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扬州十篇

史可法的扬州篇1

正是秋高气爽旅游旺季，在旅游胜地扬州，几乎每一处名胜古迹都游人如织，但离人声鼎沸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仅一箭之遥的梅花岭史公祠却冷冷清清，园子里静谧肃穆，整个上午，除了我们这个上海老年旅游小组几个人来拜谒史可法祠堂和衣冠冢外，未见其他游客。

而要了解江淮名城扬州的历史，是绕不开史可法和“扬州十日”这一页的啊，这里有民族英魂和浩然正气！

史公祠与墓均南向，东墓西祠，并列相通。院正中是飨堂，堂前两边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衣冠冢前的墓碑上镌刻着“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墓”。我们一行在墓前深深地三鞠躬，以一炷心香表示崇敬之情。

史可法是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市）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1），就义时年仅四十四岁。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大举南下。时南明朝廷腐败不堪，大局糜烂，权臣当道。清军大敌当前，而朝廷内部却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和内战。兵部尚书史可法受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与军民一起固守这座孤城。扬州城防兵力十分薄弱，孤立无援，江北四镇根本不听史可法指挥，又处处受到朝廷牵制。马士英甚至命史可法分兵抵御由武汉顺江而下的左良玉部，而对于应重兵防守淮、扬的正确主张，马士英在朝廷上指斥曰：“此皆左良玉死党为游说，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左良玉手。”接着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此时清廷调集十万铁骑，由豫亲王多铎率领，重兵包围扬州。多铎先后五次手书，敦促史可法降清，史可法都不拆封，坚决拒绝。他给母亲、夫人、兄弟等一一写下遗书，在给夫人的遗书中写道：“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祠堂前的两侧碑廊里就有一方史公此信的手迹碑刻供人赏阅。）清军调来红夷大炮轰击城墙，“铅弹大者如，堞堕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扬州军民拼死抵抗，清军仍未能破城。于是，“豫王多铎命降将李遇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数其罪，遇春曰：‘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可法取矢射之。复令乡民持书至，守者引之见，可法挞守者，人与书俱投于水。”（见《小腆纪年附考》）清军用巨炮轰塌了城墙西北隅，崩声如雷，大批清军涌入，城遂陷落，时为清顺治二年（1645）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军民仍不屈服，与清军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史可法自杀未果，被清兵掳至城楼上见豫王多铎，多铎再次劝其投降，史可法厉声曰：“吾意早决，城亡与亡！”遂被杀害。和史可法一起坚持守城的二百多名武将、文官相继慷慨就义，没有贪生怕死、卑躬屈膝的软骨头。

我们进入史公祠堂瞻仰。祠堂正中红袍乌纱的史公塑像凛然端坐，两边是其部下的牌位，一边是武将，一边是文官，牌位一层层、一排排，数量之多令人心头猛地一惊。每个牌位上写着主人的姓名和所任官职。两边墙上用图画与文字记载了那页浴血奋战的历史。笔者摘录下其中的一段文字：“扬州城在攻破后，守城将士与清兵逐条街巷展开激战，使清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左都督刘肇基，率所部敢死士四百人，杀敌一千多人，全部巷战死；总兵官庄子固，带领部下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全部战死；副将马应魁，书‘精忠报国’于背，披白袍杀敌，巷战死；原兵部右侍郎张伯鲸，夺敌兵佩刀自刎而死；扬州知府任民育，衣官服，握官印，端坐堂上，面迎刀刃，家人全部投井自杀……二百多名文武官吏壮烈殉难。”笔者感觉，与其说这里是缅怀史可法个人的祠堂，不如说是以史公为首的扬州抗清英烈集体的纪念堂！

清军攻占扬州后，对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进行了疯狂杀戮，百姓死者无数，达数十万之多（一说为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扬州是清军进攻江南时遭到顽强抵抗的第一座城池，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之前，清军南下途中，一批又一批文武官吏要么望风而降，要么弃城逃窜。扬州虽被清军攻占，但这座城池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敌、保卫社稷家园的民族傲骨和浩然正气！

扬州城破前，史可法召见副将史德威嘱咐曰：“我无子，汝为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负国，汝毋负我。我死，当葬我于高皇帝侧；其或不能，梅花岭可也。”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抛于乱尸堆中，时天气开始炎热，不数日即腐烂变形，无法辩认。后来，义子史德威找不到史公遗体，只得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直到乾隆年间，清廷在全国的统治早已稳固，进入鼎盛时期，皇帝要求臣子也尽忠于一主，不做“贰臣”，乃于史公墓西侧建祠，并追谥“忠正”。咸丰年间祠毁于兵燹，同治九年（1870）又重建。几百年来，史公墓和史公祠一直受到后人敬仰和祭拜。

然而，近年来有人在网上撰文，竟然将“扬州十日”的惨剧嫁祸于史可法，认为史可法应当投降清军才对，或者弃城逃跑也可以，正是由于他坚守扬州，造成了清军不小的伤亡，才使清军残酷报复，数十万百姓死于非命，史可法是不惜用扬州几十万百姓的生命来成就自己流芳百世的“气节”。这种奇谈怪论貌似标新立异，实则老调重弹，丢失了历史良知。不过这些年诸如此类怪论已有不少，也就见怪不怪了。试问，倘若一伙强盗明火执仗杀过来，要侵占你家园，奴役你家人，你被迫抵抗，自己和家人因此死伤，你是谴责强盗的野蛮行径，还是责怪自己惹怒了强盗？史可法在就义前对多铎说过这样的话：“与扬州城共存亡，是我早已决定好的事，哪怕碎尸万段，我也心甘情愿。但是扬州百万生灵，你们不能杀戮。”可是多铎根本不听取，下令“十日不封刀”，你又有什么办法！难道只能屈膝投降，拱手相让，摇尾乞怜，博取欢心不成？清军是制造“扬州十日”惨剧的刽子手，史可法则是保卫社稷家园的民族英雄，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有人又说清军南下是统一中国之举，和明军的战争属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因此史可法只是“忠君”而非民族英雄，并不值得肯定。这种说法绝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与元朝蒙古贵族一样，清初满洲贵族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接连出现即是例证，因此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气节的史可法和文天祥一样，是那个时代暗夜中的亮色，理所当然成为后人敬佩的英雄。气节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如果无原则地贬低乃至诋毁气节，提倡乌七八糟的投降哲学、逃跑哲学，忠奸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夫复何言！那样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与真正的史学研究谬以千里。

史可法的扬州篇2

关 键 词：刘宋；寒人；东扬州；三吴地区

中图分类号：K23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2－0097－03

一、寒人地域来源考察

《宋书》卷94《恩悻传》对刘宋时期主要的恩悻人物的籍贯有记载：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贩丝为业。”“戴明宝，南东海丹徒人也。”“徐爰字长玉，南琅琊开阳人也。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阮佃夫，会稽诸暨人也，出身为台小史”。“王道隆，吴兴乌程人。”“杨运长，宣城怀安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恩悻主要人物主要来自南朝政治中心建康附近地区，其中三人来自三吴地区，即戴法兴、阮佃夫、王道隆。有两人来自侨置于建康的南琅琊、南东海，即徐爰和戴明宝。当然，恩悻只是寒人的一部分，但却是寒人中最掌握政治权力和最接近政治中心的一部分人。

