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自扰翻译十篇

庸人自扰翻译篇1

关键词:传统译论;现代转化;中庸

重建中国传统译论体系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有人已经意识到传统译论是一座丰富的宝藏,碍于难度却迟迟不能深入挖掘,或者也只是浅尝辄止。回顾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研究的特点均因时而异。总体看来,初期的研究以现代性为参照表现出强烈的反思倾向。随着研究的发展,翻译界渐渐地从这种消极的研究转向积极的研究,强调对传统译论内在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而后者正成为目前传统译论研究的主要趋势。

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杨自俭先生曾经指出,对传统译论的转化必须涉及以下思想:(1)顺应时代潮流,立足发展中国译学;(2)用古今中外打通的思想和比较研究的方法;(3)以现代译学的范畴、命题、系统为参照系;(4)对传统译论进行整理、解释、继承、发展转化的工作。其关键部分是通过现代转化达到继承传统译论的科学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目的,以促进新译学的建设。由此可见,转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移植和对接,而是传统理论成果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此外,谢天振教授也撰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译学观念现代化的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译学观念的转变;二、翻译的文化语境及其内涵的变化;三、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张柏然教授也认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就是一种理性的,理论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激活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译论部分,获得现代的阐述,成为当代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传统译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其自身的局限使它不能直接为我们的现代译论建设所用,所以,我们必须用现代学术的肌质来重塑它、充实它,这就是对它的现代转型。转型既是总结也是延续,是对传统译论的理论形态的总结,对它的宝贵思想和价值的延续。此外,王宏印教授对传统译论的转型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使传统译论的转型工作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他提出了“论题转换”、“概念转换”、“形态转换”三种方法,对于不同的传统译论,所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就是将传统译论中模糊的、流变的、零散的观点通过转化,形成清晰的、确定的、系统的理论。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对传统译论的发掘工作现在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围绕传统译论文本,即有形的转化目前占据着主要地位。譬如,有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指出马建忠先生的“善译”与西方奈达的对等理论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并借用现代话语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转换。事实上,当上述研究取得足够的进展,继承传统译论的工作就可以在脱离文本的条件下进行了,也就是进入无形整合阶段。

通过以上对一些译论家在传统译论现代转换方面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回顾,作者想就其中所提到的传统译论内在精神的转换(以“中庸”为例)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庸”一词,首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至《中庸》一书的出现其涵义则更加系统。“中庸”的“中”是“恰当”、“合适”之意,而“庸”则是“用”,“中”与“庸”联姻,即“体”与“用”的结合,是认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统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至善状态,它是本体论、方法论和伦理观这三者的融合。从本体论上看,“中庸”反映了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对立统一的必然性,即“中和”,这是天人合一的自为状态;从方法论上看,它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即“中行”,这是道德与行为体用合一的自在状态;从伦理观上看,它要求人们弃恶择善,即“中道”,这是人性本体内外合一的潜在状态。这三者合一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境界。孔子“中庸”思想的本义是“适度”原则,它是善与美的极峰。该原则的着眼点是用“中”致“和”。“中”并非是纯粹数量关系的“半”,而是恰当。用“中”寻求协调的过程就是“和而不同”的过程。所谓“和”,就是不同东西的平衡,它能产生新事物。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回顾翻译文论话语,如“归化”与“异化”、“形似”与“神似”、“虚”与“实”、“文”与“质”等无不体现出某种对立的范畴。而“中庸”思想则强调用适度原则来处理问题以达到和谐状态。笔者拟以其一,即归化与异化为例来讨论“中庸”思想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国内外译界早有论述,这是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它的源头可追溯到1813年德国诠释学派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对翻译途径的阐释:“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就是‘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这两个概念后来在1995年被美国翻译家韦努蒂(venuti)采纳,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冠名为“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和“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译文首先应该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对目的语中的某些规范产生冲击,并最终实现对目的语的扩展和充实。如为准确传递文化信息,采用异化策略并已被广泛接受的译语包括hippies(嬉皮士)honeymoon(蜜月)、饺子(jiao zi)、福娃(fu wa)等。但同时,归化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也非常重要。譬如,梁实秋将《亨利四世》中的“hotspur”以为“霹雳火”,愿意是“卤莽性急的人”,展现了人物急躁、风风火火的性格。这样的翻译起到了“人如其名”的效果,顾及了读者的认知而不拘泥于原名形式。正如孙致礼所言,归化与异化并非水火不相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笔者也认为,“异化”与“归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面对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大致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源语文化的立场上,往往倾向于异化策略;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往往倾向于归化策略;三是站在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试图寻找一条“中庸”之道。这两种翻译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受到过推崇。比如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提倡异化翻译,这在当时有助于摆脱闭关锁国的文化心态;而抗日战争时期当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译介到中国来,一般都经历了中国化的改译,增添了抗战的内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改译也着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毋庸置疑,我国传统译论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其内在精神价值的转换落实到具体工作上,绝非易事,作者期望这样的转换能够成为今后传统译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末了,引张柏然教授的话以资共勉—本土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最深厚、最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林语堂. 国学拾遗 [m].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15.

[3] 刘华文. 中国传统译论话语体系建立中的关联性问题 [a]. 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2008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 [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4-34.

[4]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14-222.

庸人自扰翻译篇2

翻译难求

在足球界，寻找一位好的翻译，比物色一名好的前锋还要艰难。

特别是在那些足球新兴的地区，例如西亚、美洲和中国，那些远赴重洋的足球传教士们往往陷入语言的困境。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卡马乔教练发现，这里的翻译像莫里尼奥一样熟悉多国语言，但对足球专业术语却一窍不通；与此同时，中国另一支著名球队广州恒大则为他们的世界级教练里皮聘请了四个翻译，这看上去像是四方会谈。

即使是刚刚结束的欧洲杯，“翻译匮乏症”也困扰着现场记者，东道主在新闻会上提供的翻译，根本无法准确翻译教练和球员的回答……种种事例似乎说明了一个真理，教练们对好翻译如此饥渴，但一个现象明显被忽视了，那就是教练和足球运动员们对翻译的抱怨多过对翻译的依赖，翻译甚至成为他们失败的替罪羊，或者别有用心的小人和陷害者——最新的一个古怪佐证是：如果不是英足总聘请的翻译语法上的错误，带领英格兰队参加今夏欧洲杯的可能就是卡佩罗先生了。

故事是这样的。今年2月份，意大利人在发表了那份言辞激烈的电视发言后不久就下课了。他的支持者认为他那份被看做撕破脸支持约翰-特里的言论(“特里还是我的队长”)只是翻译的曲解。舰队街只记住了前半句，而忽视掉了他对特里批评的后半句——“但他的伦理已经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在卡佩罗之前，有人也因为翻译的错丢了工作。很多年前，皇马主教练托沙克在对媒体抱怨了一句俚语后，被西班牙媒体翻译成“猪会飞”并配图在报纸头版刊出，结果皇马主席认为这是在讽刺他，第二天威尔士人就被请到老板办公室被要求在辞职信上签字。

翻译阴谋论

有趣的是，过去不断有人出来对那些无辜的翻译表示不满，似乎足坛“翻译阴谋论”长期存在。

一年前，加里·内维尔和特维斯陷入口水战，内维尔斥责阿根廷人“根本不值钱”，后者回骂“不要脸的混蛋”；但双方最终都归咎于“翻译故意曲解”，特维斯的经纪人霍拉布钦这样为球员辩护，“如果你翻译一个俚语，那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坏的词，实际上它原来的意思可能没那么坏。”有趣的是一年后的罢赛门，阿根廷人再次把责任推给了曼城为他聘请的翻译。

尽管这些话看上去更像是蹩脚的借口，但并不能完全排除，的确有一些人是受到了翻译的伤害或者“利用”。“我的话经常被翻译错误，”曾效力阿森纳的俄罗斯球员阿尔沙文说，“他们并不忠实于翻译这项工作，而是怎么顺眼怎么翻。这导致，人们会以为我说了一些我根本没说过的话。”20lO年，阿尔沙文曾发表“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巴塞罗那踢球，那将是我的巅峰”的言论，但事后他将其归咎于翻译错误。同一年，法国人马卢达在采访中“斥责安切洛蒂和兰帕德”，法国人同样将罪魁祸首推诿给媒体翻译：“他们在翻译上添油加醋了。”

排除掉一些借口的嫌疑，一些翻译上的语法错误的确存在。今年1月，莫里尼奥那句“还会在皇马执教两年”的言论引起了争议，这是典型的翻译错误，原文“a coupleof years”，字面意义是两年，但英语里通常并不是具体到两年，可以是两年、三年、四年乃至若干年，你永远不知道具体到什么时候。

孤独的教练

卡佩罗，还是霍奇森?

