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者十篇

红楼梦作者篇1

1、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2、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

（来源：文章屋网 ）

红楼梦作者篇2

1、曹雪芹，1715年至1763年，男，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

2、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

3、《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中国古典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作者篇3

大话“红楼梦”

早在2008年,新版《红楼梦》还在拍摄时,红楼梦酒业集团就与新《红楼梦》剧组签约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根据合约,红楼梦酒业向剧组赞助千万元,而新《红楼梦》的主要演员为红楼梦酒品牌做形象代言宣传。

其后,红楼梦酒业紧紧傍靠新《红楼梦》的“风头”,展开系列营销推广活动,并与《红楼梦》剧组“大秀恩爱”。2009年全国春季糖酒会上,红楼梦酒业集团推出“美貌”、“中国红.红楼梦酒”、“红楼梦金钗酒”等数款新品,大获成功。一个月后,“红楼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随后,红楼梦酒和新《红楼梦》剧组在上海世博会、西部博览会等大型活动中频频亮相。至2010年春季糖酒会,双方还联手举办新版《红楼梦》开播纪念酒拍卖签售会。而在新剧开播前结束的中航签约仪式上,剧组导演李少红更是亲率核心明星团队出现在现场。

关注度颇高的新版《红楼梦》的助阵,为红楼梦酒业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惊喜”。在纪念酒拍卖签售会上,限量版开播纪念酒、“红楼梦”酒尊藏系列等的总拍卖价超过150万元,泥人张红楼梦“十二金钗”更是拍出了22.8万元的天价。2009年,红楼梦酒业实现销售收入3.2亿元,以229.35%的同比增长速度名列“2009年度四川省白酒制造业‘二十佳’成长型企业”榜首。

9月初,新版《红楼梦》开始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等全国多家电视台上映,未来几个月全国范围内势必会掀起新一轮“红楼热”。红楼梦酒业董事长文万彬介绍,红楼梦酒业正在积极与安徽卫视、中航广告等媒体展开深度合作,乘势开启红楼梦酒业新一轮发展“黄金期”。“我们的目标是力争3年内红楼梦酒业挂牌上市,5―10年内红楼梦成为全国中档白酒领军品牌,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他表示,2010年,红楼梦酒业集团将在打造四川根据地市场的基础上,以成都、天津、上海的三足鼎立式格局为依托,建立重庆和北京分公司,扩大网点布局,逐步打开全国市场。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和新版《红楼梦》联姻之后,红楼梦酒业似乎正向既定目标逐步逼近。但是,与其相伴的质疑声已接踵而至。

红楼梦酒的麻烦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质疑的声音恰恰集中在为红楼梦酒业带来新一轮关注的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上,质疑者直言:联姻是一场错误。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红楼梦酒曾与当时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牵手,邀请“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做红楼梦酒的电视广告形象代言人,以一句“一杯梦酒上红楼”的广告词红遍大江南北。时至今日,这一曾经令人津津乐道的品牌传播模式遭到“围攻”,相关人士认为,电视产业链已今非昔比,更何况大部分观众并不看好新版《红楼梦》,“看看当今翻拍的电视剧,哪一个不是骂声一片?梦酒集团还要争着去趟这摊浑水,实在是目光短浅。极有可能知名度未提上去,反而因为新版《红楼梦》的失败而弄得臭名远播,到时连哭都来不及。”

令人费解的是,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红楼梦酒业时,红楼梦酒业的领导以“最近比较忙”为理由拒绝了采访。就在记者采访红楼梦酒业碰壁后,有媒体报道红楼梦酒厂所在的30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出现问题,涉嫌违法占地、卖地和以“代金券”代替土地补偿款等。

积重难返?

事实上,红楼梦酒近十几年的发展之路一直比较坎坷。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名声大噪后,面对跌宕起伏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管理方式和体制仍比较落后的红楼梦酒与快速成长起来的国内白酒市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随后坠入沉寂。

好在,红楼梦酒业并没有坐以待毙。2005年,原红楼梦酒厂进行资产重组,成立红楼梦酒业有限公司。现在,红楼梦酒厂所在地红楼梦村村民手中400万元的“代金券”就是当时红楼梦村委会转让酒厂,资方付给村集体的土地款。重组后,红楼梦酒业曾把产品销售权外包给了一个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且没有酒类销售经验的公司,结果市场表现几乎是一单死。2005年后,红楼梦酒厂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并以宜宾、四川市场为主战场进行试探性销售,销售状况依旧不太理想。

2008年,宜宾红楼梦酒业集团、宜宾县人民政府、四川怡安集团和兴业集团签署战略重组合作协议,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35亿元,建设年生产能力10万吨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酒城,把集团建设成为集红楼梦文化于一身的白酒生产、旅游度假功能的城乡一体化的崭新的白酒工业园区。

虽然现在梦酒集团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提高,但从产品到商品的一些核心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和高曝光率相比,在终端渠道建设上,红楼梦酒存在明显不足,很多地方只见广告不见产品;市场操作上,红楼梦酒销售模式还停留在传统的供销体系,缺少系统支持。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目前红楼梦酒自身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企业销售完全靠广告和高曝光率来支持,现在的表象其实是一种回光返照,一不小心,很有可能赔了身家性命。

除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外,在最为核心的品牌传播上,红楼梦酒更是显得浮躁且混乱无序。

“天生的”品牌之困

红楼梦酒品牌核心定位为“中国红”。文万彬曾公开表示,红楼梦酒独有的红楼梦文化以及与《红楼梦》深厚的渊源是红楼梦酒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核心优势赋予红楼梦酒“传承中国经典文化――红楼梦文化”的品牌核心价值和“中国红・红楼梦酒”的品牌核心主张定位。

虽然“中国红”的品牌诉求听上去不错,但是这一诉求与《红楼梦》的红学文化相去甚远,并且还有拾人牙慧之嫌――抛开其他行业打“中国红”概念的企业不谈,在白酒行业,西凤酒早在2008年的春季糖酒会上就已提出“中国红・红西凤”的概念。

红楼梦酒品牌定位的支点建立在何处?红楼梦酒与其他文化名酒的差异性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红楼梦作者篇4

关键词：电视剧；新版；红楼梦

前言

关于重拍《红楼梦》，除了众多网民的热烈讨论之外，

学界也不乏热情和高见。早在2002年5月众多专家学者、导演以及传媒人士就聚集在一起，就《红楼梦》电视剧重拍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正如作者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笔者认为如果要真正客观地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优劣我们仍需从文本出发，而对于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部经典来说尤甚。

一、解味文本《红楼梦》

悲剧往往被视为正剧，因其相较喜剧而言更具深刻的主旨意蕴。读者在欣赏这部“红楼悲剧”时，理想的状态是能够从悲剧中跳出来，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人生意义。“《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衰亡的悲剧，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而是在于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的矛盾。”关于曹雪芹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发生矛盾的分析，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888年4月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内蕴恰好印证了优秀古典文学家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生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观点。“与其说《红楼梦》是对所谓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不如说是对假、恶、丑的一道檄文。”同时曹雪芹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太虚幻境，宝玉饮的茶叫‘千红一窟(哭)’喝的酒叫‘万艳同杯(悲)’为千万的女子，为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恸哭、悲伤。这是曹雪芹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的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在文化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也是《红楼梦》不同于一般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丰富的审美价值。

