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修正案十篇

章程修正案篇1

章程修正案范本一

XXXX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于XXXX年X月X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由****主持，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决定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二条、第二章第三条进行修正。

原章程：

1、第一章 第二条 公司住所：石家庄市中山路XX号。

2、第二章 第三条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如下：

XX，出资XXX万元，占注册资本XX%，出资方式：货币;

XX，出资XXX万元，占注册资本XX%，出资方式：实物;

修正为：

1、第一章 第二条 公司住所：石家庄市社裕华路XX号。

2、第二章 第三条 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XX，出资方式：货币，出资XXX万元，占注册资本XX%，出资时间XXX年XX月XX日;

XX，出资方式：实物，出资XXX万元，占注册资本XX%，出资时间XXX年XX月XX日;

全体股东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XXXX有限公司

XXXX年X月XX日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一样，共同肩负调整公司活动的责任。这就要求，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必须考虑周全，规定得明确详细，不能做各种各样的理解。

章程修正案范本二

新疆华宇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疆华宇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由刘曙村主持，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决定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二条、第二章第三条进行修正。

原章程：

1、第一章 第二条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湖路418号柒街区居住小区18栋5层3单元502室。

2、第二章 第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通讯产品的研制与销售;安防监控系统的技术咨询;

修正为：

1、第一章 第二条 公司住所：。

2、第二章 第三条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通讯产品的研制与销售;安防监控系统的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信网络工程，通信系统设备的销售、安装、调试、维护等;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凭;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全体股东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新疆华宇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说明

1.本范本适用于有限公司(非国有独资)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公司章程修正案，不涉及的不需提交;如涉及的事项或内容较多，可提交新修改后并经股东签署的整份章程;

2.登记事项系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事项，如经营范围等;

3.应将修改前后的整条条文内容完整写出，不得只摘写条文中部分内容;

4.股东为自然人的，由其签名;股东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在签名处盖上单位印章;签名不能用私章或签字章代替，签名应当用签字笔或墨水笔，不得与正文脱离单独另用纸签名;

5.转让出资变更股东的，应由变更后持有股权的股东盖章或签名;

章程修正案篇2

老铁

一、政协章程的制定和历次修改情况

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于××年月12日下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这是政协章程自1954年制定以来的第5次修改。在此之前政协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情况是：

政协章程的基础是政协组织法。年月日至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这次大会被称为开国之会、定国之会，是因为它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建国的重大事项。决定改北平恢复北京市名，定都北京；确定了国旗、代国歌；确定了以公元纪年；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三个法律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后来的政协章程就是以政协组织法为基础制定的。

1954年制定政协章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同年12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原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基础上，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这部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任务及基本组织原则都作了规定。章程指出，人民政协的性质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章程规定人民政协以各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设立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

此后，伴随着国家发展的进程，体现着历史的要求，到目前，政协章程已先后经过年、年、年、年、××年次修订。

第一次修改：1978年

1978年2月至3月召开的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是全国政协会议因“”停开12年后召开的首次会议。会议对政协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政协章程对恢复和重建政协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某些内容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沿用了“”的错误理论和提法。

第二次修改：1982年

政协章程第二次修改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在1982年12月召开的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次修改，排除了上一次修改中“左”的错误理论和提法，规定：人民政协的性质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政协的任务是“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总任务而奋斗”；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第三次修改：1994年

政协章程第三次修改是在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作出的。修改后的章程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问题，并注意吸收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经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等重要内容，改写和补充了有关我国社会状况、人民政协任务的表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民政协的任务方面增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等新内容。

第四次修改：2000年

政协章程第四次修改是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作出的。这主要是与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对一些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提法进行修订。章程增加了学习邓小平理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等内容。

第五次修改：××年

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相衔接，适应新形势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反映各级政协工作实践的新成果，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届全国政协于××年开始了修改政协章程的工作。于××年月日，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

二、政协章程修改的主要内容

这次比较重要的修改可以归纳为十六条，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

这次章程修改，在章程总纲第五自然段增写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的表述。

第二，把中共十六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章程。

章程还增加有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内容，增加有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内容。

第三，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性质、政协职能、政协两大主题进行完整的、准确的表述。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写入政协章程；把表述人民政协性质的三句话和表述人民政协职能的三句话进行了规范和调整，重新写入章程；把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写入章程。章程修正案关于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性质、政协职能、政协两大主题的表述，是一组完整的、准确的表述，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修订后的政协章程，如此全面地规范政协的定性、定位，必将推动政协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四，对政协委员的条件、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

章程修正案根据章程关于人民政协政治基础等规定的表述，在第二十四条末分两款增加关于委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对委员的基本要求。基本条件实际上是七条：1热爱祖国；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拥护社会主义事业；4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5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6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7有参政议政能力。基本要求实际上是三项：1要密切联系群众；2要了解和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3要参加政协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这些规定，体现了政协性质和职能对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是必要的、适宜的。

第五，对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和程序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规范。

这次修改章程，还对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和程序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规范。明确规定了政协换届大会预备会议的程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政协换届大会新老衔接程序不顺的问题。对政协界别和委员产生的程序也作了必要的规定和补充，使政协章程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性。

三、进一步深入学习和贯彻政协章程

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年月日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都发出了通知，要求全党全国和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广泛深入开展一次关于人民政协理论、政策和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把人民政协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加强人民政协工作作出的重大部署。

学习贯彻政协章程要案坚持三点要求：

第一，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政协章程的重大意义。政协章程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是各级政协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现行政协章程的总体框架和重要原则，是年邓小平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时亲自主持修改确定的，总体上是适应国家形势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需要的，是一部好章程。这次章程修改，坚持中共中央确定的修改原则，全面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与宪法修改相衔接，总结了近些年来各级政协实践中的成熟经验，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对人民政协的新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政协章程，是人民政协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政协委员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政协章程的重大意义，增强遵守和执行政协章程的自觉性。我们要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维护和扩大共同的政治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学习贯彻政协章程的重要意义。

第二，要全面把握政协章程的精神实质。政协章程作为各级政协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对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任务、工作原则、委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章程修正案对章程所作的修改，都是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中央确定的这次修改章程的总的原则，全面准确领会和把握这次章程修正案的精神实质，以便更好地贯彻政协章程。

一是章程修正案第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原有的政协章程，只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没有明确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这次章程修改，在政协章程中明确人民政协的指导思想，是人民政协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政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本次修改章程的重要贡献。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立为全国人民新世纪新阶段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程中都已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人民政协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政治组织，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履行职能的工作中充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政协工作。

二是章程修正案在对爱国统一战线构成的表述中加入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纳入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社会阶层构成新变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政协组织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共同奋斗。

三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写入了政协章程。这是总结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成果和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作出的重要修改，可以更好地促进参加政协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四是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把关于人民政协性质的三句话合并表述，有利于完整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正确认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五是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这是对人民政协实践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有利于人民政协调动各方面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人民政协将团结和民主贯穿于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之中，推动人民政协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

六是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并增写了参政议政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有利于拓展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空间，增加人民政协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七是章程修正案还规定，政协委员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进一步明确政协委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这是适应形势发展、加强政协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肩负着重大责任。政协章程对委员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增强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广大政协委员不负人民的重托和期望，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为人民政协的发展作出贡献。

八是章程修正案还规范了人民政协的一些重要组织程序和工作程序，使章程更具实际操作性，有利于促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章程修正案篇3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在公司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化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在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蕴含的法理存在契约说和自治规范说两种基本观点，但这两种观点都难以全面解释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何以成为裁判的法源，同样存在争议。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公司章程内容可分为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这种类型化的分析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法的依据找到了正当化的理由。