在这个问题上，英格兰队的选择说明了一个现实——相比白求恩式的足球传教士，人们实际上更喜爱的是那些“本土教练”。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本土教练了，这样就不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丢掉什么了。”费迪南德在卡佩罗下课后抛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意大利人在任时，舰队街甚至认为雷吉亚尼(卡佩罗翻译)才是英格兰队的教练。

“语言是一个障碍，如果教练员要不停地通过翻译去传达信息，这很麻烦。”拜仁经理赫内斯说，“在拜仁的更衣室内，我们只提倡一种语言，那就是德语。”贝肯鲍尔在专栏里更进一步：“如果瓜迪奥拉要执教拜仁的话，首先要学会德语。”荷兰人范加尔在拜仁时，坚持说德语就得到媒体的赞誉。翻译问题的确在成为教练的最大困扰，西班牙人贝尼特斯说：“当你通过翻译和媒体交流，很容易陷入麻烦。”他在意大利的失败多少有这样的原因。但更大的麻烦还在更衣室，安切洛蒂是个例子，他需要通过舍甫琴科才能和老板交流，这多少会损害到他的权威，尤其诡异的是，他所依赖的是一个几乎无法上场的球员。

如果一个教练需要翻译才能和球员交流，这也会影响到球队的团队合作，意大利人隆巴多过去执教水晶宫时，必须把自己的战术通过翻译转达，才能传递给球员，“也许是语言的缘故，球员们根本来不及按照我的布置去变化，我们就丢球了，当他们听懂上面的布置，我的新战术又传达出去了。”也许雷哈格尔是个例外，2004年欧洲杯时，他是唯一和球队不同语言的教练(埃里克松会说英语，巴西人斯科拉里本身就说葡萄牙语)，但他却获得了最后的冠军：“其他教练员会帮助我翻译，此外还有三名球员能够熟练地使用德语。我还会使用大量的手势，小伙子们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但他也承认，“当然在球场上我也不一定总是能发挥作用”。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破除“翻译恐慌”?最诡异的建议来自英国媒体，两年前他们爆出“卡佩罗因为不能用英语和球员交流，他善意地希望鲁尼和兰帕德能学意大利语，毕竟他们都是年轻人，而且他觉得球员多掌握一门外语也是好事。”这肯定是最糟糕的主意，如果里皮或卡马乔在中国也向他们的球员推行这种模式，那他们肯定被当成疯子。

另一个建议相比起来靠谱得多，却更难实现，那就是球队保持本土化，而不使用过多的外籍球员。“这样教练们就不会再有语言上的障碍。”前阿森纳球星皮雷甚至给老东家开出了药方：“阿森纳队要再次获得联赛冠军的前提是本土化。”老雷德克纳普恐怕会赞同这个建议，那个叫帕夫柳琴科的俄国佬始终也学不好英语，老雷不得不通过翻译和他交流，一次在俄国人表现糟糕时，他冲着球员的翻译大喊：“你就用俄语的脏话给他喊，让他他妈的给我跑起来。”

翻译指南

足球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们奔赴世界各地，也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挑战的机会，但有必要提醒这些“语言勇士”的是，翻译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工作，他们甚至得随时做好当替罪羊的准备。在这方面，看看“狂人”莫里尼奥是怎么做的吧。

1.足球语言大师

“莫里尼奥是个平庸的教练.但他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大师，后者的光辉掩盖了他执教能力的平庸。”这是泽曼对葡萄牙人的评价，尽管言论偏激，但多少说明了一个真理.一个教练如果无法顺利和球员沟通，你只能等着卷铺盖回家。

2。你不仅是个翻译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不要仅将自己定位成翻译，莫里尼奥年轻时从来就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主帅助理和信息调查人员”。他说：“足球是一种理解和信息的传递，必须有精确语言传播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做得很不错.因为我理解罗布森的每半句话。并能做出让球员们能够迅速听明白的最简洁表达。”

3.尽量掌握球员的母语

在切尔西时。安切洛蒂需要借助球员来和球员交流，这多少会损失掉他的权威性，但葡萄牙人认为“你如果用球员的母语和他们交流，会赢得更大的信任。”照这样看.里皮和卡马乔应该学习最基本的汉语。

庸人自扰翻译篇3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①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儿童文学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其翻译的作用也愈加重要。因此,近年来儿童文学翻译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关注,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文拟从儿童文学的特点和作用入手探讨其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以求对儿童文学翻译有所帮助。

二、文学的特点和作用

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7~11/12岁。这一时期,儿童以形象思维为主,对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因而以这一群体为目标读者的儿童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正如高尔基所说:“儿童文学不是的附庸,而是主动拥有和法则的一个独立大国。”②这一“独立大国”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一方面,儿童文学的语言需浅显明白,形象化,富有较强的节奏感;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应充满稚拙美和奇特的幻想,是不同于的奇妙国度。儿童在其中不仅能汲取知识,开阔视野,而且能发展语言思维能力,体验乐趣,陶冶情操。这一“大国”为儿童茁壮成长提供必不可少的养料。

儿童翻译文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为儿童引进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他们扩大知识面,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基于儿童文学的特点,儿童文学翻译同样也是为儿童服务的,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异于成人,这对于大多数成人译者来说在翻译时需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突出儿童文学的语言和审美特征,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以引起小读者的共鸣。

三、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不同民族、不同群体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如何处理文化间的差异是翻译中的一个难题,尤其在儿童文学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文化差异问题更是个大难题。一方面,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语言与思维等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儿童文学翻译中也存在语言间的文化差异问题。

1、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文学翻译也有其特殊性,即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主要是成人,而读者主要是儿童。儿童文学翻译可以说是成人与儿童间的交流,而两个群体又有其不同的文化,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意识不到或处理不好这些差异的话有可能会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其中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译者可能会从成人的视角出发,忽略读者是儿童。例如,Alice’sAdventureinWonderland中这句的翻译:

“Curiouserandcuriouser!”criedAlice(shewassomuchsurprised,thatforthemomentshequitefor-gothowtospeakgoodEnglish.)

