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十篇

成也萧何篇1

关键词：“萧何”；农民问题；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203-0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一个著名的典故，讲的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故事，意在描述汉初名相萧何的卓越功勋和重要地位，后来人们常以此来比喻成败都出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事。如果把这一典故借用于两千年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农民问题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萧何”的角色。本文立足这一角色，重点阐述农民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内在关系。

关于农民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内在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本文认为，这一内在关系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认识上的共鸣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观，虽是基于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但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共鸣。

首先，关于农民的革命性质问题。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晚年的孙中山改变了早期那种认为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华侨、留学生、会党和新军的观点，开始把农民视作革命的依靠力量；动员工农参加革命，对孙中山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作为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农民问题专家和农民运动领导人，对农民的革命性质一直都有着较高的认识，他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农民性质的论断足以证明。

其次，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孙中山就已经把农民的作用与革命的成败联系了起来，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孙中山对农民作用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孙中山的这一认识与在中共三大上重视农民运动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再次，关于对农民的争取方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都认识到要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和对革命的参与，唯有给农民分得土地；只要让农民拥有了土地，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尽管国共两党在有关农民取得土地的方式上差别较大，但是对土地在争取农民的过程中的作用所形成的认识则大同小异。

总之，随着农民问题地位和作用的不断上升，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并且对农民的革命性、农民的作用以及争取农民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有了共鸣。这些共鸣大大有利于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契合，并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呼应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上的呼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

首先，关于如何对待列宁和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问题。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观点上，国共双方的态度不约而同。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就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远东会议，国共双方均应邀派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根据列宁的上述论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讨论了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的政策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

其次，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问题。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国共双方的立场观点不谋而合。合作之前的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深受孙中山的影响。尽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赞成“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但其“平均地权”的思想却是要“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其实质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这种思想主导下的农民问题政策，虽然体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意志，并以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主观目的，但这些政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三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草案》、《农民决议案》等，不仅就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了要求，如：“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规定限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同时，中共内部一些先行者也开始在实践上摸索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如、沈定一(玄庐)、彭湃、刘东轩、谢怀德等，分别在不同地方组织和开展起农民运动。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和“耕地农有”呼声的高涨，国共两党都认识到了双方农民政策的诸多共同点，如重视农民的土地要求，分给农民土地、限制地主的权利等。国共两党的农民政策虽不尽相同，但却都充分体现和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更能赢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正是在这些政策的不断推行下，国共两党之间围绕农民问题产生了呼应，而且这一呼应对国共双方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农民政策以便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三、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行动上的互求

如上所述，随着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认识上的共鸣的增加和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呼应的加强，作为当时中国的两个皆欲有所作为的政党，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开展行动时就有了更多的互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成熟了起来。在中共三大上首倡开展农民运动的，经过自己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认知，进而更加明确地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中共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不仅使自身获得了参与革命的主动权，而且还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普遍信任和广泛支持，共产党的声望大大增强。这在客观上大大有利于中共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即开展合作。

其次，中国对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基于其这一政党性质和利益要求，在根本上是不可能也不愿意采取彻底的方式即革命的手段来完全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要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进而发展资本主义，农民问题又的确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于中共的农民政策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获得了所无法取得的成功。因此，这就使得在农民问题上不得不有求于中共。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有了可能。

成也萧何篇2

防腐剂对现代人的生活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防腐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但由于少数不法厂商的滥用,有人甚至将防腐剂视同毒药。那么,哪些防腐剂是安全的?怎样防止防腐剂对健康的危害呢?

食品防腐剂是用于防止食品在储存、流通过程中由于微生物繁殖引起变质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它有提高食品保存性和延长食品食用价值的功效。为了保证食品的食用安全,人们采用了许多方法来保藏食品,如盐渍、罐藏和冷藏等。在一定条件下,食品防腐剂被用来作为保藏手段,对防止食品的腐败有显著的效果。因此,防腐剂作为重要的食品添加剂之一,在食品工业中被广泛应用。

吃的时间长,会不会有害?

我国对防腐剂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明确规定防腐剂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1.合理使用对人体健康无害;2.不影响消化道菌群;3.在消化道内可降解为食物的正常成分;4.不影响抗菌素的使用;5.对食品进行热处理时不产生有害成分。此外,我国对防腐剂的使用范围和添加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如规定酱油中防腐剂的量不得超过食品量的千分之一,汽水中防腐剂的量不得超过食品量的万分之二。

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只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合理使用食品防腐剂,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一般是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还有人认为含防腐剂的产品“吃一天两天没关系,吃的时间长了就有害”,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在筛选防腐剂时有一项重要的指标,那就是食品防腐剂应该没有蓄积性。也就是说,目前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防腐剂都是可以随代谢物排出的,不会在体内蓄积,而任何在人体内有蓄积性的防腐剂都是禁止用在食品中的。这就保证食品防腐剂在人体内有一个摄入与排出的过程,不会在体内蓄积,因而长时间摄入问题也不大。以苯钾酸钠为例,它被人体摄入后大部分在9～15小时内就能合成尿酸并随尿排泄,剩余部分经酸化后分解,不会在人体内蓄积。

天然防腐剂并非都安全

还有人认为天然的食品防腐剂好、化学合成的不好,其实这种想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天然的物质并非全部是无害的,人工合成的物质也并非都会有损健康。例如丙酸钙是一种化学合成的防腐剂,但它可以在体内水解成丙酸和钙离子,其中丙酸是牛奶和牛羊肉中的常见脂肪酸成分,而钙离子甚至还有补钙的作用,它们都可以作为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

事实上,食品防腐剂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在于超标使用,长期过量摄入人工合成的食品防腐剂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损害。比如山梨酸(或山梨酸钾)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参加人体的新陈代谢,最后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热量,正常情况下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太大的影响,是国际上公认的安全防腐剂之一,但长期过量摄入也会影响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

目前,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各种防腐剂中,仍以化学合成的苯甲酸钠、山梨酸钾、丙酸盐为主。我国规定的限量标准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得多,所以,只要从正规的商家购买合格的商品,您大可不必担心防腐剂的毒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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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篇3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基本解释：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这一个人造成的。

使用举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心上至今不平。明朝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三十一卷。

