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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5:49:37

朱元璋范文篇1

关键词：元明龙凤朱元璋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所部隶属龙凤政权。从1352年任“九夫”之长，到1364年称吴王，朱元璋一直是红军的官员。明初，官方尽量避讳曾隶属龙凤政权的事实，凡涉及朱元璋的官职名目，或含糊带过，或避而不谈。私人撰述中虽屡有提及，往往粗率失真，后代传抄文字又多错讹。官私记载不可据信，遂使朱元璋的任职状况颇多难解之处，影响到对史实的判断。本文梳理朱元璋的任职“履历”，辨析元末红军的官制，或有助于阅读元明之际史料记载和深入理解明朝建国历程。

一隶属郭子兴部红军时期（1352－1354）

至正十一年（1351），杜遵道、刘福通等以白莲教相号召，在淮北的颍州组织红军起事，各地纷纷响应。至正十二年（1352）初，郭子兴以红军名义在淮南的定远兴兵，占领濠州。朱元璋于本年闰三月投入郭军，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一直隶属郭子兴部下。

（一）壬辰年（1352）四月：“九夫”之长

成书于洪武前期的《皇明本纪》载：“壬辰……闰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不察，缚而欲斩之，有人觉，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几日，拔长九夫……既长九夫，王常召与论。”[1]明末钱谦益引《皇明本纪》此段，则作“收入步伍。几月，拔长九夫。”[2]朱元璋回忆说：“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除为亲兵，终岁如之。”[3]按，朱元璋投军遭到怀疑，险遭不测，不可能入伍几日即被提拔，所以当按朱元璋所言“几两月”和钱谦益引《本纪》“几月”为准。“九夫”之长，当即朱元璋所言由普通步兵所升的“亲兵”。

“九夫”之长，究竟是红军中正式的职任，还是仅仅表示这位亲兵当时统辖的人数呢？红军起于乡野，只能模仿元制特别是地方官制来草创制度，而所行体制又多延续到明朝。元朝军队以“十人为一牌，设牌头”，有“百户、牌子头”[4]之谓，“长九夫”，即以十人为一队，“九夫”之长正与牌头相符。但对明朝军中最基层的编制单位小旗的规模，历来多有歧义。明朝每一卫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共五千六百人，其中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下辖两总旗，每总旗辖五小旗。有人认为一总旗带五十六人，一小旗带五、六人[5]，有人认为每卫五千六百人有正军五千，余丁六百，其中每百户所正军一百，余丁十二[6]，即一小旗由十名正军构成。其实，五千六百人是由总旗、小旗和军构成的，“总旗统小旗五，小旗领军十”[7]，即每总旗五十六人，包括一名总旗、五名小旗和五十名军，每小旗十一人，包括一名小旗和十名军。如此，“九夫”之长率领的十人队，虽合元制，却与理当被继承到明朝的小旗规模不一。

明朝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是晚至洪武七年（1374）定制的。虽然朱元璋此前就确立了上引“总旗统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的原则，但建国前的体制并非如此。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立部伍法……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8]关于“兵五千”，孟森认为意指“官长不在内”，合官长则为五千六百人[9]。按，若以五千六百人计，五千为军，六百为旗，当包括无军官身份的旗，而不包括真正的“官长”指挥使、千、百户。而在上引条文中，指挥、千、百户与总旗、小旗并列，均包括在五千人之中，所以当时一小旗确应共十人，当为红军继承元制而定。由此可知，朱元璋被授予的“九夫”之长，与元朝的牌头、后来红军中的小旗相当，一定是郭子兴部红军模仿元制而设的名目，应即名“牌头”。无论是牌头还是小旗，都不能算作军官，朱元璋含糊地自称“亲兵”，意当出此。

（二）癸巳年（1353）十月：镇抚

《实录》载，癸巳年（1353）六月，朱元璋“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还。子兴喜，以上为镇抚。”[10]朱元璋自称将此七百人“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11]，在经他人润色过的文章中又作“王就令将之”[12]。朱元璋此后“恐七百人有所累，弃而不统，让他人统之”[13]，说明他确实以镇抚身份统率自己募集的数百名部众了。

朱元璋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14]他人润色的回忆录也说“夏，上还故里”[15]，时间与《实录》相符。但《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归乡在十月[16]。按，贾鲁实死于五月中[17]，已当夏末，解围、还乡、募兵皆需一定时间，六月即授镇抚，恐未必然。且《实录》于癸巳年（1353）事记录十分简略，而且将第二年事系于次年，甲午年（1354）遂付之阙如，所记时间不可信，应以更加详尽的《皇明本纪》为准。

元朝中央诸卫下设镇抚所，诸路管军万户府下设镇抚司，郭子兴部的镇抚，必仿当地诸路万户府之制而来。万户府下设镇抚司和诸千户所，“镇抚司，镇抚二员……上万户府正五品，中万户府从五品，俱金牌，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四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五品，金牌。中千户所，管军五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正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从五品，金牌。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六品，银牌。”[18]中万户府的镇抚为从五品，与中千户所的副千户和下千户数的千户相当，镇抚略低于千户。明朝千户正五品，镇抚从五品，与副千户相当，当继承元朝和红军的制度而来。可见，朱元璋所任镇抚，是红军中较千户稍低的官职。

元朝和明朝的镇抚均为处理军中司法事务的官员，并不统兵，朱元璋任镇抚，却统率兵众。盖濠州红军重视官职的级别高低，并不十分在乎职任如何，如武将花云至正十四年（1354）“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19]而元朝的管勾是收发或保管案牍的低级文官[20]。朱元璋所任镇抚，应当是按照他的统兵数目授予的。

濠州红军本无严格官制，元帅、万户比比皆是，镇抚一官实在低微。洪武初年，元朝遗民权衡著《庚申外史》，文中提到明朝称“国朝”，提到明军称“大兵”，在记录至正二十六年小明王韩林儿去世的事情时，居然说：“先是，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21]权衡必然不敢随便揶揄朱元璋，“朱镇抚”之名，当是朱元璋的敌人将其初任职官作为略带轻蔑的惯称，而广为流传开来的。

（三）甲午年（1354）五月：总管

现存永乐时期成书的《纪事录》载：“甲午至正十四年五月，升上为总督，克全椒县。六月，招安城口张寨，克泗州、盱眙。是时，郭元帅之兵虽据定远县，前有义丁城口张寨不能进，后有元军不能退……上请往……曰：‘郭元帅部下朱总管，有密报。’……张即具本寨军马钱粮数目，随上至……其精锐者从元帅攻河州新塘，克三汊河、汤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克徐仓官寨。”[22]钱谦益所引《纪事录》此段，“总督”作“总管”[23]。遍览有关元末红军的记载，不见他处有总督之职，且又载朱元璋自称“总管”，显然总督系总管之讹。

元朝诸路设总管府和万户府，两者在地位、职能方面的关系，略与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关系相当。总管府分上下两等，总管各为正、从三品，万户府分上中下三等，万户各为正、从、从三品[24]，总管地位略高于万户。濠州红军中有总管府之设，如毛麒随朱元璋“取滁州，擢公行军总管府经历。”[25]红军之中设总管、万户，总管高于万户而仅次于元帅，如汤和于“从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升长万夫。复从攻滁州，杀其守帅，以功多，授管军总管。”[26]显然，总管一职乃仿元朝诸路总管府总管而来，在红军心目中已经是高级官职。

癸巳年（1353）十月升镇抚以后，朱元璋并无大功，何以能在次年五月由镇抚越过千户、万户，遽升总管，超过资格、战功均在其上的汤和等人呢？虽然其他史料均无朱元璋升总管的记载，但《纪事录》于此事当不至捏造或讹传，唯所载时间顺序和具体情节，尚容推敲。

朱元璋回忆说，甲午年（1354）夏，他扶病说降一枝元朝义兵，“得其精兵三千。”[27]又回忆说，“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练率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28]此“六月”值得关注。《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取壮士三千人。七日后，帅此三千东破元将老张知院营，黎明入袭之，老张弃军夜遁，汉军尽为我有，精壮二万。练未及旬，率而南入滁阳。”[29]此“七日后”值得关注。

《纪事录》未载招降义兵和攻破老张两件大事，却独载招安张寨一事，与全书不厌其烦的习惯相悖。“老张”和“张寨”均以张为姓，似乎是一处。但是，《实录》载三千义兵是“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30]，与张寨亦相似。老张是元军，而张寨是义兵，城口张寨与横涧山地望不符，而招安张寨的情节与《本纪》乃至《实录》载招降义兵如出一辙，所以，招安张寨和招降义兵，才是记载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钱谦益系招降义兵于六月，当即出此。

但是，朱元璋特别提到“六月，取横涧山”即破老张，则招降义兵当在上个月。老张军规模庞大，非朱元璋独立可攻，必然是濠州红军全军出动，战后全军实力大增。濠州红军六月十九日克盱眙，二十日克泗州两大据点[31]，必在破老张得二万精兵之后。郭子兴与朱元璋分兵，自己去盱眙，朱元璋南下滁州[32]，也必然在攻破老张之后。所以，攻破老张必在六月十九日之前。横涧山在濠州西南，离盱眙二、三百里[33]，算上“练未及旬”的安抚、整编时间和长途行军时间，攻破老张必然早在六月上旬了。《本纪》特别提到，破老张在招降义兵“七日”后，则招降义兵似在五、六月之际。

钱谦益不顾朱元璋“六月”之说，将《实录》日期失载之“后七日，率之而东，夜袭元知院老张于横涧山”[34]，系于《纪事录》载七月初二日“克张堡、驴牌骆二寨”[35]条下。这样重大的谬误，当因盲目信任《纪事录》所载时间，将招降义兵系于六月，不得已“推迟”了进攻老张的时间。

既然攻破老张早至六月上旬，则其“七日”之前，很可能已在五月底。换言之，朱元璋应该是在五月底立下招降三千义兵的大功之后，立即升为总管的。只有将《纪事录》所载招降系于升总管之前，才可以解释朱元璋官职跃升之速。至于“朱总管有密报”云云，完全可能是作者俞本在回忆当年的耳闻时，将朱元璋此后荣升的官职名目，渲染想象为朱元璋的自称。不过，各项史料记载龃龉过甚，事实真相难以辨清，如上引《纪事录》载七月二日所克“张堡、驴牌骆二寨”，无疑就是上引《实录》提到的被招降的三千义兵所在的“张家堡……驴牌寨”，而《纪事录》系于招安张寨和攻克盱眙之后，无法判断是《纪事录》所载时间有误，还是《实录》所据地名有误，只能存疑。但招降义兵应比《纪事录》的记载和钱谦益的判断为早，由此推断朱元璋是在招降三千义兵、立下奇功后方得超升总管，当近事实。

二隶属龙凤政权时期（1355－1360）

至正十五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余部投奔新建立的龙凤政权，朱元璋成为郭子兴余部主要将领之一。此后这支军队南渡长江，攻克集庆路，开设江南行省，到至正十九年（1359）底，已经占领浙东，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对抗，隐然一方霸主。此间，朱元璋攫取了对全军的领导权，但所部尊奉龙凤政权号令，本人一直接受龙凤政权官职。

（一）乙未年（1355）四月：左副元帅

朱元璋南下滁州，又攻克和州，羽翼渐丰，遭到郭子兴的猜忌。乙未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部下归属未定，而龙凤政权恰于此时崛起于北方：“未几，颍汝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都于亳，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今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按：郭子兴）部将，意欲统滁阳之子……张（按：张天祐）自亳归，斋亳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36]《实录》系于四月，当自有据。《实录》又记“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37]，则是明朝官方常用的讳言朱元璋归属龙凤政权的饰辞。