二、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的改编

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改编，许多学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在考量前人的观点基础上，笔者在剧情设计、音乐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综合论述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贡献与不足。

剧情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第十三集黛玉葬花有层次地推进剧情，无论人、景、音乐、氛围，人物对白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重新设计。特别是宝黛相见时的那一段对白情绪准确，内心活动丰富，再加之女高音的背景音乐烘托，把这场戏的艺术效果推向了极致。再看旧版《红楼梦》的这场戏，人物一登场就是悲情音乐，和着那歌声，黛玉一脸悲苦，观花，葬花，潸然泪下，最后见了宝玉只一声：呸!便扭身离开，弄得宝玉楞楞地站到那里不知所措。比较旧版《红楼梦》的这一场戏则比较简单和直白了些，况且景，花，特技处理，画面拍摄，美轮美奂的氛围，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等，新版《红楼梦》还是更胜一筹的。

人物塑造方面，很多人质疑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宝黛钗”三位主要角色的饰演者过于年轻化，但是我们回归原著就会发现三位主演的年龄符合《红楼梦》原著。在演员的选择和角色的表演上首先就给入予真实感。少年宝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曾在电影《梅兰芳》里饰演小梅兰芳，他所演绎的心境与状态，这是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的成年演员所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在听完别人呼唤不论是长辈或是丫鬟后的那一声“哎”既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又表现了其无志混世的性格。宝钗的理性稚气和知识通达，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大家小闺秀。黛玉、探春等角色也都赋予了不同性格的大家小闺秀，也是可以细细品赏的。

音乐设计方面，新版《红楼梦》不只首次将120回的红楼梦展示给观众，还重现了失传百年的昆曲，这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配乐与八七版相比，缺少的是与原著神韵的契合。八七版《红楼梦》中除了原著中那部分有史可考的音乐，最能代表这部剧作，及与原著相契合的音乐，应该是王立平先生创作的片头曲《红楼梦》序曲及十二首《红楼梦》歌曲了。最具代表性的如《好了歌》是电视剧中第一首出现的歌曲。在电视剧中一开始用到这首歌曲就是对全剧最后结尾作一个前期的提示和总结。其音乐真正传神的表达出了《红楼梦》的意蕴及形上品格。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在原著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与超越的贡献，但是在音乐方面仍有不足，缺少与原著意蕴相契合。

三、新版《红楼梦》引发的思考

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大众传媒的市场力量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使经典地位更牢固；用得不好，会把“经典”变得畅销且“庸俗”甚至“恶俗”。大众传媒具有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威力，在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大众媒介能使作品超越时间和空间，拥有更多的受众，

名著的影视改编，同样也是改编者的一次理解与表现名著美学风格的活动。正如李少红导演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名著的翻拍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原著的理解和关注，使这部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品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改编源于原著又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使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名著，属于语言艺术。后人将其改编为影视剧，是把语言转换成了图像，即语言艺术变成了视觉艺术。文本为图像提供了形上品格，图像活现了文本的审美神韵。重拍电视剧《红楼梦》作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是新时代对审美传统的要求。

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在消费物品“实用价值”本身之外，更在意商品意义的消费，物品的意义将决定消费的商品价值。因为“消费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消费与意义紧密粘连，在消费中含有意义、意义寄身于消费、在消费中交流意义的社会。”他的观点给我们看待美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美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存在于人的艺术实践中的，但由于人们消费其意义胜过消费物品本身，此时消费一种“美”，彼时消费另一种“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虽然存在一些方面不足之处，但它使大众接触到了美的力量：我们不能否认重拍《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既是对经典提供新的阐释维度也是时展的必然，故对《红楼梦》的改编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红楼梦作者篇5

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出版，

如果这只是一本普通小说，也许就会湮没在当月上万本新书籍中，

无人问津。但是这本书远在未出版前就引起了红学界的“9级大地震”，原因无它，只因它是续写国人心中最最神圣的――《红楼梦》。

中国人对《红楼梦》的感情很复杂，它位列四大名著之首，自清朝乾隆17年问世以来，《红楼梦》就在王公贵族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阅。当时达官贵人家中豢养的歌伎甚至以金陵十二钗命名，将《红楼梦》中的诗词谱成曲，终日传唱。到了清末，更有“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红楼梦》在当时的“热”可见一斑。

从民国开始一直到“五四”，从王国维、胡适、俞平伯、鲁迅等大家对《红楼梦》的热评和著作中更是不难看出当时大众对《红楼梦》的喜爱。进入20世纪，红学更是与“敦煌”、“甲骨”并列成为三大“显学”，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人人都是红学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红楼梦。

《红楼梦》为何如此受国人追捧？红学为何如此热？

有学者说：“在《红楼梦》问世之前，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一副模样；在《红楼梦》问世以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是另一副模样了。”《红楼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使得中国人有了精神上的依附，更重要的是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和别人的身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出版界的红楼热

想寻找《红楼梦》热的源头，显然是件困难的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2002年新版的《红楼小讲》，可能是这股热潮当中不可忽视的一本够“分量”之书。《红楼小讲》中收录的是周汝昌早些年为报纸所撰写的文章，篇幅短小，属于有一定普及性的写作，未曾想市场反应空前的好，短短时间内便数次再版。在此基础上，周汝昌一鼓作气，先后推出《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成为当时出版界最受瞩目的“红楼明星”。

几乎是与周汝昌的著作同时推出的还有多个点评《红楼梦》的著作，其中包括王国维、俞平伯等大家早年的评点本。与此同时，各种印刷精美的《红楼梦》版本也在一夜之间出现在图书市场上。而随着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旋即又将讲座内容结集出版，更是引发红楼书籍狂潮。

有人曾对红楼书籍进行了分类，比如专家版《红楼梦》，其代表作是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经典版《红楼梦》，代表作是俞平伯的《俞平伯点评〈红楼梦〉》；民间版《红楼梦》，代表作是邓邃夫的《草根红学杂俎》；诗词版《红楼梦》，其代表作是蔡义江的《红楼韵语》；艺术版《红楼梦》，其代表作是舒芜的《红楼说梦》；网络版《红楼梦》，其代表作是闫红的《误读红楼》；职场版《红楼梦》，其代表作是宁一的《非常红楼》；大长今版《红楼梦》，代表作是《医学红楼》……

针对这种现象，《红楼梦》研究专家胡文彬的观点是，现在所谓的“红学热”是一种发高烧，是虚热，是塑料花装饰出来的繁荣。从学理上来说，这些书能进入学术性研究的不多，戏说的成分太大。很多人把《红楼梦》大卸八块、五马分尸，非学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把《红楼梦》变成了一本《中国谜语大全》。