使用方法：复句式；作分句；指成败都在于一个人。

成也萧何篇4

萧曹避席、萧敷艾荣、萧斧之诛、萧规曹随、萧郎陌路、萧墙祸起、萧墙之变、萧墙之危、萧墙之衅、萧然尘外、萧然四壁、萧然物外、萧行范篆、草木萧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风雨萧条、环堵萧然、祸发萧墙、祸生萧墙、祸兴萧墙、满目萧然、囊箧萧条、四壁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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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篇5

【关键词】萧何；政治功绩；宽宏大度；明哲保身

一、卓越的政治功绩与宽广的胸襟

刘邦曾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1]可见萧何拥有着超凡的政治才能，连汉高祖也自惭形秽。他卓越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在协助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完成统一大业。

早在秦朝时期，萧何因其做事认真、能力超群，被任命为沛县的主吏掾。就体现了他非凡的治事方略。后来刘邦起兵于沛，萧何响应。他担任起沛县县丞，管理行政和后勤等一切事务。在这个纷争四起，动荡不安的时期，选择贤明之主显得尤为重要。萧何慧眼识英雄，义无反顾地跟随刘邦，协助他在沛县起义。可以说这是萧何开启他丰功伟绩的一生最为重要的决定。

在刘邦攻占咸阳后，所有将领都争先恐后地瓜分秦朝金帛财物。只有萧何不被钱财诱惑而是“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使得刘邦知道了天下各地的要塞、户口多少、形势强弱的地方等情况，为后来赢得楚汉相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体现了萧何非凡的政治眼光。

楚汉相争，刘邦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其个人的雄才大略，而另一方面也与萧何在后方出谋划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汉王引兵东定三秦”　[1]时，萧何担任丞相一职，留守汉中，“为令约束、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1]在刘邦多次失军亡众，溃不成军时，萧何总是以关中的人力、物力输往前线，使刘邦重整旗鼓，继续战斗。[2]同时又收服巴、蜀这些地方的民心，应用镇定、安抚等方法，使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向汉军供应军粮。从而为刘邦解除了后顾之忧，安心于前线作战。

除此之外，萧何的用人之道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信深谙军事，能够率领千军万马，百战不殆。萧何深知韩信是个用兵打仗的奇才，所以竭力地向刘邦举荐他，从而也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千古佳话。早在刘邦王汉中，率领文武官吏与士兵到南郑时，许多将士感到没有前途，纷纷向东逃亡。其中也包括韩信。萧何不追其他逃将，独追韩信。回来后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至如韩信，国士无双。”[1]极力地向刘邦推荐韩信，告诉他若只想欲称王于汉中，不用韩信没有关系；如欲得天下，就非用信不可。于是刘邦以隆重仪式拜韩信为大将。正因为有了韩信的一臂之力，刘邦才战胜了项羽。就连刘邦自己也说：“连百万之众，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　[1]

天下初定，汉高祖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3]萧何顺应民意，摈弃秦律中的严法峻刑，制定九章律，奠定了汉代法律的基础。他制定的这些律法对于国家安定、人民安居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知萧何是良相贤臣的典范，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勤于治民理政，还有一双慧眼能够识英才。除此之外，他还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萧何与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小吏，是故交老友。在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刘邦论功行赏的时候，萧何总排在曹参前头，曹参心里很是不服气，认为自己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不应在萧何后面。本来是很要好的老朋友，却因此有了隔阂，产生了芥蒂。曹参在齐国为相九年，在此期间不曾与萧何来往。即便如此，在萧何临终前仍向汉惠帝推举曹参为相国。体现了他为国事而不计私怨，大度宽容的风范。在曹参任相期间，“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萧何非凡的治国之略。他已经为汉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规章制度，他之后继任者只需要谨守职责，遵循原来的法度即可。当时民间编了歌谣来称赞萧何和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1]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之后的“文景之治”吧。

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新帝王都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汉高祖刘邦也不例外。刘邦登基做皇帝还没几日，就在朝野上下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来加强集权——翦灭异姓王。于是，臧荼、韩信、彭越、英布等被扣上“谋反”罪名，相继被谋害。但为什么惟独萧何却能独善其身，幸免于难呢？

首先从刘邦与萧何的关系说起。其实刘邦是萧何很早以前就结识的好友。刘邦还在秦作亭长之时，奉命到咸阳服役，“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只有萧何一人送五百钱给他作路费。可见他俩关系非同一般。或许刘邦还念旧情，加之萧何也没有丝毫僭越之举，故汉初的大清洗中相国萧何能够幸免。但这仅仅是笔者的一点猜测罢了。再加之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时代，帝王的心情反复无常，难以揣摩。况且今非昔比，昔日萧何与刘邦还是患难之交，如今却君臣有别。笔者认为这只能作为萧何幸免于难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能够使萧何免于杀身之祸，是因其有着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其实，刘邦对萧何曾产生过顾虑与疑心。汉三年，楚汉相争之际，刘邦的军队正与项羽的军队在京、索两地之间抗拒，但刘邦却多次派专使来慰劳在后方治理民众的萧何。表面是慰劳萧何之劳苦，实际是刘邦对他起了疑心。萧何明白这点，他听从鲍生的建议，“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1]萧何把家中能够作战的子孙兄弟都派到军队中去作战，以消除刘邦的疑心。果不其然，刘邦对萧何信任有加，大为赞赏。

汉十一年，陈豨谋反，刘邦亲率大军远征，萧何留守于京都。刘邦害怕萧何篡权夺位，表面上加封封地五千户，还派士兵五百人供他使用，实际是若发生变故，五百士兵可用来看守、监护萧何。睿智的萧何看出了刘邦的计谋，辞让了封地，并且“悉以家私财佐军”。刘邦大悦，故消除对他的疑心。

刘邦可谓是一个生性多疑的皇帝。在汉十二年时，对萧何又产生了顾忌。这一年秋天，黥布反叛，刘邦又一次亲自率兵讨伐。萧何声望在百姓中如日中天，刘邦害怕他觊觎皇位，多次打听其所作所为。萧何深知其虑，于是“贱贳贷以自污”　[1]，以安上心。萧何运用自己职权，强行买田置地、大兴土木，以此来污浊自己，惹得民怨载道。可见萧何十分睿智，用此举动向刘邦证明，我萧何没有政治野心，也不想篡夺帝位，只是贪图财富。况且又不得民心，是不可能成就大业的人。这好比王翦伐楚请秦始皇赐予良田美宅之意一样。

