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欢野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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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依达拉奉；脑梗死；红细胞免疫功能；血液流变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1（c）-0077-02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daravone for the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and hemorheology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A Baoshan MA Te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Hospital of Yongni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Yongnian 0571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Edaravone for the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and hemorheology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98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uly 2011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daravone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and hemorheology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at first and second week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erythrocyte C3b receptor rosette rate and erythrocyte immune adherence promoting factor of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at first and second week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erythrocyte immunocomplex receptor chaplet rate were both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hemorheology indexes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Edaravone for the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and hemorheology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s obvious, and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se indexes.

[Key words] Edaravone; Cerebral infarction;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Hemorheology; Influence

脑梗死患者正确及时的治疗对于改善预后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其此时期的用药选择非常重要，其常规治疗包括溶栓、抗凝及消水肿等。依达拉奉作为一种脑保护剂，其在脑梗死的治疗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可以阻止疾病的发展，并对其预后起一定的改善作用[1]，同时其对患者的多项检测因子也有一定的影响[2]。本文中笔者就依达拉奉对脑梗死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进行观察。现总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月～2011年7月我院收治的98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对照组的49例患者中，男26例，女23例；年龄41～74岁，平均（58.4±4.6）岁；病程0.2～20.1 h，平均（7.5±1.8）h；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评分）6～22分，平均（8.3±1.4）分。观察组的49例患者中，男27例，女22例；年龄42～74岁，平均（58.7±4.4）岁；病程0.2～19.8 h，平均（7.6±1.7）h；NIHSS评分5～22分，平均（8.2±1.5）分。两组患者各项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给予针对性的常规治疗，主要给予患者溶栓、抗凝等治疗，必要者给予甘露醇等消除水肿的药物。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依达拉奉进行治疗，给予患者依达拉奉30 mg加入生理盐水（NS）中静脉滴注，2次/d，连用2周。

1.2.2 检验方法 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1、2周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统计及比较，治疗前以患者入院治疗时取血为准，治疗后1周及2周则以晨起空腹血进行检测。红细胞免疫功能本研究主要检测其中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和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采用酵母菌玫瑰花环法进行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采用MVIS-2012全自动血液流变分析仪进行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的检测所得数据采用软件包SPSS 13.0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处理，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红细胞免疫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1、2周的红细胞免疫功能指标水平进行统计比较，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和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治疗后1周及2周，观察组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和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均高于对照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具体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比较

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1周及2周的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进行统计比较，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全血黏度（低切、中切、高切）、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及红细胞聚集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而治疗后1、2周观察组的全血黏度（低切、中切、高切）、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及红细胞聚集指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具体见表2。

3 讨论

脑梗死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血管狭窄或者闭塞从而引起脑部供血不足，主要临床表现与脑损害的部位、脑缺血性血管大小缺血的严重程度、发病前有无其他疾病以及有无合并其他重要脏器疾病等有关。严重患者可危及生命，早期的治疗主要为溶栓、抗凝剂消除水肿。以往的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往往伴有血液流变学方面的异常变化，且幅度较大[3-4]，同时红细胞免疫功能状态也是反映机体免疫及炎症状态的有效因子指标，其在此类患者中呈现异常的变化。以往对于依达拉奉的研究认为其是一种脑保护剂（自由基清除剂），可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从而抑制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神经细胞的氧化损伤，故其可以阻止脑水肿和脑梗死的进展，并缓解所伴随的神经症状，抑制迟发性神经元死亡，故在脑梗死的治疗中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5-6]。

本文中笔者就依达拉奉对脑梗死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与未采用依达拉奉的患者进行对比，发现其在改善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均有明显的作用，在治疗后不同时期（1周及2周）的效果均优于未采用依达拉奉的患者，说明其在起效快及疗效佳方面的优势均较突出，肯定了其在本病治疗中的可取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依达拉奉对脑梗死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较明显，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这些检测指标，可在此类患者中应用。

[参考文献]

[1] 胡海涛，吴继敏，王爽，等.依达拉奉对局灶性脑缺血的保护作用[J].中国药学杂志，2005，40（19）：1463.