据出版界专业人士分析，《刘心武续红楼梦》的出版使热了近10年的红楼热在未来仍将持续走高。究其原因，该人士一语点出其“真谛”：吃《红楼梦》和吃鲁迅是一样的，傍着伟大的作品总比傍着二三流的作品易吃饱。由于《水煮三国》等一批从经典著作中脱胎的书籍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市场回报，先天有着更多角度、更丰富内容可供解读的《红楼梦》几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美食到、从诗词到中医、从爱情到人情世故，人人都从《红楼梦》中寻找到了可供市场消费的资源，可以说，这一部分书籍成了《红楼梦》热中最直观的表象，也直接成就了市场的虚热。

红楼梦翻拍潮

时代更迭，我国的红楼迷从未缺席，在他们的床头、书柜、内心里都珍藏着一本《红楼梦》，有人预计中国的红楼迷至少有500万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界赚了个金满钵银满钵，影视界怎么肯放弃这块大蛋糕？

2010年，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新版《红楼梦》开播时的收视率反映了人们的关注热度，尽管未播先骂，但是据央视索福瑞25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开播当晚，北京卫视仍创下了本地超过9％的最高收视纪录，一举超越2009年最热剧《潜伏》。与此同时，连续剧《黛玉传》、《红楼丫鬟传》也在加紧拍摄，制作方不时将片花上传到网上，吊足了红迷们的胃口。在新版《红楼梦》巨大的商业利益前，更有投资商希望欧阳奋强能指导更新的红楼梦，再造翻拍神话。

有人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电视剧的热播直接催生了新一股红楼热：“70后”热衷于新老对比、“80后”忙于争论剧情、“90后”开始补习原著、出版社在加印原著、而红学家也随着热潮推出新作……在网络时代下，新版《红楼梦》的效应被无限放大，在淘宝网上，新版《红楼梦》中的各类饰品已可定制：晴雯的玛瑙耳坠、王熙凤的珍宝漆匣子、妙玉喝的六安茶都成了热卖商品……

如果说出版界的红楼热有其商业价值的话，那么影视界的翻拍热潮到底热在哪里呢？文化学者裴钰讲了自己的看法：“名著翻拍的商业价值当然是非常巨大的。比如翻拍《红楼梦》，从品牌号召力和受众面甚至它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广度来讲，都是相当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几乎不太需要推广这个品牌，介绍这个名著就行了，从而节省掉相当大的前期推广费用。”

裴钰说，新版《红楼梦》共有三家投资方，华录百纳影视公司、中影集团和北京电视台，其投资比例为5∶3∶2，回报则按照投资比例分成。新版《红楼梦》率先在10家地面台播出，售价为50万元/集，首轮卫视上星播出的两家电视台――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当时的购买价格合计为60万元/集，如此推算下来，《红楼梦》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导演王强对翻拍《红楼梦》的看法更为直截了当：“为什么大家都盯着《红楼梦》？那是啊，最可靠，名著谁操作的？北京卫视操作的！《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基本上都是大老板卫视在操作，而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自己有钱，自己一个台把剧本拿下来就可以，并且还垄断，一些小台想播都没地方播。《红楼梦》过几年一定会再被拍。做生意是讲资源的，谁能比《红楼梦》的资源更好？”

小人物的红楼情结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就掀起了研究《红楼梦》的热潮，上海的一些报纸发起了关于人物形象的大讨论，报纸上发问卷调查表，问你是喜欢薛宝钗还是喜欢林黛玉。结果市民争论极为激烈，茶馆里经常发生“拥薛派”与“拥林派”斗殴打架的事件。数十年来，“拥林派”与“拥薛派”的斗争其实从未停止过，今天，在各大网站的红楼论坛里，两大派系之间依然硝烟弥漫，这些民间红迷们痴迷于《红楼梦》中的某一人物，有的甚至分不清现实与想像。一位“拥林派”红迷，一举一动都在模仿偶像，林妹妹的敏感和多情都在现实中被放大，而这位红迷真正的身份是一位月入不过3000元的小白领，年近30，独身一人，除了正常工作，她的业余时间全扔在了红楼论坛里，她全力维护林黛玉，跟“拥薛派”势不两立。有心理学家说，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已经有“癔症”的前兆，大致是因为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才将寄托转化到书中的人物上。

尽管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但是毋庸置疑，在中国民间有着数量庞大的红学爱好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比出版界和影视界的功利性来说，民间的红学爱好者目的可能更纯粹，其所想得到的不是金钱和名誉，而只是简单的由文学所带来的美感和。

某知名网站红楼论坛版主说：“我常常会想，《红楼梦》对我来说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从10几岁的懵懂少年到现在的三十而立，我仍然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红楼梦》对于读者意义的不确定性，或许恰恰可以佐证它的伟大：你的阅历和感知有多丰富，你所读到的《红楼梦》就有多浩瀚。”

红楼梦作者篇6

续写小说从来都是后辈作家向前辈致敬的一个重要方式，当《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之后，时至今日，续写《红楼梦》的冲动依然在一代一代作家中传递。这里面可能有作家逞才使气的成分，但是对《红楼梦》的热爱，对《红楼梦》的尊敬恐怕才是这样一种冲动代代不衰的重要原因。汪对《红楼梦》显然是充满尊敬的，这从《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中体现出来的对作品的熟悉，对小说微妙之处的理解中可以看到，不过，汪对《红楼梦》的敬意却以一种不敬的方式体现出来――他不是续写《红楼梦》，而是以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重新进入原著的很多情节之中，以事件当事人的口吻，重新演绎这些情节，其中还不乏以事件当事人的口吻表达出的对原著情节的批判。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演绎方法，就使得汪对曹雪芹遥远的致敬带有了解构的成分。而且，这种解构是彻底的，它不仅指向了《红楼梦》文本本身，也指向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一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事者很特别，是《红楼梦》原著中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个特别的叙事者是以当事人的口吻叙述自己的往事。这样，《我和她们》的叙事内容虽然是在原著《红楼梦》的叙事情节之间穿插往返，但是，这个特殊的叙事者就使得《我和她们》的叙事内容相比较《红楼梦》就更具有可信性――还有什么人的叙述能比当事人的回忆更具有权威性呢？这样，小说作者汪其实就有了更大的权力――他可以借助他笔下的这个虚构的主人公对原著发表任何意见，而汪也的确这样做了。所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犀利的解构图景――针对《红楼梦》这个文本的解构。虽然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充分体会到汪对《红楼梦》的敬意，但是汪对《红楼梦》的解构也同样充分而犀利，小说以贾宝玉的口吻对《红楼梦》的小说整体架构和众多小说细节都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红楼梦》中有一个重要的二元对立结构，就是木石前盟和金玉之盟。木石前盟暗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宿命性关系，而金玉之盟则强调了贾宝玉和薛宝钗夫妻关系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的整体架构之下，小说衍生了悲喜交加的众多情节，甚至围绕《红楼梦》的很多研究、评论也都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整体架构之下进行的。可是，在汪看来，这个二元对立结构是可疑的，他借助对贾宝玉衔玉而生这样一个传奇细节的质疑，展开了对小说中木石前盟的解构。《我和她们》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通过理性分析，成功消解掉贾宝玉的先验神圣性。但是，从宝玉含玉而生这个细节在《红楼梦》小说中的重要性来看，《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对贾宝玉出生的分析不仅仅是要解构贾宝玉出生的神话，更重要的是解构掉全书赖以成立的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架构。当汪借助贾宝玉之口对石头的来历产生怀疑的时候，其实怀疑的不仅仅是这块石头是否是贾宝玉出生时口含着带来的，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前面关于顽石补天、绛珠仙子报恩这样一系列神话传说，自然，也就对小说中一直强调的木石前盟构成了解构。