元朝尚右，所以朱元璋任左副元帅，在全军排行第三。郭子兴在世时为元帅，其下无副元帅，而现在的都元帅，其下有两位副元帅。都元帅之名，是否意味着高于元帅呢？《纪事录》载郭子兴起兵事：“定远县富民郭姓者烧香取众，称亳州制节元帅。”[38]“亳州制节”似证郭子兴隶属杜遵道、刘福通红军。但是，亳州虽然早在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即兵兴当月就被刘福通红军占据[39]，但此后红军以颍州为中心活动，主要向西、南进攻，偏在东北的亳州成为龙凤政权首都，是三年以后的事。朱元璋回忆说：“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中其说，信之甚笃，忽不事业而妄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40]可见，朱元璋认为郭子兴乃借机自发起兵，纵有宗教原因，也并不受汝、颍红军指挥[41]。郭子兴名位在同起四帅之后[42]，经常互生争端，甚至刀兵相见，占领滁州后郭欲自行称王[43]，显然各帅之上并无约束仲裁者。刘福通部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建立政权，才四出“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查问教门辈分、战功高低，可见此前仅知晓徐、濠义军同属白莲教，而连其首领的相互关系也不明了。可见，濠州红军本与刘福通部无隶属关系，仅仅是各股武装的松散联合体，其“元帅”当系自封。俞本记忆中的“亳州制节”，或为郭子兴部红军于刘福通等势力壮大、建都亳州后所用称呼。

元帅之名，当仿自元朝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制。元朝的宣慰使司，当兵兴之时，兼都元帅府或稍低的元帅府[44]。至正十二年（1352），元朝“改置（淮西）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庐州。”[45]此时正当濠州红军起兵。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元朝设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置司于泗州天长县”[46]，此时正当朱元璋部下赵德胜于至正十四年（1354）底东掠，次年五月攻克真州[47]。郭子兴的元帅和龙凤政权的都元帅，无疑是模仿这两处都元帅府而来。郭子兴是和其他四位首领共同起兵的，无人可以统领全军，可能因此均称低于名望稍低的元帅。龙凤政权授予郭子兴余部“都元帅”，虽与过去的“元帅”并无直接关系，却隐含着全军级别有所提高的意味，故得以扩大“元帅”之官的范围。朱元璋正是在这项任命中，摆脱了郭子兴在世时无官可升的窘境，成为全军领袖之一。

（二）乙未年（1355）六月：太平兴国翼大元帅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等部南渡长江，攻克太平。《实录》载：“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诸将奉上为大元帅。上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以陶安参幕府事，命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48]“诸将奉上”云云，当然也是官方的饰词。

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是否即任都元帅，取代郭子兴之子成为全军首领呢？青山治郎认为，翼元帅府来源于元代宣慰司都元帅府和元帅府，都元帅就是翼元帅府的首领[49]。此时“三帅虽共府置事，运筹决策皆自上裁……权归于上矣。”朱元璋虽揽实权，名义仍应是低于郭、张的左副元帅，直到十一月郭、张二帅战殁后，朱元璋才“独任元帅府事”[50]。可见“都元帅”府在设立后“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仍然存在，两者并非一事。

管军的“翼元帅府”和管民的“府”，是依照龙凤政权的统一规制所设[51]。翼本是对元朝某些万户府下属千户所的称呼[52]，是较低级的单位。上引《实录》所载诸文官官职，与其他史料所载多有出入。如陶安，朱元璋说“初，安历案牍”[53]，《国初事迹》则说他初授“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令史”[54]，与“案牍”相合。但上引《实录》则记“以陶安参幕府事”，与“帅府令史”汪广洋分列，可知汪广洋任令史的“帅府”，与李善长等人一样，是“都元帅府”而非“翼元帅府”，陶安则任朱元璋翼元帅府的令史，正是“参幕府事”。潘庭坚所任“帅府教授”，明人作太平府“本府儒学教授”[55]，显然，“帅府”不是太平府，更不可能是翼元帅府，而是都元帅府。可见，都元帅府总揽军民事务，下统太平府和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前者管民事，后者管军务。“翼元帅府”之名，是龙凤政权综合元朝级别较低的“翼千户所”和级别较高的“元帅府”而独创的。

朱元璋当以都元帅府左副元帅的身份，兼任翼元帅府元帅。此后，郭、张二帅两次东攻集庆路，而朱元璋不预，当因职责重在守御太平府。次年，何世隆“升右副都元帅，守滁州。”[56]时当郭、张战殁后，何世隆升任张天祐旧官，留守江北重镇，正与朱元璋以左副元帅守太平相类。

全军占领城市越来越多，都元帅府所统，遂不止太平一城的府和翼元帅府。克太平后两月，“习伯容攻芜湖县，克之，置永昌翼，以伯容为万户”[57]，此翼要么为“翼万户府”，要么为翼元帅府，而以万户长之，虚位以待长官。总之，都元帅府总领全军，下统各城市的府和翼元帅府，朱元璋任“翼大元帅”，仍是守御一个大城的军队首领，而非全军首领。

（三）丙申年（1356）三月：行枢密院同佥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所部攻克集庆路，“是月，亳都升上为枢密院同佥，以帅府都事李士元为经历”[58]。此前朱元璋已经正式成为全军首领，“独任元帅府事”，这次任命应为对朱元璋新角色的确认。红军攻克集庆路后的第一项措施，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命赵忠为兴国翼元帅，以守太平。”[59]此兴国翼即朱元璋任元帅的太平兴国翼，现在改由部将担任，可知朱元璋至迟此时任“同佥”。

元朝枢密院设多种高官，知院从一品，同知正二品，副使从二品，佥院正三品，同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另外经历从五品，都事正七品[60]。这些官职，除最高的知院外，后来朱元璋所部中统统出现过，可知为模仿元制。红军诸官品级却与元朝不同，翼元帅初授散官为正三品“昭武大将军”[61]，副元帅为从三品“怀远大将军”[62]，而到六月，“置行枢密院于太平，以总管花云为院判”[63]，“阶安远大将军”[64]，为从三品升授散官。后常遇春授“镇国上将军、同佥书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事”[65]，镇国上将军正是从二品初授散官。参以元朝同佥高于院判一品之制，朱元璋所任同佥，或为从二品，高于各翼元帅一级。当然，散官与职官品级或有参差，但各种史料中常见翼元帅升院判、院判升同佥的记载，可知同佥作为“院”官，级别明确地高于翼元帅。

行枢密院至六月方设于太平府，但朱元璋早在三月就升任枢密院同佥，是否意味着所任并非行枢密院之职呢？按元制，行枢密院是中央枢密院为主持地方战事所设的派出机构，朱元璋军攻克集庆路，为罕见大功，龙凤政权要授予全军一个高于原都元帅府的名义，非行枢密院莫属。龙凤政权为朱元璋升官只需一纸文书，而新设行枢密院则需时日，六月设院，当属时间参差，“同佥”应即江南行枢密院同佥。

为什么行枢密院没有设在中心城市应天府，而初设于太平府呢？行枢密院为处理战事而设，地点可以随时移动，江南行枢密院衙署后来就长期随邓愈设在徽州[66]。此后数年中，江南行枢密院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军机构，但军务是由江南行中书省办理的[67]，行枢密院只是提供高级武将官衔的空架子。此后红军攻城略地，凡重要城市均设翼元帅府，镇守各将升为元帅，又累积战功升为枢密院判官、同佥之类，但职责仍为镇守各“翼”，各地翼元帅府随之纷纷升格为枢密分院，即“行”“行枢密院”。镇守每一翼者，均院判或同佥在前，元帅在后，“院”官自当节制翼元帅。无论是“院”官还是下属的各级元帅，与行枢密院的事务均毫无关系。

总之，朱元璋“同佥”一职，是攻克集庆路后全军升格为行枢密院而得授的，朱元璋以此行枢密院官身份统领诸翼元帅。但此官是一个简单的名号，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朱元璋用来发号施令的衙署，等行枢密院成立后，形势早经更新，已派不上用场了。

（四）丙申年（1356）七月：江南行省平章政事

《纪事录》载朱元璋升同佥后：“寻升上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祐为右丞，以经历李士元改名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皆升元帅。”[68]《实录》载此事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初，“诸将奉上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以李善长、宋思颜为参议……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元帅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置左右等翼元帅府，以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邓愈、陈兆先、张彪、王玉、陈本等为元帅。置五部都先锋，以陶文兴、陈德等为之。”[69]关于“吴国公”，详见下文。元制，行中书省丞相从一品，平章从一品，右丞、左丞正二品，参政从二品，而行省丞相不常设[70]，平章品级与丞相同，常被视为行省最高长官，朱元璋“兼总省事”，即任从一品平章。

朱元璋任平章，不仅品级上升，身份也由武官转化为文官，由中央派到地方作战的武将变成主持一省军政的大员。此外，朱平章还设立了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和参议府等两个元朝行省体制中所未见的机构，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实录》未详载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的职能和结构，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朱元璋的侍卫亲兵机构，实际上统帅全军主力，即上引《实录》“左、右”等五翼[71]。朱元璋的宠将常遇春投入红军较晚，最初地位不高，任帐前五翼中的中翼元帅，不久居然任“江南行中书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72]。此时常遇春仍在五翼军任职，且此后地位仍在帐前都指挥使冯国用之下[73]，此名号虽然令人瞠目，不过指统五翼军中的精锐，或仍五翼之主力中翼而已。但是常遇春虽仅元帅，却可以出外节制地位高于元帅的同佥[74]，究其原因，当在“大元帅”之前的“江南行中书省”之衔。朱元璋军镇守各地，均以枢密分院下统翼元帅府，即皆属行枢密院系统，但是从常遇春的官衔和实际职权看，帐前都司及下属五翼必然直接归属行中书省，从而使朱元璋以平章身份节制行枢密院，又在行枢密院系统之外控制全军主力。

按《纪事录》所载，李善长在建省之初，只任正五品左右司郎中，升参议是在次年四月[75]。元制，中书省下设参议府，参议虽仅正四品，却是时人企羡的要职[76]。但行中书省下并无参议府，自然也不应该设参议一职。朱元璋应当就是在丁酉年（1357）在行中书省下模仿中央体制设立了参议府，以文臣之首李善长为参议，显然，参议府之于朱元璋，略类似于中书省之于皇帝。

如此“僭越”的设置，似乎暗示朱元璋已经掌控全军，达到独立于龙凤政权的地步。徐达、冯国用等武将在行枢密院和帐前都司任职，归行中书省节制，文臣李善长所长参议府也是行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均未得任平章以下的右丞、参政等官，说明其身份与朱元璋有本质区别。但是，“右丞”郭天祐却是仅比朱元璋低一级的行中书省堂官，至少在理论上有与朱元璋同样节制文武诸官的权力。郭天祐应作郭天爵，为郭子兴幼子，继承郭、张二帅的余部，与朱元璋相颉颃[77]。所以，此时的朱平章，尚且只是全军两位领袖之一。

（五）己亥年（1359）五月：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军开设江南行省之后，以应天府为据点，向外扩张，在东、西方向遭到张士诚、徐寿辉的阻击，在南方则无大抵抗，进展顺利。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朱元璋亲率主力南攻，十二月攻克婺州路，陆续掠取浙南各地，至次年（1359）年底攻克处州路[78]。《国初事迹》载：“己亥……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79]而钱谦益和潘柽章引《纪事录》均作十二月攻克“处州，亳都升上为丞相同佥”[80]。现存《纪事录》此句为：“十二月，克处州及黄龙、白云二寨。俞通海青溪口破双刀赵海船。濠州孙平章出城降。淮安薛右丞守盱眙、泗州，至是渡江。亳都升上为丞相。同佥邵荣总大军攻杭州，不克。”[81]“丞相同佥”一词不伦不类，绝无可能存在，钱、潘一定是将下句邵荣的官衔误读到上句了，“丞相”定即江南行省左丞相。

