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眷恋着祖国十篇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1

《梅花魂》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作者的外祖父——一位身在异国却时时刻刻都在想念自己祖国的华侨老人，通过老人对梅花的喜爱，表露出一位华侨老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和他的一颗中国心

作者小时候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每当外祖父念起中国唐诗时，总是热泪盈眶，---他多么想回到自己亲爱的祖国啊！一次作者不小心在一幅梅花图上印了一个手印，一向慈祥的外祖父，竟大发脾气，训斥作者的母亲。作者觉得很奇怪，不就是一幅梅花图吗？用得着这样吗？

在作者即将回到祖国的时候，外祖父把那幅珍藏已久的梅花图送给了作者，还给她讲了作为中国人就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都要有个顶天立地不肯低头的气节要像梅花一样经得住考验，梅花象征着坚强，象征着百折不挠，就像我们中国一样，虽然饱受凌辱，但我们仍然不放弃，坚持不懈，因此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快要开船时，外祖父又把梅花手绢送给了作者，希望作者做一个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都能坚持到底，重整旗鼓。

是啊！朵朵梅花寄深情，情有独钟因爱国。一位老人不管离开祖国多久，眷恋之心，热爱之心是始终改变不了的，这种精神如此深沉如此让人感动。我想：“我们作为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就应该担负起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责任，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中华子孙，是龙的传人，我们要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郯城县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xushuo13579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2

它曾经是被侵略者一同侵占的“七子”之第三子，它的兄弟：澳门、香港、九龙、威海卫、广州湾、旋顺大连都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只有它还和“母亲”间隔海陆两地。换作是人，假如你的兄弟姐妹都在母亲的怀里受着爱怜，而你则独立在一旁只能旁观不靠近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换作是我，连落红都不是无情物，化作是泥土里都可以护花，为什么只有我不能真正回到母亲的双臂里。

台湾现在虽然是打着中国的旗牌，但却还一直不肯回归中国，还一个独立的岛屿。尽管人们都说中国的台湾“省”，台湾也承认他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毕竟还没有回归于中国，这让两岸人民很是苦恼。七子之歌-台湾：我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

我便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血液，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到这里，就可以些什么了。这里的琉球群弟其实是指“日本”，这里的郑氏是指郑成功。郑成功是明清之际民族英雄，他曾在1662年2月击退过荷兰人，收复过台湾，它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余光中先生写过一首诗——《乡愁》，是写两岸人们心连心却不能在一起的悲伤，我也不由得想起曾经学过的“日月潭碧波凝翠台湾骨肉日日思归盼统一

扬子江热浪含情大陆同胞天天翘首望团圆”这对对联，我还想到南宋陆游写的《示儿》中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的爱国诗句。

那对对联写的是海陆两岸人民情深，都盼望着祖国统一，早日收复失地。说起失地，重点还是陆游的《示儿》诗中的那句。《示儿》是陆游的绝笔诗，陆游在临死前写到《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这句诗的意思就是说，人死了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悲伤的是看不到祖国的统一。从这句诗可以表现出诗人爱国的情感，但是因为当时朝廷的衰败，有爱国心的人却不能为祖国尽力。而现在的时代不同，我们生活在自由光明的时代里，人材众多，可是却无用武之地？台湾也可以说是失地了，为什么却一直没有被收复，回归祖国。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儿女，不是中国的“绿叶”？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3

关键词：眷村;怀乡书写;老兵书写;辞乡书写;探亲书写

眷村是台湾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后，二百多万军民来到台湾，组成了被称作“眷村”的军眷家属区村落。眷村以本身独特的体制结构与族群文化，全方位地介入了台湾战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并对台湾历史建构影响甚深。[1]眷村人的曲折际遇，成为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再现于台湾文学。台湾文学中以“眷村”（或军人家庭）出身的作家为主创作的有关眷村题材的小说，就是眷村小说。[2]就其内涵而言，眷村小说“从因缘聚会写到星散蓬飞;从一意期盼反攻还乡，写到终究自甘老死于台湾;从琐记眷村儿女的爱恋心事、邻里是非，到辩证家国历史、反思记忆想象，甚至操演政治;凡此种种，亦所以交织出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与家国沧桑。”[3]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张玮芒、张大春、张启疆、袁琼琼、苦苓、萧飒等台湾当代诸多作家都相继创作了以眷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涉及人世沧桑、生活情状、文化生态、政治诉求等，如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古都》，苏伟贞《有缘千里》、《离开同方》，袁琼琼《今生缘》，苦苓《外省故乡》，张大春《鸡翎图》，萧飒《单身惹惠》、孙玮芒《卡门在台湾》、张国立《小五的时代》等。

眷村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上有着隐然的历史脉络，从五六十年代怀着对家国命运的忧患悲怆而远离故园、迁居异乡的怀乡书写;到七十年代主要由外省第二代描写被时代遗弃的老兵书写;八十年代眷村改建拆除逐渐沦为陈迹，眷村二代相继出走的辞乡书写;再到九十年代分隔海峡两岸数十载骨肉重逢的探亲书写，呈现了不同主题内容、迥异风格的四个书写阶段，描绘出一幅台湾外省族群的历史画卷和一段集体记忆。

一、怀乡书写

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在国家分裂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与母体脐带断裂般的精神苦痛和对故乡可望不可及的现实阻断，使眷村一代们创作的怀乡小说成为适应冷战与内战框架下的特殊文学书写形态。在“反攻”遥遥无期的局势下，台湾文坛又产生了对故土怀念眷恋的书写。这样的书写有许多相濡以沫的共同情感于其中，同时也涉及到对内战的演绎与战败逃亡情境的赘述，于是情感怀乡与政策一拍即合，成为了50年代前期台湾文学的主流――“战斗文艺”。

由于台湾强有力的文艺机制，“复国”几乎是“全民运动”，创作上大多遵循固定的套路，也局限在特定方向的表达，代表作有陈纪滢的《荻村传》、姜贵的《旋风》、司马中原的《野烟》、朱西宁的《破晓时分》、段彩华的《花雕宴》、田原的《爱与仇》、澎湃的《黄海之战》等，在这些作品的鼓动和宣扬下，那些跟随来到台湾，只是把台湾当作暂居小岛的眷村一代们，产生了强烈的复国还乡冲动。例如司马中原的《荒原》、《狂风沙》，在那片雄浑的战火焚烧的大草原，孕育了无数苦难的荒原，也是他笔下所有故事的共享风景。至于司马中原的一系列“乡野传奇”作品，更是打造了所有流亡来台人士的一个共同愿望，他努力把乡愁具象化，透过书写保留记忆中的故乡风俗人情。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复国还乡的无望使在台湾寄居的眷村一代感到失根、惶惑与不安，思乡怀乡之情更显旺盛，他们回忆着记忆里的家乡，那些熟悉又遥远的风土人情，用热烈、饱含深情地倾诉聊以慰藉痛苦空虚又充满着怀念的酸涩的心灵。例如张拓芜的《代马五书》、《坐对一山愁》，描写童年在故乡的生活的美好的情趣和回忆，但那份包含着乡愁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却是无处排遣。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字风格记录了那个多苦多难、血泪迸进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眷村小说以怀乡书写为主，呈现出挥之不去的政治归属迷惘。

二、老兵书写

中华文化的味道在这个复杂的寄居地弥漫，各省的风土人情在渐渐地融合，而老兵们的内心仿佛还在执著地踏着故土的时光。尽管眷村作为外省人与台湾本地人的分化地域，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单身的军人来到台湾却消磨不了单身汉的寂寞，同时，他们深知返回大陆只是个美丽的泡影，而适应并且努力地在台湾生存安度晚年才更实际，于是他们与台湾本地的女性通婚，孕育了眷村第二代即“外省二代”。

描写“外省一代”老兵们几近奔溃甚至沦落、精神失常乃至压抑与爆发的变态大多是年轻的“外省二代”作家群，如苦苓的《柯思里伯伯》、《张龙赵虎》，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吴锦发的《兄弟》，王幼华的《南山村传奇》，苏伟贞的《有缘千里》、齐邦媛与王德威合编的《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等。在张大春的《四喜忧国》中，主人公朱四喜本是个身份卑贱的底层老兵，以骗婚的方式娶到了台湾本地的年轻女子，但他也有宏大的抱负，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他识字不多，却喜欢摆弄些文字符号，还要拜读告文，并且热衷于编写一些文理不通的告文。他不满于这个社会存在的堕落现象，想以“告台湾同胞书”来规劝一同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不要忘记当初的“反攻复国”的计划，多次被退稿的打击却依然“执迷不悟”。 朱四喜的悲剧以强烈的反差产生了喜剧的讽刺意味，表现了外省老兵在异乡孤独终老的精神困境，致使其在绝望的挣扎中产生了变态心理。又如苦苓的《柯思里伯伯》以真实的事件为依据，描写了一位原本老老实实、善良本分的老兵，在贫穷的没落与绝望中无奈选择了抢劫银行。他们用可笑的举动来获得精神安慰，在眷村苟延残喘，他们是被时代和历史抛弃、遗落的可怜人，酿成一幕幕的悲剧。这种不同的复杂的心理大多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离愁――离愁在时间的积淀、社会环境的分化积压下开始变形，以各种心理状态展现在作家的老兵书写中。对于长期在台湾漂泊的眷村人来说，离愁诉说不尽，眷村小说从怀乡书写到老兵书写，延续了作家们离愁情感的宣泄。