译文1:“越来越离奇了!”爱丽丝嚷道(她诧异之下竟然忘了正规的英语语法)。

(注:“越来越离奇”的原文是“Curiouserandcuriouser!”。英语习惯是形容词和副词如果超过两个音节,比较级不在字尾加er后缀,而在字前加more)

译文2:“越变越奇罕了,越变越希怪了!”(阿丽思自己诧异到那么个样子,连话都说不好了。)(赵元任,2002)

译文1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意义,但却不难发现其表述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儿童读者是否已掌握英语语法。对那些对英语知之不多的儿童来说,“英语语法”和加注的内容有可能会使他们不明白注释本身的含义,更无法准确体会爱丽丝的惊奇,进而对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果整个译文中过多地出现这样的翻译可能会引起儿童的反感。相较而言,赵元任先生的译文“连话都说不好了”既达意又传神。

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先生认为“做好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最要紧的是熟悉儿童。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儿童。不熟悉他们就做不好这项工作。”③儿童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独特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如果成人译者能走近儿童,熟悉他们的思维和语言,了解他们的需要,翻译时就能更容易揣摩儿童的思维,运用儿童的语言,从而译出童趣,获得儿童的喜欢。如TheSelfishGiant中的这句:

ThentheHailstoppeddancingoverhishead,andtheNorthWindstoppingroaringandadeliciousperfumecametohimthroughtheopenwindow.

苏福忠、张敏两位译者将此句译为:

雹子停止了在头顶砰砰乱跳,北风不再呼呼吼叫,一股扑鼻的香气从开着的窗扉飘到了他跟前。译文中运用了“砰砰乱跳”和“呼呼吼叫”这样的拟声词,突出了儿童文学节奏感强、趣味盎然的特点。如果换成“狂舞”和“呼啸”就会顿然失味,没了童趣。因此,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成人译者如果能尊重儿童,熟悉儿童,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就可以译出好译作,成为儿童成长路上的知心伙伴。

2、语言与目标语言的文化差异问题

翻译中译者在完成源语言与目标语言转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语言背后文化的转换。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原文中对源语小读者而言的基本常识可能对译文小读者来说是陌生的、怪异的。译者如何处理这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会直接影响目标语小读者的阅读兴趣。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问题时常用的两种策略是归化和异化。德国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6月《论翻译的方法》的长篇论文中提出翻译可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④前者指异化,后者指归化。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两种策略对翻译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文学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在最大程度上进行文化交流。然而,笔者认为儿童文学翻译却不能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儿童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儿童。一方面,儿童年龄小,思维不成熟,且尚处于母语学习的阶段,语言中异化的成分容易对儿童造成干扰,不利于儿童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品只有满足了儿童的情感需要和阅读兴趣才能达到陶冶情操和教育认知的作用,适量的异域文化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但如果这类陌生的文化过多,则会打击儿童的阅读兴趣。因此,儿童文学翻译要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满足儿童的情感需要,在处理儿童文学翻译中语言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就宜采用以归化为主的策略,使小读者容易接受。例如,在Alice’sAdventureinWonderland中的这句话:InanothermomentdownwentAliceafterit,neveronceconsideringhowintheworldshewastogetoutagain.

赵元任先生将其译为:

不管四七二十八,爱丽丝立刻就跟进洞里去,再也不想想这辈子怎么再出来。

原文用了倒装表现出爱丽丝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译文中用“不管四七二十八”做了归化处理,使小读者易于接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交流的频繁,儿童读者认知能力也在增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一些异域文化,因此可以适当地采用异化的策略,如加注等,保留一些易于儿童接受的文化因素。如TheYoungKing中的这句话:

“Arenottherichandthepoorbrother?”askedtheyoungKing.

“Aye,”answertheman,“andthenameofthebrotherisCain.”(TheYoungKing)

苏福忠、张敏两位译者译为:

“富人和穷人难道不是兄弟吗?”年轻的国王问。

“是的,”那个人回答说,“可这位富兄的名字是该隐。”(《年轻的国王》)

(注:“该隐”源于《圣经》,据说杀死了弟弟亚伯)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经典,让儿童简单了解其中的故事有助于他们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因此,在处理儿童文学翻译的源语言与目标语言文化差异时宜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儿童接受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文化的传递。

庸人自扰翻译篇4

【用法分析】：牛刀割鸡主谓式；作补语；比喻大材小用。

【成语来源】：汉 王充《论衡 自纪》：“牛刀割鸡，舒戟采葵。”

【褒贬解析】：贬义成语

【成语结构】：主谓式成语

【使用程度】：生僻成语

【成语年代】：古代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成语拼音】：niú dāo gē jī

【英语翻译】：break a butterfly on the wheel

【成语声母】：NDGJ

【牛刀割鸡的近义词】：大材小用

【近似成语】：

鸡鹜相争：鸡鹜：比喻平庸的人。旧指小人互争名利。

鸡犬相闻：指人烟稠密

鸡犬不宁：宁：安宁。连鸡狗都不得安宁；形容骚扰得十分厉害。

鸡鸣狗盗：指微不足道的技能；也指具有这类技能的人。常形容偷偷摸摸等不正当的行为。

鸡毛蒜皮：比喻无关紧要的小事或毫无价值的东西。

【成语接龙】：

牛刀割鸡 鸡声鹅斗 斗而铸兵 兵不由将 将门有将 将飞翼伏 伏而咶天

天覆地载 载酒问字 字正腔圆 圆木警枕 枕冷衾寒 寒花晚节 节外生枝

庸人自扰翻译篇5

关键词： 译者 性别 文雅 亲切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当红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之一，被翻译介绍到很多国家，在中国也有好几个译本。我在对照日文原本，拜读林少华老师和赖明珠老师的两个译本之后，深深感觉到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处理所带来的不同意境。在此主要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小节，从文笔和译者性别角度进行分析。

原文：十八年という年月が^ぎ去った今でも、ぼくはあの草原のL景をはっきり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何日かつづいた雨に夏のgのほこりをすっかり洗い流された山肌は深くrやかな青みをたたえ、十月のLはすすきの[をあちこちでeらせ、Lいが訾旮钉ような青い天にぴったりはりつぃていた。空は高く、じっとていると目が痛くなるほどだった。Lは草原を渡り、彼女のをかすかにゆらせてj木林にiけていた。梢の~がさらさらと音を立て、hくのほうで犬のなく声がこえた。まるでeの世界の入り口からこえてくるような小さくかすんだQ声だった。

原文清丽明快，优美细腻，所选每一个景物都极具代表性，让人忍不住去眷恋、去追忆，对每一个景物的描述都十分洗练，一气呵成，各种品词用得极尽功能、炉火纯青。无论是单纯动词“たたえ”、“eらせ”、“渡り”、“iけ”，还是复合动词“^ぎ去った”、“洗い流された”、“訾旮钉”，都描述真切，形象生动。无论是“という”“ぼくは”等小处别有用心的用词，还是“Lいが訾旮钉ような青い天にぴったりはりつぃていた”“まるでeの世界の入り口からこえてくるような小さくかすんだQ声”这样整句别致动人的比喻，都是那么涓涓淙淙，栩栩如生，极尽语言之能事。用村上自己说的话来描述，那就是“将语言洗净后加以组合”（村上春树《文学界》一九八五年八月号）。《挪威的森林》中的这段文字所渲染出来的优美气息简直像被雨水冲洗过一样，干净清爽。

下面我们分析两个中译本。

总体看来，林译本更为文雅、文学一些，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译者深厚的文学功底。行文突兀有致、珠圆玉润，又不见一丝赘肉，像端庄大方、典雅美丽的大家闺秀，又像一位正统的男权代表，字字句句尽是学问。而赖译本则通俗易懂，亲切俏皮，时不时又有美词丽句点缀“平庸”般跃入眼帘，有点像聪明伶俐、个性又秀气的小家碧玉，女性化十足。二者并非只是庄、谐的区别，通过译作能感觉出译者的性别区别。性别角度的不同感觉，带来译作不同的魅力。男性喜“庄”，端庄大方、有型有款的男性译作显得很有学问；女性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生活气息，秀丽清气、亲切可爱的女性译作让人觉得轻松。

