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故人庄孟浩然十篇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1

【关键词】孟浩然 《过故人庄》 赏读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2-0011-01

唐朝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句真切地表达了知心朋友，情谊深厚，即便远在天边，也好像近在眼前，显示出友谊的真挚，胸怀的旷达。可见人生中拥有真诚的朋友，心中便不会孤独，当代人也常说：多一个朋友，便多一条路。是啊，真正的友谊就是不顾及对方的社会地位，富贵贫贱，美貌与丑陋，而注重双方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注重自然，注重默契。很多唐诗中体现了这种情感：王昌龄的《送魏二》“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王维的《山中送别》“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我最欣赏的友谊之情，是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体现出的那种“淡”“真”“切”的淳朴自然的朋友之情，让我带领大家共同赏读：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首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一邀一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好似小学生在日记本上写得一日行程一样的朴素而平淡，再加上“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而随意，这样，客人和主人彼此的心扉毫无顾及地向对方敞开，客人不嫌弃你农舍之主而降低身份，主人不谄媚你达官显贵而升官发财，那就盘腿而坐，促膝而谈，气氛融洽而平静，不讲虚礼和排场，如此幽静而祥和，这不仅是主人和客人的真挚情谊所至，也有清新愉悦的坏境所衬托，你看那外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两句一近一远，近景绿树环抱，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荡开笔锋，展示一片开阔的远景：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让村庄不显得孤独。一“合”一“斜”，静中含动，景都活跃着，人怎能闲坐，于是主客敞开胸怀，娓娓而谈――“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放眼望去的不仅是主人和客人，而且也将读者的眼球引向这一特定情境当中去，随着主人和客人一起欣赏：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映入眼帘，让人心旷神怡，那一片打谷场和菜圃，在绿荫怀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适的感觉。于是，话桑麻中，主人与客人的欢声与笑语都仿佛萦绕在我们耳际，正是在这种情景氛围中，客人忘记了仕途的荆棘丛生，名利得失，他从主人的笑语中寻到了安然，坦率，真实，从他对青山绿树的顾盼中，盼到了已久的向往之地，从他与朋友对酒而共话桑麻中，他心境平和，思绪舒展，举措灵活，自然省净，这样的坏境，谁愿意离去，谁不渴望再来，虽然没有说出自己乐而忘返的想法，但客人和主人的情谊无需再遮掩，淳朴而诚挚溢于言表，于是，再不虚客气，我想我做客人即主人，主人即客人，下次的约会，定在了---“待到重阳日，还来就”，不请自到，那种率真，那种理直气壮的情怀，好比小女孩在父亲跟前撒娇：“我要，我要，我就要”。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悦，不分主客关系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此句看似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首句“一邀一至”尾句“还来就”，此处既感到篇法圆紧，又体会到客人的洒脱自然。

当然，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意，也有用张扬和比喻的手法体现的，如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意更有多少深呢？李白毫无掩饰地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他与汪伦不一般的情意：“不及汪伦送我情”。耐人寻味。清朝的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显然，秒就秒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意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与《赠汪伦》相比较，纯属于平淡的叙述之词，没有一句夸张之句，没有一个兴奋之词，淡到了平头百姓的谈话，让我们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作者描写的场景――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诗词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虽只有鸡黍，但那份友谊之情，却一点都不薄，而是主客情深的精妙之处。

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的确不薄，语淡仅仅是外表，主客之间的情谊，由淡初到情真最后清切。这是内在的韵味散发出来的醇香，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正是谢榛语的那种“清音有余的感觉。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情宜演绎的淡中含真，真中含深，深中含切。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体现出的人际之交，让这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社会中生活的人慨然相叹。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2

唐宋两朝，一生没有入仕的大文人不多，孟浩然和姜夔比较典型。

在当时看来，二人都满腹牢骚、痛不欲生；现在看来，没当官未必是件坏事。诗人作官，就跟军阀作诗一样，结果都好不了。

孟浩然可以种种田，喝喝酒；姜夔可以填填词，泡泡妞，不比当个鸟官来得逍遥快活？

四十岁之前的孟浩然比较可爱。那时候他是真的不愿入仕，长年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鹿门山，此地也曾是三国时庞德公的隐居地。

也许唐朝的隐士都比较牛，何况像孟浩然这样诗名在外的隐士。想想那时候的读书人也真是矛盾――既向往魏晋高士的隐逸之风，又希望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匡国济世，奈何“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称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士名流除了腹中才学以外，飘逸俊朗的外貌气质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谓之：“美颜不裹痴骨。”

唐朝的士子对名士的评点，深受魏晋遗风影响。

自然，像孟浩然这样“风神散朗”、品行高洁的隐逸诗人，在当时是很为世人倾慕的。李白、王维、王昌龄、张九龄等名士都与孟浩然有交往。

狂傲如李白，在《赠孟浩然》诗里对前辈也是狂拍马屁：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连李白都叹“高山安可仰”，可见孟浩然在当时诗坛的江湖地位。

