比本指令更加严格的保护；
（13） 鉴于应当假定成员国关于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消费者合同的法律或行政规定没有包含不公正条款；因此，建立在成员国的有效的法律规定、基本原则或者成员国作为当事人的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的合同条款，不受本指令的调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指令第1条2款所指的“强制性的法律或法规条款”（mandatory statutory or regulatory provisions），也包括根据法律应当适用于合同谈判方的规定，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
（14） 不过，尤其是因为本指令也适用于具有公共性质的贸易、商业或者职业，成员国应当确保不包含不公正条款；
（15） 鉴于有必要一般地确定评估不公正的合同条件的方法；
（16） 根据一般标准对不公正条款所进行的评估，尤其是对具有公共性质的向消费者提供集体服务的评估，还应当对各方的利益进行综合衡量，这就是诚实信用（good faith）的要求；尤其应当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的不同，即是否影响到消费者，或者货物或服务是否系根据消费者的特殊要求而提供；如果卖方或提供方公平地对待对方并考虑到对方的合法利益，就满足了诚实信用的要求；
（17） 对本指令的目的而言，附件所列举的条款仅仅属于示例性质，加之本指令只作了最低限度的调整，因此成员国的国内法可以对这些条款进行补充或者限制；
（18） 货物与服务的属性应当影响到对不公正的合同条款的评估；
（19） 为了本指令之目的，对不公正条款的评估不应当包括对合同标的属性以及货物或服务的质量与价格之比的描写；不过，在评估其他条款时，合同的主要标的以及价格质量比可以是考虑的因素；对保险合同中的明确地定义被保险的风险的范围以及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不在评估之列，因为这种限制在计算消费者支付保险费的数额时已经考虑进去了；
（20） 应当用明白易懂的语言（plain， intelligible language）来起草合同，应当给予消费者检查所有合同条款的机会，如果存在疑问，应当作有最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21） 成员国应当确保，销售者或服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不包含不公正条款。不过，如果合同中使用了不公正条款，这些条款将不约束消费者；如果合同能够独立于不公正条款继续存在，则合同对对方继续有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因为适用某个非成员国的法律而使得消费者不能受本指令保护的风险，因此应当在本指令中规定如何防范这种风险；
（22） 按照成员国的法律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个人或者组织，必须有权针对消费者合同中的一般合同条款向法院或者主管的行政机构提起诉讼或者投诉。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对任何经济领域的一般合同条件进行事先的审查；
（23） 成员国应当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防止消费者合同中的滥用条款继续使用，
-特通过如下指令：
第1条 目 的
1. 本指令之目的在于协调成员国关于消费者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的法律、条例与行政规定。
2.建立在强制性法律或行政规定以及成员国或共同体加入的国际条约（尤其是在运输领域）的规定或原则基础上的合同条款不受本指令的约束。
第2条 定 义
在本指令当中，
1.“不公平条款”（unfair terms）是指本指令第3条定义的合同条款。
2.“消费者”（consumer）是指谈判本指令所指的业务的自然人，其活动不属于其职业或营业活动范畴。
3.“销售者”（seller）或者提供者（supplier）（以下简称经营者）是指在其职业或经营范围内缔结交易的，也包括公共性质的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
第3条 不公平条款
1. 没有经过双方逐一协商的合同条款如果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导致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平衡而且不利于消费者，将被视为不公平的。
2. 如果一个合同条款合同是事先起草的，而且消费者不能影响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则总是被视为没有经过逐一协商，特别是对于事先拟定的标准合同（pre-formulated standard contract）。尽管某个合同条款的部分内容或者某个条款经过了具体的协商，但如果该合同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事先拟订的标准合同，则不能排除本条规定的适用。若经营者主张一个标准合同的条款经过了协商，则由经营者对此承担证明责任。
3. 本指令附件没有穷尽地列举了可能被视为不公平的条款。
第4条 不公平条款的裁量
1. 无损于本指令第7条的规定，对某个合同条款的不公平性，要根据合同标的属性并参考缔结合同当时的一切情势以及该合同或者与该合同相关的其他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进行评价。
2. 如果某个合同条款明白易懂，则对该条款的不公平性的评价既不涉及合同的主要标的，也不涉及货物与价格或者服务与报酬之间的合理性。
第5条 合同语言要求
如果向消费者发出邀约的所有或部分合同条款是书面的，则必须总是使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如果对条款的含义存在疑问，应当采用对消费者最有利的解释。本解释规则不适用于本指令第7条2款的程序。
第6条 不公平条款的后果
1. 成员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消费者跟经营者签订的合同中不公平条款对消费者不产生约束力，并就此进行国内法规定；此外，成员国还应当规定，如果合同没有该不公平条款仍然能够继续成立，则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继续有约束力。