作为法典化的法律文本，公司法沿袭了民法设总则的立法体例，将一般性规则或抽象的原则前置，使公司法的体系“可以像几何图形一样的由上往下演绎出所需的规范”。[1]这种疑似德国古老的潘德克顿体系的总则，深受立法者和学者的共同青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阐释立法目的、法学基本理论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并担当起统摄整个规范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总则部分的规范总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每个法条承载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公司法的总则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总则增加了4个条文，而这增加的部分几乎都与公司章程有关。[2]这凸现了公司章程在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当“公司自治”被确立为2005年公司法修订的主题时，公司章程就注定要承担起这一新的立法使命。而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了公司法规范结构的改变，公司章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体系存在于公司法的规范中。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公司法》总则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范演绎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公司章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违反公司章程会导致法律上否定性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公司法》总则宣示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这样一个事实。《公司法》总则的这种宣示，在整个公司法的规范体系中不断地显现，验证了公司章程所具有的实践性格。从这个意义说上，公司章程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法律文件的意义，具有丰富的法学内涵。公司章程如何作为裁判的法源，无疑成了公司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

（一）2005年《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的修订

1993年《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则将其修改为“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从“依照本法”到“依法”，虽然寥寥两字之差，但却是立法者对待公司章程态度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1993年《公司法》对如何记载公司章程事项大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强行法色彩浓厚，实践中的公司章程基本上是从公司法中剥离出来的，最多做几项“填空”而已。只在个别情形下，允许公司章程对法律的规定予以细化或补充。例如，“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等等。公司法并没有给公司自由地制定公司章程留下多少空间，导致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公司却有着整齐划一的公司章程的现象。可见，1993年《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法律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该法唯一的一项有关股东救济的条款中，[3]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被立法者忽视了，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公司章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皆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通过对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与1993年《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范的数量、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若不计援引适用的重复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1993年《公司法》共有45个条文涉及公司章程，而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涉及公司章程的规范猛增至64条，其中删除2条、[4]拆分1条、[5]修改4条、[6]新增22条，新增或修正的绝大部分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尊重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彰显公司章程的司法化理念等方面。尤其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引入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范，从而一改1993年《公司法》仅允许公司章程在个别内容上对法律予以细化或补充的立场，转而允许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规范在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上一共有6处，[7]除了股权继承为新增条款外，其余条款都是在1993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以“但书”的立法技术，将原本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转变为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公司法的这些规范仅仅具有填补公司章程空白的功能。这一变革使公司章程真正得以成为国家法律规范中的次级法律规范，并成为裁判的法源。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实质意义上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依据的共有11项规定。[8]在这11项规定中，仅有前3项沿袭了1993年《公司法》的旧制，后8项均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正式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基本上也印证了《公司法》的这一变化。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多达22种，比2000年颁布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多了7种。[9]其中，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在这些案由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为基础，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分别表述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将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皆纳入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表面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并没有改变，似乎只是民事案由体系编排方法上的一种变化，其实不然。这种编排方法不纯粹是编纂的技术，也反映了司法者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实施到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共400件左右，其中涉及公司、证券的案件10余件，主要包括股权转让、股票确权、公司收购、股份回购等方面的纠纷。在这10余件案件中，法院只在极个别案件的判决文书中依照《公司法》阐述了判决理由，绝大多数案件法院仍然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作出裁判的。虽然这些典型案例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言，或许算不上十分“典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公司法》的司法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将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视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统揽这类讼争，折射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实践品格。这些纠纷无需像以往那样借助于《民法通则》或《合同法》作出裁判，因为《公司法》为裁判依据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因此，从适用法的角度讲，可以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解释为“与公司法有关的纠纷”。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之检讨

（一）学说争论

《公司法》虽然有总则的规定，但却无裁判法源之规范，这样当法官裁判案件时可能面临“找法”的难题。事实上，公司章程能否成为裁判法源，或者其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理论上是有不同看法的。长期以来，在判例和学说中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与股东之间产生“法定契约”的效力。这是英美法中比较盛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部分学者持此种观点。该观点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10]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基本上是这种观点成文化的结果。[11]修订后的英国《2006年公司法》虽然对公司章程作出了部分改革，但仍然坚持认为其“是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相互之间的法定契约”。[12]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契约”，是因为它不同于“普通契约”的地方在于，公司章程的修改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权数的3/4多数同意，而“普通契约”条款的变更只要经过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普通契约”的有些规则不适用于公司章程，如公司章程不能因为错误的意思表示、普通法上的错误、不当影响或者强迫而撤销；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使不能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法院也无权修改；法院也不能从外部情形推断默示条款来补充公司章程等。[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范。其立论的基础在于，“章程不仅对成立当初与公司有关系的人，而且对于因受让股份而成为新的股东，以及成立后选任的董事、监事也具有约束力。这是由于章程具有自治法的性质”。[14]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应当说，遵循既有的契约理论来阐释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是有深厚的法制史背景的。追溯公司法制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公司法原理最初是从合伙法的规则中脱胎而来的。由于合伙人之间为契约关系，因此，契约法是合伙的规范模式，是公司法的根源。[15]只不过，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合伙法的规则和契约理论对解释公司法律关系问题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所以在适用民法中有关契约的规定时，“要斟酌民法上关于契约的每一条文所具有的意思之后再决定是否在章程上类推适用”。[16]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对契约说的人认为，如果大幅度承认对一般契约的例外，那么公司章程的性质就很难视为契约，而且也没有视为契约的实际意义。[17]

（二）对现有观点的反思

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解释公司章程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其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法定契约说”着眼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公司章程使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等之间存在法定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公司章程条款的制定是由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等相互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自治规范说”强调的是公司的“自主立法”，[18]站在公司的立场，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为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后者则为社团的意思表示。析言之，其差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法定契约说”而言，制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对“自治规范说”而言，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2）在“法定契约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合意的结果；而在“自治规范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内容是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可见，两种学说虽然都承认公司章程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但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理基础则大相径庭，从中表达了在判决理由上的不同逻辑。

事实上，“法定契约说”主张在适用契约法规则时应作调整和变更，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裁判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在什么情形下应遵守契约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这些原理和规则，“法定契约说”似乎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就容易导致裁判思路的紊乱，从而造成相同案情不同裁判结果的司法窘境。同样，当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时，依“自治规范说”不加区别地承认“资本多数决”原则，必然引发对公司章程正当性的疑问。迄今为止，两种学说的奉行者仍然相互杯葛，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公司法理学中待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契约说”还是“自治规范说”，都无法全面揭示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当我们站在某一学说的立场来审视、评判另一种学说的不足与弊端时，会惊奇地发现，两种学说在思维上所犯的其实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公司章程似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件。这种思维错误十分类似于“私法的公法化”这样一种表述。当民法是私法成为学界的共识时，无意间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私法就是民法，于是，当民法出现公法色彩的规范时，被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个结论，即私法的公法化。显然，这是逻辑思维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如果把民法规范理解为包含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的话，是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关于公司章程的两种学说，在思维上也正是犯了这样一个类似的错误。如果把公司章程内容分解的话，恐怕结论就不言自明了。因此，“法定契约说”也好，“自治规范说”也罢，针对的只能是公司章程中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个公司章程。