想必那段田园隐居的日子，孟浩然过得也是恬静悠闲。最能体现他诗歌风格和闲适心情的当属《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我一混社会的哥们儿对这首诗有极其经典的翻译：“今天吃的不错，重阳节还来吃！”

《过故人庄》深得陶渊明田园诗真味。王维虽也写田园诗，可那毕竟是朝中大员想象中的井田阡陌，哪抵得过孟浩然生于其间的泥土气息。

四十岁那年，孟浩然对人生的态度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也许是生计无着，也许是其他原因，孟浩然赴长安应进士试。

初到长安，这样一位高士，名流公卿自然争相邀请赴宴。

一次，在太学的宴席上，士子们赋诗作乐，孟浩然一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钦服，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后世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皆是千古名句，可词境都与孟浩然的“疏雨滴梧桐”雷同，应该是从孟浩然此句中化出。

有才华不等于会考试，孟浩然科考落第。之后，王维、张九龄等都为其入仕做过努力。《唐才子传》说了一个王维帮孟浩然的故事：

一日王维邀孟浩然至内署商较风雅，突然闻报玄宗临幸。孟浩然也是个土包子，惊慌之下钻入床底躲避。王维不敢欺君，据实奏闻。玄宗素闻孟浩然大名，只是一直没有见过，就命孟浩然出来拜见。帝问曰：“卿将诗来耶？”本来多好的一个机会啊，皇仰慕你的诗名，让你现场做诗一首，你随便写首歌功颂德、感叹盛世逢明君的诗不就结了？皇帝一乐，赏个四品五品的官帽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可叹我们灰头土脸的孟夫子啊，估计床底下钻进钻出的，被床架子把脑袋撞出包了，脱口吟出：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3

过 故 人 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作者】

孟浩然，唐代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他与王维并称“王孟”，是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后世有“王孟诗派”之称。

孟浩然的诗多写隐居的闲适和旅途的景色，他的诗似即兴而发，信手拈来，却韵致深厚，妙趣无穷。写景历历如画，笔调优美；写田园风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现存诗二百余首，其中大量的山水诗在当时很负盛名。

【意译】

老朋友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的田庄去。一到庄外，只见树木浓密，在村子的外边连成一片，一抹青山斜立在城外。到了他家，摆起酒席，面对着窗外的打谷场和菜园，我们举杯对饮，谈论农作物生长的情形。告别时我告诉他：等到重阳节那天，我还要再来欣赏。

【赏析】

这首诗之所以能具有这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全诗清新如话，既不用典，也不生涩，读起来让人感到自然而又真挚，一种古道热肠的友情跃然纸上。

诗人以喜悦的感情，写出了农村平和的生活、美丽恬静的景色。既无名山胜水,也无异草奇花，有的是一片场圃、一片桑麻和具有淳朴感情的农家朋友，令人感到轻松惬意。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4

突然，传来一阵“突突”的马蹄声，我不觉精神一振，眯眼细看，有一位书生风尘仆仆地起马赶到，只见他头戴儒巾，身穿青衣长袍，抱拳向我问好：“贤弟，多谢你的美意，我骑马走进村口，但见排排柳树迎风飘舞，密密的树荫环抱着村庄，好一处人间仙境，贤弟安家在此，定是胜过神仙。”“兄台过奖了，请到寒舍一叙。”我把孟浩然请到屋内，又吩咐妻子端上酒菜。我俩久别重逢，喜不自胜。孟浩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好酒好酒，如此美酒，定是贤弟自酿美酒。”“孟兄，你再尝尝这些菜肴，感觉如何？”在我的引荐下，孟浩然尝了一盘又一盘，只见他越吃越带劲，干脆端着酒杯来到了窗边。窗外是一畦又一畦的碧绿的菜地，一边是空旷的大谷场上跳动着几只悠闲的麻雀。孟浩然虽然是一个大诗人，可他一向淡薄事世，向往着平静的农村生活。我俩很自然的聊起了农事，我们一边说自己的心得体会，一边吃饭。就这样，从中午一至聊到黄昏。

夕阳西下，孟浩然起身告辞。可周围的美境仍在挽留着诗人，促使孟浩然拿起笔，在墙上挥毫泼墨：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和，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5

【关键词】 孟浩然 田园诗 白描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189-02

东晋末年,陶渊明以其朴素自然的语言和悠闲恬静的情调写了不少描绘田园生活的诗篇,从此开了田园诗的先河,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的开山鼻祖。继陶渊明之后也有继承者,但却很少有发展。直到盛唐时期,孟浩然的出现,才使田园诗走向了一个强盛时期。他继承并发扬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成为了田园诗的又一代表人物。

