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作者十篇

红楼梦的作者篇1

关键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胤秘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1724-1763），名，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红楼梦》未完成稿时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只有80回，后面部分的稿本来不及整理而散失：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已是120回，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成的。就这样《红楼梦》全书共120回，书名也由《石头记》改为《红楼梦》，《红楼梦》的作者变为曹雪芹、高鹗，但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高鹗后续的内容是违背了曹雪芹的著书本意的。

在仔细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参阅了各家之说后，王洪军认为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从所谓曹雪芹个人的经历及家事来分析，无论是脂砚斋的批语、曹雪芹朋辈之诗文集提供的信息。还是从清人有关的记载来考察，《红楼梦》都存在着一个原始作者；张杰认为曹雪芹与原作者辈分不合、年龄不合、阅历不合，张放认为曹雪芹不大可能写作《红楼梦》，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是值得肯定的，但笔者不同意前人对《红楼梦》原作者的判断。

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是曹

曹雪芹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传世名著《红楼梦》，这本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红楼梦》文本第一回：“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就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曹雪芹（曹霈）逝世年份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另有一说认为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年）。还有一说认为他死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岁首（1764年初春）。

曹雪芹（曹霈）在全家被抄后，迁回北京时年纪尚幼，不过曹家自抄家后，家道急剧败落确是千真万确的。到了乾隆初年，曹家似乎又遭另一次得更大祸变，从此就一败涂地了。曹雪芹（曹）一生正好经历的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

文本第一回：“欲将已往所赖天恩阻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可见作者著书时生活是何等奢华，这与曹雪芹（曹霈）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不符。这说明曹霈没有编著《红楼梦》的生活条件。“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表明作者意图自曝家丑，若直接写明著书本意，会被加罪的，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乃至诛连九族。即使曹雪芹自己写家中的丑事，我们实在想不出曹雪芹何罪之有？何愧之有？这也可说明《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霈。

一直以来，很多人赞同曹雪芹为《红楼梦》文本中贾宝玉的生活原型，曹雪芹是根据自己多年经历的事情写下这部巨著的。可以从文本中第一回中的偈云得到验证：“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做奇传？”而这一偈也恰好是说明作者不是曹的证据之一。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生前经历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但对于“身后事”是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知道的，更不要提用文字记录了，这一偈说明作者并非一人。

“满纸荒唐言”。不但指书中描写的人物、内容是荒唐的。甚至连封面也是荒唐的。这意味着现在流传下来的书名和作者都不是原作者真正的本意，这是说明《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霈的重要证据。

二、《红楼梦》的真正作者

曹有三位夫人：梅氏、柳氏和许氏。文本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第十首《梅花观怀古》：“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在这首诗中第一句写出了曹霈两位夫人的姓氏：梅氏和柳氏：第二句指出曹霈和他的夫人都不懂绘画；第三句中莫忆即为诉说，用言来表示；言与第四句中年团圆为i年，别去一，别去西（I）为许。由这首诗说明了作者应为曹霈和他的三位夫人，这三位夫人不但参与了写作，并且曾给小说题名，名为《风月宝鉴》。在文本第一回：“东鲁孔梅溪则题日《风月宝鉴》。”东鲁孔即为东周鲁国的孔子，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正当学说，学说用言字表示，正当用正当午时的午字来表示，合起来为许字，暗指许氏；梅字暗指梅氏；孔梅溪，是在孔中看溪，没看到溪里的水，而看到了溪边的柳，暗指柳氏。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第九首《蒲东寺怀古》：“小红骨践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由此判断：作者把自己比喻成小红（《西厢记》中的红娘），写这部《红楼梦》是不敢写真话。用假语村言强写成的，起初他的夫人不同意他写出部书。作者的手稿，经常被他的夫人藏起或销毁。后来他的夫人们也参加写作了。由上判断，写《红楼梦》的应为作者和他的几位夫人，他的夫人是梅氏、柳氏和S氏，和曹雪芹的情况正相符合。但文本中第一回明确指出：“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霈和他的三位夫人是真的，真亦假，这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谁呢？通过细读文本，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文本中第一回：“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做奇传？”天可以指苍天。只是在传说中的女娲补过苍天，同时天也可以指天子，补天即为继承皇位。曹霈纵有曹寅之遇。也不可能志在什么“补天”，只有曾可能做王侯乃至天子的人，会说“可去补苍天”。“不能永远依恃”，“美中不足”，“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以告天下人”。仔细审读，里边岂是普通百姓子弟的口吻？作者自知不能继承皇位，为不枉入红尘。才写了这部巨著。文本第一回“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整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那里去有工夫看那治理之书？”说明这部书是一部不落俗套的治理之书，作者自曝家丑，以自己身前身后一段时期发生的事件为主题而写出了这部书。从自曝家丑、治理之书判断作者应为某一皇帝的子孙，由“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判断作者为康熙皇帝的第24皇子――胤秘，胤秘共有五位夫人――嫡福晋乌雅氏、侧福晋钮祜禄氏、侧福晋殷氏、侧福晋陈氏、妾王氏。而在小说中描述的是三位夫人梅氏、柳氏和许氏，梅，同煤音，是黑色的，即乌，乌雅氏；柳树的弯曲度是最好的，甚至可以扭成轱辘，即钮祜禄氏；古文中用三表示多，即许多。许氏代表后三位夫人。