在对木石前盟进行解构的同时，汪还解构了弥漫于《红楼梦》之中的宿命感。宿命感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特色。借助小说中宿命感的不断表达，使得小说在前半部描述贾家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时候，就已经若隐若现地呈现出悲凉的色彩。当小说暗示贾宝玉便是下凡的神瑛侍者，而林黛玉便是下凡报恩的绛珠仙子的时候，小说的宿命感便已经呈现，因为绛珠仙子已经表示要用眼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这其实就暗示了宝黛二人的悲剧性结局。《红楼梦》的宿命感不仅在宝玉、黛玉的命运上呈现出来，而且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种宿命感另外的重要表现方法就是利用的谶语、谜语、隐语。小说第五回就借助贾宝玉梦游幻境， 借助幻境中“金陵十二钗” 这个册子，预告了小说中十二位女子的命运。在小说第二十二回，贾政携家人做灯谜，小说先是不露声色地叙述，描述几位女子做灯谜，其谜底分别是爆竹、算盘、风筝等物。接着，小说写道贾政心内活动，“娘娘所做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做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做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做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1]事实上，从小说叙事的最终走向来看，几位女子所做的灯谜，也都暗合了她们最终的命运。

可以说，《红楼梦》中有颇多此类伏笔，或者可以说成是草灰蛇线，利用诗词、情节暗示着此人之后的命运。这种写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众多文字游戏的爱好者有一种迎合，但是同时，不可否认，这些情节客观上也都使得小说带有了强烈的宿命感，使得贾家即便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时刻，也都带着悲凉之气，从而使得《红楼梦》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某种悲凉之味。虽然众多论者对《红楼梦》中这样草灰蛇线的宿命感的表达津津乐道，但是汪似乎对此并不认同。借助对贾宝玉出生时口含的石头的质疑，从整体上对笼罩全书的一个宿命性意义的表达构成了质疑。

面对《红楼梦》中不太合乎情理的一些具体细节，《我和她们》的叙事者贾宝玉也直接对之展开分析、批判。在第五章《晴雯，晴雯，我的花神》中，小说对《红楼梦》原著中晴雯怒斥坠儿的情节进行了批判，因为坠儿偷了平儿的镯子，《红楼梦》中，晴雯怒斥坠儿，并且“取出枕边的一丈青（簪子），朝坠儿手上乱戳”。对这个细节，《我与她们》进行了批判，“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晴雯并没有拿簪子乱戳坠儿的手，晴雯可不是凤姐，凤姐才拿簪子扎丫鬟呢。我知道的，晴雯没那么狠，她只是狠狠地扇了坠儿一巴掌。”[2]

对于原著《红楼梦》的这种批判，叙事者并不局限于细节分析，甚至还对一些重要情节进行了批判分析。比如，原著中描述贾宝玉与薛宝钗的结合是在林黛玉重病之时，并且因此而导致了林黛玉的死亡，但是在这部书中，叙事者贾宝玉回忆与薛宝钗的结合，是在林黛玉死亡之后才进行的。叙事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楼梦》原著设计贾宝玉结婚这个情节的不合理：首先，贾家作为诗礼簪缨之族不可能做这么下作的事情;其次，薛宝钗作为一个大家闺秀，极其自重的一个人也不会如此自降身价配合做这样的事情;最后，贾宝玉如果发现中了调包计，没有娶自己深爱的林妹妹，肯定不会认同或者配合这个调包计。无论批评的指向是曹雪芹，还是高鹗，其实作者都是从可能性这个角度，对《红楼梦》原著中的情节疏漏，或者是不合常理的地方展开了批判。

无论是对小说整体架构、风格的质疑，还是对小说具体细节的批评，《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都已经对《红楼梦》的书写构成了解构，而小说以贾宝玉的口吻对这些地方进行解构，更是给这种解构带上了某种权威的色彩。当然，这种解构，其实也在同时表明了汪关于文学的某种立场，那便是小说的依据应该是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作家的主观随意的情节设置。小说的可能性是指小说中的事件未必是历史中一定发生的，但是，应该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发生的。当曹雪芹以一个神话开头，然后用神话直接来照应小说中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违反了生活本身的可能性，而有些机械降神的味道，至于利用谶语、谜语等情节来强调宿命感，更是和生活的必然可能性没有关系。所以，对此，汪显然是不满意的。汪借助叙事者对《红楼梦》中具体细节的批判，更可看出他对小说应该遵循生活可能性的强调，他对《红楼梦》中晴雯戳坠儿这个情节的批判，对贾宝玉中了调包计娶了薛宝钗这样情节的批判，所依据的，都是生活的可能性。

二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一开始就引入了原著《红楼梦》。接着，小说中的叙事者，即贾宝玉说，这部《红楼梦》勾起了他的叙述欲望，因为这是关于他们贾家的一部书，所以，他想要写一写自己的故事。这个叙事开头，已经决定了《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叙事的重心所在：首先，这部书仅仅选择和贾宝玉有关的情节展开叙述;其次，点出了这部书选择的叙述点，只选择原著讲述得相对粗疏的地方，这一点就使得本书更富有了特殊的意味。众所周知，《红楼梦》问世以来，引起了太多人的兴趣，以致形成了“红学”，而“红学”集中讨论的地方，也并不是小说中明确点出的部分，往往是原著有意无意语焉不详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我和她们》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带有了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意味。这就使得《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这本书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打破了小说和理论研究的界限、带有强烈的《红楼梦》研究气息的小说。

借助贾宝玉这个人物，汪展开了他对《红楼梦》的解读和研究。而且，就小说看，汪对《红楼梦》的分析和解读是全方位的，既有对原著中语焉不详的某些知识、信息的考证，更有对小说中细微之处的领悟，对小说中人物微妙态度的把握。可以说，在这些研究、考证上，汪集中展现了他对《红楼梦》理解的过人之处，也向曹雪芹致以一个作家的遥远的敬意。小说在一开始，就考证了贾宝玉的名字：

宝玉，俗名，不过是个俗名罢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名、乳名、奶名。说到这儿，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我的大名，雅名，或学名叫什么呢？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似乎回避了，或者忘记了这一点，反正他没有说。他不说，我就得说一下了。

……到了我这一代人，就是玉字辈儿了，如我的堂兄贾珍、贾琏……那我的名字也当然是玉字旁的，且是单字。好了，不必再绕弯子了，就直说了吧，我的名字叫――贾瑛，是的，贾瑛就是我的大名。[3]