孟浩然继承和发扬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首先是因为他对陶渊明人格的推崇。“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李氏园》),“尝读《高士传》,最爱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游》)。因此孟浩然也追随陶渊明把笔触伸向恬静安谧的田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其次与孟浩然的生活经历有着很重要的关联。他早年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才入京举进士,不第而归。又由于性格刚直耿介,不愿委屈自己去巴结权贵,最终只能回归田园,以布衣终其一生。简单的生活经历,使孟浩然的诗歌题材比较单纯,田园诗就是他隐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他的田园诗,在对陶渊明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1 沉醉田园,享受美好而愉快的田园生活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人格是敬仰的,在生活方式上,他也追随着陶渊明的脚步,求仕未成,回归田园,在恬淡悠然的田园生活中来寻找自己精神的栖息地。沉醉田园,尽情去享受美好而愉快的田园生活。

《过故人庄》这样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这是怎样一幅充满生机,毫无负担的农家生活图景呀！老朋友杀鸡做饭,邀请我去做客。田家没有山珍海味,一盘肥鸡就是待客的佳肴,何其亲切。一路进庄,葱茏茂密的绿树环绕村庄,清幽宁静;远处连绵的青山给田园筑起一道天然的屏障。到了老朋友家,临窗把盏,看着窗外的打谷场和翠绿的菜园,家长里短,细细碎碎,说的都是有关农家收成、年景的轻松话题。不觉时间溜走,该告辞了。临走时,率真地向主人表示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还要来观赏。在这里,一盘家常的菜肴,一碗自家酿的美酒,清幽宁静的村庄,远处的青山,再辅以家常话的絮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美好。身在这样的田园中,如何不叫人心情愉快呢。

再来看《田家元日》:“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农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年过四十的诗人不做官,但却担忧农事,于是就和那些在田野里耕种的农夫唠唠家常,扛着锄头随着调皮的牧童去田里劳作。田间地头,大家坐在一起,说到今年的年成气候,都说一定是个好年景。荷锄耕作,期盼好的年景,说到是丰年时,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诗人是的快乐。农家的生活虽苦累,但却没有纷争,没有精神枷锁,是轻松的,随性的,这不正是诗人想要拥有的生活吗?

田家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其中也充满了情趣。这首《戏题》(又作《戏赠主人》):“主人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酲。已言鸡黍熟,复道瓮头清。”这是一组“客”与“主”的对话,诗人喝醉了还没醒过来,热情的主人又来了。“饭做好了,鸡也炖好了,快起来喝好酒吧”。“呼”、“已言”、“复道”,把主人的热情好客形象表现了出来,又反衬出了“客”与“主”之间的熟稔,“客”已融入到了这地地道道的农家生活,妙趣横生。

在孟浩然的笔下,农家热情,农人勤劳善良,田园静谧安详。身在这样的氛围里,心情自然快乐充实。

2 简单勾勒,白描平淡朴素的田园风光。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6

孟浩然家住襄阳城南郊汉江西岸岘山附近的南园，40岁时孟浩然入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在外游历数年后便前往与岘山隔江而望的鹿门山隐居，他的七言古诗《夜归鹿门歌》就写他夜归鹿门的情景。

全诗八句，诗歌大意如下：

山寺钟声鸣响，天色已近黄昏，渔梁渡头，一片争渡的喧哗声。人们沿着沙岸向江村走去，我也乘着小船摇橹回到鹿门。鹿门月亮照亮了轻烟缭绕的树木，我忽然来到了庞德公隐居的住处。石门对着松林长径多寂寥，只有我这个隐者在此自来自去。

整首诗通过对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的描绘，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名利所累，不愿为世俗之事牵绊，要去鹿门山过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的情感。语言平淡自然，毫无矫饰痕迹，如同纯净自然、心无杂念、超凡脱俗的孟襄阳，我们不能不为他这种潇洒超脱而打动，我们不得不羡慕他这种幽雅的隐士生活。但是，这首诗除了写诗人隐逸的志趣与潇洒超脱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情感？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兼济天下”是毕生追求，“独善其身”是自我完善，“独善其身”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兼济天下”。比孟浩然年轻的天才诗人李白在前途受挫，理想成空时也发出“苟无济代心，独善复何益”的愤慨之辞,那么，比李白年长的孟浩然，同样生活在盛唐，而盛唐是一个充满进取、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昂扬奋进的时代，才华横溢的孟浩然“独善其身”当然是为了施展抱负，实现“扶苍生，救社稷”的宏愿。那么，当仕途失意时，他会是什么心情呢？

40岁以前的孟浩然隐居在襄阳城南郊岘山附近南园的家中，他并非天生喜欢隐居，他表面侍亲读书“独善其身”，实则以退为进，等待机会，走“终南捷径”，他若没有求取功名进仕的思想，40岁就不会入长安参加科考，科考失败，他失意至极，漫游吴越排遣苦闷，数年后回乡决心效仿同乡先贤庞德公。庞德公是东汉末襄阳人，德高望重，刘表曾请他为官遭拒绝，为远离乱世他携妻上鹿门山采药而不返，自此鹿门山便成了隐逸圣地。孟浩然在仕进无望的情况下效法庞德公以表明隐逸的志愿。不过庞德公是德高望重的真隐士，而孟浩然则是在仕进无望情况下隐居，是一位不甘心隐居但最终不得不以隐居而终老的诗人。假若当年科考成功，仕途风顺，他还会选择隐居吗？在鹿门山隐居的岁月里，他与山林为伴，读书耕作、吟诗作赋、弹琴画画，找到了宁静超脱，体验到了隐逸的乐趣，但是在宁静超脱的背后怎能没有怀才不遇的苦闷与孤寂无奈？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7