《纪事录》所记，其事必非杜撰，且多补官方记载之阙，但日期多有讹误。双刀赵在七月就因战败被陈友谅所杀[82]，而《纪事录》记俞通海十二月破双刀赵海船，“淮安薛右丞”即薛显来降，更晚在辛丑年（1361）[83]。以此类推，升丞相在十二月之说实不可信。《纪事录》并未将升丞相归因于克处州，钱、潘二人之归纳又有误。浙东龙泉县人叶子奇于十一月上书当地官员，则已经称朱元璋为丞相了[84]。总之，应以《国初事迹》所载五月为是。

红军占领浙东，是继攻克集庆路后的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朱元璋升官自属正常。不过，在出征浙东前，“七月，右丞郭天爵谋叛，诛之。”[85]“谋叛”云云，不必深究，要之，朱元璋是在消灭身旁隐患后，才放心离开应天府出征的。丞相之任，可以视为龙凤政权对朱元璋翦除异己之事的认可。据上引，行省丞相与平章政事均为从一品，丞相例不轻授，重于平章，“仪同三司”在元朝已经是正一品散官，且在六等之中排名第二。朱元璋任官级别虽未升高，但散官升级甚多，对内、对外的名望则愈加尊崇了。

《实录》载，至正十九年（1359）初，“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86]即上引《纪事录》载“同佥邵荣总大军攻杭州”事。此时朱元璋仍任平章，邵荣直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才由枢密院同知改升平章（见下文），此时应为行枢密院官，《实录》当误引了后来的官职。邵荣是朱元璋军中最早升任同佥者[87]，《纪事录》记官职也多错乱，作者俞本可能是以其早期官职相称呼的，邵荣此时或升佥院甚至同知，亦未可知，但不可能为行中书省官。总之，朱元璋消灭右丞郭天爵后，攻克浙东，得升左丞相，成为行省中唯一的堂上高官。不过，与朱元璋升迁同时，在行枢密院系衔的武将们也在迅速升迁，如朱元璋升丞相同月，徐达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88]按元制，奉国上将军乃从二品加授武散官，同知则为正二品官，后来俞廷玉追赠“龙虎将军……同知枢密院事”[89]，龙虎上将军即正二品加授武散官，正与同知品级相同。徐达散官品级低于职官，但职官毕竟仅比朱元璋低一级。而从日后的升迁状况（见下文）看，邵荣还应高于徐达。此时的朱元璋，虽贵为行省丞相，仍然不能从身份、等级上与诸将分别开来。

三名隶龙凤、实已独立时期（1361－1367）

龙凤政权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失陷汴梁，退守安丰，三路北伐大军或被击破，或生内乱，疆界日蹙，渐呈不支。朱元璋则于至正二十年（1360）在应天府城下击败劲敌陈友谅，实力蒸蒸日上，次年称公改制，从此虽名义上仍尊奉龙凤政权，实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明朝。

（一）辛丑年（1361）正月：吴国公

实录载，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建省时，“诸将奉上为吴国公。”[90]而《纪事录》则载辛丑年（1361）“正月，亳都升上为吴国公。”[91]明朝官方一直沿用《实录》的说法，明末钱谦益据《纪事录》，参以时人在辛丑年之前称朱元璋为丞相、元朝以平章一官诱降朱元璋等事，认为“丙申之未开吴国，断可知矣。”[92]清初潘柽章指出，明初人宋濂、朱升称丙申年（1356）、丁酉年（1359）朱元璋为平章，“不闻其称吴公也。”又以戊戌年（1358）攻克婺州后许瑗仅称朱元璋为“阁下”、辛丑年（1361）宋思颜等称朱元璋为“主公”，“则知是年已开吴国矣。”[93]总之，他们皆认为丙申年（1356）“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乃史臣讳辞，而《纪事录》所载辛丑年（1361）升吴国公则与时人称呼相吻合。

《纪事录》作者俞本乃至钱、潘诸人，皆认为朱元璋之吴国公乃“升”来，即高出江南行省左丞相一职，得“开”国公府。按元制，品官皆有对品勋官和封爵，勋十等，爵八等，“若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之。”[94]其中上柱国是正一品勋，郡王是从一品爵，国公是正二品爵，皆得生前除拜，“吴国公”有可能是朱元璋任江南行省平章之初就可以得到的封爵，而不必等到辛丑年再“升”。

晚至癸卯年（1363年）三月十四日，龙凤政权为朱元璋追赠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95]各种史料转引此段，文字颇多出入，但三代祖先均追封吴国公、妣均追封吴国夫人，则毫无二致。元朝规定：“正、从一品，封赠三代，爵国公，勋正上柱国、从柱国，母、妻并国夫人。正从二品封赠二代，爵郡公，勋正上护军、从护军，母、妻并郡夫人……封赠者，一品至五品并用散官、勋、爵……从一高。封赠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并与夫、子同。”[96]按此规定，追赠三代时散官、职官按代递降，而勋、爵不降，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除曾祖勋官稍降外，其余均合元制。再参以“母、妻并与夫、子同”，可知当时朱元璋一定是以正一品官封吴国公。换言之，吴国公是朱元璋任官的封爵，并非高于其官职的称号。时人称其为平章、丞相，乃尊其官职，并不见得就没有得封吴国公。钱、潘忽视了国公乃品官封爵、而非高于丞相这一项来自元朝的龙凤体制，本文所引两篇拙文，也曾据钱、潘结论，推测元明之际史事，实欠细究。

如此，《实录》所载丙申年（1356）朱元璋为吴国公，是否就曲折反映了他任从一品行省平章，故同时得封吴国公的事实呢？按，郡王、国公尽管是从一品、正二品高官的封爵，却并不一定在初任时即封，一般要等到积有功劳方可得，与推封或追赠一样，都是在升迁之外的赏功酬劳措施，且级别往往低于官品。俞本记朱元璋“升”吴国公，恰恰反映了朱元璋没有在任平章、丞相之初得封，而是在任丞相之后又立大功，方得封爵，时人哄传为“升”而已。

俞本所记“升”吴国公在辛丑年（1361）正月，虽不能由钱、潘所列证据来证明，却可以通过当时朱元璋所部的制度变迁得到证明。《实录》载，辛丑年（1361）正月，“以佥院邓愈为中书省参政，仍兼佥行枢密院事，总制各翼军马。”二月，“改分枢密院为中书分省。”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事，宋思颜兼参军事……时枢密院虽改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旧。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四月，“以中书省参议李善长为参知政事。”五月，以“枢密佥院胡大海为中书分省参知政事，镇金华。”十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年内，徐达转中书右丞[97]。这些措置可以归纳为三条：高级武将改任职于行中书省，行中书省改统地方军队，设大都督府以处理军务。各地行枢密院改中书分省，高级武将以行中书省高官身份，辅以行中书省文官，镇守各地。大都督府之设，模仿元朝权相燕铁木儿，名义上继承行枢密院，其实高官基本上改任行中书省，其他武将也“仍其旧”，是一个虚位以待的空架子。但高级文臣兼任司马、参军，无疑意味着以往行中书省参议府的职能转移到了省外的大都督府。行中书省下设中书分省以统地方，而相当于枢密院的大都督府拥有一定军权，标志着朱元璋所部由行省体制过渡到模仿元朝中央政府的独立政权体制[98]。

这样重大的制度变化，必然来自朱元璋所部和本人地位的改变。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朱元璋军于庚子年（1360）战胜陈友谅后，军威大振，故于辛丑年（1361）初封吴国公。龙凤政权已无力驾驭江南行省的事务，所以朱元璋以封吴国公为名，对所部机构进行了模仿元朝中央体制的更张。如此，朱元璋辛丑年（1361）初封吴国公，的确标志着朱元璋所部转变为名义上隶属龙凤政权、其实独立行动的一方政权。

不过，在改任行中书省诸将中，代表郭、张二帅残余势力的邵荣任平章，地位直逼丞相朱元璋。面对高级武将纷纷进入行中书省，朱元璋将至少一部分军权转移到了大都督府，又迟迟不令武将在大都督府任职[99]，尽量保持了对军权的垄断。直到壬寅年（1362），朱元璋谋杀邵荣，才最终确立了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100]。

（二）癸卯年（1363）三月：中书右丞相

封吴国公后，朱元璋军占领江西，在与陈友谅的殊死搏斗中占据了主动。与此同时，龙凤政权日渐衰弱，癸卯年（1363）初又遭张士诚袭击，遂向江南求援。三月初，朱元璋亲率主力出发，到安丰救出龙凤政权的小明王，安置到江北的滁州[101]。上引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即发生在本月十四日。当时龙凤政权困守孤城，奄奄一息，要酬谢朱元璋救命之功，绝不会仅仅为其追赠三代，必然是在升官同时追赠三代。所以，朱元璋父亲被追赠的名目，一定就是朱元璋的新官衔：“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

潘柽章引追赠三代条文，考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102]，明代后期的王世贞所记最为详尽，考为“中书右丞相”而非“平章、右丞相”[103]。潘氏所引省略了勋官和加官，不若钱谦益引《龙凤事迹》和时代较早的王世贞所记准确，“平章、右丞相”又不通，应以“中书右丞相”为准。

按元朝制度，中书右丞相为正一品官、文武臣僚的最高名位，开府仪同三司是正一品六等文散官中的最高一等[104]，上柱国是正一品勋官，录军国重事是元代后期中书省丞相必带的加衔，太尉、司徒、司空是元朝中期因滥用而被元后期人所轻视的丞相加官，但元代中后期为人所重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加官，到元末已流为宰相免职后的纯粹荣誉性职位[105]，虽有刘福通称“刘太保”，却也不一定为群雄所重。张士诚降元，求封王不得，退而求三公，遂得太尉[106]，可见太尉才是元末最为人看重的宰相加官。总之，朱元璋至此位极人臣，按照模仿元制的龙凤官制，已经无可再升了。

（三）甲辰年（1364）正月：吴王

朱元璋军救出小明王后，赶赴江西，经数月血战消灭陈友谅，确立了在南方乃至全国的霸主地位。甲辰年（1364）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三月，“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各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置武德、龙骧……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107]按元制，正一品封爵为王，但只作追封之用，朱元璋生封吴王，无疑突破了龙凤制度。

吴王是正一品封爵，还是完全抛弃旧制的藩王呢？龙凤政权在癸卯年（1363）送给朱元璋大量最高名衔同时，独于封爵一项尚存吝惜，只维持吴国公旧封。现在朱元璋灭陈友谅，再建殊勋，以正一品中书右丞相进封对品王爵，亦不无可能。但是，吴王已经“建百司官属”，中书省取代了江南行省，且文武大臣高踞中书省相国之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之下，不可能再设一个中书省，所以，朱元璋此时定已不再任中书右丞相，而是专称吴王。朱元璋的身份已经是王而不是官，自然拥有任官命职的绝对权力，故可随意任命相国、修订官制，无需皇帝授权。

吴王系自封，还是受封于龙凤政权的皇帝呢？吴王自开中书省、大都督府、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几与皇帝无异。但是，丙午年（1366）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檄文开头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108]可见吴王在正式场合仍奉皇帝名义行事，必系皇帝所封，此时的朱元璋，仍为龙凤政权之一员。