这种考证和研究涉及更多的地方还是对小说中细微之处，小说中人物微妙态度、立场的分析。在《我和黛玉的爱情故事》这一章中，作者还分析了凤姐对黛玉和宝钗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凤姐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挑选一个和我在一起的话，凤姐的第一选择肯定是黛玉，于是当着众人的面，尤其是宝钗也在场的时候，她跟黛玉开了那么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你吃了我们家的茶，可是要当我们家媳妇的。这样的玩笑话嘛，由凤姐这个贾府的当家人口中说出，大家也就未必真的只把它看成是一个玩笑了，至少会有人在心里琢磨了，比如我，比如黛玉，比如宝钗，我们三个人都会这么想，莫非此乃凤姐的一个暗示，抑或是她有意跟大家发出的一种信号？若如是，这究竟是凤姐本人的意思，还是她巧妙地传达了长辈们的意见呢？[4]

上述两个例子，确如《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述者所言，都是《红楼梦》原著中语焉不详的。在这些地方，汪以原著主人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代入，分析《红楼梦》中含而不露的微妙之处，显然，在这些地方，这些叙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叙事，而构成了对《红楼梦》原著的评论。换言之，汪在这个地方已经成功消解了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和小说的分野。关于评论与文学分野的解构问题，是解构主义批评家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哈特曼成功消解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的界限，他指出，“应当把批评看作在文学之内，而不是在文学之外。”因为就文学事实来看，批评和文学是统一的，“在艺术家的劳动中，批评活动在一种与创作的统一中，找到了它的最高的，它的真正的实现。”[5]毫无疑问，在《我和她们》这部小说中，小说借助小说形式展现出的对《红楼梦》的认知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小说叙事范畴，但是又以完美的小说形式呈现，体现了批评和文学的统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是一部打破了评论与小说界限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别开生面之作。

当《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的叙述不再局限于对情节的原创性构造，而强调对批评和文本的统一，强调对《红楼梦》文本进行不同角度的重新阐释、解读，强调对原著的批评的时候，小说也对既有的许多《红楼梦》研究的固定结论构成了消解。从《红楼梦》问世到今天，围绕《红楼梦》已经产生了“红学”，当然，关于这部书也形成了许多固定的结论，比如对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评定，等等。当汪在这部书中围绕曹雪芹叙事相对粗疏的地方展开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围绕评论较多的地方展开，这样，借助小说叙事主人公贾宝玉，作家汪表明了他对很多红学问题的观点，从而也对既往的很多《红楼梦》研究的固定结论做出了自己的批评和解构。

受阶级论解读方法的影响，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家多赞扬黛玉，批评宝钗，但是在《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这部小说中，叙事者在赞扬宝玉和黛玉感情的纯真和他们品性的纯正之余，也并没有贬低宝钗，相反，还大大地赞扬了宝钗。作者没有囿于既有的红学评论对宝钗、黛玉的近乎定式的看法，而是详细分析小说文本，分析文本细节，提炼出自己的独到结论，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对黛玉、宝钗二元对立式的认知看法。通过细致地分析、描述，《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解构了传统红学研究的很多固定结论，呈现了《红楼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三

文学在本质上来说属于语言的艺术。如果缺乏好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小说题旨再高深远大，恐怕也会行之不远。所以，对于小说来说，叙事语言极其重要。这个恐怕也是众多续写《红楼梦》的作家拼命模仿《红楼梦》叙事语言的原因。或许，这些作家并没有超越《红楼梦》的梦想，但是，都想在最大限度上与《红楼梦》相像。如此，在小说的外部形态――语言――上下功夫，让小说语言和《红楼梦》接近甚至一致，就成了小说家本能的选择。但是，问题是，现在对几百年前的语言的模仿，究竟能否达到当时的神韵？即便和当时语言极其相像，是否还有意义？

对此，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指出，叙事语言的模仿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语言环境，很难让写作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即便模仿极其逼真，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模仿的语言已经根本不具有所模仿语言在当时所具有的意义。[6]汪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与阿兰・罗伯格里耶相通的，他要以贾宝玉的口吻写一部和《红楼梦》有关的书，但是，他却没有遵从“惯例”，从模仿《红楼梦》的语言开始，而是完全采用了现代白话文。对于习惯了“惯例”的读者来说，此处可能会有不适应――古人用现代语言描述自己的生活，但是汪却尊重了一个基本的现实，现代作者已经不可能在语言叙事上与几百年前的曹雪芹完全相像。与其非驴非马，不如率性写出带有这个时代特征的自己的语言特色。

但是，汪此举并非说明他没有在小说叙事语言上下功夫。如前所述，对于小说而言，符合生活的内在可能性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这也是汪反对充斥于《红楼梦》的各种预言、谶语的原因。因为这些预言、谶语不是从生活的逻辑延伸，而是突兀而起。同样，对于小说语言来说，也存在一个符合生活内在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汪下足了功夫，在《我和她们》这部书中，重点写了秦可卿、袭人、晴雯、黛玉、宝钗等几个人物，而这几个人物的语言也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比如，小说写到，当黛玉、宝钗等人都看到袭人将来可能会成为贾宝玉的妾，“黛玉就时常开袭人的玩笑，动不动就直言不讳称袭人好嫂子……而黛玉却不罢不休，不依不饶笑道，说什么丫头不丫头的，我只把你当嫂子对待，而且是我的好嫂子。相比起来，宝钗姐姐就巧妙得多。有一回，我母亲打发丫头给袭人送来了两碗菜，袭人受宠若惊了，说这多不好意思呀。宝钗姐姐抿嘴一笑接道：你这就不好意思了？日后还有更不好意思的等着你呢。”[7]这段描述，就把林黛玉的直率而无心机，同时又有些刻薄，宝钗心思缜密，用语委婉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汪的小说没有模仿曹雪芹当时的叙事语言，但是在叙事精神上，在对人物精神的把握上，他显然是和《红楼梦》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上述例子还只是汪对《红楼梦》原著精神的某种承续，很难说是有所创新的话，《我和她们》小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合理的方向上，对《红楼梦》情节的延伸。这就需要作家对《红楼梦》的情节有深入、深刻的了解，从而在合理的方向上展开合理想象，对《红楼梦》的情节展开延伸。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更要符合小说中此时、此地的心态、立场，更需要符合生活的内在可能性。在这方面，《我和她们》的语言就显出了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红楼梦》中的晴雯是贾宝玉的大丫头，因为性傲，且姿态妖娆，为王夫人及其他婆子不喜，所以，在查抄大观园之后，晴雯被赶回家。贾宝玉思念晴雯，偷偷跑出贾府，探望晴雯。《红楼梦》中对这一段细节描写并不繁复，晴雯除了对贾宝玉表示自己和贾宝玉原本清白，却枉自担了狐狸精的虚名，有冤无处诉之外，还与贾宝玉换了内衣，以表示不愿枉担冤名。在《我和她们》中，叙事者展开延伸，先是就晴雯的枉自担了狐狸精的虚名展开叙述，“是啊，我知道你很冤枉的。我长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很后悔的……我真的后悔了，很后悔当初没有跟晴雯甜甜蜜蜜地好上一场。可能那时候我跟晴雯的思想是一样的吧，以为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想我会不管不顾，和晴雯有一个更甜蜜的故事的。”[8]在两人互换内衣之后，汪增加了两人互诉衷肠的情节。这个情节的展开毫无疑问是合理的，因为《红楼梦》的两人互换内衣的情节其实已经暗示了两人并非简单的主仆关系良好，也并非简单的晴雯赌气，其实是两人早已情愫暗生，只不过没有挑明，或者说两人没有明晰地意识到而已。在《我和她们》中，小说让这个情节自然延伸，同时，晴雯在此时的语言，也没有了在大观园时与贾宝玉的撒娇赌气，而是真情毕现，也完全符合了此时一个濒临死亡的陷于爱情中的年轻女子的心态。