以上述段落为例，具体分析比较两篇译作在翻译处理上的不同之处。

十八年という年月が^ぎ去った今でも、ぼくはあの草原のL景をはっきり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

本句中村上特意用了“という”来强调岁月之悠长；用“はっきり”来强调记忆之清晰。用“ぼくは”来强调男性动作主的追忆。

即使在经历过18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林译）

就算在18年后的今天，那片草原风光也仍旧历历在目。（赖译）

“即使”与“就算”，“18载”与“18年”，“仍可真切地记得”与“仍旧历历在目”，从用词即能看得出两位译者均十分注重文体，在刻意经营文字。前者刻意精雕细琢，用语庄重不失活泼，保留了原文中的主语“我”，也强调了18载“という年月”的沧桑。原文中“ぼく”（日语中的男性自称）对刻印在脑海中的一个女孩子的美好回忆娓娓道来的实感比较强烈。日语表达中经常省略主语，而此处作者原文中却故意用了“ぼく”，与后面回忆的对象“直子”相呼应，似乎是在强调一个男人心中永恒的少女情结。以此来看，译成“我仍可真切地记得”恰到好处。而后者有意走亲近读者路线，用语简单轻松，对“ぼく”忽略不计。我不知道此处忽略是否是译者有意做的处理，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来看，翻译是对文化的介入和协调，从语言出发消除翻译中的女性歧视。虽然原作此处的“ぼく”并非歧视女性，但是日语中存在男女性别用语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差别待遇，此处略去主语的翻译或许是译者有意的一个处理。

何日かつづいた雨に夏のgのほこりをすっかり洗い流された山肌は深くrやかな青みをたたえ、十月のLはすすきの[をあちこちでeらせ、Lいが訾旮钉ような青い天にぴったりはりつぃていた。

连绵细雨洗尽夏日尘霏，青山湛鲜绿；十月清风撩扰芒草穗，芒草摆不止。细长云柳如薄冰，条条紧贴天壁①。

近处青山、远处白云，风吹芒草在耳边低语。青山雨后格外青，白云十月淡淡白，芒草风中送温馨。单单风景本身就美极了，再加上奇特又美妙的比喻描写，这一段青春怎一个美字了得！

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林译）

绵延数日的霏霏细雨冲走了山间光秃秃的地表上堆积的尘土，漾出一股深邃的湛蓝，而十月的风则撩得芒草左右摇曳，窄窄长长的云又冻僵了似的紧偎着蔚蓝的天空。（赖译）

先看用词，“连日”与“绵延数日”，“尘埃”与“尘土”，“冲洗无余”与“冲走了”，如果说第一句的翻译用语还让人难以看出两篇译作的个性特征的话，那么第二句的翻译简直就是个性鲜明了。林译本中的一系列双音节或者四字形容词：“叠青泻翠”“蜿蜒起伏”“逶迤”“湛蓝”，用译者自己评价村上的语言来评价这些译语的话，那就是“优美清丽、抒情传神”。而赖译本中则用了一连串的“冲走”“漾出”“撩得”“紧偎着”，一系列动词“冲、漾、撩、偎”，有一种说不出的绵绵情怀浸润在其中的感觉，很有少女情怀。

再看翻译技巧方面，前者从全文整体思想理解，增译了“温馨”“片片”，并将修饰“山肌”的“细雨冲洗”做了分译，把金风吹草穗，变成了“草穗借金风”，使句子长度分配合理，排比的感觉读来十分文学，描绘的主体是“山坡”、“芒草”和“薄云”。后者此句中虽然保持了原文中冲走尘土后漾出“山肌”的句式，却无意中将描写的主体变成了“雨”“风”和“云”。个人感觉此处有强调“风”，却没有强调“雨”，“雨”只是“山青”的原因，而“风”却是撩扰草穗，吹淡白云的主体。所谓“云淡风轻”“金风送爽”，就是雨后的美景妙境了。

空は高く、じっとていると目が痛くなるほどだった。

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林译）

天空高踞顶上，只消定睛凝视一会，你便会感到两眼发痛。（赖译）

这句话的翻译依旧延续了前面的风格。林译本精炼端庄，一气呵成，“威武不能淫”。赖译本“只消”“一会”“你便”亲切随意，带人身临其境，其中没有性别区分的“你”的加译给译文增添了几份亲和力。

Lは草原を渡り、彼女のをかすかにゆらせてj木林にiけていた。

清风抚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林译）

风吹过草原，轻拂着她的发，然后往杂树林那头遁去。（赖译）

林译本喜欢用双音节词汇，读来有种音乐感。赖译本“风”“发”，有点抒情，有点女性娇滴滴的感觉。

梢の~がさらさらと音を立て、hくのほうで犬のなく声がこえた。まるでeの世界の入り口からこえてくるような小さくかすんだQ声だった。

树叶低语，遥闻狗吠，吠声轻若从世界尽头传来，如虚似幻。如果说前面描写的是视觉感受、是对景色的描写的话，那么此处就是听觉感受就是对声音的倾诉了，有形有色，有声有乐才能带人入境。

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的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穿来似的。（林译）

树叶沙沙作响，远处几声狗吠。那声音听来有些模糊，仿佛你正立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赖译）

这句的翻译中，两个译本都有改变语序和加译。“梢の~がさらさらと音を立て”，林译本译为“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形象生动，传神抒情。而赖译本为“树叶沙沙作响”，自然清爽是够了，可惜树的“梢”给略掉了。“hくのほうで犬のなく声がこえた。まるでeの世界の入り口からこえてくるような小さくかすんだQ声だった”。林译本中“こえた”和“こえてくる”这两处对“犬のなく声が”的翻译既保持原作风格，以“狗的吠声”为描述主体，又略掉对“听到”的翻译，转译成婉转修饰，以“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穿过来”突出对表现主体的动感描述，行文简洁流畅。而赖译本中对“犬吠声”的描述则是以人的感受为主，“那声音听来有些模糊”，“仿佛你正立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中“远处几声狗吠”中的“几声”和“仿佛你正立在”中的“你”的加译虽感觉亲切，但更显女性特色，稍有点女人的任意妄为、任性自我的感觉。

当然，我只是选取了两篇译作的一部分简单做了比较，也很有恣意任性之嫌。但是，感觉仅从这么一个小小段落的翻译当中，就能看出两个译本的很多不同之处，尤其是译者性别对译文处理的影响方面，明显能发现二者的突出不同。实际上，作为一名女性译者，我既佩服林老师的翻译用语精炼，文采斐然，又觉得他的译文有点华丽，有时让人高不可攀，望而生畏。赖老师的翻译这方面就感觉比较女人，容易亲近，可是在行文的精确精致方面似乎还是存在一点女人的任性感，难言其“信”。因为翻译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译者是原作读者的同时是译作作者，译作不同，读者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就《挪威的森林》来说，我感觉林老师的翻译男性读者青睐的多，赖老师的翻译女性读者喜欢的多，这应该是两部译作性别特征的实证，个人己见，斗胆妄加评论，不妥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注释：

庸人自扰翻译篇6

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 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

描写翻译学派理论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卢纹（leuven），1978年在特拉维夫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这三次会议的论文集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骨干分子。这些学者都是大学教师，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描写学派在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对文学的摆布》（1985，论文集），以及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1988）都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90年代，兰博特与图瑞创办了target杂志，借助于这个阵地，描写翻译学派的文章大量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派的队伍中来。同时，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明显标志，翻译描写学派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究，权力、摆布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他们的研究另外还涉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千禧之年的2000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召开了有200人参加的翻译研究模式研讨会，当今描写学派的活跃人们几乎全部到会。会议显示，描写学派还在蓬勃发展，还有不少学者已在开拓新的领域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退出了这个学派。