2. 如果选择了第三国的法律作为合同适用的法律而且该合同与成员国有最密切联系，则成员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消费者不失去本指令保证的保护。
第7条 团体诉讼
1. 成员国应当确保，为了消费者以及竞争者的利益，存在充分有效的手段防止消费者与经营者签订的合同中继续存在不公平条款。
2. 本条第1款的手段也包括，依照国内法代表消费者合法利益的个人或团体可以根据国内法在法院或者主管的行政机构采取行动，以便裁决通用的合同条款是否公正，使得这些人或团体可以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种条款的继续适用。
3. 在充分考虑国内法的前提下，本条第2款的法律救济措施可适用于同一通用的合同条款或者类似条款的同一经济行业的若干经营者或者其团体。
第8条 成员国余地
在本指令的领域，成员国可以根据条约采取或者保留更为严格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第9条 限期调查
委员会应当最迟在本指令第10条第1款规定的日期起5年后，向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本指令的实施情况提交一份报告。
第10条 转化期限
1. 成员国将不迟于1994年12月31日使符合本指令的国内法或行政规定生效，并将此事项告知委员会。
2. 当成员国采取上述措施时，应当在该法律规定中或者在公告该法律时说明是根据本指令的要求。有关的细节由成员国自己规定。
3. 成员国应当将在本指令的领域颁布的法律的主要条文告知委员会。
第11条 对 象
本指令的对象是成员国。
附件 第3条第3款所指的条款
1. 具有以下目的或作用的条款：
（a） 在消费者因为经营者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死亡或者受到人身伤害时，排除经营者的法定义务的条款；
（b） 在完全不履行、部分不履行或者对合同义务履行不当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排除或限制消费者对经营者或者第三方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包括通过用消费者潜在的索赔权来抵消消费者欠经营者的债务的权利；
（c） 约定对消费者的服务附加条件，使得服务的实现取决于经营者的单方意志；
（d） 允许经营者在消费者放弃签订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时保留消费者支付的款项，而在经营者自己不作为的情况下，则不赋予消费者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e） 在消费者不履行其义务的时候，强制消费者承担不适当的高额损害赔偿责任；
（f） 允许经营者随意地解除合同，而不允许消费者享有相同的权利；在经营者自己解除合同时，允许对消费者已经支付的、相当于经营者尚未履行部分的款项作出保留；
（g） 在不存在重大事由的情况下，允许经营者不遵守合适的解约期限而解除无期限的合同；
（h） 对于有期限的合同，在消费者无相反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允许自动地延长合同，并且规定的消费者对不延长合同所作意思表示的最后期限太短；
（i） 对消费者在缔结合同前没有机会熟悉的条款，要求对消费者有约束力而且不允许反悔；
（j） 允许经营者单方面更改合同中约定的条款，而不需要提供有效的依据；
（k） 允许经营者单方面更改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而不需要提供有效的依据；
（l） 允许在供货或提供服务的当时才公开价格或者允许经营者提价，在最终的价格与合同约定的价格差距太大时，而不给予消费者相应的解除合同的权利；
（m） 赋予经营者决定货物或服务是否符合合同的权利，或者单独赋予经营者解释合同条款的权利；
（n） 限制经营者因为其人对消费者所作的承诺的义务，或者对这种义务附加特殊的形式要件；
（o） 在经营者不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要求消费者履行其全部义务；
（p） 允许经营者在未取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转让其合同权利与义务并可能导致对消费者的担保的减少，而不必取得消费者同意；
（q） 排除或阻碍采取法律行动或者任何其他法律救济的权利，尤其是要求消费者将纠纷提交非法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不正当地限制其可能获得的证据，或者强加其承担举证责任，而按照法律这种举证责任应当由合同对方承担。
2. （g）、（ j） ，、（l）项的范围：
（a） 上述（g）项不影响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保留单方解除长期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说明理由，条件是要求服务提供者将此事项立即告知合同对方；
（b） 上述（j）项不影响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单方变更可以支付给或者欠给消费者的利息，或者变更金融服务的费用的权利而不必提供理由，条件是要求服务提供者将此事项立即告知合同对方并且对方有机会立即解除合同；
上述（j）项也不影响经营者单方更改无期限的合同的条款的权利，条件是必须
告诉消费者理由并赋予后者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c） 上述（g）（j）（l）不适用于：
- 可转让证券的交易、金融工具或者其他受证券交易的价格指数影响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而这种价格变动不在经营者的控制范围之内；
- 外汇买卖合同、旅行支票或者国际货币汇兑；
（d） 上述（l）项不影响合法的价格变动指数条款，条件是对价格变动的方法作了明确说明。
本文摘自《欧盟债法条例与指令全集》，吴越、李兆玉、李立宏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
本书收录以下欧盟条例、指令的中文译本：
第一部分 合同的订立
1. 上门推销 [85/577号指令]
2. 远程合同 [97/7号指令]
3. 远程金融服务[指令草案]
4. 电子商务[2000/31号指令]
5. 电子签名[1999/93号指令]
第二部分 合同内容与条件
1. 商事交易中的迟延支付 [2000/35指令]
2. 消费者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93/13号指令]