三、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司法实践

（一）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经验性考察

公司章程要真正成为裁判的法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公司章程的内容必须是有效的。在司法的过程中，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应归为无效，否则强制或禁止的法意无由贯彻，这一点已成为司法上基本的观念。从反面解释，未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相冲突的行为就是有效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解释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印证；但在特殊情况下，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亦有仅一部为无效或仅为得撤销或加以别种制裁者，稀有不完全之规定，其违反亦无制裁者”。[19]尤其是在强制性规范未具明文化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发的纠纷不少。其中，多数争议源于对公司法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同所致。公司法在导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时，未能充分注意到适用公司章程的法理基础，从而出现法律漏洞，以至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徒增争议。例如，2007年周岩诉江苏省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20]被告以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之后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虽然原告对此投了反对票，但被告仍依照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转让了原告的股权，遂引发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官认为，根据公司法“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合法，其修改的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应为有效。二审法官则认为，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东权一经设立，除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则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公司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对此类问题所作的规定是：“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调动等原因离开公司时应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未规定具体受让人，且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股东会确定的股东有权受让该股权”。[21]《意见（试行）》显然与一审法院的主张是一致的。事实上，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例如，在2006年滕芝青诉江苏省常熟市健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中，[22]法院也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可见，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一现象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公司法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23]

（二）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所带来的变化，公司章程在司法化的过程中，其作用机理难以单纯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加以阐释，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章程内容作类型化的分析，以便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找到正当化的理由。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即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下面分述之。

1.作为合同的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合同效力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上主要体现在股东的出资责任上。这包括：（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3）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等等。[24]立法上“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的用语，表明了公司章程有关股东出资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2.作为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有：（1）公司的内部事务管理，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或其他解散公司的事由；（2）公司机关的权限以及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3）董事的任期、执行董事的职权、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4）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的比例；（5）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本公司股份的特别规定，以及董事、经理与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等。其中，关于经理的职权、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规定，在1993年《公司法》上为强制性规范，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则转变为任意性规范，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法规定予以补充或者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3.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有关对股东权的“另有规定”，具体包括：（1）股东表决权；（2）股权转让；（3）股权继承；（4）利润分配权。其中，股东权本质上属于股东的私权，而股东与公司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格，因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内容究竟是属于契约还是属于自治性规范，不无疑问。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这类内容应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其一，如果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平等地对待全体股东，那么，“资本多数决”规则就有适用的空间，这部分内容可被视为自治性规范；其二，如果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针对的是个别股东权，则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个别股权予以限制或剥夺缺乏正当的理由，因此，除非依法予以变动，否则，“未经股东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股东大会多数决予以剥夺或限制”。[25]在此情形下，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只能以合同的方式加以规定。[26]不过，关于股权继承，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显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范围限于具有人身属性的股东资格，而对股权所包含的财产性权利不在其列。立法的用意在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本质，而非对股权继承作出优于继承法的特别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是否接纳其合法继承人为股东，取决于其他股东的意思，与死亡股东的意思无关。因此，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不具有合同机制存在的基础。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对公司章程内容类型化的分析具有重大的裁判法意义，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公司章程条款所具有的法学意义。尤其是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公司章程每一条款所蕴含的法理基础能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为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法定契约说”十分盛行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学者开始反思公司章程是否真的存在合同机制，提出了“初始章程”与“章程修正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观点，即“初始章程存在合同机制，而章程修正案无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能视为一种合同，因此，不能直接依赖合同机制的存在作为基础，支持章程修正案排除适用公司法”。[27]将公司章程两分的观点，对认识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公司章程的修改有时也可能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因此这种“两分法”也存在某种局限性，无法彻底厘清公司章程作为载判法源的法理基础。由此可见，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不失为一种包含方法、原理的司法化路径。

四、结语

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已经确立，但在司法层面上对公司章程的司法化却未见成熟。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不同理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成文法的不完善，而公司法又未能给法官提供一种站在立法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遵循稳妥的判例与学说的方法。尤其是“当一种正式的权威性的法律渊源就某个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时，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不需要亦不应当再诉诸法律的非正式渊源”[28]时，公司章程究竟该如何司法化，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依不同内容蕴含的不同法理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无疑，在个案中，通过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解释，从适用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中推导出司法判决的个别规范，并提供这些个别规范对其他案件在适用法上的借鉴意义，是公司章程司法化的任务。公司章程已经成为公司法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章程裁判法源地位的深入研究，目的是为了探明这种规范起作用的基本原理，避免出现面对司法难题而在学理上集体失语的困境。果真如此，笔者作此番探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中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11条有关章程的效力和由章程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增至六条，除了保留原有第11条的内容外，新增了由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对外投资或担保、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以及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等。

[3]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4]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公开募集股份的申请）和第165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并入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5]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条第1款（公司章程的效力）和第2、3款（公司的经营范围）拆分为两条分别规定。

[6]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的规定（第59条、第61条、第123条、第128条）调整合并为第148条和第149条。

[7]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2条、第43条、第50条、第72条第4款、第76条、第167条第4款。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第94条、第104条、第113条、第150条。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4期。

[10]see （1882） 8 app cas 65，p.70.

[11]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规定：“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就能约束公司和股东，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每一个股东已在上面签字盖章，并包含每一个股东遵守所有章程条款的约定。”

[12]see companies act 2006 explanatory notes，chapter 2（65）.

[13]see simon goulding，company law，2nd ed.，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london，1999，pp.96-97.

[14][日]龙田节编：《商法略说》，谢次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15]see paul l. davies（ed.），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sweet & maxwell 1997，pp.178-179.

[16][17]参见[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8][28]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423页，第415页。

[19]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0]参见吴晓峰：《股东权不得依公司章程强行转让》，《法制日报》2007年5月27日。

[2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3条，，2010-01-05。

[22]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06）常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

[23][26]参见钱玉林：《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4]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

章程修正案篇4

一、立法技术及其规范的一般涵义

（一）立法技术的一般涵义

关于立法技术的涵义在学理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讲，立法技术是指在立法活动中所形成和运用的知识、经验、方法、技巧和手段的总称，具体包括立法体制技术、立法程序技术、法律结构安排技术、语言文体表达技术、规划计划方法、工作技能技巧、法案修改废止形式、法律清理和汇编方式、立法性文件格式等。狭义的立法技术主要是对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有直接意义的法律法规文本的结构安排技术、文字表述技术和立改废释形式。

（二）立法技术规范的涵义

立法技术规范是指立法技术运用的具体规则和要求，具体指法律法规的结构、形式、文体、修改和废止的方法等方面的规则。实际就是对立法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关法案结构、文字表述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归纳、统一后所形成的规则、制度。规范的核心是内容和文字的表述要统一，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是在文字和文本形式上保证立法质量的重要环节。准确地运用立法技术规范，对保证立法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统一性，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立法技术规范的一些规定和研究情况：1979年地方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立法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中央和地方都结合立法经验并吸收一些研究成果，先后制定了立法方面的一些规定和技术规范，主要有立法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但涉及立法技术规范的具体内容不多，立法法上有两三条规定，如第五十一条规定：“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实施日期。”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编、章、节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甘肃省于2000年11月，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对法规名称、题注、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表述作了基本规范，2001年制定了立法程序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年来对立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急需解决的和各方面意见又比较一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于2009年制定了《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规范的主要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总体来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于立法技术宏观和微观层面问题的分析研究、建章立制尚不够完善，相对滞后于立法实践的要求。鉴于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进行的立法技术规范研究，主要是有关法律法规结构、文字表述、立改废形式等操作层面的问题。

