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不迫十篇
时间：2023-03-15 02:08:57
从容不迫篇1
1、钱壮飞拥有的胆识是一般人没有的。他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会被发现，但他仍旧从容不迫地做好这份特殊的使命。
2、在生活中你稳重的步伐充满自信的表述，从容不迫的应答随意自如的动作……
3、没过多久米诺的身体便恢复正常了，同时他也学会如何从容不迫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了。
4、尽管我们不能像吴斌一样，面对生死的挑战时仍然从容不迫，维护着市民的安全。但是当你融入生活，适应了生活，你依然能在逆境中勇往直前，创造美传递美。
5、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6、当她昂首走向敌人的屠刀时是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7、第一局参加的都是同学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开始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选手们个个转起了圈从容不迫的。
8、第一个男同学尝了一口之后，好像还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只见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9、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0、他们发了一个球过来，我从容不迫地用后场高远球把球打到了菱形阵后方，顾嘉骏立刻跑到后场艰难地把球打过了网。
11、你又有什么罪呢？只不过是那些自私的人强加在你们身上的不幸吧！ 然而你却在这骂名中坦然自若、从容不迫。
12、侃侃而谈这则成语的侃侃是刚直而从容的样子，比喻说话时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样子。
13、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风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 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
14、在街道上每一个人都是慢悠悠得从容不迫如同成竹在胸一般。
15、当反方得意洋洋的时候小明从容不迫地反驳说：好的书能提高自己的知识，即使是不好的书，（）只要从批评的角度来看也能从中得到知识！
16、他走路的时候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 每当遇到了什么焦急事情他的眼睛里总是看不出一丝的焦急与忧虑没有一丝的恐惧。
17、我非常敬佩林肯总统他能从容不迫的回复那个自以为是的参议员。
18、妮语朦胧，世界再大，也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我的未来我主宰，我的天空依旧精彩，只因有了追求，有了洒脱，有了年少的那份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篇2
1、只要复习准备充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上考场，有什么可慌的呢？
2、尽管我们不能像吴斌一样，面对生死的挑战时仍然从容不迫，维护着市民的安全。但是当你融入生活，适应了生活，你依然能在逆境中勇往直前，创造美传递美。
3、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4、当她昂首走向敌人的屠刀时是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5、在街道上每一个人都是慢悠悠得从容不迫如同成竹在胸一般。
6、妮语朦胧，世界再大，也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我的未来我主宰，我的天空依旧精彩，只因有了追求，有了洒脱，有了年少的那份从容不迫……
7、他走路的时候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每当遇到了什么焦急事情他的眼睛里总是看不出一丝的焦急与忧虑没有一丝的恐惧。
8、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的担负日常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而不感到过分紧张和疲劳。
9、面对一地杂乱的文件他从容不迫，优雅的捡起它们。
10、从容不迫现在看起来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境界。
11、没过多久米诺的身体便恢复正常了，同时他也学会如何从容不迫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了。
12、第一个男同学尝了一口之后，好像还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只见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13、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风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
14、侃侃而谈这则成语的侃侃是刚直而从容的样子，比喻说话时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样子。
15、他的表现从容不迫，沉着镇定，()说明他具有临危不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6、他们发了一个球过来，我从容不迫地用后场高远球把球打到了菱形阵后方，顾嘉骏立刻跑到后场艰难地把球打过了网。
17、你又有什么罪呢？只不过是那些自私的人强加在你们身上的不幸吧！然而你却在这骂名中坦然自若、从容不迫。
18、钱壮飞拥有的胆识是一般人没有的。他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会被发现，但他仍旧从容不迫地做好这份特殊的使命。
19、当反方得意洋洋的时候小明从容不迫地反驳说：好的书能提高自己的知识，即使是不好的书，只要从批评的角度来看也能从中得到知识！
20、他在辩论比赛中，面对对方辩友的提问，从容不迫地答辩，引起了全场的掌声
21、第一局参加的都是同学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开始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选手们个个转起了圈从容不迫的。
22、在生活中你稳重的步伐充满自信的表述，从容不迫的应答随意自如的动作
从容不迫篇3
从容不迫：形容态度镇静，不慌不忙，从容镇定。
成语出处：
《诗经小雅都人士序》：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
成语语法：
从容不迫篇4
爱是最好的佐料
无论定居在珠海、北京还是香港，沈星都会在住处种上桂花树，那熟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奶奶和妈妈的芬芳。
奶奶和妈妈，是她心目中一等一的女人。
即使老了，沈奶奶依然鼻子高挺，皮肤白，银发抿得优雅又帖服。同样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人家吃得烟火灶气的，奶奶却从不因陋就简，而是做得有滋有味。沈星曾经好奇过，但她后来慢慢明白了：爱是最好的佐料。给心爱的人做的菜，每一道都是最完美的。在盛夏在隆冬，要么汗如雨下，要么双手浸在冰水里，辛苦吗?是的，但快乐。
而沈妈妈则是另一种风格。她最喜欢对沈星说的话就是：你只有一个二十二岁，一鼓励她去追求美，留住青春与岁月。有一件事，沈星一直记得：“我22岁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我妈妈居然鼓励我去买一条1500元的裙子。她说：多好看呀，快买下，现在不穿将来会后悔。”渐渐地，沈星明白了“这就是活在当下。即使我到了五十岁，也会对自己说。快打扮吧，我只有一个五十岁，这时候我最美。”
有了这样的底蕴，会去主持《美女私房菜》，仿佛是应有之义吧?她曾就职于BTV，主持过多档脸炙人口的节目，是脚踏时尚、体育，娱乐三只船的舵手。而2004年，她毅然投身《美女私房菜》，从此开始了在维多利亚港边教人做菜的经历。
多少次，她在北京与香港之间穿梭，在飞机上小睡，在卫生间补妆。工作这么忙，她却总让人感觉从容而美丽。
她说，“在我眼里，大部分我所欣赏的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不是很难的事情。从容是一种心态，忙碌是～种现象，忙碌是脚步快，心理节奏还是可以慢下来。”
而她是如何找到平衡点的呢?“不给自己施压，当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吃力的时候，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过高的要求。”她笑着说“我从来没有设定过程度，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这么多年来，沈星在电视上教煮饭做菜，每年要做近干道菜。这些菜全是她自己做的!