文本中人物李纨即为作者原型，由李纨字宫裁及其歌词“桃李春风结子完”。“结子完”指生儿育女结束，可知作者应为康熙皇帝的子女中最小一个，即胤秘。李宫裁即宫中的事情由他来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此系身前身后事”，说明作者不是一个人，作者应为胤秘和他的五位夫人，胤秘逝后。他的五位夫人继续完成手稿。文本中的第64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可以进一步得到验证：胤秘逝去后，他的五位夫人在悲痛的心情中完成了这部巨著。

三、作者用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原因

红楼梦的作者篇2

关键词：红楼梦；近十年；研究资料；索引

一、作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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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作者篇3

从50年代起，红学界开始提出了《红楼梦》的“主线”，或称作“中心线索”的问题。1980年前后，围绕《红楼梦》主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从那时到最近，不断有人对这一问题发表有卓见的文章。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有关《红楼梦》主线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单线”、(二)“双线”、(三)“三线”。现分述如下。

一

“单线”。此种意见又可梳理为六种观点: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此说提出最早。下举三家·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③邓遂夫在《＜红楼梦＞主线管窥》(《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中指出:“这部作品的主线，正确表达，应该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具体活动的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事件’，也不仅仅是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还应包括与此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宝玉、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实际上是相互交错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除以上三家外，诸如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组写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持此观点。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持此观点的文章最多。下举5家: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④何永康在《纲绳擎起，美目盼兮—＜红楼梦＞艺术结构小议》(《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线索，……成功地负起了全书矛盾主线的使命。”⑤韩进廉在《衔山抱水建来精—＜红楼梦＞艺术结构试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0辑，1983年8月)中指出:“综合起来看，全书的结构主线应该是宝黛爱情悲剧。”除以上5家外，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郭预衡《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张信生《＜红楼梦＞——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面镜子》(吉林师大《读书与批判》1973年第1期);辽宁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文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冯宇《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兼论＜红楼梦＞的主线》(《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胡念贻《谈＜红缕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张文潜、颜纯钧《试论＜红楼梦>的爱情主线》(《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邢治平《浅谈＜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郭英德《佳作结构类夭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等。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下举4家为例。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③孙逊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1980年11月)中说:“我们看《红楼梦》的精心艺木构思，可以看到它在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贾府荣枯盛衰作为统括全书的一个总的脉络。”“贯串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这条主线。”④曾扬华在《＜红楼梦>艺术结构试探》(《红楼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提出:“从《红楼梦》全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足以担当得这付担子，成为全书主线的，就只有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容纳得了书中已写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以上4家外，持“衰亡史说”的文章还有:石一歌《＜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略谈＜红楼梦>的主题》(《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王西彦《大波与潜流—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的笔记》(《我读红楼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等。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①张锦池力主此说。他在《试论＜红楼梦＞的主线》(《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年第3期)中说:“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他又在《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中说:“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张锦池先生还在《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红楼梦>主线与明清小说传奇结构形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正像‘桃花扇’是《桃花扇》不容置疑的主线一样，《石头记》不容置疑的主线当是‘通灵玉’……《红楼梦》以‘通灵玉’为主线，实际上也就是以贾宝玉为主线。”②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③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④余致君在《＜红楼梦>结构论》(《红楼》1990年第3期)中指出:《红楼梦》“是‘石头’的自传。顽石投胎为贾宝玉，因此，本书就是贾宝玉的传记。贾宝玉的成长与成熟就是本书的主线。”除以上4家外，主此说的还有王景霓等3人合写的《试谈＜红楼梦>的主线》(见《延边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韩黎范的《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等文章。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六、“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是主线说”。主此说的姜耕玉先生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红楼梦＞情节的艺术特色兼论情节主题》(《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中说，“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的关系，特别是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关系的复合情节体，应该是《红楼梦》‘拽之通体俱动’的‘主体线索’。”

二

双线。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两条，它们之间是并列或交叉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二是认为《红楼梦》有两条线索，但它们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

