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十篇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1

课文没有详细介绍邓稼先的生平事迹和巨大贡献。按照常理，邓稼先是“‘两弹’元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文章应把重点放在叙述邓稼先对研制“两弹”的巨大贡献上，可作者却出乎意料，没有介绍事情的具体细节，而是着重叙写邓稼先的精神与气质以及自己与邓稼先的交往。之所以这样写，大致有以下原因：邓稼先的功绩谁人不知，再重复这些材料，显得冗赘；何况自己与邓稼先远隔大洋二十余年，对邓稼先工作的具体情况不可能了解。

2.《邓稼先》一文作者为什么把邓稼先与奥本海默对比着写？请概述两人最本质的区别。

把邓稼先与奥本海默对比着写，更能鲜明地突出邓稼先的性格品质和奉献精神。他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性格和为人。奥本海默锋芒毕露，而邓稼先却忠厚平实，从不骄人。

3.“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试谈谈你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并说说这两句话流露出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指邓稼先与锋芒毕露的奥本海默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就讲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和睦相处，讲究为人忠厚、谦虚、真诚、朴实，邓稼先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变成了自己的气质品格。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是指“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领导、团结广大人民一起前进，邓稼先把这些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他是理想党员。

这两句话流露出作者对老朋友的崇敬与赞扬之情。

4.“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该如何理解这段话？

在这里，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出闻一多先生为了反对独裁，大声疾呼的过程，语言精练，生动形象。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2

真正的共产党人

何微先生南下武汉时，已近七十高龄。1984年，何微先生孤身南下，来武汉大学创办新闻系，出任新闻研究所所长和名誉系主任，开始了新闻理论探索、新闻教育事业的新的征程。

我刚留校不久，做了一年多系团总支书记工作。一天，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去做何微先生的工作助手。说心里话，这一年多的学生管理工作尽管我也做得得心应手，但总是不很安心，我以为在学校工作，就应该去做教学，做研究。而且，父亲从小给我灌输的观点是“人生朝露，学术千秋”。领导做这样的安排，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一方面是何微先生身边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也暗合我的向往之心。第二天，就去新闻研究所上班了。

每天早晨，我先到收发室拿到当天的报纸和杂志，9点钟准时送到何微先生家中，和先生一起打扫一下房间，然后，先生便倒上两杯酒，和我坐而论道。先生谈他的工作设想与研究心得，谈对目前新闻改革的看法，让我读哪些书，听哪些课，收集哪些资料，当然也谈他的过去，谈他的新闻从业经历。

何微先生告诉我，刚解放，他作为山西日报社的军代表，是挎着抢、带着副官去上任的。二十出头，他渡过黄河，上了抗大。抗大毕业后，组织让他去当县长，他却选择去做记者。我问他：“打过仗没有？”他说，战争年代，后方也是很危险的，要随时转移，晚上要急行军。有一次，在转移过程中，他的腿上还中了一枪。他的老部下，当时的武大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桑义教授告诉我，何微先生那个时期写了大量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入选了中小学课本。他小时候读的课本中，就有何先生的作品。

何先生说得最多的，是在新闻实践中对党性原则的坚守。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中尤其需要坚持不殆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在生活中，何先生非常的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管在“反右倾”与“”中，他受到了各种打击与迫害，但赤子之心不改，对党的忠诚不变。何先生在“”晚期主持陕西日报社工作期间，由于对党报纸本质的认识和把握，《陕西日报》没有作过违背党的基本原则的报道，受到陕西省委的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也是“”刚过，万物复苏，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很多的年轻人都处于迷惘、困惑之中。我也有彷徨、懵懂之感，总觉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小所受教育与现实中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从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高贵的品格，看到了理想中的共产党人和现实的一致。我与我的同事谈到对何先生的感觉，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1987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闻改革的探索者

何微先生尽管年事已高，被誉为“红色新闻战士”，但时刻关注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变化与发展，思想一点也不保守僵化，不故步自封。一到武汉大学，他设立了一个宏大而又现实的课题――“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研究”，并开展了持续两年的调研活动。何老将新闻研究所的人员兵分两路，由研究所副所长桑义老师带着我，南下广州、福建、上海等地；何微先生则带着另一位同事魏丽老师，到北京及北方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这次调研活动，让我大开眼界，给了我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我随桑义老师首次深入地接触新闻事业第一线的学人与采编人员，让我见识了当时新闻界威名赫赫的《羊城晚报》的总编辑许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王中教授、《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等前辈的风采，感受了社会转型中各新闻单位改革开放所做的探索。当时，广州珠江广播电台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锋”。这个媒体对新闻的观念与新闻的功能在实践中，做了系统地探索。传统的观念认为，新闻只有宣传和教化功能，其实，这是对新闻的一种误解。因为，新闻也具备信息传递和娱乐等其他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对整个节目进行了整体的变革，同时让节目主持人和听众互动。珠江广播电台由此在新闻界刮起了一股新风，让媒体人与学人们对新闻传播有了新的认识层次。

考察活动非常辛苦，天气非常炎热，一听访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我每天认真做访谈记录、录音，有时疲倦了，就用笔尖刺自己的大腿。尽管非常辛苦，但非常充实与兴奋。桑老师说，要将访谈整理的文本，在学术刊物系列发表出来。遗憾的是，1987年，由于我参加湖北省讲师团到恩施山区支教，就没有参加课题的后期工作。

与此同时，何微先生积极探索新闻教育的改革与新闻科学的构建。记得他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新闻学研究内容的构思》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对于新闻学科学构建与新闻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他较早提出改革大学新闻专业教学中新闻基础理论、采编业务、新闻史三大块的传统设置，要求增设新闻管理学、新闻人材学、微电子新闻学等课程，同时主张借鉴西方的新闻思想和写作方法，设立新闻比较学等。上述观点，在当时堪称非常超前、也非常开放的观念，在整个中胄挛沤逃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他后来撰写《新闻科学纲要》一书以及开展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对新闻学科与新闻教育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何微先生的学术探索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何先生的指导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建立了“重基础、宽口径、强实践”的人才培养理念，也确立了从多学科视角探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特色。正因为如此，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也迅速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之一。

高山仰止，何微先生高贵的品格、共产党人的情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科学化及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卓越贡献都将永载史册。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想起何微先生在我的生日时亲手给我做的煎鱼，在我进入公共关系和广告研究领域给我收集的简报资料，其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呜呼，先生已逝，精神永存。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3

1、什么是新闻故事化

对于“新闻故事化”，目前新闻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富兰克林认为：“用故事式手法写新闻，就是采用对话、描写、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突出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新闻故事化与普通新闻报道的区别在于体现新闻方式的不同。普通的新闻报道只注重新闻事件的结果，而新闻故事化的报道在注重事件结果的同时，更注重事件发生的全过程。

2、如何将新闻故事化

2.1、认真解读信息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从文本开始，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很多信息都是通过已有材料、或者听别人说等各种渠道获得的，很少有我们自己亲眼目睹的。因此，受到自身认知模式的限制，拿到的材料、听说的事可能会局限于某一个角度，甚至还受到当时个人观点和情绪的影响。所以，新闻文本的制作需要对信息源?M行二次加工，也就是认真的解读。通过解读，会发现有些更具价值的新闻点，材料里体现的少或者没有说明白。因此，就需要通过采访去进一步了解，首先，列出一个采访提纲，列出提纲后，通过电话联系作者本人或者是当事人，进行采访，更深一步的了解整个新闻事件，通过交谈，可能了解到更全面的内容或者是更好的新闻素材。

例如在新闻“油田建成国内最大企业级地震综合解释系统”中，作者提到现有的地震综合解释软件系统相比以前能够“实现多用户、多学科、大规模的数据共享，开展团队间的协作，提高工作效率”、“可实现主要软硬件、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与共享，所有授权用户均可通过网络实现对数据、软件和硬件资源的调用”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这套软件是如何实现多用户、多学科、大规模的数据共享，开展团队间的协作，提高工作效率？主要软硬件、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与共享，所有授权用户均可通过网络实现对数据、软件和硬件资源的调用？

因此，记者就要对该事件进行采访。首先，进行采访，得到了初步信息。随后进行实地采访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并了解了具体内容。采访结束后，需要进一步梳理采访内容和新闻点，从而确定新闻报道的脉络，如何报道，从哪个角度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2.2、找准新闻点

一般看到的材料都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我们通过研读，通过细致的采访，很容易找到新闻点，而新闻点又可以分为显性新闻点和隐性新闻点两种。显性新闻点，就是能从已有材料中一目了然看到的；隐性新闻点，就是通过采访、分析、前后比较而找到的。然而要想把电视新闻故事化，直接从新闻点切入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直接从新闻点说，首先就没有了故事的起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悬念。因此，做好一条新闻，关键就是找到新闻点后，切入点如何找，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将直接影响新闻故事化的效果。新闻点找到了，如果是平铺直叙的、开门见山的讲，肯定吸引不了观众。所以，作者罗列出了与新闻有关的人和事情，这样，切入点就有了，把与新闻点有关的人或事作为切入点，从变化中引出新闻点。

还有，就是采访的运用。要想把新闻故事化，采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采访和解说，在新闻故事化中的作用是对等的，采访和解说词应该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前一段解说可以为接下来的采访进行适当的铺垫，也就是说，解说中提出的问题，观众从接下来的采访中就能够找到需要的答案，反过来，解说中所提到的数据、现象等，可以通过采访进行解释。同样，采访也不是孤立的，既可以为上段做解释说明，也可以巧妙的引出下一段的解说，环环相扣，首尾呼应，只有做到这样，做出来的新闻才有故事的味道。

另外，就是解说和采访更替的节奏一定要快，解说部分和采访部分尽量控制在20秒以内，有的甚至10秒左右就可做一个转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解说和采访转换的快，新闻整体的节奏就快，节奏快了，画面丰富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观众的视疲劳，观众可能就会完整的把这条新闻看完；二是减轻后期的制作压力。

2.3、电视新闻语言的运用

电视新闻的受众十分广泛，传播受众由不同阶层、社会地位、职业、文化水平的社会成员构成，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电视新闻面对的广大受众的特点决定，要让他们清楚明白地了解新闻信息，就要照顾大多数受众的收视需求，电视新闻语言的写作要通俗易懂。语言，作为电视媒介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是彰显电视特色和增强画面表现力的重要补充。作为依托电视的主要特征播出的新闻来说，在语言上做一番推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里讨论的电视新闻语言的外延是较为宽泛的，它既包括文字符号，也是指主持人、记者的语言，还包括一部分除主持人、记者之外的被采访者的言语，字幕和同期声是其中最鲜明的表现。电视语言应该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口语化、简明化等几个特点。尽量不用、少用专业性、技术性强的术语，故弄玄虚、故作深沉的语言很难让受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准确理解，解说词又是诉诸受众听觉的，是为耳朵而写作的语言，要避免使用晦涩难懂和容易产生歧义的词句。同时，要做到提炼概括、语言干净利落、信息清晰明了、思路清晰、做到凝练概括的要求。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4

关键词：新闻　历史起点　逻辑起点

新闻理论研究多年来难有突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关于新闻的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方面，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转圈子”式的轮回。这就使得我们所建构的新闻理论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切性(uncertainty)。约翰·洛克将确切性(certainty)看作探讨知识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切性(uncertainty)的知识。这些不具有确切性的知识如同浮萍，随波逐流，难以把握；它使理论的前瞻性、指导性逐渐丧失，新闻理论对于实践的影响和作用日渐苍白和孱弱，甚至引发了对其存在价值的怀疑。