一代相国，本应有众多良田美宅，但萧何每次购置田地或住宅，必定选择僻静的地方，家里也从来不建高大的围墙。他解释道：“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他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能够平安地生活。

萧何所作的这一切，无不是想消除汉高祖刘邦的疑虑，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及其家人免遭杀身之祸。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只求安稳地度过一生。他能够几次消除君主对其的疑心，屡次脱险，化险为夷，并不是侥幸，而是萧何深知这官场生存法则，因而把明哲保身作为其人生信条。《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4]是对“明哲保身”这一词最早的记载。这句话是说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就能保全其自身的品德不受污染；为人部属的，要早晚勤奋的来服务长官，尽他应尽的责任。笔者认为萧何这位汉朝相国做到了以上两点。他既能明智地做事，又懂得为人处世之道，保全自身免于身亡灭族之祸。堪称古代杰出政治家之楷模。

三、结语

萧何一生善始善终，早年协助刘邦统一天下，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终其一生效忠大汉，辅佐汉帝治理民众、制定律法，为日后汉王朝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宽容大度，清廉勤政，开汉王朝廉洁风气之先河。他一生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妥善地处理君臣的关系，深谙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是古代不可多得的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名声流传于后世，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成也萧何篇6

梁武帝在家族问题上，基本上不把国法当回事。好像他只是萧家的家长，而不是梁朝的皇帝；好像管制好自己的亲属，只是处理家族的私人事务。

萧衍从雍州谋划起兵，其兄弟在建康者都受到了牵连，大哥萧懿更是死于非命。因此称帝之后，兄弟昆侄，个个高官厚禄，违法之事，萧衍颇为纵容，有罪不惩，反而呵护有加。我们这里举三个亲属的例子。

第一个是六弟临川王萧宏（473―526）。

萧宏比萧衍小九岁，长得一表人才，却是一个十足的混蛋，生活奢靡，贪腐无度。萧宏的妾弟吴法寿杀了人，藏匿在他府中，躲避搜捕，官府无可奈何。他曾带大军北伐，军队之盛，前所未有，却大败而归，这就是著名的“洛口之败”。他长得清秀，又临阵怯懦，人称之为“萧娘”。

有一次，梁武帝驾幸光宅寺，有盗贼伏击于车驾所经之地，事发，说是萧宏指使。萧衍流着眼泪对萧宏说：“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萧宏连连叩头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还有一次，有人密告，说萧宏家里内室库房管得很严，怀疑里面收藏的是兵器，意图不轨。萧衍也没有去调查，只是假装去他家里赴宴。半醉之后，萧衍起身说要去后房看看。萧宏吓得面如土色，“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萧衍更加怀疑了，“上意益疑之”，一屋一屋地搜检，发现各个房间里都塞满了钱财，“每钱百万橐痪郏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屈指计算，现钱三亿余万，其他的屋子里，“贮布绢丝绵漆蜜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

萧衍知道所藏的不是兵器，一下子就放了心，非常开心地说：“阿六，汝生计大可！”接着开怀畅饮到深夜，举烛而还。兄弟关系更加亲密敦睦。a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萧宏居然与萧衍的女儿永兴公主私通。于是谋行弑逆，约定事成之后，立永兴公主为皇后（萧衍一直没有立皇后）。有一次，皇帝为三日斋，诸公主并受邀参与，永兴公主秘密让两个刺客穿上侍女的衣服，经过门卫的时候，遭到守阁卫士的怀疑。斋事结束后，装扮成侍女的刺客突然冲向梁武帝，幸好被事先安排的八个秘密卫士从身后反抱擒住，梁武帝受惊跌倒，撞在屏风上。经过搜查，刺客身上带刀，说是萧宏指使。梁武帝只是杀死刺客，既不声张，也没有追究。永兴公主惭恚而死，梁武帝拒绝探望，但是，萧宏却仍然逍遥法外。史称“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b。永兴公主只是萧宏利用谋夺皇位的工具而已。

萧宏曾经因为洛口之败及其他违法事件被撤职，但是不到一个月，又被任命为中军将军、中书监，进而又以本号行司徒。走笔至此，司马光愤然评价道：“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可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a

第二个是萧衍的儿子萧综（502―531），525年叛逃到北魏，成为轰动性事件。

原来，梁武帝代齐后，纳末代齐帝东昏侯的三个妃子，其中一个叫吴淑媛的，还为他生了儿子萧综，50岁以后的萧衍杜绝了，吴淑媛失宠，告诉儿子萧综说，我怀孕七个月生了你，你是你爸（东昏侯）的遗腹子。母子抱头痛哭。“综由是自疑，昼则谈谑如常，夜则于静室闭户，披发席，私于别室祭齐氏七庙。”当年六月，萧综利用在彭城前线统兵的机会，临阵投敌。“军遂大溃。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梁兵，复取诸城，至宿预而还。”梁军将佐士卒死没者十之七八。梁武帝闻之，惊骇，有关部门提出惩处建议：“削综爵土，绝属籍，更其子直姓悖氏。”但是，不出旬日，“诏复属籍，封直为永新侯”。

在北魏那边，萧综至洛阳，参见北魏孝明帝元诩，参拜毕，他在所住的馆舍为生父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北魏胡太后以下并就馆吊之，赏赐礼遇甚厚，拜为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更名萧赞。b几年后，萧综透露出想回来的念头，萧衍马上派人送去其幼时穿的衣服，希望引起萧综的思乡之情。c但是，萧综最终也不曾南归。

第三个是萧宏的儿子萧正德（？―549），更是混蛋至极。亲妹妹要出嫁，他制造一场纵火案，用一个丫鬟做替身，谎称妹妹被烧死，却将她藏起来留作自己的夫人。

萧衍称帝之前，养六弟萧宏之子正德为子，当时太子萧统还没有出生。萧衍即位，萧正德期望被封为太子，但是，恰好此前一年萧统出生，正德还本，赐爵西丰侯，“怏怏不满意，常蓄异谋”。522年，正德自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竟然投奔北魏，自称废太子避祸而来，但没有受到北魏的待见，次年，复自魏逃归。萧衍并没有追究其叛国之罪，“上泣而诲之，复其封爵”a。525年北伐，萧综投敌，他弃军而逃。在吴郡，他曾杀戮无辜，抢劫钱财，回到京师后，又夺人妻妾，略人子女。每次犯事，萧衍都会加以惩处，但是，不过旬月，立马就赦免。他恢复职位，但是依然“狼心不改”（萧衍语）。