一、认为两条主线是并列或交叉关系者又有4种不同意见。

1、“宝黛爱情和贾府衰败两条主线说”。下举3家:①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0页)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和发展的，其性格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两条线索:宝、黛的恋爱和贾府的盛衰。前者是日趋更高更美，后者日趋崩渍瓦解。”②刘建军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悲剧结构》(《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说:“宝黛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的日趋衰败，是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③郝炘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从《石头记》的情节安排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贾府由荣变枯，由盛到衰的发展;一条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原是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的。”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家族衰亡两条主线说”。下举4家:①蒋和森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条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情节故事。但是，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②王启忠在《试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辑)中说:“《红楼梦》中的家庭衰亡和爱情与婚姻悲剧两大主线便是全书的中心事件。”③刘生良在《简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笔者认为《红楼梦》是两条主线。两条主线是:一，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二，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④李兴汉在《＜红楼梦＞结构线索新探》(《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说:“笔者同意《红楼梦》有两条线索的基本观点”，“我认为两条线索，一条应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悲剧，一条应是贾府没落衰败的过程。”“它们各有自己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只有交叉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除以上4家，同意此说的主要文章还有蓉生的《试论＜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辑)等。

3、“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说”。徐子余先生在《＜红楼梦＞主题论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辑)中说:“在《红楼梦》中有顽石下凡历世和神瑛、绛珠及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两条线索。”“再就这两条线索的关系来说，石兄下凡经历的‘离合悲欢’，一方面是他的俗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离合悲欢’，另一方面是与作‘陪’的女冤家的俗身的离合悲欢。所以，在《红梦楼》的结构上，宝黛爱情故事与作‘陪’的女冤家下凡历世的故事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4、“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说”。主此说的杜景华先生在《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1期)中说:“《红楼梦》不再属于说话的艺术，它是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以宝、黛、钗爱情与婚姻悲剧及王熙凤理家的悲剧这两个主干线索、牵动着作者描绘的广阔的生活面，平行地向前发展着。”杜先生在《论＜红楼梦＞的结构线》（《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中，对他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一部长篇小说有两条平行的结构主线，不仅有前例，而且也得到了论家的认可，”“贾宝玉人物情节线与王熙凤人物情节线二者为小说结构主线，其它为暗线或支线，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如果我们不将它与贾宝玉情节线归在一起，它只能被认为是主统之外的一条支线。”

二、认为两条线索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主一副或一明一暗者有6种意见。

1、“宝黛爱情悲剧是主线，家族衰败过程是副线说”。主此说者主要有3家:①冷宴明在《略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青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与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面相适应，《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展开，采取了多线推进的方法。贯穿全书的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这是一条主线;另一条是贾府衰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这是一条副线。”②薛瑞生在《佳作结构类天成—论＜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盛衰为副线的。以这两条线索为经纬，形成了许多网眼，然后盘根错节，在极其广阔的生活场景上，勾画出了封建社会鲜明的艺术图画。”③赵秉文在《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中说:“《红楼梦》的中心故事和结构主线到底是什么，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一是宝黛爱情中心说，二是四大家族兴亡说。而笔者倾向于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宝玉的爱情为结构主线，以贾府的兴亡为副线。”

2、“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贾府衰亡过程是副线说”。张松泉在《＜红楼梦>与长篇小说美学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6期)中说;“《红楼梦》以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明线’，以贾府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为副线，在艺术表现上处理为‘暗线’，全书以明暗交织，主副交叉的推进方式，构成贯穿全书、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显示出《红楼梦》悲剧结构的多样统一的特征。”

3、“王熙凤理家过程为主线，宝、黛爱情为副线说”。何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中说:“我认为以王熙凤为主人公，通过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过程中和赵姨娘、邢夫人、贾琏三组矛盾，使王熙凤由威重令行到心劳日拙到积劳以死，从而表现了这个家族的衰败，这才是《红楼梦》的主线。”“至于宝、黛爱情这根线，那是一根副线。”

4、“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主线，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副线说”。翁柏年在《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情节结构》(《社会科学》(兰州)1984年第3期)中说:“一、《红楼梦》的主人公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二、《红楼梦》围绕这三个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一条脉络清晰，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是全书中唯一的主线。……五、大观园中其他少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为了供托主线，加强主题的政治意义而谈的。如称之为‘副线’，亦无不可。”

5、“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故事为主线，贾府的衰亡为副线说”。白盾在《“诗”与“史”的交融—论〈红楼梦〉的艺术构思与创作目的》(《红楼梦新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月版)中说:“所以，《红楼梦》的构思也就显出了这样一个迹象:即是他将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的悲剧故事置于最中心的地位，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处理:将最主要的篇幅献给了这些‘原应叹息’(元、应、探、惜的谐音)和真应怜(甄英莲谐音)的不幸的女儿们。与此同时，他将贾府的树倒猴散，一败涂地的故事，则作为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次要的地位，当作情节发展的副线处理。”

6“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明线，暗线可能是宝玉的人生道路说”。刘敬圻在《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中说：“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纺为贾府的衰亡历史。”“就一般而论，在这一大作品中，男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问题，往往构成那条潜在的、深层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三