《宋书》卷35《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云：“南东海太守，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剡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其后南东海的地域在刘宋时候基本固定了。又云：“南琅琊太守，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从上面的记载看，南东海和南琅琊两郡都是侨置于建康附近。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悻主要六个代表人物中有三个是来自当时在南朝境内经济比较发达的三吴地区。正如史家所言，东晋南朝政权中主要是北方来的侨姓士族占据主导地位，南方士族处于次要地位。南方士族代表江东士族尚且如此，其他不是士族的人要想在政治上谋得一席之位就更加困难了。三吴作为六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地区，孕育了很多人才。但在门阀士族掌权的六朝时期，高门垄断高官厚禄，普通人要想在政治上谋出路，只能靠和皇帝的亲密私人关系来达到目的，而且即使掌握实权后，因为皇帝也不能触动士族利益和规定，他们无法获得正式的身份，只能以恩悻的面貌出现。

二、寒人兴起地域对东扬州设置的影响

如上所述，在刘宋时期的恩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三吴地区，这些人在拥有权势后必然会照顾他们家乡的亲人。

《宋书》卷83《吴喜传》：“吴喜，吴兴临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减为喜。”明帝在杀吴喜前给大臣的诏书中说吴喜“为兄弟子侄及其同党群从，乞东名县，连城四五，并灼然巧盗，侵官夺私……州郡应及役者，并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钱，盈村满里。诸吴姻亲，就人间征求，无复纪极，百姓嗷然，人人悉苦。”由此可见在吴喜显赫后其在家乡的家人也飞扬跋扈，甚至连城四五，垄断了家乡几个县的官职。这种盘根错节的宗亲势力是只有南方土生土长的人士才有的，这是南来的北方士族无法比拟的。

三吴大量寒人在朝廷中居于权势地位后，他们在家乡的亲人和宗族也会象吴喜的兄弟子侄一样横行乡里，占据三吴地方的县令一级的基层官位。这种为亲求官或者说为亲人和宗党谋求政治地位的活动又会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现象是否对东扬州的设置有影响呢？

刘宋时期曾在会稽等五郡设立东扬州，有关记载见于《宋书》卷35《州郡志一》扬州刺史条下：“孝建元年，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罢州，以其地为王畿，以南台侍御史部诸郡，如从事之部传焉，而东扬州直云扬州。八年，罢王畿，复立扬州，扬州还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东扬州并扬州。”从记载来看，东扬州存在于整个孝武帝统治的时期，即孝建元年开始，到前废帝即位才废除。

其实关于会稽等五郡设立州并不始于孝武帝，在元凶时候就有。元凶刘劭弑文帝后即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东五郡为会州，省扬州立司隶校尉……会稽太守随王诞会州刺史”[1]。从刘劭传来看，他即位后大肆封赏大臣，力图笼络人心。这次分浙江东五郡设立会州也是为了笼络随王诞以及三吴人士。

孝武帝设立东扬州或许也和争取或表彰会稽五郡在反对元凶中的贡献有关。《宋书》卷79《竟陵王诞传》：“元凶弑立，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浙江东五郡立会州，以诞为刺史。世祖入讨，遣沈庆之兄子僧荣间报诞，又遣宁朔将军顾彬之自鲁显东入，受诞节度。”竟陵王诞在讨伐元凶以及后来的支持孝武帝反对义宣的斗争中建立功劳，元凶灭后孝武帝以他为扬州刺史，后来又以他为南兖州刺史。孝武帝在设立东扬州的时候，却以和讨伐元凶没什么关系的晋熙王昶为东扬州刺史。从孝武帝这种安排来看，他设立东扬州和竟陵王诞似乎又没什么关系了，那么孝武帝的用意何在呢？

我认为孝武帝设立东扬州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分扬州之势；二是和寒人有关，是寒人为了给自己家乡的亲友门争取更大政治权势的结果；三是孝武帝为了拉拢浙江东五郡的土著人士而采取的措施。

首先，分扬州和这个时期的分割荆州是互相照应的。众所周知，荆州和扬州是东晋南朝的两大重镇，荆扬之争还贯穿于东晋一朝的政治中。到刘宋，由于刘裕以扬州一带的人士为主夺取政权，荆州势力则由于桓玄的失败而衰落，此后荆州虽然仍然是重镇，但荆扬之争则就此结束了。到孝武帝时候，分荆置郢等措施的实施使荆州更加衰落。

那么此时处于下游的另一大州――扬州又如何呢？这是学者们目前还没有注意和展开论述的地方。我认为分扬州设置东扬州正是孝武帝在下游削弱地方的又一重要措施。

《宋书》卷3《武帝纪下》载，刘裕在临终前又为手诏曰：“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其权力无疑是极大的。这一措施也大大提高了扬州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就刘裕的目的来说，或许是为了提高扬州在和荆州对比中的分量，进一步打击荆州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和他一起取得政权的扬州士人的政治地位。总之，这一措施实行后担任宰相兼扬州刺史的大臣的权力大大加强了，扬州的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不再像东晋时期那样在和荆州斗争中处于劣势，而是居于优势地位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刘裕的安排和孝武帝对扬州的分置做一比较的话，会发现孝武帝的措施是大大削弱了宰相和扬州的权力。据《宋书》卷6《孝武帝纪》，孝武帝在入讨元凶，即皇帝位后任命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只是由于南郡王义宣已经策划反叛，不愿意就任扬州，孝武帝才不得不任命竟陵王诞为扬州刺史。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孝武帝设置东扬州和分割荆州都是在平定义宣之乱后同时实行的。《宋书》卷6《孝武帝纪》：“（孝建元年）六月戊辰，臧质走至武昌，为人所斩，传首京师……癸未，分扬州立东扬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戊子，省录尚书事。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

从孝武帝这一系列举措来看，他是鉴于义宣之乱而采取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地方和宰相的权力，加强君主的权力。所谓“主威独运，权不外假”[2]。孝武帝这样做虽然达到了目的，却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宋书》卷66《何尚之传》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以此虚耗。尚之建议复合二州，上不许。”本卷末沈约评论说：“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扬土自庐、彘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是以义宣借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若长君南面，威刑自出，至亲在外，事不患强。若运经盛衰，时艰主弱，虽近臣怀祸，止有外惮，吕宗不竞，实由齐、楚，兴丧之源，于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谓识治也矣。”

其次，孝武帝时期是历史研究者公认的寒人和恩悻开始得宠的时期。这一观点从梁朝的沈约开始，沈约在《宋书》卷94《恩悻传》序中说：“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悻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继续阐述和发挥。

孝武帝时期有三个曾做过他典签的人得势，即戴法兴、戴明宝、蔡闲。《宋书》卷94《恩悻传・戴法兴传》云：“上为江州，仍补南中郎典签。上于巴口建义，法兴与典签戴明宝、蔡闲俱转参军都护。上即位，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法兴等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大明三年，三典签并以南下预密谋，封法兴吴昌县男，明宝湘乡县男，闲高昌县男，食邑各三百户。闲时已卒，追加爵封。”“世祖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侍，虽出侍东宫，而意任隆密。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孝建初，补东海国侍郎，仍兼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呲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辏，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世祖崩，前废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摄惮尤甚。废帝未亲万机，凡诏赉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为营阳耶？’帝意稍不能平。所爱幸阉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予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尝使愿儿出入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戴法兴等人在孝武和前废帝时期的权势是如此之大，威行内外，权侔人主，甚至有真假天子之说。