[2] Midorikawa S，Sanada H，Hashimoto S，et al. Enhancement by homocysteine of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 gene expression and secretion from vascular endothelial and smooth muscle cells [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00，272（1）：182-185.

[3] 伍德生，李强.依达拉奉对血塞通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凝血纤溶系统的影响[J].中华全科医学，2011，9（9）：1347.

[4] Adya R，Tan BK，Chen J，et al. Pre-B cell colony enhancing factor（PBEF）/visfatin induces secretion of MCP-1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role in visfatin-induced angiogenesis [J]. Athero- sclerosis，2009，205（1）：113-119.

[5] 董同忠.依达拉奉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研究[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1，1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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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舞蹈；吴越文化；稻作渔捞；民风习俗

中图分类号：J-7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7-0100-02

丰富多彩的吴歌吴舞在江苏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物史料，自宋以下，民间乐舞有了新的发展，江苏民间歌舞也在这一时期更加蓬勃兴盛。据统计，至今流传的江苏民间舞约有三百六十余种，数量多，内容和形式也很多样。江苏民间舞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受稻作渔捞文化的影响，有的直接源于民风习俗文化，有的由此派生而来，有的与本地区其它艺术交融和分化，因此，凸现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审美价值。

一、稻作渔捞文化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必须有赖于地域性的自然条件。江苏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地势平坦，间有丘陵；滨江临海。水系发达。这种自然环境，不仅为水稻种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提供了捕鱼水产的便利渠道。吴越人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发明并发展了水稻种植业，同时也掌握了捕捞水产的技术，形成了以种植水稻为主，捕捞水产为辅的生产模式，延绵持续了几千年。建立在这种生产模式基础之上的吴越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色――稻作鱼捞文化。它既不同于北方民族的狩猎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旱作农业文化，甚至也不同于南方内地某些地区纯稻作文化，以及某些海岛的海捞文化。在吴越地区，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已完全融合为一体，并体现在物质、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这种地域文化直接影响了江南民间舞蹈的历史成因、表现内容、表演形式，也培养了江苏民间舞蹈独具个性的文化特质。收集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卷》中的江南民间舞蹈，无一不是江苏人民稻作渔捞生活的反映。

江苏自古以农业为本，农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期待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流传至今的“社火”，就是溯源于上古的社祭活动。始于奴隶社会的“腊祭”，也是于每年岁终祭祀和农业有关的神祗。民族发展史研究表明，稻作民族生产过程中的祭祀活动是稻作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稻作民族精神文化的纪实与表现。吴越先民在种植水稻过程中，水灾、旱灾、虫害以及杂草是影响稻谷收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候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消除虫灾、草患这二大灾害，因而，人们总是把鸟视为神灵，当作图腾来崇拜。于是每当破土开荒、播种、插秧、收割，甚至谷物进仓等都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这就形成了节令性的民俗祭祀活动。民间舞蹈与节令习俗是紧密相连的。例如，《跳当当》、《跳幡神》、《跳五猖》等就是在祭祀过程中跳的舞蹈。

流传在南京和苏北农村的《花香鼓》，出自民间祭祀活动“春供秋祭”，即清代的“香火会”。在“香火会”中香火童子用神道礼仪和击鼓跳舞表演等方式，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以达到求祥纳福的目的。《花香鼓》唱词中有：“香童本是男子汉，男扮女装请神灵，穿女褂，系女裙，头上扎条女手巾，手中执的花香鼓，脚跳周朝五岳神，花香鼓。列国流传到如今。”舞蹈表演就是祭祀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舞者一般都持鸟兽为道具而舞，其目的都是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男欢女喜》也是反映当时祭祀活动的舞蹈之一。