“三线”。即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线索是三条。此观点主要有3家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众多女儿们的命运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发展”三条线。丁淦在《＜红楼梦＞的三线结构和三重旨意》(《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人物、事件、情节、命意如此纷繁复杂而又条理井然，方寸不乱，原因在于它们很明显地由三条大线索成麻花形交织串连组成。一即:以封建皇朝衰败为表，封建家族衰败为里，王熙凤的权势地位变化为标志的发展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金陵十二钗为主体，众多女儿们的命运为背景的发展线索;和贾玉玉的‘补天—济人’为核心的叛逆性格或叛逆事业的发展线索，将全书诸多头绪编串成一个宏伟的整体。”“这三条线索紧紧绾联、相互交叉、此起彼落、时明时暗，因此孰为明线，孰为暗线，很难一概而论。”

二、“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和贾府败亡悲剧”三条情节线。白盾在《＜红楼梦＞的审美序列与主题的界定》(《济宁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中说:“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女儿的悲剧与贾府败亡悲剧的三重题材所构成的三条情节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的网状结构显示了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审美效应。”

红楼梦的作者篇4

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红楼梦的作者篇5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红楼梦的作者篇6

关键词：红楼梦；曹雪芹；现实现世

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一个梦，这个梦又非真的梦，红楼梦这本书根据现实现世而写，是现实的红楼演绎。读红楼梦我们感悟宝玉的经历与所见、与宝玉身边的有着各种性格的人们、与对人生的感悟，有时我们会想想作者，作者经历的那个红楼“现实现世”。这本书的光芒是作者赋予的，他是曹雪芹。如果我们去宇宙的虫洞，会不会看到两个生命共同的存在，一个是14岁的宝玉另一个是14岁的曹雪芹，这边宝玉在和晴雯撕扇子，那边曹雪芹也在和晴雯撕扇子。两个生命体同时进行。如果你很幸运的坐在太空飞船上看到会敬畏生命和感悟人的生命的精彩，即使有遗憾也是那么的精彩。当生命经历大的遗憾的时候你会感叹为什么会这样呢？和感叹我这一生经历了什么？我想这是红楼“现实”到红楼“梦”的主要原因。

根据红学家们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贾宝玉就曹雪芹。红楼现实到红楼梦首先可能是曹雪芹想自传的记录自己的经历。如甄宝玉住在江南。曹雪芹的家被抄前就住在南京。曹雪芹的暗示就是让人认为他是写他自己，同时记录贾家家族的历史，从兴到亡的历史。

反省家族败落的原因，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另一个原因，家族为什么败落，它曾经那么的繁华。这个家族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为什么堕落，从一点一点的事情上反思。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曹雪芹是怎么陈述和探究根源的。

红楼梦是红楼“现实”的忏悔。红楼梦是忏悔的书，在里面有曹雪芹借宝玉来表达童年的忏悔。红楼梦第三十回，金钏儿和宝玉的谈话被王夫人听到了，金钏儿就被王夫人打了一巴掌。宝玉特别没有道义感，一看自己惹了祸，只管一溜烟儿地跑了。宝玉肯定悔恨自己当时没有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没有体会到金钏儿会怎样。古代的穷孩子一旦卖到人家做丫头，如果被赶出去，就表示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老年的曹雪芹都在悔恨，当初就该勇敢的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的错。金钏儿是曹雪芹永远忘不了的痛，挥之不去的记忆，最想更改的记忆。

人们的人生都会有让一生遗憾的事情，曹雪芹也有人生的遗憾。他通过宝玉写出了对一些人没有关怀过的遗憾。《金刚经》有一句话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正是宝玉的本性，更是曹雪芹的本性，他们都怜爱着生命中的每个人。红楼梦中名字中带玉的都不是很简单，绝对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重视的。红玉就是之一，通过写红玉表达以前从没注意过她的遗憾，宝玉以前怎么没有注意这个丫头呢，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肯定在感叹。所以他要把有关她的都写下来。

曹雪芹把红楼现实写出红楼梦的另一原因是回忆童年的美好。在看了宝玉的童年精彩的经历后，不可否认，曹雪芹的童年确实很有趣。换做其他的人也会经常的回忆。现在苦，只能回忆以前的美好。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经历不好的境遇的时候会一遍一遍的回忆以前的美好的经历和生活，让自己少的感受现在的痛苦的生活，起到精神上麻痹自己从而得到片刻的愉悦。被抄家后曹雪芹回忆自己童年的美好，生活悠闲惬意，不会因生计苦恼，还有一群爱自己的人，还有一群经常吟诵诗歌的知己。想想现在的生活怎么不想回到过去。

把红楼现实变成红楼梦还旨在赞美生命中遇到的女子。生命中花一样的女子。歌颂记录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些美丽的女子。比起曹雪芹记录自己的历史，曹雪芹更想记录他生命中的女子存在过。那个葬花的黛玉、扑蝶的宝钗、睡卧石头上的湘云还有那个抱红梅的薛宝琴，这些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曹雪芹一生都会记得。

在曹雪芹编织的红楼“梦”中我们醒来，感悟着曹雪芹的红楼“现实现世”。感动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情。人生没有重新开始，只有回忆。我们跟着曹雪芹去回忆、去反省、去感叹、去流泪亦或是去大笑。我们的人生在感悟了曹雪芹的人生后而变相的加长了，间接的、像是也同曹雪芹笔下的宝玉经历了一遭红楼“梦”。一个美丽的梦。

参考资料：

[1]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11（6）.