描写学派的功劳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谓而又无止无休的争论。描写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两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是翻译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统统翻到译文中去。在这个基础上导出描写学派的另一个认识，即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程序不等的摆布（manipulation），因此同一个原文会在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在不同的的时代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这儿要特别强调的是，描写翻译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他们是想解构（deconstruct）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当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而不是想摧毁（destroy）传统的翻译理论。毋庸讳言，规范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论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它总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并想把它的应该范围推广到天下所有的翻译上去（如奈达之于动态对等论），或者总有别的什么人想这样去做（如后人之于严复的信达雅论）。然而它却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承认世界上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其中有符合这种规范性标准的，但是，同时也有不少翻译是不符合这种标准或者不完全符合这种标准的。规范性翻译标准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自己局限在语言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不太考虑文化的大环境。即使涉及到了文化，最终的目标还是落在了具体的翻译技巧上，过分专注于翻译技巧的钻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脱离不开直译、意译之争。描写翻译学派则恰恰相反，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现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过去是多么地“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趣不在语言上，它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只要稍加注意，世界上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翻译是不少的，这种边缘翻译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格特（ernst-august gutt）的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

在德国的travemunde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滚装渡轮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种旅游手册，以德、芬两种文字书就，并排排列。它与一般的双语材料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原文与译文的身份不明，不知是先有的德文文本还是先有的芬兰文本；其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目的港的风光，这一部分在两个广西不是互为翻译，芬兰文本为芬兰游客介绍德国目的港的风光而德国文本则为德国游客介绍芬兰目的港的景点。⑩用描写学派的观点衡量，这当然是翻译，因为它符合交际当中关于关联（relevance）的要求。否则要是一味地按“原文”“忠实地”直译，必然会使一半的读者觉得“译犹未译”也，也就起不到翻译的作用了。翻译，同时还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与文学规范制约，而揭示这种关系，也是描写学派很感兴趣的课题。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11

译文一 ： 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 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

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 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所有的译者（30人）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描写学派看到这样的译文，并不关心译文是否“忠实”，而是更加关心为什么译者会选择这样的译法。这儿，译者显然受到了

描写学派还可以为繁荣翻译实践、丰富翻译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比如，汉诗英译中韵律与内容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翻译界。以前，大概（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如arthur waley那样，保留内容舍弃韵脚；一是如许渊冲那样，保留韵脚而部分舍弃内容（当然，许教授对这个说法不会接受，他会认为自己译出了原诗的“意美”）。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不可兼顾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承认，从而大胆地只保留语音（包括韵脚）而完全放弃内容。随着描写学派的问世，竟然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语音翻译（phonetic translation），请看下例：

原诗（选自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法语译文：

un petit d’un petit

s’etonne aux halls

un petit d’un petit

ah! degre te fallent

indolent qui ne sort cess

indolent qui ne se mene

qu’importe un petit d’un petit

庸人自扰翻译篇7

关键词： 归化 语言 文化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影视翻译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作为翻译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片名的研究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目前似乎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可行的原则指导和描述片名翻译传统的翻译理论，例如，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影片译名违反等值标准，但经实践证明、市场反应十分轰动。如果不能对电影译名作出全面的解释及评价，便难以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事实上，电影片名的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电影片名，犹如电影的品牌商标，有极强的导视作用。电影片名的翻译有别于书名的翻译，它更讲求译名的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化。精练生动、雅俗共赏、形神兼备的译名不仅能吸引观众，还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这就要求翻译名除了符合语言的规范性，忠实传达原作品的意思之外，还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达到与影片内容的完美统一。比如Gone with the wind――《飘》就是极具美感的译名，因其凝练贴切而广获世人称赞；但与其相比《乱世佳人》这一片名则雅俗共赏，译者根据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人物特点，再结合故事的背景常识，这样的翻译不愧是成功之举，相比较直译的《随风而去》或者《飘》，本片具有更大的票房吸引力。因此，在探讨电影片名翻译的基本策略时，必须把电影片名翻译的特殊目的与翻译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文重点探讨归化（adaptation），就是以源语（source language）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为归宿，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最切近自然对等”概念进行翻译，以实现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

一、语言与归化

施莱尔马赫提到，“译者尽可能不要打扰读者的安宁，而将原作者带到读者的而前”（The translatorleaver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 him.刘艳丽、杨自检）。归化通过意译、补译、创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将异域风情带到观众面前，使观众尽可能跨过语言和文化障碍，轻松地理解和领会影片内容。

因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美学特别强调平衡含蓄之美。中国影片在命名上正如中国传统国画一样，追求高远、宁静、空灵、太虚之境，偏好于具有象征性的或富有诗意的文题，而它在语言组织结构上，则是特别喜欢用平行对称、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等方式辅助意合。如果对片名作一统计，定会发现中国片名中四字结构占绝对优势，且好用比喻，如：《花样年华》、《卧虎藏龙》、《重庆森林》、《霸王别姬》等。汉语四字结构短小精悍，结构严谨，形象生动，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是中华民族语的精华，也是汉语的优势所在。为了适合东方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样四个字的片名也在翻译片名中大量出现。如《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阿甘正传》（Forrest Gump），《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大地雄心》（Far and Away），《虎胆龙威》（Die Hard），《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云中漫步》（A Walk in the Clouds），《与狼共舞》（Dances with the Wolves）等。

此外，汉语讲求炼字，讲求音美。译者通过节奏、音调、韵律，借助语音的急徐驰张、升降抑扬，使片名读起来琅琅上口，优美动听，既传达了情感意义，又增强了审美效果。汉语以音调的高低、轻重、长短、快慢构成抑扬顿挫、高昂洪亮的音乐美，准确地表达出丰富细腻的感情。比如将Outland译为《天外天》（抑扬、押韵），Courage Under Fire译为《生死豪情》（抑扬），Singing in the Rain译为《雨中曲》（押韵），都充分体现了汉语的音韵美。

以上的这些影片翻译根据源语、目标语的特点，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片名的内容和形式，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有些影片名称能达到惊人的一致，甚至可以达到字对字翻译。但在跨文化交际中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注定了影片译名与原名之间的偏差，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语义的改变和丧失。而大多数观众不了解源语文化或对其知之甚少而一时难以跨越文化沟壑。观众的因素、文化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的审美情趣的差异，这些都导致电影片名翻译以归化为主。

二、文化与归化

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东方的黄色文化与西方的蓝色海洋文化在审美理念、思维方式、民族集体无意识等各方面的巨大鸿沟差异可想而知。一代翻译巨匠傅雷先生就认为，“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在电影片名上就是有各自不同的取向，这种文化差异促使译者大量使用归化翻译来跨越这道文化的鸿沟。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信念已经深入人心。它宣扬一切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是目的的本身及最高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重视个人权利。它构成了西方人赖以把握人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和存在状态。个人主义在英文电影中得到了极大的反映，电影始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结：个人被放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他们的名字作为个人最显著的身份特征被加以强调。反映在电影片名上则是大量采用那些影响影片剧情发展的要素（如人、物、事、地点等）或单个名词作为片名。如Tess《苔丝》、Hamlet《哈姆雷特》、Othello《奥赛罗》、Romeo and Juliet《罗米欧与朱丽叶》、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Titanic《泰坦尼克号》、Independence Day《独立日》，等等。