三、辞乡书写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权力的衰落，眷村逐渐被改建拆除，成为明日黄花。离开故土就成了“眷村”的一种宿命――这种“辞乡”属性事实上如影随形、自始至终，许多眷村成员不但最终都要离开眷村――第二次辞乡，而且眷村自身最终也消弭于无形，“辞乡”最后成了“无乡”。“外省二代”的眷村情结与强烈的文化、民族身份的认同成为众多眷村二代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在作品中审视“外省一代”老兵们的历史经验和原乡记忆，也借此来解构既有的历史叙述，以重新认知自我，发掘大历史背景下被遮蔽的个人经验。因此，包括朱天心在内的外省第二代只能依靠回忆来重温童年的眷村生活经历，但这已与父辈的“怀乡之情”迥然不同，“朱天心大约已经敏锐地察觉到90年代伊始台湾社会为眷村这个字眼所标贴上的种种粗暴的政治联想与解释，于是她宁可自行解剖‘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的眷村视域，是如何在党国机器的摆布、操弄下失去对土地的承诺，也失去‘笃定怡然’的生命情调。相对的，激化之后的省籍冲突的双方也都在不复‘笃然怡然’的生命情调中失去对历史的允诺。”[4]眷村二代们浇灌着家国离愁、民族文化，“以辞乡的心情，塑造出追忆的容颜”[5]。

如果说第一代眷村人失去的只是故乡的亲人和故土，那么第二代眷村人则是面对台湾当局对眷村的“清理”以及眷村自身的日渐边缘化，他们纷纷搬迁、求学、工作、结婚离开了眷村。在朱天心的《长干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孙玮芒的《斫》、苏伟贞的《有缘千里》、《离开同方》等辞乡书写中，眷村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慰藉。作家们以他们熟悉的眷村生活为主要内容，融入了孩童时代与幼时伙伴的亲密互助的记忆和成长过程的苦与乐，或者描述了眷村两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纠葛。例如苏伟贞的《离开同方》把原本归结于外部对眷村的情感伤害转而指向眷村内部的互相伤害，把原本朴素善良的主角的特性转而指向精神的缺陷，甚至沿袭给了下一代，在饱受身心的双重折磨下走向崩溃的边缘。李妈妈，方妈妈，袁宝，方姐姐等人物的心理失常，让整个村子都有疯狂的倾向。又如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描写了眷村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对眷村两代人的形象和生活境遇的影响，体现了眷村二代辞乡的无根之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自己正如那只徘徊在鸟类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6]“他们一直没有产生对于‘出生地’的认同，而将认同停留在‘家屋’的阶段”[7]无根的漂泊，长久的客居，找不到真正认同他们身份的地方――既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辞乡书写中，作家深感曾经生活场域的“原乡”与“现实”相距越来越远，时空的流离使之对外界与自我产生更深刻的观照反思，寄予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眷村也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和过去的载体。

四、探亲书写

伴随着九十年代的探亲热潮，因辞乡导致的身份认同焦虑，逐渐成为作家们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1987年，台湾放开，两岸隔绝四十年的状态终于被打破，出现了一股规模宏大的探亲热潮，探亲书写也应运而生，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段彩华的《北归南回》、郝誉翔的《逆旅》等。从台湾回到大陆，在身份认同迷惘中，“外省人”追寻着精神栖息的家园。朱天心在陪同父亲返乡后述说了父亲当时的心境：“父亲忽然很感慨，说这几天正在想，日后如有统一的一天，到底是回去住的吗？老家或是南京？或不论哪一个地方？好像都不成。从此今生，该就是住在台湾了吧，没想到自己就成了台湾人。”[8]故土仍是故土，却早已物是人非。时隔四十年，当年的亲人挚友、山川河流，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曾经刻骨铭心的思恋，千回百转的故园，都只留下被时代冲刷的印记。如今地域阻隔的不是两地的距离，而是时间画出的人事、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的差距，那些几回回在梦里游荡的家园记忆更不会为旧人停留。对于回到原乡却回不到原点的落寞，总会有更过的感伤，“还乡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还不是由一个业已被人接受的异乡到一个不熟悉不适应的异乡？我离乡已经四十四年，世上有什么东西、在你放弃了它失落了它四十四年之后、还能真正再属于你？回去，还不是一个仓皇失措张口结舌的异乡人？”[9]怀乡的感情虽在踏着故土的旅程中开始舒缓，却也难以止息。

相对于前者的伤感、灰色的气息，另一类探亲书写则表达了对家国的怀念与热爱。例如於梨华的《三人行》描写见到祖国家园的巨大变化后仍对家乡祖国的亲切与热爱，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民族自尊。余光中的《从母亲到外遇》则批判了把台湾与大陆割裂开来的说法，从民族、历史、文化等角度批判意识。“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10]探亲书写的出现，夹杂着许多复杂的情愫，期望与失意，苦与乐，寻找与失去，爱与怨，无论是何种感情，都隐含着对家国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怀乡书写、辞乡书写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

综上所述，眷村小说经历了追叙父辈战争往事以及他们乡愁与过客心态的怀乡书写;对眷村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精神上无所依托、孤独徘徊的的老兵书写;眷村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悲欢离合，子辈们在成长中的心理历程和青春冲动的辞乡书写;对大陆故乡的感伤、对家园的思念与热爱的探亲书写等一脉相承的四个书写阶段，展现了父辈和子辈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寄托着作者对人事的哀思与对命运的感悟，同时也见证了时代变迁与国家沧桑。

参考文献：

[1] 张羽，陈美霞. 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106 .

[2] 刘俊. 从《有缘千里》 到《离开同方》 ――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J]. 暨南大学学报， 2007（4）： 83 .

[3] 梅家玲. 《八、九O年代眷村小说（家）的家国想象与书写政治》，陈义芝著.台湾现代小说史综论[M]. 台北联经出版，1998 ： 388 .

[4] 张大春. 《一则老灵魂―朱天心小说里的时间角力》，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M]. 台北麦田出版，1998 ： 14 .

[5]齐邦媛. 雾渐渐散的时候―台湾文学五十年[M].台北九歌出版，1998 ：154 .

[6] 苏伟贞. 台湾眷村小说选[M]. 台北二鱼文化，2004 ：56.

[7]陈国伟. 想象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族群书写[M].台北五南图书，2007 ：273.

[8] 朱天文.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朱天文作品集5） [M].台北印刻出版，2008 ：225 .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4

戎装在身，这梦想应该与古人建功立业的抱负有关。

时常想起汉朝的那个书生。他厌倦了笔墨纸砚间的劳顿与繁琐，感叹他的一生竟会消耗于如此无聊的生活。终于，他一转身，离开了原来的家园，投笔从戎。他选择了戎马倥偬，大漠风尘;他选择了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他作出的是无悔的选择，他为汉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戎装在身，杨炯不也同样表达过对它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不也曾用冲天的豪气表达自己的梦想，“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贺更是大发感慨，“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戎装在身，古人的梦想，今人的渴望，谁心中没有宏图万里，壮志凌云，“八千里路云和月”!戎装在身，便为梦想插上了神奇的翅膀!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身戎装，不仅仅是满足了自己的渴望，更为祖国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鲜血，甚至是生命!陆游终其一生孜孜追求的不就是报效国家，慷慨赴难吗?在他眼中，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远胜过僵卧孤村，身老沧州的平淡生活。我们适逢盛世，早已远离了战火，但战争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愿望而永久远离，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的穿上戎装，向梦想进发!

戎装在身，这梦想应该与那些英雄有关，与他们伟大而平凡的业绩有关。

历史一页页翻过，多少往事已流逝在记忆的长河。但是，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却如璀璨星辰，闪烁于我军80年光辉的奋斗历程，让我们的目光久久为之仰望，让我们的激情更加为之昂奋。

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一支勇往直前的军队，必然是英雄云集的军队。今天，一次次聆听这些英雄的铿锵足音，我们会发现他们坚定的信仰，非凡的勇气，以及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早已流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而一身戎装，也早已成为英雄的代名词。对英雄的赞美，对英雄的向往，也化做我们对那身橄榄绿的渴望。我们要像雷锋那样，让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在用生命为人民服务中统一;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为别人谋幸福上，以积极的精神超越，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幸福的人生。我们要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虽没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迈之情，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举，却同样让生命重于泰山，用生命铸就辉煌。我们要像抗洪勇士李向群那样，不惧怕滔滔洪水，为了人民选择责任和使命，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牺牲，把入党申请写在惊涛骇浪之上，把战士的坚韧和忠诚写在巍巍长江大堤之上，用生命把挚爱和忠诚演绎到极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戎装在身，无论他平凡还是伟大，都必须懂得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担当责任和义务，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牺牲的人，才永远值得敬仰和缅怀!