《渔蓝虾鼓》的舞蹈动作韵律，则源于水乡渔民捕渔捉虾时所乘的“乒乓船”。所谓“乒乓船”是渔民们在小船上脚踏一块方形的小木板，通过双膝不断上下微微颤动，使小木板发出“乒乓”的敲击声。在劳作时，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人体自然随着小船而左右摆动，从而形成“欲动先出胯，迈步微微颤”的舞蹈风格。“虾鼓”表演者的双手始终在身前绕8字，这是模拟了渔民左手执箩，右手捏刹子，将虾赶入箩中的动作。表演时，动作柔韧、无棱角，这是由渔民在水中赶虾时受水的阻力所形成的动作韵律。《渔篮虾鼓》盛行于江阴东部一带。

二、民风习俗文化的融合

民风习俗是民间艺术活动的土壤，也是民间舞蹈产生的基础。老百姓往往把理想和愿望，通过这些盛大的民俗活动来表达。流传至今的社火、灯节等，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为江苏民间舞蹈的保存、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叶顾禄所著《清嘉录》，记叙了当时吴中岁时风俗，其中关于迎春“社火”的记载有：“行春之仪：附郭县官，督委坊甲，装扮社伙，如《观音朝山》、《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名色种种。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另《仪征岁时记》记载了清末民初的民间艺术活动：“元宵前后，龙灯之外，俗尚花鼓灯。其前八人涂面扎抹额，手两短棒，日大头和尚，与戴方巾、穿红绿亵衣日呆公子者，互相跳舞。”这些史料所记录的吴地风尚习俗，至今大部分保留在江苏广大地区。有些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

民风习俗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表象，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区的经济状态和风土人情的差异，在舞蹈的表现上也会形成各自的风格特色，即使是同一个舞种，也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貌。现将江苏按地域分为苏南、苏北和徐淮三个地区。同是在江苏，而这三个地区的舞蹈是各具特色不尽相同的。

苏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谓“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素有“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之称。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民间舞蹈，从总体上看，大都具有文采风流之雅趣，柔美、委婉和抒情之风格。舞蹈中的女角，具有婀娜曲线的身姿，含情微笑的神态，呈现轻盈委婉、纤秀灵巧、温柔妩媚的和谐之美。山明水秀，风光宜人的苏南，其民风习俗总是溶于秀美、恬静的山山水水之中，显露出美丽水乡的特色。丰富多彩的水乡民俗活动，塑造了苏南民间舞蹈的文化特质。苏州的《摇快船》、昆山的《拜香舞》、常熟的《浒浦花鼓》、无锡的《渔篮花鼓》、江阴的《采桑舞》、宜兴的《男欢女喜》等，就是苏南民间舞蹈委婉、柔美的典型。

苏北地区古属扬州、徐州，与安徽省接壤，所以经济、文化亦互有影响。因此，舞蹈风格多样，有雅致秀美的，有刚劲质朴的，也有活泼风趣的。但苏北民间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舞蹈的技艺性比较高，有些甚至带有杂技表演的性质。苏北的盐城、射阳等地素称杂技之乡，这一带许多的民间舞也受其影响，经常带有高难度的技巧，这给苏北民间舞增添了不少光彩。例如，南通如皋的《杨柳青青》，南通如东的《水流星》，盐城大丰的《跳财神》、《跳加官》，盐城的《二龙夺珠》等，就反映了苏北民间舞蹈刚劲、活泼的技巧性特点。