寒人势力如此炽热，而他们很多又都是出于会稽等浙江东五郡，他们在家乡的亲戚朋友自然也想在家乡取得大的权势。皇帝身边的寒人在得势后也必然想利用自己对皇帝的影响来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得一官半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不用说是亲戚和朋友了。这一点在上面已经引用的《宋书》卷83《吴喜传》中得到印证，吴喜在临安的亲戚朋友动则连城四五，权势熏天。

孝武帝时期重用了很多寒人，寒人想为家乡的亲戚朋友谋权势，孝武帝也想给自己亲信一些好处作为赏赐。那么为人设官、为人设职也就不是不可能了。因此，把孝武帝设置东扬州和宠信寒人联系起来也是情理之中。孝武帝通过设置东扬州既可以达到削弱扬州的政治目的，又可以赏赐亲信寒人，以示恩信，何乐而不为呢？

再次，寒人在浙江东五郡的势力是寒人得势后建立的，这种势力因为没有多少根基，会随着寒人的失去宠信而消失。那么在浙江东五郡固有的势力，即江东士族，他们在元凶叛乱中的表现又如何？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孝武帝设置东扬州是否对江东士族的拉拢？

《宋书》卷79《竟陵王诞传》：“世祖入讨，遣沈庆之兄子僧荣间报诞，又遣宁朔将军顾彬之自鲁显东入，受诞节度。诞遣参军刘季之与彬之并势，自顿西陵，以为后继。劭遣将华钦、庾导东讨，与彬之等相逢于曲阿之奔牛塘”。这一则史料中值得注意的是牵涉到的诸人的身份。

先看世祖所派遣的人：一是沈庆之兄子僧荣，沈氏是吴兴武康人，是三吴有名的武力士族；第二个是顾彬之，关于此人，《宋书》没有传，但很可能是吴郡顾氏家族的人，顾氏自孙吴以来就是三吴地区著名的士族。世祖派遣这两个人不会是没有意图的随便选人，之所以要选三吴士族代表人物去，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表明自己的起兵是得到包括三吴士族在内的广泛支持的，暗示竟陵王诞支持自己的入讨行动，二是想利用沈氏和顾氏这三吴地区一文一武两大代表性士族影响来说服三吴广大的士族支持自己。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孝武帝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得到了竟陵王诞和三吴世族的支持，从而为顺利讨伐元凶铺平了道路。

那么在顺利消灭元凶并取得帝位后，孝武帝必然要给支持他的三吴士族以报答和好处。这样我们把孝武帝设置东扬州看作是他为了拉拢三吴士族的一项措施来理解，也可以说通。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刘劭的态度来证明，刘劭在杀文帝即位后也是立即分浙江东五（下转第104页）（上接第99页）郡为会州的。在浙江东多设立一个州无疑意味着这五个郡地位的提升，从扬州下面诸多的郡中提升为一个州级行政单位，其官员的地位也随着上升。更不用说设置东扬州还为三吴的士族和寒人的亲戚朋友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出路和官位，《宋书・吴喜传》中的事情就是很好的证明。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孝武帝时期设置东扬州，是为了削弱扬州的势力，也是对身边寒恩亲信的施以恩信。这也是主要来源于三吴地区的寒人在政治上崛起后要求更大政治利益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宋书》卷99《二凶传》。

史可法的扬州篇3

正好在读扬州历史，遂有感慨，不但要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还要赶巧在地理正确的一方。

说到扬州，总会提到一句诗：“烟花三月下扬州。”总会提到一个人：隋炀帝杨广。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小学课程，当时老师没有讲：孟浩然要去的是广陵，为什么烟花三月下了扬州。我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广陵就是扬州。《广陵散》的广陵，就是扬州。

隋以前的很长时间，扬州一直叫广陵。隋文帝平陈后，避二皇子杨广讳，将广陵改名扬州。杨广坐镇扬州，总督江南。

十年后，杨广登基，开运河，征高丽。再十四年，被叛军弑于扬州。广陵虽已经被改名，却终于成了杨广的埋陵之所。

然而，扬州的命运却因运河而改变了。

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长江两岸的货物沿江而下，到达扬州转运南北。从此扬一益二，长达千年。那时的扬州，类似上海之于今天的中国，类似鹿特丹之于17世纪的欧洲。元代，扬州被称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时，上海不过是长江冲击的一片荒凉滩涂。

那时的一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吹牛，说他在扬州当了3年总督。我的推测，如果他吹牛自己在元大都当大官太容易吹破，别人也不信，而说其他中国城市，欧洲人可能不知道……

身处这样的地理环境，扬州人民选择做商人，或者为商人服务。于是，扬州美食、美人及各项服务业络绎而出，余泽至今。

明清两朝，扬州因历史机会而空前繁盛，当这个历史机会的窗口期关闭时，扬州开始没落。

这个历史机会是盐业。

明清时期的盐业，就像今天的房地产，是财政的核心来源。而开放给民营企业的理由也一样，政府缺钱。

明朝建立以后，在西北境外仍然有元军驻扎，威胁中原的安全，明朝政府便在那一带驻军。有驻军就需要长年供给粮草，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于是开中制应运而生。后来政府改开中制为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可以领取盐引进行贸易。

这样一来，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明清时期政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暴利窗口的关闭，来自勤俭的道光皇帝。

道光任用陶澍改革盐业，先罚后关，盐商灰飞烟灭。

比盐业改革对扬州冲击更大的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中国有了上海，那个在光绪年间还叫松江府上海县的地方。

从此，中国的商业中心，从长江运河的十字点，变成了长江与海岸线交汇的上海。

当历史前行，商人唯一的选择是，果断从扬州迁往上海。

于是，扬州被留到身后。一城曾被消费文化陶冶千年的市民，留在自己爱的地方，过着过惯了的日子。

我第一次去扬州的时候，乘飞机到南京，扬州的朋友去南京接我。后来我独自坐40分钟大巴到镇江，看了白蛇斗法海的金山寺，再从镇江坐高铁到上海，从上海飞回北京。震惊于曾代表天下繁华的扬州，居然不在今天的交通主线上。

大江东去，浪淘尽。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今天的扬州，还是会有世上最好的厨子、最明媚的美人、最细腻的修脚师傅。但它不再是商业的中心。

大约10年前，陈年还写博客，标题是：谁不是时代怀胎的历史人物。那个时候，他刚刚离开卓越亚马逊，离他注册凡客这个公司还有3年。

我们和过去5000年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一样，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里。2500年前孔子抱怨：人心不古。但谁也无法到达理想化的过去，只能面对未来与未知各自思辨。

开运河、废运河；开盐业、封盐业；改革开放、国进民退、大兴土木、移动互联……

每当一个历史闸口开启，就引发一阵冲击、惶恐与狂欢。也许这就是历史人物即将诞生的时代的宫缩，我们都曾体验。

史可法的扬州篇4

扬州，自古就是一座与水相邻的城市。城中纵横交错的水路，映照着岸边的桃红柳绿，牵引着城郭中的诗情画意。

扬州之水至柔，洗净了一位位远道而来文人白色衣衫上的尘土，还有他们即兴挥毫后，留在徽砚上的残墨；扬州之水至刚，塑起了史可法不屈的傲骨，冲刷着城破之后，地面上的血迹斑斑；扬州之水至善，用千里烟波远送着鉴真大师坚毅远去的背影，使他用庄严佛号，启蒙了一个东瀛国度；扬州之水至情，润泽了诗人们的嗓子，让他们用纯银般的声音，吟诵起这座城市的风月无边。