关键词：孟子 人格自由论 独立性 性善论 浩然之气

与洛克建立在保护个人财产权之上，并生发出言论与出版自由、分权与制衡、民主选举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不同，孟子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追求自我内心之“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圆满，以“诚”的超越贯通天人，以个体的身心性情显发天道，逐步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向上提升到“天”之无限的人格自由论。其表现形态与提升过程是尽心、知性，从而知天；存心、养性，进而事天。《尚书·召诰》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论语·尧曰》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礼记·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在笔者看来似乎都不能与孟子以存心养气之功为主体“立命”来得直截了当、通体透明。《广雅·释诂三》曰：“命，名也。WwW.lw881.com”故为彰显义。所以孟子的“命”，就是孟子之德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主体精神顶天立地、至大至刚的显发。朱熹《四书集注》对此引张载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无不有过度诠释之嫌，但是，也不能不说它指出了孟子德气彰显、生化流行、天人冥合的自由思想特征。

一、独立性

孟子人格自由论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罗素针对希腊被马其顿征服之后，在城邦政治中实现道德理想的希望破灭之后，哲学家之追求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孟子是有启发意义的：“希腊的哲学家们，下迄亚理士多德为止，尽管他们可以埋怨这埋怨那，但在大体上对于宇宙并不绝望，也不觉得他们在政治上是无能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是属于失败的政党，但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失败也只是由于冲突中的机缘所致，而不是由于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无能为力。……但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1]（第292-293页）因为孟子所置身的是“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面对的是“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的局面，不得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第2343页) 所以，究其实，孟子的一切哲学活动，正是要追问，何以在一个罪恶黑暗的世界里，成就自我之“德”、之“善”、之“性”、之“情”，进而成就人生之“乐”。在中国数千年的黑暗时期，广大的“淳儒”们不就是靠的这种人格的信念，才得以将中国文化的精神世代相传吗？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路诸侯利欲横流而不顾人民死活的时代，是统治者争城以战，杀人盈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时代，诚如《孟子·公孙丑上》所云，“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陷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因此，孟子的思想在各个方面始终与统治者之间具有尖锐的对立，在人之所以为人的人学思想上更是极端尖锐。《孟子·梁惠王下》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在这里展现的矛盾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尊严与专制权势之间，人的天性、才性与君权之间永远不可协调的紧张关系。在客观上，我们已经分明地看到，孔子、子思子以及孟子，身怀旷世大德、大才而终身未遇的根本原因，在于独立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独立性上承于天，是天赋良知、良能的自然显发，要保持它们的博厚高明，就不可能依附于任何专制性的政治势力而存有，否则就会像“大木”、“璞玉”一样被雕琢、被扭曲、被抹杀。① 苏格拉底说过：“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3]（第70-71页）从孔子、孟子的人生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即便是想担任公职，也终究不能如愿，因为他不可能卑躬屈膝地舍弃自己所学之“道”，以便从专制统治者那里换取一点点可怜的赏赉，因而丧失精神上的独立性。

因此，孟子特别注重人的独立性。《孟子·尽心上》云：“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在孟子理想的世界里，君主与贤士都是仁义好学的饱学之士，道德修养极高之人，所以，乐道而忘势，乐善而忘君，君与臣之间的纽带是“道”、是“善”，而不是权势和物质的利益。贤士的品德，用《孟子·尽心上》的话来说就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大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政治上穷途末路，也绝不像苏秦、张仪那样寡廉鲜耻，巧言令色，以“妾妇之道”，趋炎附势以求富贵，如此则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德性，迷失了我的本心。丧失了本心的人，就是丧失了四端之性的禽兽。所以《孟子·尽心上》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真理高于一切。在无道的政治权力面前，有道之士绝不以“妾妇之道”歪曲道的精神，毁损道的形象，以奉迎当世的王侯公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现了孟子“至大至刚”的凛然正气。