3. 价格提示[98/6号指令]
4. 误导广告[84/450号指令]
5. 对比广告[97/55号指令]
6. 人用药品广告[92/28号指令]
7. 不作为诉讼[98/27号指令]
第三部分 特殊合同
1. 消费品买卖及担保[1999/44号指令]
2. 消费者信贷[87/102号指令]
3. 不动产部分时段使用权[94/47号指令]
4. 一揽子旅游[90/314号指令]
5. 拒绝登机赔偿[295/91号条例]
6. 跨国支付[97/5/EC号指令]
7. 证券服务[93/22号指令]
8. 金融担保[指令草案]
9. 独立商务人[86/653号指令]
第四部分 电子商务与个人数据保护
1. 个人数据处理[95/46号指令]
2. 电信领域的隐私保护[97/66号指令]
3. 技术标准与规范[98/34号指令]
第五部分 侵权责任
1. 产品责任[85/374号指令]
篇4
关键词：传统道德，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罪，身份犯
2008年底至2010年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及西欧等实力雄厚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走到30周年的关口上，因在房地产、出口贸易等一系列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受到冲击，也间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国内也出现了几名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外逃的企业家，增加政府对失业人口的安置和再就业的压力。这些企业多是一些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的外贸型轻工中小企业。随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内需的鼓励政策，使得国内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国家那种破坏性的经济衰退。受损较小的另一个隐性原因就是国内的融资信用体系并不如像发达国家那样庞大。加强自身的融资信用体系、进而保障国家金融秩序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如何为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的创建打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加强整个国家融资信用体系的难点和重点。融资信用体系的成熟与否与一国的人文环境、法治环境甚至历史传承都是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实行严格的金融市场资格准入，但随着经济社会推进相关法律的修改与发展，比如：减小公司成立的注册资金、缩小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比的要求、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的出现。都是近年来法律不断在金融市场的规则上松绑的结果。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了积极的解决态度。而“企业间不得相互拆借资金”这一陈旧规定，在面对市场中已经广泛合法存在的“担保投资”、“入股免债”等类似行为中已成一纸空文。可以说，在保障金融秩序安全的基础上，在稳定中求发展的，一些问题需要透过表象看到实质。
一、中小企业融资信用规则的现实特征
（一）传统商业道德仍然是中小企业信用成分的重要内容；
法学认为：法律内容的决定因素是当前具体的社会的现实内容。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是外源型的，这个过程更多地考虑了对国际社会通用规则的接轨，这些规则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却并不是本土的。而中小企业的本土化气息浓厚，传统商业道德、商业惯例仍然是现行商业规则的核心。他们依仗的行事规则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征。加上现有的中小企业主中不乏低学历者，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所依仗的规则多是来源于对传统商业道德的传承。比如，民间商人中仍有拜关公为财神的习俗，恐怕直接的原因就是历史中关羽忠肝义胆、恪守承诺的品格，在本土商业活动的诚信问题上起到过积极的引导作用。我国已经逐步迈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很多法律规定和先进经验直接源引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并且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民商法特征的融资信用的法律保障体系。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在融资信用等重要问题上反而较少受传统商业道德的束缚。诚然，传统商业道德与现行的法律规定有很大一部分的确是重合的。法官在引用法律解决民商事纠纷下达判决书时，很多时候是在为现行法的价值引导功能作提倡与背书。
（二）司法裁判也呈现程序、实体均不惟一的现象；
根据法律规则的“三要素说”，一个正常的法律规则应当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在逻辑上缺一不可，而逻辑严密性要求结论为惟一。但事实上，在中小企业经济纠纷的司法裁判过程中，我们不乏看到在同一“假定条件、行为模式”的前提下，法律适用上有些混乱，也就是“法律后果”不惟一。比如同样的货款纠纷，也许双方用民事诉讼就圆满解决了；但也有可能走了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刑事追诉程序，两种逻辑过程互不隶属。程序的“不惟一”可以想象实体判决内容也肯定大相径庭。在遇到两者不完全重合的地方，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问题的热点。比如，近期浙江东阳的吴英集资诈骗案，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初期，有相当多数的网民根本没认清其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反而称其为制度牺牲品；而国家银行信用贷款的政策弊端和行业腐败反倒成了众人关注与攻击的主要目标。社会舆论呈不正常的一边倒倾向。基于传统道德的感性认知与法律具体规定间的冲突，是中小企业融资信用问题上，屡屡考验着法律的稳定性。