因运而生：同生共长母亲河

京杭大运河，是这个地球上，最早的人工运河。目前，正在申报世界遗产。在沿岸灿若珠玉的城市中，扬州却是毫无争议的牵头城市。因为，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像扬州这样，和运河同生共长。

全国政协“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考察扬州的时候，“运河三老”之一的罗哲文先生说过，扬州古运河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整个中国大运河的发端，作为古运河变迁史上的中心城市和重要枢纽，扬州对古运河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古运河也是扬州最具全国乃至世界意义的城市徽号，是集扬州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等资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品牌。

“公元前486年，吴灭邗，筑邗城，开邗沟，连接长江，淮河。”在史书中，这段沧海一粟的简短文字，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段传奇。一条古运河，延绵千年，开启了人工开挖运河的起点；一座扬州城，风雅连天，书写了落花逐流水的浪漫。

如今，这条河，还是串联起这座城的种种传奇。

就从北向南说起吧，运河扬州段，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古邗沟、大王庙。安徽、山西、广东、浙江等地，都有叫做大王庙的庙宇，偏偏在这处，供奉着两位大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史称“吴王”，更因为他们对这座城市，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春秋夫差早在吴越争霸中灰飞烟灭，甚至因为一个卧薪尝胆的勾践，让夫差的名声并不算太好，却只有扬州还记得他开邗沟筑邗城，奠下扬州百代基业；汉代刘濞反叛兵败，落下不忠罪名，只有扬州还记得他煮海铸钱，开启扬州万世繁华。

说来也是奇怪，扬州似乎是一个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有些在史书中，不遭人待见的王侯，在扬州却有另一番作为，夫差、刘濞皆是如此。但最为出名的，当属隋炀帝。说起这位皇帝，正史中的名声，常和“暴虐、奢侈”联系在一起，开挖运河的功绩，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这位帝王，不仅将头颅留在了这里，还留下一段凄美的传说：他不顾一切，跋山涉水，只为一睹扬州城内，洁白如玉的琼花。任他江山飘摇，只为绝世一瞥，这样的暴君，倒真是让人恨不起来。而他留下的运河，也是扬州城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这条河，激起的名人故事，早已不胜枚举，比如康熙、乾隆、普哈丁等等，千古传奇，早已随风飘逝，唯有运河之水，依然清澈如故。

因湖而兴：她比西子瘦三分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扬州其实是略有遗憾的。因为扬州无山，缺少那种登高远望的极阔视野。好在，一个瘦西湖，就可弥补了一切先天的不足。

妙就妙在这个“瘦”字，不是小，也不是巧，偏偏这一弯瘦瘦的湖水，就引发了诗人们无尽的遐想。

先说说这一首吧，“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作者汪沆，是杭州人，照理说，是看惯了江南那片圆润湖水的。到了扬州，眼见着这片清澈，却不得不提笔写来了。

中国的景点，大多沾有文人气息。好的山水，也总引得诸多文人纷至沓来，引笔泼墨。文人的这种集会，有个很文雅的名字：修禊。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修禊，当数兰亭修禊和红桥修禊。

兰亭修禊的召集人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流觞曲水，留下名垂青史的《兰亭序》。而红桥修禊能与兰亭修禊齐名，那是因为次数较多，共有三次，主持者皆为当时的名士，参与者多达近万人，规模、影响达到极致。

之所以提到修禊，那是因为红桥，是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仅仅是其中之一，就有如此大的人文风景。再说点别的吧，比如宛如莲花，盛开在水面之上的五亭桥，相传月明之夜，水中竟能摇曳着十五个月亮；再如二十四桥，当你踏上白石台阶时，耳畔是否会飘过，那若有若无的玉人吹箫之声？至于那桥畔的红芍，若你不来，年年为谁盛开？

因江而名：千古瓜洲成“诗渡”

运河往南，就到了长江边上。隔着江过去，就是江南了。那里，有烟雨，有桃花，有小桥和人家。还好，扬州还有一个瓜洲，还有一个叫做“瓜洲古渡”的渡口。曾有人说，光是“瓜洲古渡”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首韵味极深的诗。这里的古渡，也可称为“诗渡”。天下的诗人，都应该到这里来，沾一沾诗意。如今，在古渡公园中，有一道长长的诗墙，上面写满了历代诗人咏颂瓜洲的诗词，诗句优美，就连书写者，也都是名家。别处有这么一两首，就足以笑傲文史了，而在这里，竟有数百首之多。

唐朝有名气的诗人，大概有一半到过扬州，杜甫虽然只留下一句“商胡离别下扬州”，但刨根问底，似乎也能寻觅出他当年来过扬州的影子。咀嚼大家的诗句，你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扬州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诗人眼里的扬州，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是“九里楼台牵翡翠”。

作为历史见证的瓜洲古渡，那是白居易绵长悠扬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那是王安石思乡情切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是张若虚冠绝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史可法的扬州篇5

关键词：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生态；建设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quirements forbuilding the national eco-garden cities，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features of the eco-garden city construction in Yangzhou，hoping to shed light on eco-garden city construction in the wholecountry．

Key words：national eco-garden citie；ecology；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9-69（4）

扬州历史上以环境优美而著称，“园林多是宅”、“绿扬城郭是扬州”等，都真实地记载着扬州生态环境的传统特征。近年来，扬州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结合城河水系和城市周围大环境，建设具有文化、休闲、生态保护功能的风景园林绿化体系，形成了既有历史文化风貌特色，又具现代气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特色生态系统，为全面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概念的内涵与要求

“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1]。园林城市生态化，就是要在城市园林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从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生态园林城市是园林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经济高效、生态良好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人类居住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创建“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把创建“生态园林城市”作为建设生态城市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利用环境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有效防治和减少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和各种废弃物，实施清洁生产、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环境更加清洁、安全、优美、舒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优美、舒适、健康、方便的生活居住环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更高水平的国家园林城市，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命名不少于3年的城市可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包括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建设管控、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市政建设、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8大项73个指标，其考核标准是对一个城市园林建设、绿化水平、环保工程、生态保护、人居环境、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评价，其检查验收既是对城市建设成果的检阅，也是对城市个性特色的准确打分。根据住建部要求，扬州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为抓手，深入贯彻落实《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全面提升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建设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城镇绿地系统在节能减排、防灾避险等方面的综合功能，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工作取得了实效。

2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的试点与现状

2007年6月7日，国家建设部公布了首批11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试点城市名单：青岛市、南京市、杭州市、威海市、扬州市、苏州市、绍兴市、桂林市、常熟市、昆山市、张家港市。住建部要求各试点城市以巩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为基础，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重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研究生态园林城市的内涵与要求，详细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推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2010年8月国家住建部印发“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与申报评审办法后，10月底扬州市即向国家住建部递交了创建申请和遥感基础资料，将争创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首要目标，向建城2500周年献礼。据了解，全国共有10个城市向住建部递交了创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申请：河北省唐山；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扬州市；山东省寿光市；广东省深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云南省安林市。其中唐山、寿光、深圳、安林4个申报城市非首批11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试点城市，而青岛、南京、杭州、威海、绍兴5个首批试点城市此次未正式申报。