二、至诚动天

孟子人格的独立精神来自于天赋的不假外求的“天爵”，也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我的精神以天之“诚”为归依，万物我自俱备，天人合一，气化流行，生机盎然，因而“乐莫大焉”。《孟子·离娄上》云：“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这段话代表了孟子人格自由论的核心性表述之一，因而笔者在此作一重点分析。在先秦儒家思想史上，“诚”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就已经有了，虽然未必就以“诚”字的形式出现。《尚书·舜典》云：“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尚书·大禹谟》云：“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尚书·康诰》云：“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经历了殷周时代之振聋发聩的革命，西周人深刻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经过了他们删改、编定的《尚书》，极为重视对天、对人民的真诚。从哲学思想的角度上来讲，主体之“诚”的心态，自始至终都是《尚书》的作者们所尽力追求的。但是，《尚书》（特别是经过了周人删改过的部分）的根本性主题是《尚书·君奭》的“天不可信”，所以，《尚书》至少没有明确地声明天的本质在于“诚”。很显然，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命题，在孟子之前的先秦时期应该经历了一个由人自身的“诚”投射到“天”，然后又以天道之“诚”下贯到人的主体，再由人的主体之道德践履上达天道之“诚”的过程。从孟子点而不描的行文方式上看，孟子之前，“诚”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可能早就已经确立了。但是，在孟子的笔下，“诚”已经演变成了人的主体之心贯通天人的桥梁，是人与上天对话，或者说，与天冥合为一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由于与天道的本质相渗透，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而成终成始，因此，它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

首先，孟子的“诚”是一种主体的诚实、真挚的精神状态、思想状态和为人的风格。所以它从形而下的层面上来讲，应该是在《尚书》之“允”、“亶”、“忱”人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展现出来的人的实在。在《孟子》一书中，“诚”就是性善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存在和显现，也是“思诚者，人之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这只是基础，只是前提，而不是天道与人道融会之体的本身。孟子的“赤子之心”固然纯洁得像冰肌玉骨一样令人神往，可并不意味着“我”之主体就不需要奋斗、学习了。孟子的性善论乃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孔子“学而不厌”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孟子才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操舍存亡之论。孟子的“思诚”过程，就是在现实的凡俗的世界中，通过人伦道德的践履，扩充仁义礼智，“诚身”、“明善”的“人之道”的过程。

“诚身”，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概念，因为当时的“仁”从身从心，写作“”，“诚身”的意思应该是对身体进行合乎天道之“诚”的训练、修养，使之与心中之仁义道德相与为一。身与心完全冥合，才能够真正称得上“仁”。这种思想猛一看，有点像a.怀特海、r.培里和g.摩尔等新实在论者的身心合一论，[4]（第114-117页） 实际上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前者强调的是天生人成（co-creator）式的神性贯通。在先秦儒家的身心观中，身体只是一个情感的符号，属于气的范畴，只有身心的修炼臻于完善的人，才能够通过凡俗的身体见出天道的精神。

“明善”，也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因为它的思想根源应该是《大学》的“明明德”。朱熹在注释“明德”写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5]（第3页） 对我们理解“明善”之谓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说到底，“明善”，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修炼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宗教性的提升问题。所以朱熹注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与《大学》相表，学者宜潜心焉。”[6](第282页) 李学勤先生一再称，朱熹“目光确实犀利，能见他人之所未见”，[7]（第314页）良有以也。诚身，是从自己的身体着眼，明善，则是从天生的秉赋着眼，但是都是“诚”之所以为“诚”的根本。

然而，“诚身”、“明善”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不论是生而知之的圣者，还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的凡人，都有一番“如磋如磨”的磨砺功夫。关键在于“至诚”的态度。胸中有“至诚”的学者，可以将天的“诚明”涵化为我的“明诚”，天人相通，使我的性成为神性，使我的情成为圣情。“至诚”的情性，不仅可以动人，可以动物，而且还可以动天。动人、动物、动天的特性正是“诚”的本质性的飞跃，我的性情因为至诚、纯一，而参天化地，在更为广阔、深远的层面上成就了我之所以为我者。于是成己成物，仁民而爱物，“诚”的创造性最终因为主体的努力而被凸现了出来。

“诚”的创造性来自于天与人之主体的统一性，来自于天之道与人之道的摩荡、互渗。这种创造性就是天与人的“至诚”之德的混冥之体激发、唤醒、感化，并且最终成就万事万物生发、演变、提升与完善。因此，我的人性的完全实现就最终导致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实现。过化存神，生色睟然，见面盎背，施于四体，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正是孟子人格自由论美、大、圣、神的至高境界。

三、浩然之气

在实现这种至高的自由境界过程中，孟子贯通天地神人的养气理论起到了根本性的感发作用。孟子的养气理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知言养气章”中。纵观“知言养气章”的结构，笔者认为，杨儒宾先生把此章的思想统领在北宫黝“以言养勇”、孟施舍“以气养勇”以及曾子“以志养勇”的条贯之下，[8](第177页) 是正确的。因为这不仅有文本本身的支持，而且还有传世文献的佐证，说服力是很强的：

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9]（第1312页）

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禄不可后也。[10]（第171页）

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稣，于是乎有狂悖之言……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11]（第110页）