做菜是件锦上添花的事
五年来，沈星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真的会做菜吗?不是做秀，不是做节目?我是会做菜的人中，最上得节目的，也是做秀的人中，最会做菜的。
除了上节目之外，她也喜欢在家里做给自己吃，做给家人吃。她的厨房很大很专业，是餐厅的后厨。做节目的时候，她还贡献了很多厨房用品。她骄傲地说：这世上没什么锅具是我没收藏的。
对厨房用品和各种各样的餐具，沈星持续热爱很多年了。也因此，每次旅行，人家去逛精品店，她直奔厨具店。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貌，日本的餐具特别漂亮，手工制作的，陶制的，古老的家族牌子，握着它们，能感到时问的风声。德国的刀具和厨柜，严谨，简洁，好用，它没有风格，质量就是它的惟一风格。而这，是沈星的最爱，她也喜欢逛周末的跳蚤市场：有趣的小单品，蜡烛，胡椒瓶、筷子，那些佐料瓶，像水滴，像泪珠，像一颗一颗的心。而英国呢，则有那么多非常前卫，极具风格的餐具。好用吗?管它呢，看着赏心悦目也好。
而她最爱逛的地方是菜场，她一直保持这个习惯，目的不在采购，只是单纯地看，走进各种各样的菜市场，是体验名副其实的活色生香的生活。
在香港，她经常逛菜市场，对价钱很熟悉，菜市场那些她经常帮衬的肉贩，人家见她来，都会主动推荐最新鲜的牛扒、青菜和芦笋给她，要的价钱，也是最公道的。
在国外也一样：曼谷的水上市场、布达佩斯的百年市场、墨尔本的维多利亚菜市场、美国纽约的中央市场，巴黎巴士底市场、东京筑地鱼市场，还有台北的±林夜市……处处都留下她的脚印。
如果时间有限，必须在精品名店与菜市场中二选一，她会毫不犹豫地选：菜场。“商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每个菜场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一年去巴黎，是初秋。巴士底市场久负盛名，她拿着地图一路找寻，拒绝着沿街各色顶级品牌店不动声色的巨大诱惑。她在心里默念：名牌日日更新，可此时是一年中最富饶的收获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食物都汇聚在巴士底市场。果然，各式各样的生蚝铺在碎冰上，禽鸟，鹌鹑，珍珠鸡琳琅满目，还有来自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味的蜂蜜和祖母制的果酱……林林总总，照亮沈星的眼睛，盛满她的心，那一刻，她觉得幸福极了!
她收藏了一百多本菜谱，自己也出版了两本。而她还准备继续出，一年一本，传递给我们：健康、美容、养生、有机、低碳……等等美食的新概念。
享受现在
不能不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沈星。但是关于另一句：“要打动男人的心，必得先打动他的胃。”沈星却不置可否，现在没人信这句话了吧?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她偶尔也会想到未来，全职太太不错，也是女人很好的状态，她也喜欢孩子。首先要有勇气成为一个母亲，有很好的环境和足够成熟的心态。会生好几个吗?先做好一个孩子的母亲就很不错了，人的状态随时会改变，也许看见一个小朋友就会想他有个伴多好。
她最欣赏的男人品质，仍然是传统里那些对男人的要求：正直，是非分明。然而她最爱的还是纯真的男孩气，率性可爱，拥有这种品质的男人，会让她着迷。
父亲的去世，仍然是她心中不能痊愈的痛，那一段时间，沈星甚至想找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补上这个缺，但随着时间的流失，她慢慢明白：年纪不是考量的标准，有成熟的心态就好。所有的标准都可以更改，惟一不变的：得是个好人。
她最欣赏女性的品质是智慧，明理和温柔。而她认为女人最好的姿态，是从容不迫，曼妙悠悠。就好像，赶飞机脚步要加快，不等于神情要慌张。太紧张一件事，就得恶形恶状。到了这年纪，她越来越学会得到得不到没关系，拿得起放得下。就像亦舒说过的那一句，输赢不要紧，要紧是姿态好看。
从容不迫篇5
论文关键词 抢劫罪 胁迫 认定
一、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界定和特征
（一）暴力性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应当如何认定，我国刑法中对此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而将它留给了理论解释。于是，对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定义，理论界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是指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以便当场占有其财物，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并同时提出，“刑法典第263条抢劫罪中的‘胁迫’，宜在今后修改法律时改为以‘暴力相威胁’，以明确和限定胁迫的内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明确了抢劫中的胁迫方法的暴力性。但有的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恐吓或胁迫，其能否成为抢劫中的胁迫，并不在于内容如何，而在于能否造成是他人明显难以抗拒这一结果。任何形式的恐吓或逼迫，不管其内容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只要其能够令人明显难以抗拒，就足以成立抢劫犯罪中的胁迫”。第一种观点比较合理。因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方法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不但包括“暴力”、“胁迫”，还包括有“其他方法”。抢劫罪属于暴力型财产犯罪，是以“暴力”为基础成立的，这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所以抢劫中的胁迫是直接侵犯人生命健康的暴力威胁，不同于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而司法实践中，胁迫往往也是以暴力胁迫为内容。由此可见，为了使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更严谨、协调和避免理解中的歧义，明确胁迫方法的暴力性是必要的。因此，暴力性是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最主要的特征。
（二）程度性
而作为抢劫罪的胁迫方法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呢？最狭义的胁迫是指，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也认为抢劫中的胁迫也应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可见在这一点上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那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呢？理论界存在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应根据被害人的主观心理来判断，即行为人认识到只要使用轻微的暴力就能够抑制对方的反抗，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如行为人使用玩具手枪胁迫对方交出财物，并且行为人预见到被害人不敢反抗，这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认为，应当从胁迫的性质来判断，以社会一般人的主观心理为准考虑是否足以达到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其实这两种学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黑暗中行为人言语的恐吓，对于具有特殊体质的老人或患有心脏脑的极度胆小者而言，可能会对其造成极度的恐惧而压制了一切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而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面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主观说，应当依被害人的胆量大小定罪。前者可以认定为抢劫，而后者没有压制对方的反抗，就不能定罪，从而导致一种行为性质的两种判罚，这样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在衡量胁迫程度时，应当采用客观说更为合理。当然，客观说中的“一般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当对这一标准具体化。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如被害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性格等行为的状况；作案的时间、场所等行为的有关情况：胁迫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人所持的凶器等行为人的状况。总之，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如果认为某种胁迫从社会观念上足以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那就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反之，如果达不到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状态的程度，只是因为被害者有臆病，而实际上的这种特殊状况，如果明知，仍构成抢劫。我认为应该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把主观说和客观说结合起来，以客观说为主主观说为辅来确定胁迫的程度。因此，程度性也是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实施的当场性