3扬州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部署与成效

“扬州以园亭胜”[2]，扬州园林肇始于西汉、兴盛于隋唐、成熟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具有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03年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2006年度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成为当年度中国唯一获奖城市，也是江苏省首家获奖城市。 扬州自古有“绿杨城郭”之称[3]，建设更高水平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一直是扬州城市建设的更高追求。2004年，建设部公布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试行标准后，扬州市就制定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方案，确定了每年新增城市绿地面积100万m2以上的刚性目标；2007年，扬州市被建设部列为全国首批11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试点城市”之一；2008年10月，扬州市申报创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根据建设部要求，扬州结合自身实际，从2007年开始，实施了直接推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的三个试点项目：水环境生态景观修复、保护和利用项目，再现了“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4]的历史风情；数字化城市绿化管理项目，有力地维护了城市绿化养护成果；历史文化街区生态园林化保护与修复工程，彰显了扬州历久弥新的历史古韵。

为切实抓好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工作，扬州市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对建设目标任务进行了分解细化，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做到了综合管理责任完善、绿地建设成果突出、建设管控质态良好、生态环境舒心怡人、节能减排卓有成效、市政设施功能齐全、人居环境独领、社会保障落实到位，截止2009年底，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4扬州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举措与特色

4.1构建生态园林系统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特色绿地建设的系统性、持续性和规范性文件，扬州市高度重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依据整体性、系统性、生态性、功能性、可操作性和地方性原则，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生态系统，使城市绿地建设走上规划建绿之路。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强对各类绿地规划设计的审批，积极引导城市绿化建设中植物品种的多样化、乡土化，鼓励发展乡土植物培育基地，建立乡土植物苗圃、草圃、花圃等，为城市绿化提供丰富的可用植物资源。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重视和加强地形地貌和自然植物群落的保护，建立完善城市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体系，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系统，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湖沟渠、土地、林地、湿地、果园等都纳入城市“绿线”的保护管理范围，严格保护，永续利用，以维护城市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5]。

4.2推行科学运营机制

城市绿化建设资金是城市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扬州市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方针，市、区两级财政安排必要的资金保证城市绿化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增加管理维护资金，城市的各项建设都将绿化费用纳入投资预算，并按规定建设绿地。扬州市已开始推行科学有效的运营机制，保障园林建设资金的投入。绿化资金由市财政统一支付给市园林管理局，由市园林管理局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绿地、道路绿化等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有效解决了绿化建设和管养之间的衔接难题。“古城闲地少”是城市绿化用地的现实状态，扬州市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式，科学、合理地安排城市绿化用地，在城市绿化比较薄弱的老城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增加绿化用地，各区政府采取适当补助的办法，鼓励和支持农民调整农业结构，支持农民建设苗圃、公园、运动绿地、经济林和生态林等。近年来，扬州园林部门也本着“继承以发展、延续而创新”的宗旨，通过自筹、政府投入、银行借贷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全面调查和了解园林资源，对古典园林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和建设，较好地保持了城市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4.3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扬州园林文化曾经在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为进一步挖掘扬州园林文化内涵，加大园林行业科研力度，传承园林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扬州园林事业的发展，园林系统先后成立了“扬州盆景研究所”、“扬州园林叠石研究所”、“扬州园林文化研究所”、“扬州城市绿化研究所”、“扬州园林古典建筑研究所”、“扬州园林动物研究所”六个研究所，成功地将扬派盆景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扬州园林营造技艺（扬派叠石、建筑）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做大做强扬派盆景，扩大扬派盆景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扬州盆景研究所还在万花园内建成了扬派盆景博物馆，并成功取得了2013年世界盆栽协会五十周年庆在扬州的举办权。为深入挖掘扬州园林文化内涵，各研究所加强与地方院校的紧密合作，先后开展了“古盆景的保护研究”、“品种资源鉴定”、 “扬州叠石信息系统建立”、“仿古建筑的保温节能改造”、“鹤类性别的分子生物学鉴定”等课题研究，其中，扬州园林叠石研究所与扬州大学合作开展的“扬派叠石技艺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课题，被立为2010年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获得省科技厅科研经费支持。扬州园林局承建的美国的中国园项目，更是成功地将扬州园林文化推向了世界。

4.4规范城市绿化管理

针对城市绿化面积成倍增加、景观标准越来越高的情况，扬州始终坚持依法治绿，规范管理。一是实施城市绿化数字化管理。依托数字化管理网络二级信息平台的建设，配备了相应的处置队伍。2007―2010年共通过数字化系统平台接收处置各类案件6 800多件，绿化管理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置水平大幅度提高。二是加大城市绿化执法力度。通过规范行政许可程序，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绿化成果，配合市城管执法局，严肃查处随意侵占城市绿地、砍伐城市树木的行为。三是实施城市永久性绿地保护。2007年，扬州在国内首创以市人大常委会决议的方式出台永久性绿地保护制度，推出了第一批总面积118.2万m210块永久性保护绿地，2009年，又推出了第二批10块总面积100.5万m2第二批永久性保护绿地，永久性保护绿地总面积218.7万m2，约占市区公园绿地面积的15％。四是市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扬州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扬州市市区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扬州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4.5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近年来扬州不断加大城市建设投入的力度，陆续建成了润扬森林公园、蜀冈西峰生态公园等一批城市公园和100多处街头小园林，形成了沿路、滨河、环城的300多km绿化长廊和城市绿肺系统。近三年城区新增绿化面积540万m2以上，截至2009年底，扬州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43.51%、40.91%，市区人均公园绿地达12.66m2，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达19.54m2，全市绿化品质得到较大提高。2010年扬州市区新改扩建绿地面积达263.05万m2，其中新增绿地面积达154.75万m2。2010年实施的市区主要出入口绿化景观提升工程，投入拆迁和建设资金1亿多元，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入口景观品质， 2011年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实施城市52个重要节点和“五路一湖一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进一步提高绿化景观水平，展示扬州精致优美形象，彰显扬州生态园林城市特色。

4.6提升景区旅游品质

近几年来，扬州以园林部门为主体，以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个园、何园等古典园林为依托，以创建“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园一体”的国家园林城市为特色，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跨上了新的台阶，随着扬州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获得，扬州名城形象进一步树立，对外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新建的万花园、傍花村、笔架山生态区、世界动物之窗等26个旅游项目，使景区面积扩大了5倍，尤其是长达13km的水上旅游线，把运河水延伸到蜀冈峰下，生动演绎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6]的文学意境。其中，万花园，除修复了石壁流淙、锦泉花屿等历史景观，还增添了群芳争艳、四相簪花、醉月飞琼、史迹寻芳、戏水融情等“新八景”，生动再现了扬州“以园亭胜”的气质。此外，个园建设了花局里，何园修复了何家祠堂，茱萸湾公园实施了灵长馆二期及内河生态走廊的建设项目，通过丰富旅游资源增加了扬州园林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4.7建设生态绿杨城郭

扬州市在“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更高目标，并以此为契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大城市绿化力度，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利用环境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使城市环境更加清洁、安全、优美、舒适，使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成为建设“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 的最好抓手，进一步提升扬州的城市形象。

实践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城市发展中产业化是支撑力，而环境包括文化、绿化是形象力、吸引力，这就是说发展中既要保护环境、又要营造环境，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和活力。扬州自古“园林多是宅”，清秀典雅的城市风貌以及100多处各具特色的历史园林和文物景观，是重视生态环境的结晶和瑰宝，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优势。扬州市将始终坚持环境优先、生态优先原则，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牢固确立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新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城市绿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上下一心，举全市之力，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力求使城市绿地系统分布更均衡、结构更合理、功能更完善、景观更优美，人居环境更加清新舒适、安全宜人，建成以“古、绿、水、文、秀”和“城园一体化”为特色的长江三角洲上最有魅力的人文名城、宜居名城和生态名城，再现“绿杨城郭”新辉煌。