杨儒宾先生认为这三条文献都应该是在孟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仅反映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性思想，而且对孟子一定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杨儒宾先生指出：“当我们理解孟子的知言理论时，有必要考虑孟子这方面的想法并不是异军突起、恍然大悟下的命题。同样在‘知言养气章’里，既有告子‘言—心—气’的理论架构，又有‘恶声至，必反之’及‘守气’‘持志’的养勇方法；更重要地，孟子又把‘知言’与‘养气’并列，这决不是偶然的。孟子这些叙述事实上都反映了儒家的一重大传统，知言显然不能脱离气、志（心）的概念单独立论。”[12]（第178页）实际上从性情思想的角度上来讲，言为心声，本来就是属于“情”的范围，所以，杨泽波先生所谓“‘知言’与‘养气’是两回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云云，[13]（第58页） 就是值得商榷的事了。

笔者认为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要点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以志养勇，以德养气，“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北宫黝“以言养勇”（“恶声至，必反之”），为鲁莽的血气之勇；孟施舍“以气养勇”不求于内而求于外，而不能“守约”；曾子“以志养勇”，“持其志，无暴于气”。以心之志为帅，就是“仁、义、礼、智根于心”，意念先行，以德带气，以气充体，而左右逢源。是故《孟子·离娄下》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心中有道则居之安，以气充体，气化流行，则左右逢源而自得。“自得”者，“持其志，无暴其气”也。“无暴其气”，并不是要取消一切喜怒哀乐之气，而是要在意志的有效控制之下合理地运用性情之气。焦循曰：“暴，乱也。言志所想，气随之，当正持其志，无乱其气，妄以喜怒加人也。”[14]（第197页）持其志，为曾子之守约。志为主，气为次，志气相随、相须，故德气流行，浑然“一本”矣。

第二，浩然之气的本质，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道德离不开人，道德的主体是人，孟子关心的主题是人，所以他从不离开人单独讨论气的问题。由此可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对象是人的浩然之气，而不是讨论浩然之气本身，更不是讨论宇宙间什么浩然之气。”[15]（第58页） 浩然之气的培养，首先要遵循“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规律，专心诚壹，注心于义与道上，注重主体性的实在本体，则“直养而无害”，“至大至刚”，神气充沛，没有丝毫的懈怠、堕馁，这是讲的“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从《孟子》全书来考察，笔者以为，讲了两个方面：其一，为“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这是说的以气动心，以情使性，以喜怒哀乐动志，就一般而言，这是指的没有德性根基的鲁夫之勇；其二，如果这种精神状态是发生在一位圣贤身上，他正当的、德化了的“气”，以“大慈”、“大悲”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将大仁、大勇之志鼓荡起来，此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对这一层意思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孟子不是不要“气”，不是不要“情”的，他的“仁政”理想，对妻离子散的人民的体恤、对昏庸贪婪的统治者的批判，全部是建立在“情”上面的。《孟子》一书气势充沛，锋芒毕露，无处非情，正是指的这种“大仁”、“大勇”式的“气壹则动志”。培养浩然之气需要遵循的第二个规律就是“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朱熹《四书集注》曰：“集义，犹言积善。”“袭，掩取也。”积善，在于心中有“诚”，长期积淀，修持不已，永不懈怠，决不是投机取巧、拔苗助长者所能达到的境界。

第三，言为心声，属于情气的范围。《黄帝内经·素问·热刺篇》云：“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评热病论》又云：“狂言者失志，失志者死。”故《历代名臣奏议》有云：“畋游恣乐，流清荡志；驰骋劳形，叱咤伤气。”修养言辞本来就是修身养德的一个途径。《管子·形势解》云：“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就言与德的关系问题曾经进行过论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不仅对我们理解孟子之“心—气—言”的关系有帮助，而且对我们把握整个“知言养气章”都有指导性的意义。德为内，言为外。言为心之声，声为德之表。口若悬河者不一定有德；而有德者一定有言语上的流露。与此相一致，仁为内，勇为外。勇分小人血气之勇，与除暴安良的大人之勇。仁义在心，直道而行，必然舍生取义，为民请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之谓大勇。应该说，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得到了孔子德与言、仁与勇思想的精髓。以孔子的思想为借鉴，孟子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就会有一个恰当的诠释。得者，知也。孟子正是通过“言、气”来洞察人之心、人之志。《孟子·公孙丑上》云：“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由辞之“诐、淫、邪、遁”来达知“蔽、陷、离、穷”，从而戳穿“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本质。《礼记·孔子闲居》有“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说的就是圣人，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听之以身，听之以气的超绝功夫，② 也对我们理解孟子“心—气—言”的关系大有帮助。