《我和她们》的白话文叙述，从续写《红楼梦》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反叛――直接从小说叙事的最外部形态的背离。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续写《红楼梦》著作的一种解构。但是，从小说叙事的精神来看小说实质上是和《红楼梦》一脉相承的，作家正是在把握了《红楼梦》叙事精神的基础上，用现代语言，对《红楼梦》语焉不详的地方，阐释、分析。

《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是关于《红楼梦》的一部书。从这本书的书写，从汪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红楼梦》的熟稔程度，从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表达出的对《红楼梦》很多细节的理解，我们当然很明白地可以看到，这是汪作为一位作家向前辈作家的一个遥远的致敬。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红楼梦》很多细节的精妙的理解，其实正是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良苦用心的理解。当然，当汪借助叙事主人公贾宝玉自由穿梭在《红楼梦》设定的场景中，对《红楼梦》的很多情节以当事人的口吻发出自己的理解时，我们发现，汪也顺便完成了对《红楼梦》文本的解构。同时，当汪以小说的形式谈论“红学”问题，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汪对红学研究的一个创造，它解构了小说和评论的界限，使得《我和她们――贾宝玉的自白书》既有小说的细节塑造与情绪感染，也有着学术研究的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从而让这部书也成为了打破评论与小说界限的有关《红楼梦》的别开生面之作。

注释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62页。

[2]汪：《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3]同上，第17页。

[4]同上，第223―224页。

[5][美]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纽黑文1980年版，导论。

[6][法]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红楼梦作者篇7

这一次，红楼梦海选的商业价值要远远超出“红学”的文化价值。

2006年8月，红楼梦演员海选，再次掀起一股“红学”热潮。与1987年拍摄红楼梦海选不同的是，新版红楼梦海选借助互联网、广告等优势，将触角伸向全球，无形中大大提高了红楼梦及此番活动的人气指数。尽管1987年的红楼梦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肯定，但从商业价值及炒作概念来说，两者远远不是一个层面上可以对比的。前者是利用红学文化挖掘商业价值，后者是从文化的角度传播红学。

张爱玲曾经说过平生有三大憾事：一恨鲫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这最后一恨道出，还真要生出无数共鸣来。只是在商业元素盛行的今天，这道共鸣背后，是无数双眼睛紧盯着红楼梦背后的经济价值。

新版红楼“海选”先赚人气

很多人并不知道1987年的红楼梦也是靠海选招募的演员，由于当时的传播条件有限，这一海选声势没有掀起热潮。很多企业也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借助海选方式向市场推广自己的产品。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只是红楼梦的故事和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20年后，当红楼梦被北京电视台重新提到海选日程时，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就已经意味着红楼梦海选注定会有更多的商业元素。因为两年以前，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开播以来，就为全国的电视媒体树立了一个标杆。通过全国海选，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在2005年更是创下收视纪录，名利双收。

或许是前车之鉴，红楼梦的海选又站在了全球的高度，并借助互联网。“超级女声”的报名方式必须是在现场，今年成都赛一个月之内的报名人数就达到1万多人。红楼梦在网上报名，一个月之内达到11万多人。与“超级女声”所走的路线不同的是，红楼梦重拍得到了红学专家、学者及海内外的关注和支持。显然，无论是从官方、专家还是市场方面，红楼梦海选都把“超级女声”的诸多优点汲取过来，扬长避短。

《成功营销》获悉，自8月21日“呼唤红楼梦中人”的演员海选活动正式启动，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华人招募演员以来，截至9月25日中午12点，“红楼梦中人”官方网站，网站累计访问量超过2751万，报名人数接近11万。

和红楼梦联系最密切的当属大观园。截止目前，北京大观园现场报名点的报名人数也已经超过了2000人。虽然选手的各项报名都是免费的，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大观园也约法三章：不能收报名费；不能向选手强行推销；不能未经同意将选手的资料投放官方网站。大观园在西门设专员负责接受报名，并免费提供服装和摄影。

如果从商业价值考虑，这些报名选手只是一个幌子。要赚钱的来源是，游客对大观园的蜂拥而至，以及对红楼梦海选的心理预期使然，让游客情愿掏钱买票参观。

据大观园管委会主任马俊潼介绍，凡参与报名的选手都可以从买半价票入园体验，头几日还免费赠送古装照一张。自从大观园承办现场报名以来，参与报名的人总会携带亲朋，且拍完一张专业古装照后都会要求多拍，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免费”之名收体面之财。尽管自今年7月起大观园门票提价至40元，但海选开始以来，大观园的客流量已增长了4~5成。

红学产业的延伸性正在挖掘

仅仅是一个开始，红楼梦先是赚足了眼球。如果从报名选手情况来看，也许红楼梦通过网上报名的选手远远超过今年的“超级女声”，但从产业链的延伸和规模来看，红楼梦至少目前不能和“超级女声”相提并论。

在形式和文化方面两者存在着很多不同。红楼梦海选有一个明确的艺术目标，那就是选出最合适的演员参与剧本最后的演出；红楼梦海选以文化的名义，将原本大众文化的选拔形式结合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上。从初衷来看，不能否认，红楼梦的海选在秉承发扬红学文化的同时，也的确存在着商业经济。把红楼梦海选上升到一个文化的平台，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还有待检验。

在红楼梦选秀免费报名的背后，北京电视台现已与《南方都市报》、《东南快报》、《燕赵都市报》、《新京报》、河南电视台，陕西电视台等各地的多家主流媒体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还将依据需要继续扩大合作的范围。电视台已经或即将制作出一系列有关海选的电视系列节目，广告商、赞助商、冠名商纷至沓来。

受蒙牛冠名“超级女声”的启发和影响，当红楼梦海选启动以来，独家冠名也应用而生。江中亮嗓以“呼唤红楼梦中人”“亮出你的个性来”等与企业本身品牌相关的理念来为海选活动冠名。广州石头记也出重金赞助海选活动，同时将石头记的品牌形象贯穿于全过程。

赞助只是商业渠道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亚洲撰写的新版《红楼梦》剧本，刚一出炉就炙手可热，剧本现还在给导演胡玫修改，就已有3家出版社争购版权。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红楼梦出书热潮。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那前八十回的曲折，后四十回的残缺，实实在在为后世人挖了一个大坑，养活了一大批红学家及相关产业。国内每年的红学著作就有二三百本问世，论文篇数更是无法统计。一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一个月内可以达到10万册的销量。

80年代前后，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红楼梦研究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网络，其中牵扯到的经济利益、学术利益关系更是难以胜计。在出版界，仅各个版本的《红楼梦》小说一书迄今为止在全球发行已逾亿册，价值在几十亿元以上。

一部87版《红楼梦》投资仅500万，收到的回报却无法估量。据大观园管委会马主任介绍，北京大观园起初并没有开放作商业用途的计划，然而随着电视剧开拍后引起的热烈反响，剧组决定将其转为主题公园，边拍边建。