徐淮地区的民间舞蹈。徐州夙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多侠义豪杰之士，西楚霸王项羽生于宿迁，汉高祖刘邦生于沛 县。不管是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还是项羽的《虞兮歌》，都是悲壮凄怆，催人泪下的慷慨之辞。徐州地处四省，即苏、鲁、豫、皖之交，又是五省(通往河北)通衢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战事之地，古有“自古彭城到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之说。彭城，即今徐州。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徐淮舞蹈一般都具有刚健、粗犷、朴实的风格。体现了徐淮人民的勇武和力量。例如，徐州睢宁县的《云牌舞》、《龙虎斗》，徐州邳县的《旗锣会》等表现出这种特色。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它紧密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活动在民俗环境之中。民俗活动在江南可谓是丰富多彩，江南民间舞蹈，因此得以在民俗活动中轮番登台，所产生的民俗效应其意义极为深远。从江苏民间舞蹈的种类来看，主要以花鼓、莲湘、及各色以灯为道具的舞蹈。江南民间有句俗语：“锣鼓一响，脚底发痒”。这说明江南人不仅喜欢看民间舞，而且会直接参与。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记载：“斗野丰年屡，吴台乐事并；酒炉先叠鼓，灯市早投琼。……轻薄行歌过，癫狂社舞呈(民间鼓乐谓之社火，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乐)，街市管弦清。”反映了上元佳节良宵美景。《立春日郊行》：“竹拥溪桥麦盖坡，土牛行处亦笙歌。”描写了立春时的迎春仪式和歌舞。《四时田园杂兴》：“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追鼓过清明。”吟唱清明节的田野风光和农家乐事。在这些诗句中，如实地记下了当时民间歌舞的活动情况。

三、与其它艺术的互融

长期以来，江苏民间舞蹈通过传承、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的体现是与本地区的其它艺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民间舞蹈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本土艺术文化的养料，才成为这个地域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

民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这一方水土的民族精神的缩影。江南民间舞往往用当地的民歌体例的形式加以表现，不仅以民歌曲调表现或诙谐、或活泼、或抒情的舞蹈特点，而且，有些民歌的唱词，还用来反映舞蹈的情节和情绪。《渔篮花鼓》中的唱词，将苏南渔妇的优美体态和善良的心地刻画的淋漓尽致。“小小渔妇生得娇，青兜头布绿束腰。丈夫吃了渔家饭，但愿苍天保佑好。手拿渔篮岸上跑，肩挑担子手叉腰。”《渔篮虾鼓》中的唱词，更是将苏南人所崇尚的鱼妇之美渲染得惟妙惟肖：“大姐生得好，拍粉画眉毛，耳戴金环两边飘。二姐生得好，嘴唇薄俏俏，说起话来真轻巧。身穿绿夹袄，外用背带罩，八幅罗裙拖在脚跟梢。”民歌与民舞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有专家在概括吴越民间舞蹈的艺术特点时这样说道：“舞蹈与歌唱紧密结合，载歌载舞，歌的内容就是舞得目的。”

武术，作为古老的表演形式，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概和伟力，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江苏民间舞中有的融入了武术的招式。例如：无锡马山地区的《马灯》，表演是常常出现武术中的“转身避刀”、“盾下藏神”、“跨腿月”等动作，既加强了马夫百折不饶的威严，又渲染了马夫勇于拼搏的神力。流传在苏州太仓地区的《矛子舞》，在时，就是配合太平军军事训练的一种武艺。