胁迫方法具有实施的当场性，即胁迫是面对被害人直接发出的。这种胁迫行为必须是面对被害者当场实施，并且如不满足其要求，将要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才能成为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如果胁迫行为不是当场面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是借助给被害人写信、让第三人向被害者转达或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间接实施的，即使具有暴力的内容，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而不能构成抢劫罪。如果当场迫使被害人写下欠条，承诺事后取财的，也应当认为是敲诈勒索。当然，我们对“当场”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暴力胁迫的现场，应该允许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一定限度的延展，否则就不会有胁迫行为实施的余地。如，数个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胁迫劫财行为，被害人当即逃脱，但在半个小时后被围堵，被迫交出财物。如果局限地认识“当场”而不允许时空的延展，就会产生两个犯罪现场，两个抢劫行为。这样会造成行为人同时犯有抢劫未遂和抢劫两罪，这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所以抢劫中胁迫方法的实施当场性应当允许一定的时空跨度。
（四）对象的特定性
至于胁迫的对象，一般认为是财物持有者本人和其亲属。我认为这样的列举仍不足以囊括胁迫对象的范围。胁迫的本质是在造成恐惧和强制以抑制对方反抗。在实践中，能够对财物持有者形成要挟的人不仅仅为亲属，还可能是朋友、情侣等。所以胁迫的对象应当是财物持有者本人及其所有情感上的利害关系人。
二、抢劫罪与相关犯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胁迫行为侵犯了多种社会关系，所以它才进入了刑法的视野。我国刑法中规定了许多以胁迫方式实施的犯罪。除本文中的抢劫罪外，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要挟行为出于其精神强制的性质，也可统称为胁迫方法。另外，绑架罪等罪的行为方式中也都有胁迫方法。它们在刑法中所属章节不同，法律上对于胁迫方式也未作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多非典型性案件，审理时就难以准确定性。下文将对抢劫罪的胁迫方法与其它司法实践中易混淆的两罪中的胁迫方法做简要区分：
（一）抢劫罪与绑架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虽然立法对绑架的手段行为没有规定，但刑法通说认为从绑架的含义来说，是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劫持他人的行为。绑架罪是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同抢劫罪属于不同类型，所以两种犯罪的区别很大。但本文中以胁迫方法为主体，所以其他区别暂且不论，只讨论两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两罪中的胁迫方法最重要的区别有以下两点：
1．胁迫的精神强制程度不同。抢劫中的胁迫虽然具有暴力性质，并足以抑制对方反抗，但其将实施的后续暴力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是重伤或杀害，多半是殴打等轻伤害。而绑架罪中的胁迫后续行为一般是重伤或杀害（撕票），并且被绑架人已被限制了自由，亲属是否能给钱或实施营救，自己并不能控制，可以说是随时都命悬一线，其精神上的恐惧感和压迫感都已到达极致。所以其精神强制的程度远远大于抢劫罪中的胁迫。
2．胁迫内容实施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差异。抢劫罪和绑架罪中的胁迫，都是通过对人身施加影响而取材，但施加影响和取得财物的时间呈现不同特点。抢劫罪具有实施当场性，即在胁迫方法实施的当时、当时实施后续的暴力行为或是取财的目的行为。而绑架罪则是先绑架人质，然后勒令限期交付财物，胁迫行为和取财行为具有一定时间间隔，发生的地点也不相同，即异时异地。
（二）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是两种比较常见的财产型犯罪，二者在行为特点上很相似。刑法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一定义并没有完全反映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并不是很完善。所以从这一定义很难直接反映出此罪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别。只有通过对其进行比较，才能明确两者的区别：
1．胁迫的内容不同。如前文所述，抢劫罪的胁迫具有暴力性，即是直接侵犯人的生命健康的暴力威胁。而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内容比较广泛，可以是针对人身的暴力威胁，也可以以毁人名誉、毁坏财产、设置困境相威胁，通过揭发隐私、揭露违法行为，这些行为都无法构成抢劫罪。
2．胁迫的实施方式不同。由于抢劫和敲诈勒索的胁迫内容不同，也就导致了其实施方式的差异。抢劫罪中的胁迫，是当场直接向被害人发出的，无论明示或是暗示，都具有直接的公开性。而敲诈勒索可以当面对被害人公开实行，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如电话、手机短信、书信，还可以通过第三人转告等方式通知被害人，间接实施胁迫。
3．胁迫内容实施的时间不同。抢劫罪中的胁迫最大特点是实施当场性，即后续的暴力行为和取财行为都是在当场予以实施。而敲诈勒索中胁迫的内容则是在将来某个时间付诸实践。而且，敲诈勒索取的非法利益也是在行为人听要求的时间兑现，可能是当场，更多是在若干时日后。
从容不迫篇6
强迫行为有时明知故犯
在上海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网站管理的王小姐说“每次下班打卡前，我脑子里老想着，今天领导签字的版面上错别字究竟改过了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这件事，做梦有时会梦到考评部的老师在明天的评报上指出了我版面上的错误，我因此被扣罚了当月绩效工资，还被办公室公布出来丢了人。”很多人像王小姐一样，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和经历：刚刚整理好的手提包又觉得东西没带齐、走到家门口楼下突然不能确认自家防盗门是否锁好，于是返回检查一番
据专家介绍，强迫症是以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特征的神经功能性疾病，虽然大家明知一些举止及做法不对，却无法控制。
引发原因主要是――信息时代，通讯工具给人们带来了便捷，但也有不少人在海量信息前迷失了自己，而出现了信息强迫的症状；职场竞争激烈，由于过度做人情，整天想着发展关系，有些人身心疲惫不堪，有了社交强迫症的表现。
强迫症帽子别乱戴
现代职场，工作压力过大、追求完美，会使得都市人有一些强迫症状。但要注意的是，出现强迫症状大多并不是强迫症，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科疾病，多起病于中青年，带有强迫症状的常人与强迫症患者的差别就在于，强迫症状的严重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冲突的程度。而有强迫行为的人，过于专注于细节、规则、计划，属于完美主义者。有时，可能会出现僵化和固执，总是期望别人十分严格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专家介绍说，由于总是苛求完美，对自己要求过分严格，使得这样人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以下的职业的从业者较容易出现强迫行为：企业高管、银行职员、业务员、网站编辑、软件研发人员、医生。由于这些从业者所处的工作环境压力大，并且竞争激烈，淘汰率也较高。在这种状态下，急躁、自制能力差、内心脆弱且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非常容易产生强迫的心理。
虽然每个人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症的表现，但不要随便给自己下定义，眼下许多到心理诊所就诊的人都怀疑自己得了强迫症，而事实上强迫症不是那么容易得上的。但是，强迫倾向长期不疏导，焦虑与恐惧的心理越来越严重，那么，就可能发展为强迫症。
发泄需要一个突破口
从容不迫篇7
2001年5月24日，被告人张协勇以同样的手段到海南省第一收容所替因而收容的张叶莹交付了生活费、医疗费2800元后将张叶莹接出，带到琼山市府城镇绣衣坊45号303房居住，于当日下午被告人张协勇就强迫张叶莹还钱为其牟利，并对张叶莹进行看管，在张叶莹期间，张协勇还从湖南老家叫来被告人向华军、黄吉梦，要求被告人向华军、黄吉梦两人轮流看管张叶莹，防止张叶莹逃走，并许诺付给向华军、黄吉梦两人每人每月400元人民币报酬。被告人张协勇共收取张叶莹所得款1920元。
2001年5月下旬，被告人张协勇以3000元人民币的价钱跟他人换取对女付小影的控制权，并采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付小影在琼山市府城镇绣衣坊及彩霞旅店进行，被告人张协勇已收取付小影的所得款200元。
对本案有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被告人张协勇为首，伙同被告人向华军、黄吉梦、夏正荣，采取以安排工作为名，引诱、容留妇女的方法，将招来的妇女控制从事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协勇借替在劳教所期满的妇女张某交费接出安排工作为名，伙同被告人向华军、黄吉梦、夏正荣，采取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控制和迫使他人的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强迫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协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向华军、黄吉梦、夏正荣起协助作用，是从犯，应依法和其犯罪情节分别进行处罚。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是：