（三）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信用体系易成为黑恶势力洗钱的途径。
现阶段，中小民营企业在国家银行贷款的信用体系里，其信用度并不很高。有数据显示：至2006年，上海市136家中小型民营企业中，资信等级在3A级、2A级、A级的企业不足百家，其余的都属于B级[1]。如此低的资信等级，想从银行吸取融资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体系，比如各种地下钱庄、民间集资行为，就不得不成为中小企业所依仗的重要融资途径。而因各方获知信息的途径相对狭小，信息相对不透明。近年来，一些素质不高的中小企业主人际交际圈复杂，甚至有的热衷于赌博活动，也常常因此成为黑恶势力利用各种手段打劫的对象，或者其融资活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黑恶势力洗钱的途径。
二、从民间融资的特性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弊
（一）犯罪主体资格理解的困惑
《刑法》一百七十六条并没有突出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资格。非金融机构或者自然人从事上述行为当然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实践中尤以融资途径较为狭窄的中小企业为多。而当前学术理论争议的热点集中在金融机构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上，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把此问题一分为二，认为金融机构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不具有吸收存款资格”[2]。也就是说此罪的关键是有无特许经营权，而不问其是否金融机构。还有的观点更进一步：即使金融机构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资格，但擅自违规提高利率、以存款以外的名义吸储等等变相地吸收公众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也以本罪论处。这个观点得到了张明楷等学者的认同[3]。笔者以为从法理逻辑角度来质疑以上关于主体认定的理论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只是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既然看起来是一个受“严密监控”甚至有些垄断性质的金融行为，为什么不把此罪的主体资格严格限定起来成为特殊主体的犯罪；同时对非金融机构和自然人的同类行为则另设罪名处理不是更好？主管部门或司法机构对金融机构非法吸储的违规的审查难度远大于对普通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及自然人的资格审查，如果在统一罪名中包含了强势特殊主体和弱势一般主体，司法实践中必定对后者造成不公。试想如果《刑法》将报复陷害罪和诬告陷害罪合并为一个“陷害罪”，即使将前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一加重处理的规定，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公。这就是为什么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绝大多数仍是普通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甚至自然人，尤其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众的原因。至于体制外的民间融资行为，是否真正扰乱了金融秩序、与体制内的扰乱金融秩序有多大的区别、从何种程度上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义理上更是模糊不清。
（二）“公众存款”的理解困惑
“公众存款”一词首见于《商业银行法》，但没有进行外廷与内涵的界定。97《刑法》将此词写入罪名后也没有作出解释。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简称《取缔办法》）第4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行为”。此解释细致全面、合乎现实需要，也多被各类法律工具书引用。但此《取缔办法》系行政法规，在刑法适用上援用行政法规违背了《立法法》有关犯罪和刑罚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
“存款”一词在使用上也并不恰当。“吸收公众存款”既然是吸收公众的闲散资金，那么使用“存款”一词必定要在法理上将该词作扩大解释。因为“资金”的概念十分丰富，其内涵肯定包括了“存款”。也许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指的是无资质的机构与银行在“抢生意”，公众本来存到银行里的“存款”被拿走了，“侵犯”了银行的利益。这种逻辑突出了对金融垄断者利益的保护，并冠以“危害金融秩序”的帽子，却忽视了被吸取资金者的广大公众利益。另外，还有的不法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回避“存款”一词，借以各种名义的“基金会”也能变相地吸收公众资金。
（三）“不特定对象”的理解困惑；
仍然按上述《取缔办法》中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必须是“不特定对象”。这里的“不特定”具体是指超越身份上的限制还是超越数额上的限制？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目前找不出超越身份限制所指向的“不特定对象”的规定。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认定了民间借贷融资的合法有效性。那么究竟向多少个公民借贷、借多少数额才属于合法的范围，单位、企业向多数职工集资、入股行为是否构成本罪、是否要在集资用途上规定仅限于生产经营目的，而不得用于生活消费……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学术界吵得天翻地覆，法律却始终不表一态。