戎装在身，这梦想也许和它单纯而丰富的颜色有关。

看惯了戎装在身的英武与豪迈，即使是五彩缤纷的颜色迷朦了我的眼睛却始没有迷糊那耀眼的国防绿。总觉得陆军的军装是天之高原最坚贞的万年冰峰，总觉得空军的军装是蓝天中最深沉的一抹晨缕，总觉得的海军的军装是波涛汹涌大海中最矫健的浪花，总觉得武警的军装是橄榄树下最温和的一米阳光。多美丽的戎装，即使不够时髦不够耀眼不够引人注目，甚至单调甚至繁重甚至平凡的简单至极，可是这身戎装却让那些曾经穿过他的人，让那些现在还在穿着它的人，甚至是像我这样从未穿过它的人向往崇敬。

有的人这辈子就注定要戎装在身的，也许他已经离开，也许他还在驻守，也许他开始憧憬——可是这颗心却始终跳动着军旅的旋律。我知道他们的肩章是太阳炮制的颜色，温暖的照耀着万里山河下这群绿林中的兵;我知道他们的帽徽是月华的精彩，恒久的照耀着塞北江南这锦绣江山;我还知道他们的领章是英雄鲜血的墓志铭，即使无言却永远鲜艳;我更知道他们肩上的银星是无数军人魂魄的精华，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散发光华。

戎装在身，这梦想或者与年龄无关。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5

中国，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雨历程，饱经人间沧桑，磨练出了那以泰山之重的气魄。中国，你以伤痕累累的身躯，为我们奋力抵抗外敌入侵，使我们在今日能享受一份和谐阳光。

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不宣而站战，8月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清，中国以失败告终，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发射，我们的祖国走向了繁荣；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了；1997年，东方明珠——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的炎黄子孙也唱着“七子之歌”回到祖国的怀抱；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了；2003年，太空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祖国举行了；2010年，“海宝”踏着欢快的歌来到了中国。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6

关键词：福克纳；南方情怀；《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60-01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内战后南方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被称为美国南方社会的“百科全书”。《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在1930年4月发表的小说，通过对艾米丽悲惨一生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南方文明的深切思念和缅怀的同时，也展示了他对腐败的南方旧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一、根深蒂结的南方情怀

福克纳是一个三代显赫的家庭的长子，曾祖父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的一名上校，同时还是政治家、种植园主。福克纳一生深受其影响。任何人，“不论他对生他养他的地区和文化传统持有什么态度，都是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传统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他思想之中，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福克纳说过“我热爱南方也憎恨她”。

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一曲南方的挽歌

故事发生在杰弗逊小镇上，女主人公艾米丽出生于南方没落贵族世家，由于父亲守旧的阶级思想而终生未嫁。父亲死后，她不顾反对爱上了北方佬荷默并渴望与之成婚，然而荷默却辜负了她。艾米丽为了“挽留”爱情毒死了荷默并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她死后人们才发现荷默在她阁楼上的尸体。福克纳以凝练的笔触、惊心动魄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没落的南方贵族小姐为挽住大势已去的南部文明所做的殊死抗争，并最终献出生命的人生悲剧。

作为美国南部文明衰亡的见证人，福克纳亲眼目睹美国南部名门望族的腐朽没落。事实上，艾米丽在很大程度上，是福克纳的代言人，彰显出作家灵魂深处那份割舍不掉的南方情结，而对于南方文明中落后消极的因素，他又表现出一种讽刺与无奈。

（一）对南方旧传统的眷恋与挽留

在杰弗逊镇人的眼中，艾米丽是“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这一描写反映出作者对南方旧贵族代表的同情和敬意。包括小说结尾处，作者在谈到艾米丽的头发时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在福克纳笔下，似乎无论何时，象征着衰败势力的艾米丽总是保持着一幅坚强的形象。就连小说的标题――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作者也将象征着美好爱情的玫瑰花献给代表旧传统的人物，体现出福克纳对南方传统的眷恋。

在描写艾米丽与镇上人接触的过程中，当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时，他们对艾米丽多次催其缴税，都被艾米丽置之不理，直到最终上门，几个参议员在艾米丽面前显得畏首畏尾，说话结结巴巴，最终被“连人带马”地打败了。这一回合中，福克纳让新势力在旧势力面前显得极为软弱.通过这一手法反衬出作者对南方旧传统的眷顾。

（二）对南方旧传统的批判与讽刺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她们这家人看作是一幅活人画：艾米丽小姐身材苗条，立于父亲身后；父亲站在前面，双脚叉开，背对艾米丽，手里握着马鞭。这幅剪影形象地暗示父亲对她精神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南方，家庭是社会中心，父亲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统治权。作为没落的南方贵族，艾米丽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管束下，对爱情充满渴望，却又时时饱受社会、家庭及的压抑。为了显示地位的崇高，父亲将她所有的追求者都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美国南部男权制度下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残害。艾米丽就是这种父权文化下的牺牲品，她终身未嫁的悲惨一生诠释了福克纳对这种南方封建的旧制度的揭露与抨击。

仆人黑人托比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作用却是举足轻重。艾米丽之所以能够与世隔绝，与托比的存在息息相关。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服侍艾米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步履蹒跚。主人的性格孤僻怪异，他跟在她身边数年，遭遇令人颇为同情。艾米丽死后，托比也就失去了价值，在她去世的当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托比的境遇让人们对黑奴制度产生厌恶，他的消失也预示着旧制度即将走向尽头，黑奴随着贵族的消亡也将不复存在。

福克纳与艾米丽有着同样的家世背景，面对南北战争后南方社会的变化，心理上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思考过程，对旧南方怀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正如他曾说过：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本来不喜欢，我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便是怀着憎恨。因此，福克纳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来寄托对消逝文明的哀思，借助艾米丽表达自己对南方文明的眷恋和缅怀，怀着对旧南方传统文明既留恋又批判的复杂心情，为艾米丽献上了一朵永远的玫瑰花，也为南部文明唱了一曲挽歌。

参考文献：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7

[关键词] 电影歌曲； 背景音乐；《庐山恋》

一、时代对电影的呼唤

今天，改革开放已走过30余年的历程，在这30余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作为精神生活的载体，电影已成为大众娱乐的重要形式。中国电影人用胶片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拍摄出许多影响深远的电影作品。

1980年版电影《庐山恋》是一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一对青年男女美好曲折的爱情故事，又承载着当时中国历史背景的具有当下时代意义的影片，是“”结束后第一部彰显爱情故事的影视作品。电影《庐山恋》不仅从多角度展现了庐山优美的景色，而且还创造了世界上多项 “最”的纪录：如在同个影院“放映场次最多”“用坏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并且这些纪录每天还在不断被刷新。

二、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赏析

影片内容梗概；在粉碎“”后的第一个秋天，华侨周筠（张瑜饰）在江西庐山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周筠回忆起五年之前和恋人耿桦（郭凯敏饰）相遇时的情景。

五年之前，中美刚刚建交，在国外长大的周筠第一次回国看到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庐山秀美隽丽的风光让她流连忘返，她在枕流石和花径等著名景点上都遇到了一个刻苦读书的学生耿桦，他的勤奋和彬彬有礼让她深深着迷，两人一见钟情。但是当时的环境不能让他们自由恋爱，周筠带着无比的惆怅离开了中国，在焦急等待和无限思念地度过了5年之后，“”粉碎的消息终于传来，周筠再一次回到了这个留下她和耿桦爱情誓言的风景胜地，周筠如愿和耿桦再度相遇。可是新的问题再度来临，周筠的父亲原是高级将领，而耿桦的爸爸则是军队中的老将军，他们二人原来不仅是同学，在战场上还是多次对阵的老对手，对于各自儿女的相恋，这两位老将军开始了艰难的思考。最终有情人还是终成眷属，双方父亲的战场恩怨也是一笑泯恩仇，时代已经进步，共同建设祖国的未来才是这一代人所应当肩负起的责任。

影片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相遇—相爱—分离—重逢—结合这样的链条展开，整体音乐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一种形式是画面中出现的电影歌曲，另一种就是用背景音乐为故事情节做陪衬与铺垫。这两种音乐形式的相互交融，相互烘托，深化了剧中人物的唯美内心世界，从而大大提升了影片的可视性与感染力。

影片是以《飞向远方的故乡》这样一首“借物喻人”的歌曲拉开的序幕，歌曲的演唱者是被誉为“中国夜莺”和“中国新民歌之母”的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跟随她优美细腻的歌声，镜头把庐山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从远到近、从高到低、一点一滴地拉近展开，画面中的庐山，白雾缭绕，重峦叠嶂，美若仙境，如诗如画。诗人笔下飞流直之下三千尺瀑布的壮观，不禁让观众惊叹庐山之美，美得动人，美得惊艳，美得让人流连，美得让人陶醉。美丽的地方一定会有一段美好的爱情。这首歌曲演唱用时2分多钟。现在看来，用一首完整的歌曲，为一部影片作序幕，是少见而独创的。

影片是以回忆的形式开始的，背景音乐由吉他引出，之后加入电子音乐，缓慢中带有一丝甜美而又忧伤的味道，铃声和木管的先后出现，让观众预感到甜美中的淡淡的遗憾。影片中白鹿洞书院出现的时候，是用古筝做的背景音乐，简洁的配器让人备感亲切。既不吵闹也不单调，音色非常清脆，像小桥流水一般，悠远中透露着清新。就在这样充满古典而又诗意的地方男女主人公出现了。

晨光中，周筠和耿桦一起用英语大声朗读“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拉开了这对青年男女恋情的序幕。随着影片的播放，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青年人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誉为时尚。由此可见，电影的魅力和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