一、组织是指行为人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的手段，将分散的人员纠集、控制起来，管理、安排她们进行。而这些妇女本身带有一种自愿性，这种组织者，有的开设地下场所，有的没有固定场所，有的成立集团组织他人或者结伙组织他人，也有的单个人组织他人。同时所谓“他人”是指组织者以外的人员，组织者本人是否直接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并且这些组织者的犯罪分子一般具有营利的目的，也有间接获利的，本案被告人张协勇便是将张某、付某、夏某等人进行的款全部占有为己有。
从容不迫篇8
关键词:强迫劳动;国际贸易;强迫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130-03
1 强迫劳动的定义
1.1 《强迫劳动公约》的规定
1930年6月10日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公约第二条第1项规定,“强迫或强制劳动(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一词指以惩罚相威胁(under the menace of any penalty)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并非自愿从事的一切工作和服务(all work or service)。”公约第2条第2项列出了不属于强迫劳动的五项例外:
(1)兵役例外;
(2)公民义务例外;
(3)服刑例外;
(4)紧急状况例外;
(5)社区服务例外。
1.2 《废止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公约)的规定
1957年6月25日,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了《废止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公约),公约第一条列举了五方面的强迫劳动。“(1)作为政治压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为对持有或发表政见或意识形态上与现存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相反的意见的处罚;(2)作为为经济发展目的动员和使用劳工的方法;(3)作为劳动纪律的工具;(4)作为对参加罢工的惩罚;(5)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工具。”
1.3 联合国的相关规定
1966年由联合国通过并于1976年3月23日起生效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三款规定:“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不应包括:(1)通常对一个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而被拘禁的人或在此种拘禁假释期间的人所要求的任何工作或服务;(2)任何军事性质的服务,以及在承认良心拒绝兵役的国家中,良心拒绝兵役者依法被要求的任何国家服务;(3)在威胁社会生命或幸福的紧急状态或灾难的情况下受强制的任何服务;(4)属于正常的公民义务的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
综上,我们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强迫劳动定义为:除有法律上或道义上的正当理由外,一切在惩罚威胁下进行的非自愿的劳动。其范围广泛、形式多样,我们只要抓住“惩罚威胁”这一客观方面和“非自愿”这一主观方面来判断强迫劳动。
同时要辨析清楚一些易混淆的情况:
(1)强迫劳动与出于纯粹的经济需要无关,譬如当一名工人感到无法离开一个工作岗位只是出于实际上或者感觉没有别的就业选择。
(2)强迫劳动与工作类型低下、危险与否或工作条件好坏无关。强迫劳动情况的性质是由一个人同一位“雇主”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类活动的类型决定的,无论工作条件可能有多么艰苦或危险。
(3)强迫劳动与该劳动活动根据法律合法与否无关。一名妇女被迫是强迫劳动,因为这种工作带有非自愿的性质,而且她是在威胁下进行工作的,而不管这种特殊的活动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4)强迫劳动与该劳动活动是否为经济活动无关。一项活动并不需要被正式承认为“经济活动”,才能构成强迫劳动。例如,一个处于胁迫下的儿童或者成人乞丐将被视为是强迫劳动。
2 全球强迫劳动概况
2009年5月的《强迫的成本》报告中提供一幅当今世界强迫劳动的“全球动态图景”。
(1)非洲。在尼日尔,民间社会团体一直认为奴役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在保护其公民免受奴役方面违反了本国法律和国际义务。在加纳南部为季节性工作而移民的人员很容易受到强迫劳动,青年男子和妇女尤其可能在受虐待的条件下工作。有许多实例报告说雇主拒绝支付移民工人工资,或中介机构和机构在工人工资上欺骗他们。在刚果、加蓬和喀麦隆等国,俾格米人及其家庭正处在非土著人的强力控制之下,他们可以决定对俾格米人的劳动付给多少工资,如果有工资的话。
(2)亚洲。债役劳工制度的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南亚;以性剥削和劳动剥削为目的而贩运儿童和成年人情况的普遍发生;由国家和官方机构直接实行的强迫劳动的持续存在,尤其是在缅甸。
(3)美洲。强迫劳动出现在边远地区、森林采伐区以及一系列产业,其中有些是出口导向的,包括木炭、生铁、木材和一些农业部门。总体而言,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主要的强迫劳动方式是债役。
(4)欧洲和中亚。在整个欧洲,焦点主要集中在作为非法移民活动的后果的强迫劳动。
(5)中东。在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关于人口贩运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关于强迫劳动事项的报告出现了稳步增长。
3 强迫劳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各国的规制
3.1 强迫劳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这样全球范围的强迫劳动状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国际劳工组织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在性产业之外遭受经济剥削的810万强迫劳工所创造的非法利润总额达到104亿美元。
然而同等需要被关注的是,对于那些在强迫劳动状态下工作的人们来说,除了人身遭受的痛苦之外,胁迫还带来了哪些财政成本?换句话说,从被强迫劳动的那些人身上“偷走了”多少钱?回答这些问题要求对从事强迫劳动的“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强迫劳动而不是处于一个自由的雇佣关系中而损失的收入,进行一些估算。根据200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强迫的成本报告》,与胁迫相联系的收入损失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根源。第一个是工资支付不足。第二个根源,是与招聘过程相连的财政成本(主要是指产生于人口贩运情况的强迫劳动)。被贩运从事强迫劳动的移民工人经常要支付一系列与其招聘相联系的费用,包括付费获得语言技能,或者为签证和运输支付费用等。国际劳工组织估算,从事强迫劳动人员的未付工资总额约相当于约196亿美元。此外,国际劳工组织根据被贩运的受害者为在工业国家得到一个工作岗位需要付招聘费用(从较贫穷地区的150美元到平均5000美元以上不等),得出超过14亿美元的全球总数。两者相加,胁迫工人所带来的总成本总计达约210亿美元这样一个基准数字。
如此巨大的强迫成本必然给强迫劳动者们带来巨大的贸易优势,首先,通过不足工资支付和收取相关费用,强迫劳动者大大的节约了其生产成本,而其他未采取强迫劳动的经营者的成本便相对增加了,在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对于未采取强迫劳动的经营者是极不公平的。并且,根据上文分析,强迫劳动是区域性集中的,某些国家由于强迫劳动的规制严格一些便强迫劳动现象较少,而一些国家对于强迫劳动的规制松散一些,强迫劳动现象屡见不鲜,经营成本降低,这时导致的就是国际贸易的不公平。其次,根据“竞相逐低”原则,未采取强迫劳动的经营者面对如此不利的贸易局面,若竞相采取强迫劳动,这将加剧强迫劳动现象的恶化,也将扭曲国际贸易秩序。再次,面对强迫劳动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各国经营者若将注意力集中于降低劳动成本上,将不利于科技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竞争,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3.2 各国对强迫劳动的规制及不足
面对强迫劳动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也纷纷对强迫劳动进行规制。
有不少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了免于强迫劳动,例如,《日本国宪法》第18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受奴隶性拘束,除因犯罪而受处罚外,不得违反本人意志使其服苦役。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6条规定禁止“强迫劳动”。
几乎所有国家在其它法律规定中都禁止使用强迫劳动。