[2] 周汝昌著，周伦苓编.《周汝昌梦解红楼》[M].漓江出版社出版，2005，1（1）.

[3]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编.《红楼梦学刊》[M].红楼梦学刊杂志社出版，2015，1.

[4] 蒋勋著.《蒋勋说红楼梦》第一辑到第七辑[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1，8（1）.

红楼梦的作者篇7

在时期，鲁迅发表作品对《红楼梦》进行赏析，其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写实的小说，自从《红楼梦》创作以来，很多写作的手法和思维被彻底地打破了，鲁迅对《红楼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说《红楼梦》在描写社会风貌的时候，只是如实的描写，毫不避讳，在传统的小说中，在进行人物描写的时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也完全是坏人，但是没有结合人物的真实性来描写，在《红楼梦》中，将人物描写得非常真实，人物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鲁迅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赞扬其在叙述的过程中都是按照生活的原貌。在俞平伯先生的自传中，也评价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特点，而且书中的人物也是真实生活中的，并不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都能够找到原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红楼梦》被誉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一观点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其运用写实的手法将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如实的反映。《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定论，是一部反封建性质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对当时真实的场景进行反映，而且能够塑造原型，而且作者在作品中孕育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能够为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红楼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语言，能够将人物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

二、《红楼梦》的浪漫主义成就

《红楼梦》中也有很多非现实主义的描写，也对一些环境进行了理想化的描写，如大观园的描写就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特征。《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写作方法方面呈现出现实主义气息，但是，书中也不乏浪漫主义，很多情节都是作者经过构思后，加入了浪漫主义成分的，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愿景，在现实主义的背景下，人场景的描写方面，运用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尽管整部作品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但是并不否定浪漫主义情节的重要性，而且，在《红楼梦》中，浪漫主义情节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好的作品，通常都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时，一般都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是，在场景的描写中，却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作者在交代小说的背景时就运用了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讲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时，采用了一个神话故事的手法，具有浪漫主义特征。而且，在整部作品中，还将生活的原貌进行了大面积的改造，使生活的场景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红楼梦》在现实主义基调下，透露着浪漫主义情怀，在真实的记录事件的同时，还将一些浪漫的场景夹杂在其中，运用梦幻来表现一些场景，从而体现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美学思想，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其浪漫主义情节主要体现在对鬼神的描写上，在《红楼梦》中，对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的描写具有一定虚幻的色彩，而且，在小说中还将人物神化，从而体现出浪漫主义色彩。在红楼梦中，还描写了一些仙境，给人带来一种梦幻的色彩，从而体现出浪漫主义情怀。

红楼梦的作者篇8

日前,新《红楼梦》导演李少红接受专访透露新《红楼梦》最新进展,表示十二钗将会运用露背造型，因为明代的人是露背的,像大明宫词一样,很性感。

一部经典，不仅可以流芳百世、传唱不衰，甚至还能影响到其他艺术形式并催生出新的经典。小说《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不仅让读者百读不厌，更是成为艺术创作者屡试不爽的经典素材。这不，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那部《红楼梦》电视剧不仅自己一炮走红，还一举培养并捧红了诸多演员，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对于80版《红楼梦》的剧情至今也还历历在目、津津乐道。按说，这80版《红楼梦》电视剧已然堪称经典，大可不必才过二十多年，便重拍新版，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一部经典名著就如同一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新意，甚至超越80版而成为新的经典。不过，当导演把“露背造型”“性感”作为新版《红楼梦》的特色甚至卖点时，如此新意倒是令人不敢恭维。

尽管现如今，“性感露背装”早已进入普通女孩的衣橱，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也不时可见，实在算不得什么前卫了，更何况，李导演在新版《红楼梦》中采用“露背造型”也并非毫无依据。“明代人是露背的，像大明宫词一样，很性感”，刻意作为李导的考据和佐证。如此看来，新版《红楼梦》采用“露背装”，不仅没有故弄玄虚，反而是既符合了现代审美价值观，又忠于史实，可谓经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不难设想，当性感的新版《红楼梦》以“露背造型”窈窕出世时，还真有望引来万众瞩目，并一举而成新“经典”。不过，明代社会是否真的着装方面如此领潮流之先，“明代的露背装”是否如同“民国的旗袍”那般普及，咱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但是，即便“露背装”风靡明代确实属实，作为《红楼梦》的读者，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曹雪芹的笔下，似乎并没有对金陵十二钗的“露背装”大着笔墨，原作者都未曾在意的东西，却成为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此“露背造型”称之为喧宾夺主式的误读，恐怕当不为过吧？