由于英汉民族在社会发展历程、地理气候、历史政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不同，为片名翻译造成很多困难。如台湾将Sound of Music译为《仙乐飘飘何处闻》，这一标题几乎适用于各类音乐片。有人套用四字结构将Anna Karenina译为《魔鬼大帝》，An American in Paris译为《花都艳舞》、The Ghost and the Darkness译为《暗夜猎杀》、Swing Tine译为《飘飘欲仙》。这样的翻译几乎纯粹是商业炒作效果，与翻译所追求的文化贴切相去甚远，与影片内容相距甚远。此外，形式类似的中英两个词汇，也有可能会所指内容截然不同，从而造成误译。比如First Wives Club这部电影，曾被人译作《大老婆俱乐部》，但是英文中的first wives指的是男士的第一任夫人，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小老婆毫不相关，后来译为《原配夫人俱乐部》较为贴近。再如the Third Mart起初译为《第三者》，结果会被中国观众认为是婚姻，其实the Third Man指的是片中车祸事件的第三个击证人，现在该片被译为《第三个男人》。

由此可见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翻译应该使得原题更加“本国化”，更加适应本国传统与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艺术，归化策略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First Knight若是遵照原片名的特点，翻译为《第一武士》则相对少了些电影中的浪漫情调，但经归化之手，电影变《剑侠风流》，以效果而言便是大胜一筹。我们再来对比一些片名的翻译：Home Alone可以翻译为《独自在家》与《小鬼当家》、Face Off可以翻译《变脸》和《夺面双雄》。显而易见，归化后的翻译更加适合市场和观众的需求。

三、小结

一般来说，影视片名翻译有两种基本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本文从文化、语言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策略中的一种：归化，这是由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决定的。我们在实际翻译中，应充分理解影片的内涵和原片名的匠心独运，并且充分考虑译语观众的心理期待和文化需求，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并在其指导下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

参考文献：

［1］朱湘军，宋京松.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维看片名翻译［J］.怀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2］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年第1期.

［3］姜薇薇，郭海云.浅析文学著作名和影视片名的翻译［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庸人自扰翻译篇8

徐懋庸家境清贫，幼时当过苦力，修理纱筛，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工余时间自修了法、日、英、俄等外语，14岁时开始用世界语写日记，后来又以流畅的文笔翻译了《斯大林传》、《托尔斯泰传》、《肖伯纳传》、《列宁家书集》，还翻译了苏联小说《小鬼》、《秋夜》、《伊特拉共和国》等，介绍了外国进步文化和文学作品，宣传了世界名人，传播了马列主义。

谈两个口号之争

1936年，上海文坛上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意见相左。他冒失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不适当的信，激怒了鲁迅，致使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痛斥了徐懋庸。一时间，徐懋庸由鲁迅器重的人变成攻击鲁迅的罪人。

25岁的徐懋庸顶着强大的社会压力，没有一蹶不振，只身一人从上海辗转武汉，赴山西、陕西，在无任何关系，无人指引的情况下，找到了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为他亲笔写了介绍信，他毅然奔赴延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追求革命的人。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这位年轻有为的文人。

徐懋庸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写信给请求接见，汇报上海文艺界情况。主席第二天回了一信，答应过几天相约谈话，第三天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两同志找徐谈话，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然后在5月23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派华明将徐带到住处，听了徐的汇报。徐讲了约一个半小时，汇报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以及徐给鲁迅写信并遭到鲁迅公开驳斥的情况等。主席听了以后讲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

“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 ，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的话，解开了徐懋庸心中的疙瘩。他放下“包袱”，从此进“抗大”任教员、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他讲政治经济学、哲学，编写社会主义概论，编译军事教材，讲大课，发表文章，顿时又焕发了青春。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也得到实现。有一次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徐懋庸应邀参加，恰好坐在了身边。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徐懋庸的才华被将军看中了。在抗大迁移路经八路军总部辽县麻田时，彭总通知抗大领导何长工与徐懋庸一起到他那里谈话。何长工已料到彭总意图，便只身前去。彭老总坚持要徐懋庸来，何长工无奈，只好找来徐懋庸。彭总便当场将徐“扣留”，叫他到太行山区的文化界挂帅。

创办建国学院

1945年11月，徐懋庸怀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奉命奔向新的战场―到热河承德创办抗大式的热河建国学院。

热河只有几所中级学校，建国学院里少数进过高等院校的学生，都是从冀、辽、吉、黑等省来的，他们历经了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认识，根据他们的思想状况，徐懋庸坚持团结、教育的方针，用启发诱导、自由讨论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渐渐消除疑虑，提高了觉悟。开始接近共产党的干部。

当时承德有一个秘密音乐团体，叫“清音会”，是过去专门为皇帝去避暑山庄演奏宫廷乐曲的乐队，会员有三十余人，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老者，解放后不敢公开露面，而是在秘密传艺。徐懋庸得知后，亲自登门拜访，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动员他们和广大群众见面，公开演奏，同时还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他们为共产党尊重文化遗产，团结老艺人的政策而感动不已。

从此，承德地区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主动要求排练歌剧《白毛女》，演出《黄河大合唱》，还积极为当地的《热潮》半月刊投稿；街头上贴出了他们创作的宣传单，“清音会”乐队演出革命乐曲，有的会员还参加了《白毛女》的乐队，霎时间，承德地区的文化、文艺活动掀起了高潮。

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定，掀起了大规模的内战。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上级决定党政军人员撤出承德，命令徐懋庸以组织文工团到农村演出为名，保护这批知识分子先行撤退。徐懋庸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说了一席让全院师生感动至深的话。他说：只要师生员工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我和大家连同我12岁的儿子也跟大家同生死、共患难，任何情况下绝不丢掉一个人。如果有人要回家，可以发给路费、粮食和路条，等承德再次解放，咱们再相见。他的话刚说完，全体师生员工纷纷表示：跟着徐懋庸校长走！

从承德撤退后，在敌机扫射、土匪骚扰的情况下，徐懋庸带领一百多名师生经受住了艰苦生活和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辗转隆化、围场，踏进内蒙古茫茫大草原。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有时一日行军百里，每人每天发几个土豆充饥，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在长时间和中央分局、省政府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徐懋庸和师生们同甘苦，共患难，坚持边战斗、边学习，徒步行军70多天，行程2 500多里，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掉队。 徐懋庸带领师生们经过战火的洗礼，学院日益壮大，这时的建国学院已增至七八百名学生，以短训班的形式为热河及东北各地培训了大批干部。1947年5月，平、津等地25所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进步学生先后通过封锁线来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共冀察辽分局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开办一所联合大学，由徐懋庸担任校长。

同学们的良师益友

联合大学成立之后的第一课是以农村的社会革命实践开始的。徐懋庸带领全校师生在赤峰一带的农村参加。他极为注意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他生活艰苦朴素，吃住和大家一样。他工作起来不畏劳累，一次患病发烧，依然冒着严寒，迎着扑面的黄沙奔走在队的各个工作点上，深入各村了解情况，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每次下去他都在条件极差的贫下中农家里，同吃一锅饭。

1948年6月，联大开始公开建党，很多同学要求入党，但同学中有的社会关系复杂，或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有一位女同学，她有一个亲戚在的党部做事，她到冀东解放区时才16岁，在“三查三整”中怎么交代都过不了关，在大会小会的逼迫下她违心地给自己戴上一顶“特务”帽子。几年来行军、躲敌情、、学习都表现不错，但包袱背得很沉重，情绪低落。建党中，徐懋庸主动找她谈话，表扬她在中“三同”做得很好，阶级立场是坚定的；还告诉她，已对她那段历史问题经过考察分析，“特务”问题缺乏事实根据，属于逼、供、信，决定重新作出结论，后在南下途中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这位女同学在入党宣誓会上激动万分，流着眼泪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懋庸校长！”

锦州的北大营，是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历史上最后一站。联大师生经过长途行军到达锦州，时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眼前是一片断垣残壁。师生们在徐懋庸校长动员下，自己动手把一栋栋弹痕累累残破不堪的营房修建一新，随之发榜招生，在20多天的时间里便招收了3 000余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中学生，也有小部分是旧职员、中小学教员，还有少数政府的下级官员。徐懋庸对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学员，一视同仁，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