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拍摄场地也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热门目标。据悉，投资上亿元的新大观园和荣、宁二府要在安徽黄山搭建，成为新版红楼梦的拍摄基地。北京、上海、正定三地的大观园也将争取部分场景的拍摄，或相继推出系列活动；自重拍《红楼梦》的消息后，老版《红楼梦》的收视率已经从最初的2.7%上升到了7%，由此带动了广告投放率的攀升；《红楼梦》相关的图书也随之走俏，许多书店都把红楼图书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西单图书大厦的红楼图书甚至一时间断档……

可见，围绕《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内容包含学术研讨、编辑出版、文化主题活动、影视、音乐、餐饮、娱乐等各个行业。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如今换得的可是“金满箱”、“银满箱”、活生生的“笏满床”。

红楼梦作者篇8

关键词：红楼梦　仿书　价值

一、《红楼梦》仿书界定

仿书不等于续书。续书是指作家以某部小说为参照系，借用被参照小说中的人以及与其相关者，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接着该小说重新续写，续书的特征在于“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尤其是在语言、结构诸方面要具有原著‘神韵’，人物背景虽然与《红楼梦》不同，而‘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我们认为，仿书则是作者出于对某部典范作品的偏爱和欣赏，通过对典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乃至艺术构思的摹仿。创作出与之在以上诸方面相近的作品。其特征首先在于“仿”，而不要求作品之于被仿作品有着时空和内在逻辑上的前后联系。出对文本的尊重，尽管依照形貌上程度不同的摹拟称为“仿书”，但因为作品本身是依据自己的方式来陈说的，是独立意志的载体。其次，仿书本质上是一种再创作，它不是作家的一种机械模拟，而是仿中出新，重新赋予所仿的叙事对象以新的生命，新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研究时就不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

二、仿作概况

《红楼梦》仿作蜂起在道光年间，至今为止仿作的作品据一粟先生统计有23种。少数仿书如《花田金玉缘》、《水石缘》及《梅花梦弹词》经过今人辨析，认为并不属仿书之列，而一些未被前人所关注或漏选的仿红之作也相继露出水面，《新红楼梦》、《风月鉴》、朝鲜发现的汉文仿红小说《玉楼梦》、《九云记》，97年第3辑的《红楼梦学刊》按一粟体例增补了《绣囊记》、《芸兰泪史》两部仿红作品，共计29种。对于红楼梦方做的考订，应该有一个上下限，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清末民初。经过检索就这个范围，《红楼梦》仿书主要书目如下：

1、《青楼梦》(一名《倚红小史》)，[清]慕真山人(俞越)著，潇湘侍者(邹|)评。《青楼梦》目前存三种版本皆为六十四回本：《绘图绣像青楼梦》巾箱本，光绪乙末冬月(1895)上海书局石印，共八册；《青楼梦》，共十册。首页有“杨州陈恒和书林左卫街”印，背页则有“申报馆仿袖珍板印”字样；《绘图青楼梦全传》，亦为巾箱本，共六册。

2-3、《一层楼》与《泣红亭》，因《一层楼》与《泣红亭》属姊妹篇，故而合力说之。《一层楼》三十二回，《泣红亭》，二十回，均为尹湛纳希著。

4、《花月痕》，魏秀仁(1818-1873)著，一粟《红楼梦书录》中讲到：“题“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五十二回。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5、《品花宝鉴》，[清]陈森撰，六十回。道光己酉(1849)幻斋刊本。石函氏自序，卧云主人题词。1913年石印本改题《燕京评话录》，又一石印本改题《怡情佚史》。

6、《海上花列传》题“云间花也怜依著”。六十回。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首光绪二十年自序。

7、《九尾狐》，评花主人著，有社会小说社排印本。刊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间。有戊申(1908)九月灵岩山樵序。

8、《九尾龟》章回小说，张春帆著。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点石斋刊第一至第六集；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刊第七至二十集。此书有人续至二十四集。

9、《绘芳录》，又名《红闺》，题西泠野樵著。八十回。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本。卷首自序题“时在光绪戊寅(四年1878)嘉平月中旬，始宁竹秋氏自志于邗上梅妍寓楼之南轩”，据次知作者竹秋氏是浙江上虞人，寓居扬州(邗上)。

10、《女娲石》，三十二回。海天独啸子著，洞亚编辑局铅印本。甲卷印于光绪三十年(1904)，乙卷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带有明显近同于《红楼梦》尊女抑男之思想，叙爱国女子金瑶瑟为争取女权斗争的故事。

11、《情天恨》通俗小说。题“顽石”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学社刊。

12、《梦影缘弹词》，苕溪爨下生(郑贞华)撰。四十八回。光绪二十一年(1895)竹简斋石印本。首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序。此书形式上写的是求仙的故事，复杂冗长。

13、《快心录》：山石老人撰。十四回。精抄本。首自序，次小仓山房评，次题词。小仓山房评：“此书仿‘红楼梦’之作也。”作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四年(1865)间，伪托“乾隆辛卯[1771]年镌”。

14、《新泪珠缘》：天虚我生撰。八回。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铅印本，原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第19至24号。接“泪珠缘”第六十四回。

15、《琴楼梦》：樊增祥撰。一回。民国三年(1914)上海大共和日报社石印本。

16、《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六十回，清邹|撰。原题“梁溪司香旧尉编”。光绪三十年(1904)年付梓石印时复名《尘天影》，并冠“海上”字样，汪涛序。正文前有作者及汪畹根之书信诗作等。

17、《九云记》。1994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无名子著、江淇校点。它以朝鲜李朝时期金万重的《九云梦》为基本创作框架添删而成。主要写奇才卓艺的年轻书生杨少游的宦途得意，以及他与8位女子恋爱的经过。

18、《玉楼梦》，朝鲜南永鲁著，村焕文堂刊四卷二十回本。藏大连图书馆。啸花轩刊十二回本，封面题《觉世姻缘玉楼春》，疑是原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二酉局刊本，二十四回，不分卷，坊间重刊啸花轩本。

19、《风月鉴》十六回，清吴贻先撰，末卷有寄男方钰跋。吴贻先，字荫南，号爱存，疑河南光山县人(自序后有章日中州弋阳吴氏)。北京图书馆藏有嘉庆刊本，又有钞本，浙江图书馆收藏。与《红楼梦》的别名《风月宝鉴》相关。

20、《新红楼梦》。此书全二册，系言情小说，署孽缘君著，四十八回。只著有《新红楼梦》一部。述说留东男学生又芦与京都名妓曼仙与黄歇浦所之女伶赛文君错杂的故事。

21、《镜花缘》，一百回。李汝珍撰。北大图书馆藏原刊本。枣帘闲笔序。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大兴(今北京市)人。以武则天时期为背景，全书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理想。

22、《泪珠缘》，四集六十四卷，陈栩撰。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杭州萃利公司排印本。署“天虚我生”。古今小说评林：“若《泪珠缘》，直是模仿‘《石头记》’而已，自己并未出何种新奇意思也”。