侯景举兵攻打建康，知道萧正德心怀不满，致信说：“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祸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四海业业，归心大王。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萧正德得信大喜，报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b不仅甘愿为侯景做内应，还要求进城后不得留下二宫（指萧衍和东宫太子），立自己为皇帝。侯景假装答应，结果在萧正德这个内奸的帮助下，侯景攻入了台城。

侯景得手后，萧正德称帝没有几天，“（侯）景更以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旧职”。萧正德才知道自己被侯景耍了一把，“入见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c萧衍没有骂这个引狼入室，做了“梁奸”的侄子，只是平静地说，不要哭了，后悔有什么用呢！要知道，萧衍此刻吟诵的“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乃是《诗经・王风・中谷有（tuī）》中的名句！

综合上面的事例，我们发现，萧衍在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时，不仅没有国法，而且也缺乏家规。侯景乱梁之时，把萧衍的几个王子王孙骂了个遍，萧衍无言以对。

五、面子皇帝

梁武帝好面子，与他青年时期就共事的沈约最了解。有一次，沈约陪梁武帝吃饭，恰逢豫州向皇上进贡栗子，径长一寸半，萧衍觉得很奇特，与沈约一起回忆史书上关于栗子的典故有多少，各自将所记之事分条写下，结果沈约比萧衍少写了三件事。出来后沈约对人说：“此公好要面子，不让他三事就会羞死。”a沈约差点为了这句话丢了性命。北朝史家也评论说，梁武帝“好人佞己，末年尤甚”，身边的人“莫敢正言”b，即不敢讲真话。

难道就没有人对梁武帝的荒谬行为进行规劝吗？非也。单《资治通鉴》所载，就已经有许多条，无奈萧衍一概听不进去。

《资治通鉴》记载，大同二年（536）四月，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萧衍下诏回复说：“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好像是很虚心听取的样子，胡三省却看出了门道：“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

得失耳。”c

江子四的上书，史书没有留下记载，但是，胡三省的评论却是有根据的，因为江子四后来还是因为耿直而被免职。几年后，贺琛上奏四事，引得梁武帝大怒，可以为证。

545年，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这四点全面反映了当时国家的混乱情况。

其一，百姓贫苦现状堪忧。地方各级政府对百姓刻薄过甚，百姓流离失所，户口空虚，朝廷派出的使节，对地方是严重的骚扰。“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指出政府优待农民的措施，有名无实。

其二，官场奢靡风气堪忧。地方官普遍贪残，皆因风俗侈靡所致。酒宴豪华，食品琳琅满目，根本吃不完，浪费惊人；还有养蓄歌姬的风气。几年地方官当下来，致赀巨亿，罢归之日，几年工夫，都因为宴饮之物、歌谣之具而挥霍得精光。于是更加贪得无厌。奢靡之风，习以成俗，愈来愈烈，怎么能使人安守清廉？“诚宜严为禁制，道（通‘导’）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指出豪华奢靡的生活方式会带来腐败。

其三，皇帝身边奸佞堪忧。陛下十分辛劳勤政，您身边那些奸猾小人，“既得伏奏帷，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体，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难免有人乘机自作威福。“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指出皇帝身边有小人弄权。

其四，政府过度兴作征取堪忧。要从上而下“省事、息费”，征发徭役的事情少了，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各种奢靡的开支少了，才能改善财政收入。建议首都和地方各种不必要的兴作、征求，能不做的就不要做，能减省的一律减省。不要因为每次开支和劳役规模不大而为之，积少成多，也足以害财、劳民。指出要节省费用，减少开支。

年过八旬的梁武帝览奏大怒，当即把身边秘书官找到跟前，口授敕书，就“贺四点”一一进行了反驳：

我自有天下以来四十多年了，不知道听取了多少直言极谏的上书，说的与你差不多。可是，你把自己混同于那些普通人，尽说些套话，图个虚名，为了对外面说，我给皇上上书了，可是皇上不采纳。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

又，你说士民饮食豪华过度，“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倘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过去祭祀用牛羊，早就不宰杀了，朝中开会用餐，都是吃的蔬菜而已。至于供养佛事活动的用品，都是菜园中自产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变着花样弄了许多菜肴，“何损于事！”

至于我自己，若非公宴，不食家之食，已经很多年都如此了；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的建筑，都不用材官及国匠，都是花钱雇人完成。

百官的勇怯、贪廉，各有不同，并不是朝廷有意引导的结果。你以为是朝廷的错，那么错在哪里呢？“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我每天三更起床处理政务，事情不多的话，上午就能处理完，事情一多，太阳偏西才能吃饭，一天只吃一顿饭；过去我比较胖，腰腹十围，如今瘦得只有二尺多，旧的腰带还在呢，不是我妄说。我为谁如此辛勤地工作呢？不都是为了百姓做事吗？

你又说“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如果不让百官奏事，让谁担其事任！找什么人去专任其事，怎样才能得到这种人才？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秦二世之专委赵高，汉代王政君专付王莽，他们指鹿为马，值得效法吗？“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机构，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我等待你的新奏章，我将会予以公布，“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

贺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确实，梁武帝生活节俭，工作勤奋。平日不吃荤腥不喝酒，一日只吃一餐，也是蔬菜、粗饭而已，有时候忙起来，中午只能喝口水。穿的是布衣简衫，盖的棉被两年才换，戴的冠帽三年一换。但是，这种严守佛教戒律下的道德自律，能够作为帝王治国的评价标准吗？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a举国崇佛，该蠹耗多少

财富！

梁武帝为人整饬、自敛，但过度优待士族门阀，“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贺琛谈的全部是实情。“上恶其触实，故怒。”贺琛的上奏，恰恰击打到了梁武帝的痛处，故而梁武帝恼羞成怒。

司马光在这一条记载下面，有一段犀利的评论：蔬食之俭不可以算“盛德”，日昃之勤不能当“至治”，梁武帝其实在用这些私德麻痹自己，认为“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b。

司马光这里所说的“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指的是朱异与侯景之乱。这场大乱也是梁武帝刚愎自用的结果。

萧衍八十五岁那年（547），正月十七日，梦见“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天一亮，他就把此事告诉了身边的宠臣中书舍人朱异，梁武帝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朱异奉承道：“此乃宇内混壹之兆也。”两个月后，侯景派人前来约降，说侯景定计投降那天正是正月乙卯（十七日），“上愈神之”。但是，梁武帝意犹未决，交由朝臣商议，大多数反对此事。