徐懋庸常说：搞教育要关心人、观察人、研究人，然后才能帮助人。他平时一有时间就到同学中去聊天，和同学们无拘无束谈思想，谈个人问题，他对很多同学的历史、家庭、恋爱、爱好特点都了如指掌，又是那样关怀备至。从平津来的大学生中有五对恋人，年龄也不小了。为了照顾他们的具体情况，徐懋庸破例批准他们结婚。结婚那天，徐懋庸亲自做他们的主婚人，校、院的领导同志都来祝贺。这件事不仅为五对新人深为感动，也使全校广大知识分子感到党的温暖和亲切。

庸人自扰翻译篇9

关键词：商业广告；句法；修辞；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198-03

一、广告的前世今生

（一）广告的定义和种类

英语中的“广告（advertising）”一词源于拉丁语单词“adventure”，意为引起别人的注意。中世纪时，转换为“advertise”，同时赋予新的含义，即“将某物告知他人以获得关注”。罗马商人与同行竞争时，会雇佣人员在街道旁大声叫卖。“传播商业信息”这一含义使“广告（advertising）”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

《牛津商务英语词典》将广告定义为“在报纸、海报、广播或电视中出现的宣传产品及服务的通告”。全美广告协会则认为，“广告是大众传播工具的一种变化形式，旨在提供相应信息以提高广告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认可度，最终实现为广告主赢得利润的手段。”

（二）商业广告的核心内容

特有的宣传目的让商业广告翻译与普通商务文本翻译大相径庭。译者需要考虑语言、文化、政治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营销效果。成功商业广告的核心内容可以缩写为“AIDMA”，“attention”，就是要获得消费者的关注。“interest” 可以理解为激发兴趣；“desire” 则是拥有商品的渴望；“action”即购买行为的实施。从结构角度来讲，商业广告包含标题、正文、营销标语和商标几个基本。可以从诺基亚手机广告加以具体诠释。

标题（Headline）：

移动电话的“威力”在哪里？（Where is the Wally with the Mobile Phone？）

诺基亚 ―― 找到“威力”最简单的方法。（NOKIA the Easiest Way to Find Wally.）

正文（Body text）：

超大显示屏，单手操作。（Largest，easiest to read display Simple one hand operation.）

简便易行、独一无二的操作系统。（Unique，easy to use menu system）

时尚的欧式外形设计（Stylish European design）

欧洲最大的移动电话制造商。（The largest European manufacture of mobile phones）

营销口号（Slogan）：

诺基亚，科技以人为本。（NOKIA Connecting People.）

二、商业广告翻译特征

（一）词汇特征

世界知名大文学家雨果曾经说过“语言就是力量”。在商业广告翻译中，语言就是广告主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的源泉。

1.单音节动词

商业广告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广告主利益的最大化。简洁的单音节动词是最佳选择，不仅可以突出主题，还可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与兴趣。get、feel、taste、make、take频繁出现在商业广告翻译中。

例1.让我们做得更好。（Let’s make things better.）

荷兰飞利浦公司的这则广告生动地诠释出其高品质的产品形象。

2.新词的巧妙使用

广告商擅长通过添加前缀和后缀的方式，赋予常用单词新的含义，与此同时广告产品的功能和特点也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彰显出来。

例2.素斯苓减肥食品让你变瘦。（Superslim makes you slim.）

Superslim 是一款减肥食品，超重者无疑会被这一品牌的内在含义所吸引，“超级苗条”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3.外来词语的保留

商业广告翻译中外来词语的出现不仅保留了商品的异国情调而且赢得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感。法国的护肤品和香水闻名世界，明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留存部分法语单词，如 Estée Lauder（雅诗兰黛）、Channel（香奈儿）、and L'Oreal （欧莱雅）。

（二）句法特征

1.短小的简单句

为了最高效的描述产品信息，用于商业广告的句子必须精确而且朗朗上口。因此，商业广告译者对短小的简单句情有独钟。

例1 .没有不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

阿迪达斯的这则广告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简单的句子蕴涵着霸气的产品宣言――阿迪达斯服饰带给你无限可能。简短的句子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2.祈使句

商业广告的目的是引导目标消费群体实施购买行为，祈使句的本质特点使其成为实现刺激购买欲这一目标的绝佳选择。

例2. Just do it！ （想做就做！）

耐克的这则经典广告词已经承载了太多的信息。就消费者而言，它传递着“想买就买”，惟我独尊的张扬理念。日常生活中它业已被升华为“无论想要做什么，尽管去做。”

（三）修辞特征

如何实现商业广告高效化一直困扰着广大翻译学者，将修辞手段运用到商业广告翻译实践中毋庸置疑是点石成金之举。各种修辞会让商业广告更有趣、更突出、更有效、更有说服力。

1.比喻

比喻就是对不同事物中某个相似点的对比。商业广告翻译中比喻可以使原本复杂的概念转换为栩栩如生的描述。

例1.In China Auto Rental renting a car is as easy as signing your name.（在神州租车公司，租车像签名一样简单。）

广告主传递着公司简化租车手续的经营理念，用“签名”比喻“租车”，广告效果不言而喻。该广告为企业赢得了大量恐惧繁文缛节的国外客户。

2.双关

双关是一种文字游戏，是对多义词和同音词的巧妙运用。双关的存在让广告语言更幽默、更委婉；经典的双关使用在实现营销目的的同时，往往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例 2. Apple thinks different.（苹果电脑，不同凡“想”。）

成语 “不同凡响” 定义为“非比寻常，超尘脱俗”。译者别出心裁的设计，让苹果电脑的独有品质彰显无遗。

3.仿拟

仿拟的出现赋予商业广告翻译一个全新的角度。译者可以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谚语和俗语的绝妙处理，让广告翻译事半功倍。

例3. Where there is a way，there is a Toyota.（有路必有丰田车。）

“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是英语初学者耳熟能详的经典谚语，译者巧妙的替换，让丰田公司自信、领先世界的产品和公司形象跃然纸上。

（四）文化特征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抛开文化谈商业广告翻译犹如隔靴搔痒。被誉为现代翻译学之父的奈达曾经指出，“翻译中的文化元素要比纯语言差异更重要。”广告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广告中的许多元素，如价值取向、审美标准、消费心理学乃至购买动机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截然不同。商业广告翻译不仅是一种商务活动，更可以理解为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本同末异

认知是包含认识、学习和理解事物的心理过程。东西方由于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对同一事物有时会有不同的认知。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某一事物的认知差异，否则会导致误译和弱化翻译效果。

例1.杜康酒（草译版：DuKang Wine；修订版： Bacchus Wine）

杜康，是华夏酿酒鼻祖，是中华美酒之源，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酒，是中国酒文化的起源地；杜康，是人名，是地名，是酒名，是酒文化。然而，西方人不可能知道杜康是谁，更不会明白他与美酒之间的关系。“Bacchus”则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是美酒的象征。两个版本如何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察言观“色”

颜色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然而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往往对同一颜色有着不同的理解。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传统习惯是产生这些差异的基本元素。

“白”是中国著名的钢笔品牌，但当其产品出口至海外英语国家时，品牌译文的失误让产品销量陷入困境。“White Feather”，在西方国家是胆小鬼的象征。

3.“音”“义”并茂

品牌名称的翻译中，经常将音译和义译相结合。此种方法使得译文神形兼备，造就出很多经典翻译。

聪明的译者巧妙地借鉴了辛弃疾词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将德国巴伐利亚汽车公司的产品“BMW Auto”译为“宝马”；中国消费者轻而易举地将声名显赫的“汗血宝马”同高品质的“宝马”汽车联系起来。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使其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此类例子在品牌名称的翻译过程中比比皆是，如（1） Gold lion （金利来）、（2）Land Rover（路虎汽车）、（3）Benz（奔驰汽车）、（4）Coca-Cola（可口可乐）、（5）Marriott Hotel（万豪酒店）、（6）Johnson & Johnson（强生公司）等。

三、结论

商业广告的准确翻译是品牌战略和营销策略取得成功的前提，商业广告翻译的特点分析和把握应该成为译者实现这一商务目的的有力保证。广告中的语用失误会令广告主尴尬不堪，甚至落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窘境。多家世界五百强公司饱受广告误译之苦，企业形象和经济效益蒙受重大损失。现代百货公司的创始人John・Wanamaker曾说过：“我们用来做广告的钱有一半是浪费掉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半。”显而易见，有了对商业广告翻译特点的清晰理解，广告主不仅会知道哪一半浪费掉了，也许还会省下一半的广告预算。

参考文献：

[1] Gentlzer E.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J].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2005，（6）.