丙午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溺亡长江[109]，龙凤“正朔”遂绝，“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元年。”[110]一般史料将丁未年（1367）记作“吴元年”，但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即位，《纪事录》记此前三天，甚至所录朱元璋登极诏中，仍作“吴元二年”[111]，可知“吴元元年”并非笔误。无论是貌似正式年号的“吴元”元年还是以国号代年号的“吴”元年，均不脱皇帝生前所封的“吴王”元年之意。吴元年七月间，群臣劝进，仍正式以“殿下”[112]相称，亦为旁证。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文告的方式却大有改变。吴元年四月颁给官诰，作“奉天承运，吴王圣旨”[113]，八月通过中书省颁旨，作“中书省于吴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钦奉吴王令旨”[114]。王世贞抄录朱元璋军出征北伐时的命令：“吴王圣旨：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做总兵、征虏大将军……前去征取中原等处城池……吴元年十月□□日。”[115]作者或点校者编排各条诏令时，多有顺序颠倒错乱处。此日期之前共三段，第一段为处理淮东军事，显系乙巳年（1365）事，第二段为处理山东事务，显系北伐军出发之后事，只有第三段即上引内容当属此日期。观诸命令日期，可知此“吴王圣旨”乃始于吴元年。“吴王圣旨”虽保留“王”之名号，“圣旨”一词却意味着朱元璋至少皇帝名义。

朱元璋封吴王建中书省之初，文官之首李善长任右相国，武官之首徐达任左相国，仍按元制和龙凤制度，以右为上。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官制尚右为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116]这项变更顺应汉俗定官制，一改仿元尚右之制，可知朱元璋已正式以恢复中华者自居了。但十月所改尚不止此。改尚左后八天，《实录》提到李善长称“左丞相”，再过十天，明军倾国而出，北伐中原，大将军徐达称“右丞相”[117]，相国似已改名丞相。不过，在《实录》十二月的记载中又称徐达为“右相国”，在新定即位礼仪中则有“丞相以下百官”之语[118]，此后所有记载均称丞相。总之，《实录》未明载相国改名丞相之事，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可以混用互见。但《纪事录》却详载：朱元璋军出军北伐的十月二十日，“升左相国李善长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右相国徐达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119]。国公之封在此之前，俞本所重者，在相国“升”丞相。按，相国之名本为丞相俗称，秦汉也曾为正式职官，且名位一般重于丞相[120]。朱元璋等人不可能体及此等深意，且元末曾有人以“相国”尊称时任行省平章的朱元璋[121]，可知称王时所设相国，名位稍低于丞相，标志着吴王下设中书省与皇帝下设中书省之间的微妙差距。俞本所记官职，与上引《实录》、王世贞抄录“吴王圣旨”吻合，事当属实。即朱元璋在改官尚左后，把中书省相国改称丞相，从而把吴王下属的中书省升格为皇帝下属的中书省，所以给低级军官如俞本者以深刻印象。

总之，朱元璋在小明王去世后，改次年龙凤年号为“吴元”，命令由令旨改称“吴王圣旨”，到吴元年（1367）十月，改官尚左，同时改吴王下属的相国为皇帝下属的丞相，从而消泯了与龙凤政权的最后一丝联系，任职经历就此不了了之。

四小结

上文颇多繁琐，不堪卒睹。谨择要如下。

朱元璋壬辰年（1352）投军后数月，“拔长九夫”，即任红军模仿元军体制设置的牌头。牌头后演化为明军的小旗，唯统九人之制，在洪武初确立卫所制度后变为统十人。

癸巳年（1353）募兵数百，升“镇抚”。镇抚一职，来自元诸路万户府下属镇抚司镇抚，与千户地位相当，唯职在统兵，非专司法。《庚申外史》称朱元璋为“朱镇抚”，应源此。

甲午年（1354）招降三千义军，升“总管”。总管来自元诸路总管府总管，仅次于元帅。《皇明本纪》、《纪事录》等载战事多有参差，钱谦益归纳有误，今核准顺序，证朱元璋因立招降大功而升总管。

乙未年（1355）归属龙凤政权，升“左副元帅”。此“左副元帅”所副为“都元帅”，与此前元帅无直接关系，而隐含升格之意，使郭子兴余部得保独立。

乙未年（1355）渡江克太平，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翼字来自元诸路万户府下属千户所之名。翼元帅职专镇守一城，隶属都元帅，系兼任。《实录》因避讳混淆翼元帅与都元帅，今据《纪事录》和诸臣履历，证其并存。

丙申年（1356）克集庆路，升“枢密院同佥”。此“行枢密院”仅虚拟而无衙署，后名为江南行枢密院。今由红军镇守各地之制，证“同佥”为“院”官身份，节制翼元帅。

丙申年（1356）建江南行省，升行省“平章”。朱元璋身份由武变文，创置行省所控制的帐前都司和参议府，通过行省独揽军务。

己亥年（1359）占领浙东大部，升行省“左丞相”。丞相品级与平章相同，但名位更尊。《国初事迹》与《纪事录》载升迁时间不同，钱谦益等认为复有升“丞相同佥”之事。今据陈学霖整理现存《纪事录》，证“丞相同佥”乃“丞相。同佥……”之误读。

辛丑年（1361）击退陈友谅后，封“吴国公”。吴国公系行省丞相之对品封爵，无明显升迁意味，但朱元璋借机草创了模仿元朝中央体制的政权机构。《实录》载丙申年（1356）朱元璋为吴国公，钱谦益、潘柽章等已辩驳，但钱、潘据《纪事录》“升”“吴国公”，误以国公高于丞相，忽略了国公乃元朝正二品封爵。今据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之名目，证吴国公必为封爵，据制度更张，证封吴国公确在《纪事录》所载“升”之时。

癸卯年（1363）解救皇帝小明王，升“中书右丞相”。时龙凤政权存亡全系朱元璋，此官位极人臣。诸史料记载均不见此项升迁，今据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父亲之名目增补。

甲辰年（1364），消灭陈友谅，称吴王。时龙凤政权名存实亡，此吴王已非中书右丞相封爵，而是下设中书省的藩王，但正式行事仍需冠以皇帝名义，仍系龙凤政权一员。丙午年（1366）底小明王去世，龙凤年号停用，“吴”之名义仍存于“吴元”年号，直到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

吴元年（1367），朱元璋命令由“吴王令旨”改称“吴王圣旨”，显示出皇帝的意味。《实录》略载吴元年（1367）十月据汉俗改官制尚右为尚左，今据《纪事录》和《弇山堂别集》，知同时尚将吴王下属中书省相国为升格为中书省丞相，即朱元璋在登极前两月，就以“恢复中华”的皇帝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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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明本纪》，载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3]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初内府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四年，第450页。

[4]《元史》卷98《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58、2513页。

[5]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5页。

[6]查继佐：《罪惟录·志》卷20《兵志·京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手稿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7]《明太祖实录》卷92，洪武七年八月丁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第1607页。

[8]《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四月壬戌，第193页。

[9]孟森：《明开国以后之制度》，载《明史论丛》第四册，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七年，第103页。

[10]《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第8页。

[11]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1页。

[12]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13]《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18页。

[14]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0―－451页。

[15]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16]《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7页。

[17]《元史》卷187《贾鲁传》，第4292页。

[18]《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1页。

[19]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31《东丘郡侯花公墓碑》，《四部备要》排印清嘉庆刻本，上海：中华书局，第369页。

[20]《元史》卷85《百官志》，第2125页。

[21]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22]俞本：《纪事录》，载陈学霖著《史林漫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407——408页。

[23]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引俞本著《纪事录》，第53页。

[2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0——2311、2316页。

[2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4《毛公神道碑》，第295页。

[2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信国公神道碑铭》，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

[27]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28]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1页。

[29]《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是时”，第9页。

[31]《元史》卷43《顺帝纪》，第915页。按，本年六月朔为辛卯，克盱眙之己酉为十九日，克泗州之庚戌为二十日，攻克盱眙、泗州当在攻克梁县之后，俞本与钱谦益所记均颠倒。

[32]《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9页。

[3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5——16页。

[34]《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是时”，第11页。

[3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第54页。按，由现存《纪事录》作“七月初二日，克张家堡、闾牌骆”（载《史林漫识》，第108页）知钱书记载乃引《纪事录》。

[36]《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26页。

[37]《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四月丁丑，第30页。

[3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07页。

[39]王逢：《梧溪集》卷1《至正十一年大小死节臣属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洪武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40]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5页。

[41]参见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载中国元史学会主办《元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7页。

[4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第48页。

[43]《明太祖实录》卷1，甲午年十月，第17页。

[4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08页。

[45]朱继善：《朱一斋先生文集》前卷卷6《余廷心后传》，旧抄本。

[46]《元史》卷92《百官志》，第2339页。

[47]吴朴：《龙飞纪略》卷1，乙未年五月，明嘉靖刻本。

[48]《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六月丁巳，第33——34页。

[49]青山治郎：《朱吴国翼元帅府考》，《骏台史学》第13期，1963年，第91——117页。

[50]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09——410页。

[51]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载《元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108页；《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1――729页。

[52]《元史》卷86《百官志》，第2166页。

[53]《陶学士先生事迹》，载陶安著《陶学士先生文集》卷首，明弘治刻本。

[54]刘辰：《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第67页。

[55]《翰林院学士潘庭坚传》，载焦竑编《献征录》卷20引《郡志》，影印明刻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813页。

[56]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6《何世隆》，明正德刻本。

[57]《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八月丁丑，第37页。

[5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0页。

[59]《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三月辛卯，第43页。

[60]《元史》卷86《百官志》，第2155页。

[61]《楚国公廖永安传》，载《献征录》卷6，第208页。

[62]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10《梁国赵公神道碑铭》，第147页。

[63]《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六月辛未，第44页。

[64]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31《东丘郡侯花公墓碑》，第147页。

[6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4《鄂国常公神道碑铭》，第87页。

[66]唐桂芳：《白云文稿》卷1《送万元信知江淮府》，明正德刻《唐氏三先生集》本。

[67]《陶学士先生事迹》，载《陶学士先生文集》卷首。

[6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0页。

[69]《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朔，第45页。

[70]《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05－2306页。

[71]参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72]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4《鄂国常公神道碑铭》，第87页。

[73]《明太祖实录》卷8，庚子年闰五月庚申，第103页。

[74]《明太祖实录》卷5，丁酉年十月壬申，第57页。

[75]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3页。

[76]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77]参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86——87页。

[78]《明太祖实录》卷6，戊戌年十一月甲子、十二月庚辰；卷7，己亥年十一月壬寅，第70、72、89页。

[79]刘辰：《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第87页。

[80]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第28页；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功顺堂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9页。

[8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5－416页。

[82]《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七月乙未，第87页。

[83]《明太祖实录》卷9，辛丑年三月丁丑，第113页。

[84]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引叶子奇著《静斋文集》，第9页。

[85]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4页。

[86]《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正月戊申，第77页。

[87]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78页。

[88]《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四月癸酉，第83页。

[89]《河间郡公俞廷玉传》，载《献征录》卷6，第215页。

[90]《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第45页。

[9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8页。

[9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2《太祖实录辨证》，《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08页。

[93]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第10页。

[9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8——2319页。

[9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引《龙凤事迹》，第38页。

[96]《元史》卷84《选举志》，第2114——2115页。

[97]《明太祖实录》卷9，辛丑年正月辛酉、二月癸未朔、三月丁丑、四月、五月甲戌、十月戊寅朔、十二月“是岁”，第111、113——114、120——121、124页。

[98]见李新峰：《明代大都督府略论》，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47——50页。

[99]除大都督朱文正外，直到乙巳年（1365）才有武将任职大都督府（《明太祖实录》卷17，乙巳年五月甲申，第228——229页）。

[100]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88——89页。

[10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6页；《明太祖实录》卷12，癸卯年三月辛丑朔，第149页。

[102]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引“太祖自序世德碑”，第9――10页。

[10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皇明异典述·三祖爵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104]《元史》卷85、卷91《百官志》，第2121、2319页。