梁武帝心中也有些犹疑，有一次他散步时自言自语地说：“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在这种情况下，朱异应该讲出真话，分析利弊，但是，史称“朱异揣知上意”，拍马屁说：“圣明御宇，南北归仰，正以事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梁武帝“乃定议纳景”。a后来侯景举兵向阙，进攻建康，朝野都把责任算在朱异头上，朱异忧愤而卒。其实，说白了，这事还得归梁武帝负责，因为朱异是揣摩着梁武帝的心思而出言的。

侯景在萧正德的内应下打进石头城后，给萧衍上陈“十失”，直接指责梁武帝的为政过失：“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说他行事如王莽，如赵王司马伦。大肆修建浮图，百度靡费，使四民饥馁，像后汉笮融、后秦姚兴时代。“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指出他的家人，豫章王萧综、邵陵王萧纶，无父无君；皇太子以下萧家王侯，珠玉是好，酒色是耽，所在残破，贪纵不法，都是沐猴而冠之辈。“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b众多的子侄儿孙为藩王，我侯景起兵百日，有谁来救你呢？看了侯景的启奏，萧衍惭愧无言。为什么？因为句句都是实话。

六、梁武帝的多面现象

什么叫梁武帝的多面现象？就是什么都想要。身为皇帝，享受今日之轩冕，却想出家当和尚，享受明日的涅；帝王应该虚己受人，允文允武的才华，却养成了好胜的资本；国君应该赏罚严明，却亲情泛滥，加上佛家的慈悲，导致有罪不诛的放任。这些矛盾现象的本质，是梁武帝的角色冲突。在现实中他如何化解角色冲突？两个关键词：虚伪和昏聩。需要用虚伪来伪装自己，然后用昏聩来麻

痹自己。

先说虚伪。

萧衍并不是一个岩穴隐居之士，他生于官宦人家，追求功名利禄，而且心机颇深。他怀恨于父亲萧顺之死得冤屈，不惜暗助萧齐宗室疏属萧鸾夺位，齐明帝萧鸾死后，他夺得江山，杀尽萧鸾一系，却善待萧道成嫡系子孙，还假惺惺地说，齐梁禅代，江山并非从你家夺得。可见其阴险与虚伪。

他天天高谈佛理，不惜舍身寺院为奴，但是，对于红尘世界却无限眷恋。昭明太子萧统本来已经为其生母丁贵嫔找到一块墓地，宦官俞三副受人贿赂，硬是劝梁武帝让太子购买另外一块地，说这块墓地对皇上比较吉利，“上年老多忌”，下令太子换了墓地。葬礼完毕，有道士说：“此地不利长子。”于是，太子命人把蜡鹅之类的东西埋于墓侧长子位，以为厌胜。这件事被秘密举报到梁武帝那里，说有人“为太子厌祷”。梁武帝派人去调查，果然挖到蜡鹅等物，十分震怒，想彻底追究，因为大臣极谏而止，只是诛杀了出主意的道士。可是，太子却从此背上了黑锅，“终身惭愤，不能自明”，郁郁而终。按照常理，太子亡故，应该立皇太孙为嗣，梁武帝也曾征萧统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但是，心中一直记恨着这件事，犹豫了许久，还是让萧欢还镇，另立太子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a萧衍的阴暗心理，在太子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雍州起兵之时，在建康的兄弟颇受牵连，大哥萧懿甚至被处死，萧衍称帝后对兄弟颇为倚重，尤其是对六弟萧宏简直是纵容。但是，之所以容忍其胡作非为，甚至萧宏有谋逆嫌疑也不深究，是因樗知道萧宏是一个十足的愚人。

但是，佛教的苦空却又严重地影响到他的施政行为。《隋书》记云，“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b。《资治通鉴》也说：“上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动，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c

对此，胡三省有一段深刻的评论：平心考察梁武帝一生，“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指永嘉司马氏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d胡三省把萧衍佛家慈悲的伪善面目，揭露无遗！

再说昏聩。

成也萧何篇7

一家仨北大生究竟是怎样“打”成的？“中国狼爸”与“华裔虎妈”的教育有何异同？近日，记者对萧百佑进行了专访。

母亲棒下成才，

立志要当“狼爸”

萧百佑今年47岁，广州市人。5岁时，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被抓入狱。从此，他与两个姐姐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萧母对三个子女的教育只认一条死理：不听话就打！

因此，萧百佑从小在母亲的棍棒之下长大：拿不到满分要打，与人打架了要打，说了谎更要打……而且凡是被打的当天，不能吃晚饭；无论被打成什么样子，不许哭，第二天还要告诉老师，自己已经接受教育了！

在母亲棍棒的威慑之下，萧百佑成了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高考时，他以全校第一、全省第八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暨南大学，并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号称“中国经济航母”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成了广东省最年轻的副科长。因此，他对母亲的棍棒教育深怀感激。

1988年的一次扶贫访问，更让萧百佑领教了棍棒的威力。那天，他与扶贫办工作人员来到粤北一户穷困农家。当他问起那个老农如何把两个儿子送进清华大学时，老农拿起身边一根满是油污的木棍说：“我就是用它把他们打进清华的……”萧百佑震惊不已。联想起自己也是棍棒之下成才的，他决定，等自己有了孩子，也像母亲和这位老农一样，用严苛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成才。

因为喜欢孩子，结婚后，萧百佑计划生6个孩子（妻子黄天淑是港籍身份，可于政策外生子），最终因为经济原因只生了4个。1989年起，萧尧、萧君、萧箫、萧冰先后出生，萧氏教育也正式开始。

1991年，萧尧才刚刚懂事，萧百佑就开始对他进行严格教育。他认为，幼儿时期是孩子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引导不好，孩子将会沉溺于玩乐，丧志。因此，他决定开发出孩子读书的天性，培养他好学、懂事的习惯。

于是，萧百佑找来启蒙读物《三字经》，每天让萧尧跟着念，“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他便把乡下出了名的“严母”接了过来，让她帮忙管教孩子。一次，萧尧闹脾气，不愿背书，萧母哄都不哄，拿起藤条便狠狠抽打他的手心。萧尧被打得哇哇大哭。黄天淑心疼极了，死死拦住婆婆，说什么都不让她再打。