篇3

唐大中至咸通、乾符以来，诗人们在宗法前人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自己的创作道路。大中前期，以许浑、刘沧为代表的格律诗人致力于山水、怀古诗的创作，逐渐使七律艺术达致熟练之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兼容诸家，取精用宏，在发展完善律诗、绝句的表现手法，丰富咏史、咏物诗之境界等方面创获颇丰，其中对于心灵世界和绮艳题材的开拓，尤具诗史意义。大中后期，随着两大诗人群体在“夕阳无限好”的凄丽余晖中退出诗坛，晚唐诗歌也随着大唐帝国一起走向了暮霭沉沉的黄昏。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韦庄《咸通》)随着世风的急剧腐化，咸、乾士风更加隳坏，士人们生活态度上放荡无忌，尽决藩篱，创作趣尚上“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吴融《禅月集序》)。元人辛文房感慨系之道摘要：“观唐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在蝉噪蛙吟声中，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返棹下流，更唱喑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醴，而乍爽玄酒”。他们以复古求新，有意和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和衰微时代紧密相联系，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诗歌中汲取营养，将浅俗表现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创作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势若微阳战阴，冲密云而吐丹气，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在晚唐诗坛放射出最后光线。由于时代和才力所限，寒士们未能越出前人樊篱而卓然成家，他们在艺术上所做的不懈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汉乐府民歌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表现现实人生，抒发真情实感，其语言朴素精炼，风格清新流畅，胡应麟赞之为摘要：“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摘要：“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汉乐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旨在总结人生经验，说明生活道理，对于生死、贫富、盛衰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新问题抒发感慨，其形式或为谣谚，或为寓言，带有教训告诫意味。元白的新乐府继续了汉、魏乐府“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向民间歌谣学习，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寒士们学习汉乐府民歌和新乐府的精神和语言，他们不仅在乐府古风的创作中自觉地继续了元白的浅俗范式，还将其运用至格律诗的创作中，为律诗的通俗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乐府诗本可人乐，诉诸听觉而非完全由视觉接受，其独特的表现方法，和雅言系统的文人作品大异其趣，它非凡的朴、拙、自然等趣味，正为志在复古的尚俗寒士们所喜爱，他们醉心学习和模拟，以致在他们仿作的乐府，甚至近体诗中，都带有民歌清浅自然的风味。他们极少用典，善用白描，直抒胸臆，毫不掩饰。皮日休的《三羞诗》、《正乐府十篇》，远承汉魏乐府谣谚，近师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语言通俗、朴质平易是其长，然排比见迹、显露无余是其短。皮日休在格律诗中用清浅之语言，流利之音节，跳踯之句法，破前人惯用之音节词汇，自制音响，实已开宋诗先河。如《西塞上泊渔家》摘要：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风根坐钓矾。

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

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

西塞上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

此诗前六句细写渔家境趣，如数家珍。首联“静倚”二字绘出渔父悠然自适的神情。中间两联描写渔家日常生活摘要：中妇采桑以供蚕事，小儿买蓑以备风雨，见渔家各尽其事、勤于治生；雨过有莼菜之滑，春后有鲈鱼之肥，是渔家衣食丰足、风物情佳。结言自己“隔波相羡”之意，表露对田园隐逸生活的依依向往之情。全诗刻画真切，语言秀雅，风格淡逸，颇具宋诗之概。又如《送从弟归复州》摘要：

羡尔优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吴天。

车螯近岸无妨取，舴艋随风不费牵。

处处路傍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

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

此诗夸竟陵美景，羡弟得以归家。首联叙相别之意，点出故乡景物和吴天不异。中二联总写“似吴天”摘要：上联，车螯近岸而可取，舴艋随风而易行，写归途之风物；下联，处处稻熟，家家莲开，写归家时景候。尾联设想其弟到家之事，竟陵南塘之鳊，风味正不减吴地鲈鱼之美，归正其时，可以享用。全诗以亲切的话语，平易晓畅的民歌格调，叙写吴地至家乡竟陵一带的美丽风光，洋溢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

陆龟蒙曾在《甫里先生传》中曾这样自述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摘要：“少攻歌诗，欲和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已。”陆龟蒙咸通年间和皮日休唱和吴中，学韩愈诗风，逞才炫博，驰骛新奇，“另开僻涩一体”，胡震亨评其诗“墨彩反复黯钝者，当由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人诗耳”。其后退隐江湖，回归自然，吸取江南民歌《吴声歌》的营养，仿乐府古题而作《古意》、《杂兴》、《古态》、《洞房怨》、《南塘曲》、《风人诗四首》、《乐府杂咏六首》、《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二首》、《子夜变歌三首》、《江南曲五首》、《陌上桑》等，深婉缠绵，情韵悠扬，保持了民歌清新流畅的风味和情调。