比如，对于“新闻”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有人简单地统计了一下，发现关于新闻的定义居然不下几十个，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无论是“事实报道”说还是“消息”说，或者“事实”说、“信息”说、“事实信息”说，这些观点虽然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但都没能给我们带来关于新闻本质问题的认识上的突破，新闻理论的“不确切性”也依然存在。

通过对众多新闻理论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这种“不确切性”的存在是和我们没有找到稳定适当的“坐标”密切相关的。许多新闻理论在建构的过程中要么将这两个起点选择的标准设置得过于宽泛(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起点问题)，结果往往不能满足理论严谨性的要求；要么对标准的设立又过于苛刻(甚至加上很多仅仅有利于得出个人结论的限制)，使得理论探讨丧失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新闻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新思考新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

“参照系”或者“坐标系”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如果没有恰当坐标系作参考，我们就难以准确描述对象的位置，难以充分(系统、全面)观照对象，当然也就难以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分析其本质。从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出发，这个坐标系的建立需要我们在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个方面做出认真、深刻的界定。逻辑起点决定着思维的方向，而历史起点的确定则可以帮助我们划定可靠的范畴。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就可以为新闻理论的研究建立可靠的坐标系。而这也正是多年来新闻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从有利于“科学新闻理论”(童兵)建构的要求出发，这个参照系必须满足两点要求：1，它要能够给理论建构提供足够宽阔的空间(自由度)；2，它同时又必须能够给新闻现象划分出恰当的边界(严谨度)。因此，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建构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必须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对于新闻理论建构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于新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虽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翻阅新闻理论研究的文献，这方面的探讨并不丰富。这可以有两种解读：1，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这个问题已经无需多论。但从国内新闻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多的还是第一种情况。因为制约我们新闻理论建设取得突破的正是两个起点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国学界围绕新闻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过讨论。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曾提出，“作为科学的新闻学必须回答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产生沟通信息活动的道理”的问题。为了阐明新闻的真正含义，他还提出了两个“新闻”概念。一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思路实际上已经触及新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样难得的思想观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而是迅速被一些情绪化、功利化、教条化的认识所掩盖。此后虽然也有零星的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只是凤毛麟角，也没能引起重视。这使得我们今天重新来思考新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问题显得相当重要和必要。

理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条件之下，而理论的突破往往起始于对其存在条件的重新思考。要探寻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它的历史源头——它所发生、存在、发展的广阔历史空间中；我们需要超越现实的诸多限制，将它还原到本来的状态中加以观察、分析和思考；我们必须剥离覆盖在其表面的种种修饰、限制和伪装，迫近它的核心。

一、“新闻”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的基础和前提，逻辑起点直接影响理论的进展和方向。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因而也必然有一个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简单地说。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理论建设的根基。逻辑起点飘移不定，理论大厦必然难以稳固；逻辑起点存在偏差，理论体系必然倾斜。

黑格尔给出逻辑起点三个方面的规定性：1，逻辑起点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理论体系的概念推演过程，就是不断地丰富开端的规定性的过程。2，逻辑起点应该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基础，而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萌芽中。”概念的逻辑推演和展开，就是把蕴涵于开端中的内容充分展示发展起来。3，总的来说，逻辑的起点与对象的历史上的最初的东西相符合。“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

那么“新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

首先，“新闻”发生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或者说，它首先是实践中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观念中的产物。这是我们在研究新闻理论时必须首先清楚明了的基本认识。有两种“新闻”的概念，一种是实践中发生的各种新闻现象，一种是我们理论观念中的“新闻”的概念。新闻现象的产生远远早于新闻观念的诞生，这是两者的逻辑次序。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新闻”这一现象?很显然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包括生产、斗争、娱乐等等各种需要。既然产生于实践，我们就必须到实践(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寻找它的源头。而不是只在大脑中进行哲学式的思辨。

其次，从宏观的理论建构上看，“新闻”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既要从微观的(比如：一些具体的新闻)角度进行考察，更要从宏观的层面(比如：社会发展需要的整体层面)加以思考；我们既要分析“新闻”的个体，更要分析“新闻”的整体——古往今来一切被归人“新闻”范畴的那些社会现象。“新闻”不是某个时期、某个时代特有的产物，而是一切时期、一切时代共有的事物。它是源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信息交流行为。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长轴出发，从人类社会需要的横断面人手来确定“新闻”的方位。

第三，“新闻”是具有自我规定性的存在，“新闻”是那种可以成为“新闻”的东西。这种自我规定性是“新闻”成为“新闻”而不是其他(如信息、事实等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它脱离时代、价值观等外在因素制约的重要保证。从存在状态上看，“新闻”是由形式(符号特征)和内容(信息所指)共同组成的完整构造。至于“新闻”在交流时所使用的传输工具媒介)，那并不属于“新闻”自身规定性的范畴。换句话说，“新闻”和它赖以传播的工具不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它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黑格尔)。媒介不是新闻的本质特性。用埃默里的话说，“并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而是新闻创造了报纸”。

总结起来说，“新闻”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信息交流现象。社会上先有“新闻”现象，然后才有“新闻”的概念。而“新闻”自身有着独特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把它和一般的信息、事实区分开来，同时也把它与传输工具——媒介割离开来。这就是“新闻”的逻辑起点。

二、“新闻”的历史起点

理论是对现象普遍特征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象则存在于其发生、发展的广阔历史空间中。因此，要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我们必须深入到它所存在的历史长河中去，追溯到它的源头。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上把握对象的全貌，从而避免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造成差错或者谬误。可见，现象的取舍范围对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历史起点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

所谓历史起点，简单地说，就是该事物何时开始出现的问题。历史起点的选择为研究该事物提供事实选择的范畴。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问题。历史起点的选择并不纯粹或者简单的是一个时间划分的问题，它实际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对对象在研究的基本逻辑取向上的抉择。或者更进一步说，逻辑起点的选择制约着历史起点的选择。

那么，新闻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清楚一点：历史起点问题并不是对新闻的某种定性。这里所说的“起点”是纯粹从技术层面上的一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新闻”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表现出结构性的变化。这样做的目的要为理论研究提供取材的方便，而不是为理论建构设立某种基调。

传统的理论研究更多地从新闻起源的角度进行思考，由此产生了不少的说法。比如，有的从人的本能——好奇和知晓欲——出发来回答，代表人物有德国的groch、美国的约斯特、日本的衫村广太郎、中国的任白涛；有的从人的本能出发，提出新闻起源的“本能说”(或者“本性说”)；也有从人的起源思考起，进而提出劳动起源说。

有两个因素导致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一是关于新闻起源的探讨因为缺乏直接的一手证据而往往更多的是以逻辑推想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对于史前景象的描绘，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往往显得浪漫有余，力量不足。二是上述观点因为过多地和意识形态分歧纠缠在一起而难以避免受到争议的牵连。总的说来，很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容易陷入观念先行的研究思路，这对研究的走向和结果会产生很多干扰，使得理论在深入研究之前就先被打上某种倾向的印记——尽管研究者可能并非有意为之。

本文认为，在理论建构之初就进行定性，这种做法的技术风险是很高的。一旦差错，它将会引领研究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我们决定放弃这种做法，转而采取一种更为稳健的研究思路。我始终主张，我们应该给与理论研究应有的自由(当然也应该有度)，这才是获得真知的正确做法。接近事物本质的办法绝对不是给它加上一层层外衣，相反。我们要做的是不断简化它的外在包装，使它的真实面貌袒露出来。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研究策略上加以调整——我们不妨先跳出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争论，抛除先验的倾向性。实际上，新闻起源问题并不是新闻的逻辑起点或历史起点的问錾，而是之后的问题。如果我们换用一种更为客观、中立方式来思考，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根据已有的材料，我们可以把“新闻”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大致分为三种状况：原始形态的新闻、日常状态的新闻和制度化，媒介化的新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视线集中在新闻现象本身而不是其他。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确定“新闻”的历史起点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谓原始状态的新闻。指的是在“新闻”概念或者“新闻”形成之前的新闻。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新闻的概念出现之前，新闻现象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判断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原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当中就参杂着“新闻”一类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这一类现象也许不称之为“新闻”，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一个名称。在这个时期，新闻和其他信息交流活动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而社会的需求也没有发展到专门化的阶段。因此，究竟是新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那个时期的人类来说并不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新闻“包装”最少的时期，因此也是最接近本质的时期。但是这个阶段的研究困难也最大，因为几乎无法进行直接的研究，只能进行间接地研究。

日常状态的新闻是区别于专门机构采制、传播的媒介新闻而一直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新闻交流现象。新闻的单独出现或者独立存在首先是人类传播的丰富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导致的。从一堆分不清眉目的信息当中辨认出一部分属于新闻，这反映了人类需求的细化，也反映了信息交流的进步。即便在大众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日常新闻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它之所以能够一直存在下去，无疑是人类的需要使然。我们可以从大量文献材料中发现这一点，同时，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刻具备着体现这种日常新闻的机会。这是我们研究新闻本质以及其基本规律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我们不应加以忽视。

我把那种借由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传播进行交流的新闻称为“制度化新闻”。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现象带有自身的特点，是在一定的操作制度下完成的作业。比如：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采制和传播；有相对稳定的传播(出版或播放)周期规律；有一定的技术条件支撑(印刷、录制、播放等)；等等。这和前两个阶段的新闻活动相比，至少显示出两点不同：一是专业，新闻已经成为一门职业，不再是早期那种相对随意的行为；二是高效——能够在瞬间将新闻传播给广大空间的广大人群。为此，现代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媒介甚至超越新闻本身而被格外重视的原因之一。

这样，如何选择“新闻”的历史起点就变成选择何种状态的“新闻”的问题。换言之，在建构新闻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你所说的“新闻”究竟是哪一种“新闻”。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5

新闻 陆定一 事实 信息 媒介互动

陈响园，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新闻是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对象。关于新闻的定义，中西方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加起来上百种。如此多的新闻定义，主要是新闻的特性及衍生特性众多，下定义的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不同的研究视角造成了要抓住新闻客观本质特性定义比较困难。现有新闻的诸种定义，多是局限于传统纸媒平面新闻的概括，传播技术的变革使新闻传播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传播主体、时空关系、传播模式，还是传播效果都与传统纸媒新闻传播截然不同。

一、传统新闻定义的梳理和考察

（一）国内外的不同新闻定义

新闻活动的产生源于早期人类在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好地劳动生产和生存生活，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情况。这种相互依存状态下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导致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产生，新闻这种特殊社会现象应运而生。由于人类自诞生后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生产生活都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维系人类生活和这些社会关系的就是信息交流和传播。所以人类接触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由来已久。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信息交流需求也日渐增强，新闻传播活动成为一项社会事业。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远远晚于新闻活动的实践，因此对新闻的定义早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根据新闻传播直接体验做出的理解和界定。影响广泛的有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伯博加特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美国堪萨斯州《阿契生市环球报》的副主编爱德华・贺说：“凡是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妈呀’的东西就是新闻。”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定义的新闻是建立在三个W的基础上，这三个W就是women（女人）、wapum（金钱）和wrongdoing（坏事）等等。尤其在西方的业界形成的新闻定义大多都来源于新闻内容的趣味性、猎奇性和反常性。英语词汇中“news”，源于希腊，在《牛津词典》里就解释为“新鲜报道”。 整体来看，国外的对于新闻的定义大多将其归为信息。西方社会的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时效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认为这些是作为新闻的主要元素。这样认识新闻和西方新闻传播的环境分不开。近代西方新闻事业主要产生于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商品属性。商业化运作模式、受众市场主导新闻传播的环境下，大众化报刊对新闻的选择标准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广为流传和认可的定义。如此对新闻的认识也同西方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国内，新闻的定义多源于学界，主要是新闻教学研究的教授、专家、学者们，根据他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结果做出的界定。因此，国内的新闻定义往往较为宏观抽象，却又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新闻内涵。在表达上常以形式逻辑的肯定判断，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总体上，国内关于新闻的定义分为“事实型”“活动型”“功能型”“信息型”4种主要类型。