参考文献：

[1]付娆，陈洪波，潘家华.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M]// 牛凤瑞，潘家华，刘治彦．中国城市发展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清・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清・王士祯．衍波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4]齐豫生，夏于全．中华文学名著百部――姚合诗集[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

史可法的扬州篇6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题为“隋选文楼”，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但“侨寓山阳”，“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于此可见一斑。

3.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学的空疏之弊，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博学而能明辨，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现实，致力于通经致用，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其特点是“唯汉是信”，盲目崇拜汉学，只要是汉学，就不论是非，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

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清初，社会经济一度遭受摧残。至清中叶又重新繁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盐业，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扬州的盐业是扬州商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它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影响到了扬州城市的各个方面。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业到了极盛时期，《清史稿·食货志·盐法》记载：“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扬州的盐业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损益盈虚，动关国计。”[4]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必然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便利条件。而诸多巨商又好风雅，客观上他们对扬州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如藏书、刻书、绘画、书法、工艺、戏曲、园林、花木等等，无不依赖着盐商的经济实力得以繁荣和发展。历任两淮盐政、转运使及扬州的一些大盐商，如曹寅、马曰琯、卢见曾、曾燠等，都拥资巨万，又提倡风雅，热心地方文化学术事业，搜罗典籍，网罗名士，兴办学校，刊刻书籍。如被称为“扬州二马”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好学博古，考校文世”，对“四方之士”，都优待礼加，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杭世骏、全祖望等均曾入主马氏，他都礼待甚厚。再如乾隆朝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增，也广纳学者名流，“座中皆天下士”。当时名闻遐迩的学者、画家如惠栋、戴震、郑燮、高风翰等，都曾入主卢幕，或与之密切交往。众多的文人学者聚会于扬州，自然会促进扬州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再加上盐商对教育事业的积极赞助，致使扬州书院林立，如雍正末年，马曰琯出巨资重修扬州梅花书院；乾隆初年，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学府[5]。著名学者姚鼐、赵翼、杭世骏等，都曾在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掌教，“四方来肄业者甚多”，诸如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等，都曾就读于这两座书院。扬州书院发达，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或学识渊博的文士、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诒徵《江苏书院初稿》赞叹道：“段、王、汪、刘、洪、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可谓盛矣！咸同以降，稍不逮前，然江南北知名之士，不试于扬州书院者，盖鲜。”

扬州学派的形成，是以扬州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以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条件，受扬州深厚的文化的影响，继承皖派之学而形成的。扬州以盐为支柱的经济的繁荣为扬州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伟康.康乾盛世扬州文明的实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2）：124.

[2]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落日辉煌话扬州[M].合肥：黄山书社，2001，（6）：29.

[3]胡明.扬州文化概观[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7）：23-294..

史可法的扬州篇7

“玉者，石之美者”，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玉石下的定义。英国科学家、历史学家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经写道，“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不少人认为，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玉器。

源远流长的玉文化

玉是什么，什么是玉？玉和玉器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是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的问题。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可以发现，“玉”在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沉淀。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漂亮石头做成装饰品，不仅用来打扮自己，还用来美化生活，这个看似简单无心的举动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琢玉已从制石行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引人注目。

在我国，不仅开采玉石的时间久远，而且玉矿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根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有些玉矿甚至经过了数千年的开采利用，至今仍被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

中国古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玉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甚至影响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观念和习俗以及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

“和田玉，扬州工”

“玉不琢，不成器。”作为我国玉器主要产区之一的扬州，琢玉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

扬州非遗专家管世俊告诉记者，“和田玉，扬州工”，已成玉器行业内及民众中流传很久的口碑。

记者了解到，扬州玉器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扬州高邮龙虬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玉璜、玉、玉管等，扬州琢玉工艺的历史可追溯到5，300年以前。”

纵观扬州玉雕艺术的发展，早在两汉时期扬州玉雕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到了唐代，扬州玉雕开始拓展运用范围，其中“雕栏玉户”最为突出。管世俊告诉记者，在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代高僧东渡扶桑时，不仅从扬州带去很多玉器，还有琢玉师傅随行，这也为推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到了宋代时，扬州玉器开始向陈设品方向发展，不仅品种多样，并且雕工精细。

在明初，扬州玉雕就有山子雕品种的制作，其特点是造型简练，线条明快。而清中叶尤其是乾隆年间，扬州已经成为全国玉雕制作中心，“比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玉山子雕《大禹治水图》以及《会昌九老图》、《秋山行旅图》等都是在扬州雕琢而成。”管世俊说。

到了近代，扬州玉雕人物、器皿、花卉、雀鸟、动物等品类齐全，技艺精湛，尤其是扬州山子雕独树一帜，多种技法融于一体形成独特风格。陈列在中国工艺美术馆的白玉《宝塔炉》、碧玉山《聚珍图》、白玉《大千佛国图》等珍品都出自扬州。

管世俊告诉记者，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扬州玉雕逐步形成浑厚、圆润、儒雅、精巧、灵秀的地方特色，成为中国玉雕的主要流派，在中国玉雕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占有显赫的位置。”

时至今日，玉雕仍然是扬州雕塑工艺品生产的主要品种之一，成为扬州“一项极为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扬州生产的玉器，多半来自扬州玉器厂——这个行业内目前唯一幸存的玉器生产国有企业。

传承与创新

在扬州，最让扬州玉器厂工艺师马振中自豪的是“我们是可以做全品类玉器的企业”。马振中告诉记者，玉器厂成立已经有几十年了，虽然企业在时展中几经变迁，但在生产玉器的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传统工艺的优秀部分，在创新方面也尝试突破，“工艺的创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创作理念，另一方面是雕刻工艺。前年我们厂里生产的一件玉壶，采用电脑雕刻机把壶把的转轴孔雕出来，这是对传统手持雕刻工具的创新，使钻头绕过壶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是雕刻工艺的创新。但一般我们更强调创作理念上的创新，比如这件产品，以前的设计师都是设计成不带壶嘴或者壶嘴高度低于壶把转轴高度的壶，但因为有了新工具，我们设计师的创作空间扩大了。”对于玉雕业而言，弥新的创意才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据媒体报道，自2006年以来，随着和田玉籽料的日渐枯竭，国家为保护环境，连续出台相关政策，禁止大型挖掘机进入河床开采，和田玉籽料的产量便随之大幅减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扬州市提出珍惜保护玉资源的口号。为了响应这一号召，2005年，玉器厂投资800万元，在厂内建立了扬州玉器艺术馆和玉文化展示中心。2010年，扬州玉器厂又投资1，200万元，建成了扬州玉器博物馆。

在扬州玉器博物馆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扬州玉器厂顾永骏、江春源、高毅进、薛春梅、沈建元等五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还能看到很多其他大师的作品。马振中说，“玉器博物馆树在那里，其实就是各位工艺美术大师的文化艺术梦树在那里。为什么没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一座反映当地玉器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呢？除了扬州玉器本身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也有扬州人骨子里对玉的那份爱，对传统的珍爱，对传承的责任感。”