(1)在南亚国家中,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都有非常详尽的针对“债役劳动”的立法。印度的1976年债役劳动制(取消)法案(BLSA)对任何强迫他人提供任何债役劳动或索求役债者规定了三年以下徒刑并处2千印度卢比的罚金。巴基斯坦的1992年债役劳动制(取消)法案规定对强迫或索求债役劳动规定了处罚二至五年的有期徒刑,或处以不低于5万巴基斯坦卢比或两项并罚。
(2)非洲国家,例如在尼日尔,2003年对《刑法》进行了修订以包括一项将奴役劳动定为有罪的规定,可能导致严厉的监禁判决。2007年8月,毛里塔尼亚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以界定奴役劳动并为之定罪,新法于2008年初生效。
(3)在英国,强迫劳动罪未在法律上专门规定。不过,最近一系列政策措施与法律改革增加了处理强迫劳动虐待案的广度,主要也是使用新的反贩运法的方式。通过于2002年发表的白皮书,政府就移民背景下的强迫劳动与贩运制定了范围广泛的政策。
(4)美国立法机关于2000年通过了贩运受害者保护法(TVPA),该法律既规定了新型犯罪又对现有违法行为(包括为偿债劳役、蓄奴和非自愿劳役或强迫劳动而进行的贩运)加大了惩罚力度,并给参与此类行为的图谋定罪。
(5)欧洲国家,强迫劳动罪在现有的刑法中未被如此看待。不过,许多国家要么通过了新立法将贩卖人口定罪,要么正处于制定这种立法的过程中。法国于2003年3月通过了全面的反贩运立法,涵盖了劳动与性剥削的各个方面。强迫劳动概念可被看成是间接地隐含于刑法的两个条款中,其中一款对不付薪酬或薪酬明显不符所提供劳动的价值而获取服务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另一款对工作和膳宿条件与人类尊严不相容的情形规定了惩罚措施。在德国,最近对刑法的修正案分别对性剥削贩运和劳动剥削贩运做了规定(第232和233款)。2003年12月8日第162-FZ号联邦法案引入的对俄罗斯联邦刑法的修正案对贩运与强迫劳动违法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
然而就整体而言,法律对于强迫劳动这一块的规制还是刚刚起步,各个国家亦都存在很多不同的问题。
在立法方面:
(1)针对强迫劳动的规定少且笼统,操作性不强,例如非洲的许多国家的现有法律对强迫劳动定义太泛,公诉人和法庭难以在具体实践中辨别强迫劳动情形,宪法上禁止的往往没有具体法律来支持,官方要想提出公诉或者受害人想对簿公堂都是难上加难的事。
(2)完整性还不够,在一些国家中,强迫劳动在劳动法典中可能是被禁止的,但却在任何其他法律中没有明确列为犯罪行为,缺乏完整和连贯性,导致出现行为虽被法律所禁止却没有法律上的惩罚做后盾的情况。对部分相同的犯罪,比如强迫劳动、蓄奴、奴役或奴隶地位、和贩运,不同法律可能包含不同的有时是不连贯的定义,这些都导致法律操作性减弱。
(3)法律的规制力度太弱,“在大部分情形中,对强迫劳动行为的处罚看来很轻微”。
在法律执行方面,即使已经对强迫劳动进行了法律规制,提起公诉的案件廖廖。非洲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劳动管理和法律执行制度受到严峻的资源制约,法律执行纪录很薄弱。比如,在苏丹,尽管有一个法律框架而且当局承认有数千起拐骗案例,但至今没有人因拐骗或强迫劳动罪受到。此外,一些国家,法律框架业已牢牢确立,然而执行的情况并不乐观。例如印度,在非常详尽的债役劳动制(禁止)法案下,截至2004年8月,印度政府报告了4,859起公诉,这一总数可能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单个国家在强迫劳动罪方面的数目。然而与债役工的数目相比,这个数还很低。究其原因,政府承认,对什么是债役劳动有混淆的认识,无法准确的辨别这一问题使得公诉数目很低。还有由于制度问题所导致法律执行不够,例如巴西,在巴西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是在联邦级、州级和劳动法庭之间对强迫劳动案子的权限问题。一家工会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缺少刑事诉讼主要是因为联邦司法机关在多个场合宣布自身无能力审判强迫劳动罪。
4 中国在强迫劳动问题上的立场及存在的问题
4.1 刑法对强迫劳动的规制及存在的问题――强迫职工劳动罪
中国对于强迫劳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上升到刑法高度来规制强迫劳动。97刑法新增了第244条规定,即强迫职工劳动罪。《刑法》规定强迫职工劳动罪实现了《劳动法》与《刑法》在立法内容上的衔接,促进了立法内容的协调,弥补了立法内容体系上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保障。
但是,从该罪的刑罚法条中存在很大缺陷,第一,该罪的客观方面是“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
(1)其方法只能是限制人身自由,如果采取其他方法,如暴力、胁迫,或以扣发工资、辞退相要挟等,则不能成立本罪。
(2)其行为必须违反劳动管里法规。如果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如监狱为行刑而强迫犯人劳动,企事业单位在法律范围内对职工的劳动作严格要求的,不成立本罪。
(3)情节必须严重。第二,强迫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职工,包括与本单位建立劳动法律关系或具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内部人员。对外部人员强迫劳动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构成本罪。第三,本罪的主体是用人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本罪的主体只能是合法单位。对于非法的个体、私营企业中的强迫劳动,不能构成本罪。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刑法所规制的强迫劳动只是国际公约所定义的强迫劳动中的及其狭小的一方面。因此,有必要对强迫职工劳动罪进行立法完善,首先针对主体,建议将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扩大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使那些非法单位和个人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也能受到刑事制裁。其次是罪状的完善。刑法规定本罪的行为手段仅限于限制人身自由。不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职工劳动的行为犯罪化将严重削弱刑法对强迫职工劳动行的打击力度。因此建议将暴力、威胁等手段在本罪罪状中加以规定,加强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再有,改变该罪罪名为强迫劳动罪,扩大强迫的对象。
4.2 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制度
我国的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这两项制度一直为其他国家所诟病,认为是强迫劳动的典型。
4.2.1 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是对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刑罚执行制度。劳动改造的实质确实是强迫劳动,但该制度针对的是已经由法院作出判决的罪犯,并且是在劳动改造机关的监督管理下进行劳动,符合《强迫劳动公约》所规定的例外3即服刑例外,“任何人因法院判定有罪而被强迫从事的任何工作或服务”不是强迫劳动,并且符合对服刑例外规定的三种限制:一是该等服刑必是基于有权作出该等服刑判决的法院根据正当的司法程序作出的;二是服刑期间的强迫劳动“必须由政府当局监督和管理”,任何私人或私人团体不能参与监督或管理;三是“该人员并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团雇用或处置”。因此,我国的劳动改造应当说与公约并无不符。
4.2.2 劳动教养
与劳动改造相比,劳动教养制度则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劳动教养制度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我国特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过去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它在内容和程序上均与禁止强迫劳动公约严重相左,在内容上,劳动教养是以强制被劳动教养的人进行劳动为主要内容,其强制或强迫劳动的属性,是很明显的。在程序上,它规定不经司法判决即可剥夺被教养人1一3年,可延至4年的自由。且从适用范围来看,劳动教养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几乎凡够得上治安处罚的,就可以适用劳动教养。这种局面严重地影响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使得我国频频受到发达国家、国际社会各种人权组织和劳工团体的批评和质询。于是,学者们纷纷提出关于劳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改造劳动教养,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罚方法纳入刑罚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劳动教养刑”的主张。第二种意见主张改变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适用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予以决定。第三种意见主张将劳动教养纳入刑法体系,作为保安性措施的一种。但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一件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针对第一种意见,从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来看,其并非都属于“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不需要给予刑事处分)”的情况,如果全部适用“劳动教养刑”,就有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之虞。针对第二种意见,自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以来,教养立法主体不一,劳动教养实体规定交错混乱,彼此矛盾、抵触,条文规定原则,可操作性差,致使法院将无法适用。因此,笔者基本上赞成第三种意见。