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鼻祖”的徐宝璜在他的著作《新闻学》中讲道：“新闻者，乃多数阅听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民国名记者《京报》总主笔邵飘萍定义：“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可见我国早期的新闻定义多是将新闻看做是事实。这多是受到晚清和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在“事实型”的定义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范长江先生1961年发表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提到的新闻的定义。“什么算是新闻呢？我觉得，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徐宝璜先生还是范长江先生对新闻的定义，都强调新闻一定是事实，注重新闻最根本的真实性。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新闻就是提供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没有事实依据，杜撰和凭空捏造的都不是新闻。同时，二者都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定义，都考虑到了受众对新闻的主动性。不过在范长江先生的定义中“欲知、应知而未知”表达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只是西方新闻思想中的受众客观信息需求，还有了传者主观传播导向的因素。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新闻是客观中立的信息，而在我国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的引导教化功能一直被视为新闻重要的特性。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6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

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

——威拉德·蒯因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本质、价值虚无的一遍喧哗声中，谈论“本体”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反观整个二十世纪哲学思潮，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所竭力回避的东西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自康德以降，本体论似乎已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但它却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各色各样的哲学体系或理论之中，因为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实在是人类对大千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也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得以建构的基础。

新闻学引入“本体论”范畴绝非故弄玄虚，它是人们对新闻的实质进行刨根究底追问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对新闻及其现象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无限追求，同时也体现出新闻学在其自身建构中对“基础”的重视。

本体指向终极的存在，展示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与“现象”相对；本体论则是对本体加以揭示和描述的理论体系。不言而喻，新闻本体论关心新闻及其现象的终极存在，是对新闻内部质的规定性的揭示和描述，它要追问新闻“名”下藏着的“实”，试图从根本上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

一

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入“本体”的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的实际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之中。这种探索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众说纷纭的新闻定义中。

关于新闻定义，据说近200种。但近年来在各种文章、著作中出现比较多的，因而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

·新闻是······报道，或传播：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新闻是······意识，或“意识形态”：

“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报道新闻事实，并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以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

·新闻是······信息：

“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

·新闻是······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喻权域《与香港同行谈我们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看法》）

仔细考察这些定义，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所指”并不相同。陆定一同志的定义指向新闻报道（作品），吴高福先生的定义似乎指向新闻事业，而宁树藩、喻权域两位先生的定义则指向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本身。暂时撇开吴高福先生的定义，另外两种定义恰好与现代汉语中“新闻”一词的两种主要涵义相吻合：一是由有语言、文字、图象等符号构成的新闻报道或新闻作品，如“全国好新闻评选”中的“新闻”；二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或信息本身，如“世界十大新闻”中的“新闻”。应该说，新闻学中“新闻”一词所指不明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新闻”名下就同时包含着“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和“新闻纸所登之新闻”两种所指。到了四十年代，陆定一同志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对“新闻”的两种所指作出区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陆定一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唯物主义的新闻观，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是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实际新闻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也许正是由于对“新闻”和事实这种严格的对象式区分，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在其以后的建构和发展中，渐渐演变成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追究的先在的设定。它是“新闻”的来源，却不是“新闻”；它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则一无所用。极而言之，这种“新闻学”中的“事实”颇有些像康德认识论中的“物自体”，设定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感性提供一个经验的来源，或者具体说，仅仅是为“报道”这种空洞的“形式”提供一种“质料”。当事实在“新闻学”中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便被放到了一边。“新闻学”真正的逻辑起点和全部建构“基础”落在了“新闻报道”上。于是，在陆定一同志那里“第二性”或“在后”的东西，“新闻学”研究中实际上成了“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而“第一性”或“在先”的东西则被放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新闻学研究中“主观化”的倾向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有了自己的藏身之所。

不过，在我看来，一个词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概念出现时，其涵义比它在日常用语中作为普通名词出现时的单纯指称意思要丰富得多。因此，仅仅从名词的所指方面来理解陆定一同志的“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原则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属认识论范畴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中则包含着本体论的前提，而且这个本体论前提是陆定一同志十分重视并反复强调的：“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仅仅把新闻“本体”作为一种先验的设定，而不再加以追究，以至于造成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新闻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真实、新鲜、公开等一系列表明的“现象”上。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新闻”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这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在于揭示被“新闻”指称的对象为什么就是新闻，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些对象成为新闻的。只有这样，新闻理论的触角才能穿透新闻“现象”的表层，进入它的实质，发现它的“本真”。也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找到自身建构的坚实“基础”。但实质也好，“本真”也罢，不应该是一种预先的设定，而应该在“本体论”的追问中加以揭示。

二

吴高福先生正确地指出了本体论之于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性：“新闻的本体论问题，是新闻学中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也是解决新闻学中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往，新闻学研究中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1]但吴先生关于“新闻本体”的基本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

吴先生关于新闻本质（本体）的基本看法前文已引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先生的具体论述。根据吴先生的观点，新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于新闻本质上是一种意识。那么，新闻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呢？吴先生似乎是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的。首先，吴先生对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做出一分为二的划分：一类是物质世界；一类是精神世界。接着，吴先生便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问题：“新闻这种现象是属于物质世界，还是属于精神世界”[2]？我觉得，物质和精神在辨证唯物主义那里并非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而是一对关系范畴。他们的对立只是在解决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3]辨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可以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满足于对物质和精神做出知性的区分，而是理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把某种差别作为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的一致。显然，吴先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只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但吴先生没有从这种对立中发现物质的决定作用，而是“发现”了新闻现象的归属），却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脱离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正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吴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吴先生“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4]的结论是一个我所不能接受的结论。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吴先生之所以认为新闻是一种意识，还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任何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感觉、报道，或相互传播，才是新闻。”[5]不难看出，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形而上学式的对立在这里转换为“事实”与“新闻”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形式逻辑上引出的必然后果是：如果承认“事实”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要承认“新闻”是一种精神性的意识。然而，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脱离“事实”的“新闻”，就像根本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一样。“事实”固然需要人的感觉和传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但“新闻”决不就是感觉和传播本身。恰恰相反，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新闻本质上是被感觉和传播的事实，而不是对事实的感觉和传播。我不明白吴先生既认为“事实本身不是新闻”，为什么却认为感觉、报道或传播本身就是新闻呢？其实如果把感觉、报道或传播视为某种“形式”，它们可以被纳入各种内容，而唯有纳入“事实”这一内容后，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报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一回事，内容决定形式又是一回事。就像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是一回事，存在决定意识又是一回事一样。而唯物主义本体论首先要确立的是后一个命题。从后者看，“新闻”之所以为新闻在于它报道了事实。就是说，是事实决定了“新闻”成为新闻。作为个体的事实的确有赖于人的感觉才与人发生关系，才对人构成意义。但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们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等同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6]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回答思维与存在、精神（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体论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意识）和物质，哪一个是根本（本原）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则是思维是否反映现实，能否正确反映现实以及怎样反映的问题。“用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7]因此，我们说，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离开了一定的本体论前提，认识论的内容立即就会变得含糊不清；而把认识论本体论化，则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陆定一同志是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出发，在认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新闻”（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吴先生则完全抛开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前提，直接从一般认识论中得出了关于新闻本质的错误观点。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还想简单谈谈吴先生从“新闻是一种意识”到“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论证。在吴先生看来，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种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一般称为社会意识的多种形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8]，如果根据吴先生的这种观点看，全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倘若吴先生真的作如是观，那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说明吴先完全是从特定的描述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根据俞吾金博士的研究，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俞博士把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9]当年王中教授，葛迟胤先生撰文反对说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从这一含义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

三

我认为，在对新闻本质的探索中，宁树藩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启发性的。

宁先生是国内研究新闻史的专家。他对新闻本质的思考和探索不是从一般的哲学原理出发，而是从具体新闻文体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出发。这当中蕴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值得注意：各种新闻文体只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的本质存在于新闻文体这种“现象”之中。“现象”往往遮蔽着“本质”，但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本质”。宁先生在比较、研究各类文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等，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把它们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在了解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还有，“我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及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10]经过这样的分析，宁先生得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的结论。

与那种从一般哲学理论演绎出“新闻质的规定性”，然后再用具体的新闻作品加以说明或证明的做法不同，宁先生未对新闻及其本质进行任何先在的设定，而是直接从具体的新闻“现象”入手，并透过“现象”，直逼新闻的“本质”。在宁先生的分析中，各类新闻文体或各种新闻作品的外在的、非决定性的、作为“条件”出现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居的东西被一一拂去，而新闻作品内在的、决定性的、作为“根据”出现的，因而也是恒定的“质”被揭示出来了；在宁先生的结论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不仅只是新闻的认识来源，而是新闻的内在根据；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不再仅仅是某种手段，而是新闻传播活动区别于其他所有传播活动的实质。我认为，宁先生在追寻新闻本质（体）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使他的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宁先生对新闻的基本认识不仅较其他人深刻，而且也是对唯物主义新闻观的有力支持和重新强调。这对纠正新闻学研究中时常出现的“主观化”倾向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新闻现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人类社会与生共存，密切相关。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那种试图仅仅从事实本身追寻新闻本体，那种企图把人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需要彻底排除在新闻本体之外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不赞成把新闻定义为“新近发生和变动的事实。”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宁先生在“新近事实的信息”前面所加的“被报道（或传播）”也还没能真正揭示出新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联系。

当哲学本体论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完成了从外在世界对象式的追溯到对人类自身需要、价值实践性的探索的转折后，新闻本体论研究难道不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什么吗？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切纯然客观存在的东西如同纯然主观的东西一样，一旦脱离了人类实践就不具有存在论上的意义。

在对新闻本体的追索中，“事实”或“事实的信息”对新闻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已经被揭示。这就是说，是“事实”及其信息使这类作品成为新闻作品。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使“事实”及其信息成为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的呢？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新闻事实，也不是所有经报道或传播的事实就是新闻事实。换句话说，“事实”及其信息固然可以把一般作品和新闻作品区分开来，那么区别一般事实与新闻事实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新闻本体论”来说，宁先生从作为“现象”的新闻文体或新闻作品中揭示出的其实是另一种“现象”，只是这种“现象”离“本质”更近了。在“事实”或“事实的信息”背后必定还有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可能有“事实”与“新闻事实”之分。现在我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哪些事实是新闻事实，哪些不是新闻事实？显然不是报道或传播。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决定事实为新闻事实的“东西”称为“新闻品质”。我认为，不具“新闻品质”的事实，即使报道或传播了也不是新闻，或者说只是徒有新闻之名；相反，那些具有“新闻品质”的事实，你不去报道和传播它们，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和失职，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新闻。当对新闻本体做这种进一步深入的追问是，我们恐怕不难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的对象式的纯客观存在。追寻新闻本体的人其实包含在他所追寻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所在：一方面我们要为新闻的终极存在寻找到一个客观依据；另一方面我们则惊讶的发现，这种客观依据其实与我们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在这一困难面前，唯心主义无能为力，旧唯物主义也无能为力。而实践唯物主义则能够为我们指示出一条通向目标、不断延伸的道路。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