不难看出，新版《红楼梦》之所以热衷于“露背造型”，并将此作为特色和新意所在，恐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苦心挖掘经典的结果，而不过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对当下娱乐式性感审美的曲意逢合罢了。从这一视角来看，鲁迅先生有关《红楼梦》的那句名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于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其实同样适用，只不过在最后加上一句“娱乐圈导演看见‘性感露背装’”即可。只是但愿，当新版《红楼梦》的所有悬念渐次拉开时，“性感露背装”不要成为唯一的看点。

红楼梦的作者篇9

摘要《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翻译特色自成一家。其独到之处主要源于译者创新性的翻译策略。本文详细分析了《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创新性翻译策略，以期为文学翻译提供有关策略讨论的新视角。

关键词：《红楼梦》 霍译《红楼梦》 创新性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2009年英国伟大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先生的去世，对我国汉文化在英国乃至世界的传播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但是，承载着先生毕生心血的霍译《红楼梦》却时刻向世人彰显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红楼梦》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霍译《红楼梦》则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的顶峰。该译著自1973年陆续问世以来，就以“译本语言精确优美……，考订严密，有根有据，备受海内外红学界和翻译界褒奖”，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翻译特色。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对世人来讲是“永恒的困惑”。要翻译这样一部巨著，到底会有多难呢？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曾说：“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我们（中国人）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霍克斯译成第一卷后，在序言中谈到了他翻译这部奇书的目的和动机，“把一切都翻译出来――甚至双关语……假若我能够把这部小说给予我的阅读快感向我的读者传达一二，那么我的此生就算没有虚度了。”1998年12月，在一次非正式访谈中，霍克斯再次谈到了他对《红楼梦》译本的定位和他的翻译目的，“我当时就想我要翻译内容不需要考虑多少学术性。我只要考虑如何再现这部小说就行。毕竟出版商是企鹅集团，我要把整部小说都译出来同时还要让英国的读者乐读，能够读出我读这部小说时感受到的快乐。”霍克斯与企鹅集团签订合同翻译《红楼梦》是在1970年，那时，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有限，将一部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之作品译成英文还要读者乐读，这个目标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译者要采用哪些翻译策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呢？

近年来，讨论霍译《红楼梦》翻译特色的文章频频见诸各期刊，相关论著也时有出版。学界人士在认真研读译著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霍译《红楼梦》中使用的主要翻译策略，如扩展性策略、补偿性策略、归化翻译策略、创新性翻译策略等，这其中又以创新性策略最有特色。

二 创新性翻译策略

创新性翻译策略可谓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最突出的特色。霍克斯在1998年的访谈中谈到了自己享有的自由度――不用过多考虑译本的学术性，要考虑的就是译本要有很强的可读性；以及他所持有的翻译目的――要让译本读者乐读。正是这样的翻译目的和自由，给了霍克斯以充分的空间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在最大限度内再现原作的高妙。这些创新性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5大方面：版本选择、分卷方法、书名的选择和翻译、人名的翻译、正文内容排版的版式。

1 版本选择上的创新性

《红楼梦》的版本一直是红学家关注的问题。“《红楼梦》引人入胜之处，除了其故事内容外，存世的旧版本众多且常有出入也是一因。清季的抄本目前已知有十二种尚存，连乾隆末期萃文书屋以木活字版发行的印本也有数种不同的形式，……两年前另有一新发现的抄本，仅十回，……现通称‘卞藏本’”。“对不同版本的研究、比较，可以一窥作者的原意、构想和成书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抄本流传中他人删增的痕迹，也才不会误信不正确的批语而得错的结论”，这众多的版本给译者的翻译带来了很多问题，究竟取那个版本作为原作，霍克斯在着手翻译时可谓颇费心血。在序言中，他表明：“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发觉不能严格忠于某种单一版本。因为程高本更为前后一致，所以，虽然它没有其余版本有趣，我在第一章还是主要依从这一版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经常参阅手抄本，我还修订了少数细节。”也就是说，霍克斯在总结各个版本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翻译本体――那就是他的带有独创性的底本”。

2 译本分卷上的创新性

无论是哪个版本的《红楼梦》，流传最广的是120回目的版本。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译本也是翻译了120回目。但霍译本“却是根据小说的故事内容自然分卷，并根据各卷的内容另行命名。这可能是霍译《红楼梦》最明显最富于独创性的体制更易了。”霍译《红楼梦》5卷本分别命名为：