4.3 我国劳动法对强迫劳动的规制及存在的问题
从容不迫篇9
关键词：兰花“曙光”；水分胁迫；生理生化指标
中图分类号 S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2-32-04
1 引言
‘曙光’是由母本虎头兰‘黄素花’（Cymbidium tracyanum L.Castle）和父本大雪兰（Cymbidium mastersii）杂交选育而成的兰花新品种。四季常绿，叶带状，14～20枚；花葶高52～55cm，着花6～12朵，花朵自然水平展开9.6～13.2cm，有香味；萼片和花瓣均为金黄至卵黄色，切花瓣稍宽（1.4±0.2）cm，唇瓣左右裂片之间有2行金黄色毛，合蕊柱背和腹面为红色；花期40～60d，瓶插期20～45d。适宜在亚热带或气候相近的温暖地区保护地栽培，并且该植物具有适应范围、温度的广泛性的特点，为其推广性的栽培及观赏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1]。
植物除因土层中缺水引起水分胁迫外，干旱、淹水、冰冻、高温或盐碱条件等不良环境作用于植物体时，都可能引起水分胁迫。不同植物及品种对水分胁迫的敏感度不同，影响不一。如刘福建等[2]报道了水分胁迫对澳洲坚果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表明在水分胁迫下，处理间的叶绿素、总糖和淀粉含量随水分胁迫强度的加剧而下降。等[3]报道了水分胁迫对草莓叶片生理特性的影响，表明随着胁迫程度的增加和胁迫时间的延长，可溶性糖和脯氨酸的积累增加。王存纲等报道了水分胁迫对大岩桐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4]，汤伟权等报道了水分胁迫对大叶铁线莲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5]，李光等报道了[6]水分胁迫对金线兰地上茎组培苗生理生化的影响。而对于水分胁迫下兰花新品种“霞光”花期植株的生理特性指标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为此，本研究通过测定分析水分胁迫不同时间与对照处理下兰花“霞光”的生理生化的变化规律，探索水分胁迫与兰花“霞光”花期的关系，为兰花的抗旱机理和栽培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兰花‘曙光’植株，选择外形、株高和叶片数大致相当的，第3年复花的优良植株，均为本课题组的自主培育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兰株。
2.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3年7月在公司大棚内进行，将挑选出的12盆植株分为4组，每组3盆，对植株进行编号。采用每隔5d、10d、15d、20d浇一次水的控水方法，待到植株开花的初期，于早晨8：00～9：00，选取开花植株的叶片，并洗净待测。栽培环境：大棚内布有20%的遮光网，栽培基质一律使用1/4树皮+1/4泥炭+1/4椰糠+1/4陶粒的混合基质[7]，日温（22±2℃），夜温（12±2℃）。
2.3 测定方法
2.3.1 叶绿素的测定方法[8] 称取新鲜叶片0.1g，剪碎，放入研钵中，加入少量石英砂、碳酸粉及2～3mL80%丙酮，研磨匀浆，再加入纯丙酮10mL研成匀浆，暗处静置约10min。将提取液过滤到25mL棕色容量瓶中，用丙酮反复冲洗研钵与研棒数次，并用少量丙酮反复冲洗滤纸和残渣，直到无绿色为止，以便色素全部转移入容量瓶，最后用纯丙酮定容至25mL刻度线，摇匀，并保存于暗处备用检测。在波长663nm和645nm下测定吸光度（A663和A645），依据公式（1）～（4），分别计算出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浓度：
Ca=12.72A663-2.59A645 （1）
Cb=20.13A645-5.03A663 （2）
叶绿素CT=Ca+Cb （3）
式中：Ca和Cb分别为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浓度（mg・g-1）。
叶绿体色素含量（mg・g-1FM）=
[C×提取液总体积（mL）×稀释倍数FM（g）×1000] （4）
式中：C：叶绿体色素的浓度（mg・g-1）；FM：鲜重（g）。
2.3.2 可溶性糖、淀粉含量的测定方法（蒽酮法）[8] 称取兰花叶片鲜样0.5g，剪碎放入具塞试管中，然后加入蒸馏水10mL，在水浴锅中沸水浴20min，冷却后过滤，滤液收集在100mL容量瓶中，定容即为可溶性糖待测液。每组样品重复3次。将提取可溶性糖以后剩余的残渣移入试管中，添加20mL蒸馏水，沸水浴15min，加入9.2mol・L-1的高氯酸溶液2mL，提取15min冷却后过滤，定容至100mL，即为淀粉待测液，每组样品重复3次。待测液分别在620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代入公式（5）、（6）计算结果：
可溶性糖（mg・g-1）=[标准曲线所查出的值（μg）/103×提取液总体积（mL）×稀释倍数样品鲜重（g）×测量时加样量（mL）×100] （5）
淀粉含量（mg・g-1）=[标准曲线所查出的值（μg）/103×提取液总体积（mL）×0.9样品鲜重（g）×测量时加样量（mL）] （6）
2.3.3 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方法[8]（考马斯亮蓝法） 称取兰花叶片鲜样0.2g，剪碎加入少许的石英砂和蒸馏水研磨，之后转入10mL的容量瓶（用蒸馏水冲洗研钵2～3次合并于容量瓶中），定容至10mL。摇匀之后，取3mL匀浆移入离心管中，5 000g，离心10min，上清液移入烧杯中即为待测溶液。在595nm处，测定吸光度，并通过标准曲线查的蛋白质的含量。代入公式（7）计算结果：
可溶性蛋白含量=[标准曲线所查出的值（μg）/103×提取液总体积（mL）×稀释倍数样品鲜重（g）×测量时加样量（mL）] （7）
2.3.4 游离氨基酸含量的测定方法（茚三酮法）[9] 取叶片0.5g，剪成0.5cm宽的碎段，放入20mL的刻度试管中，加10mL蒸馏水，沸水浴加热提取20min，冷却后备用。用7200分光光度计比色（610nm、1cm光径的比色皿），读出吸光度（A）查标准曲线，求出样品氨基态氮的含量。代入公式（8）计算结果：
氨基酸含量=[标准曲线所查出的值（μg）/103×提取液总体积（mL）×稀释倍数样品鲜重（g）×测量时加样量（mL）] （8）
2.4 数据处理 数据用Excel 2003进行绘制，处理；用统计分析软件dps7.05进行方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分胁迫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水分胁迫处理天数不同，兰花“曙光”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有明显的差异（表1、表2）。由图1可知，以对植株进行5d浇水为对照，对植株进行15d处理过的兰花叶绿素含量显著增加，增加幅度最大，叶绿素含量高于对照5d24.3%，10d16%，20d6.0%（P
3.2 水分胁迫对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水分胁迫对可溶性糖有明显影响（表3、表4）。由图2可知，以5d浇水一次的处理为对照，对植株15d浇水一次的处理中可溶性糖含量显著增加，高出216.8%（P
3.3 水分胁迫对淀粉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水分胁迫对叶片中淀粉含量有一定影响（表5、表6）。由图3可知，以兰花进行5d浇水的水分胁迫处理组为对照，相隔10d浇水的组植株叶片中淀粉含量明显增加，增加量最高，为47.6%（P
3.4 水分胁迫对可溶性蛋白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受水分胁迫影响，可溶性蛋白含量有着明显变化（表7、表8）。由图4可知，每隔15d进行浇水的组与每隔5d浇水的处理（对照）相比，叶片中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增加，增加91.3%（P
3.5 水分胁迫对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对土壤中水分含量的改变，兰花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有明显差异（表9、表10）。由图5可知，对兰花进行15d浇水处理的组，其叶片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明显高于5d浇水的处理164.7%（P
4 讨论
叶绿素是植物光合色素中最重要的一类色素，其含量可受多种逆境的胁迫而改变。叶绿素含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光合作用强度的高低，从而影响植物生长。在水分胁迫环境中，植物为了减缓由胁迫造成的生理代谢不平衡，细胞大量积累一些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如脯氨酸、甜菜碱等，以通过渗透调节来降低水势，维持较高的渗透压，保证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植物中的可溶性糖是水分胁迫诱导的小分子溶质之一，可溶性糖类参与渗透调节，并可能在维持植物蛋白质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0]。水分亏缺时细胞合成过程减弱而水解过程加强，淀粉水解为糖，蛋白质水解形成氨基酸，水解产物又在呼吸中消耗；水分亏缺初期由于细胞内淀粉、蛋白质等水解产物增亥，吸呼底物增加，促进了呼吸，时间稍长，呼吸底物减少，呼吸速度即降低，导致正常代谢进程紊乱，代谢失调。在水分胁迫下，植物内的正常蛋白质合成会受到抑制。可溶性蛋白与调节植物的渗透势有关，高含量的可溶性蛋白可以维持植物细胞较低的渗透势，抵抗干旱带来的迫害[11]。氨基酸是一类带有氨基（-NH2）或亚氨基（-NH）的有机酸的总称，是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植物生命活动中担负着各种生理作用[12]。水分胁迫使植物中游离氨基酸增高，这些游离氨基酸的增加，对维持植物水势起到渗透调节作用，同时也是胁迫下植物贮存物质和能量的一种形式，以免造成过多的损害消耗并缓解分解产物引起的毒害[13]。由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每隔15d浇水一次的水分胁迫处理的植株叶绿素、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游离氨基酸含量最高，每隔10d浇水一次和每隔15d浇水一次植株的淀粉都较高，且差异不显著，而每隔20d浇水一次时，上述生理生化指标含量均下降，说明每隔20d浇水一次时，已对兰花植株产生了毒害。本研究的结论与上述相关研究结论一致。