玉本身就是一个特殊载体，在玉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皇权文化”再到今天的“民俗文化”，不少人认为这是文化艺术始终依附着时代风尚而不断衍生的结果，在满足当代人们的精神追求、适应社会的同时，传统中的一些东西会慢慢失去。

史可法的扬州篇8

一、运用乡土资源，构建成功的教学氛围

成功的教学氛围，是指教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够从学习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进而产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与传统教学方式截然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扬州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许多历史名人曾到此，或题诗或访友或安居，留下诸多诗作，如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就可以应用于讲解必修二专题一“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中“唐朝的夜市”这一知识点；再如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也是学生耳熟能详的一首诗，讲解相关知识点时加以应用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与扬州相关的历史资源进行教学，构建良好的教学氛围。

当然，除了诗作，扬州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乡土资源。比如在学习必修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一专题时，我曾经尝试组织了“爱我扬州”演讲比赛，要求学生必须讲一个与扬州有关的历史典故或名人事迹，并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讲完后，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然后教师进行总评。有的学生准备充分，讲得非常好，讲述了“扬一益二”的来历，“唐代时的扬州，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非常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和手工作坊，不仅在江淮地区闻名，而且是当时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与成都一起并称为扬一益二。”还有的学生介绍了维扬菜系，说得非常精彩。在评价的时候，要多给予学生积极的表扬，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长处，鼓励他们积极挖掘身边的历史资源，以推动他们提高对家乡的认识和学习历史的兴趣。

此外，还可以进行分角色表演，教师可以营造一个历史环境，让学生融入进来。在学习必修一专题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课时，我根据扬州的历史营造了一个教学环境，让学生进行表演，比如扬州市江都区的昌松有两个共产党员史昌勋、卞松山曾在本地领导人民进行了革命，最后英勇牺牲，这个地名也是由此而来，可以先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再借助学生对此事的了解，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设计一些台词，编个小短剧展示给大家看。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很好地活跃课堂气氛，同时还能够给学生提供成功的体验，教学效率也能得到提高。

二、借助乡土资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所列举的历史材料很有限，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对历史史实非常感兴趣。因此，教师可以借助扬州地区的乡土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材料，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哪些事物或活动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适时地加以引导，从而将兴趣转移到历史学习中来。

在历史学习中，有很多历史名人和历史故事，特别是涉及自己家乡的实例，学生更是感兴趣，有的学生甚至会去实地探究。扬州也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和传说，如唐城遗址：扬州的唐城遗址以蜀岗上、下分为衙城和罗城，规模很大，仅次于长安、洛阳，是中国东南地区著名的唐代城市遗址，还有郭村保卫战纪念馆、史可法纪念馆、许小轩故居等，这些古迹遗址都是学生身边的，学生也非常熟悉，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地的乡土资源，能够很好地调动起学生的探究欲望。此外，通过将历史教材与本地乡土资源相联系，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历史，加深对家乡的感情，达到更好的育人目的。

三、发挥乡土资源价值，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它不能主观臆断和随意猜测，一切都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所以，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组织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但是，在开展课外实践活动的时候，要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教育，不能让学生为了取得成绩，就随意编造历史。扬州的乡土资源较多，在开展课外实践活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选择有意义有针对性的古迹。

那么怎样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才能够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呢？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古迹。应当说，在每个城市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如，扬州有汉墓、宋夹城、吴道台府、汪氏小苑以及朱自清故居等等，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这些地方参观，同时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古塔或石桥，年代都非常久远，通过对这些古物的了解，可以更好地了解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和传承，从而将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对接。其次，可以让学生采访爷爷奶奶辈的家长，听他们讲述经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的历史等，这些都是活的教材，对学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在学习必修三专题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我曾经让学生回家采访家长，去了解、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事，然后到课堂上介绍，既让他们更生动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又调动了学生学习这段历史的积极性，加深了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效果是非常好的。

应当说，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调查研究，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获得知识的艰辛，同时在与同学分享时，也能够感受到更大的成功喜悦，通过这种方式促使课堂教学更加和谐有效。

四、关注乡土历史，开发历史课程教学资源

新课改的实施，对高中历史教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是按照教材进行教学，而不注重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在当前新课程理念下，开发历史教学资源成了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利用乡土历史开发课程资源对教学具有重要作用，既超越了传统的狭隘教学模式，使历史教学更加富有多样性，同时还可以开阔教师视野，激发教师的创造性。

“历史课标”重点指出：“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扬州地区历史资源丰富，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发历史教学资源。比如我们教研组在江苏省十二五课题“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教育研究”中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上网查阅资料、实地考察、采访前辈、在学生中开展民俗文化优秀小论文评比等，最后编写出了《扬州民俗》校本课程，在教学中讲授到相关章节时也开阔了学生的眼界。这样利用乡土历史开发教学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也大有裨益。

但是，在运用乡土资源进行历史教学时，也应当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乡土历史资源只是对高中历史教学资源的补充，并不能替代教材中的历史，所以不能本末倒置改变教材的正统地位。其次，不宜在历史教学中使用过多的时间研究本地历史资源，而忽略了教材中的历史，否则不仅不能及时完成教学任务，还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研究乡土历史时给学生布置课外学习任务要适当。最后，要处理好家乡与祖国的关系。家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爱家乡是爱祖国的起点，爱祖国是爱家乡的升华，教学中不可过分夸大地区性历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评价要客观、公正，要引导学生热爱自己的家乡，并将其升华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历史课程在这一方面能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可法的扬州篇9

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首先要实现精神上观念上的跨越，首先要挺直胸膛亮出贵州精神来。

省委十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以及刚召开不久的全省经济工作会都提出了要“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新时期贵州精神”。这是贵州第一次对本土地域精神进行较为系统的概括和描述，必将在我省经济社会生活中形成持久的话题和影响力,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2007年12月13日，由省委当代贵州杂志社主办的“培育和弘扬贵州精神”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就会议的召开致信指出，“新时期的贵州精神是全省3900万各族人民的总体特征，共同理念，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期贵州精神的内涵，各级宣传文化系统要大力宣传弘扬新时期的贵州精神，各级党政干部和共产党员要成为贵州精神的推动者和践行者。”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另发）。来自有关方面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就新时期贵州精神的内涵、贵州精神的历史传承、如何培育和弘扬新时期贵州精神、如何才能让贵州精神成为促进历史性跨越的强大推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如何认识贵州精神

在贵州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征程中，省委提出新时期“贵州精神”这个命题，是贵州内强信心、外树形象的客观需要；是贵州凝聚力量、促进发展的必然需求；是全省人民共同的期盼。

精神是推动社会前进、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李裴认为，省委提出的新时期贵州精神，是对贵州历史上优秀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目的在于为构建和谐贵州、促进历史性跨越提供思想动力，在于更好地促进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自强自信”是贵州精神的核心和基础、“开放创新”是本质特征、“能快则快”是实践需求，“团结和谐”是目标状态。尤其是“自强自信”非常重要：不在思想上认为有可能，就不会落实在行动上，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不能干成事，完全取决于信念。

省委副秘书长刘奇凡的体会是，贵州精神的提出、对贵州精神的关注比琢磨如何表述贵州精神更重要。从时代的、人文的、地域的意义上看，生活在今天的贵州人究竟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理念来引起共鸣、赢得尊重、激发斗志、推动发展，的确至关重要。他认为，省委提出“贵州精神”这个命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好弥补物质条件不足的精神力量这个关键问题。“贵州精神”的产生就是对贵州发展历史进行理性总结的结果，是对贵州发展现状进行冷思考的产物，是对贵州发展前途进行热切期盼的需要。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安勇指出，贵州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年均扩大近0.5个百分点，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与全国的差距正逐步拉大。