二、地方性法规体例结构安排技术

法律法规的结构形式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经过系统的排列、组合，使其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当一个立法项目和调整范围确定后，接下来就是要起草法律法规文本。起草者如何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结构的安排，立法的外在形式如何能够合理地反映立法的内容，从编、章、节、条、款、项各方面进行设计，体现一部法律法规的全部面貌，就是法律法规文本结构要解决的问题。

（一）地方性法规文本的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

形式结构是法律法规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叫外部结构。它组成了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一般分为总则、分则、附则三大部分，有的法律还有序言和附件。如宪法有序言，香港澳门两个基本法有序言还有附件。总则是一部法律法规的总括性规定，它位于法律法规的开端部分，在设章的法规中，第一章为总则，功能是概括地表述贯穿于法律始终的立法思想、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分则是有关具体行为规则的规定，对总则确立的立法原则、基本制度等予以细化，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作出具体的规定。一般按照规范内容的逻辑顺序、事项的重要程度、行为步骤等顺序，以递进或者平行的方式排列。附则是有关附带性内容的规定，在设章的地方性法规中，最末一章为附则。

外部结构形态体现为法的编、章、节、条、款、项、目。法律设章、节的，在正文前须列“目录”将各章、节的名称按序排列表述，各章下的节单独排序。条、款、项、目不列入目录中。编、章、节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地方性法规只有章、条、款、项，一般没有编和目。地方性法规除附则以外，每章应当有三条以上的内容。节的内容不能超出本章的范围。每节应当有两条以上的内容。每个条文的内容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一个条文一般只规定一项内容。上下条文之间一般应当有一定的联系。条的顺序用汉字数字依次表述。条的内容包含两层以上相互关联的意思，并不宜再划分为两条时应当分款。每一款应当只表述一层意思。每条一般不超过五款。款在条中以自然段的形式排列。

实质结构实际上就是指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规范是法律当中所包含的法律行为主体如何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一部分，不等于法的全部内容，它有三要素、四要素之说。三要素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四要素再加上适用主体。在立法实践中，这些要素可能写在一个条文中或者一个法律法规中，也可能写在若干个相关联的条文或者法律法规中。几个要素写在一个法律条文的情况较少，因为从立法技术上讲，它显得比较累赘，特别是在几种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相同时。

（二）地方性法规文本内容的构成元素

一部地方性法规的全部内容，既包括法律规范，也包括非法律规范，一般应包括以下基本元素： （1）法规名称;（2）法规题注;（3）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4）适用范围;（5）基本原则;（6）主管机关;（7）定义条款;（8）权利义务条款;（9）权力和职责条款;（10）法律责任;（11）过渡性规定;（12）施行日期。

（三）地方性法规体例结构的选择技术

立法法第五十四条对法律的体例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的体例作出规定。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据了解和观察，承担法规起草任务的同志，总希望把能装的内容都装进一个法规里面，喜欢把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偏好大而全、小而全。结果导致许多内容是东拼西凑、东抄西搬，复制粘贴，越搞越多，变成了“大肚子、大胖子”，现在需要“减肥、瘦身”。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研究的结论是：在法规项目上，有1/3属于可以不立的，1/3属于可立或不可立的，1/3属于可立的;在法规条文内容上，有1/3属于可以不写的，1/3属于可写或不可写的，1/3属于可写的。甘肃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说明再减掉1/3或者2/3的内容都是可以的。

实际操作中面临三个选择：起草制定一部法规选择章节式还是条款式体例？实施性法规与上位法结构需不需要完全对应？结构内容上是追求“大而全”还是“小而精”？

选择章节式还是条款式体例？地方性法规按是否设章，划分为章节式和条款式两种体例。章节式体例设章、节、条、款、项、目，条款式结构只有节、条、款、项、目。我们在起草、讨论、修改法规草案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用章节式还是条款式好？选择何种方式，关键要看内容的复杂程度与条款的数量。一般来讲，调整范围比较广、内容比较多的法规多数采用章节式结构;反之，调整范围比较小、内容比较单一的法规多数采用条款式结构。例如，《陕西省地方立法技术规范》规定，条文在二十五条以内的，不设章;二十五条以上不足三十五条的，实施性法规或者内容比较简单的，也可以不设章。

实施性法规与上位法结构需不需要完全对应？实施性立法与上位法的关系有这样三种情况：（1）一对一的实施性立法，即一个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制定一个实施性法规，有人叫“独生子女式立法”;（2）一对N的实施性立法，即一个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制定若干个单项法规，是“多子女式立法”，如甘肃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了文物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3）N对一的实施性立法，即根据若干上位法规定制定一个实施性立法，这类立法综合性较强，如《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的上位法就有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多项法律。

由此可见，实施性立法并不一定都追求与上位法结构完全对应，也不一定都采用“实施《××法》办法”的名称。但在立法实践中，一些法案起草者往往存在不少误解，认为如果不分章、节，不列出几十条，不写上几千字，就不算立法。习惯于追求与上位法相对应的框架布局，套用章、节、条等结构形式，以及总则、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法律责任等内容，结果造成结构和内容上的雷同，缺乏地方特色。

追求“大而全”还是“小而精”？ 条款要义不在多少而在精细，内容不在好看而在好用。一部法律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条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那么几个，往往是这几个问题决定着这部法律的现实有效性。因此，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要把握好，法意一定要美，不能过度干预群众生活，不能过多增加基层负担，不能过分弱化政府责任，不能过多涉及边边角角。现在很多法规条款不少，可操作性不强，成为“豆腐法”“棉花法”。因此，现代立法技术不主张贪大求全、不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要求走“小而精”的单项化、精细化道路，哪些方面需要规定就规定哪些方面，需要几条就制定几条，关键是能管用就行。

三、地方立法方式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立法的主要方式有立、改、废、释四种形式，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是如此。这里讲的主要是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形式。

（一）地方性法规的创立

地方性法规的创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去没有立过法，制定新的法规;一种是废旧立新，推倒重来，吸收部分合理内容，重新制定新的法规。地方立法按“立”的内容和与上位法的关系分为实施性立法、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后两种立法也叫创制性立法。从这个意义讲，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方式有实施性、自主性、先行性三种类型。（1）实施性立法，是指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而制定的地方立法;（2）自主性立法，是指属于地方性事务，国家一般不对该事项专门立法，而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3）先行性立法，是指不属于国家专属立法权的事项，对该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先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的立法空间相对较大，可以先行先试，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一旦上位法出台后，相冲突、不一致、不适应的地方就必须修改。

（二）地方性法规的修改

目前法律的修改分为法律修正和法律修订两种形式，法律修正又分为法律修正案和法律修改决定。修正案的修改形式目前已约定俗成为宪法与刑法的修改形式，采用修正案形式的，修正案单独公布，且不重新公布原法律文本。采用修改决定形式的，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布修改后的法律文本。所以，参照法律修改形式，甘肃省地方性法规的修改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即修正案、修订案和重新制定法规案。近几年还经常采用打包修改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取决于修改内容的多少。不论哪种形式，修改程序都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

1.修正案。是指对已制定的法规的部分内容作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将修改后的条文列出来，称为“修正案草案”， 实际上是采用修改决定的形式，习惯上还是叫修正案，但又完全不同于宪法修正案形式，提请审议的是《甘肃省××修正案（草案）》。人大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后，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是关于修改《甘肃省××条例》的决定草案，提请大会表决的是关于修改《甘肃省××条例》的决定草案。