5 结论
对兰花“曙光”植株开花前和花期进行每间隔15d一次的浇水的水分胁迫处理，促进了叶绿素、可溶性糖、淀粉、可溶性蛋白和游离氨基酸的合成；每隔20d浇水一次时，上述生理生化指标含量均下降，说明随着水分胁迫强度的加剧，叶绿素、可溶性糖、淀粉、可溶性蛋白和游离氨基酸积累均在下降。因此，在栽培基质通透性较好的情况下，建议兰花‘曙光’不超过15d浇一次水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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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不迫篇10
强迫交易罪行为本质的理论
溯源我国刑法理论对强迫交易罪的分析较少，学说对于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颇有分歧，主要观点包含以下三种：（一）“完成交易目的+交易形成”说该观点认为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人暴力、胁迫行为的目的在于强迫他人完成交易，强迫买卖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仅为了确立交易关系，故而该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常见的是在“强迫与他人形成正当交易的行为”以及“强迫他人允诺在‘保留价格’范围内接受不公平的合同行为”这两类情况下构成的强迫交易罪。[1]（二）“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该观点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必须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即合同签订完毕但行为人并未按约定的条件履行义务，而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要求受害方以超出约定对价的高额价格实现其牟利目的。若交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额外履行付款义务，则成立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2]（三）综合说该观点是结合以上两种观点，即“牟取暴利+交易形成说”，认为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是在交易形成如合同订立过程中，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使用暴力、威胁手段迫使交易相对方违背自由意志与行为人成立交易关系，即要求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发生在订立合同或形成交易、参与经营活动或退出经营活动之时，若嫌疑人行为不符合该行为目的或该行为时间的要求，则不成立强迫交易罪。由于对强迫交易罪中暴力、胁迫行为的发生阶段和行为目的的理论解释不同，司法机关对强迫交易罪难以统一适用，导致对相同案件作出相异的罪名认定，法律的权威性因而受损，普通民众也容易对法律本身产生迷惑。故而笔者认为，从上述两起事实相似的案件切入，深入检视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全面厘清其与敲诈勒索罪的差异，对于强迫交易罪的司法适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强迫交易罪本质的检视
就当前有关强迫交易罪行为本质的讨论而言，主要体现在“完成交易目的+交易形成”说与“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之间的分歧，这其中“牟取暴利+交易履行”说又居于主导地位，而“完成交易+交易形成”说在学界的地位已逐渐下降。对于强迫交易罪的行为本质，笔者将结合上述案件逐一进行分析。（一）暴力、威胁行为的本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强迫交易罪的修改规定可以看出完成交易目的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强买、强卖商品或强迫提供、接受服务可以以完成交易为目的，但新增的强迫退标、让股等内容完全排除了实现交易的目的，故而立法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否定了完成交易说的理论价值。但立法否定了完成交易说，主流赞成牟取暴利说，并不能认定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可以指向无限的暴利程度。按照牟取暴利说，牟取暴利是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行为的出发点，行为人不依照约定的条件履行义务或者不尊重被害人的交易意愿，意图通过暴力、胁迫行为来迫使被害人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实现其牟取暴利的目的。笔者承认牟取暴利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务中必须对行为人取得暴利的程度，以及暴利的载体明确规范，防止轻纵那些表面上为了牟取暴利而实欲非法占有的非法行为，因而背离强迫交易罪维护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秩序的价值内涵。应当明确的是，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的目的确实在于满足行为人通过公平交易无法得到的暴利（或通过自由交易无法成交的低价），同时该利益因违反公平原则而不为法律所认可。但在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胁迫手段仅在于获取公平交易额外的暴利，双方必须具有一定的交易或经营关系，行为人在暴力、胁迫之下必须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且该种暴利的程度不能是无限大，进而使行为转变为实质的非法占有。根据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2款：“从事正常商品买卖、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钱物，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钱物的，以抢劫罪定罪处刑。”由此可以肯定，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在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交易相对方达成交易时必须以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货币、商品、或者要求对方接受一定的服务为代价，同时行为人暴力、胁迫被害人所达成的对价必须在合理差价的暴利限度内。然而，何谓“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钱物”，尽管该《意见》第9条第2款规定：“在具体认定时，既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还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比例，加以综合判断。”由于该规定依然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标准，难免导致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钱物”的理解不同，定罪处罚也容易发生分歧。例如在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中，前者的嫌疑人将加工费从1.7元提高到3元，后者则从0.4元提高到20元，是否对后一情形认定为符合“相差悬殊”的标准，就决定了罪名的不同。可见，对标准的不同认识往往可能导致行为性质的认定迥异，而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法定刑相差甚大，正确界定强迫交易行为中的暴利标准可谓关乎犯罪人的重大人身利益。笔者认为，要合理限定暴利的标准，必须结合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行为所牟取的非法经济利益与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来分析。因为实务中部分案例存在绝对数额大，比例却较低的情形，因此全面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和比例是比较公平、妥当的处理方法。对于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不大，比例也不高的，即为“相差不大”。而对于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大、比例高的，即“相差较大”的情形，一般也应按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毕竟这种“相差较大”并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仅是出于以不合理的交易价格实现牟取“暴利”目的。