（四）“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理解困惑
其实，金融秩序是否安全，与国家的监控能否严密监控、能否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市场的融资信用成不成熟、发不发达的问题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金融资源一直是被认为是国家资源。习惯将国家信用才视为真正的信用，民间融资多与可能的欺诈等不良现象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只要民间融资行为偿贷信用充分、依法操作得当，又何来扰乱金融秩序一说？国家金融信用是建立在民间金融信用的基石之上的。正如纸币的前身本来就是民间的钱庄、打金店出具的汇票、本票、收款收据等物。现代国家出于整体经济战略的需要将纸币的发行权收归国有统一进行，这并不表示民间融资信用的发行就一定会带来秩序的扰乱。比如欧盟成员国都有发行欧元的权利并且能在全欧盟范围内无条件使用，可并没有产生某国为了一已之私滥发信用，扰乱整体金融秩序的现象出现。原因就是市场观念成熟、法治规则成熟。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企业与个人的不通过国家银行而直接向社会融资形式也已经多种多样，比如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公司的设立；小额贷款企业的成立；典当行的设立。民间融资的社会危害、弊端固然存在；但体制内的有资格金融机构若严重违规操作，危害恐怕也不小。但以身份、资格来简单地界定“是否扰乱金融秩序”，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法律途径
（一）需要明确中小民营企业在民间融资上的合法性
民间融资在根据民商事特性的区分，可以分为两种层次的操作方法：一是利率较低甚至无利率的互助式借贷。这种方式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为“融资”行为。《民法通则》及《合同法》都已经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的规定。一些生活消费性的借贷就属此类，甚至在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向自然人借款也属此类。二是较高利率的信用借贷，融资的双方以关系、信誉为基础，融资的利率主要看借款人的实力、投资前景进行商定，随行就市。就借出人而言，风险与利润同在。这也是中小企业向民间融资的最主要途径。三是中小企业内部向员工、成员们进行的集资，表现出商事合伙的特性。这种融资方式规模虽然有限，但动员方式迅速，短期效果明显。多用于专项活动或救急。民间融资的行为虽未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但从现实与历史来看，一直是合理存在的事实，且其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操作得当，其本身并不会直接冲击金融安全。虽然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民间融资的统一立法，但相关的规定散落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确立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让此类行为不再是尴尬的偷偷摸摸，一说起民间融资就联想起集资诈骗，是当前应当去做的。
（二）需要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正确的司法价值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款相对比较“纯粹”的法定犯，其犯罪的道德评价并不会像许多自然犯甚至一些法定犯那样强烈。法定犯在经济犯罪领域多用于规制一些重大的商事行为。与依重传统道德的民事行为不同，商事行为只要符合与现实法律的规定，就无可厚非。不适合去评价当事人主观的道德善恶。关于法定犯的道德评价之弱，有人用“狼吃羊的故事”来比喻，传统道德中羊代表着善、狼代表着恶；但在自然界范围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分善恶其实毫无意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意义是为了防止大规模融资商事行为在主体、手段、结果等方面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各种界限，对社会造成实质的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还有可能触犯一更严重的刑事犯罪是集资诈骗罪。从法理上看，集资诈骗罪是普通诈骗罪的特别犯，“诈骗”一词就明显带有道德评价的意思，对当事人主观方面要求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才能成立。在造成有金融秩序被破坏、有社会危害严重后果的事实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当事人“非法占有的故意”方面的证据，退而求其次认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种正常的逻辑。然而现实中的一些作法逻辑恰恰相反，司法机关常常先是判断其可能有集资诈骗的可能，为了控制当事人，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再去补充其非法占有故意方面的证据。万一补不到，用立案时涉嫌罪名起诉也“很安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就是如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了一个审查更严重刑事犯罪的“台阶”，它自身所要担负起规制民间融资商事出格行为的重任的价值却被人为地忽略了。应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在法理与现实中如此模糊的地位，与这种权宜之计式的逻辑也有关。有的学者提出了对此罪名的废止，也可能是对这种错误逻辑反感的极端反映。