两人邂逅后，慢慢熟悉并相约，游玩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当天，周筠身穿白色衬衫，浅蓝色长裙，让耿桦眼前一亮。歌曲“跳跃的心儿呀为什么这样慌乱”随之响起，切分音和跳音的运用，充分表现出他们羞涩和“半喜半羞”的内心活动。

故事的发展并没有以观众固有的情绪及男女主人公热恋的情节展开，影片在这里插入了周筠与父亲在美国的一段生活回忆。打猎时，父亲偶然间看见烟盒上的“中华”两个字，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日夜思念的久别的故乡。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思念多以筝或胡琴这两种乐器来表现。但当时周筠与父亲是在美国，所以这段背景音乐使用了美国常用的乐器木吉他演奏，委婉动听的音乐既表达父女的思乡之情，又符合人物身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充分彰显了海外游子“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炽烈而细腻的情感。父亲对祖国魂牵梦萦，这时周筠的妈妈传来了重要的信息，中美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赤子回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欢快的4/4拍，强弱分明，同样的木吉他演奏，但此时表达的情绪却完全不同了。

影片播放到第29分钟，清晨日出，随着竹笛乐器的进入，音乐旋律慢慢响起，男女主人公又一次高声朗读那句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背景音乐第一次进入了高潮，宏伟的交响乐，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唯美，也预示着祖国未来的美好明天。

影片31分30秒，再次响起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歌曲《飞向远方的故乡》，歌声情真意切，舒缓优美，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前奏与间奏的转换，乐句与乐句间的前呼后应，在每个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吐字中，把对故乡的无限眷恋诠释得如此细腻与圣洁。周筠在亭子里翩翩起舞，此时电子音乐的出现，那带有欢快和仙境的感觉，让观众仿佛看到《西游记》中在天庭上曼舞的七仙女……

当耿桦听到周筠说口渴的时候，马上跑去买冰棒，背景音乐使用的是进行曲，恰当表现了耿桦的急切心情。当耿桦飞奔回来把冰棒拿到周筠面前时，发现已经化没了，结果白白空跑了一趟。影片这段背景音乐的使用，把耿桦初出茅庐、初涉爱河的懵懂和青涩表现得既真实又真挚。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顺利，曲折的情节出现了，耿桦被定为反革命特务分子，并被带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镜头不断在周筠的眼中和天空中切换，急促的交响乐，小提琴的主旋律加之长笛乐器的渲染，让观众心潮起伏。这时画面中又一次响起了主题歌——《恋歌》，凄婉忧伤的音乐伴着女主人公回到了美国。

电影进行到46分30秒时，周筠再次回到庐山。此时耿桦也获得了自由，并考上了清华大学，当他得知周筠也在庐山时欣喜若狂，影片静静的画面，没有任何背景音乐陪衬渲染，直到他们在湖边相见时第三次响起了《恋歌》，这时，整部影片的情绪再次进入了高潮。

周筠给远在美国的父亲写信，告诉了她和耿桦的恋情，原来他们的父亲是当年战场上的敌手。这个消息无疑是当头一棒，失望和打击伴着交响乐像暴风雨一样袭来，一直持续了很久……就在周筠失望地准备再回美国的时候，耿桦的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诚挚地邀请周筠的父亲回归祖国。这让周筠父女备受感动。

影片结尾还是那首《飞向远方的故乡》，现在看来，这部电影的歌曲和背景音乐并不算复杂，甚至很多时候电影画面中是没有音乐的，但影片中简明的音乐主题，实现了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与整部电影的完美结合。让观众与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一同感受生活的苦辣，爱情的甜美，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大潮。这部带有改革开放印迹的国产影片，其歌曲及背景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羽翼和不尽的永恒记忆。

三、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

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是电影音乐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音乐艺术的一种新载体，是对影片人物的精神状态内心活动、情节的悲欢离合以及场景描绘的综合渲染。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有时就像一条锦带，把一些分散的、跳跃的镜头串连起来， 在镜头组接过程中，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动作在时间、空间上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因此从一个局部或片断看，它常常需要另一种艺术手段从形式结构上加强它的连贯性。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影片中的音乐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不连贯的，但它在局部上的连贯性常常对它所伴随跳跃的画面起着一定的组织作用，使它们在观众的心理上产生一种连贯感。

在一部影片中，有时某个场面表现的是人物的一种情绪：或是欢乐、喜悦，悲苦、伤心，或是紧张、惊恐，轻松、愉快，等等；有时影片的某个场面营造的是一种特定的环境气氛：或是喧闹静寂、繁华萧条，或是庄严肃穆、活泼热烈，等等；此时往往很少有对话或没有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从听觉这个角度介入，参与画面视觉内容的表达，以它特定的风格和凝练的情感来充实剧中人物的形象， 并与影片人物的情感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密切配合，使画面中人物的某种情绪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环境气氛得到进一步的渲染，在突出影片的剧情发展、刻画人物形象、对电影情境的诠释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每一部电影都有它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电影中的各个艺术元素，诸如导演、摄影、表演、美术……都围绕着主题思想而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1980年版电影《庐山恋》，以它独具特有的电影歌曲及背景音乐这两种音乐表现元素，让电影的生命更加生动，让影片的魅力更加长久，谱写了电影唯美而又生动的爱情恋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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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秋华.西方音乐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4] 游飞.世界电影理论思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8

195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的作家刘台平，会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因为他的父亲是四川人，曾是宋希濂部队的军医，部队驻扎在山东时，认识了刘台平的母亲。于是1949年，怀有身孕的山东姑娘随着这位军医仓促登上了赴台的货轮。

原本以为只是暂住眷村一隅，没想到60年转瞬即逝。刘台平说：眷村里有着对故土、对远方亲人深深的眷恋，对于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社区，不只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

说起“眷村”，就不得不回溯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当时有100多万的军政人员及其家眷，随着政权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最初，没有人认为会久留，绝大多数随军的家眷就只聚居在所属单位、营房附近的庙宇、学校、农舍、牛栏或自己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里；有的甚至还露宿街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入台以后，国府就高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从祖国大陆去台的人们都准备着随时打回去，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一切都是在将就凑合。

从1955年年初起，为了安置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解决其住房问题，各单位便陆陆续续地开始兴建房屋。于是乎，大大小小的眷村便遍布了台湾各个地区。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因为需要安置的人员太多，而经费又有限，就因地制宜，在驻地周围的田间、荒地上，陆续用竹片、茅草搭建了一排排户数不等，长短不一的连幢简易平房。

住户也是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每户人家的住房面积不过30平方米左右；户与户之间的隔墙上面都是相通的，每排房子里，只要有一个人咳嗽，整排的住户都能听到；一家炒菜，整排住户都能闻到菜香。不过，每个村子里都设有小商店、水井、公厕等公共设施，住户们日常生活几乎不用走出村子，所以成了一个与外面社会隔绝的独立小区。这些分布在台湾各地的特殊小区被统称为眷村。

乡愁的滋味

我曾经住过的眷村叫“中兴新村”，位于新竹市光复路，原本是一家砖瓦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村子是两条大片瓦房子，面对光复路，村后的土路边是几排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可以看出当时附近农民、一般老百姓生活也很苦。“中兴新村”跟台湾省府的一个地点同名，条件却差得十万八千里，是个只有七十户的小眷村，村里没有小商店、邮局、医务所等公共设施，是一个丙级都不到的小眷村。

住在这里，我从小就听着老一辈的人述说着故乡的好，长大后发觉许多老人纷纷回到老家，有的竟然不回来了。那一刹那，我才惊觉，许多眷村老伯伯、老妈妈，他们根本拒绝当台湾人！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从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父亲在台湾生活了近四十年，母亲更长，早超过一甲子了，但是父亲在死前最后的一句话：“有没有可能把我葬在四川老家？！”母亲至今还是开口：“俺是山东人！”

村子里老一辈见了面，问候语是：“吃饱饭啦？”开放探亲后，变成了：“是回老家啦？”我很好奇，为何中国人的共同问候语“吃饭了吗”会被另一句话“回老家了吗”给取代，这个现象在祖国大陆并未发生，在东南亚华侨圈也甚少听到。

我从小就熟悉母亲那口浓重的山东话与父亲的四川话，更是熟悉左邻右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的方言，南腔北调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恰好相反，我绕遍了台湾岛，听到看到许多的外省人，都有各省乡音，我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眷村曾经是外省人最大的家，但却不是最后的家，因为在眷村里没有真正的乡音。这句话怎么说？难道村里南腔北调、五花八门的乡音不是乡音？多年后，我懂了！老一辈逐渐凋零，乡音就逐渐没了，小辈普通话说得最多，但只是我们小辈的乡音，不是我父母他们的乡音。

台湾有些政客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把语言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操纵语言为政治斗争工具，我从大学毕业入了社会，才赫然惊觉到，我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省人。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媒体服务，采访一些政客必须用“台语”才显得亲切，但我不会，采访起来倍感艰辛，也备受奚落。政客在“议会殿堂上”，以严厉的口吻质询一些不会说闽南话的外省公务员：“你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却不会讲‘台湾话’，你有什么资格做台湾公务人员？”天啊！这是什么歪理，母亲边看电视边骂：“这些××养的，俺就是山东人，你敢赶老娘走吗？”

父亲没有母亲冲动，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嘴上不说，但是眼睛里放射出愤怒的目光，只交待小弟：“转个台，不看这台！”老父亲的晚年目睹了台湾社会的乱象，对示威游行造成的社会对立十分不安，但他无可奈何，只能提醒我们：“选举一定要选！”但有一次小弟选了别的党，父亲气得几天没跟小弟讲话！