VOLUME 1:THE GOLDEN DAYS

VOLUME 2:THE CRAB-FLOWER CLUB

VOLUME 3:THE WARNING VOICE

VOLUME 4:THE DEBT OF TEARS

VOLUME 5:THE DREAMER WAKES

3 书名的选择和翻译上的创新性

《红楼梦》这部奇书曾有过《金陵十二钗》、《情僧录》、《风月宝鉴》、《石头记》和《红楼梦》等多个名称。“红楼”一词在我国文化中意蕴丰富，既可以指达官贵人府邸，又可以指古代贵族家里的小姐闺房，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楼”就没有这样的联想意义。“红”这种颜色在我国文化里往往象征吉祥、幸福、喜庆，而在西方，这种颜色却和革命、暴力、血腥密切相关。霍克斯着手翻译《红楼梦》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不像现在这样多，也就是说在译本读者对源语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书名翻译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译本的流传和接受程度。如何才能保证企鹅经典系列的可读性，如何才能让英国读者了解、接受这部中华奇书呢？霍克斯深谙两国的文化差异，所以避开了享誉神州大地的《红楼梦》这个书名，而是取《石头记》作为译本的书名。当初，霍克斯取《石头记》作为译本的主书名，作为补偿措施，以《红楼梦》为别名，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同时将二者写在封面上，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命名方式只在第1、2、5册上出现，在第3、4卷没执行。但是这仍然让我们看到了霍克斯在书名选择和翻译中的创造性。

4 人名翻译上的创新性

人物姓名是人类社会成份在社会结构中的文字符号标志，人物姓名无不带有民族、国家、语言、文字、宗教、地域等特色。汉语姓名的文化内涵往往包括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因素在内,有时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民俗、思维习惯等。没有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外国读者，势必难以理解原著中中国人姓名的真实含义。

《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之难还不仅在此，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人物形象多。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37部戏剧，总共设计人物才400余人，可是《红楼梦》以半部小说却描写了421个性格迥异、性情不同、有各自语言风格、各自语气语调的鲜活人物形象，可以想见人物之纷繁和出场之密集。加之中西方不同的命名体系，要让当时的英国读者弄清楚这些人物形象、明白各个人名的含义和象征意义、理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殊非易事。

在1998年的访谈中，霍克斯回忆了当时他对人名这个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创造性翻译策略。“摆在你面前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人的人名。中国人的名字太难记了。……他们（英国读者）根本就记不住中国人的人名。……如果你对他们说Jia Zheng,and Jia Zhen, and Jia Jing，这在他们听了根本就没差别。”人物形象这么多，文化差异这么大，作为译者，该怎么办呢？一般译者会直接将人名译成拼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般原作来说，这也是无不可的。可霍克斯翻译的是《红楼梦》，又是在改革开放前，这种译法无疑会给读者造成障碍，影响译本的可读性和传播。所以，霍克斯没有音译所有的人名，而是采取了很有独创性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人名翻译是霍译本最具创造性的翻译特色。他将所有人物粗略分为主人和仆人两个类别。对于主人，霍克斯保留他的中文名字；对于仆人，则采取意译法。例如将“贾政”译为Jia Zheng,而“晴雯”就意译为Skybright。小说中涉及的宗教人物则译为拉丁名字，优伶的名字则译成法文。虽然这种译法未必就是最好的译法，但是这种译法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绝对创新。

5 正文内容排版版式上的创造性

霍译《红楼梦》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从正文文字排版和印刷效果上可窥一斑。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曾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方面。原著原本内嵌在行文中的排比内容到了霍克斯笔下单行排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强化了译文的可读性。例如，在第1回，那僧人对通灵石头说：“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这几个排比偏正结构在原文中并没有单独列行，但是在霍译本中则单独列行：

After that I shall take you to a certain

Brilliant

Successful

Poetical

Cultivated

Aristocratic

Elegant

Delectable

Luxurious

Opulent

Locality on a little trip.

这样的排列简洁明了，令读者一目了然，阅读效果自是非同一般。除了排比结构采用这样的排版版式，在人物出场描写时、文中对仗的内容或者原文强调的内容，译者也采取了分行排列的版式。

另外，译本中常用斜体字、黑体字、变体字，或者字号、大小写的变化，以达到突出内容、强化阅读效果的作用。这些都体现了霍译本的创造性特色。

三 结语

翻译是戴着着镣铐的舞蹈。受原作限制，译者不能随意创作可是却能够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创新。有了翻译就有了翻译策略的探讨。从古至今，关于翻译策略的论争此起彼伏，不论是“案本而传”还是“依实出华、趣不乖本”；“信、达”还是“雅”；“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在文学翻译领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翻译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具体文本具体分析。正如霍克斯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做了多少，有哪些规则，这都是我为翻译这一部特定的小说――为了小说本身的问题或者小说展现的问题――而制定的规则。”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异于它者的自身状况，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的作品制定具体、适用的翻译策略。霍译《红楼梦》的创新性翻译策略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这倒不是说要学习他的具体策略，而是要学习霍克斯的这种创新意识和胆识，同时还要学习他为学认真、治学严谨的优秀品质。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沉痛哀悼霍克斯先生》，《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5期。

[2] 冯其庸：《〈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节录）》，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Introduction,46.