萧百佑知道后，劝妻子说：“我就是被我妈打出息的，你要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像我这么优秀，就得忍心让妈打！”见说服不了妻子，萧百佑与妻子达成协议――让他用他的方式管教孩子一个月，如果孩子没改观，以后便不再打他；但如果孩子有改观，黄天淑就必须支持并且配合他的教育方式。黄天淑见萧百佑有所让步，只好答应。

刚开始，萧尧继续哭闹，不愿背书。每次挨打，他都照样哇哇大哭，向妈妈求救。然而，黄天淑因为与丈夫有约在先，所以虽然心疼，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打。被打次数多了，萧尧知道哭起不了作用，只得开始认真念书。让黄天淑惊奇的是，半个月后，萧尧不仅课文背得越来越好，而且还喜欢上了背书。每到晚上，他都主动站到萧百佑面前背书。偶尔得到父亲的表扬，他还会欢天喜地地跳起来。黄天淑见儿子变化这么大，便高兴地同意了丈夫的教育方法，并答应以后坚决配合他。

你是民我是主，

不听话就狠打

很快，“狼爸”诞生了。萧百佑规定，孩子们从幼儿园回到家后，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做家庭作业，即背课文。在他的“字典”里，电视、游戏等娱乐项目和零食等字眼，一概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只有作业。他还为孩子立下死规矩：只有完成作业才可以休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用藤条或鸡毛掸子狠狠抽打！

在他的严格管教下，萧尧的课余时间只能全部用在了背书上面。萧君、萧箫和萧冰慢慢长大后，也加入到了背书的行列。当别人家的孩子在看电视、玩游戏、吃零食时，萧家的四个孩子却只能天天捧着《三字经》《百家姓》《声律启蒙》《唐诗宋词》等启蒙读物，摇头晃脑地读着、背着。

即使到了暑假，萧百佑也要求儿女们像平时上幼儿园一样每天按时学习。每天一大早，他就把孩子们叫起来，把他们带到公司附近的麦当劳，让他们在里面背书。因为这个地方人多，比较安全，而且在嘈杂的地方背书更能锻炼他们的耐性和专注力。如果自己出差，萧百佑也会要求妻子把孩子们送到麦当劳，并通过妻子对他们进行遥控。

等四个孩子全部上了小学，萧百佑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了，除了平时在家里要按要求背指定篇目外，在学习上还必须保证考试成绩进班上前5名。如果成绩跌到了10名之外，那就是天大的事，要受到惩罚！

一次，萧君没考好，萧百佑回到家得知消息后，马上拿起鸡毛掸子便对她一顿狠打，直到打累了才停下来说：“下次不考好，别怪我再打你！”此时，萧君早已哭成了泪人。一旁的黄天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却也不能反对丈夫，只能照例充当“损伤专家”和“教育督导”，一边给女儿擦药一边鼓励她好好学习，赶紧把成绩提上去。

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和消费习惯，萧百佑也管得极严。为了培养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萧百佑规定，不准吃零食，不准吹空调，不准随便打开冰箱门，不准化妆打扮，不准私自购买任何东西，不准向任何人要零花钱……

人们知道萧百佑如此管教子女后，纷纷嘲笑他迂腐：“都21世纪了，还用那套封建主义的旧思想，能行吗？”“这样的教法，只能教出一群书呆子，跟‘范进中举’有什么区别？”而更多的人则是同情他的儿女：“那么小的孩子，一点自由都没有，是不是太可怜了？”

然而萧百佑不为所动：“我和妻子养育孩子这么辛苦，凭什么要让孩子当皇帝？”

不仅如此，就连别人寄放在他家的孩子，他也照打不误。一次，一个大学同学把儿子送到萧百佑家，让他帮忙管教。这个孩子是个小霸王，从来不服管教，来到萧百佑家后，继续翻天覆地地闹，摔东西，顶撞长辈。为了收服他，萧百佑连续几次在吃饭之前把他绑起来，不让他吃饭，最严重的一次整整将他绑了8个小时，等到松绑时已是一裤子屎尿！这一次折磨，把小霸王彻底驯服了。而萧家四个孩子，亲眼目睹父亲的残忍，更加驯服、听话了。

不过，萧百佑虽然经常打孩子，但并不是打完就算了。每次打之前，他会告诉孩子，错在哪儿了，为什么要打。打完后，他还要让犯错的孩子做出深刻检讨――为什么错，错在哪，以后怎么做……以使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不至于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成也萧何篇8

其时也正是她应邀主演上海越剧院《早春二月》获得成功之后不久，她却告诉我，正在筹备文化艺术工作室，要自负盈亏搞演出。

我很惊奇！

但我曾撰文《大剧院的困境及面临的选择》，从“吃皇粮”的“存在”决定戏剧淡出“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意识”出发，评述戏剧陷入冷落观众而被观众冷落的困境，提出走向市场向观众回归的振兴观念，并在报上引发一场深化剧团体制改革的学术讨论，但过后也被冷落了。

而今萧雅要自负盈亏搞演出，走的恰恰是一条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道路。所以我听后既兴奋又惊叹：“作此选择，既大胆冒险，又难能可贵，我支持你！”

她却由此坦诚来意：“李老师啊，工作室成立后需要一台‘打炮戏’，最好是新编的，要有越剧情味，观众喜欢；要适合尹派戏路，发挥我自己特长。你曾经是虹口的越剧编剧，现在你既熟悉尹派艺术，又了解我芝术上成长过程，你一定要帮我写好这台‘打炮戏’！”

原来是要我写剧本？！

“打炮戏”，是不能不打响的剧目，成败得失，一剧之本，首当其冲。但是，她自负盈亏的选择和诚挚约稿的重托，我虽无思想准备，但又感到不能不“舍命陪君子”。

幸运的是，萧雅作出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选择，得到越剧前辈傅全香大姐和昆曲名家岳美缇，以及上海新闻媒体的热忱支持。围绕着“打炮戏”写什么好？我们就在傅大姐家里会聚座谈，从红日当空畅谈到明月映窗。丁锡满同志提出：“社会要重建道德体系，越剧要写家庭伦理。”这话打开了我的思路，使我想到十年后人们呼唤人性和道义的回归，并由此触发我的创作灵机：“我心里有底了，先写个初稿，而后再听大家意见。”