[2] Zaky Magdy Muhammad.？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Varieties [J].Translation Journal，2006，（3）.

[3] 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

[4] 车丽娟，贾秀海.商务英语翻译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5] 陈宏薇.从“奈达现象”看中国翻译走向成熟[J].中国翻译，2001，（11）.

[6] 陈谊.从奈达的对等理论看广告翻译原则[J].商场现代化，2009，（6）.

[7] 郭玉超.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策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3，（3）.

[8]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9] 李克兴.广告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庸人自扰翻译篇10

摘 要：本文介绍了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派——描写学派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以及这个学派的特点。文章论述了描写翻译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

关键词：规范；描写；翻译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oday. Follow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wells on the school’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descriptiv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ori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nric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严复的信、达、雅，即用自己从翻译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浓缩成警句式的“标准”，传授给后人，让别人照着去做；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即利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严格（rigorous）的描述，对翻译的终极产品进行严格的鉴定，用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细细地规定出翻译的全过程，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都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了那些规范性标准，翻译界岂不要天下大乱。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翻译界早就已经是“乱”得可以。且不说直译意译之争，时断时续，绵延不断，且不说林纾的翻译到底是译文还是“译写”、庞德翻译的汉诗到底是不是翻译，就拿翻译的核心问题“忠实”来说，也是众说纷纭。夏济安翻译霍桑的“古屋杂忆”，故意把“母牛”翻成“乌鸦”，以衬托凄凉氛围，有人说译者与原作用“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②有人则嗤之以鼻，认为译文连最起码的“忠实”都没做到，③再举古爱尔兰英雄史诗厄尔斯特故事Ulster cycle的翻译为例，更是朴朔迷离。古爱尔兰语早已失传，“原文”已几乎无人可以读懂，“忠实”根本无从谈起，加上后世的译者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添枝加叶或削足适履。或增或删可以说把“原文”弄得面貌全非。但是，这些译作在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确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④说它是翻译吧。连个原文都找不到；要说不是翻译吧，它同纯粹的创作还是有点不一样。面对这些并不罕见的翻译实例，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翻译的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描写翻译理论，用Maria Tymoczko的话来说，就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 product， 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 thus by extension， in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ics， culture.）⑤相对于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描写性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它的宽容。正如描写学派代表人物图瑞（Gideon Toury）指出的：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⑥

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⑦我们不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好，而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宏观的角度。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分别比作望远镜与显微镜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

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

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

描写翻译学派理论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卢纹（Leuven），1978年在特拉维夫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这三次会议的论文集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骨干分子。这些学者都是大学教师，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描写学派在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对文学的摆布》（1985，论文集），以及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1988）都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90年代，兰博特与图瑞创办了Target杂志，借助于这个阵地，描写翻译学派的文章大量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派的队伍中来。同时，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明显标志，翻译描写学派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究，权力、摆布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他们的研究另外还涉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千禧之年的2000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召开了有200人参加的翻译研究模式研讨会，当今描写学派的活跃人们几乎全部到会。会议显示，描写学派还在蓬勃发展，还有不少学者已在开拓新的领域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退出了这个学派。

描写学派的功劳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谓而又无止无休的争论。描写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两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是翻译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统统翻到译文中去。在这个基础上导出描写学派的另一个认识，即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程序不等的摆布（manipulation），因此同一个原文会在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在不同的的时代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这儿要特别强调的是，描写翻译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他们是想解构（deconstruct）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当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而不是想摧毁（destroy）传统的翻译理论。毋庸讳言，规范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论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它总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并想把它的应该范围推广到天下所有的翻译上去（如奈达之于动态对等论），或者总有别的什么人想这样去做（如后人之于严复的信达雅论）。然而它却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承认世界上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其中有符合这种规范性标准的，但是，同时也有不少翻译是不符合这种标准或者不完全符合这种标准的。规范性翻译标准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自己局限在语言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不太考虑文化的大环境。即使涉及到了文化，最终的目标还是落在了具体的翻译技巧上，过分专注于翻译技巧的钻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脱离不开直译、意译之争。描写翻译学派则恰恰相反，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现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过去是多么地“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趣不在语言上，它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只要稍加注意，世界上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翻译是不少的，这种边缘翻译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格特（Ernst-August Gutt）的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

转贴于 在德国的Travemunde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滚装渡轮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种旅游手册，以德、芬两种文字书就，并排排列。它与一般的双语材料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原文与译文的身份不明，不知是先有的德文文本还是先有的芬兰文本；其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目的港的风光，这一部分在两个广西不是互为翻译，芬兰文本为芬兰游客介绍德国目的港的风光而德国文本则为德国游客介绍芬兰目的港的景点。⑩用描写学派的观点衡量，这当然是翻译，因为它符合交际当中关于关联（relevance）的要求。否则要是一味地按“原文”“忠实地”直译，必然会使一半的读者觉得“译犹未译”也，也就起不到翻译的作用了。翻译，同时还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与文学规范制约，而揭示这种关系，也是描写学派很感兴趣的课题。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11

译文一 ： 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 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

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 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hind（光腚）所有的译者（30人）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描写学派看到这样的译文，并不关心译文是否“忠实”，而是更加关心为什么译者会选择这样的译法。这儿，译者显然受到了中国作文方法的影响，比如不要将污秽的语言写到文章当中去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翻译研究换一个角度而得以不断深化。再说，离开了文化的大背景去指责译文不忠实原文等等，这种指责有时会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严格地讲，这里的“误译”显然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于译者的语言能力。又如《红楼梦》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贯以忠实著称的杨氏夫妇在他们的英译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他们的译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却一反常态，采取了直译的手法。他的译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这儿要解释他们为什么在翻译同一本书的时候，译法会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是仅仅用直译意译能够说的清楚的。 更多论文资料尽在fw789.com

描写学派还可以为繁荣翻译实践、丰富翻译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比如，汉诗英译中韵律与内容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翻译界。以前，大概（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如Arthur Waley那样，保留内容舍弃韵脚；一是如许渊冲那样，保留韵脚而部分舍弃内容（当然，许教授对这个说法不会接受，他会认为自己译出了原诗的“意美”）。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不可兼顾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承认，从而大胆地只保留语音（包括韵脚）而完全放弃内容。随着描写学派的问世，竟然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语音翻译（phonetic translation），请看下例：

原诗（选自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法语译文：

Un petit d’un petit

S’etonne aux Halls

Un petit d’un petit

Ah! Degre te fallent

Indolent qui ne sort cess

Indolent qui ne se mene

Qu’importe un petit d’un petit

Tout Gai de Reguenne.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