（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主体的特殊化设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设立主要为了规制商事融资行为超出法律的规定的范围，以防止造成对社会的危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程度的提高，很多低端的非法融资破坏金融秩序的商事行为，已经可以由市场规律进行调节、由市场本身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在市场调节失灵的边缘，也已经有保护性的规则诸如集资诈骗罪条款进行防范。法治社会的进步其趋势就是将原先众多的保护性规则逐步纳入调整性规则进行调节，保护性规则则重点转向防范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刑法作为典型的保护性规则，也应当逐步退出原先“重兵防范”的领域。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笼统地针对所有主体的“非法吸储”行为，包括海量的民间融资，尤其中小企业的融资，是不恰当的。该罪应当重点转向针对有融资资质的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等主体的违法操作，大规模吸收公众资金，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的行为。也就是主体的特殊化设定。这类机构因其本身就具有一定合法的融资资质、途径，其吸收资金的规模也肯定远大于民间的中小企业。就国家的金融秩序而言，其违法操作的危害空间更大，并且其合法的融资资质非常容易给其它非法越轨的融资行为打掩护，变相损害国家利益。
* 邵征宙，男，浙江杭州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1] 王晓云：《放松企业间借贷行为金融管制的财务思考》，《甘肃农业》2006年第2期，135页。
[2]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492页。
篇5
2011年政法干警申论热点问题：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5月1日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的第一天，该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少地方在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了禁烟标识，一些服务机构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但据媒体报道，该新规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执行现状却令人堪忧，不少公共场所仍然“烟雾袅袅”，禁烟新规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执法尴尬。
烟草每年夺去100万国人的生命，危害可想而知。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国家出台《细则》规定，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十分必要。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室内公共场所环境健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烟草消费，对于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烟民数量众多，同时吸烟关系公民权利，公共场所禁烟在我国一直十分艰难。之前我国部分地方也实行在公共场所禁烟政策，但大都收效甚微。在笔者看来，要想让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举措落到实处，一方面除了要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加重室内场所经营者的责任，加大对室内场所吸烟行为的处罚外，政府部门在禁烟、控烟上做出表率非常重要。
政府部门“烟味迷漫”和公款消费烟草的泛滥，一方面与我国控烟的政策与决心相违，另一方面也引起公众和社会的反感。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对3630人做的关于对公款买烟的看法的调查显示：98.76%的网友认为政府机关不应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卷烟，98.24%的网友认为卷烟不是政府进行公务的必需品，96.86%的网友认为公款买烟是一种****行为，93.22%的网友支持政府制定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政策法规。可见，禁止在政府部门吸烟和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关于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早在1993年就有明确规定。然而，多年来，这一规定流于形式，不仅会议期间公款大量消费香烟，在平时的公务接待中，香烟也几成必备品。显然，关键之处还在有关制度的完善和落实，让政府和公职人员真正成为减少烟草消费的模范。
篇6
韭菜盒子与音乐演出有啥关系？不久前我发现这两样东西关系不正常。
3月份笔者观看了一场电影主题曲音乐会。节目很精彩，也很通俗，票价大约从180元一张到880一张。但是据一位演出市场的人说，这场音乐会票房并不是很好，她认为北京市场主要靠单位买票，然后赠给一些重要人物和单位职工来维持，很少有人愿意自己掏钱看演出。笔者的朋友在北京爱乐担任提琴手，她说因为公款消费看演出被遏制，最近演出市场凋敝，她每月只能拿着很少的工资在家赋闲，真是好可怜啊。
但是这时有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 4月12日，中央歌剧院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了比才的著名歌剧《卡门》。没想到，这个古典的西洋歌剧竟受到清华师生和校外一些人士的热捧，门票被一抢而光，甚至还卖出了不少站票。为什么这么火啊，难道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太有文化了，还是歌剧太精彩了？笔者认为有这些原因，首先《卡门》进入中国已经几十年了，可以说宣传得很到位了，而且根据《卡门》改遍的一些乐曲也经常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喜欢音乐的人谁不知道《卡门》呢？更何况清华大学的师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这次演出阵容也很强大，中央歌剧院是最老牌的专业歌剧院，《卡门》最早就是由中央歌剧院排演的。这次的指挥是中国知名的指挥家郑小瑛，质量没得说。但是这些就能造成这次演出的门票卖得火？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票卖得便宜。据了解，这次在新清华学堂的演出票票价分别是40元、60元、100元，直到最贵的400元一张，站票肯定就更便宜了，这么少的钱就能欣赏一场高水准的歌剧，肯定很值。而几乎同档次的演出在国家大剧院应该是100元起步，最高票价可能是880元或者1080元。说实在的，当一张票的票价占到一位养家糊口的人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时，当这十分之一的钱在两个小时内就灰飞烟灭，一咽吐沫肚子里还像阿Q一样空空如也时，谁也下不了自己掏腰包买票的决心。您想想，有几个追求精神食粮的人同时是那种特别会赚钱和钻营的人呢？