四

纵观整个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似乎与新闻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仅没有深入追问过，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集中表现在：只看到事实的客观自在性，与精神或意识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它的“为我性”或“社会性”，它与精神或意识的同一性。在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论著中，甘惜分先生便对事实做出这样的规定：“事实…..必须是在我们主观之外地存在着的事实。”[11]随后，有人干脆把事实视为“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12]，到了九十年代，关于事实的这种片面认识似乎没有丝毫改变。例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的东西”[13]，“事实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客观实在性”[14]，“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15]。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成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成了默写物理和化学属性的总和，它不仅对人而且对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着。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本身作为“存在物”无法移动半步，而只能通过一种类似能量、质量的物理属性——信息来扩散或传播；也正是在这样的规定性中，事实与新闻实际上被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事实不是新闻，而是一个“自在的东西”；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属于“精神世界”。

我认为，新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类社会来谈论“事实”。新闻学谈论的事实根本不是那种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与人的社会存在一刻也不能分离的事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相信“自在事实”的存在[16]，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这种“事实”只有当其被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有绝对的理论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能够谈论的只能是那些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它依存于人类社会，却并不依存于某人或某集团的主观意识；它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下面让我们对这种事实做一些具体分析。

事实不同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种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例如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或他娶约毖芬叫做事实。”[17]维特根施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对事实与事物作出类似的区分。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人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来反映，并用一个词语来表达和指称；而对于事实，则必须用一个判断来反映，并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和陈述。因此，我们说，事实并不像事物那样，是某种对象式的实体，而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不能仅仅是某些性质和关系的纯粹存在，它还需要人在具体的经验中对其中的性质和关系进行确定。一种事物往往有多种性质，这些事物性质之间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人只能对其中的某些性质和关系做出确定。现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简单地说“事实是主客体的统一”，因为这样不仅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事实作为经验对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作为经验内容却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许多人在这里陷入一个自德谟克里特时代以来哲学界争论不休的悖论：同一个东西，却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方——既在外部空间，有在人的心灵里。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似乎不可能。因此，有人断言，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新闻学研究中“事实”与“新闻”的对立，其根源也在这里。本世纪初，威廉.詹姆士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谜底：“这个谜归根到底和一个同一的点为何存在于两条线上的谜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点处在两条线的交点上，它就能够同时存在于两条线上。”[18]我认为，抛开詹姆士的基本哲学立场，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事实看作人在实践活动中与事物自身的一系列性质和关系相遇的某个“点”是合适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处在这两个进程的交点上：一个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识或思维进程，一个是事物自身性质、关系的自然进程。两个进程分别把事实连结到不同的组里，使它既属于这一组，又属于那一组。在这种情况下，把事实归入任何一组看似都有道理，但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唯有在上述两个进程的交点上才能真正把握事实。

根据上述观点，事实必然包含两种成份：客观成份和主观成份。那么，如何看待事实的客观性呢？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事实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脱离人类社会的客观性与脱离人类社会的主观性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人总是根据自身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条件来经验和断定事实，他无法超越这些条件去把握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句话，人是在社会共同认识的范围内来界定事实的客观性的。我这样说也许太抽象，那就让我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把。先看“单元事实”，维特根施坦把它称之为“原子事实”，指分析事实的最小单位，它本身不可能再分解为任何事实。“单元事实”具体的表现形式当是主词和谓词构成的陈述，如“北平解放”、“拉宾遇刺”等。陈述中的主词当有一定的实指性，或指向某个人，或指向某个物，或指向某一地区，或指向某种现象；谓词则是对主词所处某种状况的断定，没有明确的实指性。一般看，主词的客观性似乎不构成问题，[19]关键在谓词部分，因为任何“断定”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认识形式。正是在这套形式上，许多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康德的认识论几乎就是为了它而展开的。这里我只能原则性地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所具有的一切心理结构和认识形式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在漫长的社会实践（首先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形式不过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无数次感知经验的不断保存、积累，最后内化、凝聚和积淀的结果，它对全体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普遍的“通约性”。就是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用这套感知形式来断定事实的，而这种断定又是为其他人所承认和理解的。例如，“北平解放”中的“解放”，“拉宾遇刺”中的“遇刺”，我们都承认并理解它们的意思。因此，“单元事实”中谓词的客观性便在人类社会认知形式的普遍“通约性”中得以存在。再看“多元事实”，维特根施坦称“复合事实”，它是几个“单元事实”组合而成的。由于“多元事实”原则上可以拆卸为一个个“单元事实”，如“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便可拆卸成二个“单元事实”，其客观性似乎不用多说。[20]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与“新闻”的同一性问题。因此，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太“离经叛道”了：新闻不是事实的什么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属于“精神世界”。新闻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这才是新闻与哲学、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过去对新闻本质的理解当是对新闻作品（报道）本质的理解。新闻作品是具体的个人或集团对新闻的物化反映形式，它依存于这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识，属“精神世界”，因此新闻作品自然不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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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说新闻就是事实当然不等于说事就是新闻。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是长期困扰新闻理论界的又一难题，也是新闻本体论所要解决的、带有实质性的问题。过去理论界试图从二个不同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定义的层面上，通过定义的“种差”解决问题；二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比较分析“新闻”的特性解决问题；三是从价值的层面上，通过“新闻价值”理论解决问题。据此，有人反过来认为，三个层面实际上所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21]，而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仅仅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或三个方面，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论分几个方面，它们在根本上却是同一个问题，即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新闻。事实上，仔细考察一下上述被分别放在不同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它们最终得出的某些结论往往有许多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如“新鲜”、“公开传播”、“重要”、“变动”、“显著”、“共同关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同一的。因此，在新闻本体论中，或者说在新闻学的“元理论”中，新闻的定义、特性、价值本质上是统一的。[22]哪些事实才是新闻？或者说哪些事实具有“新闻品质”？“新闻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清理出两条思路：一是从“事实”本身考虑问题，二是从传播者方面思考问题。先看前者，从事实本身思考问题的同志显然强调的是“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认为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志，而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决定该事实成为新闻。这在一定意义上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把事实身上体现的某些属性当作该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当作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的东西，那就错了。以“新闻”和“重要”为例，有人认为：新闻必须新鲜，就像水果上市一样，必须快摘、快运、快售，否则就会因腐而失去其甘美。[23]新闻必须新鲜，这当然不错，但新闻的新鲜与水果的新鲜却有质的不同。后者是一种完全不依赖于人的纯自然属性，它对不同的人甚至动物都以绝对同一的方式呈现自身；而新闻或事实的新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它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必然因人而异。将事实向人呈现的某些属性当作其自身固有的东西，这一思想在我们的新闻学论著中并不少见。早在八十年代初，甘惜分先生就流露过这一思想：“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并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芜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24]到了九十年代初，刘建明先生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个说法。[25]显然，上例中的“最新的”、“重要”或“重大的”被视为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了，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然而，事实的新旧或重要与否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事实是否新鲜是相对于我们的经验和认识而言；事实是否重要是相对于我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其实，甘先生之所以会事先设定他所想象的那个事实是“最新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已经在观念上把这一事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了。的确，不与人发生关系的事实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可能具有什么“新闻品质”。那种仅仅从事实本身的固有属性寻找“新闻品质”的做法，如同仅仅把事实看成“客观自在物”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竞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6]一些资产阶级新闻学者确实抓住了旧唯物主义的弱点，在发展“能动的方面”的同时，积极贩卖他们唯心主义的货色：“事实的现实性并不是事实本身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关心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感觉”[27]，“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内的假构是真实。社会的事实，经过新闻而凝固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而，对于我们，在新闻上所显示的世界是真实；不在新闻上所显示的实在毋宁是虚伪。”[28]

再看第二条思路。平心而论，从这条思路出发的大多数同志本意并不在探讨“新闻品质”，而在讨论“事实”到“新闻”的转化过程，或讨论“事实——传播者——新闻”三者间的关系。但由于他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依然在于“事实”与“新闻”的对立，新闻传播者自然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逻辑自身的发展，新闻传播者必然会被认定为从“事实”到“新闻”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同志看来，事实要成为新闻，离不开传播者的反映、报道或传播。因此，在各种新闻定义中，报道和传播要么成为新闻的“属”，要么成为新闻的“种差”。西方甚至有人认为：“我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29]这样一来，哪些事实是新闻似乎完全取决传播者的主观意志或传播行为了。于是，新闻工作似乎成了新闻工作者自由一直驰骋的天地，新闻机构仿佛成了新闻活动的主宰力量，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成了由新闻机构来款待的客人。请看：“在事实、新闻机构、群众三者之间，事实是材料，新闻机构是媒介，而广大群众是新闻机构的服务对象。广大群众是否能够知道某种新闻，是否能够得知事实的真相，决定于新闻机构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新闻来款待它的工作对象。”[30]于是，“大众媒体”成了新闻本质的决定因素，在“大众媒体”面前，不仅“新闻”成了被“规定”者，而且事实也变得苍白无力了。请看：“就新闻来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和目的，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新闻”，“对于新闻学来说，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比之事实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正是它决定了新闻的命运”，“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大众媒体对新闻的本质的规定，是因为我们害怕遮蔽了新闻神圣的‘客观性’的要求。”[31]这里，我实在不能用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后来这位作者对新闻理论问题所做的“重新思考”，而只能用两句话重申一下我所坚持的“陈旧观点”：不是有了“大众媒体”才有新闻，就像不是有了医院才有病人一样。“”控制下的“媒体”的确以其“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了新闻的命运”，“事实本身”在他们的目的面前的确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历史和人民却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看来，“新闻品质”的根源既不在事实身上，更不在传播者身上。那么，“新闻品质”究竟在哪里？

六

新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新闻活动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首先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基础的客观物质实践），“新闻品质”也是根源于这种实践。关于“新闻起源”，国内学术界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发现“新闻品质”，并对这一品质做出理论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32]。人在实践中必然产生对自己实践环境的“知”的需要，同时又通过实践来满足这种需要。就是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3]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上述“知”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一起包含在实践过程中，其中不存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绝对分辨准则。第二，不能仅仅从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看待这种需要。如果仅仅从前者出发，我们所说的那种与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需要就会被生硬地剥离开来，变成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欲望”。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把握这种“需要”的本质：它是人类为了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需要”，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的“知的需要”的总和，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我们新闻学中常说的“受众需要”本质上就是这种需要。它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因“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而改变。不是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也不是“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决定这种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决定“大众媒体运作的动力和目的”。这是被大量的新闻实践所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

所谓“新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是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新闻传播者正是根据它来判别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我们常说的“新闻价值”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它来决定的。这里，我不得不涉及以下新闻学中的“客观性”问题。我们过去谈论“客观性”大多着眼于尊重事实。我认为，“客观性”除了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要尊重事实外，还要求在新闻实践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知的需要”。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免发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该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呢？如果真的像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肯定的那样，那么人作为“人的类的特性”的本质也就丧失殆尽，因为人将从此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从而失去“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使自己完全降格为“现实的”存在物。[34]在我看来，新闻理论提倡“客观性”不仅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遗忘了脚下立足的土地”，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立足于这块土地，我们才看到了这块土地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才有“理想”，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客观性”在新闻学中不仅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着伦理学上的意义。从后一种意义看，它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人民负责；包真事、说真话；对历史负责；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对自身负责；不趋炎附势，不苟且偷安。它类似康德伦理学中的“绝对律令”。正是在它面前，新闻工作才显出她的尊严和神圣，新闻工作者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展现出生命的辉煌！