眷村伯伯们更是义愤填膺，干脆在村子门口高悬布条谢绝某些候选人人村拜票。语言上的问题，让老一辈的外省人猛然惊觉，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了挑战，身份受到了质疑，都是老兵出身的伯伯，有着军人重视荣誉为第二生命的传统，对不实的流言、抹黑，不知采取法律途径，只有骂大街，各种省骂纷纷出笼，骂的只有一句话：“我对得起台湾！”

从那时起，眷村就不再安静，内部也发生变化，有人说：“眷村铁票（投的票）锈了！”在我看来，因语言的认同，老家的乡音再次呼唤着老人，内心深处的“乡愁”又被勾引出来，“落叶归根啊！”人本来在台湾，但别人不认同啊！不欢迎啊！乡愁又将原来的异乡与故乡倒过来，颠沛流离的悲伤再次刺伤着老人的心。

父亲有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忘本。他经常要看我们的身份证，指着籍贯栏说：“什么是籍贯呀？”看我们不吱声，他总是耐心地解释：“那就是我们的老家呀！”他到死墓碑上都写着四川人氏，但他死去不久，就把这籍贯栏取消了，改以出生地代替，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一定誓不两立，抗争到底。

对父亲而言，“籍贯”太重要了。我的许多好友、长辈，为了不想缴回旧身份证，不惜报遗失以保住这张有籍贯栏的报废身份证，我为此十分感动，这就是眷村的恋乡情结呀！

“时期”（1949年5月19日，陈诚颁布《台湾省令》，是稳固统治的重要法律。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与大陆通信是要杀头的，父亲谨守着纪律，母亲更是在村里不谈政治。老实说，老蒋在眷村里还是有着无限威望的，大家对他是绝对地服从，但对小蒋就不一定了，胆子大一点的，或是倚老卖老的，就敢说几句了。

老蒋掌权时大家不是不想家，只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呗！但越盼越没奔头，乡愁却因时间的累积越来越浓。军中老兵想家闹事的事件时有耳闻，民间表面一片欣欣向荣，但内心里乡愁的煎熬却都写在脸上、长在嘴边，怎么也遮掩不住。

偷偷通信一直是村里的公开秘密，村前的张家跟老家联络上啦！后排的李家接到老家的信啦！这些小道消息静悄悄地在村里流传着，这股撞击力也汹涌澎湃地撞击着每个村里的老乡。

父亲有一个贴身的勤务兵，也姓刘，是山东人，是父亲的同宗、母亲的同乡，虽然行伍出身，但是有四川人的勤勉，山东人的憨厚，父母亲都很喜欢他，没把他当外人。父亲常劝他成个家，但他总是说老家已有一个，再熬几年老蒋先生就带大家回去了。他不抽烟不，对父亲尽忠，对朋友尽义，对我更是好。我曾在父亲的军医院开刀，十几天都是他把我背进背出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恩情。

我有次见到他喝高了，堂堂八尺之躯，竟然号啕大哭像个小孩。那是过年，他来家拜年，酒过三巡，父亲跟他谈到娶媳妇的事，人性本能终于击溃了脸面的尊严。

他说他太想家了，每次只有借酒消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其实他也经朋友介绍了本省对象，但他还是挂念着家乡的那位糟糠之妻，两人说不到一块，那位本省姑娘终于离去。于是他更加伤心，说到伤心处又是号啕大哭，父亲只能拼命拍着他的肩膀，不住地劝：“别慌！没啥子问题！”

我上高中时很调皮，在军训教官的名单上是挂了号的。同学们在一次聚会时，我又拿一件事损教官，跟教官很好的一个侨生（指回到祖国就学的华侨学生）跟我说：“你不要笑教官，其实教官很可怜！”他透露，教官平时不苟言笑，很难亲近，但他其实内心非常脆弱，非常想老家的母亲与妻子。我被他的话震撼了！

侨生说，三年来他一直帮教官带信到香港投寄，开学时再从香港带回老家的回信。侨生说：“每次教官把信交到我的手中，表情是那么的严肃与痛苦！”他忘不了每次的情景，教官趁四下无人，向侨生苦笑一下，双手慎重地交出一沓信。“我看到教官眼角依稀的泪水！”他的眼神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不再如雷电般地投射在学生的脸上，他忽然变得苍老许多，像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向一个年轻人低声下气地求情，深恐后者不答应他的哀求似的。

“对教官而言这无异于犯罪。”侨生说，“他是军人，说严格点，这是严重地违背了军法，他掂得出分量的。”但是教官还是做了。

南米北面一家亲

眷村里，老人们思乡情结表现在各方面，从老蒋开始，吃家乡菜、喝家乡酒、说家乡话，把吃喝玩乐都安上家乡名，连地名街道名都将老家的给带上，尤其是他的老家浙江，用在台北市街道名的最多，大到杭州、宁波、绍兴不计，连小到像泰顺、江山、舟山等街名都用上，大大小小三四十条街。

“我警告你湖南佬，如果你炒辣子再不关门窗，我就让你扑街（广东话去死的意思）。”

我家对门的广东叶伯伯，站在我家隔壁方伯伯家门口，泪流满面地冲着里面骂大街，连粤式三字经都出口了。

隔壁方排长也不示弱，刚把一大盘鲜红的炒辣椒放上桌，掌上还握着家伙（铲子），也扯着喉咙，嚷着叫人听不懂、像牛叫的“福兰话”（湖南人的发声都念成这样）大声回击：“关上门窗怎么炒？你要把我给闷死？”

眷村里最大的特色有两个，一是南腔北调好像联合国；一是南米北面、泾渭分明。但也因为逃难把这些几辈子也不可能兜在一起的各色人等挤在狭隘的小破村里，这个景象本身就很奇特，也很令人发噱，但我们笑不出来，我们眷村人都深深体会，这次逃难，比打鬼子、逃都要走得更远更久，大家如果不彼此迁就，这日子肯定没办法过。

我们这排眷村第一家姓白，父亲管他叫白连长，河南人，全家吃面。到他家你只管出题目，想吃什么面食，他都能做，但因为穷买不起材料，只能说给你听，光听就够你流口水的！

我的记忆里，他永远吃面条。晚饭时自己端把藤椅，手上端碗面，一脚跷起来撑着拿碗的手，一手拿着筷子，旁若无人、稀里呼噜地大口吃面。他家在路口，南来北往的乡里看到都朝他打招呼：“又在吃面呀！”他翻眼看了看，笑着点个头，随即又埋头吃面。

我真羡慕死了，是什么好东西让他忘情一切？我往碗里一瞧，不过是碗打卤面，妈妈说那是穷人家才吃，也叫杂菜面，上不了台面的。的确，打卤面在北方人居多的眷村，几乎家家会做，简单的勾点芡粉打个蛋就是了，较好一点的切些肉片，弄点笋丝，已属无上珍品。我长大后最喜欢在餐馆点打卤面，因为我难忘白伯伯吃打卤面的幸福样子。

我父亲非常随和，对吃不讲究，只要有大米饭及猪肉就心满意足了。他参加任何应酬，像生日嫁娶等喜宴，大鱼大肉吃过后，不管饱不饱（其实哪会不饱），最后他总是要碗白饭，就着桌上的残羹剩菜，哗啦啦地扒完这碗饭，才说：“吃饱了！”

台湾的大米与美国的大白面，让逃到台湾的外省人，不论吃米的南方人、吃面的北方人都找到了主食，三餐没得话说，这也是台湾眷村里各省市人能够和谐相处、互不侵犯的根本原因，因为逃难在外，有什么比喂饱肚子更重要？

话说回眷村的吃，平常都是稀松简单的吃食，虽然各有特色，但食材简陋，想做佳肴也常叹无米之炊，唯有过年，那才是一年中最大快朵颐、吃得最好的几天。

过年在眷村可是件大事，过年前一个月就能闻到过年的味道。老人家忙着添年货、准备祭祖约访亲友的各式各样的杂事，小孩子早就开始嚷着爸妈买玩具、添新衣，上上下下都在筹划过节。宽裕一点的较从容，按部就班地办年货，像我家就不免捉襟见肘，因此每到过年前夕的那月，吃的用的都最差，妈说：“过年肯定保管吃得好，先忍一忍。”连想看场电影，都说：“过年连看三天让你看个够！”所以年前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跟难民没两样。

另外，地震也让我印象深刻，虽然不那么怕。我们村中央有两根大烟囱，原来是烧窑用的，废弃后四周就盖上了违章建筑。我家没在大烟囱脚下，因此地震不怕落下来砸死人，但是仍有很多人在脚下违建房屋，因为可省很多材料。政府多次劝导危险，居民反讥：“过马路都会被车撞死，喝水都会呛死，我们不住这，你让我住哪呀！”

说也奇怪，直到我出去读大学，眷村整个打掉，才把大烟囱一并推倒了，我顿时有种失落感，因为每次人家问我住哪？我都会说“大烟囱”那个村。

由于眷村家家孩子多，男人大都是低级军官或士官兵，薪水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做太太的只有绞尽脑汁去弄些外快。就拿我们家为例，父亲一个月六百块台币，猪肉一斤就二十块，每天买了猪肉就没钱买其他任何东西了。可还有教育费、服装费等等一大堆要花钱的尚无着落。怎么办呢？只有找外快！