[105]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51、169、173页。

[106]《元史》卷140《达识帖睦迩传》，第3376页。

[107]《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正月丙寅朔、三月戊辰、庚午，第175——176、183、185页。

[108]夏原吉：《一统肇基录》引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榜谕”，《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稗乘》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页。

[109]陆深：《平胡录》，《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今献汇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第14页；权衡：《庚申外史笺证》，第136页。

[110]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8页。

[11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30页。

[112]《明太祖实录》卷24，吴元年七月甲申，第350页。

[113]《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升诰》，载朱升《朱枫林集》卷1，明万历刻本。

[114]《皇明诏令》卷1《遇变省躬旨》，《元明史料丛编一辑》影印明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

[11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6《诏令杂考·与魏国公书》，第1641页。

[116]《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午，第384页。

[117]《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甲寅、甲子，第388、395页。

[118]《明太祖实录》卷28上，吴元年十二月癸丑、辛酉，第429、433页。

[119]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9页。

朱元璋范文篇2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那么该怎样进行教化，怎样去改变人心和风俗呢?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宣传、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4]。只有礼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会好转，封建统治才会稳定。“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为此，朱元璋明确提出了“教化必本诸礼义。的教化方针。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9]‘礼以辨贵贱，明等威。”[7]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7]“有礼则治，无礼则乱。”[7]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他命儒臣编成《礼制集要》一书，“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说“礼”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那么“忠孝节义”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朱元璋对“忠教节义”的倡导可说是不遗余力。“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10]“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以对待忠于元室的元朝官吏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于“忠臣”的赞赏和敬重；“或优之以礼，或宠以褒赠，或列诸秩祀，或录其子孙。”[11]“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更具普遍性。朱元璋指出：“孝者忠厚恺悌”。[4]即孝顺父母的人也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于君，悌于兄，友于弟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观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正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人，并说明了这样做的意图：“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为世观。”[7]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并重申：“朕为孝子屈法以励天下。”[8]朱元璋态度很明确：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是值得的。所以明人曾评价说：“皇明以孝治天下。”[13]此外，朱元璋还以旌表的方式，提倡“节义”。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诏天下郡县，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教者，其悉以闻”。[14]而在此前，明廷已旌表了许多孝子、节妇。如洪武六年(1373年)，“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7]。洪武七年(1374年)，“旌表济南府沂州民王辅妻张氏、海州民宋谷梁妻王氏、沐阳县民曹良佐妻姚氏、淮安府山阳民耶律养正妻韩氏贞节州”[7]等等。后来，明王朝对节妇的旌表逐渐制度化，“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5]。

在推行礼制和提倡封建礼义道德的同时，朱元璋还重视“尊老敬长”风气的培植。“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7]他要求“民间岁时宴会，拜揖坐次皆序齿”[4]。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行养老之礼”。他多次“诏有司存问高年”，对各地老人定期地进行慰问和赏赐，并逐渐制度化，“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5]。同时，朱元璋还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洪武五年(1372年)，在各地乡间建“申明亭”，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在亭内张榜公布本里有过错人的姓名及过错行为，并由老人“理其乡之讼”，“凡户、婚、田、宅、斗欧事，本里老人断决”[4]洪武三十年(1397年)，“令天下里置木铎”，由里甲老人持铎巡行诵唱：“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在每村置鼓，由里甲老人“农月晨而鼓之，鼓鸣众集，及时力耕，老人督其怠者，婚丧随着”[4]这样，老人成为乡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元璋希望通过提高老人的地位，树立起尊老敬长的风气，同时也希望由老人理民事，宣教化，能使乡间风俗日渐淳厚。

三、教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教化思想，同时又对教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教化内容方面说，朱元璋沿袭了历史传统，即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但同时，他又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纳入到教化范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教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使得明初教化更务实，其效果也就更加明显。其二，从教化方式来看，朱元璋注重多途径、多手段的结合。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明王朝确立了推行老人制度、行乡饮酒礼、旌表节义、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多种教化方式。这种多途径、多手段相结合的教化方式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在短期内的好转。其三，朱元璋把教化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所以，他提出了“教化以学校为本”。[5]的主张，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7]”

参考文献

[1]傅维鳞.明书.卷51.“纶涣志”.

[2]明太祖文集.卷4.卷46.

[3]谈迁.固榷.卷2．

[4]国榷.卷2.卷3.卷8.卷5.卷10.

[5]明史.卷3.卷69.“选举志一”．

[6]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7]明太祖实录.卷35.卷37.卷80.卷81.卷82.卷87.卷96.卷102.卷126.卷168.卷182

[8]典故纪闻.卷1.卷3.卷5．

[9]王伟.王忠文公集.卷7．

[10]明通鉴.卷8．

[11]功伯衡.苏平仲文集.卷7．

[12]论语.而学．

[13]宋讷.西隐集.卷5．

朱元璋范文篇3

(一)重立法

朱元璋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安,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朱元璋积极从事明初立法。在他称帝之前,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着手制定律令,并强调法随时移,要求立法的内容和形式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大明律》的制定就是范例,史载“盖太祖之于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布天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创建了《大诰》四篇和《榜文》等刑事法律,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充军条例》、《抄札条例》、《隐蔽差役》等等。

(二)严执法

要使法律达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贫者全其生”的预期目的,进而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就得从严执法,对违法者一律予以法定惩治。朱元璋要求官吏犯罪亦须“事断于法”,称“朝廷赏罚一以至公,吾不得而私也”。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受贿枉法被召入京城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借出使之便,私贩茶叶,被依法处死等即是明证。

(三)反对唯法

虽然朱元璋讲求重典治国,但他反对唯法,讲求原情。他说“朕闻帝王平缓刑狱而天下服,吾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史载洪武六年(1373年),江西行省有商民因沮坏盐法,刑官依法判以死罪。朱元璋说“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食利耳,初无他心”。于是全部免死,“输作临濠”。

(四)构建监督机制

为使“重典治吏”真正得到落实,朱元璋诏令由监察御使、按察使、六科给事中构成严密的监察网,以督促官吏清廉守法。他还力主借助群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机制。如《御制大诰》规定,农村中的长老在地方官贪污腐化和不胜任职务时,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各地民众有权捉拿贪赃害民官吏进京查办,也可以越级诉讼,直接赴京告状。《大明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

为治以安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朱元璋的民本以安天下的思想,具体体现在施仁政、藏富于民和减免税粮等方面。

(一)施仁政

朱元璋认为“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舍弃仁义就无以治国。他说“仁义者养民之膏粮也,刑罚者惩民之药石也”、“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也”。大明建初,朱元璋告诫诸将:“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并说“人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对背仁政而行的贪官污吏及豪强不法行为,朱元璋力主重典惩治,着力打击官吏贪赃和豪强作恶。

(二)藏富于民

朱元璋极为关注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一是鼓励垦荒。他颁布了许多鼓励垦荒的法令条文,并用免租的方式来吸引人们进行垦荒,规定“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并以垦荒的多少作为对官吏的赏罚标准。二是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颁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规定“不种桑者输绢,不种麻者输布”,并令“有司亲临督劝”。三是兴修水利。朱元璋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水利建设工程。如洪武元年修河州铜城堰闸;四年修广西兴安县灵渠;六年开上海家港;甚至在三十一年还修治洪渠堰、浚渠十万三千余丈。据洪武二十八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府县修建塘堰共40987处,浚河4162处,修陂渠堤岸5048处。这些水利工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潴蓄以备旱,宣泄以防霖潦”。

(三)减免税粮

为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朱元璋多次下令减免各地税粮,洪武四年五月颁令免两浙秋粮;洪武四年五月初四颁布诏令免江西税粮;洪武九年三月颁布诏令免扬州安庆徽州税粮。此外,洪武二年正月,还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洪武二年正月二十日免宁国府税粮;洪武二年正月初九免应天太平镇江等处税粮;洪武三年三月初一再免应天等府山东、河南、北京税粮;洪武五年十月再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洪武九年三月免姑苏金陵京口等处六州四县秋粮。

治之于未乱的教化思想

(一)礼制教化

朱元璋认为“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称“礼”可以去人欲,谓“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切“毋以礼乐为虚文也”,“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因此,他十分重视礼制的教化作用,将礼制教化视为维系大明统治,强化集权政治体制,加强社会控制的根本大计。他不仅命人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还命儒臣于1395年编成《礼制集要》一书,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

(二)法律教化

朱元璋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而要达此功效,则离不开普法教育和严格执法。对于前者,朱元璋一是要求摒弃典雅华美的辞章,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律令,以便于民众,特别是“田野之民”通晓法律。要求立法时做到“直言理明”,让“人人知晓”,从而达到“犯法自少矣”的目的。为此,他亲笔撰成近于口语的《大诰》四编。二是要求执行法律的官吏必须通晓律令,“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三是明令法律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有不尊者,以违制论”。对于后者,朱元璋崇尚严刑峻法,坚持执法如山,杜绝搞法外特权,讲求“事断于法”,追求“使臣民知畏”。规定不论官阶高低,不能用官级折抵或减免刑罚。对于恃功骄恣、践踏礼法、放纵子弟杀人夺田的开国功臣一律从严用法;对于渎职和贪污官吏,一律从严惩处。他严法令,凡是遇到“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三)学校教化

朱元璋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他说:“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如是为治”。他还基于“教化之道,学校为本”的认识,力主速行兴建学校。从而在明初便出现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盛况,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

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和谐思想

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是维持良好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前提。因为社会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要使社会治安秩序良性发展,就得化解或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谋求社会和谐。朱元璋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正风俗、抑富与恤贫,以及重视社会保障建设三方面。

(一)正风俗

社会风俗是社会和谐的风向标,不良社会风俗的存在是社会矛盾滋生的根本。因此,为维护大明政权的统治,朱元璋极其重视。他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正明初地方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吞公物及腐化堕落之风;二是正社会“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之风。对于前者,朱元璋采取标本兼治之策,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注重教化,使官员养成勤政、廉政之风。因而,在洪武年间出现了“一时守令畏法,洁以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的局面。对于后者,朱元璋于洪武五年下发《正礼义风俗诏》,谕令“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洪武二十八年又下谕旨给户部,要求“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用下诏颁旨方式以促成贫富相济、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社会风气。

(二)抑富与恤贫

为抑制贫富差距,调合社会矛盾,朱元璋采取了一些抑富、恤贫的措施。在抑富方面:一是抑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针对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而兼并土地的现象,朱元璋下令“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二是效仿汉武帝,采取了迁居富豪的作法。并告诫富民“当循分守法,不可凌弱吞贪”。在恤贫方面:一是敬老扶贫,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颁布《优恤高年并穷民诏》规定:“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赐)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与县官均礼,复其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孤儿由亲戚邻里收养)。士卒战伤除其籍,赐复三年”;二是优抚将士及其家属,朱元璋谕令“凡武官军士,两淮、中原者,遇有征守病故阵亡,月米皆全给之。若家两广、湖湘、江西、福建诸处,阵亡者,亦全给;病故者,初年全给,次年半之,三年又半之。其有应袭而无子及无应袭之人,则给以本秩之禄,赡其父母终身”。此后又数度修改,优抚将士。

(三)重视社会保障建设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保障建设是源远流长的,一般认为至少从西周时就有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态。朱元璋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也非常注重社会保障建设。他除了注重传统的赈灾救灾、预备粮仓、优抚军士外,特别注重社会慈善机构的建设。洪武元年,诏令郡县立孤老院,规定“民之孤独残病不能养者许入院”。朱元璋还设漏泽园以葬客死他乡或贫民无以葬者;设育婴堂以收养弃婴;设惠民药局以拯救贫病军民。