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孟子·尽心上》“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的理论。朱熹注曰：“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谓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③ 盖众人有是形，而不能尽其理，故无以践其形；惟圣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也。”[16](第360-361页)“尽其理”，明显是过度诠释，但是，这里的“践”，“乃意指人形体可以充分的实现（realize）、朗现（disclose）、甚至不妨称之为体现（embody）”,朱熹没有“将形体视为中性的、物理意义的躯体，而是将形体视为不断成长、不断走向完善的一种有机历程之从事者。因此，形体之趋于完美，并非缘于外力之践履、居位，而是形体内在有一种动力，此种动力可将形体从一种欠缺的不完美状态，扩充到至善至美”，[17](第133页) 无疑是慧眼独具。孟子的践形说，在先秦儒家的传统中是有历史渊源的：《礼记·大学》云：“诚于中，形于外。”《乐记》云“和顺于中，而英华发外。”《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云：“诚在其中，志见于外。”所以，《孟子·告子下》亦云：“有诸内，必形诸外。”但是，孟子的“形诸外”，已经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朱熹注曰：“分者，所得于天之全体，故不以穷达而有异。”“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发见也。睟然，清和润泽之貌。盎，丰厚盈溢之意。施于四体，谓见于动作威仪之闲也。喻，晓也。四体不言而喻，言四体不待吾言，而自能晓吾意也。盖气禀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著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18]（第355页）心中有善、有德，不假外求，万物皆备于我，内在的德气与德性超显于外，而最终天人合一。

独立性是自由人格的前提，至诚动天是天人冥合的条件，浩然之气的本质在于激发“践形”之“圣”，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理路。“浩然之气”可以提升“诚”的质量与境界；主体之“诚”又可以坚定人格独立的意志，彼此之间隐含着孟子人学内在张力。

注释：

① 司马迁《史记》载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为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見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為有国者所羁，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与孟子在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对人才的扭曲及异化上，同样深刻。

② 《庄子·人间世》借仲尼之口释心斋曰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文子·道德》亦云：“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③ 朱熹将“践形”之“践”，释为“践言之践”，进一步诠释了孟子“心—气—言”的关系，这对我们理解“知言养气章”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孟子“收拾天下人心”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认识到这一层重要的关系，可以说就没有弄懂孟子。

[参 考 文 献]

[1] 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a].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5] [6] [16] [1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a].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8] [12] [17]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

[9] 杨伯峻.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王聘珍.大戴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8

1、《夏日田园杂兴·其七》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过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来源：文章屋网 ）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9

1、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出自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

2、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出自赵师秀《有约》。

3、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出自翁卷《乡村四月》。

4、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出自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5、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出自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6、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出自高骈《山亭夏日》。

7、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出自孟浩然《过故人庄》。

8、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出自杜甫《绝句漫兴》。

9、松下茅亭五月凉，汀沙云树晚苍苍。出自戴叔伦《题稚川山秀》。

过故人庄孟浩然篇10

关键词：孟浩然 语言艺术 清新 恬淡

孟浩然，善为田园山水诗，与王维并称“王孟”。与王维诗作相比，在田园山水诗之外的创作上他的诗材远不及王维丰富，艺术手法也不似王维、李白等人千变万化，故引来苏轼的批评：“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引《后山诗话》）。《旧唐书・文苑传》及《新唐书》里记载的孟浩然生平经历很简单，一生只在张九龄幕府当过短时间的幕僚，仕途不济的他没有太白漫游天下的风流，没有老杜旅食京华十年，饱受人间冷暖的酸楚。他人生的大半时间在襄阳老家度过，在同时代人眼中他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隐士。一个人生阅历不丰富，作诗才情不算高的诗人能在众星璀璨的盛唐诗坛夺得一把交椅，得到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及杜甫“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的美誉，足见浩然之诗自有它的深意和艺术价值，本文探讨的仅是孟诗的语言艺术。诗歌创作大都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孟浩然也不例外。经历虽简单，但也包括待仕、应举、求仕、漫游和归隐等阶段。

一.待仕乡园期

年轻时候的孟浩然虽然徜徉在家乡的明山秀水间，但怀有积极的抱负。四十岁前，他一直读书习文，为应举入仕做准备。他的进取心，是不甘寂寞的盛唐士人昂扬向上风貌的体现。

《彭蠡湖中望庐山》

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凝黛色，峥嵘当曙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

此诗作于行役之中，诗人从记行的笔调入手，为庐山的出场安排了突兀而震撼的背景。“凝黛色，峥嵘当曙空”，随着曙光的来临，宏伟的庐山在毫无准备的诗人面前出现了。它在江流之畔高耸入云，青黑的山石，在晓空中突兀峥嵘。“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一句中一个“喷”字就表现出极强烈的震撼力，把庐山在朝阳中的勃勃生机灵动传神的展示出来。庐山，这个在古往今来的文章诗作中最常用的意象，此时又一次生动而新鲜地展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魅力。诗作从行役的平淡入题，更强化了奇景乍现的惊异，在语言一前一后、平淡与震撼的交织中，诗人开拓出了奇特的诗境。

二.长安求仕不利期

身在生机勃发的大唐盛世，孟浩然也对社会对人生怀有积极的抱负和理想，曾到长安应举，并在《长安早春》中抒发及第后的欢喜，然而事与愿违。落第之后他不仅没有立即返回家乡反而选择留在长安等待新的机会，三载过去也终无结果。但他写下了《岁晚归南山》《留别王维》等不朽名篇。