人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知”的需要只是“新闻品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基本特性，即“新闻品质”的客观社会性。“新闻品质”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客观对象性。“新闻品质”必须与具体的客观对象——事实相联系，必须要在具体的事实身上体现自己。由于我们所说的事实是那些在实践活动中与人相遇的事实，亦即所谓“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向人呈现并为人存在（即为人所用）的事实，是一种“人化的事实”。正如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高度所说：“在社会中…….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35]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着人类历史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某种需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36]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历史行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依然会以各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对自身所处环境“知”的需要便是这些需要中最基本的需要之一，此外还有“知”的需要（对应于科学、哲学等）、“感”的需要（对应于文学、艺术等）。在具体的新闻活动中，所谓“人的本身力量的实现”无非是指人们从作为对象的事实身上发生人的这种需要，同时也是在事实所显示的某些性质和关系中体现出人的这种需要。我们过去所说的事实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等等，并不是事实本身所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是这种需要通过事实折射出来的光芒。“人化的事实”就是“对象化的事实”，就是凝聚了人的知性需要之光的事实。“知”与“行”从来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知”是为了“行”。人们不仅需要知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需要知道对自己不利甚至有害的事实。这一现象在统一于实践的“知”“行”关系中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新闻品质”的社会性和对象性是完全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看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只有在逻辑上，在科学中才能把两者区别开来看，而在现实中，这二者则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完整的统一体，彼此互为前提、互为依据。至此，我们可以说，“新闻品质”是人的“知”的需要的对象化。它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内容，它的内容总是随着人的实践，随着历史、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过去我们用语言来界定的一些貌似具体的内容（如“新鲜”、“重要”、“共同兴趣”等）其实也并不具体。语言的抽象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也许是在人的认知途中无法逾越的鸿沟。为此，我不得不在回答新闻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把“新闻品质”转化为一种类似人类心理结构的抽象形式，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关注”。它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因此无限的内容将在其中不断展开；它在实践中通过与事实的无数次相遇获得自身，同时又将自身，同时又将自身的光芒投向作为对象的事实，从而使事实具有了一种新的品质。什么是新闻？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这里的“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后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前者则表现为人的“亲身传播”或“体内传播”。

耐心读完这份“论纲”的读者也许回有些失望，因为我的新闻定义似乎并没有多少新“货色”，但任何定义都只有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才能显出它真正的意义，孤立的定义不仅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令人生厌。应该说，这份“论纲”只是研究的开始，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我真诚地希望学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

资料来源

[1]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5页。

[2]同[1]，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8页。

[4]同[1]，6页。

[5]同[1]，7页。

[6]同[3]，6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

[8]同[1]，10页。

[9]参阅俞吾金：《意识形态论》，127-129页。

[10]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1987年第5期。

[1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38页。

[12]张宗厚等《简明新闻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51页。

[13]成美等《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41页。

[14]同[1]，167页。

[15]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40页。本人过去也是这种观点的执有者，参阅拙著《新闻学基本理论》，黄山出版社，1993年版。

[16]我们关于“事实”的某些观点和材料主要受惠于彭漪琏先生的《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但彭先生对“自在事实”的断然否定，认为“事实不可能是自在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自在事实’”的观点是我所不能苟同的。这里，我只引述两位科学家的话。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92页）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电子和质子的存在（这里的‘存在’当然包括其性质及运动情况，引者按）…….并不依靠它们是否被知觉到；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在宇宙还没有一个知觉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的年代。虽然它们的存在并不依靠知觉，但是我们还是依靠知觉才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认识的顺序和因果的顺序恰好相反，就认识的顺序说，观察黑白形态的天文学家的短暂的主观经验发生在前，而那块广漠、遥远和属于很就以前的星云出现在后。”（《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4-15页）另一位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物理学家玻恩也说过一段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在这里（指科学研究中，引者按），人们常常与日常生活范围以外的现象打交道。你通过高功率显微镜看到的东西，你借助于望远镜、分光镜，或者各种各样电子放大仪器所觉察到的东西，如果没有理论，就不能理解；它们必须加以解释。在最小的领域里如在最大的领域里一样，在原子领域里如在恒星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的现象和我们周围事物的通常的样子是不像的，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才能描述。在这里，现象后面是否存在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世界，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接着他对这一无法逃避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但是说它们是完全空虚，是彼岸世界的某种东西，这与事实不符。别忘了在生产像发动机、飞机、核反应堆、塑料、电子计算机等等东西方面，它们能派多人的实际用场。核研究弄得不巧说不定会把我们送到‘彼岸世界’去。”（《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97-98，99页）所以玻恩也肯定，“存在一个客观物理世界，它本身是按照不依赖于我们的不变规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4页）

[17]罗素：《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39页。

[18]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页。

[19]在语言哲学看并非如此。这个问题不宜在这里细说，可参阅涂纪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徐友渔等人著的《语言与哲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0]“多元事实”并不简单等于“单元事实”之和，而是大于“单元事实”之和。但这不是此处要论述的问题。

[21]或两个问题，如王中先生曾用“新闻学的第一课题”和“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表述过这一观点。参阅王中《新闻学的第二课题》，载《新闻大学》1982年第4期。

[22]这种统一与现代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论理学）的统一相一致。当然，“统一”不等于“同一”，在具体的理论展开中，它们仍有各自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

[23]高宁远：《新闻传播基础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7页。

[24]同[1]，39页。

[25]见刘建明《宏观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

[27]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30页。

[28]管翼贤：《新闻学集成》第一辑，3页。

[29]转引自LeowJeffres，MassMedia：ProcessesandEffects，WavelandPress，1986，105页。

[30]同[11]，40页。

[31]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32]同[26]，32页。

[33]《资本论》第1卷，559页。

[34]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3页。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7

姓 名：徐坤 专 业：新闻传播学类

年级班级：2006级4班

学 号：06022123

指导教师：李亚玲

实习内容：高校校园网络新闻采编

实习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 民大在线新闻网

实习时间：2008年1月22日6月12日

实习目的：了解高校网络新闻采编流程，学习新闻写作和。

实习单位意见：该生在宣传部工作期间，踏实认真，任劳任怨，表现突出，写作、能力强，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

实习单位

民大在线由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主办，是民大最具权威的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全天候运转的校园新闻·综合门户网站。包括新闻网、英文网、学子网三大精品子网。民大主页直接民大在线新闻网，单条新闻访问量在2000以上；学子网致力于打造民大学子网络文化家园；主页英文版即为其子网英文网。网站秉承“融通人本 专业化”的理念，立志打造民大校园第一媒体。

具体实习内容：

一、校园新闻采写：

1、在近5个月时间里，共采写新闻消息20篇，约计15000字。

2、发表新闻图片近20张。

3、工作通讯：5600字

4、拍摄视频新闻一条：

5、撰写业务论文两篇：

（1）《关于分线跑部门的一些想法》，2200字。

（2）《随时的战斗准备一个校园新闻人的五年杂感》，12000字，（对南湖思政网新进行业务培训和交流）。

二、校园新闻：

1、每周值班一天，平均每次各类稿件8篇，共计稿件100余篇。

2、直接组织新闻网采写稿件7篇：

3、组织采写“校园安全”系列稿件数篇，代表民大在线新闻网与校保卫处协商并签署保卫合作方案，即新闻网为保卫处提供治安信息和安全知识宣传平台，保卫处每月为新闻网提供治安情况统计，供新闻网专稿，并及时提供其他新闻线索。以及时与师生息息相关的校园安全信息，提高广大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和谐校园。更好更全面地报道校园新闻。

4、专门负责新闻网“媒体民大”版块的稿件搜集和，确保第一时间上传社会媒体对民大的报道。

5、研究网络新闻业务，重点研究新闻标题制作，对比门户网站和其他高校网站标题制作情况，发起并与指导老师以及同事们讨论标题制作问题。

实习总结：

一、关于校园新闻人的视角问题

所谓视角，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作为一个校园新闻人，的时候是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出现的，今天党委有个会，明天社团有个活动，我们去记录一下，回来一整理，从头写到尾。大一的时候，我就热衷于赶场，一天跑好几个新闻，但很多时候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这样久了，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受众观念没有了，遇到新闻就开始记。

要知道校园新闻和社会新闻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多稿件不叫新闻，叫宣传稿，没人看的东西。所以做校园，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时刻保持清醒：不要被自己局限了。不能因为是校园，就不去想如果是社会媒体应该怎么来做新闻。也不能因为现在做的是网络新闻，就不去想报纸、杂志、广播新闻该怎么做。比如网络新闻一般都应该是实题，是一行题，我们在写的时候就得想想：如果是给报纸投稿了？那就拟一个两行题，三行题试试，虚实结合。

社会新闻可以等同于真正的新闻，什么是真正的新闻？我觉得真正的新闻一定是有点的，一定有一个让受众感兴趣的点，所谓新闻的亮点。看看我们现在写的很多稿子，不是没有点，很多时候是点太多，亮点被淹没了，或者是采访不到位，没有抓住关键点。所以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是否沉醉在成为“写稿机器”的狂热中，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稿子，是不是有亮点。

平时一定要多看报纸，多看网络上的新闻，看别人的稿子是怎么做的，做得好不好。假设一下如果是我，我会从哪个角度去处理。

校园新闻人要尝试培养社会新闻人的视角，像真正的一样行动，做真正的新闻。

二、关于校园新闻人的责任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如果说这是新闻人的责任，那么作为一个校园新闻人，我们又有什么责任？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记录民大。“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大的方面，《我校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我校获得民族学博士研究生授予权》等等新闻，都是在记录民大的变迁，民大的发展。小的方面，我们又在记录很多普通民大师生的生活，记录他们日子中的点点滴滴。

第二个责任就是舆论监督。有人会觉得在大学校园里谈舆论监督是笑话，或者说作为党委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下属的媒体，不可能去批判，去揭露。事实上这是可能的，当然在前的从业环境下，监督的方式应该更为和缓，并以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出现。校园中的真善美，我们要宏扬，校园中的假丑恶，我们要抨击。有争论暂无结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将它搬到台面上来说，让真理越辩越明。

去年新建的26栋学生宿舍，楼下原来停放自行车的地方被围起来了，要做商业用途。这样同学们的车子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停放了，楼前草坪、路上到处都是，而且被日晒雨淋的，同学们意见比较大。我和同事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去了好几次后勤集团反映问题，发了两篇稿子，虽然现在车棚还没有建好，但至少在楼前铺了一块地砖，车有地方停了。我们还准备继续关注下去。为什么要“穷追不舍”？我们认为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我们有权反映，有权督促学校有关部门改进。我们先后组织了两篇稿件：

《“脱缰”的自行车》 《“脱缰”的自行车之后续报道》

在处理同学与学校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身份和作用，我们向部门反映建议和意见，向同学们传达部门的想法。尽量不要得罪部门，首先我们代表的是媒体，把自己当成代表而不是当事人。

媒体的责任是畅通上传下达，维护同学们的利益，并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当中去。现在看来，校园媒体在舆论监督这一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三、关于校园新闻人的乐趣、荣誉与成就感

如果哪一天我的新闻梦碎了，那一定是中国的媒体都失去影响力了；那一定是我厌倦了抛头露面的生活；那一定是做新闻不再让我激情万千、如痴如醉了；那一定是做新闻不再让我灵感如泉涌了；那一定是做新闻不再让我很享受，不再让我很有成就感了……

这就是我热爱新闻的原因：做新闻可以获得乐趣、荣誉与成就感。

1、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认识很多稀奇古怪的人。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关于活动的新闻，而我比较喜欢校外的活动。走出去可以开阔眼界，体验社会，还能接触到社会媒体的，和他们交流。

2、新闻发生，我在现场的成就感：

恩格斯说：新闻工的最大荣幸就在于他们能够目睹历史怎样形成。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凤凰的概念是我的梦想，新闻发生时我在现场。在凤凰做新闻你会觉得我是地球村的一个成员。”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说过：“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作为一个战地，她的敬业精神体现在永远处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