省委讲师团团长龚晓宽说，一个地方的精神，是历史、地理、文化等要素长期综合积淀，是地域特征、文化特征、时代特征的综合体现。贵州精神的提出概括了贵州目前最需要的东西，体现了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时代特征和省委敢于“亮剑”的精神。

其实，在民间、在学术界，关于贵州精神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贵州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孟志刚介绍说，早在几年前，出版社就开始策划与贵州精神相关的书籍，因为怕糟蹋选题，所以不敢贸然实施。这次“贵州精神”进入了省委报告，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黔南自治州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夏庆丰说起贵州精神更是深有感触。从北京来贵州工作的他感到外省人常常把贵州当成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贵州有的干部也总把贫穷当成一种“资源”。省委提出塑造新时期贵州精神，让他有一种“空山新雨后”的兴奋，贵州精神的提出将改变外界对贵州“三言两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的误读，成为贵州新形象的名片。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静则认为，贵州发展的路径选择在于以“开放创新”的精神促“能快则快”的发展。贵州虽已建省近600年，但开发较晚，发展滞后，面对不进则退、慢进也退的严峻现实，只有开放创新才能抓住能快则快的发展机遇，只有开放创新才能找到能快则快的发展模式，只有开放创新才能聚集能快则快的技术力量，也只有开放创新才能最终营造能快则快的创新环境。

六盘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仁庆认为，新时期贵州精神的提出，是一个重大决策和举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贵州精神”既映射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长征精神，又蕴含了贵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财富；既映射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着意倡导了我省迫切需要而目前尚缺的强烈发展意识。

省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雄关漫道》的作者欧阳黔森说，有位朋友在他面前把贵州省说成是贵阳省，他因此而与这位朋友断交。由此引开来，他认为贵州人没有必要老是抱怨别人误读误解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比如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外界的误读只能证明是他们的无知。夜郎自大本身就体现一种自强自信的精神，黔驴技穷说的是贵州老虎的胜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贵州记者站站长王贵山说，如果说解放思想是我们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一大法宝，那么贵州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也是促进贵州历史性跨越的一大法宝。

如何培育和弘扬贵州精神

培育和弘扬新时期的贵州精神，需要我们有反思精神，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从贵州的历史中寻找符合新时期特点的精神元素，从贵州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找到适当的载体，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拓展贵州精神的内涵。

贵州精神不是与生俱来，她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中培育，在实践中弘扬。著名学者、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熊宗仁认为，培育和弘扬贵州精神的思维路径和实践过程必须是“自省、自励、自信、自强”的四部曲。他认为贵州与全国的差距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贵州的落后是历史性的落后。我们曾经把贵州落后，归因于历史、自然，很少从自我身上寻找原因。认真分析造成贵州“两欠”省情的历史成因，反思自省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误了贵州，贵州也误了自己。

“贵州人不能把今天的落后推给历史、推给别人，更应该从自己主观上寻找原因，反思我们的决策，反思我们的工作作风，反思我们的人文精神中的惰性，这是培育和弘扬贵州精神的思想基础。”他说。

熊宗仁先生的一番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罗兴武由此想起了家乡有一条长18里的小河，被乡亲认为是风水河，隐含了村里人做官不会做得很大，做生意也赚不了很多钱。这种思维观念深深禁锢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倡新时期的贵州精神，必须消除潜意识中历史形成的传统的消极的观念影响，清理掉历史的重负。

贵州精神不是一句口号、一个标签、一份时髦。著名学者、贵州日报社原社长刘学洙先生认为，贵州精神具有针对性、丰富性、实践性，培育和弘扬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不能成为一句口号，更不能坐而论道。贵州精神要成为贵州历史性跨越的动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结合历史经验教训进行自上而下的反思，这样才能上头热、中间热、下头也热。如果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上，一件事也不敢干，就武装不了人民、弘扬不了正气、凝聚不了力量、鼓舞不了人心。

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杨兴举说，贵州人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包容性强，无排外思想；顾全大局，不无事生非；幸福指数高，容易满足现状。他认为，目前贵州迫切需要通过增强改革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效益意识，大力培育和弘扬“自强自信”的贵州精神，敢于在包容中体现自我，在顾全大局中去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满足现状中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说，几年前他到紫云自治县搞创作，一位只有初小二年级学历的农民对他说了一句“政府有政府的理想、农民有农民的理想”的话。这句让人很震撼的话使他意识到精神力量需要通过“统摄整合”、“发展整合”、“沟通整合”，把分散的、分化的、精神动力，整合成统一的、共同的、整体的精神动力，形成大于个体、群体精神动力之和的、新的社会精神合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贵州精神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彰显。

传统而言，对一种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常常是由一个领袖人物或一些知识分子研究、提炼出，再进行自上而下地“灌输”。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贵州师范大学教授顾久把上述方式归结为传统的行为主义。他认为贵州精神的培育应该用认知心理学取代传统行为主义，即注重理论的说服，情感的打动和榜样的感召。家庭里，家长作孩子的榜样；学校里，教师作学生的榜样；社会上，官员作百姓的榜样。

史可法的扬州篇10

广陵寒食天1，无雾又无烟。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莫唤游人住，游人困未眠。

――[唐]姚合《扬州春词》

1广陵：扬州的古称。寒食：清明前一天（一说两天），古代有禁火吃冷食的习俗。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不愿做官、最后被火烧死在绵山的晋国功臣介子推。

凡是读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的人，一定会对其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因为扬州的春景实在是太美了，美得使人终身难忘。如果说李白的诗句对扬州春景还只是个笼统的概括和向往的话，那么姚合的《扬州春词》三首，则具体而准确地再现了那里浓郁的地方风俗和鲜明的季节特色。除了上面选录的第一首外，另两首分别是：

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竹风轻履舄，花露腻衣裳。谷鸟鸣还艳，山夫到更狂。可怜游赏地，炀帝国倾亡。

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市持烛入，邻里荡船过。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

说到扬州，首先为人称道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优势。鲍照《芜城赋》所谓“重江复关之，四会五达之庄”，就是说它有多条江河和大路在这里汇聚，是沟通四方的交通枢纽。这还是隋代以前的事情；到了隋代，炀帝凿通大运河，又重开邗沟，使水道北与洛水相接，扬州更成了南北交通和水路转运的中心。其次，扬州在历史上又是一座极盛极衰、大喜大悲的城市。汉、魏、晋三代“全盛之日，车挂，人驾肩，廛扑地，歌吹沸天”；南朝宋时两遭兵燹，变得一片荒芜，面目全非。经过隋炀帝三次巡幸、大建宫苑和唐代的多年积累，扬州又成了富冠天下的大都会，中外商贾、学者云集，大明寺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即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五代十国时它又多次遭到战乱的严重破坏，入宋后虽有所恢复，但很快就被金占领，城市日见萧条。元、明以来情况逐渐好转。到了清兵大举南下时，扬州又因史可法的英勇抗击，在城攻陷后被大肆屠杀十天，震惊中外。此外，在清代画坛出现的“扬州八怪”艺术流派，也是这座古城留给后代的最后一个深刻印象。因此可以说扬州曾经历的繁荣和衰败，同样令人难忘，它的身世和个性都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