2.法规修订案。是指对已制定的法规内容作比较全面的修改和补充，修改和不修改的内容写在一起，称为“修订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修订草案，进行全面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后，公告的内容是：“《甘肃省××条例》已由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于×年×月×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条例》公布，自×年×月×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法规题注应为：“×年×月×日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年×月×日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修订。”法规中的施行时间应是新的施行日期。修订的法规需要明确规定原相关法规停止施行，表述为：“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年×月×日省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条例》同时废止。”

修正案草案与修订草案的主要区别是：一是修正是指对法规的个别条文修改，“不大动干戈”，法规名称、基本结构不变，修改内容较少，修改量一般不超过条文总数的1/3;修订是指对法规做全面修改，内容修改较多，要“伤筋动骨”，如重庆市人大的立法技术规范规定，地方性法规作较大修改，需要修改的条文所占比例超过30%的，或者对法规的指导思想、调整对象、重要制度等原则条文作重大修改的，或者对法规的体例、结构作重要调整的，一般采用修订的方式。二是修正案草案附有对照稿，修订草案通常不搞对照稿。三是法规修订通常要重新确定法的施行日期，法规修正只需要明确修改决定施行的日期，法原先的施行日期不做变动。

3.重新制定法规草案。是指原制定的法规已基本甚至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需要对法规内容作全面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制定。提交审议的是法规草案。法规名称可以沿用原制定的法规，也可以另定。审议通过后的法规题注应为：“×年×月×日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法规中的附则条款应规定新的施行日期，并写明×年×月×日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条例》同时废止。如最近通过的《甘肃省农村能源条例》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三）地方性法规的废止

法规废止是指对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或者已被新法替代、实际已不再适用的法规予以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废止方式也有三种形式：一是立新废旧，新法实行之日，旧法废止;二是制定机关作出废止决定;三是自然废止，即规定到时自动废止，这种方式用得较少。地方性法规与新出台的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或者部分抵触，抵触规定自动失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废止的原因是现行法规没有修改价值了。废止程序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

（四）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同法律的解释情况是一样的，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地方性法规解释权在制定机关，即谁立法谁解释。地方性法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程序，按照《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规定，有这么几点：一是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设区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定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由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人大常委会公告予以公布。

注释：

章程修正案篇5

万科管理层和宝能系的“对决”正在陷于沉默，但其他上市公司已经开始躁动。为了避免陷入万科一样被“野蛮人逼宫”的境况，A股上市公司们纷纷修改公司章程，旨在提高对外部资本收购的“防御性”。

有人认为，一些公司陷入了“过度防御”。而且，大股东执意修改被称为“公司宪法”的章程，也有将中小股东利益置于不顾的嫌疑。

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基于A股上市公司目前的盈利状况，以及相当部分公司依然估值过高的现实，“野蛮人”有兴趣染指的上市公司真的不多。数据显示，修改章程的上市公司已超过了600家。其中，不少都是治理平平，不断亏损。

实际上，A股依然在3000点上下浮动，疲弱趋势，何时到头？在这种情况下，修改章程，到底是控股股东真的要发奋图强干实业，所以保卫“绩优公司”的股权？还是疲弱大盘之下，一种拉抬股价，准备套现的“障眼法”？

对此，股民不可不察。 万科之鉴

万科之后，另一桩有“野蛮人入侵”色彩的事件是阳光保险举牌伊利股份。

2016年9月14日，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通过旗下的阳光人寿和阳光财险增持伊利股份，合计持股比例超过5%，由此触发举牌。

阳光保险此次增持了伊利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568万股，占其总股本的0.09%。本次增持前，阳光保险已持有后者2.98亿股，占有总股本的4.91%。这意味着本次增持后，阳光保险合计持有3.03亿股股份，合计持有总股本的5%。

按照中国的证券法规，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防止机构大户操纵股价，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通知该上市公司予以公告，是为“举牌”。

有趣的是，伊利股份早在1个多月前就通过修改章程进行了“防御”，但似乎未起到预期的作用。8月9日，伊利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等议案，在“新版章程”中，10余处修改都旨在“打防御战”。

比如，按照法律，收购者收购或者减持上市公司股权需达到5%的比例，才需要通知上市公司。但“新版章程”规定，投资者持有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3%后，其所持股份比例每增加或减少3%时，则需要向董事会通报。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即增加收购者的收购成本。因为，财团一旦不断增持某一家上市公司的消息曝光，即意味着股价大幅上涨。将通报公司持股比例从5%降到了3%，这等于收购者在收购过程中，将面临更高频率的股价上涨，这无疑增加了收购成本。

不过，伊利股份对章程进行修改的关键，还是在于对收购者“入侵”董事会的防御。按照我国法律，股东（也包括“入侵者”）提名董事会成员是通过股东提案权来实现的。

《公司法》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也就是说，超过3%的股权即可提名董事，但我国法律并未对提名的数量、具体方式做出详尽规定，这也给实践操作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当然，换个角度看，也是给了市场主体更多的“章程自治权”。

伊利股份的“新版章程”除了重复《公司法》的一般规定之外，还对对股东的提案权设置了“但书条款”。该条款规定，“关于更换及提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须连续两年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5%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权提出提案。”显然，这个要求高于《公司法》3%的规定。

此外，“新版章程”还对股东提案权中提名董事的人数和股东大会、临时股东选举或更换董事的人数做了限制，分别为不超过全体董事的1/5和现任董事的1/4。其目的很明确，即入侵者即便获得大比例股权，依然不能一次性更换过多的董事。

更有意思的是，“新版章程”规定，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董事会成员中应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名额为5人”。

在现代公司法中，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执行机关，并且实行一人一票“人头主义”，而且多数决议都是半数（6人）通过即可。当职工股东已经占据了5人，这意味着外部股东即便进入董事会，也很难获得董事会的控制权。

新版章程还规定了对董监高的保护，即“在发生公司被恶意收购时，公司须一次性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其在公司的上一年度应得税前全部薪酬和福利待遇总额的十倍支付现金经济补偿金。”

总之，伊利股份的“新版章程”可以说是公司对“野蛮人”防御措施的大集合。但问题在于，新修改的条款是否和现有法律抵触？是否限制了股东的法定权利？这些都是问题。

实际上，交易所对章程修改的问询函，可以说全部问到了“点子上”。 效果堪忧

根据伊利股份的公告，在修改章程之后，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修改章程事项的问询函。

针对股东的提名权受限的可能性，问询函认为，该“新版章程”规定，“关于更换及提名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须连续两年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5%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权提出提案”，需要作出合规性说明。

问询函还表示，公司需要“补充披露该条款修改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是否不当提高了股东行使提案权的法定资格标准，是否构成对股东提名权的限制”等问题进行说明。除此以外，大多数修改条款都在问询函中有所提及，而交易所也都要求公司进行合法性的说明。

收到问询函之后，伊利股份公告称，公司正积极组织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但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需要公司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故无法按期完成回复。

伊利股份的章程修改是否合规，还需法律公断和监管认定，但这场修改章程的热潮却成了A股上市公司之间的“传染病”，挡都挡不住。

除了伊利股份之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00家上市公司在修改公司章程，以抵御外部资本的收购。它们的抵御措施和伊利大同小异，一是强化收购股权变动的披露频率，推动股价上涨，以增加收购者的成本；二是改变董事会的选举、任期模式，避免董事会被收购者控制；第三则是改变股东大会或者临时股东会的议事规则，限制收购者的股东权利。