我很享受在新闻现场的感觉。假如你在民大建校50周年现场报道，假如你在中国大学生李宁杯足球赛开幕式现场报道，你会感到自豪和荣耀吗？

3、所在媒体影响力带给你的荣誉：每个媒体都有它独特的影响力，当你说你是校报时，别人会想到校报的权威和严肃；当你报你是新闻网时，会想到及时和活泼；当你保你是思政网时，会想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独到作用。

四、关于校园新闻人的形象建设与推广

校园新闻人是以一个公众形象出现的，这个形象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受众对你所在媒体的评价，影响你新闻线索的多寡。所以进行形象建设和推广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你要想清楚自己适合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量力而行。是对新闻的偏执态度？还是你的积极主动热情有礼貌？先影响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先告诉他们：我很热爱新闻，有线索请及时通知我。然后向刚刚结识的人推介自己，力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也成为你的通讯员。培养通讯员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之一，如果能构建自己的通讯员网络，那你就不愁没有新闻线索了。

此外，还可以自己去设计制作名片，方便，也显得专业。我是因为自己的字写得比较难看，印上一盒名片，需要的时候发一张也不用出丑了。

同时可以建造自己的网上宣传平台，空间、博客。我个人比较喜欢博客，这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个人网页。用心把博客建好，在名片上打上网址，作为自身形象建设的辅助手段，也可以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

五、关于校园新闻人的大局观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每天按部就班的采访，写稿踏踏实实工作，这很重要。但我觉得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广阔的眼界和胸怀。这样你的踏实工作才是有计划和有效率的。做校园新闻，首先最好了解学校这一年的工作规划，明确指导思想，把握时代主旋律。这句话并不空并不大，我有亲身体会。我报道过学校06年和07年年初的中层干部会议，也就是对一年的工作进行部署和规划的会议。开完这个会，学校一年的工作一目了然，哪个阶段什么是报道重点，该怎么去挖掘新闻就很明确了。

做社会新闻也是这样，国家的形势与政策，不说你要全部熟知，至少也得了解一些。

六、如何发现新闻

深入实际、细心观察，善于从身边的人和事中得到启示，《校园部分公话将“旧貌换新颜”》《部分破损篮球架将换新》这两篇稿件就是走在路上发现的。会议是新闻的富矿。善于从别的新闻媒体挖掘新闻，善于“炒剩饭”。关注校内、社会影响较大的大学生，《刚充的饭卡少了钱　后勤集团：是你透支了》就是在里发现的线索。关注民间传播寻找线索。从通讯员作品中获得。

七、网络新闻怎么写

就消息写作而言：短些，再短些：短篇幅 短小的段落 短句。标题：实题、一行题。一般不用标点符号网络新闻标题一般宜简短明了（最好在20字以内，不是说硬要凑足20字越短只要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行），最好用实题（不同于报纸可以用多行题），放一个虚题在那里，读者根本不知道卖的什么药，因为标题的位置和空间是固定的最好不要使用标点符号（强调等除外），因为占地方，要停顿，就用空格，如果用破折号，就占了两格，而且我们也不是做报纸。所以建议少用，看看社会门户网站好和其他高校的网站难得看见我们这么多的破折号。要表示承接或者解释，可以使用冒号（只占一格，惜格如命）。

八、所看专业书籍和新闻网站研究：

《网络传播概论》 《网络新闻教程》彭兰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之道 门户新闻网站的运营之道》 陈彤著

《会议新闻学》 靖鸣著

凤凰网 新华网 新闻 联合早报网 清华大学新闻网华中大在线新闻网

实习单位负责人签名：袁年兴老师

指导教师评语：

实习报告成绩：

指导老师签名：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8

一关于有线电视新闻台

有线电视新闻台简介：有线新闻台是全球首个全日二十四小时以广东话广播的新闻频道，包括《重点新闻台》、《财经资讯台》、《24小时新闻台》、《直播新闻台》四条频道，拥有五百多人的新闻团队，每天24小时为客户提供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有线电视新闻台更是香港首间建造“全数码新闻中心”的媒体，率先带领香港进入全数码广播。

二实习前的准备

因为有线新闻台没有在内地落地，所以在之前一直没有看过它的节目。也可以说对它根本不了解。上网所能查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对它的了解，也是停留在学院老师对它的介绍。不过，在出发前，多留意有关香港的新闻，看tvb和亚洲电视的新闻，不但助于多了解香港最近的新闻热点，还可以对新闻媒体的制作模式有个初步的了解。

另外，去香港实习临出发前，还要注意检查好自己的证件是不是已经办好，行李是不是带齐。这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如果不做好，那么就会给实习带来很大的麻烦。

三实习工作

这次能去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实习，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对于读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多实践。多出去外面看看其他地方的媒体运作方式。而在香港这样一个宽松，自由的新闻环境，有线新闻台是我们更进一步学习的理想平台。第一天去新闻台报到的时候，港闻部的采访主任黄庆州先生第一句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在实习的过程中，能学到什么取决于你的态度。”而且他还补充说，来实习的意义，就是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表现出来，电视台不会从头开始教我们。这翻话，是个指引，也是个提醒，他让我明白到，在以后的五个星期内，能学到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而且我们也不仅仅是代表我们自己，我们所代表的也是我们学院，还有他们对内地学生的印象。

港闻部——每天都像是打仗

说港闻部（也叫assignmentdesk）是整个新闻台最忙碌的地方一点都不为过。每半个小时更新一次的新闻，几乎每一条新闻都要有followup。有时候，一条新闻，又需要几个记者采访不同的部分，而这些新闻又是耽搁不得的。在assigndesk里，真的可以充分感受到什么叫做跟时间赛跑。

在港闻部实习的三个星期里，我们一般都是以观察为主，高等法院，政府总部，教统局和立法院是我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法庭、教育和政务这几个线条的新闻跟的最多。跑多了，也自然而然的跟负责这些方面的记者渐渐熟落起来，看多了他们问问题的形式，以后独自做采访，也上手得比较快。

每天晚上十点左右，记者就要打回台里查自己的assignment，知道自己第二天要采访什么新闻。在新闻量多的时候，一个记者一天内做五条新闻也是很正常的事，这是在内地媒体实习的时候绝对无法想象到的。

而teamwork对于电视媒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点，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强调的一点。一条新闻的出来，不是记者一个人或者是编辑一个人的功劳。它需要全部人都很优秀，如果是在拍摄环节中，摄影师拍得不好，挤不到好位置，那么无论记者的稿写得有多好，画面不好看，这不是一条好新闻。又或者，如果负责开车的司机，不熟悉路段，稍微开错了几个路口，或者是错了几个红红绿灯位，那么新闻做得再好，被其他电视台先播出了，那也是输了。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很小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teamwork里的成员不合作，做得不够好，那么都会直接影响到这条新闻的质量，长远来说，会影响到整个台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台里面不强调英雄主义的原因。

另外，香港的电视新闻有自己的特色和要求。他们不喜欢在新闻中出现具体的时间，这是因为有些重要的新闻在整天甚至隔天都要重播，如果新闻里面出现“今日早上”，“今日下午5点”这样的时间词，就会混淆观众。香港媒体的新闻较之内地短，一般都是每天1分钟到1分半钟。在半个小时的新闻内，所含的资讯量就会加大，也是为了适应香港人节奏快，对资讯的要求快，准，好的习惯。

在观察了三天之后，我得到了第一次自己实践的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上采访教统局局长李国章。

因为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香港教改一直是个热点关注的新闻，所以每逢教统局长李国章出现的公众场合，都会聚集一大批媒体的记者在外等候。当我到达了会场时，教统局的io（informationofficer）在一开始就说李先生今天大概都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了，大家都似乎认为今天也是不会有收获。但是大家也还是继续等李国章出来，准备突击采访。

教统局的io又表示说李国章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们又马上把麦克风插上，等待李国章出来接受采访。在采访完毕后，记者们大多数都会聚集在一起，互相参考大家所记录到的笔记和听回录音，来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的信息，有些不确定的还会反复问。而相互之间也会参考一下这条新闻怎么报。再打电话回各自的台里向采主报料。在这次报料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向采主说李国章没有回应我们问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说话，我是听到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这样报料回她的台里的，所以我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想当然的觉得也应该是没有回应的，就这样跟采主说了。采主当时没有说什么，就是叫我把派到的beta带和音频先传回台里，让他听。等新闻出了以后，采主再打给我说，其实李国章从他的问题中已经是回应了我们问的问题了的，只是说得方式比较婉转，所以以后的采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分析，要注意听被采访对象回答的问题，如果遇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还要继续跟进下去。有时候，新闻的角度和内涵，就是这样靠记者挖掘出来的。

后来渐渐多了自己采访的机会，每次的采访回来，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幸好记者们都很乐意帮助我，告诉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说，刚开始采访时，问的问题关联性不够强，不够针对，有时问问题又过于绝对，令到被访对象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又或者问完一个问题后没有跟进。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都有强调过要避免的，听的时候好像很容易，但是到了自己真正操作的时候，经常都是遇到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题目和采访对象，手忙脚乱，一拿麦克风，学到的东西就丢掉了一半，心里紧张得被访对象回答什么都记不清楚，也无法说按照他们的回答继续跟进问下去。后来自己总结的时候，也认为，在实习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不能遇到什么自己不熟悉的采访对象时，就慌慌张张的。

港闻部里，给我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压力。无时无刻都感受到压力。在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就有那么多的媒体，一条新闻做得好不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做得好的记者，通常都是行家争相交流的对象，在业内很受尊重。

当一个记者，在体力和脑力上要付出很多，当一个香港的记者，要付出的是双倍的体力和脑力，这也是香港媒体竞争的激烈情况所决定的。记得年前在维多里亚公园，做特首曾荫权的直播的时候，记者和摄像师就像洪流一样，围着曾荫权，大家都是想要抢到一个好位置，我和同行的记者都被踩烂了鞋子，甚至连裤子都被扯破了。

专题部——专供我啃带子的圣地

专题部一周出两档节目，一个叫《香港刺针》，由梁文道主持。专门针对热门的事件，主持和嘉宾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形式有点类似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不过不同的是，《香港刺针》的节目里面还会插入记者对这个谈论的题目做制作的外拍，另节目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不是单纯的talkshow。另外一个是《时事宽频》，是类似于香港电台的《铿锵集》的一档专题节目，相对《香港刺针》来说，《时事宽频》的题材更为广泛，可以是当前的新闻热点，也可以是历史人文，科学技术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时间只有一周，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周的收获特别的丰富。专题部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让我静下心来吸收他们前人做过的专题片。每天一早上班，我就是抱着一叠有小山高的纪录片，跑去剪片室看。一天下来，可以看差不多7、8个小时的片，但是自己都不觉得累，反而一边看，满心欢喜的写笔记，抄下他们好的制作方式。一个星期下来，写满了一个笔记本。

有时，在记者们有空的时候，会跟他们交流国内和他们不同的制作方式，看到一些他们做的很棒的专题，例如中国戏曲、sars系列，医护前线系列，还有一些国内目前还没有办法涉及的区域的专题片，都会问他们整个制作的方式，如何采访，怎么确定整个片的结构，等等。

在专题部的实习过程中，实践的机会很少。但是在看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专题片制作方法。少了出去跑的时间，更可以静下心来回顾实习过程中，自己的不足和把之前来不及消化的东西，重新消化。对于我来说，这一周，也是自己进步最大的一周。

在整个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在实际运用中的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采访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