总之,朱元璋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从维护大明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其治理思路是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等多种手段,从宏观上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的积聚。根本着眼点是缓解社会矛盾,力图通过执法公正、遏制贪污腐败、扶助民生、施仁政与教化、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保障等实践赢得民众好感,消解民众与官员、民众与富人、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解除民众对为富不仁、为官不廉的反感情绪,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内容摘要: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一位“布衣天子”,但同时也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封建帝王。其对安邦定国的思考与实践,构成了他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法治思想、民本思想、教化思想以及社会和谐思想。他着重从宏观上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积聚的治安思路至今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元璋法治民本教化社会和谐

历代君主对安邦定国都有自己的思考,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尽管朱元璋本人并没有集中的论述与系统的归纳,但他对安邦定国的思考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治国实践与谕令当中,思想较为广泛而丰富。他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从维护本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以长治久安为终极目的,构成了其社会治安思想体系。

重典治国的法治思想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卷93)[M].中华书局,1974

2.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朱元璋范文篇4

一

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为性本能（弗氏的“性”这一术语泛指所有身体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称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击本能。据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种攻击内驱力。随着自我在本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现实原则遂超越享乐原则对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有社会所容许的目标之前，本我不得不推迟力能的发泄。不过，自我虽然处于个性的核心，但它来源于本我，正像我们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样，自我对本我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说，本我像匹马，自我犹如骑手，通常骑手控制着马行进的方向，但也有马支配骑手的时候。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如果个体发育的各个特殊阶段的需要未能获得适当的满足或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心理受到较强的创伤与挫折，都会导致性格异常发展。对于朱元璋婴幼儿时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胀几乎死去，小时候一直疾病不断[2]，这恐怕对他性格的正常发育会造成一些创伤。而且他家境赤贫，家里常常“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3]，大人们总是为生计忙碌，儿童应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够满足。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4]。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田主欺压的间接报复。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6]朱元璋这里所说的身、心、礼，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时他力图以自我抵制、导引本我，使之合乎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内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这一时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朱元璋自幼失学，民间流行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他当应有所影响。但儒士们阐述的治国天平上的大经大法，却是他前所未闻的。儒士们将这些大道理与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联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时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为他接受并付诸实践。儒士们向他谈得最多的，是“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7]一类的仁义之师所应遵循的原则，并视此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实等人请教说：“尔能博通古今，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回答：“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驱动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发展，他不仅注意用圣贤训诫约束自己，也用以治军驭人，严禁部下掳掠杀人。

当然，一个攻击内驱力很强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的。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10]。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朱元璋曾指出：“此心与身如两敌，然时时自相争战。”[12]用今天的话说，朱元璋意识到了本我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状态。为了实现化家为国的宏伟蓝图，不致功业未就而上下解体，朱元璋极力用自我压抑和控制本我的冲动，“凡诸事必求至当，以此号令得行，肇成大业”[13]。大明帝国建立后，尽管面临着巩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朱元璋仍是居安虑危，忧悬于心，但其心境与此前相比毕竟大不相同了。他开始放纵自己的情感，本能冲动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剧膨胀起来，常莫名其妙地杀人。太学落成，朱元璋前去观察，见某处侈费，立命将负责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台下。舍人詹希原奉命书写太学集贤门匾额，门字右边一笔稍钩其末，朱元璋大怒说：“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邪?”竞将詹希原杀死[14]。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进言，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15]，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臣下常因进言得祸。他曾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认为这样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谏阻。朱元璋自知理亏，接受了周衡的意见，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乡探亲迟归一日的小放，将周衡弃市[16]。对酷刑的运用，朱元璋兴趣越来越浓。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怒火中烧，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李善长弹劾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杨希圣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脸上黥刺“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字样，又命割李饮冰之乳，立死，劓杨希圣之鼻，安置淮安[17]。大肆施虐之后，朱元璋的心理获得满足，对熊氏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后来又坚持将熊氏配给杨希圣。

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基本上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攻击内驱力强烈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外，还有一些特定原因。其一，马皇后逝世和太子朱标早亡，给他的精神造成极大打击。悲痛加剧了他的暴躁和乖戾，致使他“愈肆诛虐”[18]。其二，朱元璋是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无望，严重的挫折心理加剧了他的暴虐和攻击性。其三，自即位以来，朱元璋“勤于听断，四鼓而兴，未明而朝，日昃始罢，体或不豫，亦强出视朝”[19]，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以致神经衰弱，“中夜寝不安枕”[20]，“四夷小有警，则终夕不寝”[21]，严重的睡眠不足使他精神疲劳，终致患上心跳过快的病症[22]，因而更加烦燥不安，神经过敏，动辄暴怒失常。这样，洪武中后期朝廷内外蒙上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官员们上朝时，都要和妻子诀别，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来国。朱元璋喜怒外露，视朝时“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23]。不仅许多文武官员成为朱元璋攻击冲动和施虐心理的牺牲品，就是那些受到朱元璋宠爱、为他生儿育女的妃嫔，也成为他施虐的对象。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就无端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亲手将她杀死，弃尸城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给棺木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不能辨，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24]。

在中国历史上，心理变态的统治者，特别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肇创大业的帝王，总是期望后代也能扮演自己成功扮演过的角色，而常对具有正常心理的接班人不满。如秦始皇觉着太子扶苏太懦弱，刘邦认为太子刘盈太仁柔。朱元璋也是如此，因自己异常冷酷，便总怀疑太子朱标心理不够坚强，“一日，窃令人载尸骨满舆当其前激发之”，心理正常的朱标哪里见得这种丧失人性之举，不胜惨蹙，合掌连称：“善哉!善哉!”[25]也像许多心理变态的施虐狂一样，朱元璋对杀人的手法极感兴趣，花费心思创立了许多酷刑，“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人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法”[26]。朱元璋热衷于将人皮完整剥下保存展示，也很喜欢让尸体长期悬挂示众，以致连国子监这样的育才之地也总是“悬尸连比”[27]。为了满足自己的施虐欲望，朱元璋不仅喜欢杀人，还喜欢欣赏人面对死亡的恐怖与痛苦。医人王允坚卖毒药与人，事发，朱元璋命将王允坚带到自己面前，先强迫他服下他自己配制的毒药，等毒性发作，又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则将他枭令示众。朱元璋将此事写入《大诰三编》，描述得非常细致，可见此事曾使朱元璋获得极大心理满足，事过之后，仍觉回味无穷。朱元璋还喜欢仪式化的死刑执行方式，铲头会就是一例。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斧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28]。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斩杀和尚，心里一定十分畅快。

二

洪武时期有过不少次大规模杀戮行为，小规模的或单个的诛杀更是每日不断。这些杀戮的共同心理基础，就是上面揭示的朱元璋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旋虐倾向。其中一些是朱元璋这种病态心理发作的无辜受害者，并无其他缘由；另一些、特别是针对某一类人的杀戮，则往往与其他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

功臣集团的覆没，是明初政治史上的大事。朱元璋对功臣集中地、成批地诛杀，主要有两次，这就是胡惟庸之狱和蓝玉之狱，两次诛杀达三四万人。正如史家们所分析的，朱元璋之消灭功臣集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功臣们恃功自傲，贪婪地揽取权力和财富，所行多不法；二是朱元璋对功臣们怀有深刻的猜忌心理，将他们视为皇权的最大威胁，不除之不能心安。两者之中，尤以后者为要。建国之前的龙凤八年（1362）曾发生淮西骁将邵荣谋反和谢再兴叛变事件，这无疑会在素性“雄猜”的朱元璋心里投下一层阴影。龙凤十一年（1365），朱元璋曾对“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大加赞赏[29]，可见那时他已考虑到功臣威胁问题，不过，当时朱元璋还认为不一定非要使用极端手段，因而他批评汉高祖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而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30]。即位之后，开始他虽经常斥责功臣们的不法行径，但还是予以优容，想保全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越来越热恋，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部下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空白区，这样最高统治者地位才有保障，他才会感到安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是对这项原则的形象诠释。朱元璋投军之后，受到郭子兴赏识，地位上升很快。攻克和州后，奉命总诸将，除汤和“奉约束甚谨”外，其他将领多与之等夷，“莫肯为下”[31]。其后南渡大江地盘日扩，权力日增，朱元璋与部下之间拉开一些距离，正如《国榷》卷一所说，“诸将以次臣属焉”，但在同心创业之时，双方也就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明朝建立后，君臣名份大定，通过礼仪规定、权利分配，双方之间距离增大。但是，正如朱元璋所说，“创业之谋，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天下是大家浴血奋战共同打下来的，权利的分配也就多有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而且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对朱元璋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这种情形，自然会使朱元璋觉得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就越大。朱元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欲最强、猜忌心最高的皇帝。他不仅取消了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以凸显皇位的突兀孤高，还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最残酷的“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32]。

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正像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自卑与自尊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越是自卑感强的人，越要极力维护自尊，常把自己遭受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耻辱。强烈的自卑心理与强烈的猜忌心理、施虐心理在朱元璋身上的结合，又给许多人带来不幸。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中收集了许多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此不赘引。朱元璋虽幼年失学，但为人聪慧，于戎马倥偬中孜孜向学，卒至“文学明达，博通古今”[33]，“能操笔成文章”[34]，所撰文辞颇有可观。其于臣下制作望文生义，当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疑心特重，又很自卑，总是怕别人讥讽他，一旦生疑，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暴虐的本性便发作起来，而对他来说，别人的鲜血是平息怒气的唯一有效方法。不仅对于文士如此，一般百姓若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他也同样用严刑对付。一次，朱元璋在京城微服私访，有一老媪指着他称“老头儿”，朱元璋大怒，来到徐达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说：“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召来士卒，一声令下，籍没民家甚众。老媪未必能猜出微服出访的朱元璋是当今皇上，称老年男性为老头儿，乃民间常用之语，似不为过，竟至勾起朱元璋施虐本性的一次大发作。南京人好做灯谜，一次朱元璋于上元夜微服观灯，见一灯上画一妇怀瓜，猜出谜底是“淮西”，忿恨不已，次日“令军士大戮京民，空其室”。[35]朱元璋及其功臣宿将多为淮西人，这里与江南相比，文化程度低，江南人对淮西人的粗野无文颇为鄙视，文人贝琼在朱元璋则占据集庆时曾作诗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36]，鄙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对江南人的看法，朱元璋当然清楚，建国后利用强权多所摧抑。这次做灯谜者无意中勾起朱元璋新仇旧恨，遂致兽性发作，血流成河。

早在洪武九年（1367），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疏指出，“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37]。到洪武中后期，杀戮愈甚。其中许多是该杀的贪官污吏，但无辜丧身者也为数不少。究其原因，攻击冲动与施虐倾向固为根本，亦与朱元璋在理想政治模式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所遭受的心理挫折有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以后的抱负水平。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代开国君主，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他的自大心理严重膨胀，自认为是超凡的英雄，天命的承担者。他不仅觉得自己在统兵作战、处理政务方面高入一筹，而且认为就是读书为文，也比别人聪明得多。他曾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38]超凡的英雄，就要有超凡的业绩。自认为是“天生圣天子”的朱元璋，也为自己规定了极高的奋斗目标，以期上可与往昔圣王同垂青史，下可为子孙万代立法垂宪。朱元璋政治理想的框架，是从儒家经典对上古盛世的描绘中归纳出来的，但其内容，则打上了朱元璋本人经历和经验的深刻烙印。他希望能“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39]，希望人人都能“遂其生”，“海宇宁谧，民乐雍熙”[40]，一句话，他希望建立一个贵贱有等、上下相安、四民富足、和睦友爱的理想小农社会。