曾几何时，包括演出市场在内，北京的不少市场都是靠公款消费支撑的。结果中央八项规定一来，禁止公款吃喝，高档酒楼老板哭了;严禁公款送月饼，卖月饼的哭了;中央规定政府开会不摆花，结果广州盆花销量跌了九成，卖花的又哭了。现在演出市场还在端着架子不放，继续做高票价的春秋大梦，我看最终他们也得哭，因为靠公款消费维持的高票价演出市场，也是畸形的无法长久的市场。
一位古典歌剧迷曾告诉笔者：现在很多剧院，只要演出的音乐会或者歌剧有一定档次，票价就好几百，最低票价几乎买不到。按照他目前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真要是前半个月多看两场高水准的歌剧和音乐会演出，后半个月只能天天吃韭菜盒子为生了。确实，物质食粮有保证的时候，人们是愿意掏点钱去购买精神食粮的。当艺术票价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时，可能只能牺牲精神食粮了。我和这位宁可只吃韭菜盒子也不放弃精神食粮的老歌剧迷相约：票价再这么贵，咱俩买了韭菜盒子听歌剧去，边听边吃。
篇7
从企业自身找问题
受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餐饮界的高端品牌纷纷面临倒闭危机，多数民营企业对国家政策信心不足，规模都在收缩。很多高端餐饮开始试图转型，向中低端规模发展。锦宏居董事长汪强说：“现在进入餐饮企业有了门槛。我们的酒店原本定位是以中、高端为主的，所以这次我们酒店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餐饮企业一般提升营业额的方法有几种，以暂时应对现状：一、延长营业时间，来降低资金成本。但由于内地消费习惯不适应，所以还是比较困难；二、增加菜品价格。现在大部分酒店都在搞一些价格促销活动，是暂时的策略，但有可能会进而导致恶性价格竞争，对餐饮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引起餐饮市场的大范围波动。三、定位，找客源。现在中高端餐饮的客源大部分不在了，营业额提升仍然很困难。在客源受政策原因缩减的同时，关于政府实行的定额税，就算营业额下降了，餐厅却还是要交同样的税款，也限制了本地企业的发展。
汪强董事长分析说：“政策没有遏制公款消费，只是转移了公款消费的途径。我觉得转型不应该再转到餐饮业，而是转到其他行业。现在我们的路有几条：一是转型，二是坚守，三是关门。”
篇8
1、物价上涨,特别是经过冰灾以后物价原材料价格直线上涨,可回落不大。蔬菜青黄不接,肉类价格持续攀升,米油等无一不在飞涨,原材料上涨菜品销售价格也只能随之上调,部分顾客也就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流失。
2、新的劳动法出台后,企业在以前没有给员工买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的全部都要买。按企业100人计算,每月最少要增加两万多费用。
3、员工薪酬增加,随着各行业工资上涨,餐饮薪酬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很多80后、90后的都不愿从事餐饮工作,新的酒店也不断涌现,导致人力资源短缺。很多新开业餐饮在开业时,人手都招不齐,只有提高薪资来解决人手问题。甚至很多企业都给员工介绍费,来吸引劳动力。
4、随着地产的持续升温,很多企业的租金也在持续上涨。
5、新店开业,从去年下半年株洲有好几家具规模的餐饮企业陆续开业,如:唐朝食府、毛家饭店、玉楼东、妙趣等。给本土几家的老店带来许多压力,也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了压力。也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业规范也就摆在企业面前。
6、行业缺乏生命力,株洲是个移民城市,但餐饮多元结构还不具备,基本都以经营湘菜为主,外来菜系(除洋快餐外)在株洲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
7、消费习惯因素,除了企事业单位公款消费外、河西几家大店基本都以公款消费为主,而百姓消费不够强劲,也就是餐饮大厅冷落,人气不足。
8、餐饮布局基本集中在河西,厂矿企业多集中在河西,而无车一族的居民消费都集中在河东,也就给居民消费无形带来不便。
这几方面的原因已经给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如何走出困境,淡季突围,规范行业竞争也就摆在我们株洲餐饮界老板、职业经理人面前了,餐饮无小事,事事须用心。
首先,要加强成本、费用控制。成本主要指原材料成本,广开进货渠道,找货源源头采购,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在不降低原材料品质的前提下,采取自购方式。开发新产品,减少高成本低利润的菜式。对厨房边角料加以利用,如青蒜头、萝卜皮、香菜根、都可制成凉菜。空心菜梗、苋菜梗、莴笋皮都可以衔生附加值。在推销时,尽量少推高成本多推高利润的菜式,对于高成本主打菜也可以采取限量的方式供应。
费用控制方面,能耗水、电、气、油和易耗品方面也要加强控制,节水可以采取总控阀不开满,厨房洗菜水均可贮存起来,清洗厨房地面。专人对电控进行开关,养成客走关灯,根据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对灯进行调节。引进五常管理,提高内部管理。易耗品采取计划升购,计划使用,专人负责。
人力成本控制也是主要控制对象,不同岗位员工采取交叉培训,可以在高峰时互相补位。做好定岗定编,坚决不超编,尽量不满员。对不同岗位采取工资承包,提高工作效力,如洗碗,PA可以一起兼,多配套衣服而已。
其次行业需要规范,目前株洲餐饮界人事缺乏互动,怕自己的经营策略、出品被人学到,乔装打扮到同行店去取经,其实我们很需要坐下来一起交流,让行业内员工比武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确实也缺乏行业领头羊和新闻媒体的支持。