不过，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架构下，修改章程用来抵御“野蛮人”的效果其实非常有限。在万科案中，曾有不少人认为万科的公司章程“漏洞”很多，比如没有设置董事会的分期制度，即每一次新选董事不能超过董事会席位的几分之几，以此达到阻止收购者通过一次性改选董事会，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

在宝能不断增持的时候，一些观点认为，万科应该赶紧修改公司章程。但实际上，万科管理层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对章程“亡羊补牢”。因为，精明的万科管理层很清楚，章程的修改纯粹是浪费时间。只有引入新股东，稀释收购者股权才是唯一的路。为此，他们不惜开罪华润，执意引入深圳地铁。

在我国的法律架构中，章程虽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产物，但归根到底是股东的意志体现。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这意味着，当时宝能已完全可以否定章程的任何修改。

反过来，对一家股权分散的公司而言，收购者在增持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反而可以章程为武器，通过修改章程，“打击”现有的管理层。

现有管理层唯一能做的是改变股权的力量对比。对于伊利来说，同样如此。在修改章程后不久，伊利股份开始采取了修改章程之外的另一种防御措施，即增发股份。

伊利股份9月30日的一份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确定为非公开发行股票。“现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全力推进尽职调查、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编制、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与意向投资者进行沟通和洽谈等事宜。”

显然，伊利也认识到章程修改的作用，恐怕并没有想象的大。而伊利最终的防御措施和万科也必然是一个方向，即最终必须用“股权说话”，即引入新股东或者让原来的股东增持，而不是以“章程自治”为武器来抵御收购者。

章程修正案篇6

实施依法治档所要求的档案法律制度，既要有形式上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又要适应我国档案事业发展需要。形式意义上的完备，即档案法律制度中的各种档案法律规则应当类别齐全、规范系统、体例科学、内部和谐，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法与彼法)、前后(前法与后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实质意义上的完备则指档案法律制度适应档案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符合档案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真正实现依法治档，不仅要求有法、而且要求有良法。换句话说，档案法律制度不仅有数量要求，质量上的要求更高。

一、提高档案法律规范的制定水平

法的制定，是指国家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订、修改、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0，与广义的立法同义。档案立法工作包括档案法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制定档案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应该本着法治、民主、科学的基本立法原则，注重立法技术，努力做到不同层次的档案法律规范之间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和谐统一。特别是地方性档案法规、地方政府档案规章与国务院部门档案规章的制定主体各异，法规数量众多，极易出现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因而更要重视档案法律规范制定的前期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法条竞合的情况。档案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起步晚，底子薄，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础弱，经验少。有权制定档案法律规范的部门在起草草案时应当着重立法技术的运用，起草时一是要明确文本所规定的问题、情况、范围、规则，不能太抽象、原则，也不可太过具体；二是要做好起草前期工作，查找齐全相关法律文件，使草案从精神与原则、从形式与内容、从规范到文本不与上位法相抵触，也不与现行其他法律规范相矛盾；三是注重草案的逻辑性，不要出现草案本身前后不一致、不连贯的现象；四是规范草案文本，使用法言法语，并且要做到草案中的规定、概念、术语等简洁、准确、通俗易懂。

二、适时修改档案法律规范

法的修改，是有权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通过对现行法律文本进行变更、删除或补充，达到完善法律规范的目的的一种立法活动。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迁，为法制建设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加之人民法律意识的转变、立法技术的提高、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更加突出，使得法律修改的任务越来越重。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涉及57部法律的148条条文需要修改。2010年8月《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列明需要修改的法律条文达200余条。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重要经验。

现行《档案法》于1987年9月5日由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88年1月1日施行，1996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档案法》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上一次修改《档案法》距今已有14年，随着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事物、新问题和新矛盾，《档案法》中的部分法律规定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一五”期间，每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修改《档案法》的议案或提案，且数量在不断增加。《档案法》的修改工作已是大势所趋。国家档案局2007年开始为《档案法》的修改做前期准备工作。其间，国家档案局从中央和地方档案部门抽调了一批业务骨干，成立了《档案法》修订草案起草工作组，起草了《档案法》修订草案，并在天津、厦门、北京、合肥、哈尔滨、重庆、乌鲁木齐召开了7次《档案法》修改座谈会，多次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在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国家档案局积极改进起草工作方法，扩大起草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起草人员、一线档案工作者、档案工作管理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开展专家咨询论证工作，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起草过程中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多所高校的法学、档案学、信息管理学等方面的教授提供咨询意见；众多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军队的一线档案工作人员以及各省、市档案工作者、档案馆局领导为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建议。现在，国家档案局已正式发文征求中央、地方国家机关、各企事业单位档案部门对档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并将收到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反复讨论研究，吸纳其中的有益部分，努力做到使修订草案既体现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又尊重法治的精神。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档案行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在起草修订草案时一是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变动性、阶段性与前瞻性之间寻求平衡。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能事事都求助于法律，避免立法事无巨细、包打天下。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应该是那些在档案行业中带普遍性的、其他社会调整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起草者对依法治档理念和档案法律所要调整的具体问题有深刻理解，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合理安排草案应当规定的问题、情况、范围、规则。例如，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档案部门提出要在《档案法》中增设有关档案职业资格、持证上岗和档案中介机构资质认定及门槛准入等方面的规定。起草小组经过与法学专家共同论证，认为只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事后监督等方式都不能解决时，才可考虑通过设定行政许可来解决问题。提高档案从业人员素质可以通过行政、市场等法律以外的途径加以解决，如公开招考、奖勤罚懒等手段。规范档案中介机构的管理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行业自律、事后监管等方式解决，应当尽量减少行政许可的设定，避免立法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三、定期清理档案法规

法规清理，是指有权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改革开放中前期制定的大量法律法规的生命周期临近，通过梳理和整理，确定出需要修改和废止的法律，既满足了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扩大对外开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又能够将调整同一内容、规定同一问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数量减少，切实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避免法律文件过度膨胀和庞杂。国务院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要求建立完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工作制度。国家档案局在“十一五”期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组织开展职权范围内的法规清理工作，提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等3个行政法规进行修改的建议，废止了《乡镇企业档案管理办法》等7个规章，拟修改《国家档案局关于档案期刊、书籍及影像制品管理暂行办法》等9个规章。

章程修正案篇7

【关键词】《立法法》；地方立法；地方立法权限制

《立法法》于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同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2014年8月25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列入2014年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项目，这是对我国立法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推进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大众的目光聚集到立法上，尤其是地方立法制度。三十多年来，地方立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额的形成、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面推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可否认，地方立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量的飞跃和质的提升。但同时，社会不断进步，各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立法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更新的要求，我国的立法进程与现行的立法制度也有不甚融洽的情况的出现，《立法法》的修正在这是显得恰到好处。

一、现行《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现行《立法法》颁布已有十四年，该法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争议，一方面我们肯定了它对中国立法机关的权限进行了划分，有效解决了之前存在的立法权限混乱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立法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

（一）地方人大的地方立法权不明确

现行宪法在第57条中规定，我国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地方人大是否享有“地方立法权”，只是粗略规定了“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而在现行《立法法》中仍然没有加以明确。虽然地方人大可以指定地方性法规，但是法律中没有明确地方人大指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何而来，这是现行《立法法》的一个缺陷，使得对于这种立法究竟是一种自主性的立法，还是基于法律授权的立法产生疑问。在实践中，这种立法体制严重限制了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了地方人大对国家立法的盲从性和依赖性。