实习后感：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9

策划对象上的现象与本质

新闻策划应有深度、广度和高度，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新闻，使其具有权威性、可读性、引导性、真实性。但是，新闻策划的对象同其他事物一样，有时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表象或假象，也有些是人为地制造出的一种事件。如果我们的媒体忽视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很有可能有悖于新闻真实性的规律。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多问、多看、多想、多积累、多质疑、多核实。多问，就是多方询问，兼听八方，力求打破沙锅问到底，直至少留疑问。多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多听固然重要，多看更重要。多想，是一个由表入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逻辑思维过程。有时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现象，表面看会和其本质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需要多想，去伪存真。多积累，就是策划人员要多积累知识和各种资料，以便在策划时随时“取用”对照，排除失实成分。多质疑，怀疑不是一种好品质，但做新闻策划的却应多质疑，多问一个为什么。因为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策划者必须广撒网，才能把不知躲在哪个角落的失真成分过滤掉。多核实，提出质疑后还要核实，而且要多方核实或向权威部门核实，才能真正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通过“六多”，完成对各种现象的透视分析，弄清真相，揭示事物本质，使新闻策划有理有据，立得起，站得住，经得起仔细推敲；策划的报道和活动入眼入心，有说服力、有深度。

策划思路上的“上天”与“落地”

策划的思路，决定了宣传的出路。一个好的新闻策划思路必须既要“上天”，更要“落地”。两者缺一不可。

所谓“上天”，就是要吃透上情，即党和国家的重大部署和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执行。始终使新闻策划有据可依、有向可循，保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经济导向、生活导向和行为导向。

策划“上天”时，要充分运用所掌握的信息，不断组合、提炼，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并用，引发一连串灵感，做到以出奇引起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打造媒体的影响力；以出味培养受众的媒体消费习惯，从而打造媒体的美誉度；以出彩吸引和打动受众，从而打造媒体的竞争力。

策划“落地”时，要切合本单位执行能力和具体情况，注重可行性，确定最佳切入时间和最佳方案，做到贴切、贴近、贴心。贴切，就是在大量掌握新闻资源的基础上，全面关注传播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尊重事实，在整体性与针对性上做文章，要能大能小，能发散能聚焦，有效地发挥传播效果，借以提升公信力。贴近，即全方位地考虑受众，包括民风民俗、文体等因素，从老百姓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求切入，多一些“视觉新闻”，少一些枯燥、呆板、干瘪的东西；多一些融人、事、理、景于一体的立体化写作，少一些平面叙事的表现手法。把严肃的报道活泼化，把高雅的报道通俗化，使受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贴心，即要注重策划的震撼力，能够引起共鸣；注重策划的服务功能，做到及时有用，让受众与媒体互动起来，增强传播的亲和力。

策划动因上的服务与功利

新闻媒体有着“喉舌”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功能。但是有一些地方媒体，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服务与功利的关系，使新闻策划偏离了正确的服务方向，凭空造假，违背新闻报道规律；谋取私利，与当事人合伙制造“事实”；违反职业道德，一味推波助澜；隐性采访中触犯法律和规定，还有哗众取宠的策划以及将文学与新闻报道混为一谈等，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形象，扭曲了“喉舌”的功能和作用。

新闻媒介是社会的公器。我们的一切新闻报道都是为大众服务的，不允许有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新闻工作者是时代的守望者、望者。对于我国的新闻传媒人来说，要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宣传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原则。这既是时代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媒体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高举旗帜，围绕大局，科学策划，服务人民，传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把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以提高受众的精神境界和科学认识为归宿，防止单纯追求所谓的热点、消极迎合某些人不健康的文化品位，抵制形形的功利主义策划、有偿策划，始终保持新闻策划的高品位。

策划选题上的善取与敢舍

新闻策划作为现代新闻工作中的一个新领域，并不意味着它对每一个新闻素材都要进行策划，新闻策划的重点应是那些对社会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主题报道、典型报道和蕴藏着重大新闻主题但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闻事件，且具有导向价值、服务价值和兴奋价值。由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各种社会现象纷纭复杂，许多新闻事实需要通过表象进行理性透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其发生不是偶然的，如果往深处探究，可能就蕴藏着重大的主题。成功的选题应该是既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能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又能满足群众的愿望要求。虽有领导重视，而缺少群众的关心，或者虽有众人关注，但上级一时难以解决，都不宜纳入选题之列。筛选选题，要审时度势。矛盾刚暴露，工作才展开，时机不成熟，策划报道则不宜抢先。时过境迁，工作重点转移，不宜再炒冷饭。选题，既要注意结合点，还要注意切入点。在策划重大主题报道和热点新闻报道时，切入点要小，要有利于新闻报道的纵深发展。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选题，才能始终赢得受众，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总之，在新闻策划的选题上，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要善取，又要敢舍。取其精要，舍其杂芜；取其厚重，舍其轻薄；取其时宜，舍其陈旧。有取必有舍，舍是为了取。取有所值，舍有不惜。那种不权衡策划价值，既不善取又不敢舍的新闻报道，只能落得个“好心不得好报”和“劳民伤财”的结果。

策划时机上的抢先与后发

新闻策划的抢先与后发，即是指策划介入时机上的快与慢。新闻策划贵在“快”，但并非所有的新闻策划都必须占尽先机。而有些报道能否取得良好效果，与策划的介入时机是否恰当直接相关。这里说的恰当，既包含着该快则快，又包含着该慢则慢。先后合宜，快慢有度，恰到火候，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而言，时机的选择大致有四种情况：

配合而不雷同。即配合形势变化、政策颁布、工作布置等的需要进行的策划。由于配合式（新闻）策划一般是许多媒体同时进行的，表现在时间上，可能有先有后有中，弄不好，就容易雷同。因此，策划要特别注意发挥创造性，推出独家的策划，讲求宣传艺术，以求达到最佳效果。

即时而不墨守。即一旦遇到突发性新闻事件，立即进行报道策划。这类策划以灾难性事件居多，往往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偶然性，难以预测，策划不可能提前进行，对报道的过程也无法预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和克服看看再说的心理障碍。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以变应变，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使人力、物力达到最佳组合，牢牢掌握报道的主动权。

预见而不坐等。即对尚未发生、可能（或肯定）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进行的策划。由于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其策划的难度更大，往往要设计多种方案，以便随时调整。包括春节、黄金周等节庆报道以及奥运会、世界杯等可以预知的重大体育赛事等。

滚动而不僵化。新闻策划具有动态性的特征，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因此，必须根据新闻事实本身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适时修正与补充原先的策划方案，它既是考验策划者的应变能力，又体现了策划者对报道把握的可持续性，切忌“一个策划用到底，一个方案贯始终”。

策划内容上的同与异

在当今“信息共享”、“同题竞争”的条件下，面对同样的新闻题材，如何通过策划思路的创新把看似普通的选题做出新意，在众多媒体中“一枝独秀”，争夺更多的受众，正确处理同与异的关系十分重要。就是要在同中求异，在“异”上创新。力求时宜性，讲究时效性，注意合理性，强调可受性。为此，一要因势而变，更新策划观念。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把“发现”和乐趣还给读者，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二要前瞻预测，触动读者最敏感的神经。努力做到揭示矛盾抓难点，删繁就简抓特点，以宏观视野抓新点，反弹琵琶抓冷点，从而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人好我快”的态势，以实现新闻策划的预期目标。三要深入挖掘，打造独家新闻。做到展示独特发现，给受众留下不可忘却的印象；挖掘独特的思想，以深刻的思想启迪人，以独到的见解吸引人，以新颖的理念撼动人。把策划的思想灵魂与选取独特事例有机结合起来，使独家新闻更加鲜活且具有说服力。

策划手段上的强化与炒作

新闻策划既要围绕一个事件、一个主题，按照新闻规律，进行发散式思维，又要从报道时机、报道手段上，进行多角度、多方位、深层次的系列报道、连续报道、组合报道和集中报道。这种强化性的报道容易引起共鸣，更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取得更佳的社会效益，这是现代新闻传播的客观要求。但这种强化式的新闻策划，必须是有效的、有序的、有度的策划。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媒体的新闻策划陷入了以下三个误区：一是走入了过多过滥、创意平庸的误区；二是走入了策划新闻的误区，不是对新闻报道进行策划，而是对新闻事实本身进行策划；三是走入了哗众取宠、虎头蛇尾的误区。新闻策划一旦走入误区，就会失实、失序、失度，进而变成炒作。所谓“炒作”，就是“为扩大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作反复的宣传”。但从实际运用和受众的印象分析，“炒作”常常有贬义色彩，它是用捏造、夸大、臆测等非常手段对某人或某事在一段时间内作集中的、连续的、有一定规模的“宣传”。这看起来与新闻策划手段上的强化是一样的，其实不然，无论在动机目的和价值取向上，还是在策划原则和对象来源途径上，都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的各级新闻媒体，在强化策划手段上，要着力于重大题材或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并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防止新闻策划手段的强化异化为新闻炒作，以炒取“热”，以热求“卖”，破坏党和人民“喉舌”的形象。

策划成本上的投入与产出

策划成本上的投入与产出，实际上是一个投入要适度的问题，也就是新闻策划带来的实际效益必须大于实际投入，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投入大于产出，那就得不偿失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表现为新闻策划的多与少。新闻媒体每天的报道内容是广泛的、大量的，没有必要全部去策划，也不能为策划而策划。策划只是媒体日常工作中的“阵地战”，策划选题一定要瞄准大众关注与政策导向的契合点。对这样的素材搞策划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确处理策划成本中投入与产出二者的关系，从质的方面来讲，首先要抓准、抓好选题；其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从普通的、大家都关注的选题中找准角度，整合出有独家见解、令人耳目一新的策划来。从量的方面来讲，即要根据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反对“唯策划论”。另外，针对某一专题的新闻策划，也要加以量的控制。切忌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个版，看似丰富斑斓，其实空洞无物，令人生厌。而那种不讲节奏、不讲张弛、不分轻重缓急，对什么都搞“地毯式轰炸”的做法，不仅出不了精品，反而会降低整个报道的质量，甚至会品尝到恶果。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篇10

面对央视与卫星频道的强势，地面频道在机制、定位等方面一直在努力，比如致力于扩大延伸产业链、力争做大做强，比如立足本土、贴近观众做好新闻与娱乐。但不管定位如何，机制如何，好的节目永远是频道生存之本。可以说，在拥挤的电视频道竞争中，做出好的节目，留住自己的受众，圈定自己的传播领域是地面频道立台之基础。对于地面频道来a说，什么是好的节目，怎样才能做出好的节目？为此，我们采访了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华工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黄匡宇。黄匡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电视内容和形式传播的研究，在新闻图像研究与传播方面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提出了“内容为王，形式是金”，“声画双主体结构”，电视节目的语言模型等观点。

内容为王：节目生存的基础

匡宇鉴言：评判好电视节目的观念是：内容为王，形式是金。内容为王的标准是：话题要有针对性、深刻性、独特性。

记者：“内容为王”这个概念许多传播学文论都有涉及，你的“内容为王”和他们有所不同吗？

黄匡宇：当然不同，他们倡导的是“内容为王，形式为轻”，认为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其实不然，电视节目内容的传播对形式的依赖远远超乎人们的习惯认识，电视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存活如唇齿相依，唇亡必齿寒。我提出的“内容为王，形式是金”，是强调二者不可或缺，两厢同样重要。

记者：怎么才能做好节目内容？

黄匡宇：做好节目内容要义有三：首先，话题要有针对性。所谓针对性，就是要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时代的思想脉搏，摸清受众所需所想，有的放矢地组织采访和制作。一是要求节目内容有针对性，即它所涉及的事件、人物或观点、思想，是受众所关心的，是他们想知而又不知道的。二是节目内容角度的针对性，“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内容要从激发受众的兴趣点上突出节目的个性。加强节目的针对性要防止两大弊端：一是依样画葫芦，选题跟着纸质媒体跑；二是闭门造车想当然，选题确立之后没有在深入采访掌握素材上下功夫，而是采用“万能画面”，配以“某人”、“某地”的解说模糊信息。两大弊端的结果是：节目内容陈旧、模糊，毫无针对性可言。