然而，尽管朱元璋为了治国安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所盼望的理想社会却总是未能出现，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所谓挫折，是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和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满足时，所产生的消极的情绪反应。主体在产生挫折感时，自然要对其目标实现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朱元璋“皇皇宵昼，思洽穷源”[41]，认定民生不安、天下不治是害民者太多所致。由于朱元璋少年时遭受过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使他对秩序井然、民生安乐的社会产生强烈的追求欲望，从而在他身上缠附着对作为理想社会的破坏者“民害”特有的病态性关注。他认为，官吏是一群最大的害人虫。如果说，洪武前期朱元璋尽管多次发出过“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42]的抱怨，但对“必得于全材”并未失去希望，对官员的不满也主要集中在处理政务能力的不足上，那末，到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已对官员完全失望。在他眼里，官员成了行政机器上一种不得不保留的“邪恶”，本质上都是卑劣的、害民的，只能利用不断更新的方法以求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点。在编写《大诰三编》时，在痛斥了“奸顽之徒，未尝肯格心向善，良民君子每被扰害，终无一岁优闲”后，竟发了“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的感叹[43]，足见其失望之深。对于胥吏，痛恨尤深，三编《大诰》中言及吏害之处，比比皆是。如《大诰·吏属同恶等五十一》谓：“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游民，也被朱元璋视为严重的害民者，在给户部的一项敕谕中，他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瀛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44]

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具有极端性格的人承受能力较低，挫折常使他们产生极端行为。不幸的是，朱元璋正是一位属于暴躁型极端性格的人，面对政治期望不能实现的重大挫折，他是无法忍耐克制的，他必须有所发作。攻击本是遭遇挫折时常见的一种情绪性反应，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位攻击内驱力极强、具有施虐偏好的君主来说很自然地就采取直接攻击方式，将愤怒情绪直接发泄到他认为应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承担重要责任的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对贪赃害民的官吏和不务生理的游民的大规模严酷打击，无数的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也有许多人被罚作苦役或发配充军。练子宁在廷试策中写道：“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诛，何以为治?”[45]朱元璋虽“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但并未接受他的意见。在治国思路上，朱元璋正好与练子宁相反：不纵无穷之诛，震慑人心，清除民害，治从何来?

三

朱元璋的滥杀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一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二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三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6]，出现了“盛稷下之儒”[47]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48]。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矫枉过正，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49]，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50]。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打击富户会壮大自耕农阶层，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看到，过于激烈的打击行为，会打断社会阶层的必要发育过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费社会积存的剩余财富，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滞碍作用。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51]，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52]。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53]。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54]。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洞悉人情善恶，可任意施为，后代嗣君宫生内长，不谙世故，只可依律而行，不可滥用刑罚。但是，先例既开，必将谬种流传。朱棣之诛杀建文臣子，手段极其残酷，不能不说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响。明武宗、世宗为谏诤事，一次杖杀朝臣十几名，从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滥杀的影子。

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55]，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洪武时期大大小小的杀戮行为，都应该首先放在这一心理基础上加以理解，当然也应充分注意其他心理因素对其滥杀行为的促发作用。如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就是对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损害。而且，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道德与法律，对于社会秩序之维持都是不可或缺的。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不从其个性心理特征入手加以剖析，委实难以理解。

[1]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2]《天潢玉牒》、《皇明本纪》。

[3]《明太祖实录》卷39。

[4]王文禄：《龙兴慈记》。

[5]王文禄：《龙兴慈记》。

[6]宋濂：《洪武圣政记》。

[7]刘辰：《国初事迹》。

[8]《明太祖实录》卷6。

[9]《明史》卷133《胡大海传》。

[10]刘辰：《国初事迹》。

[11]刘辰：《国初事迹》。

[12]宋濂：《洪武圣政记》。

[13]宋濂：《洪武圣政记》。

[14]祝允明：《野记》。

[1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16]徐须卿：《翦胜野闻》。

[17]刘辰：《国初事迹》。

[18]徐须卿：《翦胜野闻》。

[19]《天潢玉牒》。

[2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21]《天潢玉牒》。

[22]《明史》卷129《宋濂传》。

[23]徐须卿：《翦胜野闻》。

[2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

[25]徐须卿：《翦胜野闻》。

[26]吕毖：《明朝小史》卷1。

[27]徐须卿：《翦胜野闻》。

[28]祝允明：《野记》。

[29]《明太祖实录》卷15。

[30]《明太祖宝训》卷4。

[31]《明史》卷126《汤和传》。

[32]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33]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

[34]徐须卿：《翦胜野闻》。

[35]徐须卿：《翦胜野闻》。

[36]贝琼：《贝清江先生诗集》卷5。

[37]《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38]徐须卿：《翦胜野闻》。

[39]《明太祖实录》卷176。

[40]刘三吾：《大诰三编后序》。

[41]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序》。

[42]徐学聚：《国朝典汇》卷36。

[43]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序》。

[44]《明太祖实录》卷177。

[45]《明史》卷141《练子宁传》。

[46]《明史》卷285《文苑传》。

[47]王鏊：《吴子城赋》，载《吴都文粹续集》卷1。

[48]参见拙文：《论明代中叶苏州的狂士群体》，《原学》第4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49]《明史》卷132《蓝玉传》。

[50]《明史》卷94《刑法二》。

[51]《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52]《明史》卷139《茹太素传》。

[53]《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朱元璋范文篇5

二

三

[1]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2]《天潢玉牒》、《皇明本纪》。

[3]《明太祖实录》卷39。

[4]王文禄：《龙兴慈记》。

[5]王文禄：《龙兴慈记》。

[6]宋濂：《洪武圣政记》。

[7]刘辰：《国初事迹》。

[8]《明太祖实录》卷6。

[9]《明史》卷133《胡大海传》。

[10]刘辰：《国初事迹》。

[11]刘辰：《国初事迹》。

[12]宋濂：《洪武圣政记》。

[13]宋濂：《洪武圣政记》。

[14]祝允明：《野记》。

[1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16]徐须卿：《翦胜野闻》。

[17]刘辰：《国初事迹》。

[18]徐须卿：《翦胜野闻》。

[19]《天潢玉牒》。

[2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l。

[21]《天潢玉牒》。

[22]《明史》卷129《宋濂传》。

[23]徐须卿：《翦胜野闻》。

[2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3。

[25]徐须卿：《翦胜野闻》。

[26]吕毖：《明朝小史》卷1。

[27]徐须卿：《翦胜野闻》。

[28]祝允明：《野记》。

[29]《明太祖实录》卷15。

[30]《明太祖宝训》卷4。

[31]《明史》卷126《汤和传》。

[32]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

[33]赵翼《甘二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

[34]徐须卿：《翦胜野闻》。

[35]徐须卿：《翦胜野闻》。

[36]贝琼：《贝清江先生诗集》卷5。

[37]《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38]徐须卿：《翦胜野闻》。

[39]《明太祖实录》卷176。

朱元璋范文篇6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三、教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傅维鳞.明书.卷51.“纶涣志”.

[2]明太祖文集.卷4.卷46.

[3]谈迁.固榷.卷2．

[4]国榷.卷2.卷3.卷8.卷5.卷10.

[5]明史.卷3.卷69.“选举志一”．

[6]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7]明太祖实录.卷35.卷37.卷80.卷81.卷82.卷87.卷96.卷102.卷126.卷168.卷182

[8]典故纪闻.卷1.卷3.卷5．

[9]王伟.王忠文公集.卷7．

[10]明通鉴.卷8．

[11]功伯衡.苏平仲文集.卷7．

[12]论语.而学．

[13]宋讷.西隐集.卷5．

朱元璋范文篇7

关键词:明太祖;重典治吏;反腐倡廉;启示

一、重典治吏的原因

(一)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的历史教训。元末纲纪废弛、官吏腐败，对百姓横征暴敛，全国弥漫着贪腐之风，卖官鬻爵盛行于世，“邀买名爵”的现象层出不穷，“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至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1〕。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致使百姓揭竿而起，直接推动了元王朝的灭亡。朱元璋出身于平民，亲身经历过元末社会的动荡不安，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皇明通纪》记载:“正月，李善长、徐达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屡表劝进不允，乃率诸臣奉上即吴王位……谕善长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暗，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2〕朱元璋刚登基时，就着重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他指出:“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3〕刘伯温也赞成先振肃纲纪再施惠政，认为:“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纲纪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4〕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只有重典治吏，才能巩固新生政权，并对刘伯温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5〕(二)朱元璋个人的成长经历。朱元璋家境贫寒，自幼吃尽苦头。他父母兄弟均死于瘟疫，孤苦伶仃，经人介绍到皇觉寺当和尚谋生。但刚入寺不久，“寺主以岁荒，散遣徒众”〔6〕，朱元璋只好外出化缘，四处行乞。行乞的这几年，朱元璋吃尽苦头，饱受人间冷暖，他曾回忆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爷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7〕他对底层百姓的艰苦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又亲历了官吏的腐败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的苦难，恨透了贪官污吏，同时也深知吏治秩序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影响。他曾自述:“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8〕(三)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斗争不断，派系林立，党争频繁，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之间的斗争最为典型。李善长和刘基都可谓是朱元璋的肱骨之臣，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二人长期不合，所以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争斗成为当时最大的派系之争。除了党争，朱元璋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与其本人也有诸多矛盾。以胡惟庸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与朱元璋钩心斗角，最后被其处死，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度也以此为导火索被废除;蓝玉等农民出身的武将同朱元璋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严重影响着朱元璋的皇权，这些武将中绝大多数也被朱元璋处死。〔9〕事实上，刚建立的大明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巩固政权，铲除统治阶级内部的敌对势力，解决各集团的矛盾，朱元璋选择了“重典治吏”的办法作为突破口。他通过“重典”先后除掉了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川侯胡美、曹国公李文忠等等。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靠功臣取得天下，天下既定后，尽取天下之人杀之，其残忍千古未有。(四)解决明初吏治腐败的需要。官吏腐败现象并没有因为大明新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变，有资料记载当时的官吏非常腐败:“官贪吏污……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0〕作为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宋元统治者对官吏的过分放纵而导致的国家不安、社会动荡的教训，一改前朝统治者的宽容政策，采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百官，使明初的官场风气大为改善。(五)明初复杂的政治形势。明初，各地还有一些起义军活动，朱元璋对此既厌恶又害怕，因为这是他取得政权的手段之一，他生怕明王朝政权会因此颠覆。与此同时，蒙古人虽被赶到了漠北，但是其骑兵的威力未减。且蒙古贵族为了重返中原，私下贿赂明朝官员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让朱元璋的内心感到很不安。所以，朱元璋需要通过“重典”来巩固政权，稳定政局，打击私下接受蒙古贵族贿赂的官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朱元璋得出结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又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