[4] Hawkes, 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Translator’s Notebook.Hong Kong: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Lingnan University,2000,Forword,xv,xiv.

[5] 刘广定：《版本研究谈》，《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3期。

[6] 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7] 王宏印：《试论霍译〈红楼梦〉体制之更易与独创》，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红楼梦的作者篇10

关键词：《红楼梦》；隐喻；综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2000多年，隐喻一直是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各研究领域中的一棵长青树，在20世纪7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隐喻狂热”的时代（张全生，2004）。Lakoff&Johnson（1980）指出，“隐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渗透在语言中，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遍概念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Ungerer&Schmid 1996：118-122；蓝纯1999：7；卢卫中2003：23）。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或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射，即从“始发域”（source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即是说，一个范畴赖以得到解释的概念域是用另一个概念域来解释的（文旭，1999：35-36）。中国语言学界虽然对隐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还是有很多学者从隐喻入手展开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笔者经过整合梳理发现，我国对《红楼梦》进行的隐喻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从某种理论或视角出发，看《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2.从隐喻或是隐喻的某一角度出发，分析《红楼梦》这部作品。

1.从关联理论出发，看《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者发出一个明示性刺激信号是为了两个目的：首先，是信息目的，向听众明示一组预设；第二，是交际目的，使信息目的互明（Sperber&Wilson，2003）。廖芸（2007）认为“即使《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有巨大差异，但在关联理论下，这两个译本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详细阐述”；杨定都（2009）认为“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看《红楼梦》大体上的翻译，译者应该使读者了解到，前者为使后者明白自己的翻译目的，已最大化地避免了理解上的错误”；周维，陈水平（2009）认为“杨宪益在其英译本中对于含有隐喻修辞的人名主要采用的是拼音翻译音译法，从关联理论来看在人名中的暗含意义没有被成功地翻译出来，作为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的翻译也就算不上成功，另一方面，霍克斯对于《红楼梦》人名中隐喻的英译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致使人名中的隐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导致文化缺省，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对暗含在目的语中导致文化缺省的原语应采取相应的语言手段予以明示，才能给目的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实现互动”。在关联理论指导下对该作品中的隐喻进行翻译，无论是人物名称，还是隐喻现象，即使受译出语、译入语或文化背景的限制，译者都试图把翻译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使有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2.从隐喻或是隐喻的某一角度出发，分析《红楼梦》这部作品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方便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华丽词藻、诗词歌赋以及其他在生活中不常为人们所知晓的特殊表达。因此，国内游很多学者借助隐喻来剖析《红楼梦》这部作品：肖家燕（2007）认为“从《红楼梦》隐喻翻译的差额观说开去，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红楼梦》可译与不可译的无谓争论，而应该转向可译度的讨论，以及差额内涵及差额评价体系的研究，建立起《红楼梦》的差额翻译观，乃至文学翻译的差额观，构建科学的翻译评价体系”；张翔娜（2011）认为“《红楼梦》集隐喻之大成，其功能包括修辞学、语言学、是个建构，评价、认知和文字游戏等功能。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功能，这部伟大的不朽之作才值得我们去细按、熟思、认真把味”；甄桂英，方红（2011）认为“隐喻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其意向的转换模式与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因素的模式相一致：文化移植、虚化（意象的消失或省略）、归化”。所以，《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及翻译策略依据译者的主观意识而各有千秋，译者能够在隐喻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使《红楼梦》汉语版本译入英语时，在传递信息量最大化的前提下，努力做到隐喻意象能尽量忠实于《红楼梦》汉语原文，又会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背景。

3.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认知工具的隐喻方便了我们从正确的角度认知《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通过以上隐喻以及隐喻与相关理论相结合来分析《红楼梦》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概括，为以后我们用隐喻来认知其他经典著作及文学成就提供了正确的典范和依据，同时也拓宽隐喻的应用范围和角度。

参考文献：

[1] F，Unger.& 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2] 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 Lakoff，G.& M.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9.

[4] Sperber，D.& Wilson D.（2003）.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Pek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蓝纯.从认知的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7-10.

[7] 卫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J].外语教学，2003（6）：23-28.

[8] 廖芸.从“关联理论”角度探讨《红楼梦》中隐喻的翻译[D].兰州大学，2007.

[9] 文旭.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J].外国语，1999，（1）.

[10] 肖家燕.《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D].浙江大学，2007.

[11] 杨定都.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红楼梦》诗词中隐喻的翻译[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12] 甄桂英，方红.汉英翻译中的隐喻认知机制探究――基于《红楼梦》双语平行语料的研究[J].林区教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