陆龟蒙隐居松江期间创作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明丽、流畅如歌的语言，描画家乡吴中秀美的山川风光，表达自己山林恬适之趣，其《自遣诗三十首》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其一摘要：

五年重到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

更喜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

诗写远客乍归，满目新奇，流露出对家乡田园山水的无限依恋心情。又如其二十五摘要：

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

漪澜未碧蒲犹短，不见鸳鸯正自由。

描写南国水乡春色，可谓诗中有画。《怀宛陵旧游》也是清隽秀逸、情景融会的佳篇摘要：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胱青山李白楼。

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通首以“佳地”二字贯下，次句写宛陵名胜，文士风流，

三、四句用俊逸之语绘出一幅绝妙景致摘要：斜辉映溪，风动酒旗，影照春流，巧妙传达出诗人对旧游佳地的魂牵梦萦之情。《和袭美春夕酒醒》以潇洒自然、情趣盎然之笔，勾画出自己浪迹江湖、悠然自得的闲散之情摘要：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月色、花影、醉人浑然一体，化合成春意、美景、诗情、高士的翩翩韵致。

曹邺诗中有大量的乐府旧题，如《徒相逢》、《筑城曲》、《战城南》、《长相思》、《东武吟》、《蓟北门行》、《代罗敷诮使君》、《怨歌行》、《不可见》、《薄命妾》、《放歌行》、《代班姬》等，此外还有仿效元白新乐府而自创的新题乐府，如《望不来》、《古相送》、《去不返》、《思不见》、《乐府体》、《南征怨》、《古词》、《古莫买妾行》等，古辞古韵，诸体略备而意深语健。但由于过分追求质直简切，有些诗歌语言枯燥干涩，缺少灵动之气，这也是其他乐府古风诗人的通病。

曹邺中岁归隐田园后，“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题山居》)，秀色可餐的阳朔山水，安置了诗人飘泊的心灵。他的七言绝句以农村为题材，用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叙事写景，直寻兴会，其清淡冲旷的风格，深得乐府遗意和陶诗韵致。如《田家效陶》摘要：

黑黍舂来酿酒饮，青禾刈了驱牛载。

大姑小叔常在眼，却笑长安在天外。

全诗用简淡之笔，以农家的淳朴淡泊，映现出功名富贵的虚妄。从农家媳妇的口吻中，真切地表达了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和世无争的心理状态。又如《早秋宿田舍》摘要：

涧草疏疏萤火光，山月朗朗枫树长。

南村犊子夜声急，应是栏边新有霜。

诗人夜宿农家，亲涉农事，和农村的种种物事皆能亲切交流，他熟悉这里的一切，成了农家的一员，能够从秋夜牛犊的鸣叫声中，推想出栏边早霜的微寒。又如《老圃堂》摘要：

召平瓜地接吾庐，谷雨乾时偶自锄。

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

《史记·萧相国世家》摘要：“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诗用召平瓜事，写自己摆脱名利，耕读田园，甘心淡泊的闲适生活和愉悦心境。语言浅俗，感情深沉。

三、四句用拟人之法，以“欺”点睛，妙传早春之神，春风那如孩儿调皮捣蛋而又天真可爱的神态如可触摸。

尚俗寒士中的乐府古风诗人多承继着汉乐府和元白新乐府的浅俗传统，为求诗歌内容的明晰，不论在古体诗或近体诗中，他们多采用语法结构较为松散的散文语法，力求使诗歌意象清新，易于浮现。他们的诗歌语言合乎日常语言习惯，易于知解；诗中极少使用散漫式的语言，或省略过多的叙述方式。总之，他们以听者的感官能在瞬间接收、连贯成完整的形象或意象为首要的考虑。如刘驾的《桑妇》摘要：