在我印象里让家里经济整个好转，虽称不上致富，但可脱贫的，就是做人工塑料圣诞灯串，这种销往美国的应景灯饰品，前后做了十年，也是我们眷村、甚至全台湾眷村最大最久的家庭副业，它让许多眷村家庭经济获得改善，让他们的子女完成了学业。

台湾第一个最大的家庭工场就是做圣诞灯的，贸易商接下洋单后，就层层发包下去，眷村妈妈就成了最后的“来料加工者”。工资极为微薄，但是村里全家动员，居然也赚得不少，我家有四个劳动力，能赚到不少外快。

圣诞灯是电线加灯泡，妈妈从上游领来大批线头，我们必须把它打成一串，其间要安上灯泡插头，接了电才会一闪一闪的。电线与灯泡连在一起要用牙齿咬开电线的皮，扭进铁片接上灯泡，要很用力地将灯泡一个个插入灯座上，灯泡又有花样、棱角，会刺伤手，在试探通电时也常被电到，牙齿咬坏、手掌刺伤，全身被电麻痛经常发生，好几次我哭着说不做了。那段做圣诞灯的岁月，我被剥夺玩的时间，看电视、打球的时间，因此我很恨圣诞节，我曾在祷告时间天主：“为什么你过生日却要我替你打工呢？”

我曾恨过妈妈，但是当我看到她为了增加收入，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还抽空去屠宰场刷猪毛，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心痛。刷猪毛就是猪被宰杀后，把毛烫下来交给母亲们这些女工，她们将猪毛分类成长中短毛，并用钢刷把毛刷的光亮匀顺。我跟母亲去刷猪毛，还没进场就差点被恶臭熏昏了，连在毛上的皮及碎肉腐烂发出的恶臭，让我三天三夜也不敢看猪肉，钢刷把母亲的手刺得鲜血滴滴答答，我才后悔怪母亲强迫我做圣诞灯，我祷告时也告诉天主：“我错了！”

后来长大，每次看到用猪毛做的各种用品，我都会在心里呐喊：“那是我母亲用鲜血换来的呀！”

眷村居民几乎是以难民姿态来到台湾，于是眷村成了陌生土地、陌生文化包围下的安全避风港，也造成近似隔离的小区特性。外省人，尤其是住在眷村里的外省人，要透过参与经济生产的过程打入台湾社会，往往备极艰辛。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9

1．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

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有文学研究会成员潘漠华、王任叔、王以仁笔下的“阿贵”和“我”，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笔下的“爱牟”、“他”，左翼作家蒋光慈、洪灵菲笔下的“汪中”、“沈之菲”。文学研究会作家笔下的流浪汉流浪的范围在中国。而创造社作家笔下的流浪汉却是在异国的流浪，由于在异国的被侮辱和被欺负感，流浪汉普遍带有忧郁的色调，成为“零余者”的形象。郁达夫、郭沫若等笔下的流浪汉用流浪的方式表达对黑暗时代的不满，但其流浪是温婉的;而蒋光慈、洪灵菲笔下的流浪汉虽如同郁达夫等笔下的流浪汉一样具有浪漫、感伤的色彩，却多了些许悲壮的成分。总之，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有农民流浪汉、知识分子流浪汉和革命者流浪汉。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从国内到国外，为了物质生存，为了精神生存，或为了革命生存，在流浪。他们被深深打上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风云的烙印。

2．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

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基本包括艾芜《南行记》中的流浪汉形象系列，及沙汀、茅盾、朱平君、张勉寅、贺宜等笔下的流浪儿形象。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特别是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的时代特征远没有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来得直接、强烈，其时代特征是通过折射、而不是通过反射体现出来。20年代流浪汉沉闷的哀伤情绪在30年代流浪汉身上荡然无存。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有盗马贼、私烟贩子、卖艺人、小偷、打团伙的行窃者。这是一群远离时代潮流冲击圈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虽有时残酷，本质却是美好善良。流浪儿形象不同于20年代流浪汉形象以及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曲折地反映时代背景，而是直接暴露时代黑暗。具体的流浪儿形象有:沙汀写于1932年4月的《码头上》中的阿遂、阿林、小毛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较早的流浪儿形象;茅盾1936年5月写的《大鼻子的故事》中的大鼻子形象;贺宜1939年4月写的《野小鬼》中的小土根是比较成熟的流浪儿形象;黄谷柳写于1947年10月的《虾球传》中的虾球相对于其他流浪儿来说，是更具特色的流浪儿形象。

3．40年代流浪汉形象

4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大都出自路翎笔下，并体现出一个鲜明特征:侧重于精神流浪。4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诞生，流浪的过程又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精神创伤的古老民族原始强力爆发的艰难过程，因此其对于人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的流浪汉形象。路翎笔下的流浪汉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人流浪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郭素娥及《卸煤台下》的孙其银、唐述云、许小东等。因无法忍受家乡的苦难生活，为了生存而逃亡，成了矿工，但没有因此而停留下来，这一群人就成了路翎笔下的工人流浪汉。他们的精神苦难体现在他们的“原始强力”和“精神奴役的创伤”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第二类是投机流浪汉。以路翎的小说《燃烧的荒地》中的郭子龙和《两个流浪汉》中的陈福安为代表。这类流浪汉带着投机发财的强烈欲望，抱着乱世出英雄的坚强信念，去进行一次并不成功的流浪，身上依然带有“原始强力”。当“原始强力”消失殆尽的时候，流浪便成了一个让人慨叹的句号。第三类是知识分子流浪汉。主要以《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和蒋少祖及《谷》中的林伟奇为代表。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形象不同于20年代郁达夫、郭沫若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形象。郭、郁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抒发的是弱国子民的屈辱感，而蒋纯祖们则是寻求拯救自我而不得的知识分子。

二、流浪汉的流浪方式

“无家可归是一种流浪，有家难归或不归也是一种流浪;肉体的漫游是一种流浪，精神的浪荡也是一种流浪。”中国现代小说中流浪汉们不停地在流动，远离他们的故土，或是怀着坚定的生活信念，或是在孤独中寻找着一种可以停靠下来的精神家园。他们在现存的生活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而不得不进行长途跋涉的流浪。他们的流浪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这两种方式不是完全分离，而是交叉在一起。

1．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内涵

流浪是人们对自己的故土及一种熟悉生活方式的被迫放弃或主动抛弃。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都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期，人类所依存的原有生存空间被破坏，却又暂时找不到新的前进方向，一切都在摸索中，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处于动荡不定的‘流浪’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流浪’。另外，由于转型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也会使社会某一阶层在结构上发生裂变，进而产生一个特殊的‘流浪人’群体，也就是‘生活流浪’。”这里所说的精神流浪是指为寻找精神目标而离开故土辗转反侧。在其艰难的精神煎熬过程中，生活流浪的痛苦会冲淡到很小的程度或忽略不计。但在很多时候，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活流浪或引起生活流浪。而生活流浪则抱有坚强的精神支柱，他们虽然为生活而艰难辗转，但他们的精神不是流离孤独。从生活流浪到精神流浪是流浪汉对物质生存需要到对精神自在需要追求的一种过渡。总之，离开故土，不停地流动，便成了流浪汉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重要表达方式。生活流浪，其内涵的顶点在于揭露和倾诉当时社会的黑暗，赞美流浪者奋斗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的精神。精神流浪是苦难的，流浪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痛苦艰难地寻找着精神上的归宿，流浪者的精神充满了焦灼感和危机感，与此同时伴随的是生活的困顿和流浪，这更加重了精神的流浪。可见，精神流浪比生活流浪更见其悲壮性和超越性。人类正是因为有了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生存方式，才保持了流浪不息的生命状态，才有了进取、求索、永动不腐的精神品格，人类的生命才显得顽强而丰茂。