从构思到动笔，大约化了一个月时间，写了一个新科状元的新婚之夜，突遭皇家招驸马，陷入君命不可违和情义不可负的两难绝境，从抗婚索妻到自焚殉节。这就是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之由来。

《状元未了情》是一台曲自戏中出，戏由曲中来的剧目。萧雅特聘越剧作曲家贺孝忠先生作曲，以华实相映的音乐特色，为萧雅和金静发挥尹、戚两大越剧流派的审美感与亲和力流光溢彩。从2002年参演第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在美琪大剧院首演一炮打响，晋京参演首届北京国际演出季，在长安大戏院受到首都观众欢迎和中央领导上台祝贺；到2010年晋京参加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对剧本也提出精益求精的意见，后在市委宣传部领导关怀下作了修改加工，参加上海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又得到市领导的表彰。

从《状元未了情》剧本创作到舞台演出的实践，我切身感受到萧雅作为一个民营剧团的“艺术台柱”兼“法人代表”，她的自负盈亏的选择，得到上上下下的支持和方方面面的帮助，从举步艰辛到立于不败之地，是得道多助的凝聚力，为她拼搏奋进的十年历程插上腾飞的翅膀。

但是，任何表演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归根结蒂，还是决胜于自身舞台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萧雅是尹桂芳创始的“尹派”小生艺术优秀传人之一，但她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后起之秀。尤其在“戏、歌”互动的实践中形成独到的气声演唱风格，以别开生面的声色情韵，博得广大观众的喜闻乐见。

我难忘她在《状元未了情》塑造状元杨雪筠形象所特有的演唱艺术。

从第一场洞房接旨，演唱新婚夜别的“竹青青，带雪翠，梅幽幽，望春归。心心相印情意深，天长地久永相随”，她那轻声细气的声色，使人在悦耳动听的审美感受中，行云流水般的细腻传神，一字一句送进观众耳里，一声一腔无不沁人心脾，以致剧场静寂得如鸦雀无声，而听到演唱收尾落调时，观众才从屏息静气中似梦惊回，不约而同地掌声四起。特别是演到最后一场，杨雪筠见妻唐梅芬自杀后，她不是声嘶力竭的嚎啕大恸，而是悲愤欲绝地低声迂回：“我真的不知昨夜情，也不知昨夜情从何处生。你横剑自刎遗恨去啊，未许我临死吭一声。”她那声断气续的情韵，似哀鸿在凄风苦雨中痛切。几乎每演到此处，别说观众禁不住低声饮泣；就是我自己也多次来不及拭去脸上流淌的泪水。

萧雅运用气声演唱的声色情韵和由此形成的意境，何止是传承“尹派”艺术中的匠心独运？就是在越剧音乐唱腔史上也绝无仅有。

得道多助与决胜演艺，相辅相成。

继《状元未了情》之后，萧雅心心念念要恢复演出恩师尹桂芳的传世名作《何文秀》，仍然托我为她改编。我虑及尹桂芳演艺的美感和魅力集中在“桑园访妻”一折中突现出来，但何文秀在劫难逃的遭遇和途中与王兰英结为夫妻同来海宁投亲的前因，仅在“算命”中一笔带过，不能不是此剧的遗缺。力求完美的萧雅，为此上门征得已故原改编陈曼先生后人的同意，让我取得再改编的权益，才用无场次形式将前因后果联成一线，并为保留“桑园访妻”而新编后改写，更名《何文秀传奇》。她看后喜出望外，从北京特聘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查明哲来沪执导，又从杭州请来作曲家顾达昌和著名唱腔设计陈国梁，还从浙江越剧院请来一级演员何娟娟等，雷厉风行地组成二度创作班子，开始排练。

不以名导自居的查明哲，从解读剧本到导演构思，夜以继日地投入，还不断听取大家意见，精益求精，并在排练场上，为使实物从静态转为动态，以烘托人物内心外化，与萧雅一起，反复打磨，以求恰到好处。

唱腔设计，既要从人物和剧情出发，又要从发挥演员特长着眼。顾达昌和陈国梁每设计一段唱腔，就着眼于营造音乐气氛和旋律变化。他俩还为萧雅出场“亮相”的闪光和落场动作的悬念，能从音乐形象中透视出来，苦苦寻求乐感……

川剧名家周企何先生，为戏曲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一段遗言：“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得师犹得行动的向导，得友好似涉险有扶持。”

如果说，二度创作班子的全力以赴，是萧雅“得友好似涉险有扶持”；从《状元未了情》到《何文秀传奇》，如何从体验角色出发，做到“情由心发”的传神写照？如何做到“神从眼出”的气韵生动？萧雅的进步离不开昆曲名家岳美缇在排练现场的倾心指点和示范辅导。

我曾听岳美缇告诉我：“演剧方法和程式规范是死的，只有化成人物的举止动态和音容神色时才是活的。萧雅聪明好学，贵在力求自悟。”正是如此，萧雅的演艺不仅“为有源头活水来”，而且通过自悟，用自己的方式，将内心所悟的人物之真，转化为必须有的外部动作和应当有的唱腔声情，这才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演唱特色。

成也萧何篇9

一、 萧红坎坷人生的忠实记录

《黄金时代》是一部萧红的传记片，编剧和导演秉承严肃的创作态度，在大银幕上为观众了解萧红打开了一扇门。在萧红短短31岁的人生，辗转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饱尝艰辛。萧红又是幸运的，一路走来，她得到了许多师长、朋友的帮助。

（一）独立倔强的萧红

汪恩甲抛弃有孕的萧红不知去向时，萧红想的是如何自救；她还曾把唯一的入川船票给了端木蕻良，带着身孕独自留在受到轰炸、危机四伏的武汉。乃至于在香港，重病的萧红在是否应该手术的问题上也没有犹豫，大胆接受治疗，既让观众感受到了她处事的果断，也看到了她对生的渴望。可见，萧红和那个年代的女子不完全一样，她可以独立生活，也有独自面对困难的勇气，更有一种顽强的韧性的生命力。[1]

（二）迷失在爱情里的萧红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自私暴虐的人，这使得萧红在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她最初的离家出走就是对父亲的挑战。所以萧红的一生都在寻找男性的呵护和爱，但却被爱弄得遍体鳞伤。萧军是一个颇具男子汉气概的人，两个人最初的日子是困难的，可那时的他们是快乐的。萧军也介绍了许多朋友给萧红，两个人一起接触文学，接触进步人士，典型的夫唱妇随的模式。