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

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

四邻无去伴，醉卧青楼晓。

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

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

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

诗歌的语言未经任何复杂的改造，矢口而出，明白如话，声调婉畅，内容浅近，保存了民歌的天然韵味。

为了易于知解，尚俗寒士们在诗歌意象的传达和语法的运用上，也遵循着乐府民歌的传统手法，诸如镶嵌、重叠、排比、递进、顶真之类，通过形式上的拙趣，产生声音反复、回环的韵律效果；或者采用较为直接的感叹、设问、呼告等表意方法，表达激烈、直露的情绪。乐府诗中一贯使用的基于音、义和形的拙趣，他们也加以巧妙的承袭，即使是在近体诗中，他们也没有因近体诗的习惯而遽加改变，有时反倒更加强调民歌手法以增添趣味。如刘驾在七言绝句的尾联，有意连用三个叠字，从而形成一种非凡独创的句法，在晚唐绝句中别具一格摘要：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春夜》)

几岁干戈阻路岐，忆山心切和心违。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秋怀》)

清秋新霁和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望月》)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郭中感怀》)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晓登成都迎春阁》)

叠字的使用，正是听觉效果的一种设计，它固然强化了意象上细腻刻画的奇巧，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诗家追求诗歌声音的动听、生动的艺术效果，从而也加重了诗中情感表现的力度。这正是民歌纯朴表现技巧的灵活运用。

尚俗寒士中的罗隐、杜荀鹤和李山甫三人，则将浅俗之风引入律诗创作，走出了一条七律平易通畅的道路。尽管前人对此褒贬不一，但他们在律诗体式上的创格之功则是有目共睹，不可忽视。明人许学夷云摘要：“开成许浑七言律，再流而为唐末李山甫、罗隐诸子。罗、李才力益小，风气日衰，而造诣愈卑。故于鄙俗村陋之中，间有一二可采。然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气韵衰飒殊甚。唐人律诗至此乃尽敝矣。”又云摘要：“初唐七言律，质胜于文，盛唐文质兼备，大历而后，文胜质衰，至李山甫、罗隐诸子，则文浮而质灭矣。”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云摘要：“七律至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又云摘要：“乐天之后，又有罗昭谏，安得不成宋人诗。”朱克生《唐诗品汇删·七言律》云摘要：“杜苟鹤、李山甫则委巷说矣。”又《幕府燕闲录》云摘要：“杜苟鹤诗鄙俚近俗”。而洪亮吉则云摘要：“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曹毓德《唐七言律诗钞》云摘要：“罗昭谏之笔健气雄，分道扬镳，并属全唐后劲。”顾云也在《唐风集序》中极力推崇杜荀鹤之诗摘要：

咏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顺，人伦纲纪备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萎介。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悉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也。

平心而论，罗隐等人将声律对偶和浅近通俗结合起来，将七律由主观抒情引向客观纪实，叙事抒情委婉流畅，如话家常，议论明快尖锐，饶有风趣。其中一些诗句类乎格言成语，为人们广为传诵。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杜荀鹤罗隐诗》云摘要：

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社荀鹤诗，如曰摘要：“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赠僧》)曰摘要：“乍可百年无称意，难叫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曰摘要：“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闻子规》)曰摘要：“拳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秋宿临江驿》)曰摘要：“世间多少能言客，谁是无愁行睡人。”(《秋夕》)曰摘要：“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赠质上人》)曰摘要：“莫道无金空有寿，有金无寿欲如何。”(《戏题王处士书斋》)罗隐诗，如曰摘要：“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曰摘要：“今宵有酒令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曰摘要：“能消造化凡多力，不受阳和一点恩。”(《登高咏菊尽》)曰摘要：“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水边偶题》)曰摘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曰摘要：“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劳为谁甜?”(《蜂》)曰摘要：“明年更有新条在，搅乱春风卒未休。”(《柳》)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

《石园诗话》卷二论李山甫云摘要：

篇4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