（二）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不清晰

目前，现行的《立法法》中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没有一个科学、清晰的划分界限，导致在实践中，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数量很少，法规涉及面很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修改任务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承担；而大量的法规都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人大的立法权几乎被人大常委会独揽。同时，法治统一与“不抵触”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束缚地方立法的绳索，有时也成为地方不合理立法的开脱理由。现行立法法在纵向立法分权方面，列举了最高立法机关的专属立法权，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专属立法权（ 国务院及其部委立法权） 。《立法法》中主要以规范和调整中央立法为主，但是对于地方性事务却未作明确界定，这为实践当中增添了困难，增加了辨析和事后监督的难度。

（三）地方授权立法和立法工作分工缺乏规范性

目前我国现行的《立法法》中地方授权立法和立法工作方面分工较为模糊。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问题上：（1）授权主体单一，只是国务院，扩大被授权主体，除国务院外，而其他如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地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却不能成为授权主体； （2）没有依据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要求来完善有关授权立法的法律； （3）与授权立法相关的事后监督制度没有完善，其监督方式不能发挥授权立法优势，不能抑制其弊端； （4） 对不合理的授权未能达到及时撤销。

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二审稿中的有关地方立法的修改

此次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二稿，对立法体制、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方面做了很多细致的规定。尤其在修正案草案的第82条，将地方规章、地方立法的程序正义明确写于法条，对地方政府的权利划清了边界，无疑是地方立法领域的一大进步。

2014年8月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中，在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部分增补了4款（目），内容变化不大，但特别扩大了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范围（如将较大的市立法扩大到其他全部设区的市，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提出地方立法要增加创新性、减少重复立法的明确要求，强调人大立法相较于常委会立法的重要性，以及部门规章不得剥夺和侵犯人权等原则性要求。第79条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作了特殊规定，要求“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创设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规范，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其中一个关键点是将过去49个较大的市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这一改动，公众对此评价不一。此后在向各地征求意见时，一些较大的市提出，将已经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较大的市与233个其他设区的市置于同一“起跑线”，大大削减了49个较大市的立法权限。建议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实行“老城老办法，新城新办法”。针对这一意见，第二稿中也有所体现。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关于地方立法权作了三个主要修改：

（一）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对《草案》进一步完善，将较大的市（包括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修改为“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法律对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除外。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同时规定“法律对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全国设区的市实际情况，对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确定赋予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在草案规定的需要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外，增加了“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

（二）明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

《修正案草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将税收一项单列出来，明确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对地方性事务增加“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务”的事项。

（三）对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

在放权的同时，又对地方的立法权限给予相应的限制。做到有“放”有“收”，有“张”有“弛”。《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同时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二审稿同时规定，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三、《立法法》中地方立法规则构建

（一）建议鼓励地方立法创新，明确规定地方立法不得重复、照抄上位法。

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有特色、解决问题、在本地方管用的原则，反对求大求全、盲目追求体系和体例。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鼓励各地方按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具体立法需求，在确保法律、行政法规统一实施的前提下，着眼解决问题，总结立法经验，突出地方特色，实行自主性、创制性立法，增强地方性立法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定，建立深化市场改革立法试验特区，牵涉到全国统一立法的调整适用等重大问题。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地方立法的制度试验与创新任务更为重大，亟需对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做出更科学、更明确的界定。地方立法所规定的如果就是那么几条，简明又管用，就不仅能简化立法程序，又可以有效避免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重复与冲突。

（二）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做出进一步划分。

在现行的《立法法》中还是使用“设定”和“规定”两个标准来界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在修正案草案中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这已经不能满足解决问题的需要了，因为实践中，哪些事项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哪些事项应当由政府规章规定，远非“设定”和“规定”两个标准所能概括界分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与同级政府在立法权限方面经常存在意见分歧，建议相关部门对对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作出进一步的划分，明确指明哪些方面属于地方性法规指定的内容，哪些领域是政府规章立法的所在。

（三）较大市立法将批准改为备案

修正案草案中规定，“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可否考虑较大市立法的批准改备案问题。在制定《立法法》之初，曾经有一个设想，就是将较大市的立法由批准改为备案，当时由于绝大多数的省、自治区表示反对，14年后，但从扩大地方立法自主性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批准是可以也应当改为备案的。

有良法才有善治。一部科学、民主的立法法是有更多良法可依的重要保障。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中国提速，立法活动也相对加快，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实施效果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各地、各部门应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进一步发挥立法法的指导、促进和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桅，关于地方立法的几点思考，《法制建设》，2014年10月.

[2]冯玉军，《立法法》修改建议及理由，《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11月.

章程修正案篇8

2018年的检修维护即将圆满结束,回顾全年历程,输煤区域的工作在公司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倾力帮助下，坚持以安全生产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理念方针，认真执行电力安全技术规程及上级文件，落实公司春、秋、冬季安全大检查方案，杜绝各类违章，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两票三制，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圆满完成了今年的检修维护工作，保证了输煤区域的机组正常运行。截止2018年11月底，输煤区域的检修维护工作未发生人身轻伤、重伤和误碰、误操作事件（事故）。现将安全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 认真落实班组基础工作管理

1、 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才能保障检修维护的安全开展。输煤区域各项检修工作均严格执行《输煤检修规程》，认真贯彻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制度、岗位责任制、定期工作制度、巡检制度、培训制度等。积极完成公司“7S”建设，做好班组各类整理、建立班组口号目标、并顺利通过验收，开展了输煤栈桥反事故演习及反事故预案等，认真做好输煤设备检查、粉尘清理定期工作等。全员自觉遵守和执行本区域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2、切实做好员工培训

学无止境，尤其是检修维护工作。开展组织定期的技能、安全培训。全体班员认真学习、相互借鉴各类检修技能，彼此沟通和交换安全知识，规范检修操作。班组通过技术讲课、技术问答及现场操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员工技能培训。组织学习公司下发安全文件、吸取事故教训、做好事故反思与总结。积极参加在今年9月举行的消防火灾处置及人员紧急救护的培训及比武。通过培训学习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员工的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为安全维护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开好安全会

本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原则，班组每周都要召安全例会，总结本周安全生产情况、学习安全事故案例、讲解安全知识等。讲述其它电厂安全事故案例，结合本岗位工作，做到人人发言、人人参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查找不安全因素，将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保持安全工作时刻警钟长鸣。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员工们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与增强，让很多安全意识淡薄的员工意识到了“安全第一”的重要性。

三、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在检修过程中，导致事故的发生始终是因存在着事故的隐患，因此在检修人员检修的过程中做好相应防范措施及安全措施。

1、在检修工作时，工作负责人必须将检修的工作内容、危险点及防范措施对工作人员交底。检修的设备将对照工作票与运行人员做好安措并与电气人员仔细检查与核实安措是否做到位，检修中必须佩戴的防护用具必须佩带正确及齐全，如在检修工作中发生防护用品未佩戴或不齐全的员工，工作负责人将及时制止。不论在大小的检修工作中检修人员必须在2人以上方可工作，将设专人监护，监护不得随意的走动，时刻监督检修人员的检修情况与安全情况。

2、加强巡视检查

输煤区域设备巡检严格执行定期巡检制度，将每次巡检的缺陷及问题情况填写并解决处理。发现问题及整改，以保证输煤区域的设备正常运行。对发现重大设备隐患和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巡检人员，给予表扬和奖励，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根据季节变化，提早做好防范措施

输煤区域根据季节变化，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员工学习并组织实施。夏季高温防中暑、冬季防寒防冻等，按照预案要求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四、 安全管理成果