但如果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特别大，相差比例特别高即达“悬殊”的情形，一般应以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比如强迫他人以5万元购买一条价值50元的牛仔裤，显然很难认定行为人的“牟取暴利”之目的，其性质更符合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交易为名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实，或构成抢劫罪或构成敲诈勒索罪。实践中，认定相差“不大或较大”的情形较容易，但对于相差“悬殊”的，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则需要司法人员综合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行为手段，当地的经济水平、市场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加以考量。因此，如果仅从行为目的角度分析，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都是行为人为牟取暴利，向被害人索取与商品或服务价值相差不大和相差较大的加工价格，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目的特征。（二）暴力、威胁行为的发生阶段如上所述，强迫交易罪中暴力、威胁行为必须发生在具有特定交易关系或处于特定经营活动的行为人之间。因为只有存在特定的交易关系或处于特定的经营活动中，行为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促成商品、服务交易，成立或解除经营关系，是基于牟取非法经济利益的主观动机驱使下通过客观的交易行为，破坏了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易秩序，侵害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因而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法益要求，彰显将强迫交易罪置于破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的立法本意。然而，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交易活动的哪个阶段，则有必要加以厘定，以符合强迫交易罪规范的实质要求，从而避免司法适用出现混淆。笔者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当发生在交易形成阶段，而并非贯穿交易履行过程。就合同交易而言，体现强迫交易的暴力、威胁行为应发生合同订立的过程中，而并非发生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首先，按字面意思，强迫交易罪直接指向的是相对人的交易自愿性。其次，从交易活动的规律看，交易方的非自愿特征是显失公平的必要条件，毕竟强迫交易罪侵犯的是他人对交易对象和交易活动的自主选择权，从而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性和自由性。再次，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强迫交易罪的具体列举的五种情形看，强买强卖商品和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都发生在交易的形成过程中，破坏他人交易的自愿性；而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及特定的经营活动和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其他资产的，也是限定于违背他人经营活动的自愿性，针对经营活动的开始或结束来迫使相对人放弃或付出权益，以满足行为人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按照“交易形成”说，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行为迫使相对人与其订立合同、参与或退出特定经营活动，即已经构成强迫交易罪，在之后的交易履行过程中再采取暴力、威胁手段逼迫相对人牺牲其权益完成特定的交易活动，仅仅是犯罪状态的延续，是牟取非法利益目的的二次践行，无需重复评价，就如同盗窃者一旦将他人财物秘密窃为所有，便构成犯罪，而此后的秘密保管或出卖行为，只是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继续，并不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单独成罪。然而，一旦将行为阶段限制在交易履行过程中，便给犯罪留下一道口子。行为人即使在订立合同时采取暴力、胁迫行为迫使相对人订立合同，但并未在后续的履行合同中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牟取非法利益也不能作为强迫交易罪进行评价，无论行为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是否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相对方，只有在交易履行过程采取暴力、胁迫行为才能以犯罪论。总之，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应当发生在特定双方在订立合同，达成交易的过程中，而一旦交易关系形成，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便不存在强迫交易的情况。因此，如果仅从暴力、胁迫行为的发生阶段分析，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都是在合同订立完毕，行为人在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向被害人索取超出商品或服务价值的价格，故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阶段特征。（三）暴力、威胁行为的行为程度按常识，仅从行为程度上比较，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明显低于抢劫罪，其程度应不危及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不致于令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多采取语言威胁或强制搜身等方式。如果行为人以牟取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非法利益为目的，但在使用暴力、威胁过程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判明其主观方面而亦伤害或杀人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程度与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行为程度较为一致，区别主要在主观目的。因此，只要行为人采用的特定暴力、威胁方法的针对性强、具有一定攻击性，足以影响被害人的自由意志，最终可能使被害人被迫作出违背真实意志、且不利于自身的行为，便符合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威胁的行为程度要求。对于暴力的程度，应限于致人轻伤。一方面，从本罪（情节严重）法定刑与故意伤害罪（轻伤）法定刑比较分析来看，强迫交易罪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高于故意伤害罪的三年有期徒刑，可见立法已将对轻伤的评价纳入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考量之内。另一方面，按照各地司法实践，如北京丰台的“不住店就让你骨折”，以及河北保定的“不买打火机就揍人”等数起强迫交易案件，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认定标准普遍被定位在轻伤程度。因此，将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要求限定于轻伤，既遵循了立法规律，也符合实务规范。[3]对于威胁的程度，则较难落实具体标准。因为个体的心理素质、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恐惧产生影响，比如，某些被害人的羞耻心极强，重视其隐私保护，一旦受到宣扬隐私的威胁，即产生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强制，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自杀严重后果；而对于某些天性洒脱、乐于分享、喜欢受人关注的人，宣扬隐私的心理强制程度较低，甚至不会因而产生恐惧。笔者认为，对威胁程度最恰当的界定方式，应按照社会公众普遍的认识标准和价值衡量，即只要威胁行为能够使交易相对方产生心理恐惧，便足以构成强迫交易罪。必须指出的是，强迫交易罪中威胁内容的暴力程度可以超出行为人实际实施行为的暴力程度。例如，以侵害被害人生命安全相威胁，迫使被害人就范，也成立强迫交易罪。[4]因此，仅从暴力、威胁的行为程度出发，在前面提及的两起案件中，行为人都是利用了被害人对延误货期的巨额违约金的畏惧心理，肆意提高约定的加工费用，迫使被害人支付高额费用，因而成立强迫交易罪。对强迫交易罪的上述分析表明，嫌疑人所采用的暴力、威胁行为的行为目的、行为程度和实施时间等因素对司法认定具有重大影响。《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强迫交易罪做出调整，补充了有关投标、拍卖、股份、债券等特定经营活动情形，但是不管犯罪情节和法定刑幅度如何修改，通常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只有对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本质的理解不同，才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同案不同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