二、重典治吏的内容

(一)严立法禁，用法严苛。和历代的统治者相比，朱元璋对立法十分重视。他认为“治乱世，刑重典”。如前所述，明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复杂。同样，在社会经济方面，明初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此时堪称乱世，需用重典。朱元璋首先制定了《大明律》，它历经三十多年，经多次修订而制成，规定“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盗窃，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六赃”有四个都与惩治贪官污吏有关。随后，又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编纂《大诰》，这是一部“征创顽奸”的特别刑法，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条文都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其惩处程度比《大明律》更为严苛，甚至可以以《大诰》破《律》。可见，朱元璋在立法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二)注重法制教育，预防官吏犯罪。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格外注重对官吏的法制教育，他希望通过让官吏学习法律知识能够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预防犯罪。他告诫官吏:“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违法，犹行荆刺中，寸步不可移。”洪武二年，蔡哲出任福建行省参政，临行前，朱元璋对他说:“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唯利是图而不知有义，君子则唯义是守而忘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11〕朱元璋要求各级官吏熟记律令，并在明律中予以规定:各级官吏，一定要熟读律令，弄清其中的意思，以此来处理日常事务。如果官吏不能讲解、不明白其中意，第一次犯这个错误要罚一个月的俸禄，第二次重犯笞四十，第三次重犯则降级使用。〔12〕通过这些措施，官员的学法守法意识明显加强。(三)法外用刑。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滥行诛戮。例如，朱元璋要求地方官吏在衙门旁建一座土地神庙，在当时又被称为“皮场庙”(朱元璋剥贪污官吏人皮的地方)。《大明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的官员将在“皮场庙”被剥皮实草，悬挂于衙门口，从而来震慑其他官员，使其不敢贪污。除此之外，朱元璋为了维护皇权，强化君主专制，开创了“殿陛杖死”大臣的先河。朱元璋之后，明朝历代皇帝都经常对大臣实施“廷杖”之法。〔13〕为了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维护自己的皇权，朱元璋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来跟踪朝廷大臣，监视官吏和民众的言行。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政府司法部门管辖。锦衣卫一旦发现犯罪行为，可以直接缉拿罪犯，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这严重地破坏了司法秩序，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四)严禁朋党和内外官勾结。朱元璋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深知朋党和内外官勾结会严重削弱皇权，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严禁宦官干政。此外，《大明律》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即宦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为防止结党营私，《大明律》规定只有皇帝才有权任用官吏，“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明初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发生后，坐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达3万余人。朱元璋通过行重典来控制官吏的行为，加强了中央集权，所谓遇事者“取自上裁，临时处治”。(五)制定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约机制。明朝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用官吏，此外还有荐举制度和捐纳制度，如果荐举者所荐举的人在任职期间违法乱纪，其也要为之前的举荐行为负责。在官吏考核方面，明朝规定了“考满”和“考察”两种标准。“考察”是指不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全面的考核;“考满”是指以官吏的任期为前提对其进行的考察，任期分为三年、六年、九年三档，每一阶段考核又分三种标准:称职、平常、不称职，以此来决定官吏的升迁和贬黜。〔14〕在监察制度上，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建立了由监察御使、按察使、六科给事中组成的严密监察网，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百姓检举制度，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员。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如果地方官贪赃枉法或者玩忽职守，农村中的长老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诉;如果普通百姓发现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可以直接捉拿官吏，并向官府报告，如果官府不予受理或者包庇犯罪官吏，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重典治吏对今天政府反腐倡廉的启示

(一)加强法律及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朱元璋历经几十年，制订了《大明律》《大诰》等众多的法律文件，目的是让反腐倡廉有法可依，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去规范官员的行为，以震慑他们不去触碰腐败的红线。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以法律的威严去震慑不法行为。近年来，我国在法律和制度建设上确实增加了许多反腐败的条文，但它们不够集中，缺乏系统性，对腐败的威慑力不足。所以，进一步加强法律及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要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在立法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二)公平、严格执法。制定良法是前提，但公平严格执法才是关键。如果制定了良法而不去用，即使再好的法律法规也只能当作摆设，这样就使立法工作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朱元璋不仅花大量的功夫去立法，并且严格地执行法律。他冒着部下胡大海造反的危险杀掉了他的儿子;他不顾血浓于水，亲手杀掉视如己出的侄子朱文正，为的就是做到公平执法，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今，我国通过多年立法工作的努力，法制体系建设已经较为完善，但贪腐现象仍然存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执法不严。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按照相应的程序严格、公平执法，不徇私舞弊，不玩忽职守，只讲法律，不讲人情，就能更好地打击腐败行为。〔15〕只有公平、严格执法，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取得反腐倡廉斗争的胜利。(三)广泛发动群众对社会腐败现象进行监督。朱元璋创造性地发明了百姓检举制度，通过广大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官员，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创举。我们党向来主张人民群众路线，对于反腐败斗争，更应该坚持人民群众路线。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有牢牢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更好地开展反腐斗争。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反腐防变必须依靠群众，离开了群众的力量，腐败难以遏制和消除。〔16〕随着网络的发展，百姓监督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通过媒体的力量发现了不少贪腐行为。因此，各级政府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大力拓宽监督渠道，使其合法化、制度化。此外，已经建立的百姓监督制度，如上访制度等实施得很不到位，存在着政府阻止、非法监禁上访者的现象。很多上访者将意见传递给有关部门后，并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些方面，政府还需加大改进力度，使好的制度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四)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朱元璋主张法律条文应该简单易懂，便于理解记忆，并将法律知识作为官吏考核的必修课，这大大加强了官吏学法的积极性。官吏对相关法典越熟悉，法典对其的警戒作用就越强。因此，党和政府应当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完善法律知识，牢筑抗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防线，使得党员和干部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朱元璋还要求百姓熟悉法律，这可谓高瞻远瞩。他知道，如果人人都知法，必然有利于其守法、用法，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观我国当下的教育现状，并没有十分重视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和教育，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缺乏法律常识，更不用说那些普通民众了。教育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教育建设，多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普及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让懂法、守法、用法成为一名合格公民必不可少的技能。(五)去人治、取法治。明初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在具体执行方面还不够严谨，存在着许多“法外用刑”的情况，甚至有些做法还是朱元璋的直接授意。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悖于律法精神的，它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滥杀无辜，践踏了法律的尊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应该予以否定。如果究其原因，责任也不完全在朱元璋，因为在当时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皇帝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于一体，主观随意性大，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种封建制度下，根本无法真正实现法治。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如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积极推进反腐的法治化，目的是让国家的经济得到更好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更大提高。反腐倡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回望中国几千年历史，哪一代的兴亡不是和反腐斗争息息相关呢?从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到清朝的“康乾盛世”，当权者都是在反腐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反观历代的灭亡，都是贪吏横行，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因为历代王朝中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人治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法治是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历史，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通过法治来进行反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是世界范围内进行腐败治理的策略选择。我国也应当加大力度进行法治反腐，建立一个清明廉洁的政治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邹一帆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明〕杨士奇．明太祖实录•卷69〔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12．

〔2〕〔6〕〔明〕陈建．皇明通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5，104．

〔3〕〔11〕〔明〕杨士奇．明太祖实录•卷28〔M〕．北京:中华书局，1983:410，1833－1834．

〔4〕〔5〕〔明〕刘基．诚意伯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38，252－253．

〔7〕〔清〕张廷玉．明史•卷319•广西都司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8．

〔8〕〔明〕杨士奇．明太祖实录•卷39〔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2－573．

〔9〕胡婕，杨国林．论明初的重典治吏与当今的反腐倡廉〔J〕．法制与社会，2008(20):154．

〔10〕〔清〕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1〔M〕．济南:齐鲁书社，1995:28－29．

〔12〕陈延涛．明初重典治吏探析〔J〕．河北法学，2002(11):208．

〔13〕王昊．刍议明初重典治吏与当前廉政建设〔J〕．法制与社会，2010(1):284．

〔14〕赵海宇．从明初重典治吏反思今日反腐倡廉〔J〕．法制与社会，2009(5):364－365．

朱元璋范文篇8

【关键词】：朱棣南京都城控制削藩迁都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于1399年起兵靖难。1402年,他夺取皇位,并成为明成祖。他即位后是如何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

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把都城定于南京。南京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地势险要。它据江南地区,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商业,经济条件也很优越。明朝初期,朱元璋及他的臣子大多是这一带人,留恋故土。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定都南京。但是南京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统治者推翻后,元顺帝带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夏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①，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名朝构成严重威胁。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南,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后来,朱元璋有心迁都长安或洛阳,但因太子朱标之死,他只好打消迁都的念头。

明成祖朱棣于1370年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他大智大勇,他向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杀戮,朱棣遂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多次出征,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后来,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感到诸王拥有重兵，对他是一个威胁，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已削藩五个，接着向燕王开刀。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7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攻入南京，夺取皇位。他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其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因此他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将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使之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抗衡。

这时候,北部边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朱棣实行削藩,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②的宁王从喜封口外的大宁迁往南昌，将谷王迁往长沙，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特别是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又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作为犒赏。三卫地自辽、沈至宣府几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东北屏藩，辽东与宣府之间的防线割断，互相不能应援，对边防损害尤其严重。因此，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防御成了一个紧迫问题。但在东北，明朝却成功地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女真等各部。永乐年间,朱棣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招抚吉烈迷诸部,次年命置奴儿干卫。后来又继续派人招抚”奴儿干等处来归野人”③归服后便建立卫所,东北全境尽入明朝版图。在西北，永乐元年,朱棣派亦卜剌金等招谕哈密,使之归附朝廷,四年设立哈密卫。此外朱棣还在嘉峪关外,设沙洲卫、曲先卫和赤斤蒙古千户所,连同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阿端、罕东三卫,合为关西七卫。七个卫所的建立，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如何加强对东北、西北的经营和控制这个问题，也突出地显现出来。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左边环沧海，右边拥有太行，南边衣襟河济，北边有枕居庸。真是帝王之都。城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真定以北至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要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④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派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以明年五月营建北京。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朱棣大致用了十年的时间准备营建北京，营建北京和迁都的物质条件才逐渐成熟起来。首先是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他即位后，移民到北京屯垦，加强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该地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其次会通河已经得到治理，可以通漕传输。各地物质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北京的供应有了保障，营建北京的时机来到了。

朱元璋范文篇9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削藩、增设东厂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点。

通过联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的措施与明朝的相关措施对比，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奠定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等，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本课的难点是八股取士。这是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大变化，是君权加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

【教学过程】

一、明朝的建立

时间：1368年

都城：应天

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1368年秋天，明军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二、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

对比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与明朝的中央政权机构示意图，有什么变化?

——少了三省这一环节，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

对比元朝的行省制度与明朝的三司，有什么不同?

——地方三司直属中央。

朱元璋为什么要取消三省，设立三司。

从中央到地方政权组织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谁的权力增强了?——皇帝

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空前加强。丞相被废除后，全国的重大政务都由皇帝亲自处理。明太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章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忙得不可开交。

2、特务统治

朱元璋设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

说明特务机构的功能在于监视官员、平民的活动及生活。

3、八股取士

朱元璋用什么方法选拔人才。

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应考的人不能有个人见解。文体要死板地分成八个部分，叫做“八股文”。

想想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升官发财。读书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文，不讲求实际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出示《举子看榜图》)

可以想象这些人当上官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顾炎武说：“八股文的毁灭文化，等于秦始皇的焚书!八股文的败坏人才却比秦始皇在咸阳外郊坑儒还要厉害。”

想想朱元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死板的考试方式。——加强思想控制

评价：明朝规定，科举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宋儒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文。这种高压专制、严格控制的奴化训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但又是考试向标准化的重要发展。

思考：你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加强君权对当时的社会有何作用?”

经过学生讨论，教师归纳，得出结论：“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三、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1、明太祖的分封藩王

2、建文帝削藩

3、靖难之役

简要介绍靖难之役的经过。

4、明成祖强化君权

(1)1421年，迁都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目的是什么?”

待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得出“此举意在加强边防，是有利于明朝统治的举措，也是充满勇气的行为”的结论。

朱元璋范文篇10

【关键词】：朱棣南京都城控制削藩迁都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于1399年起兵靖难。1402年,他夺取皇位,并成为明成祖。他即位后是如何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

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左边环沧海，右边拥有太行，南边衣襟河济，北边有枕居庸。真是帝王之都。城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真定以北至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要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④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派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以明年五月营建北京。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永乐十五年六月，北京的营建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劳动，终于把北京建造成为一座雄伟的城市。其宫殿大多仿自南京规模，但看起来更加壮丽。公元1421年正月，朱棣御奉天殿受朝贺，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南京成为“留都”，时人称：“并建两京，用南京之财富，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

朱棣迁都北京，这是明朝史上一件大事，迁都北京后，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这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看来，他迁都的决定是正确的。

参考书目：

①《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②《明史》（宁王传）

③《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