23、《风月梦》，三十二回，又名《名妓争风全传》清“邗上蒙人”撰。首道光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系扬州人，书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或稍前。有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江左书林校刻小字本、光绪十二年(1886)刊小本、上海申报馆活字本等。反映了清代社会的腐败。当 属邪狭小说之列。

24、《蜃楼志》，二十四回，有嘉庆九年(1804)、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首罗浮居士序。小说继承了《红楼梦》写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表现了政治腐败、吏治黑暗、世风浇漓、社会动荡的清代社会。

25、《瑶华传》，十一巷四十二回，清丁秉仁撰。道光二十五年慎修堂刊本，题“吴下香城丁秉仁编著”，“茂苑尤夙真阆仙评”。首嘉庆十年武林冯瀚序，又四年九年十年幼夙真等序，八年自序。此书以反笔描摹《红楼梦》，试图标正立统，但行文处处可见仿红之迹。

26、《儿女英雄传》，一名《金玉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与《红楼梦》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27、《兰花梦奇传》，六十八回。吟梅山人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石印本。首光绪三十一年烟波散人序。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鸿文馆石印本，题作“支那儿女英雄事”，同年竹西外史序，全同。是晚清一部写婚姻悲剧的白话小说。

28、《绣囊记》。俞天愤著，无双热评，上海《小说丛报》社民国六年(1917)初版，上海中原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版。全书共十二章。其书总评：“此篇行文，全学着《红楼梦》其叙人姓名也，都有寓意”。这本书总评讲共有四处学习《红楼梦》。

29、《芸兰泪史》。26章，标目新颖，如“一、悼兰；二、怜才；三、折芍……”。此书王铎所作，其夫喻血轮作有《林黛玉笔记》二卷，民国七年(1918)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录《芸兰日记序》如下：……内子王铎，颇能读书……复撰就是书，悲欢离合，情节离奇，写儿女情怀”。经赵建忠考证当属《红楼梦》仿书。

三、仿作者的态度和我们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仿作评价不高，认为它是“东施效颦”，在我们看来，以试图摆脱《红楼梦》原著的限制，转而以《红楼梦》为范本展开相对独立的小说创作出的仿红之作较之“狗尾蛇足”的续作要出色得多，但成就依然相当有限。再创作人是希望以自己之手曹雪芹之风骨来表达故事的，既然要旧瓶装新酒，那么源与流的问题如何解决，当他们婉曲的诉诸于自己作品时，则在特定心态，环境等等因素的限制下导致产生了不同的仿作态度。影响了故事的陈述方式。如果仅从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拘而不化，所以更重要的是继承原著精神，才能由“形似”而“神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自己对续红、仿红作品评价不高，但一些国外汉学家对它们的态度却颇不寻常，对于渴望了解中国人心态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红楼梦》仿作了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红楼梦》仿作者们以一种特别的“接棒”形式把原著所取得的成就接传下去，从而延长了《红楼梦》的艺术生命。郭像适先生在《鲁迅论

四、仿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界定

尽管《红楼梦》仿书家竭力追摹曹雪芹，仿作毁誉参半，但结果并未超越其构建的《红楼梦》艺术境界。作为《红楼梦》之后的余波，《红楼梦》仿书仍然是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界和其他文学形式领域的一个重要群落。最终以其连贯而趋同的艺术风格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成为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这些仿作，我们应打破偏见，跳出单纯与原著比较的小圈子。如此方有益于理解它们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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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刘相雨，走出大观园的探春――论兰花梦齐传中的松宝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3)

红楼梦作者篇9

20年前，一个叫陈晓旭的女孩不动声色地演红了《红楼梦》，将一部清代Word文件拷进了MP3。假设曹雪芹看到了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目睹了经由自己创造的红楼梦中人袅袅婷婷从方块字里走出来，活化成美丽的真人秀，饱经沧桑的老曹又岂敢相信自己的老花镜?他心中之滋味，就是将整本《红楼梦》里的诗词都搜遍亦难以描摹。曹雪芹没给权贵鞠过躬，却郑重地朝陈晓旭作了一个深深的揖，喟然道：“余莫非身在红楼梦中乎?难道真的是你么，黛玉?”陈晓旭说：“先生，您非是做梦，站在您面前的正是黛玉啊。”这句子虚乌有的对白，其煽情之程度，丝毫不输一百二十回里的任何一句精妙对白。陈晓旭是最具古典外形与气质的人。笔者认为由她来演《红楼梦》女一号是苍天所赐，众望所归。所谓斯人斯艺，只可遇，不可求。有理由相信，当年导演王扶林得陈晓旭，始得《红楼梦》。失陈晓旭，便失《红楼梦》。

在主流作家看来，《红楼梦》是习练写作技巧的教科书。在人云亦云的批评家眼里，《红楼梦》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有人嘲笑没读过《红楼梦》的人是不配当作家的。奇怪的是，就是这部通常被奉为圭臬的文学巨著，长着一双俗眼的笔者却奈何也读不进去，比之《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英雄史诗，《红》更像是一部婆婆妈妈的女人书，很难让我感冒发烧，热血沸腾。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将它排名第一多少有些不可思议。早年慕名买的《红楼梦》，由于一开始没能读下去，到后来也就没能读下去。它闲置在书橱里，直到鲜绿色封面叫时间蹂躏成黄绿色，我也没读过《红楼梦》，故而对它的评价只能停留在《红》“未能让我读下去”的层面。可我要肯定的是，陈晓旭的演绎让我多多少少改变了对《红楼梦》始于青春时段的偏见。是她的形象她的演绎她的解读她的还原使这部大书跳过了艰深晦涩的沟壑，终于回归到通俗化平民化人性化的可读性平川。

20年后，一个叫陈晓旭的女士悄无声息地淡出了滚滚红尘，宛若流星划出生命靓丽的弧线归于岑寂。一代红楼梦中人从此香消玉殒，人世间彻底不见了林妹妹。恐怕再也没有人像陈晓旭那样更像林黛玉了，包括爱情与命运。随着陈晓旭的乘鹤西去，她的《红楼梦》立成绝版。并不是每个历史阶段或时代风气，都会产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古典型淑女。就像并不是每一只河蚌都会产生价值连城的珍珠。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或更确切地说并没有写完；陈晓旭一生只演了《红楼梦》和《家春秋》两部大戏，即永久息影。他们一个写《红楼梦》，一个演《红楼梦》，虽处在不同世纪，却是将缪斯视为无比严肃无比神圣的志同道合者。他们精益求精，宁缺毋滥，以高含金量的稀少艺术作品传世。当下，在演艺界尽吹老片翻新之风的大气候中，有人相中了《红楼梦》这座老房子，要对它整旧如新。策划者利用高科技手段，试图用海选这剂灵丹妙药，在短时间内迅速筛出一个新版林黛玉来取代老版林妹妹。遗憾的是海选没能帮红楼开发商们解决最佳人选问题。他们不得不仰天长叹在美女遍地流的今天，找一个理想的林妹妹咋成了艰苦卓绝的事情。《红楼梦》不是想哪天拍就能哪天拍的，林黛玉不是想哪天找就能哪天找的。今日的世界距离质朴而又辉煌的古典主义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红楼梦作者篇10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