《岁晚归南山》

北阕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这是一首困顿失意之作，在“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叹息里可以体会出孟浩然的独特个性：感叹自己是因为“不才”而见弃于明主。唐人对人生穷通的思考谈得最多的是“时”“才”“命”，没有对自己的才华失去信心的他此刻没有伤时叹命，只把失意归为“不才”足见他的胸襟和气度。“多病故人疏”一句既是作者对于得不到荐举的牢骚话也表达一种与世疏阔的情怀。本诗前四句语势陡健，后四句转入回味深长之笔。清人朱之荆称：“结句是寂寥之甚，然只写景，不说寂寥，含蓄有味。”（《增订唐诗摘抄》）总体来看，这首诗抒发了作者进仕无门的穷途失意之悲，但语言温厚，语意没有流于狭隘的怨刺，显示出盛唐士人慷慨磊落的精神风貌。经过了仕途磨练的孟浩然此时的诗歌创作风格虽无太大变化，但语言更加高妙，诗作内涵更加深厚，反映的精神面貌更加健朗。

三.漫游与短暂入幕期

长安无意而归家的孟浩然在家中闲居一年便再次离家，先北上洛阳后南下吴越，游历山水排解心中不快之意。吴越的青山碧水陶冶了他的心胸，使他对隐居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放弃功名的诱惑，在家园里保持人格的纯洁。此时的诗作也无不呈现出清旷的意境和高洁的品格。

《早发渔浦潭》

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拔。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饮水畏惊猿，祭鱼时见獭。舟行自无闷，况值晴景豁。

这是作者溯浙江西上，行近富阳时的一个清晨，面对江潭晨景而创作的诗歌。夜色尽，晓色来，人间任何一个清晨的魅力都在于生机的复苏。徒有生机尚不足言其妙，只有在倦怠中逐渐复苏的生机才是清晨最动人的地方。诗人在惊禽拔桡的声响中感到了晨光初至的脚步，其中一个“暗”字用得最具功力。船家清晨起航，本无需遮掩，桡声之暗，是诗人在清晨初醒时，睡意尚未完全褪尽，听起声来不免朦胧断续。一个生机盎然的清晨在诗人残睡未消的朦胧中拉开序幕。接下来的诗句，将生机复苏的晨意点染得更加开阔。在初日的照耀下，夜间的雾气散开，诗人这才发现江面竟是如此开阔，一个“始”字，写出了诗人在夜晚不知江面宽窄，而在清晨才发现的新鲜感受。接下来写女子梳洗，猿猴饮水等更是在进一步渲染清晨的勃勃生机。

表面上看，诗的语言平淡，构思也似乎没有奇特之处，所以明代钟惺曾说：“浩然之诗常为浅薄一路人藏拙。”（《唐诗归》）但诗出古体，并且都押仄声韵，又运用典故，就使诗在平淡中具有了高雅脱俗的品格。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中说：“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首诗正是一个最生动的代表，平淡的语言却能表现出无尽的生机，足见诗人才力之高。

四.回乡归隐期

从王维在《送孟六归襄阳》的归劝中以及孟诗《留别王维》的内容中都可以看出仕途的无意促成了他回乡归隐。而他的隐居绝非有意避世，只是一种“适性”的表现。“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夜归鹿门歌》就是诗人向往恬淡，高雅世外生活最好的写照。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

这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品，诗中满是浓郁的田家气息，诗人和友人宾主欢洽，充满爽朗高雅的情趣。“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两句运用了五言律诗的“二二一”句式，同时将“绿树”、“青山”放在句首，而结尾的“合”、“斜”带有动词性，这就不仅仅是描写，而仿佛绿树的环绕青山的横斜，都是出于“绿树”、“青山”的主动情意。诗的后半部刻画了宾主高雅的情趣，诗人和故人虽然说的是桑麻之事的农家语，但使人不觉柴米油盐的琐碎，只觉恬然快乐。结尾重阳赏菊的相约进一步显露了诗人与友人的高雅意趣。一个“还”字说出了诗人的恋恋不舍，这种留恋又以极亲切自然的态度流露，没有故作高雅的意味。而末句用得最妙的是“就”字，清人朱之荆云：“就”字百思不到，若用“看”字，便无味矣。（《增订唐诗摘抄》）究其原因，一个“就”字写出了诗人对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亲切感情，不是故作名士风度，这与诗中恬淡融洽的田园风情十分协调。此时的孟浩然正在家乡鹿门安享宁静高洁的尘外生活，诗作的语言越发归于典雅恬淡，诗意也越发清旷、淡然。

五.结语

本文从修辞入手，以炼字、炼句为主体，结合作者人生经历分析了不同时期诗作的语言艺术，《唐诗归折衷》道：“浩然清姿淑质，风神掩映，乃在淡若无奇之中。初读无奇，寻绎则齿颊间有余味。”孟诗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峻健及魏晋风流的清真自然，并将两者融合为清旷超迈的独特诗境，成为盛唐诗歌美学理想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刘墉.唐诗句典[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1月

[2]赵桂藩.孟浩然集注[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

[3]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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