时间慢慢冲淡着激情，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也在慢慢显现，萧红依旧依赖萧军，甚至容忍萧军和别的女孩子的一些小暧昧，分手却也无法避免。端木性格温和，认可萧红的才华，这让萧红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爱。但端木有时也更像是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缺少萧军的担当，这又使得萧红的记忆中总有萧军的身影。萧红在性格上是独立的、倔强的，在心灵深处，她又是柔弱的。

二、 叙事视角的跳跃

电影的叙事者很重要，在观影过程中，不同的叙事视角决定了观众不同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效果，二者存在着相互引导与制约的关系。但许鞍华不想太平铺直叙的讲述萧红的人生，所以在影片中呈现出了多人共同讲述的特点，这里有萧红本人、萧红的弟弟、也有她的爱人萧军，更多的是他们二人的朋友。在大家的讲述中，萧红的人生轨迹渐渐被勾勒出来，时空也出现了大的跳跃。

在影片中，众多的讲述者起到的作用大概有两种：

（一）萧红和萧军作为事件的主要关联人，他们主要的作用是推动故事的进程。二萧离开哈尔滨后去青岛、去上海、给鲁迅先生写信、与鲁迅先生交往，这是由在病榻的萧红讲给骆宾基听的；萧红在日本期间对萧军的不忠，则是老年萧军讲述的。在他们的讲述和回忆里，萧红的故事不断深入。

（二）萧红和萧军的朋友们，是萧红生命历程的见证者。他们的讲述或者把二萧的故事完整化：比如萧红和萧军相爱的过程是由白朗和罗烽补充完成的，二萧的分手是则主要由聂绀弩讲述，萧红在武汉的生活是蒋锡金讲述的……或者是交代时代背景，比如白朗、罗烽对东北局势的介绍、聂绀弩对30年代上海文坛的介绍等，亦或是对萧红的人生做出总结。[2]

李樯、许鞍华特意选择了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让演员们演着演着，就转过头来对着镜头说话，由参与者变成讲述者，具有实验性质的间离效果。这种效果的好处，不仅在于造成与观众沟通的错觉，分不清戏里戏外，迎合年轻观众求新的心理，还可借角色之口还原故事，从某种层面上体现出了一种“客观”之感，是非曲直，尽可能交给观众评判。

三、 写实和诗意风格的交织

《黄金时代》不是一个追求故事跌宕起伏的电影，而是像编年体一样，忠实记录了萧红从离开家到离世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经历，带有浓重的写实色彩。为了避免拍成一部纪录片一样的电影，在叙事手法上，许鞍华着意突破，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打乱，在过去中穿插未来的场景：前一秒钟还是萧红与萧军一起在朋友家看话剧排练，然后一起过新年，下一个镜头就切换到了萧红与端木蕻良在延安的时候，原来以上的内容都来自于萧红对端木的讲述。但不管剧情如何发展，都扎根史实。

萧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3小时的电影，重点在萧红的人生经历上，如何展现萧红的诗化小说成为一个难题。李樯在电影里加入了大段萧红的自白，内容或来自与萧军的信件，或来自她的散文集《商市街》，或来自她的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在这个时刻，电影就变成了一首散文诗，成了抒情性很强的诗化电影。特别是影片结尾，把《呼兰河传》的第三章的几个片段连缀起来，萧红童话一般的笔墨特点跃然出现，后花园的四季轮回象征了萧红短暂的一生。选择这部小说作结尾，不仅因为这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创作，也因为这是萧红在人生旅途中身心俱疲时的作品。历尽磨难的她还能用这样活泼、灵动的语言描述儿时的经验，恰恰揭示了她一生热爱自由、向往真诚的理想。

《黄金时代》里，台词占到了很大比重，剧情的推动，都跟讲述有关，这得益于李樯深厚的文字功底。丁玲和萧红在一起聊天时，两人谈及创作有一样一番对话：

丁玲：我在写《莎菲女士日记》的时候，我身体里有两种力量在撕扯着。我的血脉注定了我作家的生活，可是我的灵魂滚动着一个战士的激情。……

萧红：过去的丁玲已经死去了，新的丁玲浴火重生。

四、 左翼作家的集中展示

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兴未艾，众多的爱国青年加入其中。萧红和萧军此时也登上文坛，分别以《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扬名，成为左翼阵营“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员。电影在表现二萧经历的同时，也大范围的展现了左翼作家阵营的成员，例如翻译家、文学理论批评家、诗人胡风，作家聂绀弩、白朗、舒群、罗烽、诗人蒋锡金，还有大名鼎鼎的丁玲。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也收获了纯真的友情和爱情。在这些左翼作家中，影片特别安排了丁玲的大量桥段，借以和萧红形成对比，丁玲豪爽的气质和萧红的小鸟依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只是她们都忠实了自己的内心。

参考文献：

成也萧何篇10

“《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1]又有“律以正罪名”。[2]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汉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3]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

二、汉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5]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

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6]。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

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7]。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

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8]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9]”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0]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1]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宫律朝律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14]

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

1)盗律“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15]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16]

2)贼律无变斩出谓之贼。[17]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为不虚，且有实证。

3）囚律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

4)捕律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

5)杂律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

6)具律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

7)户律、兴律、厩律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22]魏新律序略，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

8)钱律、田律五年，除盗铸钱令。[24]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5]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

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

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

五、结束语：新晨

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

参考文献：

[1]《历代刑法考》沈家本撰

[2]《太平御览·杜预《律序》》转自《历代刑法考》

[3]《历代刑法考》沈家本撰

[4]《汉书·刑法志》班固·班昭著转自《历代刑法考》

[5]《晋书·刑法志》转自《九朝律考》程树德著

[6]《论衡谢短》转自《九朝律考》

[7]《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8]《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9]《史记·萧相国世家》司马迁撰

[10]《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撰

[11]《史记·曹相国世家》司马迁撰

[12]《史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撰

[13]《晋书·刑法志》转自《历代刑法考》

[14]《九朝律考》程树德著

[15]《晋书·刑法志》转自《九朝律考》

[16]《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7]《晋书·刑法志》转自《九朝律考》

[18]《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20]《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21]《晋书·刑法志》转自《九朝律考》唐律疏议

[22]《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23]《晋书·刑法志》转自《九朝律考》

[24]《史记·文帝纪》司马迁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