2．生活流浪

中国现代小说中流浪汉的流浪方式中，生活流浪无时不在。不管是王以仁《流浪》中的“我”因为饥肠辘辘而痛苦不堪，还是潘漠华《乡心》中的阿贵为了生存在沉默中流浪，就连郭沫若《漂流三部曲》中的那个爱牟不也在遭受生活流浪的痛苦吗?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因为家乡地主的横行霸道、残无人寰失去双亲后，不得不走向了生活流浪的路途。更不用说，那些流浪儿们，例如沙汀《码头上》的阿遂、阿林，茅盾《大鼻子的故事》的大鼻子，贺宜《野小鬼》中的小土根。这些流浪儿在生活的逼迫下，不得不采用了一种生存的方式———生活流浪。黄谷柳《虾球转》中的虾球虽然最后走向了光明之路，但在寻找光明路途之中，也经历了痛苦的生活流浪。生活流浪对流浪者而言是痛苦的。王以仁《流浪》中的“我”写给径三的信，首句便写道:“再想不到我的命运竟会蹇滞到这步田地!”这是对生活流浪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表达!更有这样的言辞:“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运，我心中觉着我虽在年轻的时候已经领受到暮年垂死的悲哀，……”因为生活流浪，感到了暮年的垂死，可见“我”内心的万般痛苦和绝望。人要生存，而当现实使人无法生存的时候，人便选择了充满荆棘的生活流浪之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流浪汉为生活流浪感到了切肤之苦。他们或言于词表，如同爱牟、汪中和沈之菲。他们或用沉默的言语、扭曲的脸孔、麻木的表情来无声地告白，如同那个阿贵。生活流浪是被迫的，“人也得像河一样，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种流浪方式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意味。流浪的道路是险恶的，但却“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原因在于生活流浪是流浪汉本能生存欲望实现的唯一方式。艾芜的小说集《南行记》中刻画了一群流浪汉形象，这群流浪汉把痛苦艰难的生活流浪变成了积极的生活流浪。所谓积极的生活流浪，就是抱有异常坚强的生存目的，为了这个生存目的，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漫长的流浪，在流浪的过程中，精神是快乐的或苦中作乐，给人以向上、昂扬、壮美的审美感受。《寸大哥》中的寸大哥说:我们赶马人，过是过的苦，可是真够快乐。今天走在这儿，明天又走在那儿，别个人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我们却熟得来，就像自己的家里一样。到处都有朋友，到处都有人打招呼。喜欢在哪里住下，住下就是。林子里也好，荒山里也好，房屋用不着，没人烟也没关系的。只消一床蓑衣，一根烟杆就够了!告诉你，我们赶马人，真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这是赶马的流浪汉对生活流浪的一段真诚表达，表现了一种积极的状态。《流浪人》中“我”、矮汉子、小伙子、算命先生、大足女人和她的女儿，都把生活流浪作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但他们并没有因这种生存方式的苦痛变得无精打采，而是和常人一样充满了乐观情绪。

3．精神流浪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中的“他”在新年的几天里，流浪在国外的某个城市里，精神在惶惑着，无所归依，只能是“无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灭的悲哀。”这种精神流浪是一种模糊的感性精神状态的流浪。而郁达夫《沉沦》中“他”远离了家人和祖国，身处异邦，真正遭受着精神流浪的痛苦。他最深刻的体验便是弱国之子屈辱感的寂寞与孤独。这种屈辱感、孤独感和寂寞感，使“他”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和异国抗拒的位置，同时祖国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复活，这种强烈的冲突使他痛苦万分，找不到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精神家园，于是喊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吧!”透过这痛苦而绝望的喊声可见精神流浪在深深地折磨着“他”。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在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流浪一直与他相伴。路翎作为一个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原始强力”的作家，他笔下也涌现出了不少流浪汉形象。这些流浪汉身负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但是“原始强力”又如同火山一样在他们的体内随处可以爆发。所谓“原始强力”，“乃是一种尚未经过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洗礼的，都存在于群众之中的带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这种“原始强力”使流浪汉把精神流浪作为一种诠释生命的方式。而“精神奴役的创伤”则加重了这种精神流浪的痛苦程度，在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孤独高傲、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反抗性格。《饥饿的郭素娥》中当郭素娥被刘寿春一伙儿折磨的时候，张振山则离开去寻找别样的光明了，他用精神流浪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但他这种精神流浪的方式救不了郭素娥，因而这种精神流浪成了一种逃避现实的虚拟方式。《卸煤台下》的孙其银也把精神流浪作为他精神生存的唯一方式，他去异地寻找生命中稳固的精神家园。而那个“举起了他的整个生命在呼唤着”的蒋纯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流浪汉形象。他无法容忍现实生活的污秽，渴望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使他不能屈服于权贵，同时又不能融合到群众中，因而在精神流浪的过程中他走到了一种悲剧的夹缝中。精神流浪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他灵魂深处的漂泊感、孤独感、绝望感和末路感，正是基于此造成了路翎笔下流浪汉整体上的悲剧意识。不管主动或被动的精神流浪的选择始终与孤独漂泊相伴随。精神流浪是一个苍凉艰辛的过程，但却成为一种重要的流浪方式，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常常带来精神生活的痛苦，……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国度里，精神生活的痛苦不仅没有减弱，甚至呈加剧的趋势。所以，可以这样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绝对的”。当人类找不到精神可以停泊的港湾时，便开始了亘古的精神流浪。精神流浪作为人类获得充足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或成功或失败的手段，因而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从20年代鲁迅的《过客》到40年代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们对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的漂泊精神保持着应有的尊敬。”精神流浪作为解决人类精神苦闷的一种方式自然有其价值，当张振山、孙其银、郭素娥、蒋纯祖们精神无所归依、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精神流浪便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理由和依靠。精神流浪不但可以暂时安慰孤独无依的灵魂，而且流浪汉通过精神流浪去探寻人类的出路。正是通过郁达夫笔下的“他”、洪灵菲笔下的沈之菲、路翎笔下的蒋纯祖们的精神流浪，人类才逐渐接近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的流浪才显得从容与坦然。

4．生活流浪与精神流浪的关系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流浪汉身上几乎都有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痕迹。他们如同一双孪生兄弟，无法截然分开。如果说生活流浪中伴随而来的精神痛苦不能算作精神流浪的话，生活流浪比其精神流浪似乎更纯粹些。精神流浪比生活流浪更复杂，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往往伴着生活流浪，生活流浪会加重精神流浪的程度。当一个流浪汉身上同时在进行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时候，是难以把二者分清楚的。精神流浪比生活流浪更见其超越性和悲壮性，原因在于:首先，生活流浪的过程主要体现为肉体的痛苦，精神流浪则体现为精神和肉体双重痛苦的过程，因而精神流浪比生活流浪更见其复杂性。其次，生活流浪对人类的折磨远远小于精神流浪对人类的折磨。遭受精神流浪的人比遭受生活流浪的人更坚强，因而精神流浪的过程更见其悲壮性。再次，生活流浪只是满足人类在特定时期特定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欲望，只是使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而精神流浪是寻找开创人类生存道路的精神导航的指标，它是人类进行的最强大的精神活动的方式。因而相对生活流浪更见其超越性。

三、流浪汉的回归色彩

流浪是对故土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艰难告别。之所以告别的艰难，就是因为曾经有对故土和家的深深依恋。中国有首古诗《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十分形象地把流浪汉对故土家乡依恋的原因表达出来。“在人类文学史上，漂泊母题的古典形态总是包蕴着漂泊和归宿这两种相对的基本观念。”有流浪的存在就有回归的出现。其实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不但有浪迹天涯的壮举，而且也有魂牵梦绕的回归色彩。流浪汉的回归呈现出各种各样表现形式。或者表现为对故土的思念，或者表现为对爱情和亲情的寻找。思念和寻找都是精神极度痛苦中一种自然本能的表现，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其结果是暂时抚慰流浪汉孤独、不安、焦虑、无所归依的漂泊灵魂。

1．流浪中对故土思念的回归情怀

“支撑回归的顽强意向的，应有对母性乡土的依恋，这是人类顽强的母体依恋的象征形式。回乡冲动中有人类最纯洁‘无害’的:渴望依偎，渴望庇护，渴望如肌肤接触的抚慰。”故土中有他们生命最初的温情。潘漠华《乡心》中的阿贵，为了生存，离开了故土，可是无法切断的是对故土的亲情。他让“我”捎的信中写道:“父亲大人膝下:男到杭州快一年。身体安好，勿要挂念。你不要时常写信来，后来我会归来。”当“我”们向他转达他父母对他的挂念时，他“两次抬起头来，想说话，眼眶满含了眼泪;但都苦笑了一笑，又垂下去。”他在为生存而流浪的痛苦中，家的温情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阳光，让他牵肠挂肚。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中的流浪汉在过年的时节，追忆着自己故土过年的快乐氛围。在异地，在异样的空气里，追忆着故乡以慰藉孤独失落的心灵。郭沫若《漂流三部曲》中的爱牟和郁达夫《沉沦》中的“他”都是远离国家流浪远方的流浪汉，他们在流浪途中频频思念祖国，从而使孤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慰藉。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在与旧世界、残酷命运抗争的流浪中，他们抱定了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目标，因而在流浪途中，没有更多的徘徊和犹豫。但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往往引起流浪汉们对美好生活发自肺腑的向往。《山峡中》野猫子的歌声背后隐含了对一种无忧无虑其乐融融生活的向往，这是暂时放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中充满了回归的色彩。路翎笔下的流浪汉处处表现出流浪中的困顿、痛苦和无奈，因而产生了浓重的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加拿大作家瓦尔加德森的《自己的安身之处》是截取一个货郎在流浪途中的一个片段。作者曾经这样谈到:“一个人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安身之处，渴望让这个安身之处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崇，渴望摆脱这种流浪汉的角色。……这个货郎及其祖祖辈辈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被迫流离失所的恐惧。”《卸煤台下》的许小东，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怀乡”的梦，如果没有这个梦，他将几乎无法存活下去。他对故土的眷恋，本质上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少祖正是因为“缅怀古老的牧歌时代的恬淡生活，向父亲忏悔自己的叛逆”，而终止了流浪。