其次，内容要有深刻性。是指节目对事物本质的深入发掘，是把表层现象之下的实质揭示出来。那些善于把主题意蕴透彻表现的节目，总是十分注意让“意”一层一层地显现，使观众能够被引导着逐层深入地接近主题，完成“透过表象看本质”的认识过程。必须强调的是，节目思维首先是语言思维，是抽象理性的认识。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思维过程，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人脑里生成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产生了概括。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规律。优秀节目往往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深刻的差异。节目能做到想人之所想，而言人所未言，深刻性就水到渠成。

在这方面，我们的地面频道节目内容可以向港台的节目学习。香港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城市论坛》，它让市民及嘉宾发表意见，对社会、政治民生等议题展开实打实的辩论，比如关注言论自由的主题《论表达自由的空间》，嘉宾有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大学教授、保安事物委员会及立法会议员等，再加上节目现场市民火气十足的发言，保证了节目内容的可看性。还有关注世界时事的《美伊战事对世界局势的影响》等，内容饱满而真实，都是值得发掘的真话题、好话题，发表意见的各方也努力保持立场观点的多样性与客观性。当然，港台节目的内容出色，也是由他们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虽然我们的节目与他们节目的内容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是两者之间有可参照性，应该吸纳众多节目之所长为我所用。

第三，话题的独特性就毋庸多说了，就是“我有你无，你有我优”，充分体现栏目、节目内容的个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弊病的流行。

形式是金：60秒内节目形式定生死

匡宇鉴言：内容是没有可比性的，但形式是可通用的，在“形式选择”与“形式阅读”的今天，我们要向港台电视学习的主要是千金难求的形式。

记者：你一直强调电视节目形式的重要性，为什么？

黄匡宇：传播市场的现实表明：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节奏的提速，大众传播已经进入了“形式选择”与“形式阅读”阶段：报刊的大字标题、大幅图片编排，已为读者快速选择与阅读提供了可能；网站首页搜索目录的标题集合为人们快速寻找内容提供了方便；书籍大字图装帧风格的流行，以视觉冲击引起读者首先对形式的关注。被充分张扬的传播形式有效地降低了信息内容的“智力门槛”，为受众的“轻易选择”和“愉快阅读”创造了条件，表明“传播形式”已经真正得到了张扬，张扬内容必先致力张扬形式已是当代大众传媒人的共识。

鉴于当代阅读选择的需要，我们必须明白电视节目传播的特点是以时间为叠加而顺次进行的，开场锣鼓很重要，节目开始的几十秒钟能否抓住观众的兴趣是关键。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5年间调查了三千多个受众，搜集电视节目在一定时间内吸引他们停留注意的原因。结果表明：新闻节目在60秒内、综艺节目在90秒内、电视剧在120秒内、记录片在80秒内若不能在光、影、声、色上给人以形式上的冲击，观众则按动遥控器另寻“新欢”。我的受众调查样本研究还表明：某一频道的某一节目能在节目开始的60秒至120秒以过目难忘的形式留住观众3次，该频道某节目往往会成为某观众下次开机的首选。从这个角度看，电视节目传播的形式大于内容。

可以说，电视节目传播形式的良莠，决定频道的生死存亡。好的节目技巧要求做到：第一，形象生动，比如抓拍不摆拍；第二，思维性生动，比如两极镜头突变、蒙太奇跳跃带来的情节曲折；第三，细节性生动，比如对白问答、行为举止、字幕动画带来的深刻的信息记忆。有鉴于此，在电视节目摄制过程中，技巧首先孕育的是形式；在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节目首先吸引观众的是形式，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关注电视节目的传播形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关注孕育电视节目形式的技巧？

记者：在形式方面，我们应该向港台电视借鉴什么？

黄匡宇：首先是学习人家的竞争观念。港、台电视各台同城对等生存，竞争激烈，没有内地省、市各大的悠闲。在内地，省、市各只有一个主流频道，无论节目良莠，无论何等时段，他们得到的广告份额总是多于从属频道，一大、年深日久的频道优势消减了他们对节目精益求精的追求。

港台电视新闻节目中在注重报道内容的同时，亦十分注重传播形式的完美，他们的画面拍得漂亮，动画、特技、屏幕文字运用出色。他们快捷的报道、真实的场景、准确的镜头、明晰的信息引人注目，也给观众带来极大的信息享受。具体来说，首先港、台的电视新闻业者很讲求报道形式的时空速递。港、台同行凭借他们电视台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时空速递的独到理解，在采访报道中总是力求以最佳的传播形式将新闻的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及时地奉献给观众。在报道中，若遇上空间阻隔，他们则借助直升飞机与卫星的组合，提供快捷的新闻画面，以饱满的时空信息满足观众的欲求。

还有就是他们对镜头形式准确到位的追求。港、台电视新闻大都短小精悍。作为证实新闻内容的镜头语言来说，应该要准确到位，有效地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生动具体地证实新闻的可信性。港、台同行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高的素养：一是他们大都使用固定镜头、快切编辑的采编方法，镜头语言准确到位，显得简练、清晰；二是他们尽量减少现场记者出镜的时间，记者现场采访的镜头大都不编入画面播出，而是将同期声和播音稿融为一个整体，保证了整条新闻声画信息的明晰、流畅与简练。

最后就是要借鉴他们对语言形式的清晰传播。电脑及数字特技技术的发展，使得电视新闻的语言形式变得丰富多彩。在港、台电视新闻节目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们除了认真拍摄好每一幅新闻画面外，还一丝不苟地运用动画、特技、屏幕文字等后期制作技术，制作好每一幅与图像新闻相关画面，以准确的文字、图表语言补充图像语言叙事含混的弱点，务求使画面中的具象语言达到最佳组合，最终保证信息清晰地传播。港、台电视新闻同仁追求语言形式的清晰传播，是对电视新闻画面的语言的一种深层次的理解，是一种观念的嬗变。应该说，在他们的电视文化追求中，已不再一味崇拜图像的魅力，而是把抽象语言符号作为现代电视画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保证这一观念的实施，港、台各电视机构和新闻部中都专门设有制作组，以保证后期制作动画、字幕之需。

管理思维：抛开“收视率”，做好听好看的节目

匡宇鉴言：收视率只是“点人头式”的调查方式，只可以算出“有多少人正在看”，但却无法调查收视者对该节目的优劣评价。

记者：那怎么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是收视率吗？

黄匡宇：“收视率”，是近十年来中国电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上至高层兴废决策、中至栏目节目创设淘汰、下至节目编播制作评价，加上学者的推波助澜，“收视率”几乎被祭为中国电视节目生杀予夺的重要标准。显然，“收视率”已被我们的业者、学者推入了妖魔化的泥沼。因为，就收视率本身而言，无论是早期原始简单的日记法，还是近期经过全球认证的最先进的数字个人收视仪，它们产生的收视率数据只能大致反映某栏目、节目的开机状况，只能是“点人头式”的调查方式，根本无法对节目的细节内容与形式给出科学判断。因此，收视率高低与节目质量并无直接关系。以新闻栏目为例，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历来占据的是毫无竞争的垄断地位与黄金时段，其收视率虽然始终高居榜首，但并不能真正反映节目的细节内容与形式的精良。

记者：怎么改变这种状况？

黄匡宇：我认为在制作节目前，电视人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节目一定要好听好看，怎么做得好听，怎么做得好看，就怎么做。

首先是从节目的定位来看，要定位准确，搞清楚节目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做给谁听的，先定位以后再摸索好听好看的方法和内容。

然后从节目制作实际操作过程来说，我之前提到的话题的针对性、内容的深刻性和形式的技巧性要贯穿到节目的各个细节，包括从确定话题到采访环节，从演播室的机位、景别到在切换台上的导播，还有中间要怎么样过渡，怎么样进行节奏变换，转换观众的注意力，从一个新闻点走向另一个新闻点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地面频道的管理者应转变管理思维，尽快剔除收视率的蒙蔽，梳理改变粗放、简单的制作现状，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强化精品观念，应该将目光聚焦在广大的老百姓身上，琢磨怎样让他们感到电视是好听好看的。电视节目不具备报刊、书籍等空间媒体跳跃阅读和反复阅读的自由性。电视节目传播的时序制约性，将传播形式放大到了先于内容的首要位置。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收视率”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赖在“收视率”的妖魔化泥沼里打滚呢？

民生新闻是地面频道的衣食父母

匡宇鉴言：新闻立台是世界电视人的共识，“民生新闻是各类电视频道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未必是所有电视人想清楚了的命题。

记者：你是怎么看待民生新闻的？

黄匡宇：在传媒发展进入多元竞争的当今，关注民生、关注民生环境（精神的与物质的）是大众媒体无可旁贷的第一责任。新闻立台是世界电视人的共识，“民生新闻是各类电视频道，特别是处于非主流频道地位的地面频道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这未必是所有电视人想清楚了的命题。我认为，民生新闻是反现实传媒传播方式而动的，是传媒本性的回归。从大众传播所肩负的守望责任上分析，民生新闻的内涵应该包括民声、民讯、民督三个层面，分别是传播态度、传播立场、传播责任的转变。传媒产生之初，皆以传播民众生存、生活状况为己任。民声――传播态度，是由官到民的反动，让民声得以和鸣；民讯――传播立场，是对信息失衡的反动，最大限度保证民众的知情权；民督――传播责任，是对凡事为官相隐的反动，适时披露为官者之失误，并以公开信息促其改正完善，不失为实施社会性监督的良方。

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是有着革命意义的。首先，它在传播态度上以民本思想、平民视角的内容，将知情权和话语权交给了观众。它积极监督社会弊病，承担起了电视应有的社会公共服务意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民生新闻是我国电视新闻回归电视本性在形式上的一大进步。

记者：但是民生新闻似乎也开始被娱乐化了，庸俗化了，开始走下坡路？

黄匡宇：民生新闻走下坡路的主要问题是低俗化。民生新闻本来是地面频道的优势。但一种好的节目形式的诞生，很快就会被其它电视台复制。据我了解，一般省内除了一个卫星频道外，还有5―8个地面频道，在省会城市，市级台又有新闻、影视、经济、综合、少儿和教育等频道，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目标受众相同或相近，节目素材来源相近。有些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就走向边缘化，内容琐碎、浪情。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都是他们追求的内容。这也许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低些，再低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喜欢这种节目的，我们从民生新闻收视率的下降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低俗化不仅仅是民生新闻的问题，也是其他节目必须解决的，这是一个内容选择的问题。

解决民生新闻走下坡路的难题还有待电视人在选题、监督上下功夫，没有监督力度的民生新闻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走下坡路还有一个隐性问题，那就是至今为止“民生新闻”并未进入各级电视机构的上卫星的主流频道，像“南京零距离”等出现比较早的新闻栏目如今依然在本地地面频道的小范围里传播，节目里整天唠叨的“家事”、“小事”，几乎与“大事”无缘，“民督”深究的力度出不来，天长日久，观众势必厌倦，节目必然活力疲软。

民生的精神生存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民生新闻下一个阶段必须探索的事情，光讲故事是不行的。实际上，人的生存首先就是精神生存，你想生活得富裕，首先应该是精神的富裕，人的民主首先应该是精神的民主。

注释：①李元英.《地面频道之整体形貌》.《中国广播影视・2007TV地标专刊》.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