1、 未发生火险事故

2、 未发生本班组人生重伤事故

3、 未发生恶性误操作事故。未发生导致设备停运或设备损坏的误拉、误合、误碰、误动、误关、误开、误整定、误调试等各类误操作事故。

4、 未发生5000元以上现金或1万元以上物品被盗案件

5、 未发生员工违反刑事案件或涉黄、等治安事件

6、 未发生人员受伤一般交通的事故

7、 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电力安全事故

8、 未发生由本专业造成重大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

章程修正案篇9

《江西省立法条例》

(20xx年2月23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xx年5月27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xx年6月8日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立法权限

第三章 立法准备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六章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批准程序

第七章 法规解释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提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江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从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体现地方特色，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二章 立法权限

第五条 下列事项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本省特别重大的事项;

(二)涉及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及其工作规则的事项;

(三)法律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其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第六条 除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以外，下列事项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三)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属于国家专属立法事项以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事项;

(四)法律规定由常务委员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省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制定法规的事项。

第七条 在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后，地方性法规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的，应当及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九条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章 立法准备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项目库、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项目库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报主任会议通过后向社会公布。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编制立法规划项目库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会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进行研究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时，应当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的意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条 编制立法规划项目库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

本省的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有关机关、单位提出立法建议项目时，应当报送地方性法规建议稿，同时提供立法依据，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法规拟规范的主要内容等说明。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与立法规划项目库相衔接。

省人民政府的年度立法计划应当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

第十三条 立法规划项目库和年度立法计划在实施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提出意见，报请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四条 法规草案一般由提请机关组织起草。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规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规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起草。

第十五条 起草法规草案一般应当对法规草案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主管部门、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作出规定，并符合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十六条 起草法规草案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对法规草案规范的主要问题进行论证。

第十七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同时报送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正法规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

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阐明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协调处理等方面的情况。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九条 十名以上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条例第五章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规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及其说明发给代表。

第二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审议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三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四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二十五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六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七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作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作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八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章程修正案篇10

【关键词】企业法律；企业经营管理

一、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重大事项法律审核

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重大事项法律审核，是企业法律顾问的一项重要职责，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恢复以来，这项法律审核已落实到企业重大事项决策中。但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目前主要问题是，企业重大事项议事和法律审核两张皮的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的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如企业原有的制度中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应按制度严格执行，还未有这项规定的，建议要尽快建立，做到有章可循。按照企业章程或企业制度中的议事规则，在每次对重大事项议事研究决策时，将议事内容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前告知法律顾问，让法律顾问有所准备，在讨论时围绕事项涉及的法律问题和风险，让企业法律顾问充分分析，让所有到会人员及时清楚存在的风险，提出正确的方案，根据会议的情况，企业法律顾问再作出法律审核意见，完成对重大事项的法律审核，注重了实质审核，看似简单，但在企业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忽视，让法律顾问直接参与针对企业重大事项讨论，是解决企业法律审核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方法。当然企业聘任和培养自己的法律顾问是解决企业法律问题的最终办法。

二、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规章制度审核

每个企业都制定有许多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但随时间和环境等客观情况的变化，原有部分制度已不适应当今管理要求，使得企业制度链不完整，引发多钟问题。制度修订不及时、不重视，修订的程序不规范，新增或修改条款，未加说明，造成在法律审核的时，还要对原有制度重复审核，影响了审核效率。在比这的企业就存在此问题，管理部门在修改制度的过程中，忽视修改内容说明的解释，不明确重点和目的。

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从制度流程做起，法律顾问在法律审核的时应严格把关，对未按要求的修改制度草案退回。这样才能增加修订人员的责任感，避免盲目现象，使修订的制度能在企业的具体行为中发挥真正实效。

三、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重要重要合同的审核

企业法律顾问对企业重要重要合同的审核。是企业法律顾问日常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包括了合同层次和程序的管理、公章和合同章的使用管理、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的管理。

（一）合同层次的系统管理。于旗下设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大的企业来说，部分子公司还具有法人资格，所以给合同的管理增加了难度，企业的合同数量成百上千，种类繁多，合同的版本也各不相同。如果对合同的法律审核稍不严谨，就容易出现各种合同法律风险，造成不良后果。此时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以管理，对合同的原始信息给予收集，并对法律审核设置节点，让每个合同都无法规避法律的审核。采用信息化的管理，能及时发现合同在签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风险控制在事前，也能及时对合同履行情况即时追踪，做到事中控制。

（二）公章和合同章的管理使用。前部分企业仍未对企业的印鉴章给予极大重视，擅用、滥用、私盖印鉴章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当前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多数情况下还是认定印鉴章的法律效力，代表企业的认可行为。在我企业，曾发生这样的案例：一家船主到我公司下属船厂修船。在修理完工后，船主认为船底线下的油漆质量存在问题，影响了船只运行效果，顾不肯支付余下的修船费，并将船开走。为此我公司下属船厂将其告上法院。本以为可以胜诉，但在法庭上，船主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印由我船厂出具的加盖我方公章的承认油漆质量有问题的证明。尽管船厂否认这个证据，疑惑此证据真实性，但法院还是采信这份证据。为此案件急转直下，船厂败诉。判决过后，船厂领导在追查该公章是经过谁加盖批准的，都无法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原因就是未严格执首公章管理制度。

对公章和合同章的使用和管理必须严格，必须建立公章和合同章的管理制度，作出规定和加盖流程，并有专门部门和专人保管，做到每加盖一个公章或合同章都有法定代表人的审核同意签字、授权书，设立专门登记台账，存档备查。既有操作规程，又可以责任到人。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的管理。企业的登记、注册、合同的签订、重大事项的变更、诉讼等，作为行为，都要经过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作为小企业，还容易做到，但对于大企业来说，管理上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大企业的子企业、下级企业较多，有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对外交往的过程中牵涉问题也众多，而最终责任则是大企业承担。为此控制的方法，授权明晰，权重分类，范围明确，提高信息化管理，定期检查，都是管理必不可少的。

四、如何对企业外聘律师进行管理

许多企业往往聘任社会上法律专家或律师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而作为这些被聘的法律顾问，社会上的兼职太多，无暇顾及企业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首先，企业还要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工作者，作为企业法律顾问的保障和补充。许多企业未对法律顾问给予重视，未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即缺少了法律顾问的归属感，又使得法律顾问产生了一种游离态，未能深入到企业的各个法律层面。安排专门的办公室，配置相应的办公用具，相应的生活设施，企业内部的人员也可以将涉及法律问题的相关材料交到这里。明确了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地位和职责。其次，安排时间，让法律顾问给董事会、经营层和企业各个层次的人员，组织知识培训课，毕竟企业非法律诉讼事务是大量的，防范于未然，避免了未能将法律顾问作用未发挥出来，浪费资源现象发生。

五、做好内控合规管理

通过本企业过去发生的案例来教育经营者和具体办事人员。一个企业不按安全管理规定引起操作事故都曾发生，质量事故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过，这些违规带来的后果，都给企业在经济上和声誉上造成很大影响造成损失。所以每个企业自身的案例，是最好的教材，也最有说服力，所以要不断的宣传和教育，形成一种文化，让企业始终保持合规经营。当前，企业强调内控管理，而企业法律制度管理 是重要的部分和环节，企业法律事务部门必须同企业的监察审计，财务部门、安全和纪检部门协同，组成企业内控网络体系，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企业容易出现的违规问题，提前预测风险，提早做出预案，及时发现问题，及早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