2．流浪中对爱情向往的回归情怀

一般而言，故土———家园———亲人，这是三个无法分割、紧密相连的词语，它最终的基点在于亲情。对于人类来说，有三种基本的美好情感:亲情、爱情、友情。流浪汉在流浪中既有对故土思念的回归情怀，也有对爱情向往的回归情怀。王以仁《流浪》中的“我”在痛苦的流浪中渴求一个女子的爱情，他想“只须有一个女人能够真心真意的怜惜我，就叫我即使死在她的面前我也甘心。”他在国外流浪生涯中渴望着爱情，这是对温情的呼唤，对流浪中痛苦的抗议。中国的漂泊文人几乎都有“才子佳人”的经历或感触。“才子佳人”的模式是流浪汉排遣孤独漂泊感的一种方式，其实这是一种沙漠中温情的绿洲模式。蒋光慈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模式，“革命+恋爱”成了流浪汉流浪途中的温情和慰藉。《少年漂泊者》的汪中在流浪途中念念不忘他仅有的一次恋爱———对玉梅的爱，这是他流浪生涯中的一点亮光。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在遭受流浪痛苦时同样也在渴望和接受着爱情。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作为一个离开故土的流浪汉顽强地寻求着，接受了张振山强有力的爱而放弃了与魏海清的，强烈地追求是郭素娥在流浪途中的安慰，正是这种安慰成为了她流浪的动力和理由。《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流浪过程中，也先后和自己的外甥女傅钟芬、演员高韵、乡村教师万同华发生恋爱关系。这些爱情同样安慰着流浪的灵魂，成为流浪汉暂时停泊的港湾。流浪途中对故土思念的回归情怀以及对爱情向往的回归情怀都只是流浪途中一个暂时的驿站。

3．流浪和回归之间

简而言之，流浪是永恒，回归是暂时。流浪途中的回归曾经成为流浪汉孤独、漂泊心灵的慰藉，因此他们回归的冲动顽强而热烈。流浪途中，渴望着回归，而回归的时候却无所依靠，只有不停地流浪。比如蒋光慈笔下的流浪汉，他们都渴望摆脱孤独焦虑，渴望肉体和精神上的家园，或许他们找到了某种归宿，但这只是瞬间，却无法成为永恒。再比如，蒋纯祖在已看到归宿之光的时候却永远疲惫地倒了下去。这些流浪汉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可见，回归不是最后的停泊港湾，只是漫漫流浪途中的一个驿站，这个驿站的作用就是给这些流浪汉安慰，以便拒绝真正的回归，而选择永恒的流浪。“人生相逢又相离，和谐融洽的聚合是永远短暂的，分离愁苦却是永恒的。”“无论是人的一生或是人类的全部生活，都处在一种漂泊的云游般的探索过程中———无始无终地寻求归宿而又不知归宿在哪里。”

始终眷恋着祖国篇10

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也即作者的见解和主张，是作者思想和世界观的流露。作者在文章中的观点和态度，有时比较直接、明显，社会科学类文章往往如此；有时则比较含蓄、隐晦，一些取譬设喻、托物言志的散文；有时散见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比较直接、明显、集中的，直接摘取即可；比较含蓄、隐晦、分散的，则需要对有关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甚至要揣摩隐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感情，进行仔细分析和抽象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脱离文章的主旨来分析概括。另外，有的题目虽然不是要求概括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但作答时也涉及对作者观点和态度的把握，比如2006年高考全国Ⅰ卷第17题：联系全文，概括写出本文的主旨。解答此题时，必须弄清楚作者在“肯定农夫的选择，肯定一种生活和人生”。

二、相关知识梳理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一般要遵循三个步骤。

（一）从总体上把握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

1. 统观全文，筛选出直接表现作者思想感情和观点态度的语句。这方面主要是抓“文眼”，即抓关键句和中心句。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开篇就奠定了感情基调。记叙描写类文章中，有些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比较明显地表现了作者的观点和态度；议论文中的中心句、关键句或论据前后的总括性语句也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2. 分析文章的中心内容，把握作者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作者写文章往往围绕一个中心来展开内容、抒发感情，因而阅读时，把握文章的中心内容是理解作者观点和态度的关键。有时还需要对文中各段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把握好作者的观点态度。

3. 通过对文中不同观点、不同态度的比较，辨析作者的观点和态度。有两种方法：

（1）正反对比。要通过上下文来对比两者或几者的观点，分析作者的观点。

（2）相似辨析。有些观点不是明显的对立，而是相容、相交、发展、递进，这要仔细辨析，方能明白作者的真正观点。

4. 借助于材料的背景知识，把握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如：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有关注释等；尤其是现代作品的末尾往往有写作时间交待，切不可忽视，比如《荷塘月色》文末的“1927年”，《故都的秋》的“1934年8月”等。

（二）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观点态度的方法

1. 提取要点，即判定中心句。这种方法适合于中心明确、论述简洁鲜明的文章。

2. 抽象说明，即自己组织语言对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揭示。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事理、剖析事理、阐明特性的各类文章。抽象说明的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文章内容，抓住本质。

3. 综合归纳，即把几个要点归纳起来进行抽象说明。这种方法适用于比较复杂的内容。它要求首先明确有关的若干要点，然后经过提炼，把几个要点进行整合。

（三）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观点态度常见的切入点

1. 抓要点（关键）句。这些语句，议论文常在开头（即论点），散文常在文末（所谓卒章显志）；或在段落的起始句、终结句、过渡句。抓住这些句子，就能把握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2. 抓议论抒情句。记叙性文章中的议论和抒情句（段），往往是对文章主旨的揭示。如《内蒙访古》：“秋天的阴山……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静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经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画线部分是描写之后的抒情和议论，结合课文不难体会到，作者表达了对历史上民族间关系紧张和民族战争的深深遗憾之情，以及要珍惜民族间感情、团结和睦的观点。

3. 从反证和烘托中体会。有时作者为了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表现得更鲜明，往往用一个方面的情况去跟另一个方面进行对照。比如，议论文中，常用对比论证使正面观点更鲜明、更有说服力；记叙文中常用侧面的陪衬、烘托来加强正面人、事、物的表现。比如，《故都的秋》中写了北国之秋的特点后紧接着写：江南的秋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多风少雨。目的正是突出作者对北国之秋的喜爱。说明文中也有比较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从反面论证的文字或起侧面烘托作用的文字中去认识体会作者的正面态度与观点。

4. 从遣词造句中体会。文章不是无情物，行文中一定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态度和观点。比如词语的色彩，褒义词或贬义词的使用往往表现着作者的感彩。

5. 从描写的形象中体会。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描写或景物的描写往往蕴涵着作者的褒贬感情。如前面提到的对秋天阴山景色的描写，就包含作者的赞美之情。又如《祝福》中写柳妈“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盯住她的眼”，从中也不难体会出作者对她的厌恶之情。再看《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对别里科夫卧室的描写：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他的厌恶、讽刺。

三、解题方法例析

例1 2006年高考全国卷Ⅱ第17题（选文的前面、中间部分均有省略）

绵绵土

牛汉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1988年10月

问：作者对绵绵土的回忆和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抒写，寄托了什么样的思想情感？请简要分析。

［解析］以上文段的节选正是从回忆开始。“‘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等议论抒情句都直接表达了作者对绵绵土以及与之相关的古老习俗的无限深情和怀念。而“细细的闪光的沙”“极细柔的沙土”等则是将作者的爱蕴涵在描写之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看似在写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热爱，但如果联系文章主旨就很容易体会到是写对故乡的热爱。再结合文末的抒情句“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我们就不难得出下列答案：（1）对绵绵土的回忆，寄托了作者对故乡和故乡古老习俗的怀念。（2）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抒写，寄托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3）讲述了生命与母体、人与故土之间难以割舍的精神、情感联系，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深深的眷恋。

例2 2006年高考江苏卷第16题（选文的前面、中间部分均有省略）

一幅烟雨牛鹭图

汤世杰

一群白鹭就在那时飞来，从荫绿模糊的背景划过，银白的身影如同闪电，在老牛四周上下翻飞盘旋。一动不动的老牛连眼都不眨。白鹭越飞越低了，通红细长的脚爪伸出来，像飞机降落前放下了起落架。老牛哞叫了一声，给老朋友打着招呼：地我刚犁过，有的是虫子！白鹭叽叽喳喳地齐声欢呼，盘旋俯冲终至落定，一如几页湿透的情书，撒在老牛的四周。那只胆大些的竟在牛背落下，单腿而立，引颈而望，活像个临时风向标。然后它开始走动，以淑女优雅的碎步，在牛背上从尾部踱到双角之间，然后再次返回――或许它眼里的牛背根本不是牛背，怎么走都是一条宽敞的步行街。

…………

我像什么都看到了，但又像什么都没看到――我在想着那个农人。在远处躲雨的农人一直没有入画，但我相信他一直在场。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有关，他才是那个场景真正的主角。21世纪，风雨中的老牛木犁，暗示的是古老的农耕的伟大。大山下的土地是农人惟一的财富，其实不也是整个人类的惟一财富？那个场景尽管太古老太原始，一无“现代”文明的气息――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没有杀虫剂，没有汽油味儿，没有订单农业，没有CEO（首席执行官），没有与污染一起抵达的富裕，有人在渴望它的改变，有人在期待它的延续――一切都在两难之中。我忘情地凝神，凝视，仿佛怕它转眼终会消失，就像它所象征的那种生存方式终将消失一样。拍一张照片吧，或者干脆就像我那样，用目光把它留在心中：那是少小离家的游子思念中的家园，在遥远的梦中看上一眼，暗夜醒来，泪水也会悄然洇湿枕角――一片自由自在充满闲趣却供养着我们的田野，怎么都是从简朴的远古出走的现代人的永远的牵挂。

问：请阅读文中画线的句子，结合全文，简要说明作者对古老农耕文明的态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