只有业内人事在一起交流、沟通交朋友,可以减少个别派人去吃霸王餐,搞臭别人的不良行经,提高行业自律。
篇9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官员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有的转移到内部食堂大吃大喝，有的隐藏在高档会所推杯换盏，有的将茅台酒装入矿泉水瓶……
前不久，北京的一位记者暗访了位于北二环路附近一小胡同内的高档会所。据会所服务员介绍，“（这里）消费最低是598元一位，还有698元、898元的，最高消费是6000元一位。”在这座院子里停着一辆特殊牌照的越野车和三辆高档轿车。据服务员介绍，当晚在两间包房里都有国家公职人员在用餐。服务员说：“我们接触的领导太多了，‘两会’期间这里也接待了好多客人，都是司长这类人。”
据《人民日报》报道，“八项规定”出台后，沈阳和驻沈部分政府机关在处理一些重要的公务宴请时相当低调、谨慎，转而将重要客人请进自家食堂――当然，不是普通的员工食堂，而是小食堂。这些地方装潢不如高档酒店，但饭菜之精致、服务之精细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龙虾、海参、林蛙（东北特有的高档菜肴，一盘林蛙仅原料就超千元）样样都有；茅台、五粮液、高档红酒客人任选。有的机关在宴请重要客人时还会组织一些随场演出，钢琴名曲，美女高歌，高雅别致，以助酒兴。据悉，这些小食堂有专用厨师和服务员。厨师基本都是从高档饭店聘请的，服务员就请本单位的年轻女孩兼职。
截流是关键
作为国家财政开支的一部分，公职人员用于吃喝的公款取之于民，原本应当按照纳税人的利益原则消费。而明显超标的公款招待则完全漠视了公款的公益属性。客观上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预算体制尚不健全，使得公款吃喝并未有效纳入制度化的预算监督当中。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预算报告中，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地方预算报告中常见的“其他支出”。“其他支出”成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这里面到底暗藏了多少“花招”，很难量化。据报道，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某部门领导的奢侈消费清单中，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的消费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支的。‘其他支出’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奖金补助、吃喝招待等超标费用都可罗列其中。”中山大学教授蔡立辉认为，现行的预算法规定，年度预算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审批，这就为各种“预算外资金”留下了空隙。
篇10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由局主要领导分管，其他领导协管的内审工作。建立由局长任组长，协管领导任副组长，监察、人事、计财等科室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并制定《县教育局审计工作联席会议议事规则》，明确各科室职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二、加强财务收支和预算执行审计。扎实做好基础性财务收支审计，逐渐从单纯的查处问题为主向查错纠弊、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并重转变。根据《县教育局内部审计轮审制度》，今年开始第二轮审计。2015年列入审计计划的学校和单位有37个（其中2个将结合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开展），详见附件。
三、加强经济责任审计。根据《县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积极开展对学校（单位）行政负责人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逐步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关口前移，今年将对两所学校（单位）负责人开展任中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另外着重做好对离任的校长（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履行的经济管理依法进行客观公正的监督和评价，有利于规范校长（负责人）在任期间的经济行为，有利于学校（单位）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并为领导和有关部门全面考核干部提供依据。
四、做好教育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根据省教育厅审计安排，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的要求，开展公务支出公款消费专项审计，制定《县教育系统公务支出公款消费专项审计方案》，采用学校（单位）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着重抓好“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等审计监督。另外对教师师训资金、财政性企业职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工会经费等开展专项审计调查，促进专项资金落实到位，确保专款专用。
五、加强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的审计。严格执行预、决算审计制度，积极推进事前、事中、事后的审计监督，将审计控制和审计评价相结合。对基建投资资金较大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在建设工程设计、招投标、合同审签、合同执行与变更、竣工结算等重点环节严格审核把关，杜绝工程建设中的不规范行为，进一步促进控制工程造价，提高基建项